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义证奇赏斋古文汇编卷之一百二十五续10
《西京杂记》卷六：「长沙俗以鵩鸟至人家，主人死。谊作《鵩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遣忧累焉。」
《比兴》篇：「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缠。』此以物比理者也。」《事类》篇：「唯贾谊《鵩赋》，始用《
鹖冠》之说。」
纪评：「《鵩赋》为谈理之始。」
《艺概赋概》：「《鵩赋》为赋之变体，即其体而通之，凡能为子书者，于赋皆足自成一家。」又：「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相如得其文，虽涂径各分，而无庸轩轾也。……贾生之赋志胜才，相如之赋才胜志。」
《论文杂记》第二十一：「贾生《鵩赋》，旨贯天人，入神致用，其言中，其事隐，撷道家之菁英，约儒家之正谊，其源出于《易经》。」
《校释》：「贾谊《鵩鸟》，……通篇大旨，在以道家齐物之理，自慰远谪之情。故曰『致辨于情理』。」
〔六〕 范注：「《汉书王褒传》：『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为谏大夫。……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文选》有《洞箫赋》，……其篇末乱辞结句云：『连延骆驿，变无穷兮。』彦和穷变二字所本。」
《才略》篇：「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
《比兴》篇：「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
《论文杂记》第二十一：「子渊之赋《洞箫》，马融之赋《长笛》，咸洞明乐理，则亦音乐之妙论也。」
《校释》：「子渊《洞箫》，……首叙箫材所出之地，次叙制器审声之巧，皆题前之文也。次写度曲之时，音随曲异，故以『巨音』、『妙声』、『武声』、『仁声』分写，复从声之感人动物处形容其微妙，已能曲尽题旨。而乱辞又总理一篇之意，悉从箫声着笔。故曰『穷变于声貌』。」
〔七〕 《后汉书班固传》：「（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何义门云：「昭明选赋，独冠《两都》，以兼扬马之长，义正而事实也。擘分宾主，堂堂正正之格。」（《评注昭明文选》）
「明绚以雅赡」谓风格鲜明绚烂而典雅繁富，明绚偏于辞句方面，雅赡偏于内容方面。
《论文杂记》第二十一：「班固《两都》，诵德铭勋，从雍揄扬，事核理举，颂扬休明，远则相如之《封禅》，近师子云之《羽猎》，其源出于《书经》。」
《校释》：「孟坚《两都》，……上篇首段总列西都之形势，次写前汉增饰之闳丽，因继以城池市廛之广，士女豪侠之众，与夫郊原冠盖之盛，货殖之富，……再次写畿内之繁庶，则自山林原隰之饶沃，水利漕运之宜便皆具焉；再次写宫馆之壮丽，……再次写田猎之盛，宴饮之娱，游观之乐……。下篇以……明帝之增修洛京，皆合于法度，故于制度典礼，言之特详，其搜狩则顺时讲武也，其行幸则修祀崇礼也，其饮宴则王会燕享也，而劝农兴学，崇俭抑侈，莫非王政之要，……非精熟一代典章制度者，不能为之，此舍人所谓『
雅赡』也。」
〔八〕 「发」字，唐写本、《御览》、元刻本作「拔」。《校注》：「按作『拔』是。……六朝习用『拔』字，如《晋书文苑袁宏传》『辞又藻拔』，《梁书文学上庾肩吾传》『谢客吐言天拔』……是也。」
《后汉书张衡传》：「张衡，字平子。……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
《晋书左思传》：「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
《才略》篇：「张衡通赡。」《体性》篇：「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
陆厥《与沈约书》：「平子恢富，《羽猎》累于凭虚。」
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二》：「足与《两都》抗衡者，良为平子之《二京》。东汉自光武及和帝，均都洛阳，西都父老颇怀怨望。故孟坚作《两都赋》，归美东都，以建武为发端，详叙永平（明帝年号）制度之美，力与西都穷奢极侈之事相反，以坚和帝西迁之心，虽颂扬，实寓讽谏。平子之叙西京，尤侈靡无艺：首述离宫之妍华，次及太液之三山，又次及于水嬉猎兽，杂陈百戏；百戏不已，又叙其微行，及歌舞靡曼之态，纵恣极矣。一转入东京，则全以典礼胜奢侈。班、张二子，皆抑西而伸东，以二子均主居东者也。左思仍之，故《三都》之赋，力排吴、蜀，中间贯串全魏故实，语至堂皇，以魏都中原，晋武受禅，即在于邺，此亦班、张二子之旨。」
《校释》：「《二京》虽步趋孟坚，而《西京》盛举荒靡，讽意尤切，故曰『迅拔』；《东京》铺排典制，辞意渊深，故曰『宏富』。」「迅拔」，《斟诠》直解为（文情）「迅疾拔卓」
〔九〕 《校证》：「『伟』原作『玮』，据唐写本、《御览》改。徐校亦作『伟』。」按「深玮」之「玮」，乃据原赋「游观屈奇瑰玮」而来，不必误。「玮」，深奇。
《汉书扬雄传》：「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为，党鬼神可也。」
《才略》篇：「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体性》篇：「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
《文体明辨序说》「赋」类：「两汉而下，作者继起，独贾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骚律，非一时诸人所及。他如相如长于叙事，而或昧于情；扬雄长于说理，而或略于辞。至于班固，辞理俱矣。若是者何？凡以不发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极其铺张，而终归于讽谏，而风之义未泯。《两都》等赋，极其眩曜，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泯。……故虽词人之赋，而君子独有取焉，以其为古赋之流也。」
《骚赋论（中）》：「《甘泉》深伟，庙堂之鸿章也。」
《校释》：「子云……赋《甘泉》，以讽谏为主；又多识奇字，喜沈思，故其文前半叙甘泉宫室，后半写郊祀典礼，铸词用字，皆渊深而奇伟，故曰『构深玮之风』。」
〔一○〕《后汉书文苑传王逸传》：「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
《才略》篇：「延寿继志，瑰颖独标，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
《校注》：「宋刘沆《谢启》：『对灵光之殿，难含飞动之词。』（见《能改斋漫录》卷十四《记文》。）遣辞即出于此……（沈佺期《祭李侍御文》有『思含飞动』语）。」
《校释》：「文考《灵光》，专赋宫殿，篇中凡阶堂壁柱，扉室房序，栌枅栭牚，以及栋窗之雕刻，榱楣之绘画，一一铺写，皆能得营造之精意，读之觉鸟革翚飞之状如在目前。故曰『含飞动之势』。又此文既以摹略物象为主，故用字铸词，亦能曲尽其妙，与子云之作，可以比观。惟子云《甘泉》为赋典礼之先型，文考《灵光》则赋宫殿之极则；赋典礼故以『深玮』为宜，赋宫殿则贵有『飞动』之势。双举两家，可见其同，各谥二字，足表其异，舍人评骘之精若此。」
〔一一〕《艺概赋概》：「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不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
冯舒校本「英杰」原作「流」，校云：「流，《御》英杰。」元刻本作「流」，沈岩录何校本「流」字改「英杰」。
《校注》：「按『流』字过于空泛，当以作『英杰』为是。《文选》皇甫谧《三都赋序》：『至如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皆近代辞赋之伟也。』彼言为『伟』，此言为『英杰』，其义无异也。《辨骚》篇：『固知《楚辞》者，……而词赋之英杰也。』句法与此相同，亦可证。唐写本、文溯本作『英杰』，不误。《御览》、《类要》、《玉海》、《小学绀珠》四引，亦并作『英杰』。」
《三都赋序》：「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其文博诞空类，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并充车联驷，不足以载，广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麟集，皆近代辞赋之伟也。」
王应麟《小学绀珠》卷四艺文类《辞赋十家》：「荀卿、宋玉、枚乘《兔园》、相如《上林》、贾谊《鵩鸟》、子渊《洞箫》、孟坚《两都》、张衡《二京》、子云《甘泉》、延寿《灵光》。原注：『《文心雕龙》：凡此十家，辞赋之英杰。』」
以上为周末及两汉之代表作家。刘勰在评论两汉的代表作品时，指出了这些赋的风格特点，这就是《序志》篇所谓「选文以定篇」。
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一〕；伟长博通，时逢壮采〔二〕；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三〕；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四〕；景纯绮巧，缛理有余〔五〕；彦伯梗概，情韵不匮〔六〕；亦魏晋之赋首也。
〔一〕 《三国魏志王粲传》：「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着诗赋论议垂六十篇。」
范注：「发端，唐写本作发篇，是。严可均《全后汉文》辑粲赋有《大暑》、《游海》、《浮淮》、《闲邪》、《出妇》、《思友》、《寡妇》、《初征》、《登楼》、《羽猎》、《酒》、《
神女》、《槐树》等赋，虽颇残缺，然篇率遒短，故彦和云然。」按「发端」亦可通。《诗品中》评谢朓诗：「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
《典论论文》：「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
曹丕《与元城令吴质书》：「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过也。」
陆云《与兄平原书》云：「视仲宣集《述征》《登楼》，前即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陆清河集》）
《才略》篇：「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
〔二〕 《魏志王粲传》：「北海徐干，字伟长。」
《札记》：「徐干赋，《典论》所称《玄猿》、《漏卮》、《团扇》、《橘赋》四篇，并皆不存，所存赋无一完者。惟《齐都赋》一篇，多见征引，劣能窥其体势耳。」
《斟诠》：「《全后汉文》辑徐干赋有《齐都》、《西征》、《序征》、《哀别》、《冠》、《团扇》、《车渠》、《》等赋，皆残阙太甚，而识辨辞雄，殆彦和所谓『博通』『壮采』者欤？」
曹丕《与吴质书》：「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
《才略》篇：「徐干以赋论标美。」
〔三〕 《晋书文苑左思传》：「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司空张华见而叹曰：『
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晋书潘岳传》谓岳「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赋以善其事」。
范注：「策勋鸿规谓潘岳作《藉田赋》，左思作《三都赋》。《文选藉田赋》注引臧荣绪《晋书》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亩，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颂》也。』注又曰：『《
藉田》《西征》咸有旧注。』是岳赋以此二篇为最巨制，故独有旧注。《藉田》尤关国家典制，彦和意即指此。」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东汉以来，词赋虽逞丽词，左思《三都》矫之，悉以征实为主。」
《论文杂记》第二十一：「及潘岳之徒为之，《藉田》一赋，义典言弘，亦典、诰之遗音也。」
《斟诠》：「策勋，书勋劳于简策。《左氏》桓公二年《传》：『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杜注：『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言速纪有功也。』鸿规，谓伟大谋度。」
〔四〕 《文选文赋》李注引臧荣绪《晋书》：「陆机字士衡，与弟云勤学，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
《晋书文苑成公绥传》：「成公绥字子安，东郡白马人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闲默自守，不求闻达。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文选》录成公绥《啸赋》。
「底」，引致。《左传》昭公元年：「底禄以德。」注：「底，致也。」阮元谓经典中当「致」讲的底，皆应作「厎」，之尔切。《尚书禹贡》：「覃怀底绩。」底绩就是获致成绩。《附会》篇：「克终底绩，寄深写远。」
范注：「案陆机《文赋》言文之流品制作；成公绥《啸赋》言因形创声，随事造曲；殆彦和所谓『底绩于流制』者欤？」「
流制」，谓流行制作。
〔五〕 《晋书郭璞传》：「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也。……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
《世说文学》篇引《郭璞别传》：「璞奇博德通，文藻粲丽，其诗赋诔颂，并传于世。」
《文选江赋》注引《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着《江赋》，述川渎之美。」
范注：「彦和称景纯缛理有余，缛谓文藻粲丽，理则如《江赋》『忽忘夕而宵归，咏《采菱》以叩舷；傲自足于一讴，寻风波以穷年』之类。」
王金凌：「《江赋》一篇，述川渎之美，举凡岸石之嵯峨，波涛之崩骇，水物之怪奇，羽族之繁类，莫不穷极描摹，令人目不暇观，叹为绝景。而此赋之所以为绮，亦在景物造形之瑰伟与鲜丽。」
《才略》篇：「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
〔六〕 《晋书文苑袁宏传》：「袁宏字彦伯。」《札记》：「
袁宏赋存者亦无完篇。《晋书文苑传》曰：宏有逸才，文章绝美，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温重其文笔，专综书记。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流。……从桓温北征，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才略》篇：「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
《校注》：「按本段评论赋家，皆举其名篇而言；此二句所指，疑为宏之《北征赋》。……『梗概』应与《时序》篇『梗概多气』之『梗概』同，犹言慷慨也。」范注谓：「《东征赋》述名臣功业，皆略举大概，故云『彦伯梗概』。」似有未安。
《世说文学》篇：「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字，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注：「《晋阳秋》曰：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续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云，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即所谓「情韵不匮」也。
《注订》：「此节称十家为英杰，仲宣以下为赋首者，概见轩轾之分也。惟太冲、安仁虽后于延寿，实接踵扬马，彦和立意，盖遵时取论，用着沿革而已。至以雅赡论孟坚，宏富论平子，为简当之至，其余系语，各依其份，亦不易之言也。」
以上为第三段，论先秦两汉以至魏晋辞赋中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一〕，故词必巧丽〔二〕。丽词雅义，符采相胜〔三〕，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四〕，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五〕。此立赋之大体也〔六〕。
〔一〕 「登高」承上文「登高能赋」而言。「情观」之「观」，唐写本作「睹」。
〔二〕 《典论论文》：「诗赋欲丽。」
皇甫谧《三都赋序》：「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
《定势》篇：「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
《文体明辨序说》「赋」类：「情形于辞，则丽而可观；辞合于理，则则而可法。使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咏歌之遗音，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者是已。此赋之本义也。」
「义」就是内容，「义必明雅」就是说内容必须鲜明雅正。换言之，作赋时，首先要明确这篇赋的思想感情是由什么事物引起的，而且在赋里表现的内容应当是鲜明正确的，不应当由淫邪的事物所引起。这是就「写志」来说的。「物以情观，则词必巧丽」，是就「体物」来说的。赋在描写外物的时候，不是平板地进行描写。赋家观察外物，是通过情感来进行观察的，因此他所用的文词，必然具有感情色采，而表现得精巧华丽。
〔三〕 《文选》左思《蜀都赋》：「符采彪炳，晖丽灼烁。」刘逵注：「符采，玉之横文也。」「符采」，盖指玉之纹理光采，借指作品的感情色彩和文采。「相胜」，谓相称。
《艺概赋概》：「赋，辞欲丽，迹也；义欲雅，心也。『丽辞雅义』，见《文心雕龙诠赋》。前此，《扬雄传》云：『
司马相如作赋甚宏丽温雅。』《法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
则』与『雅』无异旨也。」
又：「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蒙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言志讽谏，非雅丽何以善之？」
〔四〕 「组织」，丝麻之属，分析经纬，纵横交贯，以编织成幅，曰组织。「品」指品列，亦可解作品分。
《札记》：「『组织之品朱紫』二句，本司马相如语意。《西京杂记》（卷二）载相如之词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若赋家之心，控引天地，总揽人物，错综古今，此得之于内，不可得而言传。」
「着」字，唐写本、《御览》作「差」。《缀补》：「
差犹别也。」说亦可通。
〔五〕 《校证》：「『杂』原作『新』，据唐写本、《御览》改。」
《校注》：「按作『杂』是。《淮南子本经》篇高注：『杂，糅也。』《广雅释诂一》：『糅，杂也。』此云杂，下云糅，文本相对为谊；若作新，则不伦矣。」「本」，《御览》、《玉海》、《喻林》八八引作「仪」。《国语周语下》：「仪之于民。」韦注：「仪，准也。」谓准则，法度，义亦可通。
按相如之论与彦和之文，论赋之藻采同而取义有别。彦和意谓：辞赋之体，必先具明雅之义，感物之情，有本有质，而后以巧丽之辞附之。而相如之言则谓赋内贵乎网罗宏富，其外则以经纬纂组、宫商谐协为极则。惟以事类之宏富与词句之整饬为主，而未涉及赋之本质。在刘勰看来，「雅义」是根本，丽词是末节。无论词藻如何华丽，都不应埋没赋之本质。这所谓「本质」，即是要有「风轨」，要起劝戒作用。
〔六〕 「大体」，指对某体文章的规格要求，或者对某体的风格要求。
《文体明辨序说》「赋」类：「然则学古者奈何？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其赋古也，则于古有怀；其赋今也，则于今有感；其赋事也，则于事有触；其赋物也，则于物有况。以乐而赋，则读者跃然而喜；以怨而赋，则读者愀然以吁；以怒而赋，则令人欲按剑而起；以哀而赋，则令人欲掩袂而泣。动荡乎天机，感发乎人心，而兼出于六义，然后得赋之正体，合赋之本义。」这里是强调赋之本质，但在刘勰看来，要使「雅义」在作品中充分地体现出来，还必须具有相应的完美艺术形式，这犹如一幅织锦，一幅图画，材料质地虽好，如无朱紫玄黄等颜色的调配，终究不能算是艺术品。
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一〕，愈惑体要〔二〕，遂使繁华损枝〔三〕，膏腴害骨〔四〕，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五〕，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六〕。
〔一〕 黄注：「桓谭《新论》：余素好文，见子云善为赋，欲从之学。子云曰：能读千首赋，则善为之矣。」按此见《道赋》篇。
《西京杂记》卷二：「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
〔二〕 「体要」，谓大体与纲要。荀悦《汉纪后序》：「于是乃作考旧，通达体要，以述汉纪。」在《文心雕龙》里，「体要」有时也作「大体」或「大要」，都是一个意思。在这篇里，「体要」就是指的「大体」。
〔三〕 《补注》：「《战国策秦策》：『木实繁者披其枝。』」
〔四〕 《风骨》篇：「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
〔五〕 《奏启》篇：「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袁宏《三国名臣序赞》：「风轨德音，为世作范，不可废也。」是「风轨」犹风范。
皇甫谧《三都赋序》：「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
《论衡谴告》篇：「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
〔六〕 《法言吾子》篇：「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西汉学童必习秦书八体，虫书、刻符是其中的两体，纤巧难工。以喻作赋绘景状物，与雕刻虫书、篆写刻符相似，都是童子所习的小技。「雾縠」，言锦绣，以比文章之浮华而无实用者。
以上是说那些舍本逐末的人，蔑视而遗弃本质。他们虽然读了上千篇的赋，对于作赋的要领（包括风格要求）越来越弄不清楚。这样铺陈辞采的结果，好象大量的花朵压损了花枝；大量的肥油反而有害于骨体。在风范品德方面没有什么可贵之处，对于劝戒也没有帮助。这样的赋就成了雕虫小技，没有什么价值了。
范注：「李调元《赋话》云：『邺中小赋，古意尚存。齐梁人为之，琢句愈秀，结字愈新，而去古亦愈远。沈休文《桐赋》喧密叶于凤晨，宿高枝于鸾暮，即古变为律之渐矣。』齐梁文人，竞尚藻艳，淫辞害义，观戒莫闻。」
第四段讲作赋的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就是《序志》篇所谓「敷理以举统」。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一〕。写物图貌，蔚似雕画〔二〕。抑滞必扬，言旷无隘〔三〕。风归丽则〔四〕，辞翦荑稗〔五〕。
〔一〕 「分歧异派」，唐写本作「异流分派」。
纪评：「此分歧异派，非指赋与诗分，乃指京殿一段、草区一段言之，而其说仍侧注小赋一边。」
《斟诠》谓「异流分派」，「言赋为六义之附庸，其体裁导源于诗，而屈偏写志，宋宗铺采，同源而异流，荀则兼综咏物说理，陆贾则主博辨骋辞，一致而分派；后之词人，顺流而作，或为京殿苑猎之长篇巨制，或为草区禽族之小型短品，采姿翻新，未可一概论也。」
〔二〕 《后汉书文苑传》：「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这里讲「蔚似雕画」是专对赋而言，和「非雕非蔚」的观点稍有区别。
《艺概赋概》：「戴安道画《南都赋》，范宣叹为有益。知画中有赋，即可知赋中宜有画矣。」《斟诠》：「论其描写景物，图模形貌，文采郁茂，有似雕刻绘画之美。」
〔三〕 《校证》：「『抑』原作『』，据唐写本改。『旷』原作『庸』，唐写本作『旷』。孙人和曰：『陆士衡《文赋》云：言旷者无隘。此彦和所本。』……今据改。」按《文赋》原文为「言穷者无隘，论达者为旷」。
《校注》：「赋主于铺张扬厉，故曰：『抑滞必扬，言旷无隘。』」《斟诠》：谓作赋「言语放旷，文思自可通畅无阻」。
〔四〕 《法言吾子》篇：「诗人之赋丽以则。」
〔五〕 「荑」原作「美」。《札记》：「美当作荑。《孟子告子上》：『不如荑稗。』荑与蕛通。」按唐写本作稊。「稊」，草名，似稗，亦作蕛。《尔雅》郭注：「蕛似稗，布地生秽草。」
元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两汉体上》：「骚人之赋与诗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可则。……词人之赋，……辞极丽而过淫伤已。诗人所赋，固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其发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然其丽而可观，虽若出于辞，而实出于情；其则而可法，虽若出于理，而实出于辞。……或失之于情，尚辞而不尚意，则无兴起之妙，而于则乎何有？……又或失之于辞，尚理而不尚辞，则无咏歌之遗，而于丽乎何有？……二十五篇之《骚》，莫非发乎情者，……所以其辞也丽，其理也则。……汉兴，赋家专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为丽已异乎《风》《骚》之丽，而则之与淫遂判矣。……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则庶不失古赋之本义云。」
梁章巨《退庵论文》（《文学津梁》本）：「王惕甫有《读赋卮言》一卷，自导源至总指，凡分十六段，自序谓上下源流，考镜得失，略仿东莞《雕龙》之例，盖近人之善言赋，无有过于是书者。」
颂赞 第九
范注：「赞应作赞，说见《征圣》篇。」《释名释言语》：「
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又《释典艺》：「称颂成功谓之颂。」又：「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
《札记》：「以今考之，诵其本谊（义），『颂』为借字，而形容颂美，又缘字后起之谊也。……是则颂之谊，广之则笼罩成韵之文，狭之则唯取颂美功德。至于后世，二义俱行。」
《校释》：「《说文》曰：『诵，讽也。』『颂，貌也。』诵之与颂，其义迥别。康成注《诗》《礼》，皆以美盛德之形容者为颂，古无以刺过之诗为颂者。是以彦和论颂，谓『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惟诵之为用，止于讽诵，故其为体，得兼美刺。家父之诵，诵之刺也，吉甫则美诵矣，其显证也。然诵、颂二名，声近通用，经典多有。后人多闻颂为诗篇之异体，鲜知诵亦乐章之别称，遂习而不察也。」
《左庵文论文心雕龙颂赞篇（下）》（刘申叔遗说，罗常培笔述，《国文月刊》一卷十期）：「赞之一体，三代时本与颂殊途，至东汉以后，界囿渐泯。考其起源，实不相谋。赞之训诂：（一）明也；（二）助也。本义惟此而已。文之主赞明者，当推孔子作《十翼》以赞《周易》为最古；乃知赞者，盖将一书之旨为之融会贯通以明之者也。及班孟坚作《汉书》，于志、表、纪、传之后，缀以『赞曰』云云，皆就其前之所纪，贯串首尾，加以论断，亦与此旨弗悖。由是以推，东汉以前，赞与颂之为二体甚明。即就形式言，颂必有韵，而赞则可有韵亦可无韵也（《汉书》之赞皆无韵）。
「逮及后世，以赞为赞美之义，遂与古训相乖。不知《汉书》纪、传所载，非尽贤哲，而孟坚篇必有赞，岂皆有褒无贬，有美无刺乎？（如吴王濞传亦有赞）盖总举一篇大意，助本文而明之耳。正以见其不失古义也。
「至范蔚宗《后汉书》，乃以孟坚之传为论（无韵），而以叙传中述某某第几为赞（四言有韵）。《文选》因名之为述赞，别立一类。夫以《汉书》本文祇称为述者，而《后汉书》易名之曰赞。即此可以明两汉与六朝区分文体之不同之点矣。
「东汉，郑康成有《尚书赞》，叙《尚书》之源流；文亦散行，有类于后世之序。而汉碑中多有四言韵文而称为序者，又实即后世之所谓赞体。且古常以序赞并称，故知赞之与序实源出一途。至如后之以赞颂相近，盖就变体以言，非其本也。然自东汉以后，颂与赞已不甚分别矣。彦和于赞之本源，考之犹有未精，因附益之于此。」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一〕。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二〕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三〕。自商已下〔四〕，文理允备〔五〕。
〔一〕 范注：「四始见《宗经》篇。郑玄《周颂谱》：『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于是和乐兴焉，颂声乃作。』正义：『此解名之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
《诗大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郑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正义又云：「诗之至者，诗理至极，尽于此也。」
〔二〕 《玉海》卷六十引：「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下注：「朱文公曰：颂、容古字通。」
《左庵文论文心雕龙颂赞篇（上）》（《国文月刊》，一卷九期）：「郑康成以容为包容之义，故《诗谱》云：『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周颂谱》）与《诗序》不合。今案《说文》：『颂，貌也。』则仍当从《诗序》形容之义。」
《周礼太师》郑注曰：「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孙诒让云：「颂、诵、容并声近义通。」
《文镜秘府论六义》：「六曰颂。王曰：『颂者，赞也，赞叹其功，谓之颂也。』」
〔三〕 梅注：「咸墨，帝喾臣。帝命咸作《九韶》、《六列》、《
六英》。」《左庵文论》：「彦和以咸墨（当依唐写本作咸黑）之颂为最古，今考《庄子》谓，黄帝张乐洞庭，有焱氏作颂（见《天运》篇）。当又在前。又，《古诗纪》引有黄帝时之《衮龙颂》，谓见《
史记乐书》。案《史记》无此文，第见于晋王嘉《拾遗记》，真伪尚不可定。」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帝喾命咸黑（《玉海》一○三引《吕氏春秋》作咸墨。）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乃命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毕沅校云：「《招》、《列》、《英》至此始见，故诱于此下注，则上乃衍文明矣。」范注：「按《困学纪闻》四：『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然则《九招》作于帝喾之时，舜修而用之。』『
墨』，唐写本作黑；『韶』，唐写本作招。是。」《校注》：「按作『咸黑』是。咸黑事见《吕氏春秋古乐》篇。《古乐志》亦云：『
古之善歌者有咸黑。』（《御览》卷五七三引）」又：「按作『招』与《吕氏春秋古乐》篇合，……当据改。」
〔四〕 《校注》：「『商』下唐写本有『颂』字。按有『颂』字，语意始明。《御览》、《唐类函》引，亦并有之。」按《唐类函》作「自《商颂》以下，文理克备。」《玉海》卷六十引作「自商以下」。其实《商颂》亦宋人歌其先祖之诗，非殷商时之作。
《考异》：「此言自商以下之文理允备，非专指颂而言，故下文列举风、雅、颂各体也。唐写本『颂』字衍。」
〔五〕 《商颂谱》：「问：周太师何由得《商颂》？曰：周用六代之乐，故有之。」正义：「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乐，而得无其诗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灭亡故也。」王应麟《辞学指南》「颂」类：「《诗》有六义，六曰颂。《庄子》曰：『黄帝张《咸池》之乐，有猋氏为颂。』《文心雕龙》曰：『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商周及鲁皆有颂，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诏策》：「
建安之末，文理代兴。」《奏启》：「魏代名臣，文理迭兴。」「文理」，谓文辞条理。
夫化偃一国谓之风〔一〕，风正四方谓之雅〔二〕，雅容告神谓之颂〔三〕。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四〕，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五〕。
〔一〕 《论语颜渊》：「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说风吹草倒，旧用以比喻教化的普及。《晋书潘尼传》《释奠颂》：「学犹莳苗，化若偃草。」《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二〕 《诗大序》正义：「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于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风正四方」，意谓以风匡正四方。
〔三〕 《校证》：「『雅容告神谓之颂』，原作『容告神明谓之颂』，今从唐写本、《御览》改。」《斟诠》：「彦和开宗明义云：『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又曰：『雅容告神谓之颂。』此据《诗大序》立说，与《释名》所谓『颂，容也，序说其成功之形容也』及『称颂成功谓之颂』如出一辙。」又：「案《渊鉴类函》一九九引『雅容』作『雍容』。」「雅容告神」，谓以雍雅之仪容昭告神明。
〔四〕 《校证》：「原无『故』字，据唐写本、《御览》补。又《
御览》『兼』作『资』。」《校注》：「《御览》、《唐类函》引，亦有两『故』字，与唐写本合。」《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变」，指的是时世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郑玄《
诗谱序》：「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在《国风》中，《邶风》以下十三国风为变风，但《豳风》有描写西周初期周公东征的事；《大雅》中《民劳》以后的诗、《小雅》中《六月》以后的诗为变雅，但其中也有赞扬美政的。马瑞辰以为正变以政教得失而分，而不以时间为界。
〔五〕 《玉海》卷六十引，此二句下注云：「《流别论》曰：『颂，诗之美者也。』」《左庵文论》：「颂之本源盖出于《诗》。六义四始，颂并厕焉。《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斯其涵义，第一重美。彦和云：『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是风雅可有美刺，颂则有美无刺也。其次重形容。《说文》：『颂，貌也。』（即形容之容字，『容』本为包容之义，与形容之义无涉。）古代诗歌皆可入乐。乐者，兼备歌舞；故形容盛德，必舞与声相应以方物之也。又次重告于神明。颂之最古者，推《商颂》五篇，其词率皆祭祀祖宗所用。即《周颂》三十余篇，非祭祀天神地祇，即为祭宗庙之文。是知告于神明乃颂之正宗也。逮及《鲁颂》，多美僖公，不皆祭神之词，是颂体之渐变。两汉以降，但美盛德，兼及品物，非必为告神之乐章矣。」
曹学佺批：「颂亦本于风雅，故挚虞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
总以上，纪评曰：「此颂之本始。」
鲁以公旦次编，商以前王追录〔一〕，斯乃宗庙之正歌〔二〕，非燕飨之常咏也〔三〕。《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四〕；哲人之颂，规式存焉〔五〕。
〔一〕 《训故》：「《诗》传：成王赐鲁天子之礼乐，以祀周公，故有《鲁颂》。《诗商颂玄鸟》，祭祀宗庙之乐，而曰『天命玄鸟』，又曰『奄有九有』，是追叙商王之所由生，以及有天下之初也。」按此二句梅本、黄本俱作「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此据唐写本及《御览》改。
黄注：「《诗序》：《商颂那》，祀成汤也；《烈祖》，祝中宗也；《玄鸟》，祀高宗也；《长发》，大禘也；《殷武》，祝高宗也。皆前代祭祀宗庙之乐。」范注：「郑玄《鲁颂谱》：『
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礼（
此据《礼记明堂位》文）；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又《商颂谱》：『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郑说本《鲁语》）。孔子录诗之时，唯得此五篇而已。』」
《鲁颂谱》正义：「《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是成王命鲁之郊天也。……由命鲁得郊天，用天子礼，同于王者之后，故孔子亦录取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也。王者之后而有颂者，正谓宋有《商颂》，解《鲁颂》所以得与《商颂》同称颂之意也。」「鲁以公旦次编」意谓鲁以成王赏赐天子礼乐以祀周公，故其颂《駉》、《有駜》等四篇，得紧次编列于《周颂》之后。
〔二〕 唐写本「正歌」作「政哥」。《左庵文论》：「此语义殊未备，因告于神明，括有郊祀天地社稷宗庙而言；非仅限于宗庙也。」
〔三〕 《校注》：「『燕飨』，唐写本作『飨燕』……按元本、弘治本、汪本、畲本、张本、两京本……并作『飨燕』，与唐写本合。」
《校证》：「《御览》、《玉海》『常』作『恒』。」按《玉海》六十于「非飨燕之恒咏也」句下注云：「《商颂》非以成功告神，其体异于《周颂》。《鲁颂》咏僖公功德，纔如变风之美者耳，又与《商颂》异。」
〔四〕 唐写本「制」作「制」。《国语周语上》：「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韦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谥也。颂，《时迈》之诗也。武王既伐纣，周公为作此诗，巡守告祭之乐歌也。」《左庵文论》：「《国语》引《时迈》，谓为周文公之颂（《周语上》）。彦和之言，盖本于此。」
范注：「《毛诗序》曰：『《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正义》曰：『宣十二年《左传》云，昔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国语》称周公之颂曰「载戢干戈」，明此诗周公作也。』」
〔五〕 此二句意谓圣哲所作之颂，存有颂体之规模法式。
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一〕；晋舆之称原田〔二〕，鲁民之刺裘s〔三〕，直言不咏〔四〕，短辞以讽，丘明、子高，并谓为颂〔五〕，斯则野颂之变体〔六〕，浸被乎人事矣〔七〕。
〔一〕 《校注》：「按《诗大雅抑》：『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国语周语上》：「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二〕 《训故》：「《春秋左传》：晋侯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按此见僖公二十八年。杜注：「高平曰原，喻晋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谋立新功，不足念旧惠也。」「每每」，同膴膴，肥美貌。
〔三〕 梅注：「《吕氏春秋》曰：『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鹥诵之曰：麛裘而x，投之无戾。x而麛裘，投之无邮。』」「鹥」，人名也。「麛」，鹿子也，其皮以为裘，加裼衣以朝君。「投」，弃也。「
戾」、「邮」，皆罪也。按此见《乐成》篇。唐写本「s」作「x」。《斟诠》：「x，《释名》训蔽膝；s，《诗小雅》毛传训容刀。字本有别，惟《集韵》谓『s』为『x』之或字。」
〔四〕 「直言不咏」，唐本作「直不言咏」。《考异》：「直言与下句短辞相偶，唐写本笔倒，误。」
〔五〕 《训故》：「此子顺述孔子之事，非子高也。子高，孔穿之字。」
范注：「《孔丛子陈士义》篇：子顺曰：先君初相鲁，鲁人谤诵曰：『麛裘而芾，投之无戾；芾而麛裘，投之无邮。』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诵曰：『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并谓为颂」原作「并谍为诵」。《校释》：「『
谍』疑『谓』误。『诵』应从唐写本作『颂』。」
〔六〕 《校证》：「『颂』原作『诵』，据唐写本改。」
〔七〕 唐写本「乎」作「于」，应据改。
总以上，纪评：「此颂之渐变。」《左庵文论》：「『
夫民各有心』至『浸被乎人事矣』。此节彦和羼诵于颂，实为失考。案《说文》：『诵，讽也。』与颂义别。如所引《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舆人之诵，及《孔丛子》载鲁人谤诵孔子之词（见《陈士义》篇），并皆百姓之歌谣；乃讽诵之诵，而非风、雅、颂之颂。」
《斟诠》直解为「是则民间口头之协韵之诵语，乃颂之变体，而颂体由原本告祭宗庙之舞乐，亦渐进加诸人事矣。」
《校释》：「舍人此篇，辨章颂之源流，乃举『原田』『裘s』，皆谓之颂。考原田、裘s，本属诵体，故美刺可用。若果是颂，则斯体之讹，不自后代矣。惟今本此文『为颂』、『野颂』皆作『诵』字，与唐写本异。疑后人据《左传》《吕览》改舍人之文。细绎此段文章，舍人原本固是『颂』字，岂当时传写《左传》《吕览》有作『颂』者，舍人因据以入文，又于诵、颂通用之故，有所未照？是以文意不免小疵。然『末代讹体』之论，实为不刊之言，因为辨正之如此。」
及三闾《橘颂》〔一〕，情采芬芳〔二〕，比类寓意〔三〕，又覃及细物矣〔四〕。
〔一〕 梅注：「三闾，即屈原，掌王族昭、屈、景三姓，故曰三闾。」何焯批云：「《橘颂》乃赋也。」
黄注：「《离骚》序：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着《九章》，内一篇曰《橘颂》。」
范注：「《孟子万章》篇：『颂其诗。』颂诗，即诵诗也。故《橘颂》即《橘诵》，亦即《橘赋》。推之汉人所作，尚存此意。王褒《洞箫颂》即《洞箫诵》，亦即《洞箫赋》。马融《广成颂》即《广成诵》，亦即《广成赋》。盖诵与赋二者音调虽异，而大体可通，故或称颂，或称赋，其实一也。」
〔二〕 《校证》：「唐写本『情采』作『辞采』。」斯波六郎：「
作『辞采』者是。此句专谓形式。」
〔三〕 《楚辞集注》：「旧说：屈原自比志节如橘，不可移徙是也。篇内意皆放此。」《校证》：「《御览》『寓意』作『属兴』。」屈原用橘来自比，如「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四〕 此句唐写本作「乃覃及乎细物矣」。范注：「覃，延也。」《楚辞通释》：「按李衡言『江陵有千头木奴』，则楚之宜橘旧矣。原偶植之，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
《左庵文论》：「『及三闾《橘颂》』至『又覃及细物矣』。此节推论颂体之渐变。颂之本源，用于容告神明；降及战国，称美物类者，亦可称为颂。议其正变，则《汉书礼乐志》之《郊祀歌》及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皆以祭神为主，与《商颂》、《周颂》相同，实为颂之正宗。至于屈平《九章》之《橘颂》，美及细物，乃颂之变体矣。汉魏之际，此类最多。如《菊花颂》等篇，与三代之颂殊途，然亦颂之一体。盖虽非述德告神，而与『美』之旨弗悖焉。三代之时，赋颂二体，皆诗之附庸；自兹而后，蔚为大国。汉魏之四言诗虽与颂相近，而于文体中称颂不称为诗；其区分盖皆起于三代后也。」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一〕；汉之惠景〔二〕，亦有述容〔三〕；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四〕。
〔一〕 唐写本「于」作「乎」。《玉海》卷六十引此文，注云：「
见《史记》。」黄注：「《史记》：秦始皇者名政，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
《札记》：「《史记》载泰山、琅琊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刻石文凡六篇，独不载邹峄山刻石文。案秦刻石文多三句用韵，其后唐元结作《大唐中兴颂》，而三韵辄易，清音渊渊，如出金石，说者以为创体，而不知远效秦文也。」范注引严可均《全秦文》曰：「案秦刻石三句为韵，唯《琅琊台》二句为韵，皆李斯之辞。」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又：「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又：「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论衡须颂》篇：「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至琅琊亦然。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由此言之，须颂明矣。」
《左庵文论》：「秦之刻石，与三代之颂不同。颂之音节虽无可考，然三代之诗皆可入乐，颂为诗之一体，必可被之管弦。秦刻石则恐皆不能谱入乐章。故三代而后，颂与诗分，此其大变迁也。」
〔二〕 《玉海》卷六十引本文于本句下注云：「李思《孝景帝颂》十五篇。」
〔三〕 范注：「《汉书艺文志》有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案彦和之意，以孝惠短祚，景帝崇黄老，不喜文学；然《郊祀志》（
按应为《礼乐志》）尚称：『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太宗庙。』故云亦有述容也。」《安世乐》、《昭德舞》，是惠帝景帝继述高祖的音乐而成的乐舞，所以称「述容」。《斟诠》：「『亦有述容』云者，正指此颂乐之舞容而言。」
〔四〕 《汉书淮南王安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
总以上，纪评：「此颂体之初成。」
若夫子云之表充国〔一〕，孟坚之序戴侯〔二〕，武仲之美显宗〔三〕，史岑之述熹后〔四〕，或拟《清庙》〔五〕，或范《駉》《那》〔六〕，虽浅深不同〔七〕，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八〕。
〔一〕 《玉海》卷六十于本句下注云：「见《汉书》。」《文章流别论》：「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
黄注：「《赵充国传》：充国字翁孙，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按《赵充国颂》见《汉书赵充国传》、《文选》卷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