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一十八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馀，复如故。
先公曰：“西汉博士隶太常，有周成均隶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学掾，《五经》之师，儒宫之官，长吏辟置，布列郡国，亦有党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乡里学校人不升於太学，而补弟子员者自一项人（好文学、敬长上，仪状端正）；公卿弟子不养於太学，而任子尽隶光禄勋。自有四科，考试殊涂异方，下之心术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驰鹜不精。”
哀帝时，置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谓处家持丧服）。
按：学校礼义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储，则亲丧而予宁持服宜也。然汉时居官者实未尝行丧礼。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丧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进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视事，自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注：即文帝遗诏所谓也）。宣、方进皆为相封侯，犹不能舍去禄位，躬行三年之丧，而乃欲立此法以律从学干禄之士乎？
阳朔二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常员之外，更开此路）。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两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奏起明堂、辟ń、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
班固《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於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利禄之路然。”
辟ń 武帝封泰山还，登明堂，儿宽上寿曰：“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祖立明堂、辟ń。”
河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注：三雍，明堂、辟ń、灵台也）。
成帝时，犍为郡於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ń，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逊之容，以风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ń，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ń，因以篡位。
按：据此说，则辟ń王莽时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不过令其授学，而择其通艺上第者擢用之，未尝筑宫以居之也。然考儿宽所言与河献王对三雍宫之事，则似已立於武帝之时，何也？盖古者明堂、辟ń共为一所。蔡邕《明堂论》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ń。异名而同事。”武帝时封泰山，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璧，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盖儿宽时为御史大夫，从祠东封，还登明堂上寿，所言如此，则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献王所对之地亦是其处，非养士之辟ń也（班固《汉书》、《武帝赞》有“兴太学”之说，然《董仲舒传》只言“後武帝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明元未尝有庠序也）。至成帝时刘向所言，则专为庠序而设。然班固《礼乐志》言：“世祖受命中兴，乃立明堂、辟ń。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养三老、五更於辟ń，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兴，群下无所从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则知东都亦未尝以辟ń为庠序。然世祖建武五年己立太学，而固之时尚言庠序未设，何邪？当考。
又按：徐天麟《西汉会要》言：“《三辅黄图》：汉辟ń在长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学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岂即辟ń邪？或别一所邪（鲍宣得罪下狱，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集此下。”诸生会者千馀人。此亦西都已立太学之一证。当考）？
西汉以博士入官：
贾谊（吴公荐为博士） 董仲舒 疏广 薛广德 彭宣 贡禹 韦贤 夏侯胜 辕固 后苍 韩婴 胡生 严彭祖 江公
以太常掌故入官：
晁错（以文学充）
以博士弟子入官：
息夫躬 儿宽 终军 朱 眭弘（明经） 萧望之（射策甲科） 匡衡（射策甲科） 马宫（射策甲科） 翟方进（射策甲科） 何武（射策甲科） 王嘉（射策甲科） 施雠 房凤（射策乙科） 召信臣（射策甲科）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营起太学，车驾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
《洛阳记》：“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
光武中兴，先访儒雅，四方学士会京师。於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十四博士，谓《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太仆朱浮以国家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曰：“夫太学，礼义之官，教化所兴。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伏闻诏书更试五人，唯起见在洛阳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求之密迩，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凡策试之本，贵得其真，非有期会，不及远方也。及诸所召试，皆私自发遣，非有伤费烦扰於事也。语曰：‘中国失礼，求之於野。’臣浮幸得与讲图谶，故敢越职。”帝然之。
东汉之制，太常卿每选士博士，奏其能否。建武中，太常选试博士四人，陈元为第一。张元举孝廉为郎，会《颜氏》博士缺，元策试第一，拜为博士。蔡茂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杨仁举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逊选。（《汉官仪》：“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後用。盖既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
博士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
十九年，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於前。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酝藉，辩明经义，每以礼逊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
中元元年，初营明堂、辟ń、灵台，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临辟ń，初行大射礼。
光武始建三ń，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物，祖割辟ń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於前，冠带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後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上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中正焉皆曰太庙。谨承天随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官，而四学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专受作之所自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
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ń。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春秋》因鲁取宋之奸赂则显之太庙，以明圣王建清庙明堂之义。《经》曰：‘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纳於太庙。’《传》曰：‘非礼也。君人者，将昭德塞违，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昭其俭也。夫德俭而有度，升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庙论之，鲁太庙皆明堂也。鲁祀周公於太庙明堂，犹周宗祀文王於清庙明堂也。《礼记 檀弓》曰：‘王斋於清庙明堂也。’《孝经》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礼记 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曰明堂。’
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於太庙，以天子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舞，所以异鲁於天下。’取周《清庙》之歌歌於鲁太庙，明堂鲁之庙犹周清庙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孙者也。《易传 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 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 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围，见九侯门子。
日侧出西围，视五国之事。日ウ出北围，视帝节犹。’《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闱。’王居明堂之礼，又别阴阳门，东、南称门，西、北称闱，故《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知掌教国子。与《易传》、《保傅》王居明堂之礼参相发明，为四学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乐，则遂养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始之养也，东序，释奠於先老，遂设三老位焉。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皆於东序。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於东序。’又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然则诏学皆在东序。东序，东之堂也，学者诏焉，故称太学。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
《礼记 太学志》曰：‘礼，士大夫学於圣人、善人，祭於明堂，其无位者祭於太学。’《礼记 昭穆篇》曰：‘祀先贤於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即所以显行国礼之处也。太学，明堂之东序也，皆在明堂辟ń之内。《月令记》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环四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执有罪，反，舍奠於学，以讯馘告。’《乐记》曰：‘武王伐殷，为俘馘於京太室。’《诗 鲁颂》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京，镐京也。太室，辟ń之中明堂太室也。与诸侯泮宫俱献馘焉，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礼记》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
《孝经》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行孝者则曰明堂，行悌者则曰太学，故《孝经》合以为一义，而称镐京之诗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ń、太学事通合之义也。其制度数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屋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圆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锺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应三统。四乡五色者，象其行。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
按：如蔡邕之说，则古者明堂、辟ń、太学、太庙合为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飨、以射，皆於其地。东汉时辟ń以为天子养老、大射行礼之所，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析为二处，与古异。要之太学与辟ń固不可析为二处，养老、大射其与传道授业亦岂二事哉。
班固《辟ń诗》：“乃流辟雍，辟ń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
致堂胡氏曰：“明帝幸辟雍，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於太学。详此礼，则知东京太学与辟ń相去亦非近地。盖汉世辟ń不为养士之所，显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时也，则黉宇之设遂虚之邪？商、周在先代之学，故《记》言养国老於某庠养、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学矣，不应以为未足，又建辟ń也。”
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四姓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邓太后召和帝弟济北、河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馀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馀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
肃宗建初中，大会诸儒於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堂生受《古文尚书》、《毛诗》、《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逸轶，博存众家。
和帝永元十二年，赐博士弟子员在太学者布，人三疋。
司徒徐防上疏，以为“汉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劝勉。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正以为非。”上从之。
和帝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於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
顺帝永建六年，缮太学，更开拓房室。
将作大匠翟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於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ń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ń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而顷者颓废，至於园采刍牧之处。宜更修缮，诱进後学。”帝从之。学者为立碑铭於学。
阳嘉元年，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於是负书来学，集京师。
前汉成帝末，岁课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则甲科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为一百人。
自安帝览政，薄於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顺帝感翟之言，更修黉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质帝本初元年，令郡国学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赏进。
梁太后诏：令大将军以下，悉遣子入学，每岁辄於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学生）。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桓帝延熹五年，太学西门自坏。襄楷上疏曰：“太学，天子教化之宫，其门无故自坏者，言文德将丧，教化废也。”
时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讥，汝南、南阳又有“画诺”、“坐啸”之谣。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馀人，郭林宗、贾伟节为之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公族，姓也，名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牢修乃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天子震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执膺等。辞所连及，陈之徒二百馀人，书名三府，禁锢终身。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徒，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顾”，曰“八及”，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恺”也。
东坡苏氏《南安军之学记》曰：“学莫盛於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议政可谓近古。然卒为党锢之祸，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祸败固宜。”
建和初，诏：“诸学生言十六以上，比郡国明经试，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为郎中，中第十七人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为王家郎。”永寿二年，诏复课试诸生，补郎、舍人。其後复制：“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後试复随辈试之，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郎中。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补吏。”
其後纲纪隳紊，凡所选用，莫非情故，乃立三互法（详见《举官门》）。
灵帝熹平五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馀人，徐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党人既诛，其高明善士多坐流废。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讼。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添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书，秦始皇使程邈所作。隶书亦程邈所献，主於徒隶，从简易也）。
鸿都门学 初，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术相招，後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时，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於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康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於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於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於石渠，章帝集学士於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後又诏中尚方为鸿都文学梁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尚书杨球奏曰：“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後嗣何观！’按松、览等皆出於微篾，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孺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书奏不省。
先公曰：“鸿都门，汉宫门也。太子保之废，来历与九卿朝臣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即其所也。太学，公学也；鸿都学，私学也。学乃天下公，而以为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与为列者则以为耻，公卿州郡之举辟也，必敕书强之。人心之公，岂可诬也。虽然，有所由然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ń辩说，讲白虎观，称制临决也，先儒戴氏论曰：天下是非析於理，不析於势，君子论学，无庸於挟贵为也。天子之尊，群臣承望不及，是是非非，岂能尽断於天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礼师傅，是正经义，岂不尽善尽美哉；明帝临幸辟雍，自为辩说，已失人君之体矣；章帝患《五经》同异，博集诸儒会议白虎观，天子称制临决，去圣久远，《六经》残阙，诸儒论难，前後异说，而欲以天子之尊临，定是非於一言之，难矣哉。鸿都之兴，蔡邕言之，以为章帝白虎释义，其事优大。彼灵帝之童心稚识，何足语此。愚谓启帝之私心者，往往自白虎观之称制临决始。”
按：灵帝之鸿都门学，即西都孝武时待诏金马门之比也。然武帝时，虽文学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而灵帝时，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则其人品可知。然当时太学诸生三万馀人，其持危言核论，以激浊扬清自负者，诛戮禁锢，殆靡孑遗，而其在学授业者，至争第，相更告讼，无复廉耻。且当时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园谐价，献修宫钱之人矣。於鸿都学士乎何诛！
献帝初平四年九月，试儒生四十馀人，上第即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
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事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安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悯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时长安中为之谣曰：“头白皎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元裳”）。”
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试士科选也，观礼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时奸凶乱朝，杀戮宰辅，诸侯据地，笺虐王臣，盗贼未平，道路不通，国家岌岌有危亡之形。而献帝方为此举，何其不知务。汉祚至此时，己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哀，而哀耆儒之不遇邪？”
东汉以博士入官：
蔡茂 承宫 郎ダ 曹褒 卢植 戴凭 欧阳歙 牟长 杨伦 魏应
●卷四十一 学校考二
○太学
《魏志 王肃传》注：“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来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圆丘，普延学士。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於此。是以区区私心，常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笃者也（数公，谓董遇、贾洪、邯郓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梁》博士。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者罢遗（选举补官，并如後汉建和之制）。
明帝太和二年，诏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四年，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後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齐王正始中，刘馥上言：“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一十馀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
明帝时，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而使迁除限不过长，惧非所以崇显儒术，帅励怠隋也。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於化为弘。
按：两汉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今观刘馥、高柔所言，则知魏时博士之遴选既不精，而博士之迁升亦复有限矣。
吴主孙休永寿元年立学制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遵理，为时养器也。宜按旧制，置学官，立《五经》博士，取应选，加其宠禄。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称，以王化，以正风俗。”
晋武帝初，太学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馀人，才任四品，听留。”诏曰：“己试经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其馀遣还郡国。”
咸宁二年，起国子学（法《周礼》国之贵游子弟国子，受教於师者也）。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杂，欲辨其泾渭，於是制立学官品，第五品以上得入国学。
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况今学义甚颓，不可令一人总之。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三人，其馀则经置一人，各八人。”太常车允上言：“按二汉旧事，博士之职唯举明经之士，选转各以本资，初无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学最优者领之，职虽不同汉氏，尽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谓宜依魏氏故事，择朝臣一人经学最优者，不系位之高下，常以领之。每举太常共研厥中。其馀七人，自依常铨选。”大兴初，欲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术，以贾马、郑、杜、伏、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实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置。《周礼》。《左氏》、《公羊》、《梁春秋》，臣以为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
征南军司戴邈上言：“丧乱以来，庠序隳废。议者或谓平世尚文，遭乱尚武，此言似之而实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之，则废坠已久矣。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讲肄道义，良可惜也。世道久丧，礼俗日弊，如火之消膏，莫之觉也。今王业肇建，万物权舆，宜笃道崇儒，以励风化。”从之。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太常冯怀以江左浸安，请兴学校。帝从之。乃立太学，徵生徒。而士大夫习尚老、庄，儒术终不振。
致堂胡氏曰：“东晋请建学校者，惟戴邈与袁、冯三君子恳恳言之，而终不能革清谈之俗，还孔、孟之教，任是责者，其庾亮乎。”
先公曰：“是时赵亦下书，令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南北之学并兴，而江左虽微，中原丧乱，则自若也。”
孝武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学。於时无复国子生，置太学生六十人，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其国子生见祭酒、博士，单衣角巾，执经一卷以代手版）。
自穆帝至孝武，并以中堂为太学。
太元九年，尚书谢石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颁下州郡，普修乡校。帝纳其言。明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房屋百五十五。而品课无章，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臣闻旧制，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诏虽褒纳，竟不施行。
秦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阳平公融坐擅起学舍，为有司所纠。高泰谓王猛曰：“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齐宣王以稷下垂声，今阳平公开建学宫，追踪齐、鲁，不闻明诏褒美，乃更烦有司举劾乎？”乃止。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
宋武帝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国学，二十七年废。
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元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学。
司马氏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馀事。至於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齐高帝建和四年，诏立国学，以张绪为祭酒，置学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孙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上都二千里为限。帝崩，乃以国讳废学。
先公曰：“齐高即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为人不学则不知道，此逆乱之所由生，宜开文武二学，使人依方习业，优殊者侍以不次。此国学之所以置欤？《南史 儒林传 叙》言：‘国学时或建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齐一也。张绪见谓风流，在清简寡欲之目，以为有正始之风。善清言而已，师道恐不止於清言。然当时以为极选矣。是春置学，秋以国哀罢，曾不及岁。江左之学校如此。”武帝永明三年，诏立学。初，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
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於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俭少好礼乐及《春秋》，言论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俭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与仿效（俭以宰相领祭酒）。令国子生单衣角巾，执经代手版。
东昏侯永元初，诏依永明旧事废学。时有司奏，国学、太学两存焉。
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书始下，而废学先闻，将恐观国之光者，有所阙也。若以国讳官废，昔晋武立学，爰洎元始，百馀年中，未尝暂废，其岂无国讳？永明以德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天子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代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国学、太学两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又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皆入学。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称武帝雅好儒术，至是置《五经》博士，开馆宇，招後进，四馆所养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庙以示尊师。他日，又幸国子监，亲临讲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皆入学。可谓勤矣。然儒风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监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兴学养士，故人不从其令而从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纲维不立，人纪胥废，国破身陨，为万世笑，盖始於此。人主心术所尚，可不慎哉！”
陈天嘉以後，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其所采掇，盖亦梁之遗儒。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馀人。天兴二年，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
帝问博士李光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又命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者凡四万馀字，号曰《众文经》。
明年，特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别立太学於城东。後徵卢元、高允等，令州郡各举才学，於是人多砥砺，儒术转兴。
孝文太和中，改中书为国子，又开皇子之学，建明堂、辟ń。及迁都洛阳，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又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时用者，加以厚赏。
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於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馀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举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正光三年，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
齐时，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胄子以通经进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学，以太傅、燕公于谨为三老而乞言焉。
天和元年，诏：“诸胄子入学，但束於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永以为式。”
隋文帝开皇中，令国子寺不隶太常。自前代皆属太常也。
仁寿元年，诏：以天下学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前殿内将军河刘炫上表切谏不听。又改国子为太学。
水心叶氏曰：“仁寿元年减国子学生，止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学并废。当时国子千数，则所散遣者数千万人，岂不骇动。虽有谏者，皆不听。史臣以为其暮年精华稍竭致然。时方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诏以为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则云：‘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歌於长夜，抱关於夷门’。旨意恳切，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徵召将送，必须以礼。’则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者亦未然。盖其心实谓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为教，使材者必由学，舜、周公之论是也。汉以後传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於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则学之盛衰兴废，盖未易言也。”
先公曰：“刘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而帝不纳，由其不学故也。牛奇章不可辞其责矣。其後盗贼群起，经籍道息，而炫亦以饥死，哀哉。而水心乃以为帝心实谓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则废之诚是欤？”
炀帝即位後，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於开皇之初。徵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於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於时旧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刘士元、河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後生钻仰。诸经议疏，绅咸宗师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没於煨烬矣。
唐制：凡学六，皆隶於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
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馀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
《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邱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十义大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
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其不帅教及岁中违程满三十日，事故百日，缘亲病二百日，皆罢归。既罢，条其状下之属所，五品以上子孙送兵部，准荫配色。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
高祖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於秘书外省别立小学。
太宗贞观五年以後，数幸国学。於门下别置弘文馆，於东宫置崇文馆，遂增创学舍一千二百。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於是国学之内八千馀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龙朔二年，东都置国子监。明年，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
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国子监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聪明者为之。试书日诵千言，并日试策，所业十通七，然後补其禄俸，同直官。通四经业成，上於尚书吏部试之，登第加一阶放选。其不第即习业如初，三岁而又试，三试而不中第，从常调。武后圣历二年，凤阁舍人韦嗣立上言：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馀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入垂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鸿休，日书月至，因藉际会，入仕尤多。陛下诚能下明制，发德音，广开庠序，大敦学校，三馆生徒，即令追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别求仕进，皆入国学，服膺训典。崇饰馆庙，尊尚儒师，则四海之内靡然向风矣。
中宗神龙二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У之礼礼於师，国子、太学各绢三疋，四门学绢二疋，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疋，皆有酒脯。其У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
洪氏《容斋随笔》曰：“《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一案，为束之礼。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皆如国子之法。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乃知唐世士人多工书，盖在六馆时，以为常习。其《说文》、《字林》、《苍》、《雅》诸书，亦欲贵以结字合於古义，不特铨选之时，方取楷书遒美者也。束之礼乃於此见之。《开元礼》载：皇子束，У帛一篚五疋，酒一壶二斗，一案三廷。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於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於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讫，乃出。其仪如此，州县学生亦然。”
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愿宿卫及仕国子生，听之。其学业成而堪贵者，宗正寺试，送监举如常法。三卫番下日，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国子学读书。
玄宗开元五年，始令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问义，有司为设食，清资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阅礼焉。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国子生季一朝参。又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
开元十一年，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等，或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此属无益於国，徒为靡费，欲悉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於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
帝爱郑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令後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
天宝十二载，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选。
十四年，复乡贡。
代宗广德二年，诏曰：“古者设太学，教胄子，虽年不登，兵革或动，而俎豆之事不废。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
萧昕时为国子祭酒，建崇太学以树教本。帝悟其言，诏群臣有籍於朝及神策六军子弟肄业者，听补生员。
二月，释奠於国子监，命宰相帅常参官，鱼朝恩率六军诸将往听讲，子弟皆服朱紫为诸生。朝恩既贵显，乃学讲经为文，仅能执笔、辨章句，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敢与之抗。
国子监成，以鱼朝恩行内侍监、判国子监事。中书舍人常衮言：“成均之任，当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领之。”不听。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先公曰：“先王之礼，受成献馘於学，汉期门、羽林之士悉通一经，然则释奠讲经，宰相帅常参官、武臣率六军诸将往听，未为失也。而鱼朝恩判监事则非也。以薰腐之馀而列之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之上，岂惟章甫逢掖羞之，介胄之夫亦以为辱矣。”
德宗贞元六年，时弘文、崇文生未补者，务取阙员以补，速於登第，而用荫乖实，至有假市门资、变易昭穆及假人试艺者。乃诏宜遽式考试，假代者论如法。
归崇敬为国子司业，皇太子欲临国学行齿胄礼。崇敬以学与官名皆不正，乃建议：“古天子学曰辟ń，以制言之，壅水环缭如璧然；以谊言之，以礼乐明和天下云尔。在《礼》为泽宫。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学省。汉光武立明堂、辟ń、灵台，号‘三ń宫’。晋武帝临辟ń，行乡饮酒礼，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惟有国子学。隋大业中，更名国子监。今声名之盛，辟ń独阙，请以国子监为辟ń省。祭酒、司业之名，非学官所宜。业者，ね大板，今学不教乐，於义无当。请以祭酒为太师氏，位三品；司业为左师、右师，位四品。近世明经，不课其义，先取帖经，颛门废业，传授义绝。请以《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周官》、《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公羊》、《梁春秋》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章疏讲解。德行淳洁、文词雅正、形容庄重可为师表者，委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外给传，七十者安车蒲轮敦遣。国子、太学、四门、三官，各立《五经》博士，品秩、生徒有差。旧博士、助教、直讲、经直、律馆算馆助教，请皆罢。教授法：学士谒师，贽用段一束，酒一壶，衫布一裁，色如师所服。师出中门，延入、与坐，割酒，三爵止。乃发箧出经，抠衣前请，师为说经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请益。师二时堂上训授道义，示以文行忠信、孝弟睦友。旬省，月试，时考，岁贡，视生徒及第多少为博士考课上下。有不率教者，贾楚之，国子移礼部，为太学生；太学又不变，徙之四门；四门不变，徙本州之学；复不变，繇役如初，终身不齿。虽率教，九年学不成者，亦归之本州。礼部考试法：请罢帖经。於所习经问大义二十而得十八，《论语》、《孝经》十得八，为通；策三道，以本经对，通二为及第。其孝行闻乡里者，举解具言，试日义阙一二，许兼收焉。天下乡贡如之。习业考试，并以明经为名，得第授官，与进士同。”有诏尚书省集百官议。皆以习俗久，制度难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职者称氏，国学非世官，不得名辟ń省、太师氏。大抵惮改作，故无施行者。
宪宗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自天宝後，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永泰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於是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
韩愈《复请国子监生徒疏》曰：“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原，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取上庠。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以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缘今年举期已近，伏请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赐非时收补；其五百里外，且任乡贡，至来年春，一时收补。其厨粮度支，先给二百七十四人，今请准新补人数，量加支给。”又《论新注学官牒》：“准今年赦文，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资叙，不考艺能，至今生徒不自劝励。伏请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试，然後放行。上以副圣朝崇儒尚学之意。”
文宗太和七年赦节文：“应公卿士族子弟，取来年正月已後，不先人国学习业者，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
武宗会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太学。外州寄士人并隶名所在官学。”
咸通中，刘允章为礼部侍郎，请诸生及进士第并谒先师，衣青衿、介帻，以还古制。又建言：“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诏可。
梁开平三年，国子监奏：“修建文宣王庙，请率在朝及天下见任官俸钱，每贯克留一十五文。”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书门下奏：“伏以祭酒之资，历朝所贵，爰从近代，不重此官。况属圣朝，方勤庶政，须弘雅迫，以振儒风。望令宰臣一员兼判国子祭酒。”敕：“宜令宰臣崔协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国子祭酒崔协奏：“请国子监每年氐置监生二百员，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满数为定。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学官。如有乡党备谙、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但一身就业，不得影庇门户。兼太学书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辄免本户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数内，不系时节，有投名者，先令学官考试，校其学业深浅，方议收补姓名。”敕：“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国子监奏：“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У钱二千，及第後光学钱一千。窃缘当监诸色举人及第後，多不於监司出给光学文钞，及不纳光学钱，祗守选限，年满便赴南曹参选。南曹近年磨勘选人，并不收竖监司光学文钞为凭。请自今後欲准往例，应色举人及第後，并先於监司出给光学文钞，并纳光学钱，等各有所业等第，以备当监逐年公使。”奉敕：“宜准往例，自今後凡补监生，须令情愿於监中修学，则得给牒收补，仍据所业次第，逐季考试申奏。如收补年深未闻艺业，虚沾补牒不赴试期，亦委监司具姓名申奏。”
按：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钱，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费，宰相则有光省钱，御史则有光台钱，至於监生亦令其出光学钱，则贫士何所从出？既徵其钱，复不蠲其役，待士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者，往往乱离之际，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
●卷四十二 学校考三
○太学
宋初，增修国子监学舍（周显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禅院建国子监），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东西廊之板壁。
太祖皇帝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先奉诏令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缘监生元有定数，欲以在监习业之人补充生徒。”诏：“令元系籍而听习不阙，得于秋试；系籍而不至者，听於本贯请。其未入於籍而听习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令补监生之阙。”
仁宗庆历二年，天章阁侍讲王洙言：“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或致千馀人。即随秋试召保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考官倚席，若此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讲者。欲望自今应国子监，每遇科场敕下，授纳取解家状日己前，须实曾附本监听学满五百日者，许投状。令本授官取文簿勘会诣实，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应。每十人之中，与解三人。其未系监生欲求试补者，亦不限时月投状试业收补。每日讲筵应系听读生徒，并於本授业学官前亲书到历。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归宁，并具状给假。若满周年不来参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国子监，本监请：“自今试补学生听读五百日，方许取解；已得国学文解省试下者，止听读一百日，许再请解。又国子监除七品以上子孙，许召保官试补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补，以此每遇科场，多有冒称品官子孙，难以详别，或兴词诉。请仿唐制，立四门学，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孙，补充学生。自今每岁一补试，差学官锁宿、封弥，精加考校，取文理稍通者具名闻奏，给牒收补。内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旧听读，後次与试。若三试不中，不在试补之限。”从之。四月，诏国子监、太学、天下州县学生，更不立听读日限，以谏官余靖极言其非便故也。
按：古人所谓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进德修业之事也。至汉人之补博士弟子员，则只限以通一经，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佛如此。至宋熙、丰後立三舍之法，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然明经而必至於通一艺，试文而必至於历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国家虽未尝严其法制、稽其去留，而为士者，内耻於习业之未精，外诱於荣途之可慕，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今庆历之法，所谓习业者，虽有讲肄听读，而未尝限以通经之岁月；所谓荣途者，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尝别有优异之捷径。此所以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虽限以听学之岁月，而不能强其久留，反以淹滞为困，故不久而遂废也。
庆历三年，立四门学，以士庶子弟为生员。四年，判国子监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师，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馀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今国子监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从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锡庆院乏财费多，而虏使锡宴之所不可阙，乃复以太学为锡庆院。
皇末，以胡瑗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句太学。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侨、顾临辈分治其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稍从之。一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指意明白，众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谤议蜂起。瑗不顾，强力不倦，以卒有立。迨今三十馀年，犹用其规模不废。瑗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於首善，令雅乐歌诗，乙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琴瑟之声彻於外。瑗在湖学，教法最备。始建太学，有司请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
神宗熙宁元年，增太学生员，庆历中尝置内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寻诏九百人为额。
四年，侍御史邓绾言：“国家治平百馀年，虽有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而生员无所容。至於太学，未尝营建，止假锡庆院廊庑数十，生员才三百人。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仍修武成王庙为右学，上以拟三王四代胶、庠、序、学东西左右之制，下则无後於汉、唐生员学舍之盛。”乃诏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诸生斋舍、官掌事者直庐略具，而太学栋宇始仅足用。自主判官外，益至直讲，总而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生员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员以百，内舍二百，外舍不限员。各以其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举业，优等上中书。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保上中书审察，奏除官。先有职掌者，己受官，仍与旧职，俟直讲、教授有阙，次第选用。
议学校贡举（见《举士门》）
初，苏颂子嘉在太学，颜复尝策问王莽、後周变法事，嘉极论为非，在优等。苏液密写以示曾布曰：“此辈唱和，非毁时政。”布大怒，责张琥曰：“君为谏官判监，岂容学官与生徒非毁时政而不弹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遂逐诸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选用学官，非执政所喜者不与。陆佃、黎宗孟、叶涛、曾肇、沈季良与选，季良，安石妹婿；涛，其侄婿；佃，门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斋授口义，旦至学讲之，无一语出己。其设三舍，皆欲引用其党耳。
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於学。（详见《举士门》）
太学安等已升上舍，皆特免解。其自发解者，即免礼部试。时三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时尝置武学，既而中辍，至是复置，寻诏生员以百人为额。又置律学，置教授四员。
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习断案生员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试，义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校。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与籍者，升内舍；内舍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艺，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学正增为五人，学录增为十人，学录参以学生为之。
太学生虞蕃讼学官升舍偏曲，下御史台核实，何正臣请置狱，辞所及虽非蕃所尝言者，皆得究治。於是追逮遍四方，逾年狱始成。判监李季长坐受学生竹簟、陶器，削职停官。判监黄履失察，陈襄受请，皆降罚。直讲王氵允之削籍，太常丞余中贬秩，皆有赇也。
又诏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益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以为学费。
学制所言，国子监以国子名，而实未尝教养国子。乃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为国子生听读，额二百人。仍尽以开封府解额归诸太学，其国子生解额，以太学分数取之，毋过四十人。
七年，用司业朱服言，四方来试礼部者，虽不籍於太学，或有显过，若造飞语谤朝政，许监官以闻，用学规殿罚。
按：子产不以郑人议执政之然否而毁乡校，盖以学校所以来公论也。今熙宁之建太学，苏嘉言变法事忤介甫，则学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试文则宗新经，策时务则夸新法。今又立飞语谤朝政者以学规殿罚之条。则太学之设，乃箝制罗织之具耳，以是为一道德，可乎？
哲宗元六年，岑象求等言：“国学设师生而禁其谒见，无从叩问。”礼部详度，许从长贰请益，仍立讲训考课之式。私试既不锁宿，则是日讲说亦不废。
七年，置广文馆解额。先是，开封解额稍优，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以试。又有隶太学不及一年，不该解试者，亦往往冒户。礼部案旧制，凡试国子监者，先补中广文馆生，乃得以牒求试。遂依效其法，立广文馆生二千四百员。除开封府元解百人则许自试，其尝拨取诸科二百、国子额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诸开封府以为本馆解额。遇科场年试补馆生，中者执牒诣国子监验试。凡试者十人取一，开封考取亦如其数。试者不及千人，即以率减取，仍严禁重试。礼部言：“国子生应解己有定额在法，试者满百人，即如额取二十人，若不满百，与国子混试通取，以元五年计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诏：“自今太学及国子生发解，并以是年分数准取。”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功久，不许改。至是议者益多。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岁月稽其行实，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经礼部试，特命以官。责备而持久，故其得也难，自元丰以来，应格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己。诱进激劝，莫善於此。元新令，遂罢推恩之制。宜复元丰法，以广乐育之德。”知章又请三学补外舍生，依元丰令一岁四试。皆从之。罢五路经历通礼科。太学生中上舍者，悉用元丰制推恩，上等即该注官者，岁毋过二人；免礼部试者，每举五人而止；免解试者二十人而止。仍计数对除省试发解额，其元法勿用。诸三舍升补等法，悉推行旧制。苟合增损，即条具以闻。
绍圣元年，国子监奏罢广文馆发解，其额本取之开封府、诸科及国子，悉复还之。凡学生自外路参假及新补中未该拨填入学者，权附国子监别号试，取一次。
诏五路礼部奏名额，以十分之三与府、监，诸路进士通取二分，合五路通取，馀五分监自取。罢《春秋》科。
元符元年，诏以命官人许为国子生，毋过四十人。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复置《春秋》博士，崇宁复罢之。
徽宗崇宁元年，命将作少监李诫，即城南门外相地营建外学，是为辟ń。蔡京又奏：“古者国内外皆有学，周成均盖在邦中，而党庠、遂序则在国外。臣亲承圣诏，天下皆兴学贡士，即国南建外学以受之，俟其行艺中率，然後升诸太学。凡此圣意，悉与古合。今上其所当行者：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太学上舍本额一百人，内舍二百人，今贡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学为四讲堂、百斋，斋列五楹，一斋可容三十人。士初贡至，皆入外学，经试补入上、内舍，始得进处太学。太学外舍，亦令出居外学。俟学成奏行之。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学见制。国子祭酒总治学事。外学官属，司业、丞各一人，稍减太学博士、正、录员归外学，仍增博士为十员，正、录为五员，学士充学谕者十人，直学二人。俟贡士至为之。”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立考选法。
诏取士皆从学校、三舍，废科举法（见《举士门》）。
内侍刘公度、郑禄肄业国庠，文粗可采，特减磨勘以旌之。
令学生实非资问辄见师长，因而干请，用学规极等罚之。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悉许入内、外学。任子不系州土，随所寓入学，仍别斋居处，别号试考。曾升补三舍生，後从献助得官，其入学视任子法。
大观三年，提举淮东常平徐畈言：“荫补入官人须隶学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罚，方许就铨试；尝再入等，即免铨试。公、私试尝为第一人，比铨试推恩。”从之。
政和七年，臣僚言：“进士之中铨格者，每一百人而得占注优恩不过五七人，去年中、上二等皆阙不取。今取隶学国子试格，用之铨法，五年而得上二等优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试者尚在其外。是荫补隶学者，优於累试得第之人。”诏在学尝魁一试者，许如旧恩，馀止令免试注官。
钦宗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宗社。乞追夺安石王爵，毁去配飨之像，使邪说淫乱不能为学者惑。”诏：“王安石从祀孔子庙廷，礼部其改位置在郑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五经》义微，诸家因而异见，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切，己弛其禁，许采其长而用之，实为通论。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率众见时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斋生又自互党王、苏，至相追击，附从者纷纷。凡为此者，足以明时之不能服众也。”诏时罢兼祭酒。
正言崔言：“近诏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陛下求治切矣。然数千年来，王公卿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京出，则安有实是闻於陛下乎？且举冯所上之言曰：‘士无异论，太学之盛也。’此奸言也。昔王安石斥除异己，名臣如韩琦、司马光辈既以异论逐，而其所著《三经》之说，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则天下靡然，无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乱，则无异论之祸也，尚敢为此荧惑也乎？其言曰：‘崇宁以来，博士各徇其党，而言皆偏异，附王学则诋元之文，附元则诮王氏之说。’此犹欺罔也。此时士夫岂有敢学元百诋王氏者乎？自京贼用事，借学法以钳士人，如用军法以胁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则学官亦皆黜废矣。此非徒劫持学校也，疑有异论则己过且暴闻焉尔。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诮诋王氏乎？前日博士讲解具在，取而覆视，则之诞信见矣。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或记祖宗典故，或载名臣谈论，虑其鉴照己罪，一切禁锢，严刑重赏，使不敢藏，则其禁异亦已极矣，而元能与王氏两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律学 熙宁六年，置教授四员，凡命官学人皆得自占入学，举人须命官二员任其平素。先入学听读而後试补。习断案，人试案一道；习律令，人试大义五道。月一公试，三私试。
需用古今刑书，许於所属索取。凡朝廷新颁条令，刑部画日关送。
算学 崇宁三年立。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将仕郎为次。
容斋洪氏《随笔》曰：“大观中，置算学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诏以文宣王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飨，十哲从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数之人绘像於两廊，加赐五等之爵。於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其名：风后、大桡、隶首、容成、箕子、商高、常仆、鬼臾区、巫咸九人封公，史苏、卜徒父、卜偃、梓贞、卜楚邱、史赵、史墨、礻卑灶、荣方、甘德、石申、鲜于妄人、耿寿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张衡、周兴、单、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萧吉、临孝恭、张胄玄、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邓平、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遵、耿询、刘焯、刘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昙罗、李淳风、王希明、李鼎祚、边冈、郎ダ、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马季主、洛下闳、严君平、刘徽、姜岌、张邱建、夏侯阳、甄鸾、卢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条具，固有於传记无闻者，而高下等差，殊为乖谬。如司马季主、严君平止於男爵，鲜于妄人、洛下闳同定《太初历》，而妄人封伯，下闳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黄帝为先师云。”
书学 篆、隶、草三体字，《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仍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三舍试补、升降略同算学法，推恩差降一等。
画学 曰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篆字，著音训，馀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文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略同书学。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
医学 初隶太常寺，神宗时置提举判局，始不隶太常。亦置教授一员，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三学生愿预者听。仿三学之制，立三舍法，为三科以教诸生。有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病源》、《千金翼方》为小经。考察升补等略如诸学之法，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馀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
小学（见《童科门》）
高宗建炎初，诏即驻跸所置国子监，立博士二员，以随驾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
国子监生员皆胄子也。旧制，行在职事官同姓缌麻亲、务官大功亲，听补试入学，每三年科场举三人取一，若未补中则七人取一。然太学生皆得以公私试积校定分数升舍，惟国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须父兄外补，乃移入太学而得升。
绍兴八年，叶林上书言：“西汉夺於大盗，天下非汉有矣，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学。西晋灭於狂胡，天下非晋有矣，元帝兴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学。光武时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时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养，未尝以恢复为辞，馈饷为解。我宋以儒立国，垂二百年，懿范闳规，非汉、晋比也。”“今中兴圣祚驻跸东南，百司庶府，经营略备，若起太学，计官吏、生徒姑养五百人，不过费陛下一观察使之月俸。愿谋之大臣，咨之宿学，亟复盛典以昌文治。”而廷臣皆曰：“若仿元丰则军食未暇而削弱，非礼也。请徐议之。”
十三年，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凡诸道住本贯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犯第三等已上罚，或虽不住学，而曾两预释奠及齿於乡饮酒者，听取应充弟子员。是岁秋季始开补，就试者五千人。自後春秋两补。三舍旧法凡四百十条，绍兴重修，视元丰尤密。诸斋长、逾月书学生行艺於籍（行谓帅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每季终论可选者考於学谕（仲月後入学者，次季选考），十日考於学录，二十日考於学正，三十日考於博士，四十日考於长贰，岁终校定（三经季选者准此校定，至升补日，展一季）。外舍百人内舍三十人注於籍（如逐舍与校定生不满元额，即计分数取）。内舍仍分优、平二等，於次年六月以前闻奏。诸补内舍附公试，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选，簿参定，若簿内所选者，据阙升补（阙多就试人少者，以就试人所为率，不得过一分五；上舍准此，不得过三分。若簿未成，其合理升补年月听以试中日为始。即试虽入上二等而考选不预者，候补一岁。私试入三等及不犯三等已上罚，或预选而试不入上二等者，候再试。入三等已上听补）诸补上舍，以岁九月五日锁院（发解年，候试毕，别为一甲附试），考校合格，分优、平二等奏号，长贰同拆号。官入院以所奏行艺参定，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否谓已经三季已上选，或校考不预闻奏，而试入优等，及有优等校定而试不入等者）。注籍讫，具名闻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补及一年，并申尚书礼部（若下等自该免解，及已经免解而再该免者，即与免省。其不自该免者许再试。入优与升等）。
王奂知临安府，括民冒占白地钱，岁入十二万缗有畸，为太学养士之费。
十八年，诏太学在籍外舍生，若入学已及五年不预校定及不曾请到国学解，或不曾公试入等，自绍兴十九年为始，岁终检校除籍，免请本州公据，止召本学生二员委保再补。以後岁终，依此检校。
权礼部侍郎陈诚之言：“国庠立额不为不广，然有待阙之士者，臣尝得其说矣。京师视四方为甚远，非身隶业上庠者不能取应，其请假归省即就乡举，故额常有馀。今首善之地，江、浙土人便於往来，一补中外舍，即无假满不参之人，故未尝有阙，後来之士将何以待之。国子监勘会，昨京师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为额，自来未尝满额。盖缘四方士人请假归乡，道途既远，往往止就乡举；又旧法，或三经试而不与升补，或两经试而曾犯规罚，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阙额周流，源源不塞。今来上庠见以一千人为额，江、浙土人往还既无告假逾限除籍之虑，得以故作规避，占据学籍，使有司补试不行，有妨後进。”故有是命。
按：自崇、观以来，三舍之法大备，议者病其立捷径之涂，长奔兢之风。然观此疏，则知当时尚有参假而归，复取乡举者。如後来之法，以资望言则舍选尊而乡举卑，以名额言则舍选优而乡举窄，盖未尝有以太学生退就乡举者。非惟国家无此法，而士亦决不肯辞尊而居卑，舍优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诏自今以春季放补，省试年即以孟夏，立为定制。
孝宗隆兴元年，始三岁一补。
太学遇覃恩，旧无免解法，帝始创行之，自是为例，省额增数十人。
乾道二年诏：下省并曾请举赴补人，以太学遇省阙额收补，额外勿增。在朝清要官期亲许牒子弟作待补国子，别号考校。如太学生遇有期亲任清要官，更有国子生，不预校定、外补及差职事，惟得赴公试、私试，科举则混试焉。旧公、私试皆学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试仍锁院，降敕差官，学官不预。
太学补弟子员，故例，每三岁科举後，朝廷差官锁院，凡四方举人皆得就试，取合格者补入之，谓之混补。淳熙後朝议以就试者多，欲为之限制，乃立待补之法，诸路漕司及州、军，皆以解试终场人数为准，每百人而取六人许赴补试，率以开院後十日揭榜。然远方士人多不就试，则为他人取其公据代之，冒滥滋甚。庆元中遂罢之。嘉泰二年，复行混补，就试者至三万七十馀人，分六场、十八日引试云。
三年，黄伦以两优释褐，自绍兴建学，至是始有两优，用崇宁恩例，授承务郎国子录。
《朝野杂记》：“旧制，太学上舍生积校已优而舍试又入优等者，就化原堂释褐，号释褐状元，例补承事郎、太学正录。淳熙初，郑鉴自明由此选，不四年而为著作郎，补郡。自明数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厌之。六年，刘纯叟尧夫复以解褐除国子正。时王仲行为兵部尚书，奏言：‘今两优释褐，初授京秩即授学官，视状元、制科恩数过之，事理不当，乞先与外任。’时知滁州张商卿亦言：‘今中上舍为学官，不数年便可作监司、郡守，狱讼财赋非所素习，岂能保其不谬，乞先注职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诏与殿试第二人恩例。”
光宗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混补以徕多士。诏两省、台谏可否。於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诏书，讲论混补之法，盖有根本之论。稍师古始而言，我国家恢儒右文，列圣一揆，内自京师，外至郡县，皆有学，庆历以後，文物彬彬，几与三代同风。迨至崇、宁，创行舍法，诚得党庠遂序之遗意。故一时学者粗知防检，非冠带不敢行於道路，遇乡曲之长及学校之职事，则敛容而避之，习俗诚美矣。而其失也，在於专习经义，崇尚老、庄，废黜《春秋》，绝灭史学。又罢去科举，遂使寒之士，进取无他涂，事理俱违。旋行废革。炎祚中兴，始建太学於行都，行贡举於诸郡。然奔竞之风胜，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沈，皆不由乎学校，至於德行道艺，惟取决於糊名，苟为雕篆之文，无复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臣请远稽古制，近酌时宜，不烦朝廷建官，不劳有司增费，惟重教官之选，仍假守贰之权，仿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终场之数，定所贡之员，期以次年，试於太学。庶几士修实行，不事虚文，渐复淳风，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无三舍之害。其诸州教养、课试、升贡之法，下有司条上。”思议遂寝。时朱熹门人或问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头理会，若太学无非望之恩，又於乡举额窄处增之，则人自安乡里矣。”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曰：“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盖古之太学，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チ所记元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悦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悦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於场屋者耳。士之有志於义理者既无求於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艺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千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至於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数，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宁宗庆元二年，以国子生员多伪滥，制：自今职事官期亲、务官子孙乃得试补。凡监学生皆给绫牒。若告谒在外，遇科举试於曹司。嘉定七年，祭酒请以外舍分数及五分或六分最优者一人，与次年升内舍。後二年，家扌寅始以外优升。岁为定例。
宗学 绍兴十四年建於临安，学生以百员为额：太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职事各五人。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在学者皆南宫、北宅子孙，若亲贤宅近属，则别选馆职以教授焉。
宁宗嘉定九年，诏诸王宫学改作宗学，参之国朝典故，仍隶宗正寺，以宫教授改为博士、宗谕。
叶论学校曰：“何谓京师之学？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诱天下。三代、汉儒，其言学法盛矣，皆人耳目之熟知，不复论。若东汉太学，则诚善矣。唐初犹得为美观。本朝其始议建学，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几而大狱起矣。崇、观以俊秀闻於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及诸生伏阙捶鼓以请起李纲，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学尤弊，遂为姑息之地。夫正谊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学，而今也何使之至此？盖其本为之法，使月书季考，校定分数之毫，以为终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势利招来之，是宜其至此而无怪也。何谓州县之学？无考察之法，则聚食而已。往者崇观、政和，盖尝考察州县之学如天子之学，使士之进皆由此，而罢科举，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下人也，故不久而遂废。今州县有学，宫室廪饩无所不备，置官立师其过於汉、唐甚远，惟其无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愿於学矣。州县有学，先王之馀意幸而复见，将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愿於学，岂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讲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学，变其故习，无以利诱，择当世之大儒久於其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为无难矣。而州县之学，宜使考察，上於监司，闻於礼部，达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进於太学，或遂官之。人知由学，而科举之陋稍可洗去；学有本统，而古人文宪庶不坠失。若此类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难，顾自以为不可为耳。虽然，治道不明，其纪纲度数不一一揭而正之，则宜有不可为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如此类者虽欲不为，亦不可得也。”
东莱吕氏曰：“先王之制度，虽自秦、汉以来皆弛坏废绝，然其他如礼乐法度，尚可因影见形，因枝叶可以寻本根；惟是学校，几乎与先王全然背驰，不可复考。且如礼，後世所传固非先王之旧，如射飨、宗庙、明堂，虽是展转参杂，而有识之者犹自可见；且乐如《韶乐》、《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旧，然知锺律者尚自可以推寻，复先王六律五音之旧；且如官名，後世至体统断绝，然而自上临下，以大统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参，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旧。惟是学校一制，与古大不同。前此数者犹是流传差误，然学校不特流传差误，乃与先王之学全然背驰。且如唐、虞、三代设教，与後世学校大段不同，只举学官一事可见。在舜时，命夔典乐教胄子；在周时，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何故？皆是掌乐之官掌教，盖其优游涵养、鼓舞动荡，有以深入人心处，不是设一个官司。自秦、汉以後，错把作官司看了，故与唐、虞、三代题目自别，虽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虽是法度具举，然亦不过以法制相临，都无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与政自是两事，後世错认，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学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叶可以见本根，今则但当看三代所以设教命官教养之意。且如《周礼》一书，设官设教所以便民，若师氏、保氏、大司乐、大胥、小胥之类，所教者不过是国子，然当时所谓乡遂所以兴贤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并不见有设教之官，虽是州序、党遂略见於《周礼》，然而未尝见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学者所当深思。且如周公设官，下至於射夭鸟至微至纤之事，尚皆具载，岂於兴贤能国之大教不见其明文？
其他大纲小纪，表里如此备具。学者须要识先王之意，只缘不是官司。凡领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学校之官，不领於六官，非簿书期会之事。其上者三公论道不载於书，其下者学官设教不领於六官，盖此二者皆是事大体重，非官司所领。惟是国子是世禄之官，鲜克由礼，以荡凌德，实悖天道，不可不设官以教养之。然而所以教养之意，上与三公，其事大体重，均非有司簿书期会之可领。要当识先王之意，虽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设教，未尝有理无事、有体无用，本末亦自备见，但不在官联、官属之中。舜之时，自国子之外，略不见其掌教之官，然‘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之。’如此之备。在周人，学官虽不领於一属，然而‘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终始备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这又见体用本末无穷。大抵学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汉以後做官司看了，所以後世之学不可推寻，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汉之事当束之不观。今所详编者，要当推此意。大抵看後世秦、汉一段，错认教为政，全然背驰。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时复能举，如武帝表章《六经》，兴太学，不足论；如光武为诸生投戈讲义，初见三ń，亦不足论；如後魏孝文迁都洛阳，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论；如唐太宗贞观之初，功成治定，将欲文饰治具，广学舍千二百区，游学者至八千馀人，亦不足道。这个都是要得铺张显设以为美观。惟是扰攘之国、僻陋之邦、刚明之君，其视学校若弊屣断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见得理义之在人心不可已处。
今时学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这个用心内外不同，止是文饰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学校远。是扰攘之时、刚武之君、偏迫之国本不理会，如南、北朝，虽是草创，若不足观，不是文饰，自有一个不能已处，其去唐、虞、三代学校远。惜乎，无鸿儒硕师发明之。这般处学者须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见学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设教命官至理精义，要当深考。”
●卷四十三 学校考四
○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录後
《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於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官谓礼、乐、诗、书之官。《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亦可以为之也。不言夏，夏从春可知也。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己，无迎尸以下之事。疏云：以其释奠直奠置於物，无食饮酬酢之事。释奠所以无尸者，以其主於行礼，非报功也）。”
正义曰：“所教之官，若春诵、夏弦，则太师释奠也；教干戈，则小乐正、乐师等释奠也；教礼，即执礼之官释奠也。皇氏云：‘其教虽各有时，其释奠则四时各有其学，备而行之。’”“四时在学释奠，犹若教书之官，春时於虞庠之中，释奠於先代明书之师，四时各然；教礼之官，秋时於瞽宗之中，释奠於其先代明礼之师，如此之类是也。”
“凡始立学者，必释奠於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谓天子命之教始立学官者也。先圣，周公若孔子。疏云：立学为重，故及先圣；常奠为轻，故唯祭先师）。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注谓“国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朱文公《礼书》谓：“以下文大合乐考之，有合当为合乐。”）。有国故则否（注谓：“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各自奠之，不合。”朱文公《礼书》为：“国故当为丧纪凶札之类。”）。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大合乐，谓春人学舍菜、合舞，秋颁学合声，於是时也，天子视学。遂养老，谓用其明日也。）
长乐刘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虞庠则以舜为先圣，夏学则以禹为先圣，殷学则以汤为先圣，东胶则以文王为先圣，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学之法也。”临邛魏氏曰：“《记》曰：‘凡学，春官释奠於其先师。’释者曰：‘若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又曰：‘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曰：‘若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贤於西学，祭乐祖於瞽宗，传者亦谓各以所习之学祭先师。夫周公、孔子，非周、鲁之所得而专也，而经各立师，则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为师，仁鄙、寿夭，君实司之，而臣则辅相人君以师表万民者也。自孔子己前，曰圣曰贤，有道有德，则未有不生都显位，没祭大者，此非诸生所得嗣也。自君师之职不修，学校废，井牧坏，民散而无所系，於是始有师、弟子群居以相讲授者。所谓各祭其先师，疑秦、汉以来始有之，而《诗》、《书》、礼、乐各立师，不能以相通，则秦、汉以来为士者断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见世变日降，君师之职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战国之乱，犹有圣贤为之师，秦、汉以来，犹有专门为之师，故所在郡国尚存先师之号，奠祠於学，故记人识於礼，而传者又即其所闻见以明之也。”
《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礻马於所征之地（礻马，师祭也。其礼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学（定兵谋也）。出征，执有罪，反，释奠於学，以讯馘告（释菜、奠币，礼先师也。讯馘，所生获断耳者）。”《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东序，释奠於先老。”
《周礼》：“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太祝“大会同，造於庙，宜於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曾子问》曰：“凡告必用牲币，反亦如之”）。”甸祝“舍奠於祖庙，祢亦如之。”（贾公彦曰：“非时而祭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馔具而已”。）
《仪礼》“宾朝服，释币於祢，又释币於行，遂受命。上介释币亦如之。”“释币於门。乃至於祢，筵几於室，荐脯醢，觞酒陈（主人酌进奠一献。言陈者，将复有次也。先荐後酌，祭礼也。行释币，反释奠，客出谨入也），席於阼，荐脯醢，三献。”
《礼书》曰：奠者，陈而奠之也。郑氏曰：“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事（贾公彦曰：“奠之为言停，停馔具而已”）。”考之《仪礼》，聘宾归“至於祢，荐脯醢，觞酒陈”，陈者，所以奠之也，则释奠，设荐馔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馈食》“奠觯於尸”，未至之前则释奠无迎尸，可知也。古者释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庙社，或施於学。《周官》太祝“大会同，造於庙，宜於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於祖庙，弥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庙社者也。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於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视学，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圣、先师焉。有司卒事，反命。东序，释奠於先老。”《王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於学，以讯馘告。”此施於学者也。山川、庙社之祭，不止於释奠，学之祭，释奠而已。贾公彦曰：“非时而祭曰奠。”此为山川、庙社而言之也。学之释奠则有常时者，有非时者。《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圣、先师，秋冬亦如之。”郑氏曰：“不言夏，夏从春可知。”此常时之释奠也。凡始立学，天子视学，出征，执有罪，反，以讯馘告，必释奠焉，此非时之释奠也。释奠之礼，有牲币，有合乐，有献酬。太祝“造於庙，宜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反，则释奠”，此告祭也。《曾子问》曰：“凡告，必用牲币。”《文王世子》：“凡始立学，释奠、行事，必以币。”此释奠有牲币之证也。《文王世子》：“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此释奠有合乐之证也。《聘礼》：“觞酒陈、席於阼，荐脯醢，三献。一人举爵，献从者，行酬，乃出。”此释奠有献酬之证也。然山川、庙社之释奠皆有牲币，学之释奠非始立学则不必有币也。学之释奠有合乐，则山川、庙社不必有合也。聘宾释奠有三献，则天子诸侯之於山川、庙社，不止三献也。凡始立学与天子视学，释奠於先圣、先师，四时则释奠先师而已。《文王世子》谓春释奠於先师，郑氏释《王制》亦谓释奠礼先师，其说是也。然郑氏以《王制》之释奠，为释菜奠币，以《文王世子》之释奠者必有合，为与邻国合。孔颖达以《学记》之释菜为释奠，其说误也。
“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兴当为衅。礼乐之器，成则衅之。又用币告以器成），然後释菜（告先圣、先师以器成，有时将用也。疏云：“释菜惟释藻而已，无牲牢币帛）。不舞，不授器（释菜礼轻也。释奠则舞，舞则授器。司马之属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傧於东席，一献，无介语，可也（言乃退者，谓得立三代之学者，释菜於虞庠，则傧宾於东序。鲁之学，有米廪、东序、瞽宗也。疏云：东序与虞庠相对，东序在东，虞庠在西，既退，傧於东序，明释菜在於虞庠。语即前经合语之等。言可也，明释菜时未可语，礼尚严也）。”
大胥“春入学，舍菜、合舞（舍菜即释菜，礼先师也。菜，藻之属。春始以其学士入学宫而学之。合舞，等其进退，使应节奏），秋颁学，合声（春使之学，秋颁其才艺所为。合声亦等其曲折，使应节奏）。”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乐正，乐官之长。命习舞者，顺万物始出地，鼓舞也。将舞，必释菜於先师以礼之。《夏小正》曰：丁亥，万舞入学。）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为季春将习合乐也。习乐者，习歌与八音）。”
《学记》：“大学始教皮弁祭蔡，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礼先圣、先师。疏谓：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圣、先师以藻之菜）。”
正义曰：“凡释奠有六：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师还释奠於学，六也。释菜有三：春入学释菜合舞，一也；衅器释菜，二也；《学记》皮弁祭菜，三也。”
《礼书》曰：《周礼》大胥“春入学，舍菜合舞”，《学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月令》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文王世子》“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後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傧於东序，一献，无介语，可也”，然则释菜之礼犹挚也。妇见姑舅，其挚也枣栗、服修，若没而庙见则释菜。弟子见师，其挚也У，若礼於先师则释菜。大胥释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释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释奠既舞故也。《士丧礼》君视敛，“释菜入门”，《丧大记》“大夫、士既殡而君往焉，释菜於门内”，占梦“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释菜也，则释菜之礼岂特子弟之见先师，妇之见庙而已哉。婚礼有奠菜仪，弟子之见先师其仪盖此类欤？郑氏谓婚礼奠菜盖用堇，入学释菜藻之属，始立学释菜芹藻之属，盖以泮官有芹藻，子事父母有堇萱，故有是说也。菜之为挚则菜而已。《采》教成之祭，毛氏谓牲用鱼，Ρ之用藻。则《诗》所谓“湘之”者，Ρ之也，与释菜异矣。
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元帝时，孔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绥和元年，封殷後孔子世吉子孔何齐为殷绍嘉侯，千六百七十户。後六月，进爵为公，地满百里。
梅福上书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车，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绍夏於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於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无後，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後，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後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初，武帝时封周後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为十馀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康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後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後。”上以其语不经，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
平帝元始初，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为褒成侯。
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封殷後孔安为殷绍嘉公，周後姬常为周承休公。十三年，改封常为卫公，安为宋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十三年，封孔均子志为褒成侯．
按：西汉时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绍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兴，袭爵如故。绍嘉之後，不知所终。褒成之後，则志卒，子损嗣，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尊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相传至献帝初国绝。魏时再袭封，世世不绝。
明帝永平二年，养三老、五更於辟雍，郡县行乡饮酒礼於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一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帝谓孔僖曰：“今日之会，於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於光荣，非所敢承。”帝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欧阳氏《集古录 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谨问太常祠曹掾冯牟、史郭元。辞对：故事，辟雍祠先圣，太宰、太祝各一人，备爵，太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大司农给米。臣愚以为如瑛言可许。臣雄等稽首以闻。制曰可。”读此可见汉祠孔子其礼如此。雄，吴雄；戒，赵戒。鲁相瑛，据碑言姓乙字仲卿。
徐氏曰：“按《文王世子》曰：‘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圣、先师，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於先圣、先师，既衅器用币，然後释菜。’则知古人建立学校，未尝不以祀礼为先也。高皇帝虽在倥偬，犹能修其祠於过鲁之日。武帝兴太学，而独未闻释奠之礼焉。明帝行乡饮於学校，祀圣师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独崇宣圣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阙里，祠孔子，作六代之乐，则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当时儒学之臣，能以古人释奠之礼而推广之，则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黄初二年，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於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後，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於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齐王正始七年，令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颜渊配。
晋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孙宗圣侯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讲经，亲释奠於太学，如正始礼。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於太学。
元帝大兴二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於太学。
明帝大宁三年，诏给奉圣亭侯四时祠孔子祭，如太始故事。
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讲经亲释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时制也。孝武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权立太学。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宋文帝元嘉八年，奉圣侯有罪夺爵。至十七年，又授孔隐之。隐之兄子熙先谋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为奉圣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迈卒，子荼（诩俱切）嗣，有罪失爵。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裴松之议舞六佾，宜设轩悬之乐，器用悉依上公）。祭毕，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上悉在。
齐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时从喻希议，用元嘉故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释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释奠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祀则重。陆纳、车允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宜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於过轻，二范伤於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圣，则须所况非备。’细寻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推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议，故事可依也”）。
梁武帝天监八年，皇太子释奠。周舍议：“既惟大礼，请依东宫元会，太子著绛纱衤暴（音博，衣领也），乐用轩悬。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从之。又有司以为，《礼》云‘凡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阶’。吏部郎徐勉议：“郑元云：‘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宫室既异，无不由阼阶之礼。请释奠及宴会，太子升堂，并宜由东阶。若驾幸学，自然中阶。其会宾客，依旧西阶。”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宁国、临城公入学，时议者以与太子有齿胄之议，疑之。议中臣缵等以为：“参、点、回、路，并事尼父，邹、鲁称盛，洙、汶无讥。师道既光，得一资敬，无亏亚二。”制可。
後魏封孔子二十七叶孙乘为崇圣大夫。
孝文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叶孙珍为崇圣侯。
文成帝诏：宣尼之庙，当别敕有司行荐享之礼。
北齐改封三十一代孙为恭圣侯。
北齐将讲於天子。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宣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经及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朔，制：祭酒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圣，揖颜回。日出行事。郡学则於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亦每月朝（张凭议日：“不拜颜子者，按学堂旧有圣贤之象，既备礼尽敬，奉尼父以为师，而未详颜子拜揖之仪。臣以圣者，君道也；师者，贤臣道也。若乃尧、舜、禹於君位，则稷、契与我并为臣矣。师元风於洙、泗，则颜子吾同门也。夫大贤恭已，既揖让於君德；回也如愚，岂越分於人师哉！是以王圣佐贤，而君臣之义著；拜孔揖颜，而师资之分同矣”）。
後周武帝平齐，改封孔子後为邹国公。
隋文帝仍旧，封孔子後为邹国公。
炀帝改封为绍圣侯。
隋制，国子寺每岁四仲月上丁，释奠於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县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亦每年於学行乡饮酒礼。
唐高祖武德二年，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土。七年，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
太宗贞观二年，左仆射房元龄等建议：“武德中，诏释奠於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为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请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诏从之。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伦为褒圣侯，修宣尼庙於兖州，给户二十充享祀。
十四年，幸国子学，亲释奠。
二十年，诏皇太子於国学释奠於先圣、先师，皇太子为初献，国子祭酒为亚献，摄司业为终献。
初，释奠以儒官自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至是，中书侍郎许敬宗等奏：“按《礼记 文王世子》：‘凡学，官春释奠於先师。’郑元注曰：‘官谓诗、书、礼、乐之官也。’彼谓四时之学，将习其道，故儒官释奠，各於其师，既非国家行礼，所以不及先圣。至於春、秋二时合乐之日，则天子视学，命有司兴秩节，总祭先圣先师焉。秦、汉释奠，无文可检。至於魏氏，则使太常行事。自晋、宋以降，时有亲行，而学官为主，全无典实。且名称国学，乐用轩悬，樽俎威仪，并皆官备，在於臣下，理不合专。况凡在小神，犹皆遣使行礼，释奠既准中祀，据礼必须禀命。今请国学释奠，令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词称‘皇帝谨遣’，仍令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其诸州，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县令为初献，县丞为亚献，博士既无秩，请主簿通为终献。若阙，并以次差摄。州县释奠，既请遣刺史、县令亲为献主，望准祭社，给明衣，修附礼令为永式。学令祭以太牢，乐用轩悬，六佾之舞，并登歌一部。与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县常用上丁，无乐，祭用少牢。”
二十一年，诏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甯、贾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於国胄，自今有事於太学，并令配享尼父庙堂。
高宗永徽中，制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颜回、左邱明从祀。
显庆二年，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按新礼，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准贞观二十一年，以孔子为先圣，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俱配尼父於大学。今据永徽令文，改用周公为先圣，遂黜孔子为先师，颜回、邱明并为从祀。谨按《礼记》云：‘凡学，春官释奠於其先师。’郑元注曰：‘官谓诗、书、礼、乐之官也。先师者，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可以为师者。’又《礼记》曰：‘始立学，释奠於先圣。’郑元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据礼为定，昭然自别，圣则非周即孔，师则偏善一经。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求其节文，递有得失。所以贞观之末，亲降纶言，依《礼记》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说，正孔子为先圣，加众儒为先师，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纰缪。而今新令，不详制旨，辄事刊改，遂违明诏。但成王幼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所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又说明王孝道，乃述周公严配，此即姬旦鸿业，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实贬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弘圣教於《六经》，阐儒风於千世，故孟轲称生民以来，一人而已。自汉已降，奕叶封侯，崇奉其圣，迄於今日，胡可降兹上哲，俯入先师？且邱明之徒，见行其学，贬为从祀，亦无故事。今请改令从诏，於义为允。其周公仍依别礼配享武王。”诏从之。
三年，文宣王庙诏用《宣和》之舞（国子博士范κ撰乐章）。
总章三年，皇太子弘释奠於国学。开耀元年、景龙二年、永隆二年并行此礼。
乾封元年，追赠孔子为太师。
天授元年，封孔子为隆道公。
总章元年，颜回赠太子少师，曾参赠太子少保，并配享孔子庙。
元宗开元七年，以贡举人将谒先师，质问疑，义敕皇太子及诸子宜行齿胄礼。乃谒先圣，太子初献，亚、终献并以胄子充。右散骑常侍褚无量讲《孝经》并《礼记 文王世子》篇。初，诏侍中宋亚献，中书侍郎苏终献。及临享，上思齿胄之义，乃改焉。又诏春、秋释奠用牲牢，其属县用酒而已。
八年，国子司业李元奏言：“两京国子监庙堂，先圣孔宣父，配坐先师颜子，今其像见立侍。准礼，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颜子道亚生知，才光八室，既当配享，其仪见立，请据礼文，合从坐侍。又四科弟子闵子骞等，并伏膺儒术，亲承圣教，虽复列像庙堂，不参享祀。谨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贤，犹г从祀，岂有升堂入室之子，独不г配享之馀？望请春、秋释奠，列享在二十二贤之上。七十子者，则文翁之壁尚不阙如，岂有国庠遂无图绘？请命有司图形於壁，兼为立赞，庶敦劝儒风，光崇圣烈。曾参孝道可崇，独受经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贤从享。”诏曰：“颜子等十哲宜为坐像，悉令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图画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贤於庙壁。上以颜子亚圣，亲为制赞，书於石。闵损以下，仍令当朝文士分为之赞，题其壁焉。
按：自《礼记》“释奠於先圣、先师”之说，郑康成释先师，以为如乐有制氏，《诗》有毛公，礼有高堂生，《书》有伏生之类。自是後儒言释奠者本《礼记》，言先师者本郑氏注。唐贞观时，遂以左邱明以下至贾逵二十二人为先师，配食孔圣。夫圣，作之者也；师，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亲炙言之，则莫如十哲、七十二贤；以传授言之，则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师，可以继先圣。今舍是不录，而皆取之於释经之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独子夏无以议为，左邱明、公羊高、梁赤犹曰受经於圣人而得其大义，至於高堂生以下，则谓之经师可矣，非人师也。如毛、郑之释经，於名物固为该洽，而义理有差舛；至王辅嗣之宗旨老、庄，贾景伯之附会谶纬，则其所学已非圣人之学矣。又况戴圣、马融之贪鄙，则其素履固当见摈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颜渊之外反不得预。李元虽恳恳言之，而仅能升十哲、曾子侪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贤俱不г享祀。盖拘於康成之注，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也。
二十七年，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能发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赐，不其猗欤！於戏！楚王莫封，鲁公不用，俾夫大圣，才列陪臣，栖遑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远，光灵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於实，人其谓何！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令三公持节册命，其後嗣褒圣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岂宜依旧，宜补其坠典，永作成式。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侍。且门人三千，见称十哲，包夫众美，实越等夷，畅元圣之风规，发人伦之耳目，并宜褒赠，以宠贤明。其颜子既云亚圣，须优其秩。
颜子赠兖国公
闵子骞赠费侯
冉伯牛赠郓侯
冉仲弓赠薛侯
冉子有赠徐侯
仲子路赠卫侯
宰子我赠齐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