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三
光武建武四年，刘隆讨李宪，宪平，遣隆屯田武当。马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夏，李通破公孙述於西城，还屯田顺阳。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关。张纯将兵屯田南阳。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
章帝建初二年，罢伊吾卢屯田兵。
和帝永元二年，击伊吾破之。
三年，班超定西域，复置戊己校尉。
十四年，安定降羌烧何种反，曹凤请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及省委输之役。上乃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开置东、西邯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会永初中诸羌叛，乃罢。
顺帝永建四年，虞诩上疏曰：“《禹贡》雍州之域，厥土惟上，且沃野千里。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书奏，帝乃复三郡（朔方、西河、上郡），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明年，校尉韩皓转湟中屯田，置西河，以逼群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马续上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
永建六年，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平故事。邓训击败迷唐诸羌，威信盛行，遂罢屯田，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馀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
阳嘉元年，复置元菟郡屯田六部。傅燮为汉阳太守，广开屯田，列置四千馀营。
献帝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许下。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羽林监枣祗及韩浩请建置屯田，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军之饶，起於祗而成於峻。
建安十四年，曹操引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开芍陂屯田。
诸葛亮由斜谷伐魏。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魏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宣王督诸军伐吴，时欲广田畜，为灭贼资，乃使邓文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自今淮阳郡项城县以东至寿春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於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百亿，以为大役。陈、蔡之，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氵比（旁脂反）水四百馀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於颍南北，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舟而下，达於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镇襄阳。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馀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於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馀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太康元年平吴之後，当阳侯杜元凯在荆州（今襄阳郡）修召信臣遗迹（召信臣所作钳卢陂、六门堰，并今南阳郡穰县界，时为荆州所统），激用氵蚩（音蚩）、氵育（音育）诸水，以浸原田万馀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馀里（夏水、杨口在今江陵郡江陵县界，巴陵即今郡），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阳并郡），南土歌之曰：“後世无叛由杜翁，孰识知名与勇功！”
东晋元帝督课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多少为殿最，其宿卫要任，皆令赴农，使军各自佃，即以名廪。大兴中，三吴大饥，後军将军应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枣、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大功克举。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返。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庾盈亿，可计日而待之。”
穆帝平初，荀羡为北部都尉，镇下邳（今临淮郡县）屯田於东阳之石鳖（亦在今之临淮郡界），公私利之。
齐高帝敕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虏寇。昔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河、汴委储。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积而人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
北齐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又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今范阳郡范阳县界），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於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
武成帝河清三年，诏沿边城守堪耕食者营屯田，置都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课其所入，以论褒贬。
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转输劳敝，乃令朔方总管赵仲卿於长城以北大兴屯田。
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因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於尚书省。苑内屯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输。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有警，则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隶司农者，岁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岁以仲春籍来岁顷亩、州府军镇之远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
开元二十五年，诏：“屯官叙功，以岁丰凶为上下。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令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天下屯田，收百九十馀万斛。初，度支岁市粮於北都，以赡武振、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溯河舟溺甚众。
建中初，宰相杨炎请置屯田於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京兆尹严郢尝从事朔方，知其利害，以为不便，疏奏不报。郢乃奏：“五城旧屯，其数至广，以开渠之粮贷诸城官田，约以冬输；又以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据估转。如此，则关辅免调发，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时杨炎方用事，郢议不用，而陵阳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馀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粮种，使偿所负粟。一岁二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州，极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馀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馀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馀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会李绛已罢，後宰相持其议而止。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灵武、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营田。後党项大扰河西，宁节度使毕П亦募士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万缗。
开元令：“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於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软有硬，亦依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以收斛斗皆准顷亩折除。其大麦、荞麦、乾萝卜等，准粟计折斛斗，以定等级。”天宝八载，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六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阳湖置洪泽屯，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宋太祖皇帝端拱二年，以左谏议大夫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魏羽为副使，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索湘为副使，欲大兴营田也。
先是，自雄州东际於海，多积水，戎人患之，未尝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胡骑多由此而入。议者以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可以实边廪而限戎马。雍熙後数用兵，岐沟、君子馆败衄之後，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乃诏止令葺营堡，营田之议遂寝。
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请於顺安寨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既而河朔频年霖澍水潦，河流湍溢，坏城垒民舍，复请因积潦处畜积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
沧州临津令黄懋上书，请於河北诸州作水利田。懋自言闽人，闽地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获大利。乃诏承矩往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懋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虏顺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颇众，又武臣习攻战，亦耻於营葺，种稻又不成，群议益甚，几罢役。至是，议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按：古者，兵与农共此民也，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虽唐府兵之法犹然。至於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且耕且戍，以省馈饷，尤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壤，然後兵农判而为二，不特农疲於养兵，而兵且耻於为农。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敝於饷军也哉！
真宗咸平五年，殿直牛睿请增广方田，疏治沟塍，为胡马之阂。诏边臣经度之。顺安军、威虏军、保州、定州皆有屯田。
大中祥符九年，改定州、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置吏属，召募役兵，自京师传送，鬻秸以补牛阙。
陕西转运使刘综上言：“宜於古原州建镇戎军，以备贼迁，请於军城四面置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以耕种之。又置堡寨，使其分居，无寇则耕，寇来则战。”从之。既而原、渭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以安居。
太宗时，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上言：“自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是以家鲜馀粮，地有遗利。臣等每於农亩之业，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垦田之利，建用水之法。讨论典籍，备穷本末。自汉、魏、晋、唐以来，於陈、许、邓、颍、蔡、宿、亳至於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望选稽古通明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给牛一头，治田五十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得十五万斛，凡七州之置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极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至仓廪充实，省江、淮漕运。其民田之未辟者，官为种植，公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并如民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劝农之至道也。傅子曰：‘陆田命悬於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灾之害又少於陆，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与陆田不侔矣。”上览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往诸州案视经度。事卒不行。
襄州襄阳县有屯田三百馀顷，知州耿望请置营田务，是岁，种稻三百馀顷。五年，以其烦扰，罢之。
唐州赭阳陂亦有营田务，岁种七十馀顷。後以其所收薄，且扰人，罢之，赋贫民。
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馀顷，而河北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馀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两浙承魏制，皆有屯田，克复後，多赋与民输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畜水，以限戎马而已。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顷，得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屯田因兵屯得名，则固以兵耕；营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筑室，以居其人，略如晁错田塞之制，故以营名，其实用民而非兵也。国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名屯田者，皆因五代旧名，非实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则奏改保州、定州营田务为屯田务，则募兵以供其役。熙宁取屯田务罢之，则又收务兵各隶其州，以为厢军，则屯、营固异制矣。然咸平中，营田襄州，既而又取邻州兵用之，则非单出民力。熙、丰，屯营多在边州，土著人少，则不复更限兵民，但及给用即取之，於是屯田、营田实同名异，而官庄之名最後乃出，亦往往杂用兵民也。其又有牧地者，本收地以给牧养，後亦稍取可耕者以为之田，而边地荒弃者，又立顷亩，招弓箭手田；其不属弓箭手而募中土人往耕者，壤地租给大抵参错，名虽殊而制相入也。
神宗熙宁元年，诏以坊监牧马馀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用。按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七监地，馀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租佃，收草粟以备枯寒，从枢密副使邵亢请也。
四年，河北屯田司屡言丰岁所入亦不偿费，诏沿边屯田，不以水陆，悉募民租佃，罢屯田务，收其兵为州厢军。
五年，知延州赵Ι乞根括闲田及募弓箭手，诏如其请行之。
Ι上议曰：“今陕西虽有旷土，而未尝耕垦，屯戍不撤，而远方有输纳之勤。愿募民耕闲田。”经略安抚使郭逵言：“今怀宁寨新得地百里，已募弓箭手，无闲田可耕。”遂括得地万五千馀顷，募蕃汉兵几五千为八指挥。知熙州王韶乞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又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寨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每人给地一顷，蕃官两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美田，朝廷委提点秦凤刑狱郑民宪兴营田，奏辟官属，以集其事。
七年，章初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元丰二年，以所收不及额，罢之。
九年，诏：“熙河路有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权点厢军田之，官置牛具、农器，人给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孰为优劣，以行赏罚。”六月，郑民宪言：逃走弓箭手并营田地土，作多方设法，召人请佃。今来认租课，乞许就近於本城寨送纳，特与蠲免支移、折变。”从之。
知河州鲜于师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顷为屯田。从之。
枢密使吴充言：“实边之策，惟屯田为利。近闻鲜于师中建请，朝廷以计置弓箭手重於改作，故裁令试治百顷而已。然屯田之法，行之於今诚未易，惟有因今弓箭手以为助法，公田似有可为。且以熙河四州较之，无虑一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岁收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水旱、肥瘠，三分除一，亦可得十万。官无营屯、牛具、廪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损，省转输，平籴价，凡六便。”诏议其事。议者谓弓箭手皆新招，重以岁连不善，若使之自备功力耕佃，恐人心动摇，宜俟稍稔推行。
元丰元年，诏经制熙河财用司括冒耕地，期半岁，使民得自言。
五年，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及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馀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寨堡见缺农作厢军，乞许於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从之。
八年，枢密院上河东经略司之言曰：“去年出兵耕种木瓜原地，凡用将兵万八千馀人，马二千馀匹，费钱七千馀缗，近九千石，糗粮近五万斤，草万四千馀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赐约束。”诏谕吕惠卿蹈前失。
先一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耕新疆於木瓜原等处五百馀顷，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至是，乃诏戒之。
元元年，永兴军民庶进状言：“兴平县有地二百四十馀顷，久输二税。熙宁五年，本县抑令退为牧地。”诏提刑司审定以奏，如他州县更有以税地改牧地者，亦具以闻。提刑司乞与免纳租钱，给种如故。
大观二年，陕西转运副使孙琦言：“西宁、湟、廊三州良田沃野，并给族部，略无税赋。今进筑之初，宜召诸首领与族长开谕，令量立租课，责期限，并委族长使之催输。”诏童贯度其宜以行。
五年，提举泾原弓箭手司奏：“乞案汉蕃田土，其已开熟地仍许著业外，若非朝命所给，而州军帅司一时私自拨予，或川原漫坡地土今仍荒闲者，并以给招阙额人马，惟其不堪耕种者，方许拨充牧地，庶可究极地利，增广人兵。”从之。
祖宗时，营田皆置务（淳化中，河北有屯田务。祥符九年，改定州、保州营田务为屯田务。天圣四年，废襄、唐二州营田务。庆历元年，陕西置营田务）。何承矩建议於河北（端拱元年）欧阳修募弓箭手於河东（庆历二年），陈恕、樊知古招置营田於河东、北（端拱二年），范仲淹大兴屯田於陕西（庆历元年），耿望置屯田襄州（咸平二年），章初筑沅州亦为屯田务（熙宁七年）。正以极边两不耕之地，并边多流徙之馀，因地之利，课以耕耘，赡师旅而省转输，此所以为扈边实塞之要务，足国安民之至计也。然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营者，分里筑室，以居其人，如晁错田塞之制）。咸平中，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熙、丰，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为扰（虞奕於徽），或以差借耨夫为扰（咸平二年，耿望襄州借夫），或以诸郡括牛为扰（庆历，范雍括诸郡牛），或以兵民杂耕为扰，又或以诸路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为扰（元符三年九月，提举河东营田言），至於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末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且又责其借力於公田，虑人心易摇，卒莫之行（熙宁九年正月，郑民宪言）。
绍兴元年，镇抚使、知荆南府解潜奏，措置荆南、归、陕、荆门、公安五州营田。其後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
二年，德安、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有逃户归业者收毕给之，过三年者不受理。凡军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险隘，立为堡寨，其弓兵等，半为守御，半为耕种，如遇农时，则就田作，有警则充军用。凡耕种则必少增钱粮，秋收给斛斗犒赏，依锄田客户则例，馀并入官。凡民户所营之田，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输，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渐众，亦置堡寨屯聚。凡屯田事务，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更不别置官吏。当时廷绅因规奏请，相与推广，谓：“一夫受田百亩，古制也。厥今诸荒田甚多，惟恐人力不足，兼肥瘠不同，难以概论，当听人户量力取射。其有阙少牛畜，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拽一犁。凡受田，五人为一甲，别给菜田五亩为庐舍、稻场。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又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又诏湖北、浙西、江西屯营田，徭役科配并免。
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则地有遗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则人有馀力。今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以资中兴。”
六年，右仆射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命措置官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岁中收三十万有奇。
八年，监中岳李き言：“营田之官或抑配豪户，或强科保正，田瘠难耕，多收子利。”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兼领。於是诏帅臣兼领营田，内见带营田使名者即仍旧。
诏奖谕川陕宣抚吴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约收二十五万石，补助军粮，以省馈饷。
十六年，定江淮、湖北营田，以绍兴七年至十三年所收数内取三年最多数，内取一年酌中为额，县官奉行有方，无词诉抑勒处，分三等定赏罚。
隆兴元年，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或远数百里追夺以来，或名双丁，役其强壮，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以为官，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罢之诚是也。然臣窃谓自去岁以来，置耕牛，置农器，修长、水二渠，费已十馀万，其岂无已垦辟之地？岂无庐舍场圃尚可卒业？一旦举而弃之，必为势家所占，则是捐十万缗於无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终不可耕也。臣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给之食，以半岁为期，今逾期矣。官不能给，则老弱饥饿者转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伤国体。臣愚以为荆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规，与其弃之，孰若使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後取其馀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种人依旧外，馀令虞允文同王疾速措置。
扬州、兴元府、阶、成、岷、凤等处屯田，後皆以所得不偿所费，罢之。
议者皆曰：“汉赵充国、魏枣祗屯田皆卓有成效。”不知充国以方隆之汉，敝垂尽之先零；枣祗以未裂之中原，营於无虞之许下，其为之也暇，且无有害其成者。今禾黍未登场，而驰突蹂践，有不可必，苟严其备，有以限戎马之来，则沿边莽堰，莫非可耕之地矣。
○官田（籍田附）
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又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朱子集注》：“当时助法尽废，典籍不存，惟有此诗可见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择元辰，亲载耒耜，措之於参、保介之御。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保介，车右也。置耒於车右与御者之，明已劝农，非农者也），反执爵於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既耕而宴饮，以劳群臣）。
《周礼》：甸师掌率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其属，庶人也。王籍，谓王者籍田千亩，所亲帅公卿以下亲耕农人耕之处也。庶人终於千亩，故曰率其属，入其所收黍稷，以供粢盛）。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後，藉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古也）。
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见>（音脉）土，阳瘅（丁佐反）愤盈，土气震发（瘅，厚也。愤，积也），农祥晨正（农祥，房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正於午），日月底於天庙（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乃不殖（言阳气升，土膏动，当即发动变泻其气，不然，则脉萌而气结，更为灾疫）。’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阳官，春官。司事，主农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於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农大夫，田）。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鬯，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行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垡，班三之（班，次也。王一垡，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民终於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宰赞王，王歆太牢，班尝之，庶人终食。是日也，瞽师、音官以风土（音官，乐官。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廪於籍东南，锺而藏之（廪，御廪，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而时布之於农。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於农，修其疆畔，日服其，不解於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时也，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於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
汉高祖二年，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之。
文帝二年，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贾谊说上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今背本而趋末，生之者甚少，而糜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手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乃开籍田。
十三年，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令立耕、桑之礼制也）。”
景帝後二年，亲籍田。
武帝元年，罢苑马，以赐贫民（养马之苑，禁百姓刍牧，今赐民为田）。
征和四年，上耕於钜定（地名，近东海）。
昭帝始元元年，上耕於钩盾弄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弄田，在未央宫中。）
六年，上耕於上林。
元凤二年，罢中牟苑，赋贫民。
宣帝地节元年，假郡国贫民田。
三年，诏：“池未御幸者，假与贫民。又令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省苑民，以振困乏。
二年，诏罢水衡禁苑、宜春下苑、少府飞外池、严池田，假与贫民。
五年，罢北假田官（主假赁见田官与民，收其税。或曰：北假，地名也。）
永光元年，令民各务农亩，无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
《後汉 礼仪志》：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贺循《籍田仪》曰：“汉耕日，以太牢祭先农於田所。”薛综注《二京赋》曰：“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籍，田在国之辰地）。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以次耕。力田种各讫，有司告事毕（《汉旧仪》曰：“春秋耕於籍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种百万斛，为立籍田仓，置令、丞。皆以给祭天地、宗庙、郡神之祀，以为粢盛。”）是月令日，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诸行出入皆鸣钟，皆作乐。其有灾眚，有他故，若请雨、止雨，皆不鸣钟，不作乐（汉家郡守行大夫礼，鼎俎笾豆，工歌县）。
明帝永平九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民各有差。
十三年，汴渠成，诏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田赋与贫人。
元和元年，诏：“郡国募人无田欲徙他界就饶者，悉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顾耕庸，赁种饷，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後欲还本乡者，勿禁。”
三年，诏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种粮，务尽地力，勿令游手。”
安帝永初元年，以广城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
魏制：天子亲耕籍田，藩镇阙诸侯百亩之礼。
晋武帝太始四年正月，帝躬耕籍田於东郊，诏曰：“近代以来，耕籍田於数步之内，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循千亩之制，当率群公卿士躬稼穑，以先天下。於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宫八里，远十六里为北千亩）。”帝御木辂以耕。自惠帝後礼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将亲耕，司空、大司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中开阡陌。
齐武帝永明中，耕籍田。
梁依宋、齐礼，天监十三年，以启蛰而耕。普通二年，移籍田於建康北岸。
後魏太武帝天兴三年春，始躬耕籍田。
北齐籍於帝城东南千亩，内种赤梁、白、大豆、赤黍、小豆、黑祭、麻子、大小麦，色别一顷，自馀一顷，中通阡陌。
隋制：於国南十四里启夏门置地千亩为坛，行播，殖礼九，纳於神仓，以拟粢盛，秸藁以饷牺牲。
唐太宗贞观三年二月，籍於千亩之甸。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率公卿耕於千亩之甸。
乾封二年、仪凤二年、景三年，并躬耕籍田。
元宗开元二十三年正月，躬耕籍田。
宋太宗端拱元年，亲耕籍田，以劝农事。
天禧元年，以久罢畋游，其京城四面禁围草地，令开封府告谕百姓，许其耕牧。
四年，福建转运使方仲荀言：“福州王氏时，有官庄千二百一十五顷，自来给与人户主佃，每年只纳税米。乞差官估价，令见佃人收买，与限二年，送纳价直。”
仁宗天圣三年，屯田员外郎张希颜奏：“福建八州皆有官庄，七州各纳租课，惟福州只依私产纳税，复免差徭，显是幸民。乞相均米数，依州价折纳见钱，铜、铁中半。”从之。
嘉二年，诏以天下没入户绝田募人耕，收其利，置广惠仓，以赈贫人（见《赈恤门》）。熙宁，以广惠仓之入，归之常平。
神宗熙宁二年，三司言：“天下屯田、省庄，皆子孙相承租佃岁久，乞不许卖，其馀没官纳庄愿卖者听。”从之。
七年，诏：户绝庄产召人充佃，及入实封状承买，以其直增助诸路常平钱。
开封府界、诸路系省庄屯田、营田，稻田务及司农寺户绝、水利田，并都水监、淤田官庄司四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八顷一十六亩，内三司官田庄四千五百九十三顷四十亩零，总收租馀斛斗匹帛六万一千四百九贯、石、匹；都水监、淤田司官庄五百五十四顷一十九亩零，总收租斛斗五万二百一十石、斤，秸秆等五十万一千六十六束、斤。
哲宗元元年，户部言：“鬻卖绝户田宅，既有估覆定价，乞如买扑坊场例，罢实封投状。”从之。
八年，诏：“凡官田及己佃而逃，或佃租违期应佃者，不别召佃，悉籍之官，为招募衙前之用。如未有投募，且令租佃，以应募者而给之。”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诏市易折纳田产并依户绝田产法。
政和元年，时朝廷以用度艰窘，命官鬻卖官田，江西路一岁失折上供无虑二十馀万斛。运副张根建言，田既不存，当减上供。朝廷深察所以然，遂止不卖。
总领措置官田所言：“元奏存留屯田，为系河北、河东、陕西边防利害，乞存之不鬻。自三路外，名屯田者其实悉以民耕，与凡官田无异，无系边防，自应鬻卖。”从之。
知吉州徐常奏：“诸路惟江西乃有屯田，非边地，其所立租，则比税苗特重，所以祖宗时，许民用为永业，如有移变，虽名立价交佃，其实便如典卖己物。其有得以为业者，於中悉为居室、坟墓，既不可例以夺卖，又其交佃岁久，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今若令见业者买之，则是一业而两输直，亦为不可。而况若卖而起税，税起於租，计一岁而州失租米八万七千馀石，其势便当损减上供。是一时得价而久远失利，此议臣见近利而失远图，公私交害也。”於是都省乞下江西核实，如屯田纽利多於二税，即住卖之；为税田而税多租少，即鬻之。他路仿此。诏可。
臣僚言：“天下系官田产，如折纳、抵当、户绝之类，隶属常平，则法许鬻卖；如天荒、逃田、省庄之类，在运司有请佃法。自馀闲田，名类非一，乞命官总领条画以闻。”户部奏：“凡田当防河、召募弓箭手或屯田之类，悉应存留；凡市易抵当、折纳、籍没，常平户绝、天荒、省庄、沙田、退滩、荻场、圩田之类，并应出卖。”又奏：“仿熙宁制，所委官一年内卖及七分，与转一官，馀以次减磨勘；不登五分，加奏劾。”诏从之。
八月，诏：“乃者，有司建明尽鬻系官田宅，苟目前之利，废久长之策。其总领措置官并罢，已卖田宅给还元直，仍拘入官。如舍屋已经改更，但课亏租额者，与免仍旧修盖。官田已尝为墓，据合用亩步约价者，与免迁移。”
六年，始作公田於汝州。公田之法：县取民田契根磨，如田今属甲，则从甲而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契，展转推求，至无契可证，则量地所在，增立官租。一说谓按民契券而以乐尺打量，其赢则拘入官，而创立租课。
初，因中官杨戬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城，西至沔池，北逾大河，民田有逾初券亩步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後苑、营缮所公田皆并於城西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输租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凡得田三万四千三百馀顷。农亩困败，但能输公田钱，而正税不复有输。後李彦又立城西括田所，而公田皆彦主之。靖康初，诛彦。
宣和元年，提举水利农田所奏：“浙西平江诸州积水减退，欲委官分诣乡村检视露出田土，惟人户见业已纳省税不括外，其馀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悉标记置籍，召人请射种植，视乡例拘纳租课，桩充御前钱物，专一应奉御前支用，置局提举。如造谤惑众沮害之人，罪徒。”从之。
三年，诏：“方量根括到田土租税课利内，特与减一半。”十月，尚书省言：“诸路学田并西南外宗室财用司田产，元所给佃租课太轻，不足於用。”诏许添立实封入状，添立租课，佃一次，如佃人愿从添数，亦仍给佃。
高宗建炎元年，从江南经制使翁彦国言，拘籍蔡京、王黼等庄田，令佃户就种，岁减租课二分。
三年，令：“应天下系官田，令有司依乡例纽纳佃租，期以半月，许民自陈输租额，过期依见行条法。”
绍兴元年，诏尽鬻诸路官田。命各路宪臣总领措置。
时以军兴，用度不足，又先时知永嘉县霍蠡言：“温州四县没官田，势家诡名请佃，岁责保正长代输，公私病之。”乃诏并召人鬻。五年，又诏：见佃人愿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以上者，减价钱三之二。
十二年，户部言：“诸路常平司未卖田，令见佃人添租三分，不愿者勒令离业，召人佃。”
知邵州吕稽仲言：“湖南、广西闲田甚多，若轻租召佃，收其所输，籴其赢馀，可宽州县。”诏户部措置。
刘夔为福州帅，贸易僧寺田以取资。至张守帅闽，始议存留上等四十馀刹，以待高僧外，悉令民实封请买。岁入七八万缗，以助军衣，馀宽百姓杂科，民皆便之。
二十六年，户部侍郎韩仲通言：“蜀地狭人稠，而京西、淮南系官膏腴之田尚众，乞许人承佃，官贷牛、种，八年仍偿。并边免十年租，次边半之，满三年充己业。”从之。
户部言：“诸路卖官田钱，乞以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籴本。今诸买官田者，免纳税契钱，又免和买二年，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贯以下免三年，一千贯以上五，年五千贯以上十年）。已给卖後，不许执邻取赎。旧六十日输钱不足者，钱没官，别召买，今倍其日。”皆从之。
二十九年，户部提领官田所言：“应官户、势家坐占官田，今依估承买，其浙西营田及馀路营田、官庄田、屯田并住卖。”诏各路提举司督察欺弊，申严赏罚。县卖十万缗、州二十万缗，守令各进一秩，馀以次减磨勘，最稽迟者贬秩。荆南提刑彭合入对，言州县卖官田之害，望减价，无抑勒。户部以减价为难，但令勿抑勒而已。
谏议大夫何溥言：“比议臣欲优恤见佃者，令减价二分承买，而复谓其低价买、增价卖，或借钱收买、增价准折，许人告即拘没。夫始怜其失业而为之减价，终设为转卖之说而开其争端，望明诏改正。”
两浙转运司言：“申括到平江府省田一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八亩，每亩纳上供省苗三斗三升六合，计米三万九千四十七石，系民户世业。今若出卖，便为私田，止输二税，暗失上供岁额苗米。”乃止。
臣僚言：“江东西、二广村之，人户凋疏，弥望皆黄茅、白苇。民膏腴之田，耕布犹且不遍，岂有馀力可置官产？浙东、西最号繁盛，所买仅及百馀万缗，累月尚未足数，且有抑勒之患。况江、广米既平，钱货艰得，亩直不过贯百，纵根括无遗，其能应期限乎？若谓命令已行，难於寝罢，乞宽之一年，听民情愿，无或抑勒，违者坐之。”诏可。
又言：“二年之，三省、户部困於文移，监司、州郡疲於出卖。上下督责，始限一季，继限一年，已卖者才十三，已纳者才十二，其事犹未竟也。盖买产之家，无非大姓，估价之初，以上色之产轻立价贯，揭榜之後，率先投状，至於拆封，往往必得，今之已卖者是也。若中下之产，无人计嘱，所立之价，轻重不均，今之无人承买者是也。宜且令元佃之家著业纳租，岁犹可得数十万斛。”从之。
宁宗开禧三年冬，韩胄既诛，复与虏讲解。明年，改元嘉定，始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命户部侍郎沈诜等条画来上，凡胄与其他权亻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初，以御史提其纲，继委之版曹或都司、寺、监官，其後又俾畿漕领之。诸路岁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两浙、江东西、淮东西、福建皆有籍，以给行人金缯之费。迨虏好既绝，军需边用每於此乎取之。
●卷八 钱币考一
○历代钱币之制
自太以来则有钱矣，太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
神农列廛於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饣（章延反，糜也），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饣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汉，珠起於赤墅，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用於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食之则非有补於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若五与万物平，则人无其利。故设上中下币，而行轻重之术，使一高一下，乃可权制利门悉归於上）。
周制，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黄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故货宝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流行於泉），布於布（布於民），束於帛（束，聚也）。《周官 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凶年物贵，置钱以饶民）。
夹氵祭郑氏曰：“谓之泉者言其形，谓之金者言其质，谓之刀者言其器，谓之货、谓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钱’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变而为刀器，再变而为圜法（即太公所作）。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实便之，故泉与刀并废。後人不晓其谓也，观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钱’字，故‘泉’之文借为泉水之泉，其实‘泉’之篆文下体不从水也。先儒不知本末，因谓流於泉，布於布，宝於金，利於刀，此皆沿凿之义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赍，行道之财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之服不会。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後予之（抵，故贾也。主者，别治大夫也。康成谓：“抵，本也。本谓所属吏，主、有司是也。”）。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辩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郑司农谓：“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出葛，则以葛偿。”康成谓：“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馀。
按：《周礼》主财之官虽多，而专掌钱布则惟外府、玉府二官，外府掌赍赐之出入，泉府掌买卖之出入。自王介甫以郑注国服为息之说行青苗误天下，而後儒之解此语者，或以“息”为生息之息，或以“息”为休息之息，然於义皆无所当。盖古人创泉布之本意，实取其流通。缘货则或滞於民用，而钱则无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为便民，滞则买之，不时而欲买者则卖之，无力者则赊贷与之。盖先王视民如子，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仁政莫尚於此，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其一语以断天下大事可乎？
买之於方滞之时，卖之於欲买之际，此与常平贱籴贵粜之意同。泉府则以钱易货，常平则以钱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谋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转而为和籴，且以其所储他用而不以济民，则惟恐其数之不多，利之不羡，於是亦以理财之法视之矣。
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钱轻，更铸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赡不足。
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於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币轻物贵也），於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轻曰子。相权，并行也）。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於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民患币重，则多作轻钱而行之，亦不废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於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夫有备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急；可後而先之，谓之召灾。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也，其竭无日矣。”王弗听。
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乱，人莫安其处，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复如故，而百姓乃安。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镒”为名，上币（二十两为镒。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镒为金之名数也。高祖初赐张良金百镒，此尚秦制也。上币者，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榆荚也。荚音颊）。黄金一斤（复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馀赢以稽市物，踊腾跃（稽，贮满也。言以其赢馀之财畜积群货，使物甚腾跃也），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即秦半两钱也。汉初患其重，更铸榆荚，人患太轻，故复行此。）六年，行五分钱（即荚钱）。
文帝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顾租，谓雇佣之直，或租其本）。然铸钱之情，非ゾ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ゾ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於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言死罪多委积於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或用重钱，平称不受（秦钱重半两，汉初铸荚钱，文帝更铸四铢钱。秦钱与荚钱皆当废，而故与四铢并行。民以其见废，故用轻钱则百加若干；用重钱虽以一当一，犹复不受之，是以郡县不同也）。法钱不立（法钱，依法之钱也），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耜，冶吹炭，奸钱日多，五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於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铜毕归於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上不从。
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贾山上书谏，以为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其後，复禁铸钱。
景帝中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遂竟案，尽没之。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铢钱（坏四铢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元狩四年，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多即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钅谷（钅谷，铜屑也），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周郭其质，令不得磨钱取钅谷。
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币。
时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百数，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钅谷，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今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後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曰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扌隋之（扌隋下而长），其文龟，直三百（一重八两，则二重六两，三重四两）。其後，官铸赤仄。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终废不行。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劾之。
时张汤用事，帝与汤造白鹿皮币，以问大司农颜异，对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汤奏异腹诽，坐死。
元鼎二年，令京师铸官赤仄。
时郡国铸钱，而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以赤铜为其郭也），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於是悉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元帝时，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使百姓一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师丹传》，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
石林叶氏曰：“《汉书 王嘉传》，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一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言其多也。以今计之，才八百三十万贯耳，不足以当榷货务盛时一岁之入。盖汉时钱极重而币轻，价甚贱时至斛五钱（耿寿昌以贱伤农，建常平之议，其年斛五钱），故嘉言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正使有千万，亦是今一万贯，中下户皆有之。汉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俸六万，乃今六十贯，御史大夫四万；而大将军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犹月八斛有奇。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馀万斤。币轻，故米贱金多。近世患国用不足，以为钱少，故夹锡当十等交具，卒未尝有补。盖钱之多寡系币之轻重，不在鼓铸广狭也。”
又曰：“如魏文侯相李悝言，一夫治田百亩，亩收粟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一夫五口，人月食一石半。百亩之入，以其十五石为税，九十石为食，馀四十五石。石钱三十，计钱千三百五十，而社闾、尝新、春秋之祠只用钱三百，而其馀钱以为五口之衣（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今只馀千五十，不足四百五十）。则固不嫌钱之少也。然正使币轻，亦何至是？盖日用犹不满一钱，不知何以为生。”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於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张晏曰：“按今所见契刀、错刀，形质如大钱，而肉好轮厚异於此，大钱形如大刀环矣，契刀身形员，不长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无“五百”字也。错刀则刻之作字也，以黄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与志相应也，似札单差错，文字磨灭故耳。”师古曰：“张说非也。王莽钱刀今并尚在，形质及文并与志相合。”）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么钱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朱音殊。提字音上支反）。他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巨冉长尺二寸（冉，龟甲缘也。巨，至也。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两贝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龟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
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么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布亦钱）。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ゾ以链、锡（许慎曰：“链，铜属也。”
然则以链及杂铜而为钱也。链，音连），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放，依）。其金银与他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於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於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遂废。莽天凤元年，复中下金、钱、龟、贝之货，颇增减其价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其广八分，其圆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
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放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比音频未反）；非沮宝货，民罢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又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锺官（锺官，主铸钱者），愁苦死者十六七。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百姓货币不行。时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腹，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
世祖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天下赖其便。
初，王莽乱後，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马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馀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
建武时，长安铸钱多奸，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
桓帝时议改铸大钱，刘陶言其不便，乃止。
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於货，在於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冶铸之便，故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於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一人铸之，万人夺之乎？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致焦烂。”帝乃止，不铸钱。
灵帝中平三年，铸四出文钱。
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乱，钱果流布四海。
献帝初平元年，铸小钱。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长安铜人、钟ね、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故货贱物贵，石数万。又钱无伦理文章，不便人用。
昭烈取蜀，铸直百钱。
先主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取焉。及入成都，士庶皆舍干戈，赴诸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备忧之。西曹掾刘巴曰：“此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旬月之，府库充实。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帛为市。至明帝世，废钱用既久，人巧伪渐多，竞湿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不能禁。司马芝等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以省刑，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是为便，明帝乃立五铢钱。
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晋用魏五铢钱，不闻有所更创。
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稍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司贾人皆食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兴中，桓元辅政，议欲废钱用帛，朝议以为不可，乃止。
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致勤於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可废者也。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於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於兵乱积久，用之於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既度天下之，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於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以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於也！魏明帝时，钱废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帛而用钱，足以明帛之弊著於已诫也。愚谓救弊之术，无取於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元议不行。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於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置，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
人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穿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在交易，岂假多数？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夫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如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足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中领军沈演之以为：“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钅强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如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毁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日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日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今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於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较之以实，损多益少。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赎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自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後稍去“四铢”，专为“孝建”。
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遵式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合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於是人盗铸者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罪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峻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赈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於官无解於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炉，如今之剪凿者，谓之“来子”，尤轻薄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於此者谓之“纟延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
明帝太始初，唯禁鹅眼、纟延环，其馀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曰：“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五百馀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钱府，方督贡金，大兴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若官钱已布於人，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者以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人奸。上乃使诸州大市铜炭，会上崩乃止。
武帝时，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知兹。稼穑艰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匹才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人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於无所，鞭捶质系，益致无聊。”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馀州郡则杂以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
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二黍，其文则重一斤三两。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如新铸五铢，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者，其五铢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三吴属县行之。女钱径一寸，重五铢，无轮郭，郡县皆通用。太平百钱二种，并径一寸，重四铢，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并曰“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径六分，重一铢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五铢”，源出於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稚钱”。五铢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铢”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於馀钱。又有对文钱，其原未闻。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之谓之富钱，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钱径一寸，重四铢半，代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趋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後，所在铁钱，遂如邱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多，至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後，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铸，又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文帝元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後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钱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後魏初置太和，钱货无所用也。
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十九年，公铸粗备，文曰“泰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人有欲铸，就听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孝明熙平元年，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钱，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
孝明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窃寻太和之钱，孝文留心创制，後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於京邑之肆，所不入徐、扬之市（徐，今彭城琅琊郡地。扬，今寿春郡地）。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於荆、郢之邦者，则碍於兖、徐之域（荆，今南阳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臣之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小大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南有事，且可依旧。”
澄又奏：“‘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常模，宁可专货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纟强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枰尺之平，济代之宜，便益於此。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馀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使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钱者，罪当重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於市。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今玉山县）矿，一斗得铜八两；南有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许开铸。”诏从之。自後所行之钱，人多私铸，钱稍小薄，价用弥贱。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庄帝初，私铸者益更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秘书郎杨亻品奏曰：“臣顷在雍州，表陈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亻品乃随宜剖说，帝从之，乃铸五铢钱。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今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馀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馀，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应自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後遂用杨侃计。永安二年秋，诏更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贵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於二市卖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时铸钱都督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让）上表求铸三铢钱曰：“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荚钱。至孝文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五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没，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则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臣今请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後，百姓私钱，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古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渐复细薄，奸伪竞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馀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於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後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钅，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稍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
文宣受东魏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其钱未行，而私铸已兴，一二年，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长铜价，由此利薄，私铸少止。至乾明、皇建之，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辈类各殊。武平以後，私铸转甚，或以生铁私铜，至於齐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汉书 西域传》：“宾国以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其止即漫也。乌弋山燕国之钱与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释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钱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後，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後魏 食货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时，钱既杂出，百姓或私有铸。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後得过；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後，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贸易不止。四年，诏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犹不能绝。五年，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钅。锡钅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钅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於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後奸猾稍多，渐磨炉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於并州立五炉铸钱。又江南人钱少，晋王广又请於鄂州白山有铜矿处铸钱，於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於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私铸颇息。大业以後，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每千宜重二斤，後渐轻至一斤。或剪铁钅，裁衣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於亡。
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置钱监於洛、并、幽、益等诸州。赐秦王、齐王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以铸。盗铸者死，没其家属。
高祖初入关，民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乃铸“开元通宝”，其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字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郑虔《会粹》云，询初进蜡样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文。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上，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
显庆五年，以盗铸恶钱多，官为市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民藏恶钱，以待禁弛。
仪凤四年，以天下恶钱转多，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於市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合斤两者，任将行用。
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通元宝”钱，天下皆铸之。然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诏所在纳恶钱，而奸亦不息。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钅过百斤者没官。四年，命东都粜米粟，别纳恶钱百文，少府、司农毁之。时铸多钱贱，米踊贵，乃诏少府铸，寻复旧。永淳元年，私铸者抵死，邻保从坐。
武后长安中，令悬样於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而拣择艰难，交易留滞，乃令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是盗铸蜂起，江淮尤甚，吏莫能捕。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锡模钱，须臾千百。
玄宗开元初，宰相宋请禁恶钱，行二铢四参钱，毁旧钱不可用者。江淮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坐贬官。又请粜十万斛收恶钱，少府毁之。
开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古之为钱，以通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於贾谊，亦无废於贤君。古往今来，时移事异，亦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详议可否。”秘书监崔沔议曰：“夫国之有钱，时所通用。若许私铸，人必竞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渐忘本业，大计斯贫。是以贾生之陈七福，规於更汉令；太公之创九府，将以殷贫人。况依法则不成，违法乃有利。谨按《汉书》，文帝虽除盗铸钱令，而不得杂以铅铁为他巧者。然则虽私铸，不容奸钱。钱不容奸，则铸者无利。铸者无利，则私铸自息。
斯则除之与不除，为法正等。能谨於法而节其用，则令行而诈不起，事变而奸不生，斯所以称贤君也。今若听其私铸，严断恶钱，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诫则汉政可侔，犹恐未若皇唐之旧也。今若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无利。易而可久，简而难诬，谨守旧章，无越制度。且夫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後足用也！”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议曰：“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舍之则非有损於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谓人主之权。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
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出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不重禁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莱不垦，又邻於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则益盗。
昔汉文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所致也。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犹人日滋於前，而炉不加於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由，在於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公钱不破，则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伏惟陛下熟察之。”
其年十月六日，敕：“货币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宜有变革。自今以後，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馀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二十六年，於宣、润等州置钱监。
时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後钱又渐恶，诏出钱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宜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以一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纟延环之别，每贯重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百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非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繇由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钅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肃宗乾元元年，户部侍郎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请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以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参用。及琦为相，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每缗重十二斤。与三品钱并行。法既屡易，物价腾踊，斗米至七千钱，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馀人。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史思明据东都，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乾元、重轮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
当时议者以为：“自天宝至今九百馀万。《王制》：上农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馀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之直与钱均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而钱亦岁毁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以周当世之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每岁得十馀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於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故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用工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浮本矣。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从之。
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交下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馀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访闻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钱，转相货易，奸宄渐深。今後委本道观察使明立赏罚，切加禁断。”
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馀。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
十年六月，敕：“今後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直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者，以盗铸钱罪论。”
十四年十二月，盐铁使李若初奏：“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缯帛价轻，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请指挥见钱任其往来，勿使禁止。”从之。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搜索诸坊，十人为保。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馀，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於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
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六年，货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顿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於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缗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币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匹加旧估十之一。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
十二年敕：“自今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後，限一月市别物收贮。如限内未了，更请限亦不得过两月。限满违犯者，白身人处死；有官人等闻奏科贬，其贮钱纳官，五分取一充赏。”时京师里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於是竞买地屋以变其钱，而高赀大价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能究治，竟不行。
先是，三年，诏：“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周岁之後，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其方员，意在他时行法不贷。”
按：後之为国者，不能制民之产，以均贫富，而徒欲设法，以限豪强兼并之徒。限民名田，犹云可也；限民蓄钱，不亦甚乎！然买田者志於吞并，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蓄钱者志於流通，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今以钱重物轻之故，立蓄钱之限，然钱重物轻，正藏钅强逐利者之所乐闻也。人弃我取，谁无是心？正不必设法禁以驱之，徒开告讦之门而重为烦扰耳。
穆宗即位，京师鬻卖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之。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诏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
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
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钮得用铜，馀皆禁之，盗铸者死。是时峻盐铁钱之禁，告千钱者赏以五千。
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未几皆罢。
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於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请加炉铸钱，於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亦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由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辩，复铸为像。昭宗末，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
●卷九 钱币考二
○历代钱币之制
後唐同光二年，令京师及诸道，於市行使钱内，检点杂恶铅锡钱，并宜禁断；沿江州县每舟船到岸，严加觉察，不许将杂铅锡恶钱往来换易好钱，如有私载。并行收纳。
天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访闻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多是销见钱，以邀厚利。”敕：“宜遍古晓，如元旧破损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铜器。生铜器每斤价定二百，熟铜器每斤四百，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又敕：“诸道州府约勒见钱，素有条制，若全禁断，实匪通规。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城门所出见钱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
二年，敕：“买卖人所使见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近访闻在京及诸道市肆人户，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今後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如有辄将短钱兴贩，仰所在收捉禁治。”
四年，制：“今後行使钱陌内，捉到一文、二文系夹带铅铁钱，所使钱不计多少，纳官科罪。”
晋天福三年，诏曰：“国家所资，泉货为重，销蠹则甚，添铸无闻。宜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仍禁将铅铁杂铸。诸道应有久废铜冶，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中不取课利。除铸钱外，不得接便别铸铜器。”
其年十一月，敕：“先许铸钱，切虑逐处缺铜，难依先定铢两。宜令天下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不得入铅铁及缺落不堪久远流行。”
四年，敕：“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後祗官铸造，私下禁旧法。”
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周显德二年，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乃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馀民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谕刑有差。其铜镜，官中铸，於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户收买兴贩。朝廷及诸州见管法物、军器，旧用铜制及装饰者，候经使用破坏，即仰改造，不得更使铜，内有合使铜者，奏取进止。
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铜像者，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为人所难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销钱而毁铜像是也。铜像，人所敬畏，尚且毁之，钱之不可销必矣。韩愈拜京兆尹，神策六军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犹是也。销钱为器，其利十倍。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昂，其铸之也，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销而为器，钱虽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於他国，归於蛮夷，其害岂特为害而已！而不闻世宗禁之，则不以泉货贸远方之宝可知已，钱之散也，以贸远方之宝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关防不严，法制隳坏，真钱日少，伪钱日多。以不赀之价，靡有限之钱，虽万物为铜，阴阳为炭，亦且不给，区区器像又何济乎！故惟至廉无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宝。而又关防严密，法制具在，鼓铸不废，则中国之钱真可流於地上矣。”
唐主李既失江北，困於用兵，锺谟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谟得罪而大钱废，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
钱有铜铁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钱。诸国割据者，江南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後铸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乾德後只以铁钱贸易，凡十当铜钱一。两浙、河东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径寸，以一当十。福建如唐制。
宋初，钱文曰“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後，又铸“太平通宝”钱。太宗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自後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禁诸州铁钅钱，民有者悉送官。
乾德五年，禁轻小恶钱，限一月送官。
自平广南、江南，听权用旧钱，勿得过本路之境。
国初因汉制，其输官钱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陌，然诸州私用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陌。是岁，所在用七十七为陌，贯及四斤半以上。
真宗咸平四年，旧制犯铜禁七斤以上，并奏裁处死，诏自今满五十斤以上取裁，馀第减之。
天禧三年，诏犯铜、石，并免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