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奇赏斋古文汇编卷之一百二十五续18
〔三〕 「远大」，指上述隐语「兴治济身」、「弼违晓惑」的作用。
夫观古之为隐〔一〕，理周要务〔二〕，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抃笑哉〔三〕！
〔一〕 《校注》「『夫观』二字当乙。《诠赋》篇『观夫荀结隐语』，《史传》篇『观夫左氏缀事』，《比兴》篇『观夫兴之托谕』《
事类》……《才略》……并作『观夫』，可证。」
〔二〕 意谓寓理周至，切合时务。
〔三〕 意谓岂但引人拍股为乐，击掌助笑而已哉！
《校注》：「《史记李斯传》：『夫击瓮叩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文选谏逐客书》无目字，是）者，真秦之声也。』此『搏髀』二字所本。（搏，犹拊也。……《乐府》篇亦有「拊髀雀跃」语。）」
《颜氏家训书证》篇：「《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刀为邵，《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如此之类，盖术数谬语，假借依附，杂以戏笑耳。」
然文辞之有谐讔〔一〕，譬九流之有小说〔二〕。盖稗官所采〔三〕，以广视听〔四〕，若效而不已，则髡袒而入室〔五〕，旃孟之石交乎〔六〕！
〔一〕 《校证》：「汪本、畲本、张之象本、两京本、王惟俭本『
讔』作『隐』。」
〔二〕 黄注：「《汉艺文志》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阴阳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小说家者流。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范注：「《汉书艺文志》列诸子十家，而云『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一家即小说家也。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补注》引沈钦韩曰：『《滑稽传》「东方朔博观外家之语」即传记小说也。《文选》注三十一引桓子《新论》曰：「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谕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
《校释》：「舍人此书所涉文体，封域至广，独不及小说。惟《诸子》篇有『《青史》曲缀以街谈』一语耳。《汉志艺文》，小说十五家，千三百九十篇，……窍论其实，固由文士之狡狯，亦乃赋家之旁枝，或广记异闻，供文家之采撷，或虚述逸事，资客座之谈谐，大抵出入子史之涂，兼揽诗赋之辔，恣意自游，最为轻利者也。有于滑稽谑戏之中，亦寓讽戒之意，尤与谐讔之文，沆瀣相通。舍人谓『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虽非专论小说，而小说之体用，固已较然无爽，不得以罅漏讥之也。」
〔三〕 黄注：「《汉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师古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
〔四〕 使扩大视听范围，多知道些事理。
〔五〕 纪评：「『袒而』，疑作『朔之』。」范注：「纪说是。淳于髡、东方朔，滑稽之雄，故云然。」但从全篇所论来看，刘勰对东方朔没有好评，与此处文意不符。且自上文观之，朔与枚皋的谐语「
无所匡正」，惟旃、孟能「抑止昏暴」。是朔、皋同类，而朔不可与髡、旃、孟并列。《孟子公孙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袒」，露臂。《考异》：「髡袒本《史记滑稽列传》中有罗襟尽解而言也。」
〔六〕 范注：「《史记苏秦列传》：『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也。』」「旃」指优旃，「孟」指优孟；「石交」是金石之交，即知心朋友。
《注订》：「按上言『入室』『石交』云者，以为谐隐一类，为文章末流，故言如九流之视小说也。其不宜升堂入室，以当金石之交，而与髡、朔、旃、孟为伍焉。盖典诰之体，固异于谐隐之流耳。」
第三段讲「隐」及其发展而为「谜」的意义，并评论历代作家作品的得失。
赞曰：古之嘲隐〔一〕，振危释惫〔二〕。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三〕。会义适时〔四〕，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五〕。
〔一〕 「嘲隐」，指谐辞和隐语。
〔二〕 《斟诠》：「救仁义之颠危，解正道之困惫也。」《校注》：「按《史记滑稽列传》序：『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三〕 范注：「《左传》成公九年引逸诗语。」
《斟诠》引《左传会笺》：「菅似茅，滑泽无毛，韧宜为索，沤及晒尤善。蒯亦菅之类。《史记孟尝君传》：『又蒯缑。』注：『蒯，茅之类，可为绳。』夫丝可为帛，麻可为布，菅蒯皆草，可为粗用者。言虽有精细之物，然粗物亦不可弃也。」《注订》：「谐隐体属文章末流，用虽不宏，其来已远，亦如菅蒯之不可弃耳。」
〔四〕 会合义理，适应时机。
〔五〕 「德音」，注见第二段「有亏德音」。
文心雕龙义证
卷 四
史传 第十六
纪评：「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学者欲析源流，有刘子玄之书在。」
范注：「案《史通》专论史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评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编年体，纪传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烦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校释》：「纪氏讥其『史事非当行』，『诸子为谰言』，非知言也。今按此篇以『依经』『附圣』为纲领，深得史迁著述之遗意，前已论之矣。而『二难』、『两失』『四要』，尤得史法之精微。后世子玄作《史通》，盖即此意扩言之者，安可宗子玄而祧彦和哉？」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一〕。《曲礼》曰：「史载笔。」〔二〕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三〕。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四〕。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五〕。
〔一〕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以下简称「疏证」）：「《说文》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荀子解蔽》篇：『好书者众矣，然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史通史官建置》篇：『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案：仓颉为黄帝之史，且为创造吾国文字之祖，传说已久，是否可信，姑不必论。然黄帝果为古帝，应有司记载、主文书之史官在其左右。……刘勰梁人，搉论史传，上及轩辕并不为过。刘勰固云：『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载籍有征，何为置而不言。如《说文》叙、《荀子解蔽》，皆为可征之文献，不能去而不取。故刘勰考论吾国史官，仍以仓颉为始。」（《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一辑）
〔二〕 《校证》：「『史载笔』下，梅本有『左右』二字。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凌本、清谨轩钞本、日本刊本、王谟本俱无。案梅本『左右』二字，此涉下文『执笔左右』而误衍；何允中本无之，是也，今据删。」范注：「《礼记曲礼上》：『史载笔，士载言。』」
《疏证》：「《曲礼》：『史载笔。』谓史官从君于会同，则载笔以从也。孔疏：『不言简牍而云笔者，笔是书之主，则余载可知。』」
〔三〕 《校证》：「『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二句八字原脱，梅按胡孝辕本补。按《御览》六○三正有此八字。」
《疏证》：「若刘勰『史者使也』之义则出于《白虎通》。其说云：『所以谓之史，何？明王者使为之也。』陈立《疏证》云：『《汉书杜延年传》注，史、使一也，或作使字。』然愚不敢谓然。盖以史、使同音而曲为之解，仍以记事者为史之义为正。又案：《说文》以『记事者』三字释史，则古所谓史，即为史官之简称，乃专指记事之人而言。至汉魏以后，乃泛称记事之书为史，非本义也。」
〔四〕 黄注：「《（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校证》：「『左史记言，右史书事』，原作『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今据《御览》改。《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礼记玉藻疏》引《六艺论》：『右史记事，左史记言。』荀悦《申鉴时事》篇：『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此彦和所本。浅人习见《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之文，径改此书。而不知《玉藻》『左』『右』字，今亦互讹，黄以周《礼书通故》三四官四，辨之究矣。」
〔五〕 《疏证》：「至《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则诸家说皆无异。然《尚书》未尝不记事，《春秋》有《左氏传》，《传》亦未尝不记言。《文史通义书教》篇申此义云：『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目，则左史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矣。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与言为二也。』」
唐虞流于典谟，夏商被于诰誓〔一〕。洎周命维新〔二〕，姬公定法〔三〕，紬三正以班历〔四〕，贯四时以联事〔五〕，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六〕，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七〕。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八〕，宪章散紊，彝伦攸斁〔九〕。
〔一〕 《校证》：「『夏商』原作『商夏』，今乙正。」
《疏证》：「案《尚书序》、《虞书尧典、舜典、大禹谟》三篇，皆记尧舜二帝事，藉以流传于后。故曰：『唐虞流于典谟。』然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以《舜典》合于《尧典》，无《大禹谟》。伪孔传本有《大禹谟》，则赝作也。又今文《尚书》，《商书》有《汤誓》一篇，《周书》有《牧誓》、《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费誓》、《秦誓》篇，而《书序》《商书》又有《汤诰》、《仲虺之诰》，皆已久佚。伪孔本有之，亦赝作也。诰以告谕众民，如今公文之布告。誓以誓师，如今世之誓师文。《尧典》曰：『光被四表。』被谓被及。言如日光之充被四表也。夏商之事，借所撰诰誓而传之久矣。故曰：『商夏被于诰誓。』又《谷梁传》隐八年云：『诰誓不及五帝。』注谓：『五帝之世，治化淳备，不须诰誓。』此为刘勰所本。」
〔二〕 《校证》：「『洎』原作『自』，元本，……冯本、汪本、张之象本、两京本、王惟俭本、谭校本作『洎』，今据改。『自』与下文『自平王微弱』字复。」
《校注》：「『维』元本，弘治本、汪本、畲本、张本、两京本、合刻本，……作『惟』。……《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则作『维』是也。《封禅》篇『固维新之作也』，亦作『维』。」
《斟诠》：「（《文王》）传云：『乃新在文王也。』陈奂传疏：『周自太王徙岐，故称旧邦，维犹乃也，言周自文王而始新之。』周命维新，即周之国运乃新。」
〔三〕 《疏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又曰：『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又曰：『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愚谓……姬周隆盛之世，秉政大臣如周公者，前后何限？一切秉属之周公，不亦拘而鲜通乎？特刘勰所说仍用杜义，以为有周开基，周公已创史例，以垂将来。故曰『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也。」
〔四〕 梅注：「夏以斗建寅之月为正，平旦为朔，法物见，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为正，夜半为朔，法物萌，色尚赤。紬者，系王于正二三月之上也。书『王正月』者，周王之正月也。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按此见《左传》隐公元年《经》「元年春王正月」《正义》引何休说。
黄注：「《书甘誓》：『怠弃三正。』注：『三正，子、丑、寅之正也。』」
范注：「《史记历书》：『紬缉日分。』《索隐》：『紬缉者，以言造历算运者，犹若女工缉而织之也。』……彦和紬三正以班历之义，似用何休说也。」
《斟诠》：「谓缀集夏、商、周三代之正朔以颁布历法也。紬音抽、缀集之也。……班，《说文》：『分瑞玉也。』此『班布』之本字，今借作『颁』。」
《疏证》：「所谓『三正』者，谓夏以建寅之月为正，商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也。《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正。』马融注《尚书》，亦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汉儒如贾谊、董仲舒皆为一代帝王之兴，必改正朔，易服色。夏以寅月为正，商以丑月为正，故周以子月为正。凡姬周一代制度，说者皆以为周公所创。周改正朔，定为建子，以树三正之法，当亦为周公所创。紬三正以颁历，属周公创法之一也。」
〔五〕 梅注：「《春秋》无事，四时必书首月，如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是也。」
黄注：「杜预《春秋序》：『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笔以为所记之名。」《斟诠》：「谓贯串春夏秋冬四时之统序，以联叙世事也。」《疏证》：「所谓『贯四时以联事』者，杜序所释綦详。例如《春秋》隐公二年，经云：『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经于『公及戎盟于唐』六字之上，系以『庚辰』，是为『以事系日』。又于『庚辰』二字之上，系以『八月』，是为『以日系月』。又于『八月』二字之上系以『秋』字，是为『以月系时』。至是秋为隐公二年之秋，可以一览而知，是为『以时系年』。案此书法，为周室所颁成式之一。……故周代定例，史官书事，必年、时、月、日四者兼具。刘勰立论，盖用杜义。故以月日上贯四时之法，亦属之周公也。」
〔六〕 《校注》「按《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申鉴时事》篇：『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庙有二史……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
《疏证》：「《后汉书班彪传》载彪《略论》云：『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书，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又杜预《春秋序》：『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刘勰谓『诸侯建邦，各有国史』，盖本班论杜序之言。」
《斟诠》：「杜预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七〕 《校注》：「按《书》伪《毕命》：『彰善瘅恶，树之风声。』枚传：『明其为善，病其为恶，立其善风，扬其善声。』」
《疏证》：「《左传》成公十四年谓：『《春秋》之称有五。』其五曰：『惩恶而劝善。』……故刘勰以诸侯各有国史，为『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而作也。」
《史通曲笔》篇：「史之为用，记功司过，章善瘅恶。」又《直书》篇：「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
〔八〕 郑玄《王城谱》云：「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
《疏证》：「文、武、成、康，为周之盛世。昭、穆之世，王政已替。幽厉之世，周道遂衰。宣王中兴，劣能自振。当此之时，中朝臣僚所撰之诗，皆谓之雅，以言王政废兴，亦可谓之『政能及雅』也。洎平王东迁，王室微弱，政令仅行于境内，不复遍及于诸侯。是时輶轩使者在王境所采之诗，谓之曰《王风》，而不复名之为雅。以其仅言王境之事，已下侪于列国，不复能及天下之事，非王政废兴所由系也。故刘勰云：『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又案：『及雅』义同『复雅』。……范宁《谷梁传序》云：『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此……云『政不及雅』者，即政不复雅也。」
〔九〕 《校注》：「按《书洪范》：『彝伦攸斁。』孔传：『斁，败也。』」《疏证》：「杜预《春秋序》云：『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案此即『宪章散紊』之证也。《孟子滕文公》篇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注家谓《孟子》此语，指周室东迁而言。此即『彝伦攸斁』之证也。凡『宪章散紊，彝伦攸斁』二者之失，皆由平王东迁，王室微弱所致。故刘勰举此，以为『政不及雅』之证。又范宁《谷梁传序》有：『昔周道衰陵，干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亦为刘勰因袭所自。」
《尚书洪范》蔡传：「彝、常，伦、理也，所谓秉彝人伦也。……此彝伦之所以败也。」「攸」，语词。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一〕，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二〕，临衢而泣麟〔三〕，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四〕，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五〕；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六〕。
〔一〕 黄校：「『昔者』二字从《御览》增。」《疏证》：「本文『昔者』二字，潮阳郑氏据《御览》增入，今通行本无之。愚意应从通行本，文义乃顺。」又：「『王道衰』一语，已见《毛诗序》。篇中曰『王道缺』。缺，即衰也。又《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孔子作《春秋》，由于王者之迹熄。王迹，即王道也。刘勰谓『夫子闵王道之缺』，义出于此。」
范宁《谷梁传集解序》：「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天下荡荡，王道尽矣。」
〔二〕 《疏证》：「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至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预何？』注家谓斯文为礼乐制度之类。玩其语意，即『伤斯文之将坠』也。孔子又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此所谓『静居以叹凤』也。」
范宁《谷梁传序》：「孔子睹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
〔三〕 梅注：「《孔丛子》曰：叔孙氏之车子鉏商，樵于野而获麟焉。众亦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身而肉角，岂天之妖乎？夫子往观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云：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按此见《记问》篇，黄注同。
《疏证》：「《孔丛子》为后人伪作，刘勰之说，别有所本。《春秋左传》哀公十四年云：『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同年《公羊传》云：『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又曰：『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案《史记孔子世家》即取《左》《公》二传以成文，然无『弃之五父之衢』之语。盖伪撰《孔丛子》者别有所本。文曰：『临衢而泣麟。』盖用《孔丛子》，不知其为伪作也。」
〔四〕 范注：「《论语八佾》篇：『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子罕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疏证》：「合此两文，所谓就太师以正雅颂也。杜预谓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以正其典礼，此所谓因鲁史以修《春秋》也。刘勰此文，悉本范宁《谷梁传序》。序曰：『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着劝诫。……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疏云：『云就大师而正雅颂者，大师，乐官也。诗者，乐章也。以大师掌诗乐，故仲尼自卫反鲁，就而正之。』」斯波六郎《文心雕龙范注补正》：「魏文帝黄初二年以孔羡为宗圣侯《置吏修庙诏》：『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
〔五〕 《疏证》：「范序疏又云：『云举得失以彰黜陟者，谓若仪父能结信于鲁，书字以明其陟。杞虽二王之后，而后代微弱，书子以明其黜。云明成败以着劝戒者，成败黜陟，事亦相类。谓若葵丘书日，以表齐桓之功。戎伐凡伯，言戎以明卫侯之恶。又定、哀之时，为无贤伯，不屈夷狄，不申中国，皆是书其成败，以着劝善惩恶。』又案：范序『成败』二字，刘勰易为『存亡』者，功成则存，事败则亡，二者之义一也。」
〔六〕 《疏证》：「范序疏又云：『言仲尼之修《春秋》，文致褒贬。若蒙仲尼一字之褒，得名传竹帛，则宠逾华衮之赠。若定十四年，石尚欲著名于《春秋》是也。若被片言之贬，则辱过市朝之挞。若宣八年，仲遂为弒君不称公子是也。言华衮则上比王公，称市朝则下方士庶。』……范序『辱过市朝之挞』一语，刘勰易为『诛深斧钺』，不过变文以明片言之贬，可畏之甚，而语义又加重。」《征圣》篇：「《春秋》一字以褒贬，此简言以达旨也。」
然睿旨幽隐〔一〕，《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二〕；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三〕。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四〕。
〔一〕 《校证》：「『睿旨』下原有『存亡』二字，徐云：『《御览》作「睿旨幽秘，经文婉约」，无「存亡」二字，为是。』梅云：『二字衍。』黄丕烈云：『案冯本（指冯舒校本）「存亡」校云：「各本衍此二字，功甫本无。」此亦误衍，《御览》亦无。』案《史略》亦无此二字，今据删。」「睿旨」，深远的意旨。
〔二〕 范注：「《汉志》云：『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三〕 范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正义》云：『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则圣人之趣虽远，其赜可得而见。』）」
《疏证》：「《汉志》所谓仲尼『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退而异言』，此即『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之注脚也。」
「《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杜氏之释『微而显』曰：『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释『志而晦』曰：『约言示制，推以知例。』释『婉而成章』曰：『曲从义训，以示大顺。』案曰微、曰晦，其为幽隐可知。曰约言，曰曲从，其为婉约可知。是其所谓幽隐婉约，又为《春秋》之义例矣。」
《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正义：「原穷其事之初始，……又要会其事之终末。」杜预《左传序》：「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
〔四〕 范注：「《释名释书契》：『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广雅释言》云：『传，转也。』）《史通六家》篇：『《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着《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疏证》：「盖传对经而言。经为高文典册，其长在二尺以上。传之本字为专。《说文》：『专，六寸簿也。』其尺寸小于经，专为释经而作。左氏为《春秋经》作传，以论其本事，传盖附经以行者也。」
「羽翮」，翅膀，指辅助。
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一〕，秦并七王〔二〕，而战国有《策》〔三〕。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四〕。
〔一〕 《疏证》：「战国之世，史籍流传绝少。然刘勰犹谓『从横之世，史职犹存』，何也？考战国时代，史籍仅有《竹书纪年》，出自汲冢。今所传者，虽为后人伪造，然其文多有依据。……杜预《春秋传后序》论及《纪年》曰：『《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惟特记晋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据预所言，《纪年》真本，后半独记魏事，其为魏国史官所记，已属无疑。……《战国策》所记，为『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其为何人所著，虽不可知；然班彪《略论》已云：『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此为刘勰『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所本。盖其书为秦统一六国时所采辑，其所据者必出于各国之史籍。合以上述纪事，皆为『从横之世，史职犹存』之证。」
周注：「战国尚有史官。如《史记蔺相如传》：『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当时秦赵御史皆主记事，即为史官。」
〔二〕 周注：「秦灭六国是六王，秦王改称皇帝，去掉王号，所以称七王。」
〔三〕 黄注：「《战国策》刘向序：《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得三十三篇。」《校注》：「《汉书司马迁传赞》：『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
《补注》：「（刘）向盖改原名《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诸名，然终以刘勰『即简为名』为正。观其言『战国有《策》』，加一有字，则指史策明矣。」
〔四〕 《疏证》：「《史通六家》篇云：『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着《战国策》。……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案刘知几前说，承用刘勰之说，意谓为记战国时事之简策；后说则节录刘向之言；盖兼取二者之义，案而不断。李氏补注，是刘勰而非子政，亦未见必然。刘向序本谓：『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黄注于『国策』二字上，脱去『中书本号或曰』六字，一似《战国策》为向所命新名，实则不然。玩『或曰《国策》』四字之义，即知书本名《战国策》也。」「叙」，按时叙录。《战国策》本不按时叙录，刘向校录，也只略以时次之。
《春秋左氏传》疏：「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
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文心雕龙史传》：「按录而不序，即简为名，刘知几亦同彦和此说。余谓此较向序（指刘向《战国策书录》）之义为优。」
以上为第一段，讲史传的含义，和从初设史官到战国时期史书的编写情况。
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一〕；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二〕；子长继志，甄序帝绩〔三〕。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四〕。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五〕，纪纲之号，亦宏称也〔六〕。
〔一〕 《斟诠》：「汉高帝刘邦，……八载而成帝业，故云武功积年。」
范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楚汉春秋》九篇。自注：『陆贾所记。』《史记陆贾传》索隐：『贾撰记项氏与汉高初起及惠、文间事。』《汉志补注》引沈钦韩曰：『《隋志》九卷，《唐志》二十卷。《御览》引之。《经籍考》不载，盖亡于南宋。』王先谦曰：『《后书班彪传》云：「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疏证》：「班彪『记录时功』一语，即刘勰『汉灭嬴项，武功积年』二语所由出。陆氏之书，既为叔皮所盛称，则其内容必甚可观。」
〔二〕 黄注：「《太史公自序》：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迁。太史公发愤且卒，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执简」，指担任史官职务。
《疏证》：「太史公《自序》谓：『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故太史谈有『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一语。此亦刘勰『世惟执简』之由来也。」
〔三〕 《校注》：「『志』，黄校云：『元作至，胡改。』《御览》、《史略》引，正作『志』。《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继志』二字出此。」又：「『绩』，宋本《御览》六百四引作『续』，合字本、喜多本、鲍本并作『绩』。按绩、绩古今字。然以《封禅篇赞》『封勒字绩』例之，则此亦当作『绩』，前后始能一律。」「甄」，甄别。
〔四〕 范注：「位杂中贤，谓后世帝王不皆贤圣；文非元圣，谓迁不敢比《春秋经》。《自序》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君谓壶遂）比之于《春秋》，谬矣』是也。」
《疏证》：「盖壶遂尝以迁书比于孔子之作《春秋》，迁谦不敢当，且曰：『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寻刘勰之旨，以为孔子删《书》，首列《尧典》，即为『甄序帝绩』，而子长修史，叙帝王事为本纪，亦为『甄序帝绩』，何以不称典而称纪？即由于不敢比尧也。孔子删《书》之外，又作《春秋》，后人以《春秋》列为六经之一。《春秋》虽非如《尚书》之『甄叙帝绩』，然假鲁史以寓尊王之义，称周王曰天王，称正月曰王正月，犹以当代之帝王为诸侯之共主。且迁之撰本纪，年经月纬，兼详时日，即用《春秋》之法，何为不以《春秋》名书？即由不敢比孔也。本纪所载尧、舜、禹、汤、文、武之外，兼及世承诸王，下逮秦、楚、汉初，圣贤并载，明昏兼叙，故曰：『位杂中贤。』」
《校证》：「『玄圣』，原作『元圣』，今改。说已详《原道》篇。」
《疏证》：「《后汉书班彪传》附子固《典引》篇，有曰：『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注：『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春秋》为孔子所作，故可题以经号。《史记》之文，由迁所作，不敢比拟孔子，故曰：『文非玄圣。』按明刊本及今本皆作『元圣』者，盖由宋人讳『玄』而改。」
〔五〕 《训故》：「《史记》：吕不韦，阳翟人，始皇立，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招致士，厚遇之，使客人人着所闻，为八览、六论、十二纪。」
范注：「本纪之名，彦和谓取式《吕览》，恐非。《史记大宛传赞》两言《禹本纪》，正迁所本耳。」
《疏证》：「《吕览》虽有十二纪，以纪一岁十二月，然非史官纪事之作可比。盖与《史记》之本纪，仅有几微之相似。谓为取式，岂得谓然？惟其前有《禹本纪》，而子长仍用其名，是为得之。《史通本纪》篇云：『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刘知几一则曰『《吕氏春秋》，肇立纪号』；再则曰『纲纪庶品，网罗万物』；其为袭用刘勰之说，已极显然。……本纪为提纲挈领而作，故子玄谓其『纲纪庶物』，无所不包，而刘勰亦谓为纲纪之宏称也。」
清晏世澍《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按《吕览》凡十二纪，八览、六论，大抵据儒书者十之八九，参以道家、墨家之书理者十之一二，二十余万言，颇为有识者所推重，盖不韦宾客之所集也。观其《报任安书》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又曰：『恨私心有所未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着于后世也。』言为心声，自比如此，岂非有所欣羡于其素哉！以此知刘舍人之言为有据，其为取式无疑也。」
〔六〕 「纪纲」，法纪政纲。《史记五帝本纪》索隐：「纪者，记也。……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斟诠》：「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经传多纲纪并言，总持为纲，分系为纪，如网罟，大绳其纲也，网目其纪也。』号，名号也。《周礼春官》大祝：『辨六号。』郑注：『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
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一〕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二〕，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三〕，博雅弘辩之才〔四〕，爱奇反经之尤〔五〕，条例踳落之失〔六〕，叔皮论之详矣〔七〕。
〔一〕 范注：「《史记》本纪十二，世家三十，列传七十，书八，表十，共一百三十篇。本篇不言世家，恐有脱误。疑当据班彪《史记论》作本纪以述帝王（《史记》首列《五帝本纪》，《三皇本记》司马贞补撰），世家以总公侯（《自序》谓三十辐共一毂，此总字所取义），列传以录卿士，文始完具。《史通》云：『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义也。』（《本纪》篇）又云：『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列传篇》）又云：『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各国自用其年），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世家》篇）」
《疏证》：「班彪《略论》云：『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彪以本纪、世家、列传三者并举，当为刘勰所本。……盖本书文有脱误使然，否则『列传以总伯侯』，语不可通。又遗世家而不举，果何说耶？」
〔二〕 梅注：「八书，《史记》司马迁作：《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十表，《史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疏证》：「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之分，以《史通》所释为最明晰。……其于表，则一见于《表历》篇，云：『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欤？」』一见于《杂说》上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辑而相排。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其于志，则论于《书志》篇，曰：『夫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着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刘勰谓『八书以铺政体』，政体即典礼之异称，典礼亦称政典，从政者必守之典也。体即体要，体要即典要也。又谓『十表以谱年爵』者，凡《史记》十表皆称年表，而汉兴功臣侯以下诸表，又专为谱爵而作。其谓『殊古式』者，古史皆编年，而司马迁改为本纪、世家、列传、志、表五体，异乎周代史官所用之成法，故云然也。」「铺」，铺陈。「谱」，叙录。
〔三〕 《训故》：「《汉书司马迁（传）赞》：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啎，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四〕 《疏证》：「（班彪）《略论》所云：『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此非所谓『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乎？」周注：「博雅宏辩，论称：『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
〔五〕 黄注：「扬子《法言》：『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史记》叙传（事），但美其长，不爱（贬）其短，故曰爱奇。」按黄引《法言》见《君子》篇。「尤」，过失。
《斟诠》：「彪着《史记论》载于《后汉书班彪传》，云：『……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六〕 《疏证》：「（《略论》）又云：『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又云：『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此非所谓『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乎？
「再细核之，『质而不俚』，即『实录无隐』也。『辩而不华』即『博雅弘辩』也。『文质相称』，即『实录无隐』而又兼乎『博雅弘辩』也。『采经摭传，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多闻广载』。即『爱奇反经』也。『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即『条例踳落』也。又细审《（司马迁）传赞》所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即为本文『实录无隐』之注脚。尤为固采父作之确证，彪之所论，略具于此，故曰『叔皮论之详矣』。」「踳落」，乖舛错落。
〔七〕 郭预衡《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史传》篇沿袭了班彪对《史记》的批评，……没有正确指出《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这显然是受了以儒家为正宗的思想影响的缘故。」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一〕，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二〕。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三〕，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四〕
〔一〕 黄注：「《汉书叙传》：固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范注：「颜师古注曰：『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班固谦不言然，而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前业，谓太初以前多本《史记》，太初以后，又本其父班彪《后传》数十篇。」《校释》：「『司马迁』《御览》作『史迁』是。」《疏证》：「固之所述，太初以上，取自《史记》，悉录原文，略易字句而已。太初以下，采取父作六十五篇，当亦尟有改易。试以《司马迁传赞》例之，刘勰已指为叔皮之论。此外所采，亦未必尽着明。且如向、歆父子及冯商、扬雄之徒所续，亦必间有采获。然刘勰所谓『因循前业』者，仍指采取父作一端言。又其钞取《史记》，适当全书之半，故曰『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斯波六郎：「《易系辞下》：『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二〕 梅注：「十志：《汉书》，班固作《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周注：「赞序：《汉书》的《本纪》《志》《列传》末有赞，《八表》的开头有序，又全书末有《叙传》。」
《疏证》：「《汉书》十志，视《史记》为博赡整齐。《地理》、《食货》、《刑法》、《艺文》四志、尤为创作。……范晔……尝曰：『班氏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其见重于前代者如此。《史通论赞》篇之称班固曰：『孟坚辞唯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其说与蔚宗异。盖蔚宗盛称自撰之赞为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故于班赞有贬词焉。……今考刘勰于班氏十志，则称为『该富』，赞序则称为『弘丽』，又以『彬彬儒雅，信有遗味』兼称十志及赞序，其推许之深，倾服之至，又加于蔚宗一等，信乎其为杰作也。」
〔三〕 《后汉书班固传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矩」，画方形的器具，引申为模仿、学习。
〔四〕 黄注：「遗亲攘美──《史记》必称父谈太史公。《汉书》多踵彪所作《后传》而曾不及之。」
又：「《后汉书》：仲长统，字公理，着论曰《昌言》。」《四库提要》评黄注本云：「『公理』为仲长统字，此必所著《昌言》中有辨班固征贿之事，今原书已佚，遂无可考。观刘知几《史通》，亦载班固受金事，与此书同，盖《昌言》唐时尚存，故知几见之也。乃不引《史通》互证，而引陈寿索米事为注，与《前汉书》何预乎？」
范注：「至于以下四事，当在仲长统《昌言》中，惜其书佚亡，不能知所以辨之之辞。案《汉书叙传》，固自谓『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谓帝纪也）、表、志、传凡百篇』，又言『凡《汉书》，叙帝皇，……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自负甚至，因而有人嫉忌，造作谤语。『宗经矩圣之典，端绪（犹言条理）丰赡之功』二句，当即统证明《叙传》说非夸诞之语。《汉书》赞中数称司徒掾班彪云云，安得诬为遗亲攘美？」
《疏证》：「《后汉书仲长统传》：『着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盖原书久佚，而公理所辨究者，应在所亡诸篇之中也。然其所论，亦非不可参见。其一为遗亲攘美。考班固所撰《汉书叙传》，叙父彪事，无一语及作《史记后传》。乃曰：『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详此，则太初以前，出于司马迁，而太初以后，则固缀辑所闻，而自为之纂述也。微《后汉书班彪传》所载，则后人何从而知彪曾作《史记后传》？微《史通正史》篇所载，又何从而知所撰至于六十五篇之多乎？所谓遗亲攘美，盖即指此。……
「其二为『征贿鬻笔』，案《史通曲笔》篇云：『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审此，可为班固『征贿鬻笔』之证。……
「至公理所论『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虽难考见，亦可推寻。《汉书叙传》之末节有：『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之语，非所谓『宗经矩圣』乎？又有『准天地，统阴阳』，『穷人理，该万方』，『函雅故，通古今』之语，非所谓『端绪丰赡』乎？又华峤之评《汉书》曰：『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案：非『宗经矩圣』，何以能不激诡，不抑抗』？非『端绪丰赡』，何以能『赡而不秽，详而有体』？盖公理所论，先阐其长，后张其短，二者兼举，两不相妨。『宗经矩圣，端绪丰赡』，举其长也。『遗亲攘美，征贿鬻笔』，举其短也。阎若璩云：『公理辨之究矣。辨之究，犹上文论之详，非辨其诬也。』所论甚允。……」
顾广圻批注：「《困学纪闻》十四：『刘允济曰：班生受金。受金事未详。』阎若璩曰：『《北史柳虬传》：班固致受金之名。』」
《校注》：「按《傅子》：『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意林》五引，今本错入杨泉《物理论》中，此从严可均《全晋文》卷四七《傅子》解题下说。）《颜氏家训文章》篇：『班固盗窃父史。』并足证成仲长公理之说。」黄侃曰：「后北周柳虬亦袭其论，此子舆氏所谓好事者为之，不足信也。」「究」，穷尽。
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一〕。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二〕，述者宗焉〔三〕。
〔一〕 《疏证》：「《左传》为释经而作，亦为《春秋》之羽翼，故『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无论先经后经，为依经错经，其为附经缀事，论者皆无异议。以其附经缀事，语有断限，故曰『于文为约』。然《左传》纪事，以年为次、日月先后，秩然可寻。若事属于一人，则分见于各年之下，散述于诸事之中，漫无统纪，寻绎为难。且如晋国诸臣，如司空季子，一名胥臣，一名臼季；……如赵衰，一名子余，一名赵成子，一名成季，一名孟子余，一名原大夫；如怀嬴，一名嬴女，一名辰嬴；若斯之类，殊难殚举。非览杜注，几无以知之。其于氏族，诚哉其难明也。」
周注：「《左氏春秋》与孔子《春秋》本分行，至晋杜预以两者合并，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氏才附经间出。间出，迭出。」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左传》叙事人名错杂」条：「《左传》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盖当时文法如此。然错见迭出，几使人茫然不能识别：如子越椒之乱（见《左传》宣公四年），一斗般也，忽曰斗般，忽曰子扬；一蒍贾也，忽曰蒍贾，忽曰伯嬴。……此究是古人拙处，史迁以后则无此矣。刘勰亦谓『左氏缀事，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也。」
〔二〕 《疏证》：「《史记》一书，……惟列传以纪人为主，凡属某一人之事，悉具于本传。其事兼二人以上者，则互有详略，以免重出。譬诸草木，区以别之，故曰：『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校释》：「『区』下有脱字，天启本补『别』字，疑当是『分』字。」
《校注》：「按今本语意欠明，确有脱文。以《论说》篇『八名区分』、《序志》篇『则囿别区分』例之，『区』下当补一『分』字。」
〔三〕 周注：「述者宗焉：司马迁《史记》为人物作列传，为后来纪传体的历史家所取注。」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七：「《史传》篇曰：『观夫左氏缀事……述者宗焉。』此专言史传之传。实则，『传』之为言『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章实斋《文史通义》曰：『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
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一〕，史、班立纪，违经失实〔二〕。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三〕。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四〕；妇无与国，齐桓着盟〔五〕；宣后乱秦〔六〕，吕氏危汉〔七〕，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八〕。
〔一〕 「委机」，抛弃万机；即抛弃国家大事。《训故》：「《史记吕后本纪》：惠帝以戚夫人事，因病岁余，不能起，崩。太子立为皇帝，号令一出太后。帝壮，出怨言，太后幽杀之，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文帝立，大臣以非孝惠子，诛之。」
黄注：「《汉外戚传》：惠帝以戚夫人事，因病岁余，不能起，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七年而崩。乃立孝惠后宫子为帝，太后临朝称制。」
《疏证》：「此段谓《汉书》不应为高后立纪也。范文澜云：『委机，谓孝惠因吕氏戮戚夫人，以忧疾不听政而崩。』其说甚是。至云吕后摄政，非谓因孝惠委机而摄政，乃谓孝惠既崩，吕氏立后宫子为帝，而自临朝称制也。」
〔二〕 《校证》：「此二句原作『班史立纪，违经实』，梅据朱于『经』下补『失』字，徐校同。张之象本第二句作『并违经失』，王惟俭本作『史、班立纪，并违经实』，义较长，今从之。」按仍以作「违经失实」为长。
范注：「按少帝及恒山王弘实孝惠后宫子，八年之间，帝位两易，班氏为整齐计，故立《高后纪》，以省烦扰（如立《少帝纪》，则文帝有篡窃之嫌）。彦和怵于后世母后临朝外戚阉宦肆虐，故云违经失实。」
《疏证》：「《史记》于《高祖本纪》之下，继以《吕后本纪》，附孝惠七年之事于《后纪》而不举其名。至《汉书》乃为孝惠立纪，继以高后，下接孝文。」
〔三〕 范注：「《说文》女部：『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郑玄依《春秋纬》注《礼记明堂位》云：『女娲，三皇承伏羲者。』郑不言其为女身，彦和当即用郑义也。」《疏证》：「女娲氏，乃以女娲为氏，非女身也。……依许说，则女娲氏为古女帝。然不为刘勰所取，故曰：『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
〔四〕 《训故》：「《书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范注：「《通典》六十七载晋庾翼《答何充书》曰：『中古以上，未有母后临朝，女主当阳者也，乃起汉耳。』」
〔五〕 黄注：「《谷梁传》：葵丘之盟曰：毋使妇人与国事。」按此见僖公九年。
〔六〕 《训故》：「宣后，《史记》：秦昭襄王母，楚人，姓氏，号宣太后。又《匈奴传》云：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
《疏证》：「宣后为秦昭王母，事见《史记匈奴列传》。传云：『……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审此，则宣太后转因与戎王乱，得以开边强国，非宣后能乱秦也。且所谓戎王与宣太后乱，乃淫乱之乱。刘勰取与『吕后危汉』对举，非其义矣。」
牟世金《文心雕龙的范注补正》：「『宣后乱秦』和『吕氏危汉』的性质是相同的，都与淫乱毫不相干。《史记穰侯列传》：『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登台执政的女后。《史记范雎列传》：『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这就是『乱秦』的部分内容了。」（《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四期）
〔七〕 黄注：「《高后纪》：太后以惠帝无子，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乃立兄子吕台、产、禄，台子通四人为王，封诸吕六人为列侯。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立恒山王弘为皇帝。太后崩，禄、产谋作乱，悉捕诸吕皆斩之。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
范注：「《史记吕太后本纪》：『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
《疏证》：「黄注引《汉书高后纪》：『太后以惠帝无子，取后宫美人子名之以为太子。』语有节删，致成大谬。案原文作『太后立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无子』云云。此所云无子，谓皇后无子，非谓惠帝无子也。」
〔八〕 《疏证》：「刘勰以为女后立纪，不合古人『牝鸡无晨』，『妇无与国』之训。谓之『违经』，然不得谓之『失实』。嫌其违经，而为吕后立纪，则失实弥甚。二者盖不可得兼，且吕后临朝称制，孝惠所不能违，大臣所不能废，事实尤彰彰矣。史官秉笔为记，欲不违经，其何可得？刘勰所论，未见其然。
「刘勰一则曰『汉运所值，难为后法』；再则曰『岂惟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盖鉴于后世母后临朝，外戚擅权，为祸甚烈，欲假此以为鉴戒。吕后称制，诚难为法于后世。然所谓『政事难假，名号宜慎』者，乃君人者之事，亦岂史官之所能预哉！」斯波六郎：「《春秋左氏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一〕，缪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二〕；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三〕；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四〕？
〔一〕 《校证》：「『元平二后』，原作『元年二后』，梅从孙汝澄改为『元帝王后』，其六次本，又改作『元平二后』，张松孙本同，今从之。铃木亦云：『年疑平字之讹。』」
《疏证》：「篇中『元帝王后』一语，别本作『元平二后』，意谓『帝王』二字与『平二』近似而讹。然《张衡传》明言宜为《元后本纪》，自不含平后在内，别本似不可从。」
黄注：「《张衡传》：衡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
《疏证》：「此文乃刘勰不主为吕后立纪，并斥张衡建议之谬也。张衡于安顺二帝之世，两为太史令，尝疏请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故刘勰有『张衡司史』之言。以其欲为元后立纪，与《史》《汉》之为吕后立纪同旨，故曰『惑同迁、固』。」
〔二〕 梅注：「《史记》：宣平侯张敖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吕太后幽杀之。复立孝惠后宫子恒山王义，更名曰弘。」按此见《吕后本纪》。「要」，总。
范注：「子弘实孝惠子，群臣立文帝，故强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彦和所云『子弘虽伪』，谓伪称张后子，非谓其非孝惠子也。」
〔三〕 梅注：「《汉书》：孺子婴，宣帝玄孙，平帝崩，无嗣，王莽迎而立之。」
黄注：「《（汉书）王莽传》：平帝崩，时元帝世绝，而宣帝曾孙有见王五人：莽恶其长大，曰：兄弟不得相为后，乃选玄孙中最幼广戚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立之。」
《疏证》：「案《汉书王莽传》：居摄元年三月，立宣帝玄孙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而莽居摄，为假皇帝。此即莽鸩平帝之翌年也。……然王莽居摄之日，孺子实未为君，用以纪年，亦乖史实。……张衡欲为元后立纪，以存汉统。不惟元后实未称制，难以上比吕后。且元后崩于王莽建国五年，去莽之亡尚赊十年，将系何氏之号，以下接更始、光武乎？衡主立纪，其论实谬，然不能以例迁固。……要之，为高后立纪则是，为元后立纪则非。至子弘、子婴，皆无立纪必要。所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者，岂得谓之达论哉？」
〔四〕 《校证》：「元本、……冯本、汪本、张之象本、两京本、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锺本、梁本、王谟本、崇文本『二后』误『三后』、冯校云：『三后当作二后。』」
《校注》：「按作『二后』是。……此乃总驳司马迁、班固、张衡之辞，『二后』即《史》《汉》所立《吕后本纪》之吕后，及张衡欲为《元后本纪》之元后。」
《史通序例》篇：「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鸡之晨。窃惟录皇后者编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
赵翼《陔余丛考》卷五「《汉书》」：「又王莽篡位，班书不列入本纪而别为莽传，附于卷末，固是。但其体例，仍以本纪叙事。后汉张衡以为莽传但应载篡事；至于编末纪月，宜为《元后本纪》（见《后汉书张衡传》）。此亦创论。然元后殁后莽尚未败，则宜何书？……愚谓是时并不必立《元后纪》而立《孺子婴本纪》为是。孺子婴被更始所杀之岁，即光武建元建武之岁，年月略无空缺。（原注：「余既创此论，自以为得作史之法；及阅《文心雕龙》，有云：『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则谓《王莽传》宜改为《孺子婴纪》。实有先获我心者。」）」
以上为第二段，论述《史记》《汉书》之得失。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一〕。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二〕。若司马彪之详实〔三〕，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四〕。
〔一〕 《训故》：「杜氏《通典》：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其中，撰述国史。」
黄注：「《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至灵帝。刘珍等撰。」
《疏证》：「《史通正史》篇记载纂修《汉记》之始末最详。谓：『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扬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观上文所述《汉记》之体，一踵《汉书》，纪、传、志、表，无一不备。刘勰举其多者言之，故称曰『后汉纪传』。《后汉书》之作者，既有十一家之多，而以《汉记》居先，且皆由帝室命撰，接续而成，为诸家之所本。故又曰『发源东观』也。」
〔二〕 《隋书经籍志》：「《后汉书》九十五卷。」原注：「本一百卷，晋秘书监袁山松撰。」又「《后汉南记》四十五卷。」原注：「本五十五卷，今残缺。晋江州从事张莹撰。」又「《后汉记》六十五卷。」原注：「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又「《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原注：「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范注：「案谢承之外，尚有晋祠部郎谢沈《后汉书》八十五卷。彦和所指，未知何人。」
《史通杂说》篇：「谢承《汉书》，偏党吴越。」《匡谬正俗》卷五谓承书失实。洪亮吉亦云：「承书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纰缪非一端。」
《疏证》：「刘勰谓『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者，指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而言也。黄奭袁书辑本，谓其文多排迭，喜志灾祲，皆非史载所尚。刘勰所谓『偏驳不伦』者，殆谓是欤？刘勰又谓『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者，指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而言也。谢承，吴人；薛莹，亦吴人，……后入晋为散骑常侍，故《隋志》称为晋人。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尝称：『谢伟平之书，东汉第一良史也。』惟仅由逸文窥见略，未必衷于情实。之骃又论薛莹之书曰：『读世祖及显宗二论，波屡云委，灏瀚苍郁，洵良史乎！』然袁宏《后汉记》称及谢承，而不及薛莹，岂以其书无可称道之故。刘勰谓其『疏谬少信』，虽无可考，必非妄语。」
〔三〕 黄注：「《（晋书）司马彪传》：彪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四〕 黄注：「《（晋书）华峤传》：『峤以《汉记》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又改志为典，以有《尧典》故也。而改名《后汉书》，奏之。诏朝臣会议。时中书监荀勖、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藏之秘府。』」
《史通正史》篇：「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
《史通序例》篇：「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范注：「案《史通正史》篇论《后汉书》，于《东观记》之下，即论司马彪、华峤二书，亦可以证彦和详实准当之评必非虚也。」
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一〕。《阳秋》《魏略》之属〔二〕，《江表》《吴录》之类〔三〕，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四〕。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五〕。
〔一〕 《校证》：「《御览》《史略》『互』作『并』。」
黄注：「潘岳诗：『三雄鼎足。』注：『三雄即三国之主。』」《疏证》：「三国史撰者甚多，《隋志》著录者约二十余种。厥后陈寿荟萃以为《三国志》。本文所举仅为四种，不过其略耳。黄注引潘岳诗，见《文选》二十四，题云《为贾谧作赠陆机》。所谓注，即李善注。」
〔二〕 《疏证》：「晋孙盛着《魏氏春秋》二十卷，见《晋书》本传及《隋志》。《史通模拟》篇有『孙盛魏、晋二《阳秋》』之语。是知《魏氏春秋》本名《魏阳秋》（应为《魏阳秋》本名《魏氏春秋》）。晋简文帝太后名阿春，故晋人讳『春』，改《春秋》为《阳秋》。本文所云《阳秋》，指《魏阳秋》而言也。……
「《隋志》著录《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鱼豢撰。《旧唐志》著录《典略》五十卷，《魏略》三十八卷，皆鱼豢撰。《新唐志》则仅著录《魏略》五十卷。姚振宗考证，谓《隋志》合《典略》、《魏略》为一书，且多序录一卷，故为八十九卷。其说是也。今有辑本《魏略》可考。」
《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阳秋》，谓习凿齿《汉晋阳秋》，非谓孔衍《汉魏春秋》及孙盛《魏氏阳秋》也。」
〔三〕 黄注：「《虞溥传》：『溥撰《江表传》。卒后，子勃上于元帝，诏藏于秘书。』《吴录》三十卷，张勃撰。」
《疏证》：「虞溥《江表传》二卷，不见《隋志》。《唐志》入杂史。黄注引《晋书》本传。而《三国魏志少帝纪》注亦云：鄱阳内史虞溥着《江表传》，粗有条贯。《吴录》三十卷，著录《隋志》。《史记伍子胥传》索隐：张勃，晋人，吴鸿胪俨之子也，作《吴录》。」
《斟诠》：「《史通外篇正史》篇：『张勃撰《吴录》，异文错出，其流最多。』即指此书。」
〔四〕 《疏证》：「《三国志》裴注曾谓：「孙盛著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又云：『孙盛言诸所改易，非别有异闻，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史通模拟》篇也谓：『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编帝名，以此拟《春秋》，所谓貌同心异也。』按此为《魏阳秋》之疏失之可考见者。《史通题目》篇曰：『鱼豢、姚察着魏、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此又《魏略》之疏失之可考见者。《江表传》及《吴录》之疏失，则不可考。刘勰『抗激难征』之论，似指《阳秋》；『疏略寡要』之论，似指《魏略》。」
牟注：「激，激切。抗，对抗，指不同于时俗的观点。《晋书孙盛传》中说：『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难征」，谓难于征信。
〔五〕 《训故》：「《晋书》：陈寿，字承祚，蜀巴西人，历官著作郎，撰魏、吴、蜀《三国志》。张华深善之，曰：当以《晋书》相付耳。无迁固之语。《华峤传》：峤书成时，中书监荀勖等咸以峤文直事核，有迁固风。」「洽」，协调。
《校注》：「《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着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
《疏证》：「案刘勰谓其『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即本之《华阳国志》。……惟荀、张二氏常称华峤之书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不应于寿同持斯论。二者或有一误，然必咎在常璩，而与刘勰无涉。」
《斟诠》：「《晋书陈寿传》：『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一〕。陆机肇始而未备〔二〕，王韶续末而不终〔三〕，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四〕；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五〕。
〔一〕 《疏证》：「明刊本『繁』字作『系』，校勘诸家多以『繁』为误字。愚谓此文有两释义；一谓晋代之书系乎著作者，晋代以著作郎、著作佐郎任修史之责。……一曰诸家所修之晋史甚繁。如唐修《晋书》以前晋史有十八家之多，……然（刘勰）所举晋代作者，仅陆、王、干、孙四家，一如所举撰后汉史诸家之例，然不害其为作者之繁。由是言之，则今本『繁』字，亦未见其必为误也。」
黄注：「《晋书》：元康二年诏，著作旧属中书令，秘书既典文籍，宜改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按此见《职官志》。
〔二〕 《训故》：「《通志》：陆机《晋三祖纪》四卷。」《史通本纪》篇云：陆机只叙其事，而不编年。所以称其未备。
〔三〕 《训故》：「《南史》：王韶之，字休泰，琅邪人。初为谢琰行军参军，私撰《晋安帝阳秋》。书成，时人谓宜居史职，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晋安帝崩。」
《补注》：「《隋书经籍志》：《晋纪》四卷，陆机撰。《晋纪》十卷，宋吴兴太守王韶之撰。《史通正史》篇：《晋史》：『洛京时，陆机始撰《三祖记》。晋江左史，自邓粲、孙盛、王韶之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记两帝，近则唯叙八朝。』案：陆机止记宣、景、文三帝，是肇始未备也。《宋书王韶之传》：『韶之私撰《晋安帝阳秋》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续后事讫义熙九年。』是续末而不终也。」下距晋亡尚有七年，故谓「不终」。
〔四〕 黄注：「《（晋书）干宝传》：宝字令升，王导荐之元帝，领国史。着《晋纪》，自宣帝讫于愍帝，凡二十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新唐书艺文志》列干宝《晋纪》于编年类，是「审正得序」谓编年审正而有顺序。
〔五〕 《训故》：「《（晋书）孙盛传》：盛字安国，累进秘书监，着《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晋简文宣郑太后，讳阿春，故讳云『阳秋』。」
《疏证》：「干、孙二氏之书，已为当代所称，本书《才略》篇亦云：『孙盛、干宝，文盛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是二氏为刘所盛称，可与本文互证。《史通》论之尤详，《二体》篇曰：『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曰：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又《载言》篇曰：『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按此所论，皆以彰干宝撰史之长也。又《采撰》篇曰：『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荛鄙说，列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又《模拟》篇亦论及《晋阳秋》。……此则又以明孙盛撰史之得失也。《文选》著录干氏《晋纪总论》，诚不愧文盛为史之誉。详观刘知几所论，则『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允矣。至孙盛《阳秋》，仅有辑本。其『以约举为能』，则无明征。」
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一〕。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二〕。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三〕。又摆落汉魏〔四〕，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五〕，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六〕。
〔一〕 黄注：「《春秋序》：『发凡以言例。』注：『知隐公七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之类。有五十条，皆以凡字发明类例。』《疏证》：「杜预所释，以《春秋》有新旧二例。传言凡者，是为旧例，其数五十，周公之所垂法也。传不言凡，而比于凡者，是为新例，孔子之所补定也。无论杜释之为是为非，而《春秋》书法本于凡例，则显然可见。至其何者为凡，何者为例，则一由传发之。故刘勰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之语。盖《春秋》经传之凡例，即为吾国所创之史例。」
周注：「杜预《春秋序》：『其发凡以言例。』疏：『言发凡五十。』序又称：『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五十凡是正例，此外还有变例。称『书』的，如《左传》襄二十七年『书先晋（诸侯集会，把晋写在前），晋有信』。称『不书』的，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隐公摄位）』。称『先书』的，桓二年『君子以（华）督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弒其君』。象这样《春秋》的凡例，《左传》加以发明。」
〔二〕 范注：「班彪论《史记》，谓其细意委曲，条理不经。范晔谓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狱中与诸甥侄书》）。彦和之说本此。然《史》《汉》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皆正史不祧之祖。后之撰史者，无能踰其规范，所谓莫有准的，特以比《春秋经传》为不足耳。」
《疏证》：「《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皆无凡例。《三国志》则并自序而无之。故曰：『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史通序例》篇云：『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详其所论，亦本于刘勰之旨以立言也。」
〔三〕 《校注》：「『璨』，黄校云：『元作●，朱改。』……按当依《御览》、《史略》、《玉海》四六引作『粲』，始与《晋书》本传合。」
《训故》：「《史通》：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遽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按此见《序例》篇。
黄注：「《邓粲传》：『荆州刺史桓冲请为别驾，粲以父骞有忠信言，而世无知者，乃着《元明纪》十篇。』」
〔四〕 《校注》：「『摆落』，黄校云：『一作撮略，从《御览》改。』按《史略》亦作『摆落』。寻绎上下文意，作『摆落』是。《陶渊明集饮酒》诗：『摆落悠悠谈。』」
《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彦和此篇，于晋人所撰史传，舍推崇陈寿《三志》外，其属于后汉者，则崇司马彪、华峤之书（司马彪撰《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为纪、志、传八十篇，见《晋书彪传》。华峤作《后汉书》，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见《晋书峤传》。今惟彪书八志存），谓胜袁（宏，着《后汉纪》）谢（吴谢承，着《后汉书》百三十卷，晋谢沈，作《后汉书》八十五卷及外传）薛（莹，撰《后汉纪》百卷）张（张莹，撰《后汉南纪》五十五卷；张璠，撰《后汉纪》三十卷）诸作（晋袁山松亦撰《后汉书》）；其属于晋代者，惟举陆（机，撰《晋纪》四卷，《史通》谓其直叙其事，竟不编年）干（宝，作《晋纪》二十卷，《晋书》谓其书简略，直而能婉）邓（粲，撰《晋纪》十一卷）孙（盛，撰《晋阳秋》三十二卷，《晋书》谓其词直理正）王（宋王韶之，撰《晋安纪》十卷）五家，……是犹论魏吴各史，深抑《阳秋》（习凿齿撰《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吴录》（张勃作《吴录》三十卷）诸书也。」
〔五〕 《疏证》：「《晋书邓粲传》：『着《元明纪》。』盖所录者，为东晋元、明二帝之事。《隋志》著录《晋纪》十一卷，注云：『讫明帝。』可资互证。粲，长沙人，故刘勰以『湘川曲学』呼之。」
《校证》：「旧本『川』皆作『州』，王惟俭本、何校本、黄本、张松孙本作『川』。」斯波六郎：「『川』疑『州』之误。邓粲，长沙人，故云湘州。」
《校注》：「《隋书地理志》下：『长沙郡，本注：「旧置湘州。」』则『州』字是。《战国策赵策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说苑说丛》篇：『穷乡多曲学。』」「曲学」指偏颇狭隘的言论，也指孤陋寡闻的人。
〔六〕 《疏证》：「粲着《晋纪》，先立条例。而孙盛《晋阳秋》效之，故曰『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考晋、宋人撰史之有例者，不止邓、孙二氏。《史通序例》篇云：『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据此，则丘明而后，重立史例者，是惟干宝。故刘知几以『史例中兴』称之。至邓、孙二氏之史例，乃为蹑踪干氏。刘勰之语有误，故刘知几特为正之。范晔《后汉书》、檀道鸾《续晋阳秋》，皆有例，章怀注数举范例。故《序例》篇又曰：『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繁而寡要。』于是邓史之例，又得一证。谓其『词繁寡要』，则又不能无病。无怪乎刘勰以『湘川曲学』称之也。
「刘勰所见诸晋史，惟邓、孙二氏有例，而邓氏在前，故以始立条例归之。《史》《汉》《三国》诸史皆无例，邓氏不此之从，故曰『摆落汉魏』；上法仲尼、丘明，重立史例，故曰『宪章殷周』。」
范注：「《才略》篇云：『孙盛准的所拟，志乎典训。』盖取法邓粲也。」
以上为第三段，评后汉、魏、晋的史书。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一〕，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二〕。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三〕，欲其详悉于体国也〔四〕。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五〕，检残竹〔六〕，欲其博练于稽古也。
〔一〕 《斟诠》：「百氏谓诸子百家也。《汉书叙传》：『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彦和以『百氏』作『百家』用者，于此处外，尚有二处见于《诸子》篇，曰：『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曰：『斯则得百氏之华彩，而辞气之大略也。』」
〔二〕 《疏证》：「此言作史旨趣之所在也。载籍即谓史策。凡古之六经，汉魏以来之诸史，皆载籍也。史策所载，上宗《六艺》，旁赅诸子，无所不包。故曰『贯乎百氏』。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亦惟史策有此功用。故曰『被之千载』。史之所记，为往代盛衰兴废之事，非假记载，莫由征其盛衰。传之后世，更可鉴其兴废。《周礼》以详官制，《仪礼》以述节文。兼《史》《汉》以下，所立书志诸篇，皆所以详一代之制。《尚书》所载，皆王者之迹。《春秋》所载，皆霸者之迹。秦汉以下诸史所载，治世之迹近王，乱世之迹近霸。然何以欲述一代之制及王霸之迹？盖使之『共日月而长存，并天地而久大』耳。刘勰盖以作史旨趣，应不外是。」
〔三〕 范注：「《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疏证》：「司马迁自云：『常厕下大夫之列。』又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如果谈、迁官太史公位丞相上，比于三公，则不能以下大夫自称，更不能以倡优为喻。即如《汉旧仪》所说，实有太史公秩二千石之官，亦不得位于丞相之上。《汉书律历志》及《儿宽传》，皆称迁为太史令，而不称公，即为汉无太史公一官之反证。司马贞《索隐》谓『迁尊其父故称公』，而斥『位丞相上』之说为谬，允矣。
「……汉承周制，以太史典藏计书，即官署簿书，可资保藏，以供修史之用者。其正本应上史官，故曰『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文计」，文书计簿。
〔四〕 《校证》：「『也』字原无，《玉海》有。案各本『国』下有『必』字，属下句读；『必』即『也』形近之误，今据《玉海》改正。『故其详悉于体国也』，与下『欲其练于稽古也』句法正同。」
《疏证》：「《周礼天官大冢宰》有『体国经野』之语。《尚书尧典》亦以『曰若稽古』为起语。注家谓『体国』为『分国』，『稽古』为『考古』，『体国经野』为君相所有事。其事之炳著者，必着记于史官。是唯史官乃能详细于体国。『曰若稽古』以造典谟，而着之竹帛，掌于史官，故史官必假于竹帛，乃能博练于稽古也。」
《校释》：「『必』乃上句末『也』字之讹。『欲其详悉于体国也』与下『欲其博练于稽古也』，句法相同。言郡国文计体国之事，太史所当详悉者也。」《周礼天官》序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营建国中的宫城门途，如身之有四体，谓之体国，后泛指治理国家。
〔五〕 《校注》：「《史记自序》：『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作『紬』字；《汉书司马迁传》亦作『紬』。颜注：『紬，谓缀集之。』」
〔六〕 《疏证》：「《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有『秦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之语。《索隐》曰：『案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墨子天志中》篇云：『书于竹帛，镂之金石。』《说文叙》云：『着于竹帛谓之书。』……古籍密藏于石室金匮，须启辟而后能阅览。故曰：『阅石室，启金匮。』书之最古者，其竹简必有残缺，其缣帛必有断裂，故曰『抽裂帛，检残竹』也。」
是立义选言〔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二〕；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三〕。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四〕。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五〕。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六〕，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七〕。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八〕，傅玄讥《后汉》之尤烦〔九〕，皆此类也。
〔一〕 范注：「『是』下当有『以』字。」
〔二〕 《疏证》：「刘勰论文，以《征圣》《宗经》居首。撰史之旨，亦不外是。本篇谓『宗经矩圣之典』，为公理所辨究之一事，当为刘勰论史所本。此所谓经，为《春秋》之经。此所谓圣，为孔子之圣。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是谓立义。太史公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经孔子之笔削，而后谓之为选言。凡立义选言，皆应以《春秋》为极则，故曰『宜依经以树则』。《春秋》以褒贬示劝戒，即因褒贬而有所与夺。然非圣人不能得褒贬与夺之公，必取法孔子而后可，故曰『必附圣以居宗』。究而言之，依经附圣，为刘勰素所持论。迨刘知几出，以《疑古》、《惑经》名篇，始于《春秋》孔子有驳难之言。」
〔三〕 黄注：「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疏证》：「『谢承曰诠，陈寿曰评』二语，出《史通论赞》篇。……刘勰谓论史能依经附圣，然后诠评得当，否则不免于苛滥。盖持论苛，则失之过；持论滥，则失之宽。苛而过，滥而宽，皆不得谓之诠评昭整。」「昭整」，昭晰、齐整。
《斟诠》：「是立义选言，……苛滥不作矣。」此数句标出作史之准的。
〔四〕 范注：「纪以编年，传以缀事。」《疏证》：「『纪传为式，编年缀事』二语，应为下二段之纲。此刘知几撰《二体》篇之所本也。……盖自后汉、魏、晋以迄刘勰，作者辈出，要不逾于纪传、编年二体。纪传一体为撰史之正轨，班陈以下莫不因之，故刘勰有『纪传为式』之言。编年一体，发生虽早，乃自有马、班二史，降居次位。如因有《两汉书》而别有《汉纪》，因有《晋书》而别有《晋纪》，因有《宋书》而别有《宋略》，皆其明证。然编年之史，重于纪事，而不必如列传之多载文翰。故刘勰又有『编年缀事』之论也。下文一言『总会』，盖论编年；一言『诠配』，盖论纪传。」
〔五〕 《疏证》：「此节论编年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编年之史，莫古于《春秋》。《春秋》循鲁史记事之法，造语至简，皆按实而书，故文非泛论。《左传》于记事外，间举凡以示例，或为『君子曰』以发其旨，是虽有泛论，曾不失按实而书之旨。刘子玄《史通烦省》篇论《左传》曰：『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非所谓『岁远则同异难密』乎？又《二体》篇曰：『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非所谓『事积则起讫易疏』者乎？刘知几在《二体》篇又谓：『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是。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按此语实兼《左传》而并言，亦即善于『总会』，而为编年史之冠冕者。厥后，荀悦效《左传》之体而撰《汉纪》，司马光更撰《通鉴》。……年代愈长，总会愈难。」
《斟诠》：「年代久远，史有缺文，事类繁多，传说纷纭；二者于史家皆不易处理，故彦和特发此难。」《注订》：「上文叙作史之指归，此言从事之不易，慎其不易，则指归易得。」
〔六〕 「功」，同「工」。
〔七〕 《疏证》：「此节论纪传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纪传一体之史，莫先于《史记》，而以善于诠配见长。《史通二体》篇论《史记》曰：『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论诠配之难，最为昭。而其论旨，则本之刘勰。盖记一事而涉数人，述一事而分见数传，欲其无所复重。免于不周，则属甚难，亦为纪传之史之所短。刘勰故特表而出之，亦举重略轻之旨也。」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七：「化编年为列传，成正史之传体，其例实创自史迁。而刘彦和虑其『事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之数语者，可谓深明史体。邵泰衢《史记疑问》谓《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留侯世家》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叶荣甫曰：『《史》《汉》并称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尔（见《郑语》及《后汉地志》），《史记》于《陈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后分为秦。」又云：「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分。」是以翳、益为二人也。阚止、子我一人尔（见《传》哀六年杜预注及《史记齐世家》贾逵注），《史记》于《田氏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阚止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阚止。」是又以一人为二人。』诸如此类，仁和梁玉绳《史记质疑》中言之指不胜屈，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至于同归一事，则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愚按此着史公似有专长，能于复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但以樊、郦、滕、灌四传论之，四人悉从高帝，未赏特将，为功多同，史公颇患其溷，故于四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以下举例从略）。四人皆从高帝，虽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谓因事设权者也。」
〔八〕 范注：「《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章怀注曰：『《衡集》其略曰：「《易》：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
《疏证》：「衡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即衡所摘《汉书》之舛滥也。」
〔九〕 范注：「《晋书傅玄传》：『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严可均《全晋文》有《傅子》辑本，无论《后汉》尤烦之文。惟《史通核才》篇引傅玄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三史，谓《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其评断惜亡佚不可考。」
《疏证》：「详《史通》所引傅玄之语，即本传所谓『撰论三史故事，详论得失』。其评论《东观汉记》之语，又殆所谓『讥后汉之尤烦』者也。」
以上为第四段，提出对编写史书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征圣、宗经，并提出「总会」和「诠配」之难。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一〕荀况称：「录远略近。」〔二〕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三〕。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四〕，穿凿傍说〔五〕，旧史所无，我书则传〔六〕，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七〕。
〔一〕 黄注：「《汉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注：『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
《疏证》：「此言述远之史难于征信，应阙疑为贵也。所见异辞三语，《公羊传》凡三见：一见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下；一见桓公二年，『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下；一见哀公十四年结尾数语。何氏《解诂》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依何氏所诂，则知《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已分为三期。即：第一期为传闻期，第二期为所闻期，第三期为所见期。所见期最详最确，然犹不免异辞，况为所闻期，或远而为传闻期乎？盖去吾愈远，则异辞愈多，而愈难信。故刘勰有『追述远代，代远多伪』之言也。」
〔二〕 《校注》：「《荀子非相》篇：『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舍人所称，当即此文。然意义适与之反，且与本段亦相舛驰。岂传写有误邪？《史通烦省》篇亦作『录远略近』，浦二田《通释》卷九已论及之矣。」
《疏证》：「《史通烦省》篇云：『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其文亦同《文心》。今浦氏《通释》本改为『远略近详』。且曰：『《史通》此文，以涉《文心》而误。』理或然也。《韩诗外传》（三）亦引《荀子》之语，文有小异，曰：『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详则举细。故闻者闻其大不知其细，闻其细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繇此以证『录远略近』一语，应有舛误。细审本文，所谓『录远略近』，似为录远宜略之义。下文又云：『录远而欲详其迹。』正为录远宜略之反义。否则，前后之语意不合。」斯波六郎：「『录远略近』据上下文义，非是。恐为『远略近详』之误。」
陈书良：「『录远略近』不误，是记录远古之事简略于近世之事意。重点在录远。如改为『详近略远』，则与上文『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及下文『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不合。又刘知几《史通烦省》云：『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二刘所据《荀子》，殆别本乎？」
《文心雕龙校注商兑》：「按《荀子非相》：『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彦和曰『录远略近』，本与荀子无忤。《史通烦省》因以为言：『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浦起龙以彦和误引荀文，作《史通通释》，改曰『远略近详』。殊不知《文心》『略』字后省介词『于』，有比之意，谓作史记录远代之事，宜比近代的简略。下文言俗人『爱奇』，作史竟『录远而欲详其迹』，恰与此相反，故非之。」
〔三〕 《校注》：「按《谷梁传》桓公五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疏证》：「《论语》：『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集解》引包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此为篇中『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二语所本。」《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四〕 斯波六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子太叔曰：……吉也闻之，弃同即异，是谓离德。』」
〔五〕 《斟诠》：「谓任意牵合，附会杂说也。」
〔六〕 《校证》：「《御览》《玉海》『传』作『博』。」
〔七〕 范注：「彦和此论，见解高绝，《史通疑古》、《惑经》诸篇所由本也。孔子修《春秋》，托始乎隐，以高祖以来事尚可闻之也。《尚书》托始于尧舜，以尧舜为孔子所虚悬之理想人物。……《竹书纪年》起于夏禹，不必可信。司马迁撰《史记》，乃又远推五帝，作《五帝本纪》。张衡欲记三皇，司马贞本其意补《三皇本纪》。宋胡宏撰《皇王大纪》，又复上起盘古。愈后出之史家，其所知乃愈多于前人，牵引附会，务欲以古复有古相高，信述远之巨蠹矣。」
《疏证》：「此言述远之讹滥，由于爱奇好异，且不能阙疑之所致也。……刘勰所谓『俗皆爱奇，莫顾实理』者，非指孔子与司马迁而言也。惟后人说古史者，实多荒诞不经之说。考刘勰以前，流传乙部之书，如《纪年》、《古文琐语》、《穆天子传》，皆出自汲冢，尚为古史之仅存者。又如《逸周书》、《山海经》，行世在汲冢古书之前。太史公且言及《山海经》，是汉代已有其书矣。至若……著录于隋、唐二志者，林林总总，不可胜数。非失之『弃同即异』，即不免『穿凿傍说』。且其所说多不为《左传》、《国语》、《国策》、《史记》、《汉书》所载。若斯之类，正如范君所指『愈后出之史家，所知乃愈多于前人』，故曰：『旧史所无，我书则传。』
「寻刘勰立论之旨，凡后代人追述前代史事者，皆谓之述远，以与下文『同时之枉』一节对举。……《史记》述春秋以往之事最略，春秋战国时事差详，而记汉代事最详，甚符《荀子》『远略近详』之旨。然本篇尚论诸史，于《左氏》则曰『氏族难明』，于《史记》则曰『爱奇反经』，于《后汉史》则曰『疏谬少信』，于《三国史》则曰『激抗难征』，皆以明述古讹滥之弊。依公羊氏述高祖以上事即为传闻，则不免异其辞。依本篇所述，述前代事即为录远，录远则难于求详。凡『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者，皆讹滥之本源也。」
至于记编同时〔一〕，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二〕，而世情利害〔三〕。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四〕：吹霜煦露〔五〕，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六〕。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七〕！
〔一〕 《斟诠》：「『记编』乃并列动词，『记编同时』与上『追述远代』相对文。」
〔二〕 黄注：「《史记》：『孔子着《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谓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疏证》：「黄注所举《史记》及《匈奴传赞》语。」又：「此言时近之枉，又不同于述远也。《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解诂云：『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言容身，慎之至也。』《史记》用《公羊》家说，故曰：『定、哀之际则微。』」「诡」，欺诈。
〔三〕 《斟诠》直解为「乃基于世俗之常情与权衡当时之利害，不得不然也」。
〔四〕 此处原作：「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校注》：「『常嗤』当依《御览》、《史略》改作『嗤理』。『理』即『埋』之误。上句之『常』字与此句之『欲』字，皆系妄增。」
《校释》：「旧校：『理欲二字衍。』按《御览》作『虽令德而蚩埋』，『蚩』乃『嗤』省，『理』为『埋』误，『欲』则『吹』之衍而误者。」
《校证》：「《史略》作『嗤埋』。按作『嗤埋』是，今据改。旧本因『埋』误为『理』，文不可通，因于『嗤』上加『常』字耳。」
「嗤埋」，讥笑而被埋没。「煦」，温暖。
〔五〕 《斟诠》：「谓吹寒气可凝成严霜，呵暖气可降为甘露也。」《史通杂说上》：「左氏之叙事也，……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
〔六〕 《疏证》：「《史通曲笔》篇发挥记近多枉之义最晰，其言曰：『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解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特报己仇。……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又曰：『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又曰：『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案刘知几此论，实与刘勰同符。……刘勰云：『勋荣之家，……虽令德而常嗤。』实为子长而后吾国旧史学家之通病。
「陈寿谓丁仪、丁廙之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魏收之撰《魏书》，『性憎胜己，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及，毁及高曾。又以杨遵彦为北齐贵臣，势倾朝野，撰其家传甚美。由是世传其书，号为秽史。』夫陈寿有良史之目，魏收亦富于史才。一则以求米贻讥，一则以秽史见病。『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惟魏收一类人，足以当之。
「述古易诬，记近易枉，其趋虽异，厥失惟均。刘勰论史，慨乎言之，足以昭示准的矣。」
〔七〕 「素心」，黄本改作「素臣」，注曰：「《春秋序》：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
纪评：「陶诗有『闻多素心人』句，所谓有心人也，似不必改作『素臣』。」
范注：「案纪说是也。素心，犹言公心耳。」
《校注》：「《文选》颜延之《陶征士诔》：『长实素心。』李注：『《礼记》曰：「有哀素之心。」郑玄曰：「凡物无饰曰素。」』《江文通文集陶征君田居诗》：『素心正如此。』并以『素心』连文。《养气》篇：『圣贤之素心。』尤为切证。不必泥于本篇所论，而改『心』为『臣』也。」《斟诠》：「心地朴素亦曰素心，如陶潜《移居》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文选》颜延之《陶征士诔》：『弱不为养，长实素心。』注：『素，无饰也。』」
《校释》：「梅子庾以杜预《春秋序》有『丘明为素臣』之说，改作『素臣』，以配孔子素王，亦通。」
《疏证》：「如作『素臣』，则上下文义甚顺。否则费解。」又：「此数语为总结上文之辞。述远之弊为诬矫，记近之弊为回邪，皆与修史之旨无当。述远以讹滥为巨蠹，讹滥即诬矫也。记近以同时之枉为可叹，同时之枉即回邪也。诬矫、回邪，俱有不可。惟有出于『析理居正』之一途。
「何谓析理？『贯乎百世，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是也。何谓居正？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也。必如《史记》之实录无隐，博雅宏辨，乃得谓之析理。又如《汉书》之宗经矩圣，端绪丰赡，乃得谓之居正。盖作史必能析理，而后述远不失于诬矫；必能居正，而后记近不至于回邪。刘勰举『析理居正』四字，所以箴述古记近之失也。
「素王、素臣之名，既见杜预《春秋序》，疏复为之说曰：『……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又曰：『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也。』由此说推之，素臣之义，亦为无位而空臣。又杜预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注云：『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审此，更知左丘明为素臣，而『体元居正』，亦左氏作传之始义。盖刘勰以左氏为史家之冠冕，故亟称之以示准。」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一〕；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二〕；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四〕。
〔一〕 范注：「《公羊闵公元年传》：『《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瑾瑜，谓尊者贤者。讳尊贤，惩奸慝，为作史之准绳。」《校注》：「《左传》宣公十五年：『瑾瑜匿瑕。』」
《疏证》：「尊谓君，亲谓父，贤谓贤士大夫。史贵直笔，而于君亲贤士大夫，例须为之隐讳。此为《公羊》家所谓《春秋》之法。刘勰以『尼父之圣旨』释之。
「《左传》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本篇尚论古史，于《左氏》之外，兼用《公羊》之说。以《春秋》为仲尼所笔削，而为尊贤隐讳，亦为尼父之圣旨。」此处「纤瑕不能玷瑾瑜」，谓瑕不掩瑜。
〔二〕 《校注》：「《左传》隐公六年：『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莠」，狗尾草，是恶草。
〔三〕 《斟诠》：「科，即科条。准，此指准绳。」《疏证》：「《孟子滕文公》篇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应指良史直笔，可收惩奸戒慝之效而言。刘勰喻以农夫之除莠，尚能当理。第自迁固以下，历代秉笔之士，其于君上，则寓以隐恶扬善之旨；其于奸慝，则寄以惩恶劝善之法。此为仲尼以来修史准绳之所在。刘勰所以又谓『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也。」
〔四〕 范注：「《史通》全书，皆推阐此四句之义，孰谓彦和此篇是敷衍足数者！」
《疏证》：「此文所举之四事，乃刘勰所建立之修史总纲也。……『寻繁领杂之术』，即搜集史料之谓也。『务信弃奇之要』，即整理史料之谓也。『明白头讫之序』，即辑成史着之谓也。初步征集之史料，是为原料；继而整理之史料，是为长编；最后葺成之史着，是为定本：此为修史必经之序，刘勰已备言之矣。
「不特此也，修史尤贵有例，以立载笔之准。刘知几曰：『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春秋各国史官，皆依王室所颁之例，以为载笔之准。唐宋以来，纂修国史，亦莫不先订凡例。古今一揆，盖已久矣。是则删成勒定之际，尤贵先立史例。此刘勰所以又有『品酌事例之条』之说也。
「再就上文所述，加以申明。『寻繁领杂之术』，实为总会。『明白头讫之序』，属于诠配。总会之后，必知『务信弃奇之要』，乃能诠配得当。诠配之际，必依『品酌事例之条』，乃究总会之极功。四者缺一，又不可也。总上四事，定为修史之总纲。握定总纲以修史，则万殊归于一本，自可有条不紊。故曰『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也。再案《史通采撰》、《探赜》、《补注》诸篇，皆以论『寻繁领杂之术』；《浮辞》、《直笔》、《曲笔》、《模拟》诸篇，皆以论『务信弃奇之要』；《断限》、《编次》、《叙事》、《序传》、《烦省》诸篇，皆以论『明白头讫之序』；《六家》、《二体》、《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诸篇，皆以论『品酌事例之条』。」「品酌事例之条」谓确定评量得失的条例。
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一〕。秉笔荷担，莫此之劳〔二〕。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三〕！
〔一〕 《校证》：「『赢』，旧本皆如此，梅本、黄本作『嬴』，不可从。」范注：「『嬴』，当作『赢』。赢，贾有余利也。韩愈不敢作史，恐赢得是非之祸尤耳。」
《校注》：「按『赢』字是。……赢，受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杜注），担负也。」「弥纶」，包举。「尤」，责备。
〔二〕 范注：「荷担，犹言负责。」
《疏证》：「此言修史之责重也。自班固断代为史，以撰《汉书》，后世仍之。故刘勰谓『修史之责，足以弥纶一代』。董狐直笔，见称于仲尼；魏收秽史，见訾于当代：其『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又为何如？由此而知秉笔修史之士，其劳亦莫甚矣。盖上文言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是修史尚非难事。此文又言修史之责重，且足以酿生是非，而其劳亦可念。以明修史仍非易事，用以警惕作者。」
〔三〕 范注：「迁、固皆良史，而后世尚诋呵之；若褒贬任情，抑扬失正，则生绝胤嗣，死遭剖斲，难乎免于殃戮矣。韩愈不敢撰史，盖深有见于其难也。」
《疏证》：「班彪《略论》谓：『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其子固作《司马迁传》，亦用父说为赞，其文微异。……《后汉书班彪附子固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又《史通书事》篇云：『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以上皆刘勰所谓历诋迁、固之辞也。
「篇中『任情失正』四字，对上文『析理居正』而言。惟不能析理者乃任情，不能居正者乃失正。文者，斯文也。『文其殆哉』，即斯文将丧之旨也。迁、固通人，犹为后世所历诋。若下于此，而任情失正，则斯文有将丧之惧。以言修史，不亦远乎！刘勰以慨叹作结，以明修史之非易事。」
第五段论述修史在「述远」「记近」中两种不良倾向，并提出修史的四条大纲。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一〕。腾褒裁贬，万古魂动〔二〕。辞宗丘明，直归南董〔三〕。
〔一〕 范注：「《南齐书鱼腹侯子响传》：『刘绘为豫章王嶷乞葬蛸子响表云：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称史为历史，即『世历斯编』之义。」《疏证》：「或谓此即『世历斯编』之义。按此云历史，即历世之史之义，与今言历史之义不殊。』」《斟诠》：「言历代世事之因革变迁，均荟萃于史册，人类行为之是非善恶，皆总括于其中也。」
〔二〕 《疏证》：「本篇云『轩辕之世，史有仓颉』，是为『史肇轩黄』。又云『姬公定法』，夫子『因鲁史以修《春秋》』。周公立作史之凡，仲尼奠编年之体，是为『体备周孔』。本篇于《史》《汉》以下，兼叙后汉、魏、晋诸家之作，而惩恶劝善之旨以备，是为『世历斯编，善恶偕总』。又云：『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釜钺。』是为『腾褒裁贬，万古魂动』。」
《斟诠》：「言因褒扬而腾声，由贬斥而抑价，史家秉笔，消息万古。其机如此，足令人心惊魂动也。」
〔三〕 《训故》：「《春秋左传》：崔杼弒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春秋左传》：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按前者见襄公二十五年，后者见宣公二年。
《疏证》：「史之直笔，应以南董为归；史之辞采，应以《左氏》为宗。南董之直笔，更于《春秋》见之。本篇曰：『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此直归南董之注脚也。又曰：『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记籍之冠冕。』此『辞宗丘明』之注脚也。……本文以南、董皆能直笔，故并称之。」
诸子 第十七
梅注：「《汉书艺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老子道德》二篇，《孟子》七篇，《庄子》五十二篇，《墨子》七十一篇，《尹文子》一篇，《野老》十七篇，《驺子》四十九篇，《申子》六篇，《商子》二十九篇，《鬼谷子》十三篇，《尸子》二十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荀卿子》三十三篇，《惠子》一篇，《列子》八篇，《韩非子》五十五篇，《公孙龙子》一十四篇，《魏公子牟》四篇，《管子》八十六篇，《晏子》八篇，《邹奭子》一十二篇，《随巢子》六篇，《尉缭子》二十九篇，《鹖冠子》一篇，《文子》九篇，《慎子》四十二篇，《淮南子》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
纪评：「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谰入，故不能有所发挥。」
范注：「案纪氏此说亦误。柳子厚谓『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彦和论文，安可不及诸子耶！」
《注订》：「诸子之文，别于群经，然说理见道则一也。其先后尊逊有互异者，时与势有不同耳。故《五千言》与孔《论》体相近也，《墨》、《庄》、《孟》、《荀》体相近也。然旨虽异趣，而其为文章大宗，派衍无穷，谁有闲言哉！彦和继《史传》之后，有《诸子》，此必然耳。盖《汉志》云：『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也。』纪评『谰入』之说非是。」
饶宗颐《文心各篇之取材述略》：「《诸子》用葛洪《尚博》篇说。」
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二〕。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三〕；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四〕。唯英才特达〔五〕，则炳曜垂文〔六〕，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七〕。
〔一〕 《校证》：「《玉海》五三『入』作『述』。」《校注》：「按以下文『述道言治』证之，《玉海》所引盖是。」
范注：「《汉书艺文志》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朱X先等笔记：「是子书者，凡发表个人意见者，皆得称之，若《论语》、《孝经》者，必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
〔二〕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正义：「太上，谓上圣之人也。……老、庄、荀、孟、管、晏、孙、吴之徒，制作子书，……皆是立言者也。」
〔三〕 《论语卫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矣哉。」「显」是显达。
〔四〕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章」，通「彰」。
〔五〕 《礼记聘义》：「圭璋特达，德也。」「特达」，超出一般人之上。
〔六〕 《校注》：「按『曜』当作『耀』。已详《原道》篇『繇辞炳曜』条。」「炳曜垂文」，意谓光采照耀，文章流传。
〔七〕 「腾」，飞腾，此处指传播。
昔《风后》、《力牧》、《伊尹》〔一〕，咸其流也。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二〕。
〔一〕 《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有「《风后》十三篇」，自注：「图二卷，黄帝臣依托也。」又道家有「《力牧》二十二篇」，自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又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自注：「汤相。」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自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二〕 《校证》：「『战代』，原作『战伐。』」《校注》引郝懿行云：「按『伐』疑『代』字之讹。盖《风后》《力牧》诸篇，皆六国人依托也。」《札迻》十二：「『战伐』，元本作『战代』（冯本、活字本并同）。纪云：『战伐当作战国。』案元本是也。《铭箴》《养气》《才略》三篇，并有『战代』之文。纪校非。」
范注：「风后、力牧、伊尹诸人，非自著书，至战国时始依托之述于篇耳。」「篇述」，篇章著述。
《注订》：「篇述指世所传《风后》《力牧》诸作，因《汉志》皆注云依托；惟彦和认为虽为战代依托之作，但上古遗语存焉，未可偏废也。此见甚卓。」
至鬻熊知道〔一〕，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二〕。子自肇始，莫先于兹〔三〕。
〔一〕 《训故》：「鬻熊，高氏《子略》：魏相奏记，霍光曰：文王见鬻子，年九十余。」梅注：「鬻熊，姓，楚之先也。」黄注：「《子略》：鬻子年九十见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文王师焉，著书二十二篇，名曰《鬻子》。」
〔二〕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四「集类子」：「《文心雕龙》曰：鬻熊作书，题曰《鬻子》。盖周初人，此名子之始也。」
《四库提要》曰：「考《汉书艺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是当时本有二书。《列子》引《鬻子》凡三条，皆黄老清静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文格略同，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今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观其标题甲乙，故为佚脱错乱之状，而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读者互相检验，生其信心欤？且其篇名冗赘，古无此体，又每篇寥寥数言，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姑以流传既久，存备一家耳。」
朱X先等笔记：「彦和所见《鬻子》已系伪书，惟贾生所引当尚真。」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自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小说家又有「《鬻子说》十九篇」，自注：「后世所加。」
〔三〕 纪评：「『自』当作『之』。」沈岩录何校本「自」改「氏」。
《校注》：「《玉海》、《汉书艺文志考证》六引并作『诸子肇始，莫先于斯』。按王氏所引，未必是《文心》之旧；然今本『自』字实误。」
《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道鬻子二十二篇》：「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刘勰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谋，诸子肇始，莫先于斯。』」清周广业《意林注》卷一《鬻子》：「案《文心雕龙诸子》篇云：『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子氏肇始，莫先于兹。』政言熊为诸子之权舆也。然曰录其遗文，则固非自熊手矣。」
《注订》：「今传《鬻子》，据《四库提要》所云：『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然《汉志》所注，是为文王师，在子类其书最古，故彦和首举。故曰『子自肇始』也。『子自』二字不误，纪说及诸本皆以意为之改订；言自者，明其所从来也。其肇始之由，莫先于《鬻子》也。」
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一〕，爰序《道德》，以冠百氏〔二〕。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三〕，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四〕。
〔一〕 黄注：「《史记》：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阳，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谓弟子曰：『老子其犹龙耶？』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注订》：「《礼记曾子问》，孔子凡三称『吾闻诸老聃曰』，是老子识礼也。」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二〕 范注：「孔子问礼于老聃，见《礼记曾子问》篇，当可信。惟着《道德经》之老子，当即其子为魏将者，时代远在孔子后，不得为孔子师。」
《校注》：「按《吕氏春秋当染》篇：『孔子学于老聃。』《韩诗外传》五：『仲尼学乎老聃。』《白虎通辟雍》篇：『孔子师老聃。』《潜夫论赞学》篇：『孔子师老聃。』《后汉书孔融传》：『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李注：『《家语》（按见《观周》篇）曰：「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即吾之师也，今将往矣。』遂至周，问礼于老聃焉。」』据此，舍人之说，实有所本也。」
《斟诠》：「范注以为《道德经》乃老子之子名宗者所造，今人蒋锡昌《老子校诂》于《古代引老经最早之人考》一文中，以为《老子》一书必成于孔子问礼之老聃，引证确凿可信。」
〔三〕 梅注「文」下注「王」字。
〔四〕 《校证》：「元本、传校元本无『流』字。」按两京本无「流」字，元刻本、弘治本均有「流」字。
范注：「彦和意谓鬻子、老聃皆贤者，故其遗文称子，其实述老子学者亦尊五千言为经，《汉志》道家所著《邻氏经传》、《傅氏》、《徐氏经说》是也。」
以上为第一段，叙述子书的性质并追溯诸子的源起。
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一〕。孟轲膺儒以磬折〔二〕，庄周述道以翱翔〔三〕，墨翟执俭确之教〔四〕，尹文课名实之符〔五〕，野老治国于地利〔六〕，驺子养政于天文〔七〕，申商刀锯以制理〔八〕，鬼谷唇吻以策勋〔九〕，尸佼兼总于杂述〔一○〕，青史曲缀以街谈〔一一〕，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一二〕；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余荣矣〔一三〕。
〔一〕 《校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汉书游侠传序》：「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颜师古注：「力政者，弃背礼义，专任威力也。」「俊」，贤才之称。《尚书皋陶谟》：「俊乂在官。」《史记项羽本纪》：「楚蜂起之将。」如淳曰：「蜂起，犹言蜂舞也。众蜂飞起，交横若舞，言其众也。」「」，蜂的异体字。
〔二〕 黄注：「《史记》：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按此见《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公孙丑上》：「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服膺，有信守之义。范注：「《礼记曲礼下》：『立则磬折垂佩。』正义曰：『臣则身宜偻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此处形容孟子恭谨守礼。
〔三〕 黄注：「《史记》：庄子，名周，其学本归于老子之言，故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周笑曰：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
范注：「《汉志》道家《庄子》五十二篇，今郭象注本仅三十三篇。《庄子》内篇首列《逍遥游》。《文选》潘安仁《秋兴赋》注引司马彪云：『言逍遥无为者，能游大道也。』翱翔，犹言逍遥。」
《注订》：「《庄子》书首篇曰《逍遥游》，即司马迁所谓『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也，即述道翱翔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