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附录续26
小雪 地始冻 雉入大水化为蜃 虹藏不见
大雪 冰益壮 地始坼 鹖旦鸣
推上朔术曰：置入纪以来尽所求年，减一，以六律乘之，以六旬去之，不尽者命以甲子，算外，即上朔日。
推五星见伏术第七
上元甲子以来至《春秋》鲁隐公元年，岁在己未，积二十九万二千七在三十六算。
上元甲子以来至今大魏兴和二年，岁在庚申，积二十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七算。
木精曰岁星，其数六百七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八。
火精曰荧惑，其数一千三百一十四万九千八十三。
土精曰镇星，其数六百三十七万四千六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数九百八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
水精曰辰星，其数一百九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七。
推五星术曰：置上元以来尽所求年，减一，以周天乘之，为五星之实；各以其数为法，除之，所得为积合，不尽为合余。以合余减法，余为入岁度分。以日度法约之，所得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晨夕合度算及度余。其金、水，以一合日数及合余减合度算及度余，得一者为晨，无所得者为夕；若度余不足减者，减合度算一，加日度法乃减之。命起牛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晨夕合度及度余。
径推五星术曰：置上元以来尽所求年，减一，如法算之。合度余满日度法，加合度算一，合度算满合终日数去之。亦以合终日余减合度余，若不足减者，减合度算一，加周虚。所得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后晨夕合度算及度余。其求金水及命度，皆如上法。
求星合月及日术曰：置冬至去朔日数，减一，加合度算。冬至小余以加合度余，合度余满日度法去之，加合度算一。合度算变成合日算，合度余为日余，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历月大小除之，不满月者，算外，即星合月及日。有闰以闰计之。
求后合月及日术曰：以合终日数及合终日余加前入月算及余，余满日度法后日一日，如历月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算外，即后合月及日。其金、水以日合数及一合日余加之，加夕得晨，加晨得夕也。
求后合度术曰：以行星度余加前合度及度余，度余满日度法从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不满宿者，算外，即后合度余。迳斗除其分，其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岁星：合终日数三百九十八，合终日余一万二千六百八，周虚三千二百五十二，行星三十三度，度余八千四百九十一。
岁星：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十六日、日余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余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五。晨见东方，顺，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顺，迟，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复留，二十五日。复顺，迟，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复顺，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十六日、日余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余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六，而与日合。
荧惑：合终日数七百七十九，合终日余一万五千一百四十三，周虚一千七百一十七，行星四十九度，度余六千九百九。
荧惑：晨与日合，在日后伏，七十一日、日余一万六千一，行星五十五度、度余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三。晨见东方，顺，疾，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顺，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复留，十一日。复顺，迟，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复顺，疾，日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七十一日、日余一万六千二，行星五十五度、度余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三，而与日合。
镇星：合终日数三百七十八，合终日余九百八十一，周虚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九，行星十二度，度余一万三千七百二十四。
镇星：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十八日、日余四百九十，行星二度、度余六千八百六十二。晨见东方，顺，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三十六日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复留，三十六日。复顺，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顺，十八日、日余四百九十一，行星二度、度余六千八百六十二而与日合。
太白：合终日数五百八十三，合终日余一万四千五百二，周虚二千三百五十八，行星二百九十一度，亦曰一合日数。 度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亦曰一合日数。
太白：夕与日合，在日前伏，四十一日、日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夕见西方，顺，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顺，迟，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顺，大疾，日行十五分之十二，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八日而旋。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与日晨合。
太白：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六日，退四度。晨见东方，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而留。不行，八日。顺，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曰行三十三度。顺，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顺，大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四十一日、日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而与日夕合。
辰星：合终日数一百一十五，合终日余一万四千八百一十八，周虚二千四十四，行星五十七度，亦曰一合日数。 度余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八。亦曰一合日数。
辰星：夕与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日余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八，夕见西方，顺，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顺，迟，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而留。不行，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六度，而与日晨合。
辰星：晨与日合，在日后伏，十一日，退六度。晨见东方而留，不行，四日。顺，迟，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顺，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后，晨伏东方，顺，十七日、日余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八，行星三十四度、度余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八，而与日夕合。
五星历步术曰：以术法伏日度及余加星日度及余，余满日度法一万六千八百六十得一，从令命之如前，得星见日度及余。以星行分母乘见度分，日度法如一得一分，不尽半法以上亦得一，以加所行分，分满其母得一度。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故母如一，为当行分。留者承前，逆则减之，伏不尽度，除斗分，以行母为率，分有损益，前后相御十四。
求五星行所在度术曰：以行分子乘行日数，分母除之，所得即星行所在度。
志第十 礼四之一
夫在天莫明于日月，在人莫明于礼仪。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风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圣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欲喜怒之情 ，而制以上下隆杀长幼众寡之节，本于人心，会于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谐。而淳浇世殊，质文异设，损益相仍，随时作范。秦灭儒经，汉承其弊，三代之礼，盖如线焉。刘氏中兴，颇率周典，魏晋之世，抑有可知。
自永嘉扰攘，神州芜秽，礼坏乐崩，人神殄。太祖南定燕赵，日不暇给 ，仍世征伐，务恢疆宇。虽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于经国轨仪，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阙遗。高祖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早年厌世，叡虑未从，不尔，刘马之迹夫何足数！世宗优游在上，致意玄门，儒业文风，顾有未洽，坠礼沦声，因之而往。肃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风，仍世凋落，以至于海内倾圮，纲纪泯然。呜呼！鲁秉周礼，国以克固；齐臣撤器，降人折谋。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国庸可而须臾忽也。初自皇始，迄于武定，朝廷典礼之迹，故总而录之。
太祖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
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绪，思宁黎元，龚行天罚。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群下劝进，谓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时人谋，不可久替，谨命礼官，择吉日受皇帝玺绶。惟神祗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
二年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内，各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餟在外壝内。藉用藁秸，玉用四珪，币用束帛，牲用黝犊，器用陶匏。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用犊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毕，燎牲体左于坛南巳地，从阳之义。其瘗地坛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牲一，玉用两珪，币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毕，瘗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乙丑，赦京师畿内五岁刑以下。其后，冬至祭上帝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帛之属，与二郊同。
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岁五祭，用二至、二分、腊，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句龙配社，周弃配稷，皆有司侍祀。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设藉于端门内，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帝庙于宫中，岁四祭，用正、冬、腊、九月，牲用马、牛各一，太祖亲祀。宫中立星神，一岁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马荐各一，牛豕各二，鸡一。
太祖初，有两彗星见，刘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则当扫定天下。”后从之，故立其祀。又立阙二字 神十二，岁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鸡三。又立王神四，岁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岁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岁三祭，正、冬、腊，用马牛各一，祀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籍田，祭先农，用羊一。祀日于东郊，用骍牛一。秋分祭月于西郊，用白羊一。
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于坛前。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
太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及即位坛兆，后因以为常祀，岁一祭，牲用牛，帝皆亲之，无常日。
明年，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岁一祭，具太牢，帝亲之，亦无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则祷之，多有效。是岁，诏郡国于太祖巡幸行宫之所，各立坛，祭以太牢，岁一祭，皆牧守侍祀。又立太祖别庙于宫中，岁四祭，用牛马羊各一。又加置天日月之神及诸小神二十八所于宫内，岁二祭，各用羊一。后二年，于白登西，太祖旧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亲祭，牲用马、牛、羊，及亲行貙刘之礼。别置天神等二十三于庙左右，其神大者以马，小者以羊。华阴公主，帝姊也，元绍之为逆，有保护功，故别立其庙于太祖庙垣后，因祭荐焉。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
泰常三年，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壝三重，通四门。以太皞等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灵星、风伯、雨师、司民、司禄、先农之坛，皆有别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于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乾水之阴，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币。四渎唯以牲牢，准古望秩云。其余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岁十月，遣祀官诣州镇遍祀。有水旱灾厉，则牧守各随其界内祈谒，其祭皆用牲。王畿内诸山川，皆列祀次祭，各有水旱则祷之。
明年八月，帝尝于白登庙，将荐熟，有神异焉。太庙博士许钟上言曰：“臣闻圣人能飨帝，孝子能飨亲。伏惟陛下孝诚之至，通于神明。近尝于太祖庙，有车骑声，从北门入，殷殷轞々，震动门阙，执事者无不肃忄栗。斯乃国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圣德之深远。”
辛未，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恆岳。后二年九月，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尧庙。明年正月，南巡恆岳，祀以太牢。幸洛阳，遣使以太牢祀嵩高、华岳。还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阳，诸所过山川，群祀之。后三年二月，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
神二年，帝将征蠕蠕，省郊祀仪。四月，以小驾祭天神，毕，帝遂亲戎。大捷而还，归格于祖祢，遍告群神。
九月，立密皇太后庙于鄴，后之旧乡也。置祀官太常博士、齐郎三十余人，侍祀，岁五祭。
太延元年，立庙于恆岳、华岳、嵩岳上，各置待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币。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焘谨遣敞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剪凶丑，拓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敢以丕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祇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
明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奏可。
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迳恆山，祀以太牢。浮河、济，祀以少牢。过岱宗，祀以太牢。至鲁，以太牢祭孔子。遂临江，登瓜步而还。
文成皇帝即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诣华岳修庙立碑。数十人在山上，闻虚中若有音声，声中称万岁云。
和平元年正月，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幸辽西，望祀医无闾山。遂缘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过恆岳，礼其神而返。明年，帝南巡，过石门，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礼恆岳。
四月旱，下诏州郡，于其界内神无大小，悉洒扫荐以酒脯。年登之后，各随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群祀先废者皆复之。
显祖皇兴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以太牢祀孔子。
高祖延兴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已下及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显祖深愍生命，乃诏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群品，而咸秩处广，用牲甚众。夫神聪明正直，享德与信，何必在牲。《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实受其福。’苟诚感有著，虽行潦菜羹，可以致大嘏，何必多杀，然后获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于是群祀悉用酒脯。
先是，长安牧守常有事于周文、武庙。四年，坎地埋牲，庙玉发见。四月，诏东阳王丕祭文、武二庙。以庙玉露见，若即而埋之，或恐愚民将为盗窃，敕近司收之府藏。
六月，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
太和二年，旱。帝亲祈皇天、日月五星于苑中，祭之夕大雨，遂赦京师。
三年，上祈于北苑，又祷星于苑中
六年十一月，将亲祀七庙，诏有司依礼具仪。于是群臣议曰：“昔有虞亲虔，祖考来格，殷宗躬谒，介福逌降。大魏七庙之祭，依先朝旧事，多不亲谒。今陛下孝诚发中，思亲祀事，稽合古王礼之常典。臣等谨案旧章，并采汉魏故事，撰祭服冠屦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乐官节奏之引，升降进退之法，别集为亲拜之仪。”制可。于是上乃亲祭。其后四时常祀，皆亲之。
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
十二年十月，帝亲筑圜丘于南郊。
十三年正月，帝以大驾有事于圜丘。五月庚戍，车驾有事于方泽。壬戌，高祖临皇信堂，引见群臣。诏曰：“《礼记祭法》称：‘有虞氏禘黄帝。’《大传》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称‘不王不禘’。《论》曰：“‘禘自既灌。’《诗》《颂》：‘《长发》，大禘。’《尔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时祭：礻勺、禘、烝、尝，周改禘为祠。《祭义》称‘春祭、秋尝’，亦夏殷祭也。《王制》称：‘犆罐、祫禘、祫尝祫烝。’其礼传之文如此。郑玄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庙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则合群毁庙之主于太庙，合而祭之。禘则增及百官配食者，审谛而祭之。天子先禘佩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禘佩。鲁礼，三年丧毕而祫，明年而禘。圜丘、宗庙大祭俱称禘，祭有两禘明也。王肃解禘祫，称天子诸侯皆禘于宗庙，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称禘，宗庙称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称祫，审谛之故称禘，非两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总而互举之，故称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断可知矣。礼文大略，诸儒之说，尽具于此。卿等便可议其是非。”
尚书游明根、左丞郭祚、中书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对曰：“郑氏之义，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谓之禘者，审谛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庙谓之禘者，审谛其昭穆。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庙时合故言祫。斯则宗庙祫趾并行，圜丘一禘而已。宜于宗庙俱行禘祫之礼。二礼异，故名殊。依《礼》，春废犆罐，于尝于蒸则祫，不于三时皆行禘佩之礼。”中书监高闾、仪曹令李韶、中书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对称：“禘祭圜丘之禘与郑义同，其宗庙禘祫之祭与王义同。与郑义同者，以为有虞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庙之帝，不在庙，非圜丘而何？又《大传》称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庙之文。《论》称‘禘自既灌’，事似据。《尔雅》称‘禘，大祭也’。《颂》‘《长发》，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诸侯之礼，诸侯无禘。礼唯夏殷，夏祭称禘，又非宗庙之禘。鲁行天子之仪，不敢专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于宗庙，因先有祫，遂生两名。据王氏之义，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总谓再殷祭，明不异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于一时，止于一时者，祭不欲数，数则黩。一岁而三禘，愚以为过数。”
帝曰：“尚书、中书等，据二家之义，论禘佩详矣。然于行事取衷，犹有未允。监等以禘佩为名，义同王氏，禘祭圜丘，事与郑同。无所间然。尚书等与郑氏同，两名两祭，并存并用，理有未称。俱据二义，一时禘祫，而阙二时之禘，事有难从。夫先王制礼，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数尽则毁，藏主于太祖之庙，三年而祫祭之。世尽则毁，以示有终之义；三年而祫，以申追远之情。禘佩既是一祭，分而两之，事无所据。毁庙三年一祫，又有不尽四时，于礼为阙。七庙四时常祭，祫则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时，于情为简。王以禘佩为一祭，王义为长。郑以圜丘为禘，与宗庙大祭同名，义亦为当。今互取郑、王二义。禘佩并为一名，从王；禘佩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若以数则黩，五年一禘，改祫从禘。五年一禘，则四时尽禘，以称今情。禘则依《礼》文，先禘而后时祭。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为世法。”
高闾曰：“《书》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礼》无明文，名位坛兆，历代所疑。汉魏及晋诸儒异说，或称天地四时，或称六者之间，或称《易》之六子，或称风雷之类，或称星辰之属，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庙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晋已来，逮于圣世，以为论者虽多，皆有所阙，莫能评究。遂相因承，别立六宗之兆，总为一位而祭之。比敕臣等评议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说，各有其理。较而论之，长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众疑则从多，今惑则仍古。请依先别处六宗之兆，总为一祀而祭之。”帝曰：“详定朝令，祀为事首，以疑从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阁之议，皆准类以引义，原事以证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况今有文可据，有本可推，而不评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相连属，理似一事。上帝称肆而无禋，六宗言禋而不别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当是一时之祀，非别祭之名。肆类非独祭之目，焚烟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称禋以关其他，故称六以证之。然则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举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币俱禋，故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备焉。六祭既备，无烦复别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为定法。”
十四年八月诏曰：“丘泽初志，配尚宜定，五德相袭，分叙有常。然异同之论，著于往汉，未详之说，疑在今史。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式。”
中书监高闾议以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运代相承，书传可验。虽祚命有长短，德政有优劣，至于受终严祖，殷荐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载，举其大略。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化迹流洽，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尧舜禅揖，一身异尚；魏晋相代，少纪运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录。计五德之论，始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致别。故张苍以汉为水德，贾谊、公孙臣以汉为土德，刘向以汉为火德。以为水德者，正以尝有水溢之应，则不推运代相承之数矣。以土德者，则以亡秦继历，相即为次，不推逆顺之异也。以为火德者，悬证赤帝斩蛇之符，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也，故以承周为火德。自兹厥后，乃以为常。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若继晋，晋亡已久；若弃秦，则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为明验。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未，事为著矣。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伏惟圣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光格同于唐虞，享祚流于周汉，正位中境，奄有万方。今若并弃三家，远承晋氏，则蔑中原正次之实。存之无损于此，而有成于彼；废之无益于今，而有伤于事。臣愚以为宜从尚黄，定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贤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贬贬之。今议者偏据可绝之义，而不录可全之礼。所论事大，垂之万叶。宜并集中秘群儒，人人别议，择其所长，于理为悉。”
秘书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以为：“尚书闾议，继近秦氏。臣职掌国籍，颇览前书，惜此正次，慨彼非绪。辄仰推帝始，远寻百王。魏虽建国君民，兆关振古，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案神元、晋武，往来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聪、勒，思存晋氏，每助刘琨，申威并冀。是以晋室衔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请。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终平燕氏，大造中区。则是司马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盖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符尚赤。后虽张、贾殊议，暂疑而卒从火德，以继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项而同吴广。近蠲谬伪，远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宁使白蛇徒斩，雕云空结哉！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始。且秦并天下，革创法度，汉仍其制，少所变易。犹仰推五运，竟踵隆姬。而况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岂可异汉之承木，舍晋而为土邪？夫皇统崇极，承运至重，必当推协天绪，考审正次，不可杂以僭窃，参之强狡。神元既晋武同世，桓、穆与怀、愍接时。晋室之沦，平文始大，庙号太祖，抑亦有由。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臣所以慺慺惜之，唯垂察纳。”诏令群官议之。
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都曹尚书、新泰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秘书中散李恺，尚书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言：“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以燕承石为木德，以秦承燕为火德，大魏次秦为土德，皆以地据中夏，以为得统之征。皇魏建号，事接秦末，晋既灭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桓、穆二帝，仍修旧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赵，终平慕容。晋祚终于秦方，大魏兴于云朔。据汉弃秦承周之义，以皇魏承晋为水德。二家之论，大略如此。臣等谨共参论，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于理未惬。又国家积德修长，道光万载。彪等职主东观，详究图史，所据之理，其致难夺。今欲从彪等所议，宜承晋为水德。’诏曰：“越近承远，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时，颇亦难继。朝贤所议，岂朕能有违夺。便可依为水德，祖申腊辰。”
四年，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诏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仰惟先朝旧事，舛驳不同，难以取准。今将述遵先志，具详礼典，宜制祖宗之号，定将来之法。烈祖有创基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庙号为太祖；道武建业之勋，高于平文，庙号为烈祖。比功校德，以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与显祖为二祧，余者以次而迁。平文既迁，庙唯有六，始今七庙，一则无主。唯当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难言。夫生必有终，人之常理。朕以不德，忝承洪绪，若宗庙之灵，获全首领以没于地，为昭穆之次，心愿毕矣。必不可豫，设可垂之文，示后必令迁之。”司空公、长乐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会，事在于今。推功考德，实如明旨。但七庙之祀，备行日久，无宜阙一，虚有所待。臣等愚谓，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后。理衷如此，不敢不言。”诏曰“理或如此。比有间隙，当为文相示”。
八月壬辰，诏郡国有时果可荐者，并送京师以供庙飨。
又诏曰：“《礼》云自外至者，无主不立。先朝以来，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中置松柏树，设五帝坐。此既无可祖配，揆之古典，实无所取，可去此祀。又探策之祭，既非礼典，可悉罢之。”
戊午诏曰：“国家自先朝以来，飨祀诸神，凡有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昔汉高之初，所祀众神及寝庙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际，匡衡执论，乃得减省。后至光武之世，礼仪始备，飨祀有序。凡祭不欲数，数则黩，黩则不敬。神聪明正直，不待烦祀也。”又诏曰：“明堂、太庙，并祀祖宗，配祭配享，于斯备矣。白登、崞山、鸡鸣山庙唯遣有司行事。冯宣王诞生先后，复因在官长安，立庙宜异常等。可敕雍州，以时供祭。”又诏曰：“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门、户、井、灶、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计不须立，悉可罢之。”
甲寅，集群官，诏曰：“近论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然月有余闰，行无常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出于东，而行礼於西，寻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书监薛谓等尝论此事，以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卿等意谓朔朏二分，何者为是？”尚书游明根对曰“考案旧式，推校众议，宜从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帝释禫祭于太和庙。帝衮冕，与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帻，素纱深衣，拜山陵而还宫。庚申，帝亲省齐宫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将祭圜丘，帝衮冕剑舄，待臣朝服。辞太和庙，之圜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大合。既而还之太和庙，乃入。甲子，帝衮冕辞太和庙，临太华殿，朝群官。既而帝冠通天，绛纱袍，临飨礼。帝感慕，乐悬而不作。丁卯，迁庙，陈列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兗冕，辞太和庙，之太庙，百官陪从。奉臣主于齐车，至新庙。有司升神主于太庙，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其职来祭。
十六年正月戊午，诏曰：“夫四时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荐之礼，贵贱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时，无田之士，荐以仲月。况七庙之重，而用中节者哉！自顷蒸尝之礼，颇违旧义。今将仰遵远式，以此孟月，犆罐于太庙。但朝典初改，众务殷凑，无遑齐洁，遂及于今。又接神飨祖，必须择日。今礼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克日以闻。”
二月丁酉，诏曰：“夫崇圣祀德，远代之通黄；秩阙三字 ，中古之近规。故三五至仁，唯德配享；夏殷私己，稍用其姓。且法施于民，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恆式。斯乃异代同途，奕世共轨。今远遵明令，宪章旧则，比于祀令，已为决之。其孟春应祀者，顷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仍以仲月而飨祀焉。凡在祀令，其数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夏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之庙，已于中省，当别敕有司。飨荐之礼，自文公已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
丙午，诏有司克吉亥，备小驾，躬临千亩，官别有敕。
癸丑，帝临宣文堂，引仪曹尚书刘昶、鸿胪卿游明根、行仪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圣之谥。于是昶等就庙行事。既而，帝齐中书省，亲拜祭于庙。
九月甲寅朔，大享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玄室，帝亲为之词。
十月已亥，诏曰：“夫先王制礼，所以经纶万代，贻法后昆。至乃郊天享祖，莫不配祭，然而有节。白登庙者，有为而兴，昭穆不次。故太祖有三层之宇，巴陵无方丈之室。又常用季秋，躬驾展虔，祀礼或有亵慢之失，嘉乐颇涉野合之讥。今授衣之旦，享祭明堂；玄冬之始，奉烝太庙。若复致齐白登，便为一月再驾，事成亵渎。回详二理，谓宜省一。白登之高，未若九室之美；帏次之华，未如清庙之盛。将欲废彼东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具敕有司，但令内典神者，摄行祭事。献明、道武各有庙称，可具依旧式。”自太宗诸帝，昔无殿宇，因停之。
十八年，南巡。正月，次殷比干墓，祭以太牢。
三月，诏罢西郊祭天。
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车驾济淮，命太常致祭。又诏祀岱岳。
三月癸亥，诏曰：“知太和庙已就，神仪灵主，宜时奉宁。可克三月三日己已，内奉迁于正庙。其出金墉之仪，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庙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轨。共威仪卤簿，如出代庙。百官奉迁，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
六月，相州刺史高闾表言：“伏惟太武皇帝发孝思之深诚，同渭阳之远感，以鄴土舅氏之故乡，有归魂之旧宅，故为密皇后立庙于城内，岁时祭祀，置庙户十家，齐宫三十人。春秋烝尝，冠服从事，刺史具威仪，亲行荐酌，升降揖让，与七庙同仪，礼毕，撤会而罢。今庙殿亏漏，门墙倾毁，簠簋故败，行礼有阙。臣备职司，目所亲睹。若以七庙惟新，明堂初制，配飨之仪，备于京邑者，便应罢坏，辍其常祭。如以功高特立，宜应新其灵宇。敢陈所见，伏请恩裁。”诏罢之。
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议定圜丘。己卯，帝在合温室，引咸阳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及议礼之官。诏曰：“朝集公卿，欲论圜丘之礼。今短晷斯极，长日方至。案《周官》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之大者。两汉礼有参差，魏晋犹亦未一。我魏氏虽上参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圜丘之礼，复未考《周官》，为不刊之法令。以此祭圜丘之礼示卿等，欲与诸贤考之厥衷。”帝曰：“夕牲之礼，无可依准，近在代都，已立其议。杀牲祼神，诚是一日之事，终无夕而杀牲，待明而祭。”员外散骑常侍刘芳对曰：“臣谨案《周官牧人职》，正有夕展牲之礼，实无杀牲之事。”秘书令李彪曰：“夕不杀牲，诚如圣旨。未审告庙以不？臣闻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注曰，‘先人’。以此推之，应有告庙。”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废告，而卿引证有据，当从卿议。”
帝又曰：“圜丘之牲，色无常准，览推古事，乖互不一。周家用骍，解言是尚。晋代靡知所据。舜之命禹，悉用尧辞，复言玄牡告于后帝。今我国家，时用夏正，至于牲色，未知何准？”秘书令李彪曰：“观古用玄，似取天玄之义，臣谓宜用玄。至于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义。”帝曰：“天何时不玄，地何时不黄，意欲从玄。”
又曰：“我国家常声鼓以集众。《易》称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阳、微阴。今若依旧鸣鼓，得无阙寝鼓之义，无妨古义。”员外郎崔逸曰：“臣案周礼，当祭之日，雷鼓雷鼗，八面而作，犹不妨阳。臣窃谓以鼓集众无妨古义。
癸未，诏三公衮冕八章，太常冕六章，用以陪荐。
甲申长至，祀昊天于委粟山，大夫祭。疑。
二十年，立方泽于河阴，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
志第十一 礼四之二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书丞孙惠蔚上言：“臣闻国之大礼，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过禘佩 ，所以严祖敬宗，追养继孝，合享圣灵，审谛昭穆，迁毁有恆，制尊卑，有定体，诚悫著于中，百顺应于外。是以惟王创制，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为不刊之式。暨秦燔《诗》《书》，鸿籍泯灭。汉氏兴求，拾缀遗篆，淹中之经，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馈食之篇。而天子诸侯享庙之祭、禘佩之礼尽亡。曲台之《记》，戴氏所述，然多载尸灌之义，牲献之数，而行事之法，备物之体，蔑有具焉。今之取证，唯有《王制》一简，《公羊》一册。考此二书，以求厥旨。自余经传，虽时有片记，至于取正，无可依揽。是以两汉渊儒、魏晋硕学，咸据斯文，以为朝典。然持论有深浅，及义有精浮，故令传记虽一，而探意乖舛。
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应灵诞载，玄思洞微，神心暢古，礼括商周，乐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沦而复显，举二经于和中，一姬公于洛邑。陛下睿哲渊凝，钦明道极，应必世之期，属功成之会，继文垂则，实惟下武。而祫趾二殷，国之大事；蒸尝合享，朝之盛礼。此先皇之所留心，圣怀以之永慕。臣闻司疑 宗初开，致礼清庙，敢竭愚管，辄陈所怀。谨案《王制》曰：‘天子犆罐、祫趾、祫尝、祫蒸。’郑玄曰‘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后因以为常’，‘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鲁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传》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
合祭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陈者，就陈列太祖前。太祖东乡，昭南乡，穆北乡，其余孙从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谓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异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犹合也，禘犹谛也，审谛无所遗失。’察记传之文，何、郑祫趾之义，略可得闻。然则三年丧毕，祫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群庙。此礼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积二十五晦为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赵怡等以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礼应祫。散骑常侍王肃、博士乐详等以为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应祫祭。虽孔王异议，六八殊制，至于丧毕之祫，明年之禘，其议一焉。
陛下永惟孝恩，因心即礼，取郑舍王，禫终此晦，来月中旬，礼应大祫。六室神祏，外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群庙。自兹以后，五年为常。又古之祭法，时祫。并行，天子先祫后时诸侯先时后祫。此于古为当，在今则烦。且礼有升降，事有文节，通时之制，圣人弗违。当祫之月，宜减时祭，以从要省。然大礼久废，群议或殊，以臣观之，理在无怪。何者？心制既终，二殷惟始，祫禘之正，实在于斯。若停而阙之，唯行时祭，七圣不闻合享，百辟不睹盛事，何以宣昭令问，垂式后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迈终古，而令徽典缺于昔人，鸿美惭于往志，此礼所不行，情所未许。臣学不钩深，思无经远，徒阅章句，蔑尔无立。但饮泽圣时，铭恩天造，是以妄尽区区，冀有尘露。所陈蒙允，请付礼官，集定仪注。”
诏曰：“礼贵循古，何必改作。且先圣久遵，绵代恆典，岂朕冲暗，所宜革之。且礼祭之议 ，国之至重，先代硕儒，论或不一。可付八坐、五省、太常、国子参定以闻。”七月，侍中、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言：“奉旨集议，佥以为禘佩之设，前代彝典，惠蔚所陈，有允旧义。请依前克敬享清宫，其求省时祭，理实宜尔。但求之解注，下逼列国，兼时奠之敬，事难辄省。请移仲月，择吉重闻。”制可。
十一月壬寅，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乙卯，仍有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肃宗即位。三月甲子，尚书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应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虽入庙，然烝尝时祭，犹别寝室，至于殷祫，宜存古典。案《礼》，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又案杜预亦云，卒哭而除，三年丧毕而禘。魏武宣后以太后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时行事，而犹未禘。王肃、韦诞并以为今除即吉，故特时祭。至于禘祫，宜存古礼。高堂隆亦如肃议，于是停不殷祭。仰寻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庙，景明二年秋七月祫于太祖，三年春禘于群庙。亦三年乃祫。谨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祫祭应停，宜待年终乃后祫趾。”诏曰：“太常援引古今，并有证据，可依请。”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谨案《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则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大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为始祖，文武为二祧。讫于周世，配祭不毁。案《礼》，喾虽无庙，配食禘祭。谨详圣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圜丘，道穆皇后刘氏配方泽；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显祖献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庙既毁，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庙配事重，不敢专决，请召群官集议以闻。”灵太后令曰“依请”。于是太师、高阳王雍，太傅、领太尉公、清河王怿，太保、领司徒公、广平王怀，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澄，侍中、中书监胡国珍，侍中、领著作郎崔光等议：“窃以尚德尊功，其来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以神武纂业，克清祸乱，德济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大圣膺期，惟新魏道，刑措胜残，功同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议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领军将军、江阳王继表言：“臣功缌之内，太祖道武皇帝之后，于臣始是曾孙。然道武皇帝传业无穷，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迁。而曾玄之孙，烝尝之荐，不预拜于庙庭；霜露之感，阙陪奠于阶席。今七庙之后，非直隔归胙之灵；五服之孙，亦不沾出身之叙。校之坟史则不然，验之人情则未允。何者？《礼》云，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臣曾祖是帝，世数未迁，便疏同庶族，而孙不预祭。斯之为屈，今古罕有。昔尧敦九族，周隆本枝，故能磐石维城，御侮于外。今臣之所亲，生见隔弃，岂所以桢干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见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铨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廕，至今行之，相传不绝。而况曾祖为帝，而不见录。伏愿天鉴，有以照临，令皇恩洽穆，宗人咸叙。请付外博议，永为定准。”灵太后令曰：“付八座集礼官议定以闻。”
四门小学博士王僧奇等议：“案《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然则太祖不迁者，尊王业之初基，二祧不毁者，旌不朽之洪烈。其旁枝远胄，岂得同四庙之亲哉？故《礼记婚义》曰：‘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亲也。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贱无能也。’郑注云：‘赴告于君也。实四庙言五者，容显考为始封君子故也。’郑君别其四庙，理协二祭。而四庙者，在当世服属之内，可以与于子孙之位，若庙毁服尽，岂得同于此例乎？敢竭愚昧，请以四庙为断。”
国子博士李琰之议：“案《祭统》曰：‘有事于太庙，群昭群穆咸在。’郑氏注：‘昭穆咸在，谓同宗父子皆来。’古礼之制，如是其广，而当今仪注，唯限亲庙四，愚窃疑矣。何以明之？设使世祖之子男于今存者，既身是戚蕃，号为重子，可得宾于门外，不预碑鼎之事哉？又因宜变法，《礼》有其说。《记》言：‘五庙之孙，祖庙未毁，为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实四庙而言五者，容显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庙在，仍通其曾玄侍祠，与彼古记，甚相符会。且国家议亲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孙，乃不旁准于时后。至于助祭，必谓与世主相伦，将难均一。寿有短长，世有延促，终当何时可得齐同。谓宜入庙之制，率从议亲之条；祖祧之裔，各听尽其玄孙。使得骏奔堂坛，肃承禘礿，则情理差通。不宜复各为例，令事事舛驳。”
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澄，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晖奏：“臣等参量琰之等议，虽为始封君子，又《祭统》曰：‘有事于太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郑注云昭穆，谓同宗父子皆来也。言未毁及同宗，则共四庙之辞。云未绝与父子，明崇五属之称。天子诸侯，继立无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庙。祖祧虽存，亲级弥远，告赴拜荐，典记无文。斯由祖迁于上，见仁亲之义疏；宗易于下，著五服之恩断。江阳之于今帝也，计亲而枝宗三易，数世则庙应四迁，吉凶尚不告闻，拜荐宁容辄预。高祖孝文皇帝圣德玄览，师古立政，陪拜止于四庙，哀恤断自缌宗。即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礼典，事在难违。此所谓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
太常少卿元端议：“《礼记祭法》云：王立七庙，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远庙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迁，二祧以盛德不毁。迭迁之义，其在四庙也。《祭统》云：祭有十伦之义，六曰见亲疏之杀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伦。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来。’指谓当庙父子为群，不系于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为群公子，岂待数公而立称乎？《文王世子》云‘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有所援引，然与朝议不同。如依其议，匪直太祖曾玄，诸庙子孙，悉应预列。既无正据，窃谓太广。臣等愚见，请同僧奇等议。”
灵太后令曰：“《议亲律》注云：‘非唯当世之属籍，历谓先帝之五世。’此乃明亲亲之义笃，骨肉之恩重。尚书以远及诸孙，太广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狭也！祖庙未毁，曾玄不预坛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对于附庸，王族之近，更疏于群辟。先朝旧仪，草创未定，刊制律宪，垂之不朽。琰之援据，甚允情理。可依所执。”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澄，度支尚书崔亮奏：“谨案《礼记》：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不得成礼者几？孔子曰：四，太庙火、日蚀、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则废。臣等谓元日万国贺，应是诸侯旅见之义。若禘废朝会，孔子应云五而独言四，明不废朝贺也。郑玄《礼》注云：‘鲁礼，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春，禘群庙。’又《郑志》：检鲁礼，《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归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释禫，公会刘子及诸侯于平丘，八月归，不及于祫；冬，公如晋，明十四年春，归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经》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传》曰：‘禘于武公。’谨案《明堂位》曰：‘鲁，王礼也。’丧毕祫趾，似有退理。详考古礼，未有以祭事废元会者。《礼》云‘吉事先近日’，脱不吉，容改筮三旬。寻摄太史令赵翼等列称，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请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时祭移二十六日，犹曰春禘，又非退义。祭则无疏怠之讥，三元有顺轨之美。既被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君举必书，恐贻后诮。辄访引古籍，窃有未安。臣等学缺通经，识不稽古，备位枢纳，可否必陈。冒陈所见，伏听裁衷。”灵太后令曰：“可如所执。”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频属年饥，遂寝。至是复议之，诏从五室。及元议执政，遂改营九室。值世乱不成，宗配之礼，迄无所设。
神龟初，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太上秦公。时疑其庙制。太学博士王延业议曰：
案《王制》云：诸侯祭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又《小记》云：王者立四庙。郑玄云：“高祖已下，与始祖而五。”明立庙之正，以亲为限，不过于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后为祖宗。然则无太祖者，止于四世，有太祖乃得为五，礼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妻必告。”郑玄云：“实四庙而言五庙者，容高祖为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称五庙之孙。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则郑无为释高祖为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义，当今显证也。又《丧服传》曰：“若公子之子孙，有封为国君者，则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郑玄云：“谓后世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则如其亲服，后世迁之，乃毁其庙尔。”明始封犹在亲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亲而迁，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庙矣。此又立庙明法，与今事相当者也。又《礼纬》云：“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注云：“言至子孙，则初时未备也。”此又显在《纬》籍，区别若斯者也。又晋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应为太祖，而以犹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后七庙乃备。此又依准前轨，若重规袭矩者也。窃谓太祖者，功高业大，百世不迁，故亲庙之外，特更崇立。苟无其功，不可独居正位，而遽见迁毁。且三世已前，庙及于五；玄孙已后，祀止于四。一与一夺，名位莫定，求之典礼，所未前闻。
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启河山，传祚无穷，永同带砺，实有始封之功，方成不迁之庙。但亲在四世之内，名班昭穆之序，虽应为太祖，而尚在祢位，不可远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数。太祖之室，当须世世相推，亲尽之后，乃出居正位，以备五庙之典。夫循文责实，理贵允当，考创宗祊，得礼为美。不可苟荐虚名，取荣多数，求之经记，窃谓为允。又武始侯本无采地，于皇朝制令，名准大夫。案如礼意，诸侯夺宗，武始四时蒸尝，宜于秦公之庙。
博士卢观议：
案《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杀以两，庶人无庙，死为鬼焉。故曰，尊者统远，卑者统近。是以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至于禘佩，方合食太祖之宫。《大傅》曰：“别子为祖。”《丧服传》曰：“公子不得祢先君，公孙不得祖诸侯。”郑说不得祖祢者，不得立其庙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谓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后世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别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则如其亲服，后世迁之，乃毁其庙耳。愚以为迁者，迁于太祖庙，毁者从太祖而毁之。若不迁太祖，不须废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复见乃毁之节。何以知之？案诸侯有祖考之庙，祭五世之礼。五礼正祖为轻，一朝顿立。而祖考之庙，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虚而蔑主。求之圣旨，未为通论。《曾子问》曰：“庙无虚主。”虚主唯四，祖考不与焉。明太祖之庙，必不空置。
《礼纬》曰：“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见夏无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汤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即大禹之身，言子谓启、诵之世，言孙是迭迁之时。禹为受命，不毁亲；汤为始君，不迁五主；文武为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谓通文武，若无文武，亲不过四。观远祖汉侍中植所说云然，郑玄、马昭亦皆同尔。且天子逆加二祧，得并为七。诸侯预立太祖，何为不得为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祢庙，颇似成王之于二祧。孙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事七；六世，诸侯方通祭五；推情准理，不其谬乎！虽王侯用礼，文节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为太祖，世居子孙，今立五庙，窃谓为是。《礼纬》又云：“诸侯五庙，亲四。”始封之君或上或下，虽未居正室，无废四祀之亲。《小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此实殷汤时制，不为难也。聊复标榜，略引章条。愚戆不足以待大问。
侍中、太傅、清河王怿议：
太学博士王延业及卢观等，各率异见。案《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并是后世追论备庙之文，皆非当时据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圣久远，经礼残缺，诸儒注记，典制无因。虽稽考异闻，引证古谊，然用舍从世，通塞有时，折衷取正，固难详矣。今相国、秦公初构国庙，追立神位，唯当仰祀二昭二穆，上极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将为不迁之祖。若以功业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临尊，乱昭穆也。如其权立始祖，以备五庙，恐数满便毁，非礼意也。昔司马懿立功于魏，为晋太祖，及至子晋公昭，乃立五庙，亦祀四世，止于高曾。太祖之位，虚俟宣、文，待其后裔，数满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鉴也。又《礼纬》云：“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明知当时大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孙，世世相推，然后太祖出居正位耳。远稽《礼纬》诸儒所说，近循晋公之庙故事，宜依博士王延业议，定立四主，亲止高曾，且虚太祖之位，以待子孙而备五庙焉。
又延业、卢观前经详议，并据许慎、郑玄之解，谓天子、诸侯作主，大夫及士则无。意谓此议虽出前儒之事，实未允情礼。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礼，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铭旌纪柩，设重凭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庙，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于士，如此四事，并同其礼。何至于主，惟谓王侯。《礼》云：“重，主道也。”此为理重则立主矣。故王肃曰：“重，未立主之礼也。”《士丧礼》亦设重，则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载之左史；馈食设主，著于《逸礼》。大夫及士，既得有庙题纪祖考，何可无主。《公羊传》：“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今以为摄主者，摄神敛主而已，不暇待彻祭也。何休云：“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也。”意谓不然。君闻臣丧，尚为之不怿，况臣闻君丧，岂得安然代主终祭也。又相国立庙，设主依神，主无贵贱，纪座而已。若位拟诸侯者，则有主，位为大夫者，则无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独阙，求诸情礼，实所未安。宜通为主，以铭神位。
怿又议曰：“古者七庙，庙堂皆别。光武已来，异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庙皆四栿五架，北厢设座，东昭西穆。’是以相国构庙，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来诸王立庙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参差无准。要须议行新令，然后定其法制。相国之庙，已造一室，实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诏依怿议。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迁于太庙，太社石主将迁于社宫。礼官云应用币。中书侍郎裴伯茂时为《祖祀文》，伯茂据故事，太和中迁社宫，高祖用牲不用币，遂以奏闻。于时议者或引《大戴礼》，迁庙用币，今迁社宜不殊。伯茂据《尚书召诰》，应用牲，诏遂从之。
武定六年二月，将营齐献武王庙，议定室数、形制。兼度支尚书崔昂、司农卿卢元明、秘书监王元景、散骑常侍裴献伯、国子祭酒李浑、御史中尉陆操、黄门侍郎李骞、中书侍郎阳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郑伯猷、秘书丞崔劼、国子博士邢峙、国子博士宗惠振、太学博士张毓、太学博士高元寿、国子助教王显季等议：“案《礼》，诸侯五庙，太祖及亲庙四。今献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亲庙，不容立五室。且帝王亲庙，亦不过四。今宜四室二间，两头各一颊室，夏头徘徊鸱尾。又案《礼图》，诸侯止开南门，而《二王后祔祭仪法》，执事列于庙东门之外。既有东门，明非一门。献武礼数既隆，备物殊等。准据今庙，宜开四门。内院南面开三门，余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门。其内院墙，四面皆架为步廊。南出夹门，各置一屋，以置礼器及祭服。内外门墙，并用赭垩。庙东门道南置齐坊；道北置二坊，西为典祠庙并厨宰，东为庙长廨并置车辂；其北为养牺牲之所。”诏从之。
志第十二 礼四之三
魏自太祖至于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汉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将营山陵。九月，安定王休 ，齐郡王简，咸阳王禧，河南王干，广陵王羽，颍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详，侍中、太尉、录尚书事、东阳王丕，侍中、司徒、淮阳王尉元，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等，率百僚诣阙表曰：“上灵不吊，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断绝。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号罔极。臣等闻先王制礼，必有随世之变；前贤创法。亦务适时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异致故也。三年之丧，虽则自古，然中代已后，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准，圣后终制，刊之金册。伏惟陛下至孝发衷，哀毁过礼，欲依上古，丧终三年。诚协大舜孝慕之德，实非俯遵济世之道。今虽中夏穆清，庶帮康静，然万机事殷，不可暂旷，春秋烝尝，事难废阙。伏愿天鉴，抑至孝之深诚，副亿兆之企望，丧期礼数，一从终制，则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将就，请展安兆域，以备奉终之礼。”诏曰：“凶祸甫尔，未忍所请。”
休等又表曰：“臣等闻五帝已前，丧期无数，三代相因，礼制始立，名虽虚置 ，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谅暗之言，而无可遵之式；康王既废初丧之仪，先行即位之礼。于是无改之道或亏，三年之丧有缺。夫岂无至孝之君，贤明之子？皆以理贵随时，义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逾月而即葬，岂待同轨；葬而即吉，不必终丧。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政术。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极之艰，永慕崩号，哀过虞舜，诚是万古之高德，旷世之绝轨。然天下至广，万机至殷，旷之一朝，庶政必滞。又圣后终制，已有成典，宗社废礼，其事尤大。伏愿天鉴，抑哀毁之至诚，思在予之深责，仰遵先志典册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请。”诏曰：“自遭祸罚，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犹悕仿佛。山陵迁厝，所未忍闻。”
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频烦上闻，仰申诚欸，圣慕惟远，未垂昭亮。伏读哀灼 ，忧心如焚。臣等闻承乾统极者宜以济世为务，经纶天下者特以百姓为心。故万机在躬，周康弗获申其慕；汉文作戒，孝景不得终其礼。此乃先代之成轨，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睿圣渊识，虑及始终，明诰垂于典策，遗训备于末命。聿修厥德，圣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虽欲终上达之礼，其如黎元何？臣等不胜忧惧之诚，敢冒重陈，乞垂听访，以副亿兆之望。”诏曰：“仰寻遗旨，俯闻所奏，倍增号绝。山陵可依典册，如公卿所议。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别当备叙在心。”
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诏书，述遗诫之旨，昭违从之义，遵俭葬之重式 ，称孝思之深诚。伏读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号，倍增摧绝。臣等具位在官，与国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陈。咸以为天下之至尊，莫尊于王业；皇极之至重，莫重于万几。至尊，故不得以常礼任巳；至重，亦弗获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汉已降，逮于魏晋，葬不过逾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广，礼随时变，不可以无为之法，行之于有为之辰。文质不同，古今异制，其来久矣。自皇代革命，多历年祀，四祖三宗，相继纂业。上承数代之故实，俯副兆民之企望，岂伊不怀，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后钦明稽古，圣思渊深，所造终制，事合世典。送终之礼既明，遗诰之文载备，奉而行之，足以垂风百王，轨仪万叶。陛下以至孝之诚，哀毁过礼，三御不充半溢，昼夜不释绖带，永思缠绵，灭性几及。百姓所以忧惧失守，臣等所以肝脑涂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彻上灵，贯被幽显。况今山陵告终，百礼咸毕，日已淹月，仍不卜练，比之前世，理为过矣。愿陛下思大孝终始之义，愍亿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终制，以时即吉，一日万机，则天下蒙恩，率土仰赖。谨依前式，求定练日，以备祔禫之礼。”诏曰：“比当别叙在心。”
既而，帝引见太尉丕及群臣等于太和殿前，哭拜尽哀，出幸思贤门右，诏尚书李冲宣旨于王等：“仰惟先后平日 ，近集群官，共论政治，平秩民务。何图一旦祸酷奄钟，独见公卿，言及丧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丕对曰：“伏奉明诏，群情圮绝。臣与元等不识古义，以老朽之年，历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远祖重光世袭，至有大讳之日，唯侍送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见。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长安，不在侍送之列，窃闻所传，无异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臣等叩心绝气，坐不安席。愿暂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册遗令，奉行前式，无失旧典。”诏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极，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既不能待没，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忧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闻。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余丧礼之仪，古今异同，汉魏成事及先儒所论，朕虽在衰服之中，以丧礼事重，情在必行，故暂抑哀慕，躬自寻览。今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公且可听之。”
高祖谓明根曰：“朕丁罹酷罚，日月推移，山陵已过，公卿又依金册，据案魏晋 ，请除衰服。重闻所奏，倍增号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顿敝，未得论叙，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怀。卿前所表，除释衰麻，闻之实用悲恨。于时亲侍梓宫，匍匐筵几，哀号痛慕，情未暂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
何于人情之不足！夫圣人制卒哭之礼，授练之变，皆夺情以渐。又闻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今则旬日之间，言及即吉 ，特成伤理。”明根对曰：“臣等伏寻金册遗旨，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卜葬之初，因奏练除之事，仰伤圣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称三年之丧，虽则自古，然中代以后，未之能行。朕谓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故身袭兗冕，以行即位之礼。又从储宫而登极者，君德未沇，臣义不洽，天下颙颙，未知所傒。故颁备朝仪，示皇极之尊。及后之丧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惰易之情，踵以为法。谅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备诲。虽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诚不德，在位过纪，虽未能恩洽四方，化行万国，仰禀圣训，足令亿兆知有君矣。于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礼俱损，丧纪圮坏者，深可痛恨。”
高闾对曰：“太古既远，事难袭用，汉魏以来，据有成事。汉文继高惠之踪，断狱四百 ，几致刑措，犹垂三旬之礼。孝景承平，遵而不变。以此言之，不为即位之际，有所逼惧也。良是君人之道，理自宜然。又汉称文景，虽非圣君，亦中代明主。今遗册之旨，同于前式。伏愿陛下述遵遗令，以副群庶之情。杜预晋之硕学，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暗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谒。”高祖曰：“汉魏之事，与今不同，备如向说。孝景虽承升平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显，无异前古。又父子之亲，诚是天属之重，然圣母之德，昊天莫报，思自殒灭，岂从衰服而已。窃寻金册之旨，所以告夺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虑遗绝万机，荒废政事。群臣所以慺慺，亦惧机务之不理矣。令仰奉册令，俯顺群心，不敢暗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废吉礼，朔望尽哀，写泄悲慕，上无失导诲之志，下不乖众官所请，情在可许，故专欲行之。公卿宜审思朕怀，不当固执。至如杜预之论，虽暂适时事，于孺慕之君，谅暗之主，盖亦诬矣。孔圣称‘丧与其易也宁戚’，而预于孝道简略，朕无取焉。”
秘书丞李彪对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 ，寻以从吉。然汉章不受讥于前代，明德不损名于往史。虽论功比德，事有殊绝，然母子之亲，抑亦可拟。愿陛下览前世之成规，遵金册之遗令，割哀从议，以亲万机。斯诚臣下至心，兆庶所愿。”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复称孝章从吉，不受讥前代。朕所以眷恋衰绖，不从所议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盖闻孝子之居丧，见美丽则感亲，故释锦而服粗衰。内外相称，非虚加也。今者岂徒顾礼违议，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发于衷，而欲肆之于外。金册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复重论。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后事遂非，嘿嘿在念，不显所怀。今奉终之事，一以仰遵遗册，于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系于予。虽无丁兰之感，庶圣灵不夺至愿，是以谓无违旨嫌。诸公所表，称先朝成式，事在可准。朕仰惟太祖龙飞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历，皆以四方未一，群雄竞起，故锐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显祖亦心存武烈，因循无改。朕承累世之资，仰圣善之训，抚和内外，上下辑谐。稽参古式，宪章旧典，四海移风，要荒革俗。仰遵明轨，庶无愆违。而方于祸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则，以为前准，非是所喻。”
高闾对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颇同魏晋，又适於时，故敢仍请。”高祖曰：“卿等又称今虽中夏穆清，庶邦康静 ，然万机事广，不可暂旷。朕以卿苦见逼夺，情不自胜。寻览丧仪，见前贤论者，称卒哭之后，王者得理庶事。依据此文，又从遗册之旨，虽存衰服，不废万机，无阙庶政，得展罔极之思，于情差申。”
高闾对曰：“君不除服于上，臣则释衰于下，从服之义有违，为臣之道不足。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 ，吉凶事杂，臣窃为疑。”高祖曰：“卿等犹以朕之未除于上，不忍专释于下，奈何令朕独忍于亲旧！论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宽群下也。先后之抚群下也，念之若子，视之犹伤。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宽；朕欲尽罔极之慕，何为不可？但逼遗册，不遂乃心。将欲居庐服衰，写朝夕之慕；升堂袭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获遂，吉不害于凶，凶无妨于吉。以心处之，谓为可尔。遗旨之文，公卿所议，皆服终三旬，释衰袭吉。从此而行，情实未忍；遂服三年，重违旨诰。今处二理之际，唯望至期，使四气一周，寒暑代易。虽不尽三年之心，得一终忌日，情结差申。案《礼》，卒哭之后，将受变服。于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内职羽林中郎已下，虎贲郎已上，及外职五品已上无衰服者，素服以终三月；内职及外臣衰服者，变从练礼。外臣三月而除；诸王、三都、驸马及内职，至来年三月晦朕之练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随朕所降。此虽非旧式，推情即理，有贵贱之差，远近之别。”
明根对曰：“圣慕深远，孝情弥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许，愿得逾年即吉。既历冬正 ，岁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遗诰之意，何待期年。”高祖曰：“册旨速除之意，虑广及百官，久旷众务。岂于朕一人，独有违夺？今既依次降除，各不废王政，复何妨于事，而犹夺期年之心。”
高闾对曰：“昔王孙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从而不违，不为不孝。此虽贵贱非伦，事颇相似 ，臣敢借以为谕。今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臣等所以频烦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谓大孝。今不遵册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孙、士安皆诲子以俭，送终之事，及其遵也，岂异今日。改父之道者，盖谓慢孝忘礼，肆情违度。今梓宫之俭，玄房之约，明器帏帐，一无所陈。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圣心卑己申下之意，宁可苟顺冲约之旨，而顿绝创巨之痛。纵有所涉，甘受后代之讥，未忍今日之请。又表称春秋蒸尝，事难废阙。朕闻诸夫子，‘吾不与祭，如不祭’。自先朝以来，有司行事，不必躬亲，比之圣言，于事殆阙。赖蒙慈训之恩，自行致敬之礼。今昊天降罚，殃祸上延，人神丧恃，幽显同切，想宗庙之灵，亦辍歆祀。脱行飨荐，恐乖冥旨。仰思成训，倍增痛绝。岂忍身袭兗冕，亲行吉事。”
高闾对曰：“古者郊天，越绋行事，宗庙之重，次于郊祀。今山陵已毕，不可久废庙飨。”高祖曰：“祭祀之典 ，事由圣经，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脱至庙庭，号慕自缠，终恐废礼。公卿如能独行，事在言外。”
李彪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今欲废礼阙乐，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说，己受责于孔子 ，不足复言。群官前表，称‘高宗徒有谅暗之言，而无可遵之式’。朕惟信暗默之难，周公礼制，自兹以降，莫能景行。言无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复云，康王既废初丧之仪，先行即位之礼。于是无改之道式亏，三年之丧有缺。朕谓服美不安，先贤有谕；礼毕居丧，著在前典。或亏之言，有缺之义，深乖理衷。”
高闾对曰：“臣等据案成事，依附杜预，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众议，实如明旨。臣等窃惟曾参匹夫 ，七日不食，夫子以为非礼。及录其事，唯书七日，不称三年，盖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万乘之尊，不食竟于五日，既御则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脑涂地。躬行一日，足以贯被幽显，岂宜衰服三年，以旷机务。夫圣人制礼，不及者企而及之，过之者俯而就之。伏愿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礼之重，诚是臣等慺慺之愿。”高祖曰：“恩隆德厚，则思恋自深，虽非至情，由所感发。然曾参之孝，旷代而有，岂朕今日所足论也。又前表，称‘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终礼，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庶政’。朕以为既葬即吉，盖其季俗多乱，权宜救世耳，谅非光治兴邦之化。二汉之盛，魏晋之兴，岂由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哉。公卿偏执一隅，便请经治之要，皆在于斯，殆非义也。昔平日之时，公卿每奏称当今四海晏安，诸夏清泰，礼乐日新，政和民悦。踪侔轩唐，事等虞禹，汉魏已下，固不足仰止圣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夺朕志，使不逾于魏晋。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圣主之资，下有贤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风致穆而已。当今众事草创，万务惟始，朕以不德，冲年践祚。而圣母匡训以义方，诏诲以政事，经纶内外，忧勤亿兆，使君臣协和，天下缉穆。上代以来，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拟，则从众议。尧虽弃子禅舜，而舜自有圣德，不假尧成。及其徂也，犹四海遏密，终于三年。今慈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既受非常之恩，宁忍从其常式。况未殊一时，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礼庙庭；临轩设悬，飨会万国。寻事求心，实所未忍。”
高闾对曰：“臣等遵承册令，因循前典，惟愿除衰即吉，亲理万机。至德所在，陛下钦明稽古 ，周览坟籍，孝性发于圣质，至情出于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当今虽治风缉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宾之吴，朔北有不臣之虏，东西二蕃虽文表称顺，情尚难测。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高祖曰：“鲁公带绖从师，晋侯墨衰败寇，往圣无讥，前典所许。如有不虞，虽越绋无嫌，而况衰麻乎？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废丧纪哉！”
李彪对曰：“昔太伯父死适越，不失至德之名。夫岂不怀，有由然也。伏愿抑至慕之心，从遗告之重。臣闻知子莫若父母，圣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难夺 ，故豫造金册，明著遗礼。今陛下孝慕深远，果不可夺，臣等常辞，知何所启。”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诸情备如前论，更不重叙古义。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暗终丧者，若不许朕衰，朕则当除衰暗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择。”明根对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万机以从遗旨，兴旷世之废礼，制一代之高则。臣等伏寻渊默不言，则代政将旷，仰顺圣慕之心，请从衰服之旨。”
东阳王丕曰：“臣与尉元，历事五帝，虽衰老无识，敢奏所闻。自圣世以来，大讳之后三月 ，必须迎神于西，攘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易。”高祖曰：“太尉国老，言先朝旧事，诚如所陈。但聪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义，虽请弗来。大祸三月，而备行吉礼，深在难忍。纵即吉之后，犹所不行，况数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万得之一失，未可以为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应如此。但公卿执夺，朕情未忍从，遂成往复，追用悲绝。”上遂号恸，群官亦哭而辞出。
壬午诏曰：“公卿屡上启事，依据金册遗旨，中代成式，求过葬即吉。朕仰惟恩重，不胜罔极之痛。思遵远古 ，终三年之礼。比见群官具论所怀，今依礼既虞卒哭，克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独释于下。故于朕之授变从练，已下复为节降。断度今古，以情制衷。但取遗旨速除之一节，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变礼，感痛弥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设荐于太和庙。是日，高祖及从服者仍朝夕临，始进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饭。侍中、南平王冯诞等谏 ，经宿乃膳。甲子罢朝，夕哭。九月丙戎，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诏曰：“便及此期，览以摧绝。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义，筮日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违永慕之心。今将屈礼厉众，不访龟兆。已企及此晦，宁敢重违册旨，以异群议。寻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于庙。至夜一刻，引诸王、三都大官、驸马、三公、令仆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镇将，立哭于庙庭，三公、令仆升庙。既出，监御令陈服笥于庙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于垩室前席。侍中、南平王冯诞跽奏请易服，进缟冠、皁朝服、革带、黑屦，侍臣各易以黑介帻、白绢单衣、革带、乌履，遂哀哭至乙夜，尽戊子。质明荐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无变。高祖荐酌，神部尚书王谌赞祝讫，哭拜遂出。有司阳祥服如前。侍中跽奏，请易祭服，进缟冠素纰、白布深衣、麻绳履。侍臣去帻易幍，群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仪曹尚书游明根升庙跽慰，复位哭，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诸部渠帅入哭，次引萧赜使并杂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骑常侍、司卫监以上升庙哭，既而出。帝出庙，停立哀哭，久而乃还。
十月，太尉丕奏曰：“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至于移庙之日 ，须得国之大姓，迁主安庙。神部尚书王谌既是庶姓，不宜参豫。臣昔以皇室宗属，迁世祖之主。先朝旧式，不敢不闻。”诏曰：“具闻所奏，寻惟平日，倍增痛绝。今遵述先旨，营建寝庙，既而粗就。先王制礼，职司有分。移庙之日，迁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亲自行事，不得越局，专委大姓。王谌所司，惟赞板而已。时运流速，奄及缟制，复不得哀哭于明堂，后当亲拜山陵，写泄哀慕。”
是年，高丽王死，十二月诏曰：“高丽王琏守蕃东隅，累朝贡职，年逾期赜 ，勤德弥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将为之举哀。而古者同姓哭庙，异姓随其方，皆有服制。今既久废，不可卒为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于城东为尽一哀，以见其使也。朕虽不尝识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备办。”事如别仪。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于文明太后陵左，终日不绝声，幕越席为次，侍臣侍哭。壬申 ，高祖以忌日哭于陵左，哀至则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时，哭拜于陵前。夜宿监玄殿，是夜彻次。甲戌，帝拜哭辞陵，还永乐宫。
十九年，太师冯熙薨，有数子尚幼。议者以为童子之节，事降成人，谓为衰而不裳 ，免而不绖，又无腰麻缪垂，唯有绞带。时博士孙惠蔚上书言：“臣虽识谢古人，然微涉传记。近取诸身，远取诸礼，验情以求理，寻理以推制。窃谓童子在幼之仪，居丧之节，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为不异。以《玉藻》二简，微足明之，曰：童子之节，锦绅并细。锦即大带，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锦纽之绅。此明童子虽幼，已备二带。以凶类吉，则腰绖存焉。又曰：童子无缌服。郑注曰：‘虽不服缌，犹免深衣。’是许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长幼俱服。童子为服之缌，犹免深衣，况居有服之斩，而反无裳乎？臣又闻先师旧说，童子常服类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无成言，故未敢孤断，又曰：听事则不麻。则知不听事麻矣。故注曰：‘无麻往给事。’此明族人之丧，童子有事，贯绖带麻，执事不易，故暂听去之，以便其使。往则不麻，不往则绖。如使童子本自无麻，《礼》腰、首，听与不听，俱阙两绖，唯举无麻，足明不备，岂得言听事则不麻乎？以此论之，有绖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庐之节，理俭于责疑 ；不裳不绖之制，未睹其说。又臣窃解童子不衣裳之记，是有闻之言。将谓童子时甫稚龄，未就外傅，出则不交族人，内则事殊长者，馂旨父母之前，往来慈乳之手，故许其无裳，以便易之。若在志学之后，将冠之初，年居二九，质并成人，受道成均之学，释菜上庠之内，将命孔氏之门，执烛曾参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无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许嫁，二十则笄，观祭祀，纳酒浆，助奠庙堂之中，视礼至敬之处，其于婉容之服，宁无其备。以此推之，则男女虽幼，理应有裳。但男女未冠，礼谢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禄。无名之服，礼文罕见。童子虽不当室，苟以成人之心，则许其人服缌之绖。轻犹有绖，斩重无麻，是为与轻而夺重，非《礼》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衤任，以掩裳际，如使无裳，衤任便徒设，若复去衤任，衰又不备。设有齐斩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无衤任之衰，去其裳绖，此必识礼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于己，而立制于人，是为违制以为法，从制以误人。恕礼而行，理将异此。”诏从其议。
志第十三 礼四之四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有祖母之丧，欲服齐衰三年，以无世爵之重，不可陵诸父 ，若下同众孙，恐违后祖之义，请求详正。国子博士孙景邕、刘怀义、封轨、高绰，太学博士袁升，四门博士阳宁居等议：“嫡孙后祖，持重三年，不为品庶生二，终德宜先诸父。”太常卿刘芳议：“案丧服乃士之正礼，含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时复下同庶人者，皆别标显。至如传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庙。世儒多云，嫡孙传重，下通庶人。以为差谬。何以明之？《礼稽命征》曰：‘天子之元士二庙，诸侯之上士亦二庙，中、下士一庙。’一庙者，祖祢共庙。《祭法》又云庶人无庙’。既如此分明，岂得通于庶人也？传重者主宗庙，非谓庶人祭于寝也。兼累世承嫡，方得为嫡子嫡孙耳。不尔者，不得继祖也。又郑玄别变除，云为五世长子服斩也。魏晋以来，不复行此礼矣。案《丧服经》无嫡孙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为长子三年，嫡孙期。《传》及注因说嫡孙传重之义。今世既不复为嫡子服斩，卑位之嫡孙不陵诸叔而持重，则可知也。且准终德资阶，方之士古，未登下士，庶人在官复，无斯礼。考之旧典，验之今世，则兹范罕行。且诸叔见存，丧主有寄，宜依诸孙，服期为允。”
景邕等又议云：“《丧服》虽以士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论之？自大夫以上，每条标列，逮于庶人，含而不述 ，比同士制，起后疑也。唯有庶人为国君，此则明义服之轻重，不涉于孙祖。且受国于曾祖，废疾之祖父，亦无重可传，而犹三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异识咸感，承重主嗣，宁甄寝庙，嫡孙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袭，末代僭妄，不可以语通典。是以《春秋》讥于世卿，《王制》称大夫不世，此明训也。《丧服》，《经》虽无嫡孙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为嫡孙者，岂祖以嫡服己，己与庶孙同为祖服期，于义可乎？服祖三年，此则近世未尝变也。准古士官不过二百石已上，终德即古之庙士也。假令终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况乃官历士流，当训章之运，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议：“国子所云，《丧服》虽以士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谓一篇之内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孙传重，专士以上。此《经》、《传》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丧服变除》云：‘父为长子斩，自天子达于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据也。且承重者，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庙主了不云寝，又其证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谷梁》近儒小道之书，至如《左氏》、《诗》、《易》、《论语》皆有典证，或是未寤。许叔重《五经异义》云，今《春秋公羊》、《谷梁》说卿大夫世位，则权并一姓，谓周尹氏、齐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说卿大夫皆得世禄。《传》曰‘官族’，《易》曰‘食旧德’，旧德，谓食父故禄也。《尚书》曰：‘世选尔劳，予不绝尔善。’《诗》云：‘惟周之士，不显奕世。’《论语》曰：‘兴灭国，继绝世。’国谓诸侯，世谓卿大夫也。斯皆正经及《论语》士以上世位之明证也，士皆世禄也。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观此据，可谓睹其纲，未照其目也。案晋《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无从，故以第八品准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从，若以其员外之资，为第十六品也，岂得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谨如前议。”
景邕等又议：“《丧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显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义 ，了然无惑。且官族者，谓世为其功；食旧德者，谓德侯者世位；兴灭国，继绝世，主谓诸侯卿大夫无罪诛绝者耳。且金貂七毦，杨氏四公，虽以位相承，岂得言世禄乎？晋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继，求还为祖母三年。时政以礼无代父追服之文，亦无不许三年之制，此即晋世之成规也。”尚书邢峦奏依芳议。诏曰：“嫡孙为祖母，礼令有据，士人通行，何劳方致疑请也。可如国子所议。”
延昌二年春，偏将军乙龙虎丧父，给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数闰月，诣府求上。领军元珍上言：“案《违制律》 ，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依律结刑五岁。”三公郎中崔鸿驳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大祥。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义，未知何者会圣人之旨。龙虎居丧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义，便是过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郑玄二十七月，禫中复可以从御职事。《礼》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则大祥之后，丧事终矣。既可以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复有罪乎？求之经律，理实未允。”下更详辨。
珍又上言：“案《士虞礼》，三年之丧，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礻覃。郑玄云‘中犹间也’ ，‘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礼》言：‘祥之日鼓素琴。’郑云：‘鼓琴者，存乐也。’孔子祥后五日，弹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郑注与《郑志》及逾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为。此谓存乐也，非所谓乐。乐者，使工为之。晋博士许猛《解三验》曰：案《黍离》、《麦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若斯之类，岂可谓之金石之乐哉？是以徒歌谓之谣，徒吹谓之和。《记》曰：‘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者，此乃所谓乐也。至于素琴以示终、笙歌以省哀者，则非乐矣。《间传》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缟麻衣，大祥之服也。《杂记》注云：‘玄衣黄裳，则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郑志》：赵商问，郑玄答云：祥谓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谓二十七月，非谓上祥之月也。徙月而乐。许猛《释六征》曰：乐者，自谓八音克谐之乐也。谓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乐耳。而驳云：‘大祥之后，丧事终矣。’脱如此驳，禫复焉施？又驳云：‘禫中鼓琴，复有罪乎？’然禫则黄裳，未大吉也，鼓琴存乐，在礼所许。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韵，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驳云：‘禫中既得从御职事，求上何为不可？’检龙虎居丧二十六月，始是素缟麻衣，大祥之中，何谓禫乎？三年没闰，理无可疑。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郑义。丧凶尚远，而欲速除，何匆匆者哉？下府愚量，郑为得之。何者？《礼记》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远日。’又《论语》云：‘丧与其易宁戚。’而服限三年，痛尽终身。中月之解，虽容二义，尚远宁戚。又检王、杜之义，起于魏末晋初。及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郑禫二十七月之失，为六征三验，上言于晋武帝曰：‘夫礼国之大典，兆民所日用，岂可二哉。今服礻覃者各各不同，非圣世一统之谓。郑玄说二十七月禫，甚乖大义。臣每难郑失，六有征，三有验，初未能破臣难而通玄说者。’如猗之意，谓郑义废矣。太康中，许猛上言扶郑，《释六禫》，《解三验》，以郑禫二十七月为得，猗及王肃为失。而博士宋昌等议猛扶郑为衷，晋武从之。王、杜之义，于是败矣。王、杜之义见败者，晋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赞王，欲亏郑之成轨，窃所未宁。更无异义，还从前处。”
鸿又驳曰：“案三年之丧，没闰之义，懦生学士，犹或病诸。龙虎生自戎马之乡，不蒙稽古之训 ，数月成年，便惧违缓。原其本非贪荣求位，而欲责以义方，未可使尔也。且三年之丧，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以中为间，王、杜以为是月之中。郑亦未为必会经旨，王、杜岂于必乖圣意。既诸儒探赜先圣，后贤见有不同，晋武后虽从宋昌、许猛之驳，同郑禫议，然初亦从程猗，赞成王、杜之言。二论得否，未可知也。圣人大祥之后，鼓素琴，成笙歌者，以丧事既终，余哀之中，可以存乐故也。而乐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后为乐，乐必使工为之。庶民凡品，于祥前鼓琴，可无罪乎？律之所防，岂必为贵士，亦及凡庶。府之此义，弥不通矣。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为逾月则可矣。尔则大祥之后，丧事之终，鼓琴笙歌，经礼所许。龙虎欲宿卫皇宫，岂欲合刑五岁。就如郑义，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缟纰及黄裳、彩缨以居者，此则三年之余哀，不在服数之内也。衰绖则埋之于地，杖则弃之隐处，此非丧事终乎？府以大祥之后，不为丧事之终，何得复言素琴以示终也。丧事尚远日，诚如郑义。龙虎未尽二十七月而请宿卫，实为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便以深衣素缟之时，而罪同杖绖苫塊之日，于礼宪未允。详之律意，冒丧求仕，谓在斩焉草土之中，不谓除衰杖之后也。又龙虎具列居丧日月，无所隐冒，府应告之以礼，遣还终月。便幸彼味识，欲加之罪，岂是遵礼敦风，爱民之致乎？正如郑义，龙虎罪亦不合刑，匆匆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怿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氏薨，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马员外亡，并上言，未知出入犹作鼓吹不 ，请下礼官议决。太学博士封祖胄议：“《丧大记》云：期九月之丧，既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比葬，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饮酒食肉，不言不与人乐之。郑玄云：‘义服恩轻。’以此推之，明义服葬容有乐理。又《礼》：‘大功言而不议，小功议而不及乐。’言论之间，尚自不及，其于声作，明不得也。虽复功德，乐在宜止。”四门博士蒋雅哲议：“凡三司之尊，开国之重，其于王服，皆有厌绝。若尊同体敌，虽疏尚宜彻乐。如或不同，子姓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国子助教韩神固议：阙 “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适，丝竹可以肆游宴之娱，故于乐贵县，有哀则废。至若德俭如礼，升降有数，文物昭旂旗之明，锡鸾为行动之响，列明贵贱，非措哀乐于其间矣。谓威仪鼓吹依旧为允。”
兼仪曹郎中房景先驳曰：“案祖胄议以功德有丧，鼓吹不作；雅哲议齐衷卒哭，箫管必陈，准之轻重，理用未安。圣人推情以制服 ，据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于神宫，袭衰麻而奏乐。大燧一移，衰情顿尽，反心以求，岂制礼之意也。就如所言，义服恩轻，既虞而乐，正服一期，何以为断？或义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复何品节？雅哲所议，公子之丧非嫡者，既殡之后，义不阙乐。案古虽有尊降，不见作乐之文，未详此据，竟在何典？然君之于臣，本无服体，但恩诚相感，致存隐恻。是以仲遂卒垂，笙龠不入；智悼在殡，杜蒉明言。岂大伦之痛，既殡而乐乎？又神固等所议，以为笳鼓不在乐限，鸣铙以警众，声笳而清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贵贱耳，虽居哀恤，施而不废。粗而言之，似如可通，考诸正典，未为符合。案《诗》‘云钟鼓既设’，‘鼓钟伐鼛’，又云‘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言则相连，岂非乐乎？八音之数，本无笳名，推而类之，箫管之比，岂可以名称小殊，而不为乐。若以王公位重，威饰宜崇，鼓吹公给，不可私辞者，魏绛和戎，受金石之赏，钟公勋茂，蒙五熟之赐；若审功膺赏，君命必行，岂可陈嘉牢于齐殡之时，击钟磬于疑 祔之后？寻究二三，未有依据。国子职兼文学，令问所归，宜明据典谟，曲尽斟酌，率由必衷，以辨深惑。何容总议并申，无所析剖，更详得失，据典正议。”
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惠蔚，太学博士封祖胄等重议：“司空体服衰麻，心怀惨切，其于声乐，本无作理 ，但以鼓吹公仪，致有疑论耳。案鼓吹之制，盖古之军声，献捷之乐，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勋，乃得备作。方之金石，准之管弦，其为音奏，虽曰小殊，然其大体，与乐无异。是以《礼》云：‘鼓无当于五声，五声不得不和。’窃惟今者，加台司之仪，盖欲兼广威华，若有哀用之，无变于吉，便是一人之年，悲乐并用，求之礼情，于理未尽。二公虽受之于公，用之非私，出入声作，亦以娱己。今既有丧，心不在乐，笳鼓之事，明非欲闻，其从宁戚之义，废而勿作。但礼崇公卿出入之仪，至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和銮之声，佩玉之饰者，所以显槐鼎之至贵，彰宰辅之为重。今二公地处尊亲，仪殊百辟，鼓吹之用，无容全去。礼有悬而不乐，今陈之以备威仪，不作以示哀痛。述理节情，愚谓为允。”诏曰：“可从国子后议。”
清河王怿所生母罗太妃薨，表求申齐衰三年。诏礼官博议。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议：“《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母。《传》曰：‘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衣源缘，既葬除之。’《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皆谓公侯枝子 ，藉父兄以为称，其母本妾，犹击之于君，不得以子贵为夫人者也。至如应、韩启宇，厥母固自申内主之尊；凡、蒋别封，其亲亦容尽君妣之重，若然，便所谓周公制礼而子侄共尊。汉世诸王之国，称太后，宫室百官，周制京邑，自当一傍天子之式，而不用公庶之轨。魏氏已来，虽群臣称微，然尝得出临民土，恐亦未必舍近行远，服功衰与练麻也。罗太妃居王母之尊二十许载，两裔籓后，并建大邦，子孙盈第，臣吏满国，堂堂列辟，礼乐备陈，吉庆凶哀宜称情典。则不应傍之公第，仍拘先厌。愚谓可远准《春秋》子贵之文，上祔周汉侯王之体，成母后之尊，蠲帝妾之贱，申疏丧之极慕，拟功练之轻悲。诚如此：则三年之丧，无乖于自达；巨创之痛，有遂乎在中，宁成过哀，情礼俱允。”时议者不同，诏服大功。
时又疑清河国官从服之制，太学博士李景林等二十一人议：“按《礼》文，君为母三年，臣从服期。今司空自为先帝所厌，不得申其罔极。依《礼》大功 ，据丧服厌降之例，并无从厌之文。今太妃既舍六宫之黎，加太妃之号，为封君之母，尊崇一国。臣下固宜服期，不得以王服厌屈，而更有降。礼有从轻而重，义包于此。”太学博士封伟伯等十人议：“案臣从君服，降君一等。君为母三年，臣则期。今司空以仰厌先帝，俯就大功，臣之从服，不容有过。但礼文残缺，制无正条，窃附情理，谓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颇会礼意。”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议：
谨案《丧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为其母妻。《传》曰：“何以大功？先君余尊之所厌，不敢过大功也。”夫以一国之贵，子犹见厌，况四海之尊，固无申理。顷国王遭太妃忧 ，议者援引斯条，降王之服。寻究义例，颇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为王，或为大夫。士之卑贱，不得仰匹亲王，正以余厌共同，可以夺情相拟。然士非列土，无臣从服，今王有臣，复不得一准诸士矣。议者仍令国臣从服以期，嚣昧所见，未晓高趣。案《不杖章》云：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传》曰：“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传》所以深释父卒为祖服斩者，盖恐君为祖期，臣亦同期也。明臣之后期，由君服斩。若由君服斩，然后期，则君服大功，安得亦期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从期。若依为君之父母，则出应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则须去此，引此则须去彼。终不得两服功期，浑杂一图也。议者见余尊之厌不得过大功，则令王依庶昆弟；见《不杖章》有为君之父母，便令臣从服以期。此乃据残文，守一隅，恐非先圣之情，达礼之丧矣。
且从服之体，自有伦贯，虽秩微阍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细绖 ，裁逾三时，臣著疏衰，独涉两岁。案《礼》，天子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其余不服也。唯近臣阍寺，随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无所不从，而降一等。此三条是从服之通旨，较然之明例。虽近臣之贱，不过随君之服，未有君轻而臣服重者也。议者云，礼有从轻而重，臣之从君，义包于此。愚谓《服问》所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直是《礼记》之异，独此一条耳。何以知其然？案《服问》，《经》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而《大传》云：从服有六，其六曰“有从轻而重”。《注》曰：“公子之妻，为其皇姑。”若从轻而重，不独公子之妻者，则郑君宜更见流辈广论所及，不应还用《服问》之文，以释《大传》之义。明从轻而重，唯公子之妻。臣之从君，不得包于此矣。若复有君为母大功，臣从服期，当云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为母大功，臣从服期。何为不备书两条，以杜将来之惑，而偏著一事，弥结今日之疑。且臣为君母，乃是徒从，徒从之体，君亡则已。妻为皇姑，既非待从，虽公子早没，可得不制服乎？为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丧而后闻丧，则不税，盖以恩轻不能追服。假令妻在远方，姑没遥域，过期而后闻丧，复可不税服乎？若姑亡必不关公子有否，闻丧则税，不计日月远近者，则与臣之从君，聊自不同矣。
又案，臣服君党，不过五人，悉是三年，其余不服。妻服夫党 ，可直五人乎？期功以降，可得无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谓臣有合离，三谏待决；妻无去就，一醮终身。亲义既有参差，丧服固宜不等。故见厌之妇，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过从以期。所以从麻而齐，专属公子之妻；随轻而重，何关从服之臣。寻理求途，傥或在此。必以臣妻相准，未睹其津也。子熙诚不能远探坟籍，曲论长智，请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忧，巨创之痛；臣之为服，从君之义。如何君至九月，便萧然而即吉；臣犹期年，仍衰哭于君第。创巨而反轻，从义而反重。缘之人情，岂曰是哉？侍中崔光学洞今古，达礼之宗，顷探幽立义，申三年之服。虽经典无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难夺。若臣服从期，宜依侍中之论；脱君仍九月，不得如议者之谈耳。嬴氏焚坑，《礼经》残缺，故今追访靡据，临事多惑。愚谓律无正条，须准傍以定罪；礼阙旧文，宜准类以作宪。礼有期同缌功，而服如齐疏者，盖以在心实轻，于义乃重故也。今欲一依丧服，不可从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详诸二途，以取折衷，谓宜麻布，可如齐衰，除限则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蹙其日月，随君降。如此，衰麻犹重，不夺君母之严；日月随降，可塞从轻之责矣。
XXB尚书李平奏，以谓：“《礼》，臣为君党，妻为夫党，俱为从服 ， 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期。今司空臣怿自以尊厌之礼，夺其罔极之心，国臣厌所不及，当无随降之理。《礼记大传》云‘从轻而重’，郑玄注云‘公子之妻为其皇姑’。既舅不厌妇，明不厌者，还应服其本服。此则是其例。”诏曰：“《礼》有从无服而有服，何但从轻而重乎？怿今自以厌，故不得申其过隙，众臣古无疑厌之论，而有从轻之据，曷为不得申其本制也。可从尚书及景林等议。”寻诏曰：“比决清河国臣为君母服期，以礼事至重，故追而审之。今更无正据，不可背章生条。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远。礼缘人情，遇厌须变服。可还从前判，既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已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与詹事王显，中庶子侯刚奉迎肃宗于东宫，入自万岁门 ，至显阳殿，哭踊久之，乃复。王显欲须明乃行即位之礼。崔光谓显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至明？”显曰：“须奏中宫。”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光与于忠使小黄门曲集奏置并官行事。于是光兼太尉，黄门郎元昭兼侍中，显兼吏部尚书，中庶子裴俊兼吏部郎，中书舍人穆弼兼谒者仆射。光等请肃宗止哭，立于东序。于忠、元昭扶肃宗西面哭十数声，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进玺绶，肃宗跽受，服皇帝兗冕服，御太极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阶，夜直群官于庭中北面稽首称万岁。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怿表曰：“臣闻百王所尚，莫尚于礼，于礼之重，丧纪斯极。世代沿革 ，损益不同，遗风余烈，景行终在。至如前贤往哲，商榷有异。或并证经文，而论情别绪；或各言所见，而讨事共端。虽宪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论议纷纶，理归群正。莫不随时所宗，各为一代之典，自上达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孙之仪，专擅于汉朝；王肃之礼，独行于晋世。所谓共同轨文，四海画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仪，哭泣升降之节，去来阃巷之容，出入闺门之度，尚须畴谘礼官，博访儒士，载之翰纸，著在通法。辩答乖殊，证据不明，即诋诃疵谬，纠劾成罪。此乃简牒成文，可具阅而知者也。未闻有皇王垂范，国无一定之章；英贤赞治，家制异同之式。而欲流风作则，永贻来世。比学官虽建，庠序未修，稽考古今，莫专其任。暨乎宗室丧礼，百僚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轻重，率令博士一人轻尔议之。广陵王恭、北海王颢同为庶母服，恭则治重居庐，颢则齐期垩室。论亲则恭、颢俱是帝孙，语贵则二人并为蕃国，不知两服之证，据何经典。俄为舛驳，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兹已降，何可纪极。历观汉魏，丧礼诸仪，卷盈数百。或当时名士，往复成规；或一代词宗，较然为则。况堂堂四海，蔼蔼如林，而令丧礼参差，始于帝族，非所以仪刑万国，缀旒四海。臣忝官台傅，备位喉脣，不能秉国之钧，致斯爽缺。具瞻所诮，无所逃罪。谨略举恭、颢二国不同之状，以明丧纪乖异之失。乞集公卿枢纳，内外儒学，博议定制，班行天下。使礼无异准，得失有归，并因事而广，永为条例。庶尘岳沾河，微酬万一。”灵太后令曰：“礼者为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可依表定议。”事在《张普惠传》。
神龟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于瑶光寺。肃宗诏曰：“崇宪皇太后，德协坤仪，征符月晷，方融壶化 ，奄至崩殂。朕幼集荼蓼，夙凭德训，及翕虣定难，是赖谟谋。夫礼沿情制，义循事立，可特为齐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案旧事，皇太后崩仪，自复魄敛葬，百官哭临，其礼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凭居道法。凶事简速，不依配极之典；庭局狭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经奉接，义成君臣，终始情礼，理无废绝。辄准故式，立仪如别。内外群官，权改常服，单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讫而除。止在京师，更不宣下。”诏可。
十一月，侍中、国子祭酒、仪同三司崔光上言：“被台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议至尊、皇太后、群臣服制轻重。四门博士刘季明议云：‘案《丧服》，《记》虽云“改葬缌” ，文无指据，至于注解，乖异不同。马融、王肃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郑及三重。然而后来诸儒，符融者多，与玄者少。今请依马、王诸儒之议，至尊宜服缌。案《记》：“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郑注云：“为君服斩，夫人齐衰，不敢以亲服至尊也。”今皇太后虽上奉宗庙，下临朝臣，至于为姑，不得过期，计应无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缌，自余王公百官，为君之母妻，唯期而已，并应不服。’又太常博士郑六议云：‘谨检《丧服》并中代杂论，《记》云：“改葬缌。”郑注：“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亲见尸柩，不可以无服，故服缌。”三年者缌，则期已下无服。窃谓郑氏得服缌之旨，谬三月之言。如臣所见，请依康成之服缌，既葬而除。’愚以为允。”诏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会，高阳王雍以灵太后临朝，太上秦公丧制未毕，欲罢百戏丝竹之乐。清河王怿以为万国庆集，天子临享 ，宜应备设。太后访之于侍中崔光，光从雍所执。怿谓光曰：“宜以经典为证。”光据《礼记》“缟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丧，子不纯吉。安定公亲为外祖，又有师恩，太后不许公除，衰麻在体。正月朔日，还家哭临，至尊舆驾奉慰。《记》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则朋友有期年之哀。子贡云：夫子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颜渊之丧，馈练肉，夫子受之，弹琴而后食之。若子之哀，则容一期，不举乐也。孔子既大练，五日弹琴，父母之丧也。由是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心丧三年，由此而制。虽古义难追，比来发诏，每言师、祖之尊。是则一期之内，犹有余哀。且《礼》，母有丧服，声之所闻，子不举乐。今太后更无别宫，所居嘉福，去太极不为大远。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况在内密迩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智悼子丧未葬，杜蒉所以谏晋平公也。今相国虽已安厝，裁三月尔，陵坟未乾。怿以理证为然，乃从雍议。
孝静武定五年正月，齐献武王薨，时秘凶问。六日，孝静皇帝举哀于太极东堂，服齐衰三月。及将窆 ，中练。齐文襄王请自发丧之月，帝使侍中陆子彰举诏，三往敦喻，王固执，诏不许。乃从薨月。
太祖天赐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示武。更为制，令步兵陈于南，骑士陈于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盾槊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跽起前却，莫不应节。陈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后踵以为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于庙。丙申，高祖临光极堂，太子入见，帝亲诏之。事在《恂传》。六月，高祖临光极堂，引见群官。诏“比冠子恂，礼有所阙，当思往失，更顺将来。礼古今殊制，三代异章。近冠恂之礼有三失，一，朕与诸儒同误，二，诸儒违朕，故令有三误。今中原兆建，百礼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叹。《春秋》，襄公将至卫，以同姓之国，问其季几，而行冠礼。古者皆灌地降神，或有作乐以迎神。昨失作乐。至庙庭，朕以意而行拜礼，虽不得降神，于理犹差完。司马彪云，汉帝有四冠：一缁布，二进贤，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见《家语》《冠颂篇》，四加冠，公也。《家语》虽非正经，孔子之言与经何异。诸儒忽司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礼，此朝廷之失。冠礼朕以为有宾，诸儒皆以为无宾，朕既从之，复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谓。”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谢。高祖曰：“昔裴頠作冠仪，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复何愧。”
正光元年秋，肃宗加元服，时年十一。既冠，拜太庙，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舆服之制，秦汉已降，损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后，典礼之用，故有阙焉。太祖世所制车辇，虽参采古式，多违旧章。今案而书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舆辇辂：龙辀十六，四衡，毂朱班，绣轮，有雕虬、文虎、盘螭之饰。龙首衔扼，鸾爵立衡，圆盖华虫，金鸡树羽，蛟龙游苏。建太常十有二游，画日月升龙。郊天祭庙则乘之。
乾象辇：羽葆，圆盖华虫，金鸡树羽，二十八宿，天阶云罕，山林云气、仙圣贤明、忠孝节义、游龙、飞凤、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奇禽异兽可以为饰者皆亦图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庙则乘之。
大楼辇：辀十二，加以玉饰，衡轮雕彩，与辇辂同，驾牛二十。
小楼辇：辀八，衡轮色数与大楼辇同，驾牛十二。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庙，亦乘之。
象辇：左右凤凰，白马，仙人前却飞行，驾二象。羽葆旒苏，龙旗旌旍麾，其饰与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庙之副乘也。
马辇、重级，其饰皆如之。缋漆直辀六，左右騑驾。天子籍田、小祀时，则乘之。
卧辇：其饰皆如之。丹漆，驾六马。
游观辇：其饰亦如之。驾马十五匹，皆白马朱髦尾。天子法驾行幸、巡狩、小祀时，则乘之。
七宝旃檀刻镂辇：金薄隐起。
马辇：天子三驾所乘，或为副乘。
缁漆蜀马车：金薄华虫隐起。
轺轩：驾驷，金银隐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驾游宴所乘，亦为副乘。
金根车：羽葆，旒，画辀轮，华首，彩轩交落，左右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庙，籍田先蚕，则乘之。长公主、大贵、公主、封君、诸王妃皆得乘，但右騑而已。
太祖初，皇太子、皇子皆鸾辂立乘，画辀龙首，朱轮绣毂，彩盖朱裹，龙旌九游，画云楱。皇子封则赐之，皆驾驷。
又有轺车：缁漆，紫宪朱裹，驾一马，为副乘。
公安车：缁漆，紫盖朱裹，画辀，朱雀、青龙、白虎，龙旗八游，驾三马。轺车与王同。
候车：与公同。七游，紫盖青里，驾二马。副车亦如之。
子车：缁漆，草蠡文，六游，皁盖青裹，驾一马。副车亦如之。
阙 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则乘之。宗庙小祀，乘轺轩而已。至高祖太和中，诏仪曹令李韶监造车辂，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兴二年，命礼官捃采古事，制三驾卤簿。。一曰大架，设五辂，建太常，属车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隶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仆御从。轻车介士，千乘万骑，鱼丽雁行。前驾，皮轩、阘戟、芝盖、云罕、指南；后殿，豹尾。鸣葭唱，上下作鼓吹。军戎、大祠则设之。二曰法驾，属车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车都尉御。巡狩、小祠则设之。三曰小驾，属车十二乘。平城令、太仆奉引，常侍陪乘，奉车郎御。游宴离宫则设之。二至郊天地，四节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亲行，乐加钟悬，以为迎送之节焉。
天赐二年初，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陈卤簿。列步骑，内外为四重，列标建旌，通门四达，五色车旗各处其方。诸王导从在钾骑内，公在幢内，侯在步槊内，子在刀盾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
肃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刘腾等奏：“中宫仆刺列车舆朽败。自昔旧都，礼物颇异，迁京已来，未复更造。请集礼官，以裁其制。”灵太后令曰：“付尚书量议。”太常卿穆绍，少卿元端，博士郑六、刘台龙等议：“案《周礼》王后之五辂：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雕面鹥总，皆有容盖；翟车贝面组总，有握；辇车，组輓，有翣，羽盖。重翟，后从王祭祀所乘，厌翟，后从王宾飨诸侯所乘；安车，后朝见于王所乘；翟车，后出桑则乘；辇车，后宫中所乘。谨以《周礼》圣制，不刊之典，其礼文尤备。孔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逾。以此言之，后王舆服典章，多放周式。虽文质时变，辂名宜存，雕饰虽异，理无全舍。当今圣后临朝，亲览庶政，舆驾之式，宜备典礼。臣等学缺通经，叨参议末，辄率短见，宜准《周礼》备造五辂，雕饰之制，随时增减。”
太学博士王延业议：“案《周礼》，王后有五辂，重翟以从王祠，厌翟以从王飨宾客，安车以朝见于王，翟车以亲桑，辇车宫中所乘。又《汉舆服志》云：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殷人以为大辂，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车。汉承秦制，御为乘舆。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车，加交络、帷裳，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云虡文画辀，黄金涂五末，盖爪，在右騑，驾三马。阮谌《礼图》并载秦汉已来舆服，亦云：金根辂，皇后法驾乘之，以礼婚见庙；乘辂，后法驾乘之以亲桑；安车，后小驾乘之以助祭；山軿车，后行则乘之；绀罽軿车，后小行则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阁舆，后出入阁、宫中小游则乘之。晋《先蚕仪注》：皇后乘云母安车，驾六鬼。案周、秦、汉、晋车舆仪式，互见图书，虽名号小异，其大较略相依拟。金根车虽起自秦造，即殷之遗制，今之乘舆五辂，是其象也，华饰典丽，容观庄美。司马彪以为孔子所谓乘殷之辂，即此之谓也。案《阮氏图》，桑车亦饰以云母，晋之云母车即是，一与周之翟车其用正同。安车既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軿车，案《图》饰之以紫。绀罽軿车，虽制用异于厌翟，而实同用。于今入阁舆与辇，其用又同。案《图》，今之黑漆画扇辇，与周之辇车其形相似。窃以为秦减周制，百事创革，官名轨式，莫不殊异。汉魏因循，继踵仍旧，虽时有损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圣久远，典仪殊缺，时移俗易，物随事变。虽经贤哲，祖袭无改。伏惟皇太后睿圣渊凝，照临万物，动循典故，贻则后王。今辄竭管见，稽之《周礼》，考之汉晋，采诸图史，验之时事，以为宜依汉晋：法驾，则御金根车，驾四马，加交络帷裳；御云母车，驾四马，以亲桑；其非法驾则御紫罽軿车，驾三马；小驾则御安车，驾三马，以助祭；小行则御绀罽軿车，驾三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宫中出入，则御画扇辇车。案旧事，比之《周礼》，唯阙从王飨宾客及朝见于王之乘。窃以为古者诸侯有朝会之礼，故有从飨之仪。今无其事，宜从省略。又今之皇居，宫掖相逼，就有朝见，理无结驷，即事考实，亦宜阙废。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礼》所无，施之于今，实合事要。损益不同，用舍随时，三代异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云母，驾马或三或六，访之《经礼》，无驾六之文。今之乘舆，又皆驾四，义符古典，宜仍驾四。其余小驾，宜从驾三。其制用形饰，备见图志。”
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澄、尚书左仆射元晖、尚书右仆射李平、尚书齐王萧宝夤、尚书元钦、尚书元昭、尚书左丞卢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刘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进、三公郎中崔鸿、长兼驾部郎中薛悦、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骑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长兼右外兵郎中郑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书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颖、左民郎中张均、金部郎中李仲东、库部郎中贾思同、国子博士薛祯、邢晏、高谅、奚延、太学博士邢湛、崔瓚、韦朏、郑季期、国子助教韩神固、四门博士杨那罗、唐荆宝、王令俊、吴珍之、宋婆罗、刘燮、高显邕、杜灵俊、张文和、陈智显、杨渴侯、赵安庆、贾天度、艾僧、吕太保、王当百、槐贵等五十人，议以为：“皇太后称制临朝，躬亲庶政，郊天祭地，宗庙之礼，所乘之车，宜同至尊，不应更有制造。《周礼》，魏晋虽有文辞，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为一代典。臣以太常、国子二议为疑，重集群官，并从今议，唯恩裁决。”灵太后令曰：“群官以后议折中者，便可如奏。”
太祖天兴元年冬，诏仪曹郎董谧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六年，又昭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犹未周洽。肃宗时，又诏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及在朝名学更议之，条章粗备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仪同三司崔光表：“奉诏定五时朝服，案北京及迁都以来，未有斯制，辄勒礼官详据。”太学博士崔瓚议云：“《周礼》及《礼记》，三冠六冕，承用区分，璅玉五彩，配饰亦别，都无随气春夏之异。唯《月令》有青旗、赤玉、黑衣、白辂，随四时而变，复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黄。以此而推，五时之冠，《礼》既无文，若求诸正典，难以经证。案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及《祭祀志》云：迎气五郊，自永平中以《礼谶》并《月令》迎气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又云五郊衣帻，各如方色。又《续汉礼仪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帻。秋夏悉如其色。自汉逮于魏晋，迎气五郊，用帻从服，改色随气。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旧，未闻有变。今皇魏宪章前代，损益从宜。五时之冠，愚谓如汉晋用帻为允。”灵太后令曰：“太傅博学，洽通多识，前载既综朝仪，弥悉其事，便可谘访，以决所疑。”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怿、给事黄门侍郎韦延祥奏：“谨案前敕，制五时朝服，尝访国子议其旧式。太学博士崔瓚等议：‘自汉逮于魏晋，迎气五郊，用帻从服，改色随气。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旧，未闻有变。今皇魏宪章前代，损益从宜。五时之冠，谓如汉晋用帻为允。’尚书以礼式不经，请访议事，奉敕付臣，令加考决。臣以为帝王服章，方为万世则，不可轻裁。请更集礼官下省定议，蒙敕听许。谨集门下及学官以上四十三人，寻考史传，量古校今，一同国子前议。帻随服变，冠冕弗改。又四门博士臣王僧奇、蒋雅哲二人，以为五时冠冕，宜从衣变。臣等谓从国子前议为允。”灵太后令曰：“依议。”
志第十四 乐五
气质初分，声形立矣。圣者因天然之有，为入用之物；缘喜怒之心，设哀乐之器。蒉桴苇龠，其来自久。伏羲弦琴 ，农皇制瑟，垂钟和磬，女娲之簧，随感而作，其用稍广。轩辕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护》、《武》之属，圣人所以移风易俗也。故在《易》之《豫》，义明崇德。《书》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周礼》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沽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奏之六变，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沽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变，地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召》之舞，奏之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矣。此所以协三才，宁万国也。凡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帖滞之音。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奸声感人，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气感人，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莫不和顺；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又有韎昧任禁之乐，以娱四夷之民。斯盖立乐之方也。
三代之衰，邪音间起，则有烂漫靡靡之乐兴焉。周之衰也，诸侯力争，浇伪萌生 ，淫慝滋甚，竞其邪，忘其正，广其器，蔑其礼，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晋平公闻清角而颠陨，魏文侯听古雅而眠睡，郑、宋、齐、卫，流宕不反，于是正乐亏矣。大乐感于风化，与世推移，治国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随时隆替，不常厥声。延陵历听诸国，盛衰必举，盖所感者著，所识者深也。乐之崩矣，秦始灭学，经亡义绝，莫采其真。人重协俗，世贵顺耳，则雅声古器几将沦绝。汉兴，制氏但识其铿锵鼓舞，不传其义，而于郊庙朝廷，皆协律新变，杂以赵、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晔上书切谏，丙强、景武显著当时，通儒达士所共叹息矣。后汉东平王苍总议乐事，颇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黄巾、董卓以后，天下丧乱，诸乐亡缺。魏武即获杜夔，令其考会古乐，而柴玉、左延年终以新声宠爱。晋世荀勖典乐，与郭夏宋识之徒共加研集，谓为合古，而阮咸讥之。金行不永，以至亡败，哀思之来，便为验矣。夫大乐与天地同和，苟非达识至精，何以体其妙极。自汉以后，舞称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则不袭之义也。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冉闵 ，遂克之。王猛平鄴，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 ，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后更制宗庙。皇帝入庙门，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曲终，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飨也；皇帝行礼七庙，奏《陛步》，以为行止之节；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旧礼：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坛西，备列金石，乐具，皇帝入兆内行礼，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
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牴、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 ，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 ，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
高宗、显祖无所改作。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 ，声曲多亡。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 ，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
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
十五年冬，高祖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
十六年春，又诏曰：“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至乃《箫韶》九奏，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闻《韶》，正乐于返鲁。逮汉魏之间，乐章复阙，然博采音韵，粗有篇条。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比太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览其所请，愧感兼怀。然心丧在躬，未忍阙此。但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参议也。”闾历年考度，粗以成立，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崩，未几，闾卒。
先是，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诏曰：“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燮理音准，其书二卷并表悉付尚书。夫礼乐之事，有国所重，可依其请，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乐署，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书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并具书表付外考试，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诣署集议。但六乐该深，五声妙远。至如仲尼渊识，故将忘味；吴札善听，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榷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制“可”。时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孙崇复表言：“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静荒嵎，廓宁宇内，凶丑尚繁，戎轩仍动，制礼作乐，致有阙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钟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箫韶》而忘味。以故中书监高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绍踪成均，实允所寄。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缉理。谨即广搜秬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依律并就。但权量差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钟律准度，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余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淹赞大猷，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诏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
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度数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可”。芳上尚书言：“词乐谐音，本非所晓，且国之大事，亦不可决于数人。今请更集朝彦，众辨是非，明取典据，资决元凯，然后营制。”肇及尚书邢峦等奏许，诏“可”。于是芳主修营。时扬州民张阳子、义阳民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芳皆请令教习，参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闻乐者，感物移风，讽氓变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汤武所以阙一版 改章功德。晋氏失政，中原纷荡。刘石以一时奸雄，跋扈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趑趄关辅。于是礼坏乐隳，废而莫理。大魏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古乐亏阙，询求靡所，故顷年以来，创造非一，考之经史，每乖典制。遂使铿锵之礼，未备于效庙；鼓舞之式，尚阙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礼乐是司，所以仰惭俯愧，不遑宁处者矣。自献春被旨，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终始，莫之能异。谨以申闻，请与旧者参呈。若臣等所营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既岁聿云暮，三朝无远，请共本曹尚书及郎中部率呈试。如蒙允许，赐垂敕判。”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鼓吹杂曲遂寝焉。
初，御史中尉元匡与芳等竞论钟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复上言其事，太师、高阳王雍等奏停之。
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
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之律，后虽有存，晓之者鲜。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授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颇授琴，文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而张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权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定。此则非仲儒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徽，则徽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案尽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柱有高下，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望风拱手。又案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于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十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儒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准常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尽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官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
上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仲儒寻准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缓急，艰难若此。而张光等亲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识其器，又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脩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然后为奇哉！但仲儒自省肤浅，才非一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
时尚书萧宝夤奏言：“金石律吕，制度调均，中古已来鲜或通晓。仲儒虽粗述书文，颇有所说，而学不师授，云出己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后克谐。上违成敕用旧之旨，辄持己心，轻欲制作。臣窃思量，不合依许。”诏曰：“礼乐之事，盖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丰王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博探古今乐事，令其门生河间信都芳考算之。属天下多难，终无制造。芳后乃撰延明所集《乐说》并《诸器物准图》二十余事而注之，不得在乐署考正声律也。
普泰中，前废帝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莹表曰：
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书》曰：“戛击鸣球，拊搏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言志，律和声，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礼。故乐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发其歌颂，荐之宗庙则灵祇飨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协其志，乐之时义大矣哉！虽复沿革异时，晦明殊位，周因殷礼，百世可知也。
太祖道武皇帝应图受命，光宅四海，义合天经，德符地纬，九戎荐举，五礼未详。太宗、世祖重辉累耀，恭宗、显祖诞隆丕基，而犹经营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绪，纂无为之运，帝图既远，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乐，闾寻去世，未就其功。闾亡之后，故太乐令公孙崇续修遗事，十有余载，崇敷奏其功。时太常卿刘芳以崇所作，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请更修营，被旨听许。芳又厘综，久而申呈。时故东平王元匡共相论驳，各树朋党，争竞纷纶，竟无底定。及孝昌已后，世属艰虞，内难孔殷，外敌滋甚。永安之季，胡贼入京，燔烧乐库，所有之钟悉毕贼手，其余磬石，咸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敕营造乐器，责问太乐前来郊丘悬设之方，宗庙施安之分。太乐令张乾龟答称芳所造六格：北厢黄钟之均，实是夷则之调，其余三厢，宫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乐人尚存；又有沽洗、太蔟二格，用之后宫，检其声韵，复是夷则，于今尚在。而芳一代硕儒，斯文攸属，讨论之日，必应考古，深有明证。乾龟之辨，恐是历岁稍远，伶官失职。芳久殂没，遗文销毁，无可遵访。臣等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礼；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至于布置，不得相生之次，两均异宫，并无商声，而同用一徵。《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计五音不具，则声岂成文；七律不备，则理无和韵。八音克谐，莫晓其旨。圣道幽玄，微言已绝，汉魏已来，未能作者。案《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言于齐侯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魏侍中缪袭云：《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乐制既亡，汉成谓《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祀圜丘、方泽，群庙祫祭之时则可兼舞四代之乐。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汉以祭天。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复知者。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阙 之法，《礼运》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以律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纪营造。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声韵区别。盖理三稔，于兹始就，五声有节，八音无爽，笙镛和合，不相夺伦，元日备设，百僚允瞩。虽未极万古之徽踪，实是一时之盛事。
窃惟古先哲王制礼作乐，各有所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尧舜之异名，《大夏》、《大濩》禹汤之殊称，周言《大武》，秦曰《寿人》。及焚书绝学之后，旧章沦灭，无可准据。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迎神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为《盛德》。光武庙奏《大武》，诸帝庙并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及卯金不祀，当涂勃兴，魏武庙乐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总号《大钧》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时，晋氏之乐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损益相缘，徽号殊别者也。而皇魏统天百三十载，至于乐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风，章明功德，赞扬懋轨，垂范无穷者矣。
案今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揽先诰，大为纰缪。古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皇后礼数，德合王者，名器所资，岂同于大夫哉。《孝经》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礼记王制》“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论语》“禹卑宫室，尽力于沟洫”，“恶衣食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乐过于天地乎！失礼之差，远于千里。莫汉孝武帝东巡狩封禅，还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明其无减。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莹等奏求造十二悬，六悬裁讫，续复营造，寻蒙旨判。今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钣鐏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为八，宫悬两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若圜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诸祀虽时日相碍，用之无阙。孔子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曰：“鲁有禘乐，宾祭用之。”然则天地宗庙同乐之明证也。其升斗权量，当时未定，请即刊校，以为长准。
周存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庙，各有所施，但世运遥缅，随时亡缺。汉世唯有虞《韶》、周《武》，魏为《武始》、《咸熙》，错综风声，为一代之礼。晋无改造，易名《正德》。今圣朝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庙：武舞执干戚，著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裤袜、黑韦鞮；文舞执羽龠，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庙庭：武舞，武弁、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练领袖、皁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袜、黑韦鞮；文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裤，服同上。其魏晋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声歌各异。今之太庙，连基接栋，乐舞同奏，于义得通。
自中烦丧乱，晋室播荡，永嘉已后，旧章湮没。太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自高祖迁居，世宗晏驾，内外多事，礼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属二十三曲，犹得击奏，足以阐累圣之休风，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义光下武，道契玄机，业隆宝祚，思服典章，留心轨物，反尧舜之淳风，复文武之境土，饰宇宙之仪刑，纳生人于福地，道德熙泰，乐载新声，天成地平，于是乎在。乐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参厕问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惧。
诏：“其乐名付尚书博议以闻。”
其年夏，集群官议之。莹复议曰：“夫乐所以乘灵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风声，丝竹申其歌咏。郊天祠地之道，虽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经千载而不昧。是以黄帝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为《大章》，舜则《大韶》，禹为《大夏》、汤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寿人》，汉为《大予》，魏名《大钧》，晋曰《正德》。虽三统互变，五运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号殊别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载德，累叶重光，或以文教兴邦，或以武功平乱，功成治定，于是乎在。及主上龙飞载造，景命惟新，书轨自同，典刑罔二，复载均于两仪，仁泽被于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克谐，乐舞之名，宜以详定。案周兼六代之乐，声律所施，咸有次第。灭学以后，经礼散亡，汉来所存，二舞而已。请以《韶舞》为《崇德》，《武舞》为《章烈》，总名曰《嘉成》。汉乐章云：‘高张四县，神来燕飨。’宗庙所设，宫悬明矣。计五郊天神，尊于人鬼；六宫阴极，体同至尊。理无减降，宜皆用宫悬。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旧式。庶得以光赞鸿功，敷扬大业。”录尚书事长孙稚已下六十人同议申奏，诏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以‘成’为号，良无间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为名，今可准古为《大成》也。凡音乐以舞为主，故干戈羽龠，礼亦无别，但依旧为文舞、武舞而已。余如议。”
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彧并为郊庙歌词而迄不施用，乐人传习旧曲，加以讹失，了无章句。后太乐令崔九龙言于太常卿祖莹曰：“声有七声，调有七调，以今七调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恐诸曲名，后致亡失，今辄条记，存之于乐府。”莹依而上之。九龙所录，或雅或郑，至于谣俗、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谬舛，莫识所由，随其淫正而取之。乐署今见传习，其中复有所遗，至于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役。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泽、上辛、地祗、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焉。
志第十五 食货六
夫为国为家者，莫不以谷货为本。故《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其在《易》曰“聚人曰财”，《周礼》以九职任万民 ，以九赋敛财贿。是以古先哲王莫不敬授民时，务农重谷，躬亲千亩，贡赋九州。且一夫不耕，一女不织，或受其饥寒者。饥寒迫身，不能保其赤子，攘窃而犯法，以至于杀身。迹其所由，王政所陷也。夫百亩之内，勿夺其时，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 ，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
太宗永兴中，频有水旱，诏简宫人非所当御及非执作伎巧，自余出赐鳏民。神瑞二年，又不熟 ，京畿之内，路有行馑。帝以饥将迁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计乃止。于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留农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郭，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教行三农，生殖九谷；教行园囿，毓长草木；教行虞衡，山泽作材；教行薮牧，养蕃鸟兽；教行百工，饬成器用；教行商贾，阜通货贿；教行嫔妇，化治丝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岁数丰穰，畜牧滋息。
泰常六年，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
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韧膳府。
先是，禁纲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谷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始光三年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
神二年，帝亲御六军，略地广漠。分命诸将，穷追蠕蠕，东至瀚海，西接张掖，北度燕然山，大破之，虏其种落及马牛杂畜方物万计。其后复遣成周公万度归西伐焉耆，其王鸠尸卑那单骑奔龟兹，举国臣民负钱怀货，一时降款，获其奇宝异玩以巨万，驼马杂畜不可胜数。度归遂入龟兹，复获其殊方瑰诡之物亿万已上。是时方隅未克，帝屡亲戎驾，而委政于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农职之教，事在《帝纪》。此后数年之中，军国用足矣。
高宗时，牧守之官，颇为货利。太安初，遣使者二十余辈循行天下，观风俗，视民所疾苦。诏使者察诸州郡垦殖田亩、饮食衣服、闾里虚实、盗贼劫掠、贫富强劣而罚之，自此牧守颇改前弊，民以安业。
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难，收获珍宝，府藏盈积。和平二年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其铭曰：“九州致贡，殊域来宾，乃作兹器，错用具珍。假以紫金，镂以白银，范围拟载，吐耀含真。纤文丽质，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其年冬，诏出内库绫锦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四年春，诏赐京师之民年七十已上太官厨食以终其身。
显祖即位，亲行俭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赈益黎庶。至天安、皇兴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言刘彧淮北青、冀、徐、兗、司五州告乱请降，命将率众以援之。既临其境，青冀怀贰，进军围之，数年乃拔。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帝深以为念。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器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先是太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将与除之。尚书毛法仁曰：“此是军国资用，今顿罢之，臣愚以为不可。”帝曰：“使地利无穷，民力不竭，百姓有余，吾孰与不足。”遂免之。未几，复调如前，至是乃终罢焉。于是赋敛稍轻，民复赡矣。
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令任服用。后乃渐至滥恶，不依尺度。高祖延兴三年秋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检察与同罪。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谓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秦、洛、豫、怀、兗、陕、徐、青、齐、济、南豫、东兗、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汾、秦、安、营、豳、夏、光、郢、东秦，司州万年、雁门、上谷、灵丘、广宁、平凉郡，怀州邵郡上郡之长平、白水县，青州北海郡之胶东县、平昌郡之东武平昌县、高密郡之昌安高密夷安黔陬县，泰州河东之蒲坂、汾阴县，东徐州东莞郡之莒、诸、东莞县，雍州冯翊郡之莲芍县、咸阳郡之宁夷县、北地郡之三原云阳铜官宜君县，华州华山郡之夏阳县，徐州北济郡之离狐丰县、东海郡之赣榆襄贲县，皆以麻布充税。
九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恆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
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
诸还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
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役有土居者，依法封授。
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诸民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
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恆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
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廕附。廕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
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乃诏曰：“夫任土错贡，所以通有无；井乘定赋，所以均劳逸。有无通则民财不匮，劳逸均则人乐其业。此自古之常道也。又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是以三典所同，随世洿隆；贰监之行，从时损益。故郑侨复丘赋之术，邹人献盍彻之规。虽轻重不同，而当时俱适。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虽建九品之格，而丰埆之土未融；虽立均输之楷，而蚕绩之乡无异。致使淳化未树，民情偷薄。朕每思之，良怀深慨。今革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使知去烦即简之要。”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免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留业者，皆令主司审核，开仓赈贷。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检集，为粥于术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间甚多喂死者。时承平日久，府藏盈积，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刀鉾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缯布丝纩诸所供国用者，以其大半班赍百司，下至工商皁隶，逮于六镇边戍，畿内鳏寡孤独贫癃者，皆有差。
十二年，诏群臣求安民之术。有司上言：“请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丰年籴贮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一，籴之于民。如此，民必力田以买绢，积财以取粟。官，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民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
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恆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寇所盗掠焉。
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年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其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故常炼锻为刀，送于武库。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灵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负物而取之，又数赉禁内左右，所费无赀，而不能一丐百姓也。
自徐杨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乃令番戍之兵，营起屯田，又收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积为边备。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
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恆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雇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雇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雇价，应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复治杂事，计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唯达雷陂。其陆路从雷陂至仓库，调一车雇绢一匹，租一车布五匹，则于公私为便。”
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计称：“效立于公，济民为本；政列于朝，润国是先。故大禹疏决，以通四载之宜；有汉穿引，受纳百川之用。厥绩显于当时，嘉声播于图史。今校薛钦之说，虽迹验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车，是其策之长者。若以门兵造舟，便为阙彼防御，无容全依。宜令取雇车之物，市材执作，及仓库所须，悉以营办。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纲典各受租调于将所，然后付之。十车之中，留车士四人佐其守护。粟帛上船之日，随运至京，将共监慎，如有耗损，其倍征。河中缺失，专归运司。输京之时，听其即纳，不得杂合，违失常体。必使量上数下，谨其受入，自余一如其列。计底柱之难，号为天险，迅惊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陈便利，无容辄抑。若效充其说，则附例酬庸，如其不验，征填所损。今始开创，不可悬生减折，且依请营立。一年之后，须知赢费。岁遣御史校其虚实，脱有乖越，别更裁量。”尚书崔休以为刳木为舟，用兴上代；凿渠通运，利尽中古。是以漕輓河渭，留侯以为伟谈；方舟蜀汉，郦生称为口实。岂直张纯之奏，见美东都；陈勰之功，事高晋世。其为利益，所从来久矣。案钦所列，实允事宜；郎中之计，备尽公理。但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况乃漳洹夷路，河济平流，而不均彼省烦，同兹巨益。且鸿沟之引宋卫，史牒具存；讨虏之通幽冀，古迹备在。舟车省益，理实相悬；水陆难易，力用不等。昔忝东州，亲迳阙
验，斯损益不可同年而语。请诸通水运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比之僦车，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无壅滞。如此，则发召匪多，为益实广，一尔暂劳，久安永逸。”录尚书、高阳王雍，尚书仆射李崇等奏曰：“运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车息耗，实相殊绝。钦之所列，关西而已，若域内同行，足为公私巨益。谨辄参量，备如前计，庶征召有减，劳止小康。若此请蒙遂，必须沟洫通流，即求开兴修筑。或先以开治，或古迹仍在，旧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闲月，令疏通咸讫，比春水之时，使运漕无滞。”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
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后寇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所亡器械资粮不可胜数，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孝昌二年冬，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
庄帝初，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无第者输五百石，听正九品出身，一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
孝静天平初，以迁民草创，资产未产，诏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赈之。三年夏，又赈迁民禀各四十日。其年秋，并、肆、汾、建、晋、泰、陕、东雍、南汾九州霜旱，民饥流散。四年春，诏所在开仓赈恤之，而死者甚众。时诸州调绢不依旧式，齐献武王以其害民，兴和三年冬，请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天下利焉。
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宽简，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共国用所须，别为条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民，又辄障吝。强弱相陵，闻于远近。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与细民竞兹赢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者吝守，卑贱远来，超然绝望。是以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且十一之税，自古及今，取辄以次，所济为广。自尔沾洽，远近齐平，公私两宜，储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后兴等词称请供百官食盐二万斛之外，岁求输马千匹、牛五百头。以此而推，非可稍计。后中尉甄琛启求罢禁，被敕付议。尚书执奏，称琛启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请依常禁为允。诏依琛计。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若无大宥，罪合推断。详度二三，深乖王法。臣等商量，请依先朝之诏，禁之为便。防奸息暴，断遣轻重，亦准前旨。所置监司，一同往式。”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以至于永熙。
自迁鄴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
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臣闻《洪范》八政，货居二焉。《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国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高祖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兗豫之域。致使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断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时被敕云：‘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年末悉令断之。’延昌二年，徐州民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镮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尚有事，且依旧用。”
澄又奏：“臣猥属枢衡，庶罄心力，常愿货物均通，书轨一范。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入出。布犹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今世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臣比奏求宣下海内，依式行钱。登被旨敕，‘钱行已久，且何依旧’。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恆模，宁可专贸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繦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世之宜，谓为深允。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鸡眼、镮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恆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治利，并宜开铸。”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
建义初，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至永安二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二市赏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迁鄴之后，轻滥尤多。武定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小薄之钱，若即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时谷颇贵，请待有年。上从之而止。
志第十六 刑罚七
二仪既判，汇品生焉，五才兼用，废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爱恶。阴阳所育 ，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乐之心，应感而动，动而逾变。淳化所陶，以下淳朴。故异章服，画衣冠，示耻申禁，而不敢犯。其流既锐，奸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故《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眚灾肆赦。”舜命咎繇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周礼》：建三典，刑邦国，以五听求民情，八议以申之，三刺以审之。左嘉石，平罢民；右肺石，达穷民。宥不识，宥过失，宥遗忘；赦幼弱，赦耄耋，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吕侯度作祥刑，以诘四方，五刑之属增矣。夫疑狱泛问，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先王之爱民如此，刑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 ，连相坐之法。风俗凋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王之典，制挟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纲密于凝脂，奸伪并生，赭衣塞路，狱犴淹积，囹圄成市。于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汉祖入关，蠲削烦苛，致三章之约。文帝以仁厚，断狱四百，几致刑措。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路温舒上书曰：“夫狱者天下之命，《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治狱吏，非不慈仁也。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宣帝善之。痛乎！狱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狱，所以求生；今之立狱，所以求杀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魏武帝造甲子科条，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罚金之坐，除妇人加笞之制。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自太祖拨乱 ，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 ，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
穆帝时，刘聪、石勒倾复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 ，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 ，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 ，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
太宗即位，修废官，恤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庶政复有叙焉。帝既练精庶事 ，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诏司徒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分大辟为二科死 ，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谕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是后民官渎货，帝思有以肃之。太延三年，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凡庶之凶悖者，专求牧宰之失，迫肋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若也。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 ，谘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初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 ，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纲大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能阐明刑典。
高宗初，仍遵旧式。太宗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 ，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贺上言：“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诏从之。
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帝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高祖 ，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
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诛。自狱付中书复案，后颇上下法 ，遂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显祖末年，尤重刑罚，言及常用恻怆。每于狱案，必令复鞫，诸有囚系 ，或积年不斩。群臣颇以为言。帝曰：“狱滞虽非治体，不犹愈乎仓卒而滥也。夫人幽苦则思善，故囹圄与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轻恕耳。”由是囚系虽淹滞，而刑罚多得其所。又以敕令屡下，则狂愚多侥幸，故自延兴，终于季年，不复下赦。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陷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或绝命于杖下。显祖知其若此，乃为之制。其捶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悉依令。皆从于轻简也。
高祖驭宇，留心刑法。故事，斩者皆裸形伏质，入死者绞，虽有律 ，未之行也。太和元年，诏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旧典，务从宽仁。”司徒元丕等奏言：“圣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袒斩，盗及吏受赇各绞刑，踣诸甸师。”又诏曰：“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纲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列 ，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渲斗于街术。吏民安其职业。
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 ，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囚颈，伤内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吏持此以为能。帝闻而伤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证而不款辟者 ，不得大枷。
律：“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禄制，更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 ，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帝哀矜庶狱，至于奏谳，率从降恕，全命徙边，岁以千计。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
十一年春，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又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 ，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秋八月诏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冬十月，复诏公卿令参议之。
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 ，著之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 ，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
永平元年秋七月，诏尚书检枷杖大小违制之由，科其罪失。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尚书邢峦 ，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继等奏曰：“臣等闻王者继天子物，为民父母，导之以德化，齐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务于三讯五听，不以木石定狱。伏惟陛下子爱苍生，恩侔天地，疏纲改祝，仁过商后。以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伤，爰降慈旨，广垂昭恤。虽有虞慎狱之深，汉文恻隐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诸犯年刑已上枷锁，流徙已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丑、重械，又无用石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缘增加，遂为恆法。进乖五听，退违令文，诚宜案劾，依旨科处，但踵行已久，计不推坐。检杖之小大，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无成制。臣等参量，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诸台、寺、州、郡大枷，请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讯所用。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不听非法拷人，兼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未几，狱官肆虐，稍复重大。
《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延昌二年春，尚书刑峦奏：“窃详王公已下 ，或析体宸极，或著勋当时，咸胙土授民，维城王室。至于五等之爵，亦以功锡，虽爵秩有异，而号拟河山，得之至难，失之永坠。刑典既同，名复殊绝，请议所宜，附为永制。”诏议律之制，与八座门下参论。皆以为：“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余资，复降阶而叙。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实爽。愚谓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于散男。其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诏从之。
其年秋，符玺郎中高贤、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贤同元愉逆，除名为民，会赦之后 ，被旨勿论。尚书邢峦奏：“案季贤既受逆官，为其传檄，规扇幽瀛，遘兹祸乱，据律准犯，罪当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赖蒙大宥，身命获全，除名还民，于其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属相及。体既相及，事同一科，岂有赦前皆从流斩之罪，赦后独除反者之身。又缘坐之罪，不得以职除流。且货赇小愆，寇盗微戾，赃状露验者，会赦犹除其名。何有罪极裂冠，衅均毁冕，父子齐刑，兄弟共罚，赦前同斩从流，赦后有复官之理。依律则罪合孥戮，准赦例皆除名。古人议无将之罪者，毁其室，洿其宫，绝其踪，灭其类。其宅犹弃，而况人乎？请依律处，除名为民。”诏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员外非在正侍之限，便可悉听复仕。”
三年，尚书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鄃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案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 ，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诏曰：“律称和卖人者，谓两人诈取他财。今羊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乖，而两各非诈。此女虽父卖为婢，体本是良。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真卖。于情不可。更推例以为永式。”
延尉少卿杨钧议曰：“谨详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别条‘卖子孙者，一岁刑’。卖良是一，而刑死悬殊者 ，由缘情制罚，则致罪有差。又详‘君盗强盗，首从皆同’，和掠之罪，固应不异。及‘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然五服相卖，皆有明条，买者之罪，律所不载。窃谓同凡从法，其缘服相减者，宜有差，买者之罪，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但羊皮卖女为婢，不言追赎，张回真买，谓同家财，至于转鬻之日，不复疑虑。缘其买之于女父，便卖之于他人，准其和掠，此有因缘之类也。又详恐喝条注：‘尊长与之已决，恐喝幼贱求之。’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而张回本买婢于羊皮，乃真卖于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流为允。”
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案律‘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亲及妾与子妇流’。唯买者无罪文。然”卖者既以有罪，买者不得不坐。但卖者以天性难夺，支属易遗 ，尊卑不同，故罪有异。买者知良故买，又于彼无亲。若买同卖者，即理不可。何者？‘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此亦非掠，从其真买，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买者之坐，自应一例，不得全如钧议，云买者之罪，不过卖者之咎也。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之义，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别条：‘知人掠盗之物而故卖者，以随从论。’依此律文，知人掠良，从其宜买，罪止于流。然其亲属相卖，坐殊凡掠。至于买者，亦宜不等。若处同流坐，于法为深。准律斟降，合刑五岁。至如买者，知是良人，决便真卖，不语前人得之由绪。前人谓真奴婢，更或转卖，因此流洞，罔知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沉贱隶，无复良期。案其罪状，与掠无异。且法严而奸易息，政宽而民多犹，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谓买人亲属而复决卖，不告前人良状由绪，处同掠罪。”
太保、高阳王雍议曰：“州处张回，专引盗律，检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证明然 ，去盗远矣。今引以盗律之条，处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实为乖当。如臣钧之议，知买掠良人者，本无罪文。何以言之？‘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和掠之罪，故应不异。明此自无正条，引类以结罪。臣鸿以转卖流漂，罪与掠等，可谓‘罪人斯得’。案《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沉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似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奸盗之本，非谓市之于亲尊之手，而同之于盗掠之刑。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依律：‘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坐。首有沾刑之科，从有极默之戾，推之宪律，法刑无据。买者之罪，宜各从卖者之坐。又详臣鸿之议，有从他亲属买得良人，而复真卖，不语后人由状者，处同掠罪。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厉俗，以德导民之谓。请免羊皮之罪，公酬卖直。”诏曰：“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先是，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须鞫，宗正约以旧制。尚书李平奏：“以帝宗磐固 ，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廕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诏曰：“云来绵远，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为不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
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检除名之例，依律文，‘狱成’谓处罪案成者。寺谓犯罪迳弹后，使复检鞫证定刑 ，罪状彰露，案署分两，狱理是成。若使案虽成，虽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状未尽，或邀驾挝鼓，或门下立疑，更付别使者，可从未成之条。其家人陈诉，信其专辞，而阻成断，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体。何者？五诈既穷，六备已立，侥幸之辈，更起异端，进求延罪于漏刻，退希不测之恩宥，辩以惑正，曲以乱直，长民奸于下，隳国法于上，窃所未安。”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以为：“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检使处罪者，虽已案成，御史风弹，以痛诬伏；或拷不承引，依证而科；或有私嫌，强逼成罪；家人诉枉，辞案相背。刑宪不轻，理须讯鞫。既为公正，岂疑于私。如谓规不测之泽，抑绝讼端，则枉滞之徒，终无申理。若从其案成，便乖复治之律。然未判经赦，及复治理状，真伪未分。承前以来，如此例皆得复职。愚谓经奏遇赦，及已复治，得为狱成。”尚书李韶奏：“使虽结案，处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诉枉，尚书纳辞，连解下鞫，未检遇宥者，不得为案成之狱。推之情理，谓崔纂等议为允。”诏从之。
熙平中，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廷尉卿裴延俊上言：“《法例律》：‘诸逃亡 ，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者，复罪如初。’依《贼律》，谋反大逆，处置枭首。其延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者，妖言惑众，事在赦后阙 ，合死坐正。”崔纂以为：“景晖云能变为蛇雉，此乃傍人之言。虽杀晖为无理，恐赦晖复惑众。是以依违，不敢专执。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无罪之戮。景晖九岁小兒，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月光’之称，不出其口。皆奸吏无端，横生粉墨，所谓为之者巧，杀之者能。若以妖言惑众，据律应死，然更不破阙 惑众。赦令之后方显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书》曰：与杀无辜，宁失有罪。又案《法例律》：‘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议者谓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罗，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议，景晖愚小，自依凡律。”灵太后令曰：“景晖既经恩宥，何得议加横罪，可谪略阳民。余如奏。”
时司州表：“河东郡民李怜生行毒药，案以死坐。其母诉称：‘一身年老，更无期亲，例合上请。’检籍不谬，未及判申 ，怜母身丧。州断三年服终后乃行决。”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谓州判为允。主簿李瑒驳曰：“案《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检上请之言，非应府州所决。毒杀人者斩，妻子流，计其所犯，实重余宪。准之情律，所亏不浅。且怜既怀鸩毒之心，谓不可参邻人任。计其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礼乎？且给假殡葬，足示仁宽，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处斩，流其妻子。实足诫彼氓庶，肃是刑章。”尚书萧宝夤奏从瑒执，诏从之。
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 ，不得除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皆得当刑。直阁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
神龟中，兰陵公主附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奸乱耽惑，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各入死刑 ，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宫，余如奏。”尚书三公郎中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刘辉者，职人赏二阶，白民听出身进一阶，厮役免役，奴婢为良。案辉无叛逆之罪，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又寻门下处奏，以‘容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处入死。其智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天慈广被，不即施行，虽恕其命，窃谓未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案《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先朝旧格：‘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后决从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狱若以辉逃避，便应悬处，未有舍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参差，或时未允。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昔丙阝吉为相，不存斗毙，而问牛喘，岂不以司别故也。案容妃等，罪止于奸私。若擒之秽席，众证分明，即律科处，不越刑坐。何得同官掖之罪，齐奚官之阙 。案智寿口诉，妹适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已生二女于其夫，则他家之母。《礼》云妇人不二夫，犹曰不二天。若私门失度，罪在于夫，衅非兄弟。昔魏晋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诤之，谓：‘在室之女，从父母之刑；已醮之妇，从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轨，古今之通议。《律》，‘期亲相隐’之谓凡罪。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气相证。论刑过其所犯，语情又乖律宪。案《律》，奸罪无相缘之坐。不可借辉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与众共之，明不私于天下，无欺于耳目。何得以非正刑书，施行四海。刑名一失，驷马不追。既有诏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请。”
尚书元修议以为：“昔哀姜悖礼于鲁，齐侯取而杀之，《春秋》所讥。又夏姬罪滥于陈国，但责征舒，而不非父母。明妇人外成 ，犯礼之愆，无关本属。况出适之妹，衅及兄弟乎？”右仆射游肇奏言：“臣等谬参枢辖，献替是司，门下出纳，谟明常则。至于无良犯法，职有司存，劾罪结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奸状，罪止于刑，并处极法，准律未当。出适之女，坐及其兄，推据典宪，理实为猛。又辉虽逃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谓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陈请。乞付有司，重更详议。”诏曰：“辉悖法者之，罪不可纵。厚赏悬募，必望擒获。容妃、慧猛与辉私乱，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诛，将何惩肃！且已醮之女，不应坐及昆弟，但智寿、庆和知妹奸情，初不防御，招引刘辉，共成淫丑，败风秽化，理深其罚，特敕门下结狱，不拘恆司，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且古有诏狱，宁复一归大理。而尚书治本，纳言所属。弗究悖理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违彼义途，苟存执宪，殊乖任寄，深合罪责。崔纂可免郎，都坐尚书，悉夺禄一时。”
孝昌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恆，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 ，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鄴，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侍中孙腾上言：“谨详，法若画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轻重。案《律》，公私劫盗，罪止流刑。而比执事苦违，好为穿凿，律令之外，更立余条，通相纠之路，班捉获之赏。斯乃刑书徒设，狱讼更烦，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非所谓不严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为升平之美，义在省刑；陵迟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汉约三章，天下归德；秦酷五刑，率土瓦解。礼训君子，律禁小人，举罪定名，国有常辟。至如‘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经典垂言，国朝成范。随时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细滋烦，令民预备。恐防之弥坚，攻之弥甚。诸犯盗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恆宪。庶使刑杀折衷，不得弃本从末。”诏从之。
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兴和初，齐文襄王入辅朝政 ，以公平肃物，大改其风。至武定中，法令严明，四海知治矣。
灵征八上 志第十七
帝王者，配德天地，协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是以克躬修政 ，畏天敬神，虽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恶之来，报应如响。斯盖神祇眷顾，告示祸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谴咎，致休祯，圆首之类，咸纳于仁寿。然则治世之符，乱邦之孽，随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胜数矣。今录皇始之后灾祥小大，总为《灵征志》。
地震
《洪范论》曰：地阴类，大臣之象，阴静而不当动，动者，臣下强盛，将动而为害之应也。
太宗泰常四年二月甲子，司州地震，屋室尽摇动。
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并州地震。
四年三月乙未，京师地震。
十一月丁亥，幽兗二州地震。
真君元年五月丙午，河东地震。
高祖延兴四年五月，雁门崎城有声如雷，自上西引十余声，声止地震。
十月己亥，京师地震。
太和元年四月辛酉，京师地震。
五月，统万镇地震，有声如雷。
闰月，秦州地震，殷殷有声。四年正月，雍州氐民齐男王反。
二年二月丙子，兗州地震。四年十月，兰陵民桓富反，杀其县令。
十月丁卯，并州地震有声。
三年三月戊辰，平州地震，有声如雷，野雉皆雊。
七月丁卯，京师地震。五年二月，沙门法秀谋反。
四年五月己酉，并州地震。
五年二月戊戌，秦州地震。
六年五月癸未，秦州地震有声。
八月甲午，秦州地震，有声如雷。乙未又震。
七年三月甲子，秦州地震有声。
四月丁卯，肆州地震有声。
六月甲子，东雍州地震有声。
八年十一月丙申，并州地震。
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殷殷有声。
闰月丙午，秦州地震。
二月甲子，京师地震。丙寅又震。
丙午，秦州地震有声。
三月壬子，京师及营州地震。十二年三月，中散梁众保谋反。
十九年二月已未，光州地震，东莱之牟平虞丘山陷五所，一处有水。
二十年正月辛未，并州地震。
四月乙未，营州地震。十二月，恆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诛。
二十二年三月癸未，营州地震。
八月戊子，兗州地震。
九月辛卯，并州地震。
二十三年六月乙未，京师地震。
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秦州地震。
四年正月辛酉，凉州地震。
壬申，并州地震。
六月丁亥，秦州地震。
十二月辛已，秦州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民王智等聚众二千，自号王公，寻推秦州主簿吕苟兒为主。
正始元年四月庚辰，京师地震。
六月乙已，京师地震。
二年九月己丑，恆州地震。
三年七月己丑，凉州地震，殷殷有声，城门崩。
八月庚申，秦州地震。九月，夏州长史曹明谋反。
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秦州地震。三年二月，泰州沙门刘光秀谋反。
九月壬辰，青州地震，殷殷有声。
二年正月壬寅，青州地震。
四年五月庚戌，恆、定二州地震，殷殷有声。
十月己已，恆州地震，有声如雷。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师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恆州之繁畤、桑乾、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五千三百一十人，伤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杂畜死伤者三千余。后尔朱荣强擅之征也。
十月壬申，秦州地震有声。
十一月己酉，定、肆二州地震。
十二月辛未，京师地震，东北有声。
二年三月己未，济州地震有声。
阙 月丙戌，京师地震。
三年正月辛亥，有司奏：“肆州上言秀容郡敷城县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于今不止。”尔朱荣征也。
四年正月癸丑，华州地震。
十一月甲午，地震从西北来，殷殷有声。丁酉，又地震从东北来。
肃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已，秦州地震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