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卷一续2
●卷一
△《诗》、《书》为诸儒听乱
《六经》自秦火後，汉初诸儒传而习之，遂大著於当世。然自後汉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经义之晦者亦复不少。何以言之？《尚书》，伏生传《今文》，欧阳、大小夏侯说之；孔安国传《古文》，马、郑注之。自永嘉之乱，今文亡而古文弧行，晋、宋之际逐有妄人伪作《古文尚书》及《孔氏传》。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郑之古木亡，《尚书》之旨遂晦。《诗》，在汉初有鲁申公、齐辕固生各以《诗》传其弟子，其先盖皆本之於七十子；虽不能无传流之误，要大概为近古。其後燕韩婴亦传《诗》，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齐、鲁之醇。最後《毛诗》始出，卫宏为之作《序》，多傅会於《春秋传》文以欺当世，否亦强为之说而实以人与事。学者不加细考，以为真有所传，遂谓其书优於《三家》，从而注之笺之。由是《毛诗》盛行，《三家》渐微。逮於晋、魏，《齐》、《鲁》之《诗》遂亡，《韩诗》亦不复行於世，学者所见惟有《毛诗》，童而习之，不复知有他说，虽淹博好古之士皆以为《经》之本旨固然，而《诗》之旨亦晦矣。
盖尝思之，《易》道高深，圣人犹欲假年以学之，固非学者所能轻窥。而《春秋》，游、夏莫赞一词，虽有左、公羊、梁三贤者为之作传，而圣人之意究难窥测。惟《诗》、《书》与《礼》乃学者所可几，是以圣人以为“雅言”。然《礼》多系仪文之末，且其残缺太多，不足尽先王之大经大法；故惟《诗》、《书》为最要。而皆为汉末晋、隋诸儒之所杂乱，良叹惜也！良可叹也！幸而《论语》一书明白易晓，复有《孟子》一书以羽翼之，何晏《集解》虽无所大发明而未尝偏执一人之见，赵岐之解尤为醉正，及宋朱子为作《集注》，圣人之旨益显，学者赖之，得以稍窥圣贤之蕴。然终不能不为《诗》、《书》惜也！
△《朱传》与读者
朱子虽作《诗传》，又命其门人蔡氏作《书传》，然皆未能尽驳《诗序》及《伪孔传》之误。而世犹以朱子为非，非《传》而从《序》者不可指数。自余所见，惟乡野孤陋之士但知为时艺者不与《传》异同耳；稍有学识，则据《序》以议《朱传》者十人而九。余独以为《朱传》诚有可议，然其可议不在於驳《序》说者之多，而在於从《序》说者之尚不少。何则？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齐》、《鲁》、《韩》、《毛》均出於汉，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独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书虽亡，然见於汉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说率与今之《诗序》互异。如谓近古者皆可信，则四家之说不应相悖。相悖，则必有不足信者矣。岂非後世学者但见《毛诗》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为揣度附会矣，自当尽本经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违於其旧说？此余之所为朱子惜者也。
△本书作意
余之为《考信录》，凡《诗》、《书》之文有关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时逐事而辨之矣，顾《二南》既不详其时世，而《邶》以下十二国风其事多在东迁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见，笔而记之。《考信录》既成，乃复缀辑而增广之，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窃谓经传既远，时事难考，宁可缺所不知，无害於义。故余於论《诗》，但主於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必然。虽不尽合朱子之言，然实本於朱子之意。朱子复起，未必遂以余言为妄也。
嘉庆乙丑六月，崔述识。
△诗柄与经文
余见世人读《诗》，当初学时，即取“诗柄”连经文合读之（朱子《集传》）略说本篇大意者，俗谓之“诗柄”及长，遂不复玩经文而但横一诗柄於其胸中，以为足矣。其聪明者则多厌旧喜新偶见卫宏《诗序》辄据以为奇货秘笈，自谓曾见汉人之说，宋人书不足复观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为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为非。大抵今世之说《诗》者，此两瑞尽之矣。
余家旧藏有《读风臆评》一册，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经文，不载传注，其圈与批则别有朱印套板。余年八九岁时，见而悦之，会先大人有事，不暇授余书（余幼，不记忆为何事），乃取此册携向空屋中读之，虽不甚解其义，而颇爱其抑扬宛转，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诵。至十岁後，始阅朱子《诗传》，亦不知何为诗柄。又数年後，始见《诗序》，亦不知其可宝贵者何在。以故余於《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但《朱传》之合者多，《卫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差夫，安得世有笃信经文之人而与之畅论斯旨乎！
嘉庆丙寅十二月，述又识。
○通论《诗序》
△《序》为後汉卫宏作
一，《诗序》乃後汉卫宏作。唐人旧说以为子夏、毛公所作。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陆氏云：“旧说，起“关雎”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此说非也。何者？《史记》作时，《毛诗》未出。《汉书》始称《毛诗》，然无作序之文。惟《後汉书儒林传》称“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於今传於世。”则《序》为宏所作显然无疑。其称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据也。《记》曰：“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今卫宏作《诗序》现有《後汉书》明文可据。如谓为子夏、毛公所作则《史》、《汉》传记从无一言及之。不知说者何以不从其有徵者而惟无征之言之是从也？）
△《序》非子夏作
一，孔子，鲁人也。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相与教授於齐、鲁之间，故汉初传经者多齐、鲁之儒。子夏虽尝教授西河，然究在鲁为多。观《戴记》所言多在鲁之事，而《论语》称子游讥子夏之门人，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则子夏之门人在鲁者不乏矣。齐、鲁既传其《诗》，亦必并传其《序》。何以《齐》、《鲁》两家之《诗》均不知有此序而独赵人乃得之乎？盖自毛公以後传其说者递相增益，递相附会，宏闻之於师，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为不刊之典，其亦可叹也夫！
△《序》非孔子与国史作
一，以《序》为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小序》为当时国史所作。夫《论语》所载孔子论《诗》之言多矣，若《关雎章》、《思无邪章》、《诵诗三百》，以及《兴观群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简意该，义深词洁。而《诗序》独平衍浅弱，虽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语，绝与《论语》之言不类，岂得强属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诗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类三代之文。况变风多在春秋之世，当时王室微弱，太史何尝有至列国而采风者，《春秋经传》概可见也。以为太史所题，诬矣！嗟夫，《本草》、《内经》，世以为神农、黄帝之所作矣。《六韬》，世以为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经》，明明载西汉之郡县，而公然以为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载战国之躔度，而公然以为作自周公。彼术数之徒，浅学之士，苟欲尊其所传以欺当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习也！
△《序》无大小之分
一，旧说以《诗序》“风，风也”以下至“《关雎》之义也”止，多通论全诗，因目之为《大序》，为子夏所作。及朱子作《传》，从程子，以为孔子所作；而以“乐得淑女”以下数言析“哀乐淫伤”为四事，且以“伤”为“伤善”，大失《论语》之旨，遂割属之《小序》；而断自“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余按：《诗序》自“《关睢》，后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岂得於中割取数百言，而以为别出一手！盖《关雎》乃风诗之首，故论《关雎》而因及全诗，而章末复由全诗归於《二南》，而仍结以《关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至“《关雎》、《麟趾》之化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系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则”字为转语。若於“诗之至也”画断，则此文上无所承，而“然则”云云者於文义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无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序》出於一人之手
一，旧说以逐篇序其义者为《小序》（郑氏樵以首句为《大序》，下文所言为《小序》。程氏、范氏则又以首句为《小序》，下文所言为《大序》。说皆与旧说异）。《隋经籍志》称“《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益”。说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作，或以为太史所题，而其下乃卫宏所续。余按：《序》之首句与下所言相为首尾，断无止作一句之理。至所云“刺时”、“剌乱”者，语意未毕，犹不可无下文，则其出於一人之手无疑也。况宏果续前人之《序》，蔚宗岂得归功於宏，而谓今所传者为宏作乎！然乃为是说者，无他，皆由尊崇《序》说太过，惟恐言为宏作则人轻之而不深信，而无如《後汉书》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属之，以发端首句为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归之宏，以两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属之谁即属之谁耳。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毛诗》易创新说
一，《齐诗》、《鲁诗》皆自汉初即著於世。鲁固孔子所居，齐亦鲁之昆邻，盖皆传自七十子者。书出既早，则人见之者多，而傅会较难。且当汉初，朝廷尚未敦崇经术，则其说本於师传者为多。其後经学益重，诸家林立，务期相胜，传其学者亦不能无傅会以逢时者；然大要为近古。《韩诗》後起，已非齐、鲁之此。《毛诗》之显，又在其後。书出既晚，则师弟子私相授受，虽多增其旧说，传以己意？世亦无从辨之。况婴，燕人，苌，赵人，亦不能逮齐、鲁间闻见之真也。
△《毛诗》不及《三家》
一，《三家》之《诗》虽不传，然见於汉人所引者尚多。如以《关雎》为康王时诗，以《采薇》为懿王时诗，以《驺虞》为主鸟兽之官，班氏以南仲为宣王时人，马氏以《出车》为宣王时事，玩其词意，考其时势，皆得之。则知齐、鲁之诗决有所传，非凭空妄撰者。即《宾之初筵》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韩诗》云：“《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亦未见其不如刺幽王之说也《毛诗序》云：“《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云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毛诗》之初亦必有所传，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诗人之旨。但以其书晚出，其徒之附会者过多，虽无所传者亦必揣度而为之说，或强取传记以实之，而有所传者亦必增饰其说，别出新意，以蕲胜於《三家》，是以其说乖谬特甚。不知汉、晋诸儒何以尽弃《三家》而独取《毛诗》也？）
△强不知以为知
一，《诗序》好强不知以为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册尚在，然已不能尽知，往往阙其所疑。三百篇之《诗》，经秦火以後，岂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记》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是当楚、汉之际，居於鲁而得孔子之真传者，已不能尽知也。今毛公乃赵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为某公之时，某人之事，其将谁欺！然其失经意在此，其能使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为教无传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历历者必其无所不知者也。余有族人子，聪颖而无学术。一日，有乡人来，以古事相质问，不知也，遂妄言之。乡人既去，乃谓余曰：“与乡中愚人语，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则彼将轻我。虽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见我言之凿凿，惟有心悦诚服耳。”嗟夫，申公诗不传疑而先亡於西晋，《毛诗》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议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见良是，无怪乎元、明诸儒之多以朱子《诗序辨说》为非也！
△刺诗之锻链
一，《诗序》好以诗为刺时刺其君者，无论其词何如，务委曲而归其故於所刺者。夫诗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乐之异，岂刺时刺君之外遂无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尝无贤君贤士大夫在。尧、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见有称述颂美之语，必以为“陈古刺今”。然则文、武、成、康以後更无一人可免於者矣！况《邶风》之《雄雉》，《王风》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诗，初未尝有怨君之意，而以为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锻链也！尤无理者，郑昭公忽虽非英主，亦无失道，而连篇累牍皆指以为刺忽之诗，其所关於名教者岂浅哉！至宋朱子，始驳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说者犹多曲为《序》解以议朱子之非，吾不知其为何故也！
△附会《左传》
一，《诗序》好取《左传》之事附会之。盖《三家》之《诗》其出也早，《左传》尚未甚行，但本其师所传为说。《毛诗》之出也晚，《左传》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牵合之。然考《传》所记及《诗》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郑之役，五日而还，而强属之“居、处、丧马”之章。宋襄之立，卫在楚邱，而犹欲以“刀苇杭河”而渡。言“仲”则必为“祭仲”；言“叔”则必为“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实周行”为“官人”，断章取义也，而误以为“闵使臣之劳”。以《硕人篇》证庄姜，证其“美”也，而误以为“闵无子”之意。盖缘汉时风气最好附会，重黎也而以为羲和，太也而以为包羲，炎帝也而以为神农，以彼为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则是《齐》、《韩》诸家已采《左传》之事以附会之。况於《毛诗》晚出，作《序》者在後汉之初，其取《传》事以附会之更不待言。汉末魏、晋诸儒不加细核，辄以为其说有据，遂笃信而不疑。是《诗序》之失在附会，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会也。
△毛公时《左传》已出
一，郑氏樵云：“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余按：《左氏春秋》在西汉时但未立学官耳，张苍、贾谊皆传《左氏春秋》，不得谓之未出。况毛公之诗传之贯长卿，长卿又从父贯公受《左氏春秋》，长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见毛公遂不见《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长卿取《左传》之事以附会於诗篇，而传之日久，遂以为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仪礼》，亦非隐僻之书，人所不能见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与《国语》之言正相左（《国语》谓称成王之德），乃郑氏反以为先与之合，抑又诬矣！又按：郑氏作《诗辨妄》，痛斥《序》说，乃不信《毛诗》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岂所传异词邪？抑其说有初年晚年之别邪？惜乎余之学浅居僻，见书不多，未能一一细考之也！
△以篇次论诗
一，《诗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问其词何如，必以为衰世之音。不知诗篇传流日久，岂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即如《国风定之方中》在《载驰》之前，《我送舅氏》在《黄鸟》之後，其显然可见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为美，在後者皆以为刺诗乎！如此说《诗》，古人之受诬者多矣。至若《周颂》，《二南》尤非一世之诗，乃定以《二南》为文王世，《周颂》为周公诗，虽其文之明言为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归之於文、武，则是吾意所欲与者即与之，所欲夺者即夺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为！谓白马为非马，岂但战国横议之士能之乎哉！
△势利之见
一，以篇次论诗而不惟其词，是特世俗势利之见耳。京师鬻货诸肆皆以字号为高下。其有改业及归里者，则鬻其字号於人，多者至数百金，买货者惟其字号不易则买之，其货之良苦不问也。磁州产烟草，杨氏之肆最著名，余魏人皆往贩其货，偶货不能给，则取他肆之货印以杨氏之字号而与之，贩者不惜价，食者无异言也。夫以篇次论诸者，亦若是而已矣！余生平无他长，惟以文论文，就事论事，未尝有人之见存焉，奈何说诗而但以篇次为高下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通论《二南》
△《二南》非文王时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郑孔以来说《诗》者皆以为在文王之世，朱子《集传》因之。既皆以为文王时诗，势不得不以为有正而无邪。於是《汉广》之游女，《行露》之速讼，《В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怀春，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关雎》、《鹊巢》等篇词既纯粹，音复和平，谓为文王时诗，可也。然圣人德盛化深，没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礼》称黄帝语），况历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风美俗被弦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绝响哉！至《汉广》、《行露》以降，则显然不类盛世之事者甚多。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泽，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德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与凡文王同时之人未尝一见；所见者独《甘棠》之召伯，《何彼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大抵开国之初，俗多浑朴，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历时浸久则散轶者亦多。太平既久，风会日开，文章渐盛，故作者众，而为时尚近则湮没者亦少。此乃时势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独周为然也。乃後之说者，於此二篇必委曲迁就，矫揉经文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齐》、《鲁》、《韩诗》说《关雎》者皆谓在康王之世。《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况鲁者，孔子所居，其所传为近正；而《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必非无据而云然者。惟谓为“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当是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关雎》苟在康王之世，则《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馀各见本篇中。
△《二南》不以内外分
旧说“文王徙都於丰，分岐故地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郑》、《孔》、《朱传》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诗，被之管弦（《郑笺》以为武正世，《朱传》以为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余按《诗》、《书》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工之世始显，至成王之世始分陕而治，於文王时初未尝有所表见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当更少於周公。当文王时，懿亲则有虢仲、虢叔，异姓大臣则有太颠、散宜生、闳夭、南宫括，虽太公之耆德元勋，且不列於五人之数，必无独任周、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诗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今按：江汉、汝坟皆非周地，何以独为王者之风？《殷其雷》称“南山之下”，《何彼矣》咏“王姬之车”，明明周人所作，不应反目为诸侯之风也。郑氏盖已觉其不合，故改其说云：“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然《汉广》、《汝坟》之诗初不在《鹊巢》、《驺虞》之上，何所见此为圣人之化而彼为贤人之化乎？朱子盖又觉其不合，故又改其说云：“得之国中者，难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然均之南国诗也？何所见《汉广》、《汝坟》二篇之当杂之国中；而《殷其雷》、《何彼矣》，周人之诗，又何以反得之南国乎？此无他，皆由误以《二南》为文工时诗，苦於其说难通，故不得不展转以曲为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内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盖成王之世，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则谓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後，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而亦不尽系成、康时诗矣。
△《风》、《雅》不以王侯分
向来诸儒之所以务训《二南》为文王时诗者，皆由不解风雅之分，但见东迁以後雅音断绝，降为《王风》，因误以雅为天子之诗，风为侯国之咏，遂谓克商以前诗为《二南》，克商以後诗为《二雅》，东迁以後诗为《王风》，故以《二南》为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风雅之分分於诗体，不以天子与诸侯也。天子之几，未尝无风，诸侯之国，亦间有雅。故《豳》亦王国诗也，乃不为雅而为风；《宾筵》、《抑戒》，卫武公之诗，而列於《二雅》。盖由西周盛时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惟《周南关睢》之三，《召南》、《鹊巢》之三，与《麟趾》、《驺虞》及《鹿鸣》、《鱼丽》等篇乃燕射时所歌，是以人皆习之而流传於世。此外或有一二传者，然亦仅矣。其後大雅渐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风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诗皆当为雅而不得为风与南也。且南者乃诗之一体，《序》以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汉皆在岐周之东，当云自西而东，岂得云自北而南乎！盖其体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汉人效《楚词》之体亦名之为《楚词》者然；故《小雅》云：“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东周，其诗而雅也则列之於雅，风也则列之於风，南也则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二南》时代不能以《仪礼》证
朱子亦以《二南》为文王时诗也又有故。盖《仪礼乡饮》、《燕射》等篇有歌《关雎》、《葛覃》、《卷耳》及《鹊巢》、《采》、《采》之文，而世儒相传以《仪礼》为周公所作，朱子信以为然，故谓此诗当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今《仪礼》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礼，笾豆牢米之数又奢甚，则其为後进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襄王赐齐侯胙，命无下拜，齐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虽辞，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时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仪礼》，君辞之後遂升成拜，然则其书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称大夫为公者。至战国初，晋、韩、赵、魏氏遂僭称为诸侯而仍朝於晋君；鲁之三家亦皆称公。今《燕射》之礼，诸侯之臣有诸公。若非作於战国之世，安有是称！由是言之；《仪礼》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十二国皆非一时诗，《二南》岂必皆一时诗哉！《仪礼》所歌者，惟《关雎》、《鹊巢》数篇耳。谓此数篇为文王时诗，尚无大失也。因此数篇之放，而并《汉广》、《行露》、《В梅》、《野有死麇》等篇皆训以为文王之化，说有不可通则委曲以为之解，而诗人之意尽失矣。
△徇名定论之非
甚矣特识之难也！世之论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风雨》之“云胡不喜”何异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为好”，未必非“溯游”“絷维”之意，而《传》以为淫奔，无他，为其在郑、卫也。《В梅》之感时，《野有死麇》之怀春，明明非端人贞女之所为，而自毛、郑以来皆训以为文王之化，风俗之美，无他，为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车》、《采薇》之伐戎，何异於《六月》、《采芑》之诗，乃在《菁莪》以後则以为其人所自作，在《鱼丽》以前则以为君上代叙其劳苦忧伤之情以劳之者，词同说异，何以称焉？今试取《六月》、《采芑》而以劳诗释之，何处见其不可者？然则是论《诗》者不惟其诗而惟其正变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实而但徇其名者，岂可胜道哉：有生员以试五等降青衣，每岁试，提学者以其青也，辄置之四等。一日入试，自改试卷上青为增，遂得二等。则是试之优劣在增与青，不在文也。然此犹在场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举业最重唐荆川顺之，或取徐渭作伪称顺之以示坤，坤即书其尾云：“非荆川不能为此文。”既而知为渭作，乃取跟覆观而更书云：“固是亻桀扌，惜後半稍弱耳。”然则以人论文，虽名士亦为之矣。然此犹论举业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汉儒之所尊信与所诋讠其，但视其为师所为与非师所为，初亦未尝有真是真非矣。然此犹论当时之书也。不意名儒之释《六经》亦复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论乃世之通情，无古今，无智愚贤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处贫贱而文不见重於世，复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称人之谀富贵而毁贫贱者为势利。然势利之情岂独在富贵贫贱间哉，苟不察其实而但以名轻重之，与世俗虽有清浊之分，而其为势利则一也！余尝与诸同学论及场屋，皆以场屋为无凭也。广平栗太初元曰：“场屋虽无凭，然尚微有凭：若我与君之文犹可望万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谁其称之？”然则糊名易书亦有不可废者矣。今欲读《诗》，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乱之，了无成见，然後可以得诗人之旨。故余之论《诗》，惟其诗，不惟其正与变。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之时代与地域
《周南》十有一篇，《关睢》三篇立夫妇之准，《つ木》两篇适上下之情，所谓“家齐而後国治”，“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非盛治之世乌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诗。旧说以此五篇皆为太姒之德。然玩其词意，未见其必为太姒者。《毛传》、《郑笺》亦但言为后妃，并未指为何王之后。在文王、太姒之德固应如是，即文王、太姒之化亦当如是，正不必定属之太姒也。所谓“君子”云者，乃诸侯大夫之通称；而葛覃之刈，卷耳之采，皆不似诸侯夫人事。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亦似临河近水之国，岐阳少水多山，距河绝远，风土殊不相类，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朱子盖亦觉其不合，故训“河”云：“北方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时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称河必加“黄”以别之，经传之文则但称河，於他水亦皆称为某水，恐不容藉此为说《诗》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旧说亦以为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词意，《桃夭》祝妇宜家，淳风未改，为盛世之诗无疑。《兔》，贤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有乔木”见游女而思求，“遵彼汝坟”忧王室之如毁，显然衰世之音。然发乎情而能止乎义，嗟其劳而复幸其迩，先王之遗泽尚存也，是以圣人犹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诗，概训以为《文王》之化，失之远矣。惟《麟趾篇》咏公族之美，与《关雎》诸篇皆当为盛世之诗，乃反列於《汝坟》後者，盖因其诗别为一体，且取其与《关雎》相为首尾之意也，说并见各篇中。
○《关雎》
△本篇为君子自求良配
此篇毛、郑以为后妃之德，欲求“淑女”与共职事。然首章明言淑女为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当之，则称名不正，不可以为训。朱子以为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内治，其说当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为宫人，则语意尚未合。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於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则为贞，好色者则为淫耳，非夫妇之情即为淫也。魏文侯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义，遂以夫妇之情为讳，并德亦不敢好，过矣。《关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贤，笃於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後世夫妇用情者之准，不可谓夫之於妇不当为之忧、为之乐也，若夫妇不当为之忧乐，则五伦中亦不当有夫妇矣。
△贵德求贤
“窈窕淑女”，淑，贤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从穴（後世误以为美丽之称），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轻得见也。不好色而好德，故无一言及於容色眼饰之美。妇当从人，女贵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贞静自守为贤、夫妇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贤女难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思。惟其求之也难，则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钟鼓”之乐，所谓“阴阳和则万物生，夫妇和则家道成”者也。其取兴於“雎鸠”者，《传》谓《挚而有别》是已。其取兴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洁而难取，洁以喻女之贞，难取以喻女之难求。盖夫妇之道，男先乎女，此下两篇皆言妇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尽妇职者由於其夫之贵德求贤故也。毛、郑以为后妃之德，失其旨矣。
△移之用人
《关雎》一篇，言夫妇也。即移之於用人，亦无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贤女为妇，君之欲得贤士为臣，一也。果贤女与，必深居简出而不自炫耀。果贤士与，必安贫守分而不事干谒。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咨於岳，稽於众，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顾於草庐？与《开雎》之“辗转反侧”何以异焉，然及其既得，则志同道合，恭己无为，而庶绩咸熙，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者也。故曰“劳於求贤，逸於得人”，岂不信与！三百篇皆可作是观，故《采蘩》一诗言祭祀也，而《传》引之以美秦穆举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为《序》说所拘也！
○《葛覃》
△本篇非言后妃在父母家事
此篇据毛、郑说，以为后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归”谓将嫁；“污私”、“浣衣”谓师氏告以人之道。既於文义牵强，而与下“归宁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谓“葛施”喻形体之长大，“叶萋”喻容色之美盛，其义尤为不伦。《朱传》以为既成，告师氏，使告於君子以将归宁之意，独为深得诗人之旨。至所称“贵而能勤，富而能俭，已长而敬不弛於师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语尤精切，可谓善於说《诗》者矣。然尚似有未尽焉者。何者？诗之为体多重末章，而前特为原起。此篇本为归宁而作，然不遽言归宁，先言葛叶之生，时鸟之变，感物思亲，此其时矣。然而未就，妇功未成，不敢归也。待葛既盛，制为衣服，妇功成矣，夫家之事毕矣，可以归矣，而仍不遽归也。乃藉师氏以请於夫，而云“害浣害否”，犹为不敢必之词焉。其敬事而不敢顾其私，尊夫而不敢擅自主，为何如哉！归宁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犹不敢专如此，况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为美德，然富贵而勤俭尚未足为大节，而归宁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为天，义不当顾其私，而後世妇人以恩胜义者多，以义裁恩者少。至於等夷视夫，尤近时之敝俗。是以《关雎》既得淑女，即次之以此篇，此乃妇德之第一义也。
△三代妇人罕自专
三代以上，妇人罕有自专者，罕有敢自顾其私者；虽至其子之世犹然。文嬴，君母也，其请三帅也词甚婉，先轸斥之而不怒也。成风，僖公所生母也，其请恤须句也词甚正，不敢以其私亲烦国人也。其不然者，惟晋悼夫人一人耳。然司马侯归田不尽，亦无如之何。城杞之役，诸侯讥之，不谓平公之善承亲志也。盖缘先王以此等诗为教，耳濡目染，是以其时妇人习为当然；即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共以为非，势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妇人爱其母家率甚於其夫家，当其夫时且多专行而不顾者，况其子之世乎！岂非教废於上，则俗变於下哉！此《二南》所以为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论皆未及乎此也！故余略其小者弗论，而取其大有关於名教者论之。
○《卷耳》
△本篇非求贤审官
此篇据毛、郑说，以为求贤审官：“周行”为贤人於列位；“马虺ㄨ”为闵使臣之勤劳。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亲狎，非别男女，远嫌疑之道。况“牝鸡之晨，维家之索”，人君之职而夫人侵之如是，岂可为训哉！官人之说虽本之《春秋传》，然古人引诗多断章取义，不可执也。《传》美秦穆之用孟明而云“于以采蘩，于沼于”，岂《采繁》一诗即为举人之周者言之乎！朱子以为妇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为自我其身，则登高饮酒，殊非妇德幽贞之道。即以为言而语亦不雅。窃谓此六“我”字仍当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则不可，我其夫则可，尊之也，亲之也。《春秋经传》於本国皆我之，“齐师伐我”，“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是也。“彼周行”即指所怀之人，犹《大东》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马虺ㄨ”念道途之险阻，行役之艰难也。“我姑酌彼金，惟以不永怀”，爱之至，故欲其自宽，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损其身也。如是，则於文为顺，而於义亦为长。无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风霜之虑，是其情发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为训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关雎》者，男先乎女子之义也；次以《葛覃》，妇敬夫也；又次以《卷耳》，妇爱夫也。爱易而敬难，故先敬而後爱。能如是之敬爱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传》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为燕射房中之乐，而不为《二南》如正墙面也。然要之均不似后妃事也。
○《つ木螽斯》
△二篇均不必属太姒
《序》及《朱传》皆以《つ木》为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螽斯》为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余按：《螽斯》之旨当如《序传》所云；若《つ木》则未有以见其必为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词意，颇与《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诗相类；或为群臣颂祷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诗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爱敬其上之诗。文王、太姒之德固当如是，即被文王、太姒之化及沐其遗泽者亦当有之。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况周三分有二，文王、太姒之化如风行草偃者哉！故读此诗者，观其上下一体，诚意相孚，恍然犹见盛世之风，熙之象，於以知文王、太姒之化之神且远，正不必定属之文王、太姒而後见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於读诗者矣！独於《关雎》以下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是以不敢尽从朱子之言。说并见前篇首《周南条》下。
○《桃夭》
△风俗之美
此篇语意平平无奇；然细思之，殊觉古初风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艳称。为胥党者多以妇之族姓颜色为贵而夸示之，《硕人》之诗是也。为妇党者多以胥之富盛安乐为美丽而矜言之，《韩奕》之诗是也。俗情类然，盖虽贤者有不免焉。今此诗都无所道，只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为妇能顺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即为至贵至美，此外都可不论，是以无一言及於纷华靡丽者。非风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谓其婚姻以时，犹恐未尽此诗之旨也。
○《兔》
△却至及《序》、《传》说均非
此篇据《春秋传》却至之言，以“公侯干城”为盛世事，“公侯腹心”为衰世事。《序》及《朱传》则皆以为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故诗人美之。余玩其词，似有惋惜之意，殊不类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贤，卿大夫咸搜剔严穴以充百职事，朝既不闻幸位，野安得有遗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复以进贤为事，是以世胄常蹑高位而寒苦无进身之阶，文士或间一遇时，而武夫尤难以逢世。以故诗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着，其才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显然言外。不然，既足为干城，为腹心矣，何以为公侯者犹听其迹於“中林”，寄情於“兔”哉？以一篇两属之固非是，即以为俗美贤多亦恐未合诗人之语气也。
△由盛之衰
兔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诗。盖盛则贤才聚於廊庙，干城腹心之材不弃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则风浴日偷，人材渐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干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禄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风尚未大变，是以畎亩之间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斯时而无人为振作之，久之而风俗遂日敝，《关雎》、《桃夭》之化遂变而为《乔木》、《游女》之风。君子於此可以观世变焉，故孔子曰：“《诗》可以观。”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亦奚以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苡》
△本篇词意不可知
此篇《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传》云：“苡，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妊焉。”余按：药之治难产者甚多，不必其车前也；自汉以来，妇人无不乐有子者，亦不必其文王时也。朱子以为“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苡”，於理为近。然妇人挑菜乃田间常事，岂必化行俗美而後然哉！余谓此诗词意必有所谓，後世失其旨耳。昔唐武氏生四子，已杀其长子宏，复欲杀其次子贤。贤作《黄台瓜词》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其後肃宗信谗杀其子亻炎，代宗时为太子，忧危之甚，李泌乃为帝诵此词，由是代宗得以不废。岂非其诗之足以感人哉！然若不知其旨，则亦淡而无味；瓜好瓜稀何殊里巷之俗谈耶！《苡》之诗与此正同，既莫知其事迹，故不得其解耳。然反复讽诵之，触於事势亦有足兴感者，断章取义亦足以资语言，正不必曲路之说也。
○《汉广》
△游女非美俗
此篇《序》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朱传》亦云：“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於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余按：女子处於闺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饣盍彼南亩”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游，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见之，贱之可也，置不为意可也。从而爱之慕之，则俗之敝为尤甚。以是为“端庄静一”，彼不游者又何以名之？以是为圣人之化，岂圣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游，不能使之不爱慕乎？盖此诗乃周衰时作，虽不能闲於礼，而尚未敢大溃其防，犹有先王之遗泽焉。以为文王之世，失之远矣。江去周都干数百里，汉亦将及千里，谓“由近而远，先及於江、汉之间”，亦误。
○《汝坟》
△本篇非妇人勉夫
此篇《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朱传》云：“汝坟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纣之役，其家人见其勤苦而劳之。‘王室’，指纣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余按：“伐枚”、“伐肄”皆非妇人之事，而“如调饥”、“不我遐弃”之语亦不类妻之施於夫者，《车邻》之“见君子”《传》以为君矣，《菁莪》之见“君子”《传》以为宾客矣，何所见此《见君子》之必为其夫而非他人者？况久别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宁至关怀，亦不应以不遐弃为幸也。《汤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则是桀、纣之暴原不行於几外，诗人何必代为之忧？而汝之距丰千有馀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前两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与纣，前後语意毫不相贯，古人宁有此文法乎！
△此东迁後诗
细玩此诗词意，与《序》、《传》所言了不相似。窃意此乃东迁後诗，“王室如毁”即指骊山乱亡之事，“父母孔迩”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东都畿内，盖畿内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爱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放未得见；周室既东，大夫避乱而归其邑，而後民得见之，故伤王室之如毁而转幸父母之孔迩也。如此，似於文义较顺，而章法亦相贯。姑识其说如右。
○《麟趾》
△本篇非衰世诗
《麟趾》一篇，《序》说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属之衰世则非是。此篇极言仁厚之德浃於子姓，非极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谓之衰！其所云“无犯非礼”者，语亦殊浅。惟《朱传》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诗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时耳。
△《麟趾》、《驺虞》附於《二南》後之故
此诗措语不多，而赞美之意溢於言表，略与《召南》、《驺虞》相类；而章末皆以“于嗟”结之，有一唱三叹之音，在诗中别为一体，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与《关雎》、《鹊巢》相为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谓“金声而玉振之”也。
●卷二
○《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之时代与地域
《召南》十有四篇，旧说皆以为文王之世南国之诗。今以经传考之，《鹊巢》三篇皆燕射时所歌，当为成周盛时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何彼矣》篇中称“平王之孙”，则东迁以後之诗无疑也。以词意观之，“鹊巢”三篇乃治内齐家之事，颇类《周南关雎》之三。《行露》狱讼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之日。《标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怀春”，与《南有乔木》之“游女”事相类也。《何彼矣》之称“平王”，与《汝坟》之忧“如毁”时相近也。然则其诗先後固不一时，不得皆以为在文王世也。至谓为南国之诗，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何彼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馀诸篇皆无明文，亦难悬定。然则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尽南国诗矣。惟《驺虞》乃射时所歌，与《鹊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犹《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说并见各篇中。
○《鹊巢》《采蘩》《采》
△《鹊巢》教女子不自私
《鹊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鹊之巢，而鸠居之，言此国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为己物，不体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犭旬，故有视其前子、庶子远不如己子者，有疏其夫之兄弟而亲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国乃夫之国，当视夫之亲疏以为厚薄，鸠但居鹊之巢而已，不得遂以为鸠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於归之日，百两御之，待之隆者，责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鹊有巢而鸠居之，非但享其成业而已，亦必将有内助之功，然後可以无愧於妇职耳。大抵《召南》前三篇与《周南》前三篇略相类：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鹊之巢，是以采蘩奉宗庙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国之当本於家；而以《关雎》、《鹊巢》两篇冠於《葛覃》、《采蘩》诸篇之首，以明妇之当统於夫。古人於此盖有深意存焉。《序》第以为后妃、夫人之德，失之远矣。
△《采蘩》、《采》教女子重宗庙
《采蘩》、《采》何以次於《鹊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庙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乐也，必将有所重责之也。妇所以事夫者，非徒饰其仪容也？必将有以重报之也。重盖莫重於宗庙矣，故举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即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独於妻殊之而与为敌体？诚以同奉宗庙之故，故重之也。然则为女子者必与夫为一体，体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庙，而保之无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礼，故以祭祀之事谆谆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采》应在《草虫》前
又按：《采》一篇，《齐诗》在《草虫》前，今《毛诗》则在《草虫》後。据《礼燕射篇》文：“笙入，立於县中北面，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则是《采》当与《鹊巢》、《采蘩》相属，不当反在《草虫》之後。《齐诗》之次是也。《毛诗》误矣。
△蘩之应用
祭祀之事多矣，“为俎孔硕”，“为豆孔庶”，何为斤斤於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贵诚之意也。《春秋传》云：“《风》有《采蘩》、《采》，《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盖有诚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洁，则虽沼涧之中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庙，不在於备物也。抑《传》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国政，以霸西戎，则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举人之周，与人之壹，然则是义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与非难至之地也，与蘩非难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即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尝无才，人主苟能求之，则随地皆可以得人，所谓“举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则随事皆可以奏效，所谓“与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说《诗》，触类可以旁通，而非後世为章句训诂者之所能及也！
△《二南》先言妇人事
《周南》、《召南》何为皆先言妇人之事也？曰：此先王虑天下之远也。盖天下之平必由於国治，国之治必由於家齐。故太任思齐，太姒嗣音而周以兴；牝鸡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宠、申后废而周亦以东迁。毋以妇人为轻，妇人之所关於兴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败国而亡家也。後世不达此意，惟务徇妇人之情，而妇人亦惟欲徇已之志。是以西汉有吕氏之祸，王氏之篡，东汉尤以母后专政为常，其所亲则贵宠之，非其所亲则疏远之，若天下为己之故物者，而不复顾宗庙之陨，岂非此义之不明哉，驯至唐之武韦而祸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信乎其如正墙面也！
○草虫
△本篇未必为夫妇诗
《草虫序》云：“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笺》云：“‘未见君子’，谓在途时也。‘既见’，谓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又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为忧，已得同牢为喜，无耻甚矣，安在其能以礼自防乎！且既问名纳采，聘之为妻矣，宁有不与同牢之理，而烦女子之过虑乎！《朱传》以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说为近是。玩其词意，未见其当为大夫之妻，亦未见其必为妻之恩夫也。《小雅》与诸国风称“见君子”者多矣，皆不训为思其夫（《车邻》、《风雨》、《菁莪》、《隰桑》、《蓼萧》），何独《汝坟》、《草虫》在《二南》中即为思夫诗乎！既不可知其人，无宁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诗人之本意也。
○《甘棠》
△本篇作於召公没後
《甘棠》，《序》以为美召伯，《朱传》以为後人思其德，爱其树而不忍伤。按《春秋传》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则是此诗乃召公既没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传》之说是也。至《笺》称“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亦非是。甘棠之阴能庇几人而於此听断乎！《朱传》以为“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笺》又称“召公为二伯，故言伯”，亦误。宣王时，穆公亦称召伯，《诗》有家伯，《春秋》有单伯，岂必为二伯然後称伯乎！又按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自此以下八篇盖皆昭王以後之诗，是以其事则瑕瑜互见，其词意亦与前五篇不类。然则独前四篇为康王以前诗也。
○《行露》、《羔羊》
△《行露》不必为女子诗
《行露序》云：“召伯听讼也：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刘向《列女传》谓：“申女许嫁於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讼之，故女作此诗。”朱子《集传》全用《序》说，而释“室家不足”之文则又兼采刘义。余按：召公从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断必有大过人者；强暴之男将畏罪之不暇，安敢反来讼人。即讼矣，召公亦必痛惩之而不为之理，安有反将贞女致之狱中者哉！且所谓“礼未备”者，仪乎？财乎？仪邪，男子何惜此区区之劳而必兴讼？讼之劳不更甚於仪乎？财邪，女子何争此区区之贿而甘入狱？婚娶而论财，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细详诗意，但为以势追之不从，而因致造谤兴讼耳；不必定为女子之诗，如《序》、《传》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没？《甘棠》乃作，则此必非文王时诗明矣。
△羔羊非美节俭正直
《羔羊序》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见有所谓节俭正直者。《郑笺》训“退食”为“减膳”，训“自公”谓“从公”，以为节俭正直之证。然献可替否乃为正直，从君岂得谓之正直！“退公”之下系以“自公”、状以“委蛇”，明谓退自公朝，岂得以退为减！《朱传》以为“退朝而食於家，从公门而出”，其训当矣。然既不用郑氏之解，何以仍袭节俭正直之说？节俭正直究於何见之乎？惟《朱传》所谓“从容自得”者於理为近。然则此篇特言国家无事，大臣得以优游暇豫，无王事靡，政事遗我之忧耳，初无美其节俭正直之意，不得遂以为文王之化也。
△二篇系诸事废弛之象
盖此二篇皆周道渐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无故而速讼狱，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为大夫者夙兴夜寐，扶弱抑强，犹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优游自适，若无所事事者，百姓将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谓安矣，然犹“视民如伤”，“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观二诗，明系太平日久，诸事废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缓语低声，以为养相度，以致万事不理”然者，岂得以为文王至治之时诗乎，且余尝见今之为州县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职业，则百姓皆得自安於畎亩；若从容暇豫而不事事，则吏胥作奸，强凌弱，众暴寡，四境之内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正此谓也。自以此为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狱讼日繁，大臣之优游养望皆视以为固然，政与诗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雷》
△本篇无劝以义之意
此篇，《序》以为大夫远行，其室家劝以义。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笺》谓“‘归哉，归哉’，劝以为臣之义未得归也。”诗明明望其归，而《笺》反谓劝以不归，与经正相悖戾。朱子但谓思念其夫，无劝以义之意，是也。然虽思念而无感伤之情，怨尤之语，则是妇人犹知大义，不至以私害公。即此见先王之遗泽未远，正与《周南桃夭》之诗相类，虽平平无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则作诗之时上距成、康之世犹未甚远也。
○《В梅》、《野有死》
△二篇均非文王之化
《В梅》，《序》以为“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朱传》从之，谓“女子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相辱也”。《野有死》，《序》以为“天下大乱，强暴相陵，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朱传》从之，谓“女子贞洁自守，诗人因所见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无耻甚矣。况不俟备礼而欲以一言定约，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职，女红而已，“怀春”则心固已荡矣。以男诱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称为“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计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传》所言，《行露》、《В梅》、《野有死》三诗，男无不强暴者，女无不贞洁者；何圣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难乎？盖此二诗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诗意亦必不如《序》、《传》之所云者。
△借物言情
大抵古人触目而会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读者善会之耳。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此岂为为山者言之乎！然犹云譬也。孔子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也。”则但言松柏矣，圣人岂果为松柏赋乎！况诗之为体，尤多假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尽执所言者以为实。是以《春秋传》晋执卫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晋韩起聘於郑，郑六卿饯之於郊，子大叔赋《褰裳》，韩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郑伯享晋赵孟，子皮赋《野有死》之卒章，赵盂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ζ也可使无吠。”若如《序》、《传》所释，则三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然则此二篇者当时必有所指，但世远书轶，不可考其为何事耳。读者且宜从容涵咏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强暴公行为文王之化也。
○《小星》、《江有汜》
△二篇均上惠不逮下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於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传》亦用其说。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让於德而循於礼，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诿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则在上者惠固无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尝心悦诚服矣。即《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真悔也。细玩二诗词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义命自安之诗。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时者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见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虽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犹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遗也。故此二篇当与《周南》之《つ木》、《螽斯》参看。读《つ木》、《螽斯》者，当知为上者无论男子女子皆当惠爱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爱戴欢悦。读《小星》、《江有汜》者，当知为下者亦无论男子女子，虽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当恪共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读《诗》矣！然则此二诗固瑕瑜不相掩者，谓为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矣》
△本篇决为东迁後诗
《何彼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孙”，其为东迁後诗无疑。郑渔仲固已言之矣。盖此诗虽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贵宠，盛称其车服，以“肃”，美之，则是犹有先代淳朴之遗，是以圣人犹有取焉。乃《毛传》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夫《经》明明言为平王而《传》犹以为文王，然则《经》之未尝言为某王而《传》强属之文王者，岂可以胜数哉！且称为“平王”者谓非平王宜臼，则其称为庄公、穆公者亦可谓之非鲁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书》之“宁王”为比，刘氏瑾又以《大雅》之称“辟王”，《商颂》之称“玄王”，“武王”曲为之解，强词夺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谓“宁王”者犹其称哲王也，所谓“辟王”者犹其称君王也，可以称此王，亦可以称彼王。故宁王或以为文，或以为武，泛称之则可耳。若云“宁王之孙”，“辟王之孙”，则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宁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玄王称契，未闻相土、上甲微之亦为玄王也，以武王称汤，未闻太甲、武丁之亦为武王也，岂得援以为此！嗟夫，後之人宁叛圣人之经而不肯少异於汉儒之传，宁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说，真可为长太息者矣！且《大雅尚书》称文王者无虑百馀，何以不一称为“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断断非文王明矣。
△“齐侯之子”非齐襄公
然以“齐侯之子”为齐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即位，始取王姬，不得称为齐侯之子。《春秋》书之，不过以鲁为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见於《春秋》者固不知几何也。说《诗》者不诬经以从传，不强不知以为知，庶乎其可与言《诗》矣！
○《驺虞》
△《驺虞》应从鲁、韩说
“驺虞”，《毛诗》以为仁兽之名，《鲁诗》、《韩诗》则以为掌鸟兽之官。欧阳永叔以《鲁》、《韩》为是而《朱传》则用毛说。余按：驺虞之为兽，稽之经传皆无文；而《传》有“驺人”、“虞人”之官，《鲁》、《韩》之说为有征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兽之繁，而末忽叹美於仁兽，於文义毫不相蒙。自当以《鲁》、《韩》、欧阳之说为正。其诗意则《序》与《朱传》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时耳。至《传》以此诗在《召南》中，遂以为南国之诗，亦恐未然。《殷其雷》、《何彼矣》皆周人之诗，何必此诗定属之南国乎！此与《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盖序《诗》者以《关雎》、《鹊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则皆咏叹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见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极於昆虫草木。犹十五国风之以《二南》始，以《豳风》终，不可谓邶十二国之诗在前而《豳风》在後也。
○通论十三国风
△风无正变
说《毛诗》者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业之所自基，《东山》、《破斧》敌王所忾，劳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谓之变也。《淇澳》以睿圣得民，《缁衣》以好贤开国，《鸡鸣》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见君德民风之美，何所见其当为变风也者？盖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时渐远，故其诗轶者较多，且当周初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雅音渐衰而风始著，是以衰世诗多，盛世诗少，初未尝以正变分也。惟《二南》中《关雎》、《鹊巢》之三与《麟趾》、《驺虞》以燕射时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数篇，遂断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也哉！且即衰世亦未尝无颂美之诗。若《定之方中》纪卫文之新政，《鸠》美淑人之正国，以及《干旄》之下贤，《羔裘》之直节，《无衣》之勤王，较之《行露》、《死》之诗果孰优而孰劣？即《君子于役》之“苟无饥渴”亦何异於《卷耳》之“彼周行”？《出其东门》之“匪我思存”岂不胜於《汉广》之“言秣其马”？何所见而彼当为正，此当为变乎？郑渔仲云：“《风》有正变，仲尼未尝言而他经不载焉；独出於《诗序》。《缁衣》之美武公，《驷[A164]》、《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谓之变风乎？”其说是矣。然又为“变之正”之说以斡旋之，则是犹未免依违於两可也。朱子亦言“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可考”，然亦姑从《序》说，吾不知其为何故也。
△太史采风之说不可信
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馀皆无之？曰：孔子之所删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诸侯贤者必多，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何为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岂尚不如郑、卫，而反删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後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於後人臆度无疑也、盖凡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遇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则遂失传耳。不然，两汉、六朝、唐、宋以来并无采风太史，何以其诗亦传於後世也？大抵汉以降之言《诗》者多揣度而为之说，其初本无的据，而递相沿袭，递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无复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诸儒，甚且以後汉人所作之《序》命为周太史之所题。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谁，良可慨也！
△《诗序》所举人名不可信
世儒皆谓“《诗序》近古，其说必有所传。十二国风之中，称为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无疑也。”虽然，余尝细核之矣。《邶》、《》、《卫风》三十九篇，直指为某君者十有七。《王风》十篇，直指为某王者五。《郑》则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齐》则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则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陈》则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与君无涉则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举其谧则称其名与字（如秦仲卫州吁之类），徒称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谓言之凿凿也已！而独《魏风》七篇，《桧风》四篇则无一篇直指为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俭啬褊急”，“其君俭以能勤”，“君不用道”，“忧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尝一举其谧若字。此何以说焉？既果真有所传，何以此二国独不知其为某公？况桧亡於鲁惠之世，魏亡於鲁闵之世，且在齐哀、陈幽之後二百馀年，何以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谧，皆载於《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某君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谚曰：“宁在人前全不会（俗呼，“能”为“会”），莫在人前会不全。”盖会不全则智穷於所域，其为剿袭与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来，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郑渔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觏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卫风》
△《绿衣》、《日月》非庄姜伤已失位而不见答之诗
《绿衣》以下四篇，《序》皆以为庄姜之诗。《绿衣序》云：“卫庄姜伤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日月序》云：“庄姜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於先君以至困穷也。”余按《春秋传》文，绝无庄姜失位而不见答之事。桓公，戴妫子也，而庄姜以为己子，立以为太子，非夫妇一体安能得之於庄公！且使庄公而好德也，必无纵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庄姜之美谁能逾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传》中多矣，不得以此为不答庄姜证也。原《序》所以为是说者，无他，皆由误解《春秋传》文，谓庄姜无子由於庄公之不答。是以《硕人序》云：“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然有子无子岂尽在答与不答哉！汉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赵飞燕、合德专宠嫉妒而卒无子；今世夫妇相爱，不忍畜妾而无子者何限。乃以庄姜无子遂悬坐庄以不答之罪，可谓汉庭锻链之狱矣庄公之失惟宠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爱而无远虑，与齐僖公之宠无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弑夺之祸也。果纵妾使上僭，果不答庄姜而使之失位，则亦何难废桓公而立州吁。然则庄公初未尝有大昏惑之事也，不过说《诗》者强以加之，以蕲其说之相符耳。且使庄姜果贤，庄公即不见答，犹当委婉措词，怨而不怒，庶不失诗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诗云：“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何至於是！彼谷风之弃妇又当作何语乎？使庄姜果如是，则亦无怪庄公之不答矣！为是说者，非止诬庄公，抑且诬庄姜，而教天下妇人以怼其夫，其所关於名教风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诗者或系妇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处之地必有甚难堪者；断断非庄姜诗也。盖汉之取士多以经术，而每经有数家之传，故师弟子相授受务巧於说经，以期求胜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犹今人之致力於讲章，求工於举业以期得隽也。说经者能傅会以他经传，则人惊其淹博，服其论议，以为其说有据，犹今人於场屋中能剿袭《左传》，涂抹《三礼》，则考官咸以为博而拔擢之，不复问其经旨之合与否也。是以其说如是，本无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为不刊之论，致古人之受诬几二千年而不能白，则大误矣。乃朱子於此数篇皆从《序》说，且并《柏舟》一篇亦疑以为庄姜之诗，吾不知其为何故也。说并见後《燕燕》、《终风》、《硕人》诸条下。
△《燕燕》非庄姜送戴妫诗
《燕燕序》云：“卫庄姜送归妾也。”《笺》云：“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於是大归，庄姜远送於野，作诗以见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於归者。恐系卫女嫁於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绝不类庄姜、戴妫事也。自庄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庄姜、戴妫恐不复存。《史记》以为戴妫先死而後庄姜以桓公为己子，虽未敢必其然，然献公之出也定姜见於《传》，其入也敬姒见於《传》，而记桓公之弑，州吁之杀，绝无一语及於庄姜、戴妫，若无二人然者，则二人固未必存也。且庄姜既以桓公为己子矣，庄姜当大归，何以大归者反在戴妫？而古者妇人送迎不出门，庄姜亦不应远送於野也。又按：《鲁诗》、《韩诗》及《列女传》皆以此为定姜所作：或以为献公无礼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为定姜归其娣送之而作；或以为定姜送妇作。然以词意观之，时势考之，皆未有以见其必然。盖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参差不一，皆未可执以为实也。说并见前条下。
△《终风》非庄姜伤己遭州吁侮慢诗
《终风序》云：“庄姜遭州吁之暴，见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弑君之贼也；庄姜，妇人，不能讨则已耳，岂当爱之而复望其爱己。乃曰：“顾我则笑，谑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愿言则怀。”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庄姜果赋此诗，一何其无耻乎！朱子《集传》固已觉其不合，乃以“终风”为指庄公。然比之以“终风且暴”，斥之以“谑浪笑傲”，皆非庄姜所当施之於庄公者。且既谓庄姜不见答於庄公矣，又何以有“顾我则笑”之语？详其词意，绝与庄姜之事不类，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庄公亦不合也。窃谓年远事湮，《诗》说失传者多，宁可谓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诬於千载之上。说并详前两条下。
△击鼓非州吁伐郑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谓有所知者已尽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断无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击鼓》一诗，序以为“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则是即《春秋》鲁隐公四年四国伐郑事也。然今考之《经》文则大不然。凡两国不相和而为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郑、卫”是也。今也卫自伐郑以媚宋耳，而诗乃云“平陈与宋”，宋与陈初无隙也，何平之有！东门之役，五日而还，不为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则亦旬月而还师矣。而诗乃曰“爰居，爰处，爰丧其马”，苟非师老岁淹，暴露已久，何至为是言乎？细玩此诗，其非州吁伐郑之事明甚。盖《春秋》之始上去平王东迁已四十有九年，其间诸侯交兵之事盖多有之，但不见於经传，无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谓必无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会之，呜乎，何其谬也！且卫有孙氏，卫之世卿也，故曰“从孙子仲”。《序》乃以为公孙文仲，亦误。朱子《诗传》不驳其失，以为或然，固已异矣。乃後人之复为委曲弥缝其说则尤大谬。或云“先和陈、宋而後进兵”，然则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仅隔一时，必帅师在途，又闻後命，未得班师故也”，然则《春秋》何以两书伐郑？且卫与郑数百里耳，五日而还，不匝旬而至国矣，何至历三月而犹未归乎？嗟夫，但欲曲护前人之失，遂不顾其说之不通，古人之诗其晦於後人之说诗者岂可胜道哉！
△《式微》、《旄丘》非黎侯寓卫事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卫，其臣劝以归也。”《旄邱序》云：“责卫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於卫；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黎之臣子以责於卫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文，酆舒杀晋伯姬，晋侯将伐之，伯宗斥酆舒有五罪，而夺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晋侯灭赤狄潞氏，立黎侯而还。则是黎之失国在鲁文、宣之世，酆舒为政之时，上距卫之渡河已数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卫，卫亦安能复黎之国乎？其时不符，一也。黎在山西；卫在山东。而诗乃云：“狐裘蒙茸，匪车不东。”方欲西归而反以“不东”为解，岂非所谓“北辕将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国，则其故土为狄所据，黎侯安能归国，而其臣乃劝之？卫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强大，晋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责卫乎？细玩诗词，或果有邻国之君寓於卫，或别有所指而传者失之，均未可知。说《毛诗》者但见《春秋传》有夺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细考，遂附会而为之说耳。後人乃强为之解，谓黎侯凡再失国，黎侯寓在卫东，故云“匪车不东”，欲以曲全《序》说，谬矣！
△《新台》、《二子乘舟》非卫宣公及、寿事
《新台序》云：“刺卫宣公也：纳之妻，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二子乘舟序》云：“思、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其事盖本之《春秋传》。然诗所言殊与《传》所载者不类。何者？，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夺子妻？禽兽行也，此真所谓“言之丑者”。乃但笑其“蘧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丑者，少知名义者肯为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夺取之。未至而先筑台，又不於国而於河上，欲何为者？寿死於盗，始至莘，诗何以称“二子乘舟”？自卫至齐皆遵陆而行，特济水时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盗，何不言其乘车，而独於其乘舟咏之思之？细玩二诗之词，与《传》所载、寿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
△《左传》记宣公夷姜生急子事不可信
然即《传》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鲁隐公四年，石蜡既杀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传》称宣公於夷姜，生急子（即《序》之）。谓於夷姜在为公子时乎，则当庄、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蜡讨贼立君，亦必择其贤者，左公子氵曳，右公子职，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乱之人乎？谓於夷姜在已为君後乎，则宣公在位仅十有九年，急子之娶少亦当十四五岁，早亦当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时，则宣公卒时寿、朔皆尚在襁褓，寿安能盗旌而先？即朔亦不能构急子也。此乃必无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为何书何人之说。〔通世按；此说见明沈起元《左灯》，而《左传孔疏》亦既疑之矣〕）。盖缘《左传》一书采摘太广，但有所得，即缀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虚实。况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书者此，固未可尽执为实也。嗟夫，《左传》犹不能以无误，况於《诗序》，乌在其可以尽信乎！
△《诗序》惟《风》多得实
《诗序》惟《风》多得实。《定之方中》，《经》有明文，《载驰》，《传》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为共姜自誓之诗。今玩其词，“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为妇人守贞不贰之作无疑；而“{髟}彼两髦”属之於世子，语亦符合。此必有所传而云然，非揣度而为之说也。《墙茨》、《偕老》、《鹑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当之，虽无确据，然玩其词意与其事正相合，序说近是。惟《传》以《鹑奔》为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观其称“君”而不称母，或卫之群公子所作，未可知也。《ぐ》以下三篇亦得诗意，但时世则未可知耳。唯采《唐》说者多疑之；说见後条。
△卫俗非郑所能及
《郑风》二十一篇，男女相悦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风》凡十篇，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卫俗非郑能所及也！且《东门》不过自明其志而已，未尝敢斥淫者之失。而《》乃云“不可道”，“言之丑”，“子之不淑”，“人之无良”，“大无信，不知命”，深斥痛绝，至於如是，何哉？盖风俗所在，虽贤人亦无如之何。彼既习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责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绝之，不一而足，则是先王之礼教犹存，民间之风俗未坏，贤者多而不肖者少，见无礼者群然怪之，是以绝之斥之而无所忌，人亦以为是而传而诵之也。吴季札云“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岂不信与！吾故读《墙茨》、《君子偕老》、《鹑奔》三篇而知卫之必亡，而又知卫之必将复兴也。至其立言之妙，则《墙茨》、《君子偕老》二篇为最。《墙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恶，而但云“不可道”，“言之丑”，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从对面著笔，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语点出主意，笔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良不诬也。《相鼠》刺无礼仪，亦足以见风俗之美。
△《桑中》等篇作诗者无刺意
《诗序》云：“《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於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吕氏祖谦云：“诗之为体不同，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此类是也。”严氏粲云：“或以《桑中》为淫奔者所自作，则非所谓止乎礼义矣。当从国史所题以为刺也。”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又云：“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为刺，不惟无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叹美之意，绝无规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为刺，则曹植之《洛神赋》，李商隐之《无题诗》，韩之《香奁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虚》、《上林》，劝百讽一，古人犹以为讥，况有劝而无讽，乃反可谓之刺诗乎！余尝细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参观之，同一题为刺而其文互异。《新台》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国人恶之而作是诗”。《南山》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诸如此类，《序》以为作诗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远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猎，国人化之，习於田猎谓之贤，闲於驰逐谓之好”，《丰序》首言“刺乱”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时”而下但言“时不亲迎”，皆无一言及於诗人之剌之者，与《新台》、《南山》诸篇之文绝不类。疑作《序》者以录此诗於《国风》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谓之刺，未必果谓作此诗者之刺之也。《凯风序》云：“美孝子也。”而诗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为美之乎？抑为责之乎？疑《序》亦以录此诗为美之，非以作此诗为美之也。《静女》、《有狐》之“刺时”，《溱洧》、《绸缪》之“刺乱”，恐亦皆当如是，正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
△《干旄》访贤才
卫之重封，由於齐桓。齐桓所封者，邢与卫也。然邢仅二十馀年而遂亡，而卫历春秋及战国秦又数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读《干旄》之篇而知卫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盖国家之治惟赖贤才，而贤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贤才不惟当举之用之，而且当鼓之舞之。旌旄之贲於浚，所以下贤也，即所以劝贤也。下贤，则有以咨诹治道。劝贤，则人皆争自濯磨而贤才将不胜其用。故季札至卫，而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贤，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访贤才於畎亩中，以故人皆竞於贤耳。是知立国之规模未有不在於好贤者。读《诗》者能以此篇例之，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
△《硕人》非闵庄姜诗
《硕人》，《序》以为闵庄姜之诗，谓“庄公惑於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朱子《集传》从之，更无异说。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贵，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众，毫不见有刺庄公之意，不知《序》与《传》何从而知之？且玩诗词，乃其初至时作。当其初至，何由预知异日庄公之不见答以至无子而闵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方且代体庄公“晏尔新婚”之情而惟恐其过劳，乌有所谓忧其不答者哉！揆《序》与《传》之意，皆由误解《春秋传》文，遂并以误解《诗》。《春秋传》云：“卫庄公娶於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此诗次章正言庄姜之美，则是以此诗证其美，非以此诗证其无子也。若云“美，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而无子”，则语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毕，然後证之，非谓因其无子而後赋此诗也。且《春秋传》所记并无庄公不答之事；有子无子亦不在答与不答也。即嬖人生子，亦当在晚节，非庄姜归时已然，何故初归而即不答以致无子乎？二妫之娶後此矣，然厉妫生子孝伯，戴妫生子桓公；庄姜娶於二妫之前，何以独不见答而无子乎？详《序》所言，与《传》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据《春秋传》，得之。”严氏粲云：“题以‘闵’庄姜，有《左传》可证。若不用《序》，以此为‘美’庄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诗果以庄姜贤而不答而闵之，则当极书其贤，微讽其不答。乃但侈称其族之贵，色之美，车服之盛，媵妾之多，贤何在焉？称人之贤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则绝无一语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说，乃云：“称其族类之贵，见其为正嫡小君，所宜亲厚，而重叹庄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则云：“叹今之不然也。”《诗》自言彼，《传》自言此，冤矣！夫诗之体虽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从而畅之。若诗绝不言，而吾必谓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会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诗者，取杜甫《春日怀李白》诗释之，谓甫素轻白，云：“白也之诗号为无敌，然不过飘然思不群而已。其清新不过如庚开府，其俊逸不过如鲍参军，何尝果无敌乎！何时重与白聚，细论诗律以发其蒙也？”《集传》之释此诗，毋乃类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说，无宁听古人之诬，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说并见前《绿衣》诸诗下。
△《河广》非宋襄公出母诗
《河广序》云：“宋襄公母归於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朱子《集传》因之，云：“卫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归於卫。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义不可往，故作此诗。”余按《春秋》闵公二年，狄灭卫，卫人渡河而庐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则襄公之世卫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诗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颖达，严氏粲固已觉其不合，顾不肯变易旧说，乃复曲为之解。孔氏以为假有渡者之词，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然则三百篇中何语不可谓之假设，亦何所取义於河而假之乎？严氏以为作於卫未迁之前，桓公犹在。然则夫人非义不可往，乃势不能往，其作此诗，一何无耻也！盖《序》与《传》之为此说，不过一时失於检点，而忘襄公之立在卫渡河以後。学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误，已非直道而行之正，况欲委曲回护以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谓“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也。且宋桓，贤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礼，则亦贤夫人也，以贤夫人而遇贤君，何以得出？夫妇之义重矣，苟非得罪宗庙，不至於出。夫人而贤也，必无可出之罪；无罪而出之，又岂贤君之所为乎！余玩此篇词意，似宋女嫁於卫；思归宗国，而以义自闲之诗。学者以是为说亦可矣，何必诬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说《诗》者一何多也？
△《伯兮》非卫人从王伐郑事
《伯兮》一篇，郑氏以为即《春秋》桓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之事。朱子云：“诗言‘自伯之东’，郑在卫西，不得为此行矣”（卫未渡河以前，郑在卫南，“西”字疑误）。其说是也。乃孔氏《正义》复曲为之解，言“兵至京师乃东行伐郑”。京师在卫之西数百馀里，岂得置西不言而反言东，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况诸侯之师从王伐郑，必有约会之地，断无至周而後东行之理。观《春秋传》，诸侯会晋伐郑从未有至晋而後南行者。其说之诬，亦已明矣。盖自平王之东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时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无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书於鲁史之策者亦多，岂得见有桓王伐郑一事，遂纡曲牵合以附会之哉！
△膏沐为夫容
抑吾於此诗有感焉。古之妇女，“膏沐”而已。膏沐，以为夫容而已。秦、汉以来，始有脂粉；唐人尤以为重。宋、元之际，加以缠足，而天真几不复存矣。余幼时见妇女妆束尚近浑朴；近则惟务趋时，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见之令人作恶，而其人以为非是不足以逢时，至有其夫禁之而不听者，吾不知其“谁为容”也。故诵此诗有三益焉：一则为人上者知夫妇离别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则为丈夫者念闺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墙花不以介意；一则为妇人者知膏沐本为夫容，而不可学时世梳妆以悦观者之目。则庶乎其为不徒诵此诗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会之也。
△说《有狐》、《木瓜》者之锻炼
天下有词明意显，无待於解，而说者患其易知，必欲纡曲牵合，以为别有意在。此释《经》者之通病也，而於说《诗》尤甚。《有狐》、《木瓜》二诗岂非显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将至矣；衣裳未具，何以御冬？其为丈夫行役，妇人忧念之诗显然。而《笺》云：“妇人丧其妃耦，欲与人为室家。”夫他人无裳，与己何涉，妇人如此之无耻乎？且何所见“之子”之必为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轻？琼琚之报重，犹以为不足报而但以为永好，其为寻常赠答之诗无疑。而《序》云：“美齐桓也。卫处於漕，齐桓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卫人欲厚报之而作是诗。”夫齐桓存卫，其德厚矣，何以通篇无一语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卫於齐有何报而乃自以为琼琚也？汉周亚夫之子为父治葬具，买甲五百被。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说《诗》者何以异此！盖汉时风气最尚锻炼，无论治《经》治狱皆然，故曰“汉庭锻链之狱”。狱之锻炼，含冤於当日者已不可胜数矣，《经》之锻炼，後人何为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谓“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锻炼为非矣。古人之冤其遂将终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说，但疑以为男女赠答之词，尚未敢必其然。“投桃”、“报李”，《诗》有之矣。“木瓜”、“琼琚”施於朋友馈遗之事未尝不可，非若“子嗟”、“子国”、“狡童”、“狂且”之属，必荡子与游女而後有此语也。即以寻常赠答视之可也。
△《邶》、《卫》二风无渡河以後诗
《邶》、《》、《卫风》三十九篇，玩其词意，考其时势，惟《风》自《柏舟》外皆春秋时事，而《邶》、《卫》二国风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硕人》不待言矣，其馀诸篇，皆与《春秋经传》所载卫国之事无所关涉。且《邶风》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在第十四篇中，《卫风》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犹云“在彼淇梁”，其为渡河以前之诗明甚。考卫渡河之日在鲁闵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仅六十年，然则其诗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虽以《春秋》中事附会之，而委曲牵强卒不能合也。惟《风》春秋时诗为多，故《序》说多得之。其风所以分为三者，盖必有说，但世远书轶，无从考耳。《春秋传》，季札请观周乐，为之歌《邶》、《》、卫，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则当时固已合之矣。然皆各为次序故不能并为一。读者但当即词以求其意，此非大义所关，正不必强为说以曲解之也。又按：旧说以《邶》、《》、《卫》皆殷畿内地名：北曰邶，南曰，东曰卫。今观《邶》、《卫》二风皆无渡河以後之诗，独《风》有之，似在东者然，疑旧说之误也。
●卷三
○《王风》
△《黍离》非追伤诗
《黍离》一篇，《韩诗》以为“尹吉甫信谗而杀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忧懑不识於物，视黍离离，反以为稷之苗。”今玩其词，乃似感伤时事，殊不见其为遭家庭之变者也。《毛诗序》则以为“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而作是诗”，较《韩》说为近理。然玩“心忧”、“何求”之语，乃忧未来之患，亦不似伤已往之事者也。且二家之讹不过以章首言“黍离”、“稷苗”故耳，然作诗者多就其所见以起兴，“蒹葭”、“大杜”，意原不在於物，岂得以章首言“黍稷”遂断以为诗人之旨在是乎哉！细玩此诗词意，颇与《魏风园桃》相类。“黍离”、“稷苗”，犹所谓“园桃”、“园棘”也。“行迈靡靡”，犹所谓“聊以行国”也。“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犹所谓“谓我士也罔极”，“心之忧矣，其谁知之”也。然则此诗乃末乱而预忧之，非已乱而追伤之者也。盖凡常人之情狃於安乐，虽值国家将危之会，贤者知之愚者不之觉也，是以“不知者”谓之“何求”。《黍离》忧周室之将陨，亦犹《园桃》忧魏国之将亡耳。若待故宫已为禾黍而後忧之，不亦无及於事矣乎？且平王之东也，非由西而东也，当其未立之时畿甸已尽没於戎矣。是以平王以岐、丰地与秦而使自为取之。然秦亦不能有，至其子孙始陆续攻得之。当东迁之初，故国皆戎也，大夫何为而至其地？宋之南渡也？称臣於金，故其臣有衔命至金者。平王未尝乞怜於戎也，大夫安能行役於故国哉！盖缘说《毛诗》者谓《王风》皆周东迁以後之诗，此篇居《王风》之首，当为初迁时所作，有此成见在心，故见章首言“黍稷”遂以为故宫之禾黍耳。其实《王风》不必皆在迁後，读者当玩其词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为行役於故国也。曰：然则季札何以谓为“周之东”也？曰：此不过大概言之耳，非为其必无一二篇在东迁之前也。正如称《大雅》为“文王之德”，而《大雅》岂尽文王之德；称《郑风》为“其细已甚”，而有《缁衣》、《羔裘》；称《唐风》为“思深忧远”，而有《绸缪》、《葛生》；岂得以是为疑也哉！朱子集传虽亦用《序》说，然终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扬之水》非刺平王私舅
《扬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余按：申与甫、许皆楚北出之冲；而申倚山据险，尤为要地。楚不得申，则不能以凭陵中原，侵扰畿甸。是以城濮还师，楚子入居於申；鄢陵救郑，子反帅师过申。申之於楚，犹函谷之於秦也。宜王之世，荆楚渐强，故封申伯於申以塞其冲。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渐弱，不能自固，故发王师以戍之耳；非以申为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戍甫戍许何为者？曰：为申同姓故也。曰：申同姓之国若是亲乎？申与齐、许、纪、甫皆姜姓也，然齐灭纪，又灭许以与郑；而晋亦灭虞、虢、焦、滑、霍、扬、韩、魏。同姓之国且自相灭矣，况於母家之同姓而平王乃有是推乌之爱乎？盖甫，即吕也，《书吕刑》或作《甫刑》是也。楚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巫臣曰：“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於漠。”然则申、吕二国皆楚北冲，惟许地稍近内；然楚师度申、吕而北则必经许。是以齐桓得许，则能伐楚而至召陵；晋文践土之盟不得许，则於盟後汲汲率诸侯以伐之；晋霸既衰，许折而入於楚，始以争郑为事耳。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国，非私之也。谓平王之戍申为私其舅，则宣王之封申亦为私其舅乎？谓平王之戍甫、许以申同姓故，则宣王之城齐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说《经》者不考其时势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
△申侯无与弑幽王事
朱子《诗集传》云：“申侯与弑幽王，法所必诛。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至使复雠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得罪於天甚矣。”余按：申侯与弑幽王，其事本之《史记》，而《史记》采之《国语》史苏、史伯之言；然《经传》固无此事也。《诗》、《书》或多缺略；《左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乃至《周语》专记周事而亦无之。此非常之大变，周辙之所由东，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旁见於《晋》、《郑》之语，史伯逆料之言，史苏追述之事？乌在其可信为实也！且所载二人之言荒谬者亦多矣。伊尹，圣人也，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胶鬲，贤人也，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诬矣！褒君也而化龙，龙也而化鼋，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数十年，又妄矣：如谓申侯之事必实，二子之言可信，将伊尹、胶鬲亦果与妹喜、姐己比者乎？以此为平王罪，吾恐古人之受诬也！细玩诗词，但为伤王室之微弱，初无刺王之意，故以“扬水”喻王室，以“束薪之不流”喻诸侯之不肯敌王所忾。盖因荆楚日强，渐有蚕食中原，窥伺畿甸之势，故戍三国以遏其锋。以为私其母家，固已失之；因《序》此言遂谓之为忘雠报施，则更冤矣。观其後数十年，楚人卒县申、吕，通道中原，陈、许、宋、郑咸被其害，赖有齐桓一匡始得少安，及齐桓亡，许遂改而事楚，由是楚人遂观兵於周郊而问鼎焉，然则此三国者，正如汉之虎牢，唐之维州，如之何其可不戍！安得不详考其时势与其地势而遽以为平王罪也！说并详《丰镐考信录》中。
△《中谷有{艹推}》、《兔爰》、《葛ぱ》皆自镐迁洛者所作
《中谷有{艹推}序》云：“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岁，室家相弃尔。”《兔爰序》云：“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葛ぱ序》云：“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朱子《集传》於《中谷》一篇全用《序》说，於《兔爰篇》虽亦采《序》说而不训以为桓王伐郑之事，於《葛ぱ篇》则绝不用《序》说而但以为世衰民散流离失所者所作。余按《兔爰》诗云：“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然则其人当生於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凌，平王播迁，家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於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馀，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於桓王，惟郑於桓王世始不朝耳，其於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辽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皆自镐迁洛者所作。盖迁徒之际，弃旧营新，最易失所，非上大有以安辑之不可。是以盘庚将迁，率吁众戚，既迁之後，奠厥攸居；太王仁主，则民从之如归市；而《传》亦称齐桓迁邢，邢迁如归。平王不能抚┰其民，以致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是以其诗云然。吾故读此三诗而知周之不复振也！“仳离”，犹云“流离”。“终远兄弟”，非迁徒之故何以至是？王族即使衰微，亦必不至於“谓他人父”、“谓他人母”也。细玩其词，其为东迁之人所作明甚，非但与王族无涉，亦不必定在凶年饥岁时也。至以桓王伐郑之事附会之，尤失之远矣。
△《王风》非东迁所降
旧说，周室东迁，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诗不为雅而为风；然其王号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余按：风与雅者，诗之两体，非以天子诸侯分也；犹後世之诗有乐府，有古体，有齐、梁体，有唐人近体；诗之外复有词，有北曲，南曲也。《小雅》中间有类《大雅》者，亦有类《风》者，《豳风》亦有类《雅》者；犹唐人诗之《边草河汉》类词，宋人词之《天净沙》、《西江月》类曲也。所以《宾筵》、《抑戒》，卫而列《雅》；《宫》，《泮水》，鲁而称《颂》。诸侯之国既有雅颂，宁天子之畿而独无风乎！东迁以前士大夫多尚雅音，故风之传者少耳，非以东迁故降而为风也。曰，然则何以不曰“周风”而曰“王风”也？曰：王也者，别於齐、秦、郑、卫而言之也；若别於《商颂》，则曰“周颂”不曰《王颂》矣。《春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於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鲁臣而曰“公臣”也。是故，风也者，诗之体也，非以其迁故而风之也；王也者，名之正也，非以其风故而王之也。说并见前《黍离条》下。
○《郑风》
△《缁衣》非国人美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
《缁衣》，言好贤也。治国之要惟在得人：虽有英主，非贤莫助；虽有善政，非贤莫行。然世未尝乏贤但患人主之不好耳。“子之馆”，屈身以见贤也，──孟子所谓“欲有谋焉则就之”是也。“授子之粲”，大烹以养资也，──孟子所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是也。故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夫如是，安有不得贤者！郑开国之规模其在此矣！大抵国家初造，莫不以好贤为务。虽以郑之不振，而其立国之初犹且如是，况齐、晋之强，鲁、卫之久，当必有更甚於此者；但开国於周初，世远诗轶，无从见耳，惟郑建国於平王之世，是以此诗尚存；学者所当以三隅反也。《序》乃以为“郑武公父子为周司徒，善於其职，国人美之而作此诗。”说者因曲为解，谓“诸侯入为卿士，皆授馆於王室，故云‘适子之馆’”。夫郑，本以王之支庶而为卿士，非由诸侯而入仕王朝者，其居此宫久矣，何待别投以馆？况“馆”、“授粲”皆上施於下之词，而人君爵尊禄厚，亦非民之所当为之改衣授粲者也。朱子《集传》亦用《序》说，殊不可解。嗟夫，自《卫序》、《郑笺》出而《毛诗》大行於世，三百篇遂变而为章句之学，与政毫不相涉矣！
△《将仲子》非指庄公、祭仲，亦非淫奔
《将仲子序》云：“刺庄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郑笺》云：“‘无逾我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无折我树杞’，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余按：以“仲子”为“祭仲”，则此乃庄公谕祭仲之词，不得反以为刺庄公。至以“里”为亲戚，以“杞”为兄弟，其取喻亦不伦。且下既明言“父母”、“诸兄”矣，此又何为之里与杞乎？共叔，庄公之母弟也。庄公方假仁义以欺人，将使人谓我不负弟而弟负我，今乃自谓不敢爱弟，少自顾惜者不肯出是语，而谓庄公肯言之乎！此为勉强牵合，无待问者。朱子驳之，是已。然以此为淫奔之诗，则犹未得诗人之本意也。果奔女与，其肯拒其所欢而不使来，其肯以“父母”、“诸兄”、“人言”自防闲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犹谓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谓之何？细玩此诗，其言婉而不迫，其志确而不渝，此必有恃势以相强者，故为此言以拒绝之，既不干彼之怒，亦不失我之正，与唐张籍却李师古聘而赋《节妇吟》之意相类。所谓“冲可怀”者，犹所谓“感君缠绵意”也。所谓“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诸兄”云者，犹所谓“君知妾有夫”，“远君明珠双泪垂”也。此岂果爱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又按《春秋传》，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其取义正与此诗语意相合，无怪其能感平公而使之许也。然则此诗固善於词令者。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反覆读之，其意自见。若以为淫奔，以为刺庄公，而言语之妙遂泯然不复可识矣。
△《叔于田》非指共叔
有友人谓余曰：“朱子大儒，诚有功於圣道，独於《诗传》余有憾焉。凡《序》所称为刺某人，美某人者，概不谓然；必《经》有明文若《叔于田》者，方敢指为共叔，否则必以《序》说为非矣。”余曰：“余於朱子《诗传》亦有憾焉，顾所憾与君异：非憾朱子之不从《序》，正憾朱子之犹未免於信《序》也。即如《叔于田》二篇，‘叔’者男子之字，周人尚叔，郑之以叔称者当不下十之五，使余为《诗传》，必不敢谓此叔之为共叔也。”（答友人语止此）共叔，国君之介弟也，诗人果称美之，当举卿士大夫以为拟；乃仅曰“巷无居人”、“巷无服马”，彼共叔者岂但与里巷之人较优劣者乎！共叔之在郑也，如二君矣；收二鄙为己邑，其目中岂复有庄公者，而诗曰：“衤裼暴虎，献於公所。”彼共叔者岂尚肯获禽而献於庄公者乎，子封之伐京也，京叛共叔，祭仲、子封之谏也，庄公若不为意者，盖庄公已早策共叔之庸愚不能抚┰其众，而下皆有叛心，而《序》乃云“国人说而归之”，《朱传》亦云“郑人爱之”，段不能结京人之心，而况能得郑国之人之爱且说乎！且共叔之在京也，抚大都，收二鄙，缮甲兵，具卒乘，爱共叔者何不述其都邑之雄富，车甲之强盛，而惟田猎之是言乎？取二篇之诗逐文而求其义，未见有一言之合於共叔者，然则其非共叔明矣。
△名字之附会
大抵《毛诗》专事附会。仲与叔皆男子之字，郑国之人不啻数万，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乃称叔即以为共叔，称仲即以为祭仲，情势之合与否皆不复问。然则郑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复字叔，郑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复字仲乎？宋陈振孙云：“本朝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订详洽如刘原父、吕与叔、黄长睿，多矣，大抵好附会古人名字，如‘丁’字即以为祖丁，‘举’字即以为伍举，‘方鼎’即以为子产‘仲吉’即以为逼吉之类。邃古以来，人之生世夥矣，而仅见於筒册者几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仅存於今世者几何？乃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实焉！余尝窃笑之。惟其附会之过，并与其详洽者皆不足取信矣。”陈氏之言可谓特识。然岂惟古器物为然哉！古今之如是者盖不可枚举矣。故陈恒所杀者阚我也，而司马氏以为宰予，以予亦字子我故也。饵金石药者卫退之也，而孔氏以为韩昌黎，以昌黎亦字退之故也。世传有严洞宾者尝挑女子牡丹，而传奇家遂以为吕岩事，以岩亦字洞宾故也。彼说《诗》者亦如是而已矣！滏间有李氏者，素封也，其季弟行五者俗呼为李老五。同城别有一李老五，年相若也，偶以事至邻郡，闻者遂以为素封之李老五也，延之於家厚其供帐饮食，出金帛以态其狭邪游，犹恐其不得当也。其人知其误而利其奉，亦不自言。去旬月，而後知其非此李老五也，乃嗒焉若丧。闻者莫不笑之。然此二人者；不惟其行同，其姓亦同，其误犹有说者。若《诗》之《将仲子》、《叔子田》，但举其字而姓氏皆无之，何所见其当为祭与共者？乃说《诗》者动谓《诗序》近古，其言必有所据、岂知生同斯世者，相距仅百里，其舛误已如是，况作《序》者（谓卫宏）上距作诗之时已八百馀年乎！嗟夫，嗟夫！此真非言语所能争也！
△《女曰鸡鸣》非贤夫妇相警戎
《女曰鸡鸣》一篇，《序》以为“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郑笺》以为“夫妇相警戒以夙兴，言不留色也”。朱子《诗传》不取陈古刺今之意，而但以为贤夫妇相警戒之词。余按：夫妇果贤，则当男务耕耘，女勤纺织，如《葛覃》之“刈、”七月之“于耜”、“举趾”矣；果相警戒，则当如《蟀蟀》之“无已大康”，《小宛》之“无忝所生”矣。今也，鸡鸣而起，所为者弋凫雁耳，饮酒耳，好交游耳；所谓贤者固如是乎？所谓警戒者如是而已乎？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之徒也。”然则鸡鸣而起不必贤者而後能也。若但以不留色为贤，则天下之男子岂必皆日日御妇人者哉！盖郑俗浮薄，不知勤於职业，男女相悦者不必论矣，即夫妇居室，不为冶荡，而亦不过弋游醉饱之是好，初无唐、魏勤俭之风，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园势之不振。以此为贤而相警戒，误矣。以为陈古刺今，则尤大误。岂古之人亦惟弋猎饮酒之是好哉！
△《女曰鸡鸣》之可取处
《女曰鸡鸣》一诗虽不足以当贤夫妇，然亦尚有可取者在。妇人之性多私所亲而执所见。故女叔齐曰：“先君若有知也，毋宁夫人，而焉用老臣！”汉高帝大封诸子，约非刘氏不王，及吕氏称制，而王诸吕，杀诸刘矣。若近世士大夫之家，更难以屈指数。苟於己有瓜葛者，虽常有怨於夫而常思厚之，夫之贫困因何致，不问也。夫欲薄之，则以积德从厚之说进之。苟於己无瓜葛者，虽尝有德於夫而常思薄之，夫之富贵自何来，不问也。夫欲厚之，则以节用留馀之说进之。夫夫之富贵，己必与焉，夫之贫困，己亦必与焉，此宜无事不与夫一体，而倒行逆施乃如此，不几以怨报德而以德报怨乎！至於执所见者尤非书所能尽（若汉窦太后奉黄、老，黜儒术之类），虽丈夫有言？若弁髦然。今诗乃云“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妇人能体其夫之心乃至是乎！是虽不足为贤，然恐後世以贤名者或未逮焉。亦足以愧夫世之私所亲而执所见者矣。
△《有女同车》非刺忽
《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太子忽尝有功於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於见逐，故国人刺之。”朱子《诗序辨说》云：“忽之辞昏未为不正；至其失国则又特以势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为国人作诗以刺之，其亦误矣。後之读者又袭其误，必欲锻炼罗织，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说《诗》者之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以乱圣经之本指，坏学者之心术也。”朱子之辨可谓明尽。然近世说《诗》者仍多从《序》说而以朱子为非是，余按诗词，一则曰“有女同车”，再则曰“有女同行”，齐侯之女深处闺中，何由得与郑人同车同行？郑氏不得已，乃曲为之解，以同车为亲迎。未聘之女而遽咏其亲迎，称为同车，其污蔑孰甚焉！一则曰“颜如舜华”，再则曰“颜如舜英”，明明称其色美，贤何在焉？岂称人之贤者固当称其色乎？抑有色者即为贤女乎？且齐侯初欲妻忽者文姜也，文姜淫於兄而弑其夫，何贤之有！忽果娶之，亦不过为鲁桓之续耳。说者不得已，乃属之再请妻时。再请妻者，尚未知为何人，安知其不亦如文姜，而郑之人遂能决其为贤女乎？然则此诗即非淫奔之诗，亦断断非昭公诗矣。细玩此诗，皆赞女子之美，或男子所作，或女子所作，均不可知；要不过称其容颜之丽，服饰之华，初未尝有一语称其贤也。盖郑俗浮薄，所郑重而乐称者惟色，是以季札谓之“其细已甚”；细也者，无关於大体之谓也。不必於诗词之外强寻一意以诬古人也。原《序》所以为是说者，无他，当汉之时，四家并立，务期相胜，而又其时方尚锻链，故因诗有“孟姜”之文，遂取《春秋传》昭公辞婚一事以附会之。此乃汉时风气，本不足怪；而後之人遂信以为实然，虽经朱子详加指驳而犹不信，真大不可解也！且其所以从《序》说者，不过曰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耳；然不当存者，岂独淫诗哉！昭公辞婚一节乃贤哲之高行，若不知称美，反用刺讥，此乃势利之小人，扳援之鄙夫，无见识之尤者，何以反存之而不删乎？晋董叔欲为系援，求婚於范氏，他日范氏纺诸庭槐，为叔向所讥笑。若删淫诸而独与其刺忽，是圣人教人皆学董叔也，尚可以为训乎！吾不知世何为而信之也？
△《扶苏》、《箨兮》、《狡童》亦非刺忽
《扶苏》以下三篇，《序》皆以为刺郑昭公。《扶苏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箨兮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狡童序》云：“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朱子《集传》则皆谓篇淫奔之诗，而深辟言刺忽之谬。然近世说者皆以为孔子删诗不当存此淫诗，反以朱子之说为非是。余按：谓淫诗不当存，似也，然所当删者岂独淫诗哉！昭公为君未闻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权臣擅命，虽诚有之，然皆用自庄公之世，权重难移，非己之过。厉公欲去祭仲，遂为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将兵於河上而不召；为昭公者岂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为昭公罪也。如果郑人妄加毁刺，至目君为狡童，悖礼伤教，莫斯为甚。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何以於此等诗反存之而不删哉？且所美非美者，谓色乎？谓德乎？子都有色而已，何得以比贤臣？考之《春秋经传》，昭公以前为庄公，射王，囚母，纳宋、鲁之赂而与其弑君，皆王法所不容；然而郑人不之刺。昭公之後为厉公，逐太子而夺其位，倚祭仲以立而谋杀祭仲，赖傅瑕以入而卒杀傅瑕，贪忍谲诈，背盟食言，是以谧之为厉；然而郑人亦不之刺。独昭公较为醇谨，虽无驾驭之才，亦无暴戾之事，谓宜郑人爱之惜之；然而连篇累牍莫非刺昭公者。岂郑之人皆拂人之性，好人之所恶而恶人之所好者乎？然则三诗之为淫奔与否虽未可知，然决非刺忽则断然无可疑者。孔子未尝删《诗》，说详见後条下。
△《郑风》多淫诗
《诗序》之谬，《郑风》为甚。《遵路》以後十有馀篇，《序》多以为刺时事者；即有以男女之事为言者，亦必纡曲宛转以为刺乱。至朱子《集传》始驳其失，自《鸡鸣》、《东门》外概以为淫奔之诗，《诗序辨说》言之详矣。顾自朱予以後说者犹多从《序》而非朱子，无他，以为《诗》皆孔子所删，不容存此淫靡之作耳。余按：《风雨》之“见君子”，拟诸《草虫》、《隰桑》之诗初无大异；即《扬之水》、《东门之单》，施诸朋友之间亦无不可；不以淫词目之，可也。至於《同车》、《扶苏》、《狡童》、《褰裳》、《蔓草》、《溱洧》之属，明明男女洽之词，岂得复别为说以曲解之！若不问其词，不问其意，而但横一必无淫诗之念於其胸中，其於说诗岂有当哉！且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张采序陈际泰文云：“知为大士文者，虽不佳亦佳。不知为大士文者，虽佳亦不佳。”小说载有马生者，以其诗示人，人咸笑之。乃假扶乩，称康状元海诗，座客无不赞者。後知其出於马，始结舌不复语。世儒闻为孔子所删而逐谓其无淫诗者，何以异是！由是言之，朱子目为淫奔之诗未可谓之过也。然其诗亦未必皆淫者所自作。盖其中实有男女相悦而以诗赠遗者，亦有故为男女相悦之词，如楚人之《高唐》、《神女》，唐人之《无题》、《香奁》者。又或君臣朋友之间有所感触，而之於男女之际，如後世之“冉冉弧生竹”、“上山采蘼芜”、“君嫌邻女丑”之类，盖亦有之。子太叔赋《褰裳》，子柳赋《箨兮》，子{羔齿}赋《野有蔓草》，赋之者既可以断章而取义，作之者独不可以假事而寓情乎！不然，何以女赠男者甚多，男赠女者殊少？岂郑之能诗者皆淫女乎？虽据词以说诗，而不拘以成见，但取其词之有资於言，而不强知其意之所指为何事，庶乎其得之矣。
△季札论《郑风》
《郑风》二十一篇，惟《缁衣》好贤，有开国之规，《羔袭》直节，有扶危之操，其馀皆卑鄙猥琐之言耳。两《叔于田》及《女曰鸡鸣》，其言之津津者止弋猎一事。至《遵路》、《同车》之属！淫靡冶荡，尤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矣。故季札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细也者，即卑鄙猥琐之谓也。习俗如此，久必不胜其弊，安得而不先亡！是故读《郑风》者当知立国有久远之图，教民以淳朴为贵，惩淫荡之风，变弋猎之俗，而使之勤耕桑，敦孝弟，则宗社固於苞桑，──所谓授之以政而达焉者，此也。夫然後不愧於学《诗》耳。若如《诗序》所言，诸儒所释，篇篇皆刺时事，莫非爱君忧国之心，则与《卫》、《齐》、《唐》、《魏》之风几无所别，季札何缘目之为“其细已甚”，又何由知其当“先亡”平？吾尝取《传》所载季札之言证之十五国风，无不合者。然据毛、郑所注，则与季札之言无一不相刺谬。不知向来诸儒何以深信笃好其说而不容人少持一异议也？可叹也夫！
○《齐风》
△《鸡鸣》非刺诗
《鸡鸣》，美勤政也。太上以德化民，其次则莫若勤。虽古之大圣人犹以勤为要务。故《书》曰：“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盖人君以一身抚有一国，为地广矣，为人众矣，所患常在耳目之不周，下情之不上达，故惟勤为要务。何者？人主日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不能欺矣；日与其群臣接，则大臣不能欺矣。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贤否而用舍之。不能欺，然後能知人之欲恶而兴革之。不然，逸乐自恣，深层简出，大臣有权则为大臣所壅蔽，大臣无权则为便嬖宦寺所壅蔽，民情何由而达，国政何由而治。而人主之晏安鸩毒尤多因於好内：故开元治非不盛，得太真而遂亡；同光亲翦朱梁，宠刘氏而遂乱。是以贤君惟恐视朝之晏，不得与大夫士熟议国政；而贤夫人亦惟恐其夫之耽於逸乐而不勤政，是以儆之劝之。知其事者作此诗以美之也。《序》乃以为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相成之道，谬矣，朱子不取哀公之说，而但以为言古贤妃，亦恐未然。岂自丁公下至僖公十二世之中断不得有一贤夫人，而必古者乃有之乎！大抵《序》说之误，皆由以十三国为《变风》，务谓其有刺而无美，有邪而无正，委曲以为之解；必不可通，则以为陈古以刺今耳。学者信为实然，亦可叹矣！
△《春秋》时齐、晋最强之故
《齐风》何以首《鸡鸣》也？政勤於上也。《唐风》何以首《蟋蟀》也？俗美於下也。春秋之时，齐、晋最强，齐伯至数十年，晋伯至百数十年。此其立国之基必有远胜於他邦者，而後英主得以乘其势而有为。《鸡鸣》、《蟋蟀》，所谓先立其基者也。盖自丁公、唐叔立国於成周盛时，其设施措置，政事纪纲，必有能抚绥黎庶而垂裕後昆者。但世远诗缺，无从详考；赖此二诗犹足见其遗泽。何者？此二诗者皆其数世以後之诗，国安民乐，朝野无事，正人心逸豫之时，而在上者不敢自逸，在下者惟恐太康，是其初服之善政犹存，立国之纪纲未坏。是以虽有一二昏庸怠荒之主，而一得贤君即可以经理整饬而得志於诸侯也。故此二诗者皆当在春秋以前。编《诗》者首载之，以见夫《南山》、《卢令》、《肃羽》、《采苓》之所以不至於亡，而且以大启其国者，赖有此也。
△《远》、《著》、《东方之日》皆非刺诗
《远序》云：“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云云。《著序》云：“刺时也。时不亲迎也。”《东方之日》云：“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後之说《诗》者因此，遂谓作此诗者其意主於刺也。余按《远》云：“揖我谓我儇兮。”著云：“俟我於著乎而。”《东方之日》云：“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皆以其事归之於己。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也；乃反以其事加於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是之自污者乎！《南山》，刺襄公也，则其《序》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而此三诗但云“哀公好田猎”，云“时不亲迎”，云“男女淫奔”，并无一言及於刺者，与《南山》之《序》迥不类。疑作《序》者之意但以录此诗为刺之，非以作此诗为刺之，不必附会而为之说也。又按：“俟著”、“俟庭”，施之明友亦可，施之男女私会亦可，未见其必为婚娶者。而“彼姝者子”，以“干旄”例之，亦可施之男子，亦未见其必为淫奔者，窃谓遇此等诗但当缺其所疑，不必强命之以事也。说已详见前《邶》、《》、《卫风》中。
○魏风
△《葛屦》、《汾沮洳》皆非刺俭
《葛屦》、《汾沮洳》二诗，《序》皆以为刺其君之俭啬。《朱传》采《序》刺俭之说，而疑其非刺君。然玩其词亦并不似刺俭者。“象扫”、“左辟”、“如玉”、“如英”，皆就容仪修饰之美言之，似讥其华而不实者。宁有刺人之俭而但叹其美好者哉！褊，狭也，狭则不能尊贤容众，非俭之谓。而“采莫”、“采桑”亦诗人兴之常，如“采苓”、“采蕨”、“采杞”之属，非谓公族自樵采於野也。孔子曰：“与其奢也，宁俭。”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俭者，人之美德，出之於君大夫则尤难。祈以币更，宾以特性，器用不作，车服从给，晋悼以霸诸侯。豚肩不掩豆，一狐袭三十年，平仲以显其君。黜官，薄祭，印段以保其室。俭亦何负於人，而乃以为刺，且琐琐焉不一而足乎！太古之时尊А饮，楚之先世若敖、{曰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未闻有以其俭为病者。而後世之君以奢亡国者殆不可以枚举。胡为乎魏之人独以俭为诟病？无怪乎宋蔡京之据《周官》“不会”之文启徽宗之奢以覆其国也！盖此二篇章法与《风》之《君子偕老》略同：其前文但言容饰之美，而末以一二语醒出诗意，直而不迫，婉而多风，善於立言者也。“履霜”、“采莫”不过借以起兴，执此为俭之证，误矣。
△《园桃》、《陟岵》、《十亩》背非刺国削
《园桃》乃忧时，非刺时。《陟岵》，以为行役思亲者得之。然谓“国小而迫，数见侵削”，则二篇中皆来见此意。《园桃》所忧，在国无政。若果已见侵削，则人皆能知之何待於思！而行役亦臣民之常，《唐》之《肃羽》，《召南》之《殷其雷》，岂必皆见侵削而後然乎！至以《十亩》为国削，小民无所居，语尤附会。“十亩”，但就树桑之地言之，非以十亩授田，何遂至於无居！朱子以为“政乱国危而不乐仕”，是也。大抵《诗序》揣度为多：以唐、魏之俗多勤俭，故谓之刺俭；以魏国小而邻於晋，故以为国小而见侵削耳。甚至《唐风》之《蟋蟀》明言“无已太康”而犹以为刺俭，其诬古人亦已甚矣！
《陟岵篇》“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当以上五字为句，下六字为句，於文既顺，於韵亦谐。盖“子”与“已”谐，“季”与“寐”谐，“弟”与“偕”（举里反），谐也。近世乃於“行役”处读断，失之矣。
△《伐檀》兼刺贪与美不素餐之二义
《伐檀序》以为“刺贪”，朱子以为“美不素餐”。然细玩其词，二意实兼之。盖惟贤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Т於十亩之间，故在位者皆贪鄙之夫，不以无功受禄为耻。其反覆叹美於辞荣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硕鼠序》以为“刺其君之重敛”，朱子以为“刺其有司”。然细玩其词，“莫我肯顾”，“莫我肯德”与《小雅黄鸟篇》笔意相类，非惟不类刺君，亦不似专指有司者。盖由有司不肖，惟务剥小民以自逸乐，而不复理民事，以致豪强舆隶皆得肆行吞噬而无所忌，故民不堪其扰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诛求者其害犹小，困於众人之鱼肉者其害最钜。惟有司不以素餐为耻，讼焉而不为逮，逮焉而不为理，则奸民益肆，里巷之间皆不能安其生。此即有司廉静寡欲，民犹不胜其困，况加之以贪乎！无怪乎其以硕鼠为忧也！
△《魏风》中兴亡之故
《魏风》仅七篇，然读之，兴亡之故如指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孙黎民也。执政者褊心，则在下之贤才无由进。况人之心思不能两用，务实政者必简於虚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节。若卿大夫惟以修饰容仪为美，而贵游子弟仿而效之，则不复以量德程才为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晋之所以陆沈也。是以《园桃》诗人忧其将危。然卿大夫狃於旧习，莫之知也，故曰：“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即有一二贤者，亦困於下位，劳於行役，家人父子无生聚之乐。由是稍有识者皆不恋富贵而恋田园矣。贤人去，则在位者尽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见卿大夫之皆素餐也。岂惟素餐而已，方且剥民以奉己，纵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晋师一至，不复有御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早曰：“诗可以观。”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葛屦》、《汾沮洳》见植基不固
大抵国家盛时，皆以勤政，爱民，黜华，崇实为务。故《卫风》首以《淇澳》，《齐风》首以《鸡鸣》，《唐风》首以《蟋蟀》，虽以郑之其细已甚而犹以《缁衣》冠之。一则其时在春秋前，君德民风尚美，二则编《诗》者亦寓惩劝之意。观其先世诗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虽衰，风俗虽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风》首二篇，独以“左辟”、“象扫”、“如玉”、“如英”为刺，则是魏当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无远虑，而但以修饰仪容为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即以《园桃》一诗继之。编《诗》者於此盖有深意焉。惜乎说《诗》者皆为刺俭之说所误而见不及此也！汉初诸家解经，虽不尽合经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诗》以附会为事，郑氏笺之，逐变而为章句之学，学者读之不过以为诗赋之资，举业之用而已。故今初学之童子莫不诵《诗》者，及其为政，虽举人进士毫无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视以为固然。无他，《诗》自《诗》，政自政，彼其读《诗》之时固不知其为政也。嗟夫，嗟夫，政与“诗”之分，其来固已久矣！
△《硕鼠》见早亡
季札之观乐也，於《郑风》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陈风》曰：“国无主，其能久乎？”然陈为楚灵所灭，楚平复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而郑下至战国之初而後亡，乃《魏风》之“大而婉，险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盖凡风俗之浮靡而无远虑者，势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掊克持权，强陵弱，众暴寡，有不可终日之势，则其亡也忽焉。吾故读《黄鸟》、《我行其野》之诗而知周之必衰；读《硕鼠》诗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贤人去则风俗日颓故《白驹》之後次以《黄鸟》、《我行其野》两篇，《十亩》、《伐檀》之後次以《硕鼠》一篇，理势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过昏姻不相顾恤而已，薄则薄矣，初未有相陵藉事也。《黄鸟》，啄我粟矣，然所损不多，且犹有邦族之可复也。《硕鼠》，则吞噬无厌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乐土，其势无以自全。是以西周虽陨，犹有郏辱阝之迁，而魏遂为晋所灭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顾恤者，患在陵夷不振，故其害缓；互相吞噬者，患在О不安，故其害速。学者此而观之，则兴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观矣。
△魏诗朴茂深厚
《二南》以外，《豳风》尚矣；其次则莫若《魏风》。郑、卫之风舒缓，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弱。齐、秦之风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强。《魏风》则皆不然，其诗朴茂深厚，元气未漓，盖其俗犹为近古焉。《葛屦》之刺褊心，止篇终一语，《彼汾》之讥贵游，仅微露其意，皆不失温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亲之念，无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叹不均者乎？无有也。有如《肃羽》之呼苍天者乎？无有也。且不言已思亲而但言亲思己，慈孝之情尤为笃挚。《十亩》但言退居之乐，不及服官之欢，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兴尤远，为美为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叹，诵之使人尘鄙之心都消。惟《园桃》与《硕鼠》忧时感事，语颇沈痛；然犹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风俗之厚，盖迥非他国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为耳。然晋自并魏以後，国势益强，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晋，而魏氏为多贤，文侯修德勤民，为战国诸君第一。善乎吴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谅哉其知音也！千载而下读其词犹令人神往。信乎，词之与声果不容分而为二也！
○《唐风》
△《蟋蟀》非刺俭
《唐风》何为首以《蟋蟀》也？犹《齐风》之首以《鸡鸣》也，所以著晋盛之所由来也。而《蟋蟀》之用意较之《鸡鸣》尤美。《序》乃以为“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今观其词，但云“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俭何在焉？且云“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为“岁晚务间，相与燕饮，而忧深思远”者得之。然尚有未尽者。何者？此诗前四句特系开笔，後四句乃其主意，与《东山》之四章相类，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谓人之当乐，正谓人之不当过於乐也。“职思其居”，居谓现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木业，先尽力於其所当务而後以其馀暇行乐，虽行乐而仍不忘其本业也。“职思其外”，外谓意外所遭；本业虽已克尽，而事变之来无常，不可以为未必然而置诸度外，──朱子所谓“出於平常思虑之所不及，当过而备之”者，是也。“职思其忧”，乐者忧之所伏，太乐则忧必至，──故计然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孟子曰：“生於忧患，死於安乐。”──所以乐之时常作一忧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顾也。“蹶蹶”，龟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乐不忘忧则不至於有忧，《传》所谓“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则此三章者，即高宗“不敢荒宁”，文王“小心冀翼”之意，非陶唐之遗民安能如是！第以勤俭美之，犹失其旨。况反以为刺俭，不但与诗意相枘凿，而与季札所言“思深忧远”者亦大相迳庭矣！而世犹以《序》为可信，无怪乎授之以政而不达也。
△《蟋蟀》见风俗之美
大抵人情处贫困则思虑多周，处安乐则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盖不下数世百有馀年，太平日久，年丰人乐，上下恬熙，正纵恣怠惰之时，而其言乃如是，则其层安思危，循分守义，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颓薄，不耐处约，亦复不耐处乐，衣食饶足则侈荡顿生，乾隆四十三年，余乡大饥，人不自存。甫丰收三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贫者亦美衣食，惮勤苦。近西山处俗尤尚侈，婚葬之费常至钜万。城中演剧，几无虚日。尤好爆竹之戏，声常盈耳。每岁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骈肩累迹，蜂屯蚁聚。有娶妻者，则姻友助以炮，沿途声常不绝。其以繁华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况於思外，又况於思忧乎，然强者皆取人财以自奉，黠者百计谋人之财，而愚弱者一遇荒岁即逃外郡，困踣道路间。呜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风》之“好乐无荒”，则皆有以自给，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穷饿。然勇威怯，智欺愚？横暴乡里，人皆习以为常而不之怪；数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而少节浮费则众共非之。故谚曰：“笑贫不笑娼。”吾愿为政者善所以导民；使风俗渐臻於淳厚，庶几无愧於学《诗》也。
△《山有枢》之喜乐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读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东门》，言好德也，然读之而知郑俗之淫。《蒹葭》，言好贤也，然读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读《山有枢》之诗而益知唐俗之美也。盖惟其民勤於职业，所忧者远，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诗人以此劝之。使如陈、郑之风，淫靡是尚，则此诗不必作矣。且其所谓“喜乐”“永日”者，不过曳娄衣裳，驰驱车马，扫庭内而考钟鼓，使在今日，即为循分自守之人；初无放纵荒淫之事而已满其愿，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为淫巧、狎妓、呼虑、闹灯、演剧、烟火杂戏阗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见未闻。即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银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窝海参之目，其馀雕镂挑绣之属夺目争妍，亦莫非古人梦想所不到，视所为曳娄驰驱者且淡漠而无味。然则古所云逸乐者，即後世之不自逸乐者也；况於不自逸乐者乎！吾故读《山有枢》而益叹唐俗之美，而知晋之必霸诸侯也。《序》乃以为刺晋昭公“政荒民散，将以危亡”，与诗意全不类。岂有不劝之以勤政爱民而反劝以及时行乐，不忧国亡而反忧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说也。吕氏祖谦乃以吕Ч之弃珠玉为比，曲为之解。Ч但贵吕禄之弃军，未尝劝以弃珠玉也，特自愤而弃珠玉耳，岂得用以为比！甚矣後儒之好附会以护《序》之失也！
△《大杜》与灭翼前事正相反
《大杜序》以为“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层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朱子《诗序辨说》云：“此乃人无兄弟而自叹之诃，未必如《序》之说也。况曲沃实晋之同姓，其服属又未远乎！”余按：曲沃正晋之宗族，方患其强大有灭翼之势，而今反谓他人不如同姓，与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读之，一何其与晋事如合符也！盖自昭侯以後患在兄弟之相争夺，而自献公以後则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庄之族谮富子而去之，献公尽灭桓、庄之族。骊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文公诸子皆他国，其见於《传》者，雍在秦，乐在陈，成公在周。襄、灵以後，遂以为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并，而韩、赵、魏共分晋国，诗言若蓍蔡。然则是此诗与灭翼以前之事正相反，与献公以後之事酷相类。而《序》乃以曲沃为言者，无他，《序》以《无衣》为美武公，而此在《无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当之。不知《无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无失次。或者此诗即指献公以後晋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说耳。即果诗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国。使晋君能服膺此诗，则无复有三家分晋事矣。然则无论此诗所言为家为国，而其祸福皆如烛照数计，无怪乎季札以为思深而忧之远也。
△《唐风》与晋之强
五霸，桓公为盛。齐桓在位数十年，晋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轸、狐偃、赵衰等亦非其比。然齐桓既没，齐遂失霸，而晋文子孙继霸百数十年，此何故哉？吾读《春秋经传》时尝疑之。近年细玩《风诗》，始知其故。盖晋本承陶唐之旧，民情淳厚，流风遗俗尚未尽改，非但《蟋蟀》一诗“好乐无荒”为思深而忧远也。观《椒聊》之“盈升”，亦似预知有汾隰之获者。阅《大杜》之“叶氵胥”，亦似预知有屯留之迁者。乃至《采苓》之刺听谗，为之代谋深虑，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爱国之忱而作焉者，与《巷伯》、《青蝇》遭谗忧愤之诗皆不类。即《鸨羽》之思亲，《大杜》之好贤，亦皆足见风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国所及。不惟郑、卫之靡弱不可同语，即泱泱大风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犹师武臣力，绵延数世；下至战国之初，而犹谓“晋国天莫强”也。故读《豳风》知周之所以王；读《唐风》知晋之所以强。信乎诗之可以观也！
●卷四
○《秦风》
△《车邻》见赵高之祸
吾读《诗》至《秦风车邻》之篇而不禁喟然三叹也，曰，嗟乎，赵高之祸其萌於此矣！春秋之世齐、晋为强，而战国则秦为盛。然《齐风》首以《鸡鸣》，《唐风》首以《蟋蟀》，而《秦风》之第一篇第一章独斤斤以“寺人”为言。且寺人亦有见於《诗》者矣。“寺人孟子”，《巷伯》有之矣，然特忧谗诗耳。“时维妇寺”，《瞻》戒之矣，然特因“哲妇倾城”而波及之耳。未有郑重言之若此篇者。寺人之权安得而不重乎！曰：“未见君子，寺人之令。”不过往来将命，初无预政事也。曰：寺人所以能干政者，正以其将命耳。寺人亦有何权，寺人之权即君子之权也。故人既见君子则权在君子，未见君子则权在寺人。秦之权，在始皇者也；然人不得见始皇，则始皇之权即在赵高。始皇崩，权在二世者也；然人不得见二世，则二世之权亦即在赵高。彼夫扶苏、蒙恬、蒙毅、李斯之属骈首而就戮者，岂有他哉，不过未见君子而已。藉使扶苏、蒙恬得见始皇，始皇必不杀之；即毅与斯得见二世而言其情，亦未见二世之必致之死也。是以《郑》之《缁衣》，孜孜焉贤人之馆，《齐》之《鸡鸣》，汲汲焉听群臣之朝，无他，皆恐人之不得见君子耳。陈蕃、窦武、杨涟、熊廷弼之属位居台辅，功在国家，而一旦不获其死，无他，亦不过不得见君子耳。故孔子曰：“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岂不信哉！此治乱兴亡之大要，不知说《诗》者何以皆无一言及於此，而但以为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车马也？无怪乎诵《诗》者多，而授之以政而不达者亦正不少也。
△秦之寺人
《诗》之言“未见君子”者多矣。《汝坟》曰：“如调饥。”《草虫》曰：“忧心忡忡。”皆据未见时之思慕言之。惟未见时有相慕之忱，故既见时有相逢之乐。而此篇独先以“寺人之令”，若未见时有寺人之令，然後既见时有瑟簧之鼓者。嗟夫，既见君子则“并坐鼓瑟”，“并坐鼓簧”，其情亲矣，其分尊矣，而未见君子则不能不借助於寺人，岂不可惧也哉！是以及时行乐，犹恐耋不能待而其亡也忽焉。亦非但此诗然也。《权舆》之诗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馀。”何以始重之而终替之也？毋亦惑於近侍嬖幸之言以至此乎？《晨风》之诗曰：“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亦似初尝有功於国而後为人所间，不得见於君者，故《序》以为弃其贤臣。朱子虽疑《晨风》为妇人念夫之词，然玩其词意未见其必然。而百里奚非秦人，《з之歌》不见於经传，恐未可以是概秦俗也（语详朱子《诗传》）。大凡人主任用近侍，贤人未有不为其所谮者。编《诗》者以《车邻》始，以《权舆》终，或亦有深意存焉乎？观於商鞅富强之才必由景监以见，吕不韦惧祸则荐毒以为内援，似秦立国以来多寄耳目於寺人者。而秦本周之旧，先王遗泽犹存，固当有远虑之君子，或者诗人见微知著，故作此诗以风之，未可知也。纵作诗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读此诗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读《秦本纪》、《李斯列传》而後知其敝也。
△嬖幸壅蔽之患
壅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但凡近习嬖幸，苟得将出纳之命，皆能变是非而快恩雠。唐长孙无忌以元舅秉政，受弧之任，而一日不得见高宗，则生死之命悬於许敬宗之手。五代欧阳彬求见楚王马殷，知客樊某索贿不遂，竟不得见殷，卒奔蜀为节度使。故彬诗云：“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即府县长吏苟使人将出纳之命，皆能隔聪明而作威福。昔者府县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胥环立案前以听命，讼者投文者咸执牌由门而进，面为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则取而印之，以故权不下移，含冤者少。寅宾馆在大堂之侧，士大夫来则见之，逾日则往答之，非徒示谦而已，亦欲谘诹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时改办事於宅门以内，文呈批稿悉由宅门出入，而为守令者又多耽於逸乐，妄自尊重，往往懒於升堂，讼者待至数月，或至经年，而不得见。至士大夫来者尤不乐与酬对，即其人爵位匹敌，可与并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艰於一见。由是权尽归於门丁吏胥，喜则幅之，怒则祸之，一县中莫敢谁何者。役之烦也，狱之冤也，百姓皆以咎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岂必寺人然後能为威福也哉！嗟夫，《十五国风》人读之皆诗也，余请之皆政也。虽然，此难为世之专事举业者言之也！
△《小戎》、《无衣》见风俗之悍
吾读《秦风》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吾读《秦风》而知秦并天下之後之必不复见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时皆以德服民，以礼治民。东周以後，王者不作，诸侯地丑德齐，莫能相胜，则惟以力争之；而兵凶战危，人情多惮而不肯前。独秦俗乐於战斗，视若日用寻常之事，《小戎》，妇人诗也，而矜言其兵甲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则男子可知矣。《无衣》，平日诗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阵也而衽席视之，锋镝也而寤寐依之，则临敌可知矣。其风俗之劲悍如是，天下谁复能当其锋者！汤武既不可作，而自田氏三家擅政以来，即桓文亦不能再观，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势也。虽然，既以力争之，则亦必以力守之，汉高帝所以威加海内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务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险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齐以礼者至此都无所用，虽欲复为三代，乌可得哉！无怪乎《蒹葭》之“伊人”之隐而不出也！《朱传》之论《无衣》，深得其旨。惟谓《小戎》为“以义兴师”，尚有未尽。篇中称车甲之盛，固未尝有一言之及於义也。至《序》反以《无衣》为刺用兵，失之远矣。又按《春秋传》，季札观周乐，以《齐》、《豳》、《秦》、《魏》、《唐》、《陈》为次；而今乃列於《唐风》後者，意编诗者之所更定。盖自周衰郑弱，齐、晋迭兴；晋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势。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编诗者预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
△《蒹葭》见不惜人才
《白驹》，好贤诗也，曰“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曰“所谓伊人，於焉逍遥”，曰“毋金玉尔昔而有遐心”。《蒹葭》，亦好贤诗也，然但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絷维也，不望其逍遥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驹》之时，周道既衰，周礼尚在，特其君不能用贤，其臣不能举贤，故诗人犹冀其人之出仕，其国之中兴焉。迨至平王东徙，地没於戎，秦虽得而有之，而所听信者寺人，所经营者甲兵征战，而不复以崇礼乐，敦教化为务，人材风俗於是大变。然以地为周之旧也，故犹有守道之君子，能服习先王之教者，见其政变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韬晦，入山惟恐不深。诗人虽知其贤而亦知其不於当世之用，是以反覆叹美而不胜其惋惜之情。吾故读《蒹葭》而知三代之将变为秦、汉也。《序》以此诗为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礼，说者因以“伊人”为喻周礼。朱子以其说为凿。夫强指伊人以为周礼，其说诚凿，然以伊人之不出为因周礼之不用，则《朱传》与《序说》未尝不互相发明也；特说《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诗在《小戎》之後，《黄鸟》之前，知秦人惟务强兵而不复以爱惜人材为事，使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将有继子车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见几之哲，宜诗人之反覆而叹美之也！
○陈风
△《宛丘》、《东门之》见陈之不能久
《齐风》首以《鸡呜》，《唐风》首以《蟋蟀》，《陈风》何为首以《宛丘》、《东门之》也？君子是以知陈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劳而不宜逸，宜检而不宜纵。奢荡之心胜则本务必荒，於是乎孝弟勤俭之风微。奢荡之俗成则财用必匮，於是乎争夺欺诈之事众。故敬姜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是以贤，君大夫修其政事，务防闲其民使不得纵态。今《陈风》首二篇即以奢荡为事，则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乐者矣──《还》之言夸矣，然不过好田猎耳；《山有枢》言及时行乐矣，然不过酒食衣服以自耳──未有若陈俗之专以游荡为事者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陈最不振。幸而齐桓一霸，得以少安。齐桓既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未久？遂为楚庄所灭。幸而复封，而楚灵复灭之。又幸而再封，而楚惠卒灭之。岂非风俗之敝故哉！诗人盖预知其如是，故赋其事而深讥之；而衡门之高士亦遂乐饥而不出也。
△《衡门》非无心仕进
《衡门序》以为“诱僖公”，朱子以为“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今按：“衡门”，贫士之居，“乐饥”，贫士之事，“食鱼”，“取妻”亦与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说是也。细玩其词，似此人亦非无心仕进者，但陈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国事民艰为意，自度不能随时俯仰，以故幡然改图，甘於岑寂。谓廊庙可居，固也，即衡门亦未尝不可居。鲂鲤可食，固也，即蔬菜亦未尝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即荆布亦未尝不可取。语虽浅近，味实深长，意在言表，最耐人思。盖贤人之仕原欲报国安民，有所建白，若但碌碌素餐，己无乐於富贵，况使之媚权要以干进，彼贤人者肯为宫室饮食妻妾之奉而为之乎！恬吟密咏，可以息躁宁神。《朱传》得其旨矣。
△《东门之池》非刺诗或淫诗
《东门之池序》以为“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贤女配之”。今按“沤麻”、“沤苎”，绝不见有淫昏之意。即使君果淫昏，亦当思得贤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君礼不再娶，恐亦不容别求良配也。朱子以为男女会遇之词，较为近理；然亦无由见其必然。细玩此诗，绝无狎亵之语而有随遇而安之意，恐亦贤人安贫自得者所作。既息交而绝游，则惟有悦亲戚（亲戚犹言骨肉至亲）之情话耳。老莱子携妻负薪，梁伯鸾夫妇偕隐，何尝非贤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语遂定以为淫诗也。
△《墓门》非刺陈佗
《东门之杨》以下六篇，《序》以为刺诗者五篇。今玩其词，惟《墓门》、《株林》为刺诗耳。《株林》一篇，绝无一语直斥之者，但云：“‘胡为乎至株林？’‘以从夏南故也。’‘然则非株林也，特从夏南耳。’”一问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说於株野，朝食於株”，则其惟务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显然可见。其言语之妙，与《风墙茨篇》略同，但用笔各异耳。至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陈佗不闻他恶，但争国耳。而篇中绝无一语针对陈佗者。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若此果为刺佗，则语皆索然无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读《株林》而知《墓门》之必非刺佗也。盖陈灵之事见於《春秋传》，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墓门》所刺之人不见於《传》，故无从知其妙。然则《三百篇》中言语之妙者不知凡几，特其事不见於《传》，无可考耳。吾愿说《诗》者皆缺其所疑，勿强不知以为知也。
△《栋林》见陈未遽亡
《陈风》凡十篇，首二篇即言歌舞。其馀八篇，言男女约会思慕者四篇，刺淫乱及无良者二篇，独《衡门》、《东门》二篇为佳诗耳，然皆贤者高蹈不仕之作，则其风俗政事从可知矣。吴季札曰：“国无主，其能久乎！”可谓知乐也已。吾故读《陈风》而知陈之必亡也。然吾读《株林》而又知陈之未遽亡也。何者？灵公虽无人理，然大夫谏之，诗人刺之，是其直道犹存，公论未泯，知其民心尚有一线之未尽。不然，荒淫者听之而已，人亦不复鬼之；即鬼之，亦不为诗以刺之；即刺之，亦无人为传之矣。是以楚庄灭陈而复封之；楚灵灭陈而楚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信乎诗之可以观也！近世说者动谓诗不当存淫诗，不知政事得失，风俗盛衰，皆於诗中验之，岂容删而不存。若如所言，诗何由得通於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国祚之短长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豳风》补说
《七月》非周公作，《鸱》非东征时作，《东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劳归士而归士答劳之诗，皆已详於《丰镐考信录》中矣。然《七月》一诗义蕴精深，尚未及详申其说，故复补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时最爱《七月》一诗。近因眼疾，艰於翻阅，往往背诵风诗以自遣。吟讽既久，始觉少年所得尚浅，即先儒之说亦尚有未备未安者。暇日乃为之解，於所未备者补之，所未安者易之，两说互异者折衷之，疑则缺之，已详者则不复赘。时嘉庆庚午夏六月也。
△本篇前後章法
《七月》一诗，旧说谓“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终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终贪之意”。余按：“采繁”、“<豕开>”，与衣无涉也；“于茅”、“凿冰”，与贪无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藉於麻，何为前四章反无一言称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细玩此篇文义，首章与第七章相为首尾：首章言农事之始，七章著农事之终。而资生之计以衣食居三者为要，无以“卒岁”岂复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误“播谷”之事；是以首章农事未举先言“授衣”，七章农功甫毕即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则皆叙田家杂事。先之以蚕桑者，豳地多塞，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养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堇户”次之。而第六章则又杂事中之尤琐细者。初未尝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为农夫所艺则次之於黍稷之後，蚕为女工所成则列之於杂事之中。至第八章，则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补其未备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属之衣食也。说并详各章中。
△一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饣盍彼南亩；田至喜。
此章述稼穑之始。“于耜”、“举趾”，稼穑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者，关中南北皆山，豳在北山之北，地最苦塞；无以卒岁，来年谁为之于耜、举趾者。杨忠愍公继盛之诗所谓“严底饿夫寒欲死，来年纵稔济谁饥”者也。故以“授衣”先之。冠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两月前预图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为後虑：丰则不为荒备，健则不为疾备，热则不为寒备。七月火虽西流，残暑犹存，距寒尚远，乃见星流即知寒之将至，先事而筹，则无仓卒之患。谚所谓“天河掉角（方音读平声），防备盖窝”者也。故以“流火”冠之。
七月、九月，夏正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传》云：“‘发’，风寒也。‘栗烈’，气寒也。”余幼读此诗，亦寻常视之。其後身至幽土（即今陕西州，唐时改豳为），仲冬之月，朔风劲甚；逮季冬时，小立庭中，微风不起而肌肤若裂，其塞真有如之发，栗之烈（裂同）者，然後知诗人体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豳所产也。
“耜”，耕器，即今之锄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妇子”者，帛肉专以奉老，劳苦则卑幼皆当任之也。“田至喜”者，上下一体，爱民深，故课耕勤也。
△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此下五章，皆叙田家杂事。复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蚕桑之事故也。杂事首以蚕桑者，一则王政以养老为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墙下树桑，五十衣帛为始；一则承上章“四之日举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阳”，晴暖也。“有鸣仓庚”，《月令》所谓“仲春之月仓庚呜”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径也。孟子所谓“树墙下以桑”者，非环墙皆桑也；民居必相栉比，左右皆邻也，盖於墙外田内树之，是以必遵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间蚕尚稚，《郑笺》所谓“蚕始生，宜稚桑”是也。
“蘩”，《毛传》以为“白蒿，所以生蚕”。按《召南》诗以采蘩为“公侯之事”，《春秋传》称“蘩蕴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则蘩乃蔬属可为馔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蚕者。古今名物不同，缺之可也。《朱传》以为“蚕生未齐，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则诗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蘩”，於文为倒置。况用蘩为时不久，为数无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蘩言“祁祁”乎？然则诗特因言二月间事，故连类而及之，不必果以饲蚕故也。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毛传》以为与豳公子同出同归。女遵微行，何由得与公子同归？郑氏不从是也。然谓“感阳气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传》以为“许嫁之女以将远其父母为悲”者得之。盖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然男多乐婚，而女多不乐嫁。何者？男之娶妻，与之共事父母；女子适人，则不得事己之父母，小有人心者自应尔尔。故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伤悲”固人情也。如郑氏之言，伤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为，宁先周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则为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贵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为风俗之美也！
△三章
七月流火；八月住苇。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贝，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予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蚕桑之事，遂言季春蚕桑之事，因终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蚕月”，即夏正之三月。不称三月者，豳俗重蚕，故呼此月为蚕月，犹今人之呼十二月为腊月也。
“条桑”，芟桑条也。凡树，至春则芟其条，使续生者得遂其长，故择其桑条之远扬者芟而落之，以取其叶，而枝小附干者则但采其叶。盖蚕至三月壮而食多，是以广取桑叶以饲之也。
“载续”，绩丝以为帛也。旧说以为绩麻。按：上方言治丝之事，何得不言绩丝而言绩麻，使丝事有首而无尾乎？盖承上文言绩丝，而麻之绩亦包括其中耳。观下文言“为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则此绩之为绩丝明甚。
周人尚赤，故曰“我朱孔阳”。迁岐以前，周已尚赤，然则驺衍称周以火德王，刘歆称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尚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犹衣也，变文以协韵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为公子裳”，尊君亲上之义，举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章
四月秀；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豕从>，献<豕开>於公。
此因上两章言蚕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猎也。
“秀”，草蕃也。“鸣蜩”，虫壮也。草蕃虫壮皆非田猎之时。至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叶脱，然後田猎。取物之中亦有爱物之仁存焉。
上言“于貉”，下言“取狐狸”，互文以见意也。“为公子裘”，犹言“为公子裳”；举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
“于貉”，私猎也。“其同”，大猎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备。然兵凶战危，非可尝试者，故借田猎以习之。“私<豕从>”、“献<豕开>”，亦尊君亲上之义也。
△五章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堇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此因上章言制裘以御寒，遂言入室以御寒之事也。
“斯螽”、“莎鸡”、“蟋蟀”，《朱传》以为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是也（旧说以为三物）。後世谓之促织，或谓之络纬，亦谓之蛩，皆是物也。
启“向”本以清暑，故塞则“塞”之。“户”，历三时，不无剥落，故“堇”之。云“嗟我妇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则卑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
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章
六月食郁及奠；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此章鸡叙农桑馀事，蔬酒器物之属，皆田家琐细之务也。
“郁”、“”，未详何物。“菽”，今谓之豆。後文十月纳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菽”者，盖豆种类最多，豇豆有入饭入蔬二种，扁豆亦以入蔬，皆陆续摘食之，白豆将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即亨菽也。
土宜“枣”，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种之，今州惟一川产稻。窃意古者亦当如是。盖缘所产无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酿酒。是以後文“纳禾稼”不言稻，而此文“为春酒”独言稻也。
稻有粘不粘二种：不粘者可食；粘者可为酒，所谓糯米者也。故《笺传》皆谓稻以酿酒。窃疑枣亦用以酿酒者。今山东有枣酒；关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枣入稻而酿之，“春酒”二句双承上两句，未可知也。
“壶”，瓠也。“苴”，麻属。“叔”义未详，盖治麻也。《传》谓苴为麻子，与壶皆以充食。按：昔人称“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又称“魏王贻我五石之瓠”，《论语》亦称“匏瓜系而不食”，则似古人於壶但以备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盖亦治麻以为布耳。所以“瓜”独言“食”而“壶”但言“断”，“苴”但言“叔”也。
“荼”，未详何物，或云即今茶也。按，荼茶文相似，古读茶音与荼正同，说为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樗”，今俗谓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为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既泄地气，亦劳人力；平地多薪秸藁，爨则烟浓，遇岁歉则不给於用。古人岂无秸趸，且山亦产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预树樗於数年前也！云“食我农夫”者，别於上文“春酒介寿”之养老者而为言也。
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与上章意同。
△七章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於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此终首章稼穑之事也。首章“于耜”、“举趾”开农事之始，此章“筑场”、“纳稼”表农事之成，首尾呼应，诗人之章法也。前言“八月其获”，此何以言“十月纳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齐，此举其终而统言之故也。何以继之以“乘屋”也？犹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
“黍”，类稷而穗散，有二种：粘者可为酒，《诗》所谓“丰年多黍多余，为酒为醴”者也；不粘者可为饭，河以北呼为祭，今人谓之糜，《诗》所谓“其饷伊黍”，《论语》所谓“杀鸡，为黍”者也。朱子《黍离传》云：“黍，苗似芦，高丈馀，穗黑色，实圆重。”按：此乃今蜀黍，种自蜀来而粘者可为酒，故名蜀黍，俗呼为高粮，非黍也。黍，中原遍地有之。朱子生长闽中，闽、浙多稻麦，无黍，仅有蜀黍，故误以为黍耳。
“稷”，汉以後谓之粟，今北方农夫皆呼为。粟，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称，对米而言，则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蕃，故概呼之为粟，而黍则必称黍以别之，久之而稷之名遂掩。朱子《黍雏传》云：“稷，一名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说文》云：“祭，糜也。”又云：“糜，祭也。”祭乃黍之别种，故糜从黍，今人亦呼黍为粘糜。何者？其类同也。《说文》云：“莠草似稷而无实。”今俗所谓正与莠相似，非农夫往往不能辨，而梁与莠毫不相类，则祭之非稷明矣。但山东、河南之人多读入为去，因有误以稷为祭者。闽、浙旧无此种，故无从辨其是非耳。云祭非也，云粟是也（详见陆稼书先生《黍稷辨》及余《稷祭辨》中）。
“重”与“”，黍稷皆有之。言“黍稷”复言“重”者，雨无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预卜，故多其种，以冀其有一当也。“禾”，黍稷之通称，凡之穗侧垂者皆为禾，故禾从木而侧其首（篆文作米）。“麻”所以绩为布而成衣也。详於桑而略於麻者，帛，贵者老者之衣；布，卑幼之衣也。前已言“亨菽”，此复言“菽”者，前举其一二种，此则兼诸种而统言之也。“麦”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农事既毕，通计一年之所入也。
“宫功”，《朱传》云：“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余按：二义皆富有之。观於“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则上下一体，义固无所别也。日入而息，乃“宵而索”者，冬昼短而夜长，故以夜补昼也。“其始播百”，《朱传》得之。《郑笺》以为祈，非也。盖谓明春又将“于耜”、“举趾”，其文正与首章相呼应也。
首章农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农功甫毕，即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叙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复遥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八章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於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农桑事毕之後何以复终之以此章也？此古圣人所以燮理阴阳而使无水旱之灾者也。何者？务农养蚕，人力尽矣，田畴可辟，百谷可成矣。然使雨不时，五谷不登，农夫将奈之何？故复继之以此章也。盖雨之不时有二，一由於天地之气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达。“凿冰”四语，所以通天地之气也。“肃霜”七语，所以达上下之情也。
雨也者，所化也。也者，地气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凿之所不及，此所由升也。隆冬冰坚，寒气凝结，则春分以後地气不得上升而为。，山多而地寒，层峦叠嶂之中必有积冰之处，故必“凿冰”以疏其气也。
“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坚之候也，“纳凌阴”於“三之日”者何？恐过此而冰泮也。“献羔祭韭”以启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阳气日盛，恐阳气之烁阴，故渐启其冰以宣阴气。此所以阴不伏，阳不愆，而地气常升也。
然亦有密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又气之烁之也。又气何以烁也？里巷之间，强陵弱，众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则怨且愤。怨愤之气盛，则虽升而不能成雨。是以东海孝冤妇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郑侠言罢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阴阳之气者，必务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页“跻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曰：雨不时由於讼狱不平，以平讼狱可矣，羊酒而跻堂何取焉？曰：讼狱之平，既事之後则然耳，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讼狱也。古者诸侯之国，大者不过百里，如今一县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县令长，高自位置，不屑轻与士民相见，民谁敢以朋酒羔羊跻其堂者！羊酒之济公堂，民之亲其君也，实由君之亲其民也。此其上下之间无异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与聚之；民有所恶，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陵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众自不敢暴寡，强自不敢陵弱，无他，知其耳目周而<疒同>切也。兵法所谓上兵伐谋者，此也。
上下交而阴阳和，雨时而禾麦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诗所以必终之以此章也！
△未然之虑
《七月》一诗，凡事智为末然之虑，不侍於临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见火已流，知衣之将授也。“四之日举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计田将耕，知耜之当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见“其获”、“陨”而已预戒之。“塞向堇户”为改岁计也，当“动股”、“振羽”而已递数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语皆非泛言，诚为先事之虑故也。盖天下之事，未事而图之则有功，临时而计之则无及。计然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者也。是以乐则虑忧，常则虑变，丰则虑荒，故有终岁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情则不然：田谷丰登则亻失快乐顿起，衣食态为好美，风俗务尚繁华，若丰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离於道路，即劫掠於闾阎，亦复何济於事！甚矣古人风俗之美也！
△资用不待外求
《七月》一诗，资用尽取之於国中，不待於外求也。五谷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猎。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过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无非国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历锻之属须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凿之天，无求於人，无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无所用於金也，不待沈珠於渊而固无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贪，是以无争。夫惟无争，是以宗族和谐，乡里姻睦。美哉俗乎！余幼时至乡中，见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则市绵而纺绩以为布，罕有靡丽之饰，鱼肉之奉，而应酬亦殊少，即有之，亦多以饼饵为馈遗，以故人不蓄钱，亦不贪钱。壮年以後，乡民渐尚纷奢，需用日增，非钱莫能买也，由是人多贪钱，智者欺愚，强者陵弱，而风俗遂日敝。吾故读《豳风》而不能无今昔之感也。
△趋事之勤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趋事赴功，初无安逸暇豫之一时。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蚕绩於内，未“举趾”而已先“于耜”，甫“纳稼”而即“执宫功”，虽农隙之时而亦有“剥枣”、“断壶”、“采荼”、“薪樗”、“取狐狸”、“缵武功之事，乃至冰坚水涸，一切之事皆毕，而犹使之冒寒“凿冰”，毋乃过於劳乎？”曰：此先王之所以为忧深而虑远也。大凡人心不能无所用，不用於此则用於彼，不用於正则用於邪。日有所用而无休息，则心专於所营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无分外之思。一日无所事事，则其心遂放，而忄舀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是乎博奕、樗蒲、燕歌、楚舞、烟火、灯船、杂戏之属盛行於时，而民之心遂荡；荡则不复思义。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邻里亦不思任恤。且其用财既奢则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则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强陵弱，相争夺而不止，讼狱自是繁而风俗自是坏矣。是以楚庄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鲁敬姜曰：“民劳则鬼，思则善心生。”吾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读《蟋蟀》而知晋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学优而仕者之罕知此义也！
○《东山》诗解
《东山》一诗叙室家离合之情沈挚真切，最足感人；而绝无怨尤之意，尤足以见盛世风俗之美。余曩在京师时，滇南陈履和以其所作《东山诗解》贻余，余曾书其文後数十馀言，载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讽此诗，犹觉所论未尽。不能自己，复著此解，附载之於《七月》诸章之後。
△《卫序》之误
卫宏《毛诗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余按：首章自叙途中情形，次章代写家中景象，皆未归时事，谓之为“完”与“思”，尚属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别乍逢之喜，故曰“妇叹於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为误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妇聚首之乐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两句醒出主意，词意甚明；今乃以为“乐男女之及时”，是反以衬笔为正笔，失诗人之指矣。
△一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二句无韵）。我来自东，（韵）零雨其（叶东）。我东曰归，（韵）我心西悲（叶归）。制彼裳衣（叶归），勿士行枚（叶归）。者烛。（韵）在桑野（韵）敦彼独宿。（叶烛）亦在车下（叶野）。
首章先写未归之时途中情形，以为下文作势。“西”字直照下“妇叹於室”句。“独宿”、“车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旧如之何”句。不写未归时之苦，不见既归後之乐也。
△二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果之实。（韵）亦施於宇（韵）。伊威在室，（叶实）蛸在户（叶宇）。町重鹿场，（韵）熠宵行（叶场）。不可畏（韵，读平声）也，伊可怀（叶畏）也。
次章极写家中萧条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内，首章所谓“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萧条如此，何以为情？不如是，不见归後之乐也。前两章纯用反跌，文势极佳。以“伊可怀”结之，神气直注末章“其旧如之何”句。
△三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鹳鸣於垤，（韵）妇叹於室（叶垤）。洒扫穹窒，（韵）我征聿至（叶窒）。有敦瓜苦，（不入韵）在栗薪（韵）。自我不见。（不入韵；除首二句外，篇中单句惟此二字不入韵）於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写夫妇相逢之乐。“妇叹於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然使乍别即归，亦属常事，无足异者，故复借“瓜”点出“三年”二字，以见久别重逢之乐也。
△四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仓庚于飞，（韵）其羽（韵）。之子於归。（叶飞）皇驳其马。（叶羽）亲结其缡（韵；读若罗），九十其仪（叶缡，读若俄）其新孔嘉（叶缡，读若歌），其旧如之何？（叶缡。）
此当写夫妇重逢之乐矣，然此乐最难写，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缡”，也而“亲结”之，“仪”也而“九十”之，凡其极力写新婚之美者，皆非为新婚言之也，正以极力形容旧人重逢之可乐耳。新者犹且如此，况於其旧者乎！一句点破，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真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侧击之词，最耐学者思索玩味，工於为文者也。孔子谓“不学诗，无以言”，读此篇，益信《诗》之有资於言者大也。
△言语之妙
“我征聿至”，“於今三年”两句，乃一篇之关目。篇首“忄舀々不归”一语，次章“果”“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内。“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撇笔，即补笔也。至第三章，始借见瓜点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语之妙可想。
按；此诗词意明甚，不知向来何以解为大夫美周公，与周公劳归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诗》者决之。
○通论读《诗》
《诗》之旨趣，前卷之言详矣。近觉其义有未尽者，复附论之於此。
△诗与政
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夫《诗》以写性情，《书》以道政事，《诗》之有资於言，可以专对，固也，若政事则莫如《书》，而圣人反责之诵《诗》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盖其故有三焉。一则春秋之世卿大夫诵诗者多，观《传》所记赋诗引诗之事不可枚举，故圣人就所素习者言之。二则《尚书》所载皆帝王经世之大法，非寻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贤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圣人亦不以过望於当时也。三则政以治民正俗为要，《尚书》所言乃朝廷兴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忧喜，风俗之美恶，则《诗》实备之。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兴；读《大东》而知周之所以衰；读齐、唐之风而知其立国之强；读陈、郑之风而知其享国之促。《车攻》、《夜如何其》，非不朝会仍其旧也，然诵《白驹》、《黄鸟》而知周之必微。《载驰》、《定之方中》，非不国家失其故也，然诵《淇澳》、《干旄》而知卫之必久。《诗》之有益於政大矣，无怪乎季札观於周乐而兴亡得失遂如指诸掌也。余尝观前代诸史书，亦自以为识其治乱之由；其後泛观前人诗集文集与野史之所载，士大夫之风气，民间之好尚，官府闾阎之利弊，所以兴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见，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浅，而史之未足以尽政也。圣人於诵《诗》者而望其达於政，其亦犹此意乎？惜乎世之诵《诗》者皆为《诗序》所误，强以事附会之，失诗人之本意，遂至与政不相涉也！
△人心风俗之固
大抵国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风俗之固；而人心风俗之固，惟赖都邑大夫之贤。观《大田》之诗，“遗秉”、“滞穗”以济人，诵《无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结友，不惟无争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难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无他，大夫廉勤自励，修明政事，扶弱抑强，奸豪有所畏惮，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则不争，不争则相恤，是以如此。若贪惰自恣，则政皆失宜，徇私而鬻狱者有之，告於上而不为理者有之，豪强由是肆行，而平民皆无以自保，非附会同党以求其庇，则别倚豪强而与相抗，风俗安得而不坏乎！吾故读《黄鸟》而知周道之衰，读《硕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笃实守分之人决不肯为济恶之事，他乡寄居之客断不能敌土著之民，势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为而无如何。“莫我肯顾”，“不可与明”，言人皆视为当然，不以为异也。非乐土而复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归，则所存者皆败俗之人耳，岂复能有固志！一旦疆场频惊，势必土崩瓦解；无怪乎其避而迁於洛，折而入於晋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学者熟此二篇，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硕鼠》，《诗序》以为刺君，《朱传》以为刺有司。今以《黄鸟》观之，“贪黍”、“食麦”何异“啄粟”、“啄粱”之喻？盖亦困於豪强之陵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硕鼠”属之有司也。说已见《魏风》中。
△说经之轻信人言
古之人主有轻信人言而误用奸人，误杀贤臣者。读史者辄讥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独人主然也。虽说《经》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杀”，亦然。必待国人之言佥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见其果然，然後去之杀之。若是乎其不肯轻於信人也！今说《经》者则不然。《卫序》、《郑笺》之说《诗》也，不过一家如是言耳，《齐诗》不如是也，《鲁诗》不如是也，即《韩诗》亦不如是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而诸大夫国人皆不以为贤，不以为不可，不以为可杀乎？且考之《史略》、《汉书》，不合也，考之《春秋经传》、《国语》，不合也，即细玩本诗之词意而亦不合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实未尝资，未尝不可，未尝可杀乎？然而说者皆不之问，有如不见不闻然者，此何故哉？夫诸大夫国人之言皆同，尚犹不敢尽信而必察之，况仅一家言之，而遂曰“《诗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则古人之受诬者可胜道哉！此可为长太息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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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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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
△《伪古文尚书》之成立
唐、宋以来，世所传《尚书》凡五十八篇：其自《尧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世以为《今文尚书》；自《大禹谟》以下至於《ぁ命》二十五篇，世以为《古文尚书》。余年十三，初读《尚书》，亦但沿旧说，不觉其有异也，读之数年，始觉《禹谟》、《汤诰》等篇文义平浅，殊与三十三篇不类；然犹未敢遽疑之也。又数年，渐觉其义理亦多剌谬，又数年，复渐觉其事实亦多兴他经传不符，於是始大骇怪：均为帝王遗书，何独悬殊若此？乃取《史》、《汉》诸书覆考而细核之，然後恍然大悟，知旧说之非是。所谓《古文尚书》者，非孔壁之《古文尚书》，乃齐、梁以来江左之《伪尚书》；所谓《今文尚书者》？乃孔壁之《古文尚书》也。《今文尚书》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後或分为三十一篇），皆隶书，故谓之“今文”；与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虽同而字句多异。《古文尚书》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谓之“古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即今《尧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为三十一篇，马融、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其十六篇，残缺不全，绝无师说，谓之《古文尚书逸篇》。西汉之时，《今文》先立於学官。迨东汉时，《古文》乃立。自是学者皆诵《古文》，而《今文》渐微。永嘉之乱，《今文》遂亡，《古文》孤行於世，伪《尚书》者出於齐、梁之间而盛於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於三十一篇中别出《舜典》、《益稷》两篇；共五十八篇，有《传》及《序》，伪称汉孔安国所作。唐孔颖达作《正义》，遂黜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而用《伪书》、《伪传》取士。由是学者童而习之，不复考其源流首尾，遂忄吴以此为即《古文尚书》，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为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迹为邪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有馀年。余深悼之，故於《考信录》中逐事详为之辨，以期不没圣人之真。然恐学者狃於旧说，不能考其源流，察其真伪，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实也，故复溯流穷源，为“六证”、“六驳”，因究作伪之由，并述异真之故，历历列之如左，庶伪者无所匿其情云尔。
△六证之一──孔安国古文篇数
一，孔安国於壁中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之文甚明，但於二十九篇之外复得多十六篇；并无得此二十五篇之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文同，不复举）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於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後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於学官。”（《汉书艺文志》）
按：二十九篇者，《尧典》（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皋陶谟》（今《益稷篇》在内）、《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三篇合为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在内）、《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并《序》为二十九篇，与《今文》篇数同，《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後或分为九篇，故《正义》谓之二十四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ぁ命》，《史记》所谓“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者是也。而今所传二十五篇，则有《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十有六篇，而无《汨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与汉儒所传篇目同，而《舜典》、《益稷》又皆自《尧典》、《皋陶谟》分出，非别有一篇。篇目既殊，篇数亦异，其非孔壁之书明甚。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称为十六篇，司马迁何以亦云十馀篇乎？盖撰《伪书》者闻有五十八篇之目（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盖分《盘庚》为三篇，《九共》为九篇，出《康王之诰》，而增河内女子之《伪泰誓》三篇也）。不知其详，故撰此二十五篇，而别出《舜典》、《益稷》二篇，以当其数。惜乎，学者之不察也！
△六证之二──东汉古文篇数
一，自东汉以後传《古文尚书》者，杜林、贾逵、马融、郑康成诸儒，历历可指，皆止二十九篇；并无今书二十五篇。
“杜林，茂陵人，尝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宝爱之；每遭困厄，握抱叹息曰：‘古文之学将绝於此邪！’建武初，束归，征拜侍御史。至京师，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皆推服焉。济南徐兆始事卫宏，後皆更从林学。林以所得《尚书》示宏曰：‘林危厄西州时，常以为此道将绝也，何意东海卫宏、济南徐生，复得之邪！是道不坠於地矣！’”（《後汉纪》光武帝第八卷）
“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後汉书儒林传》）
“《尚书》十一卷（马融注）。《尚书》九卷（郑玄注）。《尚书》十一卷（王肃注）”，“後汉扶风杜林博《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隋书经籍志》）
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沦亡略尽，是以杜林死守此书以传於後。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记》所谓“以今文读之”，本纪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马、郑皆传杜林之书，而止二十九篇，然则非但《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为《古文》所无，即《大禹谟》等九篇亦非杜林、贾逵所传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经传历历惧全，何以杜林漆书无之，贾、马、郑诸儒皆不为之传注乎？然则二十五篇决非安国壁中之书明矣。
△六证之三──《伪书》文体
一，伪书所增二十五篇，较之马、郑旧传三十一篇文体迥异，显为後人所撰。
大禹谟与《皋陶谟不类；篇末誓词亦与《甘誓》不类。
《五子之歌》、《胤征》摭拾经传为多；其所自撰则皆浅陋不成文理。
《泰誓》三篇，誓也，与《汤誓》、《牧誓》、《费誓》皆不类。
《仲虺之诰》、《汤诰》、《武成》、《周官》，皆诰也，与《盘庚》、《大诰》、《多士》、《多方》皆不类。
《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皆训也，与《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无逸》、《立政》皆不类。
《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陈》、《毕命》、《君牙》、《ぁ命》九篇，皆命也，与《顾命》、《文侯之命》皆不类。
按：《皋陶谟》高古谨严；《大禹谟》则平衍浅弱，《汤》、《牧》二誓和平简切；《泰誓》三篇则繁冗愤激，而章法亦杂乱。《盘庚》诸诰，诘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恳挚之意；《仲虺》三诰则皆浅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传记之文，较为近古，然亦杂乱无章。训在商者简劲切实，在周者则周详笃挚，迥然两体也，而各极其妙。《伊训》、《太甲》诸篇，在《肜日》、《戡黎》前数百馀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异矣；而《周书》之《旅獒》乃与《伊训》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於命词九篇，浅陋尤甚，较之《文侯之命》，犹且远出其下，况《顾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岂非因命词中无多事迹可叙，易於完局，故尔多为之乎？试取此二十五篇与三十一篇分而读之，合而较之，则黑白判然，无待辨者。无如世之学者自童子时即连属而读之，长遂不复分别，且多不知其孰为马、郑所传，孰为晋以後始出者，况欲其较量高下，分别真伪，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其亦可叹也夫！
△六证之四──《史记》引《尚书》
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记》所引甚多，并无今书二十五篇一语。
《五帝本纪》，《尧典》之文（《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内）全载。
《夏本纪》，《禹贡》、《皋陶谟》（《益稷》在内），《甘誓》之文全载。《伪书》之《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三篇，无载其一语者。
《殷本纪宋世家》，《汤誓》、《洪范》（今在《周书》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载。《微子》载其半。《盘庚》略载大意。《伪商书》凡十篇，无载其一语者。《汤诰》颇载有数十言，乃今《伪书》所无。
《周本纪鲁世家》，《牧誓》、《金》之文全载。《无逸》、《吕刑》、《费誓》皆载其半。《多士》、《顾命》（《康王之诰》在内）略载大意。《燕世家》之《君》，《卫世家》之《康诰》、《酒诰》、《梓材》，《秦本纪》之《秦誓》，皆略载大意。《伪周书》十二篇，无载其一语者。
按：《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史记》全载其文者十篇，载其半者四篇，略载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载者，《周书》六篇而已。盖此十四篇者，诰体为多，文词繁冗而罕涉於时事，故或摘其略而载之，或竟不载，从省文也。然所载者亦不可谓少矣。《伪书》二十五篇乃无一篇载者，何也？《皋陶谟》载矣，《大禹谟》何以反不载？《甘誓》、《汤誓》、《牧誓》皆载矣，《泰誓》何以独不载？《吕刑》，衰世之法，犹载之；《周官》，开国之制，而反不载。至於《武成》乃纪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以不载。然则司马氏之未尝见此书也明矣！夫迁既知有《古文》而从安国问故矣，何以不尽取而观之？安国既出二十八篇以示迁矣，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则此二十五篇之书不出於安国，显然易见。惜乎後儒之不思也！
△六证之五──《汉书律历志》引逸书
一，十六篇之文，《汉书律历志》尝引之，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
《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诞资有牧方明。”（《汉书律历志》）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勹方>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勹方>生霸，粤六日甲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并同上）
“《尚书逸篇》二卷。”“《尚书逸篇》出於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隋书经籍志》）
按：《汉志》所引《伊训》、《武成》之文皆与今书《伊训》、《武成》不同，则今之《伊训》、《武成》非孔安国壁中之书明矣。《伊训》、《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则《大禹谟》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况《仲虺之诰》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无者乎！盖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残缺难解，故《汉志》虽间有征引，而学者皆罕所诵习，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既无师说，则日益以湮没，是以迨隋仅存二卷；至唐以《伪书》取士，人益不复观览，遂并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书逸篇》即马融之“《逸》十六篇”，刘歆、班固所引《伊训》、《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真古文》，而二十五篇为後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六证之六，──东汉、吴、晋诸儒道逸害
一，自东汉逮於吴晋数百馀年，注书之儒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者。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书》，《尚书》逸篇也。”（赵岐《孟子注》）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书》曰：‘我後；後来其苏！’”注：“此二篇皆《尚书》逸篇之文也。”（同上）
“《书》曰：‘洚水警余。’”注：“《尚书》逸篇。”（同上）
“《兑命》曰：‘念终始，典於学。’”注：“兑当为说字之误也。高宗梦传说，求而得之，作《说命》三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学记注》）
“《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於内；女乃顺之於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显哉！’”注：“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书》。今亡。”（郑康成《坊记注》）
“《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忄吴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郑康成《缁灾注》）
“《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注：“《夏书》，逸书也。”（韦昭《国语注》）
“《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注：“逸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於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注：“逸书。”（同上）
“《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注：“《周书》，逸书。”（同上）
右十则，皆见於今《伪书》，而赵、郑、韦、杜诸儒皆注以为“逸书”，或云“今亡”。然则自汉逮晋，无一人之见此书也。无一人见此书，则此书不出於安国明矣。此四书中所引《尚书》之文尚多，不可悉载；姑举数则，以见其凡。
孔氏《正义》云：“刘向作《别录》，班固作《艺文志》，并不见《孔传》。刘歆作《三统历》，引《泰誓》、《武成》，并不与孔同。贾逵奏《尚书疏》，与孔亦异。马融《书序》云：‘经传所引《泰誓》，《泰誓》并无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融亦不见也。服虔、杜预注《左传》‘乱其纪纲’，并云：‘夏桀时作。’服虔、杜预皆不见也。郑玄亦不见之，故《仲虺之诰》、《太甲》、《说命》等篇见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宝》等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也。”余按：自孔安国以後学之博者，西汉无过向、歌，东汉无过赵、班、贾、马、服、郑，吴、晋无过韦、杜。之数人者皆不见，天下岂复有见此书者！藉令安国果有此书，一人偶未之见，遗之可也，必无四百年中博学多闻之士竟无一人见之之理。然则当时原无此书，而此书为後人所伪撰，不待言矣。
△传《伪书》者之自解五说
据此六端观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伪撰，非孔壁中之书，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来，学者皆信之而不疑，何也？盖缘传《伪书》者恐人之不之信，巧为之词，曲为之解，学者不复考其源委，遽信以为实然故也。其说大抵有五。其一谓马、郑所传乃《今文》，非《古文》，故与伏生之篇数同，而无二十五篇，──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今文》，而不复疑此书晚出之非真矣。其二谓《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齐音难晓，而晁错以意属读之者，故多艰涩难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学者遂真以三十一篇为口授，而不复疑此书文体之不类矣。其三因《汉书》有张霸伪作《百两篇》一事，遂诬《汉志》所载安国多得篇目乃霸伪书之目，所引《伊训》、《武成》篇文乃霸伪书之文，──由是学者遂不复疑东晋以後出者非真，而反谓西汉之时得者为伪矣。其四因《汉书》有“武帝末未列学官”一语，遂诬终汉之世不列学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见，──由是学者遂不复疑此书为晋以後之书，而反谓司马、赵、郑、韦、杜诸儒为未尝学问矣。至其尤诬妄者，《正义》引《晋书》云：“皇甫谧於姑子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又引《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由是学者遂以此二十五篇为真有所传，而不复疑其为後人之伪撰矣。而岂知其莫非子虚乌有之事也哉！嗟夫，两汉、晋、隋之书昭然在耳目间，非天下之秘书，世所不经见也，何为皆若不见不闻然者，而惟伪说之是信乎？故今复采汉、晋诸书之文足证其伪妄者列之左方，学者一一核之可矣。
△六驳之一──古文、今文篇第不异
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异，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马、郑所传虽止二十九篇，与《今文》同，而文字则与《今文》异，两汉之书所载甚明。
“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後汉书儒林传》）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於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命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後汉书贾逵传》）
“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书经籍志》）
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皆《今文》也。刘向以《古文》校之而有异文脱简，贾逵又撰三家与《古文尚书》同异，则刘、贾所见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则与三家有同而无异，何有异文脱简，又何撰同异之有哉！是以《尹敏传》云：“初习《欧阳尚书》（即今文），後受古文。”东汉所谓《古文》之非《今文》明矣。况永嘉之乱，《今文》已亡，安得复有存者！後世学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数多者为《古文》，少者为《今文》，遂以今书三十三篇为《今文》，谬矣！
孔氏《正义》称刘向作《别录》不见《孔传》？後世耳食者遂以为刘向未见《古文》。夫刘向以《古文尚书》校《今文》，若不见《古文》，以何校之？然则刘向但见《真古文》，未见《伪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则安国之《古文尚书》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则马、郑相传之《尚书》决为《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六驳之二──今文亦壁藏
一，无论马、刘所传之为《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书，井无其女口授之事，不得与二十五篇文体互异。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汉书》无此八字而有“张生为博士”五字）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史记儒林列传》。《汉书》略同，但文异者十馀，增者一，删者十馀耳。故不重录）
按此文，则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书。故刘歆《移博士书》亦云：“《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则是二十九篇之策现存，错何难自以目览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书》而不云能“诵”《尚书》，则是所以欲召之者，谓伏生能通达其义，非徒诵其文也。错所受者《尚书》之义，乌用以意属读！若徒诵其文，则伏生之门人若张生、欧阳生等众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并无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浅近易知而与马、郑相传之《尚书》大不类者，正以其作於魏、晋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言故尔，无他故也。盖作《伪书》者目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故伪造此说以弥缝之。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汉书》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於今传於世。後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後更从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後汉书儒林传》）
按：此文言作《训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诗序》而不言作《尚书序》，则世所传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国之作《书传》与《序》，班固不知，则巧为之说曰，书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时人，梅赜果於东晋奏上其书，宏《序》行於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书》，由是古文大兴”然则宏果有序，班固见之熟矣，何以为《儒林传》乃绝不载伏生口授之事，而仍录《史记》之文乎？盖由作《伪书》者自知其文不类而恐人之讥己，是以造为此说，之孔、卫以弥缝之。乃後之学者沿讹踵谬，皆信之而不疑，岂《史记》、《前後汉书》唐以後之人皆不复观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六驳之三──班固斥张霸伪书
一，张霸之《伪书》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汉书》业已斥之，必无反以《伪书》为《古文》之理。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後樊并谋反，乃黜其书。”（《汉书儒林列传》）
按：《汉书》此文称霸书“文义浅陋”，又云“以中书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张霸之书为伪矣；乌有作《儒林传》则痛诋其伪，作《艺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历志》反引其书为证者哉！班氏所引《伊训》、《武成》之文，非霸伪书而为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汉书》所引者为真，则梁、陈所出者为伪可知也。况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为之，亦非别有二十四篇也。今颖达但欲表章伪书，遂公然以安国以来相传之《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为伪，复公然以百二篇为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语不始於固，《史记儒林传》言之矣。司马迁，汉武帝时人，张霸，成帝时人，迁作《史记》，何由预知後世之有张霸《伪书》，并其篇第之多寡乎！盖凡颖达之说，颠倒矛盾，类皆如此；学者少留意焉，则其谬不攻自破矣。
△六驳之四──《古文尚书》立学官
一，孔安国《古文》，当时已传於世，王莽及章帝时又已立於学官，两汉之书所载甚明，并未散轶，不容诸儒皆不之见。
“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汉书儒林列传》）
“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後汉书贾逵传》）
按此文，则《古文尚书》当孔安国时已传於人而行於世，至王莽时而立於学官，至东汉章帝时而再立於学官，且为帝所崇重，习《古文》者皆授官，而为世所欣慕矣，安得诸儒皆不之见，至梁、陈时而突出乎！盖《汉志》所谓“未列於学官”者，谓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谓其书不行於世，但藏於家也；谓武帝时未列於学官耳，亦非终已不列於学官也。且《毛诗》、《左氏》、《梁春秋》当武帝时皆未列於学官，皆至王莽时而始立，至章帝时而再立，何以皆行於世，马、郑、服、杜皆得见之而笺注之，独《古文尚书》遂以不列学官之故，致无一人之见之乎？甚矣不学而耳食者多也！
△六之五──《晋书》无古文授受事
一，《正义》称郑冲传《古文尚书》，皇甫谧采之作《世纪》，至梅赜奏上其书於朝，考之《晋书》，并无此事。
《本纪》无文。
《儒林传》中不载此事。苏愉、梁柳、臧曹、梅赜亦皆无传。《郑冲传》中但有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之语，并无所讲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谧传》中但有梁柳为太守，谧不为加礼一事，并无柳传《古文尚书》及谧得之之文。
按：梅赜果尝奏上此书，《本纪》即不之载，《儒林传》中岂得并无一言及之；乃非惟无其事，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然则三人亦皆子虚乌有者也。且凡纪事之体，必书年月，而《尚书正义》、《隋书》记此事，皆不言为某帝之时，某年之事，盖缘当时本无此事，系之以时，则人覆检而知其诬，故传《伪书》者为此含混之词，使人无从辨其真伪；孔氏道听涂说，逐从而录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书，魏以前未行於世也。当魏主讲《尚书》之时，冲所执者果系孔氏之五十八篇，《传》岂得不大书特书，而乃但云《尚书》。既但云《尚书》，则即马、郑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为太守，谧不加礼，琐事耳，然犹载之传中，若谧果从柳得《古文尚书》而作《帝王世纪》，此乃经术之显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记乎？嗟夫，《史记》、《两汉》之书，人所共读者也，乃明明与《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谓之《今文》；明明别有百二篇，而谓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书者，而谓之口授；明明立学官，置弟子，而谓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共读之《史》、《汉》尚不难以黑为白，况人不多读之《晋书》，亦何难以无为有乎！
△六驳之六──郑、孔解诂与《伪书》之牾
一，非但梅赜未尝奏上此书也，即郑冲亦未尝见此书，孔安国亦不知有此书，考之《论语集解》可见。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注：“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词。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与为改同。’”（《论语集解》）
按：《集解》乃郑冲与何晏同纂辑者。所引包说，以“孝乎惟孝”为句，以“施於有政”为一家之政。今《伪书》此文无“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与包所说迥异。若冲果见此书？岂容复采乐包说！今何、郑既以包训为是，则其未尝见此书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论语集解》）
按：今《伪书》此文乃汤灭夏之後告诸侯百姓者。安国果见此文，不当谓之“伐桀告天”。且今《伪书汤诰》现有此文，安国何不注云“今《尚书汤诰》有之”，乃反引《墨子》以为证乎？安国既引《墨子》为证，则是安国所见之《古文尚书》并无此文也明矣。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注：“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微子、箕子，来则用之。’”（《论语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为泛论周之事，以“周亲”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贤臣也。今《伪书》此文乃武王誓师之词，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来。安国果见此篇，何容复作此解！且《伪传》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与安国《论语》之注正相悖。然则《伪书》、《伪传》之不出於安国明矣。
孔氏《正义》云：“此文与彼正同，而孔注与此异者，盖孔意以彼为伐纣誓众之词，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两通其义，故不同也。”夫圣人之言，一也，岂得忽以为彼，忽以为此。安国宁有此一口两舌之事乎！此理显然易见，而颖达犹欲曲全《伪传》之说，抑亦异矣！嗟夫，安国，西汉名儒乃为妄人所诬如是，为颖达者不能为乃祖辨其诬，顾反附会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传之纰缪，动辄归咎安国，使安国蒙不白之冤於千载之上，谁之过与！此余之所为长太息者也！
△《伪书》之著者及其推行之年代
曰：五十八篇经传非孔安国所传，梅赜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时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经学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详考矣、但据其时所著之书观之，王坦之，东晋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时人也，藉令东晋之初此书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无不见之者，而坦之著《废庄论》，引“人心，道心”二语，不言其为《虞书》（详见《唐虞考信录》中），是坦之未见此书也；蔚宗著《後汉书儒林传》，但云“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若不知别有二十五篇者，是莳宗亦未见此书也。直至梁刘勰作《文心雕龙》，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则是元嘉以前，此书初未尝行於世，至齐、粱之际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犹未有此书。
故《隋书经籍志》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然则是隋灭陈以後，此书乃渐传於北方，刘焯、刘炫之辈以为奇货而注释之，然後此书大行而《郑注》渐废也。至其撰书之人，则梅惊、李巨来皆以为皇甫谧所作。以余观之，不然。西晋之时，《今文》、《古文》并存於世，安能指《古文》为《今文》，而别撰一《古文尚书》以欺当世。况谧果著此书，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犹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无之？然则此书乃南渡以後，晋、宋之间，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以驳郑义而伸肃说者耳。何以言之？《左传》“乱其纪纲”，旧说以为夏桀之时，而肃以为太康之世；《无逸》“其在祖甲”，马、郑以为武丁之子，而肃以为太甲之事。
今《伪经》以“乱其纪纲”入《五子之歌》，《伪传》以祖甲为太甲，明明祖述肃说，暗攻先儒，其为宗肃学者之所伪撰？毫无疑义。盖汉末说经者皆宗康成，逮王肃起，恃其门阀，始好与郑为难。其说不无一二之胜於郑，而荒唐悖谬者实多。但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说大行，天下之说经者分为二派，一宗郑学，一宗王学。宗郑者黜王；宗王者驳郑。值永嘉之乱，《今文》失传，江左学者目不之见，耳不之闻，又其时俊桀之材，非务清谈，即殚心於诗赋笔札，经术之士绝少，但见马、郑所传与《今文》篇数同，遂误以为《今文》。由是宗肃学者得以伪撰此书以攻郑氏。书既撰於晋、宋之间，故至齐、梁之际姑行於当世也。孔氏见《伪书》、《伪传》之说多与肃同，不知其由，遂疑肃私见《孔氏》而秘之。
夫肃专攻郑氏，如果此书在前，肃尝见之，其攻郑氏之失，必引此书为证，云《尚书》某篇云云，某传云云，世人谁敢谓其说之不然，何为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则是《伪书》之采於肃说，非肃说之本於《伪书》明矣。即《正义》所称“皇甫谧从梁柳得此书，故作《帝王世纪》，多载其语”者，亦作《伪书》者之采於《世纪》，正如《冠子》采贾谊之《鹏鸟赋》，而人反谓谊赋之采於《冠子》耳。但南北朝中无穷经博古之人察知其伪，遂使其书得行。然马、郑之本书尚在，後之人犹可考而知之。至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作《五经正义》，既不能辨其真伪，又误以其传真为其祖安国所著，遂废《郑注》而用之，自是郑氏古本遂亡，士人之应明经试者，莫不遵功令，读《伪传》，二十五篇之文遂与三十三篇之经并重，习而不察，以为固然，竟不知《史》、《汉》以来汉、晋诸儒所述并无此文，而出於後人之伪撰者矣。
△《家语》之伪撰者
然不但今《尚书》二十五篇为宗王肃者之所伪撰也，即今所传《家语》亦肃之徒之所伪撰。《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是今《家语》乃後人所伪撰，非汉所传孔氏之《家语》也。今《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於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然则今之《家语》乃肃之徒所撰，以助肃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与肃同而与郑说互异。此序虽称肃撰，亦未必果肃所自为，疑亦其徒所作而名於肃者。由是言之，伪撰古书乃肃党之长技，今《伪古文尚书》亦多与肃说同而与郑氏异者，非肃党为之而谁为之乎！
△《孝经》之《伪孔氏经传》
亦不但《尚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也，即《孝经》亦有《伪孔氏古文经传》。《孝经正义》云：“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生王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王邵，以示河间刘炫。”则是後世所谓《古文孝经》者，出於隋世，非汉儒所传孔壁之《古文孝经》也。又云：“开元七年，国子博士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传学，假称孔氏，辄穿凿更改，又伪作《闺门》一章，以应二十二之数，非但经文不真，抑亦传文浅伪。’由是明皇自注《孝经》，颁於天下，以十八章为定。”则是南北分王之时，经术荒废，好事者造为伪书以惑当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而有司马贞驳其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颖达谬相推奉，黜真书而用伪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为不刊之书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伪书》破绽三端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何其似圣人之言也？曰：乌得似！後世学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无一道学陈腐之语，然其所载行政用人之略及训诰中所与其君及群臣百姓言者，无一非修身经国之要务，不言道而道莫大焉，不言学而学莫纯焉。其二十五篇则不然：自其所采经传旧文而外，大率皆道学语。然按之乃陈腐肤浅，亦有杂入於异端者。其义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与经传相应，无可议者。二十五篇则言多而事少，其事皆杂采於诸子及汉儒之注说，考之於经既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谬。其事不经，二也。三十三篇，四代之书，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谟誓诰各有其体，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则自《大禹谟》至《ぁ命》其文如出一手，谟训命诰约略相似，更无分别。其文不类，三也。昔宋阮逸伪造《元经》，称隋王通所撰，而《河汾王氏书目》无之，《唐艺文志》亦无之；且避唐景帝（神尧之祖）讳，称石虎为季龙，又避唐神尧讳，称戴渊为若思。”以故直斋陈氏得知其伪，谓“逸心劳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十五篇，《史记》无之，班、范《两汉》之书无之，贾逵、马融、郑康成之所传亦无之，赵岐、杜预、韦昭诸儒皆不之见，而其中杂以异端之言，小说之事，魏晋排偶组练之文，与三十三篇之书高下悬绝，较之阮逸伪书尤为易辨。惜乎後世学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伪书》剽窃经传
曰：经传所引《尚书》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伪也？曰：此作《伪书》者剽窃经传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见夫铁器乎，铸者无痕而补者有痕。凡经传所引之语在三十三篇中者，与上下文义皆自然相属；在二十五篇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补缀之迹，其有痕无痕至易辨也。且其中有传记所引逸书之文而剽窃之者，亦有传记之所自言，并非引书，而亦剽窃之者。“六府三事”，缺自解经文，“同德度义”，苌弘自抒己见，岂得牵帅之以入经！至於“除恶务本”，乃权谋之士所言，尤不得入圣人口中也。有采经传之意而改其词者。“有攸不为臣，东征”，删其首句而移之伐纣，可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以为“予”而属之武王，谬矣！有采经传之词而失其意者。周亲之不如仁人，谓己不私其亲，可也；以周亲属之纣，则不伦。嘉谋之归於我後，臣下自相勉励，可也；成王以之命官，则失言。此剽窃之不能掩者也。且《尚书》凡百篇，而凡经传所引略已尽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则其馀四十二篇（五十八篇外，尚当有《逸书》四十二篇）经传遂无引其一语者乎？是以传记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专以裒集传记之语成文者也。即以其引传记观之，而其伪已不能掩矣！
△识别《伪书》之不易
曰：三代有三代之文，两汉有两汉之文，魏、晋以还，文体益变，二十五篇之文岂後世文人之所能赝为。此固不得疑为伪也。曰：能膺为者多矣！魏、晋之世，文士多好摩拟古人之文，其习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诰》，其声音笑貌俨然《尚书》矣，试隐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无识之人观之，岂复有疑其伪者乎，宋文彦博帅永兴，得褚遂良《圣教序》墨迹，因令子弟临摹一本；会宴僚属，乃并出二本，令坐客别之，客皆以摹者为真迹也。夫书法，其浅者也，犹且如是，况文之难知乎！嗟夫，《管》、《晏》、《冠》诸子大率皆後人所伪撰，至於昭明所选《高唐》、《风赋》、《黄鹄怨歌》之属，为俊人所拟作者尤多，乃传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为真。故凡世之以伪乱真者，惟实有学术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辫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视莠莫非稷也，视鱼目莫非珠也，乌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後有人讼之，坐除名。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讼之者，则至今必奉为圣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岂可胜道，特难为不学而耳食者言耳。纵使梅赜果尝奏上此书，尚不可据为实，况并无此事乎！此所关於圣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余不辞尤谤而考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