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一十
南阳郡 （贡丝布十匹。今邓州。）
淮安郡 （贡绢千匹。今唐州。）
上洛郡 （贡麝香三十颗。今商州。）
安康郡 （贡麸金五两、乾漆六斤、杜仲二十斤、椒目十斤、黄蘖六斤、枳实六斤、枳壳十四斤、茶芽一斤、椒子一石、雷丸五两。今金州。）
武当郡 （贡麝香二十颗。今均州。）
房陵郡 （贡麝香二十颗、雷丸、石膏、苍矾石。今房州。）
汉东郡 （贡绫十匹、葛五匹、覆盆子。今随州。）
南浦郡 （贡金五两。今万州。）
沣阳郡 （贡柑子四百颗、橘子七百颗、龟子绫十匹、恒山一斤、五入簟四领。蜀漆一斤今沣州。）
安郡 （贡蜡百斤。今夔州。）
竟陵郡 （贡白苎布一端。今复州。）
武陵郡 （贡练布十端。今朗州。）
夷陵郡 （贡茶二百五十斤、柑子二千颗、五加皮二斤、杜若二斤、芒硝四十斤、鬼臼二斤、蜡百斤。今峡州。）
南宾郡 （贡苏薰席四领、绵绸五匹。今忠州。）
富水郡 （贡白苎布十端。今郢州。）
巴东郡 （贡蜡四十斤。今归州。）
汉中郡 （贡红花百斤、燕脂一升。今梁州。）
通川郡 （贡绵绸三匹、蜂香五斤、药子二百颗。今通州。）
顺政郡 （贡蜡六十斤。今兴州。）
巴川郡 （贡牡丹皮十斤、药子二百颗、今合州。）
清化郡 （贡绵绸十匹。今巴州。）
洋川郡 （贡白交梭十匹。今洋州。）
河池郡 （贡蜡百斤。今凤州。）
益昌郡 （贡丝布十匹。今利州。）
咸安郡 （贡绵绸十匹。今蓬州。）
盛山郡 （贡蜡四十斤、车前子一升。今开州。）
始宁郡 （贡绵绸十匹。今璧州。）
南平郡 （贡葛五匹。今渝州。）
符阳郡 （贡蜡五十斤、药子二百颗。今集州。）
山郡 （贡绸一十匹、买子木十斤、子一升。今渠州。）
丹阳郡 （贡方文绫七匹、朱文绫八匹。今润州。）
晋陵郡 （贡细青苎布十匹。今常州。）
吴郡 （贡丝葛十匹、白石脂三十斤、蛇床子三斤、甾鱼皮三十头、及鱼腊五十头、压胞七斤、肚鱼五十头、春子五升、嫩藕三百段。今苏州。）
馀杭郡 （贡白编绫十匹、橘子二千颗、蜜姜十石。今杭州。）
会稽郡 （贡朱砂十两、白编绫十匹、交梭十匹、轻调十匹。今越州。）
馀姚郡 （贡附子百枚。今明州。）
东阳郡 （贡纸六千张、绵六百两、葛粉二十石。今婺州。）
新定郡 （贡交梭三十匹、竹簟一合。今睦州。）
信安郡 （贡绵百屯、纸六千张。今衢州。）
吴兴郡 （贡苎布三十端。今湖州。）
临海郡 （贡鲛鱼皮百张、乾姜百斤、乳柑六千颗、金漆五升三合。今台州。）
永嘉郡 （贡鲛鱼皮三十张。今温州。）
新安郡 （贡苎布十五端、竹簟一合。今歙州。）
长乐郡 （贡蕉二十匹、海蛤一斤。今福州。）
清源郡 （贡绵二百两。今泉州。）
建安郡 （贡蕉二十匹、练十匹。今建州。）
临汀郡 （贡烛二十条。今汀州。）
漳浦郡 （贡鲛鱼皮二十张、甲香五斤。今漳州。）
潮阳郡 （贡蕉布十匹、蚺胆十枚、鲛鱼皮十张、甲香五斤，石井、钞石、水马。今潮州。）
宣城郡 （贡白苎布十匹。今宣州。）
豫章郡 （贡葛十五匹、柑子六千颗。今洪州。）
鄱阳郡 （贡麸金十两、簟一合。今饶州。）
长沙郡 （贡葛十五匹。今潭州。）
南康郡 （贡竹布二十匹。今虔州。）
零陵郡 （贡葛十匹、石燕二百颗。今永州。）
临川郡 （贡葛布十匹、箭百万茎。今抚州。）
桂阳郡 （贡白苎布十匹。今郴州。）
庐陵郡 （贡白苎布二十端、陟十斤。今吉州。）
浔阳郡 （贡葛十匹、生石斛十斤。今江州。）
江华郡 （贡零陵香百斤、白布十端。今道州。）
衡阳郡 （贡麸金十四两。今衡州。）
江夏郡 （贡银五十两。今鄂州。）
宜春郡 （贡白苎布十匹。今袁州。）
巴陵郡 （贡白苎布十匹。今岳州。）
邵阳郡 （贡银二十两。今邵州。）
蜀郡贡 （单丝罗二十匹、高苎衫段二十匹。今益州。）
唐安郡 （贡罗二十匹。今蜀州。）
阳郡 （贡交梭二十匹。今彭州。）
德阳郡 （贡弥布十匹、布十匹。今汉州。）
通义郡 （贡麸金八两、柑子不限多少。今眉州。）
梓潼郡 （贡绫十六匹。今梓州。）
巴西郡 （贡双纟川二十匹。今绵州。）
普安郡 （贡丝布十匹、苏薰席六领。今剑州。）
阆中郡 （贡重连绫二十匹。今阆州。）
资阳郡 （贡麸金七两、柑子不限多少。今资州。）
临邛郡 （贡丝布十匹。今邛州。）
通化郡 （贡麝香六十枚、扇香十枚、齐香十枚、颗香三十枚。今茂州。）
交川郡 （贡麝香三十枚、当归七斤、羌活五斤、野狐尾五枚。今松州。）
越隽郡 （贡丝布十匹、进刀子靶六十枚。今隽州。）
南溪郡 （贡葛十匹、六月进荔枝煎。今戌州。）
遂宁郡 （贡樗蒲绫十五匹、乾天门冬百一十斤。今遂州。）
南充郡 （贡丝布十匹。今果州。）
仁寿郡 （贡细葛五匹。今陵州。）
犍为郡 （贡麸金五两。今嘉州。）
卢山郡 （贡金、落雁木。今雅州。）
泸川郡 （贡葛十匹。今泸州。）
阳安郡 （贡绵绸十匹、柑子不限多少。今简州。）
安岳郡 （贡葛十匹、天门冬煎四斗。今普州。）
洪源郡 （贡蜀椒一石。今当州。）
阴平郡 （贡麝香二十颗、白蜜一石。今文州。）
同昌郡 （贡麝香十颗。今扶州。）
油江郡 （贡麸金六两、羚羊角六具。今龙州。）
临翼郡 （贡麝香三十四颗、牛尾五斤、当归十斤。今翼州。）
归城郡 （贡麝香六颗、牛尾五斤、当归二十斤。今悉州。）
静川郡 （贡麝香六颗、当归十斤、羌活十斤、牛尾五斤、今静州。）
恭化郡 （贡麝香二十颗、当归十斤、羌活十斤。今恭州。）
维川郡 （贡麝香二十颗、牛尾十斤。今维州。）
和义郡 （贡班布六匹。今荣州。）
山郡 （贡麝香十颗、墨牛尾二斤。今秦州。）
蓬山郡 （贡麝香十颗、当归十斤、羌活十斤。今柘州。）
黔中郡 （贡朱砂十斤、今黔州。）
卢溪郡 （贡光明砂四斤、今辰州。）
灵溪郡 （贡朱砂十斤、茶芽二百斤。今溪州。）
潭阳郡 （贡麸金八两。今巫州。）
卢阳郡 （贡光明砂一斤。今锦州。）
清江郡 （贡黄连十斤、蜡十斤、黄子二百颗。今施州。）
涪陵郡 （贡连头獠布十段。今涪州。）
宁夷郡 （贡蜡五十斤。今思州。）
义泉郡 （贡蜡烛十条。今夷州。）
龙溪郡 （贡蜡二十斤。今业州。）
南川郡 （贡布五端。今南州。）
南海郡 （贡生沈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石斛二十斤、{辟黾}皮三十斤、蚺蛇胆五枚、エ沈香二十五斤、藤簟二合、竹簟五领。今广州。）
始安郡 （贡银百两。今桂州。）
安南都 （护府贡蕉布十端、槟榔二千颗、鱼皮二十斤、蚺蛇胆二十枚、 翠毛二百合。）
普宁郡 （贡朱砂二十斤、水银二十斤。今容州。）
始兴郡 （贡锺乳二十四斤十二两二分、竹子布十五匹、石斛二十斤。今韶州。）
临贺郡 （贡银三十两。今贺州。）
连山郡 （贡纟卑布十匹、锺乳十两。今连州。）
高要郡 （贡银二十两。今端州。）
平乐郡 （贡银二十两。今昭州。）
新兴郡 （贡银五十两、蕉五匹。今新州。）
南潘郡 （贡银二十两、今潘州。）
陵水郡 （贡银二十两、今辩州。）
高凉郡 （贡银二十两、蚺蛇胆二枚。今高州。）
海康郡 （贡丝电四匹。今雷州。）
临江郡 （贡银二十两。今龚州。）
浔江郡 （贡银二十两。今浔州。）
蒙山郡 （贡麸金十两。今蒙州。）
开江郡 （贡斑布五端。今富州。）
修德郡 （贡银二十两。今严州。）
临封郡 （贡银二十两、石斛十小斤。今封州。）
南陵郡 （贡银二十两、石斛十小斤。今春州。）
昭义郡 （贡银二十两。今罗州。）
日南郡 （贡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沈香二十斤、金薄黄屑四石。今州。）
定川郡 （贡银二十两。今牢州。）
怀德郡 （贡银二十两。今窦州。）
宁浦郡 （贡银二十两。今横州。）
象郡 （贡银二十两。今象州。）
开阳郡 （贡石斛三斤、银二十两。今泷州。）
感义郡 （贡银二十两。今藤州。）
平琴郡 （贡银二十两。今平琴州。）
合浦郡 （贡银二十两。今廉州。）
连城郡 （贡银二十两。今义州。）
玉山郡 （贡玳瑁二具、{辟黾}皮六十斤、翠毛三百合、甲香二斤、今陆州宁仁郡贡银一十两。今党州。）
怀泽郡 （贡细白苎布十端。今贵州。）
龙城郡 （贡银二十两。今柳州。）
铜陵郡 （贡石斛二十小斤、银二十两。今勤州。）
海丰郡 （贡五色藤镜匣一具、蚺蛇胆三枚、甲煎二两、廷鱼皮三、荃台一。今循州。）
晋康郡 （贡银二十两。今康州。）
恩平郡 （贡银二十两。今恩州。）
朱崖郡 （贡银二十两、真珠二斤、玳瑁一具。今崖州。）
万安郡 （贡银二十两。今万安州。）
延德郡 （贡藤盘。今振州。）
右《通典》所载唐朝诸郡土贡物件，比《唐书 地理志》所言各郡土贡微有不同。又《宋史 地理志》及《会要》亦各有土贡物件，与唐亦小异。今除土产已见《地里考》，馀不悉录，而罢免蠲除之诏旨与其名物，则不容不悉著之云。（唐天宝前土宇广於宋，举唐则可以见宋矣，故不悉著。《宋史》所载，详见《地里考》）
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下诏悉罢之。诏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损被於庶。”又曰：“积於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诏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
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今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已，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上始即位，犹循前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及赵普为相，劝上革去其。是月，申命诸州度支给费外，凡金帛悉送都下，以助军实，无得占留。方镇阙帅守，命文官权知；所在场院，遣京朝官廷臣监临；又置转运使、通判。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於上，外权削矣。
乾德四年，罢光州岁贡鹰鹞，放养鹰户。
开宝五年，诏罢荆襄道贡鱼腊。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容州初贡珠。
自废“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几，官复自采。容州海渚亦产珠，仍置官掌之。
至是，加贡珠百斤，赐负担者银带、衣服。
真宗咸平二年，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谓龙花蕊难得之物，宜充贡，本州遂以为献。上怒黜愈，隶崖州，仍绝其贡。是岁，又减罢剑、陇、夔、贺等五十馀州土贡，又罢三十馀州岁贡茶。
仁宗天圣四年，川峡献织绣。又诏罢夔州玳瑁、紫贝等贡。
神宗元年，上出诸州贡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万朵以下，至同州二十颗，凡四十三州七十种，虑其耗蠹民力诏罢之。
诸路进奉金银钱帛共二十七万三千六百八贯、匹、两。金二千一百两。银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两。折银钱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贯七十七文。匹帛八万七千八百匹。
同天节进奉一十二万七百四十三贯、匹、两。京东路金二百两、银五千五百两，折银钱四千三百二十四贯七百文、绢七千三百匹。京西路金一百两、银七千一百两，折银钱二千六百九贯四百七十五文。淮南路银九千二百五十两，折银钱一千七十九贯二百二十一文。两浙路银一万一千八百两、绢五千五百匹。江南东路金一千两、银六千两，折银钱五百八十贯、绢四千匹。江南西路银一万四千五百两、绢二千五百匹。荆湖南路银九千三百两。荆湖北路银八千一百两。福建路银一万四千两。广南东路银四千两。江、淮、荆、浙发运使副银各五百两。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司银一千两。
南郊进奉一十五万二千八百六十五贯、匹、两。京东路金七百两、绢一万三千匹，折银钱六百五贯文。京西路金一百两、银一千三百两、绢一万五千五百匹，折银钱二千一百一十贯。淮南路银三千五百两，折银钱六千一百三十九贯五百一十二文，绢一万五千匹。两浙路银九千五百两、绢八千五百匹、罗一千匹。江南东路银五千五百两，折银钱五百八十一贯一百六十九文、绢九千匹。江南西路银一万五百两、绢四千匹。荆湖南路银一千三百两。荆湖北路银七千八百两、绢五百匹。福建路银二万三千两。广南东路银三千两。广南西路银五百两、钱二百三十贯文。
右系毕仲衍《中书备对》所述元丰诸路圣节、南郊进奉金帛之数，内同天节江南东路进奉金一千两，即乾道洪文敏公奏乞蠲减饶州圣节贡金，而寿皇特旨减七百两者是也。盖承平时圣节天下进奉通该金一千三百两，而江东路独当一千两，而江东之一千两则又止饶州一郡所出云。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举御前人船所。时东南监司、郡守、二广市舶率有应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计会宦者以献。大率灵壁、太湖、慈口溪、武康诸石，二浙奇竹、异花、海错，福建荔枝、橄榄、龙眼，南海椰实，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毁桥梁、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异味珍苞则以健步捷走，虽甚远，数日即达，色香未变也。乃作提举淮、浙人船所，命内侍邓文浩领之。蔡京以曩备东封船二千艘及广济兵士四营，又增制作牵驾人，乞诏人船所比直达纲法，自後所用，即从御前降下，使系应奉人船所数贡入，馀皆不许妄进。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常贡时新口味果实之类，所在因缘更相馈送，骚扰为甚。其令礼部措置，除天地、宗庙、陵寝荐献所须外，馀并罢。”又诏：“天下土贡如金银、匹帛，以供宗庙祭享之费用，以赡官兵之请给，不可阙者依格起发外，其馀药材海错、州火箸、襄阳府漆器、象州藤合、扬州照子之类，一切罢之。”
绍兴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残破之馀，乞蠲免大礼银绢。”户部奏展半年。中书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礼进贡，乃臣子飨上之诚，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无所从出，合预降诏，曲加慰谕，止其进奉，则君臣恩礼两尽。既不能然，至使州县自乞，盖已非是，矧又不许，臣窃以为过矣。望特与蠲免，仍诏户部，淮南诸郡如合行除放，不须令本处再三申请，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悦。”乃诏淮南州军进奉大礼银绢并蠲之。
绍兴二十六年，诏罢临安府岁贡御服绫一百匹。又诏罢连州岁贡珠子，其籍定丁并放逐便。
二十七年，宰执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制造锦绣莫，以充岁贡，闻十岁女子皆拘在官刺绣。朕自即位以来，不欲土木被文绣，首为罢去，後来节次科敷多所蠲减，想民力稍宽矣。”
三十二年，孝宗登极赦：“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果实则封闭园林，海错则强夺商贩，至於禽兽、昆虫、珍味之属则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太上皇帝尝降诏禁约贡奉，窃虑岁久，未能遵承，自今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於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馀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
●卷二十三 国用考一
○历代国用
《王制》：“冢宰制国用，必於岁之杪，五皆入，然後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通三十年之率，当有九年之蓄。出，谓所当给为）。祭用数之仂（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丧用三年之仂（丧，大事，用三岁之什一）。丧祭，用不足曰暴，有馀曰浩（暴，犹耗也。浩，犹饶也）。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後天子食，日举以乐。”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馀之赋（财，泉也。郑司农云：“邦中之赋，二十之税一，各有差也。币馀，百工之馀。”元谓：“赋，口率出泉。卿大夫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师征其财，皆此赋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国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关市、山泽，谓占会百物。币馀，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盖百官所用官物不尽者归之职币，职币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则有人占卖，依国服出息，谓之斥币，谓指斥舆人也。此三者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矣。自邦中至币馀，各入其所有物，以当赋泉之数”）。
按：此九赋，先郑以为地赋，後郑以为口赋。然关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泽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税之可乎？关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泽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税之可乎？後郑虽有末作增赋之说，然於币馀一项尚觉牵强，且居关市及山泽之民，未必皆能占会百物以取利者也，尽从而倍征之可乎？愚以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为地赋，或为口赋，不可知也；关市以下，则非地赋，亦非口赋，乃货物之税也。关市者，货之所聚，故有赋，如後世商税是也；山泽者，货之所出，故有赋，如後世榷盐、榷茶之类是也。币馀则如後世领官物营运之类，故取其息。息即赋也，故名之曰九赋，而太宰总其纲焉。
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匪，分也，谓颁赐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赐子。式谓用财之节）。
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於受藏之府（若内府也），颁其贿於受用之府（若职内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凡颁财，以式法授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此九贡之财），凡万民之赋以充府库（此九职之财），凡式贡之馀财以供玩好之用（谓先给九式及吊用，足府库而有馀财，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
先公曰：“《周官》，天下之财只有三项：九贡是邦国之贡，据经以待吊用；九赋是畿内之赋，以给九式之用；九职万民之贡，以充府库。三者馀财，以供玩好。虽然，邦国之贡多矣，吊用之费几何，愚恐其有馀；畿内之赋有限矣，九式之费何广也？愚恐其不足。”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货贿之藏，凡王之献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凡玉之好赐，供其货贿。
贾山《至言》：“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而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汉兴，接秦之弊，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醇，不杂也），而将相或乘牛车。上於是约法省禁，轻田租，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有私奉养，不领於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文帝即位，贾谊说上曰：“汉之为汉几四十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云云，上感谊言，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晁错说上募民入粟，边支五岁则入粟郡县，支一岁则时赦，勿收农民租（见《田赋门》。）
武帝时，太仓之米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授，乃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及入羊为郎，又令民买爵，置武功爵（见《鬻爵门》），造皮币、白金（见《钱币门》），置盐、铁、均输官，算商车、缗钱，榷酒酤（见《征榷门》）。
西汉财用之司凡三所：大司农（官库），少府、水衡（二者天子之私藏）。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勿私，以属大农”，毋将隆言“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供养供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给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钱为平陵民起第宅。应劭注：“县官公作当仰司农，今出水衡钱，宣帝即位为异政也。”
王莽末，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吏尽复以与民（转令百姓养之）。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民无以自存，盗贼蜂起。
汉兵攻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莽愈爱之。拜将军九人，皆“虎”为号，将精兵而东，纳其妻子宫中以为质。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志。
更始都长安，居安乐宫，府藏完全，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安堵复故。更始至，岁馀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关，立刘盆子，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
东汉大司农掌诸钱金帛诸货币，四时上月旦见钱簿，其逋未了，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仓令一人主受郡国传漕。
世祖建武六年，诏田租三十税一如旧（见《田赋门》）。
肃宗时，张林请置盐、铁、均输官（见《征榷门》）。
旧大官汤官给用岁且二万万，窦太后诏杀省珍费，自是裁数千万。汉故事，供给南单于岁一亿九十馀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
桓帝时，段言：“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给七年，用八十馀万亿。今若以骑五十，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无虑用费五十四亿。”
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中平二年，敛修宫钱。
中常侍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十万，馀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钜鹿太守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谏当世之失，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又造万金堂於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藏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导行费”（中府，内府也。导，引也，贡献外别有所入，以为所献希之引导也）。
吕强上疏谏曰：“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藏，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书奏不省。
献帝即位，董卓劫迁长安，卓诛死，李亻、郭自相攻伐，於长安城中为战地。时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仓米豆为饥民作糜，於御前自加临给。及东归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菜以为糇粮，长安丘墟。建安元年，驾至洛阳，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拥强兵，委输不至，尚书郎官自出采，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晋武帝平吴之後，世属升平，物流仓府，宫闱增饰，服玩相辉。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物盛则衰，固其宜也。永宁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馀斛。惠后北征，荡阴反驾，寒桃在御，只鸡以给，其布衾两幅、囊钱三千，以为车驾之资焉。怀帝为刘曜所围，王师累败，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烟火，饥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馁馑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刘曜陈兵，内外断绝，拾饼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顾挥涕。
元帝渡江，军士创草蛮陬，赕布不可恒准，中府所储布四千疋。於时石勒勇锐，挺乱淮南，帝惧其侵逼，乃诏方镇能斩勒首者，赏布千疋云。
苏峻既平，帑藏空竭，库中唯有练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王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於是士人翕然竞服之，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
晋自元帝寓居江左，侨立郡县，诸蛮陬俚洞г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见《田赋门》）。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国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断百官当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麴有差（见《榷酤门》）。尔後寇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廪食、肉悉三分减一，计岁终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乱繁，农商失业。官有征伐，皆权调於人，犹不足以相资奉，乃令所在迭相纠发，百姓愁怨，无复聊生。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魏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迁都於邺。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馀皆北徙，并给常廪，逐丰稔之处，折绢籴粟，以充国储。於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於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
北齐武成时，用度转广，赐予无节，府藏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彻军人常廪，并省州郡县镇戌之职；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并不给（南齐以有僮，若今驱使门仆之类），以节国用之费焉。
隋文帝开皇时，百姓承平渐久，虽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师，相属於道，昼夜不绝数月。帝又躬行节俭，益宽徭赋，平江表，师还，赐物甚广，其馀出师命赏，莫不优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於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乃更开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於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其後征伐巡游不忘，租赋之入益减，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按：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後世以为关於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疋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於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於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於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馀万段，则又未尝啬於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乾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後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则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
唐贞观时，马周上疏曰：“隋室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则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众。但贮积固有司之常事，要当人有馀力而後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更以资寇，积之无益也。”
唐天宝以来，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馀万缗，粟千九百八十馀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疋，绵百八十馀万屯，布千三十五万馀端。天子骄於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於所入，於是钱之臣始事削。太府卿杨崇礼句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洪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禄山反，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万缗而已。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肃宗即位，籍江淮富商訾（见《訾算门》），时第五琦以钱得见，请於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
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既相德宗，上言曰：“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给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阙。”帝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库，度支具数先闻。
初，转运使掌外，度支使掌内。永泰二年，分天下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置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以转运使刘晏领之；京畿、关内、河南、剑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领之。及琦贬，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与晏分治。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为婚，岁送马十万疋，酬以缣帛百馀万疋，而中国财竭，岁负马价。鱼朝恩、元载擅权，帝诛朝恩，复与载贰，君臣猜间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其法，专留意祠祷，焚币玉，写浮屠书，度支廪赐僧巫，岁钜万计。时朝多留事，经岁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贡献未报及失职未叙者，食度支数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岁省费万计。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饥厉，百役并兴，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於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於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进献，私为赃盗，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於人，富者得免，贫者丁存，故课免於上，而赋增於下。杨炎为相，乃请为两税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奸，权归朝廷（详见《田赋门》）。
初，德宗居奉天，储蓄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朱Г既平，乃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他如杜亚、刘赞、王纬、李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馀”，至代易又有“进奉”。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二三，无敢问者。刺史及幕僚至以进奉得迁官。继而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生民重困，又为宫市（见《征榷门》）。
朱Г僭位长安，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给其衣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馀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横敛焉。
裴延龄领度支，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於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疋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覆，上不许，亦不罪少华。
司马温公有言：“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潦则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欲之君、聚敛之臣，苛征横敛，民力不堪而无所从出，於是外则擅留常赋以为进奉，内则妄指见存以为羡馀，直不过上下之间自相欺蔽耳。德宗借军兴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间架、陌钱诸色无艺之征敛，乃复不能稍丰泾原军士之廪饷，以致奉天之难，至委其厚藏以遗朱Г。Г平而府库尚盈，人皆追怨横敛，而帝方惩奉天储蓄空窘，益务聚蓄，不知所以致难之由非因乏财，盖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与言哉？
宪宗时，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又令诸道观察、节度调费取於所治州，不足则取於属州，送使之馀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时因德宗府库之积，天子颇务俭约。及刘辟、李平，赀藏皆入内库。方镇于ν、王锷进献甚厚，帝受之，李绛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於人也。”然不知进献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王遂、李、程异用事，益务聚敛，诸道贡献尤甚。
会昌末，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宣宗更号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属宰相，其任益重。户部岁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者三十万，诸道进奉助军钱皆输焉。
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岁钱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馀万，有司远取後年乃济，及郡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
李吉甫为《元和国计簿》及中书奏疏，以天下郡邑户口财赋之入较吏禄、兵廪、商贾、僧道之数，大率以二户而资一兵，以三农而养七游手。
後唐庄宗既灭梁，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给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於是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及有司办郊祀，乏劳军钱。郭崇韬颇受藩镇馈遗，或谏之，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藉外财？但伪梁之世，贿赂成风，今河南藩镇皆梁旧臣，主上之仇雠也，若拒其意，能无惧乎？吾特为国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献劳军钱十万缗，因言於上曰：“臣已倾家所有，以助大礼。愿陛下亦出内府之财，以赐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晋阳自有储蓄，可令租庸辇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继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继韬时以诛死）。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潞王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阅府库实金帛不过三万疋、两，而赏军之费应用五十万缗，乃率京城民财，数日仅得数万缗。执政请据屋为率，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死，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言於帝曰：“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於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於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军士无厌，犹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唐末兵兴，方镇皆留财赋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迫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以京朝官廷臣监临，於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
六年，诏诸州通判、官粮科院至任，并须躬自检阅帐籍所列官物，不得但凭主吏管认文状。
是岁，置封桩库。国初，贡赋悉入左藏库，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羡，始於讲武殿别为内库，号“封桩库”，以待岁之馀用。
帝尝曰：“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於人。”乃置此库。太宗又置景福殿库，隶内藏库，拣纳诸州上供物，尝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当复赋率於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赈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於内藏，俟课赋有馀则偿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止斋陈氏曰：“国初平僭伪，尽得诸国所藏之赋入内藏。是後，时时以州县上供拨入库，而不齐集，守藏之臣每以为言，上亦不察察也。盖祖宗盛时，内藏库止是收簇给费之馀或坊场课利，不以多寡，初无定额。熙宁二年，始命三司户部判官张讽核实，讽取自嘉至治平十年以来输送之数、见得川路金银，自皇三年并纳内库，馀福建、广东、淮南、江南东则各有窠名分隶。而十年之间所入殊不等，乃诏今後并令纳左藏库，逐年於左藏库拨金三百两、银五十万两入内藏，遂为永额。然讽元奏治平以前诸路所进坑冶、山泽、河渡课利，悉在其中，既合为元额矣，在後中书再取旨，以诸路提点银铜坑冶司所辖金银场冶课利并依久例，尽数上供入内库，则坑冶之入不理为左藏库年额之数。自是条制益严密，皆王安石之为也。元丰元年，敕诸路上供金银钱帛令赴内藏库内者，委提刑拘催，擅折变、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诏令诸路坑冶课利七分起发赴内藏库，三分充漕计，靖康改元，三分复尽输内藏矣。”
开宝元年，诏诸道给舟车辇送上供钱帛。
止斋陈氏曰：“国初上供随岁所入，初无定制，而其大者在粮、帛、银、钱、诸路米纲。《会要》：开宝五年，令汴、蔡河岁运江淮米数十万石赴京充军食；太平兴国六年，制岁运三百五十万石；景德四年，诏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於此。银纲，自大中祥符元年诏五路粮储已有定额，其馀未有条贯，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为多者为额，则银纲立额始於此。钱纲，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立定钱额，自後每年依此额数起发，则钱纲立额始於此。绢绵纲虽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数，则亦有年额矣。然而前朝理财务在宽大，随时损益，非必尽取。上供增额起於熙宁，虽非旧贯，尤未为甚。崇宁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钱物新格，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户部尚书唐恪稽考诸路上供钱物之数：荆湖南路四十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万疋、两，利州路三万二千五百一十八贯、疋、两，荆湖北路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贯、疋、两，夔州路一十二万三百八十九贯、疋、两，江南东路三百九十二万四百二十一贯、疋、两，福建路七十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七贯、疋、两，京西路九万六千三百五十一贯、疋、两，河北路一十七万五千四百六十四贯、疋、两，广西路九万一千九百八十贯、疋、两，京东路一百七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四贯、疋、两，广南东路一十八万八千三十贯、疋、两，陕西路一十五万七百九十贯、疋、两，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九十八贯、疋、两，成都路四万五千七百二十五贯、疋、两，潼川路五万二千一百二十贯、疋、两，两浙路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八贯、疋、两，两淮南路一百一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三贯、疋、两，而斛斗地杂科不与焉，其取之民极矣。方今版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虽曰饷军，出不得已，要非爱惜邦本之道，此宽民力之说所以为最先务也。”
按：止斋此段足以尽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叶，盖以大盗扰乱之後，赋入失陷，国家日不暇给，不能考，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为上供之法，仅能取其三之一。宋兴，既已削州镇之权，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权在上，既不敢如唐之专擅以自私，献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乱而难考则，虽按籍而索，锱铢皆入朝廷，未为不可。然且犹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数，定为年额，而其遗利则付之州县桩管，盖有深意：一则州郡有宿储，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则宽於理财，盖阴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则上供输送之外，时可宽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贪饕纵侈之辈，则那计优裕之馀，亦不致刻剥以肆毒，所谓损上益下者也。呜呼，仁哉！
六年，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以留州钱物尽数系省始於此。
止斋陈氏曰：“自唐末方镇厚敛以自利，上供殊鲜，或私纳货赂，即名贡奉，至是始尽系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系省麴钱上，每贯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诸道如更妄称简置官员，即勒令自备请给，不得正破系省钱物，则系省之名旧矣，然初未尝立拘辖钩管之制，要不使妄费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诸州应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申省。景德元年，复立置簿，拘辖累年应在。虽有此令，不过文具。三司使丁谓奏立转运司比较闻奏，省司进呈增亏赏罚之法。然承平日久，国家盖务宽大，诸郡钱物往往积留，漕臣靳惜，吝於起发，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详。魏羽在咸平则言淳化以来收支数目攒簇不就，名为主计而不知钱出纳。王随在景德则言咸平以来未见钱物著落，诸州受御指挥，多不供申，或有申报多是卤莽，以致勘会勾销了绝不得。
范雍在天圣则又言自太平兴国以来未尝除破，更有桩管，倍万不少。天圣至嘉四十年间，理财之令数下，徒有根括驱磨之文，设而不用，以此见得开国以来讫於至和，天下财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泽，於此见矣。熙宁五年，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五房公事、判司农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财物，乾没差谬，漫不可知，三司虽有审覆之名，不复省阅，但为空文。自天圣九年，上下因循，全无检点，纵有大段侵欺，亦无由举发，为弊滋多。’遂乞专置司驱磨天下帐籍。自专置司，继以旁通目子，而天下无遗利，而公使钱始立定额，自二百贯至三千贯止。州郡所入，才醋息、房园、祠庙之利，谓之‘收簇’，守臣窘束，屡有奏陈（谓如本州额定公使钱一千贯，则先计其州元收坊场、园池等项课利钱若干，以不系省钱贴足额数。
然诸项课钱逐年所收不等，或亏折不及元数，而所支不系省贴足之钱更不增添，则比额定数有不及一半者，此其所以窘束也）。後又以在州诸色钱类为一体，封桩入便，以便不尽钱起发。初，嘉茶通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钱、茶租、茶税钱封桩入便，若辄有支动，即当职黜降，不以自首、迁官、去官、赦降原减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诸色钱并依通商茶法矣。元丰五年，又以上供年额外，凡琐细钱定为无额上供（谓坊场税钱、增添盐酒钱、卖香矾钱、卖秤斗钱、卖铜锡钱、披剃钱、封赠钱、淘寻野料钱、额外铸到钱、铜铅木脚钱、竹木税钱、误支请受钱、代支失陷赏钱、赃罚钱、户绝物帛钱）。盖自系省而後有应在司，有应在司而後有封桩，有封桩而後起发。盖至熙、丰系省，初无窠名，应在司最为冗长，此元群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纷更也。”
又诏诸州守臣，非圣节进奉，自馀诸般进奉钱物并留本州管系，不得押领上京。圣节进奉始此。
止斋陈氏曰：“谨按李焘《续通鉴》、熊克《九朝要略》，皆於乾德三年三月平蜀後书：诏诸州计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於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矣。盖约本志修入，而《实录》不著。窃考建隆以来，凡上供纲皆有元降指挥，独不见上件条贯，唯至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敕川陕钱帛令本路转运司计度，只留一年支备，其剩数计纲起发上京，不得占留，盖平蜀後事也。自馀诸州常切约度，在州以三年准备为率外，县镇二年，偏僻县镇一年，河北、陕西缘边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来便钱，州月帐内将见钱除半支遣外，并具单状申奏。诸州应系钱物合供文帐，并於逐色都数下，具言元管年代、合系本州支用申省，候到省日，或有不系本州支用及数目浩大，本处约度年多支用不尽时，下转运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据在京要用金银钱帛诸般物色，即除式样遍下诸州府，具金银钱帛粮草收、支、见在三项单数，其见在项内开坐约支年月，省司即据少剩数目下诸路转运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约度不足去处，许以收至诸色课利计置封桩，以此参考是岁进奉约束。并景德元年李焘所奏，足见国初未尝务虚外郡，以实京师，今从《实录》。”
按：乾德三年有诸州金帛悉送阙下之诏，今复有此诏，疑若异同，而止斋遂以《实录》不载前诏为疑。盖唐末而方镇至於擅留上供之赋，威令不行故也；宋兴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钱，纪纲素立故也。既欲矫宿弊，则不容不下乾德之诏；然纪纲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则不妨藏之州郡，以备不虞，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後为天子之财也。
诏官受仓场头子钱之半（头子钱本末见《田赋门》）。
●卷二十四 国用考二
○历代国用
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夷狄金缯之遗，百姓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夷狄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时，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於财矣。仁宗承之，给费浸广，天圣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书既降，斋醮糜费甚众，至是始大省斋醮宴赐，及减诸宫观卫卒。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本之费省矣。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贾昌期上言：“江淮岁运粮六百馀万，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不盈数载。
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於国，又不在民，倘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於是议省冗费，减皇后及宗室妇郊祠所赐之半，著为式。於是皇后、嫔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钱以助军，帝亦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亦减郊祠所赐银绢，著为式。时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钱帛粮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元昊请臣，西兵既解，而调用无所减，即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蠲除科率，稍徙屯兵还内地，汰其老弱，官属羡溢则并省之；又命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
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後，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俸赐从而增广。又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缗钱、金帛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馀万，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镇上言：“古者宰相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至英宗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与焉。
苏轼《策别》曰：“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已，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臣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穷时，所望不过十金之赀，计其衣食之费，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宽然而有馀。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则心意之欲，日以渐广，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给，不知罪其用之不节，而以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贪，求愈多而财愈不供，此其为惑，未可以知其所终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乡者岂能寒而不衣，饥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何以过此？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之地至狭也。然岁岁出师，以诛讨僭乱之国，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东下并潞，其费用之众，又百倍於今，可知也。
然天下之士，未尝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则亦甚惑矣！夫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馀，是以九年之蓄，常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於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於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
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壮之时，丰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无疾以至於寿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若八九十者，将何以待其後邪！然天下之人，方且穷思竭虑，以广求利之门，且人而不急，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将不为国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费，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臣不能尽知，请举其所闻，而其馀可以类求焉。夫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以不急之实，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岁而郊，郊而赦，赦而赏，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此诚不可以卒去。
至於大吏，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同其忧乐者，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钜万计，此何为者也？天下之吏为不少矣，将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今河水为患，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行其灾，而责之以救灾之术，顾为都水监。夫四方之水患，岂其一人坐筹於京师而尽其利害？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可胜计哉？盖尝闻之，里有畜马者，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厩长立而马益癯。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臣以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以往，莫不有益，惟无轻其毫而积之，则天下庶乎少息也。”
曾巩《议经费》曰：“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用者必於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尝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馀，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馀。且以景德、皇、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馀员，皇二万馀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馀，其总三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十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於景德，郊之费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治平用财之端多於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岁之数入、官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人如皇、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於旧而浮於今者，有约於今而浮於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馀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馀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於凋弊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静质约，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庭之间，位号多阙，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至诚恻怛，格於上下，其於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
按：东坡、南丰二公之论，足以尽昭陵以来国计之本末。然大概其所以疲弊者，曰养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赉也。而四者之中，则冗官、郊赉尤为无名，故二论特详焉。所谓“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所谓“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诚名言也。
神宗以国用不足，留意理财。熙宁元年，谓文彦博等曰：“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以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乃命翰林学士司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帝曰：“宫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如沈贵妃月俸八十万，皆浮於祖宗之时。”帝以勤俭率天下，诏龙图、天章ト及禁中诸殿栏俱不用毡覆，励精为治，大修宪度，内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为之制，物为之法，虽藏冰、治灶、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节省。
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反谓增创官司，所以省费。中书言诸仓主典、役人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请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复尽增选人之禄。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馀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馀缗。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
帝谓辅臣曰：“比阅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初无关防。前此尝以龙脑、真珠鬻於榷货务，数年不输直，亦不钩考。”盖领之者中官数十人，惟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乃令户部、太府寺，於内藏诸库皆得检察。置库百馀年，至是始编阅焉。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又别储於景福殿。元丰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犭严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库。後积羡赢为二十库，又揭以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哲宗元元年，议者谓熙宁以前，上供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後献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己功。事有所减，如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外江纲船之类，例皆赍转运司封桩上供；即用度有增，又令自办上供名额，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因请罢，熙宁以来，旧上供额外所创封桩钱物，及内外封桩、禁军阙额奉给等，枢密院议悉罢封桩。虑诸路观望於铺兵备，或阙缓急之事，乃诏三路、岭南被边勿封桩，仗师臣以占募，馀路封桩仍旧。
诏曰：“邦赋之入，盖有常制，若不裁减浮费，量入为出，深虑有误国计。宜令户部尚书、侍郎同相度裁减，条析以闻。”
右司谏苏辙奏：“臣窃闻熙宁以来，天下财赋文帐，皆以时上於三司。至熙宁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职事非一，不得专意点磨文帐，近岁因循，不复省阅，乞於三司选吏二百人，颛置一司，委以驱磨。是时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帐籍视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发其封者。盖州郡所发文帐，随帐皆有贿赂，各有常数，常数已足者，皆不发封，一有不足，即百端问难，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为信。帐司之兴，盖始於此。张设官吏，费用钱物，至元丰三年，首尾七八年间，帐司所管吏仅六百人，用钱三十九万贯，而所磨出失陷钱止一万馀贯。朝廷知其无益，遂罢帐司，而使州郡应申省帐皆申转运司，内钱帛、粮草、酒麴、商税、房园、夏秋税管额纳毕，盐帐，水脚、铸钱物料、稻糯帐，本司别造计帐申省，其驿料、作院欠负、修造竹木杂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桥船物料、车、驴、草料等帐，勘勾讫架阁。盖谓钱帛等帐，三司总领国计，须知其多少虚实，故帐虽归转运司，而又令别造计帐申省。至於驿料等帐，非三司国计虚赢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阁。又诸路转运司，与本部州军地里不远，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帐数目不多，易以详悉，自是内外简便，颇称允当。今户部所请收天下诸帐，臣未委为收钱帛等帐邪？为并收驿料等帐邪？若尽收诸帐，为依熙宁以前不置帐司，不添吏人邪？为依熙宁以来复置帐司，复添吏人邪？若依熙宁以前，则三二十年不发封之弊行当复见；若依熙宁以来，则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钱一万馀贯，而费钱三十九万贯之弊亦将复见。臣乞朝廷下户部令仔细分析闻奏。然窃详司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来，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能尽天下钱之数。欲乞令户部尚书兼领左右曹，其旧三司所管钱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推其本意，盖欲使天下财用出纳卷舒之柄，一归户部，而户部周知其数而已。今户部既已专领财用，而元丰帐发，转运司常以计帐申省，不为不知其数也，虽更尽收诸帐，亦徒益纷纷，无补於事矣。臣谓帐法一切如旧甚便，乞下三省公议，然後下户部施行。”
苏辙《元会计录 收支叙》：“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九年之蓄可而待也。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末盐钱後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疋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У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然则一岁之入，不足以供一岁之出矣。故凡国之经费，折长补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辄求之朝廷，待内藏、末盐而後足。臣身典大计，以为是俞岁月可也，数岁之後，将有不胜其忧者矣。是以辙尝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养有度，金玉锦绣不逾其旧，宫室不修，犬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谨视出入之节，未尝有失也，而其弊安在？
天下久安，物盈而用广，亦理之常也，顾所以处之如何耳。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後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
其馀可以类推，臣不敢以遍举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员；今之大夫、朝议皆无限法。尚书、侍郎历改三曹，而今之正议、银青合而为一。官秩并增，不知其义，夫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增以四岁。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内，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微为之节文，使见任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为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张汝贤复请下诸路转运司，会计自熙宁以前一岁出入之数，及常供泛用之差，并熙宁复参考焉。且条画某事之费，因某法而用，今某法既改，则某费可罢。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无不足之忧。从之。
元丰初，作元丰库，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之。大观时，又有大观东、西库。徽宗崇宁後，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爱惜财赋减省者，必以为陋。至於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後观。元丰官制既行，赋禄视嘉、治平既优，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於是宰执皆增。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费用浸广。其後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纷如，大率皆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至用三十万缗。牟取无艺，民不胜弊。时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缗。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馀俸者，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於执政”之言。吏禄滥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三省几千人。蔡京又动以笔贴於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益喧。
户部言：“本部岁用六百馀万缗，悉倚上供。官吏违负者，请以分数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岁首则列次年之数，闻於漕司，考实申部。”从之。是年，以无额钱物督限未严，乃更一季为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论天下财用，岁入有常，须会其数，宜量入为出。比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户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须索，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从其请。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自来年始。
绍兴五年，川陕宣抚司奏：“四川上供钱帛乞依旧留充赡军，俟边事宁息如旧。”上曰：“祖宗积储内帑，本以备边陲缓急之用，今方多故，军旅未息，宜从所请。”
龙图阁学士、四川都转运使李迨言：“唐刘晏理财，谓亚管、萧。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而莞榷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榷盐榷酒，并诸色窠名钱已三倍晏数，彼以千二百万贯赡六师恢复中原而有馀，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赡一军屯驻川陕而不足。计司虽知冗滥，力不能裁节，虽知宽剩，亦未敢除减，但日夜忧惧，岁计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罗复输内藏库，其後绫、纱、绢亦如之。
三十年，户部奏，科拨诸路上供米斛，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与焉。
巽岩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赋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相宪宗，更令诸道观察调度，先取於所治州，不足，乃取於属州。送使之馀，与上供者，悉输度支。当时兵费皆仰度支，未尝别为之名，凡度支钱悉系省也。今所谓系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钱耳，送使钱既无几，其上供钱则往往移以赡军。移上供以赡军，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诏：“孙大雅奏汉制上计之法，朕以为可行於今。令侍从、台谏参考古制进呈。”
先是，知秀州孙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钱格自》来上，且言：“《汉》制：岁尽，郡国诣京师奏事。至中兴，则岁终遣吏上计，於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而属郡计吏皆觐，以诏殿最。今也不然，未尝有甘泉上计之制，而臣始为之，盖法汉之大司农，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簿，其逋未毕，各具列之意以为书也。”於是监察御史张敦实、刘贡言：“一县必有一县之计，一郡必有一郡之计，天下必有天下之计。天下之计，总郡县而岁考焉。三代远矣，方册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赋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会诸侯，号其山曰‘会稽’，後立会稽郡。《汉书》注云：‘以其会诸侯之计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载，最为详悉。《天官》冢宰之属，理财居其半，掌财用而言，岁终则会者凡十。
又太府之职，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小宰之职，岁终，则令郡吏致事。郑氏注云：‘若今之上计也。’汉承秦後，萧何收其图籍，知张仓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领郡国上计者，此则汉初之制，专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计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诏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注云：‘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计於甘泉。天汉三年，又受计於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计於泰山之明堂。是则终武帝之世，五十馀年之间，一受计於帝都，三受计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之不同也。至宣帝黄龙元年正月，下诏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贫，盗贼不毕，其咎安在？
上计簿，文具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案之，使真伪无相乱。’是则在宣帝之时，郡国所上计簿已不能无弊矣。光武中兴，岁终遣吏上计，遂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而属郡计吏皆在列，置大司农掌之，其逋未毕，各具列之。今孙大雅所陈者是也。然西汉言郡国上计，东汉言属郡计吏，则远方者在东汉未必偕至矣。汉之大司农则今之户部也。窃见户部掌天下之财计，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会。每於岁终，独以常平、收支、户口、租税造册进呈，而於诸郡诸色窠目尚略焉。是於三代岁终则会，与两汉上计之法为未备也。然而去古逾远，文籍愈烦，在西汉已不免文具之弊，况今日能尽革其伪乎？
在东汉止於属郡之内，况今日川、广之远、能使其如期毕至乎？臣等愚见，莫若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已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并皆造册，正月进呈；兼采汉初之制，丞相选差一人考户部所上计，而明州郡之殿最，则三代、两汉之制皆兼该而无不举之处矣。”诏户部措置。其後，户部言：“诸路州军，岁起上供诸色窠名钱帛，各有条限。年额数目，本部每年预期行下，逐路监司及州军，依限催纳。其岁终具常平收支，并税租、课利旁通，系取前二年数，户部本年数造册进呈，内不到路分，次年附进。今来张敦实等奏陈，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已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造册，正月进呈。缘诸路州军，地里远近不同，窃虑次年正月未能尽实申到，若候取会齐足，攒造亦恐後时。
今欲立式，遍下诸路州军，各以本州每岁应於合发上供窠名钱帛粮斛数目置籍，照条限钩考发纳，岁终开具造册，须管次年正月了毕，诣阙投进，降付户部参考；将拖欠州军，取旨黜责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从之。
是年，宰执进呈户部收支细数，见管只四十二万，而未催之钱乃二百八十馀万。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尽敛以归国，而财赋之藏於州县如此。
淳熙十年，诏左藏南库拨隶户部。
尝试考昔验今：至道中，岁入一千二百馀万。天禧末，岁入三千六百馀万。嘉岁入三千六百八十馀万。熙宁岁入五千六十馀万。宁宗时，岁入六千馀万。然则土地之广狭，财赋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计者，尚忍求详生财之方乎？
叶《应诏条奏财总论》曰：“财用，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知今故也。夫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说安从出哉？盖自舜、禹始有贡赋之法以会计天下之诸侯，比於尧、喾以前为密矣，今《禹贡》之所载是也。然总、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贡入，贡於今世，乃充庭之仪品，盖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为周治其财用，视舜、禹则已详；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内，犹不尽取。盖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为其无以阜通流转，则作币铸金以权之。当是之时，不闻其以财少为患而以财多为功也。
虽然，此其事远矣。盐末利，起自春秋，鲁之中世，田始有税，然诸侯各以其国自足，而无煎熬逼迫之忧。盖汉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财不以入关中，人主不租税天下，而诸侯若吴人者，亦不租税其田。光武、明、章，未闻其以财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盗贼夷狄之难，内外征讨，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头会箕敛之讥；汉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算之政，而西园聚钱，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盖两汉虽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财为病非若今世也。虽然，此其事远矣。分为三国，裂为南北，无岁不战，无时少安。且其运祚迫蹙，祸变烦兴，至於调度供亿，犹自有序，而亦岂若今日之贫窘漏底哉！此皆具载册书，可即而见者。虽然，此其事远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调，过此无取也。
而唐之武功最多，辟地最广，用兵最久，师行最胜。此其事则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胜，其不待多财而能之也决矣。然则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财少为患也。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耳。非如今日以一财之不足而百虑尽废，奉头竭足以较锱铢，譬若慵夫浅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己者也。以财少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说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极甚乃至於今日。其为国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销耗，内之所以取悦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敌者，一切无有。习为宽缓迂远之常说以文其无用，而尽力於苟且督迫，鞭挞疲民，舞小吏，而谓之有能。陛下回顾而加圣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为不究古者财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错谬而不合於常经者，则无以知财之多少有无不足为国家之患。此而不知，则天下之大计皆不可得而预论，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镇自擅，财赋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变屡作，排门空肆以受科敛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既而僭伪次第平一，诸节度伸缩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给，而犹不闻以财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内之蓄藏稍以空尽，而仁宗景、明道，天灾流行，继而西事暴兴，五六年不能定。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论扰扰，皆以财为虑矣。当是时也，善人君子，以为昔之己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复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谓精悍驵侩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奋头角以裒敛为事。虽然，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劳苦议乎盐茗、榷货之而未得也。
是以熙宁新政，重司农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专敛散，兴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会，关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贱隶什百之获，皆有以征之。盖财无乏於嘉、治平，而言利无甚於熙宁、元丰，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旷然大变其俗矣。崇、观以来，蔡京专国柄，以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变钞法，走商贾，穷地之宝以佐上用，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百侈并斗，竭力相奉。不幸党与异同，屡复屡变，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腊则加敛於东南，取燕山则重困於北方，而西师凡二十年，关陕尤病，然後靖康之难作矣。方大元帅建府於河北，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盐钞数十万缗而已。及来维扬，而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
况乎大将殖私，军食自制，无复承统。转运所至，刷攫。朝廷科降，大书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将五百，追捉乡户，号痛无告，赃贪之人，又因之以为己利。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桩、和籴，皆同常赋，於是言财之急，自古以来，莫今为甚，而财之乏少不继，亦莫今为甚也。自是以後，辛己之役、甲申之役，边一有警，赋敛辄增，既增之後，不可复减。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比於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後，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後，比熙宁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万缗，其大半不可钩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
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营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於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馀，今者财愈多而不足。然则善为国者，将从其少而治且有馀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劳而少者逸，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则财少，财少则有馀，有馀则逸，有馀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少改矣。”
右《水心外稿》所上《财总论》二篇，足以见历代理财之大概，及中兴以後财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备载之於《国用考》之终。至其所言经总制、和买、折帛钱，则各具本门。
王藏库者，国家经费所贮。系帮支三衙、百官请给，及宗庙宫禁非泛之费。并将校、卫卒、ト门、医职、近侍请给，皆出焉。
左藏南库，本御前桩管激赏库。绍兴休兵後，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尽入此库，户部告乏则与之，由是金币山积，士大夫指为琼林、大盈之比。高宗尝出数百万缗以佐调度，淳熙末始并归户部。
左藏封桩库，孝宗所创。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拨入内库，或睿思殿，或御前库，或修内司，有司不敢执。
内藏库，即祖宗时旧置元丰三十二库。崇宁後为大观东、西库。秦桧用事时，每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教、每年寒食节，与诸局所进书，皆献令币，由是内帑山积。绍兴末，诏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馀并减半。孝宗初，又并进书礼物罢之。绍熙初，始数取封桩钱入内藏。
御前甲库者，绍兴中置。凡乘舆所需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库取之，故百工伎艺之巧者，皆出其，日费毋虑数百千。禁中既有内酒库，而甲库所酿尤胜，以其馀酤卖，颇侵户部课额，以此库储常不足。臣僚以为言，乃罢之。
三省枢密院激赏库者，渡江後所创。自建炎龙兴，赏膳始减，至维扬及临安又减。绍兴四年秋，赵元镇为川陕、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钱入此库。十年，秦桧之当国，以兀术畔盟用兵，须犒赐之物，乃计亩率钱，遍天下五等，贫民无免者。然兵未尝举，而所敛钱尽归激赏库。其後岁支至三十八万缗，堂厨万五千，东厨万二千，玉牒所，日历、敕令所，国史院，尚书省犒设，中书门下、密院支费，各有差，议者指为冗费，後减二十万缗。孝宗时，再减十万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