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卷二
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收其图籍，户五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九州岛攸同，大抵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也。蜀刘禅炎兴元年，则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岁次癸未，是岁魏灭蜀。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岁次庚子，凡一十八年。户增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万九百八十二。则当三国鼎峙之时，天下通计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后赵石勒，据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内、魏、汲等十一郡，并前赵国合二十四，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前秦苻坚灭前燕慕容暐，入邺，阅其名籍，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平燕定蜀之称，伪代之盛也。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资贩于道。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广固，南燕，慕容超。广固，即今北海郡。西灭后秦，平关洛，后秦，姚泓。长河以南，尽为宋有。帝素节俭，有司尝奏东西堂施局脚床，用银涂钉，帝以为费，使用直脚床，钉用铁。公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之费。文帝励精临人，江左数代帝王莫及，所以称元嘉之理，比前汉之文、景焉。既而国富兵强，更务经略。元嘉二十七年，后魏主太武帝以数十万众南伐，河上屯戍，相次覆败。魏师至瓜步而还。宋之财力，自此衰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
齐氏六王，年代短促，其户口未详。
梁武之初，亦称为理，及精华耗竭，贪地邀功，侯景逆乱，竟以幽毙。元帝惨虐，骨肉相残，纔及三年，便至覆灭，坟籍亦同灰烬。户口不能详究。
陈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内，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隐，时称令主，阅其本史，户六十万。而末年穷兵黩武，远事经略，吴明彻全军只轮不返，锐卒利器，从此歼焉。至后主灭亡之时，隋家所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
后魏起自阴山，尽有中夏。孝文迁都河洛，定礼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按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后，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及尔朱之乱，政移臣下，或废或立，甚于弈碁，遂分为东西二国，皆权臣擅命，战争不息，人户流离，官司文簿，又多散弃。今按旧史，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其时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数大郡，多千户以下，复通新附之郡，小者户纔二十，口百而已。
北齐承魏末丧乱，与周人抗衡，虽开拓淮南，而郡县褊小。文宣受禅，性多暴虐，而能委政宰辅杨遵彦，十数年闲，亦称为理。故其时以为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及武成、后主，俱是僻王。至崇国讳改之化三年，为周师所灭。有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
后周闵、明二帝，主祭而已，俱以弒崩。武帝诛戮权臣，诛宇文护。方览庶政，躬俭节用，考核名实，五六年内，平荡燕齐。灭高齐。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
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托孤，不踰数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俭资费。至于六宫之内，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随令补用，非享燕，所食不过一肉。有司尝进干姜，用布袋盛，帝以为费，大加谴责。后进香药，复以袋盛，因笞所司，以为后诫。其时宇内称理，仓库盈溢。至开皇九年平陈，帝亲于朱雀门劳师行赏，自门外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而不加赋于人。炀帝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后周静帝末授隋禅，有户三百九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纔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承其全实，遂恣荒淫。登极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万余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亲征吐谷浑，驻军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运者倍之。又逆征数年之赋，穷侈极奢，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身丧国灭，实自取之，盖资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大唐贞观户不满三百万。三年，户部奏，中国人因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获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三十一，马四千三百匹。
永徽三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去年进户一十五万。」高宗以天下进户既多，谓无忌曰：「比来国家无事，户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实。」因问隋有几户，今有几户。履行奏：「隋大业中户八百七十万，今户三百八十万。」永徽去大业末三十六年。
显庆二年十月，上幸许、汝州，问中书令杜正伦曰：「此闲田地极宽，百姓太少。」因又问隋有几户。正伦奏：「大业初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
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绩破高丽国，虏其王，下城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年，徙高丽民三万，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
初，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永淳元年，京师大雨，饥荒，米每斗四百钱，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纵，造罔极寺、太平观、香山寺、昭成寺，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
睿宗景云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观，补阙辛替否上书极谏，不从。二年，监察御史韩琬陈时政上疏曰：「臣窃闻永淳之初，尹元贞任岐州雍县令，界内妇人修路，御史弹免之。顷年妇人役，修平道路，盖其常也。调露之际，刘宪任怀州河内县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选人有通索阙者，于时选司以名教所不容，顷者以为见讥后人矣。顷年国家和市，所由以刻剥为公，虽以和市为名，而实抑夺其价，殊不知民足官孰与不足矣。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亡逸。往年选司从容安闲，而以礼数见待；顷年选司无复曩时接引，但如仇敌估道尔。往年效官交替者，必储蓄什物以待之；顷年替人，必諠竞为隙，互执省符，纷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争以自效；顷年差点勒遣，逃亡相继。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胜数。即知政令风化，渐已弊也。」
开元四年，山东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奏言：「臣闻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又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并除蝗之义也。又蝗既解飞，夜必投火，臣请切勒所在夜中设火，火边掘大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乃遣使分道驱除瘗埋，朝臣多言不可。玄宗以问崇，崇对曰：「常人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魏时山东有蝗伤稼，缘小忍不除，遂使苗稼总尽，人至相食。后秦时有蝗，禾稼及木草俱尽，牛马至相噉毛尾。今山东蝗虫，所在充满，傥不救其收获，百姓岂免流离，事属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若驱逐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玄宗许之。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籍籍，咸以为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犹可停罢。」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断蛇，其福乃降。赵宣子至贤也，恨用其犬。孔宣父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既救人杀虫，天道固应助顺。若因此致祸，崇请以身当之。」怀慎更不能答。崇令埋瘗之，累月方尽。其后渐丰熟。
八年，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
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陈便宜，奏请检察伪滥兼逃户及籍外剩田。于是令融充使推句，获伪勋及诸色役甚众，特加朝散大夫，再迁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劝农判官，长安尉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天下。慕容珣、王冰、张均、宋希玉、宋询、韦洽、薛、乔梦松、王诱、徐楚璧、徐锷、裴宽、崔希逸、边冲寂、班景倩、郭廷倩、元将茂、刘日正、王焘、于孺卿、王忠翼、何千里、梁勋、卢怡、库狄履温、贾晋、李登、盛廙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于此为盛，其后多至显秩。所在检责田畴，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则免其六年赋调，但轻税入官。阳翟县尉皇甫憬、左拾遗杨相如并上疏，盛陈烦扰不便。宽等皆当时才彦，使还，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憬遂贬为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中丞。
融又上言：「天下所检责客户，除两州计会归本贯以外，便令所在编附。年限向满，须准居人，更合所有优矜，即此辈徼幸，若征课税，即目击未堪。窃料天下诸州，不可一例处置，且请从宽乡有剩田州作法。窃计有剩田者减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给。其剩地者三分请取其一分以下。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以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室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以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十丁于近坊更共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之，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便纳随近州县。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无租税。既是营田户，且免征行，安堵有余，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纳收十石，其粟更不别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别二十价，然后支用。计一丁年还出两丁以上，亦与正课不殊。则官收其役，不为矜纵，人缓其税，又得安舒，仓廪日殷，久长为便。其狭乡无剩地客多者，虽此法未该，准式许移窄就宽，不必要须留住。若宽乡安置得所，人皆悦慕，则三两年后，皆可改图，弃地尽作公田，狭乡总移宽处，仓储既益，水旱无忧矣。」
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二十年，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天宝元年，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载以后，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多有进奉，驼马生口，不旷旬月，郡县供熟食酒肉草料。杨国忠任用之后，即与蛮王合罗凤结衅，征关辅、河南、京兆人讨之，去者万不一全，连枷赴役，郡县供食。于是当路店肆多藏闭，以惧挠乱，驴马车牛，悉被虏夺，不酬其直，数年闲，因渐减耗。
十三载，京城秋霖，米价腾贵，官出太仓米，分为十场出粜。其所在川谷泛溢，京城坊市墙宇崩坏向尽。東京洛又溢，隄壞，飄損十九坊居人邑屋。二十日，遣京城诸坊人家，于门前作泥人，长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十月方霁。
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国家之极盛也。按后汉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寿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户千六十七万。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至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凡十四年，然后车书混一，甲兵方息。至大业二年，凡十八年，有户八百九十万。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纔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肃宗干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岛，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年至干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课口损三千七十一万三百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户至大历中，唯有百三十万户。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
丁中汉 晋 宋 北齐 隋 大唐
汉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傅音附。傅，着也。著名籍，给公家徭役。
晋武帝平吴后，有司奏，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宋文帝元嘉中，王弘上言：「旧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年。循吏恤隐，可无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剧，况值苛政，岂可称言。至令逃窜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宪，实亦由兹。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名之宜，应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帝从之。
北齐武成河清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
隋文帝颁新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以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炀帝即位，户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颎奏以人闲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
神龙元年，韦皇后求媚于人，上表，请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从之。韦庶人诛后，复旧。
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制，自今以后，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按开元二十五年户令云：「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无夫者为寡妻妾。余准旧令。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三人，皆先尽子孙，次取近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诸以子孙继绝应析户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继处有母在，虽小亦听析出。诸户欲析出口为户及首附口为户者，非成丁皆不合析。应分者不用此令。诸户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征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令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后，不须更貌，若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附于实。」
九载制：「天下虽三载定户，每载亦有团貌，自今以后，计其转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九者，任退团貌。」广德元年制，天下「百姓二十五成丁，五十五入老。」
论曰：「昔贤云：『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适卫，冉子仆。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税，国足不在于重敛。若逃税则不土著而人贫，重敛则多养赢而国贫，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户籍，谓之养赢。」赢者，大贾蓄家也。正数之户既避其赋役，则至浮浪，以大贾蓄家之所役属，自收其利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不救时弊。昔东晋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无定本，伤理为深，遂有庚戌土断之令。财丰俗阜，实由于兹。其后法制废弛，旧弊复起，义熙之际，重举而行，已然之效，着在前志。
隋受周禅，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惟十八载，有户八百九十万矣。自平陈后，又加四百八十余万。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颎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甿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浮客，谓避公税、依强豪作佃家也。昔汉文三年，除人田租，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而豪强占田踰多，浮客输大半之赋。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于豪人也。不正其本，适足以资富强矣。」高颎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
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纔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闲，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自贞观以后，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余万也。汉武黩兵，人户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后至平帝元始二年，经七十余载，有户千二百二十余万。大唐百三十余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
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诸道加出百八十万，共得三百一十万。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充，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
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倍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征输，困竭日甚。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未一，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征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计诸道簿帐所收，可有二百五十余万户。按历代户口，多不过五，少不减三，约计天下，除有兵马多处食盐，是知见在之数。若采晋、隋旧典制置，可得五百万矣。以五百万户共出二百五十万户税，自然各减半数。古之为理也，在于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和。
夫然，故灾沴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孟冬司徒献民数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冗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远者，将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欤？」
通典卷第八 食货八
钱币上周 秦 汉 后汉 晋
货币之兴远矣，夏商以前，币为三品。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白金为下币。白金为银。太公立九府圜法。周景以母子相权。秦用黄金铜钱为上下二等。汉兴为八铢，或为荚钱，或作白金，或作赤仄，八铢五分，迭废迭用。王莽又设错刀金银龟贝凡数十品。公孙述始作铁钱。魏文帝谷帛相贸。刘备以一当百。孙权以一当千。理道陵夷，则有鹅眼、线环之别；王纲解纽，又有风飘、水浮之异。名目繁杂，不能遍举，缅征损益，可略而言。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为市，非独提挈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历代钱货，五铢为中，一品独行，实臻其要。今钱虽微重于古之五铢，大小斤两，便于时矣。
太公既立之于周，退行之于齐，曰：「知开塞之术者，其取天下如化，是谓政之大端也。」又管仲曰：「三币握之，非有补于温饱也，舍之非有切于饥寒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利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具轻重篇。
其后言事者，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况当今人疲赋重，康俗济用，莫先于斯矣。自昔言货币者，在于图史，无之，皆不达其要，唯汉贾生、国朝刘录事秩，颇详其旨。
自神农列于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
周制：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制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黄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流行如泉。布于布，布于民闲。束于帛。束，聚也。
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钱者金币之名，先曰泉，后曰钱。大于旧钱，其价重也。班固以为文曰宝货。唐注国语云：「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未详孰是，故两存焉。大夫单旗曰：「不可。古者天降灾戾，戾，恶气也。一曰：戾，至也。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民患币重，则多作轻钱而行之，亦不废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谓去其本居而散亡。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原谓水泉之本。潢音黄，洿音乌。竭亡日矣，王其图之。」弗听，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内郭为好，外郭为肉。韦昭曰：「肉，钱形也。好，孔也。」以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焉。单旗虽有此言，王终自铸钱，果有便，故百姓蒙利。
管子曰：「人君铸钱立币，人庶之通施也。钱币无补于饥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财物，通交有无，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谓常费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随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调其事，则豪富并藏财货，专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费不给，以致匮乏。然则人君非能分并财利而调人事也，则君虽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恶能以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权其利门，制其轻重，虽铸币无限极而与人，徒使豪富侵夺贫弱，终不能致理也。恶音乌。又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糜也。●，章延反。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于禺音虞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若五谷与万物平，则人无其利。故设上中下之币而行轻重之术，使一高一下，乃可权制利门，悉归于上。
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为相，市令言于相曰：「市乱，人莫安其处，行不定。」叔敖白于王，遂令复如故，而百姓乃安也。
荀卿曰：「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缯菁焉，然而中国得而赋之。东海则有紫蛤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纯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财货流通，无不尽致其用，四海之内，若一家也。凡理，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王之所宝者六，圣人能制议百姓，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献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
秦一中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二十两为镒。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镒为金之名数。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言钱之形质如周钱，唯文异耳。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榆荚也。钱重铢，半径五分，文曰「汉兴」。黄金一斤。复周之制，更以斤名金。
高后二年，行八铢。秦钱文曰「半两」，即八铢也。初，汉以其太重，更铸榆荚，人患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六年，行五分钱。径五分，所谓荚钱。
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顾租，谓顾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微谓精妙也。其术精妙，不可觉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轻犯之，奸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操造币之势，操，持也。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报，论也。夫悬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下，报也。积累下报论之也。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赖，利也，恃也。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
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若干，且设数之言也。干犹个，谓当如此个数耳。或用重钱，平称不受。用重钱，则平称有余，不能受也。法钱不立，依法之钱也。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呵，责怒也。苟非其术，何向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镕，形容也，谓作钱模也。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言皆采铜铸钱，废其农业，故五谷不为多。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则人铸钱者大抵必杂以铅铁，黥人日繁，一祸也。伪钱无止，钱用不信，人愈相疑，二祸也。
采铜者弃其田畴，铸者捐其农事，五谷不为多，则邻于饥，三祸也。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阱也。且农事不为，有类为灾，故人铸钱不可不禁，四祸也。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则盗铸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其祸五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铜积谓多积铜。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古者以铜为兵也，秦销锋镝铸金人十二是也。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奇，残余。
羡，饶溢。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末谓工商之业也。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坏，七矣。末业既困，农人敦本，仓廪实，布帛有余，则招胡人，多来降附，故言制吾弃财也。弃财，谓可弃之财。逐，竞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埒，等也。所铸文字与四铢同，微重耳。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文字秤两同四铢。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孝武帝有事于四夷，又徙平民七十万口于新秦中，用度广，出御府钱以赡不足，而冶铸或累万金，不佐公家之急。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闲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铸钱者多，故钱轻，轻亦贱也。物益少而贵。民但铸钱，不作余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文为半两，实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鋊，民盗磨钱质而取鋊。鋊，铜屑也。磨钱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铸钱。西京黄图叙曰「民磨钱取屑」是也。鋊音浴。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
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一作「紫缋」，绣绘五采而为。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管子曰：「桓公朝周，请天子号令诸侯，以石璧贺献。」此亦鹿皮银锡为币之义也。诸具轻重篇。又造银锡为白金，杂铸银锡以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或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为三品，此重六两，则下品重四两。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椭，圜而长。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周匝为郭，文漫皆有。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抵，归也。大归犹言大凡也。无虑亦谓大率无小计虑也。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劾之。时张汤用事。初，帝既与汤造白鹿皮币，以问大司农颜异，对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会有人告异以他议事，下汤理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异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遂诛。于是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以赤铜为其郭。
今钱见有赤侧者，不知作法云何。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充赋及给官用，皆令以赤侧。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废不行。其后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锺官，办铜令，然则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宣帝时，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铢，谓计其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始造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此钱今并尚在，形质及文与汉书相合，无差错也。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么钱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朱音殊，提音上支反。他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岠冉长尺二寸，冉，龟甲缘也。岠，至也。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两贝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龟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么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布亦钱。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殽以链锡，许慎云：「链，铜属也。」然则以链及锡杂铜而为钱也。链音连。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放，依。其金银与他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
其后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遂废。
莽天凤元年，复申下金银龟贝之货，颇增减其价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圆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闲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比音频未反。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璅，传送长安锺官，锺官，主铸钱者。愁苦死者十六七。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百姓货币不行。皇甫谧高士传曰：郭泰过史弼，送迎辄再屈腰，泰一传揖而去。弼门人怪而问之，弼曰：「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时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腹，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
后汉光武除王莽货泉。自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马援上书曰：「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于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
及章帝时，谷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百物皆贱矣。」帝用其言，少时复止。
和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帝竟不铸钱。
及灵帝作五铢钱，而有四出道，连于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非京师破坏，此四出散于四方乎？」
至董卓焚宫室，乃劫銮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大五分。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
曹公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而已。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至明帝代，钱废谷用既久，人闲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于事为便。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蜀先主刘备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取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西曹掾刘巴曰：「易耳，但当铸钱，一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闲，府库充实。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吴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而使吏人输铜，计铸毕，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闲患之。后权令曰：「往日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人意不以为便，其省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晋元帝过江，用孙氏赤乌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孝武帝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肄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本充于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着于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计度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
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也。魏明帝时，钱废谷用，四十年矣。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着于已试也。代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藏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取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代之益。于时名贤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不妨人也。
愚谓救弊之术，无取于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沈约曰：「人生所资，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人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朋兴于上代。昔醇人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异同。一夫躬耕，则余餐委室；疋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贸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有讹变，奸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币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也。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彩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稔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钱虽盈尺，且不疗饥于尧年；贝或如山，信无救渴于汤代。其为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
夫千疋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代推移，人兴事替，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醇返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涤圜法，销铸无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代。桓玄知其始而不觉其终，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疋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通典卷第九 食货九
钱币下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署，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人闲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也。凡刱制改法，宜顺人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议自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息，六货溃乱，人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夫钱之形，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殆无此嫌，人巧虽密，要有踪迹，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
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周代，皆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人者也。但采铸久废，丧乱累仍，縻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甿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
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者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赊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着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于是人闲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
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竣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振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闲，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镕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闲，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元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闲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鑢，如今之翦凿者，谓之来子，尤薄轻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改，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明帝泰始初，唯禁鹅眼、綖环，其余皆通用，复禁人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曰：「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钱府，方督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磨泽淄染，始皆类故，交易之后，渝变还新。良人不习淄染，不复行矣。所卖鬻者，皆徒失其物。盗铸者复贱买新钱，淄染更用，反复生诈，循环起奸，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长也。若官钱已布于人，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者以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人奸。上乃使诸州大市铜，会上崩乃止。
武帝时，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如兹。稼穑艰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年常岁调，既有定期，僮恤所上，咸是见直。东闲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于无所，鞭捶质系，益致无聊。」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荆州，今巴东、夷陵、云安郡地。郢州，今江夏、齐安、竟陵、汉阳、富水郡地。江州今浔阳、鄱阳、章郡、庐陵、临川郡地。湘州，今湘川之地。梁州，今汉川之地。益州，今蜀川之地。交、广，今岭南道之地。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二黍，其百文则重一斤二两。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如新铸五铢，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者，其五铢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三吴属县行之。女钱径一寸，重五铢，无轮郭，郡县皆通用。太平百钱二种，并径一寸，重四铢，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并曰「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径六分，重一铢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五铢」，源出于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稚钱。五朱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铢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于余钱。又有对文钱，其源未闻。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人谓之富钱，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钱，径一寸，重四铢半，代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趋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始梁末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镕铸，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后魏初至太和，钱货无所用也。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十九年，公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疋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人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贾不通，贸迁颇隔。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是。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时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踰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今郡地。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输之。后临淮王彧为梁州刺史，奏罢之。
孝明帝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夏殷之政，九州岛贡金，以定五品，周仍其旧。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圜货始行，定铢两之楷。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逮于孝武，乃造五铢，其中毁铸，随利改易，故使钱有小大之品。窃寻太和之钱，孝文留心刱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徐今彭城、琅琊郡地。扬今寿春郡地。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徐之域。荆今南阳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去永平三年，敕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至来年末悉令断之。暨延昌二年，徐州人俭，刺史启奏求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谨寻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鹅眼、环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行使。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例程，裂疋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谨惟自古以来，钱品不一，前后累代，易变无常。且钱之为名，欲泉流不已。臣之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南有事，且可依旧。」
澄又奏：「谨详周礼，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布犹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则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令代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今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宁可专贸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镪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代之宜，便利于此。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钱者，罪重常宪。既欲均齐物品，廛井斯和，若不绳以严法，无以肃兹违犯。」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于市。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今王屋县矿，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宜开铸。」诏从之。自后所行之钱，人多私铸，钱稍小薄，价用弥贱。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庄帝初，私铸者益更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秘书郎杨奏曰：「昔马援在陇西，尝上书求复五铢钱，事下三府，不许。及援入为武贲中郎，亲对光武，释其趋向，事始施行。臣顷在雍州，亦表陈其事，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乃随宜剖说，帝从之，乃铸五铢钱。
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今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踰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应自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后遂用杨计。
永安二年秋，诏更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贵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于三市卖之，绢疋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时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让。上表求铸三铢钱曰：「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时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筴钱，至孝文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五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贻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人无困弊，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昔孝武外事四夷，遂虚国用。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征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说之秋，桑、儿言利之日。夫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没，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人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闲，渐复细薄，奸伪竞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镴，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谷颇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
文宣受东魏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其钱未行，私铸已兴，一二年闲，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长铜价，由此利薄，私铸少止。至干明、皇建之闲，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辈类各殊。武平以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幕即漫也。乌弋山离国之钱，与罽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饰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后魏食货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时，钱既杂出，百姓或私有镕铸。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贸易不止，四年，诏仍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犹不能绝。五年，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镴，锡镴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镴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于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后奸猾稍多，渐磨鑢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于并州立五炉铸钱。又江南人闲钱少，晋王广又请于鄂州白纻山有铜矿处铸钱，于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于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闲，私铸颇息。
大业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鐷、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通元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欧阳询为文书，含八分及隶体。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上，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后盗铸渐起。
显庆五年，以天下恶钱转多，所在官为市取，五文恶钱，酬一好钱。其年，又改以好钱一文，易恶钱二文。
干封元年，造「干封泉宝」钱，直开元钱十。周年以后，旧钱并废。二年诏，开元钱依旧施行，干封钱贮。
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
永淳元年五月敕：「私铸钱造意人及句合头首者，并处绞，仍先决杖一百。从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决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长；老疾不坐者，则罪归其以次家长。其铸钱处，邻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决六十。若有纠告者，即以所铸钱毁破并铜物等赏纠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酬赏。」
武太后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自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尤甚，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鼓铸。
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甚滥恶。其郴、衡私铸小钱，纔有轮郭，及铁锡之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以钱模之，斯须盈千，便赍用之。
开元五年，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诏，又切禁断天下恶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覆铸。由是四民扰骇，谷帛踊贵。二月又敕：「古者聚万方之货，设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轻重得中，则利可和义；若真伪相杂，则官失其守。顷者用钱，不论此道，深恐贫窭日困，奸豪岁滋，所以申明旧章，悬设诸样，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
十七年制曰：「古者作钱，以通有无之乡，以平小大之价，以全服用之物，以济单贫之资。钱之所利，人之所急，然丝布财谷，四民为本，若本贱末贵，则人弃贱而务贵。故有盗铸者，冒严刑而不悔，藏镪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货益少，币帛颇轻，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铜者馁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于器用，又不同于宝物，唯以铸钱，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铸，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断私卖铜锡。仍禁造铜器，所有采铜锡铅，官为市取，勿抑其价，务利于人。」
二十年九月，制曰：「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关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
二十二年三月敕：「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古之为钱，以通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闲，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于贾谊，亦无废于贤君。古往今来，代革时异。亦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
中书侍郎张九龄奏请不断铸钱。上令百官详议。黄门侍郎、平章事裴耀卿、黄门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等皆曰：「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
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上议曰：「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今若舍之，任人自铸，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如不重禁，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由人铸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由乎铜贵，铜贵之由，在于采用者众。夫铜之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益贱，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不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时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事既不行，但敕郡县严断恶钱而已。
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丰贱。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钱加价回博，令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南，每一钱货得私铸恶钱五文，假托公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綖环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
十一载二月敕：「泉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汉备三官之制。永言适便，必在从宜。如闻京城行用之钱，颇多滥恶，所资惩革，绝其讹谬。然安人在于存养，化俗期于变通，法若从宽，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钱三数十万贯，分于两市，百姓闲应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为换取，仍限一月日内使尽。庶单贫无患，商旅必通。其过限辄敢违犯者，一事以上，并作条件处分。」是时京城百姓，久用恶钱，制下之后，颇相惊扰。时又令于龙兴观南街开场，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博换，贫弱者又争次不得。俄又宣敕，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依旧行用，久之乃定。
干元元年，有司以甲兵未息，给用犹费，奏铸「干元重宝」钱。每贯十斤，一文当开元通宝钱一十文。又铸重棱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开通五十文。皆铸钱使第五琦所奏也。奸猾之人，多破用旧钱，私铸新钱，虽获深利，随遭重刑，公私不便，寻总停废，还用开元通宝钱。人闲无复有干元、重棱二钱者，盖并铸为器物矣。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铸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一十斤，白镴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钱用铜镴锡价约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
通典卷第十 食货十
漕运 盐铁
漕运秦 汉 魏 晋 后魏 隋 大唐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孙武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是言粟不可推移，则籴之者无利，粜之处受害。按：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纳粟，五百里米。」则物重而麤者为近赋，物轻而精者为远赋。若数千百里漕运，其费百倍。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运载刍，令疾至，故曰飞刍也。挽粟，谓引车船也。音晚。起于黄、腄、直瑞反，又音谁。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黄、腄二县，并在东莱。言自东莱及琅琊缘海诸郡，皆令转输至北河也。黄即今黄县，腄即今文登县，并今东牟郡县。琅琊，今高密琅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锺而致一石。六斛四斗为锺。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汉兴，高皇帝时，漕转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谓京师之官府。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拟西南夷。又卫青击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复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于帝曰：「异时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三月罢，此损漕省卒。」天子以为然，发卒穿漕渠以漕运，大便利。
其后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底柱之险，败亡甚多而亦颇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皮氏，今绛郡龙门县。汾阴、蒲阪，今河东郡宝鼎、河东二县。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壖，而缘反，谓缘河边地。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底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又以为然，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语在田制上篇。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东流南入沔，今汉中郡褒城县。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县及扶风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闻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闲百余里，以车转，从斜入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然之，拜汤子昂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孝宣即位，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石五钱，农人少利。时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商，度也。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谷，三辅，今京兆、扶风、冯翊郡地。弘农，今陕郡地。河东，今河东绛郡、平阳郡地。上党，今高平、上党、乐平、平阳、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理船，费直二万万余，万万，亿也。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人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听，漕事果便。
魏齐王正始二年，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自今淮阳郡以至于今寿春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宣王从之，乃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语在屯田篇。蜀相诸葛孔明出军至祁山，今扶风县，始以木牛运。其后又出斜谷，以流马运。按亮集，督军力、杜叡、满元、胡忠推意作一脚木牛，其法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秋●。牛御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流马法曰：「尺寸之数，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轴孔四寸五分，长一寸五分，广一寸。前扛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扛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与前同。后扛孔去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后扛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扛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扛与等板方囊二枚，板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扛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扛孔去下扛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扛，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扛同。」
晋武帝泰始十年，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虽有此诏，竟未成功。怀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于许昌，以通运。堨，乌割反，拥也。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穆帝时，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
后魏自徐扬内附之后，徐州今彭城，扬州今寿州。仍代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自此费役微省。
时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等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疋三丈九尺，别有私人雇价布八十疋；河东一车，官酬绢五疋二丈，别有私人雇价布五十疋。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疋，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车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载，私人雇价，远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费，一车布远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雇价，应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杂事，计一船有剩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唯达陂。其陆路从陂至仓门，调一车雇绢一疋，租一车布五疋，则于公私为便。」
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计称：「今校薛钦之说，虽迹验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车，是策之长者。若以门兵造舟，便为阙彼防城，无容全依。宜令取雇车之物，市材就作，及仓库所须，悉以营办。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纲典各受租调于所在，然后付之。十车之中，留车士四人佐其守护。粟帛上船之日，随运至京，将共监慎，如有耗损，同其陪征。河中缺失，专归运司。输京之时，听其即纳，不得杂合，违失常体。必使量上数下，谨其受入，自余一如其例。计底柱之难，号为天险，迅惊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陈便利，无容辄抑。若效充其说，则附例酬庸；如其不验，征填所损。今始开刱，不可悬生减折，且依请营立。一年之后，须知赢费。岁遣御史，校其虚实，脱有乖越，别更量裁。」
尚书崔休：「按钦所列，实允事宜；郎中之计，备尽公理。但舟楫所通，远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远通褒斜以利关中之漕，南达交广以增京洛之饶。况乃漳洹夷路，洹音桓。河济平流，而不均彼省烦，同兹巨益？请诸通水之处，皆宜率同此式。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其钦所列州郡，如请兴造，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若船数有阙，且赁假充事，比之僦车，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检行，闲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无拥滞。如此则发召匪多，为益实广，一尔蹔劳，久安永逸。」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镇，今灵武郡。高平，今平凉郡。安定即今郡。统万，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人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泝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人用安乐。求于●●山在今平凉郡高平县，今笄头山，语讹亦曰汧屯山，即●●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工，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人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县。伊州，今陆浑县。邵州今绛郡垣县。余并今郡。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卫、陕、华并今郡。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底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
四年，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即今西京城也。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
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范阳郡。涿，竹角反。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五年，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浑得其地，并在今酒泉、张掖、晋昌郡之北。今悉为北狄之地。鄯音善。且，子余反。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给之。七年冬，大会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别以舟师济沧海，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于平壤。高丽所都。
大唐咸亨三年，于岐州陈仓县东南开渠，引渭水入升原渠，通船至京故城。音伐。京故城，即长安城。汉惠帝所筑，在今大兴城之西北苑中。
开元十八年，玄宗问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唯出租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岛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船运停留。至六月七月后，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则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岛，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数年之外，仓廪转加。其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疏奏不省。
至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害稼，谷价踊贵。耀卿奏曰：
伏以陛下仁圣至深，忧勤庶务，小有饥乏，降诏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诸州及三辅先有所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振给，计可支一二年。从东都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
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广陕运支入京，仓廪常有二三年粮，即无忧水旱。今日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充陕洛运脚，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
东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若能开通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回。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河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即于河岸傍山车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泝河入渭，更无停留，所省巨万。臣常任济、定、冀等三州刺史，询访故事，前汉都关内，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缘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赡。若依此行用，利便实深。」
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敕郑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萧炅，自江淮至京以来，检古仓节级贮纳。仍以耀卿为转运都使。于是始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三门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以避湍险。自江淮西北泝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候水调浮，漕送含嘉仓，又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所谓北运也。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十万贯。耀卿罢相后，缘北运险涩，颇有欺隐，议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废。
二十七年，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以江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沈损，遂开广济渠下流，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合于淮，不踰时毕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艰险，旋即停废，却由旧河。
二十九年，陕州刺史李齐物避三门河路急峻，于其北凿石渠通运船，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
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以坚为天下转运使。灞、浐二水会于漕渠，每夏大雨，辄皆填淤。大历之后，渐不通舟。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旧于河南路运至陕郡太原仓，又运至永丰仓及京太仓。开元初，河南尹李杰始为陆运使，从含嘉仓至太原仓，置八递场，相去每长四十里。每岁冬初起，运八十万石，后至一百万石。每递用车八百乘，分为前后，交两月而毕。其后渐加，至天宝七载，满二百五十万石。每递用车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毕。天宝九载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递重恐伤牛，于是以递场为交场，两递简择近水处为宿场，分官押之，兼防其盗窃。大历后，水陆运每岁四十万石入关。
盐铁周 汉 后汉 陈 后魏 后周 隋 大唐
管子曰：「海王之国，海王者，言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王音于况反。谨正盐筴。正，税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少半，犹劣薄也。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吾子，谓小男小女也。此其大历也。历，数。盐百升而釜，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当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九铢二累为釜，当米六斗四升。今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分强，半强也。今使盐官税其盐之重，每一斗加半合为强而取之，则一釜之盐，得五十合而谓之强。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锺二千，十釜之盐，七百六十八斤为锺，当米六斛四斗是。十锺二万，百锺二十万，千锺二百万。
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举其大数而言之也。开口，谓大男大女之所食盐也。禺筴之商，日二百万，禺读为偶。偶，对也。商，计也。对其大男大女食盐者之口数而立筴，以计所税之盐，一日计二百万，合为二百锺。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万乘之国，大男大女食盐者千万人，而税之，盐一日二百锺，十日二千锺，一月六千锺也。今又施其税数，以千万人如九百万人之数，则所税之盐一日百八十锺，十日千八百锺，一月五千四百锺。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又变其五千四百锺之盐而籍其钱，计一月每人人籍钱三十，凡千万人，为钱三万万矣。以此籍之数而比其常籍，则当一国而有三千万人矣。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诸君，谓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为老男，五十以上为老女也。既不籍于老男老女，又不籍于小男小女，乃能以千万人而当三千万人者，盖盐官之利耳。盐官之利既然，则铁官之利可知也。盐官之利当一国而三千万人，铁官之利当一国而三千万人焉，故能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人耳。其常籍人之数，犹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令天给之盐筴，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若犹然后。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大锄谓之铫，羊昭反。行服连辇名，所以载作器，人挽者。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车驾马。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今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
针之重，每十分加一分，为强而取之，则一女之籍得三十针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为强而取之，五六为三十也，则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为强而取之，则一农之籍得三耜铁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弥重，其加弥多。然则举臂胜音升事，无不服籍者。」
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
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虽无海而假名有海，则亦虽无山而假名有山。售盐于吾国。彼国有盐而籴于吾国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盐平价釜当十钱者，吾又加五钱而取之，所以来之也。既得彼盐，则令吾国盐官又出而粜之，釜以百钱也。我未与其本事也，与，用也。本事，本盐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谓加五钱之类也。推犹度也。此人用之数也。」彼人所有而皆为我用也。
又曰：「齐有渠展之盐，渠展，齐地，泲水所流入海之处，可煮盐之所也，故曰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釆居反。煮水为盐，煮海水。正音征而积之。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三万六千锺，下令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庸，功也。而煮盐。北海之众，谓北海煮盐之人。本意禁人煮盐，下令托以农事，虑有妨夺，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机，斯为权术。此则坐长十倍，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国，本国自无盐，远馈而食。无盐则肿，守圉之国，圉与御同，古通用。用盐独甚。」桓公乃使粜之，得成金万斤。
汉孝武中年，大兴征伐，财用匮竭，于是大农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牢，价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牢盆，煮盐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若人执仓库之管钥。以致富羡，羡，饶也。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沮，才据反。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釱音徒计反，足钳也。没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铸故铁。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举，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作官府，主煮铸及出纳。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卜式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铁器苦恶，谓作铁器民患苦其不好。价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不说。
又董仲舒说上曰：「今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必病之。」
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曰：「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无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
御史大夫桑弘羊难诘难议者之言。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往者豪强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放流之人，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家人有宝器，尚犹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山泽，非豪人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人，赡穷乏以成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今纵人于权利，罢盐铁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矣。盐铁之利，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不可废也。」
文学曰：「人庶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是以王者不蓄，下藏于人，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人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代，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冶。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不在朐邴。」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倾，贵贱有平而人不疑，县官设衡立准而人得其所，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之，则豪人擅其用而专其利也。」
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人用给，人用给则富国，而教之以礼，礼行则道有让，而人怀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齐，士力不同，刚柔异气，巨小之用，倨勾之宜，党殊俗异，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人困乏也。」
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人强，蓄积有余，是以征伐敌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军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今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务于积蓄，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用，无害于人。」
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人富，当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而见其所害。且利非从天来，不由地出，所出于人闲，而为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满盈，而况于人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代长短也。商鞅峭七反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其后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乎？」
于是丞相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宜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奏可。于是利复流下，庶人休息。
孝元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后汉章帝时，尚书张林上言：「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
献帝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荆州，今襄阳南。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愿思归，而无以自业。于是卫觊议以为：「盐者，国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劝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魏武于是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
陈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税，从之。
后魏宣武时，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先是罢之，而人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自后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人又辄障●。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请依先朝，禁之为便，于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后更罢更立，至于永熙。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八斛四斗，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后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盬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掘地以出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凡盬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
隋开皇三年，通盐池盐井，并与百姓共之。
大唐开元元年十一月，左拾遗刘彤论盐铁上表曰：「臣闻汉孝武之时，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费之甚，实倍当今。然而古费多而货有余，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农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农余之人，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臣愿陛下诏盐铁伐木等官收兴利，货于人，则不及数年，府有余储矣。然后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虽戎狄未服，尧汤水旱，无足虞也。」玄宗令宰臣议其可否，咸以盐铁之利，甚益国用，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检责海内盐铁之课。
二十五年仓部格：「蒲州盐池，令州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种之，课收盐。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万石，仍差官人检校。若陂渠穿穴，所须功力，先以营种之家人丁充。若破坏过多量力不济者，听役随近人夫。
又屯田格：「幽州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满二千八百石以上，准营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横野军盐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以上准第四等。又成州长道县盐井一所，并节级有赏罚。蜀道陵、绵等十州盐井总九十所，每年课盐都当钱八千五十八贯。陵州盐井一所，课都当钱二千六十一贯。绵州井四所，都当钱二百九十二贯。资州井六十八所，都当钱一千八十三贯。泸州井五所，都当钱一千八百五十贯。荣州井十二所，都当钱四百贯。梓州都当钱七百一十七贯。遂州四百一十五贯。阆州一千七百贯。普州二百七贯。果州二十六贯。若闰月，共计加一月课，随月征纳，任以钱银兼纳。其银两别常以二百价为估。其课依都数纳官，欠即均征灶户。」自兵兴，上元以后，天下出盐，各置盐司，节级权利，每岁所入九百余万贯文。
通典卷第十一 食货十一
鬻爵 榷酤 算缗 杂税 平准均输附
鬻爵汉 后汉 晋 后魏 大唐
汉孝文时，晁错说上曰：「欲人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泄。泄，散也，先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人之赋可损，所谓以有余补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顺于人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人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从错言，令人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第九等爵。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泄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入诸郡县，以备凶灾。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人租。如此，德泽加于万人矣。」从之。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价以招人，裁谓减省。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
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国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五年，有司议，令人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也。颜师古云：「此下云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所引茂陵书止十一级，则计数不足，与本文乖矣。或者茂陵书说之不尽乎。」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级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选以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则先除为吏，比于五大夫也。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乐卿者，武功爵第八，言买爵唯得至第八。以崇军功。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矣。元鼎初，豪富皆争匿财，不助县官，唯卜式数求入财。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告天下，以风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补官，郎至六百石。后桑弘羊请令民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弋猎博戏，乱齐人。」乃征诸犯令，相自变量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
后汉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请，令吏人入谷得关内侯。
灵帝悬鸿都之牓，开卖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钱五百万，以买司徒。其子钧曰：「大人不当为三公，论者嫌其铜臭。」则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理宫室钱，大都至二三千万。钱不毕，至自杀。羊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往，辄迎致礼，厚加赠赂。续乃坐使人于单席上，举缊袍以示之。
晋武帝太康三年，问刘毅曰：「卿以吾可方汉何主也？」对曰：「桓灵之主。」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理，南平吴会，一同天下。方之桓灵，不亦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后魏庄帝初，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硕，赏散侯；六千硕，散伯；四千硕，散子；三千硕，散男。职人输七百硕，赏一大阶，授以实官。白人输五百硕，听依第出身；千硕，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硕入京仓者，授本州岛统，各有差。
大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奏：「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多给空名告身，虽假以官，赏其忠义，犹未尽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艺，兼情愿稳便，据条格拟同申奏闻，便写告身。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纳钱，请准敕回授余人，并情愿还俗，授官勋邑号等，亦听。如无人回授及不愿还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资财，既助国纳钱，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资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余七分并任终身自荫，身殁之后，亦任回与近亲。又准敕，纳钱百千文，与明经出身，如曾受业，粗通帖策，修身慎行，乡曲所知者，量减二十千文。如先经举送，到省落第，灼然有凭，帖策不甚寥落者，减五十千文。若粗识文字者，准元敕处分。未曾读学，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应授职事官并勋阶邑号及赠官等，有合荫子孙者，如户内兼荫丁中三人以上免课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如七十以上情愿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减二分钱。」时属幽寇内侮，天下多虞，军用不充，权为此制，寻即停罢。
榷酤汉 陈 隋 大唐
汉孝武天汉三年，初榷酒酤。韦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谓禁人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者，独取利。」颜师古曰：「榷者，步渡桥，尔雅谓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闭其事，总利入官，而下无由以得，若渡水之榷。彴音酌。」
孝昭始元末，丞相车千秋奏罢酒酤，卖酒升四钱。
孝元时，贾捐之上书曰：「昔孝文时，天下人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赋数百，造盐铁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而人困矣。」
王莽时，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斡，谓主领之，音管。唯酒酤独未斡。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亡酒酤我』，酤，买也。言王于族人恩厚，要在燕饫，无酒则买而饮之也。论语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进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人，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无限，则费财伤人。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垆以卖，垆，谓卖酒之区也，以其一边高，形如锻家垆，故取其名也。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麤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价而参分之，参，三。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价，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酨灰炭酨，酢浆也。酨，才代反。给工器薪樵之费。」而人愈怨。
陈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国用不足，奏请榷酤，从之。
隋文帝开皇三年，罢酒坊，与百姓共之。
大唐广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大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军费。
算缗汉 晋 宋 齐 梁 陈
汉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币铸白金后，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商贾滋众，贫者蓄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缗，丝也，以贯钱。一贯千钱，出二十为算也。诗云：「维丝伊缗。」轺，小车。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贳，赊也。贷，假与。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隐度也，各隐度其财物多少，而为名簿送之于官也。占，音之赡反。率缗钱二千而算一。率计有二千钱者，则出一算也。诸作有租及铸，以手力所作而卖也。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也。商贾人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赋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戌边一岁，没入缗钱。悉，尽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输税者，令人得告言，以半与之也。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杨可告缗遍天下。杨可，人姓名。按义纵传云：「时杨可方受告缗，纵以为此乱人，部吏捕其为可使者。」杨可据令而发动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贾居积及工巧之家，非桑农所出，谓之缗。茂陵中书有缗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宪司理之，狱少反者。理匿缗狱，少有反者。反，音幡，谓从轻而出。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分曹，言曹辈而出为使也。往，往即理郡国缗钱。就其所在而理也。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产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即，就也。比，谓比者没入也。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谓新置官员分掌。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硕，及官自籴乃足。其后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入粟甘泉，不复告缗。
晋自过江，至于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此亦算缗之类。
杂税汉 后汉 宋 齐 梁 陈 后魏 北齐 后周 隋 大唐
汉高帝十一年，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始税商贾船车，令出算也。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农都尉理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官吏卒食。
孝昭元凤二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之。所谓租及六畜。
宣帝时，耿寿昌奏请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御史大夫属也。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予人，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宜且如故。」上不听。
王莽令诸取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繨，工匠医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区谒舍，若客馆。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末年，盗贼群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税吏人，赀三十而取一。
后汉灵帝时，南宫灾。中常侍张让、赵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税十钱，以治宫室。蜀李雄薄赋，其人口出钱四十文，巴人谓赋为賨，因为名焉，賨之名旧矣。其赋钱四十，则始于李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