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四十七

文献通考卷四十七

昭帝元凤元年，武都氐人反，发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宣帝神爵元年，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诣金城。武帝天汉四年，发勇敢士出朔方。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命击益州（注云：‘常兵不足，故推选取精勇。闻命奔走，谓之命。’）。宣帝本始二年，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射者皆从军。

文帝用晁错言，募民徙塞下。

错上言：“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师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扬粤（张晏曰：‘扬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颖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师古曰：‘密理，谓其肌肉也。毳，细毛也。’），其性能寒（师古曰：‘能读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边，输者偾於道（服虔曰：“偾，仆也。”如淳曰：“偾音奋。”），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

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後以尝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後入闾取其左（孟康曰：“秦时复除者居闾之左，後发役不供，复役之也。或云：直先发取其左也。”师古曰：‘闾，里门也，居闾之左者，一切皆发之，非谓复除也。解在《食货志》。’）。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师古曰：“北，谓败退。”）。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师古曰：“蒙，冒犯也。”），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复（师古曰：“复，复除也，音左自反。”），天下明知祸然烈及己也（师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陈胜行戍，至於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业，不著於地（师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也，如飞鸟走兽放於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竭水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调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於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苏林曰：“渠答，铁疾藜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答，广九尺，长十二尺。”师古曰：“蔺石，如说是也。渠答，苏说是也。雷音来内反。”），复为一城其内，城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师古曰：“调，谓算度之也。总计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调音徒钓反。”），为中周虎落（郑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时竹虎落也。”苏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师古曰：“苏说非也。虎落者，以竹蔑相连遮落之也。”）。先为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张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输作者也。

复作如徒也。”臣瓒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复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罚令居之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复音扶目反。”）。不足，募以下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师古曰：“初徙之时，县官且廪给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赡乃止也。”）。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货志》所谓乐卿者也，其位从卿而无职也。”师古曰：“孟说非也。乐卿，武帝所置耳，错之上书，未得豫言之也。然三等爵内无有卿名，盖谓其等总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为寇，驱略汉人及畜产，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驱者，令其本主以半赏之）。

县官为赎（张晏曰：“得汉人，官为赎也。”师古曰：“此二句之言，谓官为备价赎之耳。张说则非也。”）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扶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师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义於主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後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如淳曰：“将，送也。或曰，将，资也。”），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师古曰：“称，副也。”）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

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师古曰：“所以充实宽广虚空之地。”），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後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张晏曰：“二内，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师古曰：“之，往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死生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帅名也。”师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连一邑，邑有假候。

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师古曰：“有保护之能者也，今流俗书本护字作护，妄改之耳。”），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於射法，出则教民於应敌，故卒伍成於内，则军正定於外。服习收成，勿令迁徙（师古曰：“各守其业也。”）。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师古曰：“还读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师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之，则终身创矣（师古曰：“创，惩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胶（苏林曰：“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师古曰：“使其得胜逞志气而去。”），後未易服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阳立营，领兵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其後又以扶风都尉部在雍县，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故俗称雍营。而京师南北军如故，於北军则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以北军中候易中垒以监之；於南军则光禄勋省、车、户骑三将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贲及卫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网尚阔，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谨，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馀调发，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贱虏未殄，召兵郡国，宜有重谨，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建武六年，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款兵如故。七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悉还民伍，惟更赋如故。九年，省关都尉。十三年，罢左右将军。二十二年，罢诸边郡亭候吏卒。

光武罢都尉，然终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七年，罢长水、射声二十校尉。十五年，复更增屯骑长水、射声三校尉。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而天下亦往往复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凡徙者，皆给弓弩衣粮，於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明帝时）；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时）；羌犯王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时）；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时）。其後盗作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时），而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三百坞（《西羌传》），置屯多矣。

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言：“京师当有大兵。”何进於是劝帝大发四方兵，讲武於平乐观，躬擐甲胄，称无上将军以厌。始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传》云佐军），鲍鸿为下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左军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夏牟为左校尉，淳于夔为右校尉，凡八人，谓之西园军，皆统於硕。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军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国，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骑士以备军旅。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当时各因其地，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如魏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事已则罢。京师止南北军为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尉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师无重兵而生变，於是分北军为八校，以中垒领之。又恐北军之权太重，故於光禄勋增羽林、期门之兵，此武帝以南北军相制之意。唐人盖知之矣，时异南北军，皆郡国番上无定在之兵也（详见前）。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习知胡越人充之，则募兵始此。期门、羽林，皆家世为之，则长从如此（期门，父死子代；羽林孤儿乃子孙，见《表》、《志》）。

盖自是有养兵之病，而京师之兵制坏矣。元狩以後，兵革数动，民多买复，调发之士益鲜，於是发及调吏，次及谪民，次及谪戍，次及七科谪，异时以隶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调及他众，甲伍必紊，而郡国之兵制又坏矣。是以昭、宣以来，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发命者击益州。元凤元年，遣太常、三辅徙免刑击氐。五年，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本始二年，又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从军。神爵元年，又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飞射士、孤儿，胡、越骑诣金城以益边。夫募及奔命，调及恶少，发及刑徒，选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飞、胡骑、越骑从事，是南北军出矣。纷纷无复旧制，皆自武帝启之（按武帝时，事越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举辽东，开西南夷则巴蜀，南北军犹未出，至宣帝击羌，而始出矣）。

及光武之一起而变之，兵制荡然矣（光武置黎阳兵，罢郡国都试，省都尉。明帝而後，募囚戍边，置诸营事，并见前）。自光武罢都试，而外兵不练。虽疆场之，广屯增戍，列营置坞，而国有征伐，终藉京师之兵以出。盖自建武迄於汉衰，匈奴之寇，鲜卑之寇，岁岁有之，或遣将出击，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庐城，至肃宗二年罢之之类是也），连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无复镇卫之职矣。至安帝永初，募入钱，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衰矣。桓帝延熹，诏减羽林、虎贲不任事者半俸，则京师之兵亦单弱矣。外之士兵不练，而内之卫兵不精，设若盗起一方，则羽檄被於三边，兴发甲卒，取办临时；战非素具，每出辄北，於是羌寇转盛，移兵赴远，民不堪命。

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无亦罢於奔命之过欤？此其兴兖、豫之卒，击象林万里之寇，李固所以力争也。永建，方且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又方募为陷陈（《羌传》：‘任尚募以击羌。’），召为积射（《鲜卑传》：‘邓远以击鲜卑。’），召为义从（东汉有羌胡义从，盖取西边羌胡之愿从者为兵也。董卓正以羌胡义从兵入乱京师），大抵创立名号，荡无良法。桓、灵之世，虽能委任段，尽灭诸寇，而中平元年，黄巾遂作，所在盗贼，不可胜数，於是置八都尉。黄巾既殄，而萧墙之祸作。盖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归台阁，宦戚更领兵权，迭相倾夺，然五营畏服中人，陈蕃、窦武欲诛宦官，北军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灭何、武。袁绍惩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内置园校，阳尊阉宦，外重州牧，实召边将（董卓以并州牧将兵）。

阉宦虽除，而董卓之祸已成。义兵四起，郡牧争政，汉遂三分。原汉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实为之（光武徒见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韩延寿以试士僭拟不道诛，而翟义之讨王莽，李通之劝光武，皆因秋试之日，因勒军旅、诛守长、号令起军，遂罢都试之法）。”

昭烈初置五军，其将校略如汉，而兵有突将无前、ク、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诸葛亮卒，蜀兵耗矣。

《诸葛亮传》：“街亭之败，戮马谡以谢众，上疏曰：‘自臣到汉中，中期年耳，然丧赵、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ク、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纟斗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将何以图敌？’”

●卷一百五十一 兵考三

○兵制

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

魏武为相国，置武卫营，相府以领军主之。

文帝增置中营，於是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是时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帅，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

黄初中，复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马氏，而魏祚移矣。

吴多舟师，而兵有解烦、敢死两部，又有车下虎士（《甘宁传》：“从攻合肥，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馀人。”），丹阳青巾（《孙皓传》：“丹阳太守沈莹领丹阳锐卒刀五千，号曰青巾兵，屡捷。”），交州义士（《步骘传》：“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及健儿、武射之名。调度亦无法（健儿见《凌统》、《甘宁传》，武射吏见《骆统传》），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见《陆逊传》），至有二百馀家辄皆料取，以他郡羸民迁补其处（《陈武传》：“武子表领新安都尉。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於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童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其後又以五子分将，而吴遂亡。

晋文帝置二卫（中卫、後卫），三部司马（前驱、由基、强弩），以中领之军领之。

武帝以伐吴，遂分左、右各一将军，又置羽林、虎贲、上骑、异力四部，皆领於骁骑。又有左、右、前、後四军，四护军领之。凡二卫、左、右、前、後骁骑七军，皆以中军将军羊祜领之（祜罢，改北中军候）。

帝惩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吴，诏悉去州郡兵。

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广东西数千里，不宾属者六万馀户，至於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诸夷，接据上流，水陆俱通，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後，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乃涛所言然。其後刺史复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将军、都督、四镇、四征、四平之号，然调兵不出三吴，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讨，多取奴兵。

自用刁协议，後皆以奴为兵。王道子发诸郡奴，号曰乐属，庾翼发六州奴北伐是也。

汉主刘聪置辅汉等十六大将军，各配兵二千，以诸子为之。又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千馀万，万户置一内史。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赵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兵满五十万，兴舡万艘，自河通海，运千一百万斛於乐安城，徙辽西、北平、渔阳万馀户於兖、豫、雍、洛四州之地，兴屯田，括民马得万馀。大阅於宛阳，欲以击燕。又制征士五人出军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疋，调不办者斩，民至鬻子以共军须，犹不能给，死者相望。

秦王苻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万馀骑。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举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恶其大，故分扬州、浙东五郡，置东扬州，治会稽，分荆、湘、江、豫州之郡，置郢州，治江夏。罢南蛮校尉，迁其营於建康。

齐高祖受禅。自泰始以来，内外多虞，将帅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上表请自非淮北常备，外馀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以随身者听限人数。上从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迁都洛阳，声言南伐，诏发扬、徐州民丁，广设诏募以备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厢大将，又放十二时，置十二小将。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疋，大阅於东郊，署将帅，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众三万；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帝临白登，躬自校览。其後又诏天下户二十输戎马一疋，大牛一头，六部人羊满百口者，调戎马一疋。

太武真君十一年，遣师南伐，围盱眙，遗臧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杀之无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阳、选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其後诏军士自代来者，皆以为羽林、虎贲。司州民十二夫调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时，源怀奏：“边镇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馀人，请一切五分损二。”从之。

孝明时，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比缘边州郡，官不择人，唯论资级。或值贪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娴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馀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缘冬历夏，加之疾苦，死於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谓自今已後，南北边诸番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事赏罚。”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边盗贼群起，遂逼旧都，犯山陵，如澄所虑。

李崇长史钜鹿魏兰根说崇曰：“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徵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宦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来族类，各居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人仕次叙，一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无北顾之忧矣。”崇为之闻奏，事寝不报。

广阳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废仕宦，乃更独得复除，当时人物，欣慕为之，太和中，仆射李冲用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帝乡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本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同族留京师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即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边兵之格，镇人不听，浮游在外。於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乃出为镇。将相模习，专事聚敛。或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损踪，政以贿立，边人无不切齿。及阿那背恩，纵掠发奔，命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遂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求改镇为州，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杀之，遂相帅为乱，攻城掠地，所过夷灭。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段之举，指望销平，而崔暹只轮不返。臣崇与臣，逡巡复路，相与还次中，将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书奏，不省。

孝明神龟二年，征西将军张彝子仲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讠宣谤盈路，立榜克期集会，屠其家。二月，羽林、虎贲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杀彝父子，远近震骇。胡太后收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馀不复穷治，大赦以安之。高欢时给使至洛，归而散家财以结客，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欢之言，以为当时不能伸张彝之冤酷，歼羽林之骄横，可以见魏政之不纲。然愚尝考之，拓跋氏起自、朔，据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为国也，羽林、虎贲则宿卫之兵，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孝文诏军士自代来者，皆以为羽林、虎贲）。自孝文定鼎伊、洛，务欲以夏变夷，遂至矫枉过正，宗文鄙武，六镇兵卒，多摈弃之，有同奴隶，边任浸轻，裔夷内侮，魏之衰弱实肇於此。任城、广阳二王之言，可见当时为国远虑者。正当少遵创造之规，优假介胄之士，以救其偏。而彝复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当时幼主尸位，政出房闼，选举无章，贤否混杂，所谓清品，岂皆佳士？而独欲摈羽林、虎贲，使不得预乎？军士贼杀大臣而不能讨，纪纲隳矣！然彝父子谋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北齐军制，别为内外，领之二胄，外步兵曹，内骑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颇追古意。

神武王将出兵拒魏，行台郎中杜弼请先除内贼，欢问内贼为谁，弼曰：“诸勋贵掠夺百姓者是也。”欢不应使军士皆张弓注矢，举刀按槊，夹道罗列，命弼冒出其，弼战栗流汗，欢乃徐谕之曰：“矢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尔犹亡魂失胆。诸勋人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取者大，岂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顿首谢不及。欢每号令军人，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仿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将军统二开府。一柱国主二大将，将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

闵帝时，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一役。

武帝既诛晋公护，始亲政。初，周太祖为魏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殂，皆受晋公护处分。凡所徵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侍卫盛於宫阙。帝既亲政，始收兵权，既克齐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东北别为七总管。隋兵制大抵仍周、齐府兵之旧而加润色，其十二卫：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侯卫，各分左右，皆置将军，以分统诸府之兵。有郎将、副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其外又有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後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

文帝开皇八年，以伐陈，置淮南省於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冬十月出师，凡总管卒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

九年，平陈诏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馀，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甲仗，悉皆除毁。颁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年，诏曰：“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炀帝大业八年，敕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丽。左右各十二军，凡一百一十三万二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饣鬼运者倍之，帝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军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

唐高祖初起兵，开大将军府，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领左三军；太宗为右领大都督，领右三军；元吉统中军。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人。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郡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时以天下未定，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元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馀，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巨}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Δ、毡帽、毡装、行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番上其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馀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槊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槊解幡；三通，旗举，左右击鼓，二人校之人合讠而进。右校击征，队少，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征，队少，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征，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征，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槊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其隶於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馀以隶东宫六率。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阅不任战事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一府共足之。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

上尝引诸卫将卒习射於显德殿，谕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数百入教射於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悉为精锐。

△府兵图

上府（千二百人）折冲都尉（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同。长吏一人）中府（千人）折冲都尉（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兵曹一人，别将一人）下府（八百人）折冲都尉（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同。校尉一人）坊（高祖置）坊主（一人）羽林军（高宗）龙武军（元宗）团（三百人）校尉　神武军（肃宗）禁军　英武军（代宗）队（五十人）队正　神策军（代宗）火（十人）　火长　天威军（顺宗）　神威军（德宗）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民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会要》云：‘折冲府二百八十，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陆贽奏议，则以为太宗置府八百，在关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卫》：‘上畜养戎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数不同，府多在关中，说者以为固本。汉置都尉亦此意。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馀以隶东宫十率府，而折冲亦隶焉。太子管军，非古制也。唐只是折冲自教。汉都试之日，郡县之官尽会。唐之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於诸卫，乃是内任官，故《官志》系之於诸卫之後，不与外官同。汉都尉不隶於都尉，乃是外任官，故《表》系之郡守之後，与唐异。然而领兵则太守与都尉、刺史与折冲同矣。唐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汉以二岁更代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坏也。”

元宗先天元年，诏曰：“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事不克行。开元六年，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其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一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其选之。明年，更号曰广骑。又诏：“诸州府马阙，官私其补之。今兵资难致，乃给以监牧马。”然自是诸府事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十三年，始以广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每卫万人。京兆广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役。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皆近营为堋，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自天宝以後，广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附循。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後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镝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卫皆市人，富者贩绘采，食梁肉，壮者为角、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禄山既反，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渡河，计日斩逆胡之首。”上悦，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又出内府钱帛，於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贼，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训练，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

德宗贞元二年，上与常侍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徵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於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後，山东戍卒，还者十无二三，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广骑，其後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自生，至今为梗。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三年，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徵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钱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上曰：“然将柰何？亟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为不用！”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日则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疋，计十八万疋，可致六万馀头。又命诣冶铸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馀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善。”即时命行之。泌又言：“边地官多阙，请募人入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上亦从之，因问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於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俟麦禾有效，然後可议也。”上固问，不对。泌意欲结回纥、大食、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恐闻之不悦，并屯田之议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应募，愿屯田者什五六。

宪宗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开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卒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

穆宗初即位，两河略定，宰相萧亻免、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徵诸道兵讨之，诸道既少兵，临时召募乌合之众，又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师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主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遗羸懦者就战，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人之众，裴度元臣宿老，鸟重允、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馀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钺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讫於唐亡，不能复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灾；亦不可恶，恶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祸。三代藏兵於农，三时耕种，一时讲武。若有征讨，则命卿将之。天子六卿，大国三卿，次国二卿，小国一卿。大事则六军尽行。又召会诸侯，诸侯之军无王命不敢私用，内外重轻之势如此。其不用也，举天下皆力农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举万乘皆赢股肱、决射御之士夫。岂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张说变革府卫，日以陵夷，李邺侯言欲修复而不果也。宪宗中兴，所宜讨论旧制，而急於近效，不为远图。至萧亻免、段文昌慕销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张之道。既许以逃死，则百人之中岂但八人而已？奸将贪帅利其衣粮，则军镇之兵，实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国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请，穆宗听之懵然，则以宪宗豢养其子，不知教之之过也。”

唐方镇节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自此而後，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後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於内地，大者连州十馀，小者犹兼三四。故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号为姑息之政。盖姑息起於兵骄，兵骄由於方镇，姑息愈甚，则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夺，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意喜怒，兵已至国门，天子为杀大臣、罪已悔过而後去。及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诛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围之逾年。当此之时，天下之兵，无复勤王者，向所谓三镇，徙能始祸而已。其他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自国门以外，皆分裂於方镇矣。

唐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於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於元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开举五、圆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者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鞯，为游幸翊卫。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

武后改“百骑”曰“千骑”，睿宗又改“千骑”曰“万骑”，分左右营。及元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右兵。是时，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开元十二年，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调补北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他色，带品者同四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乾元元年，李辅国用事，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

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罢。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ギ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ギ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於陕。时边土陷蹙，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又皆镇陕。其後伯玉罢，以英兼神策军节度。英又入为仆射，军遂统於观军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广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

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与北军齿也。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他军比。朝恩乃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大历四年，请以京兆之好，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明年，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朝廷不能遏。又用爱将刘希暹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军狱，募坊市不逞，诬捕大姓，没产为赏，至有选举旅寓而挟厚资多横死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为神策军使。是岁，希暹复得罪，以朝恩旧校王驾鹤代将。十数岁，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代之。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盗且起，数出禁军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

建中四年下诏募兵，以志贞为使，补峻切。郭子仪之婿端王傅吴仲孺殖资累巨万，以国家有急不自安，请以子率奴马从军。德宗喜甚，为官其子五品。志贞乃请节度、都团练、观察使与世尝任者，家皆出子弟马奴装铠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缘为幸，而贫者苦之。神策兵既发殆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各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变，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实见禁兵寡弱，不足备非常，上疏曰：“天子万乘，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干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兽畏者，爪牙也，爪牙废，则狐豚特犬悉能为敌。愿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实言为然。

及志贞等流贬，神策都虞候李晟与其军之他将，皆自飞狐道西兵赴难，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亦置大将军以下。三年，诏射生、神策、六军将士，府县以事辨治，先奏乃移军，勿辄逮捕。京兆尹郑叔则建言：“京畿轻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报，将失罪人，请非婚田，皆以时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军有功者。自肃宗以後，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

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苦之。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庇於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十年，京兆尹杨於陵请置挟名敕，五丁许二丁居军，馀差以条限，繇是富︹少畏。十二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以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

护军中尉、中护军皆古官。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十四年，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如六军。时边兵衣饣襄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於中人矣，其军乃至十五万。故事，京城诸司、诸使、府、县，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军地密，未尝至。十九年，监察御史崔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四十，流崖州。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夺宦者权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军。明年，又废左、右神威军，合为一曰天威军。八年，废天威军，以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

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钅岁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讠童，乃引去。乾宁元年，王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奚，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迫神策中尉骆全、刘景宣，请天子幸州，全、景宣及继晟与行实纵火东市，帝御承天门，敕诸王率禁军之。捧日都头李筠以其军卫楼下，茂贞将阎圭攻筠，矢及楼扉，帝乃与亲王、公主幸筠军，扈跸都头李君实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门。

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清宫室，月馀乃还。又诏诸王阅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益置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曰“殿後四军”，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三年，茂贞再犯阙，嗣覃王战败，昭宗幸华州。明年，韩建畏诸王有兵，请皆归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馀悉散之，且列甲围行宫，於是四军二万馀人皆罢。又请诛都头李筠，帝恐，为斩於大桥。俄遂杀十一王。及还长安，左右神策军复稍置之，以六千人为定。是岁，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废帝，幽之。季述等诛。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诛宦官，宦官觉，劫天子幸凤翔，全忠围之岁馀，天子乃诛中尉韩全诲、张宏彦等二十馀人，以解梁兵，乃还长安。於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由此废矣。

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两军兵皆隶六军，而以崔允判六军十二卫事。六军者，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军司以宰相领。及全忠归，留步骑万人屯故两军，以子友伦为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禁卫皆汴卒。崔允乃奏：“六军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壮京师。军皆置步军四将，骑军一将。步将皆兵二百五十人，骑将皆百人，总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阴以汴人应之。允死，以宰相裴枢判左三军，独孤损判右三军，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军十二卫。及东迁，唯小黄门打球供奉十数人、内园小儿五百人从。至水，又尽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无一人之卫。昭宗遇弑，唐乃亡。

《唐书 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馀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後废而为广骑，广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师，曰禁军。其後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灭亡者，措置之势使然也。”盖府兵之制，居无事时耕於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於府，将归於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原也。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安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足以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灭亡，可不哀哉。

●卷一百五十二 兵考四

○兵制

梁太祖开平元年：初，帝在藩镇，用法严，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拔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归，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为盗，大为州县之患。至是诏赦其罪，自今文面亦听还乡里，盗减什七八。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五代史 刘守光传》，天三年，梁攻沧州，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万人。”故苏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自後遂以为常法，使之不得与齐民齿。’然余按陶岳《五代史补》乃云：‘健儿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时，则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

致堂胡氏曰：“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凿其额，以墨涅之。’《吕刑》曰：‘苗民淫为劓耳刂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则涅其颡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颡受墨涅，若肤疾然，虽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则弃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刘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为兵，无罪而黥之，使终身不能去，以自别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为也。”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敕：“随驾收复汴州，并扈从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将官员，自检校司空已下，宜并赐‘协谋定乱匡国功臣’，自检校仆射、尚书、常侍至大夫、中丞，宜并赐‘忠勇拱卫功臣’，其初带宪衔，并赐‘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节级长行军将，并赐‘扈跸功臣。’”（唐元宗平内难，赐卫士葛福顺等为“唐元功臣，”不过十数人。德宗驻跸奉天，赐从军驾立功将校为“奉天定难功臣”。及僖宗、昭宗频年播迁，功臣差多，至是遍及戎卒，非赏典也）。

潞王之初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至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疋，而赏军之费，计用五十万缗。帝怒，三司使王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又据屋为率，无问白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曰：“臣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自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於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於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晋初置乡兵，号“天威军”，教习岁馀，村民不娴军旅，竟不可用，悉罢之，但令七户输钱十千，其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桑，多聚山林为盗。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民不堪命，所在盗起，攻陷州县，长吏不能制。

周太祖显德元年，军士有流言，郊赏薄於唐明宗时。帝召诸将至寝殿，让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馀，汝辈岂不知之？今乃纵凶徒腾口，不顾人主之勤俭，察国之贫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赏，惟知怨望，於汝辈安乎！”皆惶恐谢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息。

世宗即位，既败北汉兵於高平，谋肃军政。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则降，其所以失国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当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诸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士。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练其骁勇，升为上军，老弱怯懦，置剩圆以处之（剩圆给官符宫观、园苑、寺庙、卢廪之役。咸平五年七月，戎卒有苦寒废支体者，真宗念其劳，不欲遽弃，令隶剩圆，廪给如故，自是率以为例）。

止斋陈氏曰：“剩圆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食也。熙宁十年十月，诏诸路州军，以逐州就粮。禁军、厢军，通计十分立一分为额。剩圆立额自此始。自宣和之难，养兵益众，战功之赏，例加官资，於是退兵重为天下费，盖拣汰起於绍兴七年，率置添差官以处之。自诸司及州军各有圆，参定为节镇一百三十圆，次州军六十五圆，极边节镇二十六圆，次州军十八圆，待阙圆数亦准此（乾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敕）。而州县之力，困於养退兵矣。”

八月，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後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给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京诸司库务皆有役兵，其执杖者即不设等样）。自是师旅皆精锐，禁衡之籍无阙矣。

止斋陈氏曰：“世多言国家养兵之费，自艺祖时增置禁军始，考之则不然。按祥符、天圣编敕诸部郡，自骑射至牢城，凡名额二百二十三，总为本城而已，则天下无禁兵也。所谓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驻、驻泊之名，而钤辖、都监、监押之官所部领者也。三边之兵，因事宜升为禁军者，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是已（咸平四年，始升陕西诸州选中‘保捷’。庆历元年秋，河北教阅本城为禁军），是为就粮。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伦判而东南有‘宣毅’之类，於是列郡稍置禁军。嘉中，诏东南帅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挥，既云多矣，然亦无过九大郡。熙宁按天下厢军之籍五十万人而亦不足战，於是教阅之法起。其後以厢军团并为额，则今之两浙‘崇节’、福建‘保节’之类是也。教阅之兵，因别为额而隶之将下，则今两浙‘雄节’、福建‘广节’之类是也。五年，始排立在就粮禁军之下。元丰兵令悉以‘雄节’之类升同禁军，由是禁军始遍天下。此不可不辨。”

自唐中叶後，营兵在诸镇，每防秋征行，大则节将自往，小则列校董之。禁卫虽设而皆非精练。藩镇强者得以专主判换。河北兵最强，故声教不能及，然屯营之处，颇杂耕战。僖、昭，征讨不息，师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诸军悉<黑詹>面为字以识军号，讫今遵其制。五代以来，境蹙兵少，然习用为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镇列校，势位差损。周显德後，克淮甸，有东南之漕，京师仓廪稍实，得以聚兵为强之术。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兵於京师。於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於官，帑庾充刃，得以赡给。而备时使。其边防外，藩镇须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驻泊、屯驻之名。其京畿诸州便运路者，则有就粮兵焉，许挈家属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驻，代还始复旧所。旧制，除军卫外，诸州兵上从节镇及本军之号，自唐末稍增其美名。国朝初平伪国，合并所得兵，别为军额，其愿归农者解其籍，或给以土田。其後或新经料简，或团并有馀，则或特创名，或因旧额增指挥之数而无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设旗给赏，长吏、都监专视之，遣吏部送阙下，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使坐隶诸军（淳化二年，诏以子弟附兵籍者除去之，愿隶名者阅试而後听。景德三年，又诏有材勇者许隶本军）。其自下军而升入上军者，自上军而入诸班直者，皆临轩亲阅（诸班直新召募者，非材勇超绝，即不预焉，馀皆自下选补。大中祥符五年，诏拣阅诸军有方壮而被斥者，委所在告谕，听其自陈）。每上军遣戍，皆本司整比，军头司引对便殿，给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拣拔精锐升补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赏给，每岁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时给者）。戍边每季又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於爨给者，又有薪水钱；其役兵劳苦者，或季给钱；或川、广而代还者，别给装钱。川、广递补卒，或给时服钱屦。凡出外率有口粮（有折月粮者，有别给者）。

开宝四年，祀南郊，礼毕行赏，上以御马直扈从郊祀，特命增给钱人五千，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击登闻鼓上诉陈乞。上怒曰：“朕所与即为恩泽，安有例哉！”命斩妄诉者四十人，馀悉配隶许州“骁捷军”，都校皆决杖降职，遂废其班。

时内臣有李承进者逮事後唐，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对曰：“庄宗好田猎，惟务姑息，将士每乘舆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曰：‘儿郎辈寒冷，望与振救。’庄宗即随所欲以给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乱，盖威令不行，赏罚无节矣。”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而得天下，不能用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御，诚为儿戏。今我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但犯吾法无所贷耳。”

太宗选军中勇士，教以剑舞，皆能掷剑凌空，绕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赐宴，乃出以示之，凡数百辈袒裼鼓噪，挺刃而入，各献其技，霜锋雪锷，飞跃满空，及亲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观者神耸。

至道初，帝因问侍臣河渠转漕以给军食之事，语及屯兵利害。参知政事张洎退而讲求故实，上封奏曰：“国家应图受命，经营鸿业，惩前王之失，审形胜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凑，为天下之枢，可以阜安兆人，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汉开基，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即知兵甲在外郊也。唯有南、北军、期门郎、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及禄山犯阙，朝廷驱市人接战。德宗蒙尘，扈驾者四百馀骑，兵甲散在郡国，军额存而可举者，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杜各十万人，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馀人，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亦不下万人。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萃在京师、本固兵︹，邦国之利也。”上览而嘉之。

真宗咸平四年，开封府言：“龙武军卒亡命捕获，法当决徒。”帝以是军无俸，而同禁军例科罪太重，令改从轻法。其後又诏禁军非征行而因役亡者，止决杖流配（时宁朔军充役太庙而亡，法官议当斩，诏从流配）。

景德元年班临军赏罚之令，遣中使赍御剑赴北面，以肃军令。

北面诸路驻泊兵马使臣等：临阵能率先用命杀贼者，与贼斗战生擒获贼者，临阵擒获贼首领者，使斫营寨能惊贼令扰乱及擒获人畜者，诸偏裨下军士与戎人斗能用命策应杀退贼者，戎人为诱兵翼张受命掩击能破走之者，贼游骑往来或近大军受命掩袭而能擒杀者，用命深入被伤者，临阵用命入贼斩刺其首领分散其旗鼓者，并赏之，其擒贼首领有酋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如贼已败走，所夺车帐、人畜、财物并给与之。若克日会战不齐者，夜喧众者，不俟贼稍前而乱射者，阵成列而监军诸校使臣擅简一卒一骑者，後马有犯者，下行阵大寨不齐者，旗枪交错队伍者，贼至可出军而不出者，战斗而观望不救者，兵器不修至临阵不堪施用者，巧诈以避征役者，临阵先退者，贪争赀畜而不赴杀贼，遣入贼境而规避，既复命，言不以实者，为斥候而不觉贼来者，临阵不射贼及弃其馀箭者，遗失铠甲兵器者，贼弃仗降而辄杀者，分布军号及传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逐贼至某处辄过者，部署下牙队军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从人使臣，军校下押前队圆寮、军头、十将并从人，临阵辄离左右不受节度者，并斩。凡军中皆计斩级行赏，其後颇有枭路人首以希赏者，真宗闻而诏戒之。又令缘边凡获蕃寇，皆须辨问得实，当行杀戮者许给赏。如其非理，即以军法论。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边鄙无事，释河北诸州强壮悉归，会合镇、定两路部署为一，省河北防城镇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

《两朝国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其分营於外者日“就粮”。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於外，故听其家往；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於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县官，以资廪赐；将帅之臣，入奉朝请，以备指踪。犷悍之民，收隶尺籍，以给守卫。兵无常帅，师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姿睢，无所厝於其，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无犬吠之惊，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额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藩兵。分隶殿前、侍卫总管司，而籍藏枢密院，凡召募、廪给、训练、屯戍、拣选补之政，皆枢密院掌之。

禁兵者，天子卫兵也，总於殿前、侍卫二司，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馀自“龙卫”而下，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自景德後，兵不复试。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太祖鉴唐末方镇跋扈，诏选州兵壮勇者悉部送京师，以备禁卫，馀留本城。本城虽或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所在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国朝已来，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河东、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军”，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壮丁（其本末各见《郡国兵门》）”蕃兵者，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

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寨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延，河东则石、隰、、府，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已上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又有以功次补者，其官职俸给有差（其兵数本末，见《郡国兵门》）。召募之制，起於府卫之废，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收天下犷悍之兵，以卫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黑詹>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初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後为<黑詹>面，赐以缗钱衣屦而隶诸军。自国初以来，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是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

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挽，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为良民之卫矣。廪给之制，总内外厢、禁诸军且百万，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虽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赋，有事复裹粮而为兵，後世兵农分，常赋之外，山泽关市之利，悉以养兵。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民晏然无预征役也。唐之时兵分，藩镇得专租税，天子禁卫之兵，中外不过十馀万人。国朝收天下甲卒数十万，悉萃京师。京师八方所凑，水陆四达，岁漕江、淮粟六百万石，而缣帛、货泉、齿革、百物之委，不可胜纪，是以军储饶羡。初，太仓才支三二岁，承平既久，常馀数年之食，以此临制四方，犹臂指之运也。

世之议者不达，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销弥争乱之深意哉！屯戍之制，凡遣上军，军头司引对，赐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简拔精锐，退其癃老。至於诸州禁、厢兵，亦皆戍更。隶州者曰“屯驻”，隶总管曰“驻泊”。拣选之制，有自厢军升禁军，禁军升上军，上军升班直。升上军及班直者，皆临轩亲阅，自非材勇绝群，不以应召募，馀皆自下选补云。

仁宗时，元昊反，西边用师，多募禁军。吏以所募多寡为赏罚格，诸军子弟悉听隶籍，禁军额员多选本城补填，故庆历中内外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视祖宗时为最多。及西师罢，天下患兵冗，帑庾不能给，枢密使庞籍奏：“世养兵务多而不精，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从之，省兵数万人。

石林叶氏《燕语》：“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饣鬼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虏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徒二十万人。後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仁宗以为疑。公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请以百口当之。”帝从其言，遂汰八万人。

嘉二年，复定招军等杖。自上四军至“武肃”、“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坊而视其奉钱之数。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为三等，奉钱七百者降杀有差。唯“武严”、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诸军执杖者不设等杖。其支军食，粮料院先进样，三司定仓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国初，诸庾分给诸营，营在国城西，多给粮於城东，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担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以军次高下给之。凡三岁大祀，有赐赉，有优赐。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时给者。戍边，季加给银、鞋。、宁、环、庆缘边艰於爨汲者，两月则给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役兵劳苦，季给钱。戍岭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补卒或给时服、钱、屦。屯兵州军，官赐钱宴犒将校，谓之旬设，旧止待屯泊禁军，其後及於本城。天圣七年，法自裁定诸军衣装，骑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质卖者重之法。

三司使程琳上疏，论：“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招募不已，且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馀悉仰给京师。自咸平逮今，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计骑兵一指挥所给，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所给，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他给赐不预。合新旧兵所费，不啻千万缗。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屈也。今同、华沿河州军，积粟至於红腐而不用；沿边入中粟，价常踊贵而未尝足。诚愿罢河北、陕西募往营兵，勿复增置，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仍渐徙营内郡，以便粮饷。无事时番戍于边，缓急即调发使近。严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轶生事，以觊恩赏，违令者重之法。如此，则疆场无事，而国用有馀矣。”帝嘉纳之。

嘉七年，宰相韩琦上言：“祖宗时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则募置，事已则省并，故兵日精而用不广。今二虏虽号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不於此时先虑而速救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骇而图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粮之兵，虽勇劲服习，然边储贵踊，常苦难赡。若其数过多，复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然漕於东南，广而易供设，其数多，乃得强弱枝之势也。祖宗时，就粮之兵不甚多，边陲有事，则以京师兵益之，其虑也深，而其费也鲜。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陕西、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然後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额足罢募，阙即增补。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则省并之。既见定额，则可以定某路马步一营以若干人为额。仍请开宝、至道、天禧、庆历中外兵马之数。盖开宝、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庆历之兵，乃西师後增置之数也。以祖宗所养之兵，视今数之多少，则精冗易判，裁制无疑矣。”於是诏中书、枢密院同议。枢密院掇祖宗已来兵数以闻。盖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

琦尝从容议及养兵事，慨然曰：“养兵虽非古，然积习之久，势不可废，又自有利处。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虚岁，父子、兄弟、尝有生离死别之苦。议者但云不如汉、唐调兵於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诗乎？调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既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兵行，虽民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此岂小事？又其习练战阵，而豪勇可使，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

知谏院范镇言：“河北连岁招兵未已，皆是坊市无赖子弟及陇亩力田之人，谓为军营子弟，求刺为军。况今田甚旷，民甚稀，赋敛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议者必曰，以为契丹备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金缯之利厚也。就使弃利为害，则大河以北，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无赖、陇亩力田者，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况契丹贪利而不敢动？夫收兵於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寓兵於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虽至而民力有馀，国用有备，其利害若视白黑，若数一二。而今以为难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为出，况天下大计，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无经乎？请下臣章中书、枢密院大臣看详。若陛下诚能罢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赋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圣中赋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约今赋入之数与兵数、官数，约取中道，立为经制，以赋入之数十分为率，以七分养兵、官，给郊庙宫省诸费，三分以备水旱缓急非常，为之十年，仅可以言治。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今自京师至天下州郡，大率无储蓄、边城甚者或无三数月之备，不幸有连年水旱，将何以养此兵乎？此兵不足以养，则其忧不在契丹也。”

欧阳修时论《原弊》曰：‘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後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於无事而饱於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郊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战斗虽耗农民为之可也。柰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一作军）。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增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又《本论》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守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挺而呼，持梃欲击天子之命吏。无事之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不得其术，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其主岂皆愚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不能者，时也。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支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乎？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骄於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苏轼应诏《策别》，其一曰定军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废，兵农异处，兵不得休而为民，民不得息肩而无事於兵者十有馀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复追矣。至於汉、唐，犹有可得而言者。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於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军国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离农，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尝聚也。

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馀所，而屯於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於京师，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於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於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於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於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於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馀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

大自藩府，而小至於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费莫大於养兵，养兵之费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於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饣鬼运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代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无以异於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

曩者蜀之有均贼，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於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於贱隶役夫之，而将吏亦莫训也。苟禁兵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

其二曰练军实。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饣鬼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干城之众，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盖春秋之时，诸侯相并，天下百战，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过犯其偏师，而猎其游卒，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万，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战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

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於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於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过四十馀年之，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馀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臣观秦汉之後，天下何其残败之多邪！其弊皆起於分民而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万之众，而见屠於数千之兵者；

有良将善用，不过为饵，委之啖贼。嗟夫！三代之衰，民之无罪而死者，其不可胜数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陕西之役，举籍平民以为兵，加以明道、宝元之，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费，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奕饮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

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常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於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无赖，以自弃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然独有言者，将以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则缓急有所不济。夫所谓十年而代者，岂举军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将去者，有当代者，新故杂居而教之，则缓急可以无忧矣。”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

治平元年，宰相韩琦上言：“古者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至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宝以後，废不能复。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与唐府兵何异？陕西尝剌弓手为‘保捷’，其後拣放，所存无几。且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皆控西北，事当一体。请於陕西亦点‘义勇’，止涅手背，一时不能无小扰，而终成长利。”乃遣官陕西路籍‘义勇’，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知谏院司马光上言：“昔康定、庆历之，朝廷以元昊犯边，官军不利，已曾籍陕西之民以为乡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但欲使之守护乡里，必不刺充正军，屯戍边境。’榜犹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令於边州屯戍。当是之时，臣丁忧在陕，备见其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金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号器之声，弥天互野，天地为之惨凄，日月为之无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後，兵员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边，则更须千里供送，祖、父财产，日销月铄，以至於尽。况其平生所习者，则惟桑麻耒耜。至於甲胄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而又资性戆愚，加之畏懦，临敌之际，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拽动大阵。自後官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给与公凭，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复肯服稼穑之劳，兼田产已空，无所复归，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其为失策，较然可知。足以为後来之戒，而不足以为法也。”

又言：“祖宗平诸镇，一天下，岂尝有义勇哉？自赵元昊反，诸将覆师者相继，终不能出一旅之众，涉区脱之地，以讨其罪，不免为姑息之计。当是时，三路乡兵数十万，何尝得一人之力乎！议者必曰：“河北、河东，不用衣廪，得胜兵数十万，阅教精熟，皆可以战。”又：“兵出民间，合於古制。”臣谓不然。彼数十万者，虚数也；阅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者，多与古同，而实异也。盖州县承朝廷之意，止求数多。阅教之日，观者但见其旗号鲜明，钲鼓备具，行列有序，进退应节，即叹美以为真可以战。殊不知彼犹聚戏，若闻寇敌则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如此，则民之财力安得不屈？臣愚，以为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

又言：“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诚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国无分毫之利。何谓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有物力人户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自宝元、庆历之，将陕西一路弓手，尽刺充“保捷”正军，自此骚然愁苦矣。其河北、河东之民，比於陕西路，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卖尽田产，欲浮游作客，皆虑官中非时点集，不敢东西。又差点之际，州县之吏，宁无乞觅？教阅之时，军员教头，宁无敛掠？是以常时色役之外，添此一种科徭（云云）。且今日既籍之後，州县义勇，皆有常数，每有逃亡病死，州县必随而补之。然义勇之身，既羁縻以至老死，而子孙若有壮丁，又不免刺为‘义勇’，是使陕西之民，子子孙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谓於国无分毫之利者？曰，古之兵皆出民，岂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臣对曰：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居则为比、闾、族、党、州、乡，行则为伍、两、卒、旅、师、军。为之长者，皆乡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营府，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具，无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纪纲素备故也。今乡兵则不然。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若安宁无事之时，州县聚集教阅，则亦有行阵旗鼓，开弓广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战敌者，设若闻胡寇大入，边兵已败，边城不守，则莫不望风声奔波迸散，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国无分毫之利也。”

韩魏公建议於陕西刺“义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买弓箭钱三贯，深山穷谷无得脱者，人情惊挠，而兵纪律疏略，终不可用，徒费官钱不赀，无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马光时为谏官，极言不便，持子至中书。魏公曰：“兵贵先声後实，今谅祚方桀骜，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忄？”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以欺人於一日之耳，少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过十日，西人知其详，不复惧矣。”魏公不能答，复曰：“君但见庆历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忧今复尔耳。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屡失信，民皆忧此事未敢以敕榜为信，虽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不敢奉信。非独不敢，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轻甚邪！”光曰：“相公长在此坐，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以运粮戍边，反掌耳。”魏公竟不为止。其後不十年，义勇运粮沿边，率以为常，如光言。

●卷一百五十三 兵考五

○兵制

神宗即位之初，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帝患兵冗不继，始议销并，乃亲制选练之法，靡不周悉。其立军之制，非新经科简，即团并有馀，或特创名，或因旧额增损，指挥之数无常焉。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

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衣粮，徙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司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年四十五未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别无罪负，削廪远徙，是横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既承平，纪纲素张，此属忄匈忄匈，亦无能为患。然诏书一下，万一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後不复可号令骄兵。若遂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之可鉴者也。且国家竭天下之财，养长征兵士，本欲备御边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军，坐费衣食，是养无用之兵，诸无用之也。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异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争求益兵。京师之兵既少，必须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广为拣选，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旧兵尚请衣粮，而新兵更添衣粮。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而收市井川亩之人，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费而大费更广，窃恐非计之得也。臣愚伏愿朝廷且依旧法，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小分复不任执役者，放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虚费衣粮。人情既安於所习，皆无怨嗟；国家又得其力用，不为虚设。冗兵既去，大费自省。兹事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从之。

七月，手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诏并废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後，总兵之拨并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而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会总畸零，各定以常额。凡并营，先为缮新其居室，给迁徙费。军校溢员者，以补他军之阙，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依职高下同领。

先时，军营皆有额。皇格：马军满四百、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日久，兵制浸弛，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既不成部分，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敢少损。帝患之，乃诏并废诸营，尝谓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稍加意，则所省不可胜计。乃者销并军营，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馀人，除二节赐予及亻兼从廪给外，计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纟由绢二十万疋，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庶事若此，邦财可胜用哉！”初，帝议并营，大臣皆以为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帝不听，独王安石赞帝力行之。自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

三年，枢密院文彦博等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帝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司：“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府界定六万二千人，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千二百人，川陕三路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馀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後命。”是月，诏河北禁军，以七万为额。初，河北兵籍，比诸路为多。其沿边者，悉仰给三司，言事者屡请损其数，因拨并畸零，立额为七万。以京东土地饶沃，租赋有馀，於是增置武卫军，严其训练之法，不数年皆为精兵。至是分隶河北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扬、杭州、江军府，以议言东南兵募寡，而盗贼多故也。其後又团结诸军，置将分领，谓之将云。八月，帝手诏：“仓吏给军粮，例有亏减，出军之家，侵牟益甚，岂朕所以爱养兵卒之意？自今给粮，毋损其数。三司具为令。”於是严河仓乞取减刻罪赏，而兵粮每石及十斗，士卒欢呼。　十二月，诏行保甲法。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馀力，丁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力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弊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掠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馀事千已，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勿坐。若於法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地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遣官先行畿甸，既就绪，遂推之五路，以遍於天下。

王安石欲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帝尝言节财用，安石对以减兵最急。帝曰：“比庆历时，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又训练不精。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苦不足，以当一面之夷狄，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此无他，惟能专用其民故也。臣以为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断乎？”安石曰：“是也。世宗能使兵威复振，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等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者，皆募以为禁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仇雠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贷者。臣以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辈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及所募已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於前，必事功於後，岂以为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诚有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禄为劝利，而乃更忧其为变，岂笃论哉？大抵世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之法不变，乃实可忧也。”彦博等又以为士兵难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讨党项，岂非府兵乎？”帝曰：“募兵专於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其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尔。”

一日，帝批：“陈留县见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又每保令置鼓，人置一鼓，费钱不少。至有质衣而买弓箭者，可见贫乏艰於出备，可速指挥禁戢。”安石曰：“民贫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则法所弗许也。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质衣也。然自生民以来，兵农为一，男子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盖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然则，虽使百姓置弓矢未为过。第陛下忧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且府界素多群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夥，逐夥皆有赏钱，备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备赏之时，岂无卖易衣服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於百姓。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於今日，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未有损也。”帝曰：“赏钱，人所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河决坏民产，民不怨；决河以坏民产，则怨矣。”

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岁农隙，所隶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骑射校其用马，有馀艺而愿试者，听之。第一等保明以闻，引见於庭，天子亲阅试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马藁四十、役钱二千。本户无可免，或所免不及，听移他户而受其直。第三等、四等，视此有差。即艺未精愿来阅试者，听。

五年，知制诰、判司农寺曾布言：“近日保户数以状诣县，愿分番隶巡检司习武伎，提点司以闻朝廷及司农寺，而未敢辄议。”於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於巡检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给口粮、薪菜钱，分番巡警。”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之法。

始行保甲。初，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至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定其赏罚，然犹番上也。至五年因曾布之说，始令分番隶巡检司、尉司云。

枢密院言：“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拣得足，即不须外路勾抽，以免不习水土、冻馁道涂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东、西、河北招少壮兵，止供在京工役，不许臣僚差占，不过期年，可使充足。对减在外招募之数，桩管所减粮赐上京，应省司之用。”从之。

诏：“禁军俸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旧制满三日者死。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诏开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农寺，右付其县，凡追胥、阅试、肄习则出契。是月，又诏行於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每上番。馀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内荆湖、川、广沿边者，可肄武事，令监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钦洞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肄焉。十二月，乃罢河北西路强壮、沿边弓箭社常系籍番上巡守者。初，开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万人，二年一解发，诣京师阅试命官，开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诏开封府畿及一万人，五路有一万，五千人，各许解发一人。

初，保甲隶司农，八年，改隶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当公事十，分按诸州，其政令则听於枢密院。

七年，始诏总开封府畿、京东西、河北路兵分置将、副。自河北始，自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在河北四路；自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在京东；自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在京西。合为三十七。而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又自列将。其在延者九，在泾原者十一，在环庆者八，在秦凤者五，在熙河者九。合为四十二。

八年，又诏增置马军十三指挥，分京东、西两路。又募教阅忠果十指挥，在京西，额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邓，其四在蔡、汝。

元丰二年，又增置士兵勇捷两指挥於京西，额各四百人，唐州方城为右第十一，汝州襄城为左第十二。凡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及土军共十二指挥。

四年，诏团结东南路诸军亦如畿京法，共十三将。自淮南始，东路为第一，西路为第二，两浙西路为第三，东路为第四，江南东路为第五，西路为第六，荆湖北路为第七、南路潭州为第八，全、邵、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福建路为第十，广南东路为第十一，西路桂州为第十二，邕州为第十三。总天下为九十二将，而延五路又有汉蕃弓箭手，亦各附诸将而统隶焉。凡诸路将各置副一人，东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单将；凡将副皆选内殿崇班以上、尝历战阵、亲民者充之，亦诏监司奏举；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春秋都试，择武力士，凡千人选十人，皆以名闻，而待旨解发，其愿留乡里者勿强遣，此将兵之法也。

五代承唐藩镇之弊，兵骄而将专，务自封殖，横猾难制。祖宗初定天下，惩创其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国，合为一家，无复如曩时之难制，而禁旅更戍，尚循其旧，新故相仍，交错旁午，相属於道。议者以为更番迭戍，无益於事，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慨然更制，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卒，平居训厉择，无复出戍，外有事而後遣焉，谓之将兵。

元丰二年，以兖、郓、齐、济、滨、棣、德、博民饥，募为兵，以补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之阙。又诏：“在京俸钱七百以下，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四万人；如泾原五千人不足，於秦凤路选募。”

四年，诏：五路义勇，悉改为保甲。

上曰：“河东修义勇强壮法。又令团集保甲，如何？”安石对曰：“义勇须隐括丁数。若因团集保甲，即一动而两业就。今既遣官隐括义勇，又别遣官团结保甲，即一事分为两事，恐民不能无扰。”上曰：“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不？”安石曰：“俟其习熟，然後上番。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於义勇、保甲，臣观广勇、虎翼兵固然。今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以此校之，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必用农兵？”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百姓困极，公侯多自军中起，故豪杰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而军中不复有如乡时拔起为公侯者，即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帝曰：“兵之强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强梁之人，此其所以强也。”帝卒从安石议。帝曰：“保甲、义勇有刍粮之费，当预为之计。”安石曰：“当减募兵，取其费供之。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数已减於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须募兵。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数千，但勿招填，即为可减。然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缗有奇不与焉。凡集教、团教成，岁遣则谓之提举按阅，率以近臣挟内侍往赏钱，给按格令从事。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先按阅，率五六岁一遍。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以赏，乃至十一岁。上。诏晋人勇悍，俗尚武事，又介居二虏之间，讲劝宜不可後，其加赐缗钱十五万焉。其系籍义勇、保甲及民兵（熙宁九年之数），合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嗣位，宣仁太后临朝，知陈州司马光上疏，乞罢保甲。

光疏曰：“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百两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侵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人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陈，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河北、河东、陕西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干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日聚教场，得赂则纵，不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功，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夫兵？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家承平百有馀年，四夷顺服，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忽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事既草创，调发无法，比户骚然，不遗一家。又巡检、指使，按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无以供亿，愁苦困弊，靡所投诉，流移四方，襁负盈路。又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而乡村之民，但劳苦役，不感恩泽。於农民之劳既如彼，国家之费又如此，终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盗贼，卫乡里，则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边境，征戎狄，戎狄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生长太平，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是犹驱群羊而战豺狼也。

当是时，岂不误国事乎？又悉罢三路巡检下兵士及诸县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县尉，但主城市以里；其乡村盗贼，悉委巡检，兼掌巡按保甲教阅，朝夕奔走，犹恐不办，何暇逐捕盗贼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然则设保甲、保马本欲除盗，又更资盗也。自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盗贼已多，至敢白昼公行，入县镇，杀官吏。官军追讨，经历岁月，终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饥，而盗贼已昌炽如此，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而失业饥寒、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谋国如此，果为利乎，害乎？

且乡者干进之士，说先帝以征伐四夷、开边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者登极赦书节文云：“应沿边州军，仰逐处长吏并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务要静守疆场，勿令骚扰。”此盖圣意欲惠绥殊方，休息中国。华夷之人，孰不归戴，然则保甲、户马复何所用哉？今虽罢户马，宽保马，而保甲犹存者，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详奏闻者也。臣愚以为宜悉罢保甲使归农，召提举官还朝，量逐县户口，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沿边弓箭手法，许荫本户田二顷，悉免其税役。除出贼地分严加科罚，及令出赏钱外，共贼发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贼给赏。若获贼数多及能获强恶贼人者，各随功大小迁补职级，或补班行，务在优假弓手，使人劝募。

本县乡村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计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者一人阙额，有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县令尉选武艺高强者充。武艺衰退者，许他人指名与之比较，若武艺胜於旧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荫田。如此，则不必教阅，武艺自然精熟。一县之中，其壮勇者既为弓手，其羸弱者虽使为盗，亦不能为患。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严行典宪。若召募不足，即且於乡村户上依旧条权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馀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长壮丁逐捕盗贼，并乞依祖宗旧法。

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光欲申前说，枢密院先进呈，乞罢团教。光再奏，寻蔡确执不行。监察御史，王岩叟等极言之。十月，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诏逐县监教官并罢，委令佐监教。

岩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诏蠲疾病，汰小弱，释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省一月之六教而为三日之并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终在。朝廷知教民以为兵，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刖为一司以总之，而不知扰之太烦而民以生怨。教之以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则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难不足以为苦也，而羁縻之虐有甚焉；羁縻不足以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为苦也，而诛求之无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罢，方而去，此羁縻之所以为苦也。其教也，保长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检之指使与巡检者又交挞之，提举司之指挥与提司之当公事者又互鞭之，提举之官长又鞭之，一有逃避，县令又鞭之。

人无聊生，每相与言曰，恨不死尔，此鞭笞之所以为甚苦也。创袍、市巾、买弓、修箭、添弦、换包指、治鞍辔、盖凉棚、画象法、造队牌、缉架、僦倚卓、团典纸墨、看听人雇直、均菜缗、纳楷粒之类，其名百出，不可胜数。故其父老之谚曰：“儿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场”，非虚语也。都副两保正、大小两保长，平居於家，婚姻丧葬之问遗，秋成夏熟，丝麻麦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饮一食之责望，此迫於势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则以艺不应法为名，而捶辱之无所不至。又所谓巡检者、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贪而冒法，不顾後祸，有逾於保正、保长者，此诛求之所以为甚苦也。又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灸烙其肌肤以自致於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

保丁者逃，则法当督其家出赏钱十千以募之。使其有所出，当未至於逃；至於逃，则困穷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县县常有数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诉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圣知之，当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户之家，凡有一马，皆令借供。逐场教骑，终日驰骤，往往至於肌羸残坏而就毙，谁复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处，一误借供，遂有追呼笞责之苦。又或其家官捕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则有抑令还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马为祸。此皆提举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为百姓之扰也。臣窃惟古者未尝不教民以战也，而不闻其有此。何则？因人之情而为之法耳。夫缘情以推法，则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则愈严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兽穷则搏，人穷则诈。

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臣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爱百姓之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当官，大狱相继，今犹未已。虽民之愚，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盖激之至於此极尔。臣以为激而益深，安知其发有不甚於此者？情状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虑，以保大体为安静计。夫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为一月之间并教三日，不若一岁之终并教一月。农事既毕，无他用心，人自安於讲武而无憾。遂可罢提举司，废巡教官，一以隶州县，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每俟冬教，则安抚司旋择教官，分诣诸邑，与令佐同教於地下。一邑分两番当一月。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罢教则与正长不相谁何。

而百姓获优游以治生，无终年遁逃之苦，无侵渔苛虐之患，无争陵犯上之恶矣。且武事不废，威声亦全，岂不易而有功哉？”又乞罢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又乞罢提举教阅司。又乞罢每岁分保甲为两番，於十一、十二两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师遣官视教，只乞令安抚司差那使臣为便。并从之。

元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保甲之法，虽已改更，犹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为罢去二十亩已下免教指挥，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缘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则有幸与不幸。今田有百亩，家有二丁，则免教是谓之幸。田有十亩，家有三丁，则赴教是谓之不幸，此贫富力役大为不均。”於是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

按籍民为兵，古法也，虽唐府兵犹然。今熙宁之保甲，则无益而有害。言其无益者，则曰田亩之民，不习战斗，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则曰贪污之吏，并缘渔猎，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谙者，可以教练而能，而吏之为奸者，则虽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诸贤，议更化理而首欲罢此者，以其厉民也。今观吕陶之言，以为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有幸与不幸，遂令人户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然则岂贫者不堪为兵，独富者堪为兵乎？盖所取必五等以上，与田及二十亩者，非取其堪为兵也，特以其稍有资力，堪充污吏之诛求耳。盖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惨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虽良法，保甲虽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尽去，知保甲之当罢，而第释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是犹纟兄臂而谕以徐，日攘鸡而易以月。法既不能尽革，而又不能摈弃斥绝，其奉法之人，则姑少加末减，裁量以杀其毒，以纾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为经武强兵之图不，亦悖乎！

尚书右仆射司马光乞罢诸路将官，乃诏陕西、河东、广南将兵不出戍他路，其馀河北差近里一将更赴河东，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之兵，并更互出戍，稍省诸路钤辖及都监员，仍以将官兼都监职事，卒不能尽罢将副。

光疏曰：“窃见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官，凡州县有兵马者，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诸州兵官不精勤训练，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议者，请分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诸军若千人为一将，别置将官，使之专功训练。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及其有差使，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诸般差使。其馀禁军，皆制在将官，专事教阅。臣愚以为职事修举，在於择人，不在设官。苟得其人，虽总管等皆能训练士卒；不得其人，虽将官亦何所为。况今之将官，即向之为总管者也。岂为总管等则不能举职，为将官乃能举职乎？此徒变易其名，无益事实；非惟无益，兼复有害。凡设官分职，当上下相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纪纲乃立。今为州县长吏及总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统摄、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仓库守宿、街市巡逻，亦俱乏人。虽於条许差将下兵士，而州县不能直差，须牒将官，将官往往占护不肯差拨，万一有非常之变，州县长吏何以号令其众，制御奸宄哉？

又言：“窃见近年灾伤，盗贼颇多，州郡全无武备，长吏侍卫军单寡，禁旅尽属将官，多与州郡争衡，长吏势力远出其下，万一如李顺、王伦、王均、则之寇，乘间窃发，攻陷郡县，岂不为朝廷忧？又：祖宗以来，诸军少曾在营，常分番出戍，盖欲使之劳筋骨、知艰难、轻去其家，且习山川险阻也。自置将以来，苟非全将起发，然後与将官偕行，其馀常在本营，饮食游嬉，养成骄惰，岁月滋久，不可复用。又：每将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衤复，虚费禄廪，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尽罢诸路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等，如未置将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备有馀，然後缓急可责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苏轼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条约。不报。

轼疏言：“臣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今者河朔沿边诸军，未尝出征，终年坐食，理合富强。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仪、孙敏行亲入诸营，按视曲折，审知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体问其故，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将校既先违法不公，则军政无缘修举，所以军人例皆饮博逾滥。三事不止，虽是禁军，不免寒饿，既轻犯法，动辄逃亡，此岂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渐次申严军法，逃军盗贼，已觉衰少，年岁之间，庶革此风。然臣窃谓沿边禁军缓急终不可用，何也？

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加严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臣观祖宗以来，沿边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盖所谓先声後实，形格势禁之道耳。若进取深入，交锋两阵，犹当杂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备御小寇，即须专用极边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论也。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空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馀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服臣。

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赀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虏同。私立赏罚，严於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其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虏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У赏罚，奏得仁宗皇帝圣旨，见今具存。昨於熙宁六年行保甲法，准当年十二月四日圣旨，强壮、弓箭社并行废罢。又至熙宁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书子，圣旨：应两地供输人户，除元有弓箭社、强壮并义勇之类并依旧存留外，更不编排保甲。

看详上件两次圣旨，除两地供输村分方许依旧置弓箭社，其馀并合废罢。虽有上件指挥，公私相承，元不废罢，只是令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以至遂捕本界及化外盗贼，并皆驱使弓箭社人户，向前用命捉杀。见今州县，全藉此等寅夜防托，灼见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劳费失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辽，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可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

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其人，辄复拾用庞籍旧奏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今已密切会到本路极边定保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面七县一寨，内管自来团结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伙，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将吏，常加拊循，使三万馀人分番昼夜巡逻，盗边小寇来即抢获，不至狃忄犬，以生戎心。而事皆循旧，无所改作，虏不疑畏，无由生事。有利无害，较然可见。”奏上，不报。是月再奏，又不报。

右东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当时北边军政之弛。中天之祸，有由来矣。所言禁军，大率贫窘；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则知当时虽所募长征之兵，衣食仰给於县官者，犹不能不为将校所渔猎，况籍民之有田亩者以为保甲，贪官污吏，宁无诛求乎？

绍圣初，枢密院建言：“往时军士犯法，诏许将官一面决遣，以故事无留滞。自州县官预军事以来，动多牵制，不得自在。今後欲仍旧法，及诸军除转排补并隶将司，州县毋得辄有所预。其非屯驻所在，当俟将副巡历决之，馀委训练官行焉。”诏从之。至是州县拱手听其所为，兵将愈骄，无复可用矣。

元符二年，御史中丞章奏乞教习保甲月分，差官按试。曾布言：“保甲固当教习，然陕西、河东连年进筑城寨，调发未已，河北连被水灾，流民未复，以此未可督责训练。熙宁中教保甲，臣在司农，正当此职事。是时司农官亲任其事，督责检察极精密，县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装之类非理骚扰者，亦皆冲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至十一月，蔡卞劝上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帝屡以督曾布。是日，布进呈畿内保丁总二十六万，熙宁中教事艺者凡七万，因言：“此事固当讲求，然废罢巳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推行，则人不至惊扰。若便以元丰成法一切举行，当时保甲存者无几，以未教习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则人情汹汹，未易安也。熙宁中，施行，亦有渐。容臣讲求施行次第。”退以语卞，卞殊以为不快。

按王介甫尝言，终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若保甲之事，则其时布判司农寺，条画多出其建请，然绍圣之时，布独不欲复行，何也？盖其事繁扰，奉行不得其人，则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於军实。彼章、蔡卞之徒，但欲假绍述之说以遂其私，略不顾生民之休戚，布在当时，视群小犹为彼善於此者欤。徽宗崇宁四年，枢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馀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乃诏京畿、三路保甲并於农隙时教阅，其月教指挥勿行。

政和时，诸路团成保甲六十一万馀人。

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其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神宗皇帝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隶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总，则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今见行敕令，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职之人，略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人员坐视故纵而不问，且军中有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至其逋亡，漫不省察？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

七月，洪中孚为熙河兰湟路转运使。先是枢密院创招崇威、宁锐两军（三年十月二日），中孚自河东入觐，帝问新兵教阅就绪否。中孚曰：“教阅，易事也。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若未尝减损，似不须增，盖兵贵简练不贵多。今遽增二军，所费至广。臣不知献议者於经费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给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议增兵，未尝议费，可即罢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复安於南亩。今一旦罢遣，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转徙，则重为朝廷忧。不若使填诸营阙；无阙，听於额外收管，不一二年尽矣。”帝称善。

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馀人，事故逃亡，於湖南北、江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乞本路、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取问犯人，除配沙门岛、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事干化外并依法外，馀并免决刺填。”从之。宣和三年，知婺州扬应试言：“诸郡屯戍，当隶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後号令不二。不然，将骄卒横，侵夺细民，气压州郡，有不胜其忧者。”於是诏自今令隶守臣。居无何，复诏曰：“将兵自当遵将官条教，其除前隶守臣指挥。”其後江、浙盗起，攻陷州邑，东南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又事平之後，童贯奏言：“东南三将，类皆孱弱，全不知战，虚费粮廪，骄惰自恣。平时主领占差营私，大半皆习工艺。遂致寇恣横行，毒流一方，重费经画。今事平之後，当添将增兵，镇遏绥驭。然大抵南人怯弱，素失训练，终不堪战。今欲於内郡别置三将，并随京畿将分接续排置，使陕西军更互戍守，庶几东南可得实战之士，於计为便。”诏从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见近者招刺阙额禁军，枢密院立限十遽，以数万人而期一月，道路汹汹相怖，云诸军捉人刺人以补阙额，率教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会，忽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云‘充军’。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隶，皆藏避恐惧，事骇见闻。今国家暇，必欲招填禁军，当明示法令，赉以金帛，捐财百万，则十万人应募矣。捉人於途，实伤国体，乞亟行禁止。有已强刺涅之人释遣之，以释忧疑。”诏：“如有非愿之人，速行改正。”

臣僚言：“逃卒所在有之。当祖宗时，军律甚严，若在戌还家，当役避事，必有辕门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许投换，不制於什伍之长。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宽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计，其弊滋甚。乞除恩赦外，不轻与限，使知限之不可为常，稍有畏惧。”从之。

五年，手诏：“访闻保甲法行既久，州县玩习弛废，保丁开收既不以实，保长役使又不得时。如修鼓铺、饰粉壁、守败船、沿道路、给夫役、催税赋之类，科率骚扰不一，遂使寇盗奇邪，无复纠禁讥察，良法美意，浸成虚文。可令尚书省於诸路提刑或提举平官内，各路委选一员，令专一督责逐县令佐，将系籍人丁开收取实，选择保正长，各更替如法，使钤束保丁，递相觉察，毋得舍无赖作过之人，遇有盗贼，昼时追捕，若有过致藏匿者，许人告首，仍具条揭示。”钦宗靖康元年，诏：“诸路州军二税课利，先行桩办军兵合支每月粮料、春冬衣赐，数方许别行支散官吏请给等。禁军月粮，并免坐仓。”

自艺祖兵制，内则三司，外则漕台，岁赋禁军钱粮之赐取足，经常廪给，皆有定数。或因屯戍之劳，调发之费，则谓之特支；或战士有功，将吏有劳，随事犒劳，则谓之军赏，皆无定数。若夫诸军阙额，未即招填，则拘其俸廪，别作桩备上供，入内府，隶枢密院。自祖宗以来如此，而特盛於熙宁间。其後诏内外马步军，自今更不封桩，而次年复依旧法封桩，大率诸军司告乏，则暂从其请，或稍优足，则封桩如旧，久之事益讹。宰路专权，则阙额归朝廷；枢势重，则阙额复还密院，其来久矣。崇甯、大观时，皆为朝廷取用。政和间，郑居中为枢密，复争去。然密院又自用，未始入内帑也。内帑则更无考察，兵政财用，日益淆敝，患在不能守祖宗规模而已。

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各自募其亲识邻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与进义副尉，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行日，所发州军授以器甲，人给粮半月，地里远者，所至州县接续批支。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诸路召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给钱三千，赴本司试验给据讫，支散银绢激赏。若监司、知通、令佐并应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乞与转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稍有稽缓，并依军法。”从之。

又诏：“闻希赏之人，抑勒强募。自今并取情愿，敢有违戾，当议重罚。毋得将不堪出战及已系军籍者一例充募。”又诏：“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战功、曾经战阵，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己发未叙，及武学有方略智谋，及曾充弓马所子弟，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并许赴亲征行营司。”方兵盛时，年五十以上皆汰为民。及销并之久，军额废阙，则六十以上，复收为兵矣。

自元丰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隶犹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废补，军士死亡之馀，老病者徒费金，少健者又多冗占，阶级既坏。纪律遂亡。童贯握兵，势倾内外，凡遇阵败，耻於人言，第言逃窜。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为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而已。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赖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尝申抑招之令。明减克之罚，重末作之禁，严窜亡之罪，至於画一之诏，哀矜痛切，亦已无及。为童蔡者乌得不任其咎哉？

六月，河北制置使刘奏：“近制置种师中领军到榆次，失利，兵马溃散，师中不知存在。奉圣旨，师中下应统制、将佐、使臣等，并与放罪。臣契勘用兵失主将，统制、将佐并合行军法。军法行，则人以主将为重，缓急必须护救。若不行军法，缓急之际，争先逃遁，主将如路人，略不顾恤。近年以来，高永年陷殁，一行将佐及中军将、提辖等并不曾行军法，继而刘法陷殁，今又种师中死军。夫两军相遇，势力不加，血战而败，士卒痛有伤折，或失主将，亦无可言者。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中伤者十无一二，独师中不出。或谓师中抚御少恩，纪律不严，然师中忠义许国，受命即行，遇敌奋不顾身，古之忠臣，未见其比。师中初闻右军接战已，即自遣发军马传呼应援，时召诸将，已无在者。至贼兵犯营，师中犹未肯上马。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初败即行，亦必得出。使诸将忧失主帅受军法，亦必戮力相救，或能破敌。今一军才，诸将便不顾主帅，相继而遁，意谓全军溃散，必难以尽行军法。诸将初出，犹有惧色，既闻放罪，遂皆释然。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末欲穷治。今师旅方兴，深恐无所惩艾，遇敌必不用命。欲乞特降指挥，应种师中下一行统制、将佐并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挥，令依旧军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即与免罪。今後非立战功，虽该恩赦，不得叙复。仍乞降诏优异褒赠师中，以为忠义死事之劝。”诏：“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各付降五官，仍令刘开具职位、姓名申尚书省，馀依奏。”十月枢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生户。”从之。

时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旗满市。应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全无斗志。何用王健募奇兵，操瓢行乞羸劣之人，皆跃然应募，仓卒未就纪律。奇兵乱，殴王健，杀使臣数十人，内前大扰。王宗氵楚斩渠魁数人，乃定。及出战，为铁骑所冲，望风奔溃，歼焉。是时守御司寄姓名得官者甚多，如术人柳彦辅，姓谢姓丁人皆冒故旧。小人布衣补官，不问能否，与官告数十道，使之妄用。

●卷一百五十四 兵考六

○兵制

高宗开元帅府於南京，初募兵近万人。王旅寡弱，至招溃卒、收群盗以补之。既即位，始置御营司，以大臣主之。四年，以御营司并归枢密院。（详见《禁旅门》。）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御前诸军者，本高宗所收诸将部曲也。祖宗以来，内外诸军惟厢、禁二色而已。禁军皆隶三衙，而更戍於外；厢军者所在有之，以守臣节制。若禁军在边上，则文臣为经略使者统之，武臣但为总管。熙宁间，内外禁旅合五十九万人。神宗将有事於四夷，乃置百三十将，其法甚备。崇、观後，朝廷取其阙额之数以上供，故阙而不补者几半。军兴以来，所存无几。上在元帅府，始招溃卒群盗以为五军，後又得王渊、杨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为御营五军，然犹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军。刘光世所领西兵，则谓之巡卫军，在五军之外。是岁，又改为神武五军。绍兴元年十二月，又改为行营四护军，张俊称前军，韩世忠称後军，岳飞称左军，刘光世称右军，并杨沂中中军入殿前司，而吴军如故。七年八月，光世军叛降伪齐，於是川陕军更以右护军为号。十一年四月，三宣抚司罢，乃改其部曲称某州驻御前诸军。十八年，川陕军亦如之，其军皆不隶三卫，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御前军者，帅臣不可得而节制，得自达於朝廷。令禁兵但供厮役，大抵如昔之厢军，将官虽存，亦无职事，但为武臣差遣而已。愚谓不若并军於厢籍，而改御前军为禁军，所在以帅臣节制之，而都统制之官为之副贰，庶几兵民权出於一，而缓急可以责成，则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建炎之後，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而因时制变，随处立营，迁易靡定，驻未有常所。有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军或屯江阴，岳飞一军或戍宜兴、蒋山，惟王彦八字军随张俊入蜀，而吴之兵，多屯凤州、大散关、和尚原，大略可考矣。当是时，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馀，而川、陕不与。及杨沂中将中军，专总宿卫，於是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含四军通十二万一千六百，时亦未有常屯。绍兴五年，王含罢，以兵五千隶韩世忠，王彦以八字军赴行在。七年之秋，刘光世将郦琼叛，以七万人北降刘豫，别将王德以八千人归张俊，由是三衙之外，惟张、韩、岳三军为盛。自三大将之外，八年五月，吕师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而刘留兵屯镇江焉。至若四川之兵，曲端死，吴并将其兵，王庶、刘子羽有兴元，又招集流散，立成都伍。子羽罢，又并将其兵，故之兵十万。死，胡世将为宣抚，命吴以二万守兴州，杨政以二万守兴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之中部三万人，分屯仙人关内外，并将之，是以四川之兵，独偏重於兴州。

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伥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含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舆台厮养，皆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虏，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问，正以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张俊明州仅能少抗，柰何敌未退数里间，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来，陛下为宗社大计，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含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尽装海舶，焚其城郭，为逃遁之计，洎杜充力战於前，世忠、王含卒不为用，光世亦晏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间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者，韩世忠、王含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鸣呼！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军四掠，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间子女，张镫高会，君父在难而不恤也。含自信入闽，所过邀索千计，公然移文曰：‘无使枉害生灵。’其意果安在哉？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然不可尽诛也。惟王含本隶杜充，充败於前，而含不救，此不可赦，当先斩含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贬降，使以功赎过。臣愚以为虏退之後，正大明赏罚、再立纪纲之时，莫若择有威望大臣一人，尽护诸军，虽陛下亲军，亦听其节制，稍稍以法裁之。凡军辄敢擅移屯以护驾为名者，自主将以下，悉论如法，仍使於偏礻卑中，择人才之可用者，间付以方面之权，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阴为诸将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与大臣熟议，断而行之。”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赵充国西汉名将，曹操三国英雄，其用兵无不屯田积粟，而今日之兵，开口时哺，此何理也？自古临敌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艺祖皇帝，尝出入行间，以剑斫士卒皮笠，记其退缩者事定而诛之，若其摧坚陷阵，则赏不旋踵，是谓有赏有刑，旌别勇怯。而今之赏功，全阵转授，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赏：其将帅勋阀尤异者则迁其官秩，或封以国邑：若其士卒则犒赐而已，或以金帛子之而已。今自长行以上，皆以真官赏之，人挟券历请厚俸，至於以官名队，此何理也？自古利权尽归公上，予夺操纵，惟君所命，如李牧之军市租、如艺祖命边将回易之类，则衣粮器械赏设之费，皆出其中。今煮海榷酤之入，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於衣粮，则曰仰於大农，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於县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则付之将帅，无事则归之天子。光武中兴，可谓马上取之之时矣，犹且不假将帅以久权。邓禹取三辅，总数十万众，一旦无功，夺之如探囊中物。今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肯舍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凡四十馀人矣。谋虑不臧，政事不善，虽台衡之重，股肱之亲，一言而去之，何独将帅而不可进退，以均劳佚之任，拔沈滞之材乎？此又臣所未晓也。自古制兵，必有实数。战斗则有败北，平居则有死亡，缓急则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岂皆不死乎，抑随死随补乎？逃而不以告，败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补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补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为补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军籍何自而无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晓也。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锐，分为等级，如所谓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则战之所恃以必胜者，其馀充声势、备辎重而已，则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与锐卒班焉。虽其等如是，然无非军旅之用也。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避赋役免门户者往焉，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有过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宪畏逮逋者往焉，违科举失士业者往焉，则又有乡党故旧之人，百工手艺之人，方技术数之人，音乐俳戏之人，彼所以辐辏萃者，非有势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业，何必军之从？此又臣之所未晓也。”

按建炎中兴之後，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汪彦章、胡致堂二疏，切中时弊，故备录之。

建炎四年，诏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牙军军兵多系招集乌合之众，欲将上等改刺胜捷，次等刺振华、振武，庶几军政归一，易於训练。”诏依。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其馀人刺陕西振华。

绍兴元年，金人留承、楚，浙西大帅刘光世守镇江，欲携贰之，乃以金银铜为三色钱，其文曰：“招纳信宝”，获虏人则燕饯而遗之，未几踵至，得数千，众皆给良马利器，用之如华人，因创赤心、奇兵两军，颇得其用。二年，左仆射吕颐浩请举兵北向以复中原，且谓：“天时人事，今皆可为，何者？昨自淮扬之变，兵械十亡八九，未几，虏分三道入寇，江浙兵皆散而为盗。自陛下专意军政，稍汰其冗，修饬器械，今张俊军三万，有全装甲万副，刀枪弓箭皆备。韩世忠军四万，岳飞军二万三千，王含军一万三千，虽不如俊之军，亦皆精锐。刘光世军四万，老弱颇众，然选之可得其半。又，神武中军杨沂中、後军吕师古皆不下万人，而御前忠锐如崔增、姚端、张守忠军亦二万。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过十万，况今有兵十六七万，何惮不为？且向者群盗四扰，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虏之南牧，莫敢扌婴其锋者，近岁张俊获捷於四明，韩世忠振於镇江，陈思恭击於长桥，而张荣又大捷於淮甸。良由虏贪残太甚，天意殆将悔祸。又虏以中原付之刘豫，而豫烦碎不知国体，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立国，事固可料。观宇文虚中密奏，虽未可尽信，然虏骑连年不至淮甸，必有牵制，天意盖可见矣。今韩世忠已到行在，臣愿睿断早定，命世忠、张俊，与臣等共议，决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刘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只，令范温、阎皋乘四月南风北去，径取东莱。此数路皆有粮可因，不必调民馈运。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诸郡，就择土豪为守，虏举兵来争其地，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扰之数年，中原可复。况今之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销磨，异时势必难举，此可为深惜者也。”及闻桑仲进兵，乃议大出师，身自将军北向，且言：“近闻虏伪合兵，以窥川、陕，若於未来举兵，必可牵制陕西之急，万一王师逐豫，则彼必震恐。”令韩世忠自京入关，此亦一奇也。

按颐浩之言美矣，然帝信其说，而颁督师之命，才至常州，而部将叛之，竟称疾不进，略不能北向发一矢，复还相位，功业无闻焉。以所言当时军旅事情稍备，故录之。

四年，枢密院上言：“提举御前军器所申：‘本所万全杂役以五百人为额，自户部裁减月给，尽皆逃遁。若依户部所申月米五斗五升，每日不及二升；麦四斗八升，每斗折钱二百，日支食钱一百，委是赡养不足。’”诏：“户部裁定，於月粮一石七斗，添作一石九斗。”五月，诏：“神武义军统制王含下拣阅到第三等军兵一千六百六十人，拨填诸州厢禁军。”

《军防令》：诸军招拣等杖，天武第一军五尺有八寸，捧日、天武第二军、神卫五尺七寸三分，龙卫五尺七寸，拱圣、神勇、胜捷、骁捷、龙猛、清朔五尺六寸五分，骁骑、骑、骁胜、宣武、殿前司虎翼水军五尺六寸，武骑、宁朔、步司军虎翼等五尺五寸，广捷、威胜、广德、克胜等五尺四寸五分，克戎、万捷、捷、横塞等五尺四寸，亳州雄胜、飞骑、威远等五尺三寸五分、济州雄胜、骑射、桥道等五尺三寸，拣中广效、武和、武肃、忠靖、三路厢军五尺二寸。

七年，枢密院言：“勘会累降指挥，诸军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别军官兵。访闻昨来诸军内，有因事走投别军之人。窃虑互相识认，别致纷争，理宜措置。”诏：“诸军应今日以前，收到别军官兵，特免根究，自後更不许招诱拘截。”十一年四月，给事中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献策於秦桧，且以柘皋之捷言於上。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入觐，论功行赏，皆除枢密副使。张俊首纳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罢宣抚司，遇有出师取旨，兵皆隶枢密院，依旧驻札，而四川大将兵亦分屯就粮，曰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太安军、兴元、隆庆、潼川府凡十四郡焉。故今镇江大军，则韩世忠之旧部；建康大军，则张俊之旧部；鄂州大军，则岳飞之旧部。绍兴末年，荆南、江州、池州又皆新创兵籍，荆南所屯，则刘所招效用，益以鄂州之兵，江、池之军，则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江州一军，大抵皆茶寇也。而兴元府、兴州、金州三都统兵，则本曲端、吴、关师古之徒，关西之旧部。考乾道之末，建康都统司兵约五万人，池州都统司兵一万二千人，镇江府都统司兵四万九千人，荆南都统司兵二万人，兴元都统司兵一万七千人，金州都统司兵一万一千人。其後分屯列戍，增损不常，拣练团并，分合不一。其下有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之目。

十三年，诏：“殿前司等处统领将官本请受外，别无供给职田之类，赡养不足，差官管运，侵攘军政。可与逐月支破供给：统制、副统制月一百五十贯，统领官以至准备将各支给有差，庶可赡足其家，责以後效。若诸军仍前擅差军兵回易兴贩，依私役禁军法，所贩物货，计赃坐罪。州县知而不举，与犯人同罪。”

二十九年，枢密院言：“勘会内外诸军招人，多收技艺工匠贩卖之徒，致人材短小，形质怯懦，败坏军政。可自今并依等杖招刺壮健、堪披带人。如违，重典宪。”从之。孝宗隆兴二年，殿前司言：“诸军法，兵级年及六十，将校年六十五，减充剩圆支破请受，内有战功，亦止半给。近年以来，侥求全支，又有年及不行减落，支费浩瀚，不免横取於民，乞今所属遵依旧法，逐营置籍，乡贯、年甲、招剌年月，悉书於籍，一留本营，一留户部，一留总领，以备开落使用。”诏：“依。”

乾道元年诏：“三衙及江上诸军，今後升差，须候年限及日，方许申请。”

迁补之制：凡诸军校，岁月有久近，功效有优劣，或联比其名，而加迁擢，名曰排连；其有战功，或大礼郊恩，以次迁补，则曰转员。惟老病过失者，不在迁补之限。《军防令》：诸军转补将校者；指挥使阙，以副指挥使充；副指挥使阙，以都头充；都头阙，以副都头充；副都头阙，以军分十将诸禁军将转补：满三年者，十人阙三人，七人至五人阙二人，三人阙一人；虽未满三年者，八人阙五人，七人阙四人，五人阙三人，三人阙二人者，并行转补。诸禁军将校、军头、十将应转补者：当职官体量依拣禁军法，无病乃试弓弩，内枪刀、标牌手各粗习为应法，入得转补。即有病悴，或年六十九，或转补後犯赃枉法，逾滥情重以上，虽该恩，并隔下。其差出者，勿拘体量，在别州者，随所在州体量讫，报住营处。诸就粮军阙，将校应转补者，逐处各於见管一等军分通理所阙人数递迁。如不足，申总管或安抚钤辖，县镇先於本州，州於本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军分内，选经转补及二年者填阙。又不足，逐司报本处，随转补文字且奏诸禁军转补、排连。将校节级正管者，各依职次指挥相压，差管及差同管与下名将校节级一等职名者，各以补授先後为次。诸禁军已经转补、排连，而有以前功赏武艺应转资者，先於旧职上转补，後於已转资上转补、排连。如无阙，即於应排转名次下额外补。诸军以过犯应隔，转补、排连未经隔而有战功及伤中者，免隔。诸厢军应补员僚，备录所降朝旨，给牒。补节级者，给帖。诸禁军转补、排连，限一季内奏，厢军十日。诸马军龙猛、步军龙骑、归远、壮勇将校兵级，虽犯徒到营不曾犯盗，听补转、排连。诸都作院将校，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阙及三人，馀遇有阙日转补。及三年，依名次递迁。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谓之排连。大礼後次年，殿庭较艺，乘舆临轩，曰推垛子。其岁满当去者，随其本资高者，以正任团练使刺史、补外州总管、钤辖，小者得州郡监。当留者於军职内升补，谓之转员。唯推垛之日，以疾不趁赴者，为害甚重。绍兴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对，时将有使事，与上介张才甫同饭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拜辞皇城办官刘知ト，泣涕哽噎，刘亦为恻然。予问其故。兵以杖相示，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营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曾立战功，积官至遥郡团练使。今年满当出职，若御前呈试了，便得正任使名，而为近郡总管。不幸小疾，遂遭拣汰，只可降移外藩将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监，听管营部辖。三十七年勤劳，一旦如扫，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叹息怜之。案崇宁四年，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病告满尚可疗者，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盖旧法也。”

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本司诸军阙额颇多，绍兴之末，管二万九千馀人，乾道三年，以二万七千人为额，今管二万五千四百馀人，所差发出戍官占实一万一百四十三人，点阅所部堪披带者，仅六百二十七人，欲乞许本司酌绍兴末年元额招刺补填。”从之。

叶应诏《兵总论》二曰：“自唐至德以後，节度专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任於晷刻，而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讳矣。然国擅於将，犹可言也。未久，而将擅於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国擅於将，人皆知之；将擅於兵，则不知也。大历、正元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於藩镇，岂不疏哉！太祖既收节度权柄，故汰兵使极少，治兵使极严，所以平一僭乱，威服海内者，太祖统纪制御之力，非恃兵以为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势，忘昔日士卒奋呼专上无礼之患，而反以为太祖之所以立国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无形势之险，而其险以兵。

夫都於大梁，因周、汉之旧，而非太祖择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为固，则连营百万，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数乃不满二十万，何哉？不以兵强，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满二十万，其非恃兵以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广，供馈之日增，盖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庆历谋国日误，恃兵为国之说大炽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万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无可为者矣。而上下方扬扬然自以为得计，为之治文书、聚财赋，尽用衰世裒刻之术，取於民以扌致之而犹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则又为之亻免首以事骄虏，而使之自安於营伍之中也。故王安石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知兵之不胜养，而犹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阴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於是虚耗之形见，而天下之势愈弱。

元废罢保甲，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馀年无祸乱。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实录》所载，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虽然，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而不为王安石，者岂能知之哉！至於绍圣以後，则又甚矣。保甲复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并弱。大观、政和中，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二法皆弊，名具实亡，故军制大坏，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为盗贼。离不始挟兵十万馀，长驱而至莫有敌者，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师不守，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呜呼，痛哉！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议者犹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损，是厚诬太祖而重误国家也。

加以四屯驻之兵，又昔日所未有，以数倍祖宗之财用，投於四总领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厢、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尽。问其外御，则曰请和不暇；问其内备，则曰仓卒可虑。统制、统领、总管、路钤、路分钤辖将兵之官，充满天下，坐縻厚禄，而兵未尝有一日之用。方今国未见有难治之弊，敌未见有难破之验，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滞，不能轻利，其一曰，四屯驻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厢、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则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则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则一方利。兵患去则兵强，惟所用之无不可者。陛下果决於此，岂有久而不革者哉？”

又《论四屯驻大兵》曰：“敢问四大兵者，知其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为深患，岂有积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处此者？然则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坏，维扬仓卒，海道艰难，杭越草创，天下远者命令不通，近者横溃莫制。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而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其玩寇养尊，无若刘光世；其任数避事，无若张俊。当是时也，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於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饣鬼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为患矣。及张俊收光世兵柄，制取无策，吕祉以疏俊趣之，一旦杀帅，卷甲而遁。其後秦桧虑不及远，急於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於军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为深患若此而已。虽然，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不止於屈辱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疲尽南方之财力，以养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桧徒坐视而不恤也。桧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来者习见而不复知，但以为当然。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四都、副统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内臣贵亻幸因之而握制将权，蠹弊相承，无甚於此。而况不战既久，老成消耗，新补惰偷，堪战之兵，十无四五，气势忄Й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债负，家小日增，生养不足，怨嗟嗷嗷，闻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无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财，以养四屯驻之兵，又祖宗之所无有也。夫以地言之则北为重，以财言之则南为多。运吾之多财，兵强士饱，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为也。今奈何尽耗於三十万之疲卒，袭五六十年之积弊，以为庸将腐阉，卖鬻富贵之地？则陛下之远业，将安所乎？陛下诚奋然欲大有为於天下，摅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谋夫不同覆载者之深雠，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减州县之供饣鬼，以苏息穷民，种植基本，於是厉其兵使必斗，厉其将使不惧，一再当虏，而胜负决矣。兵以少而後强，财以少而後富，其说甚简，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又《论厢禁军弓手土兵》曰：“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弓手为县之巡徼，上兵为乡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备战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计一兵之费：其正廪给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营伍将校，其上则路分钤辖、总管者居其一焉，恩赐、阅视、借请、券食者居其一焉，缘兵之蠹弊亏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谓第一等户，尽其赋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者，及其所趁办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养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又尽以养厢、禁、土兵，又有配隶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养。然则财安得不匮，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养兵者，为其有事而战，不为其无事而备也。无事而备，则必有不养之兵而後可。今养之於无事，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战也。则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乃其势之宜然耳。故不减宿卫屯驻之大兵，则国力不宽；不减厢、禁、弓手、土兵，则州郡之力不宽。夫立法定制於重滞繁扰之中，以困民为安强，以耗国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为远识，以不可举动为体国，以养兵不战为消奸雄之心，遂至於忘雠耻。弃诸华、废天命，礼坏乐失，积众弊而莫革者，宿卫屯驻之兵困之於上，厢、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图其内，患行其所难，而不实为其所易者，何哉？”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则兵多，而勃然以兴；民叛则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来皆然矣。秦汉始有募兵，然犹与民兵参用也。唐之中世，始尽废民兵而为募兵。夫兵既尽出於召募，於是兵与民始为二矣。兵与民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关於国之盛衰；国之存亡，不关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数日多，养兵之费日浩，而败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宝以来，内外皆募兵也。外兵则藩镇擅之，内兵则中人擅之，其势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仪、李光弼以节度之兵诛之。朱Г僭乱，而李晟、浑以神策之兵诛之。及其衰也，宦官则以内兵而劫制人主，方镇则以外兵而擅广土地。及朱温举兵内向，尽夷中人，废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内。杨行密、钱Α、马殷、王建、刘仁恭、李茂贞之徒，以卒伍窃据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

中更五代，则国擅於将，将擅於兵。卒伍所推，则为人主，而国兴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废则为独夫，而国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艺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内，暨一再传，则兵愈多，而国势愈弱。元昊小鬼，称兵构逆，王旅所加，动辄败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师，动数十万。然援河北，则溃於河北；援京城，则溃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业偏安於江左。建炎、绍兴之间，骄兵溃卒，布满东南，聚为大盗，攻陷城邑，荼毒生灵，行都数百里外，率为寇贼之渊薮。而所谓寇贼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御敌之兵也。张、韩、刘、岳之徒，以辅佐中兴，论功行赏，视前代卫、霍、裴、郭曾无少异，然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寇，抚定东南耳。

一遇女真，非败则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而卒不免用屈已讲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计。及其末也，夏贵之於汉口，贾似道之於鲁港，皆以数十万之众，不战自溃，於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将也；先驱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国愈危，民未叛而国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犹手足也；国、犹身也。手足强壮则身存，手足枯槁则身废；兵多则国存，兵少则国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虽多强悍而不为用，犹病狂易之人，奋拳举爪，自陷其肤，自屠其肠，以至於殒身也。宋兵虽多劣弱而不可用，犹病痱癖之人，恣其刍豢以养拥肿之四肢，胫如腰，指如股，而病与之俱增，以至於殒身也。然则所以覆其国者乃兵也，所以毙其身者乃手足也。

又古者籍民为兵，其法不过因其户田之可赋者赋之，年齿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亻幸免，而亦不可以滥入。《司马法》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盖言户尽为兵，则君子小人、贤与不肖俱出其间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择其愿应募者，而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然则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捍国，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则国之所存者，幸也。纪纲尚立，威令尚行，则犹能驱之以亲其上、死其长，否则溃败四出，反为生民之祸，而国祚随之矣。可胜慨哉！

●卷一百五十五 兵考七

○禁卫兵

《周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时，四时。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宫中者，若膳夫、王府内宰之属。次，诸吏直宿，若今部署诸庐者。舍，其所居寺也）。为之版以待（官府次舍之版图及其人之名籍以待比），夕击柝而比之（莫行夜以比直宿者，为其有懈怠离部署）。国有故则令宿、其比亦如之（故，谓灾祸。令宿，谓卫王宫也）。辨内外而时禁（分别内外人，禁其非时出入），稽其功绪，纠共德行（功，吏职也，绪其志业），讥其出入，均其稍食，云其淫怠，与其奇袤之民（民，宫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滥。怠，懈慢。奇袤，谲觚非常），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寄宿卫之令）月终则会其稍食，岁终则会其行事（行事，吏职也）。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郑司农云：“庶子，宿卫之官。版，名籍也，以版为之，若今乡户籍谓之户版。”谓王宫之士，谓王宫中诸吏之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秩，禄秩也。叙，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授八次八舍之职事（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郑司农云：“庶子卫王宫，在内为次，在外为舍。”元谓次其宿卫所在，舍其休沐之处）。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谓王官之士庶子，於邦之大事，或当选行），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

虎贲氏虎士八百人（士徒选有勇力者），掌先後王而趋以卒伍（王出，将虎贲士居前後，虽群行，亦有局分）；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舍，王出所止宿处。闲，┕互也）；王在国则守王宫（为周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而哭。连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虎士从使者）。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则奉书以使於四方（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书，徵师役也）。

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夹王车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士为之帅焉）。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服而趋，夹王车趋也。会同宾客，王亦斋服，服衮冕；则此士之斋服，服元端）。丧记，则衰葛，执戈盾（葛，葛。武士尚轻），军旅，则介而趋（介，被甲）。

司隶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隶，谓罪隶，四翟之隶也。物，衣服兵器之属），掌帅四翟之役，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厉，遮卫也。《疏》：服其邦之服，若东方、南方衣皮帛，执刀剑；西方、北方衣裘、裘执弓矢）。

蛮隶，在王宫者，执其国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则守厉禁。

罪隶、夷隶、貉隶其守王宫，与其守厉禁者，如蛮隶之事。

林氏曰：“周庐千列，设戟百重，入守虎关，出陪豹尾，此古人设卫所以强弱枝、防未然而灭不轨也。昔成周宿卫之制，居则宫正、宫伯之卫，行则虎贲氏之卫。仆从之卫，掌於太仆；守隶之卫，掌於司隶。其制盖不一矣。宫正有宫之徒役，宫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为环列腹心之任，居卫之制然也。虎贲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趋以卒伍，视朝则在路门之右、行卫之制然也。太仆掌奉舆马，督扈从，视朝则在路门之左（太仆，王视朝则荷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出入则左驭而前驱。太仆而下，有小臣、祭仆、隶仆、御仆皆属焉。又司士云：“太仆、大右、太仆从者在路门之左。”）。司隶掌率夷隶执兵器，服兵服，以卫王之门。外朝在野，外则守，内列仆从，守隶之卫制然也。由是言之，环列腹心之卫，非兵卫，在内而不出；虎士之卫为重兵之卫，非王出亦不行；四翟之卫则环卫诸门，仆从之徒则整饰驺从，此宿卫之别详矣。然虎贲缀衣，无非吉士，侍御仆从，罔非正人。执刘钺而上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顾命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一人冕，执刘，立於东堂），居虎门而诏王[A134]者，乃率四夷之贱隶（师氏掌以[A134]诏王，使其属率四夷之隶），纠其德行，稽其功绪，劝以善也。掌其纠禁，严其诛赏，防以过也。由是言之，腹心之卫，固择有道有德之贤而宿卫之，兵亦皆使贤士大夫为之，其任严矣。而圣人防微杜渐之意，又不止是，盖人君处内庭之时多，处外庭之时少，亲侍臣之意玩，亲大臣之意严。今宫正、宫伯之兵卫、郎卫，固为太宰之属，而虎贲之虎士，掌於司马，司隶之伍隶，掌於司寇，皆听命於太宰。内外相维，而贤否无混淆之患；事权不分，而政令无下移之渐。此周制之所以尽善也。

汉制：南军在京城门内，卫尉主之。北军在宫城门外，中尉主之（详见《兵制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十二官皆附焉。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

徐氏《官考》曰：“谨按周之兵制，无事则散之田亩，有役则召以县师，而宿卫常养之兵，则有虎贲之士八百人。至六军之徒，一军百人，大司马之属，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贲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贲之禄比下士，足以代耕，盖庶人在官者也。汉期门于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贲之遗意欤。”

後汉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书郎吏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五官中郎将，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吏直执戟，宿卫诸殿门户，出充车骑。左右仆射，主虎贲郎习射。左右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虎贲郎、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郎，无员，掌宿卫侍从。掌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补。

林氏曰：“汉制，南军卫宫，卫尉主之。北军护京，中尉主之。南军则有郎卫、兵卫之别。如三署诸郎，羽林、期门，则皆郎卫也；如卫士令、丞，诸屯卫候，则皆兵卫也。是卫也，非南军守卫之卫乎？北军则有调兵、募兵之分，如三辅兵卒，则是调兵而卫（《表》：中尉属官，左右京辅都尉、尉丞，有兵卒。按：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士，贬秩，则京辅兵卒番上北军明矣）；如八校、胡骑、越骑、则是募兵而卫（八校尉皆武帝初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是卫也，非北军护京之卫乎？此汉人南、北军之制也。朱虚入卫，卒平诸吕；方朔执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慎夫人之坐；日入侍，缚莽何罗之逆（事并见本传）。

王国、侯国，拘不得入（汉制：王国、候国，不得入宿卫。龚胜为楚王常侍，後三举孝廉，不得宿卫）；同族犯法，限不得与（汉制：同族犯法，不得宿卫。萧望之以甲科为郎，後坐弟犯法，不得宿卫）。难以龚胜、萧望之之贤，宁从退免，则宿卫所任之人，固无愧於周耳。然始以南北军皆隶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军以成安刘之功可也。自武帝疏远外庭之後，卫尉之职，领於将军（王莽以大将军兼卫尉），城门之兵，领於司马（成帝世，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音皆以大司马特进领城门军），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无预焉。大司马之任，又非向时太尉之比。岂知禁严之地，大臣皆不预闻？则凡可以转移人主之心志，惑乱人主之视听，无所不至，异日之变可见耳。

至东汉以来，又举五官郎将、羽林、虎贲以职属。大夫、议郎、谒者仆射以文属（《後汉 官志》，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羽林、虎贲中郎将、羽林监以职属；光禄大夫、大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谒者仆射、常侍谒者以文属），分属之後，政令不行於其，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议郎不与执戟（《後志》自五官至羽林凡七署，唯议郎与光禄大夫同，不在直中。馀同《後志》），惟不在宿直、执戟之列，则凡为禁卫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尽为诸黄门之庐耳。故宦官内典门户，外与政事（窦武说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及何进诛宦者，太后不听，曰：“中官领统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我柰何与士人共对事乎！则知士人不为郎中久矣。後尽除宦者，选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庐，即此可见（《何进传》）。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黄门（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後官》：少府属多置黄门），其流祸至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禁军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从禁军。太宗时，置百骑。武后时，改为千骑。中宗时，增至万骑。肃宗时，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军（并详见《兵制门》）。

左、右监门卫掌诸禁卫门籍之法，左、右千牛卫掌卫及供御兵仗。亲卫一府，勋卫二府，翊卫二府，凡有五府。每府中郎将一人，左、右中郎将各一人。凡府中郎将掌领校尉、旅帅、亲卫之属宿卫者，而总其府事，左、右郎将二焉。番上者，以名簿上於大将军而配以职。

武德、贞观世重资荫，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及率府勋卫；勋官二品及县男以上子若孙，补诸卫及率府翊卫。王府执仗亲事，执乘亲事，每月番上者数千人，宿卫内庑及城门，给廪食。执扇三卫三百人，择少壮肩膊齐、仪容整美者，本卫印臂，送殿中省肄习，仗下，每番三卫一人，为太仆寺引辂。其後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流外虽鄙，不数年给禄廪。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

左右卫，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宫禁宿卫，凡五府及外府皆总制焉。凡五府三卫及折冲府骁骑番上者，受其名簿而配以职。

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左右金吾、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凡十六。左右千牛卫，掌侍从及仆御器仗。以千牛备身左右执弓箭宿卫，以主仗守戎器。折冲都尉，掌领属备宿卫，师役则总戎具、资粮、点习。以三百人为团，一校尉领之。

十六卫，每卫有上将军，有大将军，有将军。自左右卫至领军，并掌宫禁宿卫。金吾掌宫中、京城巡警，监门掌诸门禁卫，千牛掌侍卫。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卫受其名簿，而配以职。除监门、千牛凡左右四卫不领，故但十二卫。五府谓亲、勋、翊三卫；外府，折冲府也。五府惟左右卫兼领之，馀但翊卫二府而已。

林氏曰：“唐制有八卫，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从。是故宫禁宿卫是统是司，内厢仪仗是临是职者，左右卫也。皇城四面、宫城内外诸门，置兵分助其役者，骁骑也。正衙朝会铠，旅卒两厢列仗、唱警应跸者，武卫也。正殿之前，队立於阶，长乐、永安，队列於庑者，威卫也。皇城之四面，宫苑之城门，则职於领军。京城烽堠之宜，南衙番上之数，则职於金吾。禁卫名籍，器仗出入，则职於监门。仆御兵仗，宿卫弓箭，则职於千牛。此唐人十六卫之制也。张延师之谨畏，至三十年未尝有过（唐《职林》：张延师为左卫大将军，性谨畏，典羽林三十年，未尝有过）。阿史那忠之清谨，至四十八年无有纤隙（忠性清谨，为右骁骑大将军、宿卫四十八年，无纤隙，时人比之金日）。

庞玉久典宿卫，习知制度（玉久宿卫，习知朝廷制度，高祖顾诸将多不闲仪检，故授玉领军、武卫二大将军，使众观以为法），段志元卫章武门，夜不示诏（段志元为左骁骑大将军，文德皇后之葬，勒兵卫章武门。太宗夜遣使至，志元拒曰：“军门不夜开。”使者示以手诏。志元曰：“夜不能辨。”比旦，帝叹曰：“真将军也。”）。则宿卫所任之人，亦无愧於周，然始以大臣兼领宿卫使，文皇有甘寝之安可也（元微之行子季友《右羽林将军制》曰：“分八舍之众寡，均一庚之劳逸，皆将军之力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寝，则心腹爪牙之任不细矣。”时李大亮以冬官兼）。自六军禁卫皆用市人，其选始轻（天宝之後，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

禄山、吐蕃之变，神策禁军，外入赴难，国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势益横（《兵至》：“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禄山反时，伯玉以磨环门军赴难，即神策军也。其後吐蕃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自是复益分为左、右厢。大历四年，请以京兆之好，凤翔之麟游、普闰，皆隶神策。”）。自是南衙日轻北衙日重矣。夫所谓禁军者，盖太宗举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还归，而愿留宿卫者三万人，给以渭北腴田，号曰“元从禁军”。本为兵立制，非为制置兵（见《唐兵志》，详巳具《兵制门》）。其後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总名北衙者，岂太宗初制哉（《唐兵志》载，详巳具《兵制门》）？

且唐之十六卫，己备汉人南、北军之制，以卫尉护南军，以金吾巡北军。今十六卫已有金吾将军掌京城巡警，是北军己寓其。观《白集》羽林卫将军之制，所谓国家设十六卫，犹汉之有南北军，其知之矣（《白集》：王元辅《授左羽林卫将军制》：“国家设十六卫，犹汉之有南北军，而左右羽林尤称亲重。”）。而其元从禁军，亦犹官制员外之置，初非禁卫正兵也。今以禁军为北衙，卫兵为南衙，以备汉制，岂不过欤！北衙既横之後，外庭诸臣，莫之谁何，萧复言之，而不见听（萧复言：“艰难以来，始用宦者监军，权望太重，是曹政可委宫掖事，兵要政机，勿使参预。”不听），高元裕言之而不及用（《本传》：“敬宗视朝不时，决事禁中，宦寺恣放，大臣不得进见。元裕谏曰‘西头势乃重南衙，枢密之权过宰相’。帝虽悟而不能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预禁军，专归宦者，其为患至是也。噫！汉不以中朝属外朝，而使阉宦宿直，卒成何进之乱（见进《本传》）。

唐不以北衙隶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乱（见《唐兵志》）。其视周人以禁卫属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渊哉。”

梁太祖始置侍卫马步军。

开平元年，改左右长直为左右龙虎军，左右内卫为左右羽林军，左右监锐夹马突将为左右神武军，左右亲随军将马军为左右龙骧军。其年九月，置左右天兴、左右广胜军，仍以亲王为军使。

二年十月，置左右神捷军。十二月，改左右天武为左右龙虎军，左右龙虎为左右天武军，左右天威为左右羽林军，左右羽林为左右天威军，左右英武为左右神武军，左右神武为左右英武军（前朝置龙虎等六军，谓之卫士，至是以天威、天武、英武等六军易其军号，而无勋旧焉）。

後唐长兴三年三月敕：“卫军神威、雄威及魏府广捷以下指挥，宜改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挥。每十指挥立为一军，每一军置都指挥使一人兼，分为左右厢。”应顺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挥为严卫左右军，龙武、神武四十指挥为捧圣左右军。清泰元年六月，改捧圣马军为彰圣左右军，严卫步军为宁卫左右军。

晋天福六年，改拱宸、威和内直军并为兴顺，至八月改奉德两军为护圣左右军。周广德元年四月，改侍卫马军曰龙捷左右军，步军曰虎捷左右军。

显德元年诏汰简诸军，取武艺超绝者为殿前诸班（见《军制门》）。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练其骁勇者为上军，老弱者为剩员。又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详见《兵制门》。）禁军，殿前、侍卫司分领之。殿前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七，步兵之额二十六；侍卫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五，步兵之额八十三；御前忠佐军头司，领步骑之额四；皇城司领步兵之额二；左右骐骥院领骑兵之额二；厢军亦内属侍卫司（见《郡国门》）。

仁宗天圣至宝元，增募禁军，陕西蕃落、广锐，河北翼，京畿广捷、虎翼、效忠，陕西、河东清边弩手，京西、江淮、荆湖归远，总百馀营。

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师，诏募神捷兵，既而易名万胜，为二十营。所募多杂市井之人，选亻Й不足以备战守。是时禁兵多戍陕西，陕西并边土兵虽不及等，然骁勇善战，而以京师所遣戍为东兵。东兵虽魁硕，大卒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又北兵戌川陕、岭峤、荆湖，多不便习水土，故建议者欲益募土兵为就粮。於是增置陕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翼、有马劲勇，陕西、河北振武，河北、京东武卫，陕西、京西壮勇，延州青涧，登州澄海弩手，京畿近郡亦增募龙骑、广勇、广捷、虎翼、步斗、步武，复升河北招收、无敌、听子马，陕西制胜，并州充戎、骑射，麟州飞骑，府州威远，秦州建威，庆州有马安塞，保州威边，安肃军忠锐，岚、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为禁兵，盖用外马步凡增数百营。

拣选之制，有自厢军升禁军，禁军升上军，上军升班直。升上军及班直者，皆临轩亲阅，自非才勇绝群，不以应召募，馀皆自下选补。仁宗尝诏枢密院次禁军选补之法，凡入上四军者，捧日、天武弓以九斗，龙卫、神卫弓以七斗，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神卫弩以二石三斗为中格。恩冀员僚直、骁捷军士选中四军，则不复阅试。自馀招拣中选者，并引对。凡员僚直阙，人则以选中上军及龙卫等样、弓射七斗合格者充，仍许如龙卫例选补班直。凡选禁军，自奉钱三百以上、弓射一石五斗、弩三石五斗、等样及龙卫者，并亲阅，以隶龙卫、神卫。凡骑御马直阙小底，则阅拱圣、骁骑少壮善射者充。凡弓手，内殿直以下选补殿前指挥使，射一石五斗；御龙弓箭直选补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东西班带甲殿侍选补长入祗候，御龙诸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射皆一石四斗；东西班、散直选补内殿直，捧日、员僚直、天武、神卫、龙卫、亲从选补诸班直，御龙骨朵子直、弓箭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御龙诸直长行选补将、虞候，射皆一石三斗；员僚、龙御、骑御马直小底选补散直，射皆一石二斗。

神宗初，拣罢禁军之不如法者入并废诸军营（详见兵制门）。熙甯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人。

徽宗宣和五年，尚书省言：“昨臣僚言，古制六军所以备王之爪牙，而羽林又禁卫之总名也。今臣僚使令兵卒所居营分曰六军，而复有左右羽林之名，称谓失当，诏令措置。今欲将拣中六军并六军指挥并改为广效，内拣中六军作第一指挥，左龙武第二，左羽林第三，左神武第四，右龙武第五，右羽林第六，右神武第七。”从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始置御营司。

以黄潜善、汪伯彦兼使副。国初以来，殿前、侍御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馀万人。自高禄得用，军政遂弛。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权领，而侍卫二司犹在东京，禁卫寡弱。诸将杨惟忠、王渊、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传等以帅府及降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於是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令，因其所部为五军，以渊为使司都总制，世忠、俊、傅等并为统制，又命光世提举使同一行事务。潜善、伯彦别置亲兵各千人，优其廪赐，议者非之。

四年，三省言：“本府分两府，而兵权尽付枢密院，今又置御营司，使政出於三也。”乃诏御营司并归枢密院。绍兴四年，诏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御营五军为神武副军，并隶枢密院。既而左仆射赵鼎言，神武乃北齐旧号，且督府军马，今拨隶三衙，乃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以杨沂中主管殿司公事，又以都督府兵分隶之，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朝旧制，殿前侍卫马步三衙禁旅，合十馀万人，宣和，仅存三万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敌。建炎元年秋，骑帅郭仲荀自东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还为副留守。三年秋，仲荀以虏过京城，粮储告竭，遂率馀兵赴行在。其冬，上将航海避狄，而卫士张宝等不欲行，因吕元直入朝，率众围之，出语不逊，上怒，诛十七人於明州市，除行门外，尽废其班。明年春，上至台州，兵卫寡弱，惟中军统制官辛永宗有众数千，而吕元直之亲军将姚端众独盛，上皆优遇之。四月，上还会稽，乃选中军五百人，入直殿岩，悉乌合之众。时赵元镇初乘政，因为上言：‘祖宗於兵政，最为留意。今诸将各总众兵，不隶三衙，则兵政已坏，独卫兵仿佛旧制，亦扫荡不存，是因咽而废食也。’上悟，寻复旧制。然卫兵不满三千，识者病其单弱，数以为言。绍兴二年秋，诏三衙措置。已而上谓辅臣曰：‘一卫士所给可赡三四兵，朕命杨沂中治神武中军，此皆宿卫兵也。’遂命沂中兼提举宿卫亲兵。五年冬，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十二月庚子）。又以都督府兵分隶三衙（是月庚戍）。七年夏，复合马司馀军及八字军为六军十二将，命刘信叔主之（四月丙申）；解承宣潜典步军如故。自是三衙始复矣。”

神武中军旧止三部，自杨存中职殿岩，始增为五军。又置护圣、踏白、选锋、神奕、神勇马步凡十二军。时江海盗作，因分制诸军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赣之右翼，循之推锋，明之水军，皆隶殿司，总七万人，由是殿司兵籍，为天下冠。

初，御营五军之外，又置御前五军，寻又改为神武五军。绍兴元年，又改为行营四护军。张俊称前军，韩世忠称後军，岳飞称左军，刘光世称右军。杨沂中中军，以隶殿前司，而吴军如故。七年，光世军叛降伪齐，於是川陕军更以右护军为号。十一年，三宣抚罢，乃改称某州驻御前诸军。十八年，川陕诸军亦如之。其军皆不隶三衙，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

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子：“乞遵依祖宗法，在京所管捧日、天武、拱圣、骁骑、骁胜、宁朔、神骑、神勇、宣武、虎翼、广勇诸指挥禁军内，捧日、天武依条升拣扈卫诸班直，拱圣、神勇以下升拣捧日、天武，除逃亡事故外，有一千九百人。差使日增，人数日亏。欲乞於今年分定月分内招一千人，请给例物，并依先招人体例。”诏依。二十七年十二月，枢密院言：“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札子，准旨：三衙所招军兵效用，权行住招。自绍兴二十六年，见阙四千四十六人。及三十七年拣汰三千四十四人，见阙二千一百四十人，并已拣汰五百四十人，共阙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数日有亏损。缘近来游手人陈乞情愿投军稍多，望令本司自来年正月一日为始，依旧招募情愿投军少壮百姓，刺充效用、胜捷、吐浑、雄威填额使换，依例支破请给，所招系填名阙，即不曾添请给，照依今三衙依分定月分招填。”

孝宗隆兴三年，主管步军司公事郭振言：“本司在京日所管军额计三万九千五百人，今来行在，见管止一千二百一十九人。缘诸处非乏差使应副不行，乞招一千七百八十人，通作三千人为额，刺充神卫，虎翼，飞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挥，其请给例物等，依则例行。”诏：“特依。”

乾道四年，枢密院言：“殿前司、步军司内有官人子弟，多愿投充效用，其不及等杖二三寸，有膂力强壮之人。”诏：“今後令逐司遇有阙额，除及等杖外，若低一二寸，令射八斗力弓；低三寸，令射九斗力弓。委承旨司审验强壮，即行指试。”

六年，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显忠言：“本司诸军兵将官有阙，自来遴选众所推服之人，不以次序申乞升差。近年以来，须自训练官差充淮备将，及二年升副将副将，及二年升正将，正将及三年升统领，再及三年升统制官。切恐无以激劝士气。乞今後兵将官有阙，不以年限，许令本司铨量人材，胆勇过人能服众者，保明申朝廷取旨差填。”从之（时处禁旅廷补，本末见军制门）。

七年，虞允文乞移马司於建康，以为出师之渐，乃以李显忠为都指挥使，统马军屯焉，元额三万人。

乾道初，殿、步、马司兵马，权以七万三千人为额。二年，降旨马司以三万人，步司以二万七千人。

庆元二年，殿前都指挥使郭杲言：“南渡以来，捧日、天武已下，权以三千人为额。今诸班直见管一千七百五十九人，并新拣中人共二千二百五十二人，请立为定额。”诏依。

大抵此一军乃高宗所收诸将之部曲。其殿前司则辛永宗诸军部曲，而益以他军也。马军司则合王彦部曲而益以解潜、刘、田盛之兵。步军司则本王彦所部之兵。其军校之制，有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各一人；诸班有都虞侯、都虞侯指挥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龙诸班有四直都虞侯，本直各有都虞侯、指挥使、都头、十将、将、虞侯。马步军有捧日四厢都指挥使（管旧城里左厢烟火及殿前司马军），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管旧城里右厢烟火及殿前司马军），捧日、天武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使挥使、都虞侯，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步军四都头）、副兵马使（副军四副都头）、十将、虞侯、承局、押官（其下有统制官、领官、同统领、正将、副将、同副将、淮备将、同淮备将之分。推之侍卫司厢、禁军皆如之）。中兴制：自殿前左右班、御龙直、骨朵直、内殿直、弓箭直、弩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银枪班、茶酒新班、西一班、殿侍东五班、散直班、二十四班为上军。

●卷一百五十六 兵考八

○郡国兵（乡兵）

周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详见《兵制门》）。

秦始皇并天下，列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汉列郡、王国、侯国，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职甲卒。其在王国者，则以内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国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长。其郡国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发。

齐王欲发兵诛诸吕，魏勃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

武帝建元三年，东瓯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召兵郡国。”乃遣严助以节发会稽兵。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

七国败，弓高侯诘胶西王曰：“未有诏虎符，擅发兵，王其自图之！遂自杀。至公孙戎奴为上党太守，发兵不以闻，免。”

高祖命天下选能引阅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後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阳立营，领兵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

建武六年，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

七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悉还民伍。（详见《兵制门》。）

晋武帝大封同姓。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吴，诏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军府。析关中为十二道，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关中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置府六十二，河东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陇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剑南道置府凡十，岭南道置府凡三。共十道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号。而关中府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高宗、武后以来，府兵之法浸坏，变而为广骑，广骑变，而方镇之兵炽矣（详见《兵制门》）。

林氏曰：“唐之府兵，折冲都尉虽遥隶於诸卫，军、城、守捉，实散在於诸道。每岁季冬，折冲将率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习战阵之仪。步队、骑队之有其制，击钲伐鼓之有其节，国无不习之兵。然府兵六百三十四所，以三百六十有一在关中，固为重本计。而诸道二百有馀，分布错置，亦为防外设。唐初相制之意非不善也，夫何更代法废，诸府之籍不补，折冲之将不迁（见《兵制》）？及范阳之变，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如入无人之境，外兵盖失於不补耳。迨至诸镇之兵共起讨贼，其後安史继乱，中国扰，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者，皆除节度。由是方镇相望於内地，朝廷不能制，而甘为姑息之政。是以京师有变，藩镇亦驱兵而至。朱、李之徒，相继犯阙，唐祚遂以瓜裂，此亦矫重外兵之失也。嗟夫！轻则盗贼以乘隙，重则牧镇以据兵，为国者安可不权其势欤！”

田承嗣镇魏博，选募六州骁勇之士五千人为牙军，厚其给赐以自卫为腹心。自是父子相继，亲党胶固，岁久益骄横；小不如意，辄族旧帅而易之，自史宪诚以来，皆立於其手。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心恶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围凤翔也，绍威遣军将杨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诛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请，阴许之。及李公作乱，绍威益惧，复遣牙将臧延范趣全忠。全忠乃发河南诸镇兵七万，遣其将李思安将之，会魏、镇兵屯深州乐城；声言击沧州，讨其纳李公也。会全忠女绍威子廷规者卒，全忠遣客将马嗣勋实甲兵於橐中，选长直兵千人为担夫，帅之入魏，诈云会葬。全忠自以大军继其後，云赴行营，牙军皆不之疑。庚午，绍威潜遣人入库断弓弦、甲襻。是夕，绍威帅其奴客数百，与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欲战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阖营殪之，凡八千家，婴孺无遗。

宋太祖皇帝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详见《兵制门》）

宋制，军有禁军、厢军二等。国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馀留本城。其後开拓土宇，申严纪律；关防要害，皆设屯戍；漕挽、营缮力役之任，悉用士伍。自乾德至於乾兴，召募增置，名额渐广。凡所规画，尽为节制。畿甸之内，蕃服虽大，不以加也；边防之地，堡障虽小，必有备也。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各隶其州之本城，专以给役；内总於侍卫司，而尚书兵部掌其政令。一军之额，有分隶数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数军。其教阅者始号厢禁军，後皆以为丁。禁军其给使於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属焉。禁军月俸五百以上者，皆日阅习武技；其三百以下，有阅习或充役者；戍川、广者不习。其後诏：“诸道骑兵，颇为长吏之所役使，失於教习，自今止之。”禁军，殿前、侍卫司分领（见《禁卫门》）。厢军总诸州骑兵之额四十八，步兵之额百八十三。又在京诸司之军额有五，分给畜牧、缮修之役，隶宣徽院。州有屯兵者，官给钱宴犒将校，谓之旬设。凡诸州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各有指挥使、副指挥使（开宝中，尝置军教练使，在指挥使上。後废）；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厢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置都监、监押以领之，岁时简练焉。下州及军监，但有牢城兵，则军校之职随宜裁置。其诸州都监、监押，止得典司军旅，及捕逐寇贼，不许关预州县政事。屯驻禁军将校，凡遥带郡令，以客礼见长吏，馀如统摄之仪（其驻泊、就粮禁军将校见长吏，如屯驻将校之礼）。

止斋陈氏曰：“自建隆二年，以诸郡本城共百役（淳化四年十一月宣：‘应马递铺兵士并於本城诸指挥内轮差，候及二年替。’咸平三年九月宣：‘诸路本城兵士差直马递铺祗应，内有搬家者，今後并五年一替，不搬家者三年一替。’嘉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定州都著礼奏：‘在城厢军逐年抽上黄河执役，并修葺仓营、城池，迎送官员，担擎往来。又自官中不招添以来，人数转少。今来一名当著数人色。欲权宜勾抽马递铺闲剧人赴州驱使。’见得自淳化，至嘉犹如此），或更戍他郡（又按咸平三年二月二十七曰宣：“诸州本城兵士差在川陕驻泊，遇郊赏，如系屯驻、驻泊及巡检下，即与同带甲例，逐人三贯；归营同不带例。”天禧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永州团练使钱惟奏：‘诸州兵士差往边上守把，及於都同巡检下捉贼，及诸色役，多是别指挥节级军员部辖，或有违犯，未有明文。’

元丰四年七月，福建路闾邱奏：‘巡检下兵士并是诸杂攒诸指挥厢禁军或屯驻客军，不谙本路山川道路，差到年岁，稍能辨认道路、人物，又替移。’元丰八年八月宣：‘福建路东南第十将下部军六指挥年满，令差使臣往抽衡州威果四百五十九人、道州威果四百五十一人、辰州雄略三百十八人、鄂州怀恩三百五十一人、鼎州归远二百六人、广德军教阅忠节二百六十二人替阅归营。’见得咸平、元丰，犹更戍如此），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劳苦其身，违离其妻子，使习於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於本营。盖劳之则易使，散之则易养，此艺祖神谋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师（按《祚符编敕》：淳化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宣：‘应差发就粮禁军，欲往军前屯驻、驻泊、巡检守把处及归学指挥收管加及二三十人，便须闻奏，乞差使臣管押。’

景德四年，知福州陈象舆奏：‘驻泊许州骑射指挥节级兵士多缺，命抵一家二百二十疋，今拣选冒知高大依与饣委养，候替换日赴京师送纳。’皇三年宣：‘差在京步军虎翼第四指挥使唐兴下五百二十二人、宋兴下三百二十人至福州提辖司。如辖下州军缺人防守缓急捉捕盗贼去处，便仰量酌差拨应付。’以上指挥甚多，不可悉载）。自列郡各置禁军，於是严差出占破之令（庆历三年十月十四日宣：‘置定毅指挥，即不得差出及诸般占役。’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宣：‘定毅兵士不得差上纲及出外诸般功役，其知州以下，不得影占一名。’嘉四年八月宣：‘置就粮禁军，以威果为额。’七年十月九日吕诲奏：‘诸路提、转宣谕州军，存留兵士，不得差出防护借请诸般虚占人数。’

治平四年五月七日敕：‘主兵之官，冗占杂使，法外重断，仍令提、转觉察申奏。’）。而壮城（元丰三年四月十二日密院子：‘於厢军内差壮城兵士，大城五十人。’崇宁五年五月置壮城指挥）、作院（熙甯元年置作院指挥），各置指挥，由是在军禁旅无就粮者（熙甯五年宣：‘诸路教阅厢军，备员使唤，不得奏差。’）。禁军在城防托，而厢军亦升为禁军，不复戍役矣。养兵之费遍天下，虏人犯阙，无或能发一矢者，以不守艺祖旧章也。”

开宝八年，发渭州平凉、藩源二县民治城壕，因立为保毅军弓箭手，分镇戍寨，能自置马者免役，逃死以亲属代，盖因周广顺之制（周广顺中，点秦州税户充保毅军）。

止斋陈氏曰：“此所谓义军也，艺祖有志於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营，升为禁军，其後浸有点差之令，而前朝名臣多言不便（咸平五年五月，命使臣分往、甯、环、庆、径、原、渭、陇、、延等州，於保安保毅义军内，与逐处官吏选取有力者二万人，各本州置营，升为禁军，号曰振武指挥。既而帝曰：‘边防缺兵，朝廷须为制置，盖不得已也。候边鄙大宁，即可铸弭。’咸平五年，尝於曹、单、宋、亳、汝、颍，点集强壮五、七万人，始降宣命，只今在本城防守；及至奏闻都数，即便押赴京师。见侍御史知杂事田奏。康定元年，差吴遵路等於河东点差强壮，共一十四万三千馀人，多而不精，颇防夺农事。见河东转运使文彦博奏。庆历元年宣差朝臣往陕西、河东、京东、西路点集强壮、弓手愿充军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挥。谨列不便事件如左。见知谏院张方平奏。治平元年十一月，差提点刑狱陈安石於本路人户三丁之内刺一万为充勇，如果若此，大为非便。自宝元、庆历之，因赵元昊叛，遂於三路人户，不问贫富等，第但有三丁充乡弓手及强壮。寻将陕西一路乡弓手尽刺面充保捷指挥云云。凡六奏）。韩琦为相，尝身历西事，留意兵政，刺陕西义勇，知谏院司马光至六疏争之，不听。已而新法行，熙宁六年十月，遂罢强壮、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内骚然。要之，皆以刺配为军，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复。以臣愚见，条约弓箭社，如庞籍、苏轼，则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矣。此今日所当讲也。”

仁宗皇中，京东安抚使富弼上言：“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三十馀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兵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大利也。”诏以骑兵为教阅骑射、威边，步兵为教阅壮武、威勇，分置青、莱、淄、徐、沂、密、淮扬七州军，征役同禁军。初弼请刺教阅字，帝不许，止加於军额。嘉四年，复诏西路於郓、濮、齐、兖、单州置步兵指挥六，如东路法。於是东南州军多置教阅厢军，皆以威勇、忠果、壮武为号，训肄如禁军，免其他役。

英宗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东、陕西京东民为本城兵，遇就粮禁军阙，即选补。又陕西州军悉置壮城如河北，以备缮完城垒之役。盖景中，本城四十三万八千，逮治平三年，乃五十万矣。总诸州本城教阅骑军之额四、步军之额六，不教阅骑军之额三十有五、步军之额一百九十有五。

河北、河东神锐、忠勇、强壮。仁宗时，神锐、忠勇废已久，而忠顺、保毅仅有存者。康定初，诏河北、河东添籍强壮，河北凡二十九万三千，河东十四万四千，皆以时训练。自夏人逆命，王师屡衄，正兵不足，乃籍陕西之民，三丁选一，以为乡弓手。未几，刺充保捷军，为指挥一百八十五，分戍边州。及西师罢，多拣放为民。庆历二年，籍河北强壮，得二十九万五千，拣十之七为义勇，尽抄民丁，增广其数。河东亦拣刺如河北法。其後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以时讲习，无待储廪，得古者寓兵於农之意。惜其束於列郡，遗其大用，只以为城守之备。诚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东西两路，命二郡守臣分领，以时阅习，寇至，即两路义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敌，则是河北三十馀所当伏锐兵，群胡何恃不恐？”朝廷下其议，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昔唐泽潞留後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皆善射，举部内得劲卒二万。既无廪费，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天下称昭义步兵冠於诸军，此则近代之显效，而或者谓民兵可城守，难备战阵，诚非通论也。但当无事时，便分义勇为两路，置官统领，以张用兵之势，外使敌人疑而生谋，内亦摇动众心，恐非寓兵之术也。姑令所在点集训练，三二年，武艺稍精，渐习行阵；遇有警，得将臣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阵队，示以赏罚，何战敌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敌应机，遣用之地，系於临时便宜，亦难预图。况河北、河东皆边胡之地，自置义勇，州县以时按阅，耳目已熟，行固无疑。”诏如所议，岁教阅，以新旧籍并阙数闻。熙宁七年转运判官黄好谦言：“河东强壮，前已寝废。其募於河北者，旧给唐泊河游之田，力不足以耕，重苦番教，应募者寡。请罢强壮，以田募民耕，毋过两顷，蠲其赋，以为保甲。”从之。

陕西保毅。周广顺置。开宝八年因之（详见前）。咸平初，秦州极边上置千人，分番戍守，月给米，冬赐衣。五年，点陕西近边丁壮充保毅，凡得万六千人，给资粮，与正兵分戍边郡。庆历初，悉刺为保捷军，唯秦州增置及三千人。环、庆、保安亦各置籍。时诸州总六千五百十八人，为指挥三十一。皇五年，泾原都总管程勘上言：“陕西保毅，近岁止给役州县，无复责以武技。自点刺为保捷军，而家犹不免保毅之籍。或折卖田产，而所售之家以分数助役。今秦州仅三千人，久废农业，请罢遣。”诏自今敢私役者，计佣坐之。其後诏买保毅田承名额者，悉拣刺以为义勇。熙宁四年，诏废其军。

河北忠顺。自太宗朝以瀛、莫阝、雄、霸州，乾宁、顺安、保定军家户置，凡三千人。自陶河至泥姑海口九百里为二十六寨，一百二十六铺。沿界河分番巡徼，隶缘边战棹巡寨司。自十月悉上，人给粮二升，至二月输半营农。庆历七年，夏竦建议与正兵参戍。其後，以多补亡者，权放业农，俟岁丰如故。自後不复补。

河北、陕西强人。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谙契丹道路、勇锐可为伺者充强人，置都头、指挥使。无事散处田野，遇虏入寇追集，给器甲、口粮、食钱，遣出塞偷斫贼垒，能斩首级夺马者如赏格，掳获财畜皆畀之。庆历二年，环州亦募，涅手背，自备戎械并马，置押官、甲头、队长，户四等以下免役，上番防守，月给俸廪。三年，泾原路被边城寨悉置。环、庆二州复有寨户。天禧、庆历募置，番戍为巡徼斥堠，日给粮；人赋田八十亩，能自备马者益赋田四十亩；遇防秋，官给器甲，下番随军训练。为指挥六。

河北、河东强壮。自五代时，瀛、霸诸州已有之。咸平三年，诏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所在置籍，择善骑射者第补校长，听自置马，胜甲者蠲其户役。五年，募其勇敢，团结附大军为栅，官给铠甲。景德元年，遣使分诣河北、河东集强壮，借库兵给粮训练，非缘边即分番迭教，遇虏入寇，悉集守城，寇退放营农。至康定初，州县不复阅习，多亡其籍。乃诏二路选补增广为伍保，迭纠游手不业农及作奸者。二十五人为团，置押官；四团为都，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指挥，置指挥使。各以阶级伏事。年二十系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户代之。岁正月，县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举不如法者。庆历二年，悉拣以为义勇，不预者，释之而存其籍，以备守葺城池。而强壮自此寝废矣。

河东、陕西弓箭手。周广顺初，镇州诸县，十户取材勇者一人为之，馀九户资以器甲刍粮。建隆二年，诏释之，凡一千四百馀人。景德二年，镇戎军曹玮言：“有边民应募为弓弩手者，请给以田，蠲其徭赋，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诏：“人给田二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疋。设堡戍，列部伍，补军，置巡检以统之。”後其，延、环庆、泾原并河东州军亦各募置。庆历中，诸路总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四人，为指挥一百九十二。至和二年，韩琦奏：“昔潘美患契丹数入寇，遂驱旁边耕民内徙，苟免一时失备之咎。其後契丹讲和，因循不复许人复业，遂名禁地，岁久为戎人侵耕，渐失疆界。今代州、宁化军有禁地万顷，请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四千馀人。”

诏如其请条，视山坡川原地均给，人二顷；其租秋输，田地亩五升，均原地亩三升，毋折变科徭。仍指挥即择山险为社，以便居止，备征防，毋得擅役。先是，麟、府、丰州亦以闲田募置，人给屋，贷口粮二石，而德顺军静边寨壕外弓箭手尤为劲勇。夏人利其地，数来争，朝廷为筑堡戍守。至治平末，河东七州军弓箭手总七千五百人，陕西十州军并寨户总四万六千三百人。熙宁二年，兵部上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唯秦凤有寨户。三年，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言：“前年筑熟羊等堡，募蕃部献地，置弓箭手，迄今三年，所募非良民，初未尝团结训练，竭力田事。今当置屯列堡，为战守计。置屯之法，百人为屯，授田於旁寨，置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技。

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属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从之。五年，赵为延，括地万五千九百顷，募汉番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嘉能省募兵之费，有诏褒赏。六年，诏熙河路以公田募弓箭手，其旁塞民强勇愿自占田、出租赋、联保伍，或义勇愿应募，或民户愿受番部地者听。中书条例司乞五路弓箭手、寨户，除防托、巡警及缓急边事许差发外，若修城诸役，即申经略司；如敢擅差及科配、和雇，并论违制罪。从之。八年，环庆路经略使范纯仁言：“旧陕西敕弓箭手、百姓不许典买租赁蕃部田土。臣今体访环庆诸州城寨熟户，昨因灾伤，多以田土典卖与蕃部。窃恐既卖尽田土，则无顾恋之心。”诏依旧敕。元丰四年，泾原路经略司言：“本路弓箭手阙地九千七百顷，渭州陇山一带川原陂地四千馀顷，可募弓箭手二千馀人，或不愿应募，乞收其地入官。”

从之。六年，延经略司言：“弓箭手於近里县置田，两处立户，及四丁以上，乞取一丁为保甲，一丁为弓箭手；有二丁至三丁，即且令充弓箭手。”诏保甲愿充弓箭手者听，其见役弓箭手与当丁役，毋得退就保甲，陕西、河东亦如之。八年，殿前副都指挥使刘昌祚奏，根括陇山地凡一万九百九十顷，招置弓箭手人马凡五千二百六十二人骑。赐敕书奖谕。绍圣元年，枢密院言：“熙河等路经略司奏，本路弓箭手，以战功补官者，遣归所属差使，仍以其地令亲属承刺，如无，召人承之。”崇宁元年，枢密院勘会：“陕西五路并河东，自绍圣开拓以来，疆土至广，远者数百里，近者不减百里。罢兵以来，未曾措置。田多膏腴，虽累降诏置弓箭手，类多贫乏，或至逃亡。州县镇寨污吏豪民冒占沃壤，利不及於平民，且并缘旧疆侵占新土。

今遣官分往逐路提举措置，应缘新疆土田，分定腴瘠，招置弓箭手，推行新降条法。旧弓箭手如愿出佃新疆，亦仰相度施行。”诏汤景仁河东路，董采秦凤路，陶节夫环庆路，安师文延路，并提举弓箭手。大观二年，诏罢提举弓箭手。四年，诏复置提举弓箭手司，以武臣为之，以前所置文臣皆养安不能亲诣极边、冲冒寒暑、经理番地故也。三年，提举河东路弓箭手司奏：“本司体访得沿边州军，逐处招置弓箭手，多将人户旧用工开耕之地，皆射夺，其旧佃人遂致失业。且所出租，仅比佃户五分之一，於公私俱不便。今欲乞应系官庄屯田已有人租佃及五年者，并不在招置弓箭手请射之限。其河东路察访司，初不以边防民兵为重，姑息佃户，致有此弊，欲乞应熙宁八年以前人户租佃官田，并先取问佃人，如愿投刺弓箭手，每出一丁，许依条给见佃田二顷五十亩充人马地，若不愿充弓箭手及出外，尚有请占不尽地土，即拘收入官。”

从之。提举熙河兰湟路弓箭手何灌申：“汉人买田尚多，比缘打量，其人亦不自安，首陈已及一千馀顷。若招弓箭手，即可得五百人；若纳税租，依条每亩三斗五升、草二束，一岁之亦可以得米三万五千石、草二十万束。今相度欲乞将汉人买置到蕃部土田愿为弓箭手者，两顷已上刺一名，四顷已上刺两名；如不愿者，依条立定租税输纳。其巧为影占者，重为禁止。”从之。七年三月，诏：“熙、河、鄯、湟自开拓已来，疆土虽广，而地利悉归属羌，官兵吏禄仰给县官，不可为後计。仰本路帅臣相度，以钱粮茶采或以羌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田土既多，即招置弓箭手，入耕出战，以固边圉。”靖康元年，臣僚上言：“陕西恃弓箭手为国藩篱，旧隶帅府，比年始置提举司，其提举官务多取数目以为功，将旧人已给田分擘，招刺新人，贪赏欺蔽，遂至选练不精，法制浸坏。乞罢提举司复隶帅司，其已分擘弓箭手田土，依旧改正拨还；招到新人，依条别给地，庶得均济。”从之。

河北、河东、陕西义勇。庆历二年，选河北、河东强壮并抄民丁涅手背为之。户三等以上置弩一，当税钱二十；三等以下官给。各营於其州，岁教练，给俸廪，犯罪断比厢军，下番比强壮。治平元年，诏陕西民除商、虢二州，馀悉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以五百人为指挥，置将领（详见《兵制门》）。又诏、秦、陇、仪、渭、泾、原、宁、环、庆、、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给酱菜钱三百。盖庆历初，河北路总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一人，河东路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陕西路治平初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宁元年，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人材少壮事艺精强者百人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二字。从之。帝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王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两府共议，或以为令一月一番，或以为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彦博等又言难使远戍，安石辩之甚力。兵部上陕西、河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後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人。三年，泾原经略使蔡挺言：“欲以泾、渭、仪、原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上，三月罢，周而复始。”诏从之，行於诸路，判延州郭达言：“陕西起发义勇赴缘边战守，今後并令自赍一月糗梁，折本户税赋。若不能自备，则就所发州军预请一月口食。”从之。知永兴军司马光极言分义勇四番於沿边屯守，以为挑敌、劳人，虚费粮饷，於是永兴一路独得免。六年，诏永兴军、河中府、陕、解、同、华、、延、丹、坊、、宁、环、耀十五州军各依元刺义勇外，商虢、保安军并止团成保甲。八年，诸路义勇总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人。元丰四年，蒲宗孟言：“乞开封府五路义勇并改为保甲。”自此以次行於诸路，义勇浸销，皆联为保甲云。

陕西护塞。庆历元年，募土人熟山川道路、晓蕃情、善骑射者涅臂充。二百人为指挥，自备戎械，就乡闾习武技，季一集州阅教。无事放营农，月给盐茗。有警召集防守，即廪给之，毋出本路。

麟州义军。与弓箭手略同，而不给田。康定元年，诏：“麟州府募归业人增补，俾耕本户故地，免其租税。”

荆湖义军土丁、弩手。不见创置之始，北路辰、澧二州，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盖溪峒诸蛮，种类滋炽，保据岩，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须其土人，故置是军。皆选自户籍，蠲免徭赋，番戍寨栅。大率安其土风，则罕扌婴瘴毒；知其区落，则可制狡犭会。其校长则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军头、头首、采斫招安头首、十将、节级，皆叙功迁补，使相综领。施之西南，实代王师，有御侮之备，而无馈饷之劳。其後，荆南、归、峡、鼎、郴、衡、桂阳亦置。庆历二年，北路总万九千四百人，南路总五千一百五十八人。番戍诸寨，或以岁，或以季，或以月。上番人给口粮，有功迁补；自都、副使指挥使岁给锦袍，月给食钱，指挥使、副指挥使给紫大绫绵袍，都头以上率有廪给。熙甯初，籍其数凡一万五千人。六年，诸路行保甲，司农寺请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共为保甲，立保正、保长以统之。元七年，湖南路钤辖谢麟请以邵阳、武冈、新化等县中等以下户选充土丁、弩手，与免科役，七年一替；排补将级，不拘替放年，分作两番；边寨防拓，不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军敕》谕。从之。政和七年，募湖北辰、沅、澧州土丁为刀弩手，授以闲山，散居边境，教以武艺。其隶於籍者，至九千馀人。靖康初，全军调发前往河东援太原，陷於虏，存者仅千五百人。建炎二年，罢之。绍兴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为额。淳熙三年，敕募人教阅，犒赐如禁军例。然刀弩手旧田，诸郡已收为省计，有司虽募人为之，往往无田可给，但虚立姓名以应命。又土人多惮点集，甚患苦之。李焘、张┉力言其不便，┉请用见数委提刑躬行点检，候有田设官，始令招足元额。焘复言：“如此，则提举刀弩一司，又当复置。而欲冒赏者，必至横没民田，为害滋大，不若以见点数为准，专委守臣，宽以岁月，令招及。”从之。湖南乡社，旧制领以乡豪，有弹压、缉捕等名，大者统数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由潭、连、道、英、韶、郴、桂皆置。淳熙七年，言者奏乡社之扰，请罢之。帅臣辛弃疾言：“乡社皆处深山穷谷中，忠实、狡诈，色色有之，不可尽罢。欲择其首领使大者不过五十家，小者减半，属之县尉。”从之。

夔州路义军土丁、壮丁。州县籍税户充，或自溪峒归投。分隶边寨，习山川道路，遇蛮入寇，遣使袭讨，官军但据策应之。其校长之名，随州县补置。月给衣粮，犒赐有差，有功者以次迁。熙宁初，诏：“除防托巡警外，敢擅差役及科配和雇，并科违制之罪。”

施、黔、思三州义军土丁。总六千三百六十五人，隶都巡检司。施州诸寨有义军指挥使、把截将、寨将，并土丁总一千二百八十一人，壮丁六百六十九人。又有两路巡防殿侍兼义军都指挥使、指挥使、都头、十将、押番、寨将。黔州诸寨有义军正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寨将、把截将，并壮丁总千六百二十五人。思州，洪杜、彭水县，有义军指挥使、巡检将、寨将、粮理、旁头、把截、部辖将，壮丁总千四百二十二人。

渝州怀化军、溱州江津巴县巡遏将。皆州县调补。其户下率有子弟客丁，遇有寇警，一切责办主户。治平元年，诏：“怀化军溱州巡遏、把截将岁支料盐，袄子须三年其地内无寇警乃支。三年一比。如有失纵，或致獠寇五次，即罢给。有劳者增之。仍使分地戍守。”

涪州义军。旧无之。嘉中，始补宾化县夷人为义军正都头、副都头、把截将、小节级，其请给、节制，大率如渝、溱。

广南西路土丁。嘉七年，籍税户应常役外五丁点一为之，凡得三万九千八百人。分队伍行阵，习枪、镖牌，州县以时按阅。绍兴八年，广西经略胡舜陟言：“数十年来，武备弛废，土丁老弱混杂，尝乞只就乡村教习，更不分番入州县。已得朝旨，於诸县逐乡置教场，自十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罢教，轮差县官检点。今以一路人数计之，土丁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人，保丁七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人。若帅臣不变易，更一、二年，必为精兵。”诏依。乾道二年，诏：“土丁邕、宜、雅等州籍定姓名年甲，年五十则汰，别选户丁替（保丁则每户一名，土丁皆父兄弟皆在其数。後以州县因教阅之时，拘留重役，下令禁止）。”

广南东路枪手。嘉六年，广、惠、梅、潮、循五州以户籍置，三等以上免身役，四等以下免户役，岁以十月集县教阅。治平元年，诏有阙即招补；招补不足，选本乡有武技者充。熙宁元年，诏广州枪手十之三教弓弩手。是岁，会六郡枪手，为指挥四十一，总一万四千七百有奇。六年，诏户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一为保甲，每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轮番教阅。九年，兵部言：“广东五郡枪手，请籍主户弟以上丁壮，无过旧额一万四千之数，馀以为保甲。”奏可。

邕州峒壮丁。治平二年，广西安抚司集左、右两江四十五溪峒知州、峒将，各占邻迭为救应，仍籍壮丁，补校长，给以旗号。峒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各置戎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阅，察视戎械。有老疾并物故名阙，选少壮者填，三岁一上其籍。熙宁中，王安石言：“募兵未可全罢，而民兵可渐复，至於二广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南方，多死。陛下诚移军职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兵，则事甚易成。”於是，苏轼请训练二广峒丁，以利禄劝奖，使勤於阅习。从之。十年，枢密院请：“邕、钦峒丁委经略司行下训练，第为三等：军功武艺出众为上，蠲其徭役；人材し捷为中，蠲其可配；馀为下。边盗发则酋长相报，率族众以捍寇。”元丰元年，经略司请集两江峒丁为指挥，权补将校。奏可。其後又增置都巡检使两员。五年，诏：“广南保甲如戎、泸故事，自置裹头无刃枪、竹镖排、木弓刀、蒿矢习武技，遇捕盗则官给器械。”六年，广西提点刑狱彭次言：“邕苦瘴疠，请量留兵更戍，余用峒丁，以季月番上，给禁军钱粮。”诏从之。议者谓若以代正兵，恐妨农，请计戍兵三之一代以峒丁，季轮二千起邕州肄习武事。制可。大观二年八月，诏：“熙宁团集左、右江峒丁十馀万众，自广以西赖以防守。今又二十万众来归，已令依左、右江例相度闻奏，及所条法入熙河兰湟、秦凤路敕施行。”绍兴四年，广东宣谕明橐言：“邕州有左、右江峒丁，本防交趾，比年点差赴桂州防托。其峒官及亲属及本户丁夫，未尝被差，科率钱粮，扰之无所不至。乞行下经略司，应峒丁、土丁，各仰本处防守，无得诏发。”诏依。

河北弓箭社。河北旧有之。熙宁三年，知定州滕甫言：“中国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不敌。盖中国兵有定数，至於平民，则素不使知战；夷狄之俗，人人能战，举国皆兵，此其所以多胜也。今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各有弓箭社及猎射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欲乞下本道逐州县，并令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每岁之春，长吏就阅试之。北人劲悍，缓急可用。”从之。元八年，知定州苏轼上言，欲将河北弓箭社，照河东、陕西弓箭手例，官给田以供车马事（详见《兵制》门）。宣和七年，臣僚言：“京东、西两路，昨因提刑梁扬祖奏请劝诱民户充弓箭社。原立法之意，不过使乡民自愿入社者阅习武备，为御贼之具尔。柰何邀功生事之人，唯以入社之民众多为功，厚诬朝廷而敛怨於民，督责州县急於星火，取五等之籍甲乙而次之，家至户到，追胥迫胁，悉驱之入社，更无免者。

法始行於西路，西路既已冒受厚赏，於是东路宪司前後论列，诞谩滋甚。近者东路之奏，以数计至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人，又奏武艺优长一十一万六千馀人，且云比之西路，仅多一部。陛下灼知其不然，虽命帅臣与廉访使者实，彼安肯以实闻乎？今东路宪司官属与登、淄两州当职官，坐增秩者几二十人，而县令佐不及焉。不知出入阡陌劝诱者谁欤？此其诞谩可知矣。审如所奏，有被甲执兵之民数十万，按阅有方，则山东之寇，何至累月淹时未见殄灭哉？则其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不足以捍贼明矣！大抵因缘追，扰民不堪其劳，则老弱转徙道路，强壮起为盗贼，此亦致寇之一端也。近者，仰赖陛下遣将出师，授以方略；又命近臣持诏抚谕，至於发内库之藏，转淮甸之粟，以赈给之，宽免其税租，荡宥其罪戾，丁宁纤悉，罔不曲尽。

方将归伏田亩，以为迁善远罪之民，讵可以其所甚病扰之邪？且私家有兵器，在律之禁甚严。三路保伍之法，虽於农隙以讲武事，然犹事毕则兵器藏於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於家，不几於借寇也哉？望陛下断自圣心，罢京东弓箭社之名，所藏兵器悉送之官，使民得免非时追呼迫胁之扰，以安其生。应两路缘弓箭社推恩者并追夺改正，首议之人重赐黜责，後来奏请诞谩，亦乞特赐施行，庶几群下悚惧，不敢妄进曲说，以肆其奸，实今日之先务也。”诏并依奏，梁扬祖落职，其禁兵器，令安抚司并拘入官，弓箭社人依已降指挥放散。建炎元年六月，河北、京东巡社乡民结集以御金贼。诏以忠义巡社为名，隶安抚司。後枢密院立法募乡民为之，以忠义强壮为名。每十人为一甲，设甲长、队长、部长、社长、都正。於乡井便处寨，以时按试，不得非时追扰。

川陕土丁。熙宁七年，经制泸州夷事熊本募土丁五千人，入夷界捕戮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荡平其地二百四十里，募民垦耕，联其属夷以为保甲。政和六年，泸南安抚使孙羲叟奏：“边民冒法买夷人田，依法尽拘入官，招置土丁子弟。见招到二千四百馀人，欲令番上。”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