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卷三
●卷三
○为人後者之服
为人後者：（本经文盖“为所後之人”，古文简质耳。）《经》，斩衰三年。《开元礼》、《家礼》、明（并增四字於下云“为所後父”服）井同。
【本传】“为所後者之祖（字疑衍，不则缺‘父母’二字）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明为所後母（古无此称，即《传》文“所後者之妻”）斩衰三年（馀略）。
【家礼】为所後祖（古无此称）承重，斩衰三年。明同，而增“为所後祖母（古无此称）承重”，斩衰三年。
△为人後者不应呼所後者为父
按：《经》但言“为人後者”而不称“父”，则是於所後者不呼为“父”也。古者名由实立，行以义断。生我者谓之父，父之名由生我而起也。其有不幸而山为大宗後，则当承大宗之重而不敢以私亲干之；然不因此遂谓他人为父而生我者之反非父也。震我者谓之母，母之名由震我而得也。其有不幸而庶子为父後，则当以君母为重而震我者次之；然不因此遂谓震我者之独非母也。何者？名从实，行从义：义有变而实无变，故行可改而名不可改也。且夫古之为人後者皆择亲者立之，亲同则择贤，贤同则择长，初不必尽用子行也，故有孙行而後祖行者，有兄弟行而相为後者。鲁定之後昭，弟後兄也；僖之後闵，兄後弟也。此固不能概名之为父也。然其义则皆如父子，故其服亦皆如父子。
故《传》云：“事之如君父焉者，受国焉尔。”此之谓行从义，非并其名而改之也。且此皆兄弟耳：然以君父事之，则是为之服三年者不必父行，明矣。故《经》但云“为人後者”人也者，统词也，兼祖行，父行，兄弟行而通言之者也，秦、汉之际，王制缺微，俗儒始有昭穆相继之说。至汉成帝纳赵飞燕之言，而飞燕纳定陶王之赂，因谓兄弟不相为後，舍中山王而立哀帝，而汉遂乱。既而王莽欲立幼主以成其篡，复伸兄弟不相後之议，以孺子继平帝，而汉遂亡。此乃淫后逆臣一时之乱制，而後之士大夫遂舍先王之法而从之，噫，亦异矣！然犹未尝直谓之父子也。东汉以降，俗益浇薄，务以虚伪相尚，始借父子之名以示亲匿之意。故有异姓而养为己子者，曹腾之於夏侯嵩是也。
有无故而约为父子者，董卓之於吕布是也。此自一时陋然耳。况於同姓，且为之後，其父子之也尤不足怪，非遂可以是为万世之常法也。然吾尝观晋、宋、齐、粱间书，於所後者虽父之，於所由生者亦未尝不直父之也。其後不知何时，患两父之无别，乃别冠以“木生”之文，於是不生己者反为父，生己者反不得直称父，而名实大紊矣。原其改名之意，不过欲为後者之亲於此而疏於彼耳。顾名虽改而行反多不改，溺私情以灭大义者後先相望，虽名亦无如之何。何者？私不私在行不在名。汉宣帝尝後昭帝矣，初不谓戾太子非祖而史皇孙非父也，然终不以入庙而干正统；其奉昭帝后，实尽子职焉。是故名自从实，行自从义，又何必改其父子之本称始为不私哉！乃世之君子每力争其名，务以父之称归诸所後者，幸则为宋之“濮”，不幸则为明之“大礼”，亦可谓矫枉而过正矣！
《记》云：“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然则以父母事之，初不必以父母称之也，其“实”非也；虽不以父母称之，实不可不以父母事之也，其“义”然也。夫为人後者亦若是而已矣！今北方之俗，父舅而母姑，其失与此正同，岂得遂以为当然乎！《开元礼》、《家礼》皆云“为所後父”，乃沿世俗之误，不可以垂训。故今仍以《经》文为正。
夫为人後者：《经》、《开元礼》并略（盖皆齐衰期）。《家礼》补，斩衰三年。明同。
【明】为夫所後母（古无此称）。斩衰三年。
【家礼】夫为所後祖（古无此称）承重者，妇从服斩衰三年。
为人後者为其父母：《经》，降齐衰期，报（字疑衍）。《开元礼》同。《家礼》：“为人後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私亲之为之也亦然。”则为父母与《开元礼》同；为子当降大功不报，与《开元礼》异（未有明说，恐系疏略）。明，为父母同，无“报”文。
△辨许浩、程颐“为人後者以所後为父母”之说
按：《经》文云“为其父母”，则是父母之称不可改也。故宋欧阳永叔据此文以立论。乃世犹多议之。许氏浩曰：“不曰‘为人後者为父母’，而曰‘为其父母’，以见为人後者以所後为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谓之父母而称‘其父母’也。服既以降，则名亦宜从其服。若名则存之，服则降之，服违其名，亦非义也。”伊川程先生曰：“立疑义者，只见礼文不杖期内有‘为人後老为其父母，报’，便道须是称亲，《礼》文盖言出为人後则父母反呼之以为叔为伯，故道‘为其父母’以别之，非为却将本父母亦谓父母也。”按：此二说巧则巧矣，然揆之经义实大谬不然。《经》曰：“女子子人者为其父母。”又曰：“妾为其父母。”若《经》言“其父母”即不得直称为父母，则女子人者与为妾者皆不得称其父母为父母乎？
盖“其”之为言，别於夫之父母，君之父母者也。兼未嫁者而言则不言“其”，故曰“女子子为祖父母”，曰“女子子为曾祖父母”，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若不言“其”即得直称之，言“其”即不得直称之，则女子嫁者但当称其“曾祖、祖、伯叔父母”为“曾祖、祖、伯叔父母”，而不得称其“父、母、昆弟”为“父、母、昆弟”乎？为人後者，犹之乎庶子之为君母後也。《经》曰：“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记》曰：“为君母後者，君母卒，则下为君母之党服。”然则庶子虽为君母後，而於君母仍以“君母”称之，则於其母亦仍以“母”称之明矣。其实然，故其名然也。且女子为父母降服期，而父母之名不改；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降服缌，而母之名不改；
服自降，名自存，世无有议之者。何者？服自服，名自名也。何独为人後者则谓其服降名存之非义哉！盖服之所以改，由於其子之异，而父母之为父母自若也。故《经》於其子别之而不於其父母别之：曰“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而不云“为所生母”；曰“为人後者为其父母”，而不云“为本生父母”。《经》义甚明，儒者自不察耳。父子者，天所生也；君臣者，人所合也。人所合者，人得改之；天所生者，人不得而改之。故仕而去焉者；谓之“旧君”；子而为人後，为君母後者，则不谓之“旧父，旧母”。何者？仕焉之谓君臣，生焉之谓父子，仕可以再仕三仕，生不可以再生三生；是故君可旧，父母不可旧也。若昔日谓此人为父母矣，後日又谓他人为父母而昔日之父母不得称焉，是父母亦有新旧矣。
《经》何不云“为人後者为其旧父母”，“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旧母”，岂不文明义显，而乃曰“为其父母”，“为其母”哉？凡学，以知道为贵，次则通文，下则识字而已。然未有不识字义而能通文，不通文理而能知道者；难易之分，先後之序然也。今以《经》文之“其父母”为“非其父母”，文理舛矣。是以儒者之论道反有时而不如文士之论道也。且为人後而称其所後为父母，称其父母为伯叔父母，庶子称君母为母而称其母为生母，妇人称舅姑为父母，此皆近世里巷相沿之陋。儒者不能引古礼以证世俗之失，固已疏矣，乃反於世俗之谬而诬《经》文以附会之，可乎！
△《经》文为人後者之父母报服之衍
按：子为父母三年，故为人後者降服期。父母为众子期，乃於为人後主之不为降大功而仍服期以报，何也？《不杖期章》曰：“女子子人者为其父母。”《大功章》曰：“女子子人者。”是子降其父母则父母亦降其子，甚明也。今於为人後之子独不降服，可乎！《经》曰：“姑姊妹女子子人无主者，姑姊妹报。”又曰：“大夫之子”云云，“惟子不报”，是父母之於子不言报，甚明也。今於为人後之子独言报，可乎！且昆弟姊妹，平等服也，当言报而反不言报，为父母，不当言报而反言报，不亦亻真邪！然则此经之“报”当为衍文无疑。《开元礼》於昆弟姊妹之不言报者补之，是已；而於父母之言报者不删之，何邪？且“为人後者为外祖父母缌”，《开元礼》之所增也，不言报，而父母则言报；岂父母之尊尚不如外祖父母乎！《家礼》云“为人後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私亲之为之也亦然。”是已；然未明言父母之不当报，则似亦但统昆弟姊妹等而浑言之，而忘《经》之所谓报者之非降等也。明则概不言报，亦不似有疑於此条者。二千馀年以来，未有疑及於此者，余不能知其故！
为人後者为其昆弟：《经》，降大功。本记补报。《开元礼》同，而增“为姑姊妹在室者报”，服同（《家礼》：“皆降一等，私亲为之亦然。”则是其服皆与《开元礼》同。後不复注）。明与（《开元礼》盖同。）
△明制为兄弟之子为人後舌之眼之行
按：《明史礼志大功条》下云“为兄弟之子为人後者”，而无“为兄弟之为人後者”。夫既有为人後者为兄弟之服，何以独无兄弟为之之服？无为人後者为伯叔父服之语，何得独出伯叔父为之服之文？参而观之，“子”字当为衍文无疑。
为人後者为其姊妹适人者：《经》：降小功。《开元礼》同，补报，而增“为姑适人者，报”，服同。明同，唯缺报。
△《开元礼》增为人後者为姑之服之非
按：《经》，为人後者之降服止於父母昆弟姊妹，而他不言。盖古人立後，必择亲者，苟有期亲则功缌不得立。故自祖父母以降不著其服，亲同则服无所降也。即间有万一之不然者，而既举同父则同祖亦可例推。而《开元礼》乃增为姑之服。既增为姑之服，则祖父母、伯叔父母、从父兄弟姊妹何以反皆不著其服？挂一漏万，殊为疏略。
为人後者为其外祖父母：《经》无文。《开元礼》增，缌。明同。
△《开元礼》增为人後者为外祖父母之服之非
按：本经记云：“庶子为後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服”。《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郑氏云：“虽外亲亦无二统。”然则为人後者之於外祖父母无服，明矣。不然，彼为君母继母之党服者，夫岂不可以降而无服也！《开元礼》增此服，盖亦因时制宜；然非古人之意。
夫为人後者，妻为其舅姑：（《开元礼》於舅姑上增“本生”二字，《家礼》、明因之。古无是称。）《经》略。《小记》补大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宋制不改夫为人後者之舅姑之服之疏
按：《经》，子为父母三年，妇为舅姑降一等期，故夫为人後降服期则妻亦降服大功。古人制礼，如魏主丕作殿，梁栋榱题皆以衡较其轻重，前後左右锱铢皆相称也；少加一木焉，则偏重而倾圮矣。宋改妇为舅姑皆服三年，与夫服同，然则夫为人後者，妻亦当与夫同服期，乃为相称。然犹沿《小记》、《开元礼》之旧，降服大功而不之改，何耶？夫均之舅姑也，何以於彼则当从夫之服，於此则当降夫一等？岂当时议礼者心知改古之非而不敢言，因而故留此隙，以为硕果之不食，饩羊之未去，欲待後世之人从此考而知之，而正之乎？不然，不当如是疏也。
【存疑】为养母：《经》、《开元礼》并无此项人。《家礼成服章》亦无文；唯《图》增此，服齐衰三年。明改斩衰三年。
△《家礼图》增养母之服之非
按：《家礼成服章》，唯为人後与女子子人者之降服不载，而统言之於後，其馀未有不载者。若果有养母之名之服，何得独遗之而不载乎！《图注》云：“养母，谓养同宗及三岁以下遗弃之子。”明制云：“谓自幼过房与人者。”果如所云，则有养母亦必复育养父。今为养母三年而为养父无服，何母太重而父太轻也？岂天下养同宗及遗弃之子者尽寡妇乎？是不可解也。或父以过房为父之他妾，则又与慈母无二矣。《图注》不知何人所作，其中与《成服章》异同者颇多，必非朱子之书；他本或无之。明采其文，遂有三父八母之称。然於养母，余终不知其为何人；以俟知者，余当询之。
○母出母嫁之服（母报服附）
出妻之子为母：（《家礼》云“为出母。”今从《经》文。）《经》，齐衰杖期。《开元礼》、《家礼》、明并同。
雷氏次宗曰：“子热出母之义，故系夫而言‘出妻之子’”。
唐天宝六载制：“出妻之子为母三年。”
【本传】“出妻之子为父後者，则为出母无服。”《家礼》同。
宋景二年制：“为父後者为出母齐衰；卒哭乃除。”
【家礼】“继母出则无服。”
徐氏邈曰：“《经》言‘出妻之子为母’，明非所生则无服也。”许氏猛曰：“母子至亲，无绝道。非母子者，出则绝矣。是以《经》无出祖母之服。”
△徐邈、许猛之说有未尽
按：二家之说深得《经》意，後世所当遵守。然事亦有不同者。若庶子或前妻之子蒙其抚育，恩如己出，岂能视若路人。乳母与父何属，犹为之缌，则尝母之者可知也。又若妇嫁而姑犹未出，孙生而祖母犹未出，尝有覆庇教养之恩，亦不能以恝然。此皆当酌其轻重，量为之服，如韩子之以期服嫂，邓绥之以三年服伯父者，固不可垂以为法也。
出妻之女子子人者为其母：《经》、《开元礼》并缺。《家礼图》补，大功。明缺。
父卒母嫁为母：（《家礼》云“为嫁母。”今从《开元礼》文。）《经》无文。
《开元礼》增，齐衰杖期。《家礼》、明并同。
汉石渠议：父卒母嫁，何服？萧太傅曰：“当服周；为父後则不服。”韦元成曰：“父没则母无出义。王者不为无义制礼，故不制服也。”宣帝诏曰：“妇人不养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绝也，故圣人不为之制服。元成议是也。”
唐天宝六载制：“母嫁，为母三年。”
【家礼】“子为父後，则为嫁母无服。”（按：《家礼》：“继母出则无服。”然则嫁亦当无服，《家礼》省文耳。）
宋景二年制：“为父後者为嫁母齐衰；卒哭乃除。”
△父卒母嫁似不得为母服
按：《经》，父卒母嫁；无为母服之文，岂略也哉！“出妻之子为母期”，有明文矣；“继母嫁，从，为之服期，报”，有明文矣，此何以独无文？或者以为为夫所出者其情可矜，背夫而嫁者其义当绝，故不敢为之服与？不然，《传》、《记》何得皆无一言乎？若母嫁而从，则自当仍服三年矣。继母犹期，则母可知也。不从则亲不属，故无服耳。而庚氏蔚之曰：“母子至亲，本无绝道。若父卒母嫁而不服，则是子绝其母，岂天理邪！宜与出母同制。”此说虽似有理，然以“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缌”之例推之，恐但可为心丧，不得公然为之服也。《开元礼》增服期，虽属人情，究不若汉制之近古。至天宝、景之制，则大义泯然矣。
父卒母嫁，女子子人者为其母：《经》无文。《开元礼》缺。《家礼图》补，大功。明缺。
妻出母嫁，为其子：《经》无文。《开元礼》增，并齐衰杖期。《家礼》改并齐衰期。明同。
【家礼】“家母出母为其子；子虽为父後犹服。”
△《开元礼》、《家礼》为子报服之非
按：妻出则义绝，故两不相为服；独子为之服者，子无绝母之道故也。然犹必降服期，示义绝也。子为父後则不为出母服，示不敢服其私亲也。至於母之於子，则有间矣。母也者，恩不可割者也；子也者，恩不可割而犹可割者也；以大义裁之，其无服明矣。即以俗情衡之，亦当降服。《开元礼》乃增为子齐衰杖期。子为母降，母反不为子降，不几於逆施乎？《家礼》又增子为父後，出母犹为之服。子已不为母服，母犹独为子服；不尤为逆施乎？至於嫁母，尤非出母可此，有夫，有舅姑，有长子，如之何其可以自服其私亲不降而一无所忌也？或者又谓“《经》文连下句读，云‘报’者，兼出妻继母而言”，引《小记》文“妾从女君而出，则不为女君之子服”，妾不服之，明出妻有服也。其说虽若有据，然《记》之与《经》固有异同者，又无明文，恐未可以彼而证此也。且《经》凡言“报”者，皆其亲本相属者也。本不相属，而但以私恩服之者，则不言报，继父乳母是也，何者？受人之恩者不可忘，故虽不相属而为之服；施恩者则不必因人之受我之恩而为之服也。韩子之以期服嫂也，嫂不必以期服韩子也。母之於子也亦然。不出则属，属则服之；出则不属，不属则不服之矣，不必以子之为己服而亦服之也。曰：然则服可以无报乎？曰：报也者，还相为服云耳，非扌及其为我服也，未为我服者，我为之服，为我服者，我未为之服，何报之有焉！继母嫁从之有报也，相属也；相属也者，相从故也，非以子之为己服而遂服之也，如之何以此报并属之出妻也！
妻出母嫁，为其女子子人者：《经》无文。《开元礼》增出母，大功（嫁母缺）。《家礼图》增出母嫁母，并大功。明并缺．
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经》，齐衰仗期。《开元礼》同。《家礼》改报服不杖，馀并同。明同。
△辨崔凯“继母嫁从之服为庶子”之说
按：崔氏凯曰：“此服之者，庶子耳；为父後者不服也。继母嫁，与宗庙绝，为父後者安可以废祖祀而服之乎！”此论不然。人而至於从继母嫁，则必幼稚一无所依者也，尚何宗庙之有！继母弃之，有流落以死耳。赖继母之力，得复奉祖祀，以能奉祖祀之故而遂背之，岂义也哉！故绝之则不当从之，从之则不得复绝之矣。且继母，非亲也，果有兄在，何忍不抚其弟而乃使之从继母嫁乎！然则《经》所言者，其父别无长子明甚，不得藉口於为父後而不服之也。
为继父同居者：《经》齐衰期。《开元礼》同。《家礼》分“两无大功之亲者”，齐衰期；“继父有子，己有大功以上亲者”，齐衰三。明同，而云“两有大功以上亲者”，齐衰三月。
△继父之称可存
吕新吾《四礼疑》云：“万物一本。母百可也，父可二乎！父没矣，可继乎！母缘父有、父不缘母有也。《仪礼》有继父，圣人名之乎？谬矣！”余按：古人质朴，故以父为尊称，天子称同姓诸侯，诸侯称同姓大夫，曰“伯父”，“叔父”，是也。《文侯之命》，平王直以“父”称之矣。《冯唐传》、文帝亦曰“父老何自为郎”？母所嫁夫，无以称之：既长於其室矣，因称之曰继父，俗之沿也，非圣人之制也；犹《春秋传》之云“外弟”“外妹”也。若欲正名定分，则继父之称自所必当革。吕氏之言是也。然欲称为“母夫”，亦恐未合。
△《传文》“两无大功之亲乃为继父服”之说不可泥
按：本传云：“夫死，妻稚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与之人，而所者亦无大功之亲；所者以其货财为之筑宫庙，岁时使之祀焉，则继父之道也”云云。此特《传》者以其服重，故为是言以曲明之，其实《经》绝无此意也。且此亦非圣人之所制也。成、康之世，安有此事！此乃後世礼教渐衰，有孤弱无依，携子而嫁者，幼既受其抚育，长而不忍背德，故为之服；其後相沿，遂以成俗。君子以为字人之孤，义不可忘，故录之而不削之，以勉人慈而教人厚耳；并必如《传》所云而後可为服也。後世儒者多拘《传》说，误矣！藉令其有大功之亲，或不立庙受其恩者，岂遂得漠然而已哉？且有期功之亲而不能字其孤，至使其孤受字於异姓，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矣，乃欲因彼而薄此乎！且《传》所以举大功为言者，盖以己有大功之亲则不至於适人，人有大功之亲则不能以专财，如是而已；至其服之轻重，仍以居之同异分之，不系此也。《家礼》及明乃分“两无大功之亲者期，有大功之亲者三月”，既非《经》意，亦失《传》之本旨。
为继父不同居者：《经》，齐衰无受者。《开元礼》改齐衰三月。《家礼》，明并同。
【本传】“必尝同居，然後为异居。未尝同居，则不为异居。”《家礼》：“其元不同居者则不服。”
【存疑】为同母异父之兄弟姊妹：《经》无服。《开元礼》增，小功。《家礼》，明并同。
△《开元礼》增同母异父之兄弟娣妹之服之非
按：妇嫁则义绝，绝则两族不相为服。其义绝而义终不可绝者，惟子为母一人而已。自母以外，外祖父母、从母、舅，皆不服也。同母异父之人，其於义何居乎？继父同居，继母嫁从，其人本不当有服；以受其养育之恩，故不可不为之服也。同母异父之人，其於我何恩乎？《檀弓篇》虽有为大功齐衰之语，然曰“未之前闻”，则固以为非矣。《开元礼》增此服，《家礼》、明并沿之，殊不能知其故。王夫人贵而田相，卫子夫宠而卫青封，呜呼，其所由来者盖久矣！
○附《礼经》大夫公子降服考（大夫之妻子附）
按：大夫公子之降服，自秦、汉以後皆无之，於今诚无所用。然《经》文中往往有与他服制相比照者，参观互证，似不可缺。故并记之。
齐衰期不降者：
“大夫为祖父母（以尊故不降）孙（以故不降）为士者。”
△母妻长子不降
按：大夫为母妻长子皆不降服。《经》不言者，至亲之服不待言也。
“大夫之子为妻”（仍不杖）“大夫之庶子为昆弟”（并以故不降）。
【小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为妻也，与人大之子同。”
“大夫（此处疑缺‘大夫’二字）之子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无主者，为大夫命妇者（以体敌故不降）。惟子不报”（馀皆报）。
△大夫之缺文
按：大夫之子有为此诸人不降之服，则大夫亦当如是。《经》不见者，盖缺文。
“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以与尊者异体故下降）。
齐衰期（齐衰三年附）降大功者：
“大夫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为士者”（以体不敌故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本齐衰三年及杖期）妻（本杖期），昆弟”（本期。并以厌故降。此下疑有缺文）。
△大夫之子之缺文
按：大夫、大夫之子，期服可降者凡四。然《经》惟於大夫兼言之，而大夫之子但言为昆弟降服而不及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降服者，盖《经》缺文。
【本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纟原缘；为其妻，纟原冠、葛带、麻衣、纟原缘：皆既葬除之。”
【孟子】“王子行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於已！’”
△公之庶子父在为母既葬除服之非人情
按：《经》文云“公之庶昆弟”，则是父在不如是服也。本传云：“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郑氏云：“公之庶昆弟，则父卒也。”然则公子於父在时不为其母服矣。故本记称“练冠、麻衣、纟原缘、既葬除之”，而《孟子》书亦载“王子母死，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也。然父之与母，义异而恩则同，之与庶，分殊而情则一：属毛离里之爱，谁独无之，但不当以私胜公耳。是以为父斩衰，为母齐衰，父在为母不服三年而服期，大义所在，不敢以私恩匹也。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缌，承父之重，不敢以私情间也。如是，亦已足矣。若凡公之庶子於父在皆为母练冠纟原缘，既葬除之，是几於无服矣，毋乃非人情乎？且母与妻岂可同日语者，而必使之大同小异，义何居焉？至於公之昆弟，先君余尊之所厌，降为期，亦可矣，何必使之与妻服同乃为孝邪！大抵唐、宋以後人多徇私情而不揆大义，故但知亲亲而不知尊尊；秦、汉以前人皆重名分而不体人情，故伸尊尊之义遂不复顾亲亲之心。虽亦防微杜渐之意，然要之二者皆过也。盖东周之世，俗相沿如此，非周公所制，孟子固曰“虽加一日，愈於已”矣。然则矫枉过正，亦不得遂为中道也。
“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以厌故降）
齐衰无受之服不降者：
“大夫为宗子（以故不降）。旧君，曾祖父母（并以尊故不降）为土者，如众人。”
△《传》注旧君之误解
按：此文“旧君”，与上文“为旧君，君之母妻”之旧君同。而《传》於上文以“仕焉而已”释之；於此文以“以道去君”，释之。郑氏缘此，遂以上文“为旧君”为“老疾致仕者”，此文“为旧君”为“待放於郊者”。非惟文同不应异解，而穿凿附会亦大失《经》旨。《经》云：“大夫为宗子，旧君，曾祖父母为士者如众人。”此十七字本系一句。此三项人皆已见於上文。所以复出此文者，以大夫为士有降服，嫌於或降，故言此三项人分尊谊重，虽为士而大夫不敢降耳。盖《经》凡称诸侯，必别之曰“国君”，故曰“庶人为国君”，曰“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旧国君”。若但称“君”者，皆兼大夫士在内，“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履”，是也。春秋时，齐之鲍、国，卫之亻巽，其初皆尝为大夫臣。然则当亦有为士之臣者。其後位虽升为大夫，然於旧君之为士者不敢降服，尊之也，天泽之名分终其身不可易也。且《不杖期章》云：“大夫为祖父母孙为士者”，文势与此正同。彼之为士既兼“祖父母”言之，此之为士何得不兼“宗子，旧君”言之乎？此文本极明白易解，但因先儒误分《经》文句读，於“旧君”处读断，不知指“为士者”而言，因而别为之解，以致乖舛若是。故今正之。说并见前《臣为君服篇》中。
大功不降者：（不绝者附）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此十字蒙上文“为母妻昆弟”句）为从父昆弟（此处疑缺‘庶孙’二字）之为大夫者”（以体敌故不降）。
△庶孙之缺文
按：《小功章》，大夫之子，公之昆弟有为从父昆弟庶孙降服，则此章之不降服，亦当有庶孙在内，盖《经》缺文。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国君者”（并以体敌故不降）。
△从父昆弟之为大夫者之缺文
按：《小功章》，大夫有为从父昆弟庶孙降服，则於为大夫者亦不降服可知。今《经》文不言者，盖因其兼“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在内。其为从父昆弟，已见上文，故於大夫遂缺此文。大抵《经》文多简，其义可互见者往往从略，要宜参观互证以会其全，不可遂谓无此服也。
大功降小功者：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从父昆弟，庶孙（《郑注》：‘从父昆弟及庶孙亦谓为士者’。）姑姊妹女子子士者”（并以体不敌故降）。
△大夫之妻之缺文
按：《大功章》有大夫之妻为姑姊妹女子子不降服之文，则此章为姑姊妹女子子之降服亦当有大夫之妻在内。盖因其兼从父昆弟、庶孙言之，未便冠以大夫之妻（大夫之妻，惟为姑姊妹见於《经》；其他私亲，若世父母、叔父母昆弟侄，凡男子，皆无文），故缺此文。
“大夫之妾为庶子人者”（以厌故降）。
○附《礼经》殇服考
此亦人所不讲，然不可以不知，故并记之。
本期，为服大功者：
“叔父之长殇中殇。”“昆弟之长殇中殇。”“姑姊妹之长殇中殇。”“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孙之长殇中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
△昆弟之子之缺文
按：後《小功章》有“为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殇”，则此章亦当有“长殇中殇”之服，盖《经》缺文。
【附】“公为子之长殇中殇。”“大夫为子之长殇中殇。”“大夫之庶子为适昆弟之长殇中殇。”“其长殇，皆九月，缨。其中殇，七月，不缨。”
【本传】“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
本期，为服小功者：
“叔父之下殇。”“昆弟之下殇。”“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殇。”“孙之下殇。”“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殇。”
△子、女子子之缺文
按：前《大功章》有“为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则此章亦当有“为子下殇”之服，盖《经》缺文。
【附】“大夫庶子为昆弟之下殇。”
△子之缺文
按：前《大功章》有“公与大夫为子之长殇中殇。”此章不言“为子之下殇”者，盖《经》缺文；或下殇遂不为服邪？
【本传】“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
本大功，为服小功者：
“为人後者为其昆弟从父昆弟之长殇。”“为侄、庶孙，丈大妇人之长殇。”“为夫之叔父之长殇。”
【附】“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长殇。”“大夫之妾为庶子之长殇。”
本大功，为服缌者：
“庶孙之中殇。”“从父昆弟侄之下殇。”“夫之叔父之中殇下殇。”
△《经》文长中下殇之错落与传注之误解
按：庶孙有中殇，无下殇；从父昆弟侄有下殇，无中殇；夫之叔父则中下殇皆有之；为人後者为其昆弟则中下殇皆无之；参差错落，殊不可解。《小功章》传云：“中殇何以不见也？大功之殇，中从上；小功之赐，中从下。”郑氏据此《传》文，遂谓“从父昆弟侄庶孙之中殇皆与长殇同服小功，而《经》文内庶孙之中疡乃下殇之误”。然《缌麻章传》又云：“齐衰之殇，中从上；大功之殇，中从下。”两传互异，将何从焉？郑氏曲为之解，谓“《小功章传》据丈夫为殇服言之；《缌麻章传》据妻为夫之亲服言之。”然《传》初无明文，特郑氏以意度之耳。且《缌麻章》夫之叔父中从下者既兼言中殇下殇，则《小功章》从父昆弟侄庶孙之中从上者亦何虽兼言长殇中殇：乃不省文於彼而独隐其文於此，何邪？至为人後者为其昆弟，则又中肠下殇皆无文，又当以何说解之乎？细核《经》文，不但郑氏之说可疑，即《传》说亦未有以见其必然。此或《经》文错举中殇下殇互见其意，否则《经》有缺文亦未可知，不得遂以臆断之也。
△有长殇无中下殇者二条
按：前《小功章》有“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长殇”，又有“大夫之妾为庶子之长殇”，则此章为此诸人亦当有中殇下之文。今《经》皆不见者，岂以前章既言长殇，则中殇下殇可推而得之，故省此文邪？抑《经》文有缺邪？姑识其说於此。
本小功为服缌者：（皆长殇之服。中殇下殇并无服。）“从祖父，从祖昆弟之长殇。”“从父昆弟之子之长殇。”“昆弟之孙之长殇。”“从母之长殇，报。”“夫之姑姊妹之长殇。”
【本记】“宗子孤为殇，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亲，则月算如邦人。”
○五服馀论
【余曩尝作《五服异同汇考》，今已二十年矣，而意有未尽者，暇中随笔录出数则以补其缺。】
△尊尊与亲亲
丧非独服然也，其饮食，其居处，其言行，皆与寻常有异；而古人独於服致详焉者，所以立纪纲，正名分，殊亲疏而别尊卑也。故丧服一篇，两言足以蔽之，曰“尊尊”、“亲亲”而已。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故服皆以三年。由父而上推之，旁推之，则由期而大功，而小功，以至於缌；由母而推之，则为小功，为缌：皆亲亲之义也。斩衰之服三：子为父也，臣为君也，妻为夫也，尊尊也。父在为母期，庶子为父後者为其母缌，为尊者所厌也。妇为夫党则有从服，女为父党则有降服，为人後者服有变焉，母出母嫁服有变焉，尊尊亲亲不使两相悖也。故服也者，纪纲名分之所系也；犹之乎治国者必使上下有服，都鄙有章也。是以古人必於此致详也。
△《经记》所载为文胜之弊
考《经》与《记》所载，丧礼之繁可谓极矣。说者以为周公所制；非也。此乃周末文胜之弊，当时於礼者载之册耳。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岂有於丧礼而多为是繁文末节者哉！且父母初丧，为人子者心肝崩裂，哀痛之不暇，何暇一一详辨其仪节而遵行之。而丧本凶礼，又非可尝试演於平日者。故孔子曰：“丧，与其易也，宁戚。”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苟笃於哀，必不能致详於仪节。若此时尚能一一致详於仪节，吾恐其必减於哀也。若今世贫士，尤不能然。棺椁衣衾之属，何一非人子所当致慎者；分阴之惜，不啻千金，安有馀暇以事繁文末节！是故学者之於古礼，但当谨其大经大法；至於繁文末节，势不能行，亦正不必行也。
△至亲以期断
服何以三年也？圣人制之乎？非也。此人情之必至，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者也。何者？凡哀莫重乎感，而感多因乎时。期也者，历时之一周也。故见新麦则感焉，见新则感焉，乍塞则感焉，乍暖则感焉；乃至蔬果新登，雨雪乍至，亦莫不赌之而感，而哀生焉。凡至亲之丧，期之内无乎不哀也。故曰“至亲以期断”也。至於父母之丧，恩尤深，义尤重，不但初见之而感而哀也，即再见之而犹不能不感，不能不哀，但感渐浅而哀渐杀耳。必至再期之後三见之，然後其情渐，其心渐平，可以勉强复其故常，故亲丧皆以三年为断也。故曰“三年之丧，再期也”。然是理也，愚昧者不知，即贤知而未尝经三年丧者亦未必能知也。
△中月而宁礻覃
三年之丧，再期也，再期而祥，可以从吉矣，何为乎二十七月而礻覃，礻覃而後从吉也？曰：此亦人子之至情也。父母恩深，服虽已满，犹不忍於一日之闲遽易常服，是以中月而礻覃，──中者，间也；中月，间一月也。何为必间一月？古者释服必於祭，祭必於朔。祥之日无有定也。使祥於月之二十八九日，至次月朔而遂礻覃，是逾两三日而遂释服也，犹之乎无礻覃也。故必间一月，至又次月之朔而後礻覃，然後其哀渐杀而可以释服耳。
△三年之丧倍期
古人以历一年为一年，历一月为一月，故曰“三年之丧，再期也；期之丧，二年也”，故曰“十三月而练；二十五月而祥”（今俗谓之二十四月）。是所云“三年”者，止二十五月也。然则所谓“九月”者，二百四十一日之服也；所谓“五月”者，一百二十一日之服也；所谓“三月”者，六十一日之服也。今人乃以周一年为一年，匝一月为一月，误矣。余乡皆遵王制，二十七月而释服；内黄、清丰以南则皆三十六月（古人谓之三十七月）而後释服，至於功缌，益无复有识之者矣。夫娶妻之三日而反马（俗谓之回门）也，是历三日，非尽三十六时也；初丧之七日而受奠也，是历七日，非尽八十四时也；妇人受胎之十月而产也，是历十月，非尽三百日也；何独至於丧服而乃以匝月始为一月，周年始为一年乎？吾魏有妇人届期将产，其夫适他出，乃强制之，不使儿产。夫归见其状，问之；以告。夫曰：“是产期矣！”妇曰：“甫及九月，何得遂产？”夫曰：“此即所谓十月者也！”乃俾之产，而儿已垂死矣。今人之於丧服，亦犹此妇之见也夫！
△练祥礻覃皆葬後事
然所谓练群礻覃者，皆谓葬後事耳，非未葬而至其时即可变服也。《记》曰：“斩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带三重。”然则古人未葬，非惟不除服，且不受以成布矣。是故小祥之练冠纟原缘，大祥之素缟麻衣，皆为既葬者言之；未葬则无所谓大小祥也。今之人岂惟去麻，且公然除服矣。问之，则曰“吾三年之丧已毕矣”。呜呼，亲未入土，不知为子者何以能安，而公然食稻衣锦，宴乐无忌也？，无怪乎其停柩十数年，或至数十年而不葬也！而说者犹或讥宰我之为期丧，齐宣之欲短丧，吾恐今之人远不逮夫古也！
△丧服等杀以倍为率
古人立制，其等杀皆以倍为率。三年之丧倍期，固已；即功缌之服亦然。大功何以九月？倍小功也，取期而减其三之一者也。小功何以五月？倍缌也，取期而减其三之二者也。缌何以三月？据自殡至葬而计之者也。葬之迟速虽异，要皆以三月为大凡。故齐衰无受者，《传》皆以三月为言也。缌之服最轻，故至葬而止也。犹之乎封国之制，公侯之百里倍於伯之七十里，伯之七十里倍於子男之五十里也。若以九匝月始为九月，五匝月始为五月，而五服之制遂参差而不得其说矣。
△计日，计月，计年
三日而殡，五日而殡，七日而殡，计日也。计日，则朔虚之一日在所必计矣。缌三月，小功五月，大功九月，计月也。计月，则朔虚之一日在所不计，而惟计闰馀之一月矣。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计年也。计年，则闰馀朔虚皆所不计矣。惟自祥至礻覃，乃复计闰耳。
△饮食居处与人情
服者非第服而已也，饮食居处必有其相称者焉。“斩衰”文下《传》云：“层倚庐，寝苫，枕块，欢粥。既虞，翦屏柱楣，寝有席，疏食水饮。既练，舍外寝，始贪菜果，饭素食。”何以如是也？此人子之至情所不能已者也。盖父母既没，创钜痛深；食必虽以下咽，且父恐其食为哀气所结而致疾也，故食粥焉，──粥者，易咽而又化之物也。虞则哀少减，可以食矣；然美食犹不忍食也，而菜果初登，亦不免睹之而感而痛生焉，故惟疏食水饮。待既练而後食菜果焉。此乃人情，非有他也。即居处亦如是而已矣。然亦有不必甚拘者。家之贫富不同，人之强弱亦异，疏食苟能下咽，虽未虞而疏食焉可也。粗恶之菜非亲平日所嗜，虽未练而少用之以佐疏食亦可也。故《记》云：“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又云：“五十不成丧，七十惟衰麻在身。”总之礼本乎情，非强人以所不能行者也。若亲初丧而即能饮酒食肉，恬然不以为事，是其心已死矣，强之使必疏食，夫亦何益！故孔子曰：“女安，则为之。”孟子曰：“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圣贤之论何尝不本於人情哉！且即三年丧毕亦有不能以忘情者。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欧阳永叔之父间御酒肉，则必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馀，其何及也！”此岂载於礼文者哉！故曰“人子之至情不能已者也。”
△近世居丧惟服异
近世之居丧也，惟服而已。期功之丧几与无服者同：其饮食如常也，其居处如常也，其宴会庆贺观优皆如常也。服虽多於古人，阿益焉！惟父母之丧间有一二能守礼者；然亦殊不多觏。然则所谓丧者惟服而已！余幼时读《小学》，至汉昌邑、晋阮籍事，未尝不深叹古人风俗之美。何者？千馀年间而止传此数人，此数人者又皆当世所讥，则具能守礼者固自多也。近数百年，遂以此为常事。其有三年不宜酒肉及不入内者，至书之史册以为美谈；然则是此等事至近代已为绝无仅有之事。甚矣风俗之日敝也！
△名有服而实不服
虽然，即所谓服者亦但其名然耳。余幼时见余乡风俗，尚有一二近古者：父母之丧，袍褂皆用粗白布为之，缝而不齐；练而後齐之；祥而後易素服；礻覃而後即吉。祖父母之丧，惟袍用粗白布，褂则皂之。伯叔父母之丧，则褂用粗白布而袍皂之。大功，则衣不复用白、惟履用白布耳。小功，用灰色布履；缌，用皂布履；其衣皆无异於寻常，但不吉服耳。此於服已为最轻，然他州外县尚不能如是，即余乡近日亦不能如是矣。通都大郡尤不可问。甚者，父母之丧以墨衰为常服，则其他可知矣。无怪乎古人之服制如彼其少，今人之服制如此其多！古人实服之故其势不能多；今人实不为服，是以多多而无害也。尝有人问余曰：“何以制为五服？一祖之所生，皆吾宗族也；五世而服绝，不亦薄乎？”余曰：“诚然。今之人，名为有服而实不服，如此，虽百世皆有服，可也！”盖彼不知古之所谓服者皆实著之身也。俗之敝也，其来久矣！
△增服与守礼
自唐以前，居丧者多能守礼，然於古五服之制无所增加；由唐以逮宋、明，代增其服，至数倍於古人，而守礼者者反少，何也？盖凡人其於行，则心有所踌躇审量而不敢过。故言而多者，其行必少；言而过者，其行必不及。故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明金川门之变，前一日，解缙、胡广、王艮并集於吴溥舍，缙陈说大义，广亦愤激慷慨，独艮流涕不言。既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广呼云：“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夫服制之列变亦如是而已矣！自唐以前之人实欲行古丧礼，故不觉古人之薄。若萧嵩、魏仁溥辈则原不期於人之能行，不过姑以是求胜於古人而已，是以服愈多而其加者愈无几也。嗟夫，俗之不古，夫亦何怪於今人哉！
┌────┐
│无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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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救荒策一
有天地然後有水火；有水火然後有雨；有雨然後有愆伏；有愆伏然後有水旱；有水旱然後有饥馑；有饥馑然後有死亡。死亡切於民之身而天下治且安者，自古未之有也。是故，圣王之治天下，有雨而无愆伏；其次，有愆伏而无水旱；其次，有水旱而无饥馑；其次，有饥馑而无死亡。
天地者，犹人之一身也。众人以秦、越视一身，虽其疾痛疴痒有不能自为谋者。圣人以一身视天地，故虽寒暑日月之往来，风雨雷霆之过不及，皆能知之而预为之所。何则？天地之交，水火而已。天地者，阴阳之体也；水火者，阴阳之用也。故火势升而气降；水势降而气升。火气盛，水气伏而不能升，则胜雨；水气盛，火气浮而不能降，则雨胜。雨胜者，水之由也；胜雨者，旱之由也。天地之有灾也，犹人之有疾也。阴阳不和则灾生；血气不和则疾至。心也者，血气之主也。故心怒则气逆，悲则气结，平则气和；气和则血脉流通，康强而无疾。民之在天地之间，犹心也。勇威怯，智欺愚而上不为之禁则愤，愤而无可如何则哀；积愤多则阴阳之气逆，积哀多则阴阳之气结。是以古之圣人欲和阴阳之气，必通民情；鼓以招之，匦以受之，巡行以访之，温言以来之，使民之陵於强而告於上者朝诉而夕知，夕知而朝禁，民无留憾，亦无蓄忧；故太和之气洋溢於两间，寒暑以时，雨有度。《诗》曰：“绥万邦，屡丰年。”《易》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夫岂有他术哉！天地之心平，斯天地之气和也。”
夫阴阳之气，可通而不可郁也，可纯而不可杂也，可清而不可秽也。故男女旷而不交，则生郁疾；交不以正，则毒疽恶疾生焉。其感於阴阳也亦然。男旷於外，女旷於内，其於气也为火亢，为水郁。士大夫宠少优，蓄美童，里巷之间逾垣墙，游狭邪，其於气也为怪风；为淫雨，为昏霾，为毒雾。是以古之圣人合婚姻，别男女，禁淫邪，男而女行；女而偏男者殄灭之无遗育，故其时天地清明，灾不作。虽人道之当然，亦所以参赞化育也。
天之雨，人之汗也。汗必自腠理达；虽天地，亦有腠理焉。深山大泽，谷高下，林木蓊郁，此亦天地之腠理也，是以其土常润，其气常蒸蒸然升而为。自生聚日蕃，贫富不均，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其近山者争觅利於间旷之地，於是悬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芜而辟之以为田；锄犁之所加，风日之所烁，焦枯燥涸，而之出渐稀矣。是以古者授田有制，度其人地之数，或百亩，或七十亩，五十亩；不得擅增焉；深山大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斧斤之入必以其时；所以培养天地之力，而常使有馀，宣导天地之气而常使易泄，之所以时升而雨之所以时降也。
人之气欲其易泄，又不欲其过泄；过泄则营卫虚，将有当泄而力不能泄者矣。天地之气亦然。铜铁之场，地力固已耗矣；然民用不可已也，且其数犹无几耳。今之所谓煤窟者何众乎？驴骡之驼，首尾相衔，日日然，处处然，其泄地气不已甚乎？且窟深则必有水注之，水注之则必以人力涸之。夫此水非他，是即蕴於地中，以升而为，流而为泉者也，奈何以有用者置之於无用乎？是以古者建国必多树木，《诗》云：“树之榛栗椅桐梓漆。”又云：“瞻彼中林，侯薪侯蒸。”然则古之炊爨皆取之於林麓，不取之深山重泉之下，夫是以天地之气完而其力厚。气完力厚故常易达；易达则无久郁；无久郁则亦无溢量之达；夫是以时雨时各以其叙。
所谓“有雨阳而无愆伏”者，此也。
○救荒策二
古者耜广五寸；两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其名曰畎。夫间有遂，其广二尺，其深倍畎。十夫有沟，其广四尺，其深倍遂。百夫有洫，其广八尺，其深倍沟。千夫有浍，其广二寻，其深二仞，以达於川。凡此者，皆非以为苟劳而已。夏秋之交，霖雨时作；山中之水必注於川，平地之水必流於潦。川不能容，潦无所宿，其势必被於田。知其必然而不可幸免，故不如先为之所以待之。今夫里巷小民，其智非有能过人也，然其营居室也，必於墙下预为水道以待阴雨；水道通则流皆入壑而庭不积焉。虽千里，虽百里，亦若是而已矣。沟洫之制今虽未能骤复，要宜仿略古法，相视地形，下者间数里为一渠；地近川者，首起於川以分川之水势；地不近川者，多其首以承潦，其尾皆讫於川乃止；则水有所归，乃不为暴矣。
且夫圣人之制为沟洫也，岂但水可以藉之以为泄，虽旱亦将藉之以为溉也。今东南之田，渠者盖大半矣；然而中原齐、晋之间仿而行者不及十一。不学妄庸之夫目不习见，遂从而为之说，谓地有可渠，有不可渠，渠之虽劳而无益。不知平地之田，苟近水，未有不可渠者；但水有缓急则渠有难易，田有高卑则溉有劳佚耳。惟其去水远者，水力所不能至，乃不可渠。然吾尝见今之为圃者，皆凿井以溉蔬，亦有因之以种麦者，其收皆什倍於陆田，虽大旱，不害其为小熟，其法岂独不可通於田乎！今诚如前法渠之，地近川者，於渠左右各为子渠百数以引川水；地不近川者，每夫耕五十亩，量择近村之田十亩，凿二井以溉之，则旱不能为大灾矣。
蝗也者，亦水旱之所生也。其为物也，不水不卵，不旱不蠕。故凡水所不潴之地无蝗；水所常潴之地亦无蝗。必秋有大水，溢入於田，然後蝗得以卵；必冬雪不降，春雨不时，然後蝗得以蠕。水旱绝矣，于蝗复何忧焉！
凡水之决，由於洪曲；凡洪之曲，由於沙停。水之大者，其旁必有停沙；停久不治，其沙遂积。沙积於北则洪曲而南；沙积於南则洪曲而北。沙形圆则洪圆曲；沙形锐则洪方曲。沙势逼洪，故洪不得不曲也。水之全力皆在洪首，洪直则行水心；洪曲则啮两岸；洪圆则岸当肩；洪方则岸当首。当肩则刷；当首则决。刷者决之萌；决者刷之极。洪势啮岸，故岸不得不决也。欲其不决，浚其沙，顺其洪，直其曲，圆其方，则沙不逼洪，洪不啮岸矣。
凡水之溢，由於泄之不速；泄之不速，由於下流之梗。水之相合也，其势必争，大者疾行则小者见夺；夺则留，留则逆，逆故不决即隘。於其合也浚之，十倍其素之广，则其势得直，其行得舒矣。
曰，浚之而塞，奈何？曰，浚而塞者，滞也；通之则不塞矣。
凡渠之器莫若龙尾：江南水车五不当一，河北水斗十不当一。龙尾之制，有城有郭，如大辘轳而侧立之；首出於岸，尾没於水，如天南北极然。城内属於轴；轴两端倚以床。城郭之间虚以容水。有墙环城，右转如螺丝然：人持轴而左旋则水循墙而右移，──水自以为已下也，而不知其已上也。
凡井之器莫若玉衡：桔槔十不当一，辘轳百不当一。玉衡之制，一腹两足：足在水中，其圆如筒，管通于腹；腹在水外，其圆如瓜，管通於口；口在井上，其圆如盘，管通於田。足之下，户之以纳水；其上，敞之以受楦。楦之大小可满足，竿属于衡；衡之高下可过口，轴属於床。衡有低昂则楦有升降；楦有升降则户有开阖。楦升户开则水入；户阖则水不得出，楦降则水不得不出──水无可如何，则不得不上入於腹矣。腹之下，两户共枢，不能两开，不能两阖。左开受水，则右阖之以禁其出；右亦如是──水又无可如何，则不得不上出於口矣。
曰：井之而竭，奈何？曰：井而竭者，浅也；深之则不竭矣。所谓“有愆伏而无水旱”者，此也。
○救荒策三
所谓备荒者吾知之矣：日常平，曰社仓，曰义仓。昔者晋侯伐楚，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齐景公聚朽蠹而冻馁其三老，则晏婴讥之。然则富民之道在散而不在积也。汉之常平始积於官，然犹不取於民；宋之社仓始取於民，然又不积於官，是以其得犹多於失。今之义仓则取之於民而积之於官矣，其初犹存劝捐之名，其後遂为履亩之税，民纳其十而九入於吏橐，就其一之实於仓者，民亦未尝得食之也。古之利国者化积以为散，後之利国者敛散以为积；古之爱民者损上以益民，後之爱民者啬民以丰官：如是，而欲其民之不死於荒岁，有是理乎？无是理乎？
其少知治理者则曰：“积贮之法，当藏富於民，使民三年耕则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则有三年之蓄；凡其粟布器畜财贿之数皆周知之而为之制。”夫藏富於民，诚是也；然一县之户至数万，一府之户至数十万，人人而察之，石石而量之，日亦不足。就令其能如是，其扰於民也必益甚。且夫积贮也者，岂必其名与形云尔哉，亦操乎其势所必然而已。贮其粟於仓而曰“此若干石”，家喻而户晓之曰：“畋尔田，积尔粟，以待凶岁。”──此积贮之形与名，庸人之所见而美，而其实皆不足恃也。昔者梁王移民移粟，而孟子以为无益，不若授之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而民自足也。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而孟子曰不知为政，不若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舆粱而民自不病涉也。天下事固有斤斤焉求其如是而反不如是者，有不必斤斤焉求其如是而自能如是者，势为之而已矣。故粟处乎日增之势，则不待贮之於官、课之於民而其积者自多；粟处乎日减之势，则亦无赖于贮之於官，课之於民而其积者必少，此不可以不察者也。
今里巷之间，侈靡征逐日以益甚，优伶之戏街喧巷咽，母呼女，舅招甥，逾数十里而往观之；生子、娶妻、丧葬之事，中人之家常不减百馀筵；加以不肖之徒荡心淫博，废时失事，倾仓倒箧，盖十而六七矣；然後以其余力力田，地利安得而尽！以其馀粟养父母妻子，饔飧安得而给！是以禾未登而麦已尽，麦未至而粟已空。称贷而益犹且不足，而今乃欲课民积贮以备凶荒，呜乎，可谓不情之至者矣！欲民之多入则莫若务专其力；欲民之寡出则莫若务啬其用。且彼民者岂不知侈佚之能贫人而勤俭之可不匮乎哉，彼其习俗皆以此为荣，故强者耻不如人而弱者惧不齿於乡里耳。乡之人入城而见长衣，则相与长之，见短衣，则相与短之，彼岂有所驱迫而然哉！然则欲俗之变亦非难事也，诚能立之标准，树之风声，其不染於俗者，礼之以为民望，而惩其尤甚者，并及其容隐之里长，则弱者有所借口而强者无所竞，力专於田，用啬於家，一岁之粟十入而七出焉求其三之毋积不可得也。
抑其事更有要者焉。治国之智与治家异。入於仓则谓之有，出於仓则谓之无，此匹夫匹妇之所谓智也、治府县者必合一府一县而统计之：一岁之获粟几石，食粟几石，则民之贫富无遁情矣；一县之耕者几人，食者几人，则粟之多寡无隐数矣。大抵民之不耕而食者九，而富民、僧、道、盗、丐、游手之民不与焉；其可以减者六，曰官之亲从，曰吏，曰胥，曰工，曰商，曰驵侩；可以去者三，曰优，曰倡，曰博徒。今此九者其数常倍於农夫，并其父母妻子计之，是一人耕之常有数十人食之也，为农夫者安得不冻馁乎！夫河之广也百步，则其润也十里；官贪而护其下，而欲亲从吏胥之不多且富，不可得也。农夫博负百钱则终夜不能寐，以其得之难也。亲从吏胥博一夜之欢，缠头至数十金而不以介意，以其得之易也。亲从吏胥之攫财也易於拾芥，而欲其不起夏屋，罗珍羞，丰裘马，耽歌舞淫博之乐，以富天下之工商驵侩优倡博徒而多其数，不可得也。然则一府县之计可知已。
且夫人之不耕，非其生而不能耕也：不耕足以自食则不耕矣，不耕不足以自食则耕矣，使六者之数所获不能逾农，而三者无所得食，则人将不驱而自耕。耕者日增则食者日减：不必求积也，而粟自苦於无所往。
所谓“有水旱而无饥馑”者，此也。
○救荒策四
此皆救於未荒者也。失此不图，至於已荒然後救之，晚矣。虽然，不犹胜於立而视其死者与！是故，救於已荒亦有道焉。一日籴，商贾末业主人宜之。二日借，有田者宜之。三曰役，无田而少壮有力者宜之。四曰赈，无田而文弱老幼废疾者宜之──赈有以粟者，饿未久，病未甚者宜之；有以粥者，饿已久，病已甚者宜之。
救荒之道，必先料民。籴者不籍，其馀皆籍。其籍必於未事，择近村之耆老若诸生殷实而平善者任之──未事，则欲欺我者计未成而谋未定；平善，则畏法；殷实，则轻赂；其近村也，则知之详；耆老诸生，则不习於欺罔之术，虽有过而易发。籍分为三等，先应赈者，次应役者，次应借者，役者，以壮者一人养老幼二人为率；壮者少而老幼多者，其馀入赈籍。借者，以田口多寡相较为差：有田而佃於人，与佃人田取其半者，以二当一；田少而口多者，其馀入役籍。籍成登於官，然後稽之以编审之籍，则口之多寡，年之壮老可得而知也。参之以地粮实征之籍，则田之有无可得而知也。凡加损赏罚皆视此。
乃发粟：借者於仓，役者於役所，皆不为厂；惟赈者为厂。厂欲多；多则民近，民近则不弊。粟厂月一发，民远来者不过十五里。先期示日，榜次其村与户於厂前。至期，亲临视之。村为一牌：炮三鸣，立初牌於门外。受粟者持具蚁附牌下；门启乃入。门阖，乃授粟：左人呼名，右人呼数。受粟毕，门启乃出；有他道则自他道先後出之。凡初牌入然後次牌立；初牌出然後次牌入；至三以下皆然。辰而始；申而毕。粥厂日一发，民远来者不过数里。立一人监之，如料民之任。受粥者皆坐，别以行，行各两列，背外面中，面间隙之以行粥。拆一鸣，行粥。人一器，不得遗；不得复，不得越。毕，柝再鸣，行粥如初；至三乃止。凡坐，内先至者。凡出，先外坐者。凡粟人扬粟於地，粥人注水於粥，皆有罚。
夫官之粟有限而民之贫富不均，以民济民者其惠广而遍，则发粟而外，富民大贾皆可捐之以助我也。有劝而捐者，其患在少；有追而捐者，其患在激；有使之八赎罪者，罪轻而赎则所得不多，罪重而赎则坏法──法坏，则天下之害有甚於荒者矣。捐之之道，毋求其能助我赈，求其能助我借与役而已者──赈者，费而不返；借与役者，费焉而未尝费。度其力之所能，即其居之所近，聚其人而告之数，粟不纳官，但八其籍，其借有不偿者官为督之。不如是，罚令助粟以赈。吾知其应之也不待辞之毕矣。其有有服姻族入赈格者，责之赈；有收养子女者，人当粟几何，官书其券，使不得轻去；愿助粟以赈者，视粟多募，免其役以劝之，则民之粟出矣，一县之粟亦有限，而四方之丰歉又不齐，以羡补不足，则舟车驮辇莫非助我籴者，是以富民可捐，外商尤不可不召也。招之之道，先於粟熟之时使人往籴以树之的，及其来也，强籴者有禁，高价者勿抑，市井驵侩不法之徒不得而侵渔抑勒之，则四方之粟至矣。
虽然，民有荒於岁者，有荒於人者──吏胥是也。凡吏胥之害；吾固已略言之矣。然在丰岁民犹能供其欲；荒岁何以堪之！且夫人而至於为吏与胥，必非有能读书明理廉洁爱民者亦明矣。其取也不以贤；其养也不以禄。不知礼义，故名不足以劝；朝斥而夕复，故威不足以惩。其所知者，惟赂而已：赂至，则鸱为鸾凤；赂不至，则夷、齐为跖、乔。故其职狱讼者，则舞文鬻狱，颠倒是非；其司赋役者，则盗用官钱，征新代旧，关通赂遗，弛富役贫；其奉差遣者，则因事索贿，计亩科钱，每营一票，费尝至数十缗，苟不十百其利，岂肯为此。至於赈济，弊尤百出，或伪造户口，或阴受请嘱。伪造户口，故粟多中饱而惠不及於民；阴受请嘱，故富者得粟而贫者无救於死。是以凶荒之岁，赈济之年，吏未有不增田，胥未有不建屋者。其在不肖有司，同利为朋，互相倚助，犹不足怪；即有一二爱民之吏，亦但以搏击士类为风烈，而轻视吏胥以为无能为，岂不谬哉！谚云：“不怕官，止怕管。”举贡生员虽有秩而政事不与闻，吏胥虽无秩而文簿票示皆出其手，此孰能为民祸，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故宋苏轼论吏卒之害。谓如二十馀万虎狼散在民间。夫岂其害未甚而古人之言乃过激如是！或亦今之君子不履田亩，不询刍荛而未之知耳。率虎狼以食人肉而曰己未尝杀人焉，吾不信也。且夫惩吏胥者岂必事事察之云尔哉，如此者，上且不胜其烦而其弊究亦不能去；要使斯人知吾意之所向而已。吾意以为吏胥不足害民，则受其害者必不敢诉，诉之亦必不察，而吏胥重矣。吾意以为吏胥深足害民，则民无所惮而不诉，诉之而无不杖之革之流之杀之，而吏胥轻矣。
吏胥之害除，然後可以有饥馑而无死亡。不然，则虽悉行救荒之政，吾见其徒为具文而已矣！
曩余馆於大行之麓，五月未雨，往来道涂间，见诸县祈雨者或焚香插柳以祷神祠，或取水数百里外，或闭南门，开北门，或缸贮壁虎令童子环击之，无法不施，迄无一效。南北开闭之说虽出董子，然屋不露日，故南户向阳，北户向阴。城门内外均露天日，南北有何分别，正所谓“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也。阴阳果何属焉？至贮壁虎於缸，则昏沈冤苦之歌昔人已传为笑柄，而不学之人尚诧为奇策，亦可悲矣。余虽布衣，哀民之不聊，伤吏之无术，乃於鞍间枕上殚思研精，略得四策。而馆事少闲，不克成稿。会雨，遂姑置之。去年自七月朔逮霜降无雨，大名府县祷雨者数，皆俟已合後乃祷，略得涓滴，即往谢神。其意欲见祷之有验以美观听。以此事神，宜其不能感格也、余复感前事，遂卒著之；欲献当路，亦竟未及缮写。今夏复旱，始乘间缮之。而连日阴四合，垂垂欲下，时作微雨，窃幸余言之无用矣。会府属诸生耆民各以役繁吏蠹讼於县，上官命县桎楷而掠之，次日天忽开霁，云敛日烈，如炎如焚。乃知感应之机其速如此。夫在上之人识虑高远，岂书生之见所能补其万一，用是复秘箧中；志其颠末。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记。
余作此策时，余乡风俗尚未甚壤，所患惟在吏胥，故三四两篇所重亦惟在吏胥。其後不数年间，风气大变，诸生多与吏胥相结，表里为奸，以罔厚利；关说词讼，武断乡曲，无所不至，遇荒岁，则与吏胥共分赈济钱米而贫民不得与焉。偶阅旧文，犹自惜其所言之未尽也。然天下大矣，岂可以一县概之；故仍其原文不改而附识其说於後。嘉庆甲戌三月又记。
○与杨赞府论漳水情形条议
此篇旧本阙，今据目录仅补文题。
○气势
凡战，义为上，势次之，气又次之，斗为下。奉天讨罪，伐暴救民，是之谓义；义立者王。据山河之险，通馈饷之利，批亢捣虚，以逸侍劳；是之谓势；势利者霸。临陈决机，勇怯并奋，乘骄待敝，使敌自溃，是之谓气；气盈者胜。矢镞剑锷，撞搪搏刺，力尽而後毙，是之谓斗；斗数者伤。《汤》之征也，曰“後我后”，武王之征也，曰“绍我周王”，用义战者也。亚夫坚壁於昌邑，郑艾缒师於阴平，用势战者也。曹刿以一鼓破齐，项羽以沉舟救赵，用气战者也。
胜负之道，无众寡，无强弱，气而已。气之既衰，强弩不足以穿鲁缟，贲育不足以抗童子。用兵者用其方锐之气而外察敌气之盛衰，盛则避之，衰则乘之。骤胜者其气骄，新败者其气怯，转斗不食者其气馁，久攻不克者其气弛，闻内有变者其气摇，仓卒遇敌者其气乱，乘而击之，一可以当百，弱可以制强。是故，用斗不如用气。
有必取，有不必取，有必胜，有不必胜，势也。项羽百战百克而卒为汉王擒者，羽用气，汉用势也。汉王守成阜以扼天下之吭，使韩信取河以北而羽之右臂断矣，南连英布而羽之左臂断矣，故楚卒灭於汉。汴之於河东也，犹汉之於楚也。克用破黄巢、王行瑜等，所向无敌，然朱温以轻兵袭晋绛，断长蛇之腰，而克用坐视河中之亡而不能救，终克用之世不复能南争中原者，失河中故也。气也者可以决一日之胜负耳，至於定天下之大计者必以势。是故，用气不如用势。
可以胜天下而不可以取天下者，不知势故也。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安天下者，不知义故也。汉之於楚，汴之於河东，皆制势以挫其气，然汉逐灭楚，而汴後反灭於河东者，汉有义，汴无义也。汉虽无汤、武之义，然义於楚者三：汉仁，羽暴；羽弑义帝，汉发丧讨之；汉当王关中，羽负约也。克用再造唐室，不失臣节，而温篡唐；克用救温，而温负克用；其见灭焉宜也。
故用兵者曰“逆取顺守”，非知兵者也。逆不可胜；逆胜，幸也。义立於素而辅之以气势，则无敌於天下。
○轻重
用兵之道可一言而尽乎？曰：可，轻重而已。敌得轻势，则我以重势持之；敌得重势，则我以轻势掩之。
凡兵之势，客轻，主重；新起者轻，久立者重；乘胜者轻，持援者重；兵精者轻，兵多者重；骑多於步者轻，步多於骑者重。轻欲速；重欲缓。轻欲行；重欲止。轻欲战；重欲守。轻欲致死；重欲万全。轻欲击虚；重欲阻险。轻欲敌之不测；重欲敌之自困。轻欲乘重之未固；重欲待轻之已衰。是故，平原旷野，轻之地也；山高水深，重之地也。因粮於敌，轻之资也；粮饷有馀，转输利便，重之资也。雨雪昏暗，敌不设备，轻之时也；祁寒盛暑，敌劳我逸，重之时也。鼓行而前，遇城不攻，轻之用也；坚壁清野，绝敌粮道，重之用也。
韩信之下赵也，汉势轻，赵势重；成安君不守井陉口，故赵败而汉胜。吴、楚之攻昌邑也，吴、楚势轻，汉势重；亚夫坚壁不战，故汉胜而吴、楚败。邓艾缒师於阴平而遂灭汉，得轻势也。慕容超弃大岘不守而遂亡，失重势也。李密之距王世充也，魏徵劝之坚壁勿战，用重也；密不听而与战，故败；世充能用轻而致死以逼之，故胜。窦建德之救郑也，凌敬劝之西出轵关，用轻也；建德不听而攻虎牢，故败；太宗能用重而据虎牢以待之，故胜。徐敬业之讨武氏也，倡义新起，其势轻；不直造东都而还图润州，故败。哥舒翰之距安禄山也，据险自守，其势重；不固守潼关而与崔乾佑战，故败。由此观之，兵之胜败无他术也，轻重而已。
《传》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轻也；“後人有待其衰”，重也。自古以来用兵之势未有能外乎轻重者也。知乎轻重之术，则百战而百胜矣。
○释明
人有明，有不明，生而然乎？曰：非也。用其明则明矣；不用其明则不明矣。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子不见夫目乎！瞽者，千万人而不一二遇也。上古之时有离朱者，暗室之中能察五色，千万年而不一二遇也。其他有目者皆相似也：或明，或不明，倍焉而已耳；又其甚者，蓰焉什焉而已耳；乌有相干百者哉！夫心之明亦若是而已矣。
曰，然则何以相远？曰：孟子曰：“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兴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吾幼时至人家，归而问其人之所衣，不知也。此无他，不视之故也。吾尝自芟树，不自决其当芟否也；明日行於途，见树焉则视之，归而数其所见之树。之长短，枝之多寡；历历犹在吾目中也。此无他，视之之故也。故视则明，不视则不明。自掩其目则虽置泰山於其前而不知也。夫心之明亦若是而已矣。
是故人主日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不能欺也；日与其群臣接，则大臣不能欺也；日与其庶民接，则群臣不能欺也。是以先王之世，日有朝，时有省，五截而一巡狩，有大事，朝国人而问之，彼诚用其明也。岂惟人主，虽良吏亦然。其听讼也勤，其接士大夫也数，则吏胥左右之人不能售其奸矣。
今之为县者，惮於听讼而疏於接士大夫。讼者或待至数月焉，或待至一岁焉；不然，则委之於宗族乡里之长焉。讼者不得尽其辞，故他人得以抑扬其说，上下其手，而无所忌。流言日入於耳，是以其听之也愈难。向使其讼之始而即坐而听之，讼者无遁情，听者无旁受，数言而立剖矣。有人焉誉之，则以为贤，一县之中皆以为不肖而彼不知也。有人焉毁之，则以为不肖，一县之中皆以为贤而彼不知也。事本曲也而或云直，则疑其果直也。事本直也而或云曲，则疑其果曲也。为所诬者虽有夷、由之行，具仪、秦之舌，抱陈平、第五伦不情之冤，可以一辨而即明，而无如其不见不问何也！呜乎，是自掩其耳目而已矣！
如此者，其不明之咎耶？其不用其明之咎耶？夫苟不用其明矣，则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焉！
○喻伪
磁粉，天下之名藕粉也。自秦、楚、梁、豫来京师者必道磁；道磁，必市磁粉以馈京师士大夫。京师士大夫莫不重磁粉者。然以其名也，故伪多而真少。州中粉肆数十，皆用绿豆若蜀黍粉为之，虽华门广厦皆然。惟南门杜氏及北门外张氏，粉皆以藕，不伪；然肆殊狭陋。又有某氏，居村中，粉尤美；近人或知之。四方来者仓卒不能辨，苟以磁之名焉而已，见华门广厦，争往市之，以故伪者反易售。人竞趋於伪，京师士大夫罕有能食真磁粉者；然磁粉尚名京师不少衰。呜乎，磁粉一口腹之事耳，其藕也必甘而旨，其非藕也必薄而劣，此宜尽人皆能辨之，然受其欺者比比如是，况物之难辨有百倍於磁粉者哉！物之美者往往不辞僻陋，然世之人未有不择通都大邑华门广厦而投足者，宜乎其不能得真者而市之也。
有晋中客以识药知名，过内黄，止药肆，或以纸裹羊胎示之，绐曰：“鹿也。”客睨之而笔曰：“是乃羊耳，是区区者而能欺我耶！”其人归过其友，其友裹以帛，囊以锦，贮以箧，复持示之。客两手捧之，谛视良久，曰：“此真鹿也已！此岂曩羊胎之所能伪者！”故均一羊胎也，徒手而示之则掩口而笑，裹以帛，囊以锦，则见者改容而礼之矣。今天下之不改容於帛与锦者几人。而虽持真鹿以求知於世，安在其能遇哉！
俗传有人嗜酒，醉即挞骂其妻。一日，妻置米汤釜上；以为酒而饮之，即往挞妻。妻曰：“曩釜上者米汤，非酒也。”其人豁然顿醒，遂止不挞。世之不辫真伪而强作解事者何以异此！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韩退之曰：“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小称意，人必小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余始读之以为有激而言，今始知为常事。呜乎，士君子读书学古，蕲自得乎心而已，勿望世人之必我知也！
○甘苦
裨谌能谋，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而行人挥应对樽俎之间，沛然有馀。然挥不以所能先裨谌者，才各有短长也。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而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上有所感，辄使赋之。然皋乃自诋其其文谓不如相如者，文固有高下也。嗟乎，美恶之故非智者不能知，而难易之形则众人所共见，无怪乎晋、宋以降遂至以“五官并用”，“击钵成诗”为美谈也！
秦始皇将伐楚，问王翦用兵几何，翦曰：“须六十万人。”问李信，信曰：“二十万足矣。”於是使李信为将，将兵伐楚；大败而归。复使王翦，翦曰：“大王必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诺。”翦遂灭楚，虏其王。故不考其事之成败而以兵之多寡较之，则李信贤於王翦远矣。
隋麦铁杖在陈为伞户，常下直，行百馀里，夜至京口；比旦牙时复往执伞。沈光缘十馀丈幡竿，直至龙头；系绳毕，陵空而下，人号为肉飞仙。而王韶自并州驰驿入京，竟以劳卒。力之强弱相悬乃至於此。故既为韶则必不能复为铁杖、光者势也。
苗之为物也，粪而耕之，种而之，犹有不能生者；又从而耘耨之。至於草，则不种而生，不粪而茂，耘之而犹不能除也。然而农夫不弃苗而取草者，为其为苗也。故以待草之道待苗则无苗矣。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王孙由于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彼非其人，故无由而知其人之甘苦。世有裨谌、相如其人者，必不以不病病人之病矣。
○读韩子《讳辨》
讳始於周，讳其名焉耳；文同而异其指，不讳也。周衰，鲁始以献、武废具、敖。魏、晋至唐，其讳尤严；官爵器用之属音少相似，咸莫敢近。而韩子独考经据律以正其失，可谓明於辨而卓於识矣。然当时反谓为纰缪。今之去韩子远矣、然读者无贤否未有非之者。岂今之人皆智而唐之人皆愚哉！甚矣风俗之移人也！非韩子，其孰能违俗而不顾者乎！呜乎，士之执一说，守一义者，惟其是而已，世俗之臧否岂足为定论哉！
○书陈履和《东山诗解》後
细观所解，分肌擘理，思曲意深，深为嘉欢。但熟玩此篇，只是室家聚首相乐之词，非有他也。首章自叙途中情形而结之以“车下”、“独宿”，次章代写家中景象而结之以“可畏”、“可怀”，其意了然。三章始言夫妇之聚首，“妇叹于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双承上二章意。此下便当写聚首之乐矣，却忽借瓜开；非瓜也，其人也──瓜犹如此，而况人乎！四章又借新婚之乐以形容之，末只一句打转，言语之妙，令人想像无已。盖聚首之乐最难言，言亦不能尽，故前两章从对面写，後两章为旁敲侧击之词，不言乐，正深於言乐也。读此诗，使人动思家之情，增伉俪之重。
鄙意，读《诗》之法当先求其义。如此诗，三年东征不为不久，而其词绝无一毫怨意，若《卫》之《击鼓》，《雅》之《渐石》者，固由周公奉天伐暴，要是文、武遗德在民，周公矜恤有道，是以上下一体如此。即此可见盛世景象。易传所谓“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者，此也。然与《秦风》之《小戎》、《无衣》又不同。彼是一团霸气，与此有欢娱之别。此秦之所以并六国而周之所以卜三十也。自说《诗》者以为劳诗，此意索然矣。
次考其事。如此诗，即周公伐奄事，当在《书大诰》之後，《多方》之前。盖商季诸侯互相吞并，东方奄为最大。武庚，亡国之馀，伐之想不大段费力，而伐奄为最久。故孟子云“三年讨其君”，即此事也。
次玩其文。如此诗，醇厚和平中有朴茂之气，真盛世之音也。《小雅》、《国风》中，惟《七月》之雄伟深厚在此诗上；若《出车》、《六月》等篇，虽冠冕堂皇，而气味皆不若此醇古。即此可验政事盛衰，世次先後。
若诗中语有难解者，不妨姑置之。说皆可通者，不妨两存之。今人觌面问答犹不无错会其意者，况三千年前之言语，世变风移，名殊物异，安能决知其某字何意，某字何意哉！且由古文而隶，而楷书，由竹简而纸，而印本，岂能绝无缺误。是以武侯略观大意，靖节不求甚解。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卷二
○封建论上
旧本阙
○封建论下
旧本阙
○周平王论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复都酆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於洛。”苏氏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崔述曰：甚矣，苏氏之诬也！夫国之盛衰在德不在势，周之所以不振由其无贤圣之君，不以迁都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此子朝之谀词耳；考之经传曾无一善可纪。岂得归咎平王哉！
且平王初未尝有迁都之事也。周之王畿，号为千里；然当幽王之初，诗人已有“蹙国百里”之伤。至骊山之变，宗周之地尽没於戎，所存者惟郏、辱阝耳；然後晋文侯迎太子宜臼而立於洛，是为平王。非平王本都宗周，无故而弃千里之畿以东迁於洛也。平王遭家国之变，不能尝胆卧薪，修德立政，以恢复文、武、成、康之业，诚不为英主矣；然遂谓其弃岐、酆而东迁，岂不诬哉！
卫懿公之败也，狄灭卫，卫人夜出济河，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乃五干人；於是齐桓公立戴公以庐於曹。刘聪既克关洛，虏怀、愍，琅琊王睿乃立於江东。郭威既弑隐帝而篡汉，汉之州镇皆归於威，刘崇乃以河东称帝。此数君者皆未尝以国迁也，彼其故土已丧於先君之手，万不得已而自王於一隅，保境安民以存宗祀，夫亦可谓难矣。固不能与夏少康、汉光武同列中兴之数，亦何至遂与魏、李景，避寇迁都之主，同类而并讥也哉！
说者又谓平王以岐、酆之地赐秦襄公为东迁之证，则又不然。人之情莫不知爱土地，人有土地犹思夺之，况己之所有乎！平王之所以畀秦者，盖其地已尽为戎有，自度其力不能恢复，又惧戎之东侵，而秦有拥戴血战之功，是以因而与之，使之自为职守以卫王室。不然，关中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文武所以成王业也，一旦无故而捐之以与秦，平王虽下，不至若是愚也！自平王之立四十有九年为鲁隐公之元年，又七十馀年而秦穆公始大，则当赐秦以後，秦虽日与戎战犹未能有其地，况平王乎！
桓王取邬、刘、、邗之田於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樊、隰成阝、攒茅、向、盟、州、陉、ㄨ、怀凡十二邑；左氏讥之，以为“己弗能有而以与人”。晋文公既定襄王於郏，襄王劳之，复赐之以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意与平王正同；盖以其地既弗能有，而名犹隶於畿甸，无宁为此不费之惠焉。但以晋之力能有之，是以左氏无讥。而东莱吕氏乃谓“襄王不许晋隧而赐之田，亦为紊王章而自削弱”。夫使此地果王所有，则王既许之，谁复拒之，亦何待於晋侯围之以兵而後服哉！且左氏“己弗能有”之文吕氏独未之见乎？甚矣宋儒之不考也！
自宋以来，儒者皆好为议论以訾前人而不考其事之终始，往往颠倒时代，错误方域；而後之学者识见寡陋，震於其名而不自求之六经诸史，口耳相传，道听途说，遂以为其人之定评者数百年矣。如平王者，何足道！其他贤人志士，乱贼奸臣，或无端而被谤，或无故而窃名者，又岂少也耶！
○宋宣公论
宋宣公将卒：舍其子与夷而传国於弟和。和将卒，复立与夷而居其子冯於郑。与夷立十年，其臣华督弑之，召冯於郑而立之。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余之意独谓不然。与夷之立也，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不知督有无君之心而以为大宰，又不阴为之备，故督得成其逆谋，不因於宣公之让与不让也。会宣公有让国之事，後世远以为口实；藉令宣公自传之与夷，乌知督之遂不弑君也？春秋之世，宋之见弑者三君，庄公、成公皆未尝让国而其子捷与杵臼亦皆见弑，岂得独罪宣公也哉！
若谓督既弑与夷而立冯为宣公有以启之，则又不然。使与夷既立而冯作乱，若王子朝之於猛，卫州吁之於完，以罪宣公，可也；今也冯未尝有是也。督既弑与夷，宋国不可以无主，冯亲先君子，故召而立之耳。藉令无冯，宋岂无诸公子可立者乎？齐光之弑也立杵臼，郑夷之弑也立坚，此又谁实启之？晋州蒲之弑也，栾书召孙周於京师而立之，周之父未尝有国也。岂必宣公传位於和然後冯可立哉！
且非独与夷之死宣公不任受过也，即其立也亦不任受功。宣公之所以立和，或与夷幼而不能主社稷，或不肖而不可以主社稷，为宣公者当立和则立和而已矣，和之复立与夷与否宣公不得而知之也。不立其子而立其兄之子，此和之贤；不知与夷之不可为君而立之以致乱，此和之过，於宣公何与焉！观於与夷之终见弑，则宣公之所以立和盖非无见也。和之卒也，与夷之齿长矣，师保之教训夫亦可以习矣，政之得失，民之哀乐夫亦可以备知之矣，然犹不能安其民而制其臣；使宣公之卒而即传之与夷，其见弑之不待於十年可知也。宣公之能知人如是，世不以是贤宣公而反以是罪宣公，甚矣其是非之颠倒也！
吾尝观於三代以上之事，而知父子相继非一定之制也。一姓之相传始於禹，而禹孙仲康以弟继兄。商人兄终弟及，见於书者尤多。周孝、定、敬三王皆以别子嗣居天位，盖国家不幸而当其变，则社稷为重，宁割慈忍爱而立弟耳。
秦、汉以来，人主各私其子，乃藉口於“君子大居正”之说，神器於婴儿，付生灵於不肖，以至败国亡家覆宗绝祀者盖不可数矣。其尤著者，晋武帝明知其子惠帝之昏愚而其弟齐王攸之贤，乃溺於禽犊之爱，终不肯废子立弟，以致八王、刘、石之乱；周武帝明知其子天元之凶恶而其弟齐公宪之贤，亦蹈晋武覆辙，使之扪痕恨晚，宪以冤死，周亦寻灭：岂不可痛也哉！此皆公羊氏所谓大居正之君子也。然而後世之儒不闻议二武之失，反斤斤焉求宣公之瑕以为传弟之戒；然则为人君者必明知其子之不克负荷而与之国，使之暴虐生民，踣其国，坠其宗，然後得免於後世之清议耶！
○鲁隐公不书即位论上
鲁隐公之元年，《春秋》不书即位；先儒以为摄。欧阳子曰：“隐实为摄，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决非摄。”苏氏轼曰：“非也。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以‘鲁公’薨故称公。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则其弟若兄弟之子以当立者为摄主。子生而女也则摄主立；男也则摄主退。故隐公亦摄主也。”崔述曰；甚矣说经之不可不慎也！摄之义不明，遂至於乱礼而诬圣人，岂天下之细故哉！
《礼》曰：“丧有无後，无无主。”是无後则为之立摄主以主丧也。故君薨而世子生，未葬，则卿大夫从慑主，北面於西阶南，太祝裨冕告殡；己葬，则太宰太宗从太祝告於祢庙，不复有摄主。由此观之，则摄主乃丧主，非国主也。今隐公之为鲁侯十一年矣，岂得为摄主乎！礼曰：“子幼，则以衰抱之，人为之拜。”是子虽幼，不复立摄主也。苏氏亦曰：“子生而男也则摄主退。”今惠公之薨，桓公生矣，男也，隐公何得为之摄主乎！国家，重器也，不可以两属；两属则必争。今苏氏欲援一人立之，谓之摄主，俟太子长乃以授之，此二人者，皆尧、舜、夷、齐也则可，不然，是大乱之道也。非摄主杀太子，则太子杀摄主，宁先王之制而有是哉！
《洛诰》曰：“朕复子明辟。”复，下告上也──《春秋传》曰：“燮将复之。”又曰：“将复於寡君。”《孟子》曰：“有复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复王耳（《蔡传》亦然）。王莽欲窃汉之天下，乃诬周公有践位复辟之事以济其恶；苏氏信之，何耶？且苏氏以周公果称王耶，周公称王则吾不知成王当何称耶：亦称王耶，称太子耶？成王之见周公用何礼耶：如二君耶，抑臣於周公耶？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周公既称王，成王又称王，是民有二王矣。成王既北面以朝周公矣，无何又南面而临之，是“尧帅诸侯而朝舜”也。此在齐东野人或有是语，少知名义者岂得出此言乎！
且苏氏知周公何为而摄政耶？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故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故史录之为书，志此礼所由废。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伤周公、召公处事之变而不得复然也。记礼之家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己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附会而为践位复辟之言，岂不诬与！（叶氏梦得说同）不然，周公居东以後，成王既亲政数年矣，亲逆以归，君臣相得，言听计从可矣，何劳於周公之摄之也哉？
故凡古人之摄有三：舜，君老而摄者也；伊尹、周公，君谅阴而摄者也；共和，君和，君在外而摄者也──皆不为君，故谓之摄。今也隐既君乎鲁矣，即使果授国乎其弟，亦不过如宋宣公、元武宗焉已耳；即使果自老於菟裘，亦不过如赵武灵、魏献文、宋高宗焉已耳，岂得遂谓之摄也哉！岂得遂不谓之即位也哉！如是而可以为摄，则王莽、张邦昌莫非摄者矣。故摄则不称公，称公则非摄，欧阳子之论不可易也。
虽然，先儒之以为摄也亦有故：一日国君必书即位，而隐不书即位；一日相传有是说。此二疑者不破，则虽明知摄之不称公而终不敢谓隐之果非摄。惜乎其论之犹有未尽也！
○鲁隐公不书即位论下
《春秋》之策；十有二公，书即位者八，不书即位者四。先儒求之而不得其故，因见桓、闵之弑而子般之杀也，遂为之说曰“继弑者不书即位。”而桓、宣皆继弑，又未尝不书即位；则又为之说曰：“与闻乎弑者书即位。”彼数君者既已然矣，则隐公之不书即位，势不得不别为之说以通之，此学者之所以深信其摄而不敢异也。
史也者，所以传信也。均之即位也，或书而或不书，是史非实录也。史书之而孔子削之，是圣人之经非实录也。
曰：“不忍於先君之见弑也。”夫忍不忍在即位耶？不在即位耶？在即位耶，则彼之即位为忍，孔子当著其实以明其忍，不得私庇之而私削之。不在即位耶，则书不书等耳，何为而削之哉？
曰：“古者有即位之礼，先君见弑则不忍行此礼，是以不书，非削之也。”曰：“位，君位也；即位，就君位也；既为君未有不即位者，不即位是不为君也。自天子以至於大夫皆有位，於何日始居此位即於何日谓之即位，不以其礼之繁简也。所谓即位也者，犹後世天子之云登极，百官之云到任也；今曰‘某虽为帝，未尝登极’，‘某虽为官，未尝到任’，可乎？不可乎？晋厉公之弑也，悼公在周；竖牛之杀叔孙仲也，昭子讨而诛之；二人者其不与闻乎弑可知，然皆不废即位之礼。由此观之，虽继弑未有不即位者。庄、闵、僖三君之不书即位，皆不以继弑故，何独至於隐而必疑其摄耶？”
曰：“继弑之说本之《公羊》、《梁》，诚如子所云矣。《左氏》庄元年传云：‘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闵元年传云：‘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元年传云：‘不称即位，公出故也。’然则其皆非与？”曰：“君虽弑，子犹得称即位，岂以夫人故，乱故而不得称乎哉！礼虽不备，其为即位自若也。且《传》以为僖公先即位而後出耶？先出而後即位耶？先即位耶，即位之时史固已书之矣，岂至後日既出而追削之？先出耶，身既在外矣，又何位之即焉？盖左氏亦求之而不得其故，故以意度之而为之辞。不然，君之出入非小事也，僖公出何地，出因何故，既出何以复入，《传》何得不置一言也哉！”
曰：“然则何以不书即位？”曰：“《春秋》之策十有二公，其後七君皆书即位，其前五君书者一而不书者四，岂不以其世远而多阙哉！君之即位也以正月，而定公之即位也以六月，即位固无常月也。故旧史失其月日则孔子不复追书；即旧史载其月日而所传异词，又不幸无可考，则孔子亦宁阙之，慎之至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後人耻言不知，务强为之说，故不知圣人有如是之阙疑，反以为别有深意焉者，而不知其过也。隐公之世，大夫卒多不日（唯公子驱卒日），桓、庄之世，大夫卒多不书（唯公子牙卒书），皆远也，皆阙也，皆慎也；乌有如先儒之所谓云云者哉！”
曰：“然则相传之说何以故？”曰：“自古篡弑之君往往文饰其说以欺当世。王子朝既败，告於诸侯曰：‘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楚公子围弑郏敖而自立，使赴於郑，伍举问应为後之词焉，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之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吾恶知非桓既弑隐之後恐国人之议己，伪称其母之贵，其兄之摄，以明己之当立，不幸桓之子孙终有鲁国，遂无有人为辨其诬者乎？学者取信於《经》焉，可矣！”
○争论
廉颇为赵将，有大功，拜为上卿。蔺相如为赵奉璧於秦，完壁而归，又相赵王会秦王於渑池，亦拜为上卿，位廉颇右。颇羞为之下，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称病不与争；望见颇，引车避匿。颇闻之，肉袒负荆至相如门谢罪，卒相与。世皆多相如之有让。余独以为相如固贤，亦幸而遇廉颇之贤故得成其让也。何者？天下之事，两争然後相争，亦两让然後相让。使相如避而颇不悔，以为畏己而愈肆焉，即已辱之而犹以为未足，相如其奈之何？由是言之，成相如之让者颇也。
宋殷景仁为领军将军，荐刘湛於文帝，召为太子詹事，并被任遇。湛以景仁位在己上，乃因彭城王义康以倾之。景仁惧，称疾不出，以避湛者数年。湛犹不肯已，谋使盗杀之。文帝乃与景仁密谋诛湛，然後景仁始免。若此者，岂景仁之不让哉！湛非有颇之功，又因景仁以进，固不当倾景仁；景仁之避湛，其事更难於相如，然卒不能减其怒，必死景仁而後甘心者，何也？人心无尽，固非让之所能化也。嗟夫，士大夫诵读诗书，谈说礼义，让之犹不足止其争，况於里巷不学之人，市井无赖之辈，尚力而不尚德者乎！虽有好让之人与之处，亦不能保无相争之事。乃世之士见其如此，不复问其曲直，辄从而两罪之，呜乎，过矣！
古之时人心淳朴，风俗敦厚，犹有化於让者；後世不可得矣。有让之者，则以为畏己而愈陵之。让之既久，则又以为事固当然而安之。一日少拂其意，则其怒反更甚。且让固有不能率以为常者。人之贪心，遏之则渐止，纵之则益甚。今日欲得其牛，与之；至明日而又欲得其车，又与之；又明日而又欲得其宅。故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争而不已，势必至於让者不能复让而亦与争，贪者智尽力穷而无所得；然後其争始息。故两争者必至之势也。
周太王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皆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卒弃其国，逃之岐山而後已。秦以山西鏖六国，六国争割地以事之，今岁割三城，明岁又割五城；地不尽，秦兵终不止，卒灭六国，并天下而後已。太王之与六国不可谓不让矣，周、秦以上已非让所能化，况後世乎！故曰：“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
宋之於金也，初割三镇，继割两河，继而又割京东、京西、陕西诸路，求和之使旁午於道，畏避不已，至於航海。自古以来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让者也，然而金师南牧未尝为之中止。必待韩、岳、吴、刘屡挫其锋，然後金人始许画淮以和。由是观之，苟力之所能争，虽百让之不止。国家之大，闾里之微，其理一而已矣。故曰：“两争者必至之势也。”
圣人知其然，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曲则罪之，直则原之，故人竞为直而莫肯为曲。人皆不肯为曲则天下无争矣。然则圣人之不禁争乃所以禁争也。後世之论者则不然，但见其後之争，遂不复问其前之让，而曲者直者至是均不免於訾议。曲者以利，犹获助於小人；直者以义，并见弃於君子。人知让之之後之终不免於争，而又不能以其直见谅於人也，故竞为其曲而莫肯为直；与其让而不终，无宁争之於始。俗之益争，夫亦好为高论者之有以驱之也！且论者於南宋之事则以其让为罪，於闾里之间则又以其不让为罪。天下传自祖宗，田宅亦受之先世；势同而论异，事异而罚同。呜呼，人欲求免於後世之君子难矣哉！
朱仁轨云：“终身让畔，不失一段。”斯言也，听之甚美。然以余所见乡党之间则大不然。最甚有杨氏者，田百亩，今仅馀四十亩矣，然犹供百亩之税，遂为子孙百世之害。不知古今之殊俗耶？抑四方风气之不同耶？至於不肖之宗族，尤不可以常理论。唯力足以拒之斯已耳，否则必无立锥之地而後不生其心。然亦其初即然乃免於争，若争端已起而後然，则虽垂而人犹不信，悬磬而忿犹不消。故有田宅已捐，自食其力，幸未至於冻馁，而争犹不止者。况其让犹未至於是者耶！
曰：然则让不能以化人乎？曰：其人而贤如廉颇也则能；即不然，而吾力能制其命而姑让之，彼自知其力之不敌也，亦或有知感者，不可以是概之人人也。是故，以让自勉则可，以不让责人则断不可。夫责人则亦惟论其曲直而已矣！惜乎世之君子未尝久处闾阎，亲历险阻，而於人情多不谙也！
○讼论
天下之患莫大乎其名甚美而其实不可行。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曰：“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许行使市贾不贰，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圣人非不知薄取民而一市贾之为美名也，顾以其势断不能行，姑取其美名焉而已，而人心风俗必受其大害，是以其论常不敢过高也。
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事势之所必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故《传》曰：“饮食必有讼。”柳子厚曰：“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讼之来也久矣。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鲁叔孙昭子受三命，季平子欲使自贬，昭子朝而命吏曰：“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唐、虞之时何时也，诸侯犹不免於讼；昭子，贤大夫也，亦不能以无讼：然则是讼也者；圣人之所不责而亦贤者之所不讳也。两汉之世好言黄、老，始有以不与人讼博长厚之美名者；然亦其时风俗醇古，故得以自安於闾里。唐、宋以降，日以浇矣：乃为士者幸藉门户之荫，不见侮於市井小儿，遂以人之讼者为卑鄙而薄之；而惮於听讼之吏因遂得以是藉口，有讼者，则以为好事，怒之责之而不为理。呜呼，是白圭之取民而许行之治市也！
何以言之？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必此争而彼甘於让斯已耳，苟不甘於让则必讼之矣。故陵人者常不讼，而陵於人者常讼，其大较也。且争而甘於让者，惟贤与孤弱者耳。然理固有当让，有不当让；势固有能让，有不能让。所争者非一人之得失，则不当让。让之而争者不已，让之而争者得逞，人皆从而效之，则亦不能终让。故虽贤与孤弱者亦不能尽无讼也。夫使贤者常受陵於不肖而孤弱者常受陵於豪强而不之讼，上之人犹当察而治之；况自来讼而反可尤之乎！今不察其曲直而概不欲使讼，陵人者反无事而陵於人者反见尤，此不惟赏罚之颠倒也，而势亦不能行。何者？人之所以陵於人而不与角者，以有讼可以自伸也；不许之讼，遂将束手以待毙乎？抑亦与之角力於蓬蒿之下也？吾恐贤者亦将改行而孤弱者势必至於结党，天下之事从此多而天下之俗从此坏矣！
余幼时，见乡人有争则讼之县；三十年以来不然，有所争，皆聚党持兵而劫之，曰：“宁使彼讼我，我无讼彼也！”唯单丁懦户，力不能抗者，乃讼之官耳。此无他，知官之恶讼而讼者未必为之理也。民之好斗，岂非欲无讼者使之然乎！逮至近年，风俗尤敝，里巷之间别有是非，反经悖律而自谓公；以斗伤为偶然；以却夺为小事；立後则疏族与同父无殊；争田则盗买与祖业不异。推此而论，不可枚举。至於姑残其媳，弟侮其师，窃田禾，毁墓木，尤恬不以为怪。诉之宗族，宗族以为固然；诉之里党，里党以为固然。彼固不识字，即识字而亦不知律为何物也；不得已而讼之於官，则官以为好事而里党亦共非之。是以豪强愈肆而善良常忍泣而吞声。无讼则无讼矣，吾独以为反不如有讼之犹为善也。
昔韩文公为都县，雅重卢仝；仝为比邻恶少所苦，使奴诣县讼之；公不惟不薄仝，反称其贤而自引为己罪。彼韩公者岂独喜人之讼哉？诚少历艰难而悉寒士之苦故也。然则今之君子或亦生富贵之中，席祖父之势，居仁里，处顺境，未尝身杂保佣，目睹横逆，故不知涉世之难而妄为是高论耳；不然，何其不近人情乃至是也？
或曰：“子未睹夫讼之害耳。书役之鱼肉，守候之淹滞，案牍之株连，有听一人一朝之讼而荒千日之业，破十家之产者矣；况有讼而诬焉者乎！”曰：“此诚有之。然此谁之过耶？苟官不护其下，书役安得而鱼肉之！讼至而即听，当逮而後逮之，何淹滞株连之有哉！此乃己之不臧，反欲藉口以禁人之讼，可乎！且讼而果诬，反坐之可也；不治诬者而迁怒於他人而禁其讼，是使直者代曲者罹殃也，亻真孰甚焉！”
曰：“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然则圣人之言亦非与？”曰：“《大学》释之明矣，曰：‘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然则圣人所谓‘使无讼’者，乃曲者自知其曲而不敢与直者讼，非直者以讼为耻而不肯与曲者讼也。若不论其有情无情而概以讼为罪，不使之得尽其辞，曰吾欲以德化民，是大乱之道也。且无讼之治，圣人犹难之；今之吏岂惟无德且贪莫甚焉，民之相争固其所也，而欲使之无讼，舛矣！”
○五行辨
旧本阙
○稷祭辨
稷，五之长，今俗直谓之。祭，黍之别种不粘者是也；或谓之饭黍，关以西谓之糜，河以北谓之祭。
韦昭《国语注》云：“莠草似稷而无实。”今莠正似，绝不似祭，此可知稷之为今而非祭也。《说文》云：“祭，糜也。”又云：“糜，祭也。”祭之苗穗皆与黍同，故糜从黍。古人均谓之黍，《诗》所谓“其饣襄伊黍”《论语》所谓“杀鸡为黍”者是也。关以西亦谓黍为黏糜。此可知祭之为黍属而非稷也。稷，入声，子力切。祭，去声，子例切。稷从；祭从祭。其义、其音、其文，无一同者，则二者之非一物明矣。
粟者，黍稷末去皮之通称。对米而言则皆云粟；数之名则未有及粟者。孟子曰：“有粟米之征”，“米粟非不多也。”《诗》云：“黍、稷、稻、粱。”又云：“黍、稷、重、、禾、麻、菽、麦。”皆不言粟，是也。故米初去粗皮，谓之脱粟；呼稷之粟为粟，非谓稷为粟也。以稷之多也，故但呼以粟而即知为稷；久之，而稷之名遂掩。稷也而粟之，犹今之人之之也，犹於其米而直谓之米也；而不学者遂误以粟为本名，而不知其为稷矣。
河北自漳以西舌强，能读入声；以东舌弱，不能读入声，──《中原音韵》所谓“入声作平声，作上去声”者是也，──故读稷与祭之音相似。而乡中人识字不多，秋禾登於场，笔而记其数，有不识祭字者，则书稷字以代之──稷字《四书》、《诗》所有；祭字《四书》、《诗》所无也。犹高粮之或误书为高梁（俗呼蜀黍高粮），金簪之或误书为金针也（俗呼黄花菜为金簪），犹古人之误书弄璋为弄獐也。而不学者不知稷为何物，遂误以祭为稷，反疑其民呼为“子例切”者乃方音之转，而笑书祭者为误字矣。
稼书陆子作《黍稷辨》，谓稷乃今之谷而非饭黍，征之书传，详其形状，以纠前人之惑，其事虽小，而不肯沿讹踵谬之心即此亦足见其万一。然谓土人以饭黍为稷，则犹未知北方农夫之所呼者祭而非稷也；由祭而之稷，作《本草群芳谱》者不见《说文》，妄以己意揣度之耳。余故补其未备，作《稷祭辨》；於陆子所已辨者则不复言，从省文，亦不敢掠美也。
○《禹贡》田赋九等解
《禹贡》九州田赋皆分九等。读者苦其难记，或作《指掌图》，以九等分配於十二辰，按指节历数之；又作《歌诀》，鄙俚不经，既侮圣言，亦无伦理，余深病之。窃谓其所以难记者皆由於不究其故；不究其故，则虽强而记之亦何得於心哉！因第其说如左：
雍、徐、青、豫、冀、兖六州皆居北方；而雍居六州上流，土厚水深，虽濒河而无河患，故田居上上。青、徐皆不濒河，故次雍；而徐上中，青上下者，徐土坟而兼埴，青土坟而兼斥故也。冀、豫皆濒河，有河患，故又次徐、青；而豫中上，冀中中者，豫一面濒河，冀三面濒河故也。惟兖当九河之委，土薄水浅，故居中下焉。梁、荆、扬皆居南方，故田皆在下等；而梁居三州上流，故次兖；荆稍东，故次粱；扬最东，当三江之委，故又次荆也。此田分九等之说也。
冀为帝畿，土广民众，故赋居上上。豫、荆，东西之中，水陆之会，故赋皆居上等；而豫田中上，荆田下中，故豫次冀，荆次豫也。雍、徐、青、梁、扬五州皆居东西偏，而雍、徐、青田皆上等，故赋亦皆中等；然青次荆，徐次青，雍次徐，与田之上下相反者，东方土狭民稠，西方土广民稀故也。梁、杨田皆下等，故赋亦皆下等；然扬次雍，梁次扬，亦与田之上下相反者，其故亦犹青、徐之加於雍也。惟兖受河患最深，创残之馀，民气未复，不可以赋之常法绳之，故曰：“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此赋分九等之说也。
赋言“错”者四州，又各不同。冀州赋重而地广，其赋不可均也，故有“错”焉；不言所错者，赋上上矣，其错必於下可知也。扬州赋轻而地广，地兼水陆，故有错而上者，故其文曰“上错”。粱州赋轻而地广，地兼水陆山林，故有错而上者，亦有错而下者，兼本等则为三，故其文曰“三错”。豫州，四方之交，土兼坟壤与垆，故其赋错出不均；综而计之，适得上中，故其文曰“错上中”。此四州言错之说也。
以是求之，皆有至理，可以得其故。何必区区效星相之术，於指节间定部位，作小儿戏哉！
○文说上
画，所以貌物；黑白之色，方圆曲直之势皆合焉，谓之画。文，所以载道；是非得失之故，贤人哲士之事实皆合焉，谓之文。物者形；道者理。形者然；理者其所以然。其事之大小，品之高下虽殊，其理一也。
马焉而狗其足，花焉而竹其，山焉而波，水焉而岫；求之天下无是物也，可谓之工於画乎？何以异为文而讠皮其说，谬其理者也！累朱攒青，曲直杂设，非人，非树，非山，非屋，见者不能名其物，可谓之工於画乎？何以异为文而晦其辞，乱其章，读之而不能通其意者也！然而彼且曰“吾工画”，世且曰“彼工画”，问其所画之物，则曰“吾工画而已，不知物也”，何以异为文而离乎道，且自负文士，世亦以文士目之者也！
凡论画之美者，曰“亳毕似”，曰“尺寸千里”；然则为文而能了然於口与手，简而明，约而尽，使读者释然有以知夫是非得失之故，岂不可谓工於文乎！然而世之为画者不求之物而徒册上之横斜疏密是问，此所以无工画者也；为文者不求之道而徒古人之文之长短难易逆顺是问，此所以无工文者也。夫匠者不必能画器皿，游者不必能画山水，然未有闭置一室，目不见山川器皿之形而能画者。贤人君子明理之士，固有不工文者，然未有於道茫然无牖隙之见而能文者也。
悲夫，知画者世或有之而知文者鲜，是文人之智反出画工下也，惜哉！
○文说下
道也者，物之理也。其於人也为情，其於事也为义为势。大之而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小之而愚夫愚妇之所可知一草一木之所以消长，皆道也。文也者，载此者也。其义显，其势悉，其情通，是文而已矣。精而论之，虽大贤之言不能皆醇；粗而论之，虽百家技艺之书亦各有其道焉，──庄周、韩非是也。譬之博奕；虽非圣人之道，然工於博奕者言博奕之所以胜负较然不诬，是即傅奕之道也。
虽然，道有醇驳则文有高下，孟子所谓“讠皮、淫、邪、遁”者也。是故，二子之文，非天下之至美也，投乎世好耳；天下之言道者亦非无驳於二子者也，不为世所诟病耳。譬诸饮食，道其物也，文其味也。《六经》，稻粱之味也。孟与韩，鱼肉之味也。斑、马、欧、柳之言间有膻腥焉。有其道而文不美焉者，失饪者也。摭拾《六经》之遗文，剿窃注疏之成说以为明道焉者，食饣壹而饣曷，鱼馁而肉败者也。庄周、韩非非圣人之道而见美於世，犹葱荽椒蒜，獐鹿驴骡之肉非味之正而人喜食之者多也，──然视烹土煮泥以求味者则不可谓无物；视世之心无所得而摹拟古人之言以为文者则不可谓无道。余所谓文以载道者，以此。
夫韩退之，柳子厚，世所谓文士也，周茂叔，世所谓儒者也，然其言皆曰文以明道。独近代文士则曰文自文，道自道。何者？彼以摹拟语势为文，以摭拾陈言为道；非文之与道异也，彼所谓文与道者异也。
●卷三
○上汪韩门先生书
（此篇已附载《考信附录》卷一《少年遇合记略》之未故今省之）与董公常书
乙酉之秋，得於京邸晨夕过从，畅论书史者数月。岁终握别，至今十有二年。每读书有会心处，辄屈指私计可与语此者惟广平栗太初及我公常先生二人。而太初往矣，先生又无由接坐一谈。兴言及此，真令人读书之兴索然欲尽也！
往述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於几前。既澜无所归，又性善忘，过时即都不复省忆，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於《六经》，不敢他有所及。日积月累，似若有得，乃知秦、汉以来传注之言往往与经抵牾，不足深信。如炎帝本与黄帝同时，太皓在其後，而世以为伏羲即太皓神农即炎帝。稷、契皆在帝喾之後百数十年，而世以为高辛氏之子。周公本因戍王谅阴而摄政，而世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平王本畏楚Τ而戍申、吕，而世以为私其舅家。周本三正并行，而世乃杂取传记夏正之文为周不改月之证。周本郊遂用彻，采邑用助，而世乃因孟子“虽周亦助”之言谓彻亦画为井，亦以中为公田。推此而求，下可悉举。要皆不肯细读经文，过信传注百家之言，故致舛误。不知先生以为然耶，否耶？旧尝阅一小说，载孔子陈时有采桑女及樵夫诗二首，鄙俚不可入口；且曰：“按，此即今七言绝句；而世儒谓始於《柏梁》不学之过也。”阅至此，不觉失声大笑。呜呼，今世所传战国、秦、汉之书名於圣人者岂有以异於此乎！特以其传既久学者遂不敢议。而今乃欲据《六经》以正其失，求其不掩耳而疾走不可得也。以此闭口，不敢与人谈及经史。安得与先生重聚数月而一证其十馀年来之所得哉？
今岁偶至郡城数日，行入书院中，得遇胡君名光四者，问之知为及门高弟；因询近况，乃知令郎已长，能读父书，负笈从游者甚众，先生杜门不出，日惟与门人讲诵，不觉欣然为之破颜。士不能展所学於天下，固当成就後学，作如是事。若述者，其学固无可取，而亦绝无人相问难者；少年才俊皆高视阔步，一揖犹以为浼，一问犹以为辱，安得有所谓负笈从游之怪事乎！间有一二来者，皆初学无所解；得一补诸生即都去。读书虽有所得，而环顾四壁茫然无可语者。亦可为之长太息矣！
前在京师时，先生方刻印章，文曰“四可堂主人”。问其说，云：“余有亲可养，有子可教；有田可耕，有害可读，余何为仆仆於京师者！”今尊大人虽捐馆，其三可者固自在。而述本无祖遗田产；又值洪波毁室，先人所遗书荡然无存，至无容膝所？依人庑下。辛卯之春，先君见背；今惟家母在堂，差为康健，而禄养色养又都不能。一二年来，增患目疾，翻阅尽废。年垂四十矣，而一介子女杳然不闻消息；家贫不能畜妾。四者无一可焉。夜中就枕，怛然无生人之乐，不觉其泪之濡衾也。
久不与人通书，会此便，不觉一泻欲尽。然书写良艰，落笔时所裁割者街多，幸为心照。如遇北风惠以德音为望。率此亻布候近祉，不宣。晚弟崔述顿首。
○送栗太初赴纳任序
四川在京师西南五千里外，有剑阁、云栈之险；而自强献忠蹂躏後烟火几绝。国家涵育百年，民稍稍生殖；然惟成都称殷盛，他府州尚多旷土。民朴鲁俭啬，无珠贝珍异之饶，士大夫铨得其地者率以为苦。而叙、泸以南，地近徼外，多瘴疠，以是人尤不乐往。
广平栗太初，余同门友也，博学喜著述，读书一遍辄背诵不遗。乾隆己丑，由前进士谒选於吏部，得泸州之纳。询之蜀士大夫宦游於京师者，皆云：“县於蜀最贫；自山水幽胜外无足满意者。”於是识栗君者皆为栗君忧。而余独有以知栗君之不忧也！
夫忧，生於欲之不遂。士不能读书求古圣贤之道，欲以仕为贸易，奔走形势间以冀一遇，或弃产称贷然後得注选，其心以为一旦得官可以偿其所费，且求赢焉，若贾人权子母之利然；此其忧贫固情之常，不足异。若栗君者，读书学道人也，其富也奚以喜，其贫也奚以忧乎！且非第不忧而已。其为富也者，方面大吏皆艳而志之，需索之烦，供亿之费少不给，则不得安其位；官虽富，常不敷所出，虽廉吏至此其势不得不贫。其为贫也者，两院以下皆知人之惮而不愿为也，其不幸而值焉者，虽小忤意，辄不肯易置；或垂橐入谒，亦往往获无事；以此反得行其志，即贪吏为之亦有以廉名者。夫栗君之仕欲以行其志也明矣，其於纳溪，喜之不暇，而何忧焉！
吾又闻文章之事与名山大川相长。曩栗君与余同习业於石屏朱公之署，日以文章相砥砺。既而栗君成进士，多交游，撄世务；而余善病，且羁旅逐衣食，往往废业。今栗君奉省檄，洽百里，逾大河而西，越两崤、函谷，仰蹑三峰，吊秦、汉之都，西度大散，入汉中，观诸葛武侯之遗迹，驰驱於飞梁峭壁间，山鸟异声，秋云幻状，然後登大剑俯长江，其山水之奇秀皆足以发抒其耳目。而县又淳简，栗君游刃治之有馀，鸣琴之暇，计必陟其山，漱其泉，婆娑嘉树之下，极游观之乐，以默证其平日所读之书而悉发之於文，吾知其与曩者习业时必有异也。余方艳羡之不可得，而栗君讵反忧哉！
栗君发矣！异日余至京师，遇有自蜀中来者，必将询粟君之政与其文；且问蜀人之敬信栗君能如文翁、少陵否。栗君所得不已多乎？孰与夫横金卧内，德色妻子，穷水陆之珍，极声色之奉，以自鸣善宦者哉！遂书此，以赠栗君之发。
○赠陈履和序
（此篇已附载《考信附录》卷一《少年遇合记略》之末，故今省之）《武安文昌祠签簿》序
武安张子奇昌质所学於余有日矣，一旦持一册来，曰：“此武安文昌祠签簿也。日尝过之，见其毁也，因重录而易之。先生其为之序！”余固辞，而其从叔友唐复力为之请。余曰：“嗟乎，余安能序此簿哉！余少未尝为此学，不知其所由美，而心窃以为非宜。誉之，则失其本心；毁之，又非子之所以谓余序之之意也。余安能序此哉！”
且文昌，星也，在紫垣之外。《天官书》曰：“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今北斗上六星上曲者是也。而近代所祀，称为梓潼帝君者，则晋、魏间将蜀人张氏，以战殁而血食於蜀者。其後庙祝欲灵其祀，乃诈称梦神谓己‘上帝使我掌人间士子禄籍’，自是士大夫始争事之。沿之既久，遂误以为文昌。合天神人鬼为一祀，舛亦甚矣！”
夫文昌，星耶，固不得有言；若梓潼神也耶，将毋亦忠直勇决之气存於天地之间，其肯逐逐然日与斯民谋趋利避害之计，而又效唐、宋以来所谓声病俳偶之文，间杂以鄙俚之言，以示天下耶！且神止一耳，而天下府州县祠有签者无虑数百；尽应其求，力亦不给。理势皆无据而世信之，亦以惑矣！
夫利害歧於前则聪明乱於内，是以有非所信而信之者。签语之设不知其所始；然必始於人之热於利害而迷所往，而後无稽之徒得以售其伪也。若夫君子之行惟其义而已矣，进退行止自有法度，是故有知利而不取，有知害而不避。无论签之伪与其利害之必不验也，即令实且验焉，亦奚所用之哉！
余之所见如此，是岂可以为序乎哉！然使余弃此不言而谬为美言以悦子，则又非君子忠信不欺之道，《论语》‘各言尔志’之义也。且余所素命为狂澜而力不能回者，今又安能因子之故而反决其流，扬其波哉！然则余之序之无乃不如其弗序矣乎？”
既不获辞，遂书此以贻之。
○《曹氏家谱》序
世近则所闻详；学深则所记多。此必然之理而无可疑者也。然吾尝读《尚书》，孔子之所序也，乃仅断自《尧》典以下。其後五百馀年，有司马迁，其学不逮孔子远甚，而所作《史记》乃始於黄帝。至司马贞，又後於迁者近千年，其学亦益不逮，乃为迁补《本纪》又始於伏羲氏，前於黄帝者千数百年。下至於明，世益晚，其人如王世贞、锺惺辈，学亦益陋，而其所作《纲鉴捷录》等书乃反始於开辟之初，盘古氏之时。是何世益远，其所闻宜略而反益详；学益浅，其所记宜少而反益多哉？盖世近则其考之也易，而学深则其辨之也精，夫是故伪者不能以乱正，而其书自不能不略且少。世益远则伪者益多而亦益难辨，学益浅则益不能辨其为正与伪，而视《六经》、《三传》、诸子百家、齐东野语、汉人小说，均之为可信矣；如是，而欲其书之不详且多，其势固不能也。嗟夫，史降而有州县之志，志降而有士大夫之家谱，大小虽殊，其为记事则一。修史者数百年而一人，犹且如是，况志与谱盈海内，作者肩摩趾接，聘者不择人，修者不度己，是恶得不舛哉！
吾乡松岩曹先生，前辈中盛德君子也，与吾先君交游。其子叔文、阿周亦与余相善也。先生卒数年，阿周持其《家谱》示余而嘱为序，盖先生之所作而阿周续之者也。余览之，乃始於先生之曾祖；自曾祖以上非不尽知，而所传异词，恐紊世代先後之次，则竟略而不书，且为《辨疑说》以明之，盖恐後人之妄补之也。先生原籍武清，尝往求其疏族，得其远祖之墓，其访之也必周矣；然而终缺之者，盖惟其访之也周，故知其可信者之少。凡轻於纪载而不自疑者，皆其访之不周者也。昔者炎帝、太皆在黄帝之後，传记之文甚明也；自班固误以炎帝为神农氏，太为伏羲氏，而後之作史者耻言不知，务求胜於孔子司马迁，遂列之於黄帝之前，世代颠倒而不自悟。见先生之谱，亦可以少愧矣！
余又尝观《通志》、《新唐书表》，其所载得姓之始及其世系皆历历可指；及考之於传记，有一氏而出於数国者，有一国而不止一家者，然则其馀将尽无子孙乎？是皆考之不详，辨之不精，见其一而不知其有十。而後之人作家谱者乃引之为权与，甘於自诬其祖而无所惜，良可叹也！曹之姓，见於《春秋》者，邾与小邾二国；而文王子振铎封於曹，其後亦以国为氏。曹之始未能决知其所出也。不能决知而遂不言，非有识者曷能如是！至於谱中所载先世族人事迹皆纪实无虚美，瑕瑜不相掩，尤为今世所难。然则虽古直笔之史，何以加诸！
去岁吾县明府张公修《县志》，开馆延文学士：先生而在，宿学故老无出其右者，必首膺其任无疑也。苟先生以其为谱者移之志，则於旧志之舛误必考订更改之而不肯苟为同，於自汉以来沿革建置必缺其所不知，於县人士之传必无所缘饰避忌以徇人情而伤直道，岂不盛欤！若之何其仅以此谱著也！
虽然，使阿周有求胜前人之志，如《索隐》之於《史记》，《前编》之於《通鉴纲目》，先生且奈之何？今兹之续之也，但於其後有所增，而不於其前有所补，先生之视龙门、紫阳不厚幸乎！存此谱以为作志作史者之式，可也。
○《雾树诗》序
北方寒厉之时，晨起往往见庭树若悬冰雪，日出则消。俗谓之“树稼”。然莫能名其故，或云雪为之；或云霜为之；不知此皆雾之所凝。吾先君与群从兄弟言云尔。余每验之，夜有雾则晓必如是，未尝爽焉。然尝举以示人，人未有韪之者。
乾隆三十八年，余馆於御河之阳，十一月十六日归省，大雾隐空，亲见雾为风，凝於物杪，人须马鬣裘毛之末未有免者；又其为物甚粘，愈凝愈粘，至倒悬寸许不能坠。如是三日，雾敛目开，则远村近圃编珠贯玉，弥望无际矣。载阴载哉，阴暗相间，丽景幻态殆不可状。於是益信向说之不诬。
盖地液之初升而後降者有三：曰雨、曰露、曰雾。雨露之升也高，其凝之时犹未成乎水也，故霜最轻，雪次之。雾之升也卑，其凝之时成乎水矣，但其点滴微细，故轻於冰而重於雪。其不同一也。雪霜平地为多，枝上虽有雪，然易落不能厚。雾则专凝枝杪及一切纤芥物，虽系缕庭中无不著者；而平广处反泯然无迹。其不同二也。雪霜皆覆物上，不能集其旁下。雾则随风所，栖於枝旁。故自上风视之则如缟带琼丝，下风则枯枝而已；无风处则四面皆著而不盈，或系於下，亦不坠落。其不同三也。
按：唐人谚云：“凌树稼，达官怕。”说者谓即《春秋》所书之“雨木冰”；树稼之名疑出於此。然雨木冰者，雨也，非雾也；空中不寒而地上寒，故雨至木乃凝为冰。余尝一见之，其冰与常冰同，不如是之轻白而雕锼也；冰皆附木，如衣然，如甲然，不如是之但悬於枝杪，累累然如缀而如积也。由是言之，树稼固非木冰；说者未见木冰，故臆度之而误以为一也。
余妻云：“古人咏雪之章如林；此殆过之，而反寂寂。以意度之，於古必希，不如今之繁也。”余闻吾乡老人云：“六七十年前，间数岁乃一有是。”然则古今异同容或有之矣。不然，博物君子何得无辨其名而详其状者耶？乃为诗以志之。
明年冬，余罢馆归漳上。是岁，大雪尺许，既止而雪上蒸，无日不雾，无雾不凝，子悬午坠，日以为常；遇阴寒则经日不落。其物象之妍，镂嵌之巧，晶莹，玲珑，细碎，曲折，较之往年殆逾十倍，似雾之故为此奇以报知己者然。然近县之士非惟不屑和余之诗，亦竟未闻有赏此奇观，顾盼而低徊之者，则乌知古人之不亦如是，而余之所好之独不可解也！崔述序。
○《知非集》自序
（旧本阙）
○《段垣诗订》後序
（此篇已附载《考信附录》卷一《家学渊源》中，故今省之）
○礼贤台新居记
礼贤台者，魏之故老相传以为文侯馆段干木之故墟也。南倚郭；北望城。其前则漳水环郭而东折，岸狭流驶，林木蓊蔚。其上则敞亭三楹，矗塔数丈，左右房序庖氵之处悉具。後则湖水回环，周十馀里；城处其中若岛屿然。湖中植荷数顷，夏秋花发，香满亭内。雨後启轩，则太行诸峰蜿蜒起伏，毕列槛外；柴门烟井，历落於芦洲蓼渚间。亦可谓魏城之巨观矣！
乾隆丁丑，城没於漳，官舍民庐椽薪壁砾，而台亦就荒。又八年，予始卜居来此，亭榭轩槛已无复有存者，惟孤塔岿然插云及柏下断碑数片而已。若乃清秋雨霁，倚篱极目，则平沙远浦，禾黍上下，昔日之佳花芳树所敷披也。颓垣废屋，荒榛平楚，昔日之楼台廛市所错绣也。牧童樵叟，悲吟呕哑，昔日之游人士女，兰桨桂棹，所歌舞而喧阗也。呜呼，物之盛衰代谢岂非天哉！犹记曩为童子时，从父兄乡先生游憩於此，倚树下瞰，平波万顷，菡苕扬华，红素间映；北望迎宾门，隐隐如洞，行人往来，蠕蠕然若蚁之出入於穴中，悸心骇目，栗栗欲坠；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而盛迹已尽矣！
昔粱庾信善赋，其居乃宋玉故宅，形之於文，自以为荣；世亦传以为美。余不肖，乃幸得居贤人之台，其荣与美奚止如信！然今城既墟，台亦童，十馀年间，目之所击，其迁变倚伏已不可知若此，更数百年，吾又安知高者之不忽而为泉，而下者之不忽而为陵也！然则後之人之居此者，且未必知为段干君之台，况能知余之栖息於是乎！因为记，以贻後之居者。
○直隶水道记
畿内，西北倚山，东滨渤海。倚山则源众，滨海则地卑，是故其利在通，其患在悍与积。悍者由於倚山；积者因乎滨海。积者蓄而有常；悍者迁而无定。是以治积常易，治悍常难。通者凡二：曰御，曰白。悍者凡三：曰永定，曰滹沱，曰漳。积者凡四：曰东西两淀；曰南北二泊。以次条列如左：
御河，即南运河，本古淇水，源出河南淇县西山。东会於卫，世遂呼为卫河。又东北会於汤、洹。又东北过大名府城东南。又东北至馆陶，会於漳。又东北至临清，会於会通河。又东北过德州城西。又北过沧州城西。又东北至天津府城北三岔口，会於白。东入於海河。
漳河，源出山西。自潞安府长子县而东者为浊漳，自平定州乐平县而南者为清漳，至涉县而合。逾山而东，出磁州南境。东北过大名府西北境。又东北至馆陶，会於御。
南泊，古大陆泽，在顺德府东境。西南受沙、蔡、七里、百泉诸水。东北至赵、冀二州境；入於北泊。水自临关城北，滏水自磁州城南，皆东北来会之。又东北会於滹沱。
滹沱，源出山西繁峙。逾山而东，出灵寿境。又东过正定府城南。又东会於泊水。又东北为子牙河。又东北会於淀。
西淀，在保定府东境。西南受唐、沙（在新乐，定州境）、曹、雹、一亩、依城（俱在保定府境）诸水。易水自雄县城南，东南来会之；至顺天府南境，入於东淀。子牙河自南来会之；东北会於永定。
永定河，即芦沟河，古桑乾水，一名浑河，源出山西马邑。逾山而东，出京城西南拱极城下（即芦构桥）。又东南会於淀水。又东会於白。
白河，即北运河，一名潞河，源出宣化府独石口。逾山而南，出密云县境。又南会於潮。又南至通州，会於玉泉河。又东南会於永定；又东南至天津府城北三岔口，会於御。东入於海河。
海河，在天津府城东；上承御、白二河。东至大沽口，入於海。海潮逆上，故名。
右川泽十。御最南；白最北，漳与滹沱、永定分流其中，而淀与泊又界居三水间。故凡滹沱以南之水皆入泊；以北皆入淀。自泊而滹沱，而淀，而永定，皆以次北入於白；惟漳南入於御，然後与白会於海河而入於海。
此直隶水道之大略也。
○鸡腿蘑菇蕈记
蘑菇蕈，魏之土产也。其茎长大肥泽而冠小者尤良，名曰鸡腿蘑菇；烹以为羹，鲜美异常品。惟漳之两岸有之。
他县缙绅之士耳其名，常苦不能得；偶有得之者，如获拱璧。每岁春秋时，有远方贾人来就市之，摘其冠而食之；独取其茎，载之以如江南，人争贸之，获利常数倍，虽宣化所产号为口蘑者名最噪，犹莫能比焉。
然是物在魏人殊不贵重。余幼时，见城中人尚有食之者；县既废，旧族皆零落，遂不复知此味，视之与藜藿等。或鬻之於市，竟日不售。尔後遂无鬻者。贾人之市之也，先以钱假负贩者，货纸、线、针、烟草，担荷之入村墟中；有妇人童子於田间拾得鸡腿蘑菇者，则与之交易所有，小者仅易纸一叶，或线一二缕，乃不值一钱。
呜乎！物之美能见贵重於数百千里之外，而居其乡乃无售者，即售或不值一钱，何战？
今以他县之贵且重语於魏之人，魏之人必不信；即以魏之轻且贱语於他县之士大夫，他县之士大夫亦必不信也。彼安知己之所谓珍奇有如是之见轻贱於人者哉；必以为过言焉已耳。设使他县之士久居於魏之村市间，亲见其轻且贱，其惋惜而不平，咨嗟而太息，扶持保护而力争之，必也。然世之人徇耳者多，信心者少。今魏俗既轻且贱之矣，吾乌知他县之士至此不始而贵重之，久而饫闻魏人之言亦从而疑之乎？魏人有游江南者，归谓余曰：“鸡腿蘑菇渡江而後味美。”此无他，彼见江南之贵之也，故从而为之辞。然则易地以观亦如是而已矣！吾又乌知江南之人至此见魏之贱之也之下亦从而为之辞，谓是物之在其乡本亦有不美者乎？
谚曰：“人离乡贱；物离乡贵。”余之意独谓不然。魏之粉皮鬻於外县而价反廉，外县之至魏者亦然，是何故哉？盖凡物之不足珍者，其乡人阿而好之；非其乡人必不阿而好之也：夫是故离乡而遂贱。物之异常品者，流俗之人不能识也，而又以习见之故轻之，以其不於己而訾之；即有一二知好之者，而不能胜夫轻之訾之者之众；夫是故离乡而後贵。
故曰：“无恩无怨，公论乃见。”虽人，亦若是而已矣！夫人岂与物有殊理也哉！
○冉氏烹狗记
县人冉氏有狗而猛，遇行人辄搏噬之；往往为所伤。伤，则主人躬诣谢罪，出财救疗之。如是者数矣。冉氏以是颇患苦狗；然以其猛也，末忍杀，姑置之。
刘位东谓余曰：“余尝夜归，去家门里许，群狗狺狺吠，冉氏狗亦迎而吠焉。余以柳枝横扫之，群狗皆远立，独冉氏狗竟前欲相搏；几伤者数矣。余且斗且行，过冉氏门而东，且数十武，狗乃止。当是时身惫甚；幸狗渐远，憩道傍良久始去；狗犹望而吠也。既归，念此良狗也，藉令有仇盗夜往劫之，狗拒门而噬，虽数人能入咫尺地哉！闻冉氏颇思患苦此狗，旦若遇之於市，必嘱之使勿杀；此狗累千金不可得也。”
“居数日，冉氏之邻至。问其狗，曰：‘烹之矣！’惊而诘其故，曰：‘日者冉氏有盗，主人觉之，呼二子起操械，共逐之；盗惊而遁主人疑狗之不吠也，呼之不应，偏索之无有也。将寝，闻卧床下若有微息者。烛之，则狗也，卷屈蹲伏，不敢少转侧，垂头闭目，若惟恐人之闻其声息者。’主人曰：‘嘻，吾向之隐忍而不之杀者为其有仓卒一旦之用也，恶知其搏行人则勇而见盗则怯乎哉！’一以是故遂烹之也。”
嗟乎，天下之勇於搏人而怯於见贼者，岂独此狗也哉！今夫市井无赖之徒，平居使气，暴横闾里间，或窜名县胥，或寄身营卒，侮文弱，陵良懦，行於市，人皆遥避之；怒则呼其群，持械圆斫之，一方莫敢谁何，若壮士然。一旦有小劫盗，使之持兵仗入府廨防守，不下百数十人，忽厩马夜惊，以为贼至，手颤颤，拔刀不能出鞘；幸而出，犹震震相击有声；发火器，再四皆不然；闻将出戍地，去贼尚数百里，距家仅一二舍，辄号泣别父母妻子，恐不复相见；其震惧如此，故曰“勇於私斗而怯於公战”。又奚独怪於狗而烹之？嘻，过矣！
虽然，畜猫者欲其捕鼠也，畜狗者欲其防盗也，苟其职之不举，斯固无所用矣；况益之以噬人；庸可留乎！石勒欲杀石虎，其母曰：“快牛为犊多能破车，汝小忍之！”其後石氏之宗卒灭於虎。贪牛之快而不顾车之破尚不可，况徒破车而牛实不快乎！然而妇人之仁今古同然。由是言之，冉氏之智过人远矣。
人之材，有所长则必有所短；惟君子则不然。钟毓与参佐射，魏舒常为画筹；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发无不中，举坐愕然。俞大献与人言，恂恂若儒生；及提桴鼓立军门，勇气百倍，战无不克者。若此者固不可多得也。其次，醇谨而不足有为者。其次，斥弛而可以集事者。若但能害人而不足济事，则狗而已矣！
虽然，吾又尝闻某氏有狗竞夜不吠，吠则主人知有盗至；是狗亦有过人者。然则搏噬行人而不御贼，虽在狗亦下焉者矣！
○杨村捕盗记
内黄故多盗。盗皆以吏胥为窟宅，炀於官，弹压於乡里，然後得横行无所忌。
有刑房吏陈某者，居杨村，以卖棉花为名，窟群盗。乾隆乙酉，盗五人将劫於御河之阳，过楚王镇，食於县隶司声家；声送之渡水。入大名境陈生家，杀生，巷衣出。复至声家，至亭午然後去。
陈生子术雷以状白县；县出批严缉。术复广求所识访之，十馀月而贼不得。陈生故所善刘五者，居近於杨村，侦知内有刑房吏之族陈二，今在杨村花房，密以告术。时县中捕役四人在术家，术逐约与同往掩捕之。役欲入城白官，专批往索贼；术不可曰：“今出伊不意，庶贼可得；若待白官始往，贼闻风窜矣，乌能得！”役不得已，从之。
术雷复邀其族人陈生霆及卖药人四郎同往；使刘五为导，推车载钱，伪为贩棉花者，憩车杨村外。霆虽文诸生，然素娴武技。乃使霆与五先入，以视棉花为名，默识二状貌。霆议价定，请出召商侣共视之。既出，五以二衣冠状告霆，即径去。时日已将暮，霆乃与其众推车至门，留一役守之；而己先，三役随其後。未毕入，而二已觉，奔而出。县役与二摩肩行，不识二，行且过，霆惶遽恐失贼，自後大呼追之。时术与二顺逆奔，方交臂，闻呼，即以手抱持二。二出刀格之，疾跃出门。而四即手药算刂奔入，二跃急，不及避，着於额而仆。方转侧欲起，雷连斫其项；术亦出，又连斫之：始伏不动。
初，霆之呼而追也，刑房吏已鸣铳聚村人；至是，械而集者且百。役向众自白：“我大名县役，奉官命捕贼，非私斗。”众不听，斫击如雨。霆等且斗且逃；夜暗迷罔不辨径，众遂擒二役，送内黄，诬为劫棉花贼。役以捕贼故自申理。县官索其批，顾四役共一批，批已为逃者持去；官遂不听役言，掠之，役备受梏械，卒不承。
逃役既归，以实禀於大名县，大名遂行关索陈二。刑房吏为之营救至四五。不发。然二亦以伤重故不能逃。时知大名县事者为秦公学薄，素有风厉名，乃札内黄县，具言其详；且云“若必不肯发，将申於直隶制宪，事且大，勿悔也！”内黄不得已，使二往。霆、雷虑贼党羽多，於路复篡去，乃卫之行；因以刀胁之。二具吐实，供同盗人姓名及典衣处。雷即驰赴典所，脱所著衣为质，请其衣，持至县。由是二不刑而服，而二役亦得释。
大名既得二招，即更关四盗及刑房吏。四盗皆陆续就获。惟刑房吏素为县官所信爱，事发，以重赂县仆，卒不至。
呜呼，兄弟同心，报雠杀贼，此可以风世之亲所疏而疏所亲者矣！独是盗赋横行，乡里屏息，其故皆由於吏胥，而为州县者尚曲庇之，何也？闻刑房吏既擒二役时，将沈之水，其党以馀人未获难之，乃送之官；又切齿刘五，且尽杀其家，五乘夜率妻子遁去，数年不敢归。吏之横一至於此！然则百姓含冤无所告诉者不可胜言矣！彼吏胥盗贼同类相庇，固无足怪，吾独不知为民上者何以恬然听其所为而不之问乎？余故备记其事以为世鉴焉。
内黄之盗，自余十馀岁即有之；至陈生被劫而猖獗益甚。大名屡关内黄索贼而内黄不发，秦公亦尝向余言之，然尚未悉其祥。乾隆癸巳，余馆於胡村店，主人赵生向余言其首尾甚悉；余因笔而记之。赵生所言被劫，捕贼，及刘五事尤详；以无关於大要，故从简也。秦公办此案後，复办来二一案，自是盗风戢者十有馀年。其後为县者多不事事，或规避处分，抑强为窃，由是盗复大炽，环内黄数百里间横行无所顾忌。至六十年，魏城四面每夜火光烛天，居民夜不敢寐。自是盗日益盛。不数年，劫至近京之长新店至廑圣虑，然後方面大员始行捕盗。内黄县官与其门丁度事不可中止，乃劝盗首张标自裁以灭口，而献其尸；大名彰德之民始得安枕而卧。向使为县官者皆如秦公，人岂复敢为盗！故凡治盗者，贵弭其源而不在遏其流。苟非有护盗而分其利者，盗何由炽！惜乎贤令长之不可多得也！此篇於订集时已删去；今二十馀年矣，偶一阅之，以其有关於地方利弊也，因复存之，并志其始末如右。嘉庆壬申，崔述自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