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一百零二
史臣曰：“尚文、李谦诸人，历仕累朝，年逾耆艾，忠规谠论，始终一节，可谓人之模范，国之蓍龟。《书》曰：‘询兹黄发，则罔所衍。’诸人其庶几焉。”
卷一百八十八 列传第八十五
王恽 逊志 高呜 王思廉荆玩恒 马绍 阎复 王倚 高克恭 夹谷之奇 臧梦解 燕公楠 白恪 李衎 张伯淳
王恽，字仲谋，卫辉汲县人。父天铎，金户部主事，著《易学集说》，为名儒。
恽好学，善属文。史天泽将兵过卫，一见接以宾礼。中统元年，左丞姚枢宣抚东平，辟为详议官。时省府初建，令诸路各上儒吏能理财者一人，恽以选至京师，上书论时政，与渤海周正并擢为行中收省详定官。二年春，从行中书省丞相祃祃等赴开平，转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寻兼中书省左右司都事。初高丽国相致书于省府，欲命恽为答书。恽曰：“境外之交，非人臣所宜。范仲淹谕元吴，尚得罪于仁宗。可以为戒。”乃止。
至元五年，建御史台，拜监察御史，条奏百五十余事。时都水刘晸陷没官粮四十余万石，恽劾之，又言：“晸监修太庙，转官受赏，今才数年，梁柱摧配，事涉不敬，宜论如法。”秩满，陈天祐、雷膺交荐于朝。
九年，授平阳路总管府判官。初，绛州太平县民杀其兄，蔓引逮系者三百余人，五年不决。朝廷委恽鞫之，一讯而服，乃尽出逮系者。州久旱，一夕大雨。十三年，奉命试儒人于河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寻迁燕南河北道。十八年，拜中议大夫、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不赴。
裕宗在东宫，恽进《承华事略》，其目曰：广教、立受、端本、进学、择术、谨习、听政、达聪、抚军、崇儒、亲贤、去邪、纳诲、几谏、从谏、推恩、尚俭、戒逸、明分、审官，凡二十篇。裕宗览而善之，赐酒慰喻。
十九年春，改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在官一年，以疾告。二十二年春，召在左司郎中。时右丞卢世荣以聚敛进用，屡趣恽入都，不赴。或问其故，恽曰：“力小任大，剥众利己，未有能全者。元之尚恐见浼，况近之乎！”既而果败。
二十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闽海提刑按察使。黜官吏贪污者数十人；察系囚冤滞者，决而遣之；戒戍兵无寓民家，创营房居之。恽以为治之本在于得人，奏福建连山距海，为边徼重地，今行省官平章政事、左丞尚缺，宜选清望素著、简在帝心、足以抚绥黎庶、折冲外海者任之。又以行省讨剧贼钟明亮无功，条陈利害。帝并韪之。
二十八年，召至京师。二十九年春，见帝于柳林行宫，上书极陈时政。授翰林学士。
成宗即位，又献《守成事鉴》十五篇，所论悉本于经义。元贞元年，加通议大夫、知制诰修国史，纂修《世祖实录》，因集《圣训》六卷之上，大德元年，进中奉大夫。二年，以恽与阎复等十二人清贫守职，各赐钞二千一百余锭。乞致仕，不许。五年，再上章求退，授其子公孺为卫州推官，以便养，仍官其孙秘书郎。八年六月，卒。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著有《相鉴》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华事略》、《中堂事记》、《乌台补》、《玉堂嘉话》，并杂著诗文，合为《秋涧集》一百卷。曾孙逊志。
逊志，字文敏。以荫授侍仪司通事舍人，累迁监察御史。劾奏詹事卜兰奚、平章政事宜童皆逆臣子孙，当屏诸遐裔。不报。除太府少监。出为江西廉访副使，召佥太常礼仪院事。京师陷，百官出降，逊志独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正院判官王翼不曰：“新朝宽大，不惟不死，且录用，曷诣官自陈。”逊志艴然曰：“君既不忠，又诱人为不义耶？”撝之，出语其子曰：“汝速行，以继吾宗。”遂自投井中死。
高鸣，字雄飞，真定人。少以文学知名。元好问荐于世祖，未报。诸王旭烈兀将征西域，闻其贤，遣使三召之，鸣乃起，条上二十余策，旭烈兀称善，荐为彰德路总管。政暇即诣学舍，新讲经义，郡人知有经学，自鸣始。
世祖即位，赐诰命金符，召为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至元五年，立御史台，以鸣为待御史，台章多其裁定。寻立四道按察司，选任名士，鸣所荐居多。时中书、枢密事条壅滞，言者请置都事官各二人，鸣曰；’只在奏宪，原举察之，毋庸员外置人。”七年，议立三省。鸣上封事曰：“臣闻三省，设自近古，其法由中书出政，移门下，议洽，则有驳正，或封还诏书，议合，则还移中书。中书移尚书，尚书乃下六部、郡国。方今天下在于古，而事益繁，取决一省，犹恐壅滞，况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贤俊萃于一堂，连署参决，自不至于旷废，岂必别官异坐，而后无失政乎。不如一省便。”世祖深然之，议遂罢。川、陕盗起，省臣请专戮其尤者，朝议将从之。鸣谏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论报，所以重用刑、惜民命也。今从其请，是开天下擅杀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
鸣每以敢言被上知，尝入内，值大风雪，帝谓御史大夫塔察儿曰：“高学士年老，后有大政，就问可也。”赐太官酒肉慰劳之。九年，迁吏礼部尚书。十一年，病卒，年六十六，谥文献。著有《河东集》五十卷。
三子：易训、书训、诗训，俱中名。书训，官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廉国史院编修。
王思廉，字仲常，真定获鹿人。幼师太原元好问，既冠张德辉宣抚河东，辟掌书记，谢病归。至元十年，董文忠荐于世祖，帝问文忠曰：“汝何由知其贤？”对曰；“乡人之善者称之。”遂召见，授符宝局掌书。十三年，姚枢举为昭文馆待制，迁奉训大夫、符宝局直长。
十四年，改翰林待制，尝进读《通鉴》，至唐太宗有杀魏徵语，及长孙皇后进谏事，帝命内官引至皇后阁，讲之，后曰：“是诚有益。尔宜择善言进讲，勿以渎辞烦上听也。”每侍读，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太师月赤察儿、御史中丞撒里蛮、翰林学士承旨掇立察等，咸听受焉。帝尝御延春阁，大赉群臣，命十人为列为进，思廉在卫士之列，帝责董文忠曰：“思廉儒臣，岂宜列卫士中！”
十八年，进典瑞少监。十九年，帝幸白海，时千户王著矫杀奸臣阿合马于大都，辞连枢密副使张易。帝召思廉至行殿，屏左右，问曰：“张易反，若知之乎？”对曰：“未详。”帝曰：“反已，何未详也？”思廉徐奏曰：“僭号改元谓之反，亡人他国谓之叛，群聚山林贼害民物谓之乱，张易之事，臣实不知。”帝曰：“朕自位以来，如李璮之不臣，岂以我若汉高祖、赵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思廉曰：“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比也。”帝叹曰：“朕往者，有问于窦默，其应如响。盖心口不相违故不思而得，朕今有问汝，能然乎？且张易所为，张文廉知之否？思廉曰：“文谦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对曰：“二人不相能，臣故料其不知。”因此文谦获免。
二十年，迁太监。裕宗居东宫，思廉进曰：“殿下府中宜建学官，令左右近侍皆亲正学，必能裨辅明德。”裕宗然之。裕宗买甲第赐思廉，思廉固辞。二十三年，改嘉议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监事。乃颜叛，帝亲征，思廉谓留守段贞曰：“藩王反侧，地大故也，汉晁错削地之策，实为良图，盍为上言之。”贞白其事于帝，帝曰：“汝何能出是言？”贞以思廉对，帝嘉之。二十九年，迁正义大夫、枢密院判官。
成宗即位，迁中奉大夫、翰林学士，仍枢密院判官，以病归。三年，起为工部尚书，拜征东行省参知政事。七年，总管大名路。八年，如为集贤学士。十一年，授正奉大夫、太子宾客。
仁宗即位，以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致仕。延祐七年卒，年八十三岁。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恒山郡公，谥文恭。
初思廉官符宝局，有荆玩恒与思廉齐名，世祖尝谓荆、王二人，可为司符宝者师表云。
玩恒，字文纪，赵州宁晋人。少从李冶受学。张文谦荐为兴文署校理，千符宝局直长，擢典瑞监丞，迁少监。世祖以符宝国之重器，择儒臣慎密者掌之，得玩恒，以为称职。故玩恒在典瑞监十三年，不迁他官。
后出为淮东道提刑按察使，改肃政廉访使。时彻里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玩恒奏言：“奸臣桑哥倚势弄权，众皆慑伏，独近侍彻里不避雷霆之怒，言于陛下，卒使奸臣伏辜。臣素知其人，进退不苟，有大臣蹇谔之风，宜置于朝廷，使献可替否，弼成大业。”时世祖已不豫，遂召还彻里侍医药。成宗即位，改辽东道肃政廉访使，致仕，卒。谥端敏。子讷，右卫屯田千户。
马绍，字子卿，济州金乡人。从上党张播学。丞相安童奏言，宜得儒士讲经史，以资见闻。平章政事张启元以绍应诏，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单州，民刻石颂德。至元十年，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益都宁海饥，绍发粟赈之。十三年，移佥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属江淮甫定，选官抚治，迁同知和州路总管府事。
十九年，诏割隆兴为东宫分地，皇太子选署总管，未几，入为刑部尚书。万亿库吏盗绒四两，时相欲置之重典，绍言：“物情俱轻，宜贷减。”乃决杖释之。河间李移住妄言惑众，谋为不轨，绍被檄按问，多所全活。二十年，擢参议中书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书。逾年，复为刑部尚书。二十四年，分立尚书省，拜参知政事，赐中统钞五千缗。
时更印至元钞，前信州三务提举杜璠言：“至元钞公私不便。”平章政事桑或怒曰：“杜璠何人，敢沮吾钞耶？欲当以重罪。绍从容言早“国家导人使言，言可采，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璠，岂不与诏书违戾乎？”璠得免罪。进尚书左丞。边卒有过支廪米者，有司以闻，帝欲究问。绍言：“方边庭用兵，罪之，惧失将士心。所支逾数者，当明年之数可也。”从之。
海都作乱，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散居云、朔间，桑哥议徙之内地，绍持不可。桑哥怒曰：“马左丞爱惜汉人，欲令馁死此辈耶？”绍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虑生疾疫。若恐馁死，曷若计口给羊马之资，俾还本土。言有异同，丞相何以怒为？宜取圣裁。”乃奏闻，帝曰：“马秀才所言是也。”
桑哥集诸路总管三十人，导之人见欲以趣办财赋之多寡为殿最。帝曰：“财赋办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库，岂少此哉！”绍退录圣训，付史官书之。时议增盐课，绍独力争山东课不可增。议增赋，绍曰：“苟不节浮费，虽重敛数倍，亦不足也。”事获寝。都城种苜蓿地，分给居民，省臣因取为已有，以一区授绍，绍独不取。桑哥欲奏请赐绍，辞曰：“绍以非才居政府，恒忧不能塞责，讵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桑哥败，索其行赂之簿阅之，独无绍名。桑哥曰：“使吾早信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之祸。”帝曰：“马左丞忠洁可尚，其复旧职。”尚书省罢，改中书左丞，居再岁，移疾还家。”
元贞元年，迁中书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三年，移河南省。明年卒。
阎复，字子静，其先平阳人，后徙于高唐州。
复始生，有奇光照室。幼人东平府学，师事名儒康晔。严实招诸生肄进士业，延元好问校试，四人中选，复为首，余琰、李谦、孟祺次之，时称东平四杰。
宪宗九年，行台辟为书记，迁御史台掾。至元八年，用王磐荐，授翰林应奉文字，充会同馆副使，兼接伴使。扈驾上都，应制赋诗，寓规讽之意，帝顾和礼霍孙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擢翰林修撰。十四年，出佥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十六年，入为翰林直学士，以州县学多不称职，建议定铨选之法。累迁侍进学士，兼集贤侍讲学士，兼领会同馆事。
二十三年，擢翰林学士，改集贤学士。二十八年，尚书省罢，帝召对便殿，谕以卿为执政何如？复谢不胜任。帝谓左右曰：“让为美事，勿强之。”迁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先是，桑哥当国，复被命撰《桑哥辅政碑》。至是，桑哥败，诏有司踣其碑，复亦坐免官。
成宗即位，诏旧臣入朝，除集贤学士，阶正议大夫。疏言：“京师宜建孔子庙，用释奠雅乐。”从之。又言：“宜复曲阜县守冢户。”其后诏赐孔林洒扫二十八户、田五千亩，皆由复之请云。三年，因星变，条上十九事，帝赐钞币旌之。大德元年，仍迁翰林学士。三年，帝召至榻前，密问曰：“左丞相缺，孰可代者？”复荐哈剌哈孙，帝大悦。拜翰林学士承旨，阶正奉大夫。
武宗即位，复奏上三事，曰：惜名器、明赏罚、择人才。未几，复怨家以飞语上闻，帝怒，事且不测。执政曲为营解，始命复以老致仕。进荣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给半俸终养。仁宗即位，遣使召复，以病辞。皇庆元年卒，年七十七。
复以文学知名，然高自矜诩，不喜奖诱后进，士论以是少之。既卒，复妇弟淮东宣慰使李处恭，方为吏部侍郎，慨然曰：“岂可使阎公无以易名。”请于朝，赠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永国公，谥文康。有《静轩集》五十卷。子嗣庆，威州知州。
王倚，字辅臣，本东莱人，后徙宛平。祖温，主管京城课税。倚读书，务躬行，不事章句。
世祖选良家子入侍东宫，倚年弱冠，在众中仪观独伟，太保刘秉忠器之，即以充选。倚侍皇太子，日见信任。凡时政所急，知无不言。是时宫职未备，皇太子汤沐邑地广事繁，乃拜倚工部尚书，行本位下随身民匠都总管。至元二十一年，置东宫官属，拜家丞。又置储用司，掌货币出纳，令倚兼之。后以倚辞职，仍给家丞禄终养，倚固辞，方许之。
二十六年，皇孙出镇怀孟，帝选旧臣护之，乃以属倚。陛辞，帝目之良久，谓侍臣曰：“倚，修洁人也，左右皇孙得人矣。”未几，从皇孙召还。二十八年，授礼部尚书，以疾辞。皇太子妃召见，问曰：“人皆求进，卿独求退，何也？”对曰：“臣见宫廷旧人如臣等者，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愿留侍皇孙，备宿卫。”闻者贤之。明年卒，年五十三。赠正义大夫、礼悦尚书，追封太原郡侯，谥忠肃。
子鹏，异样局总管，官至大司徒，追封太原郡侯，谥忠懿。
高克恭，字彦敬，其先西域人，后占籍大同。父亨，字嘉甫，治《易》、《诗》、《书》、《春秋》，有时名。世祖时，台、省交章论荐，召对便殿，称旨，世祖欲官之，固辞，归老房山卒。
克恭传家学，于群经奥义，靡不研究。至元十二年，由京师贡补工部令史。江南平，选授行台掾。从御史大夫相威入觐，世祖顾问再三，曰：“是高嘉甫儿耶？”赐钞二千五百贯。累迁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判官，改山东西道。二十五年，入为监察御史。是时，桑哥秉政，擢克恭右司都事，克恭棘棘不阿。明年，遣使江淮行省，考核簿书文法，吏多希旨，务从深刻，克恭独持以平恕。还，授兵部郎中。
山为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儒户例蠲徭役，而故籍散失，行省持论可否，期岁不能决。克恭至，命读书者皆占儒籍，得自拔于氓隶，士论翕然颂之。浙西公田七十五万顷，粮千一百三十九石，居诸路三之二。克恭视民所输，较私田增二十倍，奏言：“宋季贾似道敛怨误国，田有虚额，官无蠲，征急则负逋者众，吏民交困。今宜讲求良法，保固邦本，不当重为烦扰，复循旧弊。”疏入，不报。有以朝命至杭，增湖东夏税者，自执政以下皆取认状，独克恭不肯。比去，克恭徐语之曰：“吾才不逮子远甚，子昔官于此不能增，而谓吾能耶？子毋重瘠吾民。”事卒寝。杭州岁调民司库藏，有折耗。至鬻子女偿之。克恭选州县吏充其役，满一岁辄擢去，以私称便，遂为常例。
元贞二年，迁山南河北道廉访副使。时畅师文扬为佥事，克恭奏言：“师文扬历中外几二十年，臣资历尚浅，师文学行夐出伦辈，非臣所能及。况臣素兄事师文，一旦躐居其上，情实不安。”明年，乃擢克恭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师文亦改山东道，入为国子司业，人皆多克恭之让。克恭抵任，条上兴学校、选真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狱五事。又言：“朝廷累放诏旨，议行贡举法，而权臣扳引朋类，沮格不行。今所至乏才，宜设科取士，以副上意。
四年，复入为工部侍郎，转翰林直学士。五年，敕克恭与直学士王约赈京师水灾，惠利周浃，民德之。六年，授吏部侍郎。出为彰德路总管，未赴。八年，改刑部侍郎，擢尚书。奏言：“明刑弼教，莫重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叙，今子证父，妇证夫，奴证主，大伤伦纪，宜禁之。”旋除大中大夫、大名路总管。克恭在刑部，与同官议事，不肯曲意付和。及去，凡克恭所定者，胥吏皆准为程式。至大三年。卒。谥文简。子秬，秘书著作郎。
克恭诗自得天趣，画学米芾父子，后用李成、董元法，造诣精绝，尤工墨竹，与宋文与可齐名。
夹谷之奇，字士常，其先出女真加古部，讹为夹谷，后徙家于滕州。
之奇，少孤，好学，受业于东平康晔。授济宁教授，辟中书省掾。大兵南伐，授行省左右司都事。时阿合马当权，与行省官有隙，遣使核其财用。之奇职文书，亦被按问。张宏范率其属，诣使者言：“夹谷都事素公清，若少有侵渔，宏范当与连坐。”事闻，适御史台立，乃擢之奇佥江南浙西提刑按察司事。既而，移佥江北淮东。
至元十九年，召为吏部郎中，立黜陟之法，著为令。岁大旱，之奇请省经费，辍土木之役，以召和气，弭灾变。时论韪之。
二十一年，迁左赞善大夫。时裕宗为皇太子，每进见，必赐坐，顾遇甚优。桑哥欲以均输法益国赋，虑提刑按察司挠其事，请与转运司并为一职，诏集群臣议之。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诸路，发擿奸伏，责任匪轻，若使理财，则必劳事冗，将弥缝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绳纠他人，并之弗便。”事遂寝。
又与谕德李谦条时政十事，上之皇太子：一曰正心，二曰睦亲，三曰崇俭，四曰几谏，五曰戢兵，六曰亲贤，八曰尚友，九曰定律，十曰正名。会皇太子卒，除翰林直学士。改吏部侍郎，遂侍御史。二十五年，丁母忧。以吏部尚书起复，屡请终制，不许。明年卒。
臧梦解，庆元鄞县人。宋末，中进士第。至元十三年，授婺州路军民人匠司提举。未几，司罢，浙东宣慰司举梦解才兼儒吏，可试州郡，授息州知州，改海宁州知州，时淮东按察副使王庆之按部至海宁州，见梦解刚直廉慎，门无私谒，凡差役皆当，其贫富新增民户七百六十有四，新辟田亩四千四百有三十，政平讼简，为诸州最；举梦解，宜擢清要之职，御史台亦抗章荐之。未及报，梦解以秩满去任。
二十七年，江阴饥，江浙行省委梦解赈之。梦解躬至其地，人给以米，所活四万五千余人，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苟宗道以其名上闻，除同知桂阳路总管府事。三十年，擢奉议大夫、广西肃政廉访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亲至。梦解遍历上下江诸路，按问宾州、藤州两路达鲁花赤，发其奸赃。又平反邕州黄震被诬赃罪，及藤州唐氏妇被诬杀夫罪，民翕然颂之。
大德元年，迁江西当肃政廉访副使。临江路总管李倜素狡狯，又附大臣势，省、台皆畏之。梦解据实劾奏，一道肃然。六年，迁浙东肃政廉访副使。九年，除广东肃政廉访使，以老病致仕。后至元元年，卒。
梦解为时名儒，敏于政事，操守尤为介特。所著书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梦解自号鲁山称为鲁山先生云。
燕公楠，字国材，南康建昌人。祖燮、父堂、俱仕宋。母雷氏梦五色大乌入帏，而生公楠。十岁能属文，居父丧，庐墓三年。以师府辟，五迁至赣州通判。
至元十三年，江南平，授同知赣州事。迁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二十二年，召至上都，奏对称旨，赐史赛因囊加带，欲用为参知政事，固辞，除佥江浙行中书省事。江淮置尚书省，又改佥行尚书省事。初，公楠在江浙，奏请置两淮屯田。二十五年，用前议，拜行大司农，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公楠接行州县，劾江西营田使沙不丁贪横，罢之。
二十六年，擢江进行省参知政事。桑哥败，蠹政尚未尽去，民不堪命。公楠入觐，极言其弊，请更张以固国本。世祖悦。会欲易政府，帝以问公楠，公楠荐伯颜、帖哥、不忽木、彻里、阔里吉思、史弼、徐琰、赵琪、陈天祥等十余人。帝又问：“孰可为首相者？”对曰：“人望所属，莫如安童。”问其次，曰；“伯颜可。”又问其次，曰；“完泽可。”明日，拜完泽为右丞相，以公楠与不忽木为平章政事，公楠固辞，改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赐弓刀及卫士十人。三十年，上言，请立行大司农司于江南，以究豪右隐匿田租。从之。复拜大司农，得藏匿公私田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顷。
元贞元年，丞机完泽以究隐匿田租不多，且病民，罢行大司农司，迁公楠为河南行省右丞。大德三年，改湖广行省。五年，召入朝。明年，座于京师，年六十二。帝悼惜甚，敕中书致祭，遣官乘驿护其丧南归。
公楠前后条时政得失，凡百余事，如屯田、盐法、赋役，皆著为令。刘深讨西南夷，公楠料其必败，深竟坐诛。又语平章刘国杰，宜积粮于思、播、顺元，然后进兵。国杰不从，后转饷之士，瘴没者至十余万。沅州唐运判夺民田，武昌令刘权杀簿，诬系其妻子，公楠悉正其罪，时论尤称之。子璋、琦，俱总管府判官。有《五峰集》十五卷。
白恪，字敬甫，冀宁阳曲人。父华，字文举，以文学知名。
至元十四年，江南行台大夫相威辟恪为掾，恪条二十事以献，相威见世祖力陈之，允其十八，如大辟谳上刑部，听报可，贾似道公田租，岁减什二，皆是也。十八年，授建康道按察司经历。改湖广行省都事。省臣要束木恣为威福，恪度不可谏，辞不拜。复除福建宣慰司经历。
三十一年，哈剌哈孙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荐恪为行省都事，擢员外郎，左右江官吏俸，受于行省，道远所得不偿旅食，恪建议随所产给之，著为令。戊兵屯田，官出牛，输其租，牛死，岁率钱以偿之，恪令牛死纳皮角于官，戊兵由是免害。省臣奏广西地肥沃可为田，徙湖南民五千户往耕之，恪力言不可，哈剌合孙从其议，奏止之。
大德四年，进江西行省理问官，时阎复为翰林承旨，慨然曰：“白文举父子，俱有文名，敬甫老不入翰林，咎将谁执！”奏为翰林待制，复同佥太常礼仪院事。至大二年卒，年六十三。
李衎字仲容，大都人。由太常寺太祝，累迁淮东道宣慰使都事，擢江南行省左右司员外郎。二十八年，除都功德司经历。
成宗即位，衎以礼部侍郎使于安南，赐金符，以兵部郎中萧泰登副之。国王奉表谢罪，归侵地三百里，偕其使入朝。明年，出为同知嘉兴路总管府事。再迁婺源州知州。衎有吏能，奉诏录囚江南，多所平反。常州学田僧冒种三之一，衎白于行省还之。
皇庆三年，请致仕，召为吏部尚书。仁宗闻衎名久，礼遇优洽，字而不名。衎以年老请致仕，帝不允，曰：“仲容旧人，宣力有年，不可令去禁掖。”超拜集贤大学士。延祐七年卒，年七十八，谥曰文简，衎善画竹石，为一时之冠。
张伯淳，字师道，嘉兴崇德人。少举童子科，有荐其善书大字者，宋理宗亲试之，伯淳书一天字，诘之，对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理宗大悦，遂中选，以父任授迪功郎、淮阴尉，改扬州司户参军。寻举进士，累擢观察推官，除大学录。
至元二十三年，用荐者言，授杭州路儒学者教授。迁浙东道按察司知事。二十八年，迁福建廉访司知事。又有与帝言：“此人非宪司知事才。”即日驿召至都。明年，入对，陈时务十余事，词意恺切，上为动容，命就中书与执政议次第举行。其第一事曰罢冗官，方条举办法，而执政已不悦，曰：“远人欲夺吾官耶！”使健儿要诸途，诟辱之，伯淳几不免，事亦寝。授翰林直学士，进阶奉训大夫，谒告归。换庆元路总管府治中，行省檄伯淳按衢、秀二州疑狱，皆得惰实。
大德四年，拜翰林侍讲学士，扈从上都，帝选近臣祀岳渎，伯淳在迁中，以老病辞。明年卒，谥文穆。伯淳与妻弟赵孟頫，俱以文学擅名，共文源出韩愈，谨严有法，得立言之体。著《养蒙集》十卷。子采，河东宣慰副使。
卷一百八十九 列传第八十六
程钜夫 袁桷
程钜夫，名文海，避武宗御名，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后又徙建昌。宋德祐元年，钜夫叔父飞卿，以军器监知建昌军，大兵至，迎降。钜夫入为质子，授宣武将军、管军千户。世祖召见，问：“宋何以亡？”对曰：“贾似道误之。”又问：“似道何如人？”对曰：“为边将一似道也，为宰相又一似道也。”帝悦，命给笔札书之。钜夫即御前，以银盆磨墨，书二十余纸以进。帝问居何官，以千户对。帝曰：“卿儒者，授非所宜。”特命改直翰林，且谕之曰：“自今政治得失，廷臣邪正，卿为朕直言元隐。”钜夫顿首谢。十六年，授应奉翰林文字。明年，进修撰，寻迁集贤直学士、中议大夫，兼秘书少监。钜夫条陈五事：
一，取会江南仁籍
昨者钦奉圣旨，许令江南曾有官人赍告敕赴省换授，此最良之法。奸邪卖弄，遂至颠倒。求仕者凭外省之咨，而外省贪饕尤为不法，有卖家丧业，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无根脚，白身而受宣敕者。又有外省官将空头咨示旋来内省，寻趁有钱人员，书填姓名；亦有内省通同作计，公行添插人员。又有一等奸人，置局京师，计会保民，诬写根脚，保明而得者。吏治之弊，至此已极。省府欲行考究，似觉费力。今有捷法，可以永除病根。乞选清强通晓官员，无论南北，每省差两员前去，同本道按察司，取会江南州县城郭乡村邻甲，保明诣实元在亡宋有官人员姓名，一概置籍明书本人乡贯、三代及入仕根脚，赍来省部，以凭照勘。遇有求仕赴人员，一阅而知真伪，极为便当。仍与申饬外省，遇有求仕，合与行下本郡，令乡都乡甲保明本人是何出身，即量轻重咨来，不许邀阻。其有邀阻者，许令求仕人赴御史行台及按察司论诉。庶几私两得便当。籍成之后，却与商略白身人求仕格式，行下江南。
一，通南北之选
圣主混一车书，南北之人皆得入仕。惜乎北方之贤者，间有视江南为孤远，而有不屑就之意。故仕于南者，除行省、宣慰、按察诸大衙门，出自圣断选择，而使其余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贪污狼藉之辈。南方之贤者，列姓名于新附，而冒不识体例之讥，故北方州县并无南方人士。且南方归附已七八年，是何体例，难识如此。欲乞令省部，刷具南北府州县官员脚色参对，今后南北选房，流转定夺。若以南人为未识体例，则乞于北方州郡，每处且与参用一二人，秩满却与通行定夺。其北人注南缺而不赴者，重与罪过。庶几吏称民安，可以上副圣主兼爱南北之意。
一，置考功历
国朝建御史台，虽有考课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诘。欲乞照前朝体例，庆诸道府州县，下至曹掾等，各给出身印纸历子一卷，书本人姓名、出身于前，俾各处长吏联衔结罪保明，书其历任月日，在任功过于后。秩满，有司详视而差其殿最。则人之贤否，一览而知，考核得实，庶无侥幸。
一，置贪赃籍
国朝内有御史台，外有行台、按察司，其所以关防贪官吏者，可谓严矣。而贪污狼藉者，往往而是，何也？盖其弊在于：以征赃为急务，以按劾为具文。故今日斥罢于东，明日擢用于西，随仆随起，此弃彼用。多方计置，反得美官。相师成风，愈无忌惮。欲乞省台一体，应内外诸路官员，有以贪赃罢者，置籍稽考，不许收用。其吏人犯赃者，重置于法，内外一体照应，庶几官吏知所警戒。
一，给江南官吏俸钱。
仕者有禄，古今定法。无禄而欲责之以廉，难矣。江南州县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来。并不曾支给俸钱，直是放令推剥百姓。欲乞自今并与支给各合得官俸钱，其有贪赃者重罪不恕，人自无词。
二十年，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二十三年，改集贤直学士，进少中大夫。入见，乞建国学，又请搜访江南遗逸，御史台、按察司宜南北人参用。蒂并嘉纳之。二十四年，立尚书省，拜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怒曰；“汝未用南人，安知南人不可用？”遂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士于江南。初，诏书皆用蒙古字，至是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密谕钜夫，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故梦魁、曾晞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清要。入都复命，时宫门已闭，世祖闻之喜甚，不觉起立曰：“程秀才来矣！”钜夫奏民间利病七事：
一，江南买卖宜许用铜钱或零钞
窃维江南贫民多而用钱细，初归附时，许用铜钱，当时每钞一贯准铜钱四贯，自铜钱不用，每钞一贯所直物件比归附时不及十分之二。在前上司指挥官收铜钱有私藏者，坐以重罪，其拘收到官者必多，或民间尚有窖藏，亦难尽知。计江南铜钱，比故宋时虽或熔废，其到官者宁无十分之五，在民者无十分之一。若尽废在官之钱，使民间以钞一贯就官买钱若干，添贴使用，其有民间窖藏者，立限出首纳官免罪，如限外不首，私自发掘行用，许邻右主首诸色人捕告，验实坐以元罪。有诬告者，亦反坐之。试行一二年，如公私果便，永远行用。如其不便，然后再禁，公私亦无所损。如不复用铜钱，更宜增造小钞。比来物贵，正缘小钞稀少。如初时直三、五分物，遂增为一钱。一物长价，百物随之。省府分有小钞发下，而州县库官不以便民为心，往往惮劳而不领取，提调官亦置而不问。于是民日困，而钞日虚，宜令增造小钞，分降江南各路，特便细民博易，亦利民重秒之一端也。
一，军人作过甚者，责其主将仍重各路达鲁花赤之权
各路管民官与管军官不相统一，军卒肆凶，小民受害，管军官不肯问，管民官不敢问。甚则如临江之兵挥刃以拟总府，吉州之兵奋拳以殴府官，此风何可浸长！国家置达鲁花赤，本令兼管军民。江南诸路达鲁花赤固多失职，赤缘地远军骄，故不能制。宜特降旨，今后诸处经过屯戍军兵，敢于民间剽夺奸污者，本路达鲁花赤即将犯人准法处断。如漏失本人姓名，具管军官姓名呈省，自其牌子头至百户定罪有差。若十人以上同罪，罪其主将。庶几每翼头目，各务钤束其下，不致生事，军民相安，远方幸甚。
一，百姓藏军器者死，而劫盗止杖一百单七，故盗日滋，宜与藏军器同罪
盗之害民，劫盗为甚。故自古立法，劫盗必死。江南比年杀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才行告发，巡尉吏卒名为体覆，而被害之家及其邻右先已骚然。及付有司，则主吏又教以转摊平民，坐延岁月。幸而成罪，不过杖一百单七，而蔓延逮捕平人死狱中者，乃十之四五。况劫盗幸免，必图报复，而告发之家无遗种矣。被贼劫者，谁敢告发。盗势日张，其祸何可胜言！夫诸藏兵器者处死，况以兵器行劫，而罪乃止于杖，此何理也？故盗无所畏，党日以多。今后强盗持军器劫人财物，赃证明白，只以藏军器论罪，郡府以便宜从事，并免待报。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于治势实非小补。
一，江南和买物件及造作官船等事，不问所出地面，一切遍行合属，处处扰害，合令拣出产地面行下
凡物各有所出所聚处，非其处而谩求，如缘木求鱼，凿冰求火，无益于官，徒扰百姓。如纻丝、邵缂、木锦、红花、赤藤、桐鱼、鳔胶等物，非处处皆出，家家俱有者也。而行省每遇和买，不问出产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遍行合属。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亦遍行千合属总管府。总管府又遍行合属州县。遂使江南百姓，因遍行二字，处处受害。及申到和买诸物，又行移体覆，动辄半年、一年。及上司放支价钱，官吏通同，不复给散于民，虚写收管，粘入卷中，以备照刷，公私俱弊。欲令省家先计必合和买物件，某物出于何处，聚于何处，采之公论，置簿籍记。如在江东，止行下江东，在两浙，止行下两浙。量远近，立限期，仍令本处宣慰司止行下所出、所聚去处，委廉正官一员，依时给价，于系官钱内即行放支，结保申呈。如后经手官吏作弊事发，依至元十九年圣旨条画盗官财物罪犯追断。又造船一事，其弊与前略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并不问某处有板木，某处无板木，某处近河采伐利便，又有船匠，某处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无船匠；但概验各道户口，敷派船数，遍行合属宣慰司，仍前遍行合属总管府。以江东一道言之，溧阳、广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铅山等处，亦就饶州打造，勾唤丁夫，远者五、六百里，近二、三百里，离家远役，辛苦万状，兼木植或在深山穷谷，去水甚远，用人扛抬过三、五十里山岭，不能到河，官司又加以箠楚。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宁国路旌德县民余社等，因而作哄，亦可鉴也。又所用铁、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司只是桩配民户，不问有无，其造成船只，并系仓卒应办，元不牢固，随手破坏，误事尤多。宜令凡是海船，止于沿海州郡如建德、富阳等处打造，粮船、哨船止于江西、湖南、湖北等处打造。乃乞照故宋时打造官船体例，差官领钱与河、海船匠，议价打造，每人愿造若干船只，领若干钱，写立文书，须管十分坚牢。如有违约，即追罚价钱，依法治罪。所委官在彼守待了毕，交领而回，则民户无远役之费，匠户无差役之苦，官吏无催督之劳。或有欺盗发觉，照盗官财物例追断，公私两便。而所造船只，亦可为长久之用。
一，江南诸色课程多虚额妄增，宜与蠲减
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归附时十倍以上，今又逐季增添。正缘一等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诌上司，其实利则大概入己，虚额则长挂欠籍。姑以酒课言之，自前日有司徒增酒课，每米一石，收息钞十两，而江南糯米及所用曲蘖等工本，通仅七两。以七两工本，而官先收十两和息，宁有此理。所以杭州、建康城里酒价，不半月间，每瓶骤增起二百文。其他可类推也。前来钦奉圣旨，诸色课程从实恢办，既许从实，岂可虚增。除节次累增课额实数，及有续次虚增数目，特与查照，并蠲减、从实恢办。庶将来不致陷失岁课，亦不致重困民力。
一，建昌路分小于抚州，而杂造段匹三倍抚州，工役不均，宜只依抚州例，诸处凡似此不均者，比附施行
窃惟建昌虽名一路，而在宋时止称为军，宋初本是抚州属县。两处民户物产，大不相侔。况建昌四县近又割出管内，南丰一县以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令建昌路安机一百张，每年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抚州路止安机二十五张。建昌何重，抚州何轻？抚建甚近，土性相同，非建昌独宜织造也。缘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数额，遂不可减，作俑有自，流毒无穷，本郡不堪其扰。臣昔家此，实所备知。如令比附抚州体例，特与末减，信望公私易为趁办，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宽。然此，特建昌一路，兴织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似此不均者，亦乞令各处有司，比附上项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一，江南官吏家远俸薄，又不能皆有职田，故多贪污之吏，宜于系官田地拨为职田
江南官吏多是北人，万里携家，钞虚俸薄，若不侵渔，何以自赡中。前曾令依腹里州县体例，各给与职田，而行省行下，必令于荒闲田地内摽拨。夫江南州县安得处处有荒闲田地，只为此语糊涂浮泛，得职田者，遂无几人。今欲一一添俸，则费钞愈多，虚钞愈甚，莫若职田之为便也。宜令行省遍下诸道诸路州县，凡各处系官田，即拨与各官充合得职田，比腹里例毋令减少，使洁己守官者既免饥寒之忧，其病民蠹国者自甘惩汰之罚。如此，然后治平可冀也。
其言皆切中当时之弊，帝韪之，超授集贤学士仍兼行御史台。
时桑哥专政，法令苛急，钜夫入朝奏言：
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苟不以进贤为急，而以殖货为心，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意也。昔汉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勃不能对，陈平进曰：“陛下问决狱责廷尉，问钱欲责治粟内史。宰相上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观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职矣。今权奸用事，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民生为务，所委任者皆食饕嗜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臣窃以为，宜革尚书之政，损行省之权，罚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于国为便。
桑哥大怒，留钜夫不遣，奏请杀之。凡六上，帝皆不许，命钜夫归。
二十九年，又诏钜夫与胡祗遹、姚燧、王恽、雷膺、陈天祥、杨恭懿、高凝、陈俨、赵居信十人赴阙，召对便殿，劳问甚悉。三十年，出为福建海北道肃政廉访使。大德四年，改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湖广行省平章纵家奴害民，钜夫按治之，榜其罪于市，民大悦。八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明年，加商议中书省事。时亢旱，风灾尤甚，钜夫应诏陈言，奏敬天尊祖、清心持体更化五事。十一年，出为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武宗即位，留翰林学士，加正奉大夫。凡朝延大议，必咨之。每议事归家，人占其颜色，以知时政之得失。至大三年，复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仁宗即位，召老臣十六人赴阙，钜夫与焉。帝素重钜夫为人，每呼程雪楼而不名。雪楼，钜夫别字也。未几，改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留为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年，旱，钜夫应诏陈桑林六事，忤宰相意。明日，帝遣中使赐上尊劳之曰：“昨中书集议，惟卿言最当。后遇事，其尽言无隐。皇庆元年，进荣禄大夫，诏钜夫与李孟、许师敬等议贡举法。钜夫言：“朱子贡举私议，可损益行之。”又言：“取士当以经学为本，经义当用程、朱传注。唐、宋词章之弊，不可袭。”从之。二年，以疾乞归，不允，命尚医给药物，官其子大本郊礼署令。三年，疾益剧，平章政事李孟亦为之请。特加光禄大夫，赐上尊，命廷臣以下饯于文明门外，大本乘驿护侍南还，仍敕所在有司常加存问。五年，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楚国公，谥文宪。
钜夫博闻强识，文章议论为海内宗尚者四十余年，临大事，决大议，风采懔然，不为利害所动。常曰：“士生天地间，当以利人济物为心，奈何琐琐为身家之计？”论者谓钜夫不愧其言。有《雪楼集》四十五卷。
子大年，金豁县尹；大本，秘书监著作郎。孙世京。集贤修撰。
袁桷，字伯长，庆元鄞县人。曾祖韶，宋同知枢密院事。祖似道，宋知严州。父洪，字季源，七岁通《诗》、《书》、《春秋》，宋京尹马光祖辟为掾，以敏达闻，累迁太社令。贾似道不乐四明人，洪与同州六十余人皆被废。咸淳九年，起为建康路通判，大帅赵溍委以府事。诸将桀傲，数以语侵，洪请较射，洪三发三中，众惊服。后为制置司参议官，不拜而归。至元十五年，授同知邵武路总管府事；二十年，改温州；并以疾辞。卒，年五十四。
桷，幼好学，读书常达旦不寐。稍长，师事王应麟、舒岳祥，其学精深核实。以行台荐，授丽泽书院山长，不就。大德初，阎复、程钜夫、王构俱荐之，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成宗初建南郊，桷进郊祀十议，其序曰：
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所由来尚矣。损益之道，其旨同焉。赢政绝灭三代典礼，臆为之制，《礼经》废缺，残灰断壁，收合于西汉之世，名为宗周，而祠祭广衍，皆祖秦旧。逮王莽尊信《周官》，后汉二郑申释名义，违异于五经者，旁傅曲会，皆得以合。自汉而降，言礼者悉本于此。愚尝绸紬绎经传，审问慎思，繄儒先是，证郊社大典，秦、汉而下，莫有疑义，惟合祭，同异其详，可得闻矣，若郊非圜丘，帝非天帝，沿袭旧说，卒无与正。夫天无二日，是天尤不得有二也，五帝非人也，然不得谓之天，作《昊天五帝议》。祭天岁或为九，或为二，或以变礼者为正，作《祭天名数议》。圜丘不见于五经，郊不见于《周官》，作《圜丘非郊议》。后土，社也，先儒言之而复疑。焉，作《后土即社议》。三岁一郊，非古也，作《祭天无间岁议》。燔柴，古经之可见者也，《周官》以橦祀为天，其义各旨，作《燔柴泰坛议》。祭天之牛角茧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也，礼成，于周公未之有，改增群祀而合祠焉，非周之制矣，作《郊不当立从祀议》。郊，质而尊之义也，明堂，文而亲之义也，作《郊明堂礼仪异制议》。郊用辛，鲁礼也，卜不得常为辛，犹至日之不常为辛，作《郊非辛日议》。北郊不见于《三礼》，尊地而遵北郊，郑玄之说也，作《北郊议》。多闻阙疑，先圣有训。私不自量揆，妄为之说，实有恧焉。鸿藻硕儒，洽通上下，其必有以折衷而深证之。大德五年春三月，具官袁桷序。
昊天五帝议
言昊天者有三说。郑玄六天之妄，攻之者众矣。王肃谓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农事。若明堂迎气，皆祭人帝。历唐而下，则谓郊祀配在者为昊天，明堂配上帝者为五帝。甚者因其说之不通，并《孝经》后稷配天本文，而非之。其说纷杂，良由天与帝之号不明故耳。夫在郊者，谓之天，在明堂者，谓之帝。河南程氏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气之始也，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飨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时也。胡宏氏曰：“天言其气，帝言其性。”其说是矣。故由其在郊，则以其远祖配，尊而无文之义也。由其在明堂，则以其父配，尊而亲之之义也。郑氏六天，本于谶纬，攻之者虽力，而卒莫敢废。汉、魏以来，名号不一。
汉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间，则曰皇皇天帝。梁则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从长孙无忌之议，而废六天之廖。后复尊郑，而不敢废者，盖郑氏谓星经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夫《周官》，而下复合夫从祀。于是郊之所主为昊天，而其坛之二等，复有天皇焉。此存郑之说，至于唐、宋而不敢废者，以此也。王肃言：明堂为人帝者，固非，而攻王者未尝不泥于五帝，至以明堂之祀五常，其来已久。或者又谓橦祀五帝为祭天，以此病肃，然卒无以归于一当之论。愚尝独谓五帝非人帝，其所谓人帝者，五帝之配耳。且五帝非天也。新安朱氏之定五帝，有取夫家语五帝之说。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而不敢加天以混之。
唐永昌之敕亦曰：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五方之帝亦谓为天。自今郊祀唯昊天上帝称天，余五帝皆称帝。证以二说，则六天之说不攻而自破，五帝之误，可证而不诬矣。独黄干泥夫郑学，谓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非人帝所能为。殊不知五人帝者，若太皞是也。五人神者，若句芒是也。今以五行之官名佐成上帝，而称五帝，何忧不能寒暑节、风雨时。独不可称天帝以混夫昊天上帝之号耳。陈祥道言：五帝无预乎昊天上帝，其说良是。而下文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此亦泥夫郑说，又谓明堂之上帝兼昊天与五帝而一之，其说又不通。独三山林岊言：古之祭上帝，与祭五之礼，以经推这，礼莫盛于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
郊祀从简，为报本反始。以稷配明堂从备，为大飨报成。以文王配稷王，业所始，文王王业所成，从其类也。祭于郊曰天，于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谓大臣之赞相，有司备具，至其圭弊，则五帝各有方色，未尝于上帝混同也。愚尝妄谓《周官》无明堂郊天之文，先儒必欲合于五经，其说愈不可解。天官大宰祀五帝，则掌誓戒，后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郑谓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于大神示也。五帝之说，盛于吕不韦之《月令》，《诗》、《书》所载未尝有五帝之号。尊上帝而黜五天帝，要不为无据也。
祭天名数议
天岁有九祭，郑玄之说也。何以谓之九祭？祀昊天于圜丘，五天帝于四郊，复立郊祀，明堂而为二，龙见而雩帝于南郊，此九祭也。王肃谓天惟有一，岁有二祭，南郊之祭为圜丘以冬祭，其祈农事也以春祭，谓之二祭。梁崔灵恩宗郑而黜王，不过谓郊丘不可为一，而五帝之祀同为天帝，明堂之不可废，犹大雩之不可废也。自唐以后，非六天者皆是，而九祭之名微与郑异者，则谓春祈谷，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为九祭。历代尊黜异同，不过出于三者之说。愚独以谓其说皆无足取证。郑氏之五天帝不得为天，前已辨之详矣。以圜丘南郊为二者，分帝为太微，为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王肃之祈农事，先儒之言大雩，愚请得而论之。按《月令》元曰祈谷于上帝，噫嘻之，《小序》春夏祈谷于上帝，祈谷之，祭非郊与明堂之比也。善乎庐陵胡氏之论曰：“郑谓此即郊，按《特牲》又云郊迎长日之至，注引《易》说，谓春分日渐长，则此未春分也。《易》说三五之郊，一用夏正。孟献子云：启蛰而郊，则此未启蛰也。献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此不礼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祈谷非郊天，大祭诗云：春夏祈谷，岂谓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于天，不得于南郊、明堂并而大雩之，祭尤不宜与二大祭同议。按《春秋》之书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而求之，其甚者，则歌哭而请之，礼之变也。《尔雅》曰：“雩号祭也。《春秋》书雩之例，三传虽有异同，大较纪其灾之极。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两书焉，足以见夫旱之极矣。谓夫子纪鲁之僭者，非也。鲁之雩坛舞咏而归者，非欤？又按郑注，周雩坛在南郊之旁，则非郊天之坛明矣。《诗》之《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详《小序》之笺。则先已有疑于本文，故其笺曰：“《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与？”夫“是与”者，疑之之辞也。春犹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与”为若不审之辞，复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实为证。是徇小序之失，不若郑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礼，有常有变，有因事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灾、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谓常祭者也？今定以南郊为一，明堂为二，此为一岁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于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
圜丘议
圜丘之名，独见于《周官 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载《礼》先儒谓出于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族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宫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率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
圜丘非祀天神，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况《大司乐》前云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蔟、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共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颍达咸宗郑而黜王。
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丈，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易》《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园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 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日后土，郑氏则直谓：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为社而祭之。又曰：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答田琼则曰：此后土，不得为社者，圣人制礼，岂得以世人之言著太典，明后土土神不得为社。至于太祝建邦国告后土，郑复曰：后土神神，独此说违戾特甚，启历代之讹谬，产自此始。按《尚书》曰：“告于皇天后土。”
孔注曰：“社也。《泰誓》之宜于冢土，亦社也。《召诰》之社于新邑者，亦后土也。甫田之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后土与社，皆地之称，今悉疏经文之可证者而言之。《泰誓》曰：郊社不修，礼日祭地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若然，则社即后土，后土即社。郑氏之释《大宗伯》，既以黎所食者为是，而复有所疑而不决，于是答田琼之问，以后土不得为社。四者之说，更相背戾。而方丘、北郊复为二说，终莫能定。至胡宏氏始定郊、社之义，以为祭地于社，犹祀天于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
亦先用二牛于郊，后用太牢于社。记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而《周礼》以橦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云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说足以破千古之惑，故新安朱氏《中庸》郊社，亦以社为祭地，取夫胡氏，而独以其废北郊之说为未然。愚按北郊不见于经，独见于郑氏。郑氏之北郊，非至日方丘之祭。攻郑氏神州之说者多，而不能辨郑氏北郊之不经。攻合祭之说者力，而不考以地为郊之失，亦始于王氏。郊以祀天，社以祀地。胃郊为祀地，吾知其不出于六经也。《春秋》书鲁之郊止天郊天，不闻其郊地也。用牲币于社，间于两社，皆天子之制也。
谓鲁为僭郊社，则可；以鲁郊为祀地，则不可。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宫，宫社宫也。告天地之礼，郊、宫为二，则诗之郊，亦非祀地也。朱氏亦曰；“《周官》止言祀昊天，不言祀后土。先儒之言，祭社者为是。其言《周官》礼大神、祭大示，皆无明文，是深有疑于《周官》之非全书也。或谓社不足以尽地，此盖因诸侯大夫皆得祖社，遂因此以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谓之后土者，建国之始称。若武城之告于后土者是也。左祖、右社，亲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于告后土之后也。先儒谓尊无二上，故事，天明独行于天子，而无二事地察，故下达于庶人，而且有公私焉。胡宏氏曰：“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之不敢断祖也；
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之各母其母也。”其说为是。且社有等差，至于州党族闾，愈降愈少。独天子之社，为群姓而立。王社之说，孔疏谓，书传无文，其说莫考。陈祥道释社、后土之辨，终泥于郑氏。至谓建邦国先后土为非社，曾不知社之未立，其不谓这后土，其可乎？
祭天无间岁议
古者，天必岁祭。三岁而郊，非古制也。然则曷为三岁而郊也？三岁之礼，始于汉武。其祀天也，不于泰坛而于甘泉坛。有八觚席，有六采文章采镂之饰，玉女乐石之异，鸾略马莘驹之靡，瑄玉宝鼎之华，其礼也侈，其用民也劳，如之何其勿三年也？至于后世，不原其本，而议其末。三年之祭，犹不能举其能力行者。若唐之太宗，享国长久，亦不过三、四。宋仁宗以后，始克遵三年之制。夫三年一祭，已不得为古，则一、二举者，尤非礼也。苏氏曰：“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大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已下至百官皆有赐赍，非周礼也。”先儒又曰：古之郊礼，以事天也，以报本反始，以教民尊上也。天子前期斋戒，命冢宰誓百官而莅事焉，事之莫尊者也。近世则变矣。三年而一郊，其所事者，则军旅亿丑之赏赍耳。事军旅亿丑之赏赍，则诚不专于享帝，制不一于报本。夫郊，以报一岁生物之功也。夫岂三岁一生物，而三岁一报耶？古者，大路素而越席，大圭不琢，大裘不饰，牲用茧栗，器用陶匏，谓德产精微，物所以称，故其文至简，而其诚至懿。近世盛銮辂冕服，珠玉金缯之饰，唯惧不华，内阙观宫一夕之具，唯恐不工。其文至繁，而其费至广，岂所以降格天神之意邪！如是，则郊天之礼，自汉而下皆非古制。礼乐百年而后兴，诚能如三代之礼，其茧栗、陶匏，费不为甚广，罢坛陛从祀之位，止以始祖为配，则千百年之废礼附典，由是而举，岂不甚盛！其或不与祭，则如《大宗伯》所谓：“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之释量人亦曰：“冢宰位佐王，祭亦容摄祭。”庶几破千古之陋，上以合于天道，而下足以解诸儒之疑议云。
燔柴泰坛议
《仪礼 觐礼》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瘗祭法》亦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法》、《尔雅》虽各自为书，而其说与《仪礼》合者，独燔柴无异。《周官》曰：“以橦祀祀昊天上帝，实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橦师、雨题。”夫《周官》之柴归于日月星辰，而以橦祀为祀天，是不与《仪礼》合也。《礼器》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不坛，非燔柴也；扫地而祭，非《周官》之祀也。合《礼仪》《周官》、《礼器》三书而言之，实有不同。自郑氏必欲合三礼之说为一，而后人附会者曲为之迁就。崔灵恩则谓：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讫，次乃扫地而祭。祭天之法，皆于地上，以下为贵，故不祭于人功之坛。
陆佃则曰：“祭天之礼，升橦于泰坛，奏乐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然后扫地而祭。乐者阳也，其声无形，故奏于自然之圜丘。烟者，阳中之阴，其气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坛。至于橦祀实柴，有异于《仪礼》。郑氏则云：橦，烟也。三祀皆积柴实牲体于日月，言实柴于祀天，言橦三祀互相备矣。其释《觐礼》则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敢各疏其穿凿，以从古礼经之正。《周官》之不与《仪礼》、《易》、《诗》、《书》、《春秋》合者，不止于祀天地，今止因三礼之异同，诸儒之附会而言其非是。夫《周官》之圜丘，乃奏乐之所，非坛也。自汉而下，皆祀于圜丘，已失《周官》之意。崔氏谓圜丘即坛，为人功之坛。
按释园丘者为自然之丘，非人功之坛，崔说与释园丘者异矣。使果从坛下扫地而祭，则燔柴于人功之坛，不可谓质，而独扫地之祭，得谓之质矣。若然，则《仪礼》之燔柴为末，而扫地之祭为本。历考梁、陈以来，不闻有祭于圜丘之下者。是崔氏之说，不得以行也。陆氏谓自然者为丘，使然者为泰坛，是祀天守有二。愚尝谓：合于《周官》，则泰坛之制未尝有合于《仪礼》，则燔柴之制无圜丘。历代之失祀于园丘，非是。陆氏独不能证其误，是为二坛者，亦非也。郑氏谓：烟，橦也。《诗》生民之橦祀，《书》之‘橦于六宗，橦于文武。”释者谓：橦，敬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谓也。使从郑说，以橦为烟，则六宗之祀不得与上帝并，而祀文武于宗庙，又难与燔柴之祭同也。
郑氏之释燔柴，以祭天为日，祭地为祭月，其说尤妄。是殆尊《周官》之书，其不可合者，遂臆说以非古礼。如夏正郊天迎长日之至圜丘，南郊二天帝之说，类皆若是。古《礼经》独觐礼为天子礼，舍燔柴为祭天。则此书又如王安石之罢黜不能，以用于世。戴记之合于经传者，先儒类皆取之。若《王制》、《礼器》、《儒行》、《明常位》等篇，固有疑之者矣。独燔柴泰坛为祭天，与古礼合，特取其说。郑泰坛虽不见于《仪礼》，然从古传袭，未尝不以坛壝为正。觐礼之坛十有二寻，周公之三坛，同单司仪之为坛，三成去祧为坛。下至周未，齐候为柯之盟，有坛先君适四国，未尝不为坛。况祀天钦崇之实，其可废坛壝哉！
郊不当立从祀议
郊有从祀，西汉未之见也。礼之失，始于建武。建武采元始之制而为之。元始，王莽之政也。王莽之失，在分牢，在同祭，不闻其从祀也。社佑尊时王之礼，而深知其非，谓：从祀之坐，近古皆有，梁、陈及于国朝，始相尚袭。夫谓之近古者，非古明矣。开元之礼，成于徐坚之徒，而开宝所作，祖于开元。大较从祀损益，咸取于建武。今因开元所定而论著其非是。其第一坛曰五帝，曰大明夜明。以《周官》言之，五帝之祀在四郊，大明夜明以实柴，而朝日夕月之制，复见于经传，此不得混而一之之证也。坛之第二与第三，皆以星经为之制。杜佑谓：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星，地亦如之。考其所祭，知其坛壝之不足以容也。遂为外官、内官以别，而节其数。开宝以后，又复增王狱、四渎、讽师、雨师之类，而并祭之。其坛愈广，其牲牢愈繁，而其礼愈失。考于《周官》，则《大宗伯》之实柴槱燎，此又不得混而为一之证也。今考于《虞书》，其类上帝之后，则行六宗、山川群神之祀，不闻其合祭也。汤之元牲，武成之柴望，皆若此矣。《召诰》用牲于郊牛二者，后稷配天之始也，若鲁之三望，虽为非礼，亦皆无总祀之理。自汉而下，牲犊、尊罍之数不胜其烦之费，竭九州之贡赋，不足以供。由是，虽三年之祭亦不能举。坛壝繁杂，宫县四立，有司临事，登降逼泰，惧不能以周旋，跛倚颠仆，无所不至。昔之儒，先能议合祭天地之非，而不能正合祭群祀之失；能以亲郊为是，而不能以三年一郊为非；能知牛羊供之这费广，而不能尽角茧栗之诚悫。甚者配帝之争不决，遂有二配帝于坛上。依违莫从，一至于是。今若悉如三代典礼，不伤财，不害民，一岁一郊，则何惮其不可行也！
明堂与郊天礼仪异制议
晋挚虞议曰：“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祭，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新安朱氏；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而以神示祭，故谓之帝。晋傅元亦云：于郊尚质，于明堂尚文。若然，则仪文悉皆有异矣。郊以牲，明堂以牛羊，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此牲之异者也。燔柴以报阳也，犹宗庙之裸鬯也。明堂与守庙近，则燔柴乎。何有？席用藁鞂，器用陶匏，象天之质也。玉爵代匏尊罍簋俎之属，一以宗庙。此元丰议礼这得也。郊之祭，用气也。进孰之失，始于唐。自唐以降，未之有改也。记曰：郊血大飨，腥三献焰。一献孰。解者曰：郊祭天也，大飨袷祭也，三献社稷五祀也，一献群小祀也。郊不以血，而以孰荐，礼之亵而失之甚者也。在则明堂之祭，其不进孰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上帝，明堂之称也。用于明堂，而不用于郊，其义有矣。特牲少牢之始于荐孰，大夫之礼也。用大夫之礼于郊不可也，用于明堂，近宗庙也。配群祀于郊非礼矣。明堂，国中也，邑外曰郊，引而近之，其渎莫大焉。尊罍尚质也，彝以盛郁鬯，郊得以用之也。记曰：黄目郁气之上尊，彝得谓之尊也。定尊罍于天地，六彝于宗庙，郑氏之说也。开元遵而不用于郊，犹日以质不以文。明堂，宗庙之近，而文物之极也。其不用也，则野矣。凡此，皆礼仪文质之异，不可以不辨也。
郊非辛日议
郊特牲，曰郊之至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谓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之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其释周之始郊日以至，则谓鲁无冬至祭天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夫以迎长日为建卯，胡氏非之至矣。三王之郊以寅，则冬至圜丘之祭，是周以冬为春矣。正月正岁，犹日以子为首，若以冬为春，是非矣。盖郊之用辛，言鲁礼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冬至而郊也。易周为鲁，以附夫臆凿之论，则大有所不可。周为周王，鲁为鲁公，合周、鲁为一礼，曷不曰鲁之始郊日以至。叶梦得氏曰：以郊为长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其好诬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礼不可易者。孟春建寅之郊，盖祈谷之祭。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正鲁郊，殆周祈谷之祭故。左氏谓，启蛰而郊也。或曰郊雩必以辛，周之制与？曰以至日而祭，则至日非常以辛也。鲁之郊雩皆辛，是鲁之礼也。然则周郊非辛与？曰周官祀大神则卜日。崔灵恩谓，卜日以至，为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于卜也。横渠张氏谓，日至不必卜日，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则不容卜，言月至则有卜，卜日则失气至之时矣，是定以为卜日也。《曲礼》曰：“大飨不用，卜吕大临。”谓天时阴阳这至，日月素定，故不问卜。若他飨，则问卜矣。或又曰：“周之不用辛，有所本与？《召诰》曰：“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非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五经异义，《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故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是足以明周郊之非辛矣。历代之月时不一，独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祈谷于南郊，能取二就而裁正之，号为近古。故特表而出之。
北郊议
北郊之名，不见于五经。谓北郊见于《周官》，郑玄之论也。《周官》无北郊之本文，因郑玄谶纬之说，而与《周官》并行者，王莽、刘歆实为之始也。先儒能攻王莽南北合祭之义，而不知立北郊之说者，始于匡衡，成于王莽。舍其大，而议其细，相承谬误，今千七百余年矣。敢推其本始而详言之。夫周官圜丘、方丘为奏乐之地，非祭之所。圜丘之辩详矣。郑氏祭地之法有二：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于泽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地示于北郊，二也。是方丘、北郊为二。今合而言之，不知其何所始也。按《大宗伯》之本文，郑氏之不能释者有二：曰以狸沈以疈辜，则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祭地，可知。以黄琮礼地，则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至于大司乐之地示，则又曰：“祭于北郊。”郑氏既以方丘、北郊为二，而后人之尊郑者，未尝不以方丘、北郊合而为一，神州谶纬非之者至矣。至若方丘之不为祭所，北郊之无所经见，皆泥其说而无有辨之者。或曰：“北郊始于匡衡，非王莽自为之说。谨按《汉志》，高帝因北畤而备五帝，至武帝时，后土犹未立，建始之际方立南北郊。匡衡、张谭以天随王者所居，援据《礼经》皆自为损益若所引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之说，今戴记无北郊之文。陈祥道《礼书》知其说之无所据，遂谓南郊祀天，则北郊祭地，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以强合夫郑氏北郊之说。夫郊非天不足以言，社非地不足以尽，二者相对，如天之不可以合祭也。谓之郊地，其何所据哉？先儒能明祭之不可以合，而不能辨社之不可以为郊，沿袭建始之弊。自汉而降，无有知其非者。祀地之为社，详见于后土之议。尊地之说，莫先于罢方丘、废北郊，以全古礼之正。王肃之攻郑玄，其说虽行于泰始，惜犹以郊、丘为一，故宗郑者多，而王说复废。驯致今日，郊社盛礼，方由是损益，以承三代之正。罢北郊之谬，其不在兹乎！
礼官推其博洽，多采用之。擢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迁待制，拜集贤直学士，移疾归。复以集贤直学士召，改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治元年，迁侍讲学士。时拜住当国，重桷学识，欲使撰辽、金、宋三史，桷上采访遗书条例。未几，英宗遇弑，事不果行。泰定初，告归，卒于家，年六十二。赠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陈留郡公，谥文清。
桷于近代礼乐之沿革，官吏之迁次，士大夫之族系，百家诸子之目录，悉能推本源委，详言之。文章奥雅，与虞集、马祖常以议论相师友，当时文体为之一变。有《清容居土集》五十卷。
子瓘，同知奉化州事。后至元中，修三史，桷孙汧进家藏书数千卷，擢秘书监著作郎。
史臣曰：“程钜夫条时政得失，事核而词直，虽文采不耀，然切有之言也。遭遇世祖，事多施行江南，新附之民，实被其泽，仁言利溥，信矣哉！袁桷议郊祀典礼，斟酌古今，为当时所采用，故著其十议，以备一朝之掌故焉。”
卷一百九十 列传第八十七
赵孟頫（赵与薰 赵大讷） 叶李
赵孟頫，字子昂，湖州归安人。宋太祖裔孙秀王子称五世孙也。幼聪敏，读书目成诵。
宋亡，益自力于学。吏部尚书夹谷之奇荐为翰林编修，不就。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江南遗逸，又荐之。入见。孟頫神采秀异，民祖称为神仙中人，使坐于右丞叶李上。御史中丞奏：“孟頫亡宋宗室，不宜侍左右。”钜夫曰：“立贤无方，乃陛下之盛德，此言将陷臣于不忠。”帝曰：“彼何知！”命左右宣敕逐之出。
会立尚书省，使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卿言皆吾所欲言者。”诏集百官于刑部议赃律，以至元钞二百贯为满，论死。孟頫曰：“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则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异日至元钞必复如中统，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律以米、绢论赃，谓之二实，最为适中。钞乃宋人所造，施于边郡，今袭用之，以此断人死命，恐非良法。”或以孟頫南人年少，议国法不便，厉色责之。孟頫曰：“人命至重，立法不当，人将不得其死。孟馘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其人默然。议罢，出谢曰：“吾失在不学。细思之，公言是也。”执政拟孟頫为吏部侍郎，参议高明持不可。
二十四年，授兵中部郎中。至元钞滞不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乘驿至江南，责行省慢令之罪，左右司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頫不笞一人，复命。桑哥为丞相，钟初鸣，即坐尚书省治事，六曹官后至者笞。孟頫一日后至，断事官引受笞。孟頫入诉于右丞叶李，李责桑哥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入廉耽。公笞郎中，是辱朝延也。”桑哥惭，慰遣孟頫。自后，惟曹史以下始受笞。孟頫行东御墙外，道狭，马踬附于河。帝闻之，赐钞五十锭，命移筑御墙。其为帝眷厚如此。
二十七年，拜集贤直学士。是岁地震之，北京尤甚。帝幸龙虎台，深忧之，遣平章阿剌浑撒里驰还上者，召问集贤、翰林两院官致灾之由，戒毋令桑哥知。两院官畏桑哥，莫敢言。孟頫与阿剌浑撒里善密告之曰：“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殆由于此。宜大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入奏，帝从之，已草诏，桑哥怒谓必非上意。孟頫曰：“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不及是时免之，他日言事者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丞相何以自解？”桑哥悟，乃曰：“吾料不及此。”诏下，民大悦，咸额手相庆。
宋故相留梦炎降，帝用为礼部尚书。一日，帝问梦炎与叶李优劣，孟頫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卿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请斩似道；是李贤于梦炎，明矣！卿以梦炎父执，不欲斥言，可赋诗剌之。”孟頫赋诗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帝称善。
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上论贾似道误国，责留梦炎不言。今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公为上所亲任，读书知义理，能为天下除残贼，真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仆于地。少间，复呼而问之，彻里执奏如初。会大臣亦有继言者，帝大悟，遂按诛桑哥。后彻里与孟頫论及此事，叹曰：“使我有万世名，子昂之力也！”尚书省罢，执政多以罪去。
中书参知政事贺胜以不通文字，请帝早简辅相。帝周视左右，乃属目于孟頫曰：“卿可至中书参决庶务。”孟頫固辞。帝问阎复、宋渤何如？孟頫对曰；“皆非相才。”诏孟頫出入宫门无禁，且谓孟頫曰：“朕年老，聪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必与俱入，或欺罔，卿即为朕言之。”孟頫谢不对，后乃力请补外。
二十九年，出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佥廉访司事哈剌哈孙素苛虐，孟頫不相能，以事中之。会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至京师，乃解。大德二年，除汾州知州，未行，召书金字《藏经》，仍命举能书者自随。事竣，改集贤直贤士，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至大元年，迁泰州尹。
仁宗在东宫，素知孟頫贤，召为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及即位。擢集贤侍读学士。皇庆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转集贤侍读学士。是年，河间路进嘉禾，有一茎数穗者，诏孟頫绘图，藏于秘府。延祐元年，迁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孟頫甚厚，字而不名，尝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轼，又言孟頫过人者数事：一帝胄，二美姿仪，三博学，四操履纯正，五文词高古，六书画绝伦，七旁通佛老之学。或言孟頫为赵太祖子孙，帝作色曰：“汝言赵子昂，岂家世不及汝耶！”其人惶惧而退。又有言国史载兵谋战策，不宜使孟頫与闻。帝曰：“赵子昂，世祖所简拔，朕悯其老，隆以礼貌，使典司著作，传之后世，汝辈妨之何也？”孟頫常累月不朝，帝问左右，对以年老畏寒，敕御府赐溪鼠翻披。
初，孟頫用程钜夫荐起家，后钜夫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孟汧代之，先往拜钜夫，而后入院，时入称为衣冠盛事。六年，谒告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诏孟頫即其家，书《孝经》。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卒，年六十九。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有《松雪斋文集》十三卷。
杨载称孟頫之才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不知其经济之不。人以为知言。孟頫妻管氏、子雍，并以书画知名。仁宗取孟頫及管氏与雍所书，装为一帙，识之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善书者。”雍官至集贤待制。孟頫弟孟吁，字子俊，亦工书画。
宋宗室仕元者，又有赵与薰、赵大讷。
赵与薰，字晦叔，宋宗室子。登进士第，为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伯颜渡江，与薰率其族人诣军门上书，力陈不杀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族。后伯颜入朝，世祖问宋宗室这贤者，伯颜以与薰对。
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都，与薰幅巾深衣以见，言宋亡由于误用奸臣，词旨激切，世祖为之感动。即授翰林待制，进直学士，转侍讲。疏陈江南科敛，及发宋攒宫，宜禁之。帝虽不能用，然不以为忤也。二十七年，京师雾塞，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与薰又疏言权臣专政之咎，退而家居待罪。
未几桑哥败，平章不忽木奏与薰贫窭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权臣为虎者耶？”赐钞万三千贯，岁给其妻子粮。累迁翰林学士。成宗即位，特命官其子孟实以终养。大德七年卒，命有司赙钞五千贯。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天水郡侯，谥文简。
赵大讷，一名良胜，字敬汉，浦阳人。宋周王元俨十世孙。有学行。由全州录事，累转龙溪尹。俗尚鬼，垒石为紫衣神祠，黠者藉为奸利。大讷投其像江中，移石修孔子庙。邑豪杀人，郡守其赇出之。大讷抱案牍诣府，历数其奸；守怒，中以他罪。改永春尹。俄调永嘉。永嘉计口赋盐，民病之，大讷建议令富商转售瑞安，猾吏伪为官书，诬贫民盗贩，民自杀者三人。计下大讷讯之，卒正猾吏罪。除温、台等海运千户，改知永新州。境内鹄湖、罗陂为群盗渊数，大讷用奇计获其渠魁，余党奔散。后告老归，卒于家。民为立生祠。
叶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钱唐人。少受学于义乌施南，补京学生。宋景定五年，彗出于柳，理宗下诏罪已，求直言。是时，世祖南伐，命贾似道御之。会宪宗崩，世祖班师，似道自诡以为己功，益骄肆，创置公田关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言者。李与同舍生康棣等八十三人，伏阙上书，劾似道。似道大怒，知稿出于李，嗾临安尹刘良贵，诬李僭用金饰斋扁，锻炼成狱，窜漳州。似道既败，乃放还，与似道遇诸涂，李以小词赠之。宋亡，归隐富春山。江淮行省辟署苏、杭等郡教授，不应。
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台江南，且求遗逸，以李姓名上。初，李劾似道书，世祖习闻之，每拊掌称叹。及是，以姓名闻，世祖大悦，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李闻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书，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当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李乃就职。
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江南遗逸。世祖谕之曰：“此行必致叶李来。”李既至京师，敕集贤大学士阿尔浑萨里，馆于院中。及召见香殿，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询治道安出？李右陈自古帝王得失成败之由。世祖嘉纳之，赐坐锡宴，更命五日一入议事。一日议事朝堂，李病足不在列，帝命以所御五龙车召之。李奏请复立提举司提调学官，课诸生讲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以备录用，凡心徭役一切蠲免。从之。
是时，乃颜叛，诏李庭讨之，将校多用国人，或其亲昵，立马相向语，辄释仗不战，逡巡退却。帝患之。李密奏请以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军断其后。安定用其谋，师果奏捷。自是，帝益奇李。每罢朝，必召见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