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二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二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二

仁宗皇帝

李玮尚福康公主

　　庆历七年五月丙子，东头供奉官李玮为左卫将军、驸马都尉，选尚福康公主也。玮，用和次子。上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为，使长主降焉。

　　嘉佑二年六月丙寅，进封福康公主为兖国公主，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戊辰，淑妃苗氏为贤妃，兖国公主之母也。公主将出降，故有是命。国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册命之文，多不行礼，只以纶告进内。于是翰林学士胡宿言：『兖国公主议行册礼，然于事体颇有未便，前未有此礼。祖宗以来，公主、长主未有行者。昔汉明帝封皇子，悉半诸国，明德马皇后曰：「诸子食数县，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敢与先帝子等也?」唐贞观中，太宗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令有司资送倍于永乐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汉明帝之言为对，且曰：「天子姊妹称长公主，加长字，示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遣使赐徵金帛。陛下即位以来，屡曾进封楚国、魏国二大长公主，亦不曾行礼。今施于兖国公主，是与大长公主相逾越。佥以贵主之故，贤妃亦蒙殊典。自昔令进纶告，若不行册礼，是母子之间一行一不行，礼意尤不相称。书于史册，后世将有讥议，必谓陛下偏于近情，亏圣德之美。臣愿陛下采汉明之言，开文皇之听，遵祖宗旧典。如国朝公主曾行此礼，行之且无嫌；如其不曾，则宜且罢。臣以陛下好忠谏，纳至言，臣职在论思，不敢缄默。』不从。

　　七月丁丑，特赠贤妃三代为东宫三少官。乙未，礼官言：『《礼阁新仪》：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礼。古者结婚，始用行人告夫家采择之意，谓之纳采；问女之名归，卜夫庙，卜而获吉，以告女家，谓之问名、纳吉。今选尚一出，朝廷不待纳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诞吉，不待问名而卜之。若纳成，则既有进财请期，则有司择日，宜稍依五礼之名，存其物数。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妇之际严，如此，亦不忘古礼之义也。欲俟公主降日，令李玮主婚之人具合用雁、帛、玉、马等陈于内东门外，以授内谒者进入内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马不入。』从之。丁酉，兖国公主受册，百官拜表称贺。

　　八月戊申，兖国公主出降。己酉，驸马都尉李玮入谢，燕于禁中。

五年九月庚戌[1]，降驸马都尉、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和州防御使，仍与外任。玮与公主不协，而玮所生母又忤公主意，公主夜开皇城，入诉禁中，玮皇恐自劾，故有是命。明日，免降官，止罚铜三十斤，留京师。

《吴及传》云：及为谏官，论入內都知任守忠陵轹驸马都尉李玮及干求内降[2]。当考陵轹事增入。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礼》：阍人掌宫门之禁，时其启闭。寺人掌女宫之令，纠其出入，以谨严周卫，杜绝非常。故汉光武出猎夜还，上东门侯郅恽拒关不纳，光武从中东门入。明日，赏郅恽而贬中东门侯。魏武之子临淄侯植开司马门昼出，魏武怒，公车令坐死。然则公主夜归，未辨真伪，辄便通奏，开门纳之，直彻中禁，略无机防。其所历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请并送劾开封府。』知谏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吕诲等亦以为言，皆不报。

　　十月庚申，兖国公主宅都监、入内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九人并远小处监当[3]，入位祗侯梁怀吉配西京洒扫班，自今勿置都监，别选内臣四十以上、三班等院使臣五十以上无私罪者二人在宅勾当，内臣年十五以下二人人位祗侯，并不得与驸马都尉接坐。时台谏官皆言主第内臣数多，且有不自谨者。上不欲深究其罪，但贬逐之，因省员更制。

　　七年二月癸卯，粱怀吉又勒归前省，不知何时复召入也。

　　六年十月庚辰朔，驸马都尉李玮言：『奉诏举官为将领，而臣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柴宗庆等当时得与禁近往还，臣辄援例而请之。』诏具凡所接见宾客以闻。

　　七年二月癸卯，诏兖国公主入内，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玮所生母杨氏归其兄璋。公主乳母韩氏出居外，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勒归前省。诸色祇应人皆散遣之。玮貌陋性朴，公主常佣奴视之[4]，韩氏复相离间。公主常与怀吉饮，杨氏窥之，公主怒，殴杨氏，夜开禁门，诉于帝所。言者皆咎公主。怀吉等既坐责，公主恚怼欲自尽，或纵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怀吉等还。上不得已，亦为召之。谏官杨畋、司马光、龚鼎臣等皆力谏，上弗听。光又言：『太宗时，姚坦为兖王翊善，有过必谏。左右教王诈疾，逾月，太宗召王乳母入，问起居状。乳母曰：「王无疾，以姚坦故郁郁成疾尔。」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为此，汝辈教之!」杖乳母数十，召坦慰勉之。齐国献穆大长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谦恭率礼，天下称其贤。愿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为法。』然公主意终恶玮，不肯复入中门，状若狂易，欲自尽者数矣。苗贤妃与俞充仪谋，使内臣王务滋管勾驸马宅，以伺玮过。玮素谨，务滋不得其过，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务滋请以巵酒了之，苗、俞白上，上不答。顷之，上与皇后同坐，苗、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皇后，故玮得尚主，今奈何欲为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言是也。』务滋谋讫不行，寻有是命。

此据司马氏《记闻》及奏议。怀吉先配西京洒扫班在五月十日庚申，其复召不得时日。

三月壬子，兖国公主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李玮为建州观察使，落驸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玮兄璋上言：『玮愚矣，不足以承天恩。乞赐离绝。』上将许之，司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贵其家。今玮母子离析，家事流落，大小忧愁，殆不聊生，岂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阅奁中故物，思平生居处，独能无雨露之戚，凄怆之心乎?璋、玮既蒙斥，公主亦不得无罪。』上感悟，遂并责公主，待李氏恩礼不衰，且赐黄金二百两，谓曰：『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婚也。』

此据司马光《记闻》云。

　　十一月乙巳，进封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建州观察使、知卫州李玮改安州观察使，复为驸马都尉。

　　熙宁八年二月丙寅，济州防御使李璋复为彰信军留后、驸马都尉。璋以庄孝大长公主薨，故谪，至是复之。

文彦博叱史志聪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大雪，至压宫架折，上在禁处跣祷于天，及旦而霁。百官就列，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复下帘，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复卷帘，趣行礼而罢。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宰相文彦博捧觞诣御榻上寿。上顾曰：『不乐耶?』彦博知上有疾，错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辞，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几不相见。』语言无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彦博以上旨谕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饮酒稍多，今不能亲临宴，遣大臣就驿赐宴，仍授国书。』彦博与两府俟于殿阁，久之，召入内副都知史志聪、邓保吉等，问上至禁中起居状。志聪等对以禁中事严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系宗社安危，惟君辈得出入禁阁，岂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为耶！自今疾势少有增损，必一一见白。』仍命引至中书取军令状。志聪等素谨愿，皆听命。及夕，皇城诸门白当下锁，志聪曰：『汝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军令。』由是禁中事，宰相无不知者。庚申，诣内东门小殿问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宫人扶侍者皆随上而出，谓彦博等曰：『且为天子赐赦消灾。』

　　彦博等始议降赦。茂则，内侍也，上素不之喜，闻上语，即自缢，左右救解不死。彦博召茂则责之曰：『天子有疾谵语尔，何遽如是?汝若死，使宫中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无得辄离，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长，时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侧者，惟十阁宫人而已。上既不能省事，两府但相与议定，称诏行之。二府谋以上躬不宁，欲留宿禁中而无名。辛酉，彦博与富弼建议设醮祈福于大庆殿，两府监之，昼夜焚香，设幄宿于殿中西庑。史志聪等白：『故事，两府无留宿殿中者。』彦博曰：『今日何论故事也！』近臣祷于在京寺观，天下长吏祷于岳渎、诸祠。壬戌，上疾小间，暂出御崇政殿，以安众心。癸亥，赐在京诸军特支钱。两府求诣寝殿见上，史志聪难之[5]，富弼责之曰：『宰相安可一日不见天子?』志聪等不敢违。是日，两府始入福宁殿卧内奏事。两制近臣日诣内东门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大赦，蠲被灾田租及倚阁税。戊辰，罢上元张灯。自是上神思浸清宁，然终不语。辅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辛未，命辅臣祷天地、宗庙、社稷。壬申，罢醮，两府始分番归第，不归第者各宿于其府。

　　二月甲午，诏两制以上日问候于内东门，余皆罢之。

　　甲辰，御延和殿，帝康复。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称贺。

　　三月壬申，以圣体康复，命宰臣谢天地、社稷、宗庙、寺观、诸祠。

五月甲申，诏以九月于大庆殿行恭谢之礼。

英宗即位

　　嘉祐七年九月乙巳朔，以皇子为齐州防御使，进封钜鹿郡公。庚申，皇城使、端州刺史、入内副都知石全育管勾皇子位。

　　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辞所除官，赐诏不允。

十一月戊辰，皇子徙入位。壬申，太常礼院言：『奉诏同閤门定皇子齐州防御使立班，请于皇亲本班之前别为一班，閤门祗侯在使相之下。』从之。是岁冬至，皇子由内东门入贺，时与驸马都尉李玮同幕次。中使以官先入玮，玮曰：『内朝以亲皇子天下本，不敢先。』中使复入奏，乃先皇子。

此据《政和会要》。

　　八年二月癸未，帝不豫。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三月乙丑，以圣体康复，宰相、臣僚诣东上閤门，拜表称贺。辛未晦，上暴崩于福宁殿。是日，上饮食起居尚平宁，甲夜忽起，索药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上指心不能言。召医官诊视，投药灼艾，已无及，丙夜遂崩。左右欲开宫门召辅臣，皇后曰：『此际宫门岂可夜开?且密谕辅臣，黎明入禁中。』又取粥于御厨。医官既出，复召入，使入禁中守之。

四月壬申朔，辅臣入至寝殿。后定议召皇子入，告以上晏驾，使嗣立。皇子惊曰：『某不敢为！某不敢为！』因反走。辅臣共执之，或解其发，或被御服，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谕旨，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草遗制，珪皇惧不知所为，韩琦谓珪曰[6]：『大行在位凡几年?』珪悟，乃下笔。至日昳，百官皆集，犹吉服，但解金带及所佩鱼，自垂拱殿门外哭而入，班福宁殿前，哭止。韩琦宣遗制，英宗即皇帝位，见百官于东楹。百官再拜复位，哭乃出。帝欲亮阴三年，命韩琦摄冢宰，辅臣皆言不可，乃止。

蔡氏《直笔》云：仁宗暴崩，慈圣光献皇后秘不发丧，密召英宗。又禁中降內批，宣大臣明日却问候。晓开内东门，乃启垂拱殿后门宣上旨，令大臣升垂拱殿入。宰相韩琦而下至福宁殿下，再拜升阶，扣帘欲进。内侍言：『皇后在此。』琦却立。后发哭曰：『天下不幸，夜来官家忽然上仙。』大臣发哭，后曰：『怎奈何相公，官家无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东宫，何不便宣入?』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后，莫有人争?』琦曰：『更何可议拟?』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卷帘时，英宗已即位了。琦退，谓同列曰：『适来敢乱发一言耶?』于是宣珪草遗制。殿帅郝质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见吾山呼拜时，汝辈方得山呼!』质扣殿陛曰：『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禀后，后许之。时英宗散发被面，覆以帽子。质徐缙笏拂开发，审观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

　　时朝论称：有如此宰相、殿帅，天下岂不晏然？按：司马氏日记，则英宗在外，翼日召入。《韩琦家传》亦云：遣中使扶侍皇子，须臾皇子到。与《日记》略同。如《直笔》所载琦对后语若果有之，《家传》必不肯遗，恐出于传闻，未可信也。又此时殿帅乃李璋，而郝质实为马军帅，《直笔》盖误，今不并取。《邵氏见闻录》亦云：仁宗大渐之夕，光献即召英宗入。翌日大臣方入，英宗即位。与蔡氏《直笔》同，然《实录》、《本纪》皆云：辅臣至福宁殿，皇后传遗旨，命皇子即位，不云先召入也。《实录·曹太后传》独云先召皇子入，翼日乃召辅臣。更须考详。

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官一等，服绯、紫及十五年者与改服色。优赏诸军如乾兴故事[7]。所费无虑一千一百万贯、匹、两，在京费四百万。乙亥，群臣表请听政，不从。诏天下官名、地名、人名、姓名与御名同者改之。改名部署曰总管。己亥，立京兆郡君高氏为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继勋之子也。母曹氏，皇太后亲姊。后四岁与上同育于禁中。仁宗尝谓太后必以相配，太后许诺。既长出宫，庆历七年，归于濮邸，封京兆郡王，于是正位。己酉，追赠皇后三代。

校勘记

[1]庚戌 原本作『庚子』，据《长编》卷一九二改。

[2]干求内降 原本无『干求』二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3]以下九人 原本无『九人』二字，据《长编》卷一九二补。

[4]佣奴 原本作『庸奴』，据《长编》卷一九六改。

[5]难之 原本作『不之□』，据《长编》卷一八二改。

[6]韩琦 原本作『翰琦』，据《长编》卷一九八改。

[7]优赏 原本作『优质』，据《长编》卷二九八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三

英宗皇帝

经筵神宗附

　　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1]。十二月[2]。先是十月，辅臣请如乾兴故事，只日召侍臣讲读。上曰：『当俟祔庙毕，择日开经筵。』寻有诏直须来春。司马光以为学者帝王首务，不宜用寒暑废。上纳其言。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阁，召侍读、侍讲讲《论语》，读《史记》。吕公著讲『学而时习之』，曰：『《说命》：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然则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又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公著言：『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朋友讲习。然士之学者以得朋为难，故有朋自远方来，则以为乐。至于王人之学，则力可以致当世之贤者，使之日夕燕见讲劝。于左右之贤为未足，于是乎访诸岩穴，求诸滞淹，则怀道抱德之士，皆不远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远方来者也，其乐亦大矣。』又讲『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见知于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未有见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则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诞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刘敞读《史记》，至『尧授舜以天下』，因陈说曰：『舜至侧微也，尧越四岳，禅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德光于上下。何谓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辞气明畅，上竦然改容，知其以讽谏也。左右属听者皆动色，即日传其语于外。既退，王珪谓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闻之，亦大喜。

　　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御迩英阁。上谕内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讲读官久侍对未食，必劳倦。自今视事毕，不俟进食，即御经筵。』故事，讲读毕，拜而退。上命毋拜，后遂以为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犹未全安，多不喜进药。吕公著讲《论语》『子之所慎斋战疾』，因言：『有天下者，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其于斋戒祭祀，必致诚尽恭，不可不谨。古之人君，一怒则伏尸流血，故于兴师动众，不可不谨。至于人之疾病，常在起居饮食之间，众人所忽，圣人所谨，况于人君，任大守重，固当节嗜欲，远声色，近医药，为宗社自爱，不可不谨。』上纳其言，为之俛首动容。后因辅臣奏事，语及公著。欧阳修曰：『公著为人恬静而有文。』上曰：『比于经筵，讲解甚善。』

　　九月丁卯。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近以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后盛暑、盛寒之际，权罢数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二年冬十月庚寅，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甲寅，司马光言：『臣以驽朽，得侍劝讲。窃见陛下天性好学，孜孜不倦。然于经席之中，未尝发言，有所询问。臣愚意陛下欲护群臣之短，恐于应对之际仓卒失据，不能开陈，稠人之中，受其愧耻。此诚圣心仁恕之极，群臣捐躯，无以报塞。然臣闻《易》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论语》曰：「疑思问。」(中庸》曰：「有弗问，问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学非问辨，无由发明。今陛下皆默而识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伏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或虑一时记忆不能备者，许令退归讨论，次日别具札子敷奏，庶几可以辅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四月壬申，同知谏院傅卞请开经筵[三]，且讲丧礼。诏俟祔庙毕取旨。丙戌，翰林学士吕公著兼侍讲。

　　九月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光辞，吕公著具奏封驳。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得兼劝讲。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勅直付閤门，趣光等令受。

　　十月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

　　熙宁元年二月庚申，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三页毕，上更命读一页半。读至苏秦约六国纵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纵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于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光曰：『臣空疏无取，陛下每过形奖饰，不胜惶惧！』

　　四月庚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吕公著、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言：『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诏礼院详定以闻。后判太常寺韩维、刁约、同知礼院胡宗愈言：『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礼则加异。太祖开宝中，李穆、王昭素、□□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坐，因召学官李觉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堂?」太宗为之降辇，令有司张帘幕，设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于前，则事体轻重，义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等言：『窃谓侍从之官见于天子者，赐之坐，有所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轻重可知矣。今若侍讲辄坐，其侍读当从何礼?若亦许之坐，则侍从之臣每有进说，皆当坐矣。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待侍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初，孙奭坐讲，仁宗尚幼，扳案以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及公著等奏请，众议不同，上以问曾公亮，但称：『臣侍仁宗书筵亦立。』后安石因讲赐留，上面谕曰：『卿当讲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讲《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是非。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皆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它经。』故有是诏。丙午，上问讲读官富民之术。司马光言：『方今之患，在于朝廷务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知县，何忧民不富也?』

　　二年二月甲寅，初开讲筵。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

　　十一月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敝。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得人，缓于立法也。』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刑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于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

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法者，则刑罚世重世轻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4]，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固此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此论也。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

若光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闻惠卿之言乎[5]，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于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谓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

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

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祖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为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惟有司之牧者，此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三年四月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塱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国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为论，专指惠卿也。

　　七年四月，王安石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6]、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安石既出，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荐朱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惠卿以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与惠卿弟升卿同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安石，而尝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以为必累安石，雱等亦恶之，故不甚得进用。

　　元丰元年三月壬午，侍读吕公著读《后汉书》毕，上留公著，极论治体，至三皇无为之道、释老虚寂之理，公著问上曰：『此道高远，尧舜能知之乎?』上曰：『尧舜岂不知?』公著曰：『尧舜虽知之，然常以知人安民为难，此所以为尧舜也。』上又论前世帝王曰：『汉高帝、武帝有雄材大略。高祖称吾不如萧何，吾不如韩信。至张良，独曰吾不如子房。盖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曰：『诚如圣谕。』上又曰：『武帝虽以汲黯为戆，然不冠则不见。后虽得罪，犹以二千石禄终其身。』公著曰：『武帝之于汲黯，仅能不杀耳。』上又论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业者，以其能屈己从谏。』上临御日久，群臣畏上威严，莫能进规，至是闻公著言，竦然敬纳之。丁亥，御迩英阁。讲官黄履进《周礼·八柄》。上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与，何也?』履曰：『八柄以驭群臣。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与。』上曰：『善。』

　　八月丁卯，黄履讲『宰夫之职，正岁书其能者与其良者，而以告于上。』上曰：『或言诏王废置，或言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或言以告而诛之，或言以告于上，何也?』履对曰：『诏冢宰而已，以告而诛之，以告于上者，或诏王，言王及官长皆不得专也。』上曰：『或三年，或终岁，则书能否告之，以为废置。此独于正岁，何也?岂非旧岁之所考，书以告乎?』履曰：『然。』

　　六年四月壬申，御迩英阁。蔡卞讲《周礼》至司市，上谓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独如此其详，何也?』卞对曰：『先王建国，面朝而后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众之所聚，详于治众故也。』

编修《通鉴》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辨，徒有其志而无功。顷臣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广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皆有史学，为众所推。欲望特差二人与臣同修，庶使早得成书，不至疏略。』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恕，均州人；君锡，良规之子也；攽，敞之弟也。

　　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十月，诏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诏五日一直，修《资治通鉴》故也。甲寅，司马光初读《资治通鉴》。上亲制序面赐光，赐名《资治通鉴》，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

赐旧书不在此时，今从《帝学》并书之。新纪：书赐翰林学士司马光《资治通鉴序》。此固当时书也。

　　熙宁元年二月丙辰，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论苏秦、张仪事（详见《讲筵》）。

　　三年六月戊寅，翰林学士司马光乞差试校书郎、前知泷水县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祖禹，镇从孙也。

　　元丰元年十月己未，诏：『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乞子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从之。』

　　二年二月壬子，司马光言：『同编修《资治通鉴》范祖禹已改京官罢任，乞留在局编修。』从之。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官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赐银绢、衣带、马；奉议郎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并以修《资治通鉴》书成也。《资治通鉴》自治平三年置局，光乞以刘恕、赵君锡同修。君锡不赴，刘攽代之。攽在局五年，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每修一史毕，上之。至是，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时攽出监衡州盐酒务，而恕已前卒。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辅臣请观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进入。

　　八年四月丁丑，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知陈州。己丑，承事郎司马康为秘书省正字，以康与修《资治通鉴》故也。

　　元祐元年三月丁丑，宰臣司马光言：『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即日在本省，别无职事。欲望特差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从之。

七月辛酉。先是，秘书少监刘攽等言：『光与故秘书丞刘恕同编修《资治通鉴》，恕于此书功力最多。比及书成，编修属官皆蒙纪录，唯恕身亡，其家未霑恩，子孙并无人食禄。请援黄鉴、梅尧臣例，除一子官。』于是司马光亦为之请。诏与恕一子守郊社斋郎。

撰定历法 神宗附

　　治平二年三月丁卯，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栋、主簿周应祥、周安世[7]、马杰、判台郎杨得言作新历，三年而成。琮言：『《崇天历》气节加时后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简与监生石道、李遘更陈家学，于是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攽考定是非，推《尚书》『辰弗集于房』与《春秋》之日食，参今历之所候。而易简、道、遘等所学疏阔，不可用，新书为密，乃赐名《明天历》，诏翰林学士王珪序之。琮等各迁两官，赐物有差。其后《明天历》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迁官。

熙宁元年七月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历》不效，当改历。诏司天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

此据沈括《奉元历序》。八月历成。

　　八月乙丑，诏复行《崇天历》。供备库使李元亨、权知司天少监周琮各夺一官，秋官正周应祥、周安世、中官正马杰、王栋、冬官正杨得言各夺两官。初，司天请重造历，元亨、监应祥等同知算造[8]。琮提点既成。各进宫，琮子及姻戚皆预焉。在监善历者，琮未尝与议，至是占验颇差，故并削夺。

　　二年秋七月，提举司天监所言：『自今每岁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历，其岁若有日月交食，令具著所食分数及亏初、食甚、复未时刻，遇交食集算，造历官于浑仪下对所差，勾当御药院官与两判监测验浑仪官验分数。』从之。

　　三年八月戊午，诏直舍人院吕大防、监司天监官详定今年八月进行朔望有无差缪。先是，《崇天历》以八月戊午为朔，而望在十七日。司天中官正周琮撰《明天历》，则以己未为朔，而望在十六日。琮言：『古今注历，望未有在十七日者。』《崇天历》官舒易简等言：『乾兴元年历，七月注十三日望，则今注十七日望不为非。』朝廷从易简等说，而琮争不已，故命大防详定。既而大防言：『易简等所指乾兴历注十三日望，乃私历舛误，已自屈服。然据诸家历议，虽有十七日为望之法，但颁历既无注十七日为望。有自天圣三年后，三望在十七日，皆注十六日为望，尽十七日辰度已前，定属十六日夜故也。今年八月朔，于《崇天历》本经不当进，但于十六日注望可矣。』诏如大防议。

　　四年二月戊寅[9]，诏司天监印卖历日，民间无得私印，以息均给本监官属。后自判监已下凡六十八员，皆增食钱：判监月七千五[10]，官正三千。见卖历日官增食钱外，更支茶汤三千。时初罢司天监官监在京库务及仓草场门，而中书议增其俸，故有是诏。

　　六年六月辛巳，提举司天监陈绎等言：『本监测验簿气朔差互，而《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其失皆置元不当，未可考正。及集众官详定，浮漏不可用，司天监天文院浑仪亦各有舛矣。若止因旧器粗为增损，不免疏缪。』诏气朔令司天监指挥校定历书人卫朴别造历，与旧时比较疏密。其浮漏浑仪，令依新样装造，司天监别测验以闻。

　　八年闰四月壬寅[11]，知制诰沈括上《熙宁奉元历》。诏进括一官，司天监官吏进官、赐银绢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历》，至治平初，司天监周琮改撰《明天历》行之。监生石道言：『未经测验，不可用。』不听。至熙宁元年七月望，夜将旦，月食东方，与历不协。乃诏历官杂候星晷，更造新历。终五年，冬日行余分略具。会括提举司天监，言淮南人卫朴通历法。召朴至，朴言：《崇天历》气后天，《明天历》朔后天。又《明天历》朔望、小余常多二刻半以上，盖创历时惟求朔积年数小减过闰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为疏。《崇天历》以熙宁元年交食，视《明天》为密，然但见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与十二月甲辰参较，差一寸一分半。又以日法除，得气后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当也。』诏朴改造。自以己学为之[12]，视《明天历》朔减二刻。历成行之，赐朴钱百千。至绍圣初，又改历。

　　五月癸酉，补司天监生石道为灵台郎。道尝言《明天历》未经测验，不可用，坐是夺官。既而月食与律不协，历官皆抵罪，乃还道保章正，仍为监生。至是与修《奉元历》成，故有是命。

　　九年正月甲申，权发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举司天监，尝奏司天监测验天象已及五年，蒙差卫朴算造新历。后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缪不可凭用。其新历为别无天象文籍参验，止据前后历书详酌增损，立成法难以颁行，尚虑未能究极精微。乞令本院学生等用浑仪、浮漏、圭表测验，每日记录。候及三五年，令元撰历参较，如有未尽，即令审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测验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测验过日月五星行度晷之类，乞下司天监，逐旋付卫朴参较新历改正。』从之。先是，《奉元历》载今月望夜月食不验，诏问修历推恩人姓名。至此括有此奏（八年十一月壬寅初行《奉天历》）。

　　十年八月己丑，秘书监、集贤院学士苏颂为辽主生辰国信使。故事，使辽者冬至日与辽人交相庆。是岁，本朝历先契丹一日，契丹人固执其历为是。颂曰：『历家算小异，则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契丹不能屈，遂各以其日为节。颂使还，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难处。卿对极得宜。』

　　元丰元年闰正月甲午，又诏提举司天监近校月食时分[13]，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见新历为密。又前闰正月岁在戊子，今复闰于戊午，理恐亦不缪，宜更不须考究其所差。讲究新历官等并罢，卫朴给路费钱二十千。先是，朴在熙宁初更造新历，至十年，议者以为占月食差，故再诏朴集议，至是罢之。

　　十二月辛丑朔，诏提举司天监集历官考算大辽、高丽、日本国、本朝《奉元历》同异闻奏。其后历官赵延庆等言：『辽己未年气朔与《宣明历》合，日本戊午年气朔与辽历相近，高丽戊午年朔与《奉元历》合，其二十四气内，有七气时刻并逐月太阳过宫日数时刻不同。』

　　五年正月乙巳，翰林学士王安礼言：『详定浑仪官欧阳发言：至道、皇祐之器，皆差而无据。今造浑仪、浮漏水样，准诏进呈。及欧阳发其新器之变旧器之失。臣等看详，除司天监浮漏疏谬不可用，依新样改造外，至道、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谬，欲依欧阳发条具施行。』从之。

　　五年六月丙寅，司天监历算、天文、三式三科令、丞、主簿并减，以冬官正王赓言，因减罢司天监官监仓草场门，故增置三令、丞、主簿，于职事无补故也。

七年十二月辛未，诏许四选命官通算学者，依参选人赴吏部就试，合格人上等除博士，中、下等为学谕。

校勘记

[1]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 按：《宋史·仁宗纪》四：『（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宁殿，遗制皇子即皇帝位。』又《宋史·英宗纪》：『夏四月壬申朔，皇后传遗诏，命帝嗣皇帝位。秋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此云七月英宗即位不切，当是指英宗御紫宸殿见百官也。

[2]十二月 原本无此三字，兹据文意补。『先是十月』云云，《长编》卷一九九系于嘉祐八年十二月甲寅后。

[3]傅卞 原本二字作墨丁，黄以周《续长编拾补》亦未辑此条。拙撰《宋代京朝官通考》第一册列治平四年初同知谏院者乃傅卞，以《会要·兵》一四之三、《长编》卷二○八、《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十六《回谏院傅龙图卞攀违书》为证，可参。

[4]文帝 原本作『文章帝』，其『章』字衍，据《续长编拾补》卷六删。

[5]闻惠卿之言乎 原本脱『闻惠』二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六补。《拾补》原校：『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6]吕升卿 原本脱『卿』字，据《长编》卷二五三补。

[7]周安世 原本作『用安世』，据《长编》卷二○四改。

[8]监应祥 《续长编拾补》卷三下无『监』字，疑衍。

[9]戊寅 原本作『癸本』，据《长编》卷二二○改。

[10]七千五 原本作『七十五』，据《长编》卷二二○改。

[11]壬寅 原本作『乙未』，据《长编》卷二六三改。

[12]为之 原本作『为天□』，据《长编》卷二六三改补。

[13]提举司天监 原本作『提举司司天监』，衍一『司』字。据《长编》卷二八七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四

英宗皇帝

光献垂帘

　　嘉祐八年四月。先是，辅臣奏事，帝必详问本末，然后裁决，莫不当理，中外翕然，皆称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语言失序，复召已责降医官朱道安、甄立里、秦宗一、王士伦等人侍疾。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丁丑，群臣三上表请听政。戊寅，诏许之，既而以疾不果。己卯，大赦。上疾增剧，号呼狂走，不能成礼。韩琦亟投杖褰帘，持上呼内人，属令加意拥护，又与同列入白太后，候听政日，请太后权同处分。礼院奏请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中书、枢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时召学士，亦许至小殿。皇太后处分称『吾』，群臣进名，起居于内东门。从之。

　　韩琦投杖褰帘拥护英宗事，据《家传》及王岩叟《别录》，国史并无此。

　　壬午，辅臣入对于柔仪殿西阁，皇太后御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初议帝与太后同御东殿垂帘，辅臣合班以次奏事。及见上方服药，权居柔仪殿东阁之西室，太后居其东室。辅臣既入西室候问圣体，因奏军国事，太后乃独御东殿，辅臣以故事复奏于帘前。甲申，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群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赏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罚之至轻。善则善矣，而小人不识大恩者，或几于骄慢。臣窃意陛下今兹继而为政，必纠之以严。纠之以严，诚是也。然天下之涵濡大行皇帝圣泽日久，一旦暴加绳检，恐骇而离心。伏愿殿下徐以义理教之戒之，有不听从而尤无良者，然后加刑罚焉，则谁敢不肃?此善之善者也。』又曰：『今殿下初摄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观听，以觇盛德。臣以为凡名号礼数所以自奉者，皆当深自抑损，不可尽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以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又曰：『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与国同体，休戚如一。若赵氏安则百姓皆安，况于曹氏，必世世长享富贵明矣。赵氏不安则百姓涂地，曹氏虽欲独安，其可得乎?』上自不豫以来，丧皆礼官执事，群臣奉慰，则垂帘不坐。乙未，大祥，上始亲行礼，又卷帘坐受慰。人心稍安。己亥，群臣上表，请临朝听政。表三上，乃许之。诏礼院别择日御正殿。上疾犹未平，命辅臣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及景灵宫、寺观，又遣使二十一人祷岳渎名山。

　　六月癸酉，上复以疾不出。是时惟两府得入对柔仪殿，退诣内东门小殿帘帷之外，覆政事于皇太后如初。帝自感疾，即厌服药饵。韩琦尝亲执药杯以进，帝不尽饮而却之，药污琦衣。太后亟出御服赐琦，琦不敢当。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侧，太后曰：『汝盍自劝之?』帝亦弗顾也。

帝初以忧疑得疾，举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犹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韩琦因出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见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太后惊曰：『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矣。』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琦曰：『亦太过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间。』有传帝在宫中过失事，众颇惑。琦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而入宫门即得许多错?琦固不信也。』传者亦稍息。

此据琦《家传》及《别录》，但略加删润，大意与十一月末所载略同。盖此时琦未赴昭陵，彼时归自陵下，不妨两出之。

　　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退御垂拱殿。中书、枢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见百官，感动者久之。其后只日御前殿，双日御后殿，惟朔、望则前后殿皆不御。至祔庙如故。

　　九月。帝既视朝前后殿，而于听事拱默谦抑。御史中丞王畴上疏曰：『庙社拥护陛下起居平安，临朝以时，仅逾半载，而未闻开发听断，德音遏塞，人情缺然。臣屡尝论奏，愿陛下拨去疑贰，自与二府讲评国论，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动寂寥，中外未有所传，此盖议论之臣辞浅情狭，不能仰寤君听。伏望思太祖、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真宗、仁宗忧勤守天下之力，勉于听决大政[1]，以慰母后之慈。毋疑贰谦抑，自使盛德阁然不光。』

　　十一月，方帝疾甚时，云为多乖错，往往触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谗间者或阴有废立之谋。昭陵既复土，韩琦归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书付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对使者焚毁，令复奏曰：『太后每说官家心神未宁。心神未宁，则语言举动不中节，何足怪也?』及进对帘前，太后呜咽流涕，具言，且曰：『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怿。欧阳修继言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著于天下。妇人之性，鲜不妒忌。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间，而反不能忍也?』太后曰：『得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独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禀承遗命，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闼，臣等五六措大尔，举动若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见帝，帝曰：『太后待我无恩。』琦等对曰：『自古圣主明王不为少矣，然独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正恐陛下事父母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

焚歌辞据《韩琦家传》，谓焚歌词时，琦在陵下，恐不然。《别录》称琦在中书，今略加删润，其他则据苏辙《龙川别志》。但《别志》云：大臣有不预立皇太子者，阴进废立之计。既不出主名，深恐必无之，或当时宦官辈有此议，非大臣也。如《家传》所载太后问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为太后言此，今辄改为左右谗间者，庶不失事实。《别志》又云：欧阳修独见帝。按《传》则云韩琦独见，其劝帝尽礼。于太后语意略同，今改为琦等云云，或得其事之实也。

　　治平元年三月己酉[2]，司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养之礼若丝毫不备，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此不可不留圣心也。』又言：『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夜则宿于崇文院，以备非时宣召。其余群臣见及奏事者，亦望细加访问，以广聪明，裨益大政。』他日，光进对，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毕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光寻以言不用恳求外补，帝令宰臣宣谕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谏职，未须求去。』光复奏：『今陛下虽奉事皇太后加于往日，犹未及事濮主之时承顺颜意，曲尽欢心。虽省览庶政，犹未尝访问群臣，讲治乱之切务。臣虽日侍丹康，有何所益?』吕诲言：『近日圣体平复，中外均庆，万机之事，未闻亲决议者，谓陛下避让，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为顺。当陛下违豫之时，非皇太后内辅，则政无所寄。大臣建策，于国忠也。然而陛下临朝御前殿，百官朝罢，两府大臣方至内东门，是纲领柄权皆在于手，陛下犹未专决，何所待也?』诲遂言于皇太后曰：『万机浩繁，殿下焦心劳思，曾未稍休，非所以燕怡福寿之本。况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帏宜五七日一御，咨询大臣，无俾旷事，庶少均暇逸，于翊政之道亦无所损。当在沉机，奋于独断，豫宣教命，诞告于朝廷。外形谦让之宜，中遂优游之乐。』

　　四月，权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请车驾行幸，以安人心。于是执政及谏官相继亦有请。上曰：『当与太后议之。』韩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谓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少须。』琦曰：『此细事，不难办也。』乃诏有司择日以闻。甲午，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帝久不豫，至是士庶欢呼相庆。戊甲，皇太后出手书付中书还政。是日，遂不复处分军国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两府每朝，入内东门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还政手书，大臣以白，上辄留之不出。上既康复无他，太后复降诏书还政。韩琦久欲太后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上裁之决如流，悉皆允当。琦退，与同列相贺，因谓曾公亮等曰：『昭陵复土，琦即合求退。观上体未平，迁延至今。上听断不倦如此，诚天下大庆。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请一乡郡，须公等赞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得无公?公勿庸请也。』于是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同列既退，韩琦独留，遂白太后如向与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所不及。』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章疏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琦即厉声命鸾仪司撤帘。帘既落，犹于御屏后微见太后衣也。

太后还政撒帘事，据蔡氏《直笔》、《邵氏见闻录》，并参取《韩琦家传》及王岩叟《别录》。及《家传》所载太后不乐还政等语，皆亏损圣德，且非事实，今并削去。《直笔》误云琦告枢相文彦博，亦不取。

嘉祐初，琦与富弼同相，或中书有疑事，往往私与枢密院谋之。自弼使枢密，非得旨令两府合议者，琦未尝询于弼也。弼颇不怿。及太后还政，撤东殿帘帷，弼大惊，语人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如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自是怨琦益深。

富弼怨琦事，据司马氏《记闻》。《邵氏闻见录》称弼谓韩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恐弼无此言也。

吕诲上言：『皇太后罢同听政，谦尊之德，光辉益著。在皇太后则为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伏望降诏，曲形谦让，至于再三，感动群情，庶几中礼。』诲寻又言：『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详治道，方罢共政，虽陛下至明烛理，凡百官关白，示未敢专之，则上慰慈颜，所得多矣。』庚戌，上始日御前后殿如故。御史中丞王畴上疏云云：『愿诏二府大臣讲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礼，若朝廷严奉之体与岁时朔望之仪、车服承卫之等威、百司供拟之制度、他时称尊之美号、外家延赏之恩典，可以称奉亲之意者，皆宜优异，以发扬母后功烈。』是日，诏中书、枢密院参议尊崇皇太后仪范以闻。壬子，诏皇太后令称圣旨，出入唯不鸣鞭，他仪卫如章献明肃太后。丙辰，上皇太后宫殿名目慈寿，加宣徽北院、保平节度使、判郓州曹佾同平章事。初议除拜，上以问宰相韩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问枢密使富弼，弼对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请，久之乃许。

司马光《记闻》载韩维说慈寿将归政，颍王谓维及孙思恭曰：『慈寿欲为曹佾求使相。』二人不应，王竟使王陶达意于政府，果得之。它日，二人独见，维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亲政，內外上下事体已定，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它事勿预也。』按：《实录》：佾制下，太后犹持之。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当考。

　　壬戌，以帝康复，命辅臣谢天地、宗庙、社稷、宫观。癸亥，司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阙门之外，无由知禁廷之事。窃闻道路之言，未详虚实，皆言近日皇帝与皇后奉事殿下恭劝之礼甚加于往时，而殿下遇之太严，接之太简，或时进见，殿下虽赐之坐，如待疏客；语言相接，不过数句，须臾之间，已复遣去。如此，子母之恩如何得达?妇姑之礼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惧不敢自亲者，盖以此也。臣窃惟殿下母仪天下逾三十年，柔明之誉洽于中外。皇帝龙潜，藩邸进德修业，仁圣之望，光于远迩。先圣以至公大义选贤建嗣，海内之人，皆谓继统之日，慈孝之风必自家刑国，诚不意闾巷之民忽有今之异论。推其本原，盖由皇帝遇疾之际，宫省之内，必有谗邪之人造饰语言，互相间谍，一则诈效小忠，以结殿下，侥求禄利；二则自知过失素多，畏嗣君之严有所不容；三则欲窃弄权柄，恶长君聪明，使己不得自恣，是以日夜窥觇，拾掇丝毫之失，无不纳于殿下之耳。殿下虽至聪哲，不能无疑，虽至仁慈，不能无怒。皇帝以刚健之性屈于众口，无以自伸，不能不愤悒，遂使两宫之间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闻于外，朝野之士，有敢窃议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诱其衷，殿下濬发慈旨，卓然远览，举天下之政归之皇帝，此乃宗庙之灵，生民之福。然臣窃料谗邪之人心如沸汤，愈不自安，力谋离间。彼皆自营一身之私，非为国家与殿下之计也。臣愿殿下鉴察其情，勿复听纳，斥远其人，勿置左右。召谕皇帝以向来纷纷，皆此属所为，自今以后，母子之间，当坦然无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摧谢，然后两宫之欢，一皆如旧。皇帝进见之际，殿下宜赐之温颜，留之从容，往来无时，勿加限绝。或置酒笑语与之欢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礼，则殿下坐享孝养，何乐如之?』吕诲言于太后曰：『臣伏睹殿下近降手书，以皇帝既安，坚罢同政，圣子恭孝，遂成母德，虽前世有还明辟之事，亦未闻期月而成辅翊之功及形谦之美者，休声茂实，当垂光于万世矣。然闻外议，以符宝未归于上前，臣有以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则?国政犹不欲其久，而复眷留符宝哉?万一所司行遣之间稍有稽缓，涉此议论，无益于圣躬，亦恐前降圣旨，或未孚于中外，则有累全德始终之际，不可不审。臣所以沥恳而言，万死无避，惟祈鉴照，天下幸甚！』

　　侍御史知杂事龚鼎臣上疏曰：『伏睹手书还政，殿下优游房闼，尊安内朝，人心悦舒，天意调顺，昆虫草木，无不欣喜。然自降手书，今二十日矣，惟御宝尚未致上前。符宝之重，与神器相须，久而未还，益招群论，臣窃为殿下惜。宜戒职掌之吏速归御用之宝，不可缓也。』

　　闰五月戊辰，宰臣韩琦等迁官，枢密使富弼迁户部尚书。辛未，富弼具奏辞所迁官曰：『陛下录臣事先帝微劳，曷若报皇太后今日之大恩?恭惟先帝无子，立陛下为嗣，中外皆知当时尽出皇太后密谕，料陛下自知之。又窃闻陛下初立为皇子，召居禁中，其时先为奸人所谍，不无小惑，内外之人，以至陛下旧邸诸亲，无一人敢通信问者。陛下饮食以来，悉皆阙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晓夕惶恐，百方为计，偷送食物之类者甚多，陛下岂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驾之夕，中外惶骇。皇太后立陛下于仓卒中，天位遂定。无何，两三日后，陛下以积忧成疾，天下万务，无所取禀。大臣列奏，请太后权同听政，此决不是皇太后本意，盖不得已从大臣之请也。陛下才康复，皇太后即日还政，退居深宫，此天下之人有识无识，尽知皇太后始终无所负于陛下也。

臣自去岁六月初被召还朝，充位枢府，凡百几务，先于陛下处奏定指挥，次至帘前关白而已，并无一字可否，一依先得圣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见皇太后至公之心，心不以尊且亲有所凌压，而辄生异同也。臣又思皇族中，于仁宗洎皇太后校其亲疏，与陛下同者多矣。就众多中独取陛下为嗣，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其为恩德，可与天地比其高大，陛下何如报答则可以称副?而反于仁宗不能谨祭祀，于皇太后不能备孝养，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阙失，况敢更望他有所报乎?皇太后垂帘日，尝谓臣与胡宿、吴奎曰：「无夫孤孀妇人无所告诉。」臣等共闻此语，实为伤心。必料中书亦闻其说。又向者窃闻先帝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己女，此知者尤甚痛心，亦未尝闻陛下略加恩煦。

恭惟先帝临御天下四十一年，仁德恩泽，入人骨髓，以至遍及虫鱼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余年，自布衣擢至首相，恩德可谓至大。今日不忍见其孀白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迁宠，还得安乎?仁宗与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闻所以为报；臣于陛下，不过有先时议论丝发之小劳，何赏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录丝发之小劳，可谓颠倒，不思之甚也。』奏入，不报。弼又奏曰：『臣愿陛下奉仁宗祭祀，尽恭敬之道；事皇太后颜色，极诚实之礼。若勤勤不已，则孝德自然彰闻于外，京师翕然歌咏，传达天下，遂成风教，陛下可不劳而治，至时推恩数倍。今日臣自不辞让，君臣之际，两得其宜。』奏至六七上，乃优诏答焉。弼又奏曰：『圣诏云：鸿惟仁宗皇帝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养承颜于朝夕，矧敢曰养之至乎?臣谓天下为人父母者，咸愿陛下践此说，行此心，盖欲其子孙化之，而尽为孝子顺孙也。况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辅导，倾耳凝听，尤甚于天下人之心也。但闻陛下于仁宗祭祀、皇太后孝养略有加于前，则臣倡一为十，传于士大夫，使展转宣布于天下，以慰天下为人父母者之心，且以广吾君至孝之德于外。所恨近日寂无他闻，与向时所闻者多无小异，此臣所以不得不竭尽肝胆，思有补于圣明也。又诏曰：「今既勗朕以事亲之道，而拒君命不受，岂其言之戾耶?」此乃视草学士不尽见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语耳。臣累奏劝陛下事亲之道如此之切，反自违君命者，盖有上□之所说云耳[3]，岂可便谓之为戾乎?』弼又两奏，卒不听，乃受之。

　　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内都知、安静军留后任守忠为保信节度使[4]，蕲州安置。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豫，遂交斗两宫间，于是又擅取奉宸库金珠数万两献皇后，因受赏赐。吕诲言：『昨嘉祐中，臣僚请立皇子，先帝与太后属意陛下，属日久，守忠百端沮抑，幸立幼君，以邀后福。赖天意不移，宰臣韩琦等力赞成之。先是诬毁宗懿不孝，乃其本谋也。逮先帝晏驾，太后主持神器，大臣尽力，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药经年，守忠酝造言语，交斗两宫，惟幸慈孝有所不至，暨迎先帝木主下降，礼院定太后出入仪式，守忠坚欲用乾兴之例，非圣后明贤，几为守忠所误。今春揣知太后有罢同听政之意，因陈还辟之说，掠功于己，以奉陛下。外臣自去冬以来[5]，但闻陛下孝养之阙。今夏以后，只闻太后慈爱之失。腾谤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语言，离间宫禁者，非一不出守忠朋党，众所共知。原其用情，诚国之贼。自先帝弃世，守忠于宫禁公取财货，其数不赀。近又取奉宸库金珠数万金两献于中宫，不惟自邀厚赐，以固恩宠，其实窥伺陛下，将以谀言狡计乘间而人矣。』司马光又数其十罪，乞斩于都市，以惩奸慝。帝纳其言，翌日，遂绌守忠。

文潞公《私记》：治平元年八月，谏官司马光、吕诲言入内都知任守忠交斗宫闱，光又数其十罪，乞斩之。时富弼为枢相，乞行谏官之言。英宗命窜逐之。弼与中书同奏事殿上，宰相韩琦进曰：『陛下登极之时，守忠亦预有劳，愿少宽之。』弼奋而前曰：『先帝亲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叶赞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顾复之恩，报太后拥佑之力。而此辈乃自云某人有某功，某人有劳，臣不知此何等语，且将置先帝与太后于何地耶?』上韪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却立数步。《邵氏见闻录》：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执请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间谍两宫。时司马温公知谏院，吕谏议为侍御史，凡十数章请诛之。英宗虽未施行，宰相韩魏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公已签，参政赵概难之，问欧阳公曰：『何如?』欧阳公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魏公坐政事堂，以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责蕲州团练使、蕲州安置。』取空头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谓少缓则中变也。呜呼!魏公真宰相也。欧阳修云：『吾为魏公作《昼锦堂记》，公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盖以此。』二书所载不同。又《私记》毁琦特甚，《见闻》誉琦又过，今并不取。

　　丁巳，司马光言：『陛下即位之初，奏事皇太后虔恭款至。太后抚爱陛下，恩渥周备。数日之间，慈孝之誉达于中外，播于远近，闻者无不相庆。自圣体不安，旬月之间，道路之人，渐有异议，皆云因守忠等不乐陛下为嗣，故于皇太后，则言陛下与中宫之短；于陛下与中宫，则言皇太后之失，遂使两宫之心互相猜贰。间隙一开，猝难复合。今陛下奋发英断，屏黜谗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胜忭悦。然臣愚窃恐皇太后尚未能尽知奸人之情，与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与中宫亲诣皇太后阁，顿首陈谢，具述从来为守忠等所误，致屡有忤违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愿与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旧日，然后朝夕与中宫侍养左右，膳药羞饵，躬亲进献，承顺颜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妇姑之礼。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离间者，愿陛下立行诛窜，勿复有疑。如此，则谗慝之人远黜，内外雍睦，善气兴行，灾沴消亡，宗庙永安，令闻长世。若失此之际，两宫之欢不能复旧，则恐长无可复之期，岂惟今天下之人以陛下为非，将传于史册，取讥万世矣！』

　　治平二年八月，大雨，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没人民畜产。乙未，诏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事。司马光上疏略曰：『先帝擢陛下于众人之中，自防御使升为天子，唯以一后、数公主属于陛下。而梓宫在殡，已失太后之欢心，长公主数人皆屏居闲宫，希曾见省。臣请以小谕大：设有闾里之民，家有一妻数女，及有十亩之田、千金之产。老而无子，养同宗之子以为后。其人既没，其子得田产而有之，遂疏母弃妹，使之愁愤怨叹，则邻里乡党之人，谓其子为何如人哉?以匹夫而为此，犹见贬于乡里，况以天子之尊，为四海所瞻仰，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熙宁元年三月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请建太皇太后宫殿并以『庆寿』为名。

元丰二年十月乙卯，太皇太后崩于寿庆宫（余见《神宗朝奉太后》）。

校勘记

[1]勉于 原本『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九补。

[2]己酉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补。

[3]上□之所说 《长编》卷二○二作『上之所说』，未知墨丁原为何字，姑仍其旧。

[4]安静军留后 原本作『安静军留守后』，衍一『守』字，据《长编》卷二○二删。

[5]外臣 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五

英宗皇帝

濮议

　　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韩琦等奏：『陛下即位以来，仁施泽浃。九族既睦，万国交欢。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二年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

　　六月。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发[1]，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议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为案。其议曰：『况前代之入继者[2]，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册，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议上，中书奏：『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议者或欲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是月己酉，中书又奏：『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及案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诏从之。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洶洶。未及上，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考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甲寅，降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

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称王，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议论、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执政得奏，怒，召镇责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耶?』镇曰：『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早从王珪等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臣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盖为大宗斩，还为小宗，期不二斩[3]，明于彼而判于此也。又按：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称父母者，所以别其本，正于后也。在属籍当行除祔，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汉宣、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继，于今事体略不相类。

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皆本朝典礼，安得谓之无据?臣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如是则尊有二上，服有二斩，礼律之文，皆相戾矣。云臣伏望陛下开广圣虑，精勤孝治，不作无益，以害至公。既罢三省集议，当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议为定。以前后所献不一，尽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宾之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奏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臣伏见乡者诏群臣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所以言者盖欲奉懿王以礼，辅陛下以义。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使宗室疏属皆已受封赠，而崇奉濮王之礼至今独未施行，此众所以抑郁而未为称惬者也。

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议是非，臣请为陛下别白言之：政府言《礼》、令文、《五服年月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臣案：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为法则可矣，若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则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以礼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议。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八月庚戌，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初议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礼》为人后大一统之义，指陈切至，涕下被面。帝雅信重抗，因感悟，亦泣。会京师大水，推原咎证，在濮王议。执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罢其谏职。

　　九月丙子，给事中、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陈州，从所乞也。先是，黯与两制合议，请以濮王为皇伯，执政弗从。数诣中书争论，会大雨水。时黯已被疾，疏言：『简宗庙，逆天时，则水不润下。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乃阿谀取悦，违背经义，建两统二父之说，故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流杀人民。』于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后十二日卒，口占遗奏数百言，犹以濮王议为请。

　　十二月，郊祀既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复申前议，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礼，且言：『国家承五代余弊，文武之政，二府分领，然而军国大事，皆得合议。今议崇奉濮安懿王，此事体至大者，而终不谋于枢府，臣所未谕。两制及台谏论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者不一，而枢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闻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进说，惑乱宸听，中书遂非，执守邪论，当有以发明经义，解释群疑。臣欲乞中旨下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臣僚同共详定典礼，以正是非。久而不决，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诲寻进对延和殿，开陈恳切。上谕诲曰：『群臣虑本宫兄弟众多，将过有封爵，故有此言。』诲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窃思仁宗于堂兄弟辈尚隆封爵，况陛下濮宫之亲，其谁敢间?近日中宫与皇太后受册，内外欢庆。必若恩及天伦，乃为盛美，虽甚愚者，不应献此言。欲乞宣示姓名，与众共罚!』诲前后既七奏，不从，因乞免台职补外，又四奏，亦不从。遂劾韩琦曰：『琦请下有司议濮王典礼，比再下两制，用汉宣、光二帝故事，欲称皇考。窃原诏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导谀之过也。永昭陵土未干，玉几遗音尚在，乃心已革，谓天可欺，致两宫之嫌猜，贾天下之怨怒，谤归于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论半年不决，琦犹遂非，不为改正，得谓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来，进秩疏封，赏功报德，不为不至。而琦略无谦损，益肆刚愎，半岁之内，两次求罢，无疾坚卧，要君宠命，犹曰「自谓孤忠之可立，岂知直道之难行」。果知人臣进退之分、天道盈虚之理，不应形斯言于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论沸腾，人心愤郁，得不揽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积微?罢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为国之福，亦以保琦族于始终也。』

《濮王申陈》以诲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颍府僚友不用正人，颇与此异。此据诲章奏。冯洁已《御史台记》亦以此为第六疏，与《申陈》所载并同。然修称濮议半年不决，则恐不当在明年，且明年诲已累章弹欧阳修，不应后章全不及修。今来参酌。附此年末，更须考详。『不知直道之难行、自谓孤忠之可进。』按：琦集乃《甲辰冬罢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壬午，吕诲以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尊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不报。是月王戌[4]，即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5]：『豺狼当道，击逐当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絓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已失，曾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公亮及概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

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干，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臻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

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概依违其间，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

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又曰：『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为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之。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于汉统之渐，遂大非之，故师丹议云：定陶共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耳。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等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又曰：『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圣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为之说也。

盖自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者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母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仕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而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

《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于本生止服小功，于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礼典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上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上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

　　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斋：上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道，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奏：『臣自去秋以来，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正之号。不蒙开纳，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导谀人君，及韩琦、曾公亮与赵概等依违傅会，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议罪，亦未付施行。盖由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明，早正典礼，又不能击去奸邪，肃清朝纲，遂至大议久而不决，中外之人，谤论洶洶。若安然尸禄不自引非，则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职业。因缴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

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丁丑，中书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敕称准皇太后手书：『吾闻群臣议称，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降敕称上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祭祀。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诏下，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称亲之说，盖汉宣帝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按：曾孙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为昭帝之后，是以兄孙遥继祖统，于汉家无两考之嫌。

史皇孙初无爵谥，有司奏请之，始故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谥，只称悼园。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入继大统，虽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为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不报。戊寅，吕诲等又奏：『臣窃思前敕三省集议，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遂罢集议。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群情震骇，重以疑惑。』又曰：『盖首议者欲变兹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今复贻于母后，得谓之忠乎?』纯仁又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旨，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母后诏令于朝廷者。

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今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或力权臣矫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计。』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门两以诏谕赴台供职，诲等又奏云：『今濮安典礼虽去殊号，而首举邪议之臣未蒙显责，中外犹以为惑，臣等何敢自止?』己卯，又奏：『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孙之序，奉邑守卫皆已严具，必别起园寝。增广制度，当须改卜，易其灵竁。不憔熙陵隔绝，亦与润王分别。顾其典礼，疑有未安。』庚辰，又奏：『近睹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并用哀、威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议，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宫苏利涉、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

盖欲归过至尊，自掩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辛巳，又奏：『若欲准汉宣故事，以濮王为亲，则襄国已降，自当为母，于皇太后岂得安哉?』又曰：『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蒙诏旨，促令供职，而跟躇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并前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栢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宁世、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度懿王园庙地图上，皆从中书所请也。吕公著言：『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四边。当时以彪之议为当。臣愚欲乞特降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书奏事者并听回改，余公私文字不须讳避，庶与祖宗文庙名讳小有差别。』

　　壬午，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何如，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6]。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有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心。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是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虽禹之乐闻善言，汤之改过不吝，不是过也。』吕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何罪，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同知谏院傅尧俞知和州，侍御史赵鼎通判淄州，侍御史赵瞻通判汾州。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上数谕留，尧俞等终求去，故有是命。司马光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字朕本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直为政府所误，以至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改除，现在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今忽闻傅尧俞等二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胸臆。伏望陛下勿复询于政府，特发宸断，召还傅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力欢忻，谤诽之语更为讴歌矣。』不从。光遂奏请与尧俞等同责，且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等诣政府，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当两制、礼官共详定时，臣又独为众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既蒙谴逐，如臣等岂宜容恕?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乎?』有诏促光赴经筵供职。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有所偏颇。臣用是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请正典礼，召还言事者。因自求罢，不许。

思永以去年十月为中丞。方吕诲等争论典礼，思永不应默。诲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则思永虽言之，必不力。本传云乞召还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罢，今且附见，当考。《御史台记》云：台僚以濮议俱被黜，思永媕阿，不一言营救，议者丑之。

　　壬戊，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监永丰仓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甲子，都官员外郎黄照为侍御史，太常博士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初命王珪等举官，已除昌龄及源明，而尚阙两员。中书以珪等前所举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名进，而照中选。上又特批之奇为御史。欧阳修素厚之奇，之奇前举制策不入等，尝诣修，盛言追尊濮王为是，深非范百禄所对。修因力荐之，即与照并命。庚午，新除监察御史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还吕诲等。诏听源明免，以告牒纳中书。辛未，手诏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称亲，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汉史本生父称曰亲，又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既有典故，遂遵慈训，而不敢当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庙社之重，义不得兼奉私亲，故但即立园庙，俾王子孙世袭濮国，自主祭祀，远嫌有别。盖欲为万世法，岂皆权宜之举哉?而台官吕诲等始者专执合称皇伯、追封大国之义。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并无典据。追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向自罢议之后，而诲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立庙京师，干乱正统之事，皆朝廷未尝议及者，历加诋诬，自比师丹，意欲摇动人情，眩惑众听，以至封还诰敕，擅不赴台。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录传讪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诏之出，诲等则以称亲立庙皆为不当。朕览诲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礼宜追厚，俟祥禫既毕，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今乃反以称亲为非，前后之言，自相牴牾。尧俞等不顾义理，更相倡和，既挠权而示众，复归过以取名。朕姑务含容，屈于明宪，止命各以本官补外，尚虑缙绅之间、士民之众不详本末，但惑传闻。欲释群疑，理当申谕。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过牒告示，庶知朕意。』

　　四月丙戌，礼院言：『濮安懿王建庙当行祭告。而宗襆丧未除，请权以本宫诸弟摄事，其祝文令教授为之。』初，命翰林学士冯京撰祝文，京曰：『本院未有体式，乞下礼院议。礼院议称「皇帝某谨遣官恭告于亲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诏俾王子孙奉祠事，乃更定此议。乙未，金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读傅卞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卞议濮王典礼与执政意合，故骤进。

　　卞本传云：上疏言：『外忧可以预防，奸邪无状，所当深察。富弼有大臣器，不当在外。』当考。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刘庠为监察御史里行。庠私议濮王事与执政意合，故命以言职。

　　七月甲寅，屯田员外郎吴申为殿中侍御史。初，刘庠举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门人也。自傅卞议濮王事称旨，庠及申私论与卞协，故相继并居言职。

　　八月己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知蔡州。公著尝言濮安懿王不当称亲，乃颁讳于天下，又请追还吕诲等，皆不从，即称疾求补外官，家居者百余日。上遣内侍杨安道即家敦谕，又数令公著兄公弼劝之。公著起就职，不数月，复上章请出，而有是命。

　　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员外郎张唐英为殿中侍御史里行。唐英，双流人。初，英宗立，上《谨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台谏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镇谓唐英有先见之明，故荐之。

熙宁三年三月，因言青苗法，上曰：『人言何至如此?』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母，悖理伤教，孰甚于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

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当时言者虽未尽理，于时事亦不为无庸。』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校勘记

[1]先发 原本无『发』字，据《长编》卷二○五补。

[2]况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3]期不二斩 原本『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五补。

[4]是月壬戌 原本无此四字，据《长编》卷二○七补。

[5]太常博士 原本作『太学博士』，据《长编》卷二○七改。

[6]休宁县 原本作『休宁□□』，据《长编》卷二○七改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英宗皇帝

教养宗室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增置宗室学官。诏曰：『以宗枝甚众，而诱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举有学行之士为之教授。《传》不云乎：「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盖子弟之学，非尊属勉励则莫知劝。若不率教，其令尊属司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职，大宗正司察举以闻。』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余人，其奉朝请者四百余人，而教学之官六员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讲书四员。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员。年十四以下者，别置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1]，以分教之。上谓韩琦等曰：『凡事之行患于渐[2]，久而怠废。况为学之道，尤戒中正。诸宗室之幼者，仍须本位尊长常加率励，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谕此意，作诏戒勉之。』故有是诏。

《两朝正史·从质传》云：从质字子野，少笃行，为人修洁。尝割股疗其兄，从谨疾已而自被疾，废朝请。行己俭薄，岁时得禄赐，博致珍异物，献御厨以万计。帝异之，遣使问所欲。对使者曰：『臣蒙国厚恩，不幸婴疾，今无以将诚意，故为此耳，非有所觊也。』帝复遣使固问之，乃曰：『陛下过疑臣有所觊，必不得已，愿为臣诸位择儒官教导子弟，使不隳忠孝足矣。』帝嗟异之，为增教授员。终左屯卫大将军、信州团练使[3]，薨[4]。宗室无少长，哭之尽哀。赠定州观察使、博陵侯。按：从质，德昭孙、惟忠子，卒于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实录》有传，但载官爵迁改，并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从得之?割股已见天圣五年十二月庚寅，独请增教授员及从质建议，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学官附《从质传》，当考。

丙午[5]，上既命增置宗室学官，以谓宗室数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复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以左龙武卫大将军、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怀州团练使，领其职。且降诏申警之。宗惠，允升子也[6]。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详知之。颇贤宗惠，故擢用焉。谢日，告以选任之意，宗惠乃即所居筑室曰『闻义』，日与学士大夫讲肄其间，以身倡率宗属[7]。两召对延和殿，许条奏朝政，由御药院进入。旧制，大宗正司正领宗室事，宗室女中[8]、人主之内外仆使隶管勾所，宗惠请悉罢之，总于宗正，人以为便。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至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初，睦亲宅密州观察使宗旦等五位、广亲宅原州团练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孙众多，而所居狭隘。遂命度故上清官地为七位，以宗旦等五位为睦亲衷宅，克戒等二位为广亲东宅。有司方营造，而天章阁待制王猎建言：取睦亲四旁官私屋以广西宅。既遣产部副使张焘等按视，而上以搔动居人颇多，不许。然上清所修七位无复余地，而皇族蕃衍恐后有当迁者，命择地。焘言：『芳林园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余，可不起民而足。』遂作宅于此园，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后有求徙者，又广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孙也。

三年四月壬子，右武卫大将军、果州刺史叔褒领文州团练使。初制宗室十五以上通经者，大宗正以闻，命官试论及大义，中者度高下赐出身，或迁官。至是，叔褒试所学中，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孙也。

疑蔡襄

　　治平二年二月辛丑，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为皇子，中外无间言。既即位，以服药故，皇太后垂帘听政。尝为中书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伤涕泣。宦官宫妾争相荧惑，而近臣中亦有异议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中书不敢问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尝有异议，莫知虚实。上疾既愈，数问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谓中书曰：『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韩琦等共奏：『三司事无缺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襄者，亦未有。』欧阳修又奏：『襄母年八十余，多病，襄但请朝假不趋起居尔，日高后即入省，亦不废事。』然每奏事语及三司，上未尝不变色。及谅祚攻却泾原，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三司当早选人。琦等初尚求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陈乞，可以除移。』初，传者多端，或云上人宫后亲见奏牍。至是，因襄请罢，琦遂质于上。上曰：『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琦曰：『事出霭昧。若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苟令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善人难立矣。』曾公亮曰：『京师后来喜造谤议，一人造虚，众人传之，便以为实。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特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修曰：『陛下以为此事固有果无?』上曰：『虽不见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修曰：『疑似之谤，不惟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仍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丧至阙下，小人有嫉忌臣者，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藁传布中外，内臣无不切齿。判铨才六日，为杨永德所谗，以差船事罢知同州，亦赖仁宗保全，寻知其无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况无迹状?陛下幸不致疑。』琦及公亮又各进说，上曰：『造谤固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公弼奏事毕，上曰：『卿继蔡襄为使，襄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卿何以处之?』公弼知帝未悦襄，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慢失，恐言者妄尔。』帝以公弼为长者。

刺陕西义勇

　　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寓而威服四裔，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正军。及夏国纳欵，朝廷拣放，于今所存者无几。河东、河北、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则又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或令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先刺，观听既安，然后刺及诸郡，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诏从之。枢密副使胡宿请且刺缘边州军。上曰：『不若即了之。韩琦意亦欲如此。』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使，并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买保毅甲承名额者[9]，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人赐钱一千，总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后复诏秦、陇、仪、渭、泾、原、邻、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

《实录》云：刺义勇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会要》与《实录》数同，今从本志。十二月别给米及钱，《会要》及三年八月十五事，本志以为是岁。今从本志，并附见于此。

　　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伏见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乏少正军，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寻又刺充保捷指挥，于沿边戍守。闾里愁怨，不可胜言。耕桑之民，不习战斗，官中既费衣粮，私家又须供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之民，至今二十余年终不复旧者，皆以此也。是时河北、河东边事稍缓，朝廷但藉其民以充义勇，不刺为正军。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来。惟陕西困于科调，比于景祐以前，民力减耗三分之二。加以近岁屡遭凶歉，今秋方获小稔，且望息肩，又值边鄙有警，众心已摇。若更闻此诏上，必大致惊扰。况即目陕西正军甚多，不至缺乏，何为据作此有害无益之事，以循覆车之辙?』

又奏曰：『昔康定、庆历之间籍陕西之民为乡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使之守护乡里，必不刺充正军、屯戍边境。榜犹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令于边地屯戍。当是时，臣丁忧在陕，备见其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兵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宫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如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后，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更须千里供送，父母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况其平生所习者，惟桑麻耒耜，至于甲冑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临敌之际，不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拽动大阵。自后宫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给以公据，放令逐便。

而游惰已久，不复肯服稼穑之劳，兼田产已空，无所复归，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其为失业，较然可知。今朝廷虽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农隙之时委州县召集教阅，止在乡里，不令戍边，而民间惩往年之事，必大兴讹言，互相惊扰。朝廷号令失信前后已多，虽州县之吏遍至民家，面加晓谕，亦终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狱必繁，足以动摇群心，感伤和气。若使分毫有益于国，亦无所顾，此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又奏曰：『康定间拣差乡弓手时，元不曾刺手。后至庆历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犹得多用钱财，雇召壮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则是十余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得复为平民。其为害民，尤甚于康定之时也！』

又奏曰：『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诚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何谓于民有世世之害?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祐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物力人户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自宝元、庆历之间，将陕西一路弓手尽刺充保捷正军，自此骚然愁苦矣。其河北、河东民比于陕西路，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后，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卖尽田产，欲浮游作客，皆虑官中非时点集，不敢东西。又差点之际，州县之吏，宁无乞觅?教阅之时，军员教头宁无敛掠?是以常时色役之外，添此一种科徭云云。且今日既籍之后，州县之义勇皆有常数，每有逃亡病死，州县必随而补之。

然义勇之身既羁縻以至老死，而子孙若有壮丁，又不免刺为义勇，是使陕西之民，子子孙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也。故臣曰于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谓于国无分毫之利?难者曰：「古之兵皆出民间，岂民兵可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乎?」臣对曰：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居则为比、闾、旅、党、州、乡，行则为伍、两、卒、旅、师、军。为之长者，皆乡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营，府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具，无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纪纲素备故也。今乡兵则不然，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若安宁无事之时，州县集教阅，则亦有行阵旗鼓、开弓彍弩、坐作斗噪，真如可以战敌者。

设若闻敌寇大入，边兵已败，边城不守，则莫不迎望风声，奔波进散。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于国无分毫之利也。』又奏曰：『今建议以义勇为便者，必曰：「即河北、河东不用衣粮，而得胜兵数十万，皆教阅精熟，可以战敌。又兵出民间，合于古制。」臣请言其不然：彼数十万者，虚数也；教阅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间者，名与古同而实异也。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瞻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财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实，何不试召谏议者而问之?

河北、河东自制义勇以来，敌寇凡几次深入腹内州军，用义勇拒战而敌寇败退。今既有义勇之后，三路之正军皆可废罢，此乃万世之长策也。愿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义勇以来未尝经阵敌使用，今来虽有义勇正军，亦未可废罢，则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罢刺义勇，陛下宣谕、以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胜郁悒，终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台谏之言，则云命令已行，难以改更，此乃遂非拒谏之辞。陛下新临大政，当求善无厌，从谏如流之时，而亦有此言，天下将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皆中书门下省属官，日与中书令、侍中侍于天子之侧，议论大政。

苟事有阙失，皆得随时规正。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人，无一人知者。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行，是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如此，岂惟愚臣一人无用于时?谏争之官，皆可废也！以臣所见，但当论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当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终弗听。光凡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弗许。尝至中书，与韩琦辨。琦谓光曰：『兵贵先声后实。今谅祚方桀傲，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慑?』光曰：『兵之用先声，谓无其实也，独可以欺之于一日之间尔。小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过十日西人知其详，宁复惧乎?』

琦不能答，复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耳。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目：『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矣。

熙宁元年五月丙申，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人材武艺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户下支移折变，别团会教阅，依日限，于放散并给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者，听注籍，候有阙收补。从之。戊戌，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者别为一等，以备非时捕盗，候有功，当议量材优与名目。并立呈试武艺法三等，许诸色人自陈。中下等，许义勇陈乞（余见神宗朝）。

去冗官

　　治平三年九月[10]。初，帝欲去冗官之弊，献言者皆谓三岁一磨勘，其进甚亟，稍迁以至高位，故获荫者众。诏悉付两制详定最切，刊去姓名。其言曰：『伏见审官院京朝官以上磨勘转官者，举一岁中，约有千数。其因职任升擢者尚不与焉。《国朝会要》：真宗用谏官孙何等疏，遂罢郊祀序进之制。即令有司考其殿最，临轩引对，亲加升黜，又令审官院考校京朝官经任五年以上、磨勘无赃私罪，即以名闻，当议迁秩。又令在京臣僚已经三年磨勘、改转后依旧勾当，直候得替后更及三年，再令磨勘。当时条制虽前后不同，然大抵不限定三年，亦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今自寺监立簿以上，率三岁迁外任者，不俟替归，在京者亦无候替别限年磨勘之制，至有待阙于家，动逾岁时，居无职事，禄廪不绝。

苟及三年，则又磨勘。臣谓考课之弊，无甚于今，而亦无速于今也。欲乞朝廷检详旧制，以见今内外京朝官及两制以上磨勘之法别立中制，虽未能如虞舜三考升黜之典，且复祖宗之制，亦庶几抑侥幸之弊矣。』权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继言：『乞今后前行正郎该磨勘，依转大卿、监例，候四周年方得施行。及自历任正郎后，须得举主五人，内有本路提、转及大两省三人，方与改转少卿、监。』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同知谏院傅卞言：『乞今后京朝官至员外郎，且依旧年限磨勘外，其前行员外郎人正郎磨勘，并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许磨勘。两制臣僚自待制以上，并乞五周年磨勘，至谏议大夫，更不许磨勘。』殿中侍御史吴申言：『乞从今裁节，如有前行郎中合转少卿、监者，且令权住，先立定员数，候有阙则以次迁授，仍以历任年深、无赃私罪，或曾历职司差遣不经责降，或前后历官可称及素有文行者，先次迁转。

前行员外郎合转郎中及太常、国子博士合转员外郎者，亦且权住，先立定员，候有阙则以次迁补。』监察御史里行刘庠言：『欲乞少卿、监合磨勘转大卿、监者，如年已及七十以上，更不许磨勘。』监察御史里行蒋之奇言：『两制以上四年转两官，北京官乃是二年一转。欲乞两制亦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转一官，至前行郎中后，更添左司郎中一转。』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奏：『检详祖宗朝，中外官不立迁转条限。大中祥符八年始降诏，京朝官并以三周年，令审官院磨勘引对，与转官。是时仕路犹清，官员数少。厥后及今五十余年，约祥符初略计十倍，以故员多阙少，坐縻禄俸，才否无辨，差遣不行。考课之法虽复施用，官制之弊，无甚于此。今详定且欲京朝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升朝官至后行郎中更不磨勘。

其才望或有劳绩，或因繁难任使，即自朝廷甄擢。盖登仕升朝，累至正郎，奏荫子孙，稍奉法循理，自应至州郡长吏以此处常调固已为优厚。其待制以上既处显近，请遵祖宗故事，更不磨勘。若因事功，或因居事任，上自圣衷推恩迁改，应见资品已高，各据所居官止。自余条例，一切仍旧。其任卿、监不曾历职司差遣，只自常参官累迁者，并送审官院依例差遣。其老或疾陈乞留台宫观监当者更不磨勘。如此，则权柄归于君上，劝沮行于朝廷，人材有所甄别，重难繁剧之地可以用人，事体均乎，简而易守，比于祖宗之制，犹为优幸。』癸亥，诏曰：『朕惟制治之本，必始于官；设官之方，其亦有择。国家承累圣之祚，跻时丕平，而假省寺之官出釐庶务，复许以三祀俾之一迁。

岁月既深，吏员猥积，虽海宇至广，工师实繁，以官率人，倍者数矣。肆我台阁，数陈其故，兹用博议，审求臧谋。而封章亟来，请从更制。朕嘉与卿士，图惟厥中，庶几流弊，由此其息。自今待制已上，自迁官后六岁无过，则复迁之；有过亦展年，至谏议大夫止。

待制以上六年一迁官，至谏议大夫止，不知何年却改此法，当考。

　　京朝官四岁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大夫、卿、监仍以七十员为定员，有阙即检勘前行郎中迁官及四岁以上，校月日之久者次补之。少卿、监以上迁官听旨。如别有劳绩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

据《会要》及当时颁降条贯册令，《实录》、正史载诏书，余并削去，要似可惜，故复存之。初献言者，当考其姓名。张舜民《退休小史》云：『京朝官四年磨勘，元无著令。熙宁中，审官院率行之，至今为常格。』案：此诏书及臣僚申请甚备，安得谓无著令?岂舜民不详考之乎?

训导皇子

　　嘉祐八年五月甲辰，诏岁给皇子仲鍼公使钱千五百贯，仲纠、仲恪千贯。甲寅，右司谏王陶为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充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宣庆使、安静军留后、入内都知任守忠提举管勾皇子位。司马光言：『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与皇子居处燕游，讲论道义，耸善抑恶，辅成懿德。其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亦皆选小心端悫之人，使所属官司结罪保明，然后得人，仍专委伴读官纠举施行。若皇太子自有过失，再三规诲不从者，亦听以闻。如此，则必进德修业，日就月将，善人益亲，邪人益疏，诚天下之幸也。』戊辰，皇子仲鍼、仲纠始就东宫听读。

　　九月庚戌，诏以皇子位为庆宁宫。辛亥，皇子光国公仲鍼为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改赐名顼；乐安郡公仲纠为明州观察使、祁国公，赐名颢；大宁郡公仲恪为耀州观察使、鄂国公，赐名頵。壬戌，皇子位伴读王陶为淮阳郡王位说书，孙思恭为侍讲，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韩维为太常丞，充记室参军。陶等请王受拜，不许。吕诲言：『王今未出阁，当且设师友，不宜遂置僚属。臣欲乞朝廷先正王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则礼分自安。况王年已长，当早令出阁，开府建官，翊善、侍讲自为僚属，于事体即无不顺也。』

　　十月戊寅，赐淮阳郡王公使钱岁二千贯，祁国、鄂国岁一千五百贯。

　　十一月，吕诲又乞早建东宫[11]。其书曰：『陛下践祚而来，圣体违豫，虽天光临下，而德音鲜闻。万机之事，未尝可否，悉付中书、枢密院，皇太后关决于中。自非辅臣承旨，两制、近侍亦不得造帘箔之下，况疏远之臣耶?如是，爵赏刑威一归于政府，使政府尽公则已，脱有差缪，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闭，中外所以慊然不安也。为陛下谋者，莫若早建元良，内辅号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归而下无异心，此当今之速效也。汉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请豫建太子。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贤明之嗣，尚以不豫建为忧，诚有谓也。况淮阳王天资颖悟，法当冢嫡，宜豫建立，以固本根，旁绝窥觎，慰安人心，斯万世之虑也。伏望陛下廓开聪听，俯纳愚忠，审权柄不可移于下，思机会不可失其时。法汉文豫建之策，为庙社长久之计，上有圣后之翊辅，下有元良之倚赖，陛下高拱岩廊，仰成庶政，泰山之安，何以逾此?如此，则游心清净，不言而化，人神胥悦，天意昭辅。勿药之喜，计日可期矣。』

　　十二月乙亥，淮阳王顼出阁。王辞两宫，悲泣不自胜，太后亦泣，慰谕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进封皇子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顼为颍王，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丙午，宰臣韩琦等表请序位在颍王下，诏答不允。戊申，诏大敕系位，皇子顼在富弼上，颢在宋庠下。丁巳，诏赐皇子颍王公使钱三千贯，颢二千贯，頵一千五百贯。戊午，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直集贤院，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直集贤院、诸王府侍讲。初，淮阳郡王将出阁，以陶等为翊善、记室、侍讲，至是封颍王，而东阳郡王颢又将出阁，故迁陶，命兼翊善东阳，而维、思恭为两王记室、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每事谘访，维悉心以对，至于起拜。进止缓急，皆陈其节。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太后泣告辅臣，并咎两王[12]，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犹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王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至。宜召至中书褒谕之。』曹佾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维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维及思恭戒王曰：『陛下亲总万机，内外上下，事体已正，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勿有所预也。』

　　二年二月甲申，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邵亢为直史馆、颍王府翊善、同判司农寺，令于皇子两位供职。帝尝召对群玉殿，访以世务，曰：『学士真国器也！』故命为王府官。

　　十月戊申，都官员外郎、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为诸王府侍读[13]，屯田员外郎、中书编修文字孙固为诸王府侍讲。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三年二月乙巳，颍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颍王天质早茂，姻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具有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至有敲门羊酒、镇柜银钱，乃里巷常谈，盖荐绅所不道，行于圣日，窃所未安。欲乞下太常礼院，博约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者悉罢之。』诏礼院详定。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未尝用。今检到《国朝会要》皇亲婚会礼物数，请如《会要》故事。』从之。

　　三月壬戌，纳故宰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颍王妇，封安国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诸臣之家为王择配。记室韩维奏：『王孝友聪明，动履法度。方向经学，以观成德，于今卜姓受室，其系尤重。宜历选勋望之家，精拣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封安国夫人在辛未日，今并书之。）

　　四月乙未，颍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知制诰知谏院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贤院、充颍王府翊善，于皇子两位供职。

　　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药。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奏请立皇太子，帝不怿，封其奏。一日，宰相韩琦等问起居退，颍王出寝门，忧形于色，顾谓琦曰：『奈何?』琦曰：『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职。』琦曰：『非为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语，凡处分事，皆笔于纸。辛丑，帝疾增剧。辅臣问起居罢，琦复奏曰：『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帝颔之。琦请帝亲笔指挥，帝乃书曰：『立大王为太子。』琦曰：『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帝又批于后曰：『颍王顼。』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草制。学士承旨张方平至榻前禀命，帝凭几出数语，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画几，方平因请进笔书所谕，遂进笔。帝书：『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字，所书名不甚明。方平又进笔请书之，再书『颍王』二字，又书『大大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壬寅，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帝既用大臣议立皇太子，因泫然下泪。文彦博退，谓韩琦曰：『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间，亦不能无动也。』琦曰：『国事当如此，可奈何?』皇太子始闻命，辞于榻前者久之。癸卯，大赦，赐文武官子为父后者勋一转。乙巳，诏以来年正月十九日册皇太子，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为礼仪使，翰林学士王珪撰册文，钱明逸书册，知制诰宋敏求书宝。

四年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时年二十。

校勘记

[1]并旧 原本无『并』字，意歉然，兹据《长编》卷二○二补。

[2]患于渐 原本『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补。

[3]终左屯卫大将军 原本作『从□左屯卫大将军』，据《长编》卷二○二改补。

[4]薨 原本作墨丁，《长编》卷二○二注文无此字，兹据文意补。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二补。

[6]允升 原本『升』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二、《宋室·宗室传》补。

[7]以身 原本作『以自』，据《长编》卷二○二改。

[8]宗室女中 原本作『宗室文□中』，据《长编》卷二○二改。

[9]秦州 原本作『泰州』，据《长编》卷二○三改。

[10]九月 原本作『八月』，据《长编》卷二○八改。

[11]又乞 原本『又』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九九补。

[12]并咎两王 原本『两王』下有二墨丁，兹据《长编》卷二○二删。

[13]权发遣 原本作『中发遣』，据《长编》卷二○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七

神宗皇帝

宰相不押班

治平四年四月乙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屡言韩琦自嘉祐末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乞行罢退，是日，陶遂极口诋琦，意谓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许，陶始失望。辛酉，先是，御史台以状申中书云：『检会《皇祐编敕》，应正衙常朝及横行，并须宰臣立班。常朝日轮宰相一员押班，寻常多据赞引。官称宰臣，更不过来。窃虑上项编敕仪制别有冲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挥。』时闰三月己丑也（己丑，三月十一日）。中书不报，中丞王陶因以状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应隳废朝仪。』又不报，陶遂劾奏韩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为谕，斥韩琦骄主之色过于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辅嗣君，忽千官瞻视之庭，蔑如房闼；艰再拜表议之礼，重若邱山。沮格台文，侮傲风宪。宜加显罚，用肃具僚。』

据《会要》，陶以闰三月十一日问押班事，其弹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日录》：『闰三月十一日，呈台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讫，以遇退朝早，即轮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进呈及留身说呈讫。』可参考，更详之。甲子，韩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诏答不允，仍断来章。琦再上表，据琦集及王珪答诏。

　　乙丑，陶入对言：『近弹奏韩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琦等虽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并臣言郭逵小人，不堪大用；王举元、蔡挺、薛向转官加职，次序不当；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王中正等当罢免。不蒙施行。盖臣才识浅下，言皆非是，岂可更处风宪?乞罢职除一闲郡[1]，臣更不敢入台，见归私居待罪。』又申中书乞休。韩绛、彭思永等例责降。韩琦亦屡请罢，不许，遂在告不出。丙寅，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与王陶两易其职。丁卯，光入对。上谕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职人所惮，臣不敢辞。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罢言职。虽不押班细故也，陶言之过，然爱礼存羊，固不可废。自顷宰相权重，今陶复以言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请俟宰相押班，然后受诏。』上许之。时光中丞诏已进入，而陶学士之命，中书独持之不下。

　　戊辰，参知政事吴奎、赵概面对，坚请绌陶于外，上不许。请复授枢密直学士，领群牧使，许之。既而上直批付中书，以陶为翰林学士。时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虽至愚，岂不知废格诏旨，获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圣德日新，上天助顺，风雨时若。乃者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蜷孽生，险说纷纭，震骇群听。原其所以如此者，过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资薄险，势利是视，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东宫之旧，首加任使，擢为中丞。今乃挟恃旧恩，专为险恶，轻肆狷愤，织罗交构，摧辱大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权势一归于己。且郭逵、蔡挺迁改，臣等以谓陛下处置皆当，故即奉行，亦累具开陈，陛下必尽记忆。

至如韩琦、曾公亮不押班事，盖以久来相承，寝成废礼，非是始于二臣。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背负芒刺、目为跋扈，肆意深诋?以此见陶处心积虑，在于排陷大臣，呼吸群众，以为已用，自图威柄，窃弄国权者也。臣等早来屡陈欲王陶补外，令其思过。陛下重难其事。今除旧职并差遣，臣等不得守义固争，已负大罪。今若又行内批指挥，除陶翰林学士，乃是由其过恶更获美迁，不惟臣等取轻群众，无以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信任群小，陆贽以直道昌言，反见斥逐。裴延龄、韦渠牟、李齐运以纤屑狡狯倚为腹心，天下至今称德宗为至闇之主。臣诚望陛下上法尧舜及三代之君，不愿陛下为唐德宗贻讥万世也。王陶不黜，陛下无以责内外大臣展布四体，兴辑正统。

愿陛下无溺私，断之不疑。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长，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群臣。臣辄违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刑。』己巳，奎遂称疾卧家，乞罢政事。上封奎札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谢，寻复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窃见奎以死党之节而济以沈雄，有大奸之才而饰以记诵。少缘文彦博，以非才得科名。及为谏官，附会彦博，欺罔仁宗，阴为培植维持之计。为唐介弹击被黜，是时搢绅朝士丑其为人，目为谏贼。奎为小官时，亦尝为富弼所知。及弼当国，属翰林学士员阙，弼以奎朋党，又为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补，奎大怀怨怼，辄令韩绛奏弼[2]，以快私忿。臣与奎有旧，亦尝规其背人主而附权臣。及为谏官，又言其党人韩绛、陈升之等，连文彦博，自是与臣匿怨为仇。

后韩琦引用为枢密大使，谏官杨畋愤其奸邪，论奏，会畋病死，遂盗厥位。及时服除，当复枢府。见韩琦方立党以倾彦博，又见琦名位事势愈盛于前，彦博之力不复能引重升荐，乃自陈顷为唐介弹奏彦博而言其附会，恐同居枢府不便，意要发扬彦博前事，及欲结媚韩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将此押弹，欲先事奏陈，使不能复发。陛下观奎此数节，天资险薄，惟势利视事，巧诈翻覆，情态万状。索其深蕴，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耶?奎自谓耶?』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先朝继统以来，深居九重，久之方亲国政，危疑自处，惟恐凌夺，欲为则不得，欲言则不敢，窘束牵制，谏屈不暇[3]。

琦等自知其非，思所以固宠保位之术，遂乃悦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议，忽而不顾。思人主与台谏官自立仇敌，忠谠之士谴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论洶洶。先帝后虽追悔，掣肘不敢改为，以至忧悒成疾，奄终一代。琦等方以两朝顾命傲然自居，顾视朝廷，惟己所欲。且琦执政一年，上自两府大臣、中外要职，莫非亲旧，根盘节错。异己者必逐，附已者必升。中常之人，各顾身计，言必不用，适助祸殃。如臣是陛下东宫旧臣，复为宪府之长，琦等亲被弹击，不敢自言，奎乃为琦主谋，击臣报怨。自兹以往，人谁敢言?臣处执宪之位未满两月，而遽邈退[4]，岂臣有欲自图国政、窃弄威权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学士之职，臣岂敢当之?愿从奎言，投于散地。

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脱强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节以死，归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吴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罢，居家待罪，朝廷旨不允，或宣召入台，至于再三，确辞然后听去，所以重风宪之任，宠耳目之官，体貌直臣，以厉其节。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罢免遄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旧供职。』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数其五罪。上以手札赐知制诰、知谏院邵亢，趣进入陶学士诰。亢遂言：『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陛下新听政，命出辄废，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马光入对，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请止还陶旧职。上许之，既又欲与陶待读学士。光退，翌日（二十二日己丑也），复奏曰：『侍读学士与翰林学士资级略同，若授陶此职，臣恐奎必未肯出。

陛下新践祚，大臣屡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质直，万一因此激发举动，更有过当，若亟行罢免，则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屡诏不出，则愈损陛下之威。况陶既以言事不听辞免台职，待罪之际，若更加以美官，臣窃料陶亦不敢受。欲望圣慈止还陶未作中丞时旧职，则奎前者已经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旧职，受之亦安，庶免纷纭，重伤朝廷大体。臣蒙陛下虚己下问，不敢不奏。』庚午，上批付中书：『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吴申、吕景过毁大臣。王陶除枢密直学士、知陈州，吴申、吕景各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在执政，而弹劾中丞，以手诏为内批，三日不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司马光权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潍州，不许。司马光复奏：『外议籍籍，皆以为奎不当去，所以然者，由奎之名望素重于陶，虽今者封还诏书，径归私第，举动言语，颇有过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见陛下为陶之故罢奎政事，其罚太重，能不怪骇如此?

臣恐其余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宝，先帝梓宫在殡，若举朝大臣纷纷尽去，则于四方观听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还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违诏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质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负大谴，慑服陛下之英断，终蒙开释，衔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欢悦，诚无所损。昔汉高帝疑萧何受贾人金，械系于狱，感王卫尉一言，赦令复位，君臣恩礼，相待如初。况于一出人间，何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极意尽言，但为朝廷惜大体耳。』上不怿。光中丞告时在閤门，上复收入，后三日，乃付中书。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

上为之动，问知制诰[5]、知谏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诚可罪，若以为跋扈，则为欺天陷入矣。』奎之罢政事也，琦犹在告，公亮方侍伺。赵概复奏增奎一官，为户部侍郎。辛未，公亮入对，恳请留奎。上许之。壬申，追取奎青州告，召对延和殿慰劳，使复为参知政事，曰：『成王岂不疑周公耶?』上初议罢奎，谓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曰：『奎罢，当以卿代。』方平力辞。上曰：『卿历三朝，无所阿附，左右莫为先容，可谓独立杰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辞?』方平曰：『韩琦久在告，意欲保全奎。奎罢，必不复起。琦勋在王室，愿陛下复奎位，手诏谕琦，以全始终之分。』上嗟叹良久，继出小纸曰：『奎位执政而击中司，谓朕手诏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

方平复论如初，上讫从之，于是遣内侍张茂则赐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虚怀托赖，惟是同德，岂容间言?昨王陶等所言过为诬訾，至于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屡斥[6]，颇动朝议，欲除学士，意者示之美迁，其寔使去言路。不谓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骇天下之听。已处分王陶旧职出知陈州，乃君臣大义，卿其勿以为嫌。国之休戚，卿当与朕共之。言发于诚，想宜知悉。』吴奎既复位，邵亢更以为言。上手札谕亢曰：『此无它，欲起坚卧者尔。』坚卧者，盖指琦也。陶为人隽利，眉目疏秀，美书翰，惟辩急，色厉而内荏。初事韩琦甚谨，故琦深器之，骤加拔用。阴知上不悦执政之专，既为中丞，谋易置大臣，虚次相以自拟。陈荐密劝琦备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

琦传云：『英宗既立，琦编群臣姓名，各品题之以进，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后觉陶佞，疏之。及为御史中丞，意犹不满，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为难。』按：所称觉陶佞，稍疏陶，恐饰词，今不取。

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抗为詹事，琦因荐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抗?』琦不从，遂并用二人。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挞！』

此据司马光《日记》，云彦博谓琦：『詹事旧无二员。』按太宗升储，林特、张士逊二人并兼詹事。旧无二员，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记》又云：乐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敕，执政许之。当考。旧纪书诏王陶过毁大臣，罢御史中丞，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昊奎位执政，弹劾中丞，格手诏三日不下，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青州。新纪但书奎罢，仍不载因由。据《五朝史》例，当从旧纪。

　　五月，御史台官既被绌罚，宰臣韩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弹奏不过文德殿押班，先尝面奏：旧以前殿退，晚及中书聚厅见客，日有机事商议，故不及押班，为岁已久，即非始自臣等。今检详唐及《五代会要》，每月凡九开延英。则明其余不坐之日，宰臣须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对宰臣，日未御内殿前，令閤门使传宣放班，则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来，继日临朝，宰臣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当日似未尝讨论，故行之不久，渐复隳废，缘中书朝退后议政动踰时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则于机务尝有妨滞。欲乞下太常、礼部详定典故。』从之。及司马光为中丞，即奏：『臣窃闻宰臣复有文字，乞下礼官详定合与不合押班。臣闻王者设官分职，譬犹一体，以宰相为股肱，以台谏为耳目，固当同心协力，以佐元首。若各分彼我，互争胜负，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请宰相依旧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从其请，岂有后来纷纭?乃坚执不行，迭相激发，遂至王陶语言过差。今王陶既补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谓朝廷可以无事矣。而宰臣复有此奏，万一礼官有希旨迎合者，以为宰相不合押班，台司欲默而不言，则朝廷之仪遂成隳废，欲辩论是非，则无时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举首倾耳，以观大化，而朝廷不闻肃雍济济之风，数有变色分争之丑，臣窃为陛下惜之！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依国朝旧制押班。所有下礼院文字，乞更不令详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台放班前下。太常礼院详定指挥，更不施行[7]。』既而司马光又奏：『臣窃见从来垂拱殿视事，比于中书、枢密院及其余臣僚奏事毕，春分以后，少有不过辰初；秋分以后，少有不过辰正。自陛下临御以来，惟近因服药，曾于辰牌以前驾起入内，自余皆在辰牌以后。然自今以后无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臣窃以为文德殿为天子正衙，宰臣为百僚师，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则宰臣理当押班，斯乃前世旧规，自祖宗以来，未尝更张。伏望陛下特降圣旨，令宰臣一依国朝旧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诏，必欲限时刻者，即乞自春分后遇辰正牌上、秋分后巳牌上，并依手诏施行，犹庶几此礼不至遂废。』乃诏春分、秋分后辰正牌上，垂拱殿视事未退，宰臣更不过文德殿押班。

《实录》云：故事，宰相奏事讫，赴文德殿押班。其后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复过殿，习以为常。及王陶为中丞，劾宰相违故事不恭，于是百官至巳后数刻未退，人厌苦之，故有癸未之诏。今不取。

戊子，龙图阁直学士韩维知颍州。初，王陶罢御史中丞为翰林学士，维言：『宰相跋扈，法所当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则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罢台职而已?今为翰林学士，是迁也。陛下既不能辩明大臣，使负恶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罢去，疑惑远方。愿庭对群臣，使是非两判。及吴奎，御批罢参知政事，迁一官知青州，维以为奎素有学问，敦笃持重。可任以事，擢参大政，众谓得人。今才数月，止因论事之际少失婉顺，便加斥逐。进退大臣，不当如此。且执政罢免则为降黜，今复迁官，则为褒进，理难并行。此与王陶罢中丞而加翰林学士何以异?赏罚所以明天下之耳目，岂可不谨乎?』陶既出，维亦累求外补。上从之。未行，改汝州。

《日记》云：乐道之与长文哄也，秉国、曼叔、彦先更上殿言。乐道出，秉国亦求出，命知颍州。

　　侍御史吕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罚金，因言：『自臣入台，方逾两月，凡所论奏，不敢阿附。尝言枢府兵柄方镇带之，于体非便，乞罢郭逵签书并宣抚之任。又宰相于文德殿立班，乃祖宗旧制。今既隳废，损国体。』又言：『王举元四岁八迁，蔡挺资浅用速，夏倚超擢太优，陈汝羲贪邪阴险，不当召试。不蒙施行，盖臣材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从罚，在臣之义，岂敢苟安?望罢臣言责，显加黜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

　　王陶赴陈州，上表谢到任，凡数千言，专诋毁执政。其略曰：『预知孤忠，必犯众忌。方权臣之久盛，复众党之已深。禄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门者三世。言事忤意者决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闻手诏一出，则迁怒以责人；议山陵一费，则怀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为大恶，以颛心附己者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岂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次辅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于上阁，藏在私家；朝请宣召于御前，押归政府。转主心易于拳石，夺君命轻若鸿毛。昔真宗久疾，丁谓弄权，已去复留，异时同恶。尚犹再行告病，少挟以为邪；不敢便毁制书，全无名而复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诵。执政怒，将请其罪。司马光言：『臣窃闻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辞狂率，恣为诋毁，多过其室，欲有敷奏，乞重加降责。

审或如此，恐不可许。何则?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斥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于下。方将奋乾刚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断，收还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于详慎。』言语不密，流布远近。虽寔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陈州，陛下盖以先帝梓宫在殡，特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文诋毁大臣，重加责降，臣恐人主之权益轻，大臣之势遂成，兴衰之机，于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于执政进呈王陶谢上表之际，但谕以躁人之辞，不足深罪，前已左迁在外，岂可更加贬责?若其再三执奏，陛下当正色语以王陶前作中丞，讥切朕躬，非无过当之言，朕亦未尝加怒，欲以开广言路，岂可以触犯卿等，则必欲再三责降，方为快意邪?

若犹执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复应答，彼当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盖欲使其余臣僚知陛下英武，万一它日大臣有欺罔朝廷为大罪者，群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圣智所能自知，臣复屑屑尽言者，诚荷陛下不世之恩，贪于报效，不复自顾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吕公著恐上惑陶说，将复召之，即奏疏曰：『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中外皆称圣明。昨因王陶渎乱天听，上下震骇，寻已黜守外藩，继一露奏表章，历诋近臣，及论大臣不轨，又漏泄上前密语。陛下以其宫邸之旧，尝加眷遇，兼谓出于一时狷忿，特赐函容，不加重遣。陛下之恩德可谓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闻复有章表，长恶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祸心。非特出于一时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聪明，至其指执政之得失，数群臣之长短，固亦有然者矣。

若遂以为大臣有不臣不轨之心，则陛下固不以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力然也。今议者以为陶虽在外，而陛下眷念不衰，向后必须召用。臣窃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谓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採天下之公论，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之原。毋为偏见邪说所惑，则天下幸甚！』

宰相辞郊赏

　　熙宁元年八月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菑诊，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凡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于此时，尚循旧式，宣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诏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奏曰：『议者或以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于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臣愚窃以为不然。古者冢宰制国用，视年之丰耗，量入以为出，固不可于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也。是故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明君臣上下皆当深自贬损，以救民急也。向者庆历之末，河决商胡，民田虽伤，官仓无损，而河北父子相食，饿殍蔽野。今河决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荡为粪壤，继以霖雨，仓粟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

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于庆历之时。国家岂可坐而视之，不加赈救乎?况复城橹须修，河防应塞，百役并兴，所费不赀。当此之际，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协力，痛加裁损，以狥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泽，则宜以在下为先；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今欲裁损诸费，不先于贵者近者，则疏远之人，安肯甘心而无怨乎?必若为臣有大勋于天下，虽锡之山川土田附庸，何为不可?若止因郊礼陪位而受数百万之费，臣窃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谓赏赐无节者，此亦其一也。虽臣下不辞，犹应裁减，况其自辞，裁之何损乎?傥若但务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损乘舆供奉之物，则曰减于制度，大为削弱，非所以华国。欲裁损大臣无功之赏，则曰所减无多，亏损大体，非所以养贤。欲裁损群臣浮冗之费，则曰人情不悦，恐致生事，非所以安众。

如此，则是国家永无可省之日，下民永无苏息之期，必至于竭涸穷极，然后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义也；小人之所狥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今大臣以灾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制银绢止于二万匹两，未足以杀今日之灾。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赉四海，下逮行伍，无不霑洽，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内臣自押班以上，将来大礼毕，所赐并宜减半，俟它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更不减，似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国家，因此渐思减损其余浮费，自今日为始耳。』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洪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耶?此言岂可据以为实?』安石曰：『太祖时，赵普等为相，赏赉或以万数。今郊赉匹两不过三千，岂足为多?』光曰：『普等运筹惟幄，平定诸国，赏以万数，不亦宜乎?今两府助祭，不过奏中严，外办沃盥，奉帨巾，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与安石争论久之。王珪曰：『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

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适会安石当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曰：『朕初嗣服，于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于黎献，位冠百工，或辞或受，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等，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繁，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不之图而姑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复辞。

校勘记

[1]罢职除一闲郡 原本作『罢除职一闲郡』，据《续长编拾补》卷一乙正。

[2]辄令韩绛奏弼 原本『令』、『奏』二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3}谏屈 原本『谏』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续长编拾补》句下注云：『二字恐有脱误。』

[4]邈退 原本『邈』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5]知制诰 原本脱『知』字，据文意补。

[6]屡斥 原本『屡』字作墨丁，据《续长编拾补》卷一补。

[7]更不 原本『更』上衍一『更』字，据文意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八

神宗皇帝

欧阳修诬谤

　　庆历五年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转运按察使[1]、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知滁州（事见《韩欧石贵罢》）。

　　至和元年七月戊子，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忧去。服除入见，上恻然怜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恐修用，乃伪为修奏乞汰内侍挟恩、今为奸利者，宦官人人忿怨。杨永德者，阴求所以中修，会选人张俅、胡宗尧例改京官，批书以二人尝犯法，并循资。宗尧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尧连坐。及引对，修奏宗尧所坐薄，且更赦去官，于法当迁。谗者因是言：宗尧，翰林学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夺人主权。修坐是出守。修在铨曹未浃旬也。

　　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吴充同知太常礼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丞、直集贤院冯京同判登闻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尧故易任。充上疏为欧阳修辩，不报。敕修罢判流内铨。知谏院范镇言：『铨曹承禁中批旨，疑则奏禀，此有司之常也。今谗人以为挠权，窃恐上下更相畏，谁敢复论是非?请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复修等职任。』凡再言之，帝意解，而宰臣刘沆亦请留修。帝谓沆曰：『卿召修谕之。』沆曰：『修明日陛辞，若面留之，则恩出陛下矣。』戊申，令修刊修《唐书》。

　　治平四年正月丁丑，神宗即位。

　　三月，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为给事中、知黄州，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蒋之奇为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先是，监察御史刘庠劾参知政事欧阳修入临福宁殿，缞服下衣紫衣。上寝其奏，遣使谕修令易之。朝论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众，欲击去之，其道无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从弟也，坐举官被劾，内冀会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徼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齿。修长子发娶盐铁副使吴充女，良孺因谤修帷簿事连吴氏。集贤校理刘瑾与修亦仇家，亟腾其谤。思永闻之，以语其僚属之奇，之奇始缘濮议合修意，修特荐为御史，方患众论指目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得此，遂独上殿劾修，乞肆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为证，伏地叩首，坚请必行。

之奇初不与同列谋之，后数日，乃以奏藁示思永，思永助之奇，言修罪当贬窜，且曰：『以阴讼治大臣诚难，然修首建议濮园事犯众怒。』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枢密院。修上章自列曰：『之奇诬罔臣者，乃是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恶；无之，是负天下至冤。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冤而不雪，则上累圣政，其体不细。乞选公正之臣辨理，先次诘问之奇所言：是臣闺门内事，自何所得?因何彰败?据其所指，便可推寻，尽理根穷，必见虚寔。』上初欲诛修，以手诏密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思恭极力救解，上寤，复取之奇、思永所奏以入，并修章批付中书，令思永、之奇分析所闻，具传达人姓名以闻。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辞以出于风闻，年老昏缪，不能记主名。

且言：『法许御史风闻言事者，所以广聪明也。若必问其所从来，因而罪之，则后不得闻矣。宁从重谪，不忍塞天子之言路。』因极陈大臣朋党专恣非朝廷福。修复言：『之奇初以大恶诬臣，本期朝廷更不推穷，即有行遣。及累加诘问，惧指出所说人姓名，朝廷推鞫，必见虚妄，所以讳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动繫国体，不幸枉遭诬陷，惟赖朝廷推究虚实，使罪有所归。』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与辨正虚寔，明示天下，使门户不致枉受污辱。于是上复批付中书曰：『凡朝廷小有关失，故许传议闻奏。岂有致人大恶，便以风闻为托?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说，具传达人姓名，并所闻因依，明据以闻。』思永与瑾同乡，力为瑾讳，乃言：『臣待罪宪府，凡有所闻，合与僚属商议，故对之奇说风闻之由。

然暧昧无定，当戒之奇勿言，无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于思永，遂以上闻。如以臣不当用风闻言大臣事，臣甘与思永同贬。』故思永、之奇同降黜。上手诏赐修曰：『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数批出，诘其所从来，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拟。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它日，上谓吴奎曰：『蒋之奇敢言，而所言暧昧。既罪其妄，欲赏其敢。』奎曰：『赏罚难并行。』乃止。

《墨吏·孙思恭传》云：思恭性不忤物，犯之不校。欧阳修初不知思恭，以为诈。及修为言者所攻，上将诛修，手诏密问思恭，思恭极力救解。《朱史》以为：『言者攻修，先帝加诘问。既辩明，赐手诏召之。』岂有诛修之意?遂删去。按：司马光《日记》以之奇等奏付枢密院，后数日，乃复取入，密诏问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掇取附见。

　　壬申，尚书左丞、参知政事欧阳修为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2]、知亳州[3]。彭思永等既以论修贬，而知杂御史苏案、御史吴申言犹不已，修亦三表乞罢，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亲政，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不合，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白，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请[4]，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既出守，遂连上六表乞致仕，不从。修年才六十也。

司马光弹劾

　　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奏疏曰：『臣蒙陛下拔于众臣之中，委以风宪。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此诚太平之原本也。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治国而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焉。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长，官之职业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际，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龙各守一官，终身不易。苟使之更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尽善也。故人主诚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随其所长而用之，有功者劝之以重赏，有罪者威之以严刑，譬之乘轻车、驾骏马，总其六辔，奋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时，臣初为谏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语。先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愿陛下勿以为迂润【杰按：润，应为“阔”之误】，试加审察，若果无可取，则臣无所用于世矣。』论宰相不押班（元本事)。

　　六月庚申，兵部负【杰按：负，为“员”之误】外郎、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知齐州。先是，司马光言：『王广渊以小人之质，负倾巧之才，外依政府，内结近习。国家本以馆阁宠贤彦，迩英待儒雅，皆非广渊所宜滥处。伏望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御史蒋之奇亦言：『广渊人品庸凡，天资险谲。先帝校自常僚，置之文馆，不思献纳忠规，而乃肆为奸佞。方擢用之际，司马光列章数十上，事寝不行，愈自矜夸藩邸故旧，入则结高居简为内应，出则与孙固为死交。陛下重明初升，四海皆照，岂容魑魅，尚在朝廷?』广渊亦自请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今闻广渊带职知齐州，仍赐章服，乃是赏之，非黜也。向使广渊自改官以来谨身守分，不为奸谄，以至今日，不过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岂可谓奸谄无益哉?且陛下使广渊补外者，心已知其奸邪之迹也。今复以职名章服宠之，是劝人效广渊所为，恐非国家之福。』不听。广渊入辞延和外殿，上哀恸久之，卫士皆感泣。

　　七月戊寅。上初即位，内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罢内职，独勾当御药院高居简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尝以为言，上曰：『居简有功。』思恭退，询于人，云：『刘庠之绩建储也，居简觇见「太子」二字，亟报上于颍邸。及英宗升遐，居简亟出召二府。中宫闻之怒，诘居简曰：「召二府，谁之命也?」居简曰：「太子令召之。」又于怀中探黄衣以被上体。此上所谓有功者也。』思恭复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长子，当为嗣者，非陛下而谁?居简当先帝大渐之时，已怀二心，私自结纳，又矫称太子之命召两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当诛之罪，奈何反以为功?』上不听。司马光奏言：『居简性资奸回，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谨案：祖宗旧制，勾当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盖以日月浸久，官资稍高，则防其凭恃威灵，窃弄权柄，远鉴汉、唐之祸，深为子孙之虑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内臣以覃恩迁官者尽补外职，独留御药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讥陛下之失。况居简于众人之中最为狡猾，伏望遵祖宗旧典，应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尽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简乞远加窜逐，以解天下之惑。』又言：『居简所能，止于谗佞。佞者，不过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权，使人主溺于荒宴而不自知也。谗者，不过离人君臣，间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于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其可近乎?或闻陛下欲待居筒自求引退，臣未晓所谓。若国之大臣耆年有德，闻望素高，一日偶有小失，未为外人所知，陛下务存终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则可矣。若居简闺闼小臣，罪盈恶积，所宜肆诸市朝，以戒俭人，而尚足为之隐乎?』壬午，光对延和殿，又极言之。上曰：『祔庙毕，自当去。』光曰：『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彼知当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上命留札子，光请以付枢密院。上从之。癸巳，高居简为供备库使，罢御药院。司马光累劾居简，上虽以章付枢密院，犹未施行。光言与居简难两留，求外郡，请对。吕公弼曰：『光今日必决去就。』时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来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简，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简。居简内臣，光中丞，顾择其重者。』上曰：『今当如何?』公弼曰：『罢其御药，优迁一官可矣。』上命与供备，曰：『光得毋复争?』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语以居简已出矣，光必自止。』上从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须才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

　　八月辛亥，司马光言：『臣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臣愚窃以为非也。陛下内有两府、两制、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荐举贤能，纠案奸慝，论政事得失，述民间利病，皆令列于奏牍，明白啟陈，其尸禄偷安及挟私欺罔者，小则罢黜，大则诛窜，谁则不尽公竭诚，以承休德?如此，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哉?今深处九重之内，询于近习之臣，采道听途说之言，纳曲肘附耳之奏，不验虚实，即行赏罚，臣恐谗臣得以逞其爱憎，而陛下为之受其讥谤也。近闻王中正差往陕西勾当公事，有知泾州刘涣曲加谄奉。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俄而迁涣镇宁留后、知恩州，舜臣降华州钤辖。众人皆言：中正所为审或如是，中正弄权已有明验。伏望圣兹详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当询访外庭之人。其王中正不可令勾当御药，或奸佞之臣豫设机谋，以经营两府者，必不可用。』光疏早入，晡后，以手诏问王中正事得之于何人，光即具奏：『中正有无此事，惟陛可以知之。阙门之外，何由知其虚实?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为戒；若其无有，臣敢避妄言之罪?』光盖得之孙永，永亦尝以为言。上曰：『舜臣本隶温成阁，先帝尝言其不才。昨阅边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缘中正也。』

　　九月己亥，司马光上疏：『窃闻边臣言赵谅祚部将轻泥怀侧，欲以横山之众攻谅祚归命。朝廷许令招纳。进谋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为今之计，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选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谋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剪戮桀黥，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全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士卒既练，器械既精，然后惟陛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爪、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疏奏，上责枢密使文彦博曰：『轻泥怀侧，司马光何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责，始有复还翰林之议。壬寅，司马光对延和殿，言：『赵谅祚称臣奉贡，不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上曰：『此外人妄传耳，无之。』光曰：『外人言杨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数人者皆习边事，但使之安集熟户耳。』光曰：『王种多诡诈，尝嗾羌叛而招之以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赵之将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为端方?以为险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钱谷及边事。』光曰：『钱谷诚知之，河朔见钱抄至今为利。边事则未知也。』又言：『张方平文章之外，奸邪贪猥。』上曰：『有何实状?』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耳，又审谛者不敢言，请言臣所目见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嘿不言，陛下从何知之?此乃非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逵?』光曰：『言者已多，何必臣?若其才也，臣安敢与人朋党言事乎?』上曰：『逵内行不修。』光曰：『此谗人之言也，欲以暧昧之事中伤之，使之喑呜，无以自明，亦犹蒋之奇言欧阳修内乱。愿陛下但察逵之才不才而进退之，勿信谗言也。』上曰：『吴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但士论与奎而不与陶。』上曰：『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光曰：『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上曰：『两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权所当采择，小臣岂敢与闻?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迳以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当用君子，不当用小人也。』

　　癸卯，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滕甫为右谏议大夫、权御中丞。光言：『臣昨论张方平参知政事不协众望，臣识浅材下，其言既不足采，曏者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与台谏官共言方平奸邪贪猥。欲知方平为贤为不肖，乞尽令检取包拯等言、方平奏章及开封府陈升之两处推勘刘保衡公案，并方平在秦州奏边上事宜状，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论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祗受。』光等诰敕下通进银台司，吕公著且奏封驳[5]，上手诏谕光曰：『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复兼劝讲。倘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于是取告敕直付閤门，趣光等令受。光又奏：『臣愚暗不达圣旨，又恐累吕公著上言。』上曰：『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银台，固虑诏令有失，欲其封驳耳，奈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臣近为降司马光等告敕以为不便，遂具封驳，窃知巳直降付閤门。朝廷既以臣言不当，显然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由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可废。若因臣一言不当，遂使今后封驳之司不能复举其职，则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上手批公著奏：『可一两日求对来，当谕朕意，以释卿惑。』它日登对，上顾公著，谓曰：『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尝谓公著曰：『光方直，如愚阔何?』公著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先是，御史台门无故自坏，后十余日而光罢。

吕诲劾王安石

　　熙宁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讳辞，改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安石谓弼、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进见，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弼极称其才，公亮曰：『肃之不如长卿。』安石曰：『长卿细密，然两人者皆可试府事也。』于是命肃之代甫，而长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达，在上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膈，上待甫甚厚。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往往夸示于人，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之辞，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之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

　　五月癸未，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于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侍臣者盖近于尊，实陛廉隆峻之级也。进之以礼，退之以礼，乃君臣之分，邦国之礼也。』宣徽使王拱辰言[6]：『陛下即政之初，还其旧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职，不闻有过。迁谪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因何人訾毁而黜之?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不闻瘝旷，遽然补外，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断，将欲论列，故有是逐。虽转官得郡，实夺其权也。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亟除知江宁，复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者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还四敕；以臣言非，愿并臣屏逐。』又奏曰：『近除陆诜知成都府，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数日之间，差除特异。况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坠渊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上出诲奏示执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赵抃、王安石皆曰：『不知。』上曰：『除拱宸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拔擢?』又谓安石曰：『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如此！』丙戊，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

　　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令中使抚谕趣入，安石亦称病乞告，上又再令中使趣入。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会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傳说，起于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故也。』上曰：『近臣中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妨。』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岂兄弟为比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不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持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

　　六月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邓州。前此诲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知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今略疏十事。臣指陈猥琐，烦渎高明，诚恐陛下悦其不辨，久于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辩。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陛下图治之宜，当稽于众。方天灾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臣所以沥恳而言，不虞滨祸。况陛下志在刚断，察于隐伏，当质于士论，然后知臣言之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赐安石诏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二三，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

　　八月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7]，御史里行钱顗监衡州盐税[8]。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顗等言：『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时述坐判刑部缴敕札被劾未伏，故琦、顗先贬。顗将出台，于众坐骂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故安石荐君、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顗今得罪，分当远窜，君在后为美官。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马。司马光言：『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审刑详议官王师元皆以执守谋杀刑名被劾，侍御史刘琦、钱顗皆以论执政降监酒税。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绁食鹰鸇，求其鸷也。执而烹之，将何月哉?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人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顗止以忤犯大臣降充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臣恐天下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下移，聪明壅蔽，非国之福。乞赦刘述勿劾，琦、皐与本资。』不报。

　　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事不合，又申中书曰：『今日忽闻诏命，以台官刘琦等言多失实，事辄近名，擅去官曹，规喧朝听，各落御史，降充监当者，闻命之际，中外震惊，盖人臣以率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是以仁宗开言路，优容谏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先帝容纳直言，未尝变色。是时吕诲等与纯仁为御史，亦尝擅纳告身，皆蒙慰谕。主上思绍先烈，而因二三执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后先刑赏，或乖于轻重。中书藏其本末，但致外议喧腾，凡居言责之臣，敢不即时论奏?既许风闻言事，即是过失得知，而柄臣遂捃摭其罪，主上将何所赖?且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而又性类率易，轻信难回，举意发言，自谓中理。欲求近切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所以荐薛向为周才，指吕诲为无用。主上无从谏之美，时政有揠苗之忧。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旧好，拘文守法，今则一切依随。赵参政心知其非，而辞辩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此皆朝廷大臣所为，安得政令无失?』公亮等以纯仁状进，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三年十二月辛酉，右谏议大夫、知邓州吕诲提举嵩山崇福宫。先是九月，上欲移诲知河南，命未下而寝。诲虽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犹言之不置，于是以疾求闲，故有是命。

　　四年五月丙戌，右谏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吕诲致仕。诲言：『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疗治有后先。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惮跌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亦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送政。』盖以身疾谕朝政也。诲病亟，手书属司马光为墓铭，光往省之，至则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见属乎?』诲张目强视之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

诲卒在十日甲午，今并书。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丑，侍御史刘挚言：『故谏议大夫吕诲为御史中丞，为人忠信刚正，立朝行己，有古人之节、大臣之风。在言路前后三黜，皆以击奸邪忤权势，最后尤以直道大义为公议所高。诲死于散地，在熙宁四年，官至侍从，朝廷未尝有所赠恤。诲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臣愚欲望圣慈嘉诲之有识敢言，不获用禄，不得及于世，哀其至节，特赐褒及，以表显之；录其诸孤，稍赐任使。非独以慰幽壤，盖亦以劝天下之忠义。』诏诲特赠通议大夫，男由庚与堂除合入差遣。

校勘记

[1]转运按察使 原本『转运』后衍『使』字，据《长编》卷一五七删。

[2]刑部郎中 原本『郎中』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补。

[3]亳州 原本作『豪州』，据《长编》卷二○九改。

[4]及所请 原本此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改。

[5]封驳 原本作『对驳』，据文意改。

[6]王拱辰言 原本脱『言』字，据《续长编拾补》卷四补。

[7]盐酒税 原本作『监酒税』，《续长编拾补》卷五作『酒税』，注云：『《宋史》本纪作盐税。』

[8]盐税 原本作『监税』，据《续长编拾补》卷五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九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上

　　皇佑三年五月庚午，宰臣文彦博等言：『臣等每因进对，尝闻德音，以搢绅之间多务奔竞，非裁抑之，则无以厚风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几知耻。伏见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并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亦辞以家贫亲老。且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乞特赐甄擢。』诏召安石赴阙，俟试毕特取旨。安石辞不就。

　　至和元年九月，殿中丞王安石为群牧判官。安石力辞召试，有诏与在京差遣。及除群牧判官，安石犹力辞，欧阳修谕之，乃就职。

　　嘉祐三年十月甲子，提点点【杰按：衍一点字。】江南东路刑狱、祠部员外郎王安石为度支判官。安石献书万言，极陈当世之务，其略曰：『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今天下之才不足，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又曰：『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闾巷草泽之间，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又曰：『陛下诚有意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又愿陛下断之而已。不曰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识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四年五月，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王安石累除馆职，并辞不受。中书门下具以闻。

　　诏令直集贤院，安石犹累辞，乃拜。

　　五年十一月辛亥，度支员外郎直秘阁判度支勾院司马光、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终辞之，最后有旨，令閤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随而拜之，安石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遣人追还之。朝廷卒不能夺。

　　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诰。初，安石辞修起居注，既得请，又申命之，安石复辞，至七八乃受，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遂不复辞官矣。尝有诏：『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与同列言：『窃以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诰命为职。百司之事，所当参审。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则是舍人不复行其职事，而事无可否，听执政所为。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前日具论，承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挥，臣等不知陛下以为是，而不改乎?将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将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乎?以为是而不改，则臣等考寻载籍以来，未有欲治之世，而设法蔽塞近臣议论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为是而特以出于执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则陛下不复考问义理之是非，一切苟顺执政大臣所为而已也。若陛下视臣等所奏未尝有所可否，而执政大臣自持其议而不肯改，则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议废矣。此所以臣等倦倦之义不能自已者。』又曰：『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治，以忤谏官、御史，而专力持禄保位之谋；大臣之强者，则挟圣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择义之是非，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又曰：『陛下以臣等所言为是，则宜以至诚恻但欲治念乱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则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指挥为不当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为非，则臣等狂瞽，不知治体，而诬谤朝廷政事，当明加贬斥，以惩妄言之罪，别选才能通达之士以备从官。伏乞详酌，早赐指挥。』安石由是与执政忤。

　　七年十月甲午，知制诰王安石同勾当三班院。先是，安石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按其人罪当偿死，安石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欧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诏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诣殿门谢。安石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累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但徙安石他官。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闰三月，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既除丧，诏安石赴阙。安石累引疾乞分司。上语辅臣曰：『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起，或以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吴奎曰：『安石向任纠察刑狱，争刑名不当，有旨释罪，不肯入谢，意以为韩琦沮抑，以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辅相之才，奎所言荧惑圣听。』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制，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短。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非臣荧惑圣听也。』上未审，奎重言之。癸卯，诏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视事。或曰：『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言：『臣今日闻除王安石知江宁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信然者，臣窃以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则?安石知道守正，不为利动。其于出处大节，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发。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视事，则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为也。又其精神可以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请，从容侍从之地，岂寔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祚，慨然想见贤哲，以图天下之治，孰不愿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则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来矣。臣窃恐议者以为安石可以渐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诱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贤者可以义动而不可以计取。陛下稽古讲道，必于此理粲然不惑，惟在断而行之，毋以前议为疑[1]，则天下幸甚!』

韩维论王安石，据维奏议具载之，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

　　九月戊戌，知制诰、知江宁府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安石即受命知江宁，上将复召用之。尝谓吴奎曰：『安石真翰林学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寔高出于人。』上曰：『当事如何?』奎曰：『恐迂阔。』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

　　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力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安石退而奏书，其略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寇盗，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之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寔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寇敌，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侧；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私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

宿衙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赖非寇敌昌炽之时，复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设施之方。』对曰：『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

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虽然，试为朕言之。』于是为上略陈设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对曰：『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寔未敢条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安石唯唯而退[2]，讫不复录所对以进。

　　七月丁丑，布衣王安国赐进士及第，仍注初等职官。先是，枢密副使韩绛、邵亢献安国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诏：『安国翰林学士王安石之弟，久闻其行义学术为士人推尚。近阅《序言》，文辞优赡，理道该明，可令舍人院召试。』试入第三等下，故命以此。

　　八月甲寅，迩英讲读罢，上独留王安石与语。两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后乃出。癸亥，迩英讲读罢，上又独留王安石赐坐。

　　十月壬寅，诏讲筵权罢《礼记》，自今令讲《尚书》。先是，王安石讲《礼记》，数难《记》者之非是。上以为然，曰：『《礼记》既不当法言，择其有补者讲之，如何?』安石对曰：『陛下必欲闻法言，宜改他经。』故有是诏。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议论。』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郑公，刘备必得诸葛亮，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对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咎、夔、稷、高；陛下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傳说。魏郑公、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

　　熙宁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施设，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3]，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4]，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为然。

　　四月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不可任耶?经术吏事不可任耶?』介白：『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异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为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圣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于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札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札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札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国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辩，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吕诲劾王安石（见本事）。王安石信吕惠卿（见本事）。王安石毁苏轼（见本事）。推陈升之为相（见《三司条例司》）。

　　三年二月，韩琦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安石称疾不出（详见《论青苗法》）。上欲置司马光西府，安石谓为异论之人立赤（详见《论青苗法》）。

　　三月己未，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谓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四月己卯，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

　　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正月辛亥，著作佐郎朱明之为崇文院校书。明之，王安石妹婿也。

　　四月甲戌，上谓王安石曰：『人不能无过失，卿见朕有过失，但极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谢曰：『当尽死力，不敢存形迹。』上虑难济，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它求。』又曰：『陛下圣德日跻，风俗会丕变，何忧难济?』

　　五月庚戌，王安石既对，留身请去，上固留之，曰：『风俗久坏，不可猝正。事方有绪，卿如何却要去?且体念朕意，不须恤流俗纷纷。』安石曰：『臣材薄，恐误陛下属意。试观前代兴王，亦有为政数年而风俗不改、纪纲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乱，方人情急迫，为之解患释难，所以易；今颓坏之俗已久，方收敛使就法度，则不得不难。其纷纷亦固宜，但力行不变，自当改。如富弼事，向时宜有按劾，今乃按治。如此等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渐变。』安石曰：『以臣所见，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为陛下诚能洞见群臣情伪，操利害以御之，则人孰敢为难?但朝廷之人莫敢为邪，即风俗立变，何忧纪纲不立?』

　　六月甲子，知蔡州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冯京固请留之，上不许。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谓韩琦为社稷臣，尤恶纲纪立、风俗变。』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王珪曰：『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为然。杨绘言：『今旧臣告归或屏于外者悉未老，范镇年六十三，吕诲五十八，欧阳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闲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又言：『两制多阙员，堂陛相承不可少。』众皆以绘言为然。王安石曰：『诚如此，然要须基能承础，础能承梁，梁能承栋，栋乃承堂。以粪壤为基，烂石为础，朽木为柱与梁，则室坏矣。』上笑。

　　八月己卯，前旌德县尉王雱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雱，安石子也，为人剽悍，无所顾忌。安石与弟安国白首穷经，夙夜讲诵琢磨，雱从旁剽闻习熟，而下笔贯穿，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年十三时，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故安石力主其议。治平四年，雱举进士，授旌德尉。未赴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皆安石辅政所施行。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有以雱书闻者，于是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见，而有是命。安石亦喜雱得亲近能助己，因不复辞。

　　十月壬申，前武昌节度推官王安国为崇文院校书。安国自西京国子监教授官满至京师，上以安石故召对，谓安国曰：『卿学问通古今，汉文帝何如主也?』对曰：『三代以后，贤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对曰：『文帝自代来，夜入未央宫定变，故于呼吸俄倾之际，诸将武夫皆帖息待命，恐无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使一时风俗耻言人过，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对曰：『王猛睚眦之忿必报，专教苻坚以峻刑法杀人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误陛下者。愿专以尧、舜、三代为法，理顺而势利，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又问：『安石秉政，外论谓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安国初召对，人以为必得经筵，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安国为国子监教授，颇溺于声色。时安石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又尝力谏安石以：『天下洶洶，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安石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戮及先人，发掘邱陇，岂得不预我耶?』

　　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监灵台郎亢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于西北召拜宰相。斥安石姓名署字，引童谣证安石且为变。仍乞宣问西、南京留台张方平、司马光，并都知、押班、御药看详所奏，及禀太皇太后。』上以瑛状付中书，安石遂谒告。冯京等进呈，送英州编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壬寅，上批：『送中书画旨施行事，止用申状。或检正官取索到文字，此事体不便，可检会熙宁三年条约遵守。』先是，三年，有诏：须急速公事，方得用申状施行。王安石曰：『近缘河上事急速，所以只用申状施行，且用申状施行，亦必得旨乃如此，即于事体未有所伤，理分不为专，辄但要事务早集而已，非过也。臣窃观陛下所以未能调一天下，兼制寇敌，止为不明于帝王大略，非谓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

上曰：『天下事，只要赏罚当功罪而已。若赏罚或以亲近之故，与疏者所施不同，则人不服。』安石曰：『臣自备位以来，每自省念，惟断法官罪与在外官失出人人罪不同，盖以为不如此，即法官不可为，非敢私之也。它即不省觉。乞宣谕，令臣得以思愆。』上曰：『法官即当如此。』安石曰：『法官之外，不知陛下所见闻何事?』上曰：『朝廷固无阿私，但外方似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勘河决事，乃独遗程昉。』安石曰；『陛下已令分析，但恐有说，缘防开漳河，后来又在京师提举淤田，当以此故不勘。兼程昉要作第五埽堤，被外监丞不肯，所以致河决。昉恐不当勘。』上曰：『如此亦合声说?』安石曰：『若不当勘，又何须声说?纵失声说，亦有何利害?未得为阿私伤政体。

陛下修身齐家，虽尧、舜、文、武亦无以过。至于精簿书刀笔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似当更讨论。今在位之人，有事韩琦、富弼如仆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契丹非有政事也，然夏国事之极为恭顺，未尝得称国主。今秉常又幼，国人饥馑，困弱已甚，然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也，乃不明于帝王大略故也。臣蒙陛下加奖，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臣为陛下自竭，即实未敢，缘臣每事度可而后言，然尚或未见省察。臣若自竭，陛下岂能察臣用意?此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尚不敢自竭，即知余人未见自竭者。忠良既不敢自竭，而小人乃敢为诞谩，自古未有如此而能调一天下，兼制寇敌者。如臣者又病疾，屡与冯京、王珪言：虽荷圣恩，然疾病衰惫，耗心力于簿书期会之故，已觉不逮，但目前未敢告劳，然终恐不能上副陛下责任之意。』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录进。』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训诂文字，容臣缀缉进御。』

　　二月甲寅，上谓安石曰：『举官多苟且不用心，宜严立法制。』安石曰：『举官法制今已略备，不知更欲如何?』上曰：『如举监场务官，增剩则举者当预其赏，亏欠则当预其罚。』上又言：『三司判官当督察。』安石曰：『中书于诸司非不考察，须自陛下唱率。若陛下于忠邪情伪勤怠之际每示优容，但令如臣者督察，缘臣道不可过君，过则于理分有害。且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为吏事，非主道也。精神之运，心术之化，使人自然迁善远罪者，主道也。今于群臣邪正情伪勤怠未能明示好恶，使知所劝惧，而每事专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当更讲论帝王之道术而已。若不务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驭群臣，恐不济事。』

五月辛卯，上论人有才不可置之闲处，因言汉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见下，故所用将帅即止卫、霍辈，至天下户口减半，然亦不能灭匈奴。』上曰：『武帝自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齐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略，不失为霸于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汉武至不仁，以一马之欲，劳师万里，侯者七十余人，视人命若草芥，所以户口减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岂可如此?』是日，王安石留身乞东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为朕用者，非为爵禄，但以怀道术可以泽民，不当自埋没，使人不被其泽而已。朕所以用卿，亦岂有它?天生聪明，所以义民，相与尽其道以义民而已，非以为功名也。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

陈瓘论曰：『熙宁之初，神考以安石为贤。自邓绾黜逐以后，不以安石为贤矣。安石退而著书，喷郁怨望。当此时，傲然自圣，于是书托圣训之言曰：「卿，朕师臣也。」又曰：「君臣之义重于朋友。朕既与卿为君臣，宜为朕少屈。』此等不逊之言托于圣训，前后不一。又谓吕惠卿亦师臣也，又谓如常秩者，亦当屈己师之。惠卿师臣，则假曾公亮之言；常秩可师，则假张戬之言。神考尝谓常秩不识去就，安石亲闻此训，书于《日录》，岂有不识去就之人而可以为圣主之师乎?况张戬言行出处自有本末，岂有崇奖不识去就之人而请圣主以师之哉?神考以尧舜之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安石乃欲与吕惠卿、常秩俱为师臣，轻慢君父，不亦甚乎?其事矫伪，臣故系之于寓言。』

　　六月。先是，东上閤门使、枢密都承旨李评喜论事，往往施行。然天资刻薄，中外侧目。又尝言助役法以为不可，王安石尤恶之。初，紫宸上寿，旧仪但言枢密、宣徽、三司副使不坐，而故事亲王、皇亲并坐，唯集英大宴，乃有亲王、驸马都尉不坐之仪。时评定《新仪》，初无改易，而遽劾閤门吏不当令亲王、皇亲、驸马于紫宸预坐，以为不遵新制。贾佑、马仲良皆坐免官。王官石具奏评所定自不明，而辄妄加他人以罪；而评诉上前，自谓所论列非不当。安石执奏閤门官吏无罪。上曰：『若新仪制果不明，亦非独评罪。』安石曰：『中书但言新仪制不明，固未尝专罪李评。评所定仪制既如此不明，乃妄劾閤门官吏，此则评之罪也。』上曰：『评固有罪，然亦未可姑罪评也。』

安石遂留身，乞东南一郡，上即不许。至丁卯，安石恶李评，必欲去之。既辩其《上寿新仪》不可用，谓閤门吏不当劾，而閤门吏因言：『评所备《新仪》卒不可用，遇不可辄擅改。』于是中书取《新仪》看详，其间如政元会，殿前等三帅起居皆非是。及三帅论其不可，评又擅令用旧仪而不奏，至中书责问，仍迫取吏人状云：『使、副已令申举。然至今不曾申举。』吏又云：寔未尝为使、副指挥。又沈衡判刑部，评已令告谢。及杜统判刑部，评乃止之。中书诘其故，辄诋云：『仪制在中书，无所检用，方欲申禀，然中书先所取仪制乃其副也。』安石具以白上曰：『评诞谩大抵类此。』上曰：『弟恐评有说。』安石曰：『陛下若偏听，则评必有说。若推鞫，即明见欺罔之状。』

上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閤门失点检二事，寻召问评等[5]，更无他辞，并各引罪。纵加推鞫，不过如此。其狄谘、张诚一止是偶失点检，罪可矜恕，皆由评故，至此滋蔓。若不罢去，事必愈多，烦费推求，何日穷已?可令评更不管勾閤门事。余悉放。』己巳，王安石谒告。上令冯宗道抚问安石，因附表札请解机务。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劳剧，兼任事久，积中外怨恶多，又人情容有尘壅。』上曰：『卿从来岂畏人怨恶者?人情有何壅塞?得非为李评事?』安石曰：『臣所怀具如奏状，所陈非有它也。』上曰：『卿无乃谓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诰知卿，属以天下事。如吕诲比卿少正卯、卢杞，朕固知卿，不为吕诲所惑。』安石曰：『臣平生操行本不为人所疑，仁宗朝知制诰，只一次上殿，与大臣又无党。

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两月，初未尝有所施为，吕诲乃便以方卢杞，此不待陛下聪明，然后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谗诬之人或过于吕诲，即臣未敢保陛下无疑也。』上曰：『吕公著与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韩琦，必以兵讨君侧恶人，朕亦不为公著所惑。』安石曰：『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聪明然后可辩。明明在上，岂有如此之礼?』上曰：『卿之所存，虽朋友未必知，至于众人，见朕与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朕既与卿为君臣，安得不为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无衅者。及其有衅然后求去，则害陛下知人之明，又伤臣私义。』

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约令入中书。安石复具奏，而閤门等处皆有旨不许收接安石文字。甲戌，王安石见上，曰：『陛下不许臣去，臣不敢固违圣旨。然臣寔病，若更黾勉半岁不可强，即须至再烦圣听。』上曰：『卿许朕就职甚善，如何却半年后又乞出?且勿如此。』

　　七月，前处州缙云县尉、编修三司敕并诸司库务岁计及条例删定官郭逢原上书曰：『臣窃观自周文、武以还，盛德有为之主，固无如陛下，而怀道之士，由孔、孟而后，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然臣尚有疑者，殆恐顾遇师臣之礼，有未隆者焉。古者天子尊师之礼，有隆而无替；君臣之分，有时而不行。陛下固以师臣待安石矣，而使之五鼓趋朝，仆仆北面而亟拜，奔走庭陛，侍立左右，躬奏章牍，一切与百僚胥吏无别。遇师臣之礼未极优异，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上疏曰：『臣闻能自得师者王。古圣人未尝无师。孟子称尧所以待舜之礼，可谓至矣。以齿则尧长，以爵则舜贱，以德则舜固无以加于尧者，而尧尚尊礼之如此。今区区之末礼，于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于天下，此臣之所以未喻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今之枢府是矣。臣愚以为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师。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民，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任，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疏奏，上甚不悦。他日，谓安石曰：『逢原必轻脱。』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见所上书，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

　　闰七月，御史张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应蝗蝻为害，须捕尽乃得闻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顺安、保定军所奏凡四十九状，而三十九状除捕采尽。进奏院以不应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几遍河朔，而邸吏拘文，封还奏牍，欲俟其扑除尽静，方许以闻，则陛下欲于此时恐惧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隐，亦晚矣。惟陛下裁省御批。近亦据瀛州安抚司奏：本司近据辖下诸州县申到飞蝗蝻虫，遂具奏，并准进奏院递回，称近制安抚司不得奏灾伤。必是缘此条约之故。可速除去，仍令进奏院遍指挥诸路安抚、转运司并辖下州、府、军、监、县令，后应有灾伤，并仰所在画时闻奏，以称朝廷寅威天戒、遇灾恐惧之意。』王安石曰：『条贯已令本州、提点刑狱、转运司申奏，安抚司自不须奏。』上曰：『安抚司奏何害?』安石曰：『朝廷令本州及转运司奏，已是两处奏，亦足矣。更令提点刑狱司奏，诚太多。一处有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何如惜日力、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只如经略安抚司有何合经制事，却须要管勾奏灾伤状作甚?』上笑。

陈瓘论曰：『神考当旱暵之时，遇灾而惧，天下蝗虫之奏，皆欲览焉。四方奏状已至京师，而奏邸却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创立新法，疑误奏邸，壅天下之情，启蒙蔽之患，此宰相之过举，台谏之所当言也。神考用台谏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隐而开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抚司吏人枉费纸笔，近铺虚费脚力?」又：「一处有蝗虫，陛下阅六七纸奏状，如此劳弊精神，翻故纸，何益?何如惜取日力，深思熟讲御天下大略。」呜呼!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汉宣帝时，郡国不上灾变，则丞相魏相辄奏言之，故天下无蒙蔽之患。神考曰：「汉之文、宣，孔子所谓吾无间然者。」何安石之对，异于魏相之所奏言乎?夫听课改法，以正纪纲，御天下之略，正在于此。而安石乃以为劳弊精神、虚费日力。甚哉言之乖悖也!』旧纪书诏诸路被灾或有蝗者亟以闻，新纪因之。

　　乙丑，王安石曰：『陛下天资聪明，群臣上殿，陛下皆相其材，十得八九，此非特群臣所不可及，载籍以来，亦少及陛下。然陛下知人情伪或不及常人，多为人所蔽，故此陛下昨为臣言：林广拜官，追思先帝，对使人涕泣，陛下即称其忠。既不亲见广，但使人论奏耳，虚实固未可知。若谄附使人，即从容游说，必得简在圣心。』上曰：『此在所使人如何而已。』安石曰：『太祖敢于诛杀，然犹为史珪、丁承裕之徒所欺，而监及无辜。不知陛下于欺罔尚不忍，有所诘问，而望所使人不敢，臣窃以为难。』

校勘记

[1]为疑 原本『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九补。

[2]唯唯 原本缺一『唯』字，据文意补。

[3]少善人 原本作『少善□人』，据《续长编拾补》卷四删。

[4]君子 原本作『□下』，据《续长编拾补》卷四改补。

[5]评等 原本『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三四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下

　　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贬太子中允、同知谏院、权同判吏部流内铨唐埛为潮州别驾。埛初以王安石荐得召见，骤用为谏官。数论事不听，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请对。上谕止之，埛坚请上殿读疏，论王安石用人变法非是。上怒其诡激，故贬。埛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为腹心，张琥、李定为爪牙，刘孝孙、张商英为鹰犬，元绛、陈绎为厮役。逆意者久不召还，附同者虽不肖为贤。又作奸令章惇变李定狱事，又擅议宗庙事，有轻神祖之心。保甲以农为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损下补上，人人怨咨，而令监司压塞州县，事不上闻。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诬人主，以为情愿。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饿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卢杞。自文彦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安石，犹惧不可。』翌日执政进呈，安石曰：『埛素狂，不足深责。』乃改授大理评事、监广州军资库。

　　十月癸未，王安石白上曰：『姚原古勘李定等故变易情状，其意有所附会而然也。』上曰：『勘见有情弊否?』安石曰：『情弊如何勘见?但事理分明。』上曰：『当得何罪?』安石曰[1]：『佥曰杖一百，该去官。』上曰：『与冲替，情理轻。』安石曰：『诈欺如此，似不宜作轻。陛下遇君子小人不分明。为天下须用君子，若用小人，必乱。陛下于小人每事宽假，于君子不能无疑。君子、小人诚难知，然忠信即君子，诞谩即小人。诞谩明白，方更宽假，不肯致法。未尝见其诞谩，乃更怀疑，所以小人未肯革面，君子难为自竭。陛下但有所疑，即仔细穷究，若见其诞谩，便须致法。若未见其诞谩，即须以君子之道遇之，不可遇君子以待小人之道。如姚原古事[2]，陛下已是不能穷究作奸之本末，又务宽假，此极为好恶不分明。』丁亥，上谓安石曰：『文彦博称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州山崩。』安石曰：『华山崩，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汉元时日食，史高、恭显之徒即归咎萧望之等，望之等即归咎于恭显之徒。臣谓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当恕望之等，怒恭显之徒。』上因叹：『人臣多不忠信。』安石曰：『陛下勿怪人臣不忠信也。有臣三千，惟一心。

　　又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王时也。非特武王时，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时皆如此。望之与恭显等更相谮愬，乃元帝时。赵憬、裴延龄之徒倾害陆贽，乃唐德宗时。杨嗣复、陈夷行之徒交相非毁忿争，乃唐文宗时。陛下能为尧、舜、禹、汤、文、武所为，即群臣自当同心同德；若与汉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须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

　　六年二月丁丑，诏开封府判官梁彦明、推官陈忱各罚铜十斤。去月十四日[3]，宣德门亲从官王宣等与宰臣王安石家人从宣竞，指使李师锡擅传语开封府官行遣，而彦明、忱不察虚实，亲从官阮睿本不与喧竞，亦决杖。御史蔡确弹奏开封府官吏曲意迎奉大臣之家，望特加重贬，故罚及之。先是，安石从驾观灯，乘马入宣德门，卫士呵止，挝伤安石马，安石大怒，请送卫士于开封府，又请罢勾当御药院内侍一人，上皆从之，安石犹不平。确奏疏曰：『宿卫之士，拱卫人主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卫士所应呵也。而开封府观望宰相，反用不应为之法杖卫士者十人，自是而后，卫士孰敢守其职者?』上善确言，然宰相乘马入宣德门非是，上卒亦弗究也。安石自叙其白上语云：『亲从官挝击坐车及侄斿，臣至宣德门，依常例于门内下马，又为守者挝马及从人。

臣疑亲从官习见从来事体，于执政不敢如此。今敢如此，当有阴使之者。臣初所以不敢辩者，疑有条制，从来承例违越。及退检会，乃无条制，问皇城司吏，亦称无条制。及问体例，却据勾当皇城司缴到巡检指挥使毕潜等称：从来合于宣德门外下马。臣初执政，即未尝于宣德门外下马。且宣德门内下马非自臣始，臣随曾公亮从驾亦如此。』上曰：『朕为亲王时，位在宰相下，亦于门内下马，不知何故乃如此?』安石曰：『此所以不能无疑。欲具札子乞勘会，依条例施行。』上许之。安石又曰：『检到嘉祐年后行首司日记，并于门里下马，然问冯京，则云忘之[4]，记得亦有在门外下马。』既而文彦博遂扬言云：『我从来只于门外下马。』先是，王安石以病谒告弥切，乃求解机务，且入对，上面还其章。

安石固求罢，上不许，曰：『卿每求罢，朕寝食不安。朕必有待卿不至处，且卿岂以宣德门事否?』安石曰：『臣所以辩宣德门事，正恐小人更以臣为骄僭。事既明白，又复何言?』上曰：『今仔细推究，实无人使。』安石曰：『臣初岂能无疑?既已推究，复何所疑?』上曰：『卿如此，必是朕终不能有成功，久留无补，所以决去?』安石曰：『陛下圣德日跻，非臣所能仰望。后来贤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贤路，又病、所以求罢，非有它。』上曰：『朕置卿为相，事事赖卿以济。后来可使者何人?孰可以为相者?卿所见也。』安石曰：『岂可谓无其人?但陛下未试用耳。』上曰：『卿频求出，于四方观听不美。』又引古君臣相终始者晓譬安石，安石曰：『臣前所以求罢，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义不敢不求罢。

直以病故，非有他。且古今事异，久任事积怨怒众，一旦有负败，亦累陛下知人之明。又且病，若冒昧，必致旷败。』上再三晓譬，安石乃乞告将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问劳，又令冯京、王珪谕旨，于是安石复入视事。留身，上谓安石曰：『卿今如何?』安石曰：『犹病昏烦愦。后来有可用者，陛下宜早甄擢。臣恐必难久任忧责。』上曰：『雱说卿意似不专为病，朕亦为雱说，必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尔。』安石曰：『陛下至仁圣，臣岂有它?但后世风俗，皆以势利事君。臣久冒权位，不知避贤，即无以异势利之人。况又病，必恐有旷败，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罢也。』

陈瓘论曰：『雱圣其父，父贤其子，而谓在廷之人皆小人也。君子、小人自有公论，无足辨者。至于造神考之言曰：「度朕终不足与有为」，则是托圣训以薄君父也，可不辨乎?』

　　三月癸亥，上谓王安石曰：『宿卫亲事官有击指挥使伤首者[5]，而主名未立。宿卫法不可不急变革。』安石曰：『臣固尝论此。此固易变，但要措置有方。』（注：详见《减兵议》）

　　七月，龙猛军级经章惇所乞，于懿、洽效用。上怪禁军不由军帅，擅经惇投状。王安石曰：『军士乞效用虽不由军帅，恐无条禁止[6]。』上以为军制不宜如此，安石曰：『不知如此，后有何害?』上曰：『经章惇乞效用犹可，恐有妄作。』安石曰：『别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经有所征讨官司乞效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吴充曰：『军当听于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安石曰：『今乞效用，不知何害?军听于一，若令彼经殿前司投状，即殿前司必不许，不许则壮士何所求奋?』蔡挺曰：『若别有结连，奈何?』安石曰：『结连即自有重法。』陈升之曰：『臣见韩绛宣抚时，兵级亦经。绛求效用，上乃令勘会进呈，既而上终以为害事。』安石曰：『士卒因欲其愿战请效死，反以为罪，何以奋其志气?』上曰：『禁军令如此不便，若如临淄王事，其渐岂可长?』安石曰：『经朝廷所差官司，与临淄王事岂类?』上曰：『如保甲别司募去，司农亦必有言。』安石曰：『保甲固有经章惇者。』上曰：『司农奏非经章惇。』安石曰：『亦有经章惇者。』陈升之又言：『有经韩绛乞效用者。』上曰：『郝质言：经绛者，是合往本路军士。』升之又言：『非本路。』上终欲治其罪，安石固以为无罪。上令放罪，取戒励。

　　八月，高阳关路走马承受任克基言：『市易司指挥冯崇与北人买卖，不依资次，非便。』上曰：『崇不忠信无行[7]，可令亟还。彼自有官司，交易悉旧存规。』王安石曰：『崇一白牙人耳，安足责?陛下左右前后所亲信，孰为忠信?孰力有行?窃恐有未察者。』上曰：『审是非、察忠邪，今昔所难。然不忠信之人迹状著显者，未尝不行法。其未显者，吾取其洁，不保其往也。如昨知泸州李曼，可谓有过矣。而党庇者甚至。范百禄受命体量，独排群议，而奏其实，此可褒进矣。而近臣亦有言百禄不当得馆职者，不可不察也。』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守条制。既而王安石白上曰：『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上曰：『要审察。』安石曰：『陛下每如此，尽善也。』癸丑，辅臣奏事已，上顾安石曰：『闻卿子雱久被病，比稍愈否?』安石曰：『雱苦足疡下漏，遍用京师医不效，近呼泰州疡医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学过人，昨夕尝梦与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

　　七年三月甲寅，上患置官多费用。安石曰：『凡创制官，皆须度可以省费兴治，乃创置。如将作监，即但用诸置局处食钱，已足养创置官，而所省诸费不可胜数，如帐司，即一岁磨勘，出隐陷官物亦少数倍。其他置官类此，岂得为冗?』上曰：『即如此，何故财用不足?若言兵多，则今日兵比庆历中为极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财用足，须理财。若理，则即须断而不惑，不为左右小人所移，乃可以有为。』上曰：『古者什一而税足矣。今取财百端，不可为少。』安石曰：『古者非特什一之税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有佽布、总布、质布、缠布之类甚众。关市有征，而货有不由关者，举其货，罚其人。古之取则，亦岂什一而已?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曾布因言市易事（详见《市易务》）。乙丑，诏中书曰：『朕涉道日浅，昧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月滋久，未蒙休应。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学士承者【杰按：者，应为“旨”之误】韩维之辞也。先是，维对延和殿上，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维曰：『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维草诏。诏出，人情大悦。

维本传云：诏出，人情大悦。是日乃雨。然《实录》不载是日雨，乃恐本传或有润饰，今不取。本传又云：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权住方田，编排保甲，罢议东西川市易。按：此诏未下，维已同孙永根究免行利害矣。权住方田、保甲等，见四月二日，亦当就此并书。《会要》三月六日有诏求直言，而《实录》无此，二十八日乃有此诏。一月不应两诏，《会要》误也。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嗟叹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编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速指挥，并权罢。』是日，雨。先是，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困穷道路。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购升米，草木鱼鼇，亦莫生遂。寇敌轻肆，侮君慢国，皆由中外之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伏愿陛下开仓廪以赈贫乏，诸有司培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调阴阳，降雨露，以延天下苍生垂死之命，而固宗社万年无疆之休。君臣际遇，贵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爱养民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来，一有利民便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张而行之，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忄质】，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为如此，不知君臣际会，千载一时，欲何所为?台谏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凡百执事，又皆贪猥近利。以陛下仁圣当御，抚养力心，甚于前古，而群臣所为如此其非，抑陛下所以驾驭之未审尔?朝廷设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无两心。与其见怒于有司，孰与不忠于君上?与其苟容于当世，孰与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万死以告陛下，诚以上畏天命，中忧君国，而下优生民耳，于身之死，使其粉碎如一蝼蚁，无足顾惜。臣又见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料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顿蓝缕、折屋伐桑、争贷于市、输官粜米、遑遑不给为图而献。臣不敢以所闻，谨以安上门逐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明眼目，不必多见，已可咨嗟涕泣，使人伤心，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谨随状呈进。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如少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侠，福清人也。于是上出侠疏及图以示辅臣，问王安石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乞避位。上不许，乃诏开封府劾侠擅发马递之罪。

司马光《记闻》云：侠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怨望。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按：侠此疏乃无之，当考。侠六月九日责，明年正月七日又责。林栗《言行录》载侠以三月二十六日上疏，神宗多所听用。盖因侠上苏轼等启。然考他事，或失先后。如责躬诏，乃三月二十八日，而以为四月一日，盖误也。今但取其合者。

　　己卯，王安石恳求去位，引吕惠卿执政。乙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疏曰：『臣伏读诏书，喜极以泣。昔成汤以六事自责，今陛下以四事求谏。圣人所为，异世同符。凡诏书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复何言?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陛下诚知其如是，复能断志无疑，不为左右所移，则安知今日之灾沴，不如太戊之桑谷、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风、宣王之旱魃，更为宗庙生灵之福乎?方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户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裔，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若其他琐琐米盐之事，皆不足为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细，舍其急而言其缓，外有献替之迹，内怀附会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所不敢为也。』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诏，应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

此据滕甫墓志附见，当考。郑侠《言行录》云：时诏求直言，欲应诏者甚众。闻侠被劾，皆沮缩，唯司马光辈一二文字得达上前。憸佞之党，日于匦函假名投书，乞留王安石，坚守新法，仍乞治侠狂妄之罪。光疏已具载，甫疏但存此，其它疏又俱不见。《言行录》或可据。今且附此。

　　丙戌，礼部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赍诏召绛赴阙。翰林学士、右正言兼侍讲吕惠卿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安石为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诏谕安石，欲处之以师傅之官，留京师。而安石坚求去，又赐手诏曰；『继得卿奏，以义所难处，欲得便郡休息。朕深体卿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宁，庶安心休息，以适所欲。朕体卿之诚至矣，卿宜有以报之。手札具存，无或食言，从此浩然长往矣。』又赐手书曰：『韩绛欲得一见卿，意者有所咨议。卿可为朕详语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荐绛代己，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也。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人』。己丑，诏曰：『朕嘉先王之法泽于当时而传于后世，可谓盛矣。故夙兴夜寐，八年于兹，度时之宜，造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古先王，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已行之效，固亦可见，而其间当职之吏有不能奉承，乃私出己见，妄为损益。或以苛刻为名，或以因循为得，使吾元元之民，未尽蒙泽。虽朕终不以吏违法故辄为之废法，要当博谋广听。按违法者而深治之，间或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无赦。』先是，吕惠卿虑中外因王安石罢相言新法不便，以书遍遗诸路监司、郡守，使陈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诏申明之。

元祐本『白』字下脱漏，绍兴本因之，当求别本考定，恐尚有他语也。今但云『白上降此诏申明之』。朱史云：『吕惠卿虑中外』以下三十余字，却先书『上以朝廷所降法令，官吏推行多失其意，乃下诏申明之』。签云：『系黄廷坚手笔，并无底本照据。并起居注、时政记元不知如此，故削去。』时政记、起居注亦何尝能说事?意朱史私为惠卿讳尔。今复存之。

　　王雱为右正言、天章阁侍制兼侍读。雱以疾不能朝，又诏特给俸，免朝谢，许从安石之江宁，仍修撰经义。又诏王安石依旧提举详定国子监修撰经义，参知政事吕惠卿同提举。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吕升卿、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沈季长并为崇政殿说书。季长仍改太子中允。先是，上每以外事问王安石，曰：『陛下从谁得之?』上曰：『卿何问所从来?』安石曰：『陛与与它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评。』安石犹是恶评，竟挤而遂之。他日，安石复以密事质于上，上问于谁得之，安石不肯对。上曰：『朕无隐卿，卿乃隐于朕乎?』安石不得已，曰：『朱明之为臣言之。』上由是恶明之。明之，安石妹夫也。安石既出，吕惠卿欲引安石亲昵置之左右，荐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惠卿以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与吕惠卿弟升卿同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王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礼及吕惠卿所为，必谓以累安石。雱等深恶之，故不甚得进用。

此据司马光《记闻》。升卿无学术，不能对上所问，不知《诗序》何以却用吕升卿所解，当考。

　　八年正月甲午，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王安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安国既贬，上降诏谕安石。安石对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国犹在国门，由是安石与惠卿交恶（详见《郑侠贬黜》）。

　　二月甲子，太常寺太祝王安上为右赞善大夫、权发遣度支判官。安上，安石幼弟也。癸酉，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始安石荐韩绛及惠卿代己，惠卿既得势，恐安石复入，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至，又数与绛忤。绛乘间白上，请复相安石。上从之。翌日，上遣勾当御药院刘有方赉诏往江宁召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赴阙。

　　三月戊午，上谓安石曰：『小人渐定，卿等且可以有为。』又曰：『自卿去后，小人极纷纭，独赖吕惠卿主张而已。』安石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时每事消息盈虚，以待陛下深察，诚欲助成陛下盛德大业而已。小人纷纷，不敢安职。今陛下复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辞者，诚欲粗有所效，以报陛下知遇。然投老余年，岂能久事左右?欲及时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最害事！』又言吕嘉问降黜事（详见《市易务》）。

　　四月甲子，上与安石论河北事，安石以为募兵不如民兵，籴米不如兴农事。先是，安石在江宁，尝言兵少，乞募兵。于是上举以问安石曰：『今厢军诚少，禁兵亦不多。然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当减募兵。』上曰：『禁军无赖乃投募，非农民比。尽收无赖而厚养之，又重禄尊爵养其渠帅，乃所以弭乱。』安石曰：『臣在翰林，固尝论黥兵未可尽废，但要民兵相制。专恃黥兵，则唐末五代之祸可见。且黥兵多则养不给，少则用不足，此所以须民兵也。』上言宋守约不可得，安石曰：『自守约死，军制已稍宽弛。』上曰：『只为贾逵宽弛。』安石曰：『为逵者逸乐，为守约者忧危。谓如守约宜褒劝，如逵者宜督责。』安石又言：『蕃兵当什五之设，阶级、部分乃可用。今一凶岁，一路至费二十八万赈贷，而其丁壮老弱、有马无马皆不敢阅实，不知何用?此蕃部或以为须丰熟乃可阅实。臣以为赈贷时正好阅实，吴充以为坐论则易，行则难。』上曰：『此何难?但边帅不为耳！』安石又言：『去年体量放税，东南仓廪为之一空，非计也。此乃冯京故为此，与苏秦厚葬以明孝同意。』又进呈前借常平物与转运司修城堑之类，安石曰：『臣谓宜爱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费出。』上以为然。

　　闰四月乙未，上又论王猛曰：『苻坚亦英明，然一举事，遂颠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杀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见疑，而不知乃所以深托垂于苻坚也。』上曰：『猛可谓忠矣。』安石曰：『如此为忠，何补时事?人臣要当以道开发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计成事，及其不察，岂特辱身?亦以危国。此君子所以不贵。』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尽见得人情，赏罚当寔，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纵不尽见，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见得尽即尽赴功，见得少即少赴功，见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见即无赴功者矣。假令见得尽，若不随以赏罚，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论宣王时无不自尽以奉其上，吕惠卿曰：『宣王时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时，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则我友敬矣，谗言其兴，善人君子方念乱，不暇至彼不迹，载起载行，则岂复有自尽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后不同如此，用心当与差故也。』上曰：『宣王犹能终于考牧，后世亦岂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则非张、仲在内，吉甫无以成其功。《诗》称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则宣王之德薄于先王，亦可知矣。』上欲用张方平为枢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将行文书，吕惠卿留之曰：『当晚集更议之。』因私于王安石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翌日再进呈，其事遂寝。

　　五月，提举市易司举刘佐。佐前在市易司，坐法冲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买卖次第，比较所收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许之，韩绛固争，以为佐未合与差遣。安石曰：『市易务自来举官不拘条制，且七八万贯场务，须付之能者。』绛固争，以为如此则为废法。上曰：『且令勾当，候合受差遣，方许理住，如何?』绛独以为不可，再拜乞辞位，曰：『如此，则宰相不可为!』上愕然曰：『兹小事，何必尔?』绛曰：『小事尚弗能争，况大事乎?』翌日，安石又为上谕：『吕嘉问、程昉尽力，然为众所攻。陛下不察而保之，则天下孰肯为陛下尽力?』上曰：『如程昉亦勾当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举吕公孺，诚为不识理分。然于国事，有何所损?如文彦博去位举刘庠，陈升之去位举林旦，乃可责。』上曰：『如文彦博等，才举人不当便责?』安石曰：『如文彦博等虽未可厚责，亦不足尊宠。』上曰：『彼皆先帝时爵禄已尊贵。』安石曰：『如此，则嗣君于先王之臣不复行法，恐无此理。』上曰：『如程昉，数年间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状比众人合转数官，即才转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数处置狱，岂得谓是?且陛下前日宣谕程昉，恃中书知察方能尽力。臣比见昉数处置狱被劾，但能令人叹息而已。昉乃为臣言：不须为昉深辩，但令昉得罪追一两官，或被停废，蔡谏议自然息怒，不然，即纷纷未有了。昉但得为朝廷了公事，利泽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废，昉亦能营生，必不饥寒，相公不须过忧。其言如此，乃非恃中书营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尽昭明，则事功何由兴起?』丁丑，韩绛请去位，称疾不出。王安石曰：『上宜罢刘佐，勉慰绛就位。』上难改佐事。安石曰：『后有大于此者，则不可容此监当小臣?若固争，致绛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听罢佐，遣使持手札谕绛，令就位。绛复起。

　　八月庚戌，韩绛罢知许州，仍诏出入如二府仪，大朝会缀中书门下班。绛居相位，数与惠卿异议。王安石复入，论政愈驳，数称疾固求罢，而有是命。

　　十一月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劳问，自朝至暮十七反。医官脉状，皆使驶行亲事赍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安，又给三日，又命辅臣即其家议事。时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岂恤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耶?』安石不悦，退而属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党为安石谋曰：『今不取门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安石从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进拟皆听，由是安石权益重。

　　九年五月丙寅，上谓执政曰：『以耒耜养生，以弧矢防患，生民之道，如此而已。』王安石曰：『天子勅诸侯稼穑匪懈，如何新畲?群臣戒天子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克诘戎兵，以涉禹之迹。则生民所务，诚如陛与所言而已。然非明于道术，则不能役群众，孰与成此功者?』上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乃教人以唐人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为法，假使作得《动静交相养赋》，不知何用?法既不善，即不获施行，复何憾?仲淹无学术，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名誉，结游谈之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上曰；『所以好名誉，止为识见无以胜流俗尔。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学庾信为文，此亦识见无以为胜俗故也。无以胜俗，则反畏俗。俗共称一事为是而已，无以揆知其为非，则自然须从众。若有以揆知其为非，则众不能夺其所见矣。』安石曰：『不易乎世，大人之事，故于《乾卦》言之。』上又论：『道必有法。有妙道，斯有妙法，如释民所谈妙道也，则禅者，其妙法也。妙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然尚有法可以诠之，则道之粗者，固宜有法也。』安石曰：『陛下该极道术文章，然未尝以文辞奖人，诚知华辞无补于治故也。风俗虽未丕变，然事于华辞者亦已衰矣。此于治道风俗，不为小补。』上因言：『读经者须知所以纬之则有用，不然，则不免为腐儒也。』吕惠卿出知陈州（见《吕惠卿奸邪》）。王安礼知润州，求惠卿过失（见《吕惠卿奸邪》）。

　　六月，给事中、知陈州吕惠卿奏：『安石尽弃旧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致谗想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上以惠卿所愬事示安石，安石由是愧上，数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详见《吕惠卿奸邪》）。壬辰，三司言奉诏折二钱事。上曰；『恐四方闻中国行两等钱，以为贫窘，乃伤国体，如何?』安石曰：『钱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系贫富?且自古兴王，唐太宗、周世宗时极贫，然何足为耻?臣初不欲铸折二钱，今乃极论者，盖朝廷举动，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为好人窥伺愚弄，将不能立国是，又何能安天下国家也?』上乃令复行之，然两宫讫不欲用折二钱，故折二钱未尝进入禁中。安石争不能得，退遂移疾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安石乃出（详见《陕西钱议》）。丙午，诏以王雱病，特给王安石假，令在家抚视。己酉，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王雱卒，年三十三。赠谏议大夫。手诏即其家上雱所撰《论语》、《孟子》义。雱性刻深喜杀，常称商君以为豪杰之士，每劝安石诛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从也。安石辅政时，罢逐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讲官测试诸生，论及时政，皆罢逐。及与惠卿交恶，使人告发吕氏奸利事，皆自雱发之。富弼言：『窃闻累年新法所行之事条目甚多，陛下近亦深见为害，但虚心隐忍，未即更张，此诚大得为君之道，从容优裕而不欲迫急也。然群臣所谓为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则岂尚容舒缓哉?度今时势，正如解倒悬之急，惟恐解之不速也。向天下不以贤愚，共知陛下始欲讲求大治，比迹唐虞。前代帝王用心，非所能及，而不意为人所误至此，事皆成弊。究其端由，寔非陛下之失，惟是众口共责为谋者，恨不食其肉焉。自更顾陛下于臣僚中，不以职事高下，常视其反覆狡狯者疏之，纯良方正者与之。反覆狡狯者，本无一定之志，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必无忠荩悫实，安肯乃心于国家也?纯良方正者，才辨诚有不及狡狯之人，然其心不二，持守坚笃，中立不倚，旁无朋比。用之则直道而进，舍之则奉身而退。不为利回，不为义疚，忠亮一节，至死不移。不肯欺昧朝廷，自求多福。如此等人，终无妄误，必能为国家立事者，亦不为害也。天子无职事，惟辨别大臣邪正而进退之，此其职也。窃乞重之又重也。此札子只欲陛下略知外事一二而已，乞不降出，庶免后悔。』

　　七月壬戊，诏宰臣王安石候王雱终七供职。己卯，复放归田里人王安国为大理寺丞、江宁府监当，命下而安国病死矣。

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可落学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

陈瓘《尊尧录》上言皇帝封事[8]，其二十问曰：『臣又望陛下特垂圣问，问洵仁等曰：《日录》有云：「余为上言，与陛下开陈事，退而聚录，以备自省。及他时去位，当缮写以进。」此安石初作参政时奏于神考之语也。又云：十年然后去位，后九年而薨，于其中间不践写进之语者何哉?臣闻吕惠卿讼中丞邓绾，进《日录》三策。神考察惠卿《日录》果非临时撰造之文，发于圣批。邓绾既去，而安石亦不得留矣。呜呼!他时「缮写」之语不谓之欺诞。可乎?下武继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执事欺诞以为国是，岂不误朝廷之继述乎?臣道之事强，可不辨乎?』

　　壬辰，诏：『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判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兼绾近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闻其一人彭汝砺，尝与练亨甫相失，绾听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审如所闻，即绾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亦不当留备宰属。』故有是命。初，绾以附会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绾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力，绾惧安石去而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上怒，欲绌绾，安石亦惧，乃奏斥之。亨甫行险薄，谄事安石子雱以进，至是乃斥。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称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亦滋厌安石所为，故有是命。

　　吕本中《杂说》：王安石既去，嘉问因对。上问：『曾得安石书否[10]？』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11]，闻陛下不许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计。』上曰：『是则是为吕惠卿所卖，有何面目复见耶?』

　　枢密使、工部侍郎吴充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充性谨密，在西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故相之。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冯京为给事中、知枢密院事。先是，吕惠卿悉出安石前后私书手笔奏之，其一云：『勿令齐年知。』齐年者，谓京也，与安石同岁。在中书多异议，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为欺，故复用京。

　　十二月，判江宁府王安石奏：乞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雱营办功德。从之。

　　元年十月壬寅朔[12]，王安石言：『江东转运判官何琬奏：江宁府禁勘臣所送本家使臣俞逊侵盗钱物，事已经年。吕嘉问到任，根治累月，案始具。深恨俞逊翻异，故加以论诉，不干己罪。如琬所言，则是嘉问为臣逊狱事有奸。臣与嘉问亲厚，交利而已。窃恐陛下哀怜旧臣，不忍暴其污行，故不别推究。如此，则臣与嘉问常负疑谤，不能绝琬等交结诬罔。望特指挥，以江宁府奏劾俞逊事下别路差官重鞫。』诏送枢密院，下两浙转运司鞫之。

　　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七年五月庚申，诏中书舍人蔡卞给假一月，令往江宁府省视王安石疾病。

　　六月戊子，集禧观使王安石请以所居江宁府上元县园屋为僧寺，乞赐名。从之。以报宁禅院为额。或云：安石爱其子雱。雱性险恶，安石在政府，凡所为不近人情者，雱

　　实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尝恍惚见雱荷铁枷如重囚状，遂请以园屋为僧寺，盖为雱求救于佛也。

　　七月甲寅，尚书左丞王安石为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初，侍御史张汝贤言：『安礼乞子枋勾当九龙庙，引用都省批状外起例。上以有条，许用例奏钞。汝贤章格不下。汝贤又奏安礼素行贪秽，所至狼藉。上谓安礼曰：「汝贤弹奏卿子侄差遣用例奏钞，在法所许。汝贤固有罪，其言卿奸污事，卿果如此，何以复临群官?』安礼犹辩诉，因奏：『往以安石疾病，尝乞知江宁府。愿申前请。』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荆国公王安石卒。司马光手书与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才佞辐凑，败坏百度，以致于今。此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谓如何?更不烦答笔札。扆前力主张，则仗晦叔也。』诏再辍视朝，赠太傅，推遗表恩七人，命所在应副葬事。

《新录·王安石传辩证》曰：王安石学术政事败坏天下，至于今日。而旧录所传，多取安石私史之语以文之。安石居金陵阅佛书，恍然有得，是非不在六经，而在佛书。古之学者以其所得施之政事，今安石以道自任，而所得乃在为相之后，颠倒如此!今止以《神宗实录》事实修改，而不敢以私言增损之。陈瓘《尊尧序》略曰：『昔元祐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殁之初，众皆谓罪在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议论之臣，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诏，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述其私书，将以济其私欲。布等在其术内，卞等计无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诬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以忠，大佞以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骞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旧学，而隆尚纵横之才，欲以此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奸，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扫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为不可用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妨嫌，岂可为安石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窃谓元祐臣寮，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趋向虽二，至于论王安石之罪，献忠于神宗，则其言一也，岂可耑誉吕诲而偏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元祐之祸，可不鉴哉!

校勘记

[1]安石曰 原本无此三字，仅为二墨丁。《长编》卷一三九亦无此三字，据文意改补。

[2]如姚原古事 本作『知姚原故事』，据《长编》卷一三九改。

[3]去月 原本作『三月』，据《长编》卷二四二改。

[4]则云 原本脱『云』字，据《长编》卷四二补。

[5]亲事官 原本脱『官』字，据《长编卷》卷二四三补。

[6]五条 原本『条』字下有一墨丁，兹据《长编》卷二四六删。

[7]忠信 原本无『忠』字，据《长编》卷二四六补。

[8]上言皇帝封事 原本作『言□上皇帝封事』，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

[9]二十 原本作『三十』，据《长编》卷二七八注文改。

[10]安石书否 原本脱『否』字，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

[11]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 原本无此十字，义不畅，据《长编》卷二九八注文补。

[12]元年 原本作『五年』，在『元丰三年九月乙酉，舒国公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条之后。兹据《长编》卷二九三改，并依年月顺序移之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