文献通考卷二
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聚敛刻急。旧制，田税每斛更输二斗，谓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输二斗，谓之“省耗”。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致堂胡氏曰：“百姓输税足，雀鼠耗蠹仓廪，乃有司之责，而亦使百姓偿之，敛税重矣。然称之曰‘雀鼠耗’，尚为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偿。十、百、千、万，有定数矣。以八十为百，既非定数，然出入皆然，尚为均一，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税，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头子者。故曰作法於贪，敝将若何！章以此佐国用於一时，信号为能臣，然国所以兴而遂亡，身所以贵而遂杀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谓时之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可不戒哉！”
周广顺二年，敕：“约每岁民所收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馀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於邻国。”先是，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国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偿以盐。晋天福中，并盐不给。汉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至是，李建议均於田亩，公私便之。
显德二年，敕：“应自前及今後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业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庄园交还一半；五周年後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其承佃户自出力盖造到屋舍，及栽种树木园圃，并不在交还之限。如五周年後归业者，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废桑土，承佃户自来无力佃莳，仰交割与归业户佃莳。其近北诸州陷番人户来归业者：五周年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此外不在交还之限。应有冒佃逃户物业不纳租税者，其本户归业之时，不计年限，并许总认。”
洪氏《容斋随笔》曰：“国朝当五季衰乱之後，随宜损益，然一时设施，固亦有可采取。”今观周世宗显德二年射佃逃田诏敕，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舍去物业三五十年，妄人诈称逃户子孙，以钱买吏，而夺见佃者，为可叹也。
三年，宣三司指挥诸道州府，今後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徵，永为定例。又敕：“旧制，织造纟、纟由、绢、布、绫、罗、锦、绮、纱、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後，并须及二尺五分，不得夹带粉药。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十二两；其纟、纟由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纟由、绢，依旧长四十二尺。”
洪氏《容斋随笔》曰：“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於此。”
显德四年，敕节文：“诸道州府所管属县，每年夏税徵科了毕，多是追县典上州会末文钞，因兹科配敛掠。宜令今後科徵了足日，仰本州但取仓场库务纳欠文钞，如无异同，不在更追官典。诸道州官管内县镇，每有追催公事，自前多差衙前、使院职员及散从、步奏官。今後如是常程追催公事，令府望知後承受递送，不得更差专人，若要切公事及军期，不在此限。”
按：五季离乱之时，世主所尚者，用兵争强而已。其唐明宗、周世宗粗为有志於爱民重农者。有如农务未开而受理词讼，徵科既足而追会科敛，皆官吏奸贪之情，为闾里隐微之害。而天成、显德之诏敕，丁宁禁切之，於倥偬日不暇给之时，而能及此，可谓仁矣。
显德五年，赐诸道均田诏，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渐宁，言念地征，罕臻艺极，须议并行均定，所冀求轻重。卿受任方隅，深穷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乡闾致之源，明示条章，用分寄任。伫聆集事，允属惟公。”乃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使诸州检定民租。
先时，上因览元稹《长庆集》，见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令制素成图，直考其事，以便观览，遍赐诸道，议均定民租。至是，乃诏行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周末，遣使度田不实，至是，上精择其人，仍加戒饬。未几，馆陶令坐括田不实，杖流海岛，人始知畏。
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由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莱。上悯之，乃诏禁止，许民辟土，州县无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
止斋陈氏曰：“按孔氏《阙里志》云：先是，历代以圣人之後，不预庸调，至周显德中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又按：太平兴国中，遣左补阙王永、太仆寺丞高象先均福建田税，岁蠲伪闽钱五千三百二十一贯、米七万一千四百馀石。用知周朝均田，孔氏抑为编户，本朝至蠲伪闽之敛以数千万计，以其政之宽猛，足以卜其受命之长短矣。”
又命课民种树，每县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令、佐春秋巡视。宣州言州境无隙地种莳，虑不应诏旨。乃令诸州随风土广狭，不宜课艺者，不须责课。太平兴国二年，又禁伐桑枣为薪。
遣使监输民租，惩五代藩镇重敛之。阎式等坐监输增羡贬杖，常盈仓吏以多入民租弃市。
建隆四年，诏令逐县每年造形势门内户夏、秋税数文帐，内顽滑逋欠者，须於限内前半月了足（系见任文武职官及州县势要人户。雍熙四年，又诏形势户纳租於三限前半月足。）
诏诸州勿得追县吏会末（即周显德四年所禁）。
令诸州受民租籍，不得称分、毫、合、勺、铢、、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金银成钱。
诏曰：“自顷兵荒，人民流徙，州县未尝检覆，亲邻代输其租。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即检视之。”
乾德四年，诏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倘规致於羡馀，必深务於掊克。知光化军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仓场主吏，有羡馀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此苟非倍纳民租，私减军食，何以致之？宜追寝其事，勿颁行，除官所定正耗外，严加止绝。”
大中祥符八年，复诏禁诸仓羡馀。
开宝三年，诏诸州府两税所科物，非土地所宜者，不得抑配。
六年，诏诸仓场受纳所收头子钱，一半纳官，一半公用，令监司与知州、通判同支使。头子钱纳官始於此。
止斋陈氏曰：“是岁，令川陕人户，两税以上输纳钱帛，每贯收七文，每匹收十文，丝绵一两、茶一斤、秆草一束各一文。头子钱数始略见於此。”
谨按：咸平三年十月，三司权判孙冕等奏：“天下诸夏秋税斛斗收仓耗例，并夏秋税斛斗、匹帛诸般物色等收头子钱，遍令检寻，不见元定宣敕。”又按：後唐天成二年，户部奏：“苗子一布袋，令纳钱八文，三文仓司吃食补衬。”长兴元年，见钱每贯七文，秆草每束一文盘缠，其所收与开宝数同，则头子旧有之，至此稍条约之耳。康定元年三月，三司子，除利、益、梓、夔四路外，馀路自今头子钱并令纳官。头子钱尽纳官始於此。熙宁二年十月，提举河北常平广惠仓皮公弼请今来给纳，欲每贯、石收五文足。诸路依此。则给纳并收头子钱始於此。政和四年四月，湖南转运司奏，应给应系省钱物，许每贯、石、匹、两各收头子钱五文，乞专充补助。直达纲之费增收钱始於此。自增收之请，起宣和六年闰三月，发运判官卢宗原欲於淮、浙、江、湖、广、福九路应出纳钱物，每一月交收头子钱一文，充籴本。靖康元年罢。绍兴五年四月，总制司状：“赋入之利，莫大於杂税、茶盐出纳之，若每贯增头子钱五文，有益於国计。”专切措置财用所看详：“系省钱物，依节次指挥，每贯共收二十三文省，一十文作经制起发。今相度将杂税出纳每贯收见钱上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县旧得一十三文省，经制一十文省，馀入总制窠名。”十年七月，应官司收支钱物，量添头子钱每贯一十文足。至绍兴十年，诸司钱物不复分别，并每贯收四十三文矣。乾道元年十月，复添收一十文足，至今为定制。
八年，诏今後民输税纟由不满半匹，绢不满匹者，许计丈尺纳价钱，得以三户五户聚合成匹送纳烦扰。
三月，诏曰：“中国每租二十石输牛革一，准千钱。西川尚存伪制，牛驴死者，革尽输官，宜蠲去之，每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
太平兴国二年，江南西路转运使上言：“诸州蚕桑素少，而金价颇低，今折税，绢估小而伤民，金估高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馀以次增损。”从之。
景德五年，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税请以金折纳。上曰：“若是，则尽废耕农矣。”不许。
端拱元年，诏纳二税於各路元限外，可并加一月限（元限见後唐天成四年）。或值闰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令有司临时奏裁。纳租，官吏以限外欠数差定其罚。
淳化元年，诏江南、两浙承伪制重赋流亡田废者，宜令诸州籍顷亩之数，均其赋，减十分之三，以为定制。召游民劝其耕种，给复五年，州县厚慰抚之。
淳化四年，诏曰：“户口之数，悉载於版图；军国所资，咸出於租调。近年赋税减耗。簿书纠纷，州县之吏非其人，土地之宜不尽出，小民因以多辟，下吏缘而为奸，乃有匿比舍而称逃亡，挟他名而冒耕垦，征役不均於苦乐，收敛未於轻重。宜示询求，以究情伪。今诸路知州、通判，限诏到具如何均平赋税，招辑流亡，惠恤鳏穷，窒塞奸幸，及民未便等事，限一月附疾置以闻。”
先时，知封邱县窦比上言：“畿甸民苦税重，兄弟既壮乃析居，其田亩聚税於一家即弃去。县案所弃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及冒名佃作。愿一切勘责。”上颇闻其，乃赏擢比，俾案察京畿诸县田租。比专务苛刻，以求课最，民实逃亡者，亦搜索於邻里亲戚家，益造新籍，甚为烦扰，凡数月，罢之。
五年，宋、亳诸州牛多死，官借钱令市牛。有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不用牛，以人力运之。诏依其制造成以给，民甚赖之。
五月，诏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岁取於民，吏督甚急，或杀耕牛供官，非务农重之意。自今後官造弓弩，其纵理用牛筋，他悉以马筋代之。”
至道元年，除兖州岁课民输黄{艹剖}、荆子、茭芟十六万四千八百围，因令诸道转运使，检案部内无名配率如此类者以闻，当悉蠲之。
六月，诏曰：“近岁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莱，招诱虽勤，逋逃未复，宜申劝课之旨，更示蠲复之恩。应州县旷土，并许民请佃为永业，仍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二分之一。州县官吏劝民垦田之数，悉书於印纸，以俟旌赏。”
开封府言：“京畿十四县，自今年二月以前，民逃者一万二百八十五户。访闻多有坐家申逃，及买逃户桑土，不尽输税，以本户挟佃诡名，妄破官租，及侵耕冒佃，近居遥佃，妄称逃户，并以己租妄保於逃籍者。”诏殿中丞王用和等十四人分行检视，限一月，许其首露，不复收所隐之税。诏下，归业者甚众。
二年，以陈靖为劝农使。
靖时为直史馆，上言曰：“谨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浙右、陇蜀、河东等处，地里远，虽加劝督，未能遽获其利。古者强弱枝之法，必先富实於内。今京畿周环三二十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一二，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逃亡既众，则赋税岁减而国用不充，敛收科率，无所不行矣。游惰既众，则地利岁削而民食不足，寇盗杀伤，无所不至矣。臣望择大臣一人有深识远略者，兼领大司农事，典领於中，又於郎官中选才智通明，能抚字役众者为副，执事於外，皆自京东、京西择其膏腴未耕之处，申以劝课。臣又尝奉使四方，深见民田之利害，莱极目，膏腴坐废，亦加询问，颇得其由，皆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之，扰之尤甚。
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幕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於损益。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Т，则乡里检其资财，至於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如授臣斯任，则望备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之辈，诱之耕垦，未计赋税，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耕桑之外，更课令益种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馈之资，咸俾经营，并令条制。俟至三五年，生计成立，恋家怀土，即计户定征，量田输税，以司农新附之名籍，合计府旧收之簿书，斯实敦本化人之宏量也。
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缗钱，或以市糇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受，委於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直，依时价折估，纳之於仓，以成数开白户部。”上览之喜，谓宰相曰：“靖此奏甚有理，可举而行之，正朕之本意。”因召对奖谕，令条对以闻。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其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其田验肥瘠为三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二。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及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七十亩，三丁五十亩，二丁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後计其租，馀悉蠲。令常参官於幕职州县中各举所知一人堪任司农丞者，分授诸州通判，即领农田之务。
又虑司农官属分下诸州，或张皇纷扰，其事难成，望许臣领三五官吏於近甸宽乡设法招携，俟规画既定，四方游民必尽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吕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望以其状付有司详议。”乃诏盐铁使陈恕等共议，请如靖之奏。乃诏以靖为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上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为费官钱多，万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寝。
按靖所言，与元魏孝文时李安世之策略同，皆是官取荒闲无主之田以授民。但安世则仿井田，立还授之法，而此则有授无还，又欲官给牛、种等物贷之，而五年後，方收其租，责其偿，此所以费多而难行。然前乎此，有至道元年之诏；後乎此，咸平二年之诏。至道之诏，劝诱之词意恳切；咸平之诏，关防之规画详明。虽不必如靖所言张官置吏，计口给田，多费官钱，而自足以收劝农之效矣。
真宗咸平二年，诏曰：“前许民户请佃荒田，未定赋税，如闻抛弃本业，一向请射荒田。宜令两京诸路晓示，应从来无田税者，方许请射系官荒土及远年落业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敕，於十分内定税二分为永额。如见在庄田土窄，愿於侧近请射，及旧有庄产，後来逃移，已被别人请佃，碍敕无路归业者，亦许请射，州县别置籍钞上，逐季闻奏。其官中放收要用田土，及系帐逃户庄园、有主荒田，不得误有给付。如抛本业，抱税东西，改易姓名，妄求请射者，即押归本贯勘断。请田户吏长常切安抚，不得搅扰。”
咸平六年，广西转运使冯琏上言：“廉、横、宾、白州民田虽耕垦，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上曰：“遐方之人，宜省徭赋。”亟命停罢。
大中祥符元年，诏：“版籍之广，赋调方兴，尚虑有司有循旧式，资一时之经费，俾邻郡以均输。况稼穑之屡登，宜庶民之从便，宜蠲力役，用示朝恩。应诸路今年夏税赋，止於本州军输纳。”又诏：“河北罢兵，其诸州赋税，止於本处送纳。”
诏：“夏税，诸州军所纳大小麦，纳外残欠，许以秋色斛斗折纳。”
四年，诏诸州所须繁碎物折便以正税折斛者皆罢。大中祥符五年，上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令转运司揭榜示民。其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六年，知滨州吕夷简请免税河北农器，诸路农器悉免输算。
天禧四年，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取民籍视其差等，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自景德中置劝农之名，然无职局，至是，始置局案，铸印给之。
开宝末，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
至道二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
天禧五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
大凡租税有、帛、金铁、物产四类。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祭，六曰菽，七曰杂子（粟之品七：曰粟、小粟、梁、硷、┒粟、秫米、黄米。稻之品四：粳米、糯米、水、旱稻。麦之品七：曰小麦、大麦、青稞麦、<麦广>麦、青麦、白麦、荞麦。黍之品三：曰黍、蜀黍、稻黍。祭之品三：曰祭、秫祭、{麻黍}祭。菽之品十六：曰豌豆、大豆、小豆、绿豆、红豆、白豆、青豆、褐豆、赤豆、黄豆、胡豆、落豆、元豆、荜豆、巢豆、杂豆。杂子之品九：曰脂麻┒子、稗子、黄麻子、苏子、苜蓿子、莱子、荏子、草子）。布帛丝绵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纟，六曰纟由，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
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钅，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六畜之品三：曰马、羊、猪。齿、革、翎毛之品七：曰象牙，麂皮，鹿皮，牛皮，狨、鹅翎、杂翎。竹之品四：曰{冉}竹、箭竹、箬叶、芦{废}。木之品三：曰桑、橘、楮皮。麻之品五：曰青麻、白麻、黄麻、冬、苎麻。草之品五：曰紫苏、茭、紫草、红花、杂草。刍之品四：曰草、稻草、穰、茭草。油之品三：曰大油、桐油、鱼油。纸之品五：曰大灰纸、三钞纸、刍纸、小纸、皮纸。薪之品三：曰木柴、蒿柴、草柴。杂物之品十：曰白胶、香桐子、麻鞋、版瓦、堵笪、器、苕帚、麻翦、蓝淀、草荐）。
至道末，岁收三千一百七十万七千馀石，钱四百六十五万六千馀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五千馀匹，纟、纟由二十七万三千馀匹，布二十八万二千馀匹，丝线一百四十一万馀两，绵五百一十七万馀两，茶四十九万馀斤，刍茭三千馀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馀围，薪二十八万馀束，炭五十三万馀秤，鹅翎、杂翎六十二万馀茎，箭八十九万馀只，黄铁三十万馀斤，此皆逾十万之数者，他物不复纪。天禧末所收：增一百七万五千馀石，钱增二百七十万八千馀贯，绢减一万馀匹，纟、纟由减九万二千馀匹，丝线减五十万五千馀两，布增五万六千馀匹，绵减一百一十七万五千馀两，茶增一百一十七万八千馀斤，刍茭减一千一百万五十馀围，蒿减一百万馀围，炭减五十万四千馀秤，鹅翎、杂翎增一十二万九千馀茎，箭增四十七万馀只，黄铁增五万馀斤。又鞋八十一万六千馀量，麻皮三十九万七千馀斤，盐五十七万七千馀石，纸十二万三千馀幅，芦{废}二十六万馀张。大率名物约此，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视当时所须焉。
岁时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官庄、屯田、营田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食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赋，计丁率米是也。其输有常处，而以有馀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须，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纾民力也。自祖宗承五代之乱，王师所至，首务去民疾苦，无名苛细之敛，革几尽，尺缣斗粟，无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後或岁凶，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丁谓尝曰“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盖谓此也。
乾兴元年十一月（时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诏限田：公卿以下过三十顷，衙前将吏应复役者过十五顷，止於一州之内。而任事者以为不便，寻废（详见《差役门》）。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又禁寺观得市田。
天圣初，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後收赋，减旧额之半。後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期，百司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
时天下生齿日蕃，田野多辟，独京西唐、邓尚多旷土，唐州闲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以卒屯田，或请废为县。嘉中，赵尚宽守唐州，劝课劳来，岁馀，流民自归及自他所至者二千馀户，引水溉田或数万顷。诏增秩赐钱，留再任。
宝元中，诏诸州旬上雨雪，著为令。
皇中，作宝岐殿於苑中，每岁诏辅臣观刈麦，罕复出郊矣。
皇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馀顷。
治平中，四百四十馀万顷。
皇、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其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增倍。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为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馀万顷矣。盖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姑著其可见者如此。治平中，废田见於籍者，犹四十八万馀顷。景时，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於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谘蔡州。谘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馀顷，均其赋於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馀顷，而岁入九乃减七十一万八千馀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以为不便，诏如旧。嘉时，复诏均定，命三司使包拯与吕居简、吴中复总之，继以命张、吕公弼，乃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均。已而复罢，才均数郡田而已。
天圣时，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税，谓之‘罚税’，他州无此比，请除之。”诏可。自是州县有言税之无名若苛细者，所蠲甚众。
自唐以来，民计日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所谓“杂变之赋”也，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扰，民以为患。明道中，因诏三司，“沿纳”物以类并合。於是三司请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百姓便之。
凡岁赋，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皇中比景德之数，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百姓，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减者，又不在此，盖不可悉数云。
神宗熙宁元年，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言：“在法，请田户五年内，凡科役皆免。今汝州四县，如有客户不过一二年，便为旧户纠决，与之同役，以此即又逃窜，田土多荒，乞仍旧法五年内无差科。”从之。
初，赵尚宽、高赋为唐州守，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无旷土。至是，转运司以土辟税百亩增至二十亩。御史翟恩言，恐再致转徙，宜戒饬使者，量加以宽民。诏从之。
唐、邓、襄、汝州，自治平以後，开垦岁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乃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元元年罢之，大观三年复元丰法，俄又罢之。
二年，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事。应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旱、堤堰、沟洫之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
六年，司农寺请立劝民种桑法，天下民种桑柘，得增赋。先时，河东等户以桑之多寡为高下，故植桑者少，蚕织益微。至和中，诏罢之。时又立法劝民栽桑，有不趋令，则仿屋粟、里布为之罚，民以为病。既而诏罢之。
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八月，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辩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之。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沟、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六年，诏土色分五等，疑未尽，下郡县物其土宜，多为等以期均当，勿拘以五。七年，诏从邓润甫之请，京东十七州选官四员，各主其方，分行郡县，各以三年为任。又诏每方差大甲头二人、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验地色，各勒甲头、方户同定。诏灾伤路分权罢。司农寺言：“乞下诸路及开封府界，除秋田灾伤三分以上县权罢外，馀候农隙。”河北西路提举司言，乞通一县灾伤不及一分勿罢。
元丰元年，诏：“京东东路民诉方田未实，其先择词讼最多一县，据各等第，酌中立税，候事毕无讼，即案以次县施行。”
五年，开封府言：“方田法，取税之最不均县先行，即一州而及五县，岁不过两县。今府界十九县，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请岁方五县。”从之。其後必岁稔农隙乃行，而县多山林者或行或否。
七年，京东东路提举常平等事燕若古言：“沂、登、密、青州田讼最多，乞择三五县先方田。”诏候丰岁推行。
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骚扰，诏罢方田。天下之田已方而见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顷云。
五年，都水使者范子渊奏：“自大明抵乾宁，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顷，乞募人耕植。”从之。先是，中书言：“黄河北流，今已淤断，恩、冀下流，退皆田土，顷亩必多。深虑权豪横占，及旧地主未归，乞诏河北转运司，候朝廷专差朝臣同司职官同立标识，方许受状，定租给授。”
天下总四京一十八路，田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内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官田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三顷。
右此元丰天下垦田之数，比治平时所增者二十馀万顷。按：前代混一之时，汉元始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馀顷，隋开皇时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馀顷，唐天宝时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八千馀顷，其数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或四倍有馀。虽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蓟，西不得灵、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图，亦半为边障屯戍之地，垦田未必多，未应倍蓰於中州之地。然则其故何也？按：《治平会计录》谓田数特计其赋租以知其顷亩，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馀万顷。盖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又按：《食货志》言天下荒田未垦者多，京襄唐、邓尤甚，至治平、熙宁，相继开垦，然凡百亩之田，起税止四亩，欲增至二十亩，则言者以为民苦赋重，再至转徙，遂不增。以是观之，则田之无赋税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盖田数之在官者，虽劣於前代，而遗利之在民多矣，此仁厚之泽所以度汉唐欤！
二税：熙宁十年见催额五千二百一万一千二十九贯、石、匹、斤、两、领、团、条、角、竿。
夏税一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五贯、匹等： 内银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两钱 三百八十五万二千八百一十七贯 斛斗三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五石 匹帛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三百匹 丝绵五百八十四万四千八百六十一两 杂色（茶盐 蜜 麴 麸 面 椒 黄蜡 黄蘖 甘草 油子 菜子 蓝 纸 苎麻 木 柴 茆铁 地灰 红花 麻皮 鞋 板 瓦）百二十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二斤、两、石、角、筒、秤、张、塌、条、檐、团、束、量、口。
秋税三千五百四万八千三百三十四贯、匹等： 内银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七两 钱一百七十三万三千二贯 斛斗一千四百四十五万一千四百七十二石 匹帛一十三万一千二十三匹 绵五千四百九十五两 草一千六百七十五万四千八百四十四束 杂色（茶 盐 酥 蜜 青盐 麴 油 椒 漆 蜡 枣 苎麻 柿子 木板 瓦 麻皮 柴 炭 蒿 茅 茭 草 蒲席 铁 翎毛 竹 木 芦{废} 鞋）一百九十四万四千三百一斤、两、石、口、根、束、领、茎、条、竿、只、檐、量。
开封府界田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一顷六十七亩，官田五百一十六顷六十四亩，见催额四百五万五千八十七贯、石、匹、两、束、量（夏税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四贯、石、匹、两、束、量。秋税三百五万六千一百六十三贯、石、束、斤、量、两）。
京东路田二十五万八千二百八十四顷六十亩，官田八千九百九顷一亩，见催额三百万九百一贯、匹、两、石、束、量（夏税一百五十五万五千八百八十贯、匹、两、石。秋税一百四十四万五千二十一贯、石、束、量）。
京西路田二十万五千六百二十六顷三十八亩，官田七千二百八顷八十八亩，见催额四百六万三千八百七十贯、石、匹、两、量、角、束（夏税一百四十四万九百三十二贯、石、匹、两、量、角、个。秋税二百六十二万二千九百三十八贯、石、匹、束、量、两、个）。
河北路田二十六万九千五百六十顷八亩，官田九千五百六顷四十八亩，见催额九百一十五万二千贯、石、匹、两、量、斤、束、端（夏税一百三十九万三千九百八十三贯、石、匹、两、量、斤。秋税七百七十五万八千一百七贯、匹、石、斤、束）。
陕府西路田四十四万五千二百九十八顷三十八亩，官田一千八百五顷二十二亩，见催额五百八十万五千一百一十四贯、石、匹、端、两、斗、量、口、斤、根、束（夏税一百一十一万一百五贯、石、匹、端、两、斗、量、口、斤。秋税四百六十九万五千九贯、石、匹、端、量、束、斤、口、根）。
河东路田十万二千二百六十七顷三十亩，官田九千四百三十九顷三十亩，见催额二百三十七万二千一百八十七贯、石、匹、量、两、斤、束（夏税四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五贯、匹、石、两、量。秋税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二贯、石、匹、量、两、斤、束）。
淮南路田九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四顷二十亩，官田四千八百八十七顷一十三亩，见催额四百二十二万三千七百八十四贯、石、匹、两、斤、秤、角、量、领（束夏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二百四十九贯、石、匹、两、斤、秤、角、量。秋税一百六十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贯、石、匹、束、领、量）。
两浙路田三十六万二千四百七十七顷五十六亩，官田九百六十四顷四十二亩，见催额四百七十九万九千一百二十二贯、石、匹、两、领（夏税二百七十九万七百六十七贯、石、匹、两、斤。秋税二百万八千三百五十五贯、石、匹、领）。
江南东路田四十二万一千六百四顷四十七亩，官田七千八百四十四顷三十一亩，见催额三百九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贯、石、匹、两、斤、束、领（夏税二百万四千九百四十七贯、石、匹、两、斤。秋税一百九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二贯、石、束、匹、领、斤）。
江南西路田四十五万四百六十六顷八十九亩，官田一千七百六十四顷五十七亩，见催额二百二十二万六百二十五贯、匹、石、两、斤、领（夏税七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八贯、匹、石、两、斤。秋税一百四十七万一千九百三十七贯、石、斤、领）。
荆湖南路田三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九十六亩，官田七千七百七十二顷五十九亩，见催额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二贯、石、匹、串、斤、束、茎、两（夏税四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四贯、石、匹、两、串、斤。秋税一百三十六万八千二百四十八贯、石、匹、斤、束、茎）。
荆湖北路田二十五万八千九百八十一顷二十九亩，官田九百三顷七十八亩，见催额一百七十五万六千七十八贯、石、匹、两、张、量、塌、条、束、斤、领、竿、只（夏税五十一万五千二百七贯、石、匹、两、张、量、塌、条。秋税一百三十六万八千二百四十八贯、石、匹、斤、束、茎）。
福建路田一十一万九百一十四顷五十三亩，官田五顷三十七亩，见催额一百一万六百五十贯、石、匹、斤（夏税一十八万六千二百九十二贯、石、匹、斤。秋税八十四万四千三百五十八贯、石）。
成都路田二十一万六千六十二顷五十八亩，官田六十五顷一十九亩，见催额九十二万六千七百三十二贯、石、匹、两、张、斤、担（夏税七万五千八百贯、石、匹、两、张、斤。秋税八十五万九百三十二贯、石、匹、束、斤、担）。
梓州路田为山崖，难计顷亩，见催额八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七贯、石、匹、两、斤、担、束、量（夏税二十三万八千九百八十三贯、石、匹、两、斤、担。秋税五十九万三千二百四贯、石、匹、束、量、斤、担）。
利州路田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一顷五亩，官田一千九十九顷八十四亩，见催额六十六万五千三百六贯、石、匹、两、斤、束、等（夏税一十八万六千七百二十四贯、石、匹、两、斤。秋税四十七万八千五百八十二贯、石、匹、束、斤、）。
夔州路田二千二百四十四顷九十七亩，官田二百二十三亩，见催额一十四万一千一百八十二贯、石、匹、两、团、斤、角、束（夏税七万四千二百九贯、石、匹、两、团、斤、角。秋税六万六千八百七十三贯、石、匹、束）。
广南东路田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五顷一十八亩，官田二百七十顷七十二亩，见催额七十六万五千七百一十五贯、匹、斤、石（夏税一十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四贯、匹、斤。秋税六十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一贯、石）。
广南西路田一百二十四顷五十二亩，官田四百二十七顷二十八亩，见催额四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八贯、石、斤、束、领（夏税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二贯、石、斤。秋税三十四万三千二百七十六贯、石、束、领、斤）。
右以上系元丰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投进《中书备对》内所述天下四京一十八路垦田并夏、秋二税见催额数目，《国朝会要》及《四朝食货志》并不曾登载如此详密，故录於此。
●卷五 田赋考五
○历代田赋之制
哲宗元初，御史论陕西转运使吕太中假支移之名，实令农户计输脚钱十八，百姓苦之。乃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二等者支移三百里。第三等、第四等二百里，第五等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钱者，亦酌度分为三，各从其便焉。
六年，用有司议，河东助军粮草，支移无得输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免其折变。
绍圣元年，臣僚言：“元敕，典卖田宅，遍问四邻，乃於贫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宁、元丰法，不问邻以便之。应问邻者，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户内与所断田宅接者，仍限日以节其迟。”宋初，亦有问亲邻之法。
徽宗崇宁三年，宰臣蔡京等请复行方田，从之。推行自京西、河北两路始。
四年，尚书省言：“诸妄说方田条法，扇惑愚民，致贱价卖断田业，或毁伐桑柘者，杖以晓众。”从之。监察御史宋圣宠言：“元丰方田之法，废且二十年，猾吏毁去案籍，豪民毁坏界，乞按视补葺。”诏行下。
七月，诏：“方田路分，令提举司视税最不均县，每州岁方一县或两县，遇灾伤权罢。”
知开封府太康县李百宗上言：“州县官吏有苟简怀异之人，往往以本县丰熟妄为灾伤，以避推行。或有好进之徒，以人户实被灾伤妄为丰熟，务要邀求恩赏，殊不能体朝廷使民之美意。乞觉察禁治。”从之。
五年，诏：“诸路见行方田，切虑民被方不均，公吏骚扰乞取难禁，除已方外权罢。”
大观二年，诏复行方田。
四年，诏：“去岁诸路灾伤，应已经方量而高下失当，见有陈诉，未为毕事，合依，已命权罢。其赋税，依未方时旧则输纳。”又诏：“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民户因此废业失所。监司其推原本制，悉加改正，毋失其旧。”
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极多，不下百数，及至均税，不过十等。第一等虽出十分之税，地土肥壤，尚以为轻；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卤，出税虽少，犹以为重。若不入等，而依条只收柴蒿钱，每顷不过百钱至五百，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税，其下色之地，与柴蒿之地不相远，乃一例每亩均税一分，上轻下重，故人户不无词诉。欲乞依条据土色分外，只将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亩均数。谓如第十等地，每十亩合折第一等一亩，即第十等内上等依元数，中等以十五亩，下等以二十亩折地一亩之类是也。”诏诸路概行其法。
五月，臣僚上言：“朝廷推行方田之初，外路官吏不遵诏令，辄於旧管税额之外，增出税数，号为‘蹙剩’，其多有一邑之及数万者。欲望下逐路提举司，将应有增税县分，并依近降指挥，重行方量，依条均定税数，不得於元额外别有增损。”止令提刑司体量诣实闻奏。
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後贫，自近及远。乃者漕臣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所谓支移，视地远近，递迁有无，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有移用，则任民以所费多寡自择，故或输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输脚费於所居之邑。折变之法，纳月初旬估中价折准，仍视岁丰凶定物之低昂，官吏得私其轻重。
初，京西旧不支移，崇宁中，将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也，今特免，若地里脚钱则宜输。”自是岁以为常。脚钱之费，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既当正岁之数，而反覆纽折，数倍於昔，农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漕司乃用是取办理之誉，言者极论其害。政和元年，遂诏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免之。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支移皆免。
重和，言者谓：“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折价既贱，输官必多，则公私乏利。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患无量。至於支移，徙丰就歉，理则宜然。豪民赃吏故徙歉以就丰，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下贫之户各免支移，估直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於追胥。”又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於绢；以钱较麦，麦亿於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前後奏请，帝必为之申禁且定法，而有司终不承恻怛之意焉。
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税，神考良法，陛下推行，今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谓缓而不迫矣。御史台受诉，乃有二百馀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七十亩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税一十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则增至一贯四百五十者，虔之会昌是也。盖方量官惮於跋履，并不躬亲，而行纟拍，验定土色，一任之胥吏。望诏常平使者密行检察，若未按举，他时有诉不平，则明加贬黜改正。”诏令诸路提刑司体问。
二年，诏罢诸路方田。又诏：“自今诸司得起请方田。诸路未方田县分已方量，赋役不以有无论诉，悉如旧额输税。民因方田而逃移归业者，逋欠并放。”
高宗绍兴元年，江西、湖南宣抚大使朱胜非言：“民之病，正税外科敷烦重。税米一斛有输至五六斛，税钱一缗有输及十八缗者，和籴与正税等，而未尝支钱。他皆类此。”又言：“输苗请以限前听民从便纳早占米充支用。”从之。江东帅臣李光言：“广德县秋苗旧纳水阳镇，乡民惮远。乞每一石贴三斗七升充脚剩，就本军送纳。自是立为年额。”诏蠲其半。
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昨朝廷展放淮南税限，闻州县有收撮课子之例，夏则撮麦，秋则撮。又有助军米、借牛租，名色十一，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敛如此，乃以爱惜民力欺朝廷，使百姓虚被放免之惠。盖税赋则所取少而有限，收撮则所取多而无时，今欲信朝廷宽恤之令，宽百姓输纳之力，除已立定课子合官私中分外，馀宜一切禁止。”权发遣淮南两路张成宪言：“还业之人税额未定，乞据实种顷亩权纳课子五年。”并从之。
七年，知扬州晁公武言：“朝廷以沿淮荒残，未行租税，民复业与创户者，虽阡陌相望，惧後来税重，闻之官者十才见一二。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望诏两淮更不增赋，庶民知劝。”诏可。
二十年，用正言章夏奏，诏州县收纳二税出剩数并附赤历，无得拨归公使库。
二十三年，张守帅江西，奏请蠲积欠预和买、和籴，上欲行之，时秦桧为相，方损度为月进，且日虞四方财用之不至，怒而不行。是时，两浙州县合纳绵、纟由、税绢、茶绢、杂钱、白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根括隐田，增添租米，加重於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纟钱、醋息钱、麴引钱，名色不一。曹泳为户部侍郎，又责荆南已蠲口赋二十馀万缗甚急。桧晚年怒不可测，而泳其亲党，凶焰炽然。盖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尝建言：国家经费，惟仰二税，乞蠲免，理宜禁绝。虽经界之行，或谓但求括摘漏税，亦无实惠及民，故民力重困，饥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绍兴三年，户部言：“人户抛弃田产，已诏三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拨充职田者，并听理认归业，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如孤幼儿女及亲属依例合得财产之人，委守令面问来历，取索契照。如无契照，句勒耆保邻佐照证得实，即时给付，或伪冒指占者论如律。如州县沮抑，及奉行不虔，隐匿晓示，委监司按治。”从之。
绍兴二年，工部侍郎李擢言：“平江府东南有逃田，湖浸相连，塍岸久废，岁失四万三千馀斛。乞招诱流民疏导耕垦，其不可即工者蠲其额。又郡民之陷虏者，弃田三万六千馀顷，皆掌以旧佃户，诸县已立定租课，许以二年归业。圭田瘠薄，民以旧籍为病，愿除其不可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後皆次第行之（此经界张本也）。
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税；二、推割不行；三、衙门及坊场户虚供抵当；四、乡司走弄税名；五、诡名寄产；六、兵火後税籍不信，争讼日起；七、倚阁不实；八、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税籍不实；十、逃田税偏重，人无肯售。经界正则害可转为利。且言：“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斛有畸，今按籍虽三十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斛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实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椿年尝知宁国县，宣谕使刘大中荐其练习民事，稽考税额，各有条理。五年秋九月召对，椿年奏：“州县不治，在不得人，若於二税稍加措置，不至大陷，用度自足。”寻通判洪州，屡迁浙东提举。八年春三月，三省奏：“台州有匿名书，称椿年刻薄等事，欲率众作过。”上曰：“兵火以来，官物多失陷，既差官检察，若稍留心，便生诬毁，此必州县吏所为。万一作过，当遣兵剿杀。”後卒无事。至是，乃建此议）。”上谓宰执曰：“椿年之论，颇有条理。”秦桧曰：“其说简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缘经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翌日甲午，以椿年为两浙运副，专委措置经界。椿年条画来上，请先往平江诸县（朱熹所谓“先自其家田上量起”者是也），俟其就绪，即往诸州，要在均平，为民除害，更不增税额。如水乡秋收後妄称废田者，许人告；陂塘塍埂之坏於水者，官借钱以修之；县令、丞之才短者听易。置图写墟亩，选官按覆，令各户各乡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赏罚，开谕禁防，靡不周尽。吏取财者论如法。
诏：“人户田产多有契书，而今来不上砧基簿者皆没官。”又诏：“州县租税簿籍，令转运司降样行下，真谨书写。如细小草书，官吏各科罪。其簿限一日改正，有欺弊者依本法。”并用椿年请也。
初，椿年置经界局於平江府，守臣周葵问之曰：“公今欲均赋邪，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当用图经三十万斛为准。”
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言：“国家平昔漕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馀万，加以和籴，而近岁上供才二百八十馀万，两浙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土，较之旧额亦亏五十万石。此盖税籍欺隐，豪强诡挟所致。比漕臣建议正经界，朝廷从之，望敕诸路漕臣各根检税籍。”
十四年，椿年权户部侍郎，仍旧措置经界。十二月，椿年以母忧罢，两浙运副王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
十七年，李椿年再权户部侍郎，专一措置经界。自椿年去位，有司稍罢其所施行者，及是免丧还朝，复言：“两浙经界已毕者四十县，其未行处，若止令人户结甲，虑形势之家尚有欺隐，乞依旧图画造簿，本所差官覆实。先了而民无争讼者推赏，弛慢不职者劾奏。”皆从之。椿年又言：“已打量及用砧基簿计四十县，乞结绝。其馀未打量及不曾用砧基簿，止令结甲县分，欲展期一月，许人户首实。昨已起新税，依额理纳，俟打量宽剩亩角，即行均减，更不增添税额。仍令都内人各书诣实状，遇有两争，即对换产税。”并诏可。
十九年，诏：“汀、漳、泉三州据见今耕种田亩收纳二税，未耕种者权行倚阁。”行经界法於诸路，而剧盗何白旗扰汀、漳诸郡，故有是旨。然汀在深山穷谷中，兵火之馀，旧籍无有存者，豪民漏税，常赋十失五六，郡邑无以支吾，於是计口科盐，大为民害。是年冬十一月，经界之事始毕。
初，朝廷以淮东西、京西、湖北四路被边，姑仍其旧，又漳、汀、泉三州未毕行。明年，诏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海外土产瘠薄，已免经界，其税额悉如旧。又泸南帅臣冯揖抗疏论不便，於是泸叙州、长宁军并免，渠果州、广安军既行亦复罢。自馀诸路州县皆次第有成。二十一年，前权发遣临江军王伯淮代还，言：“本州倚郭清江县修德乡有税钱四十馀贯、苗米四百馀石，人烟、田产并在筠州高安县祈丰乡。上项苗税，在经界法谓之‘佃’，在乡村谓之‘包套’。经界既定，两县随产认税，於是清江有税无田，高安有田无税，清江不免以无田之税增均於元额之田，高安即以无税之田减均於元额之税，是高安得偏轻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谨按：国朝淳化癸巳岁，诏建临江军，取筠之潇滩镇为清江县，割高安之建安、修德两乡隶之。新丰与修德接壤，故有交乡佃之弊，乞究实改正。”诏委转运卢奎措置。
◎受纳税限
建炎四年，右谏议大夫黎确言：“近岁贪吏至与专库分利，凡民户自诣输纳夏税，和买缣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留滞之苦，则委之揽纳之家而去。民有倍称之出，官受滥恶之物。”诏物帛非纰疏滥恶，官吏过有抑退者，许越诉。
绍兴三年，诏：“江、浙诸州县帛及折帛钱，并以七月中旬到行在。不足者，守、贰窜黜。”用户部请也。
四年，右司谏刘大中言：“契勘租税条限，系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纳毕，灾伤放免不尽者限一月。祖宗以来，未之有改。今户部令七月终以前数足，迫促太甚。纳毕者，人户送纳到官之期也；起发数足者，诸州团并起发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远近酌中言之，吉州陆路到临安二十八程，水程倍之。若依此，则须五六月纳足，岂不大段迫促？今户部不过以大礼赏格未足，上动朝廷，不知本部平时所管何事！平时蠹耗，未尝讲究；平时失陷，未尝稽考；乃临时画旨促限，变乱祖宗旧制，全不恤民。夫祀所以为民祈福也，迫取物帛，反为民害，有伤和气，有累圣德。”诏展限一月。
二十五年，户部看详，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下诸转运司依式制造，付州县行用输纳，庶免吏胥轻重其手，重为民病。
绍兴十年，臣僚言：“赋税之输，止凭钞旁为信，以升，帛以尺，钱自一文以往，必具四钞受纳，亲用团印：曰‘户钞’，则付人户收执；曰‘县钞’，则关县司销籍；曰‘监钞’，则纳官掌之；曰‘住钞’，则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今所在监、住二钞废不复用，而县司亦不即据钞销簿，方且藏匿以要赂。望申严法令，戒监司、郡守检察受纳官司，凡户、县、监、住四钞皆存留，以备互照。”从之。
三十二年，诏：“诸县人户已纳税租钞（和、预买纟由绢之类同），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人户赍出户钞，不为照使，抑令重纳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原。著为令。”
绍兴二十六年，户部言：“今年人户畸零租税，欲令依法折纳价钱，如愿与别户合钞送纳本色者听。”初，秦桧画旨，不得合零就整。至是，锺世明权侍郎，恐奉行抵捂扰民，乃奏行之。
◎预借
建炎四年，上初自海道回跸，夏五月壬寅，用江浙制置司随军转运刘议，於民预借秋科苗米。壬子，御史沈与求奏罢之。
绍兴五年，诏预借民户和买纟由绢二分，止输见缗，得抑纳金银。每千除头子钱外，縻费过十文。
十九年，诏禁止镇江府预借苗米。
◎支移折变
绍兴二年，左司谏吴表臣言：“诸州折变有至数倍者，请今後并以中价细估。”诏违法漕、宪各罚铜十斤。
三年，诏婺州额上供罗并权折价钱，以州人言每岁输纳两数太重故也。令二广人户税租合支移者，量地里远近递趱，无得过三百里。
四年，起四川布估钱。初，成都崇庆府、彭汉邓州、永康军六郡，自天圣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後不复予钱。至是，宣抚司又令民每匹输估钱三引，岁七十万匹，估钱二百馀万引（庆元初，累减至一百三十馀万引）。
六年，右谏议大夫赵霈言：“岳州自版籍不存，不以田亩收税，惟种一石作七亩科敷，而反覆纽折，有至数十倍者。”诏本路宪臣体究改正。
十年，明堂赦：“诸路州县人户合纳田税免收头子、市利、船脚等钱。”
十一年，臣僚言：“昨诏折帛钱以十分为率，纟由折二分，绢折三分，绵折五分，所以宽民力也。今州县乃尽令折钱，抵价收买，以取出剩。民户积欠许逐年随税带纳，今州县乃一并督输。乞诏有司禁约。”
十八年，知蕲州吕延年代还，言：“五季时，江南李氏暴敛害民，江西一路税苗数外倍借三分，以应军须。本朝官司名为‘沿纳’，盖谓事非创立，特循沿李氏旧法也。积岁既久，又以此项钱米支移折变，里巷之民，怨声犹在。乞量与裁定，仍将沿纳钱米免支移折变。”
二十八年，右正言朱倬奏：“福建米斗折纳八百有畸，倍於广右；近饶州乐平县亦科四百五十，恐别郡承风，有亏仁政。欲依祖宗折科法，合纳初定实价，耗费共不得过百钱，非紧急无得折科。”从之。
孝宗淳熙三年，刘邦翰、林枢奏：“湖北州县请佃官田，未归业人户见耕田，期以一年自陈，分三限起税；不实，许人告。”
臣僚言：“湖北人户广占官田，量输官赋，似为过优，此议者所以开陈告之门，而欲从实起税也。不思朝廷往日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仍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复履亩而税，孰肯远从力耕，以供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沣地接湖南，垦田犹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莱弥望犹昔，户口稀少，且非土著，皆江南狭乡百姓，老耄携幼远来请佃，所籍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立限陈首，诱人告讦，恐於公家无一毫之补，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年岁，平籴以实边，则漕运所省亦博。望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每年增额一分，或不愿开耕，即许退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
浙西提举颜师鲁奏：“今乡民於闲旷硗确之地，积日累月，垦成田围，用力甚勤，或未能以自陈起税，为人告首，即以盗耕罪之，给半充赏，其何以劝力田者哉？”上曰：“农民开垦旷土，岂可以盗耕之法治之！可止令打量起税。”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日民特以税重为害，正缘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馀，不免於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兵籍，广屯田，练民兵，乃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损省州县供军之数。使州县事力渐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徙之患。”
隆兴元年，诏：“应人户抛下田屋，如有归者依旧主，业已请佃者即时推还，出二十年无人归认，依户绝法。”
又诏：“贫乏下户，或因赋税，或因饥馑逃亡，官司即时籍其田土，致令不复归业。今州县申严赦文五年之限，应归业者即给还。”
◎受纳税限
绍兴三十二年，诏：“州县受纳青苗，官吏并缘多收加耗，规图滥数，肆为奸欺，虚印文钞给与人户，民相传，谓之‘白钞’。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今後违犯官吏并坐重典，仍没其家（此孝宗即位初诏）。”
乾道七年修《受纳苗米纵吏乞取法》，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同罪。
淳熙四年，执政奏：“往年谏官论州县先期趣办催科之弊，而户部长、贰执奏不行，谓递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钱，共六十一万贯，指拟支遣，若不预催，恐致缺课。”上曰：“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次日，奏：“户部每年八月於南库借六十万缗应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拨还。今若移此六十万缗於四月上旬支借，则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上喜曰：“如此措置，不过移後就前，得民力少宽，於公私俱便。”乃诏诸路州县并依条限催理二税，违者劾奏。十三年，赵汝愚守成都，民当输纳，使自概量，各持羡米去，民甚便之。
淳熙十一年，诏：“受纳绵并依法：夏税重十二两，和买重十一两，得过行拣择。如有纰疏糊药合退者，勿用油墨印，违许越诉。”
◎受纳税粮
十二年，臣僚言：“州郡取民无制，其尤害民者，改钞一事也。县以新钞输之州，州改为旧钞以受之。夫一岁止有一岁之财赋，一政止有一政之财赋，顾乃今岁所输，改以补去岁之亏，甚者以补数岁之缺；後政所输，改以偿前政之欠，甚者以偿累政之欠。而广右有此弊，而江浙此弊尤甚也。伏乞禁戢州郡，今後得改钞。”诏付户部。
光宗绍熙元年，秘书监杨万里上言：“民输苗则以二斛输一斛；税绢则正绢外有和买，而官未尝给直，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板帐钱，不知几倍於祖宗之旧，又几倍於汉唐之制乎？此犹东南之赋可知者也，至於蜀赋之额外无名者，不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赋敛，当节用度，而後财可积，国可足，然後赋可减，民可富，邦可宁。不然，臣未知其所终也！”
时金主新立，万里迓使客於淮，闻其蠲民房园地基钱，罢乡村官酒坊，减盐价，又除田租一年，窃仁义以诳诱中原之民，使虚誉达於吾境，故因转对而有是奏。
臣僚言：“今州县守令皆以财赋为先，不以民事为意。上供有常额，而以出剩为能；省限有定期，而以先期为办；斛、斗、升、合所以准租，而对量加耗；尺、寸、铢、两所以均税，而展取畸零。不求羡馀之献，则为乾没之谋，民财既竭，民心亦怨，饥寒迫之，不去为盗者鲜矣！”
绍兴元年，臣僚言：“诸路逃绝田产，自经界以来，今四十年，未闻一丁一户复业。夏秋官课，州责之县，县责之保、正长，其为扰甚大。乡村父老谓当春时布种，无一亩一角不耕之地。望下诸路县道，勒令乡胥指定逃田坐落，就令见耕种人请佃输官。”从之。
知漳州朱熹奏言：“经界最为民莫大之利，绍兴已推行处，图籍尚存，田税可考，贫富得实，诉讼不繁，公私两便。独漳、泉、汀三州未行，细民业去税存，不胜其苦，而州县坐失常赋，日月削，安可底止！臣不敢先一身之劳佚，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详则足为一定之法，行之略则滋他日之弊，故必推择官吏，委任责成，打量亩步，算计精确，攒造图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许过乡通户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本州有产田，有官田，有职田，有学田，有常租课田，名色不一，税租轻重亦各不同。比来吏缘为奸，实佃者或申逃阁，无田者反遭寄。今欲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几文，而总合一州诸色税租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一文纳米几何，只就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後，照元额分隶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色仓库。除二税簿外，每三年乡造一簿，县造都簿，通载田亩产钱实数，送州印押，付县收管，民有交易，对行批凿，则版图一定，而民业有经矣。又有废寺田为人侵占，许本州召人承买，不惟田业有归，亦免税赋失陷，又合韩愈氏‘人其人，庐其居’之遗意。但此法之行，贫民下户皆所深喜，然不能自达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辞说，以惑群听；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此则不能无虞。今已仲秋，向去农隙只有两月，乞即诏监司州郡施行。”又贻书宰辅云：“经界事讲究巨细本末，不敢不尽，规画措置，十已八九。盖以本州田税不均，州县既失经常之入，至取所不应取之财，以足岁计，如县科罚，州卖盐之类是也。上下莫能相正，穷民受害，有不忍闻。若不经界，实无措手。”先是，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两可之说，朝廷疑焉。著作郎黄艾轮对，又言之，且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众，商量一经界，累年而不成，大於此者若之何！”上乃谕辅臣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熹协力奉行，南方地暖，农务既兴，非其时也。熹犹冀嗣岁可行，益加讲究，每谓：“经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劳，而革数百年之弊，向後亦须五十年未坏，合令四县作四楼以宁簿籍，州作一楼以贮四县图帐。”条画既备，遍榜郡境，细民知其不扰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贵家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以摇之，至有进状言不便者，前诏遂格。阅两月，熹请祠去，寻命持湖南使者节，犹以经界不行自劾，议者惜之。
◎预借
乾道三年，知常州钱建入对，奏：“县令佐、税役、乡胥，陪贴钱物，至借贷税户，暗销官物，洎监司、州郡催督，又贴大胥以缓之，所以版曹财赋每每不足，其患起於细微，而所侵蠹甚大。”上然之。
淳熙十六年，两浙转运使耿秉奏，宜兴县预借今年、明年折帛钱共三万一千二百馀贯，望与除豁。诏令封椿库照数支还会子，付本县理还，今後再有预借，并知、通坐之。又诏令南库支还户部所借江山县折帛钱，其诸县预借，并令各州措置补还，庶绝其弊。
嘉定五年，臣僚言：“预借非法也，顽民、豪户易预借之名，而以寄库为说。当催夏绢，则曰有钱在官；及督秋苗，则曰未曾倒折。所寄者一半，而所逋者亦一半。今预借之弊在在有之，而江西特甚，乞严切禁止。预借之弊除，而输借之名正。”从之。
臣僚言：“四川州县二税积欠，其弊在吏。去去年预借今年秋科，今年预借明年夏科，有给钞而不销簿者，有盗印钞而匿财者，有私立领而官不受理者，有公吏揽取而不归公上者。一遇赦恩，吏之罪释然，而民之忧如故。乞下诸路遵守条约，得预借。”诏制、总两司觉察。
四川宣抚虞允文言：“州县预借人户税赋，合於总领所椿管，添造钱引三百万贯，委制、总及漕臣考实数补填。自今後预借，官以违制论，吏以盗论。”从之。
◎支移折变
隆兴三年，太府少卿鲁奏：“乞下户部将折帛以匹计者为钱有几，以尺计者为钱有几，自来全折钱处依旧外，馀丁盐、绵、绢及下户不成匹两者尽折钱。盖零细者利於纳钱，端匹者利於纳绢，出产去处便於本色，不出产去处便於折钱。若以见价纽折，其直必轻，则折帛之弊可革。请下诸路运司条约州县，劾其违者。”诏可。又诏今後折帛银并依左藏库价折纳，不得辄有减降。
淳熙八年，诏申严许从民便之制，若愿纳本色，州县勒令折钱，或愿纳价钱，揽户过数乞取，许诣转运司诉。
嘉泰三年，知绍兴府辛弃疾奏：“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如输纳岁计有馀，又为折变高估趣纳其一也。往时有大吏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万斛及钱百馀万缗，别贮之仓库，以欺朝廷曰‘用此钱籴此米’，还盗其钱而去。愿明诏内外台察劾无赦。”从之。
嘉定三年，江淮制置使黄度奏：“福州长溪县去州七八百里，苗米不能至州送纳，遂为揽户高价售钞，县又纵吏为奸。请照绍兴府新昌县例，明许折纳，县以钱上之州，州置场籴米。”从之。其後谏议大夫郑昭先奏：“福州苛取十一县输纳之赢，以补长溪折纳之数，是仅免长溪一邑跋涉之劳，而使十一县阴受侵渔之害。盖米可无籴，钱可无出，而自足支遣。望严行约束，违者重坐之。”
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如税绢出於蚕，苗米出於耕是也。今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明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於罚。”从之。
庆元六年，臣僚言：“折科太重，名目不一，州则增省额以敷於县，县则增州额以敷於民，反覆细折，何啻三倍！民困重敛，莫此为甚。”诏户部条约。
宁宗嘉定六年，监察御史倪千里言：“民常赋，丈尺版籍，自有定数。今催科故存畸欠，异日追畸零，或欠零寸，必纳全尺，此畸税漏催之弊。帛之尺寸，米之合勺，划刷根括，秋毫尽矣，乃於既足之馀，复有重催之害，一追再追，乞取浩瀚。此文引乞觅之弊。乞诏诸监司禁戢州县，措置更革，奉行不虔者劾治。”从之。
△代输
隆兴二年，知赣州赵公称收到宽剩钱十万馀缗，请为民代输今年夏税。
乾道二年，知邵州李元老奏，节省剩钱五十馀贯，乞理纳向後年分下户税赋。
淳熙五年，知昭州王光祖将郡计馀剩为民送纳夏料役钱。知隆兴府张子颜为八县人户代输二税旧欠。知江阴军林元奋将公使库趱到钱补足人户所欠上供本色夏税。八年，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岁为台、信等州代纳上供银二万四千两，系常赋外白科，苦民特甚。盖科取一害，先期预借一害，不给钞或勒重纳又一害。臣已措画为民代输淳熙九年一年上供银数齐足，乞从今禁预借，及不即给钞者官吏并坐之，许民越诉。”
十二年，知隆兴府程叔达乞蠲淳熙十年未纳苗税，其未纳苗税及上管分隶之数自行管认。赵汝愚知太平州、郑侨知建宁府、韩同卿知泰州、曾知婺州、宇文绍彭知太平州任内，俱撙节浮费，将州用钱为下等人户代输，并补还各郡积欠税赋、折帛等钱。谏议大夫郑昭先言，诸路县道抑令户长代输逃绝之户，往往破家。诏申严禁戢。
◎畸零
淳熙六年，临安府守臣吴渊言：“准乾道令：人户纳二税，每贯收朱墨钱二十文足，不成贯者收十五文，不成百者免收。今自九百九十文至一百文例取十五文足，显有不均。乞一百文收二文足，每一百增二文，至七百文省，即收十五文足，委是利民，且不冲改条令。”上曰：“畸零税赋纳钱不及一贯者，皆贫民下户，所当矜恤。”乃从之。
●卷六 田赋考六
○水利田
魏史起引漳水溉邺。
魏襄王时，史起为邺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赋田之法，一夫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乃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秦开郑国渠。
韩欲疲秦人，使毋东伐，乃使水工郑国说秦，令开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国，国曰：“始臣为，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乃使卒就渠。渠成，用溉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锺，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名曰“郑国渠”。
秦李冰开蜀渠。
秦平天下，以李冰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朋反），穿二江成都中，双过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公非刘氏《七门庙记》曰：“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者。问於居人：其田溉几何？对曰：‘凡二万顷。’考於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则祀之，若信者，可谓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遗，而怜舒人之不忘其思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贾以征伐显，交以出入传命谨信为功，此二者皆裂地为王，连城数十；代王喜以弃国见省，而子濞亦用力战王吴。独信区区，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兴万世之利，而爱惠岂与贾、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战，灭国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谓能，能杀人者也；与夫辟地垦土，使数十万之民世世无饥馁之患，所谓善养人者，於以相譬，犹天地之悬绝也。然覃、濞以功自名，信不见录，岂杀人易以快意，养人不见形象哉？然彼贾、濞之死，泯无闻久矣，而信至今民犹思之。”
按：此汉初之事，史所不载，然溉田二万顷，则其功岂下於李冰、文翁邪？愚读《公非集》，表而出之，以补遗轶。
汉文帝以文翁为蜀郡太守，穿煎氵臾（羊朱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人获其饶。
武帝开渭渠、龙首渠、白渠。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益肥关中之地，得。”天子以为然，令齐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记之），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渠下民颇得以溉田矣。其後，河东守番系请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皮氏，今龙门县地，属绛郡。汾阴，今宝鼎县地。蒲坂，今河东县地，并属河东郡），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ヂ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二百万石以上。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常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时越人有徙者，以田与之，其租税入少府也。稍，惭也。其人未多，故谓之“稍”）。
其後庄熊罴言：“临晋民（即今冯翊县）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重泉在今冯翊郡界，今有乾坑，即熊罴之所穿渠）故恶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於是为发卒万馀人穿渠，自徵（音惩）引洛水至商颜下（徵在冯翊郡，即今郡之澄城县。商颜，今冯翊县界）。岸善崩（洛水岸），乃凿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下流曰“颓”），东至山岭十馀里。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是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诸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泽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郑国之溉灌者。仰谓上向）。帝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约令。郡谓四方诸郡），其议减，令吏民免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平徭者，均齐渠堰之力役，谓俱得水之利）。”後十六岁，赵中大夫白公（此时无公爵，盖相呼尊老之称也）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音药）阳（谷口，今阳县治谷是也），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後。举锸为，决渠为雨（锸，锹）。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水停淤泥，可以当粪）。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之饶也。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馀岁，岁数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乃发卒塞瓠子决河，筑宫其上，名“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梁、楚乃无水灾。是後，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辅渠，倪宽所穿）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元帝时，召信臣造钳卢陂。
建昭中，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於穰县理南六十里造钳卢陂，累石为堤，傍开六石门以节水势，泽中有钳卢王池，因以为名。用广溉灌，岁岁增多至三万顷，人得其利。及後汉，杜诗为太守，後收其业，时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息夫躬传》：躬言：“秦开郑国渠以富国强兵，今为京师，土地肥饶，可度地势水泉，广灌溉之利。”天子使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躬上表，欲穿长安城，引漕注太仓下，以省转输。议不可成，乃止。
《翟方进传》：汝南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是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曲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後汉章帝建初中，王景为庐江太守。郡部安丰县有楚孙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废，景重修之，境内丰给（陂径百里，灌田万顷，在今安丰县界）。
顺帝永和五年，马臻为会稽太守，始立镜湖，筑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顷，至今人获其利。
晋武帝咸宁元年，东南水灾，杜预请决坏诸陂，从之。
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当阳侯杜预上疏曰：“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氵亭，高地皆多尧脊，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为思虑。臣愚谓既以水为田，当恃鱼菜螺蚌，而洪陂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及荆河州东界（兖州东界，今济阳、济阴、东平、鲁郡之。荆河州东界，今汝南、汝阴、谯郡之也）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
水去之後，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五必丰，此又明年之益也。”杜预又言：“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顷来户口日增，而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种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堰，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也。臣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垦至。臣又见宋汉、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按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伤败成业。
遵县领应佃三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无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馀顷，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馀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汉氏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先劝，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
其旧陂堰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早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长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为患，今因其所患而宣泻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常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朝廷从之。
按：水利之说，三代无有也。盖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广四尺，谓之沟；十里之成，广八尺，谓之洫；百里之同，广二寻，谓之浍。夫自四尺之沟，积而至於二寻之浍，则夫一同之，而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之制，捐赋税之入以治沟洫之利，盖不少矣，是以能时其蓄泄，以备水旱。子产相郑，犹必使田有封洫，盖谓此也。自秦人开阡陌，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沟洫之制大坏。後之智者，遂因川泽之势，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说兴焉，魏起、郑、白之徒以此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岁，不幸霪潦，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凯所以决坏堤防，以纾水患也。
张（音开）为晋陵内史，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乃立曲阿新丰塘（今丹阳郡），溉田八百馀顷，每岁丰稔。
宋文帝时，刘义欣为荆河刺史，治寿阳（寿春）。芍陂良田万顷，堤堰久坏，秋夏常苦旱。乃因旧沟引淠水（在汝南）入陂，伐木开溱，水得通泾，由是丰稔。
後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至镇，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镇，今灵武郡。富平，今回乐县）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馀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时高於河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既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小狭，水广百四十步。臣今请入来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占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尺，绝岸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馀顷。旬日之，则水一遍，水凡四溉，得成实。”从之。公私获其利。
裴延携为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不复，水旱为害。延携自度水形营造，未几而就，溉田万馀顷，为利十倍。
唐武德七年，同州治中得臣开渠，自龙首引黄河溉田六十馀顷。
贞观十一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称以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乃引雷陂水，又筑白城塘，溉田八百馀顷，百姓获其利。
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馀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堰遏费水。”太尉长孙无忌曰：“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发源本高，向下支分极众，若使流至同州，则水饶足。比为碾用水，泄渠水随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检渠上碾，皆毁之。至大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馀顷。
开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奏疏：三辅诸渠，王公之家缘渠立，以害水田。一切毁之，百姓蒙利。
广德二年，户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七十馀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
大历十二年，京兆尹黎开决郑、白二水支渠，毁碾，以便水利，复秦、汉水道。
建中三年，宰相杨炎请於丰州置屯田，发关辅人开陵阳渠（详见《屯田门》）。
贞元八年，嗣曹王皋为荆南节度观察使。先是，江陵东北七十里有废田旁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则为浸溢。皋始命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锺。楚俗佻薄，旧不凿井，悉饮陂泽。皋乃令合钱凿井，人以为便。
元和八年，孟简为常州刺史，开漕古孟渎，长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馀顷。十二月，魏博观察使田弘正奏准诏开卫州黎阳县古黄河故道，从郑滑节使薛平之请也。先是，滑州多水灾，其城西去黄河止二里，每夏雨涨溢，则浸坏城郭，水及羊马城之半。薛平询诸将吏，得古黄河道於卫州黎阳县界，遣从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田弘正，请开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与平皆以上闻，诏许之。乃於郑、滑两郡徵促万人，凿古河，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以注新河，遂无水患焉。
十三年，湖州刺史于ν复长城县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顷。
长庆二年，温造为郎州刺史，奏开复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利之，名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复为河阳节度使，奏浚怀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顷。
长庆中，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浚钱塘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见}，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顷，每一伏时可溉五十馀顷。作《湖石记》，言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则濒湖千馀顷田无凶年矣。
周显德五年，以尚书司勋郎中何幼冲为开中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泾水以溉田。
宋太宗皇帝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及临济令黄懋请於河北诸州置水利田，兴堰六百里，置斗门灌溉（详见《屯田门》）。
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程颢等八人充使。王临言：“保州塘泺以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里。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从之。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处，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
苏轼上书论之，略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皆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沮格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物，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熙宁四年，御史刘挚言：“内臣程、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开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权罢，则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总领淤田司事，臣谨按程等将命兴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实闻於朝，复恐生事兴患，未有穷已。乞明布等罪状，重行贬窜。”王安石为辩甚力，遂寝不报。
六年，赐屯田员外郎侯叔献等淤田各十顷。叔献等引河水淤田，决清水於畿县、澶州，坏民田庐冢墓，岁被其患。他州县淤田类如此，朝廷不知也。
七年，提举河北常平等事韩宗师劾程导滹沱河水淤田，而堤坏水溢，广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诏分析，王安石复为之辩明云。
原武等县民，因淤田侵坏庐舍坟墓，又妨秋种，相率诣阙诉。使者闻之，急责其令追呼，将杖之，民即缪曰：“诣阙谢耳。”使者因代为百姓谢淤田表，遣吏诣鼓院投之。状有二百馀名，但二吏来投，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
吕氏曰：“汴河乃京师之司命，安石信小人之狂言，谓决水淤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北塘泺，乃北边之设险，而安石以塘泺为无益，数欲废之。本朝恃河以捍虏，恃汴以通食，恃塘泺以安边，而安石乃於根本之地，数出高奇之策以动之，其罪大矣。”
六年，诏：“创水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原。”
沈括言：“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皆湮废之。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从之。
七年，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
九年，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刘瑾言：“体访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湖，天长县白马塘、沛塘，楚州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宿州虹县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芍陂等，可兴置。古盐、万安湖、小河已令司农寺结绝，欲令逐路转运司选官覆案施行。”从之。
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
高宗绍兴七年，潭州守臣吕颐浩修复马氏时龟塘田万顷。
侍御史萧振奏：“乞诏亲民官各分委土豪，共修陂塘水利，县满任批书印历，量加旌赏。”
隆兴元年，知绍兴府吴芾乞浚会稽、山阴、诸暨县旧湖，以复水利，及筑萧山县海塘，以限咸潮。从之。又开掘鉴湖。
乾道二年，诏漕臣王炎相视开掘浙西势家新围田，谓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岸际筑塍畦围裹耕种者，所至令守、ヘ、县令同共措置。
五年，知明州张津奏，乞开东钱湖潴水灌田。从之。
七年，四川宣抚使王炎奏开兴元府山河堰，溉南郑、褒城田九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
淳熙二年，淮东总领钱良臣奏，修复镇江府练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馀万亩。从之。
三年，监察御史傅淇奏：“近臣僚奏陈围田湮塞水道之害，陛下复令监司守臣禁止围裹，此乃拔本塞源之要术。然豪右之家，未有无所凭依而肆意筑围者，闻浙西诸县江湖草荡，计亩纳钱，利其所入，给据付之。望条约诸县，毋得给据与官民户及寺观。”上曰：“此乃侵占之田，今绝其源，後去复此患。可令漕司、常平司察之。”
宁宗嘉定七年，令临安府复西湖旧界至，自嘉泰以後续租地段侵占湖面处，尽行开拓，仍尽蠲岁增租钱。
◎圩田水利
江东水乡堤河两涯，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
绍兴元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议修圩官赏罚。诏修圩钱米及贷民种粮，并於宣州常平义仓米拨借。又诏建康新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馀顷。近岁垦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始立额。
绍兴二十三年，诏以永丰圩赐秦桧。桧死，圩复归有司。
乾道元年，诏令淮西总领所拨付建康中收到子粒令项桩管，非诏旨得擅用。
臣僚言：“秦桧既得永丰圩，竭江东漕计修筑堤岸，自此水患及於宣、池、太平、建康。昨据总领所申：通管田七百三十顷，共理租二十一万一千馀秤。当年所收才及其半，次年仅收十五之一。假令岁收尽及元数，不过米二万馀石，而四州岁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十倍？乞下江东转运司相度，本圩如害民者广，乞依浙西例开掘，及免租户积欠。”从之。江东转运司奏：“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今五十馀载，横截水势，每遇泛涨，冲决民圩，为害非细。虽营田千顷，自开修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顷，而损害数州民田，失税数倍。欲将永丰圩废掘潴水，其在侧民圩不碍水道者如旧。”诏从之。其後漕臣韩元吉言：“此圩初是百姓请佃，後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五十年，皆权臣大将之家，又在御府，其管庄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盗贼，乡民病之，非圩田能病民也。”於是开掘之命遂寝。
乾道九年，诏户部侍郎叶衡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五月，衡言：“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馀里，新增筑九里馀，太平州黄州镇福定圩周回四十馀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回一百五十馀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岸大小不等，周回总约二百九十馀里，通当涂圩岸共约四百八十馀里。并皆高阔壮实，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於是诏奖谕。
知宁国府汪澈言：“他圩无大害，惟童圩最为民害，只决此圩，水势且顺。”从之。
◎湖田围田
绍兴五年春二月，宝文阁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不为灾。本朝庆历、嘉，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使切责漕臣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壬子岁，尝取会馀姚、上虞两邑利害，自废湖以来，每县所得租课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遂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访问，应明、越湖田尽行废罢，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并遍下诸路监司守令条上。”诏诸路漕臣躬亲相度，以闻於朝。
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诏有司究治，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
按：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来，其在浙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主其事者皆近亻幸、权臣，是以委邻为壑，利已困民，皆不复问。《涑水记闻》言：“王介甫欲兴水利，有献言欲涸梁山泊可得良田万顷者，介甫然其说，复以为恐无贮水之地，刘贡甫言，在其旁别穿一梁山泊则可以贮之矣。介甫笑而止。当时以为戏谈。”今观建康之永丰圩、明越之湖田，大率即涸梁山泊之策也。
◎沙田芦场
绍兴二十八年，诏户部员外郎莫同浙西、江东、淮南漕臣赵子氵肃、邓根、孙荩检视逐路沙田、芦场。先是，言者谓江、淮沙田、芦场为人冒占，岁失官课至多，故以命等。既而侍御史叶义问等言贫民受害，乃诏：“沙田、芦场止为世家诡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户勿一例根括。”寻诏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租，馀如旧。置提领官田所领之，不隶户部。
二十九年，诏尽罢所增租。
●卷七 田赋考七
○屯田
汉昭帝始元二年，发习战射士，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调，发遣之也。故吏，前为官职者）。
宣帝神爵元年，後将军赵充国击先零羌，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
充国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音告）（音门，即金城郡广武县地。临羌在今西平郡），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漕下，以水运木而下也），理湟（音皇）ɑ（音陕）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田事出，谓至春人出营田也。赋谓班与之），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ヘ马十二，就草（ヘ马，副马。十二者，千骑则与副马二百匹也），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为一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摧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於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堕谓因寒而堕指也），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种），使生他变，十也。治湟ɑ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诏罢兵，独留充国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三千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诏可。充国振旅而还。
按：屯田所以省馈饷，因农为兵，而起於汉昭、宣之时。然文帝时，晁错上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为之高城深堑，先为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复作，及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俾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省，输将之费寡。”则其规模已略出此，但文帝则与以田屋，令其人自为战守，而此屯田则以兵留耕，因取其耕之所获以饷兵，微为不同。又按：武帝征和中，桑弘羊与丞相、御史请屯田故轮台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不从之。其事亦在昭、宣之前。然轮台西於车师千馀里，去长安且万里，非张掖、金城之比，而欲驱汉兵远耕之，岂不谬哉？赖其说陈於帝既悔之後耳。武帝通西域，复轮台、渠犁，亦置营田校尉领护，然田卒止数百人。今弘羊建请以为溉田五千顷以上，则徙民多而骚动众矣。帝既悔往事，思富民，宜其不从也。
东汉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