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四十六
大宛 其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种。其马有肉角数寸，或解人语言，及知音乐，其舞与鼓节相应。观马如此，其乐可知矣。
吐蕃 其俗以麦熟为岁首。围六博，吹蠡鸣鼓，以为戏乐。
于阗 其俗以十二月一日肆筵设席，拍手拨胡琴唱歌，故隋代胡部舞曲，亦有于阗佛曲焉。宋开宝中，有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从焉。
拂 其国每岁蒲桃熟时，造酒肆筵，弹胡琴，打偏鼓，拍手歌舞，以为乐焉。
△南蛮
九真徼外蛮 其俗尚铜鼓，以高大为贵，方其初成，招致同类饮食，用金银钗击之。
扶南 隋炀帝平林邑，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乐部。
赤土 扶南之别种。隋大业中，遣常骏等使其国，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吹螺击鼓以迓之。及使至，女乐迭奏，并用天竺乐。
婆利国 梁天监中，遣使通朝贡，其王姓陈矫如，出则以象驾舆，施羽盖珠帘，其导从吹螺击鼓以为乐。
林邑 其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同中国制度。至於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此其异也。南蛮之乐，多击鼓吹螺。
附国 在蜀郡西北。其国俗好歌舞，其乐器则鼓簧吹长笛，有死者则子孙带剑杀鬼报冤焉。
哥罗国 汉时闻於中国。其音乐有琵琶、横笛、铜钹、铁鼓。
婆 其乐有横笛、鼓板，亦能舞。
三佛齐 其乐有小琴、小鼓，昆仑奴，踏曲为乐。
占城 其俗四月有游船之戏，七月集民作歌禳灾，答谢天道。其乐器有胡琴、笛鼓、大鼓。
其俗击鼓、铜锣，以祀神。宋至道中来朝，太宗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声。良久，十数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名则曰《水曲》也。
张蕃 其王每岁正月一日、七月一日公衙会诸蕃饮宴，亦动蕃乐。上户女出嫁，亦用铜鼓、铜锣焉。
龙蕃 其俗凡遇四序称贺作乐，击大鼓，吹长笛，批管秘律，杖鼓。其乐曲有《贺圣朝》、《天下乐》、《应天长》。至於有物故者，雷吉天鼓，或唱挽歌焉。
石蕃 其俗每遇四季节序，会官属宴乐。其乐器有琵琶、篥、大鼓。其曲各有《愿天长》、《感天恩》、《感皇恩》、《天下乐》云。
罗蕃 其王每日授衙。凡遇祭飨，管设只於平川坡野。其作乐不过鸣大鼓，吹葫芦笙，乐人踏舞而已。
拈国 汉安帝时，来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大会作之於庭。谏议大夫陈禅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技。”
南诏 唐贞元中，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舞》，因西川押南八国使韦皋以进，上御麟德殿阅之，是不知古夷乐作於国门右辟之义也。南诏调《奉圣乐曲》用黄锺之均，舞六成，舞伎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每拜跪，节以钲鼓。又为五均：一曰黄锺，宫之宫；二曰太蔟，商之宫；三曰姑洗，角之宫；四曰林锺，徵之宫；五曰南吕，羽之宫。其文义繁杂，不足复纪。德宗既阅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有坐部伎、立部伎。
扶娄 周成王之时，南垂之南有扶娄国，或於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於指，人形长数分，神怪歙忽，莫可名状。後世乐府，犹存此伎。其歌舞之类，不可得而知（见王子年《拾遗记》）。
渤泥 其国人宴会聚乐，必坎鼓，吹笛，击钹，批掌歌舞以为乐。
弥臣 边海之国。其主以木栅居海际水中，百姓皆楼居，俗好音乐，楼两端各置鼓，饮酒即击之，男女携手楼中，踏舞为乐。在永昌城之西南。
古奴 其俗昼夜作市舟中，皆鸣鼓吹角以为乐。其衣被颇类中国。
白狼 东汉明帝永平中，宋辅为益州刺史，移檄西南夷，喻以圣德。白狼王唐等百馀国重译来庭，有歌诗三章，辅所献也，《东观汉记》备载其词及夷人本语，皆重译训诂为华言，使览晓焉（歌三章：其一，《远夷乐德》；其二，《远夷慕德》；其三，《远夷怀德》）。
大食麻罗拔 其俗，每年以二月为岁首，歌者多以胡琴，吹笛，鸣小鼓，舞唱拍。
骠国 唐贞元中，重译来朝，献乐凡一十曲，工三十五人。其国与天竺相近，故乐多演释氏经论之词。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仰，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焉。
獠蛮 獠盖蛮之别种。其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子弟自吹击之，多执矛，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
邈黎 其民俗七日一次礼佛作乐，动胡琴，打鼓子饮宴以为节序。
陈氏《乐书》曰：“乐有歌，歌有曲，曲有调，故宫调胡名婆陀力调，又名道调，婆罗门曰阿修罗声也。商调胡名大乞食调，又名越调，又名双调，婆罗门曰帝释声也。角调胡名涉折调，又名阿谋调，婆罗门曰大辩天声也。徵调胡名婆腊调，婆罗门曰舟阝罗延天声也。羽调胡名般涉调，又名平调移风，婆罗门曰梵天声也。变宫调胡名阿诡调也。李唐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藏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无威感德佛曲、龟兹佛曲、并入婆陀调也。释迦牟尼佛曲、宝花步佛曲、观法会佛曲、帝释幢佛曲、妙花佛曲、无光意佛曲、阿弥陀佛曲、烧香佛曲、十地佛曲，并入乞食调也。大妙至极曲、解曲，并入越调也。摩尼佛曲，入双调也。苏密七俱陀佛曲、日光腾佛曲、入商调也。邪勒佛曲、入徵调也。观音佛曲、永宁佛曲、文德佛曲，婆罗树佛曲，入羽调也。迁星佛曲，入般涉调也。提梵入移风调也。”
△北狄
北狄之乐，本马上乐。自汉以来，总归鼓吹署。後魏乐府始有北歌。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都代时，命掖庭宫人晨夕歌之。用隋代与西凉乐杂奏。当时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是也。梁乐府鼓吹，又有《太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净王太子曲》，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岂皆传闻不同邪？西凉节度盖嘉运所进《北庭伊州》，亦北歌之一也。唐开元中，歌工长孙元忠之祖，尝授北歌於侯将军贵昌。贞观中，诏贵昌以其声教乐府，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词，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岂非荀卿所谓节奏久而绝者乎？
大辽 有八部。其渤海俗，每岁时聚会作乐，先命善歌舞者数辈前行，士女随之，更相唱和，回旋宛转，号曰踏钅追焉。宋太宗雍熙四年，帝以北戎侵轶，恶军中习蕃歌以杂华乐，诏诸道禁止之。至道元年，定州言新罗设番人二十人，自契丹亡归，传送阙下。帝召见便殿，皆手持大螺如五升器，称在契丹十一年，教令学吹此者凡五十辈，帝令吹之，声重浊奋厉，大率如角，问其曲，云单于。并赐衣服缗钱，隶军籍。
鲜卑 周隋世，北歌与西凉乐杂奏，其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辞，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後世惟琴曲传胡笳声云。
陈氏《乐书》曰：“隋大业中，备作六代之乐，华夷交错，其器千百，炀帝分为九部，以汉乐坐部为首，外以陈国乐舞《玉树後庭花》也。西凉与清乐并龟兹、五天竺国之乐，并合佛曲、法曲也。安国、百济、南蛮、东夷之乐，并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乐苑》又以《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为九部，必当损益不同，始末异制，不可得而知也。观开皇中颜之推上言‘今太常雅乐，尽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曲’。高祖曰‘梁，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由此观之，隋唐之乐，虽有雅、胡、俗三者之别，实不离胡声也。历代沿袭，其失如此。圣朝宜讲制作，削去而正之，实万世利也。”
按：《明堂位》言：“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周礼》：“师掌教乐。”即昧也。独西戎、北狄之乐不见於经。岂周之兴也肇於西北，而化行及於东南，故必俟东夷、南蛮之乐尽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声教之远被邪？然观隋唐所谓燕乐，则西戎之乐居其大半。郑夹氵祭以为雅、颂亦自西周始。凡清乐妙舞，未有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为主，五方之乐惟西是承。虽曰人为，亦莫非禀五行之精气而然，是固一说也。愚又以为自晋氏南迁之後，戎狄乱华，如苻氏出於氐，姚氏出於羌，皆西戎也。亦既奄有中原，而以议礼制度自诡，及张氏据河右，独能得华夏之旧音，继以吕光、秃、沮渠之属，又皆西戎也。盖华夏之乐流入於西戎，西戎之乐混入於华夏，自此始矣。隋既混一，合南北之乐而为七部伎，所谓《清商三调》者，本中华之乐，晋室播迁，而入於凉州。张氏亡而入於秦，姚氏亡而入於江南，陈亡而复入北。其转折如此，则其初固本不出於西戎也。
○彻乐
《周官 大司乐》：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四镇，山之重大者，谓扬州之会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医无闾，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兖州，衡在荆州，嵩在豫州，华在雍州，恒在并州。傀，犹怪也。大怪异灾，谓天地奇变，若星辰奔及震裂为害者。去乐，藏之也。《春秋传》曰：“壬午犹绎，《万》入去。”万，言入，则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傀，刘，九靡反，旧音怪）。大札，大凶，大灾，大臣死，凡国之大忧，令弛县（札，疫疠也。凶，凶年也。灾，水火也。弛，释下之，若今体兵鼓之为）。
鲁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庙。仲遂卒於垂。壬午，犹绎，《万》入去（绎，又祭陈昨日之礼，所以宾尸。万，舞名。，管也。犹者，可止之辞。鲁人知卿佐之丧不宜作乐，而不知废绎，故内舞去，恶其声闻）。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宫，入。叔弓卒，去乐卒事，礼也。
晋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晋大夫荀盈），平公饮酒（与群臣宴），师旷、李调侍（侍，与君宴也。《燕礼》记曰：“请旅侍臣。”李调如字。《左传》作外嬖嬖叔），鼓钟（乐作也。《燕》礼：宾入门奏《肆夏》，既献而乐阕，献君亦如之）。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怪之也。杜蒉或作屠蒯）？”《燕礼》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三酌皆罚）。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曩，向也，谓始来入时。开，谓谏争有所启发）。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谓之疾日，不以举乐为吉事，所以自戒惧）。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丧，重於疾日也。《杂记》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诏，告也。太师典奏乐）。”“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言调贪酒食。亵，嬖也。近臣亦当规君疾忧）。”“尔饮，何也？”曰：“蒉也，宰夫也，非刀七是供，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防，禁放溢）。”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闻义则服）。”杜蒉洗而扬觯（举爵於君也。《礼》，扬作腾。扬，举也。腾，送也。扬近得之）。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毋废斯爵也（欲後世以为戒）。”至於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此爵遂因杜蒉为名，毕献，之宾与君）。
《左传》：“晋荀盈如齐逆女（自为逆），还，六月，卒於戏阳（魏郡内黄县），殡於绛，未葬，晋侯饮酒，膳宰屠蒯趋入，请佐公使尊（公之使人执尊酌酒，请为之佐），许之，而遂酌以饮工（工，乐师师旷），曰：‘女为君耳，将司聪也（乐，所以聪耳）。辰在子卯，谓之疾日（疾，恶也。注见前）。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言痛疾过於忌日）！女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又饮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汝为君目，将司明也（职在外，故主视）。服以旌礼（旌，表也），礼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类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丧而作乐欢会，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味以行气，气以实志（气和则志完）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说，彻酒。”
《曲礼》：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忧乐不相干也。故，谓灾、祸、丧、病）。
陈氏《乐书》曰：“父有服，宫中子不与於乐；母有服，声闻焉，不举乐；妻有服，不举乐於其侧。大功将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绝乐。盖乐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礼》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大功之亲有服，其将至，则为有故矣，虽辟琴瑟可也。未至，则不必辟矣。小功之亲有服，虽至，不绝乐。其将至，又可知矣。若夫於已有小功之丧，议而及乐，又礼之所弃也。”
又曰：“鲁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为逾月，则其善也。孟献子礻覃悬而不乐，孔子以为加於人一等矣。盖朝祥暮歌者，於礼为不及，故必逾月然後善。礻覃架而不乐者，於礼为过，故不谓之知礼，特谓之加於人一等而已。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然则祥而外无哭者，礻覃而内无哭者，非乐当作之时也。祥而逾月，礻覃而徙月，乐作之时也。祥礻覃而乐作，岂先王因人情而为之节文邪？”
後汉仲长统论散斋可宴乐。御史大夫郗虑奏改国家斋日从古制，诸祭祀皆十日，致斋七日，散斋三日。致斋、散斋之日内，有嘉庆之事，或言可贺会宴乐，或言不可。尚书令荀与台郎董遇议曰：“《礼志》云：‘三日斋，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姬）。’又云：‘君致斋於外，夫人致斋於内。’散斋则是事之渐，然则散斋未绝外内与宴乐之事。今一岁之内，大小祭祀，斋将三百日，如此，无复用乐之时。古今之制，当各从所宜。若外张多日，而内实犯礼，乃所以废斋也。散斋宜从得会宴乐。”
晋有司下太常曰：“朝廷遏密则素会。”时云“应悬而不乐”。博士孔恢议曰：“素会宜彻悬。设乐为作，不作则不宜悬也。孟献子悬，自是应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为不应作而应悬也。国哀尚近，诸金石不可陈於庭也。”於时不从恢议，正朝自悬而不作。
徐广论曰：“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则魏不以丧废乐也。晋武以来，国有大丧，辄废乐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及元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元会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子议，山陵之行，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一期为断。”
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有鼓吹。新礼以礼无吉驾导从之文，臣子不宜释其麻以服元黄，除吉驾卤簿。又，凶事无乐，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挚虞以为：“葬有祥车，旷左，则今之容车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还。《春秋传》：郑大夫公孙虿（丑介反）卒，天子追赐大路，使以行。《士丧礼》，葬有槁车乘车，以载生之服。此皆不唯载柩，兼有吉驾之明文也。既设吉驾，则宜有导从，以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义。臣子麻，不得为身而释，以为君父则无不可。《顾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礼，设吉服导从如旧，其凶服鼓吹宜除。”诏从之。
惠帝永宁元年冬，愍怀太子母丧，三年制未终，大司马府参军江统议，二年正会，不宜举乐。引《春秋传》曰“母以子贵”，而儒者谓《传》重非嫡，服同众子。《经》无明据，於义为短。今太子正位东宫，继体承业，监国尝膳，既处其重，无复议其轻制也。二年正会，不宜举乐。
怀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终。司徒左长史江统议，二年正会，不宜作乐，以为：“自古帝王相承，虽生及有异，而受重同礼。《礼》，王侯尊殊，得臣诸父兄弟，故以僖嗣闵。左氏谓之逆祀，虽代变时殊，质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义一也。《书》称遏密谅ウ之事，或以麻卒礼，或以心丧终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丧既葬，除服而宴乐。叔向曰：‘王宴乐已早。’二年正会，不宜作乐。”
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元帝时为丞相，在建业。主簿熊远议：“以怀帝梓宫未返，正会不宜作乐。谨按：《尚书》尧崩，四海遏密八音。《礼》：凶年，天子彻乐减膳。孝怀皇帝崩於虏廷，梓宫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与国同体，忧容未歇，如矜黎庶涂炭之困，久废欢悦伎乐之事，谓宜设馔以赐群下而已。”大将军王敦时，南门祭酒范坚白事云：“伏见每元会众乐备奏，倡伎兼作，愚浅多蔽，窃有未安。今国耻未雪，梓宫幽遐，不应备乐。”敦使州府博议，参军周武议云：“礼古今不同，谓宜取则於朝廷。”敦从之。
晋符问章皇后虽哀限未终，后主已入庙，当作乐不？博士徐虔议，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丧，既葬，除服而宴乐，叔向犹议之，今宜不悬。虔又引《周礼》有忧则弛悬。今天子蒙尘，摄主不宜作乐，但先人血祀不可废耳。鲁庄公主已入庙，闵公二年吉，犹曰未可以吉，是不系於入庙也，谓不宜设乐。
晋征北将军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丧，符问皇帝元会当作乐不？尚书王彪之议：“今若钟悬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馀羽毛丝竹，奚为废之？窃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宁元年飨万国设乐；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飨万国不尽彻乐，未详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权制，六宫焕然，故以即吉经时，虽尊於万国然，於帝为卑，不尽彻乐之诏，或指在於斯也。纵令咸康末不尽彻乐以为合礼，亦非所以证今明喻也。《礼》云：‘母有丧，声闻焉则不举乐。’夫人之事亲尊，自王者达於庶人，不以贵贱异礼也。皇太后始居至哀，麻服在躬，号哭无时，钟鼓歌箫之音，实闻於内殿，非《礼》所谓‘不举乐’之说。今所欲存者轻，所为废者重，略轻崇重，附礼合情，敦於体训，於是乎在。意如前议，谓应设鼓悬钟而不作。”
晋时，广昌乡君丧，御史中丞熊远表宜废小会。远言：“被符，冬至後小会。广昌乡君丧殡日浅，《礼》，大夫死，废一时之祭。祭犹可废，况馀事乎？冬至唯宜群下奏贺而己，未宜便小会。”有诏，以远表议示太常贺循，曰：“咸宁二年武皇帝故事，三朝发哀，三日不举乐。今旧事明文，卿详疑处答。”循言：“臣按《礼 杂记》，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举乐。今虽降而无服，三月之内，犹锡以居，不接吉事，如远所启。咸宁诏书虽不合古义，然随时立宜，以为定制，诚非群下所得诮论。”穆帝升平元年冬至节小会，庐陵公主未葬，符问应作乐不。博士荀讷、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举乐。公主加有骨肉之亲，宜阙乐。太常王彪之引晋武帝诏，应作乐。按武皇诏，三朝举哀者，三旬乃举乐；其一朝举哀者，三日则举乐。太始十年春，长乐长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风武王薨，武皇并举哀三日而已。中兴以来，更参论不改此制，今小会宜作乐。穆帝纳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於时疑不定，下太常。礼官荀讷议称：“《礼》只有忌日，无忌月语。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益无礼据。”当时从讷所议。军乐是军容，与常乐不等，谓振作於事无嫌。从之。
唐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诏：“宜以来年正月二日受朝，其乐悬及享群臣并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礼，享祀郊庙，并奏宫悬，比停教习，恐致废忘。伏寻故实，汉魏之後，庶事如旧。国之大礼，祠典为先。今既逾年，理宜从吉。若不隶习，即恐不调，诚敬有亏，致招罪责。”并从之。
代宗大历十四年，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奏“谨按《周礼 大司乐职》云：‘诸侯薨，令去乐；大臣死，令弛悬。’郑注云：‘去，谓释下也。’且知哀轻者释，哀重者藏。又，晋元后秋崩，武帝咸宁元年飨万国，不设乐。晋博士孔恢议，朝廷遏密，悬而不乐。恢以为：‘宜都去悬。设乐为作，不作则不宜悬。国哀尚近，诸金石不可陈於庭。’伏请三年未毕，朝会都不设悬。如有大臣薨殁，则量事轻重，悬而不作。”敕付所司。
宋仁宗嘉七年，秘阁校理裴煜奏：“大祠与国忌同者，有司援旧制，礼乐备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乐，宜也。然乐所以降格神，非以一已之私也。谨按，开元中，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裴宽立议：‘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以宽议为是。宗庙如此，则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乐明矣。臣以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同者，伏请用乐。其在庙则如宽之议。所冀略轻存重，不失其称。’下其章，礼官议曰：‘《传》称祭天以烟，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祭地以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宗庙以灌为歆神之始，以腥为陈馔之始。然则天地、宗庙皆以乐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谓此也。天地之，虚豁而不见其形者，阳也。鬼神居天地之，不可以人道接也。声属於阳，故乐之音声号呼召於天地之，庶几神明闻之，因而来格。故祭必求诸阳。商人之祭，先奏乐以求神，先求於阳也；次灌地求神於阴，达於渊泉也。周人尚臭，四时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诸阴也。然则天神、地、人鬼之祀，不可去乐明矣。今七庙连室，难分庙忌之尊卑，欲依唐旧制及国朝故事，庙祭与忌同日，并县而不作，其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泰一及蜡百神，并请作乐。社稷以下诸祠，既卑於庙，则乐可不作。”翰林学士王等以为：“社稷，国之所尊，其祠日若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伏请亦不去乐。”诏可。
神宗熙宁元年冬至，亲郊在谅ウ内，音乐缘事神皆不可废，於是礼院请郊庙及景灵宫用乐外，卤簿鼓吹及楼前太常、钧容等乐皆备而不作，其警场但鸣金钲鼓角而已。诏可。自後或有故废乐，则用以为例。
高宗绍兴十二年初，上居谅ウ，臣僚有请明堂行礼宜停罢奏乐、受胙等事。上亟谕礼官详定。太常寺检照景德、熙、丰亲郊典故，除郊庙、景灵宫并合用乐，其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每处警场止鸣金钲鼓角而已，即无去奏乐受胙之文。大飨为民祈福，为上帝、宗庙而作乐，礼不敢以卑废尊，《书》敛五福，锡庶民，况《熙宁礼》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乐备舞，祥祉来臻”是也，然後诏遵旧典行之。其後礼部侍郎施奏：“礼经蕃乐，出於荒政，盖一时以示贬抑，昨内外暂止用乐。今徽考大事既毕，慈宁又已就养，其时节上寿，理宜举乐，一如旧制。”礼部寻言：“太母还宫，国家大庆，四方来贺，自今冬至、元正举行朝贺之礼，依国朝故事，合设大仗及用乐舞等，庶几明天子之尊，旧典不至废坠。”有诏俟来年举行。
孝宗初践大宝，立班设仗於紫宸殿，备陈雅乐，礼官寻请车驾诣太庙亲行朝飨，用登歌金玉大乐及采绘宫架乐舞，其於受终文祖之义有光，而在前朝亦为阙典，独鼓吹乐在仗内，以钦宗丧制而遏音。迨安穆皇后庙，礼部侍郎黄中首言：“国朝故事，神主升，系用鼓吹导引，前至太庙，乃用乐舞行事。宗庙荐享虽可用乐，鼓吹施於道路，情所未安，请备而不作。”续给、舍详议，谓：“荐享宗庙，为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则别庙不嫌於用乐。今庙之礼，为安穆而行，岂可与荐享同日语？将来礼谒祖宗诸室，当用乐舞，至别庙奉安，宜停而不用，盖用乐於前殿，是不以钦宗而废祖宗之礼，停乐於别庙，是安穆为钦宗丧礼而屈也。如此，则於礼顺义允。”遂俞其请。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无二上。其於用乐，无复有嫌。然用之享庙行礼之日亦可，而用於今日之则不可。盖礼为安穆而设，则其所用乐，是为安穆而用，虽曰停於别庙，而为后用乐之名犹在也。孰若前後殿乐俱不作为尽善尽美无可议哉！”诏从之。
隆兴元年天申节，率群臣诣德寿宫上寿，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事下礼曹。黄中复奏曰：“臣事君，犹子事父也。《春秋》，贼未讨不书葬，以明臣子之责，况钦宗实未葬，而可遽作乐乎？”上韪其言，事遂寝。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故事，北使来朝，例锡花宴，如在大祀斋之中，则不用乐，辞见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虏使来朝会庆节上寿，在亲郊散斋之内，陈正献公时以副枢兼参预，请令馆伴以礼谕之。而议者虑生事，多请权用乐者。李文简为吏部郎官，建言：‘汉唐祀天地，散斋四日，致斋三日。我艺祖初郊亦然。自崇宁、大观法周礼，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复汉唐及本朝旧制，庶几两得。’上颇难之。陈公又奏：‘必不得己，则上寿之日设乐，而宣旨罢之。及宴使客，然後复用，庶几事天之诚，得以自尽，而所以礼使人者亦不为薄，自当悦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虽进御酒，亦毋用乐，唯於使人乃用之耳。’诸公顾以为紫宸上寿，乃使客之礼，固执前议。陈公又不可，独奏言曰：‘奉诏旨，有以见圣学高明，过古帝王远甚！臣敢不奉诏。然犹窃谓更当先令馆伴以初议谕使人，再三不从，乃从今诏，则於礼为尽，而彼亦无词，不可遽鄙夷人而遂自为失礼以徇之也。’蒋子礼犹守前说，陈公争愈力，上顾陈公曰：‘可。’即谕阁门行之。陈公退，复为奏曰：‘彼初未尝必欲用乐，我乃望风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敌国之臣，而亏事天之礼，他时轻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圣虑。’上嘉纳焉。既而卒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为北使权用。六年，生辰使当辞，复在亲郊散斋之内，赵温叔丞相时以起居舍人为馆伴使，面奏决不可用乐。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辞。先一日，上遣中使谕温叔云：‘来日已决意不用乐，万一使人不顺，不知如何结末，请舍人更加思虑，来日五更奏来。’温叔复奏：‘殿陛之上，行酒，使人决不能省会。万一省会，亦必不敢不顺。万一不顺，臣恭备员馆伴，当乞直前奏禀。乞宣谕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斋，决不使乐。若使人必欲使乐，乞移此茶酒，就驿中管领。所谓结末，不过如此。”上纳用焉。或谓前郊，虏使之来极恭顺。上喜，思以异礼待之，故叶、魏二相皆主用乐之议。郑景望、刘文潜时为馆职，尝移书政府论之而不听也。至是用赵公之义，始去乐。论者韪之。
●卷一百四十九 兵考一
○兵制
《周官 夏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军、师、旅、卒、两、伍，皆众名也。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族，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家所出一人，将、帅、长、司马者，其师吏也。言军将皆命卿，则凡军帅不特置，选於六官、六乡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春秋传》曰：“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诗 常武》曰：“整我六师。”《文王》曰：“六师及之。”此周为六军之见於经者也。《春秋传》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此小国一军之见於《传》也。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故《春秋传》曰：“广有一卒，卒偏之两。”疏云：“此皆据在乡时为卿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时尊卑命数而言。伍长不言下士者，以众为官卑，故略而不言。大国、次国、小国皆以命数同者军数则同。则上公为大国，侯、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鲁是侯爵，而《鲁颂》言：‘公徒三万。’注云：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言三万者，举成数也。如襄公作三军，则是前无三军，惟僖公盛时有之。又，季武子为三军，叔孙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伯禽大侯之时有之。楚之军法：百人为卒，五十人为偏，二十五人曰两。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为承，承有偏有两。以证此经‘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之意也。”）。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盱江李氏曰：“此则六乡为六军。又按：《遂人职》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康成谓遂之军法如六乡，则六遂亦为六军。注疏谓天子六乡、六遂，合有十二军，而止六军何也？盖六乡为正军，六遂为副ヘ。至於大国之三乡、三遂，次国之二乡、二遂，小国之一乡、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则常六军尔，故止言六军，此乡、遂制军之法。”
《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用，谓使民事之。伍、两、旅、卒、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义足相救，张容相别，音声相识。作，为也，使功令之事。追，逐寇也。《春秋》：“公追戎於济西。”胥，伺捕盗贼也。疏曰：“五人为伍，即五家为比，家出一人。在家为比，在军为伍。五伍为两，即五比为闾。闾，二十五家；两，二十五人。四两为卒，即四闾为族。族，百家；卒，百人。五卒为旅，即五族为党。党，五百家。旅，五百人。五旅为师，即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师，二千五百人。五师为军，即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家；军，万二千五百人。”《管子》：“内政寄军令。在乡，五家为比；以营农事，比长领之；及其出军，家出一人，五人为伍，则伍长领之。在家，闾胥领之；闾在军则为两，司马领之。在家为族师，在军为卒长。在家为党正，在军为旅师。在家为州长，在军为师帅。在乡为大夫，在军为军将。”）。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犹遍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有夫有妇然後为家。自二人以至十为九等。七、六、五者，为其中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也出老者一人而已，其馀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数）。凡起徒役者，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郑司农云：“羡者，侥也。田，谓田猎也。追，谓追逐寇贼也。竭作者，尽行也。”）。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馀子（大事，谓戎事也；大故，谓灾寇者也。郑司农云：“凡国有大事，乃当徵召。会聚百姓，则小司徒召聚之。馀子，谓羡也。”元谓馀子，卿大夫之子也，当守於王宫者也。疏曰：“此谓六乡之内，上剂致，一人为正卒，其馀皆为羡卒也。若六遂之内，以下剂致，一人为正卒，一人为羡卒，其馀皆为馀夫，饶远故也。”）。”
《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凡治野，以下剂致（致，犹会也。民虽受上田、中田、下田，及会之，以下剂为率，谓可任者家二人，优远民也）。”
陈氏《礼书》曰：“古者国有游ヘ，田有馀夫，军有羡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乡以三剂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则一人为正卒，馀可任者皆羡卒也。六遂以下剂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则一人为正卒，一人为羡卒，其馀不预，所以优野人也。惟田与追胥竭作，乡遂皆然。以田猎禽兽，人所同欲；追伺盗贼，人所同恶故也。羡卒亦谓之馀子，则馀子自私言之，羡卒自公言之。故周诗曰：‘其军三单。’先儒谓公刘始迁於豳，无羡卒是也。”
班固《汉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师古曰：“税者，田租也。赋谓发赋敛之赋也。”）。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郑氏曰：“甲士在车士也。”）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提，举也，举四封之内），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泻卤也。术，大道也。川，谓水之通流者。沈谓居深水之下也。斥，咸卤之地），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冬大阅以狩，皆於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连帅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薛氏曰：“一封出车千乘。以杜氏法积算，十同千乘，当有戎马四千匹，牛一万二千头，甲士三千人，步卒七万二千人，合四卒之数，可以为六军。然而大国不过三军，其有六军者，犹天子六乡、六遂迭用之耳。记曰：‘大国不过千乘。’盖诸侯地不过百里，车不过千乘，以开方之法计之，方十里，为方一里者百，其赋十乘；方百里者，为方一里者万，其赋千乘。然赋虽出千乘，而兵不过三军，五百乘而已。则五百乘，三乡之所出也；千乘，阖境之所出也。何则？乡万二千五百家，合三乡则三万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则三军为三万七千五百人矣。三军而车五百乘，则天子六军，为车千乘矣。”
又曰：“周制，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六军，七万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总计六十四万井之田，为五百一十二万家。家之一夫，为五百一十二万夫，以此夫众而供万乘之赋，是为七家而赋一兵。孙子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盖言一夫从军，七家奉之，此亦见七家赋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给军，则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盖古人之於兵不尽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实数也。後世反此。晋作州兵，乃是尽数调发，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鲁成作邱甲；苏秦谓齐宣王，临淄之中七万户，不下户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万；曹操谓崔琰曰：‘昨按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是皆以实数调发。惟孔明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过十二万，而所用八万，常留四万以为更代。蜀之强，以孔明不尽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万二千。数年之，所折不过二万耳。”
◎成周兵制图
王 六乡六遂 六军（七万五千人）
大国（上公） 三乡三遂 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
次国（侯、伯） 二乡二遂 二军（二万五千人）
小国（子、男） 一乡一遂 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
伍（五人） 伍长、公司马，下士（一军，伍长二千五百人，六军共一万五千人）
两（二十五人）两司马，中士（一军，两司马五百人，六军共三千人）
卒（百人） 卒长，上士（一军，卒长一百二十五人，六军共七百五十人）。
旅（五百人） 旅帅，下大夫（一军，旅师二十五人，六军共一百五十人）。
师（二千五百人）师帅，中大夫（一军，师帅五人，六军共三十人）。
军（万二千五百人）军将，卿（一军，一人，六军共六卿）。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郊为乡六，乡百里。通十为同，为百里者十，提封九万井，九十万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属三万六千井（为六万四千井，六十四万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为五十万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为三十五万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赋一乘（四邱为乘，故曰邱乘），积六乡为千乘而馀。率七家赋一兵，积六乡为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国，皆如乡之法。畿方千里，为千里者十，如乡之除为三百五十万四千夫。赋车千乘，卒七十五万人，为六军者十，此通畿之师也（牧野之师，纣七十万，意通圻皆发）。大司马递而征之（大司马教兵，号名有县鄙、家乡、官野之异；等物有诸侯、军吏、师都、乡、遂、郊野之别。此见其递征），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则终身无过一再给公上事，盖先王忠厚之至，更劳均逸，不欲穷民之力也。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诸侯人耳。或遣上公帅王赋，亦不过元戎十乘，以先启而行也（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师於诸侯，如《诗 常武》：“文王命卿士，太师皇父，整我六师。”冢宰也。小宰掌戎具，虎贲氏奉书，以牙璋发之）。而调兵诸侯，亦各从其方之便。高宗伐楚，盖裒荆之旅；武王克商，实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鲁（《费誓》），追貊以韩（《韩奕》），於淮夷以江、汉，略见於经，可考也。平王出戍，远以见刺，当是时，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许，无乃未甚远，而周人已不堪，况後世有劳师万里者哉？春秋之初，从王伐郑，犹有蔡人、卫人。二百四十二年，王人会伐屡矣，未尝见师之出。唯败绩於茅戎，王师自出，《春秋》深讥焉。”
齐桓公问管仲行伯用师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三分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从戎役），士乡十五（韦昭谓：“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是为三军。农，野处而不昵，不在都邑之数，则下云五鄙是也。”），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作内政而寄军令焉。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居则为轨，出则为伍，所谓寄政）；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小戎，兵车也。《诗》云：“小戎亻戋收。”）
；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公将其一（工、商之乡隶公），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振旅，秋以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军旅整於郊。内教既成，令勿迁徙。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视，足以相识。凡三军教士，三万人，车八百乘（周制：戎车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今齐车一乘五十人，万人为军。以齐法参周制，车增三百乘，徒损三万人。吴子云齐桓募士五万人，未详），盖如乡之法。五鄙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此以下与郊内之政异）；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
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长也），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正，五正，听大夫之治），牧政听县（牧，五属大夫，听县帅之治），下政听乡（下政，县帅。听乡帅之治）。自邑积至於五属，为四十五万家，率九家得一兵，得甲十万；九十家一车，得车五千乘，可为三军者四（长勺之战，桓公自谓有带甲十万，车五千乘，盖斥地甚大，非齐旧制）。盖如遂之法，以通国之数，而递征之率，车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依周变从轻便（当时地广，参用王畿之制）。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严蔽明蔽贤下比之罚。其贤者则乡长进之，官长书之，公訾相之，谓之三选。国子、高子退而乡，乡退而连，连退而里，里退而轨，轨退而伍，伍退而家。五属大夫复事，择其寡过者而摘之，亦严蔽贤蔽明下比之罚。五属大夫於是退而属，属退而县，县退而乡，乡退而卒，卒退而邑，邑退而家。政既成，以守则固，以征则强。
苏氏曰：“尝读《周官 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後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於威、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周之制，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万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数奇而不齐，是以知其所以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无奇，则千载之日，虽妇人孺子皆以坐而计，唯其奇而不齐，是故巧历有所不能尽也。圣人知其然，故为之章会统元，以尽其数，以极其变。《司马》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为奇，其馀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阵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屈，各有条理。故三代之兴，治其兵、农、军赋，皆数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汉阵法，不复三代。其後诸葛独识其遗制，以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数岁，魏人不敢决战，而孔明亦卒无尺寸之功。岂八阵者先王所以为不可败而非以逐利胜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兵，其可谓截然而易晓矣。三分其国以为三军。五人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万人为一军，公将其一，高、国将其二。三军三万人。如贯绳，如画棋局，疏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简一，而民有馀力以致其死。昔者尝读《左氏春秋》，以为邱明最好兵法，盖三代之制至於列国犹有存者，以区区之郑，而鱼丽鹅鹳之阵，见於其书。及至管仲，阵法不少概见者，何哉？盖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是莫得而见其法也。其後吴、晋争长於黄池，王孙雒教夫差以三万人压晋垒而战，阵百为行，行百为阵，行阵皆彻，无有隐蔽，援桴而鼓之，勇怯尽应，三军皆欢，晋师大骇，卒以得志。由此观之，不简而直，不可以决胜。深惟後世不达繁简之宜，以取败北，而三代什伍之数，与管子所以治齐之兵，虽不可尽用，而其近如繁而曲者以之故守，近於简而直者以之决战，则庶乎其不可败而有所必胜矣。”
林氏曰：“如韦昭之说，则是国内无农，其六乡为工商，其十五则为兵而已。五属之地，则皆农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谓士卒，则是兵农分矣。或曰齐变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则国内之民，在十五乡者专使之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第不使出租税，供他役，庶调发虽烦，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乡，为农之五属，则皆不以为兵。”
△右齐兵制
晋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庄十六年）。献公之十六年，始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灭耿，灭霍，灭魏。惠公韩之败，作州兵（僖十五年，穆公获晋侯。吕甥言於众曰：“征缮以辅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众说。晋於是乎作州兵。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五人，则是一万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颖达曰：“《周礼》，卿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州长则否。今以州长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长治之。”）。文公於被庐，作三军（僖公二十七年）。将中军，溱佐之；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二军则上军为尊，三军则中军为尊。城濮之战，赋车七百乘（五万一千五百人）。按：楚启疆曰：“晋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馀四十县，遗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车四千乘，则晋通国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犹齐之法。其後作三行以御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成国不过三军，今复置三行，以辟天子六军之名，而实则为六军（按：《吴子》“晋文公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意即三行）。清原之，遂作五军（三十年）。盖文公虽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罢之，更为上下新军。襄公於夷（文公六年），舍二军以复三军之制。景公必阝之战（宣十二年），三军增置大夫各一人，则犹三行也。至鞍之战（成二年），克请益车八百乘，始作六军，赏鞍之功（上、中、下各增新军，成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僭更王度若此。厉公鄢陵之战，罢新上军（十六年）。悼公初尚四军（襄公八年，楚伐郑，子展曰：“四军无阙。”），其後新军无帅，公使其什吏帅其卒乘、官属，以从於下军，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传》曰：“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盖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右晋兵制
鲁自禽父封於曲阜，及僖公能复周公之宇，其《诗》曰“公车千乘”，说者以为大国之赋也。又，“公徒三万”，说者以为大国之军也。故知三军，鲁之旧。其曰三万，举成数也（实三万七千五百人）。宣公奢泰，初税亩，什二而税，既益民税。及成公谋伐齐（元年），作邱甲。邱各一甲，又益民赋，率一甸而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兵车之赋，非复《司马法》之旧矣。
程氏曰：“《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邱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成方十里，出长毂一乘。’古者或以甸为乘，或以乘为甸。以甸为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礼记》为社邱、乘粢盛是也。以乘为甸，卫良夫乘甸两牡是也。盖乘者甸之赋，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据地言之；成方十里，无沟洫言之，其实一也。今作邱甲者，即邱出甲一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为兵也。《梁》以为甲非人人之所能为，杜预以为邱出甸赋，加四倍，误矣。
胡氏曰：“鲁至昭公时，尝於红，至增三之一耳。明年，战於鞍，四卿并出（前此《春秋》未有累书帅师者）。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军，三分鲁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军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於公。季氏专将一军，而孟、仲各专一军之半，公无军焉。八年，於红，自根牟至於商、卫（根牟，鲁东界。商，宋也，鲁西南境。卫，北邻也），革车千乘。故邾人告吴曰，鲁赋八百乘，邾六百乘，盖竭作也。考之《春秋》，书五，皆在昭、定之世。自红之後，继大於北蒲（十一年），於昌闾（二十二年），又於北蒲者再（定公十三年，十四年）。独异於他公者，用见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国，而夺於大夫。大夫不得专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为强，假大之名，阴择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党，使国人莫敢睥睨，终於不可制，盖伤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横也。迄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又以夫田而赋。军旅之征，悉变邱乘之制，民无馀力矣（兵赋之法，因其田财。九夫为井，十六井为邱，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古者田以出粟为主而足食，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今开田而赋，军旅之征非矣）。”
△右鲁兵制
楚自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武王始为军政，作荆尸以伐随，授师孑以立陈法（庄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按宣十二年，随武子论楚之兵曰：“荆尸而举。”杜预曰：“荆，楚也。尸，陈也。楚武王始更此为陈法，遂以为名。”孑，钅仓属，亦楚陈所利。大抵陈中有利於长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弓矢利远是长兵，孑是短兵。盖楚参用孑为陈）。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子玉请战，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从之，大抵皆非正军，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盖兵属子玉者。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当是西广、东宫之兵。《传》曰：“楚右师、左师溃，楚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杜曰：“三军惟中军完，则不败者止若放之六卒。
楚军有两广，即其亲军，今曰西广，止分其一而已。”杜注：“东宫曰太子，有宫甲分取以给之。”按：“文元年，商臣以宫甲围成王，是宫中兵也。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杜预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师以益之。”於时子玉既为令尹，而乃请战，盖欲增兵耳。若敖之六卒，乃子玉家兵。观宣公四年，楚子与若敖氏战於皋浒，敢於敌君战，则兵强可知）。穆王，按晋文、襄霸之後，楚益强大，时则严环卫之属（文元年《传》：“潘崇掌环列之尹。”杜《注》：“宫卫之官，列兵而环王宫。”又宣十二年《传》：“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注：“官，当同环列之尹、都君子、王马之属，所以亲卫於王，出入同之。”）。厥貉之会，陈、郑及宋受役於司马，以田孟诸，时则有右盂、左盂、两甄之制（文十年，会於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诸，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
杜《注》：“盂，田猎陈名。”将猎，张两甄，故置二左司马，盖期思公复遂一人为右司马当中央，则左司马二人为两甄矣。两甄，犹言两翼）。庄王霸强，克庸以来（文十六年），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逮必阝之战（宣十二年），军制备矣。盖兆於武王，备於庄王，《传》莫详焉。三军以为正军（《传》曰：“楚子北，师次於必阝。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左军，子反将右军。”此三军者，盖正军也。是时孙叔敖为令尹秉政，不在三军之数，如南辕反旆，军进退皆由之，故知令尹为兼统三军矣），二广以为亲军（《传》载乐武子言楚军制曰：“其军之戎分二广。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受之，至於昏，内官序当其夜。”
郑氏曰：“广，平横陈之车。”杜预《注》：“二广，君之亲兵。”按《传》：“楚子分左、右广。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王乘左广以逐赵旃。”杜预《注》：“楚王更迭载之，故各有御。”《传》又曰：“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终。’自是楚之乘广先左。”盖左、右二广，为王亲军。右广初驾，以及日中；左广受之，以及日入。尝在王侧，内官序当其夜，若今之当更，循环卫。敌安当掩袭？亲军之制详矣。僖二十八年；西广从子玉时，子王专军政，故分西广以属之。今必阝之战则二广皆以侯玉迭载。其曰楚之乘广先左，杜预虽云以乘左得胜，然实则楚人尚左，故亲军分为二广，而王则乘左），游阙以为游兵（《传》“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
游阙，盖游兵往来游补阙者，观兵陈何处为薄，则从而补之，所谓奇军以防败失，由正军中逐旋分出，不系步伍之数也）。广有一卒，卒偏之两（《传》曰：“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又曰：“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司马法》“百人为卒，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广十五乘，则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两者，孔颖达谓两广之别，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复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两，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两，言卒之者，成辞婉句耳。盖防正军有败，则以偏卒易之；正卒有阙，则以偏卒补之），於陈则分左右二拒（《传》曰：“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
亦犹郑二拒，盖楚子在中军，与晋中军相对，临战分此二拒，右拒当晋下军，左拒当晋上军，故杜预谓为陈名）。调卒之法：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卒乘辑睦，不奸於事。行军之典：则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後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军行：右辕，左追蓐。凡兵车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车，不供碎役。分步卒为前、左、右三处。兵车一辕，服马夹之。而言夹辕者，步卒被主分左右者。军行时又分之，在两厢挟辕，以为战备。《传》曰：“令尹南辕。”又曰：“改乘辕。”楚陈以辕为主，以辕表车，正是挟车，严兵以备不虞。其应左右者，使之追步草蓐，令离道求草，不近兵车。蓐，谓卧止之草，以为宿备。豫定左右之别，在道分使之，故云军行。至於对陈，则在车左右，前茅虑无：《正义》曰：‘茅，明也。’
在前者，明为思虑所无之事，恐卒有非常，则预告军众，使知而为备，如今军行令人远在军前，斥度候望，虞有伏兵。使逾行之，持以绛及白为幡，与军人为私号，《曲礼》“前有水，则载青旌”之类是也。茅，明。《释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杜预注：“或曰：时楚以茅为旌，义未详。”中权是中军大将军进退之权，三军之心在此。权者，谓谋之高下轻重皆当。後劲，以精兵为殿。後世劲兵多在前，或被击败则後无应，劲兵之後，此最良法。百官象物而动，物，犹类也，谓旌旗画物类也。百官尊卑不同，象其所见之物而行动。军之政教，不待号令而自备。《周礼 大司马》：“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载太常，诸侯载，军吏载旗，师都载旌，乡遂载物，郊野载，百官载。”
凡旗有军众者画异物，无者帛而已。尊卑所逮，各有物类，此云象物而动，谓军行时，当指治兵之法）。行军之翼日，则辎重至（乙卯，王乘左广以逐赵旃。及昏，楚师军於必阝，晋之馀师不能军。丙辰，楚重至於必阝。杜《注》：“辎重也。”楚辎重尝後正军一日，盖楚军有法，辎重若与正军过远，则有邀击之患；过近，则重兵才乱，正军亦溃。後世用兵先击辎重取胜者多，盖以非太近则太远，以是知楚辎重远大兵一日为得宜也）。凡此，皆军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婴齐为简之师，组甲被练，皆创名之（襄三年《传》：“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简，谓选择也。杜预注：“组甲、被练，皆战备也。组甲，漆甲成组文。被练，练袍。”
贾逵云：“组甲，以组缀甲，车士服之。被练，帛也，以帛缀甲，步卒服之。”孔颖达曰：“甲贵牢固，练若不固，宜皆用组，何当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岂欲其被伤，故使甲不牢也。若练以缀甲，何以谓之被？又组是条绳，不可为衣服，安得以为甲里？杜言组甲，漆甲成组文，今时漆甲有为文者。被，练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练袍被於身上，虽并无明证，而杜说近之。”吕祖谦曰：“组甲、被练，皆择兵之精者。”被练，若今之软缠之类）。康王以掩为司马，始井沃衍，牧隰皋，赋车籍马，而有车兵、徒兵、甲之数（襄二十五年，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庄赋，数甲兵。掩书土田，牧隰皋，井衍沃。量入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之数。
既成，以授子木）。灵王斥地益大，陈、蔡不羹，邑赋千乘，於是有五帅（《左氏传》：“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平王简上国、东国之兵，都外都师，精练有法（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简上国之兵於宗邱，且抚其民。使屈罢简东国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边疆，息民五年，而复用师。杜预注：“上国，都在国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谓之上国。”按下云简东国之兵，亦如此，知此是简西国之兵也。西国、东国，皆是楚人在国之东、西者。孔颖达曰：“西为上，则东为下，下言东，则此是西，互见也。”）。至若成丁，则若申、息之子弟（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於申。子玉城濮之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预曰：“申、息二邑子弟皆从子玉而死。”）
；士兵则若都君子；按之则若王马之属（昭二十七年《传》：“左司马戍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杜《注》：“在都邑之士有复除者。”贾逵云：“平常免其行役，事急则从乃使之耳。”君子既有士，则不调发，唯吴、楚多有此，事急则从。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马之属，王养马官属校人之类，凡此皆以急调役，非常法）。其为舟师以待吴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楚用舟师，自康王始。考之经传，吴自成七年始入州来，暨共王卒，继侵楚。明年，败楚於皋舟之隘。是吴利在舟师，楚惧无以敌吴。後十年，康王始为舟师，以略吴疆，而吴乃灭巢。昭王时，救潜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河内而还，竟无成功。其後，囊瓦伐吴，师於豫章，吴人见舟豫章，而潜师於巢，遂败楚师。入郢之後，吴太子终累又败楚舟师，获其帅，盖楚虽以备舟，置舟师，而实莫能胜，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右楚兵制
秦自非子为孝王养马、渭之，封为附庸，至秦仲始大。秦仲之孙襄公，当平王初，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遂有岐、丰之地，列为诸侯，地与戎相错。襄公其车马，备其兵甲，武事备矣。至穆公霸西戎，始作三军。ゾ之役，三帅而车三百乘。又置陷阵（《吴子》：“秦置陷阵三万。”），鲁定公五年，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救楚，兵力益以强盛。及孝公用商鞅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行之十年，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之人耕秦地，优其田宅，而使秦人应敌於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畴官，给郡县一月而更谓卒，复给中都一岁谓正卒，复屯边一岁谓戍卒，凡战获一首，赐爵一级（自公士至大庶长十八级，後通关内、列侯，二十级）。皆以战功相君长。长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发，又非商鞅之旧矣。
△右秦兵制
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二水名），北有林胡、楼烦（楼烦，属雁门郡二胡国名，朔、岚已北），西有中、九原（二郡名），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於棘栗矣，此所谓之天府也。”说赵肃侯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於赵。赵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臣窃以天下地图按之，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国为一，并力西向而攻秦，破秦必矣。说韩宣惠王曰：”韩，氏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二县名）、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
子（南方子，蛮夷柘弩，皆善材）、少府、时力、距来者（韩有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种之弩。按：时力，谓作之得时，力倍於常，故名时力。距来者，谓弩势劲利，足距来敌也。见《淮南子》），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卒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心。韩卒之剑戟，皆出於冥山（冥山在朔州北）、棠（在豫州偃城）、墨阳（《淮南子》曰：“墨阳之莫邪也。”）、合赙（《战国策》作合伯，《春秋後语》则合相）、邓师、宛冯（邓国有功铸剑，因名邓师。宛人於冯池铸剑，故号宛冯。在荥阳）、龙渊、太阿（二剑名），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芮（抉音决，谓以革为射决。决，射也。音伐，谓也。芮，谓系盾之纷绶也），无不毕具。
以韩卒之勇，被坚甲，疏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妻阝；东有淮、颖、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訇訇殷殷（訇，麾宏反。殷，音隐），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即魏氏武卒也。注见後班固《刑法志》），苍头二十万（谓以青巾裹头，以异於众。《荀子》：“魏有苍头二十万是也。”），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厮养之卒，谓养马贱者，亦为兵）。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句践、武王远矣。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齐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粟如邱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五家，即五国），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背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言临淄自足，齐有军役，不用度河取二部）。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於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馀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伯王之资也。”班固《汉书 刑法志》曰：“春秋之後，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师古曰：“视读曰示。”）。而秦更各角抵（师古曰：“抵音丁礼反，解在《武纪》。”）
，先王之礼，没於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师古曰：“膑音频忍反。”），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从、连衡（师古曰：“衡，横也。战国时、齐、楚、韩、魏、燕、赵为从，秦国为衡。从音子容反，谓其地形南北从长也。秦地形东西横长，故为衡也。”），转相攻伐，代为雌雄（师古曰：“代，亦迭也。”）。齐愍以技击︹，（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魏惠以武卒奋（师古曰：“奋，盛起。”），秦昭以锐士胜（师古曰：“锐，勇利。”）。世方争於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利而贵变诈，施於暴乱昏之国，君臣有（师古曰：“言有隙不谐和。”）
，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读作仰），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头目，何可当也（，御难也）。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仇，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攻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师古曰：“言往必破碎。”）！《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师古曰：“《殷颂 长发》之诗也。武王，谓汤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汤建号兴师，犹本仁义，虽执戚钺，以敬为先，故得如火之盛，无能止也。”）。’言以仁义绥民者，无敌於天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俞可用也（师古曰：“俞，与偷同，谓苟且。”）
；事钜敌坚，则涣然离矣，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属，竟人身也。”苏林曰：“兜鍪也。盆领也，髀也。”如淳曰：“上身一，髀一，胫缴一，凡三属也。”师古曰：“属，联也。”），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师古曰：“个读曰{固}，{固}枚也。胄，兜鍪也。冠胄带剑者，著兜鍪而又带剑也。赢，谓担负也，音盈。”），日中而趋百里（师古曰：“中，一日之中。”），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师古曰：“中试，试之而中科条也。复，谓免其赋税也。利田宅者，给其便利之处也。中音竹仲反。复音方目反。”）。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师古曰：“狭，地小也。隘，险固也。酷，重辱也。烈，猛威也。”）。劫之以，隐之以厄（郑氏曰：“秦地多隘，藏隐其民於隘中也。臣瓒曰：“秦政急峻，隐括其民於隘狭之法。”），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师古曰：“狃，串习也，音女救反。道读曰导。”），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隶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隶五家，是为相君长。”），是最为有数，故能四者有胜於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师古曰：“鬻音育。”），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师古曰：“矜，持也。”）。故虽地广兵︹，思思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已也（苏林曰：“思音慎而无礼则葸之葸。
思，惧貌也。”张晏曰：“轧，践轹也。”师古曰：“思音先祀反，轧音於黠反。”）。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孟康曰，“入王兵之域而未尽善也。”），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师古曰：“直，亦当也。”）；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故曰：‘善师者不陈（师古曰：“战陈之义，本因陈列为民，而名音变耳。字则作陈，更无别体。而末代学者辄改其字旁从车，非经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从流俗也。”），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百僚，咎繇作士（师古曰：“土师，理官，谓司寇之职也。”），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
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禽桀、纣（师古曰：“谓《汤誓》、《泰誓》、《牧誓》是也。”），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楚，使贡周室（师古曰：“谓僖四年伐楚，次於陉，责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师古曰：“谓庄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存亡继绝，功为伯首（师古曰：“谓存三亡国，卫、邢、鲁也。伯读曰霸。”）。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师古曰：“谓定四年，吴入郢，楚子出，涉睢，济江，入於中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走赴秦，号哭请救。（师古曰：“谓申包胥如秦乞师也。夯，古奔字。”）秦人为之出兵（师古曰：“谓秦子蒲、子武帅车五百乘以救楚也。”）
。二国并力，遂走吴师（师古曰：“谓子蒲大败夫概王於沂，射之子从子西败吴师於军祥），昭王返国（师古曰：“吴师已归，楚子入郢。”），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师古曰：“言如猎之取兽。”）。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雠（师古曰：“谓陈胜、吴广、英布之徒也。”），起合，果共轧之（师古曰：“，疾风也，如之起，言其速也；如之合，言其盛也。，音必遥反。”）。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师古曰：“言其同盛衰也。”）。至於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於前，而国灭亡於後（师古曰：“孙武、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也。”）。报应之，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自周室以东，诸侯强大，僭侈兵法军制，国自为政，俱非先王之旧，晋、楚、齐、秦其尤也。鲁虽弱国，而军制亦屡变，故摭《左氏内》、《外传》诸书，略考诸国之兵制。至战国时，六王争强，军政虽无可考，而略见於苏秦之说。班孟坚《西汉 刑法志》，论兵多述春秋、战国时事，颇有可考，故具载之。
秦始皇既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阳，铸为锺钅；讲武之礼，罢为角。是时北筑长城四十馀万，南戍五岭五十馀万，骊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馀万。兵不足用而後发谪矣，其後里门之左一切发之而胜、广起（里门左，谓闾里之左。凡居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而发之也）。
山斋易氏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筑长城，南戍五岭，又有骊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发谪。先发弛刑之类，次发西贾人之类，次发治狱不直者之类，次以隐官刑徒者，次以尝有市籍者，又其次则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先发里门之左，名闾左之戍，未及发右而二世立，复调材士五万人以卫咸阳，民不聊生，天下骚动，而胜、广起矣。是时楚兵百万，而秦发近县不及，乃赦骊山徒、奴产子以击盗。及关东盗贼益炽，又发关中卒以击之，而章邯三岁将兵，亡失已十数万，坑於降楚者又二十馀万。沛公入关而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备废弛而倚办於仓卒。高祖鉴其弊，而於郡国京师兵备严整，且内外有相制之势，汉法之善者也。
按班史以销锋镝、弛武备为秦之所以亡，山斋因而发明其说。然愚以为秦之亡，非关於兵弛也。当时尽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岂能为纤芥之害，而发百万之师以戍之。骊山、阿房之役，又复数十万，健卒壮士，虚耗於无用之时，糜烂於不切之役，盖侧目倒戈相挺而并起者皆秦兵也。《史记》言，先是诸侯吏卒繇使屯戍过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又尽诛吾父母妻子，奈何？”诸将微闻其语，以告项羽，羽乃尽坑秦卒二十馀万人。夫此二十万人者，即十馀年前王翦、王贲等将之以横行天下，诛灭六雄者也。国有兴废，而士心之勇怯顿殊，异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赵高之谗、二世之诛，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尝甚败衄也。而此二十万人者，亦复弭耳解甲，而曾无异辞。虽明知必蹈祸机，反幸诸侯之入关以纾祸，所谓“寡助之至，亲戚叛之”者欤！
●卷一百五十 兵考二
○兵制
汉兴，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国。
十一年，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皇太子卫，军霸上。惠帝七年，发车骑、材官诣荥阳。文帝三年，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景帝後二年，发车骑、材官屯雁门。武帝，王恢击匈奴，伏兵车骑、材官三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
宣帝神爵元年，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诣金城。
易氏曰：“《刑法志》曰‘踵秦置材官、车骑於郡国’，特其略耳，其实不惟置材官而已。又曰‘武帝外有楼船’，特言用楼船以平百粤耳，其实高祖已有楼船之制也。《光武纪》注所引《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後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盖三者之兵，各随其地之所宜。以汉史考之，大抵巴蜀、三河、颍川诸处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陇西、诸处止有车骑，而庐江、浔阳、会稽诸处止有楼船。三者之兵，虽各随其地之所宜，而郡国之兵，其制则一。有列郡，有王国，有侯国。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典武。其在王国，则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国有相，秩比天子令长。每岁郡守、尉教兵，则侯国之相与焉。侯国之兵既属之郡，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渐，皆所以尊京师也。
京师有南、北军之屯（《汉旧仪》：“殿外门署卫尉，殿内郎署，属光禄动，南军也”），南军，卫主之（颜曰：“卫尉等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卫士。”）掌宫城门内之兵。
《百官表》：“卫尉掌宫门卫屯兵。”而《高后纪》言周勃既入北军，尚有南军，乃令平阳侯告卫尉，无纳吕产。时吕禄为将军，掌北军。产为相国，掌南军。太尉已入北军，尚有南军，故未敢诵言诛产。已告卫尉毋纳相国产殿门。产欲入未央宫为乱，弗得入，盖产所将南军，当在殿庐之内。及宣帝用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不言南军。盖卫即南军也。戾太子变，时京师兵尽发，独不闻发南军，盖卫士从上在甘泉故也。以此知南军为宫城兵，而卫尉主之。
古者环卫有二等，宫伯则领贵游子弟，宫正则领宫徒役事，汉有卫郎、卫兵，亦此制欤！（卫尉典卫兵，郎中令典卫郎）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其属者有诸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凡郎官皆上直。执戟宿卫，出充车骑，惟议郎不在直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车、户、骑三将见《百官表》）。
易氏曰：“或曰，汉制有卫郎、卫兵。卫兵既属卫尉，为南军，而郎中令均是宿卫，故《表》、《志》皆列於卫尉之前，而论者皆编为南军，若谓郎中令所领皆郎，不可以军言，则守门户、出充车骑，孰谓其非军也？郎而非军，宣帝胡为出之以击羌哉？此说殆不其然。抑尝考之，郎卫、兵卫，固均为宿卫之职，而郎中令、卫尉所掌，又皆宫门内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官，武帝更其名为光禄勋。《前表》，光禄勋掌宫门户，卫尉掌宫殿门卫屯兵；《後志》，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士，宫门徼巡事。其职实有相关者。《旧仪》曰：‘殿外门舍属卫尉，殿内门舍属光禄勋。’职之相关，特有内外之别耳。此正《周官》所谓宫正、宫伯之职。然兵卫之属卫尉者号为南军，固可考而知。若遂以光禄勋列於南军，则有所不可考者。汉光禄勋之职，属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比千石；以下如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职任固不轻矣。而当时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经、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书奏赋、军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期门、羽林皆属焉，是皆亲近天子之官，别为一府，非可谓之南军也。所谓守门户、充车骑者，若今之环卫出为天子导从仪卫而已，非可以军名也。宣帝之击羌，特以死事之子孙、羽林孤儿用之，非谓所掌之郎而尽使之从军。不然，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以是观之，则张武自别领郎卫之职，宋昌自兼领南北军之职，兵卫、郎卫，分为二职，则知郎卫非南军明矣。
武帝时，置期门、羽林（皆宿卫官，属南军）。
《东方朔传》：“上始微行，常用饮酎己。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以六郡良家子选给（六郡谓陇西、天水、北地、上郡、西河也），掌执兵迭从，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甘延寿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超距，绝於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霍光都肄郎羽林）。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後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者之子孙养羽林，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少壮令从军）。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蔡质《汉仪》曰：“羽林有左监，主羽林左骑八百；右监主右骑九百人。”）又有羽林黄头郎（《枚乘传 注》：“习水战者也。”），平帝又更期门为虎贲，主宿卫此光禄勋所领之兵（师古曰：“羽林宿卫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吴氏《能改斋漫录》曰：“此说非也。按《晋志》：‘羽林军四十五在营室星之南，一曰天军，主军骑。’则汉名军以羽林，法天文耳。”）。
章氏曰：“南军有郎卫、兵卫，掌天子宿卫；北军止於护城，轻重不侔矣。汉世凡大丧，自诸郎卫皆发。而宣帝之葬霍光，光武之葬吴汉，则诏以北军护送。章怀太子曰：‘不以南军，重之也。’又：‘王国人不得宿卫，亲属犯法人不得宿卫。’如龚遂为楚王常侍，三举孝廉，以王国人不得宿卫；萧望之以甲科为郎，坐从弟犯法，则不得宿卫。季冬或正月，天子行幸曲台，临飨卫士，劝以农桑，令就田里，必观以角而後遣，则南军之重可知矣。”
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师，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兵器所）、都船四令丞。又有式道左右候、候丞，及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焉。”是中尉所职，乃巡徼京师，以此知北军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斋易氏曰：“北军徼巡京师，属中尉，别有垒垣军门在京城。按《胡建传》云：‘监军御史穿北军垒垣为贾区，军正丞胡建斩之。’而中垒校尉实掌北军垒门内，则是北军自有垒垣军门。惟北军有垒垣军门，必有汉节而後入。《高纪》：‘上将军吕禄、相国吕产颛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军而不得入，乃令纪通持节，矫内勃北军。’又《武纪》：‘征和元年，发三辅为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又《汉帝年纪》：‘大搜长安中，闭城门十五日，待诏征官多饿死。’是北军在长安城内，苟无汉节，虽以太尉之尊，军门得以拒之，不得辄入，其法甚严也。然北军之垒错列长安城内，不近宫城。惟南宫列於宫垣，北军亦不得入，《江充传》：‘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军马，令身诣北军击匈奴。即移书光禄勋、中黄门，逮名近臣侍中诸当诣北军者，移劾门卫，禁止无令得出入宫殿。’又《礼仪志》：‘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中黄门倡，亻辰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东京赋》注云：‘卫士千人在端门外，五营千骑在卫士外。’此卫士在内、北军在外之证也。”
又曰：“或曰‘北军属太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以宠大将，而北军分八校，以中垒领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二千石，不相统属。而中垒自掌北军垒垣门事，非兼八校，此固不待辩而明矣。至谓北军属太尉，则尤不可以不辩。彼独见太尉周勃入北军之事，故举而言之，殊不知当时勃欲入北军，必令纪通持节矫内之，是以计诛吕氏，非谓以太尉勃领北军而後入也。盖北军自属中尉，而太尉掌武，虽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职，初不常置。按司马氏《将相表》：‘高帝二年，太尉卢绾，五年罢。十一年，周勃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罢。属丞相景帝五年复置，七年罢。武帝建元元年复置，二年罢。’後改为大司马。是其职之或置或罢，盖以三公无所不统，官不必备，惟其人而已，岂专领北军者邪！”
武帝增置八校（属北军），更名中尉为执金吾（《百官志》：“执金吾，秦官，缇骑五百二十人。”光武曰“仕宦当至执金吾”，言徒役盛也）。
帝用兵四夷，发中尉之卒，远击南粤，恐内无重兵，或致生变，於是创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为胡骑，知越人事者为越骑。又取中尉属官所谓中垒者进为校尉，凡八校尉。
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外，又外掌西域。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内屯兵。越骑校尉掌越骑（如淳曰：“越人内附以为骑也。”晋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师古曰：“《宣纪》言飞射声、胡越骑，又此有胡骑，如淳说是也。”）。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长水，胡名也。宣曲，观名，胡骑屯所），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胡骑之屯池阳者）。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者（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闻声则中之，因以名也。”应劭曰：“须诏所命而射，故曰待诏射也。”），虎贲校尉掌轻车。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马，秩皆二千石（《刑法志》言：“武帝平南粤，内增七校。”盖胡骑校尉不常置，故言七）。 外又有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不在八校尉数内），有司马（八屯各有司马）， 十二城门候（门各有候。萧望之署小苑东门候，亦其比也。城门初无兵，自戾太子事後置，以城门校尉一人领之。十二城门各有候，王商以特进，孔光以太傅领城门兵，得举吏如五府）。
山斋易氏曰：“按《刘屈传》：‘戾太子使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已装会。侍郎莽通使长安，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盖中垒在北军，而步兵在长林苑门、长水，兼掌长水及宣曲胡骑，则在长水及宣曲，皆在长安城外。颜师古以长水在今县东长水乡，是知八校分屯不专在一所，虽同名北军，而各以校尉领之，而不属中尉之北军。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门校尉之後，而中垒校尉亦别掌北军垒门内外，不属金吾也。盖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光武并七校为五营，故省虎贲入射声，省胡骑人长水，又省中垒校尉而置北军中候，掌监五营。自是五营属北军，以北军中候监之，谓之北军五营。”
章氏曰：“按武帝八校为北军，《表》不言属中尉。疑中垒自专统北军，与中尉异司，而北军始不属中尉矣。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垒之权太重，又於光禄勋之下，旋理会增添，於是增羽林、期门，以益南军，大概领二军之势均。”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则执金吾徼於宫外为表里。”唐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者此也。”
又曰：“汉初南北军亦自郡国更番调发来，何以言之？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士，劾乏军兴。则知自郡国调上卫士一岁一更，更代番上，初无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则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门，则长从始此。”古者禁卫兵不出。汉初，犹得古意，京师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发中尉卒军灞上，文帝三年，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则中尉之兵未始远出。武帝元鼎六年，发中尉卒击吕嘉，则失之矣。至宣帝遂令羽林、飞诸兵远赴金城击羌，不亦骚动之甚乎！”
又曰：“汉兵郎无员数，虎贲千五百人，而多不过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东汉不过三千五百三十六人。执金吾缇骑五百二十人，至东汉亦不过六百人。卫尉所领诸宫掖门都侯、剑戟卫士，至东汉不过二千五百人。十二城门兵不见数，然亦不过门置一候，以掖门司马领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则城门领於一校，大约可见。中都兵盖仅用四万耳。”
◎南军图（上准《东汉 安帝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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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署郎│车、户、骑三将│武│武帝置期门，平帝│左监（主左
│
│
│ │更虎贲
│骑八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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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中郎将（主 │虎│虎贲郎（千五百 │
│
│ 左署郎）
│ │人，无常员，多 │
│
│
│ │至千人。主虎贲 │
南│
│
│ │宿卫）
│
├───┼───────┼─┼────────┼──────
│光禄勋│五官中郎将 │主│主殿门内
│
│（本郎│（主五官郎） │ │
│
│中令，│
│ │
│
│武帝改）
│ │
│
├───┼───────┼─┼────────┼──────
│
│右中郎将
│羽│羽林郎
│
军│
│（主右署郎） │ │ （百八十人） │
├───┼───────┼─┼────────┼──────
│卫士 │车、户、骑三将│武│武帝置建章营骑、│右监（主右
│（八十│
│ │ 羽林骑
│骑九百人）
│一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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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尉国（下准《东汉 百官志》卫尉注）
主殿 公车司马（主阙门兵）
南宫卫士（卫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宫卫士（卫士四百七十二人）
右都候（主剑戟，卫士四百十六人）
卫尉 左都候（主剑戟，卫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卫士一百二人）
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卫士四十人）
元武司马（主元武门，卫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马（主北门，卫士三十八人）
外兵 北门朱雀司马（主南掖门，卫士一百二十四人） 东明司马（主东门，卫士一百八十人）
朔平司马（主北门，卫士一百十七人）
◎北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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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垒校尉 │掌北军│北京│越骑校尉（领士七百人，掌越骑）
北│（本中尉，│垒门 │城兵│步兵校尉（领士七百人，掌上林苑门屯兵）
│武帝改属 │
│
│
│光武省， │ │ │长水校尉（领士七百三十六人，掌
│置中候） │ │
│ 长水、宣曲胡骑）
│
│ │
│射声校尉（领士七百人，掌待诏射士）
军│
│ │
│屯骑校尉（领士七百人，掌骑士）
│
│
│
│胡骑校尉（光武并长水，掌胡骑之屯
│
│
│
│池阳者，不常置）
│
│
│
│虎贲校尉（光武并射声，号五营，掌
│
│
│
│
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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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曰：“班孟坚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义。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详，使一代之制无考焉。汉初，兵民不甚分，如冯唐谓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从军。而後汉《礼仪志》谓罢遣卫士，必劝以农桑。由是观之，兵农尚未分。”
山斋易氏《汉南北军始末序》曰：“汉之兵制，莫详於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盖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实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窃疑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於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於三辅。抑何远近轻重之不伦邪？尝考之司马子长作《三王世家》，载公户满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盖同姓，亲也，於内为逼，故处於外，而使之正异族；异姓，疏也，於亲为有，故处於内，而使之正族属。南北军调兵之意，殆犹是欤！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莫，而缓急为可恃，故以之卫宫城，而谓之南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民情有闾里、墓坟、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而谓之北军。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坚号一代良史，而论载独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阙焉，往往杂见一二於《纪》、《传》、《表》、《志》之。乡者以管见而商扌之，考其始末，述以俪语，其後先沿革，悉疏於下，而犹恨未能条列汉制之详，近犹子开得胄监学者所考南北军，且合此二书略加参订，遂使汉家一代军制，与夫内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了然在目，诚考古之一端，於是乎书。”
又曰：“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按《百官志》，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中尉。夫中尉为天子北军之统帅，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何也？左即冯翊，右即扶风，京即京兆，谓之三辅。三辅之委寄，固重於郡国矣。而所领兵事，则非郡国之比。盖汉太守谓之郡将，兼领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职。在王国，则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辅，则异是矣。夹辅京邑，错列畿甸，其势甚逼，则兵权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属郡卒，而特属中尉之北军，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黄霸尹京兆，发骑士诣北军，以‘马不士，劾乏军兴，连贬秩’，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而属中尉无疑也。”
又曰：“南军无常在之兵，以郡国民始傅者为之。《高纪》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傅，著也。立傅名籍，以给公家之繇役也。又，《汉仪注》‘民年二十为正，一岁为卫士’，即此宫门卫士而谓之南军者。武帝建元元年，诏：‘卫士转置送迎常二万人，其省万人。’郑氏云：‘去故置新，常二万人。’是即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门、羽林、七校之类，增置不一，而南军卫士实有定数，是以国无重费，而民亦不以为病。《王尊传》，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盖宽饶为卫司马，及岁尽交代，上临飨罢卫卒，数千人皆叩头自请，愿复留其更一年，则当时之人情可知矣。考《韦元成传》，则寝园所用，已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纪》初元三年，随即罢甘泉、建章宫卫士，未见其为病民也。至光武讲省兵之制，而宫掖门卫士才二千五百馀人而已。其後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而《後 礼仪志》有‘飨遣故卫士仪。’是知光武虽罢郡国之兵，而南军卫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宫属卫尉而调兵郡国之证欤。”
又曰：“杜佑《通典》谓‘汉氏重兵，悉在京师’，是殆不然。两汉之初，正以京师无重兵。尝以《後 百官志》考之。卫尉卫士六千人，南宫、北宫卫士共一千八人；左右都候卫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宫掖凡七门，每门各有司马以领卫士。南屯七百二人；苍龙四十人；元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东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总而计之，南北为九千四十六人。北军五校所领骑士如屯骑、越骑、步兵、射声各七百人，又中尉缇骑五百三十人。总而计之，为四千五十人。惟城门屯兵数无所考，以宫掖门司马所领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门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过三千人耳。总是三者，而京师之兵不满二万人。或曰，此光武中兴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则殆不止是，然亦不过倍之云尔。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则其数当益少於此也，岂得云重兵悉在京师哉？故此以万旅言之。”
又曰：“大抵南北军之制，在《汉志》为甚略，无所考证。然杂见於纪、传、表、志者，亦可参考其一二，其大要则无出於高后八年之纪也。考之《高后纪》，则见二军之权势，内外足以相制，表里足以相应，高帝之法，可谓规摹宏远矣。汉初定天下，京师之屯，惟此二军。诸夏本根，所系甚重，故高祖於卫尉、中尉之任，皆不轻授，而必付之郦商、周昌。高帝十一年，《百官表》书卫尉王氏，中尉戚思。王氏史失其名，而《萧何传》载王卫尉之谏高帝械系何也，其面折廷争，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欤？思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属欤？高帝锺爱赵王，屈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则以戚氏本兵，得非阴为保护赵王之计？而王陵固高帝付以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邪？惠帝初年，吕氏固已颛国政，刘泽，吕氏之戚属也，实为卫尉，而《表》於中尉缺焉。
高后七年，泽既为王之国。终吕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权分属於吕禄、吕产，而长乐卫尉亦属之吕更始辈，兵权尽归吕氏矣。史称太后病困，以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据兵卫宫，谨无送丧为人所制，故史称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齐王传》云‘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陈平、周勃谋诛吕氏，太尉勃欲入北军，仍令纪通持节矫内之。又令郦寄、刘揭说禄解将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将北军，而尚有南军卫尉居宫中，实颛南军之权，故令平阳侯告之，使毋内吕产殿门。按《表》，高后七年，刘泽为王，卫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阳侯所告者何人哉！产既颛军，其权不在卫尉，审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国也。
又按《表》，文二年始书卫尉足，而文帝诏封功臣，则云卫尉足等十人矣。愚谓平、勃区处南军，宜无异於北军，而平阳侯所告之人得非卫尉足也邪？岂平、勃欲诛吕氏，始除足为卫尉以夺南军，故平阳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详载尔。又不然，则勃既将北军，其势已足以制南军，故令平阳侯告卫尉。然南军未附，势未可知，卫尉守殿门，相国虽不得入，而犹得裴回往来於殿庭之次，是南军犹纵其入，未有出力奋发而诛之者。若卫尉於是时不能久抗相国，则南军将何如也？又按知其不有起而应之者？盖彼皆素所服属者也，异时陈蕃之举是矣。平阳侯既驰告太尉，而尚恐不胜，未敢诵言诛之，乃谓朱虚侯刘章急人宫卫帝，章从勃调卒千人，入未央宫掖门，见产廷中，会天大风，从官乱，莫有斗者，遂得杀之於郎中府吏舍。
又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入北军，报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贺曰：“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盖南军尚存，不能为太尉勃之忧，而吕产在宫中，勃深虑其不胜，必卫尉应於内，而後足以克敌，於此足以见南军之可以制北军。南军虽存而太尉得以告卫尉而夺之权。诛产之功，竟以北军而清宫掖，是又足以见北军之可制南军也。夫北军讨之於外，南军应之於内，表里相济，於此可验。然是时诛吕氏，北军之功居多，而南军无大功，故文帝褒赏功臣，如纪通、刘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户，而卫尉足等仅四百户，或者以其功为劣欤！当是之时，勃虽以南北军成诛吕安刘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北军，则勃已不与两军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归政柄，盖前日之以北军制南军者，特一时之权宜而已。
南北军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领，失本意矣。然出於仓卒周防之谋，故随即罢卫将军，仍以其兵分属焉，是虽出於一时权宜，而於南北军之制，初未尝有所更易，此汉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内增七校，以壮翼卫之势，又恐北军偏重，则置期门、羽林与夫城门之兵，兵籍纷纷，而南北军之制隳矣。”
汉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癃罢。”）。
汉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为正卒。每一岁当给郡县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为钱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为卫士；京师者一年为材官、骑士、楼船；郡国者一年。三者随其所长，於郡县中发之，然後退为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调发。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更卒也；贫者欲得雇更钱，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往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昭帝纪》如淳注）。
秦用商鞅之法，月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谓给郡县一而月更者，正卒，给中都官者也）。汉兴，循而未改，後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
按《汉书》如淳《注》言，更有三品。窃详其说：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践更者，以钱雇直，所直者内地，其役一月，其钱，则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过更者，亦以钱雇直，所直者边疆，其役三日，其钱，则不行者输之县官，县官以给代行者。但所谓一岁而更者，恐是并往回行程言之。远戍且以两月为行程，则每岁当役者十月。如是践更，则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过更，则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边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则兵之在戍者无几矣。然《晁错传》明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则似明立此法，非是并行程及雇募而言（一岁是并行程与雇募通言之，乃如淳注说），殊与三日之说背驰。窃意一岁而更，是秦以此待谪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穷兵黩武，则虽无罪者及元系复除者，皆调发之而侪之谪戍矣（七谪科所谓吏有罪者，罪人也；所谓贾人、赘婿及有市籍者，皆无罪之人也；闾左者，已复除之人也。详见下晁错疏中）。汉初亦遵其法，後来乃著令有罪者乃边戍一岁，而凡民之当戍者不过三日，若不愿行者，则听其出钱县官以给戍者，为过更之法耳。
如发谪徒，则有七科谪、恶少年、亡命、弛刑。选募则有勇敢、命、伉健之属（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从军。武帝元鼎五年，吕嘉反，遣路博德将罪人驰，义越侯遗则将巴蜀罪人咸会番禺。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六年，赦京师亡命，令从军。太初元年，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郡国恶少年数万人，期至贰师取善马。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