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讷笔谈卷一
●讷笔谈卷一
○《书经》辨说
△《书序》不知出於何时
《书序》不知出於何时。《史记三代世表》云：“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则是司马迁之时已有之矣。故《史记》多采《书序》入本纪世家。然伏生《书》二十八篇无之。後世因孔安国《尚书序》言之，遂谓得之壁中，实不知果否。孔壁所出十六篇，人皆不见，而独传此序耶？今《史记注》所引马融、郑康成之说，盖皆解《序》者也。
△今本《虞》、《夏》、《商书》之分不知何本
今《虞书》、《夏书》、《商书》之分，不知本之伏生所藏耶？抑本之孔壁耶？抑自东晋梅赜上《古文尚书》始若是耶？与古书所引不同。或谓孔子所定。然《说文》所引亦以《周书》为《商书》，则是後汉时尚非如今书所定也。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
《尧典》、《舜典》本系一篇。合舜於尧者，尧举舜而授以天下，舜受尧之天下，二帝一体也。史臣叙事，正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其事相因，不假强合，自成一篇首尾也。首叙尧治天下之事；“帝曰钦哉”以下接“慎徽五典”，乃举舜而用之之事；“格汝舜”以下记舜摄位之事；“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则尧崩而舜摄位之事终矣。“月正元日”以下至篇末，则记舜治天下之事，以迄於崩。段落分明，血脉联贯，如人之形体，不可增减移动。姚方兴分而为二，以二十八字强增入之，如支蔓赘瘤；梁武帝驳之，最为有理。而後世终用之，使《尧典》无尾，岂复成文体乎！《史记五帝本纪》全载今《尧典》、《舜典》二篇，而亦以“慎徽五典”直接厘降二女之事。太史公会见古文而所载如此，则古文《尧典》、《舜典》之不分，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之无所本可知也。况《孟子》所引，尤其明证。
△《尧典》、《舜典》二序最可疑
《书序》之可疑者，无若《尧典》、《舜典》二序。本系一篇，何以二序？其辞语亦浅率遗漏。吾宁信经，不敢信《序》也。
△由“异哉”之解可见《孔传》之伪
“异哉”，《孔传》、孔《疏》俱解异为退，谓异从“巳”也。不知此字乃从“[C053]”；[C053]，用也。故蔡《传》谓为强举之意。不考古字而止以後世之字为凭，其失多矣。然此亦可见《孔传》之伪，必叹以後人所作也。
△“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
《舜典》自“正月上日”以至“达四聪”，俱系叙事；而“象以典刑”一节与前後文不类，明系告谕之词，当属错简。（明杨守陈有是说）
△《大禹谟》掇拾《左传》缺语作经文
《左传》缺引《夏书》，但“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四句。“九功”以下皆解《书》之辞。而今《大禹谟》乃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明系掇拾缺语。後世尽为所欺。不知《书经》若果说明，缺又何必费解？缺何不全引《书》文，而乃隐其词而详解之乎？
△《大禹谟》钞袭《论语尧曰篇》使有韵者无韵
《论语尧曰篇》尧命舜数言系韵语。今《大禹谟》抄袭之，却又离而为三，用他语增饰之，使有韵者无韵，以形其陋也。
△筮超甚迟，“龟筮协从”乃後世语
画卦虽始於伏羲，而筮之名始见於《洪范》。虞、夏之际未有言筮者。《世本》谓巫咸始作筮，虽未必然，然“大龟”见於《禹贡》，“卜稽”见於《盘庚》，“元龟”见於《西伯戡黎》，而筮无闻焉。“龟筮协从”，乃後世语也。“枚卜”二字亦不雅驯。（《左传》哀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龟。”）
△“受命於神宗”语谬
《舜典》云：“受终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为尧，是时已殁，则禹安得受命於尧乎！
△禹承舜命伐三苗而感格之，与《尚书》他篇所言不类
《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益稷》与《皋陶谟》不可强分为二
《益稷》与《皋陶谟》本一篇，而强分为二。蔡氏从而为之辞，谓“古者简册以竹为之，而所编之简不可以多，故厘而二之。”按《洪范》、《禹贡》字数皆多於《皋陶谟》，而《康诰》、《吕刑》字数与《皋陶谟》相埒，皆未尝以简多而分也。独分《皋陶谟》，何欤？
△《禹贡》九州之赋不以所入总数定高下
三山林氏谓“三代取民皆什一，而《禹贡》有九等之差者，盖州有广狭，民有多寡，其赋税所入之总数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此说大误；而马端临《文献通考》采之，盖以为然矣。余谓果以九州所入之总数而分为九等，则其数有定矣，又安得有所谓“上上错”，“下上上错”，“错上中”，“下中三错”者乎？田有肥瘠，定赋者必视其田以为赋；若不论其田之肥瘠而—概取之，此乃後世苟且之法耳。三代什一之制，盖孟子大既言之。然或五十而贡，或七十而助，或百亩而彻；而田又有一易再易之分，法又有乡遂都鄙之异，是三代不同，而一代又自不同也。况《禹贡》乃尧、舜之时之制，岂得以三代为比哉！且“厥赋”皆蒙“厥田”之文而言，田既分为九等，而赋岂不分为九等乎！如林氏之言，田不当言上中下而当言多寡也。且“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又何以解乎？林氏泥於三代皆什一之法，而遂为此支离之说也。
△《禹贡》三江必有南江，与北、中两江为三，非震泽下流之三江
《禹贡》曰：“三江既入”。又曰：“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夫曰北江，曰中江，则有南江明矣。三江自指此三者而言，文义甚阴，但偶未指言南江耳。郑康成谓“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故《书》称“东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与南合，始得称中也。孔口口、苏子瞻实遵其说。然以经文“东为北江”，“东为中江”，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东别为沱”文势证之，则自“汇泽为彭蠡”，“会於汇”以东，始有北江、中江之名，必截然为三水；非果如所云，合汉为北江，合彭蠡为南江也。朱子云：“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蔡《注》遵之，引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夫谓震泽自有三江，则浔阳不有九江乎？何浔阳之九江非《禹贡》之九江，而震泽之三江独即《禹贡》之三江乎？说者曰：二句文相蒙，三江人海而後“霞泽底定”也。夫《禹贡》九州，用“既”字者甚多，下文未尝必相蒙也。“震泽底定”岂必承“三江既入”之文，而乃必以三江属之震泽耶！且震泽下流之三江，当明归有光议开松江时，己言“东江、娄江之迹灭没不见，而松江亦与支流无别。”自宋至明二三百年间，三江已几於皆不可见；而况《禹贡》之三江，数千年来安知其不灭没而改易也？蔡氏之说皆本之朱子，其病在於执郡阳为彭蠡。至参校不合，遂谓“郑渔仲谓‘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者，得之。”又云：“‘南方地偏水急，禹或遣官属往视，而是时三苗方负固，往视者亦未必敢深入也。’朱子此说甚为可笑。不可解则以衍文置之”。亦何不可以为衍文乎！止见今日一江入海，遂谓《禹贡》时必非三江入海，《导河条》云：“播为九河”。而今亦已无九河，则又何不可谓阿自大亻丕以下止为一河入海，而“播为九河”亦系衍文乎！且即以十三字为衍文，於《导江》亦不可通。若不云“东汇泽为彭蠡”，则“会於汇”何说？不云“东为北江”，则亦不当云“东为中江”。且彭蠡在南，亦不当云“东迤北会於汇”也。是又必以“会於汇，东为中江”七字为衍文，而直以“东迤北入於海”为一句，方合今之形势。夫己不能解，而遂疑圣人之不亲见，官属之以不知为知，经文之错误；浅视圣贤，余不敢以为然也。
△彭蠡非即鄱阳
彭蠡即鄙阳，无确据，而与经文不合，则彭蠡或非鄙阳也。《汉书地里志》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而蔡《注》云：“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泽县东。”谓在彭泽县东，则鄱阳可以为彭蠡；既曰“在西”，则鄱阳未必为彭蠡矣。《汉志》又言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汉一水自雩都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则湖汉似即今鄱阳湖，与彭蠡泽各为一地。故以《地里志》考之，而知彭蠡非鄱阳也。朱子谓《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余则谓班固去古为近，而水道改易亦多，不当深疵其说也。
△归有光三江说之矛盾
有中江则必有南有北，有中江、北江则必有南，书法自明，文义前後相蒙，南江未之及耳。归震川乃谓“自孔安国以下，以中江、北江为据，失之泥。”夫谓“三江”非中江，北江，是“九州攸同”亦非荆、梁、雍、豫、徐、扬、青、兖、冀也。震川又言：“三江，惟郭景纯以为岷江、浙江、松江，为近。”又言：“先儒谓‘三江自入，震泽自定，文不相蒙’，而吴淞一江之入‘震泽底定’实系於此，经文简略不详耳。”此说尤自相矛盾。既谓震泽之定由於三江之入，则不当以浙江、岷江、松江为三江。既谓三者为三江，则於“江既入，震泽底定”之文不合；不得已而遂谓经文简略不详。夫上句言“三江”而下句止承一江而言，经书有此文法乎！夫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乃真简略不详者也。不彼之求而此之穿凿，其亦异矣！
△陈大猷三江说能阙疑
论三江者，惟大猷陈氏之言为能阙疑。其说曰：“古有九河，後合为一。古有荣泽，後堙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时不有三江，而後或合为一乎！郦道元谓‘东南地卑，万水所凑，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经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异以为说者，以论後世之地理则可，以论禹迹之旧则难也。”然彭蠡终可疑。
△南江之名由来已久
朱子云：“有欲以扬州之‘三江’既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之馀波，未有号，则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余按《南史王侩辨传》“陈霸先率众五万，出自南江”，即赣水也。郑氏所谓“右合彭蠡为南江”，苏氏所谓“豫章江为南江”，皆指此也。可见南江之名，其来已久；不得以彭蠡之馀波未有名号，而使之僭冒南江也。又“东为北江入於海”，“东为中江入於海”，入海者即中江、北江也。今以中江、北江属之荆州，则岂入海亦在荆州之境乎！朱子必欲言中江、北江非三江，故遂为此异说也。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
弱水当以在删丹者为是，《通鉴》所言当另为一水。柳子厚所言“不能负芥”者，原未尝言为《禹贡》之弱水。其云“西海有水”，固谓在西域也。若指删丹弱水，则他所言“闽有水”，“秦有水”，“雍之西有水”，皆明言其地，不当弱水独作浮廓语也。吐蕃造藤桥，年馀而後成，其不能载物有明征矣。蔡《传》因“弱”字相同，遂误引之。吾郡成北樵先生於役甘州，有《弱水诗》云：“黑水既西流，弱水亦同派，一则可行舟，一则不负芥。胡为共此流，强弱不相贷？折枝投清流，载浮了无碍。理岂今昔殊，书每辞意害。驱车过桥头，惟颂禹功大。”此为蔡《注》所误也。又按蔡《注》引柳文作“西海之山有水焉”与今本不同。
△“四海”非真以海为四界，林之奇南海、北海说大误
“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四海者，类言之也。古之疆域惟东至於海，无论西北二方去海辽远，既南境亦不过衡山，未尝至於海也。闽中、南越之地，在尧、舜之时不通中国；圣人不务远略，非如秦皇、汉武、唐之太祖、明之成祖，以长驾远驭为快也。侯、绥、要、荒之服，禹当时盖已尽其封略而治之矣，《益稷篇》所谓“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也。暨者，及也；东至於海，西至於流沙，南北二方所及者，皆声教之所被也。四海云者，极言之也，犹《中庸》所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也，犹後世所谓“天涯地角”也；盖古有其语，相承以为言耳。《益稷》云：“予决九川距四海。”《孟子》云：“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
是皆岂真至於四海哉！《春秋传》云：“寡人处南海。”楚岂真在南海哉！《礼记王制》云：“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大约尧、舜、三代方域所及不过此耳。宋林之奇谓“扬州曰‘淮、海惟扬州’，是扬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夹右碣石入於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则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连下文而互见也。”此说大误。北海仅青州之北，冀州之东，一隅之水耳；亦谓之渤海：渤海者，海之别支也。以其在青州之北，自齐人言之则谓之北海。以其入於青、兖、冀三州之间，则谓之渤海。汉之二郡，因相近以为名。冀州东西二千里，北海不在其北，仅处於东北一隅，未可云“冀州之境抵於北海”也。
且所谓“朔”者，自兼雍、冀二州而言。东西数千里，而以区区之北海为境，不知置雍州於何地也？至扬州之界，抵於南海，亦未必然。《禹贡》所叙山水，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也。其地蛮荒险阻，不通於上国，禹未之至也。故“荆及衡阳惟荆州”者，北至荆山，南至衡阳也。“淮、海惟扬州”者，西北至淮，东南至海也。或疑扬州之境，其南辽远，不当不言其所至。不知圣人於蛮荒之国，视同鸟兽，未尝必收之疆域之中；然亦羁縻勿绝，不肯明弃之於声教之外：故不言其所至。犹之衡山以南，皆为衡阳，而不明言其所至，惟概以“衡阳”，则语有蕴藉，使近者奉天子之威灵，远者亦不疑圣人之弃掷。此正帝王抚驭之方，亦禹贡书法之妙。
若必以後世疆域所及为当时之境，则粤西之地属荆州（《钦定书经地里今释》，荆州、扬州之境无今广东、广西），且将跨交趾而南。若必不以言其所至者为州境广阔，则北方穷荒沙漠不毛之地，乌桓、匈奴之国，皆雍、冀二州之境矣。然乎，不然乎？又熊氏禾谓“闽、越虽上古未通，亦当在要、荒之服；禹会诸侯於涂山，会稽又禹迹之所至矣。”既云“上古未通”，又云“亦当在要、荒之服”，猜度可笑。至禹会涂山，不在会稽，昔人有言之者矣。
△《胤征序》六可疑
《书序》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为可疑。盖《古文》不足信，而《书序》亦未敢以为然也。《尧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和废厥职”，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盖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国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国都者，在国都何用以六师征之乎？《胤征》巧为之辞曰：“酒荒於厥邑”，既在其采邑而未尝据地拒命，则亦无事於张皇六师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废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兴师动众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国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由於王命也。可疑四也。《书序》无仲康字，不著其时。《史记》谓“当帝中康时”。《唐志》以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经世书》以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时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为据也。可疑五也。苏氏以为“羲、和贰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谓“以经考之，羲、和盖党羿恶，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诛之，止责其废厥职，荒厥邑”，今经中亦全不见此意，则亦工於猜度者耳。说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异。此时仲康不知实在何地：在安邑，则号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则羲和党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陈氏大猷曲说羲和所以当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过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汤以为始征；学者不疑汤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过也”。此说亦殊愦愦。既果如所言，羲和之罪过於葛伯，而汤於葛为敌国，仲康於羲和为天子，其理势同乎否乎？且谓“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者，《书序》之陋也。观孟子所言，汤非以不祀征葛也，为其教童子而征之也。陈氏未读《孟子》，不足与辨也。
△《胤征》之伪即一首一尾可见
《胤征》之伪，既一首一尾可见。“肇位四海”，殊不成句。且是时夏方微弱，太康失国在外，仲康继之，譬如主人居宅为奴仆所据，主人寄居别业，此“公在乾侯”，“帝在房州”之时也，可曰“肇位四海”乎！史之书法如此，是欲张大之而以彰其耻也。“胤侯命掌六师”，如此句法，不知命胤侯乎，胤侯命人乎？此与“惟说命总百官”俱不成文理。彼但见《说命》、《毕命》、《微子之命》、《文侯之命》等篇名，“命”字皆在人下，而效之；不知以为篇名则可，以之为文则不通矣。至《书序》“吕命”二字原不可解，故昔人疑其阙文，不可以为比也。“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用字炼句正晋以後文章；两汉尚无之，而谓夏之时有之耶！《甘誓》有“不用命，孥戮汝”之言；《汤誓》有“不从誓言，孥戮汝”之语；《牧誓》告之以坐作击刺之法，勖之以虎貔熊罴之勇；《费誓》戒之以越逐寇攘之刑，训之以糗粮刍茭之备；皆誓体也。“火炎昆冈”八句，乃告敌人语，後世檄文之体，非所以誓军士也。即“威克厥爱，爱克厥威”之语，或临事告诫服官之大夫，或行师训谕统军之将帅，亦非所以誓军士也。但见《左传》有“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之语，遂剿袭之，而不自知所以用之者非也。或曰：《胤征》，非胤誓也。若然，则《胤征》一篇，当叙征羲、和事之首尾，而不仅以空言了事矣。
△《古文书经》多偶语，且语气稚弱
晋人尚排偶，故《古文书经》多偶语，如“苗之有莠”，及“不迩声色”，“德懋懋官”等语皆是。《今文尚书》亦间有偶语，要有多少自然之气象；即比喻，亦不若“苗之有莠”等语气稚弱，望而知为汉以後人语也。
△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伪《汤诰》、《泰誓》皆疏妄
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耳；四方诸侯之国，彼不能暴虐也。故《汤誓》数桀之罪，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汤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数纣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伪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伪泰誓》则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顾其理之所安也。
△“尔惟德罔小”数语贪作对待，遂不可通
“尔惟德罔小”数语，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为”二句语意。此贪作参差对待语，而其实一意；乃曰“罔小”、“罔大”，遂令下句不可通。蔡氏曲为之解，可谓善为说辞矣。
△《盘庚》首一段系述民言
《盘庚》首一段，自“曰我王来”至“底绥四方”，先儒谓皆盘庚之言。按下文云：“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次篇云：“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三篇云：“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於朕志。”是於百姓必呼而告之，而记者文法亦明白无疑也。首段若果系盘庚告民者，不当独作鹘突语；况在篇首而记者反不详明耶！今玩其文势语意，曰“民不适有居，率答吁众，出矢言”，则“率吁众出矢言”者，当就“不有居”之民说，言民领率呼吁众忧之人而出矢言也。“曰”字以下，即述民言也。民言“我先王既居於此，固所以重爱我民，不忍尽致之死地也。王如能相匡以生，则民得所矣。今王不能匡以生，乃欲迁都，惟卜是稽，而云‘民其如我何！’”，又言“先王行事恪谨天命，然犹不能安宁，天犹降以灾祸，因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王之所以恪谨天命者，不能继先王；方未知天意何如，而乃欲以迁都从先王之烈乎！”意谓存亡安危不在迁都；今若不能恪谨天命，虽迁新都，亦未必能救於危亡也。又言“天将断绝我命，而乃欲恃迁都为安，若大木已颠而欲恃由蘖以生乎？天遂永我命於兹新邑，而复先王之业以绥四方乎？”不敢必之辞也。下文所谓“聒聒起信险肤”，“动以浮言”，皆指此而言。盖必如此解，而後於事情语势文法皆无遗憾也。
△“兹新邑”一名，民与盘庚所指不必一处
《史记》，祖乙迁於耿，九世而盘庚始迁；而自耿以上止四迁，不合於“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之文。故蔡《传》谓“盘庚之前当自有五迁”也。今按《盘庚》三篇，反复论说，未见其为自耿而迁；或盘庚以上一二世曾有一迁，未可知也。“天将永我命於兹新邑”，此新邑指现在所居而言，亦不可知。盖民以迁此未久，意不欲迁，故尚谓之“兹新邑”；而盘庚已择居於殷，故自以殷为“兹新邑”也。民之意谓“先王既迁於兹，若颠木之有由蘖，有死而复生之势；若能恪谨天命，安知天不永我命於兹新邑，使绍先王之烈以绥四方乎？”盖能保天命则现在之地亦可长治而久安，不必以迁都为事也。上言不能事天，虽迁无益；此言若能事天，虽不迁亦可；反覆两端，以明其不必迁也。
△《说命》首节已有不能掩其伪之三证，郑玄亮阴说亦不确
《国语》，白公子张谓楚灵王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乎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得傅说，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知之不疚也，犹自谓未，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亡，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予，无予弃也！’”今《书经说命》全本之此。
然《孟子》证之，则《国语》或即本之《书经》，而今不可得见。今之《说命》掇拾群书，人为所欺，而首一节已有不能掩其伪者三焉。“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之事，一见於《周书无逸》，一见於《国语》，而《礼记》引《书》者三，《论语》引《书》者一，皆未言其为居丧不言；惟孔子及作《礼记》者乃释为居丧不言也。“亮阴”亦作“谅ウ”，古之说者皆云“信默”；惟郑氏以为凶庐。若果如今《说命》及郑氏之说，则既云“宅忧”，而亮阴又即居庐，子张岂不解其故而尚以为问乎？《国语》无“亮阴”之语，《礼记》、《论语》所引盖皆《无逸篇》语；无论与今《说命》不同，亦未必为古《说命》语。而伪作者采拾成文，又妄加“宅忧”二字，不见其陋乎！一也。
《无逸篇》云“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今《说命》亦云“其惟弗言”，但作“惟不言”解耳。不知《无逸》所云若作此解，则既云“三年不言”，而又云“其惟不言”，文义岂不重复，而周公之语岂不赘乎！夫所谓“其惟不言，言乃雍”者，犹云“不言则已，言必和”也。谅ウ不言，三年之久岂遂一言不发哉！偶发一言必当於理，即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伪作者不解其义，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二也。“禀令”皆自上而下之辞；禀本从禾，今俗从示，音凛，与也，给也。《国语》云：“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言不发命令也。伪作者不解禀字之义，妄改云：“不言，臣下罔攸禀令。”《伪孔传》遂解禀为“受”，而《唐韵》、《集韵》遂有“笔锦切”一音，“受命曰禀”一解矣。
而不知实误改《国语》也。三也。至郑氏亮阴之说，实亦不确。《无逸》云：“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乃或”云者，他人不必出於亮阴，而高宗乃或出於亮阴也。盖即位之後而亮阴不言，与《国语》可互证。且不言者，止亮阴之三年，而今《说命》乃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亦背异之一端也。但居丧之说？出於《论语》，人不敢疑耳。
●讷笔谈卷二
○杂说
△唐、宋士大夫舍宅为寺之非
唐、宋士大夫往往於将没时舍宅为寺，已没之後犹求福利耶！天下贫士无居者甚多，或奔走道路，或赁居庑下；若以宅与之，岂不强於佞佛哉！凡舍为寺之宅，其宅必大，一宅可以为数十人之宅，其功德非小小也。且佛以济人为心，佛有宅将以与人矣；是与人乃善於事佛者也。不知求慰其心，而但以奉土木偶人及无所不为之秃子，如是而获福利，吾不信也。昔王摩诘辋川为最佳胜，而舍为清源寺；同时之杜少陵寄居蜀寺，方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之句。摩诘少年抱琵琶游贵人之门，不知寒士之苦。若少陵则日无宁晷，奔走不遑，深知其况味，故其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如此胸怀，宜其诗之独步千古也。
△晋人不以政事为重，宋人好论度量亦非
陶渊明为孟嘉作传，只叙其度量风韵，闲情逸致，而於政事无一言及之。当时不以政事为重，而诸所谓名士者俱不长於政事也。篇终述刘耽之言云：“此本是三司人。”嗟乎，三司人但取风度哉！此与“深源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无异。晋人好尚识见如此，安得不亡！五胡乱华，天之以浊溷其清也久矣。东晋相业，惟谢安差强人意，然亦有天幸焉。宋人文章理学政事俱优於晋，然亦好论度量，终是一病。吕夷简观诸子孰可为相，独许公著；虽观人必於其微，然岂不责婢碎茶瓯一事遂可为宰相哉！君子不能为相，而後小人得以乘其隙，此王安石之所以得君也。
△晏子御者之妻不可及
晏子御者之妻有言：“晏子长不满六尺，而身相齐国，显名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长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龃龋子曰：此御者之妻少所见而多所怪也！天下惟仆御皂隶负贩牧竖之类乃常自足耳！苟有知识者，皆知其有所不足而有以自下；惟庸愚小人少得所欲，遂自以为足，皆然也。非特足而已，且视人皆不己若，愚乃益诈，诈乃益愚，而彼方意气扬扬，自以为得计也。御者之妻止见其夫若是耳；然他人妇皆随其夫而自足者，非但不薄其夫，且将曰吾何幸而为若人妻也！此御者之妻之所以不可及也。
△苏轼为陈公弼作传示悔
陈公弼知凤翔日，苏子瞻为判官，不相得；为公弼作《陵虚台记》，因发其肮脏郁懑之气。其後为公弼作传，言公弼“面目严冷，语言确讠刃，好面折人”。又言“官凤翔，从公二年，时少年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大抵子瞻之性与谨厚严毅者皆不能合，其於公弼亦与於伊川略同。然自言平生不为行状墓志，；而独为此文者，盖子瞻之侮出於真情，而公弼之行事有以深服之也。新城王大司寇作《秦淮》绝句，以纪阿男入诗；其兄映锺以为言；後司寇竟闻其节於朝，曰“以忏悔少年绮语之过”。子瞻之为公弼作传，亦以救其作记之轻薄也。
△朱淑真与刘令娴之艳体诗
朱淑其遇人不淑，其本传云“时牵情於才子。”而所作《生查子》词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後。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则固有外交矣。刘孝绰之妹徐悱之妻刘令娴者，其门望遭遇非淑真比也；然《玉台新咏》载其数诗，若有可疑。《光宅寺》诗云：“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则有所睹而情荡矣。《题甘蕉叶示人》诗云：“夕泣似非疏，梦啼太真数；惟当夜枕知，过此无人觉”，则寄怨之诗也。《有期不至诗》云：“黄昏使信断，街怨心凄凄；回灯向下榻，转面暗中啼。”则明有所约矣。《梦见故人》诗云：“觉罢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谁能对角枕，长夜一边空？”则亦怨诗也。三娘中年而寡，遂至此乎！悱有《赠内》诗云：“日暮想青阳，蹑履出椒房。网虫生锦荐；游尘掩玉床。不见可怜影，空馀黼帐香。彼美情多乐，挟瑟坐高堂。岂忘离忧者，向隅心独伤？聊因一书札，以代九回肠。”三娘负此拳拳之情矣。然观“彼美情多乐”之句，则知令娴固薄情人也。越礼之端，实兆於此。
△唐寅集外诗
袁中郎刻《唐伯虎集》，有《题画诗》数十首。而吾邑徐聘三先生所藏伯虎山水轴，有自题诗云：“石径荒凉一寸苔，骚人独步炼诗才。相逢若有忙人问，远向山僧乞火来。”集中无之。又《坚瓠集》引其诗云：“五陵鞍马少时年，三策经纶圣主前。零落而今转萧索，月明胥口一蓑烟。”亦集中所无也。《桐下听然》载伯虎与华学士鸿山饮酒，华有少姬，隔帘窥之；伯虎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今集中妩《娇女篇》，有《娇女赋》，而赋非为此作也。然《桐下听然》所载似为近实；而配秋香事，袁中郎附之集中，人遂信为实事矣。
△藉杨君谦《题书橱诗》自述读书之难
杨君谦《题书橱》诗云：“吾家木市人，南濠居有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坚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货财先；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怜！尽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余家自先曾王父始自新安居於魏，未暇多置书。先君子虽甚好，而家贫多事，所收亦未富。乾隆丁丑，漳水入城，则书尽归波涛中矣。自是以後，贫益甚，流离迁徙，日无宁晷，愈不能买。惟郡守朱公去任时遗书数十卷，而又苦鲜佳者。余既有书癖，每借之戚友之家；然地僻人俗，苦无藏书。旧时仕宦之家，其书既皆散落，而现在之士君子则无以买书为事者，故借亦难言也。而余又顽钝不能记诵，欲手自抄录，则又苦病不能为，是以《十三经》家中止有其半，而《廿一史》犹未能遍观也，他可知矣！余虽有君谦之好而无其力，让其诗每用自愧；而至“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之句，则又未尝不流连慨叹，而冀生平一遇如君谦其人者也。
△陆游出妻之传说
陆务观初娶唐氏，於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於其姑，因出之；改同郡宗子。尝春日出游，相遇於沈氏园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放翁怅然，为赋《钗头凤》词，题园壁云：“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鲛绡透。桃花落，间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莫莫莫！”唐氏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未几，唐快怏而卒。此《坚瓠集》所载也。而《文献通考》载放翁沈《园》二诗云：“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引刘後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一日通（字必误）家於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二书所载不同，而严君督过竟至仳离之事，揆之情理亦似不然。但刘後村、马贵与俱宋人，似宜得其实，而《坚瓠集》又不载所引何书。以情理而论，似迫於母命为近之，且事较後村所言为详。又他书有言“放翁前妻贤，於母为亲，而竟被逐；后妻不贤，而母喜之”，与此说相合。恨余家书少，不能为之细考也。
○读书疑一则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息当为思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息”字当作“思”字。“休”字与下“求”字协韵。若作息字，既非如“只”、“且”、“之”、“兮”为语助字，又与下韵不协。若以休字为韵，则《诗经》又无此体。息字近思字，当为传写之误。
●尚友堂文集
○颉刚案
〔右文凡二十九篇，原不分卷，亦不分类。初意其分年，细检之亦非是（如《枝人》、《蠹人》两文相去十二年而骈列），盖随手裒集者。今次为二卷，以论学议古者为卷上，记事抒情者为卷下。虑原次之或有意义存焉，故注之於目以俟考。其书本无名题，称文集；杨静庵先生以《说诗》之名转名之，故今遂从而题曰《尚友堂文集》，谅亦九原所默许也。先生思想既锐，文笔尤肆，使其克享中寿，稍广交游，必将树赤帜於文坛。至其论古诸作，不啻一《考信录》之缩影。观其《书欧阳文忠公廖氏文集序後》曰：人不必皆明理而好以耳食；六经出於圣人，不幸而为异说所乱，後人不能辨其伪，而相传为圣人之言，信而不疑。”又曰：“欧阳公自谓“哀学者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为说以辍之，而以为後世必有同其说者，信可谓豪杰之士矣！
余之为说多与之同，盖所见有不可昧者。”呜呼，何其似《考信录释例》之甚也！若其《书苏子瞻乐毅论後》云：“苏子瞻……言多不衷於理，……然不过见之偏而已；未有如《乐毅论》考据之不详也！……乐毅岂以百万之众，五年之久，专攻此二城而不下哉！盖五年之中积渐而下七十馀城，而二城者力尚未及下也。当是时，闵王在莒，田单在即墨；君之所在，人心必固，而单又能将，二城之不遽下，其理宜也。乌在其以仁义自误而不急攻哉！”此岂非《释例》中近视者读扁上字之喻所由取证者乎！其他若《朱子彭蠡辨疑》、《生民诗集傅办》，《三代考信录》中并承其说而不著其名，是知东壁著书，所接受於其弟者实不少，而惜夫零缣碎璧，未睹其全，弗获一证成之耳。
惟《古文尚书考》一篇，东壁於《尚书辨伪》中云：“余弟……驳《孔氏经传》之伪，较顾、李两先生之说尤详。……《尚书考》中所征之书，所持之论，则余《源流真伪通考》中已悉备之。”未没其美。又《卦变辨》中，直斥卦变为穿凿支离之说，非《易》之本义；而东壁於《读易琐说》（《易卦图说》附）曰：“卦变之说，世多疑之。余谓朱子卦变之图所推或不尽合则有之矣，若谓无卦变之说则误也。”是为其兄弟二人立说之相违者。又《封建论》之目，《无闻集》中亦有之而阙其文，不审二人之言有异同否。至其辑大名诗文，记录魏郡故实，则《修梓乡文献引》及《与友人书》皆详哉言之，读者得以识其著作之苦心。而其抑郁傺之情，以文字代痛哭者，悉置於後方；
读者与诗集比而观之，可知其悲之深矣。夫以先生之笃学，又沈潜於甲部，顾据《讷庵笔谈》所载，《十三经》家中仅有其半。东壁记弟事，谓其“性喜博览，一书未见如负芒刺於背。闻有异书，必求之；常历十馀人转相嘱。得观之，然後已。”以先生足迹不出乡里，魏县又遭漂没，其读书之难可见，而尚有此成就，虽不称其志，要已大足愧今之人享受十分之便利，迄不获一分之成绩者，先生亦可以瞑目矣夫！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尚友堂文集卷上
【卦变辨】
朱子《易本义》有卦变之说，盖因《彖传》“刚来而得中”，“柔进而上行”之类为之解。予以为不然。夫所谓卦变者，言本卦自某卦而来；然卦有六画，较他卦皆变也，而独以一二画为说，虽与《彖传》相合，乃因《彖传》而求他卦之合者以为证，其理非确然也。且六十四卦自《乾》、《坤》而外无不可谓之变者，而孔子乃独於此十馀卦著其变，而又有自一卦变而来者，自两卦三卦变而来者，参错不伦，必非孔子意也。夫卦变苟有其例，孔子《系辞》、《说卦》之论《易》义例详矣，而独无一语及之，乃忽於《彖传》中为其说，文义不明，茫无根据，孔子之言必不若是也。
然则所谓“刚来而得中”，“柔进而上行”者，其义何也？曰：此仍以卦体言而不可以谓之变也。盖孔子之意谓三阴三阳各自为体，阴与阴为类，阳与阳为类。其有一画不此之比而错入於阴阳之中，或本卦所以成者，则往往为之说，理本易晓。朱子不求之於本卦六画而求之於他卦，其亦过矣！
予请为悉数而条辨之。
《讼彖传》曰：“刚来而得中也”，谓二爻一阳不与上三阳相比，而独陷於二阴，为下卦中也。《本义》谓“刚来居二而当下卦之中”者，是也；谓“自《Т》而来”者，非也。
《随彖传》曰：“刚来而下柔。”谓初爻之阳不与四五两阳爻相比，而居二阴之下，所谓“随”也。《本义》谓“卦变自《困》九来居初，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之”者，非也。
《蛊彖传》曰：“刚上而柔下。”谓上爻一阳不与下二阳爻相比而居上，初爻一阴不与上二阴爻相比而居下也。《本义》引或谓“卦变自《贲》初上二下，自《井》五上上下，而自《既济》来者兼之”者，非也。
《噬嗑彖传》曰：“柔得中而上行。”谓五爻之阴不与下二阴相比而居五。《本义》谓“柔上行以至於五”者，是也；谓“自《益卦》来”者，非也。
《贲彖傅》曰：“柔来而文刚”谓二爻之阴不与四五二阴相比，而错居二阳爻之中也。又曰：“分刚上而文柔。”谓上爻之阳不居下卦二阳之中，而错居上二阴爻之上，如三阳，自中分其一以居於上，故谓之分也。《本义》谓“卦自《攒》来者，柔自三来而文二，刚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济》而来者，柔自上来而文五，刚自五上而文上”，是分字无说也。
《无妄彖传》曰：“刚自外来而为主於内。”谓初爻一阳不与上三阳相比而居於初，故曰“自外来”也。《本义》谓“自《讼》而变，九自二来而居於初”者，非也。
《大畜彖传》曰：“刚上而尚贤。”谓上爻一阳不与下三阳相比而居於上也。《本义》谓“自《需》而变，九自五而上”者，非也。
《咸彖传》曰：“柔上而刚下。”谓上爻一阴不与下二阴相比而居上，三爻之阳不居上而居三，去上卦而来为下卦之上也。《本义》引或谓“《咸》自《旅》来，柔上居六，刚下居五”者，非也。
《恒彖传》曰：“刚上而柔下。”谓四爻一阳不居初而居四，去下卦而为上卦，初爻一阴不与上二阴相比而来层初也。《本义》引或谓《恒》自《丰》来，“刚上居二，柔下居初”者，非也。
《晋彖传》曰：“柔进而上行。”谓五爻一阴不与下三阴相比，而错居二阳之间也。《本义》谓“柔进而上行，以至於五”者，是也；谓“自《观》而来”者，非也。
《睫彖传》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谓五爻一阴不与三爻之阴相比而居於五也。《本义》谓“自《离》来者柔进居上，自《中孚》来者柔进居五，自《家人》来者兼之”者，非也。
《蹇彖传》曰：“往得中也。”谓五爻一阳不与三爻之阳相比而居於五也。《本义》谓“阳进居五而得中”者，是也；谓“自《小过》来”者，非也。
《解彖传》曰：“利西南，往得众也。”谓四爻一阳不与二爻之阳相比而往居於四也。又曰：“其来复古，乃得中也。”谓二爻一阳不与四爻之阳相比而来居於二也。《本义》谓“卦自《升》来，三往居四，而入於《坤》体，二居其所而又得中”者，非也。
《鼎彖传》曰：“柔进而上行。”谓五爻一阴不与初爻之阴相比，而上居於五也。《本义》谓“卦自《巽》来，阴进居五”者，非也。
《渐彖传》曰：“进得位，往有功也。”谓四爻之阴不与下二阴相比而上居於四，以下卦之一阴而上入於乾体，所谓“渐”也，所以为女归之象也，犹之《归妹》以阴而居於三而为“归妹”，《彖传》所谓“征凶，位不当也”。《本义》不得所以名《渐》之故，而谓“自《涣》来者，九进居三；自《旅》而来，九进居五”者，非也。
至《涣》与《升》与此似觉小异，然亦非卦变也。
《升彖传》曰：“柔以时升。”《本义》谓“卦自《解》来，柔上居四”，说似可信矣，然而非也。《升》与《萃》反对：《萃》者聚三阴於内也，《升》者升三阴於上也。《易》之道常欲阴在上而阳在下，故《坤》体在上：若《泰》、《谦》、《临》、《复》之类多吉卦，而《巽》下《坤》上者遂谓之《升》，馀一阴於下而升三阴於上。《升》者，积於上而其下升而不已之象，故曰“柔以时升”，《大象》曰：“君子以慎德积小以高大。”谓其日升日积而不已也。初六爻辞曰：“允升，大吉。”《小象》曰：“上合志也。”谓升者已多而在下者终亦必升也。皆本卦画之象以为言。而《本义》不解所以名《升》之故，於“柔以时升”注云：“以卦变释卦名，是谓卦自《解》来，柔上居四。”一爻之升而即可以名卦，若是则卦之名《升》者亦多矣！
《涣彖传》曰：“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本义》谓“自《渐》而变，九来居二而得中；六往层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说似可信矣；然而亦非也。《涣》之所以为《涣》者，非止风行水上而已也，亦有其卦画焉。以《乾》体之一阳而下入於《坤》体，以《坤》体之一阴而上入於《乾》体，阴阳解散，所谓“涣”也；而尤以六四为主，排阳之一爻而使之下，故爻词曰：“涣其群也。”然则所谓“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谓二爻之阳不与上二阳相比，而居二四爻之阴，入於外阴卦，得位而上同於五也。（“上同”犹之“不穷”，字无深意，犹曰“上入於乾体”云尔。）《本义》不求之卦画，得其所以名《涣》之故，而牵引卦变，於《涣》毫无所发明，乃谓“《彖传》以卦变释卦词”，何其误也！且谓“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为“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则误之尤者也。（近代有吴世尚者，更定朱子《本义》，於此节下云：“以卦变卦体释卦辞，谓‘刚来而不穷’为卦变，‘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为卦体，而日以六居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五，”盖又本之朱子《语类》也。）
他若《泰》、《否彖辞》“大往小来”，“小往大来”，尤不可以卦变言。阳大阴小，此即《彖传》内阳外阴，内阴外阳之旨；不曰阴阳健顺而曰大小者，为占者言也。而《本义》乃谓“《泰》自《归妹》来，六往居四，九来居三；《否》自《渐》来，九往居四，六来居三，”不亦赘乎！
要之《彖传》之词，凡朱子所谓卦变者，实与《剥》之“柔变刚”，《谦》之“天道下济，地道上行”，《损》之“其道上行”，《益》之“自上下下”，《节》之“刚柔分而刚得中”，同类。自上而下者曰“来”，曰“下”，自下而上者曰“进”，曰“往”，曰“上”，皆即本卦六画之体言之，而非所谓卦变也。
夫卦变者，穿凿支离之说也。予所谓本卦者，明白易直之说也。朱子解书众矣，不喜为穿凿支离之说，而於卦变独不免焉，盖本先儒之说而未觉其失也。朱子又有《卦变图》，谓“《彖传》或以卦变为说。今作此图以明之。盖《易》中之一义，非画卦作《易》之木指也。”夫卦变之说由於後人误解，《彖传》何尝有一言及卦变乎！而曰“《彖传》以卦变为说”，是近於诬圣矣！且纳甲飞伏之类，《易》之说夥矣；推而广之，皆可谓《易》中之一义，而皆圣人所不道。朱子於纳甲飞伏之类不取以注《易》，而独取卦变者，何也？盖未知《彖传》之自有所谓也。呜呼，惜其不於本卦六画求之也！
【附杂说二条】
苏子瞻曰：”凡《易》之所谓刚柔往来相易者，皆本诸《乾》、《坤》也。《乾》施一阳於《坤》，以化其一阴，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刚来”者，明此本《坤》也，而《乾》来化之。《坤》施一阴於《乾》，以化其一阳，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来”者，明此本《乾》也，而《坤》来化之。非是卦也，则无是言也。”愚按：此言甚巧，近似有理，颇得其仿佛，而实不然也。《彖传》之词皆谓自本卦升降，但非自他卦而变耳。子瞻知卦变之不足信，遂以为如此，不知孔子所谓“来往，上下”，皆实有所以然。果如其说，则三子皆自《乾》来，三女皆自《坤》来，止一来字足矣，何必又用进往上下也！且谓最著者《贲》之《彖传》，则止言“刚来而文柔”足矣，何以言“分刚上”也？孔子用字不已赘乎？又如“刚自外来而为主於内”、“外”者《坤》耶《乾》耶？何以他卦皆不言外，而此独言外耶？惜不得起子瞻而问之也。
伊川亦不取卦变之说，其言曰：“如‘刚上柔下’，‘损上益下’，谓刚居上，柔居下，损於上，益於下，据成卦而言；非谓自卦中升降也。如《讼》、《无妄》云；‘刚来’，岂自上体而来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进而上也；非谓自下体而上也。”愚按：刚上柔下，以成卦言之，不知所言与孔颖达同否。颖达谓“刚卦在上，柔卦在下，为刚上柔下；柔卦在上，刚卦在下，为柔上刚下”，虽与《咸》、《恒》数卦相合，而其理不可通之於“柔进上行”，“刚自外来”之语。揆程子之意，则又似以“刚爻居上，柔爻居下”为言；然於《咸》、《恒》则不可通矣。《损》、《益》二卦则又因卦名为言，非他卦比也。《讼》舆《无妄》皆自上而来，《无妄》固明言“刚自外来”也。故朱子谓“程子牵强解了”，固不足以服言卦变者之心也。至谓柔层尊位即为“进而上行”，则柔居尊位者三十二卦，何以他皆不言，而独《噬嗑》、《晋》、《睽》、《鼎》四卦，皆《离》在上者。言之耶？又《大有》亦《离》在上，何以又不言耶？此其中具有所以然，而程子未之知也。
【《古文尚书》考】
《书经》蔡《注》每篇序所云“今文古文”，解者曰：“今文，伏生所授，马、郑等注；古文，孔壁所藏，安国所傅，”是说相沿久矣。以予考之，有可疑者。
《後汉书儒林传》云：“中兴，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傅》，郑康成《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於世。”据此，是马、郑所注非伏生之《尚书》而《古文尚书》也。考《古文尚书》，当前汉时孔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潭，谭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琊王璜及平陵涂恽，恽授河南桑钦，平帝时立於学官。後汉习《古文尚书》，见於《儒林传》者，南阳尹敏初受《欧阳尚书》，後受《古文》；汝南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鲁国孔僖世传《古文尚书》；东昏杨偷师事丁鸿，习《古文尚书》；东海卫宏从杜林受《古文尚书》，作《训旨》；济阴孙期习《古文尚书》。又《贾逵传》云：“父徽，受《古文尚书》於涂恽。逵传父业。肃宗立，特好《古文尚书》，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达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二卷，帝善之。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於世。”安帝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又刘陶学《古文尚书》，张楷通《古文尚书》，刘学《古文尚书》。此《古文尚书》之传习於两汉者班班可考也。其後不知何以不传於世。
至东晋时，梅赜之《古文尚书》出，人遂以伪为真。自是众说纷纭，若伪孔安国《尚害序》，孔颖达之类，其说皆不足信。而世人贵耳贱目，信近说而灭旧闻，两汉之《古文尚书》遂无复考其源流者矣。《伪古文尚书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学士解散，我先人藏其家书於屋壁。汉室隆兴，旁求儒雅；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而《前汉书》则曰：“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孝文时，使晁错往受之。”《序》又云：“鲁共王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皆科斗文字；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增多状生二十五篇。其馀错乱磨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既毕，会国有巫蛊事，不复以闻。”而《前汉书》则曰“《书》十六篇，孔安国献之”，曰“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逸书》得多十馀篇，盖《尚书》兹多馀是矣”，曰“《鲁共王》得古文坏壁之中，《书》十六篇”，篇数不同，亦绝无“错乱磨灭，不复可知”之说。又《汉书》只言“遭巫蛊之事，未立馀学官”，亦无“为五十九篇作《传》”之文。《史记》藏书之说及篇数，并同《汉书》。而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亦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及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後，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说亦与《史记》、《汉书》同。是《伪尚书序》不足信也。（口授之说本之卫宏，宏，东汉时人，不若太史公、刘歆去伏生差近，为得其真；而《汉书以备一代之史，说必不诬。）
孔颖达云：“孔君作《傅》，值巫蛊不行，遂有张霸之徒伪作《舜典》以下二十四篇，并伏生二十八篇，复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及《秦誓》，共三十四篇，以求合孔氏五十八篇之数。刘向、班固、刘歆、贾达、马融、郑康成之徒，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此为古文之书。”按《前汉书儒林传》云：“《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书。”是张霸之书凡百二篇，非五十八篇也。《儒林传》既明言“刘向校之非是，遂黜其书”，何得云刘向、班固诸人误以为《古文尚书》乎？此说他无所见，不知颖达何所据而云然？且既云“伪作《舜典》、《益稷》”，而又云“复出《舜典》、《益稷》”，岂有二《舜典》二《益稷》乎？颖达又云：“郑康成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等；何意郑《注》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夫既云“郑康成误以张霸五十八篇为真古文”，而又云“郑《注》并与三家同”，自相矛盾，此孔颖达之说不足信也。
馀若《隋经籍志》、陆德明之类，其说亦大概不出乎此。此皆後人之所遵信传说而不疑其非者也。
以余观之，马、郑所注为《古文尚书》，《後汉书》既有明文，而篇数乃与伏生同者，盖汉时世所诵说者止伏生二十八篇，而孔安国虽得古文，亦多以二十八篇为学者传说。其所上十六篇；与二十八篇别行，当时人罕见者，故刘歆云：“藏於秘府，伏而未发。”成帝时校理旧文，乃得之，而未大传於民间。王莽之乱，遂复不存。及杜林於丙州得《古文尚书》，亦止二十八篇。自是贾达为作训，马融作《传》，郑康成作《注》，篇数虽与伏生同，而文字多异，故杜林谓“古文虽不合时务，愿诸生无悔所学”；贾达谓“《古文尚书》与经傅《尔雅》训诂相应”，撰集三家《尚书》及《古文》同异三卷；而刘陶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馀事，名曰《中文尚书》；皆所争在文字同异，而未尝言篇数之多寡也。是以《汉书艺文志》，《逸书》十六篇与二十八篇别出；而晋秘府所有《古文尚书》，当时若束皙、杜预诸人，岂无一人见之，若果有出於二十八篇之外者，其所著书岂无一言及之，而尽以书传所引为《逸书》耶？（《隋经籍志》：“晋世秘府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又按《隋经籍志》云：“贾逵、马融、郑氏所传惟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则是杂以今文耳，非既今文可知也。夫使马、郑所注果为今文，则范蔚宗不当误也。微独蔚宗不当误而已，蔚宗作《後汉书》本之《东观馀论》及袁山崧、谢承诸人，岂尽不知马、郑所注为今文耶？所载诸习《古文尚书》者，岂尽妄说耶？故吾谓马、郑所注既孔壁古文，无可疑也。
然而以为今文者何也？盖永嘉之乱，欧阳、夏侯三家《尚书》并亡，惟存伏生《大传》，而马、郑所注《古文》尚行於世。及梅赜上《伪古文》，自是孔、郑并行。此後南北分争，天下日乱，而士大夫又务於诗赋，经学遂无师承。至隋、唐之际，李延寿、孔颖达辈止见马、郑所注与伏生篇数同，逐误谓古文为今文。然颖达言“郑氏师祖孔学而贱夏侯、欧阳；何意郑《注》并与孔异，篇数并与三家同”，盖亦疑之矣。今文止有伏生《大传》，《崇文总目》谓“伏胜撰，郑康成注”。康成既注古文，复注此耶？晁公武谓“胜终之後，诺从学者所作”。陈振孙谓“当是其徒杂记所闻，亦未必是当时本书”。故叶梦得谓“其言不雅驯；而《隋经籍志》谓为四十一篇，《书录解题》谓为八十三篇，篇数亦不同”，则其书之真伪不可得而知也。安知非见郑康成所注《古文》而伪作者乎？
至於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其伪妄不能逃有识者之鉴别，故儒者多疑之。而《晋书》载其传受渊源，云：“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愉授粱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不知伪作欺人者未有不假所自以售其欺者也。故未几而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云“於大行头买得上之”，以师其故智矣。陆德明又言“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不知此乃伪作《孔传》者窃王肃之《注》也。姚方兴亦采马、王之注以作《孔传舜典》矣。梅赜所上《古文尚书》本无《舜典》，但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方兴伪作二十八字冠於其首。梁武帝时为博士，议谓“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黜而不用。故陆德明《释文》仍用王肃《注》，自“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而《隋经籍志》谓“姚方兴得《舜典》奏上，多二十八字，列於国学”，宋林之奇、陈振孙又谓“隋开皇中始得《舜典》”，皆与德明说异。德明，唐人，若隋时已行方兴《舜典》，又何以云“仍用王肃《注》，自‘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乎？可见诸说亦不足信也。
要之自有孔安国《尚书序》之後，人局於所见，以先入之言为主，递相传说；未有能虚心博考，探其源流，辨其同异者。故相传为今文，则谓之今文；相传为古文，则谓之古文而已。不知古人之说亦未必尽可信，其学亦未必皆过於後人。既如孔传《尚书》之伪，至宋始多疑之者，而隋、唐无闻焉。岂非章句训诂之功多，而辨别之识，考据之学，有所不足舆？呜呼，昔之人去古未远，遗书犹有存者，考其是非常易，而人不为或不能；今之人虽欲考之，而去古已远，传书益少，其考之益难：此古说之所以难明，而有志者用为太息也！
【朱子《彭蠡辨》疑】
彭蠡之名，始见《禹贡》，而《禹贡》所记彭蠡似在江之北也。吴起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固未详其所在。《汉书地里志》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其西”，语亦不详；然未尝言在江之南，既今鄱阳湖也。至郑康成始有“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之言，似谓彭蠡在江之南矣；犹未明言既鄱阳湖也。以鄱阳为彭蠡者，不知始自何人。後世相沿为说，而朱子《彭蠡辨》遂据以驳《禹贡》，谓“彭蠡在大江之南，以方言之，宜曰‘南会’而不应曰‘北会’，独郑渔仲谓‘东汇泽为彭蠡’十三字为衍文者得之。”愚按：以後世地形与《禹贡》较，诚有可疑，然只当疑後世地有改易，而不当疑经为衍文也。鄱阳之为彭蠡，书无确据。《地志》言“彭蠡在彭泽县西”，又言水入湖汉者八。《後汉书地里志》云：“鄱阳县有鄱水。”以此观之，湖汉似即鄱阳湖，而彭蠡与鄱阳非一地也。大概彭蠡在江北而少西，鄱阳在江南，其势遥相联接；後彭蠡淤塞无迹，而鄱阳逐冒彭蠢之名也。
蔡氏以鄱阳不合，欲以巢湖当之，又谓“不应舍此录彼，记其小而遗其大”。巢湖固不可代彭蠡，而谓舍此录彼，记小遗大，亦有不必然者。盖《禹贡》所记山水，皆以其致力者言之；视今之地形，则为详於西北而略於东南；荆州之境，衡山以南无一语及之。扬州之境，如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浅原而外亦不他及；是故，北条之北山入海而止；而南条之南山止於敷浅原。导河则氵水、大陆、九河、逆河，所叙甚详；导江、汉则止於中江、北江，东南以往，记考略矣。意当时衡山以南，及今江西、浙江之地，山高水缓，患害不深，兼以蛮荒负固，地险且远，禹不至其地，未尝致功，故止言彭蠡而不言鄱阳，止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也。且荆、扬、徐、兖之境，为湖者众矣，不之及者甚多，原不能及遍也。即以山论，庐山高且大於敷浅原而不之及，蔡氏亦知之矣。然则鄱阳不及，亦无疑於“舍此录彼，记其小而遗其大”也。
夫“鄱”古作“番”，鄱阳县以番水而名。番者，播也，犹“播为九河”之播，言一水播为数水，故名之曰番水。今之洞庭，在当时为九江，而在今为湖独深广盛大，非鄱阳、太湖所能敌，则安知鄱阳湖在禹时不亦为数江安流而至後世始盛乎！又地形北高而南下，而水道日趋於南，北乃益高。黄河迁於宿迁，南遏淮水，而淮、扬之间遂成巨浸，群湖连蔓，则又安知非江、汉之汇本在北，其後江迁而南，合於豫章江，而彭蠡遂为平地，南江遂遏而为湖乎！朱子言“今彭蠢至冬天水涸，亦止数条江水在其中”，则是鄱阳与洞庭正同。洞庭在当时谓为九江而不谓之泽，则鄱阳亦必不谓之泽也。此《汉志》所以鄱阳县有鄱水而无彭蠡而《禹贡》所谓“汇泽为彭蠡”者知必非鄱阳矣。
盖尝以《汉志》所言思之，不曰“有彭蠡泽”，亦不曰“彭蠡泽在其西”，而曰“《禹贡》彭蠡泽在其西”，必举”《禹贯》”者，见时当已无彭蠡，而古地名相传可识也。余按地形，必当在今武昌以东，蕲州、广济以南，浔阳、宿松以西，考之地图，证之记载，其地亦多潴水，而九江为尤近之；别於鄂陵，会於江口，上下三百馀里。大约自浔阳江以西既古彭蠡泽，其地望既合於《禹贡》，亦合於《汉志》。夫古之九江为今之洞庭，安知古之彭蠡非今之九江乎！彭泽为县，去鄱阳湖远而浔阳江近，是古之名县以此不以彼，故《汉志》不曰“彭蠡泽在其南”而曰“在其西”也。浔阳江中有彭郎矶，“彭郎”未必非“彭蠡”之误。又九江有湓水、湓江、湓城、湓浦诸名，记者谓“九江有井如盆，故名”。夫一井岂可谓之水，而以之为地名江名乎！（今地志及图，九江有清湓山，湓水所出，与古《九江记》异。）湓者，彭之音讹也。《真》、《文》、《庚》、《青》数韵之字，相传而讹者多矣。
或谓彭蠡既江、汉所汇，不应塞为平地，则亦不然。泽者，水草交厝之所；大约其地洼下，水盛则聚，水杀则涸，易於潴水，亦易於湮塞。《禹贡》所言诸泽，若大陆、梦，则当时已可耕治矣；雷夏、大野、荣波、菏泽、孟猪、猪野，则皆塞为平地；後世指其地者亦多出於亿度，人自为说。彭蠡亦泽也，独不可塞为平地乎！今现有鄱阳湖与江相连，而地颇相近，遂必指为彭蠡；若无鄱阳，吾知其必求之江北而谓塞为平地矣。
且地之改易有可证者。浔阳九江，昔所谓“江分九派”者，今止一江，无九江之迹。九江可变为一江，彭蠡泽独不可变为九江乎！名之改易亦有可证者。洞庭本太湖之名，湖中山有石穴深洞，无知其极者，因洞以名山，因山以名湖；吴起所谓“三苗氏左洞庭”者是也。後世谓洞庭者乃《禹贡》九江，是九江冒洞庭之名也。九江之洞庭相远，而洞庭自若，犹且冒其名；况鄱阳在江南，彭蠡在江北，势既遥相联接，而彭蠡又无形迹，其以鄱阳冒彭蠡之名亦何足怪乎！
朱子确信鄱阳为彭蠡，既谓经为衍文，又谓禹遗官属致误，又谓《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岂禹与班固皆误，而朱子独不误乎！疑经畔古，非余之所敢安也。昔郦道元有言：“东南地卑，万水所凑，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为凭。”故《禹贡》所言，其不合於今者，阙疑可矣。若必欲以後世之地形证古人之是非，几何其不疑黄河未至於氵水、大陆；而岳阳、荆州之境，其与太原相远耶！
【《生民》诗《集传》辨】
朱子注《生民》诗，载张子之言，谓：“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又载苏氏说，谓：“凡物之异於常者，其取天地之气常多，故其生也或异。麒麟之生异於犬羊，蛟龙之生异於鱼鳌，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异於人，何足怪哉！朱子谓斯言得之，而余则以为非也。夫化而生者，天地之始也。高辛之世，岂天地之始乎！溯高辛而上之，其见於经可信者，有颛顼、少吴，黄帝、神农、伏羲氏矣，其前虽荒远不可详，然未必遂为天地始也。夫自化而生之时，至於高辛，不知几百年或千年，或万年，或数万年，而仍化而生乎！高辛氏以前，羲、农、黄帝之世，胡不闻化而生？高辛氏而後，尧、舜、禹、汤之世，胡不闻化而生？而独高辛氏之子有稷复有契，一家得两化生乎？盖天地之始，以理揆之，诚有化而生者。草昧既开，万物既定，则胎卵化湿，其生有常；若有异於常者，是妖也，而以诬圣人乎！如曰圣人之生与常人不同，取天地之气常多，则古之圣人不少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何以不化而生，岂其得於天地之气者又少欤？书传所载，若褒姒、夜郎王亦有化生者矣，其取天地之气既多，则宜亦为圣人，何以或为淫後，或为蛮夷君长，而不得与稷、契并称也？至於麒麟蚊龙之生，多人所不能见。既曰麒麟无定种而蛟龙皆出於变化，彼无定种与变化，是即其有定者也。故不闻麒麟皆麟生，而此一麟独牛生也。又不闻蛟龙皆卵生，而此一蛟一龙独化生也。是乌可为比乎，天地间化生之物，若蜃蛤蝉蚋之类，皆古今有常而不变，不以为异，犹之人必始於人道之感而不可改也。苟无人道之感，而履巨迹可生，吞卵可生，则生子綦易而妇人亦危矣。”
然则稷、契何以生，而《生民》、《元鸟》之诗何说也？曰：履巨迹，吞卵，此事之未有者也。即有其事，亦姜螈履巨迹而适生稷，简狄吞卵而适生契，其人道之感自在也。使不履巨迹，不吞卵，而亦生稷，亦生契也。且予观《生民》之诗，未尝见其确为履巨人之迹；无人道之感也。所谓“履帝武敏”者，谓高辛亲往郊而姜原踵其迹耳。所谓“不康祀，居然生子”者，谓上帝宁我康我而安然生子耳，即“无无害”之谓，“居然”犹安然也。盖近世说《诗》有如此者，此亦理明辞顺，何必遵汉人无识怪诞之说以曲为之解乎！至於《元鸟》之诗，则尤未明言其何若，阙疑可矣。
大抵人情，子孙於其先世？往往表其奇异以为夸诩震耀之端；而後世诞妄者则又好因近似之语，造事以惑人。若夔一人已足而曰“夔一足”，牵牛、织女二星而曰“天帝嫁为夫妇”之类，皆诞妄不足道。而张子、苏氏乃巧为说以实其事，朱子亦误载之《集注》，其诬圣惑人，儒者不得辞其过也！
《伪泰誓》之言曰：“白鱼入於王舟，有火复於王屋，流为乌。”司马迁截之《史记》，而董仲舒亦引其语，以为王者受命之符。幸而已黜其书；使其书至今存，而无今书《泰誓》，则亦将旁引曲说，同於巨迹卵之事矣。
【《春秋》论】
圣人之作事也，固有冒天下之大恶，犯天下之大忌，而公为之者矣。圣人非不知大恶不可冒，大忌不可犯，而敢为无忌惮之行也；彼见天下靡靡焉日入於乱也，不有人起而救之，则其祸将不可胜穷。天之所以生圣人者，固非令其安衣坐食，同於庸众无能之人已也。彼庸众无能者不能为善，亦不能为不善，其避大恶，畏大忌，固宜。而圣人承天之意，以为非我莫能定天下之乱，较量於经权轻重之间，卒然振发，甘心得罪於人而独求合於天，虽冒大恶，犯大忌，而不自疑。故尧、舜不惜以天下与人，而汤、武至以臣弑君。何者？其心之安也。
昔者孔子，大夫也，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其赏罚进退皆非一人所得私；而孔子行之不顾者，亦其心之所安也。当是时，纲纽废弛，民人涂炭，诸侯互相攻灭，而弑君弑父之祸复公行而无所忌，使当禹、汤、文、武之时，皆所诛讨夷灭而不赦者；而周天子暗弱无权，拥天王之虚器而一不敢问，其势将无所底止。故天生德於孔子，而孔子亦知非己不能定天下之乱，是以周流於七十二国而应佛、公山畔臣之召，汲汲以求一日之用；意谓苟能反天下於正，其权不必自周出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不幸卒无所遇，无所发其救时之心，不得已而作《春秋》，借天子之权以赏罚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盖得位则见诸行事，不得位则诸空言，其事虽异，其道则同；要使天理有一线之存，而乱臣贼子得以稍敛其迹，则虽被僭之名而不辞也。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推孔子之心，虽汤、武之事亦可为之，而况於《春秋》。而论者不识圣人之心，谓以天子之权与鲁，呜乎，何其谬也！
子贡言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能死，且又相之，以为未仁，而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左衽！非若匹夫匹妇之谅，自经於沟渎之中，而人不知。”则是匹夫匹妇之谅，孔子所鄙不为，而深有取於管仲者，岂非以有志於天下，则小节不足以夺之与！孟子生於战国，其语齐、梁之君，皆以行王政安天下为急；彼其时周天子固在也，而不以为嫌者，盖其心即孔子作《春秋》之心，故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夫《春秋》作而後乱臣贼子惧，则《春秋》不可不作也。使孔子不安於心，亦避大恶，畏大忌，而不敢作，则乱臣贼子必无所惧，是孔子亦庸众无能之人而无益於天下者也，岂天之生圣人之心也哉！
因读苏明允《春秋论》而作。
【正统论上】
论正统者众矣，自宋欧阳修以至国朝魏禧，予所未见者不论，所已见者予皆有以识其说之非也。夫统有分合而无正伪，而正不正不关於其统。论者泥於其名，每曲为之说，又或以爱憎为褒贬，故其是非不当而予夺不公。
今夫“正统”之名何乎？非古圣人悬此格以待後之君也；其说起於後世之学士大夫。彼见历代之事势各殊也，於是正统之名兴焉。有正统而後有“偏统”，由是而又有“僭统”、“窃统”；此皆强立名字，以古人就己之私说，皆予之所不取。
且彼所谓“统”者果何谓耶？谓合於一者为统乎，则凡合於一者皆是而不合者皆非也，一言而决矣。谓历代相传之绪为统乎？则合古今皆不离乎统，何得有正偏僭窃之名？
盖天下有势有义：正者义也，统者势也。言正不可言统，言统不可言正，然後其理明而其说定。试言统之说。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云尔。天下，公器也，非一人一姓之所得私。当其时归於一，则统有专属；及其分也，则统亦随而分矣。今夫一物而数十百人分之，虽出於劫夺焉，不可谓非共此物也。统之说何以异是！自古以来，虽世变纷然，而统无一日之绝也，不过时有分合而巳。盖自唐、虞、夏、商、周皆合也，至战国始分；至秦、汉而又合，三国又分；晋又合，又分於东晋；历南北朝而後合於隋、唐，而又分於五代；至宋又合，而又分於南宋；然後合於元，以迄於今。四千馀年以来，忽分忽合，譬如一缕之丝，寸寸而分合之，其绪固相属也。然则历代虽多，安见其统为正为偏为僭窃也哉？
如曰得国之迹不同，故其名亦异，是论正不正也，非论统也。如以正而已矣，则吾又有说。
【正统论下】
予於商、周，犹窃有疑焉。何疑尔？桀、纣虽暴，汤、武之君也。汤、武虽仁，桀、纣之臣也。臣弑其君，可乎？且夫汤、武之德盛矣，其功大矣，然考其得天下之迹而律以後世之名，则终不免於篡。张横渠之论纣曰：“天命一日未去则为天子，一日既去则为独夫。”予盖迂其说而不信也。夫武王之兴师也，以十三年一月壬辰。假令武王兴师於前一年前一日，将武王不得为圣乎？抑兴师何日，即天命於何日去乎？使观兵之日即伐纣之日，天命去乎未去乎？使武王亦如文王之事纣，将天命终於不去乎？天命不可见也，人何自而知之？世之论汤、武者，不过曰心非利天下也，应天顺人。伐暴救民而已。夫心藏於深微不测之地，其亦至难知矣。即心果无他，而终不可以掩其迹；心非篡则当恕其心，迹实篡则当严其迹。然《诗》曰“至於大王，实始翦商”，《书》曰“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亦安见其无利天下之心也哉？且幸而汤、武有此事也，故唐、宋之君虽以臣位得天下而皆以恕辞予之；假使古无汤、武而三代以後诸侯有暴行此事者，人以为篡乎非篡乎？吾知必以为篡也。然则汤、武幸而生於三代之前，而後世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也。
昔者孔子，商人也，而生於周，为尊亲者讳，故不肯斥言其非；然亦尝微见其意於论乐论德矣。而人专以孟子之言为定；不知孟子生於战国之际，以周室衰微，百姓涂炭，急於救民劝世，主以为言耳，乌足以为定论乎！
或曰：如子之言，则汤、武非矣，而子以为正，何与？予曰：汤、武之事，行於三代以後则不可，行於当时则可。古者人情质朴，其君臣之义非如後世之明也。当其时各自为国，势不能相属也。有有功德与力者，则天下群起而奉之，非必制其予夺之权而设为贵贱之等也，不过势之所归而已。其人死而子孙犹足以系天下之心者，则天下亦不别求君也。不幸而恣为暴虐，则必又有有功德与力者而攻之灭之。所奉之国既灭，则天下又以昔者之奉奉其灭所奉者盖其君臣之势既无大异，而服事之文又必简且易也。其所奉者既无翘然自异之心，而奉之者亦不过以意向之。譬如一邑之中必有豪杰，一乡之中必有望人，善则归之，不善则去之，大恶则除之，理所当然，亦势之所必至。伊尹之放太甲，孟子论贵戚之卿，皆是类也。虽夏、商而後君臣之分渐严，而去古未远，则其事犹有相近者。故曰汤、武之事行於当时则可，其所以不见黜於正者此也。然汤、武之事行於三代以後则终不可，盖古今时异势殊，後之君臣非若古之君臣矣。处女之奔也，鲁男子拒而不纳，曰：“以吾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後之圣人不幸而遇桀、纣之君者，必以吾之不可学汤、武之可，而後不为汤、武之罪人也。
【正统辨】
正统之名，其来久矣，然未有释其义者。自宋欧阳修始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作论七篇以等历代，自後论者皆沿其说。予盖考於古而知其说之不合也。
古所谓正者，“三正”之正而非偏正之正也；所谓统者，“三统”之统而非统会之统也。其说载於《汉书律历志》。《律历志》曰：“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於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锤於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於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之於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故《太族》为人统。是为三统。其於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三正正始。”此《律历志》之文也。由是观之，是正自正，统自统，各为一事；後人合二字以成文耳，非如论者所谓均此一统而有正不正之别也。“三正”之名见於《夏书》；“三统”云者言以三者为总纪也。盖三统本以律吕言，故《黄钟》九寸为天统，《林钟》六寸为地统，《太族》八寸为人统，三者皆全寸而无馀分，所以总诺律之不齐者，使有纪纲也，故谓之“统”。通其义於十二辰，则《黄钟》子为天统，《林钟》未冲丑为地统，《太族》寅为人统。天统之正始施於子半；地统受之於丑；人统受之於寅。周建子，用天统也；商建丑用地统也；夏建寅，用人统也。其说犹之三正也，不过以十二律言之则为三统，以十二辰言之则为三正耳。统不离乎正，正不离乎统，故连类而及之曰“正统”。
昔者三代之盛，历法修阴，王者之政令被於天下，岁颁朔於诸侯，诸侯奉若而不敢违，故其时无不遵天子之正统者。至春秋、战国之际，史官失纪，畴人子弟分散，兼以王室衰微，天下分争，或不能尽遵天子之正统，故其时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而孔子作《春秋》，亦谨书曰“春王正月”，明其正为王之正，意若曰此方为天子之正而天下之所当遵者，故公羊氏释之曰“大一统”也。秦之改正朔也，以亥为正月，汉初因之，已不在三正三统之中。然以天下奉其正朔，故《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云“天下一统”，言天下归於一统也。其後改用夏时，历代因之，虽天下有分合，而正朔不改，则其正即夏之正，其统即夏之统，不可曰各有一统而有正不正之别也。至於或以秦为闰者，则以亥非正统，故曰“闰”；闰者对正而为言也？後人误加统字，谓为“闰统”，已失统字之义。自宋以来，又有“偏统”、“僭统”、“窃统”、“王统”、“霸统”之名，则并正字之义而失之者也。故予谓其说皆不合於古。
又按：欧阳修之论曰：“世人溺於非圣之学，以为五行有休王，一以此衰，一以彼胜，故其统有正有不正；此历官术家之事，非儒者所宜言。”予谓休王之说诚为诞妄，然与三正三统之义固自有别，不可以是并废其正说。况乎“正统”二字实本於《汉书律历志》，其所言甚详，若非其说则不当借其名，若用其名则不当异其义。如必曰後世之正统不用《律历志》之说而自立义例，则吾不得而知矣！
予初作《正统论》三篇，亦本宋人之说以立论。既而思“正统”二字所由起，因忆《汉书律历志》有三正三统之说；细释其解，始知正统二字实缘於此。盖《汉书》分而解之，而後人连而及之耳。遂复作此辨。
【封建论】
法久则必弊，弊则变。法之始皆因其势之所趋，虽圣人不能立法，虽非圣人可以立法。
古何以封建？秦何以郡县？偶也。偶之云者，言因其势所固然，无成心焉耳。方古之封建也，不知後世之复为郡县也，亦不知封建之外之更有郡县也。当其时大有所统，小有所属，各私其土而子其民。有圣人者立，因其势之所宜，俾世其国，而封建成焉。由尧、舜而更禹、汤、文、武，非善之也，封建之法未弊也。然其势则日趋於弊矣。盖建国之初以万计，未几而以千计，又未几而以百计，以递至於十二，复合而为七，乱亡相继，篡夺相仍，盖至战国之时而弊已极矣，虽有圣人，不能复其故也。而适以暴秦当其际，故指摘生焉。秦之为郡县也，非必欲改古先圣王之法也，彼其时古先圣王之法盖荡然无存者矣。汤、武之灭夏、商也，诛其君，夷其都而已，天下诸侯自在也。秦之攻六国也，今日取一县，明日取一郡，取之不已，六国遂亡，天下固已无诸侯矣。故秦之郡县，秦不自为也，皆因六国之旧而第易以秦之名。六国之外，无非郡县。天下既安於郡县矣，势不可以再封建。广六以为万，虽封建之初不若是之多事也。盖势之所趋，人不能变。古之封建，势之趋於封建也。秦之郡县，势之趋於郡县也。反而行之，天下必乱。汉之七国，晋之八王，封建之验也。使尧、舜之时而遂郡县天下，天下之平亦必不可得矣。故丁其时者，圣与暴皆无容心，因其势之所趋而立法已耳。
然则封建与郡县孰优劣？曰，无优劣，得明主则治而延，得暴主则乱而促，其理同也。且封建之时有黜陟之典，有巡狩述职之礼，有车服之赏，有贬削夷之罚，有方伯连帅之统率举察，有造选进士之用人，安在其不如郡县也？郡县而後，汉光尝中兴矣，不必晋、郑之翊戴也。唐之郭、李，宋之韩、岳，亦再造矣，不必擅土地，位侯伯也。召信臣、文翁、龚、黄之伦，历代有循吏矣，不必其私之子孙也。安在其不如封建也？盖二者皆偶也；古岂必不郡县，秦岂必不封建，其势异，故其法亦异。德虽不同，易地则皆然，故曰偶也。而论者不察，常偏举其利害，或即末世陵迟之奖以议其得失，故二说相持而不下。夫论事者必合二端而互观之，其情乃见。而一代之中，其初必治，其末必乱，岂一法之先後优劣固殊耶？盖治乱在人事，不可尽诿之於法也。
然则郡县之制何以历唐、宋、元、明而不变？曰：封建之设不知所起，其可考者自黄帝迄周二千四百馀年而後废。始非不可废也，弊未极也。自秦以来二千年，郡县之法日弊矣，安知後世不复为封建也？然天下世变多端矣：封建，一变也；郡县，一变也；群雄割据，南北分治，藩镇拒命，皆变也。变故之来，前者不必有，而後起者无穷。封建之时，不知有郡县。後世或更有出於封建之外者，未可知也。吾又乌知郡县极弊之日，其势何所趋也？
【明论】
魏忠贤用事，士大夫争附之；称“儿”，称“孙”，称“走狗”者，自宰相以下，恬不为耻。至称忠贤为“九千岁”；建生祠满天下；颂谀之词比之於尧、舜，孔子；诰命皆拟《九锡文》；宗室勋戚下至武夫贾竖，无不称功颂德者。崔子曰：自古以来，宦官众矣，未有如忠贤、之盛也。汉之宦官盛矣，然不过招权纳贿，干预政事，多用子弟私人，戮辱士大夫已耳。唐之宦官又盛於汉矣，然亦不过握兵权，废立自己，敢於弑逆已耳。皆未如忠贤举天下士大夫之心之翊戴甚於天子也！
自古以人臣而为天下所翊戴者，无过於王莽。当时上书颂莽功德者至四十八万人，而忠贤又为过之。使忠贤当日不以宦官自嫌；敢於盗神器，岂复有能枝拄牾者哉！不惟朝廷之上而已，翟义、徐敬业之师吾惧其不见於天下也。忠贤之不篡者幸也，是宦官之效也。
余尝以为士气日以衰。汉、唐之宦官虽横，而士大夫皆与水火，以清流自居，其不敢为异者无几人。王莽之时，人争附之矣，然莽初以折节为恭俭，力行要誉而致之。至於宋，奸相既多，士大夫附之者亦益众？然犹非宦官也。夫以宦官而士大夫附之者满天下，且甘心为狗为子孙而不辞？自古以来士气未有若是之萎靡而卑屈也！
世之君子谓明太监之盛，成祖实启其端。余以为太祖亦与有过焉。宰相者，天子以下一人而已，其体尊，其权重，於事无所不统，而於人无所不当问；即内臣窃柄，其体统自如，犹可以势均力敌也。即不然，而忤之，不过逐使去；要结之，不过使为援而已。自太祖废宰相，而成祖以翰林入阁预机务；是时内臣已用事，而入阁者不越编检讲读之官，位卑资浅，其视内臣盖已重。其後入阁者，虽权位渐隆，而内臣亦益尊；而且内阁之票拟必决於太监之批红，是内阁且寄权於太监矣。盖天下虽以宰相待阁臣，而宰相之上又有司礼秉笔太监以承上而临下，阁臣视以为固然而不怪；沿之既久，而阁臣遂为太监之私人。宰相者百僚之望也，宰相且谄附之，而天下有不随风而靡者哉！而其端实由於太祖之废真宰相。譬如势家巨族，以宗族戚友代理其家事，而病其不能为下也，召市井小儿而任之。方其始至也，视主人之奴仆盖已几几乎主人之尊严，不可狎而近也；受颐指气使而不羞，何足怪耶！太祖因噎废食，而不知流弊之一至於此也。呜乎，天下之事变亦何所不至哉！
【书欧阳文忠公《廖氏文集序後》】
甚矣世之好怪也！人不必皆明理而好以耳食；《六经》出於圣人，不幸而为异说所乱，後人不能辨其伪，而相传为圣人之言，信而不疑，犹之可也。释、老之说，《十洲》、《神异》之书，以及後世术数占验之法，鬼神果报之记载，其书既不出於圣人，而於理又倍诞胶碍，其不足信至明，而举天下信之不疑，何说也？自宋以来，儒者辈出，往往能辨古书之真伪，剖理之是非，道少明於世。然儒者多，而敢为异说以乱真，伪淆是非者其人亦益众。若宋张九成、陆九渊、明陈献章、王守仁，皆以高才绝学，甘为异教，别立宗门，簧鼓世人；而士大夫造诞幻，记怪异，推行邪说，日甚一日。岂理在天下原无是非欤？抑宇宙之大，邪正杂居，果出於天道欤？将厌常丑正，而索隐行怪以为高欤？抑识见卑陋，囿於世俗，轻信而无辨别欤？何淆乱信是也？
欧阳公自谓“哀学者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为说以辍之，而以为後世必有同其说者，信可谓豪杰之士矣！余之为说多与之同，盖所见有不可昧者。然公在当时，说与人异者，无如《濮议》。若司马温公、程正公，皆一时大儒，而皆背异不能合；则是父子伦理之间已有不可强同者。而况怪妄之说，尤举世所信服；公虽谓不待千世而有同者，而一人明之，百人乱之，其亦何所补於世耶！
虽然，君子之心不能强其所不合，而待於世者无穷。天下之大，无一人不与吾同者，不为多；既如彼矣，有一人独存其是，不为少。呜乎，此余之所以茫然长思而不知自愧也！
【书苏子瞻《乐毅论》後】
苏子瞻以纵横权术之学，发为文章，言多不衷於理，故所作诸论皆以强词私意讥议古人得失。然不过见之偏而已；未有如《乐毅论》考据之不详也！
按《史记》列传：燕昭王使乐毅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而诸侯兵罢归。乐毅将燕兵独追至临；齐闵王亡走莒，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於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留齐，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狗齐五岁而下七十馀城，惟莒、即墨尚未服，而燕昭王死，惠王立。於是田单纵反间於燕，而惠王使骑劫代乐毅，遂终以失齐。固未尝言乐毅欲以仁义服齐民也。
仁义之说，本於夏侯泰初；泰初以己意妄推尊耳。子瞻遂据以为乐毅罪，而曰“以百万之众，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此欲以仁义服齐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噫，谬矣！乐毅岂以百万之众，五年之久，专攻此二城而不下哉！盖五年之中积渐而下七十馀城，而二城者力尚未及下也。当是时，闵王在莒，田单在即墨，君之所在，人心必固，而单又能将，二城之不遽下，其理宜也。乌在其以仁义自误而不急攻哉！向使昭王迟数年之命，而田单之间不行，困之以长围，二城食尽援绝，安在其终不下也！
嗟夫，古人戮力以立功名，不幸不成，後人读书论世，当设身处地，谅其难为而剖白其心迹；而乃以无根之言妄议其是非，此在世俗无知之人固宜；子瞻学问盖世，博极群书，乃亦不考其详而猥以成败论天下士，致读者爱其文而遂信其说以为诚然，乱古人之事迹，误後学之闻见，子瞻不得辞其过也！自宋至今六七百年矣，读《史记》与读《苏文》者迹接於天下也，而无一人觉其谬，世之人如是其惑也！不为之辨，吾惧误人无已也；故笔之如此。
予尝怪世之君子读书之法日以坏，自《六经》以下皆有选本，子史尤甚，割裂乖谬。使後人忘其陋而乐其简，故问学日趋於浅薄。然此白真西山《文章正宗》而後始争为之，岂北宋之时已有如近世摘本《史记》，而子瞻未睹其全欤？不然，何考之不详也！
【书方正学《庞统论》後】
呜呼，观先生之言，征诸行事，其迂疏寡效可谓儒者，而愈以知司马徽之言为名言也！何则？三代圣贤本天德为王道，故以学术为治功，而不患於迂。泊三代以降，气运渐薄，而教化学力又不及於古，於是天德王道不能不分为二：儒者多迂疏寡效；而济大业，弭世变者，大约出於豪杰高明磊落之人。盖二者皆艰钜难能，而非圣人则不能兼之。故人常各得其一偏，而终以豪杰为有用於世。夫所谓儒者，大无不该，细无所遗，近不以为易而不举，远不以为迂而不为者，其道则然。宏斯道者，惟孔子一人，而颜、孟庶几焉。三代而下之儒者有能此者乎？章句训诂谓之儒；醇谨和雅谓之儒；高谈性命谓之儒。
今其言曰：“未有不达乎世务而可为儒者也。其不达世务者，谓之非儒可也。”夫果必达乎世务而後谓之儒，则孔、孟而外无儒者矣；而犹不绝之於儒，则吾未见其达乎世务也。且他人不具论，先生当建文帝时，建议者屡矣，干戈扰攘之际，方以改官更制为事；至於措置兵事者，欲与燕王报书，懈将士心，既又欲间其父子，又欲以割地稽时日，待援兵；盖其计无一效者。先生之自以为儒也素矣，而其达於世务者如此，亦将何以自解乎？
语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儒者之长，在於蹈规矩，立名行，著书以发明古圣贤之道。国家当太平无事时，畀之以位，假之以权，优之以岁月，使以其所学施之政事，固可以正君德而培国脉；而临事变，际艰难，则其迂缓拘执必不若豪杰之恢拓有为。盖其应事也必不执，而临变也必不迂；高明之识，磊落之概，立谈之顷可以弭大变，旬日之间可以立大纲。当此之时，所谓儒生者直将束之高阁耳，而奚必诚意正心之斤斤乎哉！
今夫儒者之盛莫过於宋，而人才之不振亦莫过於宋。周、程、张、朱诸儒皆於天德为近，而王道不足焉。试使与寇准、张咏、李纲、宗泽诸人易地而为之，其济否成败不待明者而知。而况徽以前原无真儒，其所云不过如匡、张、孔、马而止乎！故吾谓其为名言而未可非也。
先生又讥庞统：“其言皆矫诈功利之习，不足为豪杰，不当与孔明并称。”予谓统才诚不若孔明，徽亦未尝言其才如孔明也，但其地有才者无逾二人，故并称之。而先生当靖难时，欲使燕王父子内自相图，其矫诈功利亦何以异於统也？
【书屠隆《鸿苞集》後】
昔朱子不喜苏子瞻，而曰“吾宁取王介甫”。予初疑其说，以为子瞻文章气节皆见重一时，而介甫性情学术偏僻执拗，其设施至於蠹国殃民，子瞻何劣焉？及见子瞻全集，而後知其说之不谬。何也，士以识为贵。今夫世之贵智而贱愚者，谓智有知而愚无知也。然而愚者皆不自知其愚，肆然妄说而不以为非；醉而生，梦而死，不以为愧。智者则不然，言必依乎理而炯然知其所以生死，愚者之所昧皆其所明，而所言皆其所不屑出诸口。此无他，识为之也。是故学而无识，虽工文章，负气节如子瞻者，犹君子所不取也。
天下之理，譬如味然。有才者能造为饮食者也，有学者能食者也，此皆不必为知味；惟有识者乃能别之。是故人不知味，虽能造为饮食而不必为正味，虽能食且多而不必皆食所当食；语以至味，亦未必信。而自知味者观之，彼昧昧然无所辨别，极其弊虽与以粪秽而不辞，而乃沾沾焉自以为得天下之正味，不亦哀乎！
明鄞人屠隆，予始於《明史文苑传》见之，以为多读书，工著作，一博雅士也。及见《鸿苞集》，所言鄙倍荒诞，皆二氏唾馀而君子所不道，乃掩卷而叹，以为人之无识有如此者；其记诵才致，适足以为鄙倍荒诞之资耳。《鸿苞》者，谓无所不有也，其所造所食盖广收博取而无所择者；呜乎，可知也已！苏子瞻兄弟常哓哓然自以为知道，而隆亦自称曰“道民”。昌黎韩氏所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者乎？
●尚友堂文集卷下
【征乡先生事迹遗文修《梓乡文献》引】
迈尝怪魏邑自汉至今，历千有九百馀年而後废，必多有名臣，伟士，负才能，工文章者出於其中；而考之史传，自盖宽饶、杜正伦父子诸人而外，了不可多得。岂果无其人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魏地虽平壤，无山川之奇，然县属大名久，大名於唐为雄镇，於宋为陪京，魏与接壤，相距数十里，度其时奇才异能，卓然可表见者，必不当如此少也。意其人泯没而不传者多耶？明之王永寿、申┸、刘瑭，当时颇负重名，号为“三杰”，窃料其气节行谊，邑之人无不知之；而今称道者绝鲜，即文亦不必尽传。由三人推之，其不幸而无闻者岂少也哉！岂非以後起者莫有深识远志，无所纪载而然与？
夫人偶闻一善，偶知一才，虽数千里外，尚必访其行事，购其文辞，以遂其仰慕倾倒之怀。而况乡先生为一邑模楷，幸得生同地，沐其馀光，尤当考究其生平文行以明著之简编；既藉手以自附於乡先君子之後，而後生小子闻其风，诵其文者，亦得以感慕兴起，有所据依以自拔於习俗。乃竟事迹湮没，遗文散亡，使有志者无所考证；而久远之馀，子孙或不自知其宗祖，此亦前人之遗憾也。然则今之仕宦陵夷，人才堕壤，亦何怪其然哉！
迈生也晚，不获亲炙於乡先生间；尝欲考其文行，而稽之县志，筒略不详，其馀纪截阙如，无以征一邑文献之全。因妄不自揣，欲罗纪次，勒为《梓乡文献》一书，以补前人之憾；分其卷为二，一以载事，一以载文。用告同邑诸君子：凡家有藏书者，或先世家传，或先达文集，及他书所载有关於邑之人物文章者，并求借览，俾得荟萃考订，以成此书，庶较县志稍为广备；则前代之可传者更有所藉以传之永世，而後进之士览此书，亦得有所观感焉。不然，邑今废矣，数世之後将复不知有魏，又何有於千百年以上之人，是千有九百馀年而魏曾无数人传也，岂非一邑之耻哉！
【明考功郎申┸传】
申┸，字仪卿，双井镇人。少警敏；为诸生时，与同邑王永寿、刘礻唐（颉刚案：礻唐与上篇瑭字异，俟考正）以文章气节相砥砺，乡人称为“三杰”。登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固始县知县，以治闻；迁刑部主事。
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得罪，吏部左侍郎王襄毅公邦瑞摄兵部尚书事，兼督京营兵；以营制久弛，极陈其弊，遂罢十二团营，复为三大营，以咸宁侯仇鸾总督之。邦瑞亦改兵部，协理京营戎政；因荐┸知兵，改兵部职方司主事，分理京营事，┸上《明职守疏》，大略言：“陛下允吏部拟臣专管营务之请，自刑部改臣今职。臣当殚心竭力，凡有裨於营务者，必告於总督协理。总督协理宜同寅协恭，忘己为国；苟有补於营务，则采而用之；若事关利害，告而不听者，许臣得以疏闻。如此，则陛下用臣於营务，非惟可以备帷幄之咨，且隐然有耳目之寄。”又言：“军务久废，不乘此更新之初，先从见在者而整齐之，乃远待於清勾逃亡，补足原额，然後行事，则动经年月，逃亡者未至而见在之锐气销矣。整齐之法，大要不过三事，先点验，次拣选，次操练。宜急布号令，严行立法，必躬必亲，痛革积弊，鼓舞以赏罚而严惩其玩忄曷。”时鸾方专横，见疏，深忌之；阴中以事，被杖四十，谲莱州推官，督收泰山香钱，声名大著。鸾败，复官车驾司；改职方，署员外事。
┸无他兄弟，父乾素有风疾，年已七十六，┸疏请归养；奏下，而继母周氏凶问至，时三十二年也。归七年不出。四十年七月，以原官起，┸仍不出；迫於父命，至京供职，时当防秋，职方司事也。既毕，即上疏请终养，不报；自是屡请不能得。
初，┸之补官也，当事者皆重其才望，吏部尚书欧阳必进欲用之吏部，兵部尚书杨博欲用之兵部。竟由兵部起本官；迁吏部验封司郎中，转考功司。时尚书为严文靖公讷，承严嵩当国之後，吏道杂，讷雅意振刷，慎择曹郎，遂与陆庄简公光祖俱自他部改吏部。故事，官吏部者锁其私门，避嫌谢客。┸大开其门，语人曰：“他人锁门不锁心；予锁心不锁门。”交际若常，而风采赫然，人不敢干以私。京师因为语曰：“异哉申铨君，锁心不锁门！”武官诰命，吏得贿而後与，多贫不能给，诰命积司中甚多。┸出示，令武职官躬诣部以取，不费一钱。武官大感悦，称为吏部官第一。竟以父忧归。未几，亦卒。
┸以清直自许，性刚负气。在考功日，与文选郎南轩争坐位，至以拳相殴。怜才，爱士，县卢仲木冉初未知名，尝自太学归，过┸大哭；问其故，曰：“太学，贤士渊薮，虚无人焉。”众讶其狂；┸命赋《紫骝马》，冉操笔立就。┸待以上客，为之延誉。
┸先世山西潞城县石流里人，因号潞石以示不忘云。
【淡然陈君墓志铭】
君讳廷章，字焕文，号淡然，姓陈氏。其上世当明初以军功世袭千户，代有显仕；入国朝，家始微。君生十岁而孤；母沈守节以教子，君亦励志於学。既壮，北游京师，图功名；数年无所遇。已而以奔丧南归。君笃於至性，学以行谊为先，不屑屑究心举业。於数学最精，研究《周易》、《河洛》之旨，蹑根探窟，洞彻理奥；旁通奇门、遁甲、星历、卜筮、阴阳、堪舆诸家，上穷天事，下监人物，推断无不应验。然以不切於干时，故人不能用，而君复不急於求用，遂终不克用以卒。君先世居於闽；後以军事分屯浙江之馀姚，因家焉。君之居北方也，安其风土；既归葬母，遂迁居於保定，今为保定清苑人。
君既号淡然，貌亦冲淡，居平默然，不见其喜愠之色，意趣浑浑，若万事无足置念者。与人交，不能作翕翕热，然其中甚燠，急於济人，遇有急难或贫困者，无不极力绸给之；虽路人无休戚，必使得所济乃已。尝客游藁城，民有逋粮者，吏追之急，将鬻妻以偿；君在旅舍闻墙外痛哭声，询知其故，即倾囊金保全其夫妇。友人妻孀居，抚一男二女，而贫不能自存；君给以衣食婚嫁之资，俾遂其志节。萧山某，於君为中表；君既北迁，闻其殁後子复失明，穷无所依赖，即自保定岁寄金以养赡之，无阙者。有周某自通判宦归，窘於事，需金甚急，无所措，因自立券贷於君；君焚券而与，如其数。其周济人类如此。呜呼！人惟淡於交人而後能济人之急。今世所称善交者，遇素不相知人，一识面间即抵掌接膝，倾肝胆，誓死生，视其辞语，气色慷爽激扬，若慨然真如古豪侠人有缓急足恃者。然果使有困濒於死者，求其一举手之援，则摇首而不应；虽平日情浃意洽，较亲兄弟不若者，亦不能得其一钱之赠。盖存於中者既薄，故不得不以忠厚欺人；迨世故日深，则真情日漓，於是乎貌愈厚，言愈甘，而情愈薄。而世之浅丈夫方且即貌信心，谓真可宗者在此不在彼；至求之不应，然後知其人不足信，遂以为天下人皆不古若；而不知冷於面者乃独热於中，有如君者也！
君自负甚高，不能与时俯仰，以求升斗之禄，取苟且之名，故於名利益淡。初亦欲得一命以为母荣；既丧母，遂不复求仕进。有故霸州知州以堪舆出入布政使门下，然其人实无所知识，一皆取决於君。既其人以君名告布政使，因劝君往一见。君不可，曰：“吾有其实，君成其名，足矣，何必使知出自吾耶！吾岂借是以博当道之知者哉！”终不往。此岂仆仆奔走薰心於富贵者所敢望哉！
君年七十五，以乾隆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清苑县某乡之新茔。祖讳某，父讳某，皆不仕。配周氏，男四人：长恕，次忠，皆先君卒；次惠壬午科举人；次立纲。女一人：适诸生冯绍元。孙六人：镛，铨，皆恕出，铨新补县诸生；锦、钅广，皆惠出；铣、镇，皆立纲出。曾孙二人：某，某，皆镛出，俱幼。
君既卒之八月，其孤子惠乞铭於同年生大名崔迈。迈为作铭曰：“君之德淡而弥章；君之室既藏，君之後必昌，吾於其子孙是望！”
【二从母传】
二从母者，吾外王父之长女次女也。长适崔氏，为余远房伯母；次适仇氏。二从母皆以节著云。
伯母年十七而归於从伯有三君；二十五岁而寡，生子再周矣。先是继姑韩氏亦少寡，不能理家政，赀粮不食用而尽；未几，卒。既而有三君亦卒。伯母守遗产，抚弱弧，外和亲姻，内束婢仆，条理井然。而仇氏从母，适人十载而寡，时年甫二十九。夫名国祚，亦世家。从母之归，家已落。既寡，与一婢纺绩以给衣食。岁馀，婢亦亡，贫益甚。
伯母家故饶裕：性复俭啬，善经理，田增於旧，乃改建室宅为楼以居，富甲崔氏；俾孤子礼亭从伯叔行以读。而仇氏从母无所出；独居五年，夫兄天祚举次子元龙，则乞为嗣。又九年，卒。
是时伯母子礼亭已补县诺生，与长吏交游，以母节闻於当道，得旌於朝。母生日，亲族宾客举觞上寿，为文书之屏，称“崔母李太孺人”。而仇氏从母独以守节未及三十年，例不得与旌典。自卒後，元龙废学游荡，春秋伏腊无为祭神扫墓者。
伯母晚年亦丧子；然孙成立，为选拔贡生，复善治生，益富於前，曾孙女、曾孙亦长矣，始卒。卒之日，不及八十岁者两月耳。
嗟乎，人各有幸有不幸，何二从母守节同，而遭遇苦乐之殊耶？富者有子且寿又表扬其节，以荣於乡族；而贫者无子，且早死，虽苦节，然不得旌异，至於一坏之土亦无所，天之报施善人何其异哉？伯母承因循之後，以一孀妇经纪收拾，使家日隆不替，提携孤子，树立门户，卒之身荣名著，其才亦有不易及者；独是有子且富，无所苦於守。而仇氏从母无子女，无衣食，至一婢亦不存，忍死以待嗣子，然无一日之乐。守虽同，其难易岂可同日语哉！此尤扶持世教者所宜留意也。
乾隆己卯，余兄以仇氏从母事闻於郡守朱公，载名《府志》，而始末不详。丁酉，摄守谢清问使州县举节孝，余复胪其事实，清问为书“贞节”二字。然伯母以被旨旌表，得入祠建坊；而魏自漳水入城後，仇氏无家，元龙无迹，虽得“贞节”字，亦表见无所也。余姑类次其事，以贻後之人云尔。
【故太仓州知州徐历山像赞】（有引）
己丑夏，余在京师，寓同年友李君振文处。时余姚徐云帆亦客於此；既久而欢，以间询其家世。云帆因请曰：“先君子历山公滞京师十馀年，始得一官以出，职繁而危，虽小蹶，幸无有大颠越。其後获以才擢，既勤且仁，尚克有能名惠声於上下。终以辨民冤被吏议。事白待任，一夕卒。潢时以幼弱，善政不能多记忆；惟闻清铜弊防水灾诸事，诚尽厥心力者，不幸所施不究。潢恐後之不光也，子为我赞於像，以垂永久！”维余少且贱，何足以为君重。然古文辞余固乐为之不辞。君讳良模，字尔交，自号历山，康熙辛卯举人；通判苏州、松江二府，转知太仓州。云帆和朴士，潢其名也。赞曰：维历山徐公，余识其嗣君，交人以和，质温而气醇。何以育之？必有其先。不愆不替，遗像之珍。余不克见其面貌而想见其精神。盖凛然以严毅者，明於义方，必期於有子；而端然若忧虑者，劳於官事，不自爱其身。惜所施之不竟，遘谬语以投闲；事大白以待用，倏其躬之不存。名不於灭，永永斯文！
【《海山集》序】
韩退之言：“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而欧阳永叔亦谓“诗必穷而後工。”余尝验之於今，盖穷者易工，而工者不必皆穷。然不穷者之工，亦必以一时之穷激之，故其工也无不在於感触慨叹羁旅行役之际。今夫水，发之平原，泻之旷土，洼而流，坎而止，纡徐委蛇之状非不可爱也；然而动心骇目，则不若长江、大河高涌而深注，激之以石，荡之以风，汹涌澎湃之势，可以使文人学士探奇爱险之俦，流连观玩而不能置。人之为诗也，犹水也，出之者平则观之者厌，故必有戚触慨叹羁旅行役以激荡之，然後其词始工。
寿光李振文，富甲其邑，生二十一年而入翰林，此宜若不必有诗者。乾隆己丑，余在京师，振文出其《海山集》以示；读之，语壮而景真，绝不类志得意满者铺陈软媚之作。盖是时振文已改外职，不肯就，居京邸无聊，因归家省坟墓；既而出古北口，有事於热河，沿山并海，往返数千里；故其诗见於戚触慨叹羁旅行役之际而工若是也。
夫士幸而富贵，则必逐於声色之好，役於世务之烦，故鲜不废学；学矣而无以激之，亦不足以见长。振文既好学不倦，而又以一时之穷激之，宜乎其工。外职之改，振文所不乐；然使振文今为翰林自若，吾乌知其诗不亦出於铺陈软媚也？然则不幸之幸，振文又何以戚戚为！
余为振文同年友，而穷独以久，窃自幸其诗可以工。今观振文之诗之所以工，余因以一时之穷为振文幸，而愈以穷自幸。顾予之诗所以得力於穷者，今尚未知何如；而振文以一时之穷，工已若此，则由《海山集》而进之，岂可量其所至耶！虽然，诗犹水也，必激之而後工，则感触慨叹羁旅行役之况，为诗者不可一日无，而振文福泽未艾，其感触慨叹羁旅行役必不若余之久也。穷达工拙之间，振文将何所取哉？
【《太初遗稿》序】
昔云南龙坡朱公仕畿辅，所至遇异才，辄奖拔成就之，或俾入署，同诸子诵读。其登甲乙第者，在任邱则李学士中简、边运使廷抡、庞知县淑{敬心}；在大名则余兄弟；而在广平则得栗太初。太初十五岁应童子试；时公以广平同知摄府事，得太初，拔置榜首，遂读书署中。明年，公擢知大名府，而太初实从；成乾隆辛巳进士。公量移永州致仕，而太初选四川纳县知县以卒。
太初与余居隔一舍，既同出朱公门，遂相与为文字交。其为人聪颖能记诵，广搜博览，於书无所不窥；下至小说传奇，以及子平堪舆杂占验之害，皆评抄而究心焉。工为骈体杂文。其为诗警敏流畅，无艰难晦涩之态；至或限字限韵，集古句，用故事，人所视为险绝不可为者，太初操笔立成，皆有巧思，而归於妥贴。其後复学为古文辞，亦有可观者焉。
太初之卒，年仅三十三。既卒，其诗文已有散失。岁丙申，太初弟魁上林寄其遗稿於馀，而属为选订。余少时喜为词曲骈俪之学，而吾邑无可以文字往来者；每有所作，用质之太初，辄叹赏不置是，太初知余也。然则太初之文，固宜选订於余欤？
呜乎，朱公所拔士类，皆仕进，或至高位，惟太初甫入仕即卒，太初卒而朱公亦卒；而余犹潦倒於乡科，其顽钝自废无以副公一日之知；顾以穷愁之故，得日从事於笔砚间，以删定亡友遗文，亦足悲矣！然以年视太初，则亦有可自慰者。故余每览其书，未尝不有感於怀也。既选录其诗文若干首，因题於简端。
【与友人书】
去岁两次到馆，不获一见。今移馆益远，见面当愈难。仆与足下同邑人耳，辄一二年不得相见，可叹也！
前曾与足下言，欲修《梓乡文献》一书，因作一引；以征乡先生事迹文章。既恐搜辑艰难，卷帙少，不足以自成一书，而大名一州六县，其人文皆无後进者为之裒集，散逸之患实与魏同，乃复欲修《大名文存》。甲午之夏，颇事抄录，已而中辍。近复以此为事，检阅颇勤，而无人代为抄写。以久病之身，躬此烦劳，甚以为苦。然不敢辞也。仆身以前，无肯为此事者；身以後，当亦可知。事虽於天下无补，然表章先达以兴起後生向慕效法之意，则於一郡一县未尽无益也。故愚意不成是书不止。
然辑则诚有不易者。北方藏书家至少；藏书者多不乐借人；而魏之遗书故籍则大半没於漳水。北人不好名，诗文多不存稿；存稿者又未必发刻；子孙不能世其业，则用以饱蠹鱼，糊窗裹物，无所不至。大都存者少，不存者多。而仆方名位卑下，言语不足取重於人；数年来告人者屡矣，皆掉头不为意。仆又苦家贫，无车马资用，身多疾病，兼以家务为累，不能躬至各乡县购访。是以有此志已七八年，而辑未及十之一二，又深虑此书之难成也。
吾乡先达著作，知之而未见者，隋杜正元《白鹦鹉赋》及诸杂文，杜正藏诗赋百馀篇；唐公乘亿《朱林集》；宋郭申锡《边鄙守御策》，李青臣《韩魏公行状》，刘安世《尽言集》；明朱师恕《纠选法疏》，刘礻唐《蛩昔小稿》，张应福《论十事疏》，郑国仕《游艺堂集》，李养正《中州疏稿》、《漕抚奏议》，徐楠《岫蕃集》、《消长疏略》，郑师元《明天正论》、《兵论》、《四以草》，刘永锡《洹水遗诗》；国朝李慎行《べ竹堂诗草》，先方伯公《护抚疏稿》。而郑仰元、刘绍璇、张愿、路遵制、牛耀台、刘体仁诸人，县志称其有文名或能诗者，今一字一句亦未之见。
仆尝念昔人著书，类皆有同志之友佐助之，故其书易成，今书中凡例往往列其人之姓名，如朱彝尊《词综》至二十馀人。以仆之寡陋，尤不能无需乎此。足下好读书，志识超乎流俗。前与足下言此事，似不以为无用为者。故敢望足下於知交间代为搜访，如前所列，或此外有关於大名一府人物文章者，并为寄示，以便抄录，使仆得成此书，则佐助之功岂直仆不敢忘而已，实乡先生之所赖以不朽者！惟留意焉，不宣。
【与李振文书】
振文大兄足下：前岁留滞京师，辱吾兄眷顾，依止饮食者两月有馀，复蒙假以行资；友谊所及，感愧交至。别来忽忽及岁，居僻鲜人便，不得时一通书问，心中甚忄良々也。比闻有事天津，得非所意，代为太息者累日。然传闻不得其详，未知目下定局何似？穷达贵贱皆有一定，似当听其自然。古人有言：“但恐富贵逼臣来，臣无心求富贵也！”以足下材能，自不当如今所得而止。然不可强求，求之过急则往往有意外之虞，如所闻今日之事是也。倘能镇之以静，藏器待时，既不愧古人难进易退之节，亦犹缘木求鱼，必无後虑。以此颐无急急！
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大丈夫生於世，必不肯以利禄自安也，必别有所树立以为百世之计。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诚不易，至於功也，言也，皆吾党分内之事，非若利禄仅为身外物而已。得其位则立功，不得其位则立言，柳子所谓“贤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贵於後”者也。今仕宦既不得意，非言之求立而何求焉！去年与足下周旋甚熟，观足下天资超悟，甚留意於学问之事；第年少气锐，於仕途未免热中耳。然身外物似不宜恋恋，恐非丈夫所以自期待之意。自古文人学士赋性恬澹者，大都慕简静，外荣利，故闲居自得，谓之“清福”；而宋、元以来则又多以文史书画鼎彝为乐，此虽未足为知道，然其贤於奔走乾没辈必也。足下好读书，工吟诗，多蓄古名迹器物，家又素封，不迫於禄养，夫岂有所不足於己而尚为此郁郁也！传曰：“君子居易以俟命。”今何不暂为闲人，享世间清福，著书立言，以追踪古丈夫之事？至他日学积而名流，其乐孰与为官轻重？此既不为世用，已足自得而无所恨，又况时有兼得者耶！为彼为此，孰得孰失，愿足下留意，幸察！
然足下之事，以告者不详，实不知果如所闻否。目下想已有定局，亦不知进退之机复能自足下决之否。迈与足下以文章气谊相交，胸有所见，不敢自外，窃效古人忠告之义，言过切直，皆世俗朋友所讳者。足下不以世俗自处，知必不怪斯言矣。
迈自归家後，穷窘益甚，米盐琐屑之务扰扰方寸中，学业日就荒弃，惟待一官作生计，所言於足下者皆不得身试之，以为大戚。然区区之志，虽贫困幸终无衰堕；家事之暇，偶亲书卷，便自觉浩浩落落，不知终能有所得否也。所作《海山集序》，匆匆未及点窜，中多未安者。今另写一本寄去，前稿幸无示人也！草草不宣。
【答秦太瞻书】
五月辱手翰，慰诲殷至，深感故人情意重厚，悯其困穷而不弃其愚陋。然所言“无以命途蹇涩，遂思自弃”，若专以科第得失为愚虑，此不知愚之心也。愚今家方贫困，无仰事俯蓄之资，不得不以一官为急。然生平志愿，岂以一官终哉！屈子曰：“民生各有所乐兮，予独好修以为常。”贾子曰：“贪夫狗财，烈士犭旬名。”夫士之志之殊也，若寒暑之异宜，若舟车之不可相假，必不能出於一途也。故最上为道德，其次经济，次文章，递降其等而後及於利禄。世人各行其志，然贤否则必有分矣。愚虽不肖，诚不敢以庸众自待，科第之得失尚不以分荣辱於胸中也。
昔韩退之苦家贫，急於求仕，三以书自通於宰相，後人讥其躁进。然当是时，退之家累三十口，衣食无所资，故不得不出於此。夫饥之求贪，寒之求衣，虽圣贤与庸众同；其高自位置则必别有寄焉。故曰：其小得，盖欲以具袭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计已熟，诚不待人而後知。退之上书虽多，皆非其真面目；其真面目在答崔立之一书。足下试求取观之，必有以知愚矣。
今世士大夫不识文章，以举业为文章；不识经济，以簿书期会为经济；愚皆心非之，故窃有以自处。既与世殊趋，世之见者往往不喜，其穷且困未必不以此。然本志不可改。今家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亦不敢矫情言吾能安贫乐道，遂绝意富贵。然所谓文章经济者，则固讲求之矣。遇不遇，命也，终吾身焉已耳。不有得於世，必有得於已；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又安能舍吾之所乐而从世俗之好以为工也！然则命途虽蹇，岂自弃哉！岂自弃哉！迂阔之见，蓄之已久，聊向足下一吐之。以为然乎，否乎？其亦有合於屈、贾、韩三子之所云乎？复之教之，幸甚，且藉以观足下之志。
古人书问往还，类不作今世浮泛语，私窃慕之，故敢以所学为覆，亦将以古人期足下也。言虽狂，毋以为怪。书到，便思一答；以无便人，故迟至数月，罪甚，不宣。
【枝人说】
凡手皆五指，而枝者独六。五者不必其废於事也，六者不必其便於事也，则将留之乎，则将去之乎？留之无所用，去之则伤於手而痛於心。指而无知也；指而有知，为无用之物，附於人身而见恶焉，不将以为大戚乎！
天之生予也，若有意，若无意，若漠然不知有是人而任其遭遇也者，若故生之使穷极人世之苦也者。历二十五年，卒卒然无一刻之欢，既无所用於世，又不能安其身，年愈长而身愈困。爱者无以全其爱，而恶者亦无道以去之；欲存不可，欲亡不可。呜呼，是亦“枝人”而已矣！
五指而去一焉，则非手也，如人之不可缺者也。指而枝，必手所不乐有，亦如人之见恶於世也，其有也无为，其无也罔缺，人与指同其情，则亦惟指知人之苦；指与人同其遇，则人亦可以冒指之名：故曰“枝人”。
然枝指不言动，不衣食，无求於人，人亦不我用，始虽恶之，久则相忘於无事矣；人则不能也。是又枝人之所慕於枝指者也！
【蠹人说】
余少时心志广侈，尝独层自念，谓丈夫生而以弧矢射天地四方，长而业《诗》、《书》，则必功业昭於时，言语垂於後，学为世师而仕宦至於建牙开府。春时风景丽和，人意骀荡，则携二三朋好，乘扁舟，著芒╂，游大江之南，登涉山水，访奇吊古，啸傲於烟杏霭花柳明媚之间。及秋高风厉，人亦气劲志壮，则率幽、燕健儿，凋弓大羽，驰马出塞外，校猎於古中、五原之地，如曹景宗生啖黄獐，犹赋《竞病诗》故事：斯雄心之一逞也。及长而屡踬棘闱，不能得一第，家日益贫，因贫日益病；年已三十六，往来不得一文字交，登乡科十馀年，未致身於一官一邑，日颠倒於米盐琐屑中，不能作跬步游：盖昔时之志无一得者。惟贫病之暇，从事於典籍文章者为专且久。然质本钝弱，又以病之故，心虚烦不可用，神志凋落，昏毛遗忘，虽专且久亦无得焉。
夫天下之专且久於书而不他及者，无蠹鱼若也；其日在书之中而无所得者，亦无蠹鱼若也。余生六岁受书，三十年於其间，而鲜所得，与蠹鱼何异！宋儒谓人生而无补於世，徒衣服饮食，耗天下物力者，为世之蠹。余居家而无所裨，日衣服饮食而不能干谒耕殖，博资财以仰事俯蓄，处世而无所用，耗天下之物力而不能利益於人，呜乎，岂非一“蠹人”也哉！
鱼而蠹，物也，世不之责也。人而蠢，人也，世岂能以恕物者恕人哉！故蠹鱼无知而不自愧也；人，有知者也，虽为蠹，其情必不甘。不甘为蠹而不能免於蠹，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因为歌曰：“与蠹异形而有同情。既有其实，不辞其名。其行茕茕，其知芒芒。伤乎伤乎，其竟以蠹而毕其生乎！”
【多愁赋】
事皆不得意；人无可与言。处愁城而困顿；向苦海以盘桓。遭逢百千万端，未尽毕生之苦；阅历二十六载，曾无一日之欢。
若夫春景方和，气华竞媚。对鸟语与花容；值山巅而水ㄛ。居客襟怡；游人心醉。原同视听，偏伤一寸之心；岂异登临，独洒千行之泪。
又如红烛争辉，华筵竞乐。词客有怀；才人善谑。谊哗抵掌之声；激昂赏心之作。谈非无柄，悬河之口如缄；赋亦有才，生花之笔独阁。
又或摊书求古，觅句吟情。开卷而心偏惘惘；伸纸而泪已盈盈。前人之苦乐殊形，无事而不成可叹；当景之惨舒异致，有呜则不得其平。古有同心，惜唐衢之不见；今无具眼，知东野之犹生。
所以醉不成乡，乐何能国。徒闻思妇之萱；无益将军之食。肠回万结，借剑割而无；眉压千钧，倩风吹而无力。塞默低头之状，竟似生成；频繁开口之声，无非叹息。
嗟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岂异人，愁多不已。只枯菀之分途，遂戚欣之异轨。天实为之，谁能遗此。但恐忧不永年；敢云痛则思死。
【观优赋】
若夫时当正月，节值元宵。徵歌北里；选地东郊。闪酒旗之缥缈；叠戏鼓之喧嚣。奏歌舞於梨园，彷佛太平之点缀；假衣冠於优孟，招邀世俗之游遨。
於是举国若狂，游人如骛。家家村妇，提男负女而来；处处乡愚，耸袂轩眉而赴。浓脂厚粉，光照耀於大堤；啸侣呼俦，迹纵横於长路。或兀兀而坐观；亦遥遥而立顾。
场开三面；人集四周。优伶竞其百伎；士女注其双眸。鼓竞锣喧，才登场之伊始；波翻岳震，已喝采之无休。
态以丑而为妍；曲以哇而为雅。《巴人》是奏，固知听者之多；《白雪》无闻，岂为和人之寡。因端傅会，则三兄弟之盟；彻底虚空，则两亲家之打。语尽出於齐东；事难考於柱下。
尔乃爱情形之谑浪，嘉事迹之新奇。送枕捎书，群夸正旦小旦；喊桥打棍，争说唐时宋时。千百年往行前言，无非是时迁盗甲；《廿一史》提纲举要，不过如李渊祭盔。顿觉胸襟之扩，且知筋力之疲。
独有人焉，於斯时也，想元虚於老、庄，咀英华於屈、贾。身未填夫沟壑，杜甫之歌自豪；意有感於文章，唐衢之泪又洒。掩雅耳於呜蛙；制放心於奔马。任门外之纷纭，曾何足以累其灵台者！
【淡巴菰戒辞】
西南海中，国曰淡巴。有草生焉，厥名为菰。
素花绰约，绿叶扶疏。土人采叶，暴如乾蔬。
层叠缕切，如丝如麻。以铜为筒，端如仰盂。
实以是物，弹丸之多。微火灼之，口吸气呵。
喷烟氤氲，雾蒙遮。其气酷烈，香臭相和。
毒瘴外辟，暖燠内舒。食之而甘，人不能祛。
有明季世，初入中华。始於闽、越，蔓延北区。
人争嗜之，甘如醍醐。日计百筒，不离口牙。
贵贱一致，男妇不殊。有不能者，谓为怪迂。
揆之物理，见闻不诬。匪曰无益，害如之何！
人之脏腑，平和乃嘉。不寒不燥，用健无虞。
火日焚灼，气耗血枯。丹田内乏，动而喘吁。
胃管槁氵啬；舌根不濡。面生蓓蕾；眼如观花。
壮者生疾；弱者增疴。始不觉害，以渐而加。
筒刺咽喉；火焚衣裾。伤财失物，其小者欤！
余自弱冠，始与俗俱。虽学食之，好不敢过。
如是十年，病而弃诸。今年之夏，忽若相须。
因复为之，弥月不除。痼疾骤动，忧悔无涯。
乃叹乃奋，自审自诛。天地有意，覆吾载吾。
守先待後，谓之曰儒。而乃为此，以祸其躯！
与俗同好，何为者乎？损以窒欲，岂其不图。
决弃此物，永矢不他！何以为警？是用作歌。
●尚友堂说诗
论文详而文壤；说诗多而诗亡。天资既卑，学识又浅。前人谬立宗门，後生误为附和，无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优其所优，劣其所劣。诗学至今，如荆棘满野，不复知何者为涂径矣。余不能随人俯仰，聊复以其所见著之简编；非敢果於自信，亦不过是非其所是非，优劣其所优劣而已。然不可不传诸其人。
茫茫九州，悠悠千载，岂无杨子云乎！
读书好古，穷理养气，志识高广，胸眼阔大者，诗之源泉根柢也。性情、境地、时事、景物者，诗之质也。意者，诗之骨也。词者，诗之肉也。章法者，诗之形体也。顿挫者，诗之动作也。承接、转折、呼应、开阖者，诗之血脉也。安雅、婉约、豪放、凌厉者，诗之神气态度也。才情者，所以鼓铸也。笔力者，所以锤链也。故实者，诗之器具也。学问者，诗之府藏也。温柔敦厚者，诗之品也。高古雅正者，诗之格也。阔大纤细、典雅朴质、闲澹浓丽、敷腴寒瘦者，诗之面貌肤革也。
本之以性情，出之以本色，之以学力，运之以真气；四者不备，不可言诗。王贻上之诗无性情；朱锡鬯之诗无本色。
《渔洋诗话》三卷，无一语及性情者；只如赏名花，评美人，矜夸其声容丰度而已。然名花美人，犹天然去雕饰者。其所赏，乃缯花，矜剪枝缀叶之巧；所评，乃时妓，夸梳头缠足之工；於真诗毫无涉也。
仇沧柱注《杜》，记明季萧云从作《杜律细》，平仄用转音，改拗从顺，於“北城击柝复欲罢”一诗全载其说；乃知人之无识有如此者。读书虽多，只以供其卑陋耳。沧柱谓“虽考证详洽，但恐多此转折”，其说是矣。然沧柱亦有近此者。“与子避地西康州”一诗，谓“与远久一”皆作平声读；“此生任春草”，谓“任”字平声，“春”字上声；“细草偏称坐”，“称”字义从去声，读作平声之类，皆属可笑。然此皆自吴才老《叶韵》始，作俑之罪乌可逭也！
俗人无诗；伪人无诗；不读书人无诗。
杜之排律，往往重韵。韩、白用韵，亦多出入。虽系大家，不可学也。
凡事皆有化工，有画工；惟诗亦然。当为化工，不当为画工。化工可以兼画工，昼工不能兼化工也。
谢茂秦《诗说》得失相半。“想头”一语，茂秦自言其得力所在。然是语有病，近於释氏灵明作用及姚江良知之旨。人未有不多读书，广识见，浸淫於古，而作诗想头可以超拔者也。若概以是语之，必堕汗漫支离之病，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才士之诗，不患无本色真气，而患於无学力，故其诗多不入格。然较之摹仿者，与其不逊也宁固。
今人之诗，下者无论已，高者总不离乎摹仿二字。其一摹杜，所主在格，而无杜之才气，故常失於平庸，而甚者不知所云。其一摹王、孟，所主在丰韵，而无王、孟之才气，故常失於短弱，而甚者至於幽僻。摹格者如乡原学圣人，不知其有经天纬地神明变化之才，而但以规行矩步为圣人。摹丰韵者如清客学名士，不知其有通今博古经济文章之学，而但以清谈痛饮为名士。均为识者笑而已。
史家三长，曰才，曰识，曰学。非止作史为然也，诗文无不然。三者识为最难。不知作诗者不知论格，无诫者也。论格而止求其貌，不求其所以然，犹之乎无识也。王渔洋才学皆万人敌，於古人之格亦能学之，而止得其貌，不求其所以然，正坐识不足也。
谢茂秦《诗说》有云：“当取初唐、盛唐十四家，选其集中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谲仙而画少陵也。”此语自妙。至其所载“天灯”诸句，亦不过广於搜索情景，钅追链字句耳；何得自诧神奇，至谓想头落於不可测处，支离其说以惑人耶！
炼想头固不可少，然想头出自心，则炼心更为第一层工夫。心为诗心，则想头自不远於诗。心为浸淫稔熟十四家之诗之心，则想头自近於十四家。心为笼盖古今包含宇宙之心，则想头自落於不可测处。茂秦又云：“作诗别有想头，能暗合古人妙处，法在其中矣。如为将者当熟读兵书，又不可执泥，神奇自从裹许来。”此语自较亲切，然亦不明备。
余尝观黄山谷《大雅堂记》、《石刻杜诗记》，此老为善言《杜诗》者。及见元好问《杜诗学引》云：“近世惟山谷最知子美，而山谷未尝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则知此翁注《杜》已竟。”乃知豪杰所见，大略相同。
黄山谷善言《杜诗》，而自作诗殊不见其佳。余数年前曾见其集，谓此老为不能诗文者。及观《大雅堂记》，又恐余枉此老，因欲复求其集，而一时不可得。家中止《仇注杜诗》，载其《题杜子美浣花溪图》一诗。急取观之，格调卑弱，尚不及陆，何逮於苏！人以苏、黄并称，殊不可解。
山谷《大雅堂记》云：“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语略而意晦，恐开後世师心自用之端，使浅率者得以藉口；不如元好问所言，语详而意明也。今载於此。“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於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如祥光庆，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今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彷佛其馀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术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名之者矣。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谓其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固善；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於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可谓古今论《杜诗》者第一耳。然犹若有未尽者在。
韩文公《题杜子美坟诗》，词意浅俗，气格卑靡，系元、明以来人伪作，断非韩之真笔。仇沧柱谓“似非後人伪”，亦可谓无目力者。此诗与韩诗如黑白之异，一望而知；中惟“天光晴射”二语较佳耳。沧柱又引《容斋随笔》所载昌黎窦牟韦河南《寻刘师不遇分韵得寻字》诗甚佳，的系中唐人手笔也。
《谈笼录》言：“尝举‘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於王阮亭，阮亭曰：‘余所不解。’”余谓阮亭非不解二句也，并不知诗为何物。阮亭之於诗，犹释氏之於心也。心之虚灵，具众理而应万事，至广大也；而释氏小用之，所谓“止作一番光景玩弄过”者也。诗之为道，咏歌舞蹈以发之，温柔敦厚以本之，其为物大可以笼天地，小可以入毫芒，而其要归於吟咏性情，长於讽谕；其极也，至於美教化，移风俗，动天地，咸鬼神，非徒以文彩风流相夸尚而已也。阮亭之於诗，止用出雕镂修饰以为玩好之物而已；所谓“情动於中而形於书，发乎情，止乎礼义”者，阮亭固不知也。赋且不解，而况於比兴乎！
文有议论叙事，诗亦有议论叙事，视一时所当用耳。王阮亭作诗，如小学生学作对联，止求其精工可听，於议论叙事固茫然不解也。余因忆刘梦得上牛僧孺诗云：“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馀老病身。早见相如成赋日；後为丞相扫门人。因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语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麈。”若使阮亭当此，必无所措手矣。何也？譬若富贵人子弟，终日安坐，惟事修容饰貌，讲求威仪，学习言语，为一便利美俊之人；而忽欲使之理烦治剧，折冲御侮，必不能也。
“诗以道性情”一语，今人视为老生常谈矣。余谓作诗必本於性情，犹为国必以仁义也。虽是极平常道理，然当邪说误人之际，此即为对症要药。孟子当战国时，以仁义劝齐、梁之君，为其君皆骛於功利也。诗道自王阮亭之後，人不复知有性情矣。故今日必以“诗以道性情”一语为标的。
《杜诗存没口号》二首，每首二人对起，亦以二人对收；非章法当然，乃文义必如此方清晰也。注杜者引黄山谷诗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味，西风吹泪古藤州。”为学杜此体。然山谷诗後二句竟似一人之事，则以不解文义故也。
余最爱杜少陵“吾宗老孙子”一首，乃近体中之汉、魏也。字字常，句句真，而风韵气骨无美不备；极意雕琢，而元气浑涵；此五言律中第一首也。馀诗视此，非剑拔弩张则涂朱抹粉矣。
少陵赞太白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偶举所长，非谓太白之诗尽於此，亦非谓诗必当如是也。後人以出自少陵、太白二大家，遂以清新俊逸为诗之标准。不知刻意清新，必失纤弱；刻意俊逸，必失轻滑；美未必臻而累随之矣。赵饴山有言：“清新俊逸，老杜所重。要是气味神采，非可涂饰。”愚谓清新俊逸必当於沉雄稳老中见之。
韩文公识高一代，於唐人诗独推李、杜，他人则不置论。《调张籍诗》一首，推之至矣。至《荐士》则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後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虽语属兼及，而分寸自在。後人井娃之见，何不以韩文公之言为折衷耶？
少陵於当时人，多推许其诗。於孔巢父则云：“诗卷长留天地间。”於李白则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傻逸鲍参军。”於毕曜则云：“才大今诗伯。”於薛华则云：“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於许十一则云：“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呜镝。精微穿溟氵幸，飞动摧露雳。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於郑谏议则云：“思飘物外，律中鬼神惊。毫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於阮隐居则云：“清诗近道要。”於孟浩然则云：“赋诗何必多，往往凌谢、鲍。”於严武则云：“新诗句句好。”於高适、岑参则云：“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於张彪则云：“诗兴不无神。”於郑审、李之芳则云：“律比昆仑竹；音知燥湿弦。风流俱善价；惬当久忘筌。”於刘伯华则云：“神融蹑飞动；战胜洗浸陵。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於薛璩则云：“曹、刘不待薛郎中。”於孟卿则云：“数篇今见古人诗。”於王维则云：“最传秀句寰区满。”如斯之类，未可悉数，几於家探骊珠，人怀和璧矣。然他日诗又云：“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却看翡翠苕上；末掣鲸鱼碧海中。”则举当时能诗之士又一洗而空之。乃知此老许可之馀，另有皮裹阳秋耳。
●寸心知诗集
○颉刚案
〔右诗两卷，古近体凡二百五十首。录出其目，以便观览。陶梁《畿辅诗传》卷四十四载先生《杂诗》一首，《薄命辞》一首，皆此册所未有，则知陶氏未见此书，而先生之诗实不止於是也。东壁先生於《考信附录》中谓其“少年颇好词赋，凝《上沐》、《七发》等体，缤纷陆离，读书几不能句。尤爱小词，仿宋柳耆卿，名其稿曰《步柳集》。”又记其所著书曰：自订其诗曰《寸心知集》，凡二卷；词曰《梦窗呓语》，凡一卷。”《步柳集》与《梦窗呓语》，当为一书之异名。今其赋之存於文集者仅二篇，而词乃不存一首。然即此遗诗，已足见先生一生之经历与心情，其颠连憔悴於贫病之间，欲读书而不得，欲仕宦而不能，困之以顽童，厄之以猾吏，百感交侵，呻吟待尽，较之乃兄之遭遇，痛苦奚止十倍。然後知一文人或一学者之成就，虽云穷而益工，淡可养志，要必具有维持生活之最低限度，方可言之；苟并此而不存，则惟有以哀伤折其天年，又安所望於著述乎！先生秉卓荦之才华，副之以锐敏之观察，为文为学，两可成功。不幸赋性绝俗，遂寡交游，名场失志，横逆频来，年未三十，已婴痼疾；自後以底於亡，长为病废之人。然己病，而家中大小十六口，蓄养之责萃於一身，何有养息之望；身既陷於绝境，是以虽谙医理，曾不得自疗也。此中悲愤，岂丰衣足食者所可识知乎！後之读此书者，苟其境尚不如先生之厄尽，必当有以自释其牢愁，而努力於其所蕲向之业矣！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记。
又案：以此集与《知非》、《二馀》、《针馀》诸稿合读，得稍稍识其消息。卷一有《和家兄秋兴原韵》，检《知非集》，知是《秋思》之误。又有《和嫂氏书怀原韵》，今原作不见於《二馀集》，知已亡失。成孺人自序云：“所作多率意，过即弃之，所存无几也，”可证其不虚。卷二《雾树》诗二首，为和东壁者；惜原作不存；不克一较高下。其《小庭中丁香桃花金雀三种盛开漫成》一题，适与《针馀吟稿》中《慈母命咏金雀丁香桃花三事》合，意者亦山於母命乎？《步韵酬广平学博孙子明》一诗，与《知非集和广平孙学师寄赠原韵》为一事。又《红瘦》、《绿肥》二首，与《知非集》中《绿添》，《红减》遥相应和，虽非同韵而为同体，意者亦埙篪之酬倡乎？独是东壁夫妇诗篇赠答，彼此列於集中，而德皋夫人刘氏，据《野纪便览》，亦颇能诗，今《寸心知集》二卷中乃不睹其一字，何也？同日记。〕
●寸心知诗集自序
吾之诗何作？作吾诗也。吾有诗乎？吾有性情，则安得无诗。古之作诗者众矣，其品格高下将何学？吾无学也。世之论诗者众矣，其优劣去取将何从？吾无从也。吾自作吾诗云尔。马祖曰：“即心是佛。”吾於吾诗亦云。
吾之诗与古今同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吾之诗与古今异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吾之诗为汉、魏乎？六朝乎？李、杜、韩、白乎？欧、黄、苏、陆乎？吾皆不得而知之也。非特不知也，吾亦不问。是与非，悉听之人。吾自作吾诗云尔。庄子曰：“呼我为马者，应之以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以为牛。”吾於吾诗亦云。
吾初作诗，皆不存。自庚辰始存诗，其间忽作忽辍，以至於戊子之冬，凡九年矣；合之得若干首，录为一卷。有吾索者，吾与之观。有吾爱者，吾与之观。否则吾秘之。索与否吾亦不强也；爱与否吾亦不求也。吾自作之，则吾自存之云尔。扬子曰：“後世复有子，则知子霎矣。”吾於吾诗亦云。
──乾隆戊子十二月初三日，枝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