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九十六
国家自平金以来，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老师费财，卒无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当安静以图宁谥，无故大举，进而不退，御王东师，则不当复进也而遽进，王以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闻凶讣，即当遣使遍告诸师各以次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不当复进也而遽进。以有师期，会于江滨，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不当复进也而又时。既不宜渡淮，又岂宜渡江？既不宜妄进，又岂宜攻城？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亦可图。如其不可，知难而退，不失为金兀术也。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还不能。
彼既上流无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斗气自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城关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泺，则我将安归？无已则突入江、浙，捣其心腹。闻临安、海门已具龙舟，则已徒往；还抵金山，并命求出，岂无韩世忠之俦？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中挟巨浸，号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朔流而上，则入洞庭，保荆、襄，顺流而下，则精兵健橹突过浒、黄，未易遏也，亦徒费人命，安所得哉！
虽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庐舍，不伤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坟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劝径趋临安，日其民人稠伙，若往，虽不杀戮，亦距蹂，吾所不心。若天与我，不必杀人；若天不与，杀人何益，而竟不往。诸将归罪士人，谓不可用，以不杀人故不得城。大王曰彼守城者只一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益禁杀人。岿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归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断也。
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凯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可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昨奉命与张仲一观新月城，自西南隅，万人敌，上可并行大车，排槎串楼，缔构重复，必不可攻，只有许和而归耳。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反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会宋贾似道亦遣间使请和，乃班师。
世祖既位，经上立政议曰：
臣闻，所贵乎有天下者，谓其能作新树立，列为明圣，德泽加于人，令闻施于后也。非谓其志得意满，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满，苟且一时，草木并朽而无闻，是为身者也，于天下何有？有志于天下者不贵也。为人之所不能为，立人之所不能立，变人之所不能变，旧然与天地并，沛然与造化同，雷厉风飞，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贵之而已。不以为贵，以为已怀所当为之职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后之有天下者，亦莫不当然。天下，一大器也。纲纪礼义者，天下之元气。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非是，则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废则小坏，大废则大坏。小为之修完，则小康。大为之修完，则太平。故有志于天下者，必修之，而不弃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成功而后已。使天下后世称之曰，天下之祸至某君而降，天下之乱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至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极，断统作帝，熙鸿号于无穷，若是则可谓有志于天下矣。
由汉以来尚志之君六七。作于汉则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于三国，则曰昭烈，一帝。于晋则曰孝武，一帝。于元魏则曰孝文，一帝。于宇文周，则曰武帝，一帝。于唐则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宪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于后周则曰世宗，一帝。于宋则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于金源则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粮，不辱于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类不至于尽亡，天下不至于皆为草木鸟兽，天下之人犹知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人伦不至于大乱，纲纪礼义、典章文物不至于大坏，数君之力也。呜呼！上下数千载，有志之君仅是数者。何苟且一时者多，而致治者鲜也。虽然，是数君者，独能树立，功成治定，揄扬于千载之下，岂不为英主也哉！其视坏法乱纪，睪彝伦，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其为庸懦者，可为悯笑也。
国家光有天下绵历四纪，恢拓疆宇，古莫与京。惜乎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功不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也。盖其几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云，奄有河朔，便当创法立制，而不为。既并西域，灭金源，蹂荆襄，国势大张，兵力崛阜，民物稠伙，大有为之时也。苟于是时，正纲纪，立法度，改元建号，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汉唐之举也，而不为。于是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
赖社稷之灵，祖宗之福，兵锋所向，无不摧破，穿彻海岳之锐，跨凌宇宙之气，腾掷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慑伏。当太宗皇帝临御之时，耶律楚材为相，定税赋，立制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违豫之祭，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以死。既而牵连党与，倚叠缔绝，援进宵人，御之以武，相与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祸，荼毒宛转，十又余年，生民颙颙，莫不引颌望明君出。
先皇帝初践宝位，皆以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鸠括符玺，督察邮传，遗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求民瘼，污吏滥官，黜责殆遍，其愿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旧弊未去，新弊复生，而致治之凡又失也。
今陛下统承先王圣谟，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势。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其绪余土苴，万亿之能一存。若不大为振澡，与天下更始，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发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终于不可为，使天下后世以为无志于天下，历代纲纪典刑至今而尽，前无以贻谋，后无以取法，坏天地之元气，愚生民之耳目，后世之人因以窃笑而非之，痛惜而叹惋也。
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粲然，与前代比隆，至今称为贤君，王通修元经即与为正统，是可以为监也。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便建位号，一用辽、宋制度，收一国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饰王化，号十学士，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必为流涕，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是以可以为监也。
今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虽不能便如汉、唐，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以。陛下睿禀仁慈，天锡勇智，喜之冠，崇礼让，爱养中国，有志于为治，而为豪杰所归，生民所望久矣。但断然有为，存典章，立纲纪，以安天下之器，不为苟且一时之计，奋扬乾纲，应天革命，进退黜陟，使各厌伏，天下不劳而治也。今自践祚以来，下明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敛江上之兵，一视以仁，兼爱两国，莫不思见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余孽，扳附奸邪，更相援引，比周以进。若不辨之于早，犹夫前日也。以有为之姿，据有为之位，乘有为之势，而不为有为之事，与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为。《书》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坚冰”，至《诗曰》：“如彼十雨雪，先集维霰，”《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皆谨之于初，辨之于早也。有有为之志，而不辨奸邪于早，而却之，则铄刚以柔，蔽明以暗，终不能以有为。盖彼奸人易合难去，诱之以甘言，承之以令色，赂之以重宝，便辟迎合，无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则堕其计中，授之以柄，而随之耳。
昔王安石拜参政，吕献可即以十罪劾之，温公谓太早，献哥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异日诸君必受其祸。”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吾不及也。”
夫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理有所必然。虽天地亦可先见，况于人乎？方今之势，在于卓然有为，断之而已。去旧污，立新政，创法制，辨人材，绾结皇纲，藻饰王化，偃戈却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为难而不为，毋以为易而不足为，投械挈会，比隆前王，政在此时。不累于宵人，不惑于群言，兼听俯纳，臣之所愿也。
世祖深韪其言，欲大用之。
时王文统当国，忌经，思摈之于外。中统元年，世祖议遣使于宋，告即位，且征前日请和之议，仍敕沿边诸将毋钞掠，经入辞，请与蒙古人偕往。帝不许曰：“卿等往即可，彼之君臣皆书的也。”赐葡萄酒，沼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创，卿当远行，凡可辅朕者，亟以闻。”经奏便宜十六事，辞多不载。
或谓经：“宋人谲诈，动以疾辞。”经曰：“自南北构难，兵连祸结，苟能弭兵靖乱，吾学为有用矣，虽蹈不测之渊，吾所甘心也。”既行，文统阴嘱李璮侵宋，欲假手害经。以至济南，璮以书止之，经奏其事于朝。宋败璮军于淮安，经至宿州，遣副使刘仁杰、参议高请入国期，不报。遗书宰相及淮帅李庭芝，庭芝复书果疑经，而贾似道方以却敌为功，恐经至谋泄，馆经真州。经乃表奏宋主曰：“愿效鲁连之义，排难解纷，岂知唐俭之徒，疑兵误国。”又数上书宋主及宰执，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皆不报。驿吏棘垣钥户，昼夜守逻，欲以动经，经不屈。经待下素严，又久羁困，多怨者。经谕曰：“向受命不进，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在彼，我终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观宋祚将不久矣。”至元十二年，丞相伯颜南伐，帝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经弟行枢密院都事庸入宋，问执行入之罪，宋惧，遣总管段祐以礼送经归。似道之谋既泄，寻窜死。经道病，帝遣枢密院官及尚医近侍迎劳，所过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阙，赐宴内廷，赏赉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敕官为护丧远葬，谥文忠。官其子采麟奉训大夫、知林州。后赠昭文馆大学士、司徒、冀国公。
经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及被留，思托言垂后，撰《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五衡贞观》等书及文集，凡数百卷。其文丰蔚豪宕，善议论。诗尤奇崛。拘使馆十六年，从者皆通于学。开封民射雁金明池，得系帛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曰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获者勿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咸谓经之忠节所感动。时南北隔绝，经不知改元，故题曰中统十五年云。
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隐居以寿终；庸字季常，颍州知州。子采麟，累官集贤直学士、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
从经使宋者有苟宗道，字正甫，保定人，官都事，经授以经学，官至国子祭酒、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卒。
史臣曰：“郝经屡进言于世祖，以伐宋为连兵构祸。就成败论之，其言似迂而不切，然谓如其不服，先以文诰，拒而不从，再行天伐，异曰蒙古灭宋，卒不外此，盖王者之师，诚不以险谋诡计为胜算也。宋人自亡其国，无足论者。以经之学识，而不获用于至元之世，惜哉！”
卷一百六十九 列传第六十六
陈祜 思谦 天祥
陈祜，一名天祐，字庆甫，赵宁晋人。
祖忠，字公茂，有学行，乡党尊而师之，称为茂行先生。父子安，早卒。
祜少好学，家贫，母张氏翦发易书使读之，长遂博通经史，时诸王得自辟官属，穆哥王府署祜为尚书。王分土于河南，又表祜为河南府总管。下车之日，礼聘名士李田维、杨杲、李微、薛玄等，咨以治道，奏免征西国数百家及椒竹诸税、粮料等钱，又上便民二十余事，朝廷皆从之。
世祖即位，分陕、洛为河南西路。中统元年，真除祜为总管。时州县官未给俸，多贪暴，祜独以清慎见称，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改南京路治中。适大蝗，徐、邳尤甚，责捕急。祜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其伤稼也，今蝗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或以事涉专擅，不可，祜曰：“救民获罪，亦所甘心。”即谕使刈谷，两州之民皆赖焉。
三年，朝廷以祜降官无名，乃赐虎符，授嘉议大夫、卫辉路总管。卫当四方冲要，号为难治，祜申明法令，创立孔子庙，修比干墓，请列于祀典。及去官，民为立碑颂德。祜上书世祖，言树太平之本有三，曰：
臣闻殷、周、汉、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创业之君，必生守文之主。盖创业之君，天所以定祸乱，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
昔我圣朝之兴，太祖皇帝龙飞朔方，雷震云合，天下响应，统一四海，虽汤武之盛未之有也。天眷圣朝，实生陛下，陛下神武圣文，以天纬地，能尽守文之美，兼隆创业之基，典章文物，粲然可观。既遐陬绝域之民，上古所不能臣者，陛下悉能臣之，虽高宗之兴殷，成康、宣王之兴周，文、景、光武之兴汉，太宗、宪宗之举唐，无以过也。
是以海内豪杰之士，翕然向风，咸谓天命陛下启太平之运者有四，民望陛下树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请条列而言之。
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辞伐罪，西举大理，势若摧枯，南渡长江，易于反掌。此天命陛下扬万里之威，定四方之乱，将降大任于陛下。即位之后，内难方殷，藩王之构乱者在北，逆贼之官祸者在东，然天戈一指，俱从荡平。此天命陛下消藩镇有衅之权，新唐、虞天为之化，将以跻斯民于仁寿之城也。臣故曰天命陛下。
启太平之本者有三：其一曰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臣闻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传子，非不欲法尧、舜禅让之美也，顾其势有不能尔。何则，俗有厚薄，时有变迁，苟或传非其人，祸源一启，则后世争之乱，未易息也。以是见圣人公天下之忧深矣。故孟轲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夫所谓天与子者，非谓天有谆谆之言告谕人主以传子之计也，政谓时运推移，无非天理，圣人能与时消息，动合天意，故自天祜之，吉无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长久，至有逾六七百年者，以其传子之心，公于为天下，不私于已故也。伏见圣代隆兴，不崇储贰，故授受之际，天下忧危。曩者建藩屏之国，授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卫社稷，实祖宗创业之宏规也，迨乎中统之初，颇异于是。恃其国之大也，谋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强也，图危社稷者有之。当是之时，赖陛下断自圣衷，算无遗策，故总揽权纲，则藩镇之祸消，深固根本，则朝廷之计定，此陛下守文之善经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岂欲变易旧章，作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观听哉。诚以时移事变，理势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宗主之安而已矣。由此观之，国本之议，昭然甚明，不可缓也。语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今年谷屡登，四海晏然，此其时矣，亿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势矣。夫天与不受，则违天意，民望不副，则失民心。失民心则可忧，违天意则可惧，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三代宏运之规，法《春秋》嫡长之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建皇储于春宫，隆帝基于圣代，俾入监国事，出抚戒政，绝觊觎之心，一中外之望，则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陛下蕴廉光之德，纵不欲以天下传子孙，独不念宗庙之灵，社稷之重，生民之涂炭乎。愿陛下熟计而为之，则天下臣民之幸甚矣。
其二曰中书政本，责成之任宜专。臣伏见陛下励精为治，频年以来，建官分职，纲理众务，可谓备矣。曰中书，曰御史，曰枢密，曰制国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书，铨叙流品，编齐户口，均赋役，平狱讼，此左右部之责之。通漕运，谨出纳，充府库，实仓廪，百姓富饶，国用丰备，此制国用之职也。修国政，严武备，辟疆场，肃号令，谨先事之防，销未形之患，士马精强，敌人畏服，此枢密之任也。若夫屏贵近，退奸邪，绝臣下之威福，强公室，杜私门，纠劾非违，肃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元气，运行四时，条举纲维，著明纪律总百揆，平万机，求贤审官，献哥替否，内亲同姓，外抚四夷，绥之以和，镇之以静，涵养人材，变化风俗，立经国之远，图建长世之大议，孜孜奉国，知无不为，作新太平之化，非中书不可也。
皇天以亿兆之命，县之于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爱下民，其道无他，要在慎择宰相，委任责成而已。陛下，元首之尊也。中书，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书则无以尊上，非御史则无以肃下，下不肃，则内慢，下不尊，则外侮。内慢外侮，乱之始也。上尊下肃，治之基也。故《虞书》载明良之歌，贾生设堂陛之喻，其旨岂不深且远哉！凡今之所以未臻于至治者，良由法无定体，人无定分，政出多门，不相统一故也。臣谓，诸外路军民钱谷之官，宜悉季中书通行迁转，其赏罚黜陟，一听于中书，其善恶能否，一审于御史。如此则官有定名之实，法有划一之规矣。又大臣贵和，不贵同。和于义，则公道昭明，有揖让之治；同于利，则私怨萌生，起忿争之乱。
此必然之效也。诚能中外戮力，将相同心，和若盐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夹辅王室，协赞圣猷，陛下临之以日月之明，怀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权，执文武之柄，俾知法有定体，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运臂，臂之任指，下之事上，如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职，各尽乃心，夫如是，天下何忧不理，国势何忧不振乎。虽西北诸王示觐天颜，东南一隅未沾圣化，其来庭之议，称藩之奏，可克日而待，不足为陛下忧也。所可忧者，大臣未和，公道未昭，群小流言，荧惑圣听，干挠庶政，亏损国威，摧壮士之心，钳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缄默为贤，以尽节为愚，以讦为忠，以直言为讳，是皆奸人敌国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巳，习以成风，将见私门万启于下，公道孤立于上，虽有夔皋为臣，伊周和辅，亦不能善治矣。
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复有小人基乱之衅，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今大臣设有奸邪不忠，窃弄威柄者，御史自当劾之，乃其职也，百官自当论之，乃其分也。乌在无赖小人不为乡党所齿者，骤兴攻讦之风于朝廷之上乎！臣知国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于若辈之口也，惟陛下远之，则天下幸甚。
其三曰人才治本，选举之方宜审。臣闻君天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其来尚矣，盖天地间，有中和至顺之气，生而为聪明特达之人，以待时君之用，是以圣王遭时定制，不借才于异代，皆取士于当时。臣愚以为，今之天下，犹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犹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才，犹古之人才也，顾惟陛下求之与否尔。伏见取人之法，今之议者，互有异同，或以选举为尽美，而贱科第，或以科第为至公，而轻选举。是皆一己之偏见，非古今之通论也。夫二帝、三王以下，隋、康以上，数千百年之间，明君睿后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辅，盖亦多矣，其丰功盛烈，章然著于天下后世之耳目者，迹其从来，亦可考也。或起于耕耘，或来于版筑，或猎于屠钓，或因献言而入侍，或由荐进而登朝，至于贤良方正、孝廉贡举之途，遭际万殊，不可胜纪，岂一出于第乎科！自隋、唐以降，迄于宋、金，数百年间，代不乏人，名臣伟器，例皆以科第进，岂皆一出于举乎！及遇合于君聚精会神于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论道佐时，宁复有彼优此劣之间哉。夫士之处世，亦犹鱼之处水，其取之之术，固有筌罟钓之不同，期于得鲂、得鲤，则一也。臣愚谓，方今取士，宜设三科，以尽天下之才，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进士历显官，耆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台省，咨询典故，一也。内则将相公卿大夫，各举所知，外则府尹州牧岁贡有差，进贤良则受赏，进不肖则受罚，二也。颁降诏书，布告天下，限以某年开设科举，三也。三科之外，继以门荫阀参之，可谓才德兼收，勋贤并进。如此则人春自励，多士盈朝，将相得人于上，守令称职于下，陛下端拱无为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犹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诚欲措天下于泰山下安基，宗社于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才为急务乎！《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其斯之谓欤！
抑臣又闻，凡人臣进深计之言于上，自古为难。昔汉贾谊当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诸侯强大，将不利于社稷，譬犹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安上全下之计，莫若众建诸候，而分其力，可谓切中时病。然举朝皆以谊言为过，故帝虽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国连兵，几危汉室，谊之言始验于此矣。董仲舒当武帝穷兵黜武之时，重敛繁刑之际，一踵亡秦之覆辙，唯崇尚虚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为宜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大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调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鼓，又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纲，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谓深识治体矣。然当时皆以其言为迂，故帝虽纳之，而不果行。逮至季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帝于是发仁圣之言，下哀痛之诏，仲舒之言始验于此矣。向若文帝早从贡谊，武帝早用仲舒，其祸乱之极，必不至此。汉之为汉，又岂止如是而已哉。洎乎有唐驭宇，太宗皇帝清明在躬，以纳谏为心，而魏征之伦，耻其君不及尧、舜，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听无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较德，优迈前主矣。
臣诚才识驽钝，不足以比拟前贤，如霄坏泾渭，固自有间，然于遭逢圣明，诚诚恳恳，志在纳忠，其义一也。臣清以人身之计言之，冬之祁寒，夏之甚暑，此天时变于上者也，在修人事以应之，故祁寒则衣裘，甚暑则服葛，非人情恶常而好变也，盖亦理势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康宁其身而已矣。国计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谓三本之策，若施之于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于陛下守文之时，诚得其宜。此天下之公论，非臣一人之私意也。
书上，事虽未能尽行，时论韪之。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使，迁祜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时中书、尚书二省并立，世厌其烦，欲合为一，集大臣议之，祜还朝，特命预其议。阿合马为书平章政事，欲奏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因罢中书省，惧祜有异同，许以祜为尚书参知政事。及入议，祜极言中书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罢；三公古官，今徒存虚位，不须设。阿合马怒其忤已，除祜佥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西凉隶永昌王府，其达鲁花赤乃总管为人诬构，王欲悉致之法，祜力辩其冤。王怒甚，祜执议弥固，王赤寻悟，二人皆获免，持祜泣曰：“公再生父母也。”
朝廷大举代宋，遣祜佥山东民军，民闻祜来，皆曰：“陈按察来，必无私。”于是逃匿者皆出。应期而办。十二年，授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属吏闻祜至，多震慑失措，祜因谓曰：“何必若是。前为盗跖，今为颜子，吾以颜子待之；前为颜子，今为盗跖，吾以盗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饬，不敢弄法。
十四年，迁浙东道宣慰使。时江南初附，军士俘温、台民数千口，祜悉坪还之。未几，行省榷民商酒税，祜请曰：“兵火之余，遣民宜从宽恤。”不报。遣祜检覆庆元、台州民田。及还至新昌，值玉山乡盗起，仓猝不及为备，中流矢而卒，年五十六。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追封颍川郡公，谥忠定。父老请留葬会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祜能诗文，有《节齐集》。
三子：夔，芍陂屯田万户，在扬州闻祜遇盗死，泣请行省，愿复父仇，擒其贼魁，戮于绍兴市，累迁朝列大夫、庆元路治中：皋、奭，皆侍仪司通事舍人。孙思鲁、思谦。思鲁袭芍陂屯田万户。祜弟天祥。
思谦，少孤，警敏好学。天历初，丞相高昌王亦都护举思廉，时年四十矣。召见兴圣宫。明年，授典宝临经历，改礼部主事。首言：“教坊、仪凤二司，请并入宣徽，以清礼部之选。其官属，不当与群臣并列朝会，宜置百官之后，大乐之前。”诏从之，而二司隶礼部如故。
至顺元年，拜西台监察御史，条上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结人心，三曰崇礼让，四曰正纲纪，五曰审铨衡，六曰励孝行，七曰纾民力，八曰修军政，先是，关陕大饥，民多鬻产，及归皆无地可耕，思廉请听民倍值赎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贫者获已弃之业。从之。监察御史李扩行部甘肃。金州民刘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称流民王延禄，非海延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财。扩听之。酷刑拷其父。思谦劾扩逆父子之伦，坏朝廷之法。遂抵扩罪。
明年，迁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监察御史，首言：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较之至元三十年以前增数十倍，至顺元年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宜节无益不急之费，以备军国之用。”又言：“军站消乏，佥补则无殷实之户，接济则无羡余之财，倘有征行。必括民间之马，苟能修马政，亦其一肋也。今西越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宜设群牧使司，统领十监，专治马政，并畜牛羊。”又言：“铨衡之弊，入仕之门太多，黜陟之法太简，州郡之任太淹，京朝之职太速。设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后增设衙门冗滥不急者，从实减并，其外有选法者并入中书；二曰参酌古制，设辟举之科，令三品以下各举所知，得才则受赏，失实则受罚；三曰古者剌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盖使外职识朝廷治体，内官知民间利病，今后历县尹有能声、善政者，授郎官，御史历郡守有奇才异绩者，任宪使、尚书，其余各验资品通迁，在内者不得三考连任京官，在外者须历两任乃迁内职，凡朝缺官员须二十月之上方许迁除。”帝俞其奏，命中书议行之。时有官居丧者，往往夺情起复，思廉言：“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遂著于令。诏起报严寺，思廉曰：“兵荒之余，当罢土木，以纾民力。帝惮曰：“此正得祖宗立台宪之意，继此事有当言者无隐。”赐缣帛旌之。未几迁右司都事。
元统二年五月，转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台都事。后至元年，出为淮西道廉访副使，期月引疾归。六月，召为中书省员外郎，上言：“强盗但伤事主者，得死罪，故杀，从而加功者，与斗而杀人者例，杖一百七十下，得不死，与宰牛马之罪无异。是视人与牛马等也。法应加重，因奸杀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只坐所犯，与律不合。”事下刑部议，皆为改定。
至正元年，转兵部侍郎。丁内艰，服除，召为右司郎中。岁凶，盗贼蜂起，剽掠州县。思廉白于执政，当竭府库以赈贫民，分兵镇抚中夏，以防后患。不从。后卒如思谦言。
五年，参议中书省事。转刑部尚书，改湖广廉访使。八年，迁淮东宣慰司都元帅。九年，迁浙西廉访使、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辞。十一年，改淮西廉访使。寻召入为集贤侍讲学士，修定刑律。十二年，拜治书侍御史。明年，擢御史中丞。思谦以年近七十，上章告老，不允，特旨进荣禄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谢，感疾，明日卒。赠宣猷秉宪佐治功臣、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鲁国公，谥通敏。
天祥，字吉甫。少隶军籍，善骑射。中统三年，李璮叛，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授天祥千户，屯三汉口，以遏宋兵。事平，罢归。初，天祥未知学。祜不之奇也。别数岁，献所为诗于祜。祜疑假手他人，及与语。出入经史，大为嗟异。
至元十年，起为郢、复州等处招讨司经历，从大兵渡江，论军事，深为行省参政贾居贞所重。
十三年，兴国军以籍兵器倡乱，行省命天祥权知军事。父老上谒，天祥谕之曰：“捍卫乡井，诚不可无兵，任事者籍而收之，操持过急，故致乱尔。今令汝辈，权置兵仗以自卫，何如？”民皆称便。乃白其事于行省曰：“镇遏奸邪，当实根本，若内无备御之资，则外生窥觎之衅，此理势必然者也。推此军变乱之故，正由当时处置失宜，疏于外而急于内。凡在军中者，寸铁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窃发，公私同被其害。今此地再经残破，单弱至此，若犹相防而不相保信，岂惟外寇可忧，第恐舟中之人皆敌国矣。莫若推赤心于人，使戮力同心，与均祸福，人则我之人，兵则我之兵，靖乱止奸，无施不可。惟冀稍加优容，然后责其必成之效。”行省许以便宜处置。
凡天祥所施设，皆合众意，由是流移复业，以至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分宁盗起，谍者至，吏请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贪暴故叛，今我一军三县，官无侵渔，民乐其业，使之告其徒党，则谍者反为我用矣。”遂一无所问。
居岁余，诏改本军为路，有代天祥为总管者，变更旧政，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乱，寿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多乘势杀守半岛以应之。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政忽都帖木儿、贾居贞，万户郑鼎为宣慰使。鼎帅兵讨之，至樊口溺死。贼遂声言攻阳罗堡，鄂州大震。忽都帖木儿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于居贞曰：“阳罗堡依山为垒，素有严备，彼若来攻，我之利也。且南人轻进易退，官军凭高据险，出精兵击之，必获全胜。”居贞深然之，乃引兵伏于青山，贼至，果为官军所败。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授兵二百人。乱民闻官军至，皆依险自保。天祥以众寡不敌，遣人谕以祸福，使各归田里，惟擒其渠魁毛遇顺、周监斩于鄂州市，得金二百两，询知为鄂州贾人物，召而还之。贼党王宗一等十三人，亦就擒，以冬至日放还家，约三日归狱，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可尽纵之，由是无复叛者，而姓为立生祠。
二十一年三月，拜监察御史。会史丞卢世荣以掊克聚敛权倾一时，御史中丞崔彧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荣势焰益炽。左司郎中周戭因议事有可否，世荣诬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后斩之，百僚震慑，无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极论世荣奸恶曰：
卢世荣以商贩所获之资，趋附权臣，营求入仕，舆赃辇贿，输送权门，所献不充，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专务贪饕，所季赃私，动以万讲。其隐秘者固难悉举，惟发露者乃可明言，凡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略计：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锭计者二十五，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马以匹计者十五，玉器七事，其余繁杂物件称是。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人所共知。
今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为自安之策，以诛求为干进之门，而又身当要路，手握重权，虽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实行专之。早犹以盗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于当代，亦恐取笑于将来。朝廷信其虚诳之说，俾居相位，名为试验，实授焉权。校其所能，败阙如此。考其所行，毫发无称。此皆既往之真迹。可谓已试之明验。若谓必须再试，只可叙以他官，宰相之权，岂宜轻授。夫宰天下，譬犹制锦。初欲验其能否，先当试以布帛，如无成效，所损或轻。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犹捐美锦以较量工拙，脱致隳坏，悔将何及。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民之肤体。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腴者。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或鲁哀公欲重敛于民。问于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此推之，民以赋轻而后足，国以民足而后安。《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历考前代，因百姓富足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夫财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间岁有常数，惟其取之有节，故其用之不乏。
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致十年之积，广邀增羡之功，不恤颠连之患。视民如仇，为国敛怨。果欲肆意诛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敛财之方复何所赖？将见百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虚，安危利害之机，有不可胜言者。
计其任事以来，百有余日。今取其所行与所言，已不相副者，略举数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愈虚耗；始言今百物自贱，物愈腾跺；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始言能令民快乐，今所措置，无非败法扰民者。若不早有更张，须其自败，犹蠹虽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终见焦头烂额，事至于此，救将何及？
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缄默自固，亦岂不能！正以事在国家，关系不浅，忧深虑切，不得无言。
奏上，世祖遣使召天祥与世荣俱至上都，面质之。比至，即日缚世荣于宫门外。明日入对，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未及言者，帝称善，世荣遂伏诛。五月，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寿昌之功，擢吏部郎中。
二十三年四月，除治书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时桑哥窃国柄，与要束木姻党，诬天下以罪，欲杀之，系狱几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释。二十八年，擢行台侍御史。未凡，以疾辞归。三十年，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
元贞元年，改山东东西道廉访使。山东盗起，诏求弭盗方略。天祥奏，所拟事条，皆切于时用。执政颁行诸路，由是群盗屏息。平阴县女子刘金莲，假妖术惑众，所至官为建神堂，愚民奔走事之。天祥谓同僚曰：“此妇以神圣惑众，声势如此，若复有狡狯之人辅之。仿汉张角、晋孙恩之所为，必成大害。”遂命捕系之杖于市，自此妖妄平息。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宜罢，因劾宣慰使贪暴骫治诸事，不听。遂任满辞职。
大德三年六月，迁河北河南廉访使，以疾不起。六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上疏论征西南互事，曰：
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得已而不已者。惟能得已则已，可使兵力日强，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是之谓善兵者也。去岁，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彼荒裔小邦，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人皆顽愚无知。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
深欺上罔下，帅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皇退走，弃众奔逃，仅以身免。朝廷再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兵，使刘二霸都总督，以图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运送军粮，至播州交纳，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通计二十余万，正当农时，兴此大役，驱愁苦之人，往反返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负之米尽到，固为幸矣。然官军数万止仰今次运米，自此以后，又当如何？
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知西南远夷之地，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军行径路在于其间，窄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又毒雾烟瘴之气，皆能伤人。群蛮既知大军将至，若阻要害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士卒饥馁，疫病死亡，将有不战自困之势，不可不为深虑也！
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瓜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地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不可胜言。
又闻八番罗国，向为征西官军扰害，捐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深入于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所恶，天意亦憎，惟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早正深之罪，续下明诏，示彼一方，仍谕自今再无远征之役以招之，使官民上下，皆知不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昔大舜退师而苗民格，充国缓战而诸羌安，事载经传，为万世法。
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使其水路经通，或用盐引茶引，或用宝钞，多增米介和市军粮。但法令严明，官不失信，米船必蔽江而上，军自足食，民亦不扰，内安根本，外固边陲。以我之镇静，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之，蓄威以制之，期之以久，服之以渐。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若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虚关系之大，审详成败，算定而后用兵。彼溪洞诸蛮，各有种类，必无同必敌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俟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恩之以仁，拒命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济，功乃易成。若仍蹈深之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
不报，遂谢病去。
七年，召拜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八月，地震，河东尤甚，诏问弭灾之道，天祥言阴阳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执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以闻。
天祥还都且一岁，未尝得见帝言事，常郁郁不自释。八年正月，移疾归。至通州，中书遣使追之，不肯还。帝闻之，赐钞五千贯，仍命给驿传，官护送至其家。九年五月，拜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以年老固辞。十一年，仁宗在怀州，遣使赐币帛、上樽酒。至大四年，仁宗即位，复遣使召之，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年八十七。累赠推忠正义崇德佐理功臣、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谥文忠。
史臣曰：“陈祜建言三本，皆当世之要务。天祥挟击奸臣尤为侃直。方之轼、辙，庶几媲美。思廉议论可观，出为方面，未著名迹，殆非治事之才欤。”
卷一百七十 列传第六十七
许衡 师敬 刘因 吴澄 当
许衡，字仲平，怀州河内人。生有异禀，与群儿嬉，即立进退周旋之节，群儿莫敢犯。年七、八岁，受学于塾师，凡三易师，所授书辄不忘。其师辞于父母曰：“此儿颖悟非常，他日必有过人者，吾非其师也。”有道士款其门，谓父母曰：“此儿气骨不凡，当谨视之，异日名冠天下，富贵不足道也。”金末，徭役繁举，衡从其舅受吏事。久之，以应办宣宗山陵，州县追呼旁午，衡叹曰：“民不聊生，欲督责以自免，吾不为也！遂不复诣县，决意求学。父母以世乱，欲衡习占候之术，为避难计。于日者家见《尚书》疏，乃就宿其家手录之。由是知考示古学，一言一行，必质于书，时人亦稍从受学焉。
未几，避乱于徂徕山，转徙大名。时窦默以经术得名，见衡敬礼之，相遇则危坐终日，出入于经史百家之说，互相难问。姚枢以首学自任，闻衡苦学力行，过大名访之。枢隐居苏门山，传伊、洛之学于赵复，衡至苏门，见枢，得伊川《易传》，朱子《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诸书，乃手写以归，谓学徒曰：“昔所授殊孟浪，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阶。”乃悉取旧书焚之，使门人自小学入。衡以身先之，家贫躬耕自养，年不熟则食糠茹菜，处之泰然。枢应世祖聘，衡独处苏门，始有任道之意。
及枢为劝农使，荐衡于世祖，以为京兆提学。世祖南征，衡复归怀州。
中统元年，召衡赴上都。入见，帝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科举之学曰：“不能。”帝曰：“卿言务实，科举之学虚诞，朕所不取也。”明年三月，复召至上都。时王文统秉政，深忌枢、默等，疑衡附和之。五月，奏以枢为太子太师，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阳尊之，实不欲其侍左右。默以屡言文统不中，欲倚东宫避之。衡以为不可，且曰：“礼，师傅与太子位东西向，师傅坐，太子乃坐。公等能为此事否？不然，是师道自我而亡也。”枢然之，与默等怀制立殿下，五辞乃免。孜授衡国子祭酒，既拜命。复以疾辞。九月，得请归，仍奉敕教授怀孟路弟子。
三年九月，召至大都。中书左丞张文谦见衡，请执弟子礼，衡拒之。文廉数忤幸臣，被谴责，请教于衡。衡贻书，教以存诚克己之学。至元元年，恳请返怀州，帝许之。六月，迅雷起于堂下，从者皆惊仆，衡独不为动。二年，帝复征之。衡至上都，即奏震雷之罚，不当入觐。帝不许。十二月，敕入中书省议事，衡以疾辞。丞相发童素慕衡名，谒于行馆，及还，谓左右曰：“若辈自谓相去几何？盖什百而千万也，是岂缯缴之可及哉！”
三年春，召至檀州。敕谕衡曰：“窦汉卿独言王文统，当时汝何不言？岂孔子之教，使汝如量乎？抑汝不遵孔子之教乎？往者不咎，今后毋然。省中事前虽命汝，汝意犹未悉。今再命汝。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国事所以无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谟猷在汝，正当黾勉从事，毋负平生所学。安童尚幼，未更事，汝基辅导之。”衡对曰：“圣人之道至大且远。臣平生虽读其书，所得甚浅。既承特命，原罄所知。安童聪明有执守，告以古人言语，悉能领解。但虑中有人问之，则难行矣。”是年夏，分省至上都，衡疏陈五事：
其一曰：自古立国，有大规模。规模既定，然后治功可期。昔子产相衰周之列国，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终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制哉？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十六帝，百七十年，辽九帝，二百有八年；金九帝，百二十年，皆历年最多。其他不行汉法，如刘、石、姚、符、慕容、赫连等，专尚威劫持卤莽，皆不过二三十年而倾败相继。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既自朔漠入中原，居汉地，主汉民，其当用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夫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而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是亦积渐之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平金之日，即当议此，顾乃迁延岁月，养成尾大之势。祖宗失其机于前，陛下继其难于后。虽曰守成，实同创始，规模又难于曩时。惟亟亟讲求得失而法戒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周、汉不难复，辽、金不难跞也。
其二曰：“天下之务，萃于中书，不胜其烦，然大要用人、立法而已。人之贤否，未知其详，固不可遽用。若或已知其为君子，为小人，而复迟疑两可，莫决进退，用君子巩其迂，阔用小人冀收其捷效，是徒曰知人，而实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饮食也，独膳夫能调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独星官能步亏食之数。今里巷之谈，动以古为诟戏，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孰非古人遗法。岂天下之大，国家之重，而独无必然之成法乎？夫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维，上安下顺，而君相不劳。
今立法用人，纵未能遽如古昔，然巳仕者当给俸以养其廉，未仕者当宽立条格，俾就叙用，则失职之怨少可舒矣。外设监司以察污滥，内专吏部以定资历，则非分之求渐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举下，则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于贵家之世袭，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数，续当议之，说不可缓也。
其三曰；为君当知为君之难。盖上天为下民作之君师，非以安佚娱之，乃以至难任之也。古帝明王，莫不兢兢业业，岂故为自苦哉！诚深知为君之难，则有一息，不敢暇逸者。请言其要。
曰践言难。知人难，用贤难，去邪难，得人心难，合天意难，何者？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言不容不慎。一日，二日，万几，人君以一身一心临断之，欲言之无失，岂易得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违之者，可否异同，纷更变易，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此无他，至难之地不以难处，而以易处故也。苟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所当然，不牵于爱憎，不激于喜怒，虚心端意，而审外之，鲜有不中者。奈何为上多乐郐肆，为下多事容悦。夫私心盛，则不畏人，欲心盛，则不畏天。以不畏天、不畏人之心，所日务者皆快心之事，则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安肯兢兢业业，熟思而审处之利？此人君践言之难，又难于在下之人也。
人之情伪有易有险，险者难知，易者易知。且又有众寡之分焉。寡则易知，众则难知，故在上难于知下，而在下易于知上。处难知之地，御难之之人，欲其不见欺也难矣。人君处亿兆之上，操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权，不幸见欺，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其害可胜既乎？人君惟无喜怒也，有喜怒，则赞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张势，人君惟无爱憎也，有爱憎，则假其爱以济私，藉其憎以复怨。其至本无喜也，诳之使喜，本无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爱也，而誉之使爱，本无可憎也，短之使憎。若是，则进者未必君子，退者未必小人，予者未必有功，夺者未必有罪，赏罚生杀，鲜得其正。人君不司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患尚可言邪？大抵人君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用得其人，则无事于防。既不出此，则所近者争进之人耳，好利之人耳，无耻之人耳。彼挟许用术，投间抵隙，以蛊君心，欲防其欺，虽尧、舜不能也。此知人之难也。
能知贤则必任贤。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置之周行，则庶事行其正，天下被其泽，其于人国，重固如此也。然其人必难进易退，轻利重义。人君虽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泛如厮养，贤者有不屑也。虽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礼，然而言不见用，贤者不处也。或用其言而复使小人参之，责小利，期近效，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天下后世哉！且贤不惟难进也，而又难合。人君处崇高之地，大抵乐闻人过，而不乐闻己过，务快己心，而不务快民心，贤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尧、舜而后已，故其势恒难合。况奸邪佞幸，丑正恶直，肆为诋毁，多方以陷之，将见罪戾之不免，又可望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泽邪！此任贤之难也。
奸邪之人，其心险，其术巧。惟险，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势在近习，则结近习，势在宫闱，则媚宫闱。或以甘言诱人于过，而后发之，以示其无党，务窥人君之喜怒而凶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结其爱以济己之欲，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所谓城社鼠而求去之，固已难矣。然此犹人社之不知者也。至若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贤嫉能，明皇洞见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此去邪之难也。
夫上以诚爱下，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则然，禹抑洪水以救民，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其泽深矣，一傅而太康失道，则万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汉高帝起布衣，天下景从，荥阳之难，纪信至捐生以赴急，则人心之归可见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谋反者，又何邪？非戴上之心，有时忽变，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后怨怒生焉。禹、启爱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灭德，是以失望。汉高以宽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爱憎行诛堂，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泽于民，而民怨且怒者，皆类此也。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实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无大相远，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则其薄者已觖望，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愤于心邪？得人心之道，不在于要结，而在于修身。诚使一言一动，必可为天下之法，一赏一罚，必求合天下之公，则亿兆之心，将不求自得，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此得人心之难也。
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受如此，是以民心洽而和气应。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恭俭爱民，为本原之治。《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合天，不亦难乎？
此六者，皆难之目也。举其要，则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此谓治本。本立，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则爱恶相攻，善恶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为治，万不能也。
其四曰：“农桑学校，治法之大纲也，古之贤君，莫如尧、舜，贤臣莫如稷、契。亦不过播百谷以厚民生，敷五教以善民心，此教养之道，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必然之理也。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养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难行，而不患法无可行之地。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驱游惰之人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恳喻而督行之，十年已后，仓廪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修己治人之要道，十年已后，人材之盛、风俗之美，又非今日之比矣。二纲既张，万目斯举，否则富强之效皆不可期也。
其五曰：天下所以一者，民志定，则士安于士，农安于农，工商安于为工商，而后在上之人始安如泰山。今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荣。四方万里，辐辏并进，各怀无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让。各有其宜，不可不审。然欲民志之定者，必先定君志。君志之定，莫如慎喜怒，而修号令。古之帝王潜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发也，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虽至亲莫能移，喜怒发必中节，是以号令简而无悔也。
书奏，帝嘉纳之，衡多病，帝听五日一至省，时赐尚方名药美酒。四年，乃听其归。五年，复召见。
六年，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又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定官制。衡历改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定为图。七年，奏上之。
未几，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领尚书闪部事，势倾朝野，一时在臣多附之。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已而其子又有佥枢密院之命，衡独执议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巳。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彼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面质衡曰：“汝何言吾反，汝实反耳。人所嗜好，权势、爵禄、声色，汝皆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王平章不好权势、爵禄耶？何以反？”阿合马衔之，亟荐稀宜在中书，欲中以事。俄除左丞，衡屡入辞，帝命左右掖出之。从幸上京，复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报。因谢病，请解机务，帝恻然，召其子师可入谕旨，且命举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论其贤否，则可。若授之以位，当断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 帝久欲开太学，会衡求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使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太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善类之中涵养数年，必为国用。”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燧、孙安、刘安中二十人为伴读，分处各斋，以为斋长。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讲课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礼节。
十年，阿合马屡毁汉法，诸生禀食或不继，衡固请退。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窦默亦为衡请，乃听衡归，以选善王恂摄学事。刘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守衡规矩，从之。
十三年，诏王恂定新历。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衡领之，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领太史院事，召至京。十七年，历成，奏上之，赐名曰《授时历》，颁行天下。语详《郭守敬传》。
六月，以疾请归。皇太子为请于帝，授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之，且使东宫官谕衡曰：“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十八年，衡病革，逢家祭，扶起奠献如仪。既彻，馂而卒，年七十三。是日，雷电，大风拔木。怀孟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不远数千祭器墓下。
北方文学自衡开之，当时名公卿多出其门。丞相安童事以师礼，卒称贤相。惟值王文统、阿合马相继用事，未获大行其志，论者惜之。大德元年，赠司徒，谥文正。至大三年，加赠正学垂行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魏国公。皇庆二年，诏从孔子庙廷。延祐初，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祀文，给田奉祠事，赐名鲁斋书院。鲁斋，衡在大名时所署斋名也。
二子：师可，怀孟路总管。师敬，累官山东廉访使。泰定二年，奏请颁族葬制，禁用阴阳邪说，从之，入为中书参知政事，迁左丞，令与纽泽等编译《帝训》。书成，经筵进讲，仍令皇太子阅之。三年，帝幸上都，命师敬与兀伯都剌等居守。是年，译《帝训》成，更名皇图大训》，后卒于宫，孙从宣，河北河南道廉访使。无元统二年，录衡孙从宗为异珍库提点。
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世为儒家。父述，邃于性理之学。中统初左三部尚书刘肃宣抚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辞归。年四十无子。因生之夕，述梦神人骑马载一儿至其家，曰：“善养之。”乃名曰固，字梦骥，后改今名及字。
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研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不能及。初为经学，究训诂注疏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固早丧父，事继母孝。虽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尝爱诸葛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日静修。
不忽木以因学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诏征因，擢右赞善大夫。初，裕宗建学宫中，命选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继之。未几，以母疾辞归。明年，丁内艰。二十八年，复遣使者以集贤学士征因，以疾固辞，且上书宰相曰：
因自幼读书，闻大人君子之馀论，虽他无所得，至如君臣之义，自谓见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春生聚之乐者，是谁之力与？皆君上之赐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给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势之必然，亘万古而不可易，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
因生四十三年，未尝效尺寸之力，以报国家养生成之德，而恩命连至，因沿敢偃蹇不出，贪高尚之名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长，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甚高难继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传闻，不求其质，止于遗迹之近似者观之，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惟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
向者，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即与使者俱行，再奉令旨教学，亦即时应命。后以老母中风，请还家省视，不幸弥留，竟遭忧制，遂不复出，初岂有意于不仕邪，今圣天子选用贤良，一新时政，虽前日隐晦之人，亦将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隐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宠，处之以优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与心违，病臣空斋，惶恐待罪。
因素有羸疾，自去年丧子，扰患之余，继以疟疾，历夏及秋，后虽平复，然精神气血，已非旧矣。不图今岁五月二十八日，疟疾复作，至七月初二日，蒸发旧积，腹痛如剌，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叹旁无期功之说，家无纪纲之仆，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侧，修营一舍，倘病势不退，当居外其中以待尽。遣人之际，未免感伤。由是病势益增，饮食极减。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闻之，惶怖无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窝谓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而思命则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虚，若稍涉迟疑，则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踪迹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侯病势稍退，与之俱行。迁延至今，服疗百至，略无一效。乃请使者先行，仍令学生李道恒纳上铺马圣旨，待病退，自备气力以行。望阁下俯加矜悯，曲为保全。因实疏远微财之臣，与帷幄诸公不同，其进与退，非难处之事，惟阁长下始终成就之。
帝闻之，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
三十年夏四月卒，年四十五。无子。延佑中，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欧阳元赞因画像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论者以为知言。吴澄于当时学者最慎许可，独推敬因，自谓不及云。
因所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文集二十二卷。门人新安人刘英、王纲、梁至刚，容城人梁师安，俱高尚不仕。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幼颖异。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达旦。母忧其过勤，不多与膏火，澄候母寝，燃膏复诵。九岁，日育《大学》二十过，次第读《论语》、《中庸》，如是者三年。
十九年，著论曰：“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泗、洙、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乎。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也，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赠，未之闻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乎？”其以道统自任如此。
宋咸淳七年，试礼部不第。时宋亡征己见，澄以其学教授乡人，作草屋数间，题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程钜夫与澄为同学，知其意，题之曰草庐，学生遂称之曰草庐先生。
至元二十年，抚州内附。乐安丞蜀人黄西卿不肯降，遁于穷山中，招澄教其子。澄从之。乐县人郑松又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二十三年，程钜夫奉诏求江南遣逸，强起澄至京师。未几，母老辞归。二十五年，钜夫白于执政，吴澄不欲仕，所著《诗》、《书》、《春秋》诸书，得圣贤之旨，可以教国子，传之天下。敕江西行省缮录其书以进，州县以时敦礼。
元贞二年，董士选为江西行省左丞，雅敬澄。及拜行台御吹中丞，入奏事，道以澄荐。未几，士选迁枢密副使，又荐之。一日，议事中书省，起立谓丞相完泽曰：“士选的荐吴澄，经明行修，大受之才。”平章政事不忽木曰：“枢密质实，所荐天下士也。”遂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有司敦劝久之，乃至，而你者已到官，澄即日南归。明年，除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三月，以疾辞。
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先是，许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传。澄广以经义，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其学，诚笃不及衡，而淹博过之。
皇庆元年，迁司业，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情，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稀尊信朱子本意云。澄一夕谢病南归，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者。俄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稗乘驿至京师，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先是，诏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沼澄为序。澄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上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凡岂。若未效，是无佛法；若已效，是诬其祖也。撰为文辞，不可以未后世，请俟驾还奏之。”会帝崩而止。
泰定远年，初天经筵，道命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先是，至治末，作太庙，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乃作十三家。未及迁奉，而英宗崩，有司疑于昭穆之次，命廷臣集议。澄议曰：“世宜混一天下，悉改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庙，庙各有宫，太祖居中，左三庙为昭，右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以闪递迁，其庙之害，如今之中书六部。夫省部之设，说仿金、宋，岂宗庙叙闪，而不考古制乎！”议上，有司以急于行事，竟如旧次云。时澄已有去志，会修《英宗实录》，命总其事，居数月，《实录》成，即移病不出。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敕赐宴国史院，仍臻朝廷免留之意。澄宴罢即出城登舟去。中书闻之，遣官乘驿追之，不及而还，言于帝曰：“吴澄，国之名儒，朝之旧德，今请老而归，安忍重劳之，宜特加褒异”诏进资善大夫，仍以金织文绮二端及钞五千贯赐之。
初，延祐中蠲虚增之税，惟江西增税三万余缗不获免，后又行名银法，民困益甚。泰定元年，澄白执政，免包银，独增税如故。至是，澄与宣抚副使齐履廉言之，始奏请蠲免。澄于《易》、《书》、《诗》、《春秋》、《礼记》各有纂言，尽破传注穿凿之习，其书纂言只注今文二十八篇，不用伪孔古文，尤为绝识。又订《孝经》定本，合古、今文，分经一章，传十二章。校正《皇极经世书》及《老子》、《庄子》《太元经》、《乐律》、《八阵图》、郭璞《葬书》，皆行于世。其《仪礼》逸经入篇、传十篇，危素得其稿本，补刊之。
澄卒于至顺元年，年八十五年。赠江西行省左丞、止护军，追封临川郡公，谥文正。
五子：文，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京，翰林院典籍官。文子当。
当，字伯尚。侍澄至京师，补国子生。久之，澄既卒，从澄游者悉就当卒业。至正五年，以父荫授万亿四库照磨，未上，用荐者改国子助教。诏修辽、金宋三史，当预编纂。书成，除翰林修撰。七年，迁国子博士。明年，迁监丞。十年，擢司业。累迁礼部郎史，除翰林直学士。
时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荐当世居当西，习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特授江西肃政廉访使，偕江西行省参知事政火你赤、兵部尚书黄昭，招捕江西群盗，便宜行事。当以朝廷兵力不给，既受命，至江南，即招募民兵。由浙入章，至江西建昌，招安新城盗孙塔。道路既通，乃进攻南丰。
十六年，调检校章迪率本部兵，与黄昭夹攻抚州，复崇仁宜黄。于是建、抚两郡悉定。是时，参知政事朵歹总兵积年无功，忌当屡捷，功在己上，又以为南人不宜总兵，构飞语，谓当与黄昭皆通寇。乃除当抚州路总管，照临江路总管，并供亿平章火你赤军。火你赤杀当从事官范淳及章迪，将士焉皆愤怒不平。当谕之曰：“上命不可违也。”火你赤又上章诬劾二人，诏当与昭皆罢总管，除名。
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还龙兴，当与昭皆留军中，不敢去。先是，当平贼功状自广东海道未达京师，而朵歹、火你赤等公牍先至，故朝廷南当与昭，皆除名。及得当功状，始知其诬，拜当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昭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命未下，陈友谅已陷江西诸郡火你赤弃城遁。当乃著道士服，杜门不出，日以著书为事。友谅遣人辟之，当臣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载送江州。拘留一年，终不为屈，始得归隐居卢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著有《击礼纂言》及《学言藁》。
史臣曰：“许文正应召过真定，刘文靖谓之曰：‘公一聘而起，无乃太速乎？’文正曰：‘不如此则道不行。’及文靖不受集贤之聘，或问之，曰；‘不如此则道不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恶可轩此而轾彼也。自朱子以后，博通经术，未有及吴文正者。拟之四科，许德行，刘言语，吴基文学欤。”
卷一百七十一 列传第六十八
李冶 朱世杰 杨恭懿 王恂 郭守敬 齐履谦
李冶，字仁卿，真定藁城人。本名治，后改今名。登金进士第，辟知钧州事。大兵入钧州，冶北渡河侨寓忻、崞诸州。
世祖在潜邸，闻其紧，遣使召之，且曰：“素闻仁卿学优才赡，潜德不耀，久欲一见，其勿辞。”既至，问亡金居官者孰贤，对曰：“险夷一节，惟完颜仲德。”又问：“合达及布哈何如？”对曰：“二人短于将略，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问魏征、曹彬，对曰：“谠言忠论，唐之诤臣，征为第一。彬伐江南，不妄杀一人，拟之方叔、召虎可也。”又问：“今有如魏征者乎？驿曰：“近世侧媚城风，欲求魏徽之贤，实难其人。”又问人才贤否，对曰：“天下未尝无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如魏璠、王鹗、李献卿、蔺光庭、赵复、郝经、王约等，皆有用之才，又皆王所聘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然四海之大，岂上此数子。诚能旁求于外，则人才汇进矣。世祖嘉纳之。
中统元年，复聘之，欲处以清要，以老病，退乞还山。至元二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就职斯月，复以老病辞。
冶精于算法，著《测圆海镜》十二卷。其自序曰：“数本难穷，吾欲以力强穷之，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惫矣。然则数果不可穷耶！既已名之数矣，则又何为而不可究乎？故谓数为难穷，斯可；谓为不可穷，斯不可。何则？彼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数也。非自然之数，其自然之理也。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数，恒病考圆之术乖于自然，如古率、微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见内外诸角，析剖支条，莫不各自名家。及反覆研究，而卒无以当吾心者。老大以来，得洞渊之术，日夕玩绎，而向之病我者始爆然落手而无遗。客有从余求其说者，于是又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问。既成纺，客复目之为测圆海镜。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诗选，自谓废日力于此，良可惜，明道以谢上蔡。记诵为元物丧志，况九九之贱技乎。耆好酸碱，平生每自戒约，竟莫能已。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尝为之解曰：“由技兼乎事者言之，夷之，礼夔之，乐亦不免为一技。由技进乎道者言之，石之斤，之轮，非圣人之所与者乎。览吾之书，其悯我者，当以百数，笑我者，当以千数，乃吾之所得，则自得焉耳，宁秒计人悯笑哉？”又著《益古演段》三卷，以发挥天元如积之术与《测圆海镜》相表里。冶病且革。语春子克修曰：“吾平生著述可尽燔，独《测圆海镜》虽小术，吾尝精思致力，后世必有知者，庶可布广垂永乎。”卒年八十有八，谥文正。冶之立天元术，在算学中为最精。
同时有朱世杰，充类尽义，演为四元，与冶并称绝学。世杰，字汉卿；寓大都，不知何许人。著《四元玉鉴》三卷，凡二百八十问，列开方演段诸图凡四：一曰今古开方会用之图，二曰四五较自乘演段之图。谓算学精妙，无过演段，前明五和，后辨五较，自知优劣也。次则假令四问。其立天元曰一气混元，天地二元曰两仪象元，天地人三元曰三才运元，天地人物四元曰四象会元。法以元气居中，立天元一于下，地元一于左，人元一于右，物元一于上。乘除往来，用假象真，以虚问实，错综正负，分成四式，必以寄之剔之，余筹易位而和会，以成开方之式焉。又撰《算学启蒙》三卷，自乘除加减以至天元如积总二十门，较《四元玉鉴》为便于初学。世杰书之茭草形段如象招数果垛叠藏诸术，与郭守敬授时草平立定三差，所谓垛积招差者相通。故祖颐序世杰之书，谓与授时术相为表里焉。
杨恭懿，字元甫，奉元高陵人。父天德，金兴定进士，以安化令兼录事及州判官。金章南郊，太常卿孙通样授币而立，御史将劾其不恭，从天德问之，曰：“授坐，不立。”御史惭而止，由是知名。
恭懿博学强记，通《易》、《礼》、《春秋》三经。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注章句及《太极图说》、小学、《近思录》诸书，叹曰：“人伦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于此书矣。”许衡至陕西，偿懿敬事之，所造益深。丁父忧，水浆不入口者五日，杖而后起，斥浮屠法不用。衡会葬归，谓问人曰：“杨君居丧尽礼，其功可当于肇修人纪也。”御史王恽荐其贤。
至元七年，与许衡俱被召。恭懿辞。衡拜中书左丞，与丞相安童共事，日誉恭懿贤，安章以闻。十年，帝遣协律郎申敬召之，以疾辞。十一年，容宗教下中书，使如汉聘四皓者以聘恭懿。安童遣郎中张元智致裕宗命，恭懿始至京师。帝遣国王和童劳之，召见，询其先世及师孙本末甚悉。恭懿退而呕血，帝复赐医药。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请设科取士，诏与恭懿议之。恭懿言：“明诏有云：‘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诗赋空文’，此言诚万事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荐，试以五经四书大小义，史论、时务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纯，民俗厚，国家得识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安童咨世务于恭懿，倚以自助，会其北征，恭懿遂乞病归。
十三年，诏修历法。或荐恭懿尝推历，终一甲子，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十六年，召恭懿撰《历议》。十七年，《授时历》成，恭懿与许衡等上之。是日，诸臣方跪读奏，帝命衡与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劳也。”授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复告归。二十年，召为太子宾客。二十二年，召为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事。二十九年，召议中书省事。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谥文康。
恭懿疾革，门人问之，忽太息曰：“有是哉，国衰矣！”闻者乱以他言。后成宗登极，诏下，则世祖果以是日崩，人以为至诚所格云。子宙，莆城令。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父良，金末为中山府掾，时民遭寇乱，多以诖误系狱，良前后所活数百人。已而弃去吏业，潜心伊洛之学及天文、律历，无不精究，年九十二卒。
恂性颖悟，生三岁，家人示以书，辄识风、丁二宁。母刘氏，授以《千字文》，再过目，即成诵。六岁就学，十三学九数，尽通其法。太保刘秉忠北上，过中山，见而奇之。及南还，从秉忠学于易州之紫金山。
秉忠荐之世祖，召见于六盘山，命辅导裕宗为太子伴读。中统二年，擢太子赞善，时年二十八。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敕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初，中书左丞许衡集唐、虞以来嘉言善政，为书以进。世祖尝令恂讲解，且命太子受业焉。又诏恂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托至重，当延名德与之居处。”帝深然之。
恂早以算术名，裕宗尝差问焉。恂曰：“算数，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发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名。又以辽、金之事近接耳目者，论著其得失上之。裕宗问以心之所守，恂曰：“许衡尝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矣。”诏择勋戚子弟，使学于恂。及恂从裕宗抚军称海，乃以诸生属之许衡，衡告老而去，复命恂领国子祭酒。国学之制，实始于此。帝以金《大明历》岁久浸疏，欲厘正之，知恂精于算术，遂以命之。恂荐许衡能明历理，驿召衡赴阙，命领改历事，官属悉听恂辟置。至元十六年，授嘉义大夫、太史令。十七年，历成，赐名《授时历》。
十八年，卒年四十七。初，恂病，裕宗屡遣医诊治，及葬，赙钞二千贯。后帝思治历之功，以钞五十贯赐其家。延佑二年，赐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国、定国公，谥文肃。
子宽、宾，并从许衡游，得星历之传于家。裕宗尝召见，语之曰：“汝父起于书生，贫无赀蓄。今赐汝五千贯钞，用尽可复以闻。”因恤之厚如此。宽由保章正，历兵部郎中，知蠡州。宾由保章副，累迁秘书监。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生有异禀，巧思绝人。祖父荣，通算学，飞水利。时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易州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忠受学。
中统三年，文谦荐守敬于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一，引中都玉泉水至通州，又于兰榆河口开河，避浮鸡甸之险。二，引顺德达活泉灌田。三，开顺德澧河故道。四，引漳澄三河入澧河灌田。五，引怀孟沁河人御河灌田，六，开黄河引河，由新、旧孟州至温县灌田。世祖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授提举诸路河渠。四年，授银符、河渠副使。
至元元年，从张文谦行省西夏。修中兴路唐来、汉延二渠，凡旧渠之壤废者，皆更立闸堰，以通灌溉，民便之。
二年，授都水少监。守敬言：“京师西麻峪村，分引卢沟水东流，穿西山而出，是为金口，灌溉之利，不可胜言。兵兴以后，典守者以大石塞之。若按故积，使水通流，可以助京畿之漕运。”又言：“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通大河，防涨水突入之患。”帝善之，而未施行。十二年，丞相伯颜伐宋，议立水站，命守敬按视。守敬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济州至沛县，又南至吕梁，又自东平至纲城，又自东平清河逾旧黄河至御河，自卫州河至东平，自东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汶、泗与御河相通形势，为图奏之。
初，秉忠以《大明历》自辽、金承用二百余年，浸已后天，议修正之，事未及行而秉忠卒。十三年，宋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于下，而命文谦与枢密副使张易领之，左丞许衡以通算理，亦命参预其事。守敬以测验由于仪表，作简仪、仰仪、正方案、景符、眺几诸器，测验之精，不爽毫厘。是年，都水监并于工部，守敬除工部郎中。
十六年，改局为太吏院，王恂为太史令，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赐印，立官署。及奏进仪表式，守敬当世祖前指陈算理，至于日昃，帝听之无倦容。奏请设监侯官二十七所，立表取直测景，从之。自丙子之冬至日测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时，减《大明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岁余岁差法，上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以月食术及金水二星距、冬至日躔，校旧历，退七十六分。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验月离宿度，加旧历三十刻。以线代管窥测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气立损益，以定日之盈缩，分二十八限为三百六十六，以定月之迟疾。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而不用虚进法，以距离綧肉定交食，其法视古皆密。又悉去诸历积年日月法之傅会，一本天道自然之数，可以施之永久。
十七年，新历成。守敬与诸臣奏上，赐名《授时历》，颁行天下。
十九年，王恂卒。时新历虽颁，然推步之式，与立成之数，皆未有定稿。守敬比次编类，整齐分秒，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稿》三卷，《乾坤选释》二卷，《上中下三历法式》十二卷。二十年，守敬拜太史令，奏上之。又有《时候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七卷，《仪象法式》二卷，《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距离考》一卷，并藏之官。
二十八年，守敬建言引白浮泉水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汇于积水潭，复出南水门入旧运粮河，可省通州至大都陆运之费。从之。事具《河渠志》。
三十年，世祖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胪蔽水，大悦，赐名通惠河，赐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