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集●卷十五·居士集卷十五
●卷十五·居士集卷十五
◎赋五首
【黄杨树子赋〈并序景三年〉】
夷陵山谷间多黄杨树子，江行过绝险处，时时从舟中望见之，郁郁山际，有可爱之色。独念此树生穷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备爱赏，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赋以歌之。
若夫汉武之宫，丛生五柞；景阳之井，对植双桐。高秋羽猎之骑，半夜严妆之钟，凤盖朝拂，银床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药含风，婆娑万户之侧，生长深宫之中。
岂知绿藓青苔，苍崖翠壁，枝蓊郁以含雾，根屈盘而带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临千仞之盘薄，下有惊湍之激。涧断无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险之处，独立无人之迹。江已转而犹见，峰渐回而稍隔。嗟乎！日薄云昏，烟霏露滴，负劲节以谁赏，抱孤心而谁识？徒以窦穴风吹，阴崖雪积，ミ山鸟之嘲哳，袅惊猿之寂历。无游女兮长攀，有行人兮暂息。节既晚而愈茂，岁已寒而不易。乃知张骞一见，须移海上之根；陆凯如逢，堪寄陇头之客。
【鸣蝉赋〈并序〔嘉元年〕〉】
嘉元年夏，大雨水，奉诏祈晴于醴泉宫，闻鸣蝉，有感而赋云。
肃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峥嵘。收视听以清虑兮，斋予心以荐诚。因以静而求动兮，见乎万物之情。于时朝雨骤止，微风不兴。四无云以青天，雷曳曳其余声。乃席芳药，临华轩。古木数株，空庭草间，爰有一物，鸣于树颠。引清风以长啸，抱纤柯而永叹。ィィ非管，泠泠若弦。裂方号而复咽，凄欲断而还连。吐孤韵以难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蝉。岂非因物造形能变化者邪？出自粪壤慕清虚者邪？凌风高飞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树喜清阴者邪？呼吸风露能尸解者邪？绰约双鬓修婵娟者邪？其为声也，不乐不哀，非宫非徵。胡然而鸣，亦胡然而止。吾尝悲夫万物莫不好鸣。若乃四时代谢，百鸟嘤兮；一气候至，百虫惊兮；娇儿姹女，语鹂庚兮；鸣机络纬，响蟋蟀兮。转喉ミ舌，诚可爱兮。引腹动股，岂勉强而为之兮？至于污池浊水，得雨而聒兮；饮泉食土，长夜而歌兮。彼暇蟆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余大小万状，不可悉名。各有气类，随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争能。忽时变以物改，咸漠然而无声。
呜呼！达士所齐，万物一类。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是以穷彼思虑，耗其血气，或吟哦其穷愁，或发扬其志意。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为乐以自喜。方将考得失，较同异。俄而阴云复兴，雷电俱击，大雨既作，蝉声遂息。〈一本赋后有跋云：“予因学书，起作赋草。他儿一视而过，独小子守之不去。此儿他日必能为吾此赋也，因以予之。”〉
【秋声赋〈嘉四年〉】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钅从钅从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黝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病暑赋〈和原父作〔嘉四年〕〉】
吾将东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峰。荫白云之摇曳兮，听石溜之玲珑。松林仰不见白日，阴壑惨惨多悲风。邈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术解化如飞蓬？吾将西登乎昆仑兮，出于九州之外。览星辰之浮没，视日月之隐蔽。披阊阖之清风，饮黄流之巨派。羽翰不可以插余之两腋兮，畏举身而下坠。既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铄骨。何异避喧之趋市兮，又如恶影之就日。又欲临乎北荒兮，飞雪层冰之所聚。鬼方穷发无人迹兮，乃龙蛇之杂处。
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顾此大热吾不知夫所逃。万物并生于天地，岂余身之独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岁功而不劳。惟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空庐之湫卑兮，甚龟蜗之缩。飞蚊幸余之露坐兮，壁蝎伺余之入屋。赖有客之哀余兮，赠端石与蕲竹。得饱食以安寝兮，莹枕冰而簟玉。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兮，乃圣贤之高躅。惟冥心以息虑兮，庶可忘于烦酷。
【憎苍蝇赋〈治平三年〉】
苍蝇，苍蝇，吾嗟尔之为生！既无蜂虿之毒尾，又无蚊虻之利嘴。幸不为人之畏，胡不为人之喜？尔形至眇，尔欲易盈，杯盂残沥，砧几余腥，所希杪忽，过则难胜。苦何求而不足，乃终日而营营？逐气寻香，无处不到，顷刻而集，谁相告报？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
若乃华榱广厦，珍簟方床，炎风之燠，夏日之长，神昏气蹙，流汗成浆，委四支而莫举，毛两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觉，冀烦之暂忘。念于吾而见殃？寻头扑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复警，臂已痹而犹攘。于此之时，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徒使苍头丫髻，巨扇挥，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此其为害者一也。
又如峻宇高堂，嘉宾上客，沽酒市脯，铺筵设席。聊娱一日之余闲，奈尔众多之莫敌！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没溺；或投热羹，遂丧其魄。谅虽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贪得。尤忌赤头，号为景迹，一有沾污，人皆不食。奈何引类呼朋，摇头鼓翼，聚散倏忽，往来络绎。方其宾主献酬，衣冠俨饰，使吾挥手顿足，改容失色。于此之时，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此其为害者二也。
又如醯醢之品，酱肉之制，及时月而收藏，谨瓶罂之固济，乃众力以攻钻，极百端而窥觊。至于大肥牲，嘉肴美味，盖藏稍露于罅隙，守者或时而假寐，才稍怠于防严，已辄遗其种类。莫不养息蕃滋，淋漓败坏。使亲朋卒至，索尔以无欢；臧获怀忧，因之而得罪。此其为害者三也。
是皆大者，余悉难名。呜呼！《止棘》之诗，垂之六经，于此见诗人之博物，比兴之为精。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
◎杂文五首
【醉翁吟〈并序嘉元年〉】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闻而往游焉。爱其山水，归而以琴写之，作《醉翁吟》三叠。去年秋，余奉使契丹，沈君会余恩冀之间。夜阑酒半，援琴而作之，有其声而无其辞，乃为之辞以赠之。其辞曰：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蹊。咿嘤啁哳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贤哉沈子兮，能写我心而慰彼相思。
【山中之乐〈并序〉】
佛者慧勤，余杭人也。少去父母，长无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来京师二十年。其人聪明才智，亦尝学问于贤士大夫。今其南归，遂将穷极吴、越、瓯、闽江湖海上之诸山，以肆其所适。予嘉其尝有闻于吾人也，于其行也，为作《山中之乐》三章，极道山林间事，以动荡其心意，而卒反之于正。其辞曰：
江上山兮海上峰，蔼青苍兮杳Л丛。霞飞雾散兮邈乎青空，天鬼削兮壁立于鸿蒙。崖悬磴绝兮险且穷，穿云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几重。中有平田广谷兮与世隔绝，犹有太古之遗风。泉甘土肥兮鸟兽雍雍，其人麋鹿兮既寿而丰。不知人间之几时兮，但见草木华落为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归来乎山中？山中之乐不可见，今子其往兮谁逢？
丹茎翠蔓兮岩壑玲珑，水声聒聒兮花气。石兮横路，风飒飒兮吹松。云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啸兮青枫。朝日出兮林间，涧谷纷兮青红。千林静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风。嗟世之人兮，曷不归来乎山中？山中之乐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谁从？
梯崖构险兮，佛庙仙宫。耀空山兮，郁穹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聪。宠辱不干其虑兮，仁义不被其躬。荫长松之蓊蔚兮，藉纤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颠童。自古智能魁杰之士兮，固亦绝世而逃踪。惜天材之甚良兮，而自弃于无庸。嗟彼之人兮，胡为老乎山中？山中之乐不可久，迟子之返兮谁同？
【杂说三首〈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欧阳子坐于树间，仰视天与月星行度，见星有殒者。夜既久，露下，闻草间蚯蚓之声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动乎其中，作《杂说》。
蚓食土而饮泉，其为生也，简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鸣，若号若呼，若啸若歌，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鸣其乐邪？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邪？将自喜其声而鸣其类邪？岂其时至气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于是乎有感。
星殒于地，腥矿顽丑，化为恶石。其昭然在上而万物仰之者，精气之聚尔。及其毙也，瓦砾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蝼蚁之食尔。其贵乎万物者，亦精气也。其精气不夺于物，则蕴而为思虑，发而为事业，著而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气，随其毙而灭也，可不贵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弃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于是乎有感。天西行，日月五星皆东行。日一岁而一周。月疾于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于月，一日而一周。星有迟有速，有逆有顺。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为谋，其动而不劳，运而不已，自古以来，未尝一刻息也。是何为哉？夫四者，所以相须而成昼夜四时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则四时不得其平，万物不得其生，盖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万世之所治，万物之所利，故曰“自强不息”，又曰“死而后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则君子之学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于是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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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居士集卷十六
◎论序一首论二首或问一首〈正统论原本七首附〉
【正统论序〈康定元年〉】
臣修顿首死罪言。伏见太宗皇帝时，尝命薛居正等撰梁、唐、晋、汉、周事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等编次前世年号为一篇，藏之秘府。而等以梁为伪。梁为伪，则史不宜为帝纪，而亦无曰五代者，于理不安。今又司天所用崇天历，承后唐，书天至十九年，而尽黜梁所建号。援之于古，惟张轨不用东晋太兴而虚称建兴，非可以为后世法。盖后唐务恶梁，而欲黜之，历家不识古义，但用有司之传，遂不复改。至于等，初非著书，第采次前世名号，以备有司之求，因旧之失，不专是正，乃与史官戾不相合。皆非是。
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三代用正朔，后世有建元之名。然自汉以来，学者多言三代正朔，而怪仲尼尝修《尚书》、《春秋》，与其学徒论述尧、舜、三代间事甚详，而于正朔尤大事，乃独无明言，颇疑三代无有其事。及于《春秋》得“十月陨霜杀菽”，二月“无冰”，推其时气，乃知周以建子为正，则三代固尝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时，又知圣人虽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盖非商、周之为，云其兴也，新民耳目，不务纯以德，而更易虚名，至使四时与天不合，不若夏时之正也。及秦又以十月为正。汉始稍分后元、中元，至于建元，遂名年以为号。由是而后，直以建元之号加于天下而已，所以同万国而一民也。而后世推次，以为王者相继之统。若夫上不戾于天，下可加于人，则名年建元，便于三代之改岁。然而后世僭乱假穷者多，则名号纷杂，不知所从，于是正闰真伪之论作，而是非多失其中焉。
然尧、舜、三代之一天下也，不待论说而明。自秦昭襄讫周显德千有余年，治乱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论者靡有定说。伏惟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臣故曰不待论说而明。谨采秦以来讫于显德终始兴废之迹，作《正统论》。臣愚不足以知，愿下学者考定其是非而折中焉。
【正统论上〈康定元年〉】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
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
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际有三：周、秦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五代之际也。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隋承后魏则无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国者虽异，然同归于贼乱也，而前世议者独以梁为伪，其可疑者三也。夫论者何？为疑者设也。尧、舜、三代之始终，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固不待论而明也。后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终之际不明，则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也。
然而论者众矣，其是非予夺，所持者各异，使后世莫知夫所从者，何哉？盖于其可疑之际，又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也。
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北齐、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推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说也。
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至于汤、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盖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不知其出于何人。盖自孔子殁，周益衰乱，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异学，肆其怪奇放荡之说。后之学者，不能卓然奋力而诛绝之，反从而附益其说，以相结固。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此所谓溺于非圣之学也。
惟天下之至公大义，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无所私，疑得其决，则是非之异论息而正统明。所谓非圣人之说者，可置而勿论也。
【正统论下〈康定元年〉】
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予奋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则正统有时而绝也。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有续，然后是非公予夺当而正统明。
然诸儒之论，至于秦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际，其说多不同。其恶秦而黜之以为闰者谁乎？是汉人之私论，溺于非圣曲学之说者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五德之说，可置而勿论。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然未原秦之本末也。
昔者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为昏暴，汤救其乱而起，稍治诸侯而诛之，其《书》曰“汤征自葛”是也。其后卒以攻桀而灭夏。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乱而起，亦治诸侯而诛之，其《诗》所谓“崇”、“密”是也。其后卒攻纣而灭商。推秦之兴，其功德固有优劣，而其迹岂有异乎？秦之《纪》曰：其先大业，出于颛顼之苗裔。至孙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间赐姓嬴氏。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秦仲始为命大夫。而襄公与立平王，遂受岐、丰之赐。当是之时，周衰固已久矣，乱始于穆王，而继以厉、幽之祸，平王东迁，遂同列国。而齐、晋大侯，鲁、卫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独秦之暴也。秦于是时，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赐岐、丰之地。而缪公以来，始东侵晋，地至于河，尽灭诸戎，拓国千里。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国地日益蹙，至无复天子之制，特其号在尔。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至其后世，遂灭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虽不足，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始秦之兴，务以力胜。至于始皇，遂悖弃先王之典礼，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见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
其私东晋之论者曰：周迁而东，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区区于尊周而黜吴、楚者，岂非以其正统之所在乎？晋迁而东，与周无异，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说焉，较其德与迹而然耳。周之始兴，其来也远。当其盛也，规方天下为大小之国，众建诸侯，以维王室，定其名分，使传子孙而守之，以为万世之计。及厉王之乱，周室无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幸而窥周。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圣人之业也。况平王之迁，国地虽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继父，自西而东，不出王畿之内。则正统之在周也，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
夫晋之为晋与乎周之为周也异矣。其德法之维天下者，非有万世之计、圣人之业也，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推较其迹，可以曰正而统耳。自惠帝之乱，至于愍、怀之间，晋如线尔，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
夫周之东也，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愍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正统之号，其可得乎？《春秋》之说“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诛，况欲干天下之统哉？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晋之琅邪，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备与崇未尝为正统，则东晋可知焉耳。
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统者何哉？
曰：质诸圣人而不疑也。今为魏说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强耳。此圣人有所不与也。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矣。吴、楚之僭，迭强于诸侯矣。圣人于《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则功与强，圣人有所不取也。论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岂至公之笃论乎？
曰：是不然也，各于其党而已。周、秦之所以兴者，其说固已详之矣。当魏之兴也，刘渊以匈奴，慕容以鲜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余者强，其最强者苻坚。当坚之时，自晋而外，天下莫不为秦，休兵革，兴学校，庶几刑政之方。不幸未几而败乱，其又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为魏矣，幸而传数世而后乱。以是而言，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岂能干正统乎？
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唐自僖、昭以来，不能制命于四海，而方镇之兵作。已而小者并于大，弱者服于强。其尤强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晋，共起而窥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讨贼，以与梁争中国，而卒得之，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而继其后者，遂因之，使梁独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论者犹以汉为疑，以谓契丹灭晋，天下无君，而汉起太原，徐驱而入汴，与梁、唐、晋、周其迹异矣，而今乃一概，可乎？
曰：较其心迹，小异而大同尔。且刘知远，晋之大臣也。方晋有契丹之乱也，竭其力以救难，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出于无可奈何，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汉独不然，自契丹与晋战者三年矣，汉独高拱而视之，如齐人之视越人也，卒幸其败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从益之势，虽不能存晋，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为也。汉乃杀之而后入。以是而较其心迹，其异于四国者几何？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统，绝之何疑。
【或问〈康定元年〉】
或问：“子于《史记·本纪》，则不伪梁而进之，于论正统，则黜梁而绝之，君子之信乎后世者，固当如此乎？”
曰：“孔子固尝如此也。平、桓、庄之王，于《春秋》则尊之，书曰天王，于《诗》则抑之，下同于列国。孔子之于此三王者，非固尊于彼而抑于此也，其理当然也。梁，贼乱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统，其为不可，虽不论而可知。然谓之伪，则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故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理当然也。岂独梁哉，魏及东晋、后魏皆然也。尧、舜、桀、纣，皆君也，善恶不同而已。凡梁之恶，余于《史记》不没其实者，论之详矣。或者又曰：“正统之说，不见于六经，不道于圣人，而子论之，何也？”
曰：“孔孟之时，未尝有其说，则宜其不道也。后世不胜其说矣，其是非予夺，人人自异，而使学者惑焉，莫知夫所从。又有偏主一德之说，而益之五胜之术，皆非圣之曲学也。自秦汉以来，习传久矣。使孔孟不复出则已，其出而见之，其不为之一辨而止其纷纷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呜呼！尧、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义。自秦以后，德不足矣，故考其终始，有是有非，而参差不齐，此论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
或者又曰：“论必据迹，则东周之时，吴、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统也，子独不论，何也？”
曰：“东周正统，以其不待较而易知，是以不论也。若东晋、后魏，则两相敌而予夺难，故不可以不论。吴、徐、楚非周之敌，虽童子之学，犹知予周也，何必论哉？”
【附论七首·原正统论】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
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盖其是非之难也。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论者于此而难也。大抵其可疑之际有四，其不同之说有三，此论者之所病也。
何谓可疑之际？周秦之际也，汉、魏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朱梁、后唐之际也。
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汉而天下一，莽不自终其身而汉复兴，论者曰伪，宜也。魏得汉而天下三分，论者曰正统，其可疑二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周、隋承元魏，则无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无异魏、晋，而梁为伪。刘备汉之后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称蜀，不得正统，可也。后唐非李氏，未尝一天下，而正统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谓不同之说三？有昧者之论，有自私之论，有因人之论。
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当东周之迁，王室微弱，吴、徐并僭，天下三王，而天子号令不能加于诸侯，其《诗》下同于列国，天下之人莫知正统。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统之所在。故书王以加正月而绳诸侯。王人虽微，必加于上，诸侯虽大，不与专封，以天加王，而别吴、楚。刺讥褒贬，一以周法。凡其用意，无不在于尊周。
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鲁。或曰起鲁隐之不正，或曰起让国之贤君，泥其说于私鲁。殊不知圣人之意在于尊周，以周之正而统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义，因悖弃先王之道，而自为五胜之说。汉兴，诸儒既不明《春秋》正统之旨，又习秦世不经之说，乃欲尊汉而黜秦，无所据依，遂为三统五运之论，诋秦为闰而黜之。夫汉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义而起也。而说者直曰以火德当天统而已。甚者，至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至于王莽、魏、晋，直用五行相胜而已。故曰昧者之论也。
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受。则正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至其甚相戾也，则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论也。
夫梁之取唐，无异魏、晋之取也，魏、晋得为正，则梁亦正矣。而独曰伪何哉？以有后唐故也。彼后唐者，初与梁为世仇。及唐之灭，欲借唐为名，托大义以窥天下，则不得不指梁为伪，而为唐讨贼也。而晋、汉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论也。
以不同之论于可疑之际，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当也。《易》曰：“天下之动，正夫一。”夫帝王之统，不容有二。而论者如此，然绅先生未尝有是正之者，岂其兴废之际，治乱之本难言与？自《春秋》之后，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统类者希矣。司马子长列序帝王，而项羽亦为《本纪》，此岂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经》，欲断南北之疑也，绝宋于元徽五年，进魏于太和元年。是绝宋不得其终，进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长之博通，王氏之好学，而有不至之论，是果难言与！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据天下之大义，究其兴废，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际，则不同之论息，而正统明矣。
【附论七首·明正统论】
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接，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三代、秦、汉、晋、唐〉。天下虽不一，而居得其正，犹曰天下当正，于吾而一，斯谓之正统可矣。〈东周、魏、五代。〉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僭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东晋、后魏。〉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不幸而两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则皆正，较其义则均焉，则正统者将安与乎？〈东晋、后魏是也。〉其或终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于一，则可谓之正统乎？〈魏及五代是也。〉不可也。然则有不幸而丁其时，则正统有时而绝也。
夫所谓正统者，万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论者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
或曰：可绝，则王者之史何以系其年乎？
曰：欲其不绝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过也。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记周、邵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汉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败。是汉之统，尝绝十五年而复续。然为汉史者，载其行事，作《王莽传》。是则统之绝，何害于记事乎？正统，万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职也。以万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记事，惑亦甚矣。
夫正与统之为名，甚尊而重也。尧、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义而得之也。自秦、汉而下，丧乱相寻。其兴废之迹，治乱之本，或不由至公大义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统屡绝，而得之者少也。正统之说曰：尧、舜、夏、商、周、秦、汉、魏、晋而绝。由此而后，天下大乱。自东晋太建之元年，止陈正明之三年，凡二百余年。其始也，有力者并起而争，因时者苟偷而假冒，夺攘败乱，不可胜纪，其略可纪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久而稍稍并合，天下犹分为四：东晋、宋、齐、梁、陈，又自分为后梁而为二；后魏、后周、隋，又自分为东魏、北齐而为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统。其后，后周并北齐而授之隋。隋始并后梁。又并陈，然后天下合为一，而复得其统。故自隋开皇九年，复正其统，曰：隋、唐、梁、后唐、晋、汉、周。
夫秦，自汉而下皆以为闰也。今乃进而正之，作《秦论》。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而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东晋、后魏，议者各以为正也。今皆黜之，作《东晋论》、《后魏论》。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进而正之，作《梁论》。此所谓辨其可疑之际，则不同之论息，而正统明者也。
【附论七首·秦论】
谓秦为闰者谁乎？是不原本末之论也，此汉儒之私说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五德之说，非圣人之言，曰昧者之论详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然未原秦之本末也。
昔者尧、舜、夏、商、周、秦，皆出于黄帝之苗裔，其子孙相代而王。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为昏暴，汤救其乱而起，稍治诸侯而诛之，其《书》曰“汤征自葛”是也。其后卒以放桀而灭夏。及商世衰而纣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乱而起，亦治诸侯而诛之，其《诗》所谓“昆”、“崇”、“共”、“密”是也。其后卒攻纣而灭商。推秦之兴，其德固有优劣，而其迹岂有异乎？秦之《纪》曰：其先大业，出于颛顼之苗裔。至孙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间赐姓嬴氏。及非子为周养马有功，秦仲始为命大夫。而襄公与立平王，遂受岐、丰之赐。当是之时，周衰固已久矣，乱始于穆王，而继以厉、幽之祸，平王东迁，遂同列国。而齐、晋大侯，鲁、卫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独秦之暴也。秦于是时，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赐岐、丰之地。而缪公以来，始东侵晋，地至于河，尽灭诸戎，拓国千里。其后关东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国地日益蹙，至无复天子之制，特其号在尔。秦昭襄礻必年，周之君臣稽首自归于秦。至其后世，遂灭诸侯而一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虽不足，而其功力尚不优于魏晋乎？始秦之兴，务以力胜。至于始皇，遂悖弃先王之典礼，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见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能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
【附论七首·魏论】
新与魏皆取汉者，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
昔三代之兴也，皆以功德，或积数世而后王。其亡也，衰乱之迹亦积数世而至于大坏，不可复支，然后有起而代之者。其兴也，皆以至公大义为心。然成汤尚有惭德，伯夷、叔齐至耻食周粟而饿死，况其后世乎？自秦以来，兴者以力，故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而已。彼汉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灵而大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故豪杰并起而争，而强者得之。此直较其迹尔。故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未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
【附论七首·东晋论】
周迁而东，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区区于尊周而明正统之所在。晋迁而东，与周无异，而今黜之，何哉？
是有说焉，较其德与迹而然尔。周之始兴，其来也远。当其盛也，瓜分天下为大小之国，众建诸侯，以维王室，定其名分，使传子孙而守之，以为万世之计。及厉王之乱，周室无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诸侯不敢侥幸而窥周。于此然后见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圣人之业。故虽天下无君，而正统犹在，不得而改。况平王之迁，国地虽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厌，而法制之临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继父，自西而东，不出王畿之内。〈西周之地八百里，东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计之、通为千里之方。〉则正统之在周也，推其德与迹可以不疑。
夫晋之为晋，与夫周之为周也异矣。其德法之维天下者，非有万世之计、圣人之业也，直以其受魏之禅而合天下于一，推较其迹，可以曰正而统尔。自惠帝之乱，晋政已亡，愍、怀之间，晋如线尔，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
夫周之东也，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愍帝死贼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若因而遂窃万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以为无臣子也。使晋之臣子遭乎圣人，适当《春秋》之责，况欲以失国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统哉？夫道德不足语矣，直推其迹之如何尔。若乃国已灭矣，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则晋之琅邪，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备与崇未尝为正统，则东晋可知焉尔。
【附论七首·后魏论】
魏之兴也，自成帝毛至于圣武，凡十二世。而可纪于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国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乱之极，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今特以其不能并晋、宋之一方，以小不备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统，而不疑焉者，质诸圣人而可也。
今为魏说者，不过曰功多而国强尔。此圣人有所不与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时，齐桓、晋文可谓有功矣。吴、楚之僭，迭强于诸侯。圣人于书齐、晋，实与而文不与之，以为功虽可褒，而道不可以与也。至书楚与吴，或屡进之，然不得过乎子爵。则功与强，圣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谓秦起夷狄，以能灭周而一天下，遂进之。魏亦夷狄，以不能灭晋、宋而见黜。是则因其成败而毁誉之，岂至公之笃论乎？
曰：是不然也，各于其党而已。周之兴也，与秦之兴，其说固已详之矣。当魏之兴也，刘渊以匈奴，慕容以鲜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余者强。其最强者苻坚之时，自晋而外，天下莫不为秦，休兵革，兴学校，庶几刑政之方。不幸未几而败乱。其后强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为魏矣。幸而传数世而后乱。以是而言，魏者才优于苻坚而已。就使魏兴世远，不可犹格之夷狄，则不过为东晋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谓不幸两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进之者，不得已也。
【附论七首·梁论】
黜梁为伪者，其说有三：一曰后唐之为唐，犹后汉之为汉，梁盖新比也。一曰梁虽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绝，是梁于唐未能绝，而李氏复兴。一曰因后唐而不改。因后唐者，是谓因人之论，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说也。
夫后唐之自为唐也，缘其赐姓而已。唐之时，赐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异心，或怀四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当唐之衰，克用与梁并起而争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耻争之不胜，难忍臣敌之惭，不得不借唐以自托也。后之议者，胡谓而从之哉？其所以得为正统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灭，同光之号不过于河南，则其为唐，与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于一之号也。昔周之东，其政虽弱，而周犹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绳诸侯者，幸周在也。当唐之亡，天虚名与唐俱绝，尚安所寓于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虽不中于事理，或可善其诚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弃乎？况于唐亡，托虚名者，不独李氏也。王建称之于蜀，杨行密称之于吴，李茂正亦称之于岐，大抵不为梁屈者，皆自托于虚名也。初，梁祖夺昭宗于岐，遂劫而东，改天复四年为天。而克用与王建怒曰：“唐为朱氏夺矣。天非唐号也。”遂不奉之，但称天复。至八年，自以为非，复称天。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论者何？为疑者设也。尧、舜、三代之终始，较然著乎万世而不疑，固不待论而明也。后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终之际不明，则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兴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论之，庶几不为无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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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七·居士集卷十七
◎论七首
【纵囚论〈康定元年〉】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本论中〈庆历三年〉〔本论上见居士外集卷十〕】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
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病之中人，乘乎气虚而入焉。则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气，气实则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
昔尧、舜、三代之为政，设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计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胜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敛以什一，差其征赋，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尽于南亩，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惧其劳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为制牲牢酒醴以养其体，弦匏俎豆以悦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时，而教之以礼。故因其田猎而为狩之礼，因其嫁娶而为婚姻之礼，因其死葬而为丧祭之礼，因其饮食群聚而为乡射之礼。非徒以防其乱，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长幼，凡人之大伦也。故凡养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为之制。饰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趣也。顺其情性而节焉，所以防之，使其不过也。然犹惧其未也，又为立学以讲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乡党，莫不有学，择民之聪明者而习焉，使相告语而诱劝其愚惰。呜呼！何其备也。盖三代之为政如此，其虑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备，防民之术甚周，诱民之道甚笃。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渐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亩，则从事于礼乐之际，不在其家，则在乎庠序之间。耳闻目见，无非仁义礼乐而趣之，不知其倦。终身不见异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虽有佛无由而入者，谓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尽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绝。后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为治之具不备，防民之渐不周。佛于此时，乘间而入。千有余岁之间，佛之来者日益众，吾之所为者日益坏。井田最先废，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谓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尽废。然后民之奸者，有暇而为他；其良者，泯然不见礼义之及己。夫奸民有余力，则思为邪僻；良民不见礼义，则莫知所趣。佛于此时，乘其隙，方鼓其雄诞之说而牵之，则民不得不从而归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驱之曰：佛是真可归依者。然则吾民何疑而不归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为者，吾将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将有说以排之！夫千岁之患遍于天下，岂一人一日之可为？民之沈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胜。
然则将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汉之时，百家并兴，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谓修其本以胜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盖三军，然而见佛则拜，闻佛之说则有畏慕之诚者，何也？彼诚壮佼，其中心茫然无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进趋畏怯，然而闻有道佛者则义形于色，非徒不为之屈，又欲驱而绝之者，何也？彼无他焉，学问明而礼义熟，中心有所守以胜之也。然则礼义者，胜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礼义者，尚能不为之屈，使天下皆知礼义，则胜之矣。此自然之势也。
【本论下〈庆历三年〉】
昔荀卿子之说，以为人性本恶，著书一篇以持其论。予始爱之，及见世人之归佛者，然后知荀卿之说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为佛者，弃其父子，绝其夫妇，于人之性甚戾，又有蚕食虫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归焉者，以佛有为善之说故也。
呜呼！诚使吾民晓然知礼义之为善，则安知不相率而从哉？奈何教之谕之之不至也？佛之说，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礼义之事，则未尝见闻。今将号于众曰：禁汝之佛而为吾礼义！则民将骇而走矣。莫若为之以渐，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盖鲧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导之，则其患息。盖患深势盛则难与敌，莫若驯致而去之易也。今尧、舜、三代之政，其说尚传，其具皆在，诚能讲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渐，使民皆乐而趣焉，则充行乎天下，而佛无所施矣。《传》曰“物莫能两大”，自然之势也，奚必曰“火其书”而“庐其居”哉！
昔者戎狄蛮夷杂居九州之间，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类并侵于中国，故秦以西戎据宗周，吴、楚之国皆僭称王。《春秋》书用曾阝子，《传》记被发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为幸。当是之时，佛虽不来，中国几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义废，则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国而贱夷狄，然后王道复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带，其为患者，特佛尔。其所以胜之之道，非有甚高难行之说也，患乎忽而不为尔。
夫郊天、祀地与乎宗庙、社稷、朝廷之仪，皆天子之大礼也，今皆举而行之。至于所谓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此郡县有司之事也，在乎讲明而颁布之尔。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渐，则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后仁。今之议者将曰：“佛来千余岁，有力者尚无可奈何，何用此迂缓之说为？是则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弃必世之功不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叹为俑者不仁，盖叹乎启其渐而至于用殉也。然则为佛者，不犹甚于作俑乎！当其始来，未见其害，引而内之。今之为害著矣，非特先觉之明而后见也，然而恬然不以为怪者何哉！夫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穷极之时，可以反而变之，不难也。
昔三代之为政，皆圣人之事业；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术，皆变其质文而相救。就使佛为圣人，及其弊也，犹将救之；况其非圣者乎。夫奸邪之士见信于人者，彼虽小人，必有所长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乱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谓奸且邪矣。盖其为说，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虽见其弊而不思救，岂又善惑者与？抑亦不得其救之之术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胜之。舍是而将有为，虽贲、育之勇，孟轲之辩，太公之阴谋，吾见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计未及行，而先已陷于祸败矣。何则？患深势盛难与敌，非驯致而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胜之，作《本论》。
【为君难论上〈庆历三年〉】
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夫用人之术，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专，则不复谋于人而拒绝群议，是欲尽一人之用，而先失众人之心也。信之欲笃，则一切不疑而果于必行，是不审事之可否，不计功之成败也。夫违众举事，又不审计而轻发，其百举百失而及于祸败，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败非，则又从而赞之，以其违众为独见之明，以其拒谏为不惑群论，以其偏信而轻发为决于能断。使后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于祸败，则虽悔而不可及。此甚可叹也！
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其一二。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辩折之，忠言谠论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听。太子宏、少子诜至亲之言也，不听。沙门道安，坚平生所信重者也，数为之言，不听。惟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坚大喜曰：“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决意不疑，遂大举南伐。兵至寿春，晋以数千人击之，大败而归；比至洛阳，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坚自此兵威沮丧，不复能振，遂至于乱亡。
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患晋祖之镇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议欲徙之于郓州。举朝之士皆谏，以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与谋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之，以决可否。文遇对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此事断在陛下，何必更问群臣。”帝大喜曰：“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即时命学士草制，徙晋祖于郓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后六日而晋祖反书至，清泰帝忧惧不知所为，谓李崧曰：“我适见薛文遇，为之肉颤，欲自抽刀刺之。”崧对曰：“事已至此，悔无及矣！”但君臣相顾涕泣而已。
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祸败乱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坚欲与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也。或有诘予曰：“然则用人者，不可专信乎？”应之曰：“齐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诸葛亮，可谓专而信矣，不闻举齐、蜀之臣民非之也。盖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专任而不贰也。使令出而两国之人不从，事行而两国之人不便，则彼二君者其肯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
【为君难论下】
呜呼！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
战国时，赵将有赵括者，善言兵，自谓天下莫能当。其父奢，赵之名将，老于用兵者也，每与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终不以括为能也，叹曰：“赵若以括为将，必败赵事。”其后奢死，赵遂以括为将。其母自见赵王，亦言括不可用。赵王不听，使括将而攻秦。括为秦军射死，赵兵大败，降秦者四十万人，坑于长平。盖当时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败者也。此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者，赵括是也。
秦始皇欲伐荆，问其将李信，用兵几何？信方年少而勇，对曰：“不过二十万足矣。”始皇大喜。又以问老将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始皇不悦，曰：“将军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为可用，即与兵二十万，使伐荆。王翦遂谢病，退老于频阳。已而信大为荆人所败，亡七都尉而还。始皇大惭，自驾如频阳谢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万不可。”于是卒与六十万而往，遂以灭荆。夫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
且听计于人者宜如何？听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辄败事；听其言若不可用，舍之宜矣，然必如其说则成功。此所以为难也。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若赵括者，则又有说焉。予略考《史记》所书，是时赵方遣廉颇攻秦。颇，赵名将也。秦人畏颇，而知括虚言易与也，因行反间于赵曰：“秦人所畏者，赵括也，若赵以为将，则秦惧矣。”赵王不悟反间也，遂用括为将以代颇。蔺相如力谏，以为不可。赵王不听，遂至于败。由是言之，括虚谈无实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赵之诸臣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敌国亦知之，独其主不悟尔。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独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祸乱败亡由此者，不可胜数也。
【朋党论〈在谏院进。庆历四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ん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魏梁解】
予论正统，辨魏、梁不为伪。议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魏、梁皆负篡弑之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ぅ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魏、梁之恶，三尺童子皆知可恶，予不得圣人之法为据依，其敢进而不疑乎？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扌耳。使为君者不得扌其恶，则人之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
凡恶之为名，非徒君子嫉之，虽为小人者，亦知其可恶也。而小人常至于为恶者，盖以人为可欺，与夫幸人不知而可扌耳。夫位莫贵乎国君，而不能逃大恶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恶不可扌也。就使四君因圣人诛绝而其恶彰焉，则后世之为恶者，将曰彼不幸遭逢圣人黜绝而不得为君，遂彰其恶耳，我无孔子，世莫我黜，则冀人为可欺而恶可扌也。如此，则侥幸之心启矣。惟与其为君使不得扌其恶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纣，不得贬其为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颜、闵则喜，方之桀、纣则怒，是大恶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
《春秋》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扌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后知余不黜魏、梁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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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八·居士集卷十八
◎经旨十首〈辩一首附〉
【易或问三首〈景四年〉】
或问：“大衍之数，《易》之乎？学者莫不尽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尽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六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则不足学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后知学《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说略见于书。文王遭纣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有虑万世之志，而无所发，以谓卦爻起于奇耦之数，阴阳变易，交错而成文，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后世，用以占筮。孔子出于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必称圣人、君子、王后以当其事，而常以四方万国、天地万物之大以为言，盖明非止于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矫世失，然后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经矣。《易》之沦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夫六爻之文，占辞也，大衍之数，占法也，自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辞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谓辞者，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学者专其辞于筮占，犹见非于孔子，况遗其辞而执其占法，欲以见文王作《易》之意，不亦远乎！凡欲为君子者，学圣人之言；欲为占者，学大衍之数，惟所择之焉耳。”
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俚巷人之语也。及其传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于缪妄之说。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论。及其传之久也，后世反以谓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实不诬矣。由是曲学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殁，周益衰，王道丧而学废，接乎战国，百家之异端起。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也。”或者曰：“然则何以知非圣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于学也，理远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犹有惑焉者，溺于习闻之久，曲学之士喜为奇说以取胜也。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吾尝以譬学者矣。‘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此所谓《文言》也。方鲁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传《春秋》也，固多浮诞之辞，然其用心，亦必欲其书之信后世也。使左氏知《文言》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说而疑后世，盖左氏者，不意后世以《文言》为孔子作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岂好非六经者，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也。”
或问：“大衍，筮占之事也，其于筮占之说，无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为二，挂一，揲四，归奇，再扌力，其法是也。象两，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当万物之数者，其言皆非也。《传》曰‘知者创物’，又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筮者，上古圣人之法也。其为数也，出于自然而不测，四十有九是也；其为用也，通于变而无穷，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测与无穷，故谓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为大衍者，取物合数以配蓍，是可测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穷也，矧占之而不效乎！夫奇耦，阴阳之数也；阴阳，天地之正气也。二气升降，有进退而无老少。且圣人未尝言，故虽《系辞》之庞杂，亦不道也。”问者曰：“然则九六何为而变？”曰：“夫蓍四十有九，无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舍挂扌力之数，兼知挂扌力之多少，则九六之变可知矣。蓍数无所配合，阴阳无老少，乾坤无定策，知此，然后知筮占矣。呜呼！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明用〈景四年〉】
《乾》之六爻曰：“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又曰“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者，何谓也？谓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变而七无为，《易》道占其变，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释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无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释也。曰“群龙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阳极则变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为首”，又曰“乃见天则”也。
《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又曰“用六，利永贞”者，何谓也？谓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变而八无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释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无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释也。阴柔之动，或失于邪，故曰“利永贞”也。
阴阳反复，天地之常理也。圣人于阳，尽变通之道；于阴，则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阳爻皆七九，阴爻皆六八，于《乾》、《坤》而见之，则其余可知也。
【春秋论上〈景四年〉】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学《春秋》者独异乎是。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谷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经于鲁隐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薨”，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学者不从孔子谓之公，而从三子谓之摄。其于晋灵公之事，孔子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赵盾也，是赵穿也。学者不从孔子信为赵盾，而从三子信为赵穿。其于许悼公之事，孔子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之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耳。学者不从孔子信为弑君，而从三子信为不尝药。其舍经而从传者何哉？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
难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尔。夫三子者，皆学乎圣人，而传所以述经也。经文隐而意深，三子者从而发之，故经有不言，传得而详尔，非为二说也。”予曰：“经所不书，三子者何从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后而知之，且其有所传而得也。国君必即位，而隐不书即位，此传得知其摄也。弑君者不复见经，而盾复见经，此传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许悼公书葬，此传得知世子止之非实弑也。经文隐矣，传曲而畅之。学者以谓三子之说，圣人之深意也，是以从之耳，非谓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则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而已。使学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夺也。使其惟是之求，则予不得不为之辨。”
【春秋论中〈景四年〉】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当是之时，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于经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显之？其肯没其摄位之实而雷同众君诬以为公乎？所谓摄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尝摄矣，不闻商、周之人谓之王也。使息姑实摄而称号无异于正君，则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摄者，心不欲为君而身假行君事，虽行君事而其实非君也。今书曰公，则是息姑心不欲之，实不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夫不求其情，不责其实，而善恶不明如此，则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缪矣。
《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息姑之摄也，会盟、征伐、赏刑、祭祀皆出于己，举鲁之人皆听命于己，其不为正君者几何？惟不有其名尔。使其名实皆在己，则何从而知其摄也。故息姑之摄与不摄，惟在为公与不为公，别嫌明微，系此而已。且其有让桓之志，未及行而见杀。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违本意。则息姑之恨，何伸于后世乎！其甚高之节，难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说《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夺为轻重，故曰“一字为褒贬”。且公之为字，岂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善乎？以此而言，隐实为摄，则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决非摄。难者曰：“然则何为不书即位？”曰：“惠公之终，不见其事，则隐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从二百年后，得其遗书而修之，阙其所不知，所以传信也。”
难者又曰：“谓之摄者，左氏耳。公羊、谷梁皆以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称公。”予曰：“凡鲁之事出于己，举鲁之人听于己，生称曰公，死书曰薨，何从而知其假？”
【春秋论下〈景四年〉】
弑逆，大恶也！其为罪也莫赎，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无赦。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况举大法而加大恶乎。既辄加之，又辄赦之，则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轻易也。
三子说《春秋》书赵盾以不讨贼，故加之大恶，既而以盾非实弑，则又复见于经，以明盾之无罪。是辄加之而辄赦之尔。以盾为无弑心乎？其可轻以大恶加之？以盾不讨贼，情可责而宜加之乎？则其后顽然未尝讨贼，既不改过以自赎，何为遽赦，使同无罪之人？其于进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赵穿弑君，大恶也。盾不讨贼，不能为君复雠，而失刑于下。二者轻重，不较可知。就使盾为可责，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为善人，使无辜者受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
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杀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问者曰：“然则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也。
今有一人焉，父病，躬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进药。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弑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虽庸吏犹知其不可同也。躬药而不知尝者，有爱父之孝心而不习于礼，是可哀也，无罪之人尔。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难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尔。”对曰：“不然。夫所谓借止以垂教者，不过欲人之知尝药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则万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恶之名，而尝药之事卒不见于文，使后世但知止为弑君，而莫知药之当尝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恶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责止，不如是之刻也。”
难者曰：“然则盾曷为复见于经？许悼公曷为书葬？”曰：“弑君之臣不见经，此自三子说尔，果圣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讨贼而书葬也？自止以弑见经，后四年，吴败许师，又十有八年，当定公之四年，许男始见于经而不名。许之书于经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
难者曰：“三子之说，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传如此。然则所传者皆不可信乎？”曰：“传闻何可尽信？公羊、谷梁以尹氏卒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为隐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是，是可尽信乎？”
【春秋或问〈景四年〉】
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而终于获麟？”曰：“吾不知也。”问者曰：“此学者之所尽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问者，始终之义，吾不知也，吾无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于鲁。不用，去之诸侯。又不用，困而归。且老，始著书。得《诗》自《关雎》至于《鲁颂》，得《书》自《尧典》至于《费誓》，得鲁《史记》自隐公至于获麟，遂删修之。其前远矣，圣人著书足以法世而已，不穷远之难明也，故据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职乎史，故尽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鲁之《史记》，则未尝止也，今左氏《经》可以见矣。”曰：“然则始终无义乎？”曰：“义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者也。予厌众说之乱《春秋》者也。”
或问：“子于隐摄，盾、止之弑，据经而废传。经简矣，待传而详，可废乎？”曰：“吾岂尽废之乎？夫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至其失传，则不胜其戾也。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经而反卑之。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说，不可也。”问者曰：“传有所废，则经有所不通，奈何？”曰：“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日月，万物皆仰，然不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见也。圣人之意皎然乎经，惟明者见之，不为他说蔽者见之也。”
【泰誓论〈景四年〉】
《书》称：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事，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
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以纣之雄猜暴虐，尝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几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优容而不问者十年，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于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伯夷、叔齐，古之知义之士也，方其让国而去，顾天下皆莫可归，闻西伯之贤，共往归之，当是时，纣虽无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是僭叛之国也。然二子不以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纣，始以为非而弃去。彼二子者，始顾天下莫可归，卒依僭叛之国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书》之《泰誓》称“十有一年”，说者因以谓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丧二年，并数之尔。是以西伯听虞、芮之讼，谓之受命，以为元年。此又妄说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称元年，常事尔，不以为重也。后世曲学之士说《春秋》，始以改元为重事。然则果常事与？固不足道也。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听讼远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西伯以受命之年为元年者，妄说也。后之学者，知西伯生不称王，而中间不再改元，则《诗》、《书》所载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诬矣。
或曰：“然则武王毕丧伐纣，而《泰誓》曷为称十有一年？”对曰：“毕丧伐纣，出于诸家之小说，而《泰誓》，六经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当衰周之际，患众说纷纭以惑乱当世，于是退而修六经，以为后世法。及孔子既没，去圣稍远，而众说复兴，与六经相乱。自汉以来，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经，则《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尔，复何疑哉？司马迁作《周本纪》，虽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后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传》，则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是以吾无取焉，取信于《书》可矣。”
【怪竹辩〈康定元年〉】
谓竹为有知乎？不宜生于庑下；谓为无知乎？乃能避槛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则有知莫如人。人者，万物之最灵也，其不知于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骈拇、枝指、悬疣、附赘，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灵，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虽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无知乎？则无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谓蓍龟者是也。自古以来，大圣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问于蓍龟而取决，是则枯草死骨之有知，反过于圣智之人所知远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则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龟之神智，而谓百物皆有知，则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顽然皆无所知。然则竹未必不无知也。由是言之，谓竹为有知不可，谓为无知亦不可，谓其有知无知皆不可知，然后可。
万物生于天地之间，其理不可以一概。谓有心然后有知乎？则蚓无心。谓凡动物皆有知乎？则水亦动物也。人兽生而有知，死则无知矣；蓍龟生而无知，死然后有知也。是皆不可穷诘。故圣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谓大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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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九·居士集卷十九
◎诏册六首
【请皇太后权同听政诏〈嘉八年〉】
门下：朕承大行之遗命，嗣列圣之丕基。践祚之初，衔哀罔极，遂罹疾恙，未获痊和，而机政之繁，裁决或壅。皇太后母仪天下，子育朕躬，辅佐先朝，练达庶务。因请同于听览，蒙曲赐于矜从，俾缓忧勤，冀速康复。候将来听政日，皇太后权同处分，文武百官并放朝参，候朕平愈日如故。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还政议合行典礼诏〈嘉八年〉】
敕中书门下：朕顷以嗣承大统，方执初丧；过自摧伤，遂婴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时遘家艰；闵余哀荒，俯徇诚请。勉同听览，用适权宜。赖保护之勤劬，获清明而康复。恭惟坤德之至静，实厌事机之久烦。殆此弥年，荐承谆诲，顾实繁于庶政，难重浼于睿慈。然而方国多虞，则共济天下之务；惟时无事，亦宜享天下之安。先民有言：“无德不报。”虽日以三牲之养，未足尽于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风，必务先于孝治。惟是事亲之礼，盖存有国之规，当极尊崇，以称朕意。应合行仪范等事，令中书、门下、枢密院参议以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赐大宗正司诏〈治平元年〉】
敕：夫明德以亲九族，正家而刑万邦。古先哲王，罔不由此。朕嗣守丕业，率循旧章。惟皇属之敦和，命宗正而董正。而累圣承继，百年盛隆。荷宗社之庆灵，茂本支而蕃衍。念其性本于仁厚，宜广学以勤修；顾其日益于众多，必增员而统理。故外已诏于儒学，各选于经师；而内仍择于亲贤，共司于属籍。庶乎协赞其职，并修厥官。纠乃非违，先以正而为率；勉夫怠惰，惟其善而是从。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赐夏国诏书〈治平元年〉】
朕嗣守丕图，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协万邦。思与藩屏之臣，永遵带砺之约。矧勤王而述职，固奕世以推诚。而近年以来，将命之使，或不体朝廷之意，或罔循规矩之常，多于临时，率尔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体以难从。且下修奉上之仪，本期效顺；而君有锡臣之宠，所以隆恩。岂宜一介于其间，辄以多端而生事？在国家之抚御，固廓尔以无疑；想忠孝之倾输，亦岂欲其如此？故特申于旨谕，谅深认于眷怀。今后所遣使人，更宜精择，不令妄举，以紊彝章。所有押赐、押伴使臣等，亦已严行戒励，苟有违越，必置典刑。载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贵弗违。毋开间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尊皇太后册文〈治平二年〉】
维治平二年岁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曙谨稽首再拜言曰：臣闻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见也，盖有要道焉。推所以行于己者为天下率，尽所以奉其亲者为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风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圣，而小子获承之，以继我仁考之遗休余烈。方与群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几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极欲报之心。此固栗栗祗惧，不敢遑宁者已。顾惟眇末之质，提携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圣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忧劳艰难，一日万务，协和绥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圣母，永惟至恩大德，无物可称。是以稽参典礼，率吁领群心，合志一辞，恳恳，不胜大愿。谨遣摄太尉具官臣韩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册金宝，上尊号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圣善明哲，柔闲静专。粤自正位中宫，内助先帝，阴礼修而教行，俭德著而下化。遂及万国，先于正家。逮夫玉几受遗，遭时多难，勉徇勤请，权同听决。而明识远虑，动怀谦畏。深鉴汉家母后之失，讫不践于外朝。及归政冲人，合于《易》之进退不失其正之圣。是惟全节钜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后世。宜乎盛烈播于声诗，尊名光于典册。惟末小子，获奉温冫青。呜呼！殚九州之富以为养，未足尽于孝心；享万寿之福而无疆，期永承于慈训。臣曙诚欢诚忭。稽首再拜。谨言。
【英宗遗制〈治平四年〉】
诏内外文武百寮等：朕蒙先帝之遗休，荷高穹之眷命，获主大器，于兹五年。乐与群公，讲求至治。先身以俭，冀臻四海之富康；励志之勤，未尝一日而暇逸。而忧劳积虑，疾恙逾时，有加无瘳，遂至大渐。皇太子顼，睿哲之性，天资夙成，储两之明，人望攸属，可于柩前即皇帝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诸军赏给，并取嗣君处分。丧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在外群臣止于本处举哀，不得擅离治所，成服三日而除。应缘边州镇皆以金革从事，不用举哀。於戏！死生之理，圣智所同。惟赖宗社之灵，臣邻协德，辅我元子，永康王家。咨尔多方，当体予意，主者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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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居士集卷二十
◎碑铭三首
【金部郎中赠兵部侍郎阎公神道碑铭〈宝元元年〉】
惟阎氏世家于郓。其先曰太原王宝，以武显于梁、晋之间，实佐庄宗，战河上，取常山，功书史官，爵有王土。郓之诸阎，皆王后也。周广顺二年，以郓州之钜野、郓城为济州，阎氏今为济州钜野人也。
公生汉、晋之间，遭世多虞，虽出将家而不喜战斗；独好学，通三《礼》，颇习子、史，为文辞。是时，钜野大贼有众千余人，以公乡里儒者，掠致贼中，问以谋略，公毅然未尝有所言。而为人状貌奇伟，举止严重，有威仪，贼皆惮之，莫敢害。贼平，公还乡里，以三《礼》教授弟子。
大宋受命，天下将平，公乃出。以三《礼》举中建隆某年某科，历汉州之金堂、虢州之湖城二县尉，迁濮州濮阳令，皆有吏绩。
太宗皇帝遣使者行视天下，使者还，言公可用。召见奏事，语言鬯然，殿中皆耸动。太宗奇之，拜太子洗马、知岳州。吴越忠懿王再朝京师，籍其所有浙东、西之地，纳之有司。天子以为新附之邦，乃以禁兵千人属公安抚其人，遂知苏州。五代之际，江海之间分为五，大者窃名号，其次擅征伐，故皆峻刑法，急聚敛，以制命于其民。越虽名为臣属之邦，然阂于江淮，与中国隔不相及者久矣。公以齐鲁之人，悉能知越风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渐，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宽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泽濡，民以苏息。政成召还，以国子博士知济州，又知晋州。入拜尚书水部员外郎、广平郡王府翊善，赐绯衣银鱼。居六年，广平封陈王出阁，公以司门员外郎求知黄州。陈王徙封许，乃诏公还，迁库部员外郎，赐金紫，侍讲许王府。王薨，公出知棣州。居岁余，以淮阳近钜野，乃求知淮阳军。
公虽居许王府，而真宗素知其贤，数诏访以经术，谓之阎君子。真宗即位，问公何在？左右具言所以然，即时召之。已在道，拜金部郎中、知青州。其后，郓州守臣某临遣，对殿上，真宗问郓去青远近，守臣对若干，真宗曰：“为吾告之，将召也。”已而见召，行至钜野，遇疾。使者临问慰赐，满百日，赐告下济州，伺疾少间，趋就道。已而疾病，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济州，享年七十有七。赠兵部侍郎，葬于钜野大徐村。
公讳象，字某。曾祖讳某，某官。祖讳某，某官。考讳某，某官。公娶孙氏，封富春县君，用子贵，追封泗水县太君。子男三人：长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次曰某，某官。女三人，皆适士族。孙五人，一早亡，次皆已仕。曾孙十人，仕者五人。
呜呼！士患不逢时。时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及用者，命也。惟公履道纯正，生于多艰，而卒遇太平，以奋其身，又遭人主之知，尝用矣，而不暇于大用以殁。殁而无章焉，则其遂不见于后世乎！景五年冬，其子光禄君自光化罢还乡闾，乃谋刻其先德于墓之碑，而以其辞属修。词曰：
阎世将家，大纛高牙。有封太原，王功桓桓。公不勇力，而勇于学。奋身逢时，卒有成业。不大其荣，继世而卿。挺其后世，多有孙曾。有墓于里，有碑其隧。乡人无伤，乡之君子。
【太子太师致仕赠司空兼侍中文惠陈公神道碑铭〈庆历四年〉】
颍川公既葬于新郑，其子尚书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状、祁伯之铭以来告曰：“唯陈氏世有显人。我先正文惠公，历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处始终之大节，可考不诬如此。故敢请以墓隧之碑。”予为考其世次，得其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于终而大施于其后者。曰：
信哉！陈氏载德，晦显以时。其畜厚来远，故能发大而流长。自公五世以上，为博州人。皇高祖翔，当五代时，为王建掌书记，建欲帝蜀，以逆顺祸福譬之，不听，弃官，家于阆州之西水，遂为西水人。皇曾祖齐国公讳翊，皇祖楚国公讳昭汶，皇考秦国公讳省华，皆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自翔已下，三世不显于蜀。至秦公，始事圣朝，为左谏议大夫。其配曰燕国太夫人冯氏。
公其次子也，讳尧佐，字希元。举进士及第，累迁太常丞、知开封府录事参军。用理狱有能绩，迁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贬通判潮州。自潮还，献诗数百篇，而大臣亦荐其文学，得直史馆，知寿、庐二州，提点府界诸县公事。丁秦公忧，服除，判三司都勾院两浙转运使，徙京西、河东、河北三路，纠察在京刑狱。天禧三年，编次御试进士，坐误差其第，贬监鄂州茶场。未至，丁燕国太夫人忧。明年，河决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兴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转运使以办其事。入为三司户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诰，兼史馆修撰。同知天圣二年贡举，知通进银台司，迁龙图阁直学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审官院、开封府，拜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七年，拜枢密副使。其年八月，参知政事。居三岁间，凡三请罢。明道二年，罢知永兴军，行过郑州，为狂人所诬。御史中丞范讽辨公无罪，徙知庐州，又徙同州，复徙永兴，又徙郑州。累官至户部侍郎。景四年四月，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公为人刚毅笃实，好古博学。居官无大小，所至必闻。潮州恶溪，鳄鱼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鸣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鳄患并息。潮人叹曰：“昔韩公谕鳄而听，今公戮鳄而惧，所为虽异，其能使异物丑类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间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庙、韩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于学。
知寿州，遭岁大饥，公自出米为糜以食饿者。吏民以公故，皆争出米，其活数万人。公曰：“吾岂以是为私惠邪？盖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从之乐也。”
钱塘江堤以竹笼石，而潮啮之，不数岁辄环而复理。公叹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议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为非便。是时，丁晋公参知政事，主言者以黜公，公争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笼石为堤，数岁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议，堤乃成。
河东地寒而民贫，奏除石炭税，减官冶铁课岁数十万以便民，曰：“转运，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余则上足，吾岂为俗吏哉！”太行山当河东、河北两路之界，公以谓晋自前世为险国，常先叛而后服者，恃此也。其在河东，凿泽州路，后徙河北，凿怀州路，而太行之险通。行者德公以为利，公曰：“吾岂为今日利哉！”
河决坏滑州，水力悍甚，每埽下，湍激并人以没，不见踪迹者不可胜数。公躬自暴露，昼夜督促创为木龙，以巨木骈齿浮水上下。杀其暴，堤乃成，又为长堤以护其外。滑人得复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后人忘我陈公。”因号其堤为陈公堤。
开封府治京师，公以为治烦之术，任威以击强，尽察以防奸，譬于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为政，一以诚信。每岁正月，夜放灯，则悉籍恶少年禁锢之。公召少年，谕曰：“尹以恶人待汝，汝安得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为恶邪？”因尽纵之，凡五夜，无一人犯法者。
太常博士陈诂知祥符县，县吏恶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诂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苛动京师。自录事已下，空一县皆逃去，京师果喧言诂政苛暴。是时章献明肃太后犹听政，怒诂，欲加以罪。公为枢密副使，力争之，以谓罪诂则奸人得计而沮能吏，诂由是获免。
公十典大州，六为转运使，常以方严肃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过失，则多保佑之，故未尝按黜一下吏。
公贬潮州，其所言事，盖人臣所难言者。其平生奏疏尤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庐编》、《潮阳编》、《愚丘集》，多慕韩愈为文。与修《真宗实录》，又修《国史》。故事，知制诰者常先试其文辞，天子以公文学天下所知，不复命试，自国朝以来，不试而知制诰者，惟杨亿及公二人而已。
公居官，不妄进取。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迁，为起居郎者七年不迁。自议钱塘堤为丁晋公所绌，后晋公益用事，专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进取，公曰：“惟久然后见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晋公事败投海外，公乃见召用。
公初作相，以唐刘勖所对策进曰：“天下治乱，自朝廷始，朝廷赏罚，自近始。凡勖之所究言者，皆当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宜行，且臣等之职也。”天子嘉纳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雷地震，星象数变。公言王随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汉故事，以灾异自责，求罢，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郑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师致仕，诏大朝会立宰相班，遂居于郑。其起居饮食，康宁如少者。后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
公居家，以俭约为法，虽已贵，常使其子弟亲执贱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为善箴，以戒子孙。临卒，口占数十言，自志其墓。
公前娶曰杞国夫人宋氏，后娶曰沂国夫人王氏。子男十人：长曰述古，次曰比部员外郎求古，主客员外郎学古，虞部员外郎道古，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书省正字履古，光禄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袭古，太常寺太祝象古。
秦公三子。长曰尧叟，为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季曰尧咨，为武信军节度使。皆举进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贵，秦公尚无恙，每宾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戚宿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学子辈耳。”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为法，而以陈氏世家为荣。
公之孙四十人。曾孙二人。合伯、季之后，若子、若孙、若曾孙六十有八人。女若孙、曾五十有四人。而仕于朝者，多以材称于时。呜呼！可谓盛矣。铭曰：
陈氏高节，在污全洁。德潜光，有俟而发。其发惟时，自公启之。英英伯季，跃武偕来。相车崇崇，武节之雄。高幢巨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齐。尚书、中书，仪同太师。祖考在前，孙曾盈后。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终。惟能其约，以有其丰。休庸显闻，播美家邦。有远其贻，有大其继。刻诗垂声，以质来裔。
【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庆历六年〉】
公讳致尧，字某，抚州南丰人也。少知名江南。当李氏时，不就乡里之举。李氏亡，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及第，为符离主簿，累迁光禄寺丞、监越州酒税。数上书言事，献文章。大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馆，使行视汴河漕运，称旨，迁秘书丞，为两浙转运使。
谏议大夫魏庠知苏州，恃旧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状以闻，太宗惊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为公罢庠。洛苑使杨允恭以言事见幸，无不听，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诉，太宗遣使问公，公具言其不可。公既绳其大而人所难者，至其小易，则务为宽简。岁终，其课为最，徙知寿州。寿近京师，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公居岁余，诸豪敛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见其以何术而然也。公于寿尤有惠爱，既去，寿人遮留数日，以一骑从二卒逃去，过他州，寿人犹有追之者。再迁主客员外、判三司盐钱勾院。
是时，李继捧以银、夏五州归朝廷，其弟继迁亡入碛中为寇。太宗遽遣继捧往招之，至则诱其兄以阴合，卒复图而囚之。自陕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来以恩德，许还其地，使听约束。公独以谓继迁反覆，不可予。继迁已得五州，后二年，果叛，围灵武。议者又欲予之，公益争以为不可。言虽不从，真宗知其材，将召以知制诰，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为京西转运使。
王均伏诛，奉使安抚西川，误留诏书于家。其副潘惟岳教公上言“渡吉柏江舟破亡之”，以自解。公曰：“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为也。”乃上书自劾。释不问。其后惟岳入见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自劾者，真宗嗟叹久之。
继迁兵既久不解，丞相张齐贤经略环、庆以西，署公判官以从。公曰：“西兵十万，皆属王超。超材既不可专任，而兵多势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节度诸将，事必不集。”真宗难其言，为诏陕西听经略使得自发兵而已。公度言终不合，乃辞行。会召赐金紫，公谢曰：“臣尝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赐。”由是贬黄州团练副使。公已贬，而王超兵败，继迁破清远军，朝廷卒亦弃灵州。
公贬逾年，复为户部员外郎，知泰州。丁母忧，服除，拜吏部员外郎，知泉州，徙知苏州，又徙知扬州。上疏论事，语斥大臣尤切，当时皆不悦，又徙知鄂州。坐知扬州误入添支俸多一月，虽尝自言，犹贬监江宁府酒税。用封禅恩，累迁户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六。遗戒无以佛污我，家人如其言。
公之曾祖讳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县君。祖讳某，某官。祖妣某氏，某县君。考讳某，某官。妣某氏，某县君。子男七人，曰某。女若干人。用其子易占恩，再迁右谏议大夫。初葬南丰之东园，水坏其墓，某年月日，改葬龙池乡之源头。庆历六年夏，其孙巩称其父命以来请曰：“愿有述。”遂为之述，曰：
维曾氏始出于曾阝，曾阝为姒姓之国，微不知其始封。春秋之际，莒灭曾阝，而子孙散亡，其在鲁者，自别为曾氏。盖自曾阝远出于禹，历商、周千有余岁，常微不显，及为曾氏，而╀、参、元、西始有闻于后世，而其后又晦，复千有余岁而至于公。夫晦显常相反覆，而世德之积者久，则其发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公之有，不得尽施，而有以遗其后世乎？是固不宜无铭者已。公当太宗、真宗时，言事屡见听用，自言西事不合而去，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如在朝廷而任言责者，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予于其论议，既不能尽载，而亦有所不得载也，取其初不见用、久而益可思者，特详焉，所以见公之志也。铭曰：
公于事明，由学而知。先知逆决，有若蓍龟。告而不欺，不顾从违。初虽不信，后必如之。公所论议，敢人之难。古称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犹可闻。铭而不朽，公也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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