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七
先是，诸州府除散蚕盐徵钱外，每年末盐界分场务，约粜钱一十七万贯有馀。言事者称，虽得此钱，百姓多犯盐法，请将上件食盐钱，於诸道州府计户，每户一贯至二百，为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兴贩，既不亏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诸处场务且仍旧。俄而盐货顿贱，去出盐远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不过一十文，掌事者又称骤改其法，奏请重置税焉，盖欲绝兴贩，归利於官。场院粜盐虽多，人户盐钱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按：盐之为利，自齐管仲发之，後之为国者，榷利日至。其初也，夺灶户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则夺商贩之利而官自卖之。然官卖未必能周遍，而细民之食盐者不能皆与官交易，则课利反亏於商税。於是立为蚕盐、食盐等名，分贫富五等之户而散抑配之。盖唐张平叔所献官自卖盐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驳议之者，其虑已略及此矣。迨其极也，则官复取盐自卖之，别取其钱，而人户所纳盐钱遂同常赋，无名之横敛永不可除矣。当时，江南亦配盐於民而徵米，在後盐不给而徵米如故，其历三百年而未除。宇县分割，国自为政，而苛敛如出一辙，异哉！周广顺二年，敕令庆州榷盐务，今後每青盐一石依旧抽税钱八百八十五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钱五百八十五陌、盐五升，此外不得别有邀求。
青、白盐池在盐州北。唐朝元管四池：曰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池。今出税置吏唯有青、白二池。
敕诸色犯盐、麴五斤以上，并重杖处死，以下科断有差；刮硷煎炼私盐所犯一斤以上断死，以下科断有差；人户所请蚕盐得将归茧供食，不得博易货卖，违者照私盐科断。州城、县镇郭下人户系屋税合请盐者，若是州府，并於城内请给；若是外县镇郭下人户，亦许将盐归家供食。仰本县预取逐户合请盐数目，攒定文帐部领人户请给，勒本处官吏及所在场务同点检入城。若县镇郭下人户城外别有庄田，亦仰本县预先分擘开坐，勿令一处分给供使。
三年，敕：“诸州府并外县镇城内，其居人屋税盐，今後不，其盐钱亦不徵纳。所有乡村人户合请蚕盐，所在州城县镇严切检校，不得放入城门。”
显德元年，上谓侍臣曰：“朕览食末盐州郡，犯私盐多於颗盐界分。盖卑湿之地易为刮盐煎造，岂惟违我榷法，兼又污我好盐。况末盐煎炼，搬运费用倍於颗盐。今宜分割十馀州，令食颗盐，不唯辇运省力，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馀州皆食颗盐（种者曰颗盐，出解州。煮者曰末盐，出濒海）。
三年，敕：“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场粜盐，今後除城郭草市内仍旧禁法，其乡村并不许盐货通商。逐处有咸卤之地，一任人户煎炼，兴贩则不得逾越漳河入不通商界。”
五年，既取江北诸州，唐主奉表入贡，因白帝以江南无卤田，愿得海陵盐监南属以赡军。帝曰：“海陵在江北，难以交居，当别有处分。”乃诏岁支盐三十万斛以给江南，士卒稍稍归之。
宋朝之制，颗盐出解州安邑、解县两池。以户民为畦夫，悉蠲其他役，每岁自二月一日垦畦，四月始种，八月乃罢，官廪给之。安邑池每户岁种盐千席，解池减二十席（至道二年，两池得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此其最多之数也。大中祥符九年四月，陕西转运张象中言：“两池见贮盐三千二百七十六庵，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虑尚有遗利，望行条约。”上曰：“地财之阜，此亦至矣，若过求增羡，虑有时而阙，不可许也。”）募兵百人，目为“护宝都”以巡逻之，以给本州及三京、京东之齐、兖、曹、濮、单、郓州、广济军，京西之滑、郑、陈、颍、汝、许、孟州，陕西之河中府、陕虢州、庆成军，河东之晋、绛、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怀州及澶州诸县之在南河者（郓、齐、宿州旧食末盐，建隆二年以溯流辇运劳费，始改食颗盐）。
末盐煮海，则楚州盐城监岁煮四十一万七千馀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馀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馀石，给本州及淮南之庐、和、舒、蕲、黄州、无为军，江南之江宁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饶、信、歙、抚州、广德、临江军，两浙之常、润、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复、潭、鼎、鄂、岳、衡、永州、汉阳军（庐和舒蕲黄州、汉阳军旧通商、太平兴国二年始令官卖。信、歙旧食两浙盐，後改焉。江、浙旧皆禁，九年，盐铁使王明请开禁，计岁卖盐钱五十三万五千馀贯：二十八万七千馀贯给盐与民，随税收其钱；二十四万馀贯商人贩易，收其算。雍熙二年六月，依旧禁止）。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岁煮四十七万七千馀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馀石，以给本州军及京东之徐州，淮南之光、寿、濠、泗州，两浙之杭、苏、湖、常、润州、江阴军。
密州涛洛场岁煮三万二千馀石，以给本州及沂、潍州。杭州场岁煮七万七千馀石，明州昌国东、西监三十万一千馀石，秀州场二十万八千馀石，温州天富南、北监，密缨、永嘉二场七万四千馀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馀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越州旧有盐润监，岁煮三千馀石，後罢）。福州长清场岁煮五百一万五千馀斤，以给福建路（初得福建即禁盐，太平兴国八年开其禁，後复禁之。建、剑、汀尝食两浙盐，後改就本路）。广州东莞静安等十三场岁煮二万四千馀石，以给本州及封、康、英、韶、端、潮、连、贺、恩、新、惠、梅、循、南雄州，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旧潮州有松口等四场，岁煮以给本州及梅、循二州，雍熙四年废）。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岁煮一百五十万斤，以给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滨、梧、横、南、仪、郁林州。
又高、窦、春、雷、融、琼、崖、儋、万安州各煮以给本州，无定额。大率煮海有亭户、盐丁，鬻於官或折租税，亦有役军士定课煮者（通、泰亭户每一石并耗三石，给钱五百文，以布帛茶米充直，民甚苦之，开宝七年始诏并给实钱。初平岭南，令民煮盐，以百一十斤为石，给钱二百，後廉州言盐田荒秽，民新锄治，旧盐课月八石至三石，凡五等，不能充其数，望差减之，诏蠲其半）。又有滨州场，岁煮二万一千馀石，以给本州及棣、祁州杂支，并京东之青、淄、齐州（旧滨、棣二州禁榷，雍熙二年令通商）。煮井者，益州路则陵井监及二十八井，岁煮一百十四万五千馀斤（乾德五年，伪蜀知陵井监任元吉始请凿五井煮监，是岁得八十万斤，擢元吉永清令，是後浸增其数），绵州二十四万馀斤，邛州九井二百五十万斤，眉州一井一万馀斤，简州十九井二十七万斤，嘉州十五井五万九千馀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馀斤，汉州一井五百馀斤。
梓州路则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万馀斤，资州九十四井六十四万二千馀斤，遂州三十五井四十一万六千馀斤，果州四十三井十四万六千馀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二万九千馀斤，昌州四井四万馀斤，泸州氵育井监及五井七十八万三千馀斤，富顺监十四井一百一十七万三千馀斤。利州路则阆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万馀斤。夔州路则夔州永安监十一万七千馀斤，忠州五井五十一万三千馀斤，达州三井十九万馀斤，万州五井二十万九千馀斤，黔州四井二十九万七千斤，开州一井二十万四千斤，安军安监及一井八十一万四千馀斤，大宁监一井一百九十五万馀斤。以各给本路。监则官掌，井则土民斡鬻，如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川峡盐，初承伪制，官鬻之。
开宝七年，诏斤减十钱，又令斡鬻，其羡利者但输十之九。太平兴国二年，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盐井深，煮盐极苦，樵薪益贵，辇置弥艰，加以风水之虞，或至漂丧。而豪民黠吏相与为奸，贱籴於官，贵粜於民，至有斤获钱数百者。有司亏失岁额，而民不得贱盐。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则豪猾无以规利，民有望以给食矣。”从之。有司言：“昌州岁收虚额盐万八千五百馀斤，乃开宝中知州李佩率意掊敛，以希课最，废诸井薪钱，於岁额外课部民煮盐。民不习其事，甚以为苦，至破产不能偿其数，多流移入他部，而积年之征不可遽免。欲均於诸州，作两税草估钱米以输官。”诏悉除之，其旧额二万七千六十斤即令井户煮焉。端拱元年七月，以西川食盐不足，许商人贩阶、文州青、白盐，陕路井盐、永康军崖盐入川勿收算。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诏泸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三年正月，减泸州氵育井监课盐三之一）。煮卤者，并州永利监（本名河东榷盐院，咸平四年改名）岁煮十二万五千馀石，以给本州及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许商人贩卖，如川峡之制。凡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卖价，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末盐卖价，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二十一等（开宝初，尝诏诸州卖盐斤六十钱者减为五十，四十者为三十，後颗盐减至四十四。九年，又减四钱。太平兴国初，新禁榷之地以转送回远，又有增颗盐至五十、末盐至四十钱处。至道二年，杨允恭等复请定和州、无为军斤三十六，舒、庐州加二钱，蕲、黄、濠、寿州又加二钱，安、复州又加二钱，止於四十四钱）。
至道末，卖颗盐钱七十二万八千馀贯末盐一百六十三万三千馀贯。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其颗盐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原、、宁、仪、渭、、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旧缘边诸州兼食乌、白池之青、白盐。淳化三年，陕西转运郑文宝以李继迁叛逆，请禁止之，许商人贩解池盐，可以资国计，诏可，自陕以西收私市者抵死。其後戎人乏食，复商贩。解盐利薄，多取他径趣唐、邓，以邀善价，吏不能禁，关陇民无盐食。四年八月，除其禁。咸平中，有请官运解盐，就边州置吏鬻之，命度支使梁鼎驰往经画。度支员外郎李士衡上言：“辇运劳民非便，请行解盐通商。”
从之，而以旧榷年额钱分配诸州，随税输纳。景德三年，士衡又言京兆、同、华、耀钱额多，请减十之二，诏悉除之），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蔡、襄等州及安、复、商州旧通商，太平兴国初，令商、蔡食解盐，馀食海盐，并官卖。後以运路不通，复许通商，唯安、复则禁之）。末盐运商之地，京东则登、莱州，河北则大名真定府、贝、冀、相、卫、邢、、深、赵、沧、磁、德、博、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静、乾宁、定远、保定、广信、安肃、永定军（河北旧禁盐，建隆四年，始令邢、、磁、镇、冀、赵六州城外二十里通行盐商。开宝三年，悉罢榷，官收其算，斤一钱，往卖者倍之。旧榷利钱均赋城郭居民，及门户形要户，随夏税输之，亦差减旧数）。
五代时，盐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盐阑入禁地法，贸易至十斤、煮硷至三斤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上请。三年，增阑入三十斤、煮硷至十斤坐死，蚕盐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後每诏优宽，至太平兴国二年，乃诏阑入至二百斤以上，煮硷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黥面送阙下。
止斋陈氏曰：“国初，盐荚只听州县给卖，岁以所入课利申省，而转运司操其赢，以佐一路之费，初未有客钞也。雍熙二年三月，令河东，北商人如要折博茶盐，令所在纳银，赴京请领交引。盖边郡入纳算请，始见於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仓，令商人入中斛斗，给茶盐钞。盖在京入中斛斗算请，始见於此。天圣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货务入纳钱银，算请末盐。盖在京入纳见钱算请，始见於此。而解盐算请，始天圣八年；福建、广东盐算请，始景二年。京师岁入见钱至二百二十万，诸路斛斗至十万石（见是年八月淮南、江、浙、荆湖、福建等路提举盐事朱某奏）。祖宗之意，虑客钞行而州县之盐不足，则为之限制（至道二年二月，敕江、浙、淮南官卖盐，并赴永丰、盐城监般请，其海陵监应副客人；至解盐则以唐、邓、商、均等十一州为在京入纳金银交引地分，永兴、凤翔等二十五州为陕西入纳粮草交引地分。可谓详密矣），熙、丰新法，增长盐价（福建路祖额卖盐收到二十七万三百馀贯，自推行盐法，於元丰二年收到四十六万五千三百馀贯，三年收六十万馀贯，见转运司贾青奏。河北路自元丰七年正月推行盐法，至十一月终，收盐息钱二十六万五千贯，充便籴司籴本，见元丰八年四月六日敕。可以略见当时盐课）。於是河北复官盐，而广盐亦通入江、湖，置便籴司，以所封椿诸路增剩盐利钱充籴本。元裁损剩数，且罢封椿。三年，令任公裕裁定增损九路盐价，未几，复新法。绍圣三年二月，江、湖、淮、浙六路，通算钞引见钱充足。元八年，年额外有增收到五分入朝廷封桩，五分转运司。元符元年九月，令福建准此。崇宁元年二月，敕盐钞每一百贯於在京入纳九十五贯，於请盐处纳充盐本，其绍圣三年五分指挥不行。自二年十二月行法，至三年十一月，在京已及一千二百馀万贯，遂尽罢，诸路官以盐钞每百贯拨一贯与转运司。於是东南官卖与西北折博之利尽归京师，而州县之横敛起矣。”
开宝七年，诏三司校诸州盐、麴、市征、地课而殿最之。
令诸州知州通判官、兵马都监、县令所掌盐、麴及市征、地课等，并亲临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满较其殿最，欺隐者置於法。募告者，赏钱三十万。
止斋陈氏曰：“太平兴国以後，虽有比较岁入增亏酬奖之法，而累朝多不果行。至景德以後，且有诸盐场监受课出剩不得理为劳绩。嘉赦文，又申严希求恩赏，苛阻商旅之禁。至熙宁五年，始令逐年转运司每岁比较州县盐酒课利最多最少者两处，开坐增亏及知、通、令、尉名衔闻奏，当行赏罚，合黜者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雍熙四年，禁代州宝兴军等处民私市北虏骨堆渡及桃山盐，犯者论罪有差。
雍熙後，以用兵乏馈饷，令商人输刍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
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茶盐。
咸平四年十月，秘书丞、直史馆孙冕上言曰：“茶盐之制，利害相须。若或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纳金银钱帛，则公私皆便，为利实多。今若便放行，即南中州军且令官卖。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换易交引，往至亭场，川路遐，风波阻滞，计须二年以上，方到江、潭。未即，官卖盐课已倍获利入，纵其坌集，稍侵官卖之额，然以增补亏，於官无损，缘边入中又委输愈多。况三路官卖旧额止百三十万贯，臣计在北所入已多，在南所亏至少，旧额钱数必甚增盈。其淮南禁盐，有长江之限，但严切警巡，明立赏罚，则官卖盐课，必不亏悬。设使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之後，官吏怠慢，或至年额稍亏，则国家以折中粮草赡得边兵，以中纳金银实之官库，且免和雇车乘，差扰户民，冒涉凛寒，经历遐远。借加荆湖运钱万贯，淮南运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穷边，则官费民劳，何啻数倍！”诏吏部侍郎陈恕等议其事。恕等上议曰：“江、湖之地，素来官自卖盐，禁绝私商，良亦有以。盖由近煮海之地，自犯禁之人，官得缗钱，颇资经费。且江、湖之壤，租赋之中，帛虽多，钱刀盖寡。每岁买茶入榷，市铜铸钱，准粮斛以益运输，平金银以充贡入。乃至京师便易，南土支还，赡用之名，实藉盐钱助，居常度费，犹或阙供。今若悉许通商，则必顿无储拟，未有别钱备用，盐法讵可更张？且变制改图，事非细故，若匪官盐住卖，则又私商不行。即令住卖官盐，立乏一年课额。况行商算画，必务十全，岂有江、湖官犹卖盐，边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获请官盐，首初运到江、湖，必须官私竞贸。既而官价高大，私价低平，多粜商盐，则官盐不售；并依官价，则私价太高。公私两途，矛盾不已，则官利失而私商困矣。况不即住卖而望商人入中藁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藁粟而望课利不亏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於边上折中，一岁之内，入数甚微，粮则不及万锺，草则多无一束。近者陕西盐法，亦令纳秸资边，一年之，数亦无几。全亡实验，但有虚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须撤禁。三处既私商杂扰，两浙必官盐流离，透漏侵淫，禁不可止。乍变易则江、湖为首，终紊乱则淮、浙相兼，大失公储，莫救边备，若以施之於今日，窃恐未为叶宜也。”诏从之。
榷矾者，唐於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开成三年，度支奏罢之，以矾山归州县。五代以来，创务置官吏。宋朝之制，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汾州之灵石县（无为军场曰昆山，自大中祥符元年後，以停积颇多，权罢煮造。灵石场，至道初废，景德元年复置，大中祥符八年又废，其矾徙就晋州。慈州场，曰芥泉），绿矾出慈隰州，池州之铜陵县（隰州场，太祖时以地接河东伪境，罢之。太平兴国八年，本州牙吏卜美请募工造镬煮矾，输官课，诏从其请。铜陵场，雍熙二年废，天禧五年复置。又汾州灵石亦有绿矾），各置官典领，有镬户煮造入官。市晋、汾、慈州矾，以一百四十斤为一驮，给钱六千（给见钱三之二，馀准以茶丝）。隰州矾驮减三十斤，给钱八百。博卖白矾价：晋州每驮二十一贯五百，慈州又增一贯五百，绿矾：汾州每驮二十四贯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驮四贯六百，皆博卖於人。又有散卖者，白矾：坊州斤八十钱，汾州百九十二钱，无为军六十钱；绿矾，斤七十钱。至道中，白矾岁课九十七万六千斤，绿矾四十万五千馀斤，卖钱十七万馀贯。贞宗末，白矾增二十万一千馀斤，绿矾增二万三千馀斤，卖钱增六万九千馀贯。建隆三年，诏禁商人私贩幽州矾，官司严捕没入之。其後定令，私贩河东幽州矾一两以上，私煮矾三斤及盗官矾至十斤者，弃市。开宝三年二月，增私贩至十斤，私煮及盗满五十斤者死，馀论罪有差。太平兴国初，以岁鬻不充，有司请严禁法，诏私贩化外矾一两以上及私煮至十斤，并如律论决，而再犯者悉配流，远复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州官矾滞积，盖小民多就山谷僻奥处私煮，以侵其利，而绿矾价贱，不可以晋州矾均法。”诏如犯私茶论罪。
建隆时，命晋州制置矾务，许商人输金帛丝绵茶及缗钱，官以矾偿，凡岁增课八十万贯。淳化初，有司言：“国家以见钱酬矾直，商客以陈茶入博，有利豪商，无资国用。请今後惟以金银见钱入博。”从之。
止斋陈氏曰：“太祖矾禁为契丹、北汉设也，其後并盐、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卷十六 征榷考三
○盐铁（矾）
仁宗时，诏天下茶盐酒税取一岁中数为额，後虽羡益勿增，无得抑配人户苛阻商旅。
天圣八年，上书者言：“县官禁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校。请听通商，平估以售，可宽百姓之力。”乃诏罢三京、二十八军州榷法，听商贾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自是，商贾流行，然税课之入官者颇耗。自元昊反，聚兵西边，用度不足，因诏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由是羽毛，筋角、胶漆、钱炭、瓦木之属，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贾乘时赇吏为奸，至入椽木二，估千钱，给钱一大席，为盐二百二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利。朝廷知其弊，乃诏复京师榷法，凡商人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盐，悉收市入官，官为置场，增价而出之。复禁永兴、同、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军商盐，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於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自禁榷之後，量民资厚薄，役令免车转致诸郡，道路縻费，役人竭产不能偿，往往亡匿，关内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岁费京师钱币，不可胜数，帑藏愈虚。太常博士范祥乃请旧禁盐地一切通商，盐入蜀者亦恣不问；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南、西盐，第优其估；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筑盐池则为东盐）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弛兵民辇运之役。诏从之。数年，滑商贪贾无所侥幸，关内民安其业。其後三司言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请得公私并贸，而馀则禁止官鬻，皆从之。两池岁役畦户以解、河中、陕、虢、庆成民为之，官司旁沿侵剥为苦，乃诏三岁一代。尝积逋盐课至三百三十七万馀席，诏蠲其半。中以积盐多，特罢种盐一岁，或二岁、三岁，以宽其力。其後减畦户半，又稍佣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无追逮侵剥之扰。
沈氏《笔谈》曰：“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是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於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年，至今以为利。”
青、白盐出乌、白池，西羌擅以为利。自李继迁叛，乃禁毋入塞，未几罢。庆历中，元昊纳款，请岁入十万石售於县官，谏官孙甫等言：“辇运疲劳。又并边户尝言青盐价贱而味甘，故食解盐者少，虽刑不能禁。今若许之，则并边蕃汉尽食羌人所贩青盐，不能禁止，解盐利削，陕西财用屈矣。”乃不许其请。
庆历元年冬，以淄、潍、青、齐、沂、密、徐、淮扬八州军仍岁凶灾，乃诏弛禁，听人贸易，官收其算，而罢密、登岁课，第令户输租钱。其後郓、兖皆以壤地相接，请罢食池盐，得通海盐，收算如淄、潍等州，许之。自是，诸州官不贮盐，而岁应授百姓蚕盐皆罢给，然百姓输蚕盐钱如故。至和中，始诏百姓输钱以十分为率，听减三分云。
河北沧、滨二州盐，自开宝以来，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上封者请禁榷以收其利，余靖为谏官，言：“前岁军兴以来，河北拣点义勇及诸色科率，数年未得休息。臣尝痛燕蓟之地陷虏且百年，而民无南顾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简易，盐、麴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许通盐商，止令收税。若一旦榷绝，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伏缘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惟刮硷煎之以纳二税，今若禁止，便须逃亡。盐价若高，犯者必众，近民怨望，非国之福。”其议遂寝。後王拱辰为三司使，复建议榷二州盐，下其议。鱼周询等以为不可，请重算商人，可得缗钱七十馀万。上曰：“使人顿食贵盐，非朕之意。”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张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虏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虏获福也。虏盐滋多，非用兵不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立以手诏罢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为佛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後父老过其下辄流涕。
按：授人以盐而徵其钱，谓之蚕盐，行之京东诸路；免盐之榷而均诸税，谓之两税盐钱，行之河北，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盐不给而徵钱如故，税已纳而禁榷再行。盖误以二者为经常之赋而不知其源出於盐也。河北之榷，方平言之，仁皇听之，惠及一道矣；独蚕盐钱之输，未有能如方平者力言之，至和中仅免其十之三。惜哉！
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斤为钱四，两浙杭、秀为钱六，温、台、明亦为钱四，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鬻盐岁损，所在贮积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砂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挽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贫困，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於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縻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赡国济民，无出於此。”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翰林侍读宋绶、枢密直学士张若谷、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皆以为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盐；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泰、楚、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馀州厅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
景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遂罢，而入钱京师如故。
康定元年，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而河北复出三税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然东西盐利特厚，商旅不愿受金帛，皆愿得盐。
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无赖之徒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虽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建之汀州与虔接，虔盐既不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梅、循、惠、广八州之地。所至污人妇女，掠人帛，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粜盐岁才及百万斤，朝廷以为患。职方员外郎黄炳请增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虔州十县五等户夏秋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随夏税钱入偿官。从之。然岁才增粜六十馀万斤。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乃令民首纳私藏带兵械，以给巡捕吏兵，而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随者，止输算勿捕。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锁伏至州乃发。输官有馀，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贾取之，繇是减侵盗之敝，盐遂差善。又损粜价，岁课视旧增至三百万馀斤，乃罢扶等所率籴盐钱。
嘉间，两浙转运使沈立、李肃之奏：“本路盐课缗钱岁七十九万，嘉三年才及五十三万，而一岁之内，私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其弊在於官盐估高，私贩不止，而官课益亏。请榷官估，罢盐纲，令铺户衙前自趋山场取盐，如此则盐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课必溢。”诏从之。
皇以来，屡下诏书，命亭户给官本皆以实钱，其售额外盐者，给粟帛必良，逋岁课久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甚厚，而有司罕能承上意焉。蜀煮井为盐者，井源或发或微，而责课如故，任事者多务增课以为功，贻患後人。朝廷切於除民害，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前後不可悉数。
鬻硷为盐，大抵硷土或厚或薄，薄则利微，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至和初，韩琦请户满三岁，地力尽，得自言，摘他户代之。明年，又诏铛户输岁以分数为率，蠲复有差，遇水灾，又听得他户代役，百姓便之。矾初亦官置务煮之，天圣已後，听民自煮，官置场售之，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两蜀旧亦榷矾，天圣诏弛其禁。初，晋、慈矾募人入金帛茶丝易之。其後，河东转运使薛颜请一切入缗钱，以助边籴。久之矾积益多，复听入金帛、刍粟。刍粟虚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斗粟直钱百，估增至三百六十，矾之出官为钱二万一千五百，才易粟六石，以麟州粟实直较之，为钱六千，而矾一驮已费本钱六千。县官徒有榷矾之名，其实无利。嘉六年，乃罢入刍粟。复令入缗钱。矾以百四斤为一驮，入钱京师榷货务者，为钱十万七千；入钱麟、府州者，又减三千，自是，商贾不得专其利矣。
神宗熙宁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出，多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边籴之患，请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数与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八年，中书又言：“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入中商人或欲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军遣官买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
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於是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中牟、陈留、长垣、胙城、韦城，曹濮澶怀济单解州、河中府等州县，皆官自卖。未几，复用商人议，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颖隰州、西京、信阳军通商，畿县及澶、曹、濮、怀、卫、济、单、解、同、华、陕、河中府、南京、河阳，令提举解盐司运盐卖之。
自禁榷之後，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重赏构捕私盐，民骚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二缗有馀，商不入粟，边储失备，乃议所以更之。皮公弼、沈括等言官卖当罢。於是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陈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听通商，其入不及官卖者，官复自卖；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官卖如故。又诏商盐入京，悉卖之市易务，每席无减千；民盐皆买之市易务，私与商人为市，许告，没其盐。又诏京师置七场，买东、南盐钞，市易务计为钱五十九万三千馀缗，三司阙钱，请颇还其钞，令卖之於西，买者其三给钱，其七准缘边价给新引，庶得民旧钞，而新引易於变易。诏用其议。
哲宗元元年，户部及陕西制置解盐司议：“延、庆、渭、原、环、镇戎、保安、德顺等八州军皆禁榷，官自鬻，以万五千五百席为额，听商旅入纳於八州军折博务，算给交引，一如范祥旧法。其出卖到盐钱，以给转运司籴买。”从之。
徽宗崇宁元年，解州贾考南北团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种，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馀斤，州具以闻。初，解梁之东有大盐泽，绵亘百馀里，岁得亿万计。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坏，至是，乃议修复。四年，池成，凡开二千四百馀畦，百官皆贺。其役内侍王仲千实董之，仲千以额课敷溢为功。然议者或谓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风，须臾成盐，其利则博，苟欲溢额，不俟风日之便，厚灌以水，积水而成，味苦不口。
沈氏《笔谈》曰：“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尧梢水，一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盐。唯巫咸水人，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咸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於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又曰：“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自有十馀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末盐、颗盐、井盐、崖盐是也。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馀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千馀万缗。唯末盐岁自抄三百万缗，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给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於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祖宗以来，行盐钞以实西边。其法：积盐於解池，积钱於在京榷货务，积钞於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解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於得钞，径请盐於解池。旧制，通行解盐池甚宽。或请钱於京师，每钞六千二百，登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炽盛，至为良法。崇宁，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众，民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积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始获一直之货。
民无赀更钞，已输钱悉乾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纟而死者。时有魏伯刍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专主榷货务。政和六年，盐课通及四千万缗，官吏皆进秩。七年，又以课羡第赏。其後，伯刍年除岁迁。官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既而党附王黼，京恶而黜之。伯刍非有心计，但与交引户关通，凡商旅算请，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务入纳数多，以昧人主而张虚最。初，政和再更盐法，伯刍方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开阖利柄，驰走商贾，不烦号令，亿万之钱，辐辏而至，御府须索，百司支费，岁用之外沛然有馀，则榷盐之入可谓厚矣。顷年盐法未有一定之制，随时变革以便公私，防闲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顿绝弊源，公私兼利。
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以岁计之，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馀万贯者，处州是也；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万贯之数宣付史馆，以示富国裕民之政。”小人得时骋志，无所顾惮，遂至於此。於时御府用度日广，课入欲丰，申岁较季比之令，在职而暂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计折，害法者不以官荫，并处极坐，微至於盐袋鲞盐，莫不有禁，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厉。七年，乃降御笔：“昨改盐法，立赏至重，抑配者众，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驰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悉从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严近制，改奉新钞。”盖帝意未尝不欲审法定令，宽济斯民。有司不能将明帝恩，故比较已罢而复用，钞札既免而复行，盐囊增饶而复止，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既又复为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扰匮，盗贼滋焉。
南盐 熙宁五年，卢秉提点两浙刑狱，仍专提举盐事。令盐场约得盐之多寡而定其分数，自六分至十分；三灶至十为一甲，而煮盐地什五其民，以相讥察；及募酒坊户愿占课额，取盐於官卖之，月以钱输官，毋得越所酤地；又严捕盗贩，刑禁苛酷。蹇周辅措置福建盐，以建、剑、汀、邵武官卖盐价苦高，漳、泉、福、兴化煮盐价贱、故多盗贩卖於贵处，请减建、剑、汀、邵武盐价，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如是则民易得盐，盗贩不能规厚利。周辅又措置江西盐法，言汀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不能多，请罢运淮盐，通搬广盐一千万斤於江西虔州、南安军，复均淮盐六百一十六万斤於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军，以补旧额。大率峻剥民，民被其害。哲宗即位，御史言周辅议江西盐法掊刻诞谩，乃削职贬官。
河北盐 旧不榷。熙宁八年，三司使章言河北、陕西并为边防，今陕西榷盐而河北独不榷，此祖宗一时误恩，请遣使诣海阳及煮小盐州县（小盐，伪盐也），与两路转运司度利害施行。而文彦博论其不便，诏如旧。元丰三年，京东转运李察言，南京、济、濮、曹、澶行解盐，馀十有二州行海盐，请用今税法置买盐场，尽灶户所煮盐，官自卖之，禁私为市。岁收钱二十七万三千馀缗。而息几半之。乃诏以京东法榷之河北，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尽榷卖以增其利。哲宗即位，监察御史王岩叟言其不便，遂罢河北榷法。绍圣中复之。
河东盐 熙宁八年，三司使章言：“东西永利两监，盐岁课旧额二十五万馀缗。自许商人入中粮草，增饶给钱支盐，商人得钞千钱，售价半之，县官阴有所亡，坐贾获利不赀。又私盐不禁，岁课日减，今才十万四千馀缗，若计粮草虚估，官才得实钱五万馀缗，视旧亏十之八。请如解盐例，募商人入钱请买，或官自鬻，重私贩之禁，岁课且大增，并边市粮草，一用见钱。”乃诏官自运盐，鬻於本路。知太原府韩绛言其不便，请通商，乃令商人输钱於边，给券，於东西监请盐，以除加饶折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卖地，即官盐已运至场务者，令商人买之，加运费。
蜀盐 熙宁中，患井盐不可禁，欲尽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修起居注沈括以为不可，遂寝。九年，刘佐入蜀经度茶事，乃岁运解盐十万席，未几，罢之。崇宁二年，川峡利、洋、兴、剑、蓬、闻、巴、绵、汉、兴元府等州，并通行东北盐。四年，梓、遂、夔、绵、汉、大宁监等盐仍旧鬻於蜀，惟禁侵解池盐。
蚕盐 熙宁五年，京西漕臣陈知俭言蚕盐畸零，非民所愿，乃罢之，第令输钱。七年，复诏开封府界蚕盐折以粮者，三等户以下许代以钱，愿输本色者听。元初，有司言罢所蚕盐，而令虚纳盐钱，於义未安，乃诏旧经蚕盐处仍旧散敛。有司复奏府界、京西、京东等路用蚕盐三万二千五十席，预出盐引，募人算请於解盐司以给用。六年，徐州、淮阳军仍旧散敛，京东及晋、绛、隰、磁州皆罢。元符三年，重定散蚕盐给纳之限，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澶州皆罢。初，东南岁支蚕盐，即不欲盐，计其数输价钱六分，如京东、西之制。政和三年，虑州县抑民，诏罢两浙、淮南支，其江、湖四路下盐事、常平司共相度闻奏。後遂诏淮、浙支蚕盐去处，依市卖客盐价例支给价钱，散依旧，来数输纳物帛，其丁口盐钱亦依上件指挥散纳。中兴後，亦不复散盐，而差损民所纳之直。
东莱吕氏曰：“《洪范》，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润下，润下作咸，此盐之根原。五行之气无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润下之性无所不在。其味作咸，凝而为盐，亦无所不在。种类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地。三者盐之尤多，世共知之。如青州出於东井，幽蓟东海、岭南南海皆出於海，剑南西川出於井，如河东盐出於池，如解池，盐之尤著者，大略三种。三种之外，所出亦多。如河北有卤地，此出於地者；如永康军盐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类不一。大抵盐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缺者，所以天地之，无处不有。自《禹贡》青州贡盐、，此海盐之见於经。三代之时，盐虽入贡，与民共之，未尝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当时始兴盐，以夺民利。
自此後，盐禁方开。虽汉兴除山泽之禁，到武帝时，孔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盐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请罢盐铁，又桑弘羊反覆论难，所以盐榷不能废。元帝虽暂罢之，卒以用度不足复建。自此之後，虽盐法有宽有急，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开，一开不可复塞。於是论其作俑出於管仲，计近功浅效，夺民利以开盐禁，自此天下之盐皆入禁榷。论禁榷之利，惟是海盐与解池之盐，最资国用。南方之盐皆出於海，北方之盐皆出於池。如蜀中井盐，自赡一方之用，於大农之国计不与焉。前代盐法兴衰皆不出於所论，今且论本朝盐本末。本朝就海论之，惟是淮盐最资国用。方其国初，钞盐未行，是时，建安军置盐仓，乃令真州发运。在真州，是时，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回，皆载盐，散於江、浙、湖、广。
诸路各得盐，资船运而民力宽，此南方之盐，其利广而盐榷最资国用（至道二年十一月，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淮南十八州军，其九禁盐，馀不禁。商人由海上贩盐，官倍数而取之，至禁盐地，则上下其价。民利商盐之贱，故贩者益众，至有持兵器往来为盗者。且行法宜一，今请悉禁，官遣吏主之。”诏知制诰张秉与盐铁使陈恕等会议，恕言其不可，允恭再三为请，乃从之。是岁，收利巨万）。解池之盐，朝廷专置使以领之，北方之盐尽出於解池（大中祥符九年，陕西转运副使张象中言：“安邑、解县贮盐三千二百七十六，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切虑遗利，望行条约。”帝曰：“地财之阜，此亦至矣。若过求增羡，虑有时而阙，不可许也。”）
当时，南方之盐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方之盐，管得其人则其害少，惟北方解池之盐，有契丹、西夏之盐尝相参杂，夺解池之利，所以本朝议论最详，大抵解池之盐，味不及西夏，西夏优而解池劣；价直，西北之盐又贱。所以沿边多盗贩二国盐以夺解池，所以国家常措置关防，西夏常护视入中国界。大抵南方所出是海盐，自汉以来，海盐、井盐用煎熬之制，皆烹炼然後成，两处之盐，必资人力。如解池之盐，大抵姑耕种，疏为畦垅，决水灌其，必俟南风起，此盐遂熟，风一夜起，水一夜结成盐。所以北方皆坐食盐，如南风不起，则课利遂失。夫海盐、井盐全资於人，解地之盐全资於天而人不与。至徽宗时，如两浙之盐多有变更。自蔡京秉政，费转搬仓之法，使商贾入纳於官，自此为钞盐法，请钞於京师，商贾运於四方。
有长引、短引，限以时日，各所之地，远近以为差。蔡京专利罔民，所以盐法数十日一变。盐法既变，则钞盐亦不可用，商贾既纳钱之後，钞皆不用，所以商贾折阅甚多，此海盐之一变也。解盐之变，缘徽庙初，雨水不常，围堑不密，守者护视不固，为外水参杂。雨水不常，外水イ满流入，解池不复成盐，此所以数年大失课利。後大兴徭役，尽车出外水，渐可再复，此是解盐之一变也。若论禁榷之利，天下之盐固皆禁榷，惟是河北之盐自安、史乱河北一路，缘藩镇据有河北盐，後本朝因而以盐定税，所以河北一路盐无禁榷（《唐志》：“自兵兴，河北盐羁縻而已。至皇甫奏置榷盐使，如江淮榷法，犯禁者岁多。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穆宗命河北罢榷盐。”《国朝会要》：“开宝三年四月，诏河北诸州，盐法并许通行，量收税钱，每斤过税一文、住卖二文，隐而不税，悉没官，以其半给捕人定赏。”）
仁宗时，议者要禁榷，仁宗不肯。神宗时，荆公、章亦欲禁榷，神宗亦不许。自後章为相，方始行禁榷，犯刑禁者甚多，盗贼滋起。河北所以不可禁榷，兼河北之盐又与其他不同。如井盐，官司只才一井，故井盐可榷。如解池之盐，亳封守，亦可禁榷。海盐亦待煎起炉闭炉，非一旦所成，官司及时禁察，亦可禁榷。惟河北盐是卤地，其地甚广，非如井、池可以为墙园篱堑封守；又才煎便成，非如海盐必待煎煮，可以禁察，所以最易得犯禁。自章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盗贼愈多。河北风俗悍，盐又易成，小人图利，所以不体朝廷之法，遂轻来相犯。盐大略如此。然推大纲论之，盐固是三代以前与民共之，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於此论之，取诸山泽不犹胜取之於民！盖所谓兴贩煎盐皆非地著之人，因而取之，必宽民力。本之民力，然而取之欲宽，不尽其利，则盐可以公行，若迫而取之，必有官刑。此见小者必至於失大，而盐法之弊所以不可施行也与！”
自熙宁初，始变矾法。岁课所入，元年为钱三万六千四百缗有畸，并增者五岁，乃取熙宁六年中数，定以一十八万三千一百缗有畸为新额。至元丰六年，课增至三十二万七千九百缗，而无为军矾听民自鬻，官置场售之，岁课一百五十万斤，用本钱万八千缗，自治平至元，数无增损。初，熙宁，东南九路官自卖矾，发运司总领焉。元初通商，绍圣复熙宁之制。大观元年，定河北、河东矾额各二十四万缗，淮南九万缗，复罢官卖，听客贩。政和初，以亏损额数，於是复官卖，罢客贩如旧制。
高宗建炎初，淮、浙亭户，官给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算请，五十斤为一石，六石为一袋，输钞钱十八千。又诏运司勿得将盐本钱支给他用。
绍兴元年，诏临安府、秀州亭户合给二税，依皇专法计纳盐货。以亭户皆煎盐为生，未尝垦田故也。二年，诏淮、浙盐每商人每袋贴纳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如私盐律。十一月，诏淮、浙盐场所出盐以十分为率，四分支今降指挥以後交钞，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後交钞，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钞。先是，吕颐浩以对带法不可用，令商人贴纳钱，至是，复以分数如对带法，於是始加严察矣。三月，诏盐场官煎卖盐比租额增者推赏。四年，诏淮、浙盐每袋增贴纳钱三贯文，并计纲赴行在，寻命广盐亦如之。九月，以入纳迟细，减所添钱。然自建炎三年改钞法，绍兴三年九月又改，十一月又改，今年正月又改，及令所改，凡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乃命以资次前後从上并支焉。
六年，赵鼎奏久不变法，建康日纳盐钱甚盛。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
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奏：“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然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者，皆私贩之害也。且以淮东、二浙盐货出入之数言之，论盐额则淮东之数多於两浙五之一，以去岁卖盐所得钱数论之，淮东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乞委官分路措置。”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总辖权制亭、灶，刻剥本钱，纵亭户私煎盗卖，诏淮、浙场见差总辖并罢。
《朝野杂记》曰：“淮、浙盐额最多者，泰州岁产盐一百六十一万石，嘉兴八十一万石，通州七十八万石，庆元三十九万石。淮、浙盐一场十灶，每灶昼夜煎盐六盘，一盘三百斤，遇雨则停。淳熙末，议者谓总辖、甲头权制亭、灶，兜请本钱，恣行刻剥，惧其赴，纵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十日雨，则一场私盐三十六万斤矣。而又有所谓镬子盐，亭户小火，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家皆有镬，一家通夜必煎两镬，得盐六十斤，十灶二百家，以一季计之，则镬子盐又百馀万斤矣。一场之数已如此，诸路可知。十三年九月己未，遂罢总辖，令亭户自请本钱焉。
宁宗庆元元年二月诏循环盐钞住罢，将增剩钞名改作五支文钞给算，与日前已投在仓通理资次支请。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循环、增剩两等文钞，据客人称循环钞多有弊。盖自宣和客人先买一钞，更重买一钞，其先钞号为旧钞，而重买谓之新钞。旧钞可以搀支，重买复为旧钞，如此循环，实商贾之利也。乞截日住罢，只用一色增剩钞支请。”於是富商巨贾有顿为贫民者矣。嘉泰四年十二月，诏支客盐并以旧钞七分、新钞三分，以旧钞理资次。
开禧以後，节次有缴纳旧钞换新钞，指挥不一。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举天下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增至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宋朝元，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盐三十馀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
右《中兴四朝食货志》言，绍兴一州盐利过唐时举天下之数，其说固然矣。然考之唐史，则至德盐每斗十钱而已，至第五琦变盐法而十倍其榷，然不过每斗为钱一百一十。而建炎初商人贾钞，计盐六石为一袋，至输钱十八千，继而每袋又增贴纳钱三千，则其时盐价比之第五琦所榷已是三倍有馀，而至德之价则又悬绝矣。盖盐直比唐则愈贵，缗钱比唐则愈轻，所以其数之多如此，要亦未可全归之征利之苛也。
闽、广之盐，自祖宗以来漕司官般官卖，以给司存。建炎，淮、浙之商不通，而闽、广之钞法行。未几，淮、浙之商既通，而闽、广之钞法遂罢。然旧法，闽之上四州曰建、剑、汀、邵，行官卖盐法；闽之下四州曰福、泉、漳、化，行产盐法（随税纳盐也）。官卖之法既革，产盐之法亦弊，钞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当时转运、提举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项指挥，下四州且令从旧。及钞法既罢，岁令漕司认钞钱二十万缗纳行在所榷茶务，自後或减或增，卒为二十二万缗（绍兴三年，诏榷免五万贯。五年，依旧认二十万。十二年，诏添十万，计三十万。二十七年，特减八万，为二十二万）。
上四州用钞法，以私贩多钞额，随即停钞法，仍系官卖。
下四州随产纳盐，而州县苛取，每产一文以上至二十文，皆纳盐五斤，而胥吏交纳钱数又倍之。嘉定，臣僚奏乞行下，将产二十文以下合纳盐五斤者并行蠲免，从之。
二广之盐皆属於漕司，量诸州岁用而给之盐。然广东之俗富，犹可通商，广西之地广漠而瘁，食盐有限，商贾难行。况自东广而出，乘大水而无滩碛，其势甚易；自西广而出，水小多滩碛，其势甚难。是广西之盐不得与广东比伦也。建炎末鬻钞，未几复止，然官般、客钞亦屡有更革，东、西两漕屡有分合。绍兴八年，诏广西盐岁以十分为率，二分令钦、廉、雷、高、化州官卖，馀八分行钞法。又诏广东盐九分钞法，一分产盐州县出卖。广南土旷民贫，赋入不给，故漕司鬻盐，以其息什四为州用，可以粗给，而民无加赋，若客钞既行，州县必致缺乏。
孝宗乾道四年，罢盐钞，令广西漕司自认钞钱二十万。其後再行钞法，而州县率以钞抑售於民，其害甚於官般，乃诏官卖如故。
蜀盐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州之氵育井，皆大井也。若隆、荣等十七州，则皆卓筒、小井而已。自祖宗以来，皆民自煮之。成都、童川、利路自元丰，岁输课利钱银绢，总为八十万缗，比军兴所输，已增数倍矣。然井有耗淡而盐不成者，官司虑减课额，不肯相验封闭。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德音，令逐路漕臣躬亲按视。绍兴二年九月，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每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每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其後又增贴纳等钱。凡四川四千九百馀井，岁产盐约六千馀万斤，引法初行，每百斤为一担，又增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後递增至四百馀万缗。二十九年十二月，诏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先是，州之盐官井岁产盐七十馀万斤，半为官吏柴茆之费，半鬻於西和、成、凤州，岁得钱七万缗，为西和州铸钱本。盐多地狭，每斤为直四百，民甚苦之，故有是命。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煮盐，赴官输土产税而已。其後咸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官以虚钞赴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与之，每担有增及百六十斤者。又逃废绝没之井，许人增额承认，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递增，盐课加多而不可售，公私皆病。绍熙，杨辅为总计，遣官核去虚额，栈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
●卷十七 征榷考四
○榷酤禁酒
《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矧汝刚制於酒，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於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东坡苏氏曰：“自汉武帝以来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赏或不赀，未尝少纵，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周官》：萍氏掌几酒、谨酒（几者，几察酤卖过多及非时者。谨者，使民节用而无彝也）。
汉文帝即位，赐民五日（，布也。王德布於天下，合聚饮食为）。
汉兴，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
後元年，诏戒为酒醪以靡。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大，民得酤酒。
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元始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乃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
颜氏曰：“占谓自隐度其实，定其辞也。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
公非刘氏曰：“罢酤、占租、卖酒钱，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也。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尔。《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皆免侯，义与此占租同。”
先公曰：“按：‘租’字古时恐以为钱货所直之名。如《食货志》贾谊谏：‘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钱。’颜注‘雇佣之直，或租其本’是也。”
王莽篡汉，始立法，官自酿酒卖之。
义和鲁匡言：“山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乃独未斡。《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时，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勿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如淳曰：“卢，肆地。”臣瓒曰：“卢，酒瓮也。”师古曰：“卢者，卖酒之区也，以其一边高，形如锻家卢，故取名耳。”）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及糟灰炭（，酢浆也，才代反）给工器薪樵之费。”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姓伟等（姓姓名伟也）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用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货，百姓所取平，以给赡；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於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诏兖、豫、徐、冀四州雨多伤稼，禁酤酒。
顺帝汉安二年，禁酤酒。
桓帝永兴二年，以旱蝗饥馑，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
汉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争之。
赵石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重制禁酿。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致堂胡氏曰：“用兵以食为尤急，故禁酒，为其糜米也。而後世当尚武之时，取利於酒，夺民酤而榷之官，比承平时责利加倍；而军屯所在，又许之置场自酿，争多竞胜，谓足以充军费、省民力，岂古今世变之异欤！不然，何曹操、石勒能行之，而後之君子不能也？
宋文帝时，扬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议禁酒。从之。
後魏明帝正光後，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ろ五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郡祀依式供营，远蕃客使不在断限。
陈文帝时，虞荔以国用不足，奏立榷酤之科。天嘉二年从之。
隋文帝开皇三年，先时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至是，罢酒坊，与百姓共之。
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代宗广德二年，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此外不问公私，一切禁断。
大历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
德宗建中元年，罢酒税。三年，复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军费，斛收置三千，州县总领，漓薄私酿者论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
致堂胡氏曰：“善政建於古圣王者，後世鲜克遵之，以谓时异事殊，不可胶柱而调瑟也。不善之政兴於聚敛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为强兵足用，不可既有而弃之也。榷酒茗、算舟车、山泽，古圣王所不为，而後世以为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严，取之悉，甚於常赋，一有废弛，立见阙匮。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廪官吏，亦用军旅，亦赈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独贡、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节，量入以为出，无侈靡妄费，则贡、助、什一不啻足矣。费出无涯，征求无艺，贡、助常法所不能支，则必榷之又榷，算之又算，之又，称贷於富家，税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财竭下叛，并国而失之。是故知治体者欲罢官榷酒，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虽未尽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渐也。德宗尽罢之，善矣，已而侔利最急。故知尽罢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为善也。”
贞元二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钱，其酒户与免杂差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麴而已。
按：昔人举杜子美诗，以为唐酒价每斗为钱三百。今榷百五十钱，则输其半於官矣。
宪宗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钱据贯均率。”从之。
十二年，户部奏：“准敕文，如配户出榷酒钱处，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诸州府先有不配户出钱者，即须榷酤。请委州府长官据当处钱额，约米麴时价收利，应额足即止。”
太和八年，遂罢京师榷酤。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馀缗，而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
会昌六年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权许限，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榷麴，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店酤酒。如闻禁止私酤，官司过为严酷，一人违犯，连累数家，闾里之，不免咨怨。宜从今以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许罪止一身；同谋容纵，任据罪处分。乡井之内，如有不知情，并不得追扰，兼不得没入家产。”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边镇麴法，後榷酒以赡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方颛其利，按兵请入奏利害，天子遽罢之。
梁开平三年敕：“听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後唐天成三年敕：“三京、邺都、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麴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酝酒供家，其钱随夏秋徵纳，并不折色。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及关城草市内，应逐年买官麴酒户，便许自造麴，酝酒货卖，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月计算，都买麴钱数内十分纳二分，以充榷酒钱，便从今年七月後，管数徵纳。榷酒户外，其馀诸色人亦许私造酒麴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故违，便仰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村坊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今之秋苗有麴脚钱之类，此事起於五代後唐。当时虽纳麴钱，而民许自卖酒。时移事变，麴钱之额遂为定制，而民则禁私酤矣。”
长兴元年赦节文：“人户秋苗一亩元徵麴钱五文，今後特放三文，止徵二文。”
二年，放麴钱。官中自造麴，逐年减旧价一半，於在城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令下，人甚便之。其年七月，以课额不迨，准前禁，乡村百姓造麴，其已造到者，令纳官，量支还麦本。
周显德四年敕：“停罢先置卖麴都务。应乡村人户今後并许自造米醋，及买糟造醋供食，仍许於本州县界就精美处酤卖。其酒麴条法依旧施行。”先是，晋、汉以来，诸道州府皆权计麴额，置都务以沽酒，民酒醋例皆漓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魏名臣传》，中书监刘放曰：‘官贩苦酒，与百姓争锥刀之末。请停之。’苦酒，盖醋也。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宋朝之制，三京官造麴，听民纳直以取。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则所在皆请官酤。
陈滑蔡颖随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太平兴国初，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榷之，乃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麦给酿，以官钱市樵薪及吏工俸料。岁计获利无几，而主吏规其盈羡，又酝齐不良，酒多漓坏，至课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苦之。岁俭物贵，殆不偿其费。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资产，长吏及大姓其保之，後课不登则均偿之。是岁，取诸州岁课钱少者四百七十二处，募民自酤，或官卖麴收其直。其後民应募者寡，犹多官酿。
陕西虽榷酤，而尚多遗利，咸平五年，度支员外郎李士衡请增课以助边费，乃岁增十一万馀贯。两浙旧制，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酿，乃蠲其禁，其榷酤岁课如麴钱之制，附两税均率。雍熙二年，诏：“杭州更榷法以来，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酝之利；乡村贫弱之户，例纳配率之钱。非便，可仍依江南例，官造酒，减价酤卖，其所均钱并罢纳。”天禧四年，转运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十贯。
川陕承伪制，卖麴价重，开宝二年，诏减十之二。既而颇兴榷酤，言事者多以为非便，乃罢之，仍旧卖麴。
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元年，诏：“先是募民掌茶盐榷酤，民多增常数求掌以规利。岁或荒俭，商旅不行，致亏常课，多籍没家财以偿，甚乖仁恕之道。今後宜并以开宝八年额为定，不得复增。”
真宗景德四年，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规，宜令计司立为永式。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
时承平日久，掌财赋者法禁愈密，悉笼取遗利，凡较课，以祖额前界递年相参。
景德初，榷务连岁有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上以其不俟朝旨，或致掊克，乃诏增额皆奏裁。
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馀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五千馀贯，京城卖麴钱四十八万馀贯。天禧末，榷课铜钱增七百七十九万六千馀贯、铁钱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馀贯，卖麴增三十九万一千馀贯。
汉初，犯私麴者并弃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四月，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其馀论罪有差；私市酒、麴者，减造者罪之半。三年三月，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闾三十斤，弃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乡闾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轻而犯者鲜矣。
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酒课岁额：
四十万贯以上：
东京 成都（二十八务）
三十万贯以上：
开封（三十五务） 秦（十八务） 杭（十务）
二十万贯以上：
京兆（二十三务） 延（十二务） 凤翔（二十五务） 渭（十三务） 苏（七务）
十万贯以上：
西京（二十三务） 北京（二十七务） 齐（二十六务） 郓（十一务） 徐（七务） 许（十三务） 沧（二十三务） 真定（八务） 定（六务） 华（十务） 庆（十三务） 镇戎（六务） 太原（十一务） 亳（十二务） （六务） 宿（十三务） 楚（五务） 泗（七务） 真（八务） 越（十务） 湖（六务） 婺（九务） 秀（十七务） 江宁（六务） 常（九务） 江陵（十五务） 绵（十四务） 汉（十九务） 邛（十九务） 果（二务） 梓（十八务） 阆（四十二务）
五万贯以上：
南京（九务） 青（十务） 密（五务） 莱（四务） 淄（七务） 淮阳（四务） 兖（九务） 济（六务） 单（四务） 濮（七务） 襄（八务） 邓（八务） 孟（五务） 蔡（二十二务） 陈（六务） 颖（七务） 郑（八务） 澶（九务） 冀（十四务） 瀛（七务） 博（十四务） 棣（十三务） 德（十六务） 恩（十一务） 滨（八务） 相（七务） 邢（十二务） （十一务） 深（五务） 赵（七务） 河中（七务） 陕（十五务） 同（十一务） 耀（五务） （五务） 宁（八务） 环（二十五务） 保安（二务） 泾（六务） 陇（十务） 阶（六务） 德顺 通远 晋（十二务） 仪（七务） 绛（八务） 隰（八务） 汾（四务） 扬（九务） 泰（八务） 寿（十六务） 庐（三务） 舒（十九务） 无为（十务） 润（六务） 明（五务） 温（七务） 台（八务） 衢（四务） 睦（七务） 宣（七务） 信（八务） 潭（八务） 鄂（八务） 鼎（三务） 眉（十六务） 蜀（八务） 彭（八务） 嘉（三务） 遂（四务） 合（九务） 兴元（三十六务） 建（十三务）
五万贯以下：
沂（六务） 潍（三务） 曹（四务） 光化（一务） 汝（十务） 滑（四务） 永静（六务） 怀（十务） 磁（十二务） 卫（五务） 祈（三务） 保（一务） 通利（六务） 解（四务） 虢（六务） 商（八务） 坊（四务） 凤（五务） 岷 乾（七务） 忻（二务） 岚（四务） 保德（一务） 岢岚（二务） 石（二务） 海（四务） 通（四务） 蕲（八务） 和（五务） 光（七务） 黄（八务） 涟水（一务） 高邮（三务） 太平（六务） 江（六务） 洪（七务） 饶（九务： 在城，五县，石头，景德，兴利）兴国（三务） 安（五务） 澧（二务） 岳（四务） 简（十五务） 资（十六务） 怀安（十二务） 剑（三务）
三万贯以下：
广济（一务） 随（二务） 金（一务） 均（三务） 郢（三务） 唐（五务） 莫阝（四务） 雄（一务） 乾宁（二务） 灞（四务） 安肃（一务） 永宁（二务） 广信（一务） 顺安（一务） 丹（三务） 北平（一务） 熙（一务） 成（三务） 潞（十务） 府（一务） 代（七务） 威胜军（八务） 平定军（四务） 泽（五务） 宪（一务） 慈（三务） 辽（三务） 滁（六务） 濠（七务） 处（八务） 歙（六务） 南康（四务） 广德（二务） 虔（十三务） 池（六务） 抚（一务） 筠（一务） 临江（三务） 建昌（三务） 衡（六务） 汉阳（三务） 陵井监（二十务） 永康（八务） 荆门（一务） 昌（四务） 普（四十三务） 荣（六务） 渠（一务） 广安（三务） 利（六务） 南剑（十五务） 三泉（一务） 蓬（七务） 兴（一务） 洋（五务）
一万贯以下：
登（二务） 信阳（二务） 信安（一务） 保定（一务） 房（三务） 庆成（三务） 宁化军（一务） 南安（二务） 吉（九务） 袁（四务） 永（三务） 邵（二务） 峡（一务） 归（一务） 雅（七务） 泸（一务） 巴（十四务） 邵武（四务） 文（一务）
五千贯以下：
原（十一务） 开宝监 火山军（一务） 道（一务） 郴（一务） 全（务） 桂阳（六务） 戎（三务） 富顺监（一务） 龙（三务） 集（二务） 壁（三务） 大宁监（一务） 渝（四务） 万（一务） 忠（一务）
无定额：
莱芜监 利国监 河 康定军 沙苑监 太平监 司竹监 大通监 麟 丰 永平监 辰 沅 氵育州监 黎 茂 威 剑门关
无榷：
夔 黔 达 开 施 涪 安 梁山 福 汀 泉 漳 兴化 广南东、西两路州军
右《会要》所载熙宁以前天下酒课岁额，以大数为之第等如此，内大郡课多者，除钱之外，又有总绢布之类，不悉录。
止斋陈氏曰：“国初，诸路未尽禁酒。吴越之禁自钱氏始，而京西禁始太平兴国二年，闽、广至今无禁。大抵祖宗条约，酒课大为之防。淳化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敕令诸州以茶盐酒税课利送纳军资府，於是稍严密矣。咸平四年五月四日，敕诸州麴务自今後将一年都收到钱，仍取端拱至淳化元年三年内中等钱数立为祖额，比较科罚，则酒课立额自此始，然则藏之州县而已。庆历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初收增添盐酒课利钱岁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馀贯上京，则酒课上供始於此，从王琪之请也（今户部所谓王福部一文添酒钱是也）。熙宁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务每升添一文，不入系省文帐，增收添酒钱始於此，则熙宁添酒钱也。崇宁二年十月八日，令官监酒务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其钱赡学。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价钱，上色升五文，次三文，以其钱赡学，则崇宁赡学添酒钱也（五年二月四日，罢赡学添酒钱）。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诸路依山东酒价升添二文六分，入无额上供起发，则政和添酒钱也。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纡申请权添酒钱。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以其钱一分州用，一分充漕计，一分提刑司椿管，则建炎添酒钱也。绍兴元年五月六日，令诸州军卖酒亏折本钱，随宜增价，不以多寡，一分州用，一分漕计，一分隶经制。前此酒有定价，每添一文，皆起请後行之，至是，州郡始自增酒价而价不等矣。十二月十八日，令添酒钱每升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一半提刑司椿管，一半州用。三年四月八日，令煮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以其钱起发。五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置总制司。六月五日，令州县见卖酒务，不以上下，每升各增五文，隶总制，而总制钱始於此。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令卖煮酒权增升十文，以四文州用，六文令项椿管赡军，是为六文煮酒钱。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令诸州增置户部赡军酒库一所，以其息钱三分留本州充本，馀钱应副大军月椿，无月椿处起发，是为七分酒息钱。八年六月十日，令两浙诸路煮酒增添十文足，并蜡蒸酒增添五文足，内六文隶总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以都督府申请，权添煮酒一十文，内四文木州糜费，六文三省、枢密院椿管，激赏库拘收，是为六分煮酒钱。而又有发运司造舡添酒钱，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举司量添酒钱，不以上下色，升一文。盖不知所始。绍兴十一年二月八日，并为七色酒钱，隶经制，而坊场名课亦数增长，与蜀之折估不与焉，则绍兴添酒钱也。酒政之为民害至此极矣，不可不稍宽也。”
仁宗时，河北酒税务有监临官，而转运司复遣官比视岁课，浸以侵民，诏禁之。既而又请场务岁课三千缗以上者，以使臣监临，帝曰：“岁入不多而增官，得无扰乎？”乃诏岁课倍其数，乃增使臣。时天下茶盐酒税岁课有比年不登者，诏取一岁中数别为额，後虽羡溢，勿复增。
嘉初，又诏酒税场务毋得抑配人户，苛阻商旅，求羡馀以希赏。
乾兴初，言者谓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者禁群饮、教节用之义。遂诏乡村得增置酒场，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虽欲增课以售，弗听；主者欲自增课，委官吏度异时不致亏负，然後上闻。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请酒场利薄者悉禁增课，从之。
初，酒场岁课不登，州县多责衙前或五保输钱以充其数。嘉、治平中，数戒止之，又诏蠲京师酒户所负麴钱十六万缗。
皇中，酒麴岁课合缗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减二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三，而皇中，又入金帛、丝纩、刍粟、材木之类，总其数四万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九百七十五云。
英宗治平四年，诏江南近复村酒场抑民市酒者罢之。
神宗熙宁四年，三司承买酒麴坊场钱率千钱税五十，储之以禄吏。七年，诸郡旧不酿酒者，许以公使钱酿之，率百缗为一石，溢额者论以违制律。
崇宁二年，知涟水军钱景允言建立学舍，请以承买醋坊钱给用。诏常平司计其无害公费乃如所请，仍令他路准行之。
先是，元初，臣僚请罢榷醋，而户部以为本无禁文，命加约束。至绍圣二年，翟思请诸郡醋坊日息用度之馀，悉归之常平，以待他用。及是，景允有请，故令常平司计之。
宣和六年，户部奏诸路增酒钱，请如元丰法，悉充上供，为户部用，以入漕司。从之。
高宗建炎三年，张浚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开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赢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卖供给酒，即旧扑卖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赴官自酿，每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遍其法於四路，於是岁迎增至六百九十馀万贯，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与焉。於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
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即成都潼川府、资普州、广安军创清酒务，许人户买扑分认，岁课为钱四万八千馀缗。自赵开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万六千馀缗（绍兴元年额），及世将改官监，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万八千馀缗（绍兴二十五年额），而外邑及民户坊场又为三十九万缗（淳熙二年额）。然隔槽之法始行，听民就务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取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定月额，不复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
中兴後，增添酒价钱入漕计及总制司本末，见前止斋论。
绍兴十三年，诏淮东总所酒止於元置州军，淮西总所止於建康，扬州止於本州，不於别州县村镇添置，其有添置及诸军开沽，并与停闭。
十五年，罢夔路酒禁。夔旧无酒禁，为场店一百四十馀所，建炎末增至六百馀所，约增额钱四万二千九百馀贯，然土荒人少，不以为便。至是，宣抚司与转运司对数补填，遂弛其禁。十二月，诏南北十一库并隶左右司，充赡军激赏酒库。
二十一年，诏诸军买扑酒坊特许依旧监官赏格。四万、三万贯以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一年磨勘，以下者递赏有差。
乾道，又诏诸酒库除本任旬发窠名钱外，能补纳前官拖欠者，各有赏劝。又诏十万贯以上场务酒官，任满与减四年磨勘，馀等第推赏有差。
二十五年，罢逐路漕司寄造酒。以侍御史汤鹏举言诸州县寄造，不支本钱，专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泳故也。
三十年，以检点措置赡军酒库改隶户部既而户部。侍郎邵大受等言：“岁计赖经、总制，窠名至多，今诸路岁亏二百万，皆缘诸州公使库广行造酒，别置店沽卖，以致酒务例皆败坏。”乃诏户部行下提刑司检察诸州，将违法酒店日下住罢，其诸州别置酒库如军粮酒库、防椿库、月椿库之类，并省务寄酒及帅司激赏酒库，应未分隶经、制钱去处，并日下立额分隶，补趁亏额。
三十一年，殿帅赵密以诸军酒坊六十六归之户部（又见九年），同安郡王杨存中罢殿岩，复以私家扑酒坊九处上之，岁通收息六十万缗有奇，以十分为率，七分起赴行在，三分应副漕计。盖自军兴以来，诸帅擅榷酤之利，由是，县官始得资之以佐经费焉。
乾道元年，以浙东、西六十四所拨付三衙，分认课额，岁付左藏南库，输馀钱充赡军器等用。五年，三衙以酒库还之户部。
孝宗兴隆二年，右正言晁公武言：“私酒、私麴有禁法也，未闻有犯糯米之罚者，乞行禁止。”
二年，臣僚言：“赣州并福建、广南等处，以烟瘴之地，许民自造酒服药。小民无力酝造，榷酤之利，尽归豪户。乞将所造酒经官税毕，然後出卖，其税钱椿发行在。”从之。
八年，详定敕令所以知常德府刘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贫之家，不捐万钱则不能举一吉凶之礼。乞将课额令民随产业均纳，其酝造酤卖听民便。”然以酒课均分民，即是两税之外别生一税，他日渔利之臣仍旧酤榷而此税不除，反为民害，乃检《乾道重修敕令》，禁止抑买。
淳熙三年，诏减四川酒课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馀贯，令礼部给除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补还今岁减数；自来年以後，於四川合应副湖广总所钱内，截上件钱补足。从制使范成大之请也。
七年，从右正言葛必阝之请，诏：“民买扑酒坊，一界既满，无人承买，虽欲还官而官司不受，无以偿还，虚受刑责。仰诸路提刑司委官体究蠲放。”
八年，兵部侍郎芮辉言：“潭州自绍兴初剧盗马友行税酒法，一方便之，於官无费，岁得钱十四五万缗。昨守臣辛弃疾变榷酒，人多移徙，乞依旧法。”
按：榷酒之课额既重，官自酝造，则不免高价抑勒人户沽买。欲以课额随民均配而纵其自酿，则又是两税之外别生一税，他日必有税不除而再榷酒之事。惟有於要闹坊场之地听民酝造，纳税之後，从便酤卖，实为公私两利，但恐各处先立定高大之额，则所收税未必能及额耳。县官惟务榷利，而便民之事乃愧於一剧盗，何邪？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旧两浙坊场一千三百三十四，岁收净利钱八十四万缗，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户扑买坊场，一百二十七万缗而已。盖自绍兴初概增五分之後，坊场败阙者众故也。”
水心叶氏《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曰：“自前世乡村以分地扑酒，有课利买名净利钱，恣民增钱夺买。或卖不及，则为败缺而当停闭。虽当停闭而钱自若，官督输不贷。民无高下，枚户而偿，虽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东提举司言：‘温州平阳县言，县之乡村坊店二十五，当停闭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无其处，旧传自宣和时则然。钱之以贯数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册於县，月取岁足，无敢蹉跌。保正赋饮户不实，杯盂之酤，罂缶之酿，强家幸免，浮细受害。穷山入，绝少醉者，鬻樵雇薪，抑配白纳，而永嘉至有算亩而起，反过正税，斯又甚矣。且县人无沈湎之失，而受败缺之咎，十百零细，承催乾没，关门逃避，攘及锅釜，子孙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颇加救助。伏见近造伪会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馀废寺亦有残田，谓宜赐县就用，禾利足以相直，补青册之缺，释饮户之负，不胜大愿。’於是朝廷恻然许之。命既布，一县无不歌舞赞叹，以纪上恩。夫坊场之有败缺，州县通患也。今平阳独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则昔所谓莫能救者，岂未之思欤！某闻仁人视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尝之，审择其利，常与事称，疗之有方，子之有名，不以高论废务，不以空意妨实，然後举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泽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弊而民不穷也。”
按：水心此记足以尽当时坊场之弊。祖宗之法，扑买坊场，本以酬奖役人，官不私其利；又禁增价搀扑，恐其以逋负破家，皆爱民之良法也。流传既久，官既自取其钱，而败阙停闭者，额不复蠲，责之州县，至令其别求课利以对补之，而後从则凋之。州县他无利孔，而有败阙之坊场者，受困多矣。
●卷十八 征榷考五
○榷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时军用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亦莫能充本储，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
贞元九年，复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於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後所得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张滂具处置条目。每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
致堂胡氏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钅共、杨慎矜、韦坚以及刘晏皆置而不征，犹为忠厚。天地生物，凡以养人，取之不可悉也。张滂税茶，则悉矣。凡言利者，未尝不假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税钱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额，则後莫肯蠲，非惟不蠲，从而增广其数，其法严峻者有之矣，或至於官尽榷之，商旅不得贸迁，而必与官为市。在私，则终不能禁，而椎埋恶少窃贩之害兴，偶有败获，奸人猾吏相为囊橐，狱迄不直，而治所由历，株连枝蔓，致良民破产，接村比里，甚则盗贼出焉。在公，则收贮不虔，发泄不时，至於朽败，与新敛相妨，或没入窃贩，无所售用，於是举而焚之，或乃沈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则在於得数十万缗钱而已。夫弛山泽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听商旅贸迁而薄其征。茶也者，东南所有，西北所无，虽曰薄征，其入於王府者亦不赀矣。息盗夺，止讼狱，佐国用，其利亦大矣，张滂、王涯岂足效哉！
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
右拾遗李上疏谏曰：“榷茶起於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赋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赀，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市者稀，不可三也。”
文宗时，王涯为相，判二使，复置榷茶使，自领之，徙民茶树於官场，榷其旧积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旧。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犯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请：“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委强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无苛夺。所冀招怀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从之。
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亦死；顾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税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益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模，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每斤增税五钱，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按《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画羽形置炀突，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羽贞元末卒，然则嗜茶、榷茶，皆始於贞元矣。
宋制，榷货务六：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之蕲口（乾德二年八月，始令京师及建安、汉阳等军、蕲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又於江陵府、襄复州、无为军增置务。端拱二年，又於海州置务。淳化四年，废建安、襄复州务。其後京城务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又有场十三：蕲州曰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废），黄州曰麻城，庐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罗源，寿州曰霍山、麻步、开顺口，光州曰商城、子安。又买茶之处：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湖南则江陵府、潭、澧、鼎、岳、鄂、镇、归、峡州，荆门军；
福建则剑南剑、建州（虔、吉、郴、辰州，南安军，皆折税课，本州买给民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馀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潭、鼎、澧、岳、归、峡州茶；真州务受潭、袁、池、吉、饶、抚、洪、歙、江、宣、岳州，临江、兴国军茶；海州务受杭、湖、常、睦、越、明、温、台、衢、婺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无为军务，抚、吉州，临江军，而增南康军茶；蕲口务受潭州、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曰片、曰散。片茶造，实卷摸中串之，惟建、剑则既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其名有龙、凤、石乳、的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十二等（龙、凤皆团片，石乳、头乳皆狭片，名曰“京”。
的乳亦有阔片者。乳以下皆阔片），以充岁贡及邦等之用，洎本路食茶（江、浙、荆湖旧贡新茶芽者三十馀州，有岁中再三至者。大中祥符元年，上悯其劳，诏罢之）。馀州片茶，有进宝、双胜、宝山、两府出兴国军，仙芝、嫩蕊、福合、禄合、运合、庆合、指合出饶、池州，泥片出虔州，绿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临江军，灵川福州，先春、早春、华英、来泉、胜金出歙州，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出岳州，双上、绿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东首、浅山、薄侧出光州，总二十六名。其两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有太湖、龙溪、次号、末号出淮南，岳麓、草子、杨树、雨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归州，茗子出江南，总十一名。
江、浙又有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为号者。凡买价：蜡茶，每斤自三十五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岁课山场八百六十五万馀斤。和市：江南一千二十万馀斤，两浙一百二十七万九千馀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馀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馀斤。其贸鬻：蜡茶，每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等。至道末，卖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馀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馀贯。天下茶皆禁，唯川陕、广听民自买卖，不得出境。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诏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仗贩易为官私擒捕者，皆死。
太平兴国二年，重定法，务轻减。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茶园户辄毁败其丛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
八年，诏禁伪茶。又诏民旧茶园荒废者蠲之，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
淳化三年，诏盗官茶贩鬻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雍熙後用兵，乏於馈饷，多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不为其直，取市价而後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及茶。
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茶盐。
三年八月，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上言：“向者，朝廷制置缘江榷货八务，以贮南方之茶，便於商人贸易。今四海无外，诸务皆宜废罢，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诏从之。遂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令商榷利害。次年四月，废缘江榷货八务，听商人就出茶州军买贩，大减榷务茶价。诏既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以损其直，亏失岁计为言。七月，复置缘江八务，罢制置使、副。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上言：“商人杂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商旅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上欲究其利害之说，令宰相召盐铁使陈恕、副使、判官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者，即望仍旧。有司职於出纳，既难於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郎王子与副之。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馀贯，允恭等皆被赏。
止斋陈氏曰：“乾德时，东南六路、闽、浙归职方，馀尚未平。太祖榷法盖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场以买之，自江以北皆为禁地。太平兴国中，樊若水奏，江南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税听自卖，逾江涉淮，乘时射利，紊乱国法，望严禁之，则谓乾德榷法也。自若水建议，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则官卖以实州县；一则沿边入中粮草，算请以省馈运；一则榷务入纳金银钱帛算请以赡京师。而河东、北互市，川陕折博，又以所有易所无，而其大者最在边备。盖祖宗以西北宿兵供亿之费，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贾，而虚估加抬以利之。其後理财之臣往往以遗利在民，数务更张，然大概无过李谘、林特二法，二法大概以抑茶商及边民耳。故林特以见钱买入中贱价交钞，而以实钱算茶，然犹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则是去虚估加抬未远也。至李谘复祖刘式之意（淳化三年，秘书丞刘式起请，令商旅自就园户买茶，於官场贴射，废榷货务），始断然罢去买纳茶本，使客自就山园买茶，而官场坐收贴纳之利，行之三年而罢。然当时议者徒咎谘法不能惜留在京见钱，而不及其刻剥商贾之怨。景以後，西边事兴，始复行加抬法。嘉四年，天下无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当时诏书曰：‘上下征利垂二百年，江、湖之，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尚虑幸於立异之人，因缘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明刑，用惩狂谬。’自此，茶不为民害者六七十载矣。此韩琦相业也。至蔡京始复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其子蔡绦自记之曰：‘公始说上以茶务，若所入厚，专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北边粮草名曰便籴，而均籴、结籴、贴籴、括籴之名起。盖以官告、度牒之类等第抑配，而边民不聊生矣。京之误国类如此。”
凡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馀则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钱而後入茶，谓之本钱。百姓岁输税愿折茶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此收茶之法。
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予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此鬻茶之法。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後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广储峙，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贸易，以射厚利。繇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
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馀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後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弊。
天圣元年，有司请罢三说，行贴射之法（即李谘所陈，见上文）。
景中，叶清臣上疏言：“尝计茶利岁入，以景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馀缗，天下所售受食茶，及本息岁课亦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收税钱，自是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废度支之本，不置榷场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後，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时下其议，皆以为不可行。至嘉中，何鬲、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时韩琦、富弼等执政，力主其说，乃议弛禁，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蜡茶禁如旧，馀茶肆行天下矣。论者尤谓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於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给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等颇论其事，略言：“昔时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钱於官，今也顾使纳钱於官，受纳之，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於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敝等言不从。
民之种茶者，领本钱於官而尽纳其茶，官自卖之，敢藏匿及私卖者有罪（此国初之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谓之贴射（此天圣之法）。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而尽罢禁榷，谓之通商（此嘉之法）。
治平中，岁入蜡茶四十八万九千馀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馀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茶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建茶务，仁宗初，岁造小龙、小凤各三百斤，大龙、大凤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蜡茶一万五千斤。小龙、小凤，初因蔡君谟为建漕，造十斤献之，朝廷以其额外免勘。明年，诏第一纲尽为之，故《东坡志林》载温公曰：‘君谟亦为此邪？’”
神宗熙宁七年，始建三司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於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馀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绢、绸、绵、草，各以其直折输，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令经度，即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乃建议於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积滞。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东船载入蜀，而禁商贩。未几，盐法复难行，宗闵乃议川陕略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於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给赏。於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知彭州吕陶言：“川陕四路所出茶货，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於斯。只如解州有盐池，民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乃百姓已物，显与解盐、晋矾事体不同。恭惟仁圣恤民之心，必不如此。”又言：“国家置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不以一年为率，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客旅，日以官本变转，殊不休已，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此於市易之条自相违戾。又客旅及侩人以榷茶，不许私交市，共邀难园户，於外预商计裁价，园户畏法惧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势不获已，则一听客言，斤收实钱七分卖之官，馀三分留为客人买茶之息。如此则园户有三分之亏，而官中名得其息，自是园户本钱，客人无所费也。乞下本路体量更改。”不报。
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李稷加为五十万，及陆师闵为百万云。
初，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仍禁榷，馀路通商。
王子京为转运副使，言：“建州蜡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於此，乞仍行榷法。”元初，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仍其旧。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拌和者有罚，募人告者有赏。讫元丰末，岁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元丰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於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後遂於京西郑滑州、颖昌府，河州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二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斗斛勿取息。
侍御史刘挚上言：“蜀地榷茶之害，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选使者考茶法之弊欺，以苏蜀民。”
右司谏苏辙上言：“盗贼之法，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和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件。”且备陈五害。诏遣黄廉等体量。
绍圣元年，陕西复行禁榷，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
“徽宗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议大改茶法，奏言：“自祖宗立额榷之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馀万，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馀万缗。庆历之後，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馀年，利源浸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县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皆籍名数，岁鬻於官吏，皆用仓法，园户自前茶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於旁近郡县便鬻，馀悉听商人於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於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路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後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及盐钞、诸色封椿、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扬州，两浙於苏州，江东於江宁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清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馀姚、诸暨、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
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请长短引，自买於园户。茶贮以笼，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长引许往他路，限一年。短引止於本路，限一季）。
按：京崇宁元年所行乃禁榷之法，是年所行乃通商之法，但请引抽盘商税，苛於祖宗之时耳。
大观三年，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馀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馀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滋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万，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钱引法。岁春茶出，集民户约三岁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并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於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於产茶州军，而簿给於都茶务。凡不限斤重茶，委官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钞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逾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
大抵茶、盐法主於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後罢复不常，民听眩惑。
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以提领真州茶盐为名。三年，置行在都茶场，罢合同场一十八处，惟洪州、江州、兴国军、潭州、建州各置合同场，监官一员。罢食茶小引（建炎三年九月旨，别印小引，每引五贯文，许贩茶六十斤。比附短引，增添斤重，暗亏引钱，损害茶法，住罢。淳熙二年复置）。凡茶、盐经从而把隘官军以搜检奸细为名而骚扰者，依军法施行。明年，以罚太重，减徒。
三年，捕私茶赏罚依盐事指挥。祖宗应犯榷货并不根究来历，止以见在为坐。嘉著令，今户部言，不系出产州军捕获私贩茶、盐，可以不究来历其出产州军私贩者，并系亭、灶、园户为之，一概不究，无以杜私贩之弊。诏自茶、盐外，其馀榷货并不根究来历。他日，都省又言，应犯私茶、盐，不得信凭供指，妄有追呼。诏从之。
绍兴二十七年，令凡商贩淮南长引茶，令秤发官司先问客人所指住卖州县，经由场务及合过官渡，并背批月日姓名，即时放行；如不行批引，纵放私茶，与正犯茶人一等犯罪。盖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淮河私渡讥禁甚严，然民触犯法禁自若。
宁宗嘉泰四年，知隆兴府韩邈奏：“户部茶引，岁有常额，隆兴府惟分宁产茶，他县并无，而豪民武断者乃请引认租，借官引以穷索一乡，无茶者使认茶，无食利者使认食利，所至惊扰。乞下省部，非产茶县并不许人户擅自认租，他路亦比类施行。”从之。
四川茶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运判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故事，尽罢榷茶，而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减额以苏园户，轻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矣。朝廷遂擢开同主管川、陕茶马。二年十一月，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在外。所过征一钱所止一钱五分，引与茶随，违者抵罪。自後引息钱至一百五万缗。绍兴复提举官，又旋增引钱。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视开之初又增一倍矣。
自熙、丰来，蜀茶官事权出诸司之上，而其富亦甲天下，时以其岁剩者上供。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细茶遗之。然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然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
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共九千馀匹，川马五千匹，秦马四千匹。淳熙以後，为额共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尝及焉。
建茶 建炎二年，叶浓之乱，园丁散亡，遂罢岁贡。绍兴四年明堂，始命市五万斤为大礼赏。十二年兴榷场，取蜡场为榷场本，禁私贩，官尽榷之，上供之馀许通商，官收息三倍。上供龙凤及京铤茶岁额，视承平才半，盖高宗以锡赉既少，惧伤民力，故裁损其数云。
○坑冶
《周官》，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物地，占其形色之咸淡也。授之，教取者之处），巡其禁令。
齐管仲言盐铁之利。汉桑弘羊建议榷盐铁。东汉以後盐铁本末并见《盐铁门》（不再录）。
汉武帝行幸回中，诏曰：“往者朕郊见上帝，泰山见金，宜更铸黄金为麟趾蹄以协瑞焉。”
东坡《仇池笔记》曰：“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陈平四万斤楚，董卓坞金亦多。其馀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凿山披沙无虚日，金为何往哉？颇疑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邪？”
石林叶氏曰：“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楚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馀万斤。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
按：如二公之说，则金莫多於汉，然民之淘取，官府之徵敛，史未尝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时，服食器用，下之贡献有程，上之用度有节，未尝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为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当取其利以富国，而不可为百姓豪强者所擅。其说发於管仲，而盛於桑弘羊、孔仅之徒，然不过曰盐、曰铁，则以其於民用也，金为天地之秘宝，独未闻有征榷之事。汉法，民私铸铁者钅大左趾，博士使郡国，矫诏令民铸农器者罪至死，铁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铁者又置小铁官，遍於天下，独未闻有犯金之禁。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於金也。《货殖传》所载蜀卓氏、山东程郑、宛孔氏、鲁丙氏称为尤富，然皆言其擅铁冶之利，而未闻有藏金之事。然则豪强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好尚如此，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
後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氵巢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
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馀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千馀家，常於汉水沙金，年终输之。後临淮王为梁州刺史，奏罢之。
按《酉阳杂俎》：魏明帝时，昆明国贡避寒鸟，常吐金屑如粟。《蜀都赋》：“金沙银砾注。”注：“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南史夷貊传》：林邑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此皆沙金之见於史传者。昔时遐方裔夷所产，今则东南处处有之矣。
唐，凡金、银、铁、锡之冶一百八十六：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
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视我邪？”乃黜万纪还家。
麟德二，年废峡山铜冶四十八。
开元十五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
天宝五载，李林甫为相，谓李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知也。”他日，之因奏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已，薄之虑事不熟，之自是失恩。
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隶盐铁使。
元和时，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
二年，禁采银，一两以上者笞二十，递出本界，州县官吏节级科罪。
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後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七万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
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馀匹，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後唐长兴二年敕：“今後不计农器、烧器、动使诸物，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诸道监冶除依常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定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勾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乡村百姓於夏秋苗亩上纳农器钱一文五分足，随夏秋二税送纳。”
晋天福六年赦节文：“诸道铁冶三司，先条流百姓农具破者，须於官场中卖，铸时於官场中买铁。今後许百姓取便铸造买卖，所在场院不得禁止搅扰。”
宋兴，金、银、铜、铁、铅、锡之货，凡诸军产金有五，曰：商饶歙抚州、南安军（至道元年，废邵武军院。二年，又废成州二院。饶州旧禁商人市贩，颇致争讼，大中祥符五年，从凌策之请，除其禁，官收算焉）。产银有三监，曰：桂阳、凤州之开宝（本七房冶，开宝五年赐名）、建州之龙焙；又有五十一场，曰：饶州之德兴，虔州之宝积，信州之宝丰，建昌之马茨湖、看都，越州之诸暨，衢州之南山、北山、金水旧（又有灵山场，大中祥符二年奏），处州之庆成、望际，道州之黄富，福州之宝兴，漳州之兴善、毗婆、大深、岩洞，汀州之黄焙、龙门、宝安，南剑州之龙逢、宝应、王丰、杜唐、高才、赡国、新丰岩、梅营、龙泉、顺昌，邵武军之焦阮、龙门、小杉、青女、三溪、黄上、同福、累祭，南安军之稳下，广州之上，韶州之乐昌、螺阮、灵源，连州之同官，英州之贤德、尧山、竹溪，恩州之梅口，春州之阳江；
三务曰秦州陇城、陇州、兴元府（太平兴国四年，於五台置冶，後废。秦州旧有太平监，後去其名。又贺州有宝盈场及杭州务，後并省）。产铜有三十五场，饶、处、建、英州各一，信州、南安军各二，汀州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饶州日兴利，建州日同德，英州日礼平，信州日铅山，南安军日南康、城下，汀州日锺僚，馀皆与银场同）；一务曰梓州之铜采（国初，坊、陇二州亦置场，後废。又嘉州亦有采场，咸平六年置）。又产铁有四监，曰大通兖州之莱芜（莱芜监领杏山、阜阳、何家、鲁东、汶阳、万家、宜山七冶。旧又有石门、大叔、道士等冶，景德中，以铁数不登，并废。汶阳、南鲁西治，大中祥符七年废），徐州之大通、利国，相州之利成；又有十二冶，曰河南之凌，虢州之麻庄，同州之韩山，凤翔之赤谷、平，仪州之广石河，蕲州之回岚、瓷窑，黄州之龙陂，袁州之贵山，兴国军之慈湖，英州之黄石；
二十务曰晋、磁、凤、澧、道、渠、合、梅州各一，陕州之集津，耀州之榆林，坊州之玉华，虔州之上平、符竹、黄平、青堂，吉州之安福，汀州之莒溪、古田、龙兴、罗村；二十五场曰信州之丁溪、新溪，鄂州之圣水、荻洲、樊源、安乐、龙兴、大、建州之晚化，南剑州之毫村、东阳、武夷、平林、涂亢、安福、万足、桃源、交溪、娄杉、汤泉、立沙、黄溪，邵武军之万德、宝积、连州之牛鼻（又有沂州曾阝城冶、磁州苑城冶、齐州龙山冶。泽、淄、秦、潭、利、英、白、郁林州皆旧出铁，後并废）。产铅有三十六场、务，曰越、建、连、英、春州各一，韶州、南安军各二，衢州、汀州各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并与银、铜场同名）。产锡有九场，曰河南之长水，虔州之安远，南安之城下，南康之上犹，道州之黄富，贺州之太平川、石场，潮州之黄冈，循州之大任（旧信州有铅场，後废）。产水银有四场，曰秦、阶、商、凤州。产朱砂有三场，曰：商宜州、富顺。
太祖皇帝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後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抗敝。每念兹事，深疾於怀，未能捐金於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定州诸山出银矿，请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
至道末，天下岁课银十四万五千馀两，铜四百一十二万二千馀斤，铁五百七十四万八千馀斤，铅七十九万三千馀斤，锡二十六万九千馀斤。天禧末，金一万四千馀两，银八十八万三千馀两，铜二百六十七万五千馀斤，铁六百二十九万三千馀斤，铅四十四万七千馀斤，锡二十九万一千馀斤，水银二千馀斤，朱砂五千馀斤，然金银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皆在焉。
开宝五年，诏罢岭南道媚川都采珠。
先是，刘钅长於海门镇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凡采珠者必以索系石，被於体而没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众。及平岭南，废之，仍禁民采取。未几，复官取。容州海渚亦产珠，官置吏掌之。
自太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
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金产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冶十一。银产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冶八十四。铜产饶、信虔、建、漳、汀、泉、南剑、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冶四十六。铁产登、莱、徐、兖、凤翔、陕、仪、虢、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冶七十七。铅产越、衢、信、汀、南剑、英、韶、连、春九州，邵武军，冶三十。锡产商、虢、虔、道、潮、贺、循七州，冶十六。又有丹砂产商、宜二州，冶二；水银产秦、凤、商、阶四州，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仁宗、英宗每下赦书，辄委所在视冶之不发者，者废冶，或蠲主者所负岁课，率以为常，而有司有请，亦辄从之无所吝，故冶之兴废不常，而岁课增损系焉。皇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一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一斤。其後，以赦书从事，或有司所请，废冶百馀。既而山泽兴发，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复故者，总六十八。是岁，视皇金减九千六百五十六，银增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铜增一百八十七万，铁、锡增百馀万，铅增二百万，独水银无增损，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馀斤。今之论次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
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帝命奖官吏，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
景中，登、莱民饥，诏弛金禁，听民自取，後岁丰然後复故。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登、莱州产金，自太宗时已有之，然尚少，至皇中始大发。民废农桑采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馀两为块者，取之不竭，县官榷买，岁课三千两。”
《中书备对》诸路坑冶金数：
莱州金四千一百五十两。房州金六十六两。登州金三十九两。商州金三十九两。饶州金三十四两。沅州金一百三十二两。汀州金一百六十七两。邕州金七百四两。
神宗熙宁元年，诏：“天下宝货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
七年，广西经略司言邕州填乃峒产金，请置金场。後五年，凡得金为钱二十五万缗。
元丰四年，以所产薄，诏罢贡金。
八年，知熙州王韶奏本路银、铜坑发。诏令转运、市易司共计之，以所入为熙河籴本。七月，诏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
元丰元年，是岁诸路坑冶金总计万七百一十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奇。
七年，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领於虞部。
哲宗绍圣二年，江、淮、荆湖等坑冶司言：“新发坑冶，漕司虑给本钱，往往停闭不当，请令本司同遣官详度。”从之。
湖南漕司言：“潭州益阳县近发金苗，以碎矿淘金赋榷入官，请修立私出禁地之制。”从之。
徽宗崇宁四年，湖北置旺溪金场监官。以其岁收金千两，钤辖司请置官故也。
大观二年，诏：“金银坑发，虽告言或方检视，而私开淘取以盗论。九月，银、铜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令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
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湖北产金，非止辰、沅、靖溪洞，其峡州夷陵、宜都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钱，提举司买止千两，且无专司定额。请置专切提举买金司，有金苗无官监者，许遣部内州县官及使臣掌。”诏提举官措画以闻，仍於荆南置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