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卷二
●卷二
○太甲（沃丁以後诸王附）
【补】“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诞资有牧方明。”（《逸书伊训》，见《汉书律历志》）
【备览】“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後》。”（《史记殷本纪》）
【补】“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於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於亳。”（《孟子》）
【补】“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备览】“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太甲，称太宗。”（《史记殷本纪》）
△辨太甲杀伊尹之说
《竹书纪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云：“《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太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余按：《孟子》云：“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於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於亳。”又云：“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传》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史记》云：“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则是伊尹自复太甲，太甲并无潜出之事；太甲复位之後，伊尹仍为之相，至沃丁时始卒，未尝死於太甲之世明矣。且祁奚之所谓“无怨”者，正以太甲复位之後仍以为相，仍听其言为无怨耳，非谓其立陟也。若既杀其身矣，安得复谓之无怨乎！盖自战国以後，风俗日颓，见利忘义，世俗之人习见而以为固然，遂妄意古圣人之亦如是，是以有舜囚尧，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之说。其意以为不如是，尧、益、伊尹必将据天下於己而不肯与人。而岂知古圣人之心广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其视富贵犹敝徙然，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盖惟圣贤然後能知圣贤之心，彼世俗之“乾糇以愆”者乌足以知之哉！汉昭烈帝将终，谓谐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此乃至诚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後世论者乃谓其以不肖之心待武侯，故为是言以坚其意。甚矣，世人之好以小人之心度圣贤也！嗟夫，嗟夫，此《考信录》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说并见前《夏启篇》中。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诗商颂》）
“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书君》）
△续论保衡、阿衡与伊尹
按：经传中称相汤以治天下者，曰“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书君》），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逸书伊训》），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云云），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曰“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并《孟子》），曰“伊尹去汤夏，既丑有夏，复归於亳”（《书序》），皆称为伊尹，未有一语称为保衡、阿衡者。称放太甲而复之者，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逸书伊训》），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春秋传》），曰“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并《孟子》），皆称为伊尹，亦未有一语称为保衡、阿衡者。然则保衡、阿衡之非伊尹明矣。其称佐太甲者，则曰“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曰“昔在中叶（云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然则相成汤，放太甲者，自伊尹事；太甲复位之後，佐太甲者，自阿衡、保衡事，迥非一人明矣。惟刘焯所传《伪古文尚书》，於《伊训》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於《说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皆以伊尹之事加於阿衡、保衡。无他，彼见《史记》有“伊尹名阿衡”之文，不知其误，遂从而称之耳。故凡《尚书》出於西汉时者，与司马迁、刘歆、王肃之说多有异同；出於东晋後者，则皆本司马迁、刘歆、王肃之误而不之改。然则书之真伪如黑白之分明，苟非蒙瞍，无不辨者。而近世文人乃谓其书非二帝、三王不能作，呜乎，其亦不思而已矣！说并见前《伊尹篇》中。
【备览】“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史记殷本纪》）
【备览】“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诸侯或不至。雍己崩，弟太戊立。”（同上）
○太戊（中丁以後诸王附）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书无逸》）
【备览】“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惧，问伊陟，尹步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祥桑枯死。”（《史记殷本纪》）
△祥桑谷生当在太戊时
此事，《尚书大传》以为武丁、祖己之事；《韩诗外传》以为成汤、伊尹之事，但云谷生而不言桑；《说苑》则於太戊、武丁两载之。余按：此必一事而传之者异词，或以为成汤，或以为太戊，或以为武丁耳；遂两载之，误矣。成汤圣敬日跻，遂有天下，岂待为天子後然後惧而修德！《尚书》称“武丁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则亦非因灾而後自警者。惟太戊，《尚书》称其“严恭寅畏，治民祗惧”，则《史记》以此事为太戊时者近是。且太戊之书无存於世者，固当有遗美在；若汤、武丁则经传述之者多，似不应遗此事也。而其文亦多浅易，惟《史记》较为简古，似司马氏所采之书独得其实。故惟载《史记》之文於太戊之世，而《汤武丁》之篇不录。
“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书君》）
△巫咸非巫
《楚词》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注云：“巫咸，殷中宗时神巫。”後世文人往往相沿用之。余按：巫者，氏也。其先世或尝为巫祝之官，或其采邑在巫，子孙因以为氏，皆未可知。要之，咸乃商之大臣，安社稷者，非巫也。屈、宋生长蛮方，沿讹踵谬固宜；後世文人何为而皆效之乎！
△巫咸不始作筮
《吕览》云：“巫咸作筮”。余按《易传》，卦画於伏羲氏，不容历二千年至巫咸而後有筮。恐系後人之所附会，故不敢载。
【备览】“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太戊赞伊陟於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史记殷本纪》）
△太戊之政无考
按：周公《无逸篇》称太戊德至矣，而《君篇》所纪贤臣亦较多，其书有《咸》、《原命》等篇皆君臣相得之事，则太戊之於商乃成汤以後最盛之世也。惜乎其书皆亡，其善政之详无可考矣！
△《伪尚书》缺《太戊》
又按：《伪古文尚书》，太甲时有《伊训》、《太甲》及《咸有一德》，太戊时则《咸》、《太戊》、《原命》皆无之。盖太甲之事经传多言之，而其文亦间有引於传记者，故有所倚傍以成篇；若太戊事，则罕见於经传，故无从而拟之耳。惜乎後人之不之察也！
【备览】“中宗崩，子中丁立。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甲立；殷复衰。”（同上）
【备览】“仲丁迁於嚣。”（《史记》作“敖”）河甲居相。”（《书序》）
【备览】“河甲崩，子祖乙立。”（《史记殷本纪》）
○祖乙（祖辛以後诸王附）
“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书君》）
【备览】“祖乙圮于耿。”（《书序》。《史记》作“迁于邢”）
【备览】“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世本》作“开甲”）立。（《史记殷本纪》）
【备览】“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同上）
【备览】“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阳甲，自中丁以来，废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立，此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阳甲崩，弟盘庚立。”（同上）
△《史记》言中丁以来九世乱
《大纪》云：“仲丁当作沃丁。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则仲丁之名误也。”余按：自仲丁以後，有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至阳甲正得九世，仲丁字不误也。今胡氏乃专取兄终弟及之九世当之，则自沃丁至阳甲凡十四世，岂得间隔数之，统谓之“比九世乱”乎！且《史记》所谓“乱”者，诸弟子争立耳，非立弟则当遂谓之乱也。若本不相争，而但因无子或子幼及不肖而立弟，岂得概谓之乱！而太戊“格於上帝”，享国七十五年，尤不可以谓之乱也。故今仍用《史记》原文。
○盘庚（小辛、小乙附）
“盘庚迁于殷，民不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忄佥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共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书盘庚》）
△《盘庚》上篇
按：《盘庚》上篇乃诰群臣者。盖卿士大夫者，万民之望，观篇中所云“先恶于民”，云“胥动以浮言”。则是民之梗化皆卿士大夫之倡之也，故先诰之。盘庚其可谓知本矣。卿士大夫不与君一体，於此见殷道之衰。幸而盘庚能正其本，以义责之，以刑惕之，使之有所畏惮而不敢恣其所欲为，所以卒能保守先业而有以开武丁之中兴也。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同上）
△“世选尔劳”
按：此文乃申明上文迟任“求旧”之义；然云“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则虽世家子弟亦必择其贤者而用之，非概以嫡长世及为常也。盖商世俗犹近古，虽天子亦有立弟立庶者，况於卿大夫；犹晋成、景以前，卿虽世及，犹择其人，至平、顷以後而遂以父死子继为固然也。观此，可知世变。
“盘庚作，惟涉河。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後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盘庚》中篇
此《盘庚》中篇乃诰万民者。观其谆谆训诫，犹有上下一体之意。若在後世，惟以政率之，以刑驱之耳。於此知殷道虽衰而古风犹未泯也。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此谗言予一人。……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同上）
△《盘庚》下篇
此《盘庚》下篇乃既迁之後通告臣民者。“无总于货宝”，与孟子“先义後利”之意同。於此知盘庚之使民以义，是以卒能成其志也。
【备览】“盘庚之时，殷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史记殷本纪》）
△辨改商为殷之说
世儒多谓盘庚改商为殷。《纲目前编》因之，於阳甲以前皆书曰“商王’，於盘庚以後皆书曰“殷王”，於盘庚之元祀书曰“迁都於殷，改国号曰殷”。余按：《商书盘庚篇》云：“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是盘庚未迁以前已称殷也。《商颂殷武篇》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是盘庚既迁以後犹称商也。《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咨汝殷商”，而《书微子》一篇或称殷，或称商，参差不一，是殷与商可以连称，亦可以互称也。安在其为改号也哉！盖商者汤之国号，而殷者则商之邑名，後世所谓建都之地是也。其称为殷商，犹其称为京周也。商邑於殷而遂号为殷，犹韩邑於郑而遂号为郑，魏邑於梁而遂号为梁也。南迁於他邑而皆名之为殷，犹晋迁於新田而仍名之为绛，楚迁於若阝而仍名之为郢也。不得以为盘庚所改。故今不从其说。
【备览】“盘庚崩，弟小辛立；殷复衰。小辛崩，弟小乙立。”（同上）
【备览】“小乙崩，子武丁立。”（同上）
○武丁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书无逸》）
【备览】“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楚语》）
【附论】“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论语宪问篇》）
“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书君》）
【补】“传说举於版筑之间。”（《孟子》）
【存参】“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传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楚语》）
△辨梦赉良弼之说
《伪尚书说命》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乎，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云云。余按：梦，恍惚之境也。《传》曰：“国将兴，听於人；将亡，听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自古帝王贤圣未有以梦为据者。况命相尤天下之大事乎！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是以古之圣人必稽於众，奏以言，试以功，历试皆效，然後用以为相。其难也如此，乌有决之於一梦者乎！且使天果可以梦赉良弼，则诚能格天者莫尧、舜若矣，尧之举舜，舜之举禹、皋陶，皆稽於众，奏以言，试以功，而後得之，天皆不以梦示之也。惟《春秋传》叔孙氏之竖牛以梦进，《史记》田单之神师以梦进；然是妖耳，诈耳，岂所以语於圣贤之事也哉！《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古之圣人言天者皆以人，未尝求之於冥漠也。秦、汉以後，妖言迭兴，汉光武始以谶命三公，明肃帝至以乩行赏罚；而或不惬於众，或藉以济其私，史册炯然，为世永戒。呜乎，宁武丁之贤圣而有是哉，或谓武丁尝历民间，知说之贤，既立，欲用为相，恐卿士不服，故之於梦。其说巧矣。不知今《说命》之文实采诸《史记》，而《史记》又本诸《国语》而衍之者。然《国语》载武丁之书只自明不言之故，绝无“帝赉良弼’之文；所谓“求四方之贤圣”，亦初不谓专求说也。“四方之贤圣”者，众词也，说其最贤圣者耳。云“以象梦”者，据象之所示，梦之所感，以为求之之端，非不考其言行而求其形之肖也。若如今《说命》所云，则当云“以象梦求良弼於四方”，不当云“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矣。盖《国语》象梦之文本近附会，自《史记》衍之，遂真以为梦中见之；《伪尚书》再衍之，遂若天召武丁而面赐之；古今之书愈转而愈失其真者大抵如此，亦不必强为之说也。然使此事见於《庄》、《列》、《吕览》，则唐、宋诸儒必有斥其妄者；以其名为《尚书》之故，遂相视不敢议；即或疑其不经，不过曲为之解而已。卓识之难，亦可慨矣！故今不采《伪书》、《史记》之文，而但载《国语》之言以存参，学者从容考其真伪可也。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诗商颂》）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济卦》）
“由汤至於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孟子》）
△归殷之义
按：孟子既云“天下归殷久矣”，而下复云“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则所谓“归殷”者，乃当“贤圣之君”之时；非谓天下无一日不归於殷也。以贤圣之君之多也，故统言之曰“久”耳。
【附录】“高宗肜日，越有ず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书高宗肜日》）
△重译来朝之附会
《尚书大传》载祖己言，谓远方将有来朝者；三年，编重译来朝者六国。其说与《尚书》文不合，盖後人妄为附会者。今不录。
【附录】“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十乘，大喜是承。”（诗商颂）
△《诗》、《书》记武丁後王二事
按：《高宗肜日篇》，或以为高宗祭成汤，或以为後王祭高宗。然篇首既云“高宗肜日”，高宗，庙号也，则以为祭高宗者近是。而《诗》称“武丁孙子”，则亦作於武丁之後者。但皆不知为何王事，故并附於武丁之後。
【备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史记殷本纪》）
○祖甲（廪辛以後诸王附）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书无逸》）
△引蔡沈《传》辨祖甲即太甲之说
《伪孔传》释《无逸篇》祖甲云：“汤孙太甲，为王不义，久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三年，起就王位。此以德优劣，立年多少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称祖。”《蔡传》驳之，今载其说於後。
【蔡九峰《无逸篇传》】“孔氏以祖甲为太甲，盖以《国语》称‘帝甲乱之，七世而殒’，意以为帝甲必非周公所称者；又以‘不义惟王’与太甲‘此乃不义’文似，遂以此称祖甲者为太甲。然详此章‘旧为小人，作其即位’，与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势正类。所谓“小人’者，皆指微贱而言，非谓忄佥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见太甲复政思庸之意。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王，以‘太’，以‘小’，以‘沃’，以‘阳’，以‘祖’别之，不应二人俱称祖甲。《国语》传讹承谬，旁记曲说，不足尽信；要以周公之言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举之词也。则祖甲之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余按：马、郑旧说皆以祖甲为武丁子；自王肃恃其门阀，好攻郑氏，始以祖甲为太甲。《伪传》所云，实本於此。细核《伪书》、《伪传》之说，大抵皆出於肃，故《正义》云：“《传》说绝无传者；至晋世，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不知此乃王肃之徒采肃之说，伪撰此书，以为攻郑氏之助，正与伪撰《家语》之旨相同。齐、梁之代，经学断绝，因以为实；隋世焯、炫苟喜新异，遂废郑注；颖达不能为乃祖辨其诬，反从而袒护之，以致郑学失传，千有馀年皆遵王肃之谬说。甚矣，人之重名而不重实也！蔡氏之辫当矣，然吾犹惜其不能直抉《孔传》之伪而使安国抱不白之冤也！
【备览】“帝甲崩，子廪辛（《汉书》及《帝王世纪》皆作“凭辛”）立。廪辛崩，弟庚（字疑误）丁立。”（《史记殷本纪》）
“自时厥後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後，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书无逸》）
【备览】“庚丁崩，子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记殷本纪》）
【备览】“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太丁（按《竹书纪年》，当作“文丁”）立。（同上）
【备览】“太丁崩，子帝乙立。”（同上）
○帝乙
“自成汤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书酒诰》）
“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书多方》）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书多士》）
【备览】“帝乙立，殷益衰。”（《史记殷本纪》）
△帝乙前不皆贤君
按：《书无逸篇》称祖甲以後诸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而此三篇乃云“不自暇逸”，“罔不明德”何哉？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以其不若纣之酣身，即谓之“不自暇逸”；不若纣之暴虐，即谓之“明德、慎罚、恤祀”耳。且此乃为殷众而言，故不暇细辫其优劣也。言各有所当；学者当善求其意，不可以词害志而谓帝乙以前皆贤君也。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易归妹卦》）
△“归妹”文必有本
按：此文必有所本；若但用卦爻起义，则何所见必归之帝乙乎？故今全载其文。
“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左传》哀公九年】
“宋祖帝乙。”（《左传》文公二年）
△微子长少嫡庶不可知
《史记殷本纪》云：“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後，立为嗣。”是以微子与纣为异母也。《吕氏春秋》乃云：“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生纣。纣之父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纣故为後。”由是叙次古史者多因之。余按：《书微子篇》但以“王子”称之；至於同母，异母，为兄，为弟，经传皆无明文，惟《牧誓篇》有云：“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王父”似指箕、比而言，“母弟”似指微子而言：恐微子乃纣之同母弟，未必果纣之异母兄也。至於《吕览》之说，尤为乖谬。古者本无以妾为妻之事；春秋时虽有之，然亦以妾冒妻之称耳，未有正各而立妾以为妻者也。即令帝乙果有此事，彼既已妻妾不辨矣，复何辨於嫡庶而坚持立嫡之议如此哉！夫妾既为后矣，则妾之父母即后之父母也，妾之子女即后之子女也；不子其故子，则亦将不父其故父乎？汤、武皆以诸侯为天子，若如太史之说，亦当立其为天子後所生之少子，而不得立其为诸侯时所生之长子乎？此虽至愚者不至是也。且太史诚能据法而争，何不争之於立妾为妻之日，而争嫡庶於一人之子也？妾反可以为后，而妾之子反不可以为太子乎？盖《史记》、《吕览》之言皆因《春秋传》“元子”之文而附会之者。《史记》以为元子者长子之称，而长子不当不立，故意其必庶长也。《吕览》以为元子者嫡长之称，而嫡长尤不当不立，故意其生时而母犹为妾也。不知元子之文本不必泥，纣死无後而微子承殷祀，即谓之元子也可。武王非长也，而《金》称为“元孙”。鲁仲孙氏亦称为孟氏。汉文帝乃高帝第四子，而淮南王称为“大兄”。“孟“与“大”皆长之义也，安得执其一字而疑之乎！然《史记》之言虽未必果然而固有此理，若《吕览》乃必无之事，而世之论者咸信之，或以太史泥立嫡之说为非，或以太史持立嫡之议为是，皆可谓梦中而说梦者矣！
△微仲非微子弟
至以微仲为微子弟，其说亦谬。《记》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盾而立衍。”则衍乃微子之子明矣。果帝乙之子，当别有禄邑，何得乃冒其兄之封爵乎！《史记》亦谓衍为微子之弟，盖沿此说之误！故今皆不载。
【附录】“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孟子》）
△孟子言“暴君代作”
按：此文所称不见於他传记，不知为何王之事。孟子生秦火以前，古书存者尚多，盖必有所考而知之。然云“暴君代作”，则固统夏、商两代言之，非一人之事矣。姑附录於此。
【备览】“帝乙崩，子辛立。”（《史记殷本纪》）
○纣
【补】“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孟子》）
【备览】“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史记殷本纪》）
△爵生乌事刘向书两说
《说苑》云：“帝辛时，爵生乌於城隅，占之，曰：‘小以生巨，国家必祉。’帝辛喜，亢暴无极，遂亡殷国。”余按：“小而生巨”，《新序》以为宋康王事，向所推为“黑眚”者也。盖传闻者异词，向遂两载之耳。今不录。
“箕子者，纣亲戚也。”（《史记宋微子世家》）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同上）
△箕子非纣诸父
世儒谓箕子，比干皆纣之叔父。余按：《史记》但称为“纣亲戚”，《孟子》称比干为“王子”，以为诸父，似矣；若箕子，则未有以见其为纣诸父也。世儒盖因误读《孟子》“王子比干、箕子、胶鬲”之文而谓“王子”兼下二人言之。不知比干爵邑不著，故连“王子”为文，箕子自有爵邑，岂得复以“王子”冠之。若云“王子箕子”，尚复成文义乎！《告子篇》称微子、比干，皆以为纣叔父，乃文义之小误，然无箕子，则箕子或商宗室世卿亦未可知，不得悬断为纣之诸父也。
【备览】“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否；为玉否，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史记宋微子世家》）
“胶鬲举於鱼盐之中。”（《孟子》）
△《晋语》、《吕览》言胶鬲事之诬
《晋语》云：“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於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吕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胶鬲於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余按：孟子以胶鬲与傅说并称，又与微子、箕、比皆称为贤，乌有与妲己比，与周人盟，以倾其国者哉！盖《国语》亦战国人所作，战国之士固多毁圣贤以快其意者；至《吕氏春秋》尤不足为怪。说并见後《丰镐别录》、《伯夷叔斋篇》中。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书牧誓》）
“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尽伤心，—惟荒腆于酒。”（《书酒诰》）
【备览】“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晋语》）
【备览】“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邱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史记殷本纪》）
此言纣荒於酒色事，做先列之。
△荒酒色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书牧誓》）
“其在受德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书立政》）
【备览】“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史记殷本纪》）
【备览】“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同上）
△辨商容欲伐纣之说
《韩诗外传》云：“商容尝执羽龠，冯於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余按：商容，纣之臣也，岂容有伐纣之心，又岂能有伐纣之力！微、箕、比干，皆商贵戚大臣，尚不敢萌此念，况容之微贱乎！此後人所妄，故不录。
△用舍失宜
此言纣用舍失宜事，故次列之。
“厥终，智藏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书召诰》）
△失民心
此言纣失民心事，故又次列之。
【附录】“商纣为黎之东夷畔之。”（《左传》昭公四年）
此事不知当在何年，姑附录于此。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书西伯戡黎》）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齐，若之何其？’”（《书微子》）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雠敛召敌雠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齐。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同上）
△“父师、少师”非箕子、比干
“父师、少师”，《史记》以为“太帅疵、少师强”，《伪孔传》及《蔡传》皆以为箕子、比干。余按：《史记》称疵、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则是皆乐师耳；玩《书》父师所言，殊不类乐官语，《传》不之从，是也。然以为箕、比，亦初无所据，且比干称王子，似爵卑而无禄邑者；若为少师，尊矣，不应微、箕皆以封爵著而此干独以名称。尤可异者，世既以父师为箕子矣，而又以箕子为纣叔父；夫纣叔父则王子也，箕子身为王子，乃以“王子”称微子乎！大抵後儒之失皆在於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不知其名则亦已矣，必欲强指其人，无怪乎其舛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是余所深慕尔。
△风俗之敝之由来
按：微子与父师所言纣失道事，不过沈酗于酒而已；而所言殷民之失乃居大半焉。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曰“小民方兴，相为敌雠”，曰“攘窃神之牺牲”，曰“敛召敌雠”，曰“罪合于一”，此皆殷民风俗之敝，非谓纣也。然风俗之敝，由於所用之非人，故言“草窃奸宄”即继之以“卿士师师非度”，言“攘窃”“敌雠”必先之以“弗其长”也。而老成所以不用，群臣所以失职，则皆由於纣之荒於酒色而不慎於用舍，不勤於政事，是以微子父师皆先言其“沈酗于酒”，而《戡黎》亦以“民罔弗欲丧”归咎於“淫戏”也。是知立国之道当正其本，而用人尤在所当慎。孔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以卫灵之失道，犹能保其国，况於中主，又况於贤主乎！然则人君之要务可知已矣。
【附论】“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
△纣之不善五端
《战国策》称纣醢九侯，脯鄂侯。《史记》称纣有酒池肉林，倮逐之戏，炮烙之刑。《新序》称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帝王世纪》称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烹伯邑考为羹以赐文王。《水经注》称老人晨将渡水而沈吟难济，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也。”纣乃胫而视髓。由是《伪古文尚书》逐以“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朝涉之胫”等语入《泰誓篇》中。余按：纣之不善，《尚书微子》、《牧誓》等篇言之详矣。约其大概有五。一曰听妇言，《牧誓》所谓“牝鸡之晨”者也。二曰荒酒，《酒诰》所谓“酣身”，《微子》所谓“酗酒”者也。三曰怠祀，《牧誓》所谓“昏弃肆祀”，《微子》所谓“攘窃牺牲”者也。四曰斥逐贵戚老成，《牧誓》所谓“昏弃王父母弟”，《微子》所谓“耄逊于荒，弗其长”者也。五曰收用忄佥邪小人，《牧誓》所谓“多罪逋逃是信，是使”，《立政》所谓“羞刑暴德同于厥邦”，《微子》所谓“草窃奸宄，罪合于一”者也。《论语》之称“三仁”，《晋语》之述妲己，皆与此合。即《大雅荡》之篇为後人之言，而其讥切纣失亦不外此五端，盖惟迷於酒色，是以不复畏天念祖，以致忠直逆耳，谗人幸进，故《牧誓》必推本於“妇言”，《酒诰》悉归咎於“荒腆”，惟仁贤不用而掊克在位，是以民罹其殃，故《召诰》於“徂亡出执”必推本於“智藏在”也。经传之文互相印证，纣之不善了然可见，初无世俗所传云云也。然则世所传纣之事，犹今人语谶必归之诸葛孔明、刘伯温，语奸诈必归之曹操也；犹以周新折狱之事尽加之海瑞也。其意不过欲甚纣之恶耳，不知君子之论贵於持平，不但当为圣王辨其诬，亦不必为暴主增其罪。且使人知纣之恶未至如世所传而已足以亡国，其为後世炯戒不更大乎！故今但载《尚书》之文及《晋语》之与《尚书》合者，於《史记》则采其近似者列之备览，其馀不近情理之事概弗载焉，亦子贡之意也。纣之虐不及於天下，说已见前《夏桀篇》中。
【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篇》）
【附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篇》）
△三仁行事之次第
《史记殷本纪》微子之去在箕奴比死之前，而《宋世家》则载之於箕、此受祸之後。且记微子言云：“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於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其意似惩於箕、比之事而云然者。余按：谏不听而去，乃异姓疏远之臣然耳；微子，商之懿亲，岂得以此为比！且《本纪》、《世家》之文既相矛盾，而《世家》又载《尚书微子篇》文於箕、比未谏之前，则是司马氏原无定见也。细玩《微子》一篇，似微子虽纣兄弟而实不与於政事者，所处之地与《春秋传》卫文公颇相类，与箕、比之有官守者不同，是以父师少师皆不以谏劝之，而但云“王子弗出，我乃颠齐”，不必待箕、比之受祸而後去也。《史记》以为数谏不听，大抵亦出於揣度耳。故今但以《论语》原文次之，而《世家》之文不录焉。
△箕、比受祸非出自期
《韩诗外传》云：“纣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见过即谏，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谏，三日不去朝；纣囚杀之。”又云：“比干谏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佯狂而去。”是比干死而後箕子奴，箕子以比干之死为非也。《史记宋世家》云：“纣为淫，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佯狂而为奴。”又云：“王子比干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是箕子奴而後比干死，比干以箕子之奴为非也。余按：箕、比之奴与死皆由所遇之殊非必自期於奴死也。且箕子不谏纣则已，被佯狂欲何为者？此必箕、比皆骤谏纣，幸而纣怒未甚则取而奴之，不幸而纣怒甚则取而杀之耳。谓箕子不辞奴则然，谓箕子自欲奴则不然；谓比干不畏死则可，谓比干必欲死则不可也。二书之文皆後人因二人之奴与死而代为之言者，是以其言浅近轻率而亦不得圣贤之心也。《殷本纪》载此事，其先後与《诗传》同而与《宋世家》互异，然则子长亦自无定见矣。所称“箕子惧，乃佯狂为奴”者，亦非是。箕子固非惧死之人，而死不死亦不在於为奴与否也。要之，三仁者贤同心同，事之先後原可不必区别，但《论语》文简直，疑得其实；《宋世家》之先後与《论语》合，而所称剖心者《诗传》无之，恐亦出於附会。故今但载《论语》之文，而《本纪》、《世家》、《诗传》之言悉不录。
“箕子之明夷。”（《易明夷卦》）
【附论】“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易彖下传》）
【附录】“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
【附录】“河竭而商亡。”（《周语》）
克东夷与河竭俱不知何年事，姑附录於此。
“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
【备览】“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史记殷本纪》）
△辨微子衔璧之说
《春秋传》云：“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於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启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礼而归之。’楚子从之。”《史记》云：“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金仁山《通鉴前编》驳之曰：“武王伐纣，非讨微子也。使微子未遁，面缚衔璧，亦非其事也。且武王岂不闻微子之贤，宾王家，备三恪，何不以处微子而顾首以处武庚也？故面缚衔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传耳。若微子则遁於荒野，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于之墓，百尔恩礼举行悉遍而来及徽子，以微子遁野未获也。”（此文据《纲目前编》删节之，当考本书）何孟春曰：“按《书》，殷纣无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应当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无复还之理，而牧野之战亦必不从人而伐其宗国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之古人以规楚子乎？”徐孚远曰：“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由三子之言观之，则微子之不在殷明矣。盖武庚既诛之後，乃求得微子而立之，若鲁召叔孙豹於齐，齐召鲍国於鲁者；然初无所谓衔璧面缚之事也。然仁山谓面缚衔璧为武庚，孟春谓逢伯古人以规楚子，则犹过於信《传》而曲为之解者。盖不但微子无衔璧事，即许男亦无衔璧事也。何者？楚之围许，非争许也，特以齐帅诸侯伐郑，楚欲救郑而畏其强，故不得已围许，冀齐之移师以救许耳。是以齐师一来，楚师即退，楚之不争许明矣。藉使许欲叛齐即楚，亦当在楚围许之时，岂有待楚归国，始帅其臣弃国远涉而因蔡以求降者！且许果降於楚，则以後当遂从楚，何以此後许仍事齐而楚亦听之乎？比其前後观之，此乃必无之事；盖楚人自张大之言，左氏罗太广而误采之耳，不必别为之说也。
△辨商容观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备考】“契为子姓；其後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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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镐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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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
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
周何为始於稷也？稷播种以开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犹商之始终契也。
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辟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卷一
○後稷（不附）
“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後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祀，居然生子。诞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之平林，会伐平林。诞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後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诞实匍匐，克歧克嶷，以就口食。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オオ，麻麦，瓜瓞唪唪。诞後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α，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诗大雅》）
“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後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诗鲁颂》）
“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诗周颂》）
【附录】“吉吉人也，後稷之元妃也。”（《左传》宣公三年）
△辨践迹孕弃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後稷母曰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弃。”其说盖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会之者。郑氏笺《诗》，遂用其说。至宋，欧阳永叔、苏明允出，皆从毛氏，以为从帝喾之行，而驳《史记》、《郑笺》之非；然後经义始明，圣人之诬始白。而朱子作《诗传》独从郑氏，且云：“古今诸儒多是毛而非郑，然按《史记》亦云然，则非郑之臆说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又引张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气化，然气化则纯以气化，必无以半形半气相杂而化者。气既可以为父，宁独不可以为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气化如蚤虱，生於土，生於襦之缝，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鸡鹜，无雄则卵而<卵段>矣。故凡不本於雄，则必不孕於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无古今，无灵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鸟卵者，气耶？形耶？人之精血为人道，鸟之卵何以独为天地之气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则不得有足迹；有迹，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为天地之气乎！凡物皆以同类相交为正，异类相交为妖；况不待交而但以卵与迹，是戾气之所锺耳。丹朱冯身，龙孕女，其说虽不经，然其意犹以为妖也。吞卵践迹，何以独得为瑞乎！至於汉高之生，母与龙交，亦出《史记》说耳，不得即以迁言证迁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则其母为不贞而太公不得为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诬圣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说荒诞难凭，故自诬其始为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当为是言也。况其所称者，女也，非妇也，则是犹以有夫者为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郑之说是非判然。朱子乃以《史记》之故，独非毛而从郑。迁与康成皆汉人也，出之郑氏为臆说，出之司马氏独非臆说耶！司马氏之诬多矣，其显与经传异及前後自相矛盾者无虑数百，奈何欲尽以为实乎！甚矣说之贵於怪也：怪则人信之，不怪则人不信之矣！嗟乎，苏明允之议论，纰缪者盖不乏矣，朱子之解经，最为纯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则苏之论反纯粹而朱子之说反荒唐，斯诚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载践迹之事。说并见前《商契篇》中。
【补】“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翟之间。”（《周语》）
【附录】“文、武不先万。”（《左传》文公三年）
【备览】“不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史记周本纪》）
△不非弃子
《史记周本纪》云：“後稷卒，子不立。”《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吉氏，生不。”後世说者遂以不失官为在太康之世。余按：《国语》云：“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谯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亲弃之子，至文王千馀岁，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记正义》又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以此二说观之，则不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後稷者，不非弃子也。《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後；谓在太康之时，误矣。故今不从《本纪》、《世纪》之说。
○公刘（高圉、亚圉附）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饣侯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な奉容刀。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诗大雅》）
△“匪居匪康”
按：此篇首章云：“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此三句义相生。盖惟其不自安逸，所以尽力於疆埸之间而农事无不治；惟其勤於农事，所以岁丰禾茂，积贮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来。陟冈觏京，度原彻田，以至涉渭取厉，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诗人诚善於立言哉！
△彻法之始
按此诗，则周之彻法始於公刘，不始於武王也。盖自不窜戎以後，地非安乐，事多草创；历三世至公刘，有令德，而生聚亦渐蕃，物力亦渐充，於是始择善地而迁，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纲鉴》乃於武王克商之初书“立彻法”，误矣！说并见《三代经制通考》中。
△《公刘篇》章义
首二章叙公刘经营迁国之事；次二章言迁居於京；末二章叙其疆宇之阔，生聚之繁，并记彻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国之地，豳则统一国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长”之後始言豳也。
【备览】“公刘卒，子庆节立。”（《史记周本纪》）
《本纪》称“庆节立，国於豳”，与《大雅》文不合，非是。
【备览】“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俞立。毁俞卒，子公非立。”（同上）
【备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亚圉，云都，太公，组绀，诸。”（《索隐》引《世本》文）
【存参】“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
【存参】“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鲁语》）
△《世本》世数较《史记》可信
按《索隐》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记周本纪》则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父立”，仅五世耳。《帝王世纪》以“辟方”为公非字，“云都”为亚圉字，“组绀诸”为一人名，即公叔祖类也。余按：不下至文王，据《本纪》仅十有四世；其数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当夏末造，其世数亦仍不止於是也。不之窜在夏桀前，至文王时不下六七百岁，安得每君皆享国至五十年之久乎！《汉书古今人表》以云都为亚圉弟，然则辟方、侯牟、诸皆当别为一人，非其字矣。况毁俞以前皆但举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举其字？盖《史记》因《国语》之文而遗此四世，《世纪》又因《史记》之文而强为说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虽亦不能保无漏误，然多此四世则较之《史记》於事理为近。故今列之备考。
○大王（即公父）王季（即季历）
△“古公”非号
《史记周本纪》称大王曰“古公”；朱子《诗传》因之，曰：“古公，号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故《商颂》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犹言“昔我先王”也。“古公父”者，犹言“昔公父”也。“公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称为公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书无逸》）
“古公父复修後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史记周本纪》）
【补】“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大雅》）
△沮漆之穴居
按：自公刘居，至大王已十馀世矣，必无未有家室而尚穴居之理。况《公刘》一诗所称“几筵，な奉，厉锻”之属，服用咸备，亦绝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诗乃云尔者，疑大王去之後，先暂居於沮、漆之上，陶复穴以栖身，迨定居岐山，始筑宫室耳。《公刘篇》中亦无一言及沮漆者，则似沮、漆非地也。故今录此章於去之後。
“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无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於兹。”（同上）
“去，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扌求之ЙЙ，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诗大雅》）
△辨太伯不从翦商之说
朱子《论语注》云：“大王之时，商道浸衰而周日强大；季历又生子昌，有圣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大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夫以大伯之德，当商、周之际，固足以朝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则其德之至极，为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驳之，以为非是。而近世稼书陆先生复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说为谬。余按：大王欲传季历以及昌，其说本之《史记》；《史记》但载大王言云：“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初未尝有大王欲翦商之说也。朱子从而增之，以为大王当己之身即欲夺商天下，误矣！仁山驳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犹云云者，无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称，以为避弟之节小，存商之义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
夫论古之道当先平其心而後论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执先入之见，不复问其时势而但揣度之，以为必当然，是“莫须有”之狱也，乌足为定论乎！大王之事，《诗》、《孟子》言之详矣。《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孟子》曰：“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离播迁之不暇，而暇谋商乎！《诗》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大王虽迁岐而生聚犹未众，田野犹未辟；至於王季，始启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犹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强大哉！且使大王如果强大，则何不恢复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耻，乃反晏然不以为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马错之所不为也，大王岂为之乎！
《记》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与之，人归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阳城之避，不待言矣；即鸣条、牧野，亦如是而己。“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馀，但使桀、纣之恶未甚，犹不肯伐之也；况大王新造之邦，蕞尔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当其在也，獯鬻无故侵之而犹不与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见矣，乌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论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贞，遂不惜诬大王以ダ觎，但取其论之正大，遂不复顾其事之渺茫，过矣！凡己所有而以与人曰让；人以所有与己而己不受则不曰让，而犹或谓之让；未有以不肯无故夺人所有而亦谓之让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与焉，而大伯得以让之！
若大伯可谓之让商，则伊尹亦可谓之让大甲，周公亦可谓之让成王，诸葛武侯、郭汾阳亦可谓之让汉、唐乎！然则非但时势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难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让王季耳，与商初无涉也。曰：然则《诗》何以称“大王翦商”，《传》何以言“大伯不从”，《论语》何以与文王皆谓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况《宫》一诗，语尤夸诞：僖公乞师於楚以伐齐，为楚戍卫，又会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谓之“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其叙现在之事犹诬如此，况追叙数百年以前之事，乌在可信以为实邪！《左传》之文，《史记》尝采之矣：《晋世家》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从为亡去，是所谓不从者谓不从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
杜氏始有“不从父命”之言；然云“不从父命，俱让吴”，则似亦谓立己之命耳，未见其为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伯之与文王，何必同为一事，然後可以同谓之“至德”乎！然《史记》大王欲立季历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纷纷之说，实皆此言有以启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说见後《大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长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大任，皆贤妇人。”（《史记周本纪》）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於行义。”（同上）
△迁岐不在小乙世
《纲目前编》，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迁岐。又四十四年，当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历生。又五十四年，当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迁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历卒。说者遂据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说，谓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大王有翦商之志；赖大伯不从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兴。余按：《尚书无逸》一篇历纪古贤君享国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则是享国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国百馀年，寿百有数十岁，季历亦年百岁，何得周公皆略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纣凡十世，去兄终弟及者二君，实凡八世。文王与纣同时，而大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当八世，此必无之事也！况迁岐之日，姜女同来，则季历之生，大姜当不下六七十岁、舛误如此，其可据之以定经义之是非乎！且姑无论其年之不足信也，纵使果然，而迁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柽椐犹未及攘，柞或犹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历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伯又将让之於谁乎！盖大王原无翦商之志，而迁岐亦断不在小乙之时，当在祖甲既没，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凭陵而无复有问之者耳。自庚丁至纣凡五世，则与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远，而於理为可信矣。学者知大王立国之时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复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论。
“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诗大雅》）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同上）
△辨王季为殷牧师之说
《竹书纪年》有文丁（《史记》作太丁）杀季历事。《後汉书注》引《纪年》文，称“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又“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殷牧师”；其後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而《孔丛子》亦言“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伯，受圭瓒鬯之锡”。由是《皇王大纪》及《纲目前编》皆采其文，而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称周先世功德详矣，而於王季独略；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称之，然亦不过曰“柞或斯拔，松柏斯兑”而已，曰“因心则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而已；然则王季乃谨慎爱民之主，能修先业者，原无多事功可纪也。藉令果有为牧之事，克戎之功，锡圭瓒鬯之典，诗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称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垦辟乎！王季之事虽不可详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无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无商也者，则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关以西，而是时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为侯伯，而见杀於商也哉！且《纪年》以杀季历者为文丁，《孔丛子》以命季历者为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历既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盖自《诗》、《书》以外，凡战国、秦、汉之间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犹欲据以为实，复为说以曲全之，疏矣！嗟夫，世之论周者，於大王则以为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则以为为商牧师侯伯而见杀於商，於文王则以为为商三公而囚於里，於武王则以为父死不葬而伐商，为伯夷、叔齐所斥绝；似後世羁縻之属国，桀骜之君长，若晋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贡而明日扰边，弱则受封而强为寇者。呜乎，曾谓圣人而有是哉！盖其所以如是说者有二：一则误以汉、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时势，一则惑於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经传；故致彼此抵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诗》、《书》、《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读而细玩之，则其事了然可见：周固未尝叛商，亦未尝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总因商道已衰，政令不行於远，故周弱则为獯鬻所迫而去之，周强则伐崇、密之地而有之；圣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轻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载。说并见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史记周本纪》）
○文王上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诗大雅》）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备览】“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晋语》）
【备览】“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後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後退。（《礼记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
△文王之形不可知
《帝王世纪》称文王龙颜虎眉，身长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圣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详，皆後人之所附会耳。惟“文王十尺”见於《孟子》；然特曹交传闻之语，不足据，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矣。故今不录。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诗大雅》）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
△文王之德不胜举
按《诗》、《书》中称文王之德者不可枚举，且亦人所共知，无庸悉载。载此二章之文以见大凡。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亲迎于渭，造舟为粱。”（同上）
“刑子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子家邦。”（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
△《周南》前五篇非咏太姒
《诗周南》自《关雎》以下五篇，《序》皆属之後妃。朱子本之作《传》，遂以文王、太姒当之。余按：齐、鲁、韩三家皆以《关雎》为康王时作，而《鲁诗》出於申公，《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当非无据而云然者。惟所云“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疑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而岐阳距河绝远，少水多山，风土殊不相类；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况《序》但言后妃，原未指为何王之後，安得据此一言黜三家之说乎！朱子辩《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於读《诗》者矣！独於此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不敢尽从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采《大雅》明白可据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录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矣岐，有夷之行。”（《诗周颂》）
“文王以百里。”（《孟子》）
此文王立国事。
△《绵》、《皇矣》、《天作》之文互相首尾
按《绵》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盖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或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绵》之八章，即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兑”之文，遂叙文王之事。然则谓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强大者，其诬明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书君》）
△用贤不及太公之故
按此文，则文王所以泽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贤臣之故。不及太公者，盖太公老始归周，其後又相武王、成王，则在文王之朝当不甚久，故不列也。
△文王时无周、召分岐事
先儒说《二南》者，皆谓文王徙都于丰，分歧故地为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余按经传，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显；迨成王朝，始分陕而治。当文王时，二公年皆尚少，况有虢叔、闳夭之属亲旧大臣在朝，必无独任二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盖由说者误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故曲为之解耳。今不采。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左传》僖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
△辨鬻子为文、武师之说
《史记》记文王臣有鬻子。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谊《新书》颇述之，由是世称鬻熊为文、武师云。”余按：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多近黄、老、明系後人之所伪。且熊绎之事康王，楚灵王尝述之矣；灵王好为夸张大言者，若其祖果为文、武师，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载。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书无逸》）
△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之说
《孟子》书中载有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以“於传有之”。余按：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不遑暇食，其必无七十里之囿明矣，盖春秋、战国间好事者有为此说而笔之书者；孟子以为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且果刍荛雉兔者皆得往，则是即传记所云“山泽林麓，与民共之”者，岂得概谓之囿乎哉！故今不录。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
△辨遇疾改行之说
《韩诗外传》云：“文王莅国八年，寝疾五日而地动。有司请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文王不可。请改行重善，遂谨其礼节皮革，以交诸侯（云云）。无几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圣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曰：“丘之祷久矣！”文王岂待遇疾遇灾而後能改行为善乎！且其所称“谨其礼节”云云者，皆寻常之事，後世贤君之所优为，不足为文王贵，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灾而自勉乎！《国语》、《列女传》皆谓文王生而即有圣德，其言虽过，要必不至遇灾变而始能为善也。又其词意浅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录。
“混夷兑矣，维其喙矣。”（《诗大雅》）
【附录】“文王事昆夷。”（《孟子》）
△伐大戎与虞、芮成之先後
《尚书大传》，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咸後之四年。《史记周本纪》，文王伐犬戎（《正义》，“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余按：《绵》之诗八章称“昆夷兑矣”，九章称“虞、芮质厥成”，则其先後恐不当如《大传》、《史记》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国，後人误合之邪？故今依《经》次之。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诗大雅》）
△虞、芮成与伐崇，密之先後
此与崇、密之伐未知孰为先後；而《尚书大传》及《史记》皆以为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间，去周不甚远，於理尚可通。今姑从之。
【备览】“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毛诗传》）
△《史记》记质成不及《毛传》
《史记》载此事与此传小异。《史记》云：“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见西伯，皆惭，遂还。”余按：国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质於文王；入界而还，亦不得遂谓之“质厥成”也。似以《传》说为长。故弃彼而录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大雅》）
△迁程之说可疑
《伪周书》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纪》亦称“伐密须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见於《诗》、《书》；史记詹桓伯之辞晋也，但称“魏、骀、芮、岐、毕”，亦无有所谓程者。或谓程即《孟子》所称“毕、郢”之郢；然既由郢迁丰，何得复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为迁程之证；然云“岐阳”，则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别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难考，或传闻异词，或传写异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为善。故不录。
【附录】“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伐于阝之事未必实
《尚书大传》及《史记》复有文王伐于阝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见於经传，而于阝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实。且《大传》在伐密前一年，《史记》在伐密後二年，其时亦不同。故今宁缺之。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诗大雅》）
△辨伐崇报仇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马，他奇怪物，献之纣。纣乃赦西伯，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余按：圣人以救天下为心，是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兴师劳民，绝人之宗祀，若齐之於谭，晋之於曹、卫者然。况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纣，其事则恶，而其心不可谓非忠於纣也，岂容遽以为罪而灭之乎！《史记》此说盖因《皇矣》诗有“询尔仇方”之语，故附会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国之仇，非身之仇也。《传》云：“令尹不尊诸仇雠。”又云：“以鲁国之密迩仇雠。”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国，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谮文王而後可谓之仇哉！《传》云：“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是伐崇明以无道故，非以谮己故也。果因谮文王而伐之，《传》岂得但谓之“德乱”乎！且《周本纪》谓崇侯以积善累德谮之纣，《殷本纪》又谓崇侯以窃叹九侯告之纣，司马氏已自无定说矣。乌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载。说并见後《帅殷叛国条》下。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诗大雅》）
△伐密、崇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史记周本纪》以虞、芮质成为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书戡黎》）。祖伊惧，以告纣。明年伐于阝。明年，伐崇；自岐下徒都丰。明年，西伯崩。”《通监纲目前编》悉用其年以纪周事，遂以伐密伐崇为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国多矣，而《皇矣》诗独称崇、密，则是崇、密为大国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则记其战胜攻取之略，而云“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则是崇尤强也。丰者，崇之境也，故《诗》云：“既伐於崇，作邑於丰。”《传》云：“崇在县；丰在县、杜陵西南。”则是汉、唐建都之地，崇实据之。当文王在岐时，地偏国狭，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国塞其冲，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东南之诸侯乎！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击而远从於周乎！且崇去周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悬师二千里外以伐密迩王室之黎，致商人忧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当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时不过西方诸侯归之而已；自灭崇後，周始盛强，通於河、洛、淮、汉之间，然後关东诸侯得被其化而归之耳。故《诗》於灭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也。《史记》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观魏惠王之後元而以为襄元年，则固不能无误。惟《易纬》以伐崇为文王二十九年事，其书虽不经，而此事於理为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虽仍《史记》次之，而皆载之文王受方国造区夏之前。
【存参】“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左传》僖公十九年）
△崇之再伐始克之故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绝是忽”，则是文王於崇固尝再伐而後克之，《传》言不无据也。但子鱼之意欲襄公之自修无阙而後动，措词不审，遂若文王之轻举於初者，非也。《经》曰“临冲闲闲”，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无意於灭崇也。《经》曰“临冲”，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诗传》曰：“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谓得当日之情矣。盖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临时，而亦无灭国以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则圣人亦乐与之更始；必其怙恶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灭之耳。细玩《经》文，事理自明。然所云“闻崇德乱而伐之”者，则得圣人之实，足证《史记》崇侯虎谮文王之诬。故存之。读者不以词害意可也。说并见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条》下。
●卷二
○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祟，作邑于丰。”（《诗大雅》）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同上）
△作丰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按虞、芮质成，诸侯固有归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尔兄弟”。然崇以大国当周东出之冲，其势固不能多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无拂”，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则化之所被者广矣。三分有二，固当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书无逸》）
【备览】“西伯行於野，见枯骨，命吏瘗之。吏曰：‘此无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枯骨，况於人乎！’”（《吕氏春秋》）
△《二南》非文王时诗
自毛、郑以来，说诗者皆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於是《汉广》、《汝坟》、《В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诸篇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贞无慝；“女”而“游”，“士”而“诱”，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为训明甚。即“宵征”之叹“命”，“不与”之知“悔”，与至治之时让德施惠，敬事怀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里之隔！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风，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至於《汝坟》一篇，明明东迁时诗：“王室如毁”即指宗周之陨，“父母孔迩”即谓其邑大夫之来，词意显然。若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则纣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而诗人亦不必代为之忧；汝之距丰千数百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与凡商、周间人未尝一见；所见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乃後之说者於《甘棠》、《何彼矣》二篇必委曲迁就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说并见上篇《宜家条》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孟子》）
△灵台非文王所立
《诗郑笺》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余按：《灵台》一诗前咏“灵台”，後咏“辟雍”，首尾相联，似咏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称“镐京辟雍”：武王始迁於镐，故先儒皆以辟雍为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则灵台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声》二篇兼咏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别之，此乃文体应尔；必无咏武王之事而杂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称前王者皆举其谥，其称今王者乃无谥：此云“王在灵囿”，文王未尝称王，则非文王明矣。盖孟子引诗，断章取义者多。“忧心悄悄”，《卫风》也，而以为孔子。“肆不殄厥愠”，大王也，而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也，而以为周公。然则此诗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劝梁王之与民同乐，故不暇辨其时世耳。况《孟子》一书乃其门人所记，苟非大义所关，亦不保无语言之小误。故列之於存疑。说并见後《成康篇》中《下武条》下。
△灵台非观象之所
《诗郑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象，察气之妖详也。”《春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为备故也。”余按：灵台果为占天而建，则诗人亦当有一语及之，何为但称鱼鸟观游之乐？且二章云“王在灵囿”，三章云“王在灵沼”（《毛诗》旧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前两章各六句。今玩文义及韵，当从古本为正），岂囿与沼亦为察妖详之具乎？若囿与沼止为观游而设，则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灵台矣。考灵台之占天不见於他经传；《春秋传》虽有“登观台以望”之文，然特因南至在朔，故因视朔而遂登之，非以此为常礼，亦非因书云物而後建此台也。盖缘孟子之对梁王以灵台为文王之事，文王非盘于游田者，故注《诗》者以“观象”为言。後世相沿，因建灵台为占天之所。其实灵台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为之说也。
【附论】“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篇》）
△“三分有二”不当以九州配合
朱子《论语集注》云：“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下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诗》曰：“虞、芮质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践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东南犹未逮夫徐、扬也，即所馀一分亦不尽属纣。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
△“帅殷叛国”
按：此文与《论语舜有臣章》意同。所谓“叛国”，即三分有二之国也。然则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此。
△辩囚里及赐弓矢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纣；不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西伯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谓文王亲立於纣之朝，北面为臣。
余独以为不然。君臣之义，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纣之朝矣，诸侯叛纣而归文王，文王当拒其归而讨其叛，安得俨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悬於纣手，纣亲见其三分有二，其势将移商祚，而漠然不复问，此在庸弱之主犹或不能，况纣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文王果受纣命而为西伯，伐密伐崇，灭之可也，人臣之义不得自私其地，皆当归诸天子，安得据之而迁都焉！晋四卿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当是时，晋之公室已卑，出公犹欲讨之；纣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听其坐大而不问者乎！《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後言。”纣脯醢其大臣，文王身为殷相，则当谏；若知纣不可谏，则当去；不言不去而窃叹之，可乎！楚欲戮叔孙豹，乐王鲋求货於叔孙而为之请，弗与。
晋之执叔孙也，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见而不使出。叔孙父子，贤大夫耳，犹不欲以货免，岂文王而反以货免，且以货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诗》、《书》言之详矣，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见焉；纣果文王之君，不应《诗》、《书》反无一言及之。况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赐乃周王业之所自始，较之虞、芮之质，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当郑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与纣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无所容於讳，岂非文王原未尝立於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见於《春秋传》。《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於是乎惧而归之。”（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诞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纣之朝也。其後《战国策》衍之，始以文王为纣三公而有窃叹九鄂脯醢之事；
然尚未有美女善马之献也。《尚书大传》再衍之，始谓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马怪兽美女大贝以赂纣而後得归；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赐也。逮至《史记》，遂合《国策》、《大传》之文而兼载之，复益之以“为西伯，专征伐”之语。岂非去圣益远则其诬亦益多，其说愈传则其真亦愈失乎！学者奈何不取信於《诗》、《书》、《孟子》而独世俗传闻之是信哉！且《春秋传》以为囚之七年，《战国策》以为拘之百日，其久暂固已悬殊矣。《尚书大传》以为在西伯<令戈>耆之後，《史记》以为在虞、芮质成之前，其先後亦复抵捂矣。《春秋传》以为诸侯从之而纣归之，《尚书大传》以为散宜生赂之而纣释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说矣。学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异者，《殷本纪》以为窃叹九侯而被囚，《周本纪》则以为积善累德而见谮；
《殷本纪》以为献洛西而後赐斧钺，《周本纪》则以为赐斧钺而後献洛西；此一人之书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为实耶！曰：纣，天子也，文王，其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悬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县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则诸侯皆归之，无则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然则武丁以前，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然则成汤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来享来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间，去商尤远，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闻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闻有责之者也；去而迁於歧山，亦不闻有安集之者也。盖当是时，商之号令已不行於河、关以西；
周自立国於岐，与商固无涉也。自凭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诸侯或服属之耳。是以文王灭密则取之，灭崇则取之，商不问，文王亦不让也；三分有二之国相率归周，商不以为罪，文王亦不以为嫌也。何者？诸侯久已非商之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与焉！由是言之，文王盖未尝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里而锡之斧钺也哉！曰：然则《论语》之“以服事殷”，《传》之“帅叛国以事纣”，其皆不足信与？曰：孟子曰：“汤事葛，大王事獯鬻。”汤与大王岂尝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谓“服事殷”者，不过玉帛皮马卑词厚币以奉之耳，非必委质而立於其朝也。《春秋传》韩厥之言，以喻晋、楚也；晋、楚，敌国也，而以为喻，则亦非谓文王为纣臣也。
其後晋司马侯之谏平公，亦以文王喻晋而纣喻楚。假令文王果尝委质於纣，则二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盖自灭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渐近於商，不能不为纣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让，不肯与抗；其实纣无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载里之事，及赐斧钺征伐等语。说并见前《成汤》、《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辨里演《易》之说
曰：文王未尝囚於里，则《易》何为演也？曰：此亦《史记》言耳。《易传》但言其作於文王时，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忧患，不言忧患为何事也。《史记》因《传》此文，遂以文王里之事当之，非果有所据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以後，非厄陈、蔡之时。《吕览》之成，悬诸国门，是时不韦方为秦相，亦未迁蜀。《屈原传》，作《离骚》在怀王之世，至顷襄王乃迁之江南，非放逐而赋《离骚》也。《韩非传》，作《弧愤》、《说难》皆在居韩时，秦王见其书而好之，韩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说难》、《孤愤》也。此三传及《孔子世家》皆迁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乌在其可信乎！至《国语》与《左传》事多抵捂，文亦不类，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说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误耳。《孙武传》既以十三篇为武书矣，而於膑又云“世传其兵法”，然《赞》但称“孙武、吴起兵法”，又似膑无书者。七事之中，其谬之显然易见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况已举三隅而犹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断不在里时矣。说并详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兴也条》下。
△辨《拘幽操》
曰：《琴录》何以载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录》之文，词意浅近，不惟非圣人之言，亦不类三代时语，乃後人闻相传有此事而拟作者耳。唐韩子亦尝有《拟拘幽操》，近世琴谱亦有称为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韩诗存，少知读书者犹得辨其非实；若传之日久，不幸而韩诗亡，则虽大儒亦必以为实矣。彼《琴录》所载，亦如是而已矣！窃谓周、秦以前，事难详考，不宜轻为拟作；倘失其实，贻误後人不浅。然宋人且有以韩子此诗为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将与谁言之！悠悠後世，当必有人知之！
【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易彖下传》）
【存参】“纣不说诸侯之听於周，昌则嫌於死，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记》）
△《易传》“大难”语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论语》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诗》不言，《书》不言，《论语》、《孟子》亦无有言之者；至《易》、《春秋传》始言之；《战国策》、《尚书大传》、《史记》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谓实无是事邪，何以传记言之者累累。谓果有是事邪，《六经》、《孟子》不当皆讳之而不言。且只此一事耳，何以传记言之者纷纷而各异乎？盖尝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论语》不过云“绝粮”，於孟子不过云“无交”；而传记增而衍之，遂有陈、蔡大夫合谋以兵围之之说，与夫颜渊埃墨之堕，子贡乞师之行。由是言之，传记之好因端附会，乃其常事。窃疑文王固尝见忌於纣，纣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举兵相抗，委曲退让以承顺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践之事吴然者；而後之人递加附会，各以其意而为之说，是以纷纷不一。孔子之去战国仅二百馀年，犹如彼，况文王之下迄战国至八百年乎！余宁从《经》而缺之，不敢从《传》而妄言也。《易传》本非孔子所作，乃战国时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阴阳篇》而无《十翼》，其明验也。而所云“大难”者，亦未言为何难。《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难解；然上云“不说诸侯之听於周”，下云“伐崇、许、魏”，则文王之征伐非纣之所赐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则文王亦未尝立纣之朝而为之三公矣。《大戴记》乃秦、汉间人所撰，此语不知何本，疑战国以前道商、周之事，其说有如此者，是以晋韩厥、司马侯皆以之喻晋、楚也。不知《易传》所谓“大难”，亦如《大戴记》之所云云邪？抑作《传》者即因见他传记有里之事而为是言邪？既无明文，未便悬揣而臆断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记》虽不足征信，然亦可以资考证，故并列之存参。《易传》非孔子作，说见《洙泗录归鲁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书无逸》）
【附录】“ゾ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象》Ω，《南》者，曰：‘美战！犹有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孟子》）
【附论】“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文王未尝称王
《史记周本纪》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後世说者遂有谓文王尝称王者。欧阳永叔云：“《书》称南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於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余按：《史记》此文系於“西伯崩”後，且连用数“盖”字，则是本非《本纪》正文，盖司马氏别纪异闻而传写者误合之也。果演《易》於里，何不叙於被囚之时；果称王於断讼之年，何不记於断讼之文之下而乃别见於崩後乎？盖当时相传有如此说者，子长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补载其说而云“盖”焉。盖也者，疑之也，非遂决以为如是也。《郦生陆贾列传》，先载沛公召郦生，及生说沛公事，至国除而止；及陆贾、朱建二传既毕，忽又云：“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云云），郦生上谒，沛公谢不见。”其事与前文大相反，故说者谓此乃别记异闻，原下一字，而後人误合之。然则《周本纪》之文亦当类是。且《史记》诸世家往往叙至元、成间，则《史记》一书固不尽司马氏本文矣，学者不得以是为疑也。欧阳子之论著矣。文王未尝系《易》，说见後《通考》中《易之兴也条》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大雅》）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记檀弓》）
△伯邑考非妄撰
按：《檀弓》语多失实，而伯邑考不见於经传；然诸家书多言伯邑考者，当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称“仲”而称“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谓伯邑考为纣所烹，则恐未然。说已见前《商纣篇》中。
△《檀弓》脱文
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孙立子之异，以下文“舍其孙盾”例之，则文当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记偶脱“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识其说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左传》定公四年）
【备览】“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闲。”（《文王世子》）
△武王不冒文王元年
《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语本《尚书正义》及《仪礼疏》。今所传《大戴记》无此语。据孔检讨《补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记》文，今本往往无之，知今本较唐时旧本不无遗漏）《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是，则文王崩时，武王当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则在位仅十年。（《汉书律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范篇》云：“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其数不符。说者不得已，乃曲为之解，谓武王之年继文王受命九年而数之。（说详《汉书律历志》及《泰誓篇序正义》）宋欧阳永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则称元年以计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为‘後元年’，汉文帝亦改十七年为‘後元年’，自後说《春秋》者因以改元为重事。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听讼远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永叔之论当矣，然其误之所由则犹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虽未尽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况圣人人伦之至，其行事必可为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则当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当更幼於文王，或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书》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孟子》书公孙丑亦称“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征也，即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则不见於经传。况人之修短，命也，父不可以与子，兄不可以与弟，而《记》乃述文王言云：“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其不经甚矣！就令可与；何不多与之，而斤斤於区区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记》之文本不足信明矣。虽然，二篇固属附会，要但各记所闻，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务欲合之，使之并行不悖，是以理穷势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数耳。嗟乎，既为古人所愚，至於两妨，又欲巧为之说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误哉！故今一概不取。说并见《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
【补】“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篇》）
△辨商容观周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附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乱臣十人”不可指实
按：马氏称“十人”，谓周、召、太公、毕公、荣公及散宜生等四人与文母也。朱子谓子无臣母之义，而以邑姜当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见於经传者，尚有苏忿生、史佚，而毕、荣皆不甚显；毕公虽见於《逸周书》，而与卫叔、毛叔同举，何所见十人之必为毕、荣而无他人者？既无明文，不如缺之为是。
【附录】“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书立政》）
【补】“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东征”非伐纣
按：此文云“有攸不为臣”，则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为周之臣哉！《伪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时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则《孟子》何故增此数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证“取残”之意，原不必即为此事；况《泰誓》既亡，安知当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间岂能绝无征伐，故《史记》有观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为武王之事。此或即《书》之“戡黎”，或即《史》之“观兵”，均未可知；要之当在伐纣之前。故次之於此。
【备览】“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盟津。”（《史记周本纪》）
【备览】“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同上）
此与“东征”未知为一事，为两事；姑附次於此。
△观兵与伐纣之年
《伪孔传》以伐纣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於孟津。《蔡传》驳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误也，《序》本依仿《经》文，无所发明；偶‘三’误而为‘一’，汉孔氏遂以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胁君也。张子曰：‘此事间不容发：一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岂有观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马迁作《周本纪》，因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谬相承，展转左验，遂使武王蒙数千百年胁君之恶。一字之误，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伪孔传》以一事而误分两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蔡传》驳之，当矣；然谓武王未尝观兵，谓《史记》承孔氏之讹谬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则犹未免於考之未详而论之未审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於盟津。”是观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观兵也。《史记》云：“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乃东伐纣。”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也。以伐纣为在十三年者，乃《汉志》所载刘歆《三统历》之说；撰《伪泰誓经传》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其说与《史记》正相悖。蔡氏不详阅《史记》本文，乃谓《史记》亦言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伪泰誓》之十三年乃袭《三统》之误，而反谓《史记》之观兵为袭《伪孔传》之误，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为臣，东征。”而说者亦或谓戡黎为武王事。然则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无用兵之事，或河、洛间有诸侯无道者，武王伐之，因而会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观兵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尝伐纣遂谓武王先二年亦不应观兵也。犹是商与周也，犹是纣与武王也，苟先二年观兵即为胁君，则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为无过乎！况《史记》言“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则是此举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证，正得圣人之心，而何谬之有哉！故今删节其文而仍存之，以见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误，《三统》谓在十三年之谬，说并见後《伐殷访范条》下。当日命绝之非是，详见後《甲子条》下。
△辨白鱼赤乌之说
《尚书大传》云：“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记周本纪》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土复于下，至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谓之孟津（今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还师，必不渡河而北，复渡河而南也。白鱼赤乌，其事荒诞不经，君子之所不道。盖汉人尚谶纬，是以其言如是；《大传》、《本纪》不知其谬而误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武王安得变而称“太子发”也哉！果称“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称为“王曰”也？故今并不录。
【附论】“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篇》）
△“至德”不专属文王
《注》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尝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统称，何由而知其专属文王？况上文所记者武王之言，则以为论武而兼文也可；若以为论文而删武，则上下之文不相属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尝伐商，故改而属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与文王不异；而孔子之言亦非谓纣之终不可伐也，但谓其势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恶既盈，万不得已，然後伐之为“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数其事而责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数其事而称之，犹有所未至也”；孔子称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称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务贬之，所贬务褒之，以此为尊信圣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丰以後，“至德”之论系之武王观兵还师之时，以见自作丰至此，无时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两视之也。说并详後《甲子条》下。
△“三分”以下不可断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云：“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论周事：上节论周之才，此节论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书》云：“武王维兹四人，尚迪有禄。”则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遗，十人至武王时始备耳。其章首记武王言者，但为後文“九人而已”张本；因有“唐、虞之际”一语，故并记舜五臣；正如《左传》记宋攻荡氏事，先称“二华，戴族；司城，庄族；六官，桓族”，不过为後鱼府“是无桓氏”一语张本耳。其实孔子自专论周事，非泛论古今人才，故曰“於斯为盛”，不曰“於周为盛”；不得因章首记舜武王之臣，遂割上节属之，而此又别为一章也，亦不得谓上节自论武王而此自论文王也。
【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逸书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余按：圣人之心无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当行当止惟义所在，初无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纣恶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乐也；乌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观衅，冀纣之不道以蕲得志者哉！此与汤阻贡职一事，皆战国之人习於权谋术数之俗而妄意圣人之亦如是，遂从而造为此言耳。後世文学之士好博览而不知所择，乃以杂家小说之言与经传齐观，遂以为圣人果如是，於是非汤、武者接踵而起；其所关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并不录而仍为之辨。说并见《商录成汤篇》中。
【备览】“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周语》）
△伐殷岁在鹑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远，此言当有所据。武王以十一年伐殷，岁在鹑火，则武王之元年岁当在寿星也。其谓十三年伐殷者，亦谓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岁亦在鹑火）；其谓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谓伐殷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迟数年耳（元年，岁在大梁），其伐殷之年无异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汉志》所推，虽未必尽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参，说并见後《革车三百》及前《观兵条》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存参】“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汉书律历志》）
△辨迎太岁及折天雨之说
《荀子》云：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余按：圣人举事，惟义所在；异端术数之学，世俗忌讳之说，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无此等言也。况武王奉天罚罪，会朝清明，当致休祥，安得反致灾异！《国语》记武王伐纣事，亦无此等一语。则此皆战国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说苑》亦述此事而文稍异，要之皆不足信。故并不采；但载《汉志》之文以为参考之助云尔。
【补】“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
【备览】“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伐纣在十一年
《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汉书》“殷”作“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为在十一年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诸侯以东伐纣。”是亦以伐商为在十一年也。东晋以後，《伪泰誓经传》出，乃以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语为两年事，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谓《序》之“十一年”），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谓《序》之“一月戊午”），更与诸侯期而共伐纣。”《正义》云：“《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
《序》以观兵至而即还，略而不言月日；《誓》则经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容有有年无月，有月无日，及有月日而无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系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系之於十一年下明矣。盖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则一日可毕，故系伐殷以年，系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书“夏，公会某某伐郑”，而後书“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戏之盟，先书“冬，公会某某代郑”，而後书“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戏”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属之後年，则《顾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谓甲子为六月之甲子乎！
《蔡传》云（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继以‘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即记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离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释为观兵之时；於‘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则释为伐纣之时。上文则年无所系之月；下文则月无所系之年。”其论当矣。顾吾独异蔡氏既知《伪孔传》为说之不通，乃不取所谓十三年之事（谓“渡孟津”）而还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内）尽属之十三年，而谓《序》文之“十一年”为十三年之误，欲正前人之误而反更甚其误，为可惜也！蔡氏以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书耶？姑勿论其誓中所言浅陋剿袭，即以篇首纪事一语言之：《尚书》之事有系於年者，有系於月与日者，从未有系於四时之名者。
何者？古固不以时纪事也。《金》之“大熟”言“秋”也，犹之乎言“禾”也；犹《盘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谓“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书专以时纪事，──或有时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时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书与他书不同者在此也。若他书皆有春秋，则此书不得独名《春秋》明矣。今《伪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於孟津”，不书月而反书时，《尚书》有是文体乎！中篇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时而反无月，不但《尚书》无此文体，即《春秋》亦无此文体也。《序》也者，本《经》而作者也，其文虽不能无误，然误亦依傍《经》文，故《康诰篇》首有错简，而《序》遂误以为成王之书，其明验也。
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则《序》何得取《经》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而司马迁亲见《古文》，又亲从安国问故，若此《泰誓经传》果出安国，则迁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载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载之九年乎！且《序》与《经》异者，当从《经》，谓义理也，事实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审耳。若文字之误，则非作《经》作《序》者之事也，传《经》与《序》者误之也。苟误在於传者，则《序》文可误，《经》文亦可误。然则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见夫“一”之必误而“三”之必非误也。盖《伪泰誓》文之称十三年，实本於《汉书律历志》所采《三统历》之文；而《三统》之为是说，乃刘歆因《洪范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无的据，而相沿既久，撰《伪泰誓》者因亦靡然从之。
蔡氏以其名为《经》也，遂不敢议，而反变易西汉以前之说而从之，嘻，亦已过矣！《书序》、《史记》之文虽不必悉合於《经》，然较刘歆以後之书则为近古，而所谓十一年者於事无所剌谬，亦无以见其必不然，故今备列其文以正《汉志二传》之失。说并见前《观兵》後《孟津条》下。《三统》之误，详见後《访箕条》下。
●卷三
○武王中
【补】“周武有孟津之誓。”（《左传》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师渡於孟津。”（《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辨逆流疾风之说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武王操钺秉旄而之（云云）。”余按：此亦“风折，雨洒兵”之事而传闻异词者，不可信。故不采。
【存参】“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於婺女、天鼋之首。”（《汉书律历志》）
【备览】“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泰誓》，告於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於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
△吴或、蔡沈、顾炎武疑《泰誓》
齐、梁以来所传《泰誓》三篇，语多浅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吴氏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顾氏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伪《泰誓》掇拾之谬
余按：纣之无道，《尚书》言之详矣。《牧誓》严而不怒，直而不绞，圣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规戒，指陈无隐，语曲而忧深，情切而意悲，忠臣义士之言也。《酒诰》、《无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庄雅，无可议者。独此《泰誓》三篇，数纣之罪，切齿腐心，矜张夸大，全无圣人气象。圣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岂惟武王必无此言，三代以上从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语虽皆有所本，而重复杂乱，绝无章法，即移上篇语於中篇，移中篇语於下篇，亦未见其不可。然则何所见而必分为三度言之乎！先儒之论当矣。惟是篇中所采经传之文舛谬累累，先儒尚多有未及者，略缀数则於左：
△古籍称《泰誓》者五条
“天视自我民视”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维扬”五句，本之《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传》。“纣有亿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传》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之《坊记》。原文皆称《泰誓》云云。虽於上下文义未甚融洽，然於理无大谬，不必深论。
△“虽有周亲”条之分割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四语，今见於《论语尧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书；玩之殊与誓词不类。且其文本相连，兼与上下之意相属；今割而分之，以“虽有周亲”系“同心同德”下，“百姓有过”系“自我民听”下，则於文义不属。况六句中删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书之体。
△“天佑下民”条之删改
《孟子》引《书》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宠绥四方”，则不可。宠也者，尊之也，贵之也；天可以宠君师，君师安能宠四方乎！《蔡传》以宠为爱，亦强为之说耳。又删“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予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语气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天视自我民视”，皆称其篇名；而此但称“《书》曰”，亦恐非《泰誓》中语也。
△“同德度义”语失苌弘意
《春秋传》苌弘对刘子云：“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则是《泰誓》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义”乃苌弘之言。“同德”云者，即下“同心同德”之谓也。今采此四语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义”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则“同德”乃《孟子》“德齐”之意，而德犹不足恃，又视其义何如，不但与下“同心同德”之语不伦，失苌弘之本意，而德之与义岂容有浅深轻重之别乎？况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苌弘何得独掠此一句以为己言也！
△“除恶务本”为伍员语
“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本《春秋传》伍员谏吴王语而少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霸主之臣施之於敌国者，若王者则必无是言，况可施之於共主乎！且伍员不称“《书》云”，则非《尚书》文明矣。
△“时哉弗可失”为阖闾语
“时哉弗可失”，本《春秋传》吴公子光语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纣，以救民耳，岂富天下哉！使纣改过，或纣死而嗣君贤，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则是武王幸纣无道，惟恐过此以往，後人改纪其政而不得灭之耳，──正与楚斗伯比策随之意略同，──岂圣人之心乎！
△《史记》采《泰誓》无三篇中语
历观三篇，无非掇拾前人之语；而引用失当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义，大者伤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肃之徒伪撰此书，不过欲绌郑学而伸肃说耳，而岂知其诬圣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马迁亲从安国问《古文》，而《史记》所采《泰誓》文无三篇中一语，则三篇非孔壁中原书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记》所载者为伪。岂亲承其人者反得其伪，而数百馀年後绝灭失传之馀反得其真乎！余不解其为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谬数，纣罪之附会，说已见前《商纣篇》中及前篇《初伐纣条》下。
【备览】“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周语》）
【存参】“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汉书律历志》）
△辨胶鬲候周师之说
《吕氏春秋》云：“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曰：‘将之殷。’胶鬲曰：‘何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诸侯会者八百，烽燧所及，纣岂容不知之，而待胶鬲之候！胶鬲，商之贤臣而不见用，至伐殷时非已死则去或废耳，安得尚为纣所倚任！若鬲怀禄不去，坐视殷亡，则亦不成为胶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见武王之有信耳，非实事也。故不录。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於尔躬有戮！’”（《书牧誓》）
△《牧誓》与《伪泰誓》之相反
吾读《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斩纣头悬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吾读《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斩纣头而悬诸太白也。何者？《牧誓》数纣之罪，不过曰“惟妇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虽纣主之而实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将此暴虐奸宄者尽诛之以快人心；至於纣，即使不死，亦不过废而迁之，使不得一有所为，不得复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践之居吴王於甬东者而已，非惟不肯灭其社稷，亦必不肯残其身，况於已死而尚毁其尸乎！而《泰誓》数纣之罪，则曰“淫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残害万姓”，曰“毒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曰“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甚至斥为“独夫”名为“世雠”，念除恶之务本，必殄歼之乃止。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执纣而甘心焉，然後始泄其忿；至於武庚，不杀亦已幸矣，亦必窜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与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与悬纣头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悬纣头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悬纣头於太白也。然则此二篇必有一真一伪，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显然而可见也。犹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广不肯舍一猪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国壁中，而先行於两汉；《泰誓》三篇，出於齐、梁之际，而晚行於隋、唐。武庚之封，与《诗鸱》、《东山》合，与《书》、《金》、《大诰》合；纣头之悬，则经传从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学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难辨也。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则《伪孔氏古文》与《逸周书》所记不可信也明矣。吾与作《伪书》者无怨，顾伤古圣人之事见诬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说并见前《孟津之誓》及後条下。
△高定论《牧誓》之谬
《唐国史补》云，“高定读《牧誓》，问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应天顺人。’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余按：武王与纣原非君臣；但商纣世为天子，周乃一侯国耳。故晋韩厥及司马侯皆以周喻晋，以纣喻楚，《孟子齐人伐燕章》中亦尝以周喻齐，以纣喻燕，皆若敌国然者，至以“赏于祖，戮于社”为非顺人，语尤乖谬。行军必有赏罚，岂无赏罚始为顺人乎！《费誓》云“汝则有大刑”，“汝则有常刑”，鲁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谓之顺人乎！且此乃《甘誓》语，何得用之以讥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书者又何以载之为美谈也？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及後条下。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诗大雅》）
【补】“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备览】“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记周本纪》）
【存疑】“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书武成》）
△《武成》“咸刘”之可疑
按：武王之伐纣，据《孟子》以民为“崩角稽首”，据《史记》以纣为“自燔於火”；而此文乃云“咸刘商王纣”，若大行诛杀者，语殊可疑。盖《武成》一篇本多言过其实，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谓“血流漂杵’之事无之。况此篇乃安国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读之者可此；蝌蚪之文本不易识，亦岂能保无文字之偶误，故汉儒称为残缺不全，绝无师说，固未可尽执为实也。惟其出师月日可与他书互证，有不容尽废者。故列之於存疑。
【附录】“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附论】“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辨苏轼、孔子罪汤、武之说
苏氏云，“孔子盖罪汤武，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於汤、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於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岂不两全！而以兵取之，而杀之，可乎！”由是世之论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为非是。余独以为不然。圣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文王之不伐纣与武王之不得不伐纣，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盖文王之时，诸侯新服，周化犹未大行，而纣贤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贤臣已尽，而纣暴虐滋甚，民困而无所告，为武王者安能晏然听其骈首而就死乎！
当商之末，诸侯相吞并，西方则崇为大，东方则奄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则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与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践奄；自西而东，化以渐及，先後之势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当其中耳，不得遂以此为圣人之优劣也。“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夫禹与文王之乐未必即无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则武与文之优劣亦不在於伐商与不伐商，王与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诛与不征诛也。如以其迹断之，是以追蠡而论乐耳。《记》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皆以文、武并称，从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无以异也。且《论语》者，後人之所记，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论尧、舜、禹亦仅一见，则圣言之遗者尚多。今也据孔子之赞舜、禹而遂诬孔子之罪汤、武，则孔子尝称稷，即可谓之罪契，尝称周公，即可谓之罪召公矣：欲诬圣人，亦何患於无辞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尝斥汤、武也，则曲为之说曰，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然则孟子不必讳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苏氏不复能曲为说，则直曰“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而已。孔子既未尝言，孟子之言又不可为训，则虽欲不入於杨、墨，不可得矣！至所称两全之术，尤为纰缪。何者？
武王之伐纣，不过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纣之死，是以伐之，非贪其地而灭之也。若殷别立贤君，武王又何必强之事己。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乱，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脱己之恶名，此岂圣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详苏氏之计画，皆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盖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进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胆之楚、越也！至谓纣见杀於武王，则亦承《史记》之谬耳，武王岂有是事也哉！张子厚云：“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为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为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渐者，天命之绝岂在一日；况君臣之分犹天泽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贞而奉之矣，今日称干戈而加之，可乎！
且夫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至，《史记》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纵果诸侯自来，要亦闻武王之伐商而会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则诸侯早会，迟至则迟会，如之何其可以一日之间为天命去留之界也！盖殷天命之去当在文王之世，故《书》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诗文王》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谓之“至德”。若至孟津之会而後决，则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谓之跋扈乎！盖凡论周事者皆为《史记》所误，而以文王之为西伯，专征伐，为纣之所赐，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断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来，圣贤之君不作，诸侯固以渐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间，乃商政所不及，及其浸昌浸大，诸侯归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尝一日臣於商矣，况武王乎！
《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万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国”，则是纣之号令止行于其畿内之明证也。故凡真古书之文，未有谓桀、纣之令行於天下者；惟伪书乃往往有之。如《汤誓》及此篇，皆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也，则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奸宄于商邑”而已；而《伪古文尚书》之《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矣，《泰誓》则曰“残害于尔万姓”，曰“毒四海”矣。何者？《伪书》撰於东晋以後，彼固以汉、晋之事例之也。学者苟能分别观之，则不但古圣人之真可识，而古书之真伪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纣与文、武原无君臣之分而但为名号正朔所存，苟非大无道则圣人亦不忍轻黜之，苟其大无道则圣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岂有二道也哉！
是故论文、武者但当问其实为纣臣与否，而不必问其伐商与不伐商。果君臣也，则虽以曹操之不篡汉而罪与丕无殊；果非君臣也，则虽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与文不异。惜乎世之论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杨、墨者则以汤、武为罪人，尊圣人者亦但以天命为解释；《六经》之晦，圣人之受诬也久矣！余既有见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必其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战国至秦，世道之一大升降也，杀人动数十万，民之死者十而七八，卒灭先王之法，焚《诗》、《书》，废礼乐而後已，何以至於是也？以自文、武以後八九百年，无圣人为天子者以救之也。然则使汤不放桀，武王不伐纣，将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可知也。夫果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则当孔、孟来生而尧、舜之道久已泯没，孔、孟且无所承以传於後，人类几何而不尽，即不尽而几何不为禽兽也！
呜乎，後世之人所以尚能生全而异於禽兽者，汤、武之功也；赖汤、武之功以生，而遂奋其笔以訾汤、武，以为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汤、武之放伐为罪者，黄老氏之言也；黄老氏之言，杨氏之言也。後之儒者耻言杨、墨而自以为能辟异端，然论圣人之事则皆祖述杨、墨之剩言而不自知，呜乎，吾不知其所辟者何异端也！故今於汤、武王之事特详辨之。说并见《成汤》、《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辨黄钺斩纣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後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太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元钺，县其头小白之旗。”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雠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虽虐，汤放之而已；使纣不死，武王必不杀纣；况於已死而残其尸，何为也者！春秋时灭国多矣，於其君也迁之而已，尚未有杀之者；况商周之间风俗尤厚，而武王，圣人也，安有已死而残其尸者哉！观於武王之封武庚，圣人之心可以见矣，必无悬纣头於旗以示﹃者。若武王之雠纣如是，则必尽杀其子若孙；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乌有反封之者哉！《史记》之言盖本之《逸周书》，刘向所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者也。此本战国时人所撰，其中舛谬良多，不可为实；《史记》误采之耳。惟贾谊《新书》谓“纣死之後，民之观者皆进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为仿佛於圣人之心。然古者风俗淳厚，厉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乌有纣死而商民残其尸者哉！故并不录。
△辨革殷祝之事
《本纪》又云：“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荚祝”云云。余按：此亦采《逸周书》之文，非其事实。执剑牵牲，自有有司职之，非师傅大臣之事，观《顾命》之篇可见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语以成文者。故皆不录。又按：《周书》之文多与《史记》异同而皆不若《史记》之语完善：疑《史记》所采者本书而今《周书》则传写而致误者也。
○武王下
【补】“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论语尧曰篇》）
△“大赉”事实
按：《史记》称武王克商：散财发粟，所谓“大赉”盖即指此。故次之於此。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同上）
△真孔与伪孔解‘周亲”之不同
朱子《论语集注》云：“孔氏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亲”为商之亲戚也。余按《论语集解》，孔安国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安国初未尝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也。盖此本承上文“大赉”二句，言周虽有亲戚，不敌善人，故赉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为此文之周反属之纣，上下作两解乎！至以为武王所自言，而谓商亲之不如周，抑又夸矣。朱子此文本之《伪书伪传》，《伪书伪传》乃晋以後攻康成者之所伪撰，朱子乃不从真安国之《论语注》而反引伪安国之《尚书传》，且云孔氏云云，安国之诬将望何人为白之乎！然安国之所释亦尚未尽：此本记武王事，管、蔡尚未间王室，何由诛之；“仁人”兼天下之遗贤言之，亦岂得专指微、箕！细玩此文，乃圣人不私其亲而惟求天下之贤才，与共天禄，正与上章成汤之言相表里。“周亲”二句，即所谓“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也。“百姓”二句，即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故孟子曰：“先圣，後圣，其揆一也。”故读此章可以见圣人贵德尊贤，大公无我之心；而约非刘氏不王，特秦、汉以後之事，未足语於唐、虞、三代圣帝哲王之度量也。以“周亲”为商亲，失其旨矣。“百姓有过”，蔡氏《书传》以为“民皆有责於我，谓我不正商罪”，亦非是。故今考而正之。此文非《泰誓》语，说已见前篇中。
【备览】“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疑与氓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一作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史记周本纪》）
△辨咨询周公而散财发粟之说
《尚书大传》云：“纣死，武王召太公而问焉。太公曰：‘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余。’召公曰：‘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咸刘厥敌，毋使有馀。’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亲。’武王於是乃封墓，表闾，发粟，散财（云云）。”《吕氏春秋》云：“武王命周公进殷之遗老而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乃发钜桥之粟（云云）。”余按散财、发粟、表闾、封墓诸大政，皆武王未克商时心所欲为而不能者，一旦克商，自当即时举行，不待访之於人；而太公、召公皆圣贤之臣，何容见不及此，而但以杀戮导武王乎！此皆後人附会之言。故并不录。
【备览】“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太王父、王季历、文王昌。”（《大传》）
△三王追尊当在牧野时
追王之说凡三。《史记》以为文王受命称王，而追尊古公、公季皆为王。文王称王，先儒固多驳之；苟文王未尝称王，则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为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无文王。然《书金篇》文大王、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称王，则《中庸》所称亦不然矣。唯《大传》以为武王在牧野时，三王同时追尊，於理为近，与《尚书》文亦合。故今从之。说详见前《文王》及後《周公》篇中。
按：《本纪》之散财发粟，即《论语》大赉之典；《大传》之设奠追王，即《史记》享祠之事。故连类而次之。
【备览】“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周本纪》）
△封殷当在散财後
《史记》此文在散财发粟之前。按：散财发粟与释囚表闾皆如救焚拯溺，不可旦夕缓者；若封殷立监，似当从容议之。故移置於此。监殷止管、蔡二叔，无霍叔说见《周公相成王篇管蔡商条》下。
【备览】“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同上）
△《伪武成》不必改定
《伪尚书》中有《武成篇》，乃缀辑经传《孟子》、《戴记》之语而采《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虽无大谬於理，而亦毫无所发明。且既为诰体，而通篇皆叙事，殊不相称；其文亦杂乱无章。《蔡传》疑之，是也；顾不肯纠其伪而为改定其文，岂知改定更不免於杂乱乎！况既叙伐商之文於诰前，则所谓诰者仅寥寥数语，而亦仍是叙事，初无所白於诸侯者：《尚书》宁有此诰体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载《汉志》所引之原文。
【备览】“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乐记》）
【备览】“散军而郊射，左射《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乐记》）
【附论】“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庄论武王之可信
余按：春秋之时，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馀里，僭王问鼎，其目中固已无周矣，且距武王仅四百年，文献具存，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满人意，《诗》、《书》所言之有虚美，楚子必无不知，必不代为之讳，乃其颂武王如是，则是武王原无可议，《诗》、《书》所言皆实事也。春秋时诸侯，自桓、文以降，莫如楚庄贤者：县陈而复封之，克郑而复舍之，虽汉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识盖有大过人者；是以士会称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盖深贤之也。乃其称武王，若於己有天渊之限，泥之隔者，虽自谦之词，然何至於是！然则武王实大圣人，非後世贤君所能及；虽贤君莫不心折於武王，未有敢致不满於武王者也。盖当其时，汤、武之世未远，杨、墨之说未起，故知之真而服之笃。自战国以後，异端横行，非尧、舜，薄汤、武，学者习闻其说而不能辨其是非真伪，以故从风而靡；不但刘知几、苏子瞻之属以为可议，以为非圣，即笃信好古之儒亦往往於武王有憾词焉；岂非邪说之易惑，特识之难遇哉！吾愿世之学者以三代以上论武王者论武王，而毋以战国以後之论武王者论武王也。
【补】“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逸书武成》）
【存参】“大寒，在周二月（即夏正十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古本正月中气，近世误为雨水）。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汉书律历志》）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篇》）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同上）
△《尧曰篇》纪武王新政
《论语》之记此两节，何也？所以纪武王之新政也。圣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权量法度，古圣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风俗者也。权量不谨，则巧伪日滋，奸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审，则奸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无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圣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孙皆当世守其祀而不改。当商之季，贤圣之君不作，诸侯惟以力争，强吞弱，众暴寡，圣帝名臣之裔殄灭者盖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经世之大政：官废则民事无由理；不得其人则虽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观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东海，天下之大老且犹如是，则贤才之伏处於草茅者固不可以枚举，但无由尽归於周耳。贤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则圣帝名臣之祀遂听其灭绝乎？奸民乱俗，奸吏害民，遂听其纵恣乎？职废而不举，贤才隐居而不任职，遂听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圣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圣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兴灭继绝即《史记》所称封蓟、祝、陈、杞之事。举逸民即上文“周亲不如仁人”，《周颂》“求懿德，肆时夏”之意，即成汤所云“帝臣不蔽”也。後世学者习见汉、晋以後之事，遂以为三代亦复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圣人，甚至有以汤、武之征诛为得罪於名教者；而岂知圣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备览】“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书序》）
△“邦诸侯”
按：诸侯之封当在归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论】“孟子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子》）
△“不泄迩”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诸大政而言。故次之於此。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宅镐
武王宅镐，未知的在何时，《史记周本纪》亦无之。然此似不可缺。故因“无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辨武王营洛之说
《本纪》云：“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为不寐？’王曰（云云）又云：‘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书》之文，其意浅而晦，其词烦而涩，与《尚书》大不类。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迁也；是时不惟未迁，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将以为朝会道里均也，则又无一言及之。盖後世之人闻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为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豳阜相距千里馀，亦非能望见者。故不录。
“绥万邦，屡丰年。”（《诗周颂》）
【存疑】“周饥，克殷而年丰。”（《左传》僖公十九年）
△克殷年丰之可疑
按：《诗》但谓克殷之後年丰耳，非必谓克殷之前而饥也。饥以兴师，圣人恐不如是。甯子但欲赞文公以伐邢，遂不觉其言之过当，将使後世好战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单；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壁与，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壁与。’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金之匮中。王翼日乃瘳。”（《书金》）
△《金》祝代当在访范前
按：此事在《书金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记此，非谓其必在《洪范》、《旅獒》後也。《史记》以为十三年事，故记之於“访范”之後。然余观三代以上皆以逾年为二年，恐当在访范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书洪范》）
△《洪范》称“祀”
此篇据《春秋传》以为《商书》，故称“十有三祀”，用商制也。今篇在《周书》中。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陆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同上）
【备览】“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尚书大传》）
△访箕之年
箕子之访，据《尚书大传》及《史记》皆当在克商後二年；而刘歆《三统历》独据《书洪范序》，以为即在克商之岁，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见《汉书》，今《序》与此小异）此但追叙箕子至周之由，为作《洪范》张本，非谓作《范》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践在成王之初，《武》之章称武王之谥，然詹伯、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盖特原其事之所始，与《传》文之先《经》以首事，後《经》以终义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时也。刘歆不达其意，遂误以为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犹《史记阙里志》见《春秋传》孟懿子学礼之文载於昭公七年而遂以为孔子十七岁时事也，亦凿之至矣！惟《大传》以为封朝鲜而後陈《洪范》，《史记》以为陈《洪范》而後封朝鲜，其说较为小异；然亦无大关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之後二年；陈范在十三祀，则克商固当在十一年也。嗟夫，自《汉书》载刘歆之说，以克商为在十三年，《伪古文经传》因之，遂分《书序》四言为两年事，《蔡传》驳之，又并归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杂乱不可考；一语之误解，其所关岂小事哉！故今载《大传》之文以正《三统》之误，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渐也。说并详前卷中《观兵》、《伐殷》两条下；汇而考之，事理自晓然矣。
△《伪书》经传多本刘歆、王肃
大抵《伪古文经传》多本之刘歆、王肃，岂孔安国所传，司马迁、赵岐、郑康成、杜预诸家皆不之见而独歆与肃二人见之乎！借令歆与肃独见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书》之某篇而窃之为己说以欺人乎！然则其书出於歆、肃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参】“武王封箕子於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後汉书》）
△辨《麦秀》诗
《史记宋世家》云：“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曰：（《尚书大传》作微子事）‘麦秀渐渐（《大传》作“蕲蕲”）兮，禾黍油油。（《大传》作“蝇蝇”）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大传》作“不我好仇”）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无伤旧之意，其词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拟作，非微、箕所为。故不载。
【存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左传》宣公十二年）
【备览】“《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乐记》）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武王作《大武》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荐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纲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书“作乐曰《大武》。”余按：楚子所引《武》乐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语，则断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郑、孔及《朱传》皆以为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则“载戢干戈”之颂亦未必即武王所作，《传》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汤之《》，文王之《南龠》，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乐以象德，季札所赞者其乐也，即其人也，故并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为其人所自作，则误矣。
“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史记周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