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第二节国民竞争与国家竞争之异有国家之竞争，有国民之竞争。续2
吾读《水浒传》，宋公明何以破祝庄？吾读《西游记》，唐三藏何以到西域？吾以是知过渡之非易，吾以是知过渡之非难。我陟高丘，我瞻彼岸，乐土乐土，先鞭已属他人！归欤归欤，座位尚容卿辈！角声动地，提耳以唤魂兮；巾影漫天，招手而邀卬涉。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望门大嚼，我劳如何！
五过渡时代之中国今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而现时在过渡中者有二。其一为俄罗斯。俄国自大彼得及亚历山大第二以来，几度厉行改革，输入西欧文明，其国民脑中渐有所谓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润，愈播愈广，不可遏抑，而其重心力实在于各学校之学生。今世识微之士，谓俄罗期将达于彼岸之时不远矣。其二则为我中国。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十九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是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
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
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故今日我全国人可分为两种：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然受外界内界之刺激，而未得实把握以开过渡之路者也。而要之中国自今以往，日益进入于过渡之界线，离故步日以远，冲盘涡日以急，望彼岸日以亲，是则事势所必至，而丝毫不容疑义者也！以第二节之现象言之，可爱哉，其今日之中国乎以第三节之现象言之，可惧哉，其今日之中国乎！
六过渡时代之人物与其必要之德性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求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故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语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窃以为此种英雄，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焉：其一冒险性，是过渡时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过渡者，改进之意义也。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旧形，犹进步者必当掷弃其故步。欲上高楼，先离平地；欲适异国，先去故乡；此事势之最易明者也。虽然，保守恋旧者，人之恒性也。《传》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与图始。”
故欲开一堂堂过渡之局面，其事正自不易。盖凡过渡之利益，为将来耳。
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籍，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长虑却顾，而不敢轻于一发。
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
其二忍耐性，是过渡时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过渡者，可进而不可退者也，又难进而易退者也。摩西之率犹太人出埃及以迁于迦南也，飘流踯躅于沙漠间者四十年，与天气战，与猛兽战，与土蛮战，停辛佇苦，未尝宁居，同行俦类，睊睊怨谗，大业未成，鬓发已白。此寻常豪杰之士，所最扼腕而短气者也。且夫所志愈大者，则其成就愈难；所行愈远者，则其归宿愈迟，事物之公例也。故倡率国民以经此过渡时代者，其间恒遇内界外界、无量无数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经数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见其成者比比然也。非惟不见其成，或乃受唾受骂，虽有口舌而无以自解。故非有过人之忍耐性者，鲜有不半路而退转者也。语曰：“行百里者半九十。”
掘井九仞，犹为弃井；山亏一篑，遂无成功；惟危惟微，间不容发。
故忍耐性者，所以贯彻过渡之目的者也。
其三别择性，是过渡时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了。凡国民所贵乎过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厌离之旧界而已，而更在能达所希望之新界焉。故冒万险忍万辱而不辞，为其将来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偿而有余也。故倡率国民以就此途者，苟不为之择一最良合宜之归宿地，则其负国民也实甚。
世界之政体本有多途，国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故坐于广厦细旃以谈名理，与身入于惊涛骇浪以应事变，其道不得不绝异。故过渡时代之人物，当以军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以魂者何？别择性是已。
凡此三种德性，能以一人而具有之者上也；一群中人，各备一德，组成团体，互相补助，抑其次也。嗟乎！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
时势时势，宁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抑又闻之，凡一国之进步也，其主动者在多数之国民，而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则其事罔不成；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故吾所思所梦所褥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灭国新法论（节录）
（1901年7月16日—8月24日）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人人知之，人人慕之，无俟吾论。吾所不能已于论者，有灭国新法在。
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国之理也。自世界初有人类以来，即循此天则，相搏相噬，相嬗相代，以迄今日而国于全地球者，仅百数十焉矣。灭国之有新法也，亦由进化之公例使然也。昔者以国为一人一家之国，故灭国者必虏其君焉，潴其宫焉，毁其宗庙焉，迁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灭而国灭。今也不然，学理大明，知国也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其与一人一家之关系甚浅薄，苟真欲灭人国者，必灭其全国，而不与一人一家为难。
不宁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灭国之手段。故昔之灭之人国也，以挞之伐之者灭之；今之灭人国也，以噢之咻之者灭之。昔之灭人国也骤，今之灭人国也渐。昔之灭人国也显，今之灭人国也微。昔之灭人国也，使人知之而备之；今之灭人国也，使人亲之而引之。昔之灭国者如虎狼，今之灭国者如狐狸。或以通商灭之，或以主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设顾问灭之，或以通道路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其精华已竭、机会已熟也，或一举而易其国名焉，变其地图之颜色焉；其未竭未熟也，虽袭其名仍其色，百数十年可也。呜呼，泰西列强以此新法施于弱小之国者，不知几何矣！
谓余不信，请举其例：一，征诸埃及。……（编者删）其二，征诸波兰。……
（编者删）其三，征诸印度。……（编者删）其四，征诸波亚。……（编者删）其五，征诸菲律宾。……（编者删）以上所列，略举数国，数之不遍，语之不详。虽然，近二百年来，所谓优胜人种者，其灭国之手段，略见一斑矣。莽莽五洲，被灭之国，大小无虑百数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观之，安睹所谓文明者耶？安睹所谓公法者耶？安睹所谓爱人如己、视敌如友者耶？西哲有言：“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
彼欧洲诸国与欧洲诸国相遇也，恒以道理为权力；其与欧洲以外诸国相遇也，恒以权力为道理。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竞所固然，夫何怪焉！
夫何怼焉！所最难堪者，以攘攘优胜之人，托于岌岌劣败之国，当此将灭末灭之际，其将何以为情哉？其将何能已于言哉？
天下事未有中立者也，不灭则兴，不兴则灭，何去何从，间不容发。
乃我四万万人不讲所以兴国之策，而窃窃焉冀其免于灭亡，此即灭亡之第一根源也。人之爱我何如我之自爱，天下岂有牺牲己国之利益，而为他国求利益者乎？乃我四万万人，闻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则眙然以忧；闻列强之议保全中国也，则释然以安；闻列强之协助中国也，则色然以喜。
此又灭亡之第二根原也。吾今不欲以危言空论，惊骇世俗，吾且举近事之一二，与各亡国之成案，比较而论之。
埃及之所以亡，非由国债耶？中国自二十年前，无所谓国债也；自光绪四年，始有借德国二百五十万圆，周息五厘半之事；五年，复借汇丰银行一千六百十五万圆，周息七厘；十八年，借汇丰三千万圆，十九年，借渣打一千万元，二十年，借德国一千万元，皆周息六厘；廿一年，借俄、法一万万五千八百二十万元，周息四厘；廿二年，借英、德一万万六千万元，周息五厘；廿四年，借汇丰、德华、正金三银行一万万六千万圆，周息四分五厘。盖此二十年间（除此次团匪和议赔款未设），而外债之数，已五万万四千六百余万元矣。大概总计，每年须偿息银三千万圆。今国帑之竭，众所共知矣。甲午以前，所有借项，本息合计，每年仅能还三百万，故惟第一次德债，曾还本七十五万，他无闻焉。自乙未和议以后，即新旧诸债，不还一本，而其息亦须岁出三千万。南海何启氏曾将还债迟速之数，列一表如下：债项五万万元，周息六厘，一年不还，其息为三千万元，合本息计，共为五万万三千万元。使以五万万三千万元，再积一年不还，则其息为三千一百八十万元，本息合计五万万六千百八十万元。
再以五万万六千百八十万元，积八年不还，则其息为三万万三千三百万元有奇，本息合计，为八万万九千五百万元有奇。
再以八万万九千五百万圆有奇，积十年不还，则其息为七万万零八百万元有奇，本息合计，为十六万万零三百万元有奇。
再以十六万万零三百万元有奇，积十年不还，则其息为十二万万六千八百万元有奇，本息合计，为二十八万万七千一百万元有奇。
然则不过三十年，而息之浮于本者几五倍，合本以计，则六倍于今也。夫自光绪五年至十八年，而不能还一千六百余万元之本，则中东战后三十年，其不能还五万万元之本明矣。在三十年以前之今日，而不能还三千万元之息，则三十年后，其不能还二十三万万元之息又明矣。加以此次新债四万万五千万两，又加旧债三之一有奇，若以前表之例算之，则三十年后，中国新旧债本息合计，当在六七十万万以上。即使外患不生，内忧不起，而三十年后，中国之作何局面，岂待蓍龟哉？又岂必待三十年而已，盖数年以后，而本息已盈十万万，不知今之顽固政府，何以待之？
夫使外国借债于我，而非有大欲在其后也，则何必互争此权，如蚁附膻，如狗夺骨，而彼此寸毫不相让耶？试问光绪廿一年之借款，俄罗斯何故为我作中保？试问廿四年之借款，俄英两国何故生大冲突，几至以干戈相见？夫中国政府，财政困难，而无力以负担此重债也，天下万国，孰不知之？既知之而复争之若鹜焉，愿我忧国之士一思其故也。
今即以关税、厘税作抵，或未至如何启氏之所预算，中国庞然大物，精华未竭，西人未肯遽出前此之待埃及者以相待。而要之债主之权，日重一日，则中央财政之事，必至尽移于其手然后快，是埃及覆辙之无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险、貌托维新之疆臣如张之洞者，犹复以去年开督抚自借国债之例，借五十万于英国，置兵备以残同胞，又以铁政局之名，借外债于日本。彼其意岂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骤得此额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挥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则其责任非复在我云尔？而岂知其贻祸于将来，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抚皆效尤张之洞，各滥用其现在之职权，私称贷于外国，彼外国岂有所惮而不敢应之哉？虽政府之官吏百变，而民间之脂膏固在，彼搤我吭而揕我胸，宁虑本息之不能归赵？此乐贷之，彼乐予之，一省五十万，二十行省不既千万乎？一年千万，十年以后不既万万乎？此事今初起点，论国事者皆熟视无睹焉，而不知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国而有余，而作俑者之罪，盖擢发难数矣。
中央政府之有外债，是举中央财权以赠他人也；各省团体之有外债，是并举地方财权以赠他人也。吾诚不忍见我京师之户部、内务府，及各省之市政使司、善后局，其大臣长官之位，皆虚左以待碧眼虬髯辈也。
呜呼！安所得吾言之幸而不中耶？吾读埃及近世史，不禁股栗焉耳。
不宁惟是，国家之借款，犹曰挫败之后，为敌所逼，不得不然。乃近者疆吏政策，复有以借款办维新事业为得计者，即铁路是其已事也。
夫开铁路，为兴利也，事关求利，势不可不持筹握算，计及锱铢。而凡借款者，其实收之数，不过九折，而金钱涨价，还时每须添一二成。即以一成而论，其入之也，十仅得九，其还之也，十须十一，是一转移间，已去其二成，而借万万者短二千万矣。此犹望金价平定，无大涨旺，然后能之。
若每至还期，外国豪商高抬金价，则不难如光绪四、五年时之借项，借百万者几还二百万，是借款断无清还之期，而铁路前途，岂堪设想耶？
夫铁路之地，中国之地也，借洋债以作铁路，非以铁路作抵不可；路为中国之路，非以国家担债不可。即今暂不尔，而他日稍有嫌疑，则债主且将执物所有主之名，而国家之填偿，实不能免。以地为中国之地也，又使今之债主，不侵路权，而异时一有龃龉，则债主又将托办理未善之说，而据路以取息，势所必然。以债为外洋之债也，以此计之，凡借款所办之路，其路必至展转归外人之手而后已。路归外人，而路所经地及其附近处，岂复中国所能有耶？（以上一段，多采何氏《新政治基》之议，著者自注。）试观苏彝士河之股份，其关系于英国及埃及主权之嬗代者何如？
呜呼，此真所谓自求祸者也！此所以芦汉铁路由华俄银行经理借款，而英国出全力以抗之；牛庄铁路之借款于汇丰银行，而俄国以死命相争也。诚如是也，则中国多开一铁路，即多一亡国之引线。又不惟铁路，凡百事业，皆作如是观矣。今举国督抚，亦竞言变法矣。即如其所说，若何而通道路，若何而练陆军，若何而广制造，若何而开矿务，至叩其何所凭借以始事，度公私俱竭之际，其势又将出于借款。若是则文明事业，遍于国中，而国即随之而亡矣。呜呼，往事不可追，吾犹愿后此之言维新者，慎勿学张之洞、盛宣怀之政策以毒天下也。
俄人之亡波兰也，非俄人能亡之，而波兰之贵官豪族，三揖三让以请俄人之亡之也。
呜呼，吾观中国近事，抑何其相类耶！团匪变起，东南疆臣，有与各国立约互保之举，中外人士，交口赞之，而不知此实为列国确定势力范围之基础也。
张之洞惧见忌于政府，乃至电乞各国，求保其两湖总督之任；又恃互保之功，蒙惑各领事，以快其仇杀异党之意气；僚官之与己不协者，则以恐伤互保为名，借外人之力以排除之。岂有他哉？为一时之私利，一己之私益而已。而不知冥冥之中，已将长江一带选举、黜陟、生杀之权，全移于外国之手。于是扬子流域之督抚，生息于英国卵翼之下，一如印度之酋长，盖自此役始矣。第四次惩治罪魁名单，荣禄等以广大神通，借俄法两使之力，以免罪谴。于是京师、西安之大吏，生息于俄人卵翼之下，一如高丽之孱王，又自此役始矣。一国之中，纷纷扰扰，若者为英日党，若者为俄法党，得附于大国，为之奴隶，则栩栩然自以为得计。噫嘻，吾恐非至如俄人筑炮台以临波兰议院之时，而衮衮诸公，遂终不悟也。人不能瓜分我，而我先自分之，开群雄以利用之法门。彼官吏之自为目前计则得矣，而遂使我国民自今以往，将为奴隶之奴隶而万劫不复。官吏其安之矣，抑我国民其安之否耶？
呜呼！吾观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则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列强之议瓜分中国也，十余年于兹矣。事机相薄，妖孽交作，无端而有义和团之事，以为之口实。皮相者流，孰不谓瓜分之议将于今实行乎？而岂知不惟不行而已，而环球政治家之论，反为之一大变，保全支那之声，日日腾播于报纸中；而北京公使会议，亦无不尽变其前此威吓逼胁之故技，而一出以温柔噢咻之手段。噫嘻，吾不知列强自经此役以后，何所爱于中国，而方针之转变，乃如是其速也？一面骂吾民之野蛮无人性，绘为图画，编为小说，尽情丑诋，变本加厉，惟恐不力；一面抚摩而煦妪之，厚其貌，柔其情，视畴昔有加焉。义和团之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亦既万目共见，众口一词矣，而犹 然认为共主，尊为正统，与仇为友，匿怨相交，欢迎其谢罪之使，如事天神，代筹其偿款之方，若保赤子。
噫嘻，此何故欤？狙公之饲狙也，朝三暮四则诸狙怒，朝四暮三则诸狙喜。中国人之性质，欧人其知之矣，以瓜分为瓜分，何如以不瓜分为瓜分？求实利者不务虚名，将大取者必先小与。彼以为今日而行瓜分也，则陷吾国民于破釜沈舟之地，而益其独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箝制而镇抚之者，将有所不及。今日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也，则吾国民自觉如死囚之获赦，将感再造之恩，兴来苏之颁，自化其前此之蓄怨积怒，而畏折、歆羡、感谢之三种心，次第并起，于是乎中国乃为欧洲之中国，中国人亦随而为欧洲之国民。吾尝读赫德氏新著之《中国实测论》，（（P＜R＞OBERT HARTAS ESBSAYSON THECHINESE VISITATION，去年西十一月出版，因义和团事而论西人将来待中国之法者也。）
其大指若曰：今次中国之问题，当以何者为基础而成和议乎？大率不外三策：一曰分割其国土，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是也。然变更皇统之策，终难实行，因今日中国人无一人有君临全国之资望，若强由此策，则骚扰相续，迄舞宁岁耳。策之最易行者，莫如扶植满洲朝廷；而漫然扶植之，则亦不能绝后来之祸根。故论中国最终之处分，则瓜分之事，实无所逃避，而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实行于今日。盖中国人数千年在沈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飞，四方响应，非无故矣。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竟之志者。
故为今之计，列国当以反分为最后之一定目的，而现时当一面设法，顺中国人之感情，使之渐忘其军事思想，而倾服于我欧人，如是则将来所谓“黄祸”（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黄祸之语互相警厉。）者，可以烟消烬灭矣。云云。（此乃撮译全书大意，非择译一章一节。作者自注。）
呜呼，此虽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实不啻欧洲各国之公言矣。由此观之，则今日纷纷言保全中国者，其为爱我中国也几何？不宁惟是，彼西人深知夫民权与国权之相待而立也，苟使吾四万万人能自起而组织一政府，修其内治，充其实力，则白人将永不能染指于亚洲大陆。又知夫民权之兴起，由于原动力与反动力两者之摩荡，故必力压全国之动机，保其数千年之永静性，然后能束手以待其摆布，故以维持和平之局为第一主义焉。
又知夫中国民族，有奴事一姓、崇拜民贼之性质也，与其取而代之，不如因而用之，以中国人而自凌中国人、自制中国人，则相与俯首帖耳，谓我祖若宗以来，既皆如是矣，习而安之，以为分所当然，虽残暴桎梏，十倍于欧洲人，而民气之靖依然也。故尤以扶植现政府为独一无二之法门焉。
吾今请以一言正告四万万人曰：子毋虑他人之颠覆而社稷、变置而
朝廷也。凡有谋人之心者，必利其人之愚，不利其人之明；利其人之弱，不利其人之强；利其人之乱，不利其人之治。今中国之至愚至弱而足以致乱者，莫今政府若也。
使从而稍有所变易，无论其文野程度何若，而必有以胜于今政府；而彼之所以谋我者，必不若今之易易。列强虽拙，岂其出此？且同是压制也，同是凌辱也，出之于已，则已甚劳而更受其恶名；假手于人，则己甚逸而且藉以市惠。各国政治家，其计之熟矣。
使以列强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抗外敌，谓之为义士，为爱国，而镇扶之也无名；使用本国政府之力，间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则谓之为抗政府，谓之为乱民，为叛逆，而讨伐之也有辞。
故但以政府官吏为登场傀儡，而列强隐于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见奴于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
印度之酋长，印度人之主人也；英皇，则印度主人之主人也。安南之王，安南人之主人也；法总统，则安南主人之主人也。吾中国之有主人也，主人之尊严而可敬畏也，是吾国民所能知也；主人之复有其主人也，主人即借其主人之尊严以为尊严也，是非吾国民所能知也。今论者动忧为外国之奴隶，而不知外国曾不屑以我为奴隶，而必以我为其奴隶之奴隶。
为奴隶则尚或知之，尚或忧之，尚或救之；为奴隶之奴隶，则冥然而罔觉焉，帖然而相安焉，栩然而自得焉。呜呼！此真九死未悔，而万劫不复者矣。灭国新法之造妙入神，至是而极矣。虽然，惟蝍蛆为能甘粪，惟韲臼为能受辛，彼列国亦何足责？亦何足怪？彼自顾其利益，自行其政略，例应尔尔也，而独异乎四百兆蚩蚩者氓，偏生成此特别之性质，以适足供其政略之利用，而至今日，已奔走相庆，趋跄恐后，以为列强爱我、恤我、抚我、字我，不我瓜分，而我保全，我中国亿万年有道之长，定于今日矣。此则魔鬼所为掀髯大笑，而天帝所为爱莫能助者也。
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继之以开放门户（OPEN THE DOREIN CHINA，译意谓将全国尽开为通商口岸也）……夫开放门户，岂非美事？
彼英国实门户全开之国也。而无如吾中国无治外法权，凡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即为其国力所及之地。夫上海、汉口等号称为租界者，租界乎？殖民地耳！举全国而为通商口岸，即举国而为殖民地。西人之保全殖民地，有不尽力者乎？其尽力以保全支那，固其宜也。保全支那者，必整理其交通机关。
今内河既已许外国通行小轮，而列国所承筑之铁路，必将实施速办，而此后更日有扩充矣。夫他人出资以代我筑当筑之铁路，岂不甚善？而无如路权属于人，路与土地有紧密之关系，路之所及，即为兵力之所及，二十行省之路尽通，而二十行省之地，已皆非吾有矣。保全支那者，必维持其秩序，担任其治安。和议成后，必有为我国代兴警察之制度者。
夫警察为统治之要具，昔无今有，宁非庆事？而无如此权委托于外人，假手于顽固政府，施德政则无寸效，挫民气则有万能。
昔波兰之境内，俄人警察之力，最周到焉，其福波兰耶，其祸波兰耶？又今者俄国本境警察严密，为地球冠，俄政府所以防家贼者则良得矣，而全俄之民，呻吟于专制虐政之下，沈九渊而不能复。俄民永梏，而俄政府亦何与立于天地乎？而况乎法制严明、主权确定之远不如俄者也。故以警察力而保全支那，是犹假强盗以利刃而已。保全支那者，必整顿其财政。夫中国之财富，浮积于地面，阗塞于地中者，天下莫及焉。
浚而出之，流而布之，可以操纵万国，雄视五洲矣。而无如商权、工权、政权，既全握于他人之手，此后富源愈开，而吾民之欲谋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于彼族。不见乎今日欧美之社会乎，大公司既日多，遂至资本家与劳力者，划然分为两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中间无复隙地以容中等小康之家。今试问中国资本家之力，能与西人竞乎？既不能为资本家，势不得不为劳力者，畴昔小康之家遍天下，自此以往，恐不能不低首下声、胼手胝足，以求一劳役于各省洋行之司理人矣。保全支那者，必兴教育。教育固国民之元气也，顾吾闻数月以来，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焉。而达官华胄，有出其娇妻爱女，侍外国将官之颦笑，以为荣幸者矣。吾知此后外国教育之势日涨，而此等之风气亦日开，所以偿义和团之损失者，如是而已。教育一也，而国民教育与奴隶教育，其间有一大鸿沟焉；而奴隶之奴隶教育，更有非言思拟议所能及者矣。嗟乎，列国之所以保全支那者，如斯而已乎！
支那之所以自保全者，如斯而已乎！夫熟知瓜分政策，容或置之死地而获生；夫孰知保全政策，实乃使其鱼烂而自亡乎！新法乎，新法乎，前车屡折，而来轸方遒；饮鸩如饴，而灰骨不悔。吾又将谁尤哉！吾又将谁尤哉！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19O1年10月12日，10月22日）
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
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易为无完全国家？以其国家思想不完全也。
今泰西人所称述之国家思想，果为完全否乎？吾不敢知。虽然，以视前者，则其进化之迹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骤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内界启牖之。虽曰天演日进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讲求发明而提倡之者，又岂可缓耶？故今略述其变迁异同之大体，使吾国民比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则吾国家之成立，殆将不远矣。
德国大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将欧洲中世与近世国家思想之变迁，举其特异之点，凡若干条，兹译录如下：
甲中世乙近世
一、国家者，其生命与权利受于上帝。
国家之组织，皆由天意，受天命。
一、国家者，本于人性，成于人为。其所组织，乃共同生活之体，生民自构成之，生民自处理之。
二、国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门之学说而来，王者代上帝君临国家，王国即神国也。天主教主持教令与国家之两大权，谓教界之权与欲世之权，皆上帝之所付，其一归于教皇，其一归于罗马帝。即耶稣新教，虽知教令干预政权之不可，然其论国家权，仍带宗教上之思想。
二、以哲学及史学，定国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治学，全自国家与吾人之相关如何著想。或曰：国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合意而结成者也。或曰：国家者，同一之国民，自然发生之团体也。要之，近世国家之理想，非全滞于宗教、亦非全离于宗教。至政治学之所务，则不在求合于天则，而在求合于人事。
三、中世国家之理想，虽非如东洋古
国（指埃及、犹太等）直接之神权政
体，而尚不免为间接之神权政体。盖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
三、神权政体，与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国家，乃生民以宪法而构造之。其统治之权，以公法节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为之方法，以图国民之幸福。
四、国家由教徒之团体而成，故以教派之统一为最要。凡异教、无教之徒，不许有政权，且虐待之。
四、宗教无特权，无论公法、私法，皆与教派不相涉。国家有保护五、耶稣教国，以教令为形而上者，故视之也尊；以国家为形而下者，故视之也卑。教主之位，在国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之上，常享特权，免常务。
五、国事自有精神（国民之元气），有形体（宪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谓自法律上视之，与一个人同例。）对于教令令而有独立之地位，且能以权力临教会。旅行法律也，一切阶级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优之权。
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会管之；各专门学，亦归宗教势力范围。
六、国家所委于教会者，仅宗教教育耳。若学校，则国家之学校也。一切专门学，皆脱宗教之羁绊，国家保护其自由。
七、无公法、私法之别，无属地所行七、公法与私法之区别极分明，公权与公务之主权，殆如私管业之财产。君权者，一家族之权也。
相倚。
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国权破碎分离，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渐推移，法律之组织极散漫。
八、国家者，自国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统制之权仍存于国家。国家因国民的基础，其范围日趋广大。法律亦以国家统一之精神，施平等于全体。
九、代议选举之权，由身分而异，贵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势力，法律亦因阶级为区别。
九、选举之权，达于人民全体，其根柢即民政是也。法律通全国而为一。
十、诸侯自保其家国，故盛行保护政略。国家主仅，偏于一方，细民不能享自由。
十、全体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权力。
十一、国家无意志，无精神，只由于天性与趋势而决行为，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习俗为根柢。
十一、国家自有知觉，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议别择为根柢。
吾今者略仿其例，推而衍之，举欧洲旧思想与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新思想，试一比较，列表如下：
甲欧洲旧思想乙中国旧思想丙欧洲新思想
一、国家及君、
人民，皆为神而立者也，故神为国家之主体。
一、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
一、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为国家之一支体，其为人民而立，更不俟论。故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十九世纪下半纪之国家主义，亦颇言人民为国家而立，然与旧思想有绝异之点，另详。）
二、人民之一部
分，与国家有关系。国家者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据为己有，而不能一人独有。
二、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
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以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
二、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
三、治人者为一
级，被治于人者为一级，其地位生而即定，永不得相混。
三、治人者为一级，治于人者为一级，其级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为治人者。但既为治人者，即失治于人之地位；即为治于人者，即失治人者之地位。
三、有治人者，有治于人者，而无其级。全国民皆为治人者，亦皆为治于人者。一人之身，同时为治人者，亦同时即为治于人者。
四、帝王代天临
民，帝王之权即神权，几与神为一体。
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对于天而负责任。
四、帝王及其他统治权，非天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统治者对于民而负责任。
五、政治为宗教
之附属物。
五、宗教为政治之附属物。五、政治与宗教，各有其独立之位置，两不相属。
六、公众教育，权在教会。
六、无公众教育。六、公众教育，权在国家。
七、立法权在少
数之人（君主及
贵族）其法以神
意为标准。
七、立法权在一人（君主），其法以古昔为标准。（或据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或仍旧社会之习惯。）
七、立法之权在众人（全国民），其法以民间公利公益为标准。
八、与中国旧思
想略同。
八、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
八、公法、私法，界阶极明。国家对于人民，人民对于国家，人民对于人民，皆各有其相当之权利义务。
九、全国人皆受
治于法律，惟法律有种种阶级，
各人因其身分而
有特异之法律。
九、惟君主一人立于法律之
外，其余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
九、全国人皆受治于法律，一切平等，虽君主亦不能违公定之国宪。
十、政权分散，或在王，或在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无所统一。
十、政权外观似统一，而国中央实分无量数之小团体，或以地分，或以血统分，或以职业分。中央政权，谓之弱小也不可，谓之强大也亦不可。
十、政权统一，中央政府与团体自治，各有权限，不相侵越。
今考欧洲国家思想过去、现在、未来变迁之迹，举其荦荦大者如下：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复然；未来者未来，如说食之不能获饱；今暂置勿论，但取现在通行有力者而论之。
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专就欧洲而论之，则民族主义全盛于十九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八世纪之下半；民族帝国主义全盛于二十世纪，而其萌达也在十九世纪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实不外此两大主义活剧之舞台也。
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
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
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
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
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以拿破仑旷世之才，气吞地球八九于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为囚虏，十年壮图，泡灭如梦，亦惟反抗此主义之故。拿破仑之既败也，此主义亦如皎日之被翳，风雷虽歇，残云未尽。于是比利时合并于荷兰，荷尔士达因（日耳曼族之一都府也）被领于丹麦，意大利之大部被轭于奥国，匈牙利及波希米亚亦皆被略于奥国，波兰为俄、普、奥所分，巴干半岛诸国见掩于土耳其。一时国民独立之原理，若将中绝焉。曾几何时，而希腊抗土以独立矣，比利时自荷兰而分离矣，荷尔士达因后还于德国矣，数百年憔翠于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国称雄于地球矣，匈牙利亦得特别自治之宪法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皆仰首伸眉矣，爱尔兰自治之案通过矣。
至千九百年顷，其风潮直驰卷腾，溢于欧洲以外之天地。以区区荒岛之菲律宾，一度与百年軏缚之西班牙抗，而脱其羁绊；再度与富源莫敌之美国抗，虽暂挫跌，而其气未衰焉。
以崎岖山谷之杜兰斯哇儿，其人口曾不及伦敦负郭之一小区，致劳堂堂大英三十余万之雄兵，至今犹患苦之。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宁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英雄哉，当如是也！
国民哉，当如是也！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读十九世纪史，而知发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虽然，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故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说，民族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之相交则然也；由后之说，帝国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之相交则然也。于是乎厚集国力扩张属地之政策，不知不觉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
虽然，其所以自解也则亦有词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下无智无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发达其天然力（如矿地、山林等）
以供人类之用，徒令其废弃；而他处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无从挹注，故势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优等民族之指挥监督，务令适宜之政治，普遍于全世界，然后可以随地投资本，以图事业之发达，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实之大端也。不宁惟是，彼等敢明目张胆，谓世界者有力人种世袭之财产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据有其地，实天授之权利也。
不宁惟是，彼等谓优等国民以强力而开化劣等国民，为当尽之义务，苟不尔，则为放弃责任也。此等主义既盛行，于是种种无道之外交手段，随之而起。
故德国以杀两教士之故而掠口岸于支那，英国以旅民权利之故而兴大兵于波亚，其余互相猜忌、互相欺蔽之事，往来于列强外交家之头脑者，盖日多一日也。其究也，如美国向守门罗主义，超然立于别世界者，亦遂狡焉变其方针，一举而墟夏威夷，再举而刈菲律宾。盖新帝国主义，如疾风，如迅雷，飙然訇然震撼于全球，如此其速也。
新帝国主义之既行，不惟对外之方略一变而已，即对内之思想，亦随之而大变。盖民族主义者，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帝国主义者，言人民恃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强干而弱枝，重团体而轻个人。于是前者以政府为调人、为赘疣者，一反响间，而政府万能之语，遂遍于大地。甚者，如俄罗期之专制政体，反得以机敏活泼，为万国之所歆羡，而人权、民约之旧论，几于萧条门巷无人问矣。回黄转绿，循环无端，其现状之奇有如此者。今试演孟子之言，以证明国家思想之变迁如下：
十八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
虽然，十九世纪之帝国主义与十八世纪前之帝国主义，其外形虽混似，其实质则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为主体，故其帝国者，独夫帝国也；今之政府，以全国民为主体，故其帝国者，民族帝国也。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
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顽锢者流，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势，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
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节录）
（1901年12月21日）
第四《清议报》之性质《清议报》可谓之良报乎？曰：乌乎可。
《清议报》之与诸报，其犹百步之与五十步也。虽然，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譬之幼儿，虽其肤革未充，其肢干未成，然有灵魂莹然湛然，是亦进化之一原力欤！《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
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
戊戍之政变，己廖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
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
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
《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构，可以借鉴。
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
若夫雕虫小技，余事诗人，则卷末所录诸章，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
凡兹诸端，皆我《清议报》之有以特异于群报者。
虽然，以云良也，则前途辽哉邈乎，非所敢言也，非所敢望也。不有椎轮，安有大辂；不有萌蘖，安有森林。思以此为我国报界进化之一征验云尔。祝之祝之，非祝椎轮，祝大辂也；非祝萌蘖，祝森林也。
第五《清议报》时代中外之历史《清议报》之在中国，其沧海之一栗乎！《清议报》之在世界，其大千之一尘乎！
虽然，其寿命固已亘于新旧两世纪，无舌而呜；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胚而走。
今请与阅报诸君一为戏言，斯亦可谓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且勿具论。要之，《清议报》时代，实为中国与世界最有关系之时代，读者若能研究此时代之历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奋，则其于天下事，思过半矣。
请先言中国。《清议报》起于戊戍十月，其时正值政变之后，今上皇帝百日维新之志事，忽大挫跌，举国失望，群情鼎沸。自兹以往，中国遂闭于沈沈妖雾之中，其反动力，一起再起而未有已。翌年己亥春秋之间，刚毅下江南、岭南，搜括膏脂，民不堪命。
其冬十二月，遂有议废君、立伪储之事，本朝二百年来，内变之祸，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既而臣民犯颜，友邦侧目，志不得逞，遂乃积羞成怒，大兴党狱，积怒成狂，自弄兵戎，奖群盗为义民，尸邻使于朝市。庚子八月，十国联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沈，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反动之潮，至斯而极，过此以往，而反动力之反动力起焉。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倾，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今年以来，伪维新之诏书屡降，科举竟废，捐例竞停，动力微蠢于上；俄人密约，士民集议，日本游学，簦蹻纷来，动力萌蘖于下。故二十世纪之中国，有断不能以长睡终者，此中消息，稍有识者所能参也。《清议报》虽不能为其主动者，而欲窃附于助动者，未敢多让焉。
请更言世界。《请议报》时代世界之大事，除北京联军外，有最大者三端：一曰美国与菲律宾之战，二曰英国与波亚之战，三曰俄皇开万国和平会。其次大者五端：一曰日本政党内阁之两次失败，二曰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三曰俄国学生之骚动，四曰美国大统领之被刺，五曰南亚美利加之争乱。美国之县菲律宾也，是其伸权力于东方之第一著，而将来雄飞于二十世纪之根据地也。英国之蹙波亚也，殖民政略之结果也，其下种在数十年以前，而刈实在数十年以后。凡在英国势力范围之下者，不可不引为前车也。俄皇之倡和平会也，保欧洲之平和也，欧洲平和，然后可合力以逞志于欧洲以外也。
意大利政府之更迭也，为索三门湾不得也，索不得而政府遂不能安其位，意人之心未熄也。日本政党内阁之屡败也，东方民政思想尚幼稚之征验也，非加完全之教育，养民族之公德，则文明之实未易期也。日本且然，我中国更安得不兢兢也。俄罗斯学生之骚动也，革命之先声也。
专制政体，未有能立于今世界者也，中国之君民，不可不自择也。美国大统领之被刺与南美之争乱也，由贫富两级太相悬绝，而社会党之人从而乘之也。此事将为二十世纪第一大事，而我中国人蒙其影响，将有甚重者；而现时在北美侨民，为工党所排，在南美侨民，为乱党所掠，犹其小焉者也。要之，二十世纪世界之大问题有三：一为处分中国之问题，二为扩张民权之问题，三为调和经济革命（因贫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译为经济革命。）之问题。其第一题各国直接于中国者也，其第二题中国所自当从事者也，其第三题各国间接于中国，而亦中国所自当从事者也。抑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于是乎报馆之责任愈益重，若《清议报》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第六结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
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
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乃为祝曰：报兮报兮，君之生涯，亘两周兮；君之声尘，遍五洲兮；君之责任，重且道兮；君其自爰，罔俾羞兮！祝君永年，与国民同休兮！重为祝曰：《清议报》万岁！中国各报馆万岁！
中国万岁！
论公德
（1902年3月10日）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土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
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
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谟》之九德，《洪范》之三德，《论语》所谓温良恭俭让，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忠信笃敬，所谓寡尤寡悔，所谓刚毅木讷，所谓知命知言，《大学》所谓知止慎独，戒欺求慊，《中庸》所谓好学力行知耻，所谓戒慎恐惧，所谓致曲，《孟子》所谓存心养性，所谓反身强恕，凡此之类，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私人者对于公人而言，谓一个人不与他人交涉之时也。）之资格，庶乎备矣。虽然，仅有私人之资格，遂足为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
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巨，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
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论，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虽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亩讥孔子以为佞，公孙丑疑孟子以好辨，此外道浅学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圣达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摭拾古人片言只语有为而发者，擿之以相诟病。要之，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范围既日缩日小，其间有言论行事出此范围外，欲为本群本国之公利公益有所尽力者，彼曲士贱儒，动辄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偏义，以非笑之、挤排之。谬种流传，习非胜是，而国民益不复知公德为何物！今夫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则直为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何则？群有以益我，而我无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负而不偿也。夫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应偿之负，于私德必为罪矣，谓其害之将及于他人也。而逋群负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群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群之血本，能有几何？
而此无穷之债客，日夜蠹蚀之而瓜分之，有消耗，无增补，何可长也！然则其群必为逋负者所拽倒，与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结果，此理势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教员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