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六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六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六

哲宗皇帝

常安民罢察院

　　绍圣二年三月丁酉，试中书舍人林希权礼部尚书。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岂有端坐不下笔之理?况《实录》成书，希同迁一官矣。比众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问，又复峻迁偏秋，如此何以服人?希盖章惇之党，为惇谋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静。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夺黜陟，陛下之操柄，奈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尽以付权臣乎?』章屡上，不报。由是惇与其党日毁安民于上前，谓安民力主元祐，意欲为范祖禹等营解，然未有以显中也。

　　九月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

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礼部与监当差遣。』

旧录云：安民奸人之党，张商英荐之于朝，得为言事官。数以奸言进对。初谈正论，浸怀异心。上睿知，屡察其奸，遂逐之。新录、《辨诬》曰：张商英荐安民于朝，检寻《哲宗实录》，并无证据。如「奸言异心」等语，皆是诬谤。今依《常氏家传》及奏议别行修定，删去上件五十九字。

　　又诏：『常安民已降指挥罢监察御史，来日可更不引上殿。』 御笔九月三十日下。编御集者又著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称上殿，欲自诉，哲宗降旨罢之。

　　安民又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假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为文正。及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所生，乃引元珪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于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死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感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其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夫人第，浇奠及辍朝，并命襄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为侍郎，士论皆以为当。闻吴居厚向得罪，出于宣仁之意，近闻复待制，舍人再缴而大臣尚欲再下。愿陛下主张此事，以顺人心。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佑旧事，力攻已去臣僚。臣荷陛下奖拔，不敢负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实耻为之。举朝廷臣诬陷非一，臣赋性愚直，恐终不能胜朋党之论，愿乞外任以避之。』上开慰而已。

林希权礼书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权户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权兵侍、户侍二年三月；吴居厚复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陈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职事官不带职三月二十四日；诏寄禄官不带左右字，四月三日诏。

　　及祀明堂，刘美人侍上于斋宫，又至相国寺，用教坊作乐。安民面奏：『众所观瞻，亏损圣德。』语直忤旨，章惇从而谗之。曾布初与惇不合，见安民数论惇事，意谓附己，每于上前称之，谓：『近来言事官敢言不阿附，无如常安民者[1]。』及安民论布在密院与惇互用[2]，亲故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间袖安民旧与吕公著书以进，谓安民在元祐中上吕大防书，乞消灭先朝奸党，欲使援引其类，百世承续。安民因对。上问：『闻卿尝上宰相书，比朕为汉质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尝劝吕公著博求贤才，至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以动之，岂有他意?古今议论皆然，何独臣也?臣以蠢直，触犯权臣之怒久矣，恶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终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先是，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拆号，对敦逸称：『二苏天下文章之士，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至是，敦逸奏讦安民前语，上言乃轼、辙之党，平日议论，多主元祐，安民遂责。诏语皆惇批也。上初命与安民知军，惇乃进拟送吏部降监当。明年，敦逸论瑶华事，上怒，欲贬之，谓执政曰：『常安民例与知军，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监当也。

刘美人事，安焘行状所载差详。载焘出时，新录云：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政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降监当差遣。』先是，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惇：『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其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劝陛下绍述者，皆欲讫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惑圣虑，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凤乱汉、林甫乱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论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他日援引群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论张商英：『在元祐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曰「文正」，近为言臣，则上疏论光、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又论林希、李琮不当违新制权尚书、侍郎；吴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复制。惇等积怒，合力排陷，谴毁日闻。它日，上问曰：『闻卿尝上吕公著书，比朕为汉质帝、灵帝?』安民对曰：『臣在元祐间献书公著，劝其博求贤才，尝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不谓恶臣深者指摘臣言，推其事以文致[3]，臣虽辨之何益?』于是监察御史董敦逸奏讦安民前尝称二苏文章负天下重望，不当弹击，乃轼、辙之党，平昔议论主元祐者。诏罢安民御史，与知军。而惇批诏语，乃拟送吏部与监当。《安民家传》所称论曾布与章惇互用亲故，当考。

钱勰罢内翰

绍圣二年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先是，御史中丞黄履、御史周秩以雍尝为二王宫僚，交章论劾。内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称疾乞解机务。诏不许。会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广德军，雍复起视事。逾年，乃去位。章惇之贬斥元祐旧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焘、李清臣与惇争论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谓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牍白上，惇遂安。议者谓雍欲以此结惇也。然雍竞罢黜。

邵伯温《辨诬》曰：初，元祐中，吕相引李清臣，欲其为助。至绍圣初，清臣首变元祐之政，吕相出，范相亦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虚，清臣益有觊覦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至，拜左仆射，安焘除门下侍郎。安公刚正，每与章惇争辩。清臣既不得作相，亦与惇为敌。惇初贬谪元祐臣僚，尽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与惇争论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时郑左丞雍以尝为二王宫僚，屡致人言，迹甚危，欲结惇为自安计，私谓惇曰：『熙宁初，王荆公作相，尝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以白上，惇遂安。然郑竞罢政，寻被谪。

　　己巳，直龙图阁、陕西转运使穆衍知泰州。安焘初欲用钱勰，曾布曰：『勰罪状不在顾临下。』章惇曰：『当在临上。』上曰：『何可作帅?』皆曰：『不如用衍。』从之。御史中丞黄履言：『窃睹钱勰批答不允郑雍所请诏草，有「群邪共攻」等语。臣未识斯言出于圣谕?为之出于钱勰之私意?若出自圣谕，自即请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缘雍之进在元祐中，当是时也，凡有进拟差除，皆出于执政大臣，则雍之进也，决知非陛下本意。及陛下收揽政柄，察知吕大防等罪，遂加贬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独预拟。臣诚恐天下有以窥圣政之万一，遂具弹奏。使雍当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预，臣亦不论为廉隅及碍圣政，所以虽至奏陈。既蒙陛下委曲开谕，不复论及。

今勰乃以群邪为词，未知勰之所趋何以为正?何以为邪?而公然形于诏答，无所忌惮。伏望陛下特赐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趋鼎镬；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诏，及正勰欺诬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尝疏钱勰批答郑雍诏书，有「群邪共攻」之语，又闻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尽，倾至再陈。恭惟陛下以成王之孝，继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贤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庆。今勰乃以臣等忝任风宪，指为群邪，则未知勰之处心积虑，仰视陛下何如主也?伏望圣慈详酌，尽理施行。』左正言刘拯言：『伏见去岁御史合班弹奏尚书右丞郑雍不当任以政府，臣于是时，盖尝继呈论理奏。今雍抗章请去，翰林学士钱勰代言批答，乃有「群邪共攻」之语。谓之「群邪」，则臣亦处一焉。

且御史以击邪为任，而乃以邪人处之，岂是朝廷正名核实之意?顾臣义分，难以安职，伏望圣慈罢臣言责，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睹士论籍藉，为翰林学士钱勰撰赐尚书左丞郑雍诏，有「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辨」之语，盖指去年臣等尝殚奏雍反覆不忠也[4]。按：勰处代言之职，其遣辞命语虽出于勰，传之天下，载之后世，陛下言也。若臣等弹奏雍果出厚诬，则朝廷耳目之任，岂容群枉窃据?乞赐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弹奏苟非诬罔，则勰之代言不实，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语以肩惑朝廷，亦乞施行。检会钱勰撰赐郑雍第二诏：「卿括静恪己，雅重镇浮，顷正台纲，遂跻政路，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辩，君臣之际，固可无嫌，进退之间，所宜致慎。

夫何异趋，乃尔乞身。勇于自谋，岂不有裕?志于论报，其或未安，无重为烦，所宜亟起。」』诏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元祐初，章惇罢知枢密院事[5]、知汝州。勰草制词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及惇入相，勰知开封，殊惊。已而擢翰林学士，乃安。曾布数毁勰于上前，上未听之，于是蔡卞与黄履同在经筵，为履诵『弗容群枉，规欲动摇』等语。履问：『如何?』卞曰：『似近时答诏，不知谁为之?』亟令学士院检呈，乃知勰所作。履等遂相继论列。雍既罢政，勰亦坐贬绌，而卞即为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

常立以诬诋贬责

　　绍圣三年六月己卯，三省言：『检会常立元祐中供纳实录院文字，其间门人赵冲叙常秩事迹内有不逊词语。』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勾当明道宫。奉议郎赵冲别取旨。辛巳。中书舍人叶祖洽言：『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差遣勾当亳州明道宫。按：宫观之任，惟侍御史职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奸人，何得授此?窃恐朝廷以不逊辞语是秩门人赵冲所叙，遂欲薄责。望以立之恶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窜殛。』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追还所借转通直郎，依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奉议郎赵冲特降一官，与小处监当[6]。癸未，叶祖洽又言：『近诏常立仍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赵冲特降一官，与远小处监当。按：冲系秩门人，只是与立编写，就使知情，犹为从坐，今则追官与远小处监当。

立是秩子，主名编录。供送之人，今责降乃轻于冲，公议未允。望以冲情罪参较轻重，特发神断，使刑罚允当。』诏常立添差监永州在城酒税，赵冲添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初，蔡卞请以立为崇政殿说书，既赐对，又请除谏官。上犹未许，曾布乘间白上曰：『常立附丽章惇等，先帝自处士擢常秩为侍讲、谏官，其死，则又手诏褒美，赠官赙恤，无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悦先朝故事而去，外议殊不平之。惇以周穜为不负先朝，若立者，可谓有负矣，及喜之，则掩而不问。然臣未知子细，容更体访，实具奏呈。』上曰：『且与问取来。』是日，甲戌也。翼日，布以立事质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阴变新法，民受茶毒。』又云：『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公独见几，知其必败。』

乃门人赵冲撰集秩行事言也。并墓铭缮写为两册，元祐中纳史院，史官莫不见之。翼日，具以立等此语闻达。上甚骇其不逊，曰：『何谓必败?』布曰：『臣所记不详，然此两册现在史馆，可令签贴进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吏官无不见之者。闻两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缴驳。」然臣已知之，不敢不奏。』上曰：『岂可不言?』又翼日，布方对，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语。』布曰：『何敢妄?若立诚有此语，不唯不可置之言路，诸王皆先帝子，岂可置之左右?兼狂悖不逊，自当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对，上遽语蔡卞日[7]：『常立诋神考，而卿荐之，何也?』又顾章惇曰：『卿不见其语乎?尊戴安石如此，则以神考为何如主也?』

惇谢不知，因请其语。上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政事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何为荐之[8]？』惇、卞皆错愕谢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状，亲指『涂炭必败』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悟为卞所卖。后一日，三省进呈，上赫然令与立宫观，冲别取旨。叶祖洽缴录黄，以谓立父子世受国恩，而狂悖如此，贬太轻。李清臣具报布。是日布对，上谕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侥幸，昨以王府故夺借官[9]，今遂不夺恩命，优矣。』上曰：『赖卿言及，不尔，几误擢。然人物亦极平常。』布曰：『问青苗、免布易、差夫等数否?』上曰：『俱不曾问。』布曰：『立诋訾先朝如此，又谄附执政，及与人言青苗、免役事，须立乃能推行。

其佞媚反覆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使为谏官，岂不误事？』上曰：『反覆尤不堪，其言茶毒，乃桀纣事。』布曰：『《书》称毒痛四海。』上又曰：『知其必败是何语?何败之有?』布曰：『谄王安石而毁先帝，情更可诛。陈瓘所以忤卞，只云卞但以安石为准绳，安石所是者必欲进，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为准的，以罗织士类，此最为害政。况安石之所是非，与先帝不同者非一，岂有但以安石为据?卞以此深怒瓘，而士类莫不以瓘之言为是。臣亦尝亲闻先帝不与安石之语。今立乃以谓「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则先帝有为于天下，皆出安石?则先帝皆所不晓也。悖慢不逊，无甚于此!』上亦切齿。及三省进呈祖洽文事，遂夺立借官，依前职官监当。赵冲见任奉议郎，夺一官、远小处监当。

祖洽再缴，以谓立不当轻于冲。遂曰[10]：『置立于永州，冲于道州监当。』布称善。上又曰：『「必败」之语殊可骇。』布曰：『不逊未有如此者!《传》云：「人臣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鸇之逐鸟雀。」立之言不逊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上曰：『共任国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纵睿明，于是非曲直，无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闻，不敢不尽底里。』上曰：『固当如此。』布又言：『陛下亲揽万几，政事不一。若庙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则每事不至如此上劳圣虑。』上深然之。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窃闻常立以父秩行状申国史院，希合权臣，言父秩与王安石之美，抵诬先帝。比者陛下照见底里，已行弃逐，颇怪舆议。

谨按：立自选人入馆未几，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讲，近又令上殿。立之无状如彼，大臣亲昵引荐如此。立之上殿，未审何人引荐，敢尔欺罔!臣传闻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诋诬之人，而立之诋诬，致有「荼毒生灵」、「公知其必败」之语，乃略而不问，犹且援进，恐其不速，岂非负先帝、欺陛下乎?为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过，必引咎避位。今立过恶如此，引荐大臣略无自咎之辞，曾不愧惧?廉耻之风不行于庙堂之上，而欲风天下，清士类，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者若见其文，自当进呈，召对之际，同为期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责，以警官邪。』

此据次升奏议增入，不得其时。曾布独不称次升尝论立，当考。曾布《日录》并陈瓘《尊尧集》及《尊尧余言》并序窜诗载此事颇详。陈瓘《尊尧余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荐处士常秩为贤，召而试之。及既厌安石，秩亦随罢。初，神考常谕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对曰：「陛下于诞谩蠹政害国之人尚能体貌尊听，如秩者反见薄。」其后安石为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毁也。」谓石可毁不可得也。常立广墓表之言以扬其父，行状进于史院，而行状之言云云。』又曰：『盖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计之巧。卞等二计，其二曰罪诉理以雠窜立之挠。臣闻常立上殿之时，叶涛奏之，于是又作诉理之事雠布与涛，而罹诉理之祸者七八百人，讫于曾布之家流离破败，而卞等报复之意犹未快也。然则哲宗窜立，卞等岂以为是乎?』按：常立先以郑州观察支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用何时转通直郎，为王府说书。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说书改王府侍讲。称卞引立以选人为假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又力荐之，请赐对。对之明日后，躐除侍从官。今《实录》殊不载立为崇政说书。不容不载，必是卞力请而哲宗未许也。又称拟立寿州监酒。寿州监，即是叶祖洽所驳监当无『远小』字，责轻于赵冲，或先拟寿州，后改永州耳。又称冲特勒停。冲但特降一官耳，亦无勒停事，不知瓘何以云耳。或是《实录》不详，当考。

王珪以诬谤追贬

　　绍圣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言：「访闻两府大臣尝议奏请皇子就傅建诸事[11]，王珪辄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当管他。蔡确、章惇闻之，对众穷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确、惇乃宣言于众，其议遂定。臣又闻王珪阴交高遵裕，尝招其子士充传达语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诚之心，以槐位处珪，以鼎餗养珪：凡十有六年。今圣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怀二心，此而可容，何以惩劝天下?」黄贴子：「近有高士英者，辄至臣家，称上服药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权同听览，则传命者审已正色答之，以为岂可私议?臣忝位中执法，士英尚率尔如此发言，今珪无故辄自招士充，又对清臣有如此言，窃虑必有奸谋。』

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体国休戚，一切事有权宜，自合奏禀，岂得私有所召?及称「不当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惩劝?臣于左仆射王珪议储之际，既闻其然，不敢不论。今已累日，未见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于义，则珪不可无责；使臣之言无补于政，则臣不可以无罪。今皇太后权同处分，建立储位，以安天下，臣虽万死，犹生之年。状望朝廷早赐指挥。』又绍圣二年十一月内，右正言刘拯奏：『先帝遘疾，宰臣王珪持二心为奸，臣僚上其弹奏蔡确等定策受顾命辅翼陛下，已而权臣擅政，确等相继被逐，又虑他日复用为己祸也，于是因事诬构，挤之废死之地，而复移定策之功于珪。珪之薨也，赐宅赠官，锡与勅葬特厚，而确死投窜之地，虽蒙昭雪，赠复官辞，而恩例比珪甚薄。

且父子继世，虽有定体；神器轻重，亦系一时。功罪不明，孰大于此?今为忠者被祸，为奸者受赏，何以教天下后世?伏望圣慈究珪之罪，录确之功，优加恩典。又今年二月，宫苑副使、两京第七副将高士京进状，称先臣遵裕当先帝服药危疑之际，有故宰相王珪召臣亲弟、承议郎士充密议，取决于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盖为是时，先臣为高氏之长?又知宣仁圣烈居常听用，故来相问。寻时先臣泣下，大怒曰：奸臣敢如此!况国家自有正统，何决于我?遂叱骂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寻将此意指说与先辟机宜官王棫，自可照证。切念先臣昨因攻取灵州，师老粮匮，大河不冻，故不能上奉圣训，责置散官，遂溘先朝露。其后虽蒙朝廷稍加牵复，然未尝别加赠典。

今来有此忠义，又不获伸诉于陛下。欲乞朝廷详酌，优赐褒赠。』又给事中叶祖洽言：『当先帝违豫，至于大渐，储位未正，中外惶惶，延颈以望。珪为上相，众目所睹，所宜率先建议[12]，首定大计，以慰宗庙。珪乃持疑顾望，含糊不决，至于同列以大义迫之，不得已而后应。不知珪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责之，则珪将遂无言，岂不误事?天下至今罪之，虽先帝泽及人深，天下属意陛下之久，然名实未定，忠臣义士，安得无忧?臣于是适在朝廷，亲闻士大夫之论，藉藉罪珪如此。已而珪死，天下莫不怪之。然是时朝廷所以赙赠周恤，恩礼过厚，仍赐甲第一区，莫非异数。臣闻特恩赐第，所以待殊勋异德。珪为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无前后之私也。』

诏：『王珪遗表恩例并行追夺，其子孙与远处监当差遣，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赐宅拘收入官；故承议郎高士英特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制曰：『臣无二志，戒在怀奸；国有常刑，议难逃罪。其申后罚，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王珪，窃文华之上科，躬柔险之诐行，驯致显位，遂居冢司。先帝优容臣邻，务尽礼意，掩覆瑕慝，多历岁时。邱山之恩，毫发未报。属在弥留之际，是谓忧疑之时，欲豫安于人心，当早正于国体。矧复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而乃妄怀窥度，专务婢娿，指朝廷为他家，用社稷为私计。同列诮诘，又无定言，阴持两端，不顾大义。仅免生前之显戮，更叨身后之余荣。公议弗容，旧疏具在，反覆参验，心迹较然。使其免恶于一时，难以示惩于万世。贬从散秩，追正误恩，庶令官邪，咸知警宪。可恃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

枢密院奏事，上宣谕曰[13]：『叶祖洽累有文字论王珪事[14]，云先帝不豫，珪为首相，数召高遵裕之子士充，与语讫，同列问以大计，答云：「教某道甚?」方云「上自有长子」，又言：「彼时黄履为中丞。」三月末，已有文字论珪事，朕以宣仁圣烈于社稷大计圣意数定，自是内外群小妄有窥度，朕尝谕章惇等：「如先后，乃妇人之尧舜也。」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意，仍先令进呈，然后行下。曾布等言：「陛下椎述先后德意如此明白，当书之筒册，以示后世。」』此旧录所书，系之四月十八日。新录因之。按：曾布《日录》：上宣谕时，王珪已贬万安军司户。珪贬万安军司户乃二十四日，不应六日前已有成命，六日后方行，可疑。旧录系之十八日，误也。今来新录但因旧录无所移，附珪贬后，兼用布所录。

及邵伯温《辨诬》，则加删修，庶后世详见本末。新录但因旧录无所改正，于理殊未安耳。上之嗣位，邢恕与蔡确阴有异意。确死贬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图报，复黄履旧与恕相得，恕诬谤宣仁圣烈皇后，履与其谋。元丰八年二月三日章疏，乃追为之，非当日所奏。高土京者，遵裕假子。士京为将官，尝与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从容问士京曰：『公知元祐间独不与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问：「有兄弟无?」士京曰：「有兄土充，已死。」恕曰：「此乃傅王珪语言之人也。当是时，王珪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传道语言于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诱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当为公作此事，第勿语人。」因公所亲信王棫崇饰诬辞，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

遵裕最爱少于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尝离左右。士育每为人言：『初不见士充来告。』遵裕以珪所问事也。其后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称意，屡欲自陈虚妄，高氏诸族皆恶之，绝不与通。靖康初，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辨宣仁诬谤，其略曰：『初，元丰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相蔡确以谓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肉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即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来垂帘，凡高氏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确谋大沮。后确责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主事。

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疏远小臣，素不识珪，安得与之议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珪、士充、遵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正记，即确所修也。其载二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愿王珪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确，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会议，以市井语诮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三珪、蔡确阿为报政受雇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缘此，绍圣中蔡卞独唱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必为天下后世笑，悔可及乎?』

校勘记

[1]常安民者 原本『者』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2]及安民 原本无此三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3]其事 原本作『其世』，据文意改。

[4]尝殚奏 原本『尝』字作『当』，据文意改。按：此节《长编拾补》未予辑录。

[5]知枢密院事 原本『事』作『中』，据文意及《宋史·宰辅表》改。

[6]监当 原本作『差当』，据《长编拾补》卷十三改。

[7]遽语 原本『遽』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8]何为荐之 原本作『何□为之』，据《长编》卷十三改补。

[9]夺借官 原本脱『夺』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0]遂曰 原本『遂』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1]就傅 原本作『就转』，据《长编》卷四八六改。

[12]建议 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六补。

[13]宣谕曰 原本脱『曰』字，据《长编》卷四八六补。

[14]累有 原本作『案有』，据《长编》卷四八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七

哲宗皇帝

蔡确诗谤

　　元祐四年二月己巳，正议大夫、知邓州蔡确为观文殿学士，余如故。确落职再及一期，故有是命。确在邓州，尝上章陈乞颍昌府，以便私计。左正言刘安世言：『按：确奸邪阴险，盗据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纵其弟□硕招权纳赂[1]，赃污狼籍。有司论罪，当以大辟。陛下特加宽贷，止送韶州编管。确本同居，众谓预闻，其事朝廷既不穷治，惟以失教责之，削其职名，出临偏郡，仅能周岁，易守南阳。当时议者已谓牵复太遠。硕至贬所未及逾年，确遽上言，乞令内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黄州，曾不旋踵，自请近镇。臣窃谓确所以敢萌意外之望，肆无厌之求者，盖自近日政事颇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请尝试朝廷。既不能沮止奸谋[2]，遽可其奏。确谓执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议，轻侮朝廷。虽委蒙非常之恩，犹不能满确之意，复托亲老，愿作大藩，盖有以启之。伏望圣慈明敕三省，寝罢确奏，以正国体。』

四月壬子[3]。先是，朝散郎、知汉阳军吴处厚言：『伏见朝廷念旧推恩，无负于确。然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实有负于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时，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臣谨一一笺释，使义理明白，录连投进。所贵知臣之不妄。其诗云：「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折幽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开逐伴小鱼忙。」此一篇只是讥刺昨言事者，又朝廷日近擢用臣僚，亦不曾谤及君亲。「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如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右此一篇讥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笺释之：按，唐郝处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时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曰：「天子治阳道，后治阴德。然则帝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今陛下奈何欲身传位于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正应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宜持国与人，以丧厥家。」由是事沮。臣窃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尽用仁宗朝章献明肃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尽极孝道，太母保保圣躬，莫非尽极慈爱，不似前朝荒乱之政。而蔡确谪守安州，便怀怨恨，公肆讥谤，形于篇什。处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他，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又最后一篇云：「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4]，沉沉沧海会扬尘。」言海会有扬尘时，人寿几何?尤非佳语。』处厚又奏：『昨为蔡确安州诗讥讪朝廷，上及君亲，遂有状缴奏。窃虑确有分析，称所思郝处俊不为此事。今以《旧唐书》考之，处俊所进谏者数事，或有在咸亨初，或有在咸亨间，或在中元初，唯进谏此事，乃在上元三年，即上元间也。故确诗云「忠言直节上元间」，则正思此也。又沧海扬尘事，出葛洪《神仙传》，此乃时运之大变，寻常诗中多不敢使，即不知确在迁谪中，因观溳河暴涨暴涸，吟诗托意如何?』

据王岩叟所记，吴处厚以四月五月缴奏确诗，吴安诗以六月上疏。

右司谏吴安诗上疏论确讥讪。后二日，进呈安诗疏。太皇太后宣谕：『安诗论确谤讪，却不见确文字。勘会得吴处厚缴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尚书省。今再进入，要看。』遂同后疏进入，寻复降出。时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各已两上疏。

据岩叟所记，安世及焘自七日后各两上疏，今并附此。焘章疏年月日仍存之。王巩《随手杂录》云：『初，吴处厚笺蔡确持正诗进于朝，邸官以传本报之，凡进入二日，而寂无闻。执政因奏事禀于帘前，宣仁云：「甚诗?未尝见也。」执政云：「已进入，未降出。」帘中云：「待取看。」至午间，遣中使语执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领。」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与通封常程文字共为一复。盖初进曰亦通封。明日进呈，殊不怒，但云：「执政自商量。」既而处厚复有疏，执政请送蔡确分析，谏官吴安诗、刘安世论列，而分析未上间，会梁焘自潞州召为谏议大夫。至京日，北过河阳，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勋，社稷臣也。谏官以恕之言论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谓执政曰：「当时谁曾有异议，官家岂不记得?但问太妃。」遂促蔡相谪命。』巩所录与王岩叟稍不同，今但从岩叟。若梁焘言邢恕称萘确有社稷功，则具之五月二十八日丁酉。

　　壬子，进呈安世等疏。诏令蔡确开具因依，实封闻奏。戊午，左谏议大夫梁焘又疏论蔡确怨讪罪状：『明白辨当付狱，不须更下安州取索元本，又令确分析。』诏安州限三日趣具报。朝廷既用吴处厚奏，令分析，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确，实欲罪处厚，而不敢言（此据王岩叟所记）。先是，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共奏：『早来臣焘、臣安诗延和殿奏对，具陈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因曾上禀言路，更有何人论列。伏蒙宣谕：「惟卿等及刘安世外，他人别无章疏。」臣等不谓御史当可言之地，并不纠劾，又虑奸党变乱公议，别有奏陈，恐开告讦之路。臣等尚虑御史台知臣等已有论奏，备礼一言，以塞外议。若果如此，则其包藏奸状，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确事毕，明正其罪，特行窜逐，庶使邪正有辨，不败国事。』

　　五月辛未，安州言：『蔡确所作诗初题于牌，及移邓州，行一驿，复使人取牌去，尽洗其诗，以牌还公使库。』是日，太皇太后谕执政：『确党多在朝。』范纯仁进曰：『确无党。』吕太防曰：『确诚有党在朝，纯仁所言非是。』刘挚亦助大防，言确诚有党在朝。是日，文彦博同三省入对，太皇太后曰：『蔡确都无人管。使司马光在，必不至此。』彦博以下皆惭惧不知所对。是日，执政俱不敢进呈文字。大防、纯仁既退，各上疏留中。癸酉，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亟李常为兵部尚书，龙图阁待制、吏部侍郎傅尧俞为御史中丞，朝奉大夫、侍御史盛陶为太常少卿，朝散郎、太常少卿朱光庭为侍御史，中书舍人曾肇为给事中。常与陶皆坐不言蔡确也。右司谏吴安诗论肇教彭汝砺救确，而不自言其奸，乃过于汝砺，肇寻亦坐迁。

戊寅，观文殿学士、知邓州蔡确言：『臣僚上言臣安州作诗意涉讥讪，诏臣开具因依闻奏。一言臣昨来谪降知安州，包蓄怨心，而实不知当时行遣本末，妄料臣为怨望也。往年弟硕坐事，由臣愚昧，失于教察所致，寻上表待罪，乞行诛责。上荷圣恩宽贷，委曲保全，止落职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深至厚。臣日夜感谢，未知何以图报，何缘却有怨望?且喜愠不以义者，小人之事也。臣虽愚陋，亦粗闻事君行己之大方，况又当感而怨，岂人情哉?臣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偶有一旧亭，名为车盖，下瞰溳溪，对白兆山。公事罢后，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诗数首，并无一句一字辄及某事，亦无迁谪不足之意。其辞浅近，读便可晓。不谓臣僚却于诗外多方笺释，横见诬罔，谓有微意。

如此，则是凡人开口落笔，虽不及某事，而皆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臣以溳溪旧有郝处俊钓台，因叹其忠直，见于诗句。臣僚谓臣讥谤君亲，此一节中，伤臣最为深切；又指臣使东海扬尘故事，而妄装点。按：《神仙传》谓蓬莱水浅及海中扬尘，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语也。』又言：『古今诗句用此事者稍多，只如近年苏轼作《坤成节太宴致语》，亦云「方采蟠桃归献寿，蓬莱清浅半桑田」，盖祝寿之辞犹用之，何得谓之用此故事尤非佳句?』先是，安焘尝语同列曰：『海变桑田事，苏轼亦尝用作圣节乐语。』于是确果以轼为言，众皆疑焘实密风之也。右正言刘安世言：『昨日延和殿进对，尝论彭汝砺营救蔡确事。伏蒙宣谕，以谓「卿等错会，汝砺所言与卿等一般」者。

臣虽已具汝砺朋附之实，面奏其略，尚虑陛下未知群邪交结之详，缘此事正系是非邪正之机，不可不察，愿陛下以臣之论，详览汝砺之疏，则奸人之情状，必不能逃于圣明之鉴。臣伺候断遣蔡确了日，当节次具状劾奏奸党，乞行窜逐。』辛巳，诏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心中书舍人彭汝砺奏曰：『确言非所宜，众所共怒。圣恩深厚，尚俾分司，乃知天地高厚，无大不容；日月高明，虽细必察。然告讦之言，至有累厚化，罪人以疑似，实非正体。伏望圣慈更赐宽恕，必谓小人须当惩戒，犹冀加贷，以完德美。所有告词，尚候圣旨。』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言：『臣窃闻蔡确之罪恶，天下之所共嫉，不容更有异议。汝砺居侍从论思之列，不以君亲为言，沮格诏旨，奋力营救。

臣等前日进对之际，已言其朋党之状。观今日之举，可验有实。伏望陛下诛其奸意，重行贬黜，庶分邪正，以肃中外。』贴黄：『臣等伏见治平中命王畴为枢密使，是时钱公辅当制，缴还词头。朝廷以为不当，遂授滁州团练副使。今来蔡确责命，与王畴事理不同。汝砺挟奸不肯草词，伏望详酌，重次施行。仍乞速降指挥，免至惑乱众听[5]。』起居舍人、权中书舍人王岩叟行蔡确责词曰：『人臣之义，莫重于爱君；天下之诛，无先于讪上。确奸回无惮，阴波不疑，以舞文巧诋为身谋，以附下罔上为相业。先帝与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孙，乃敢贪天之力。阴结朋邪之助，显为众正之仇。日者宠荣充满于冢司，赃贿贯盈于季弟。坐观奢靡之无度，不问贪叨之所从，阳若不知，潜与为地。

朕既屈邦宪以贷硕万死，又抑人言而置卿两全。曾不反思，尚兹归怨，形于指斥，播在歌诗。托深意以厚诬，包祸心而莫测。味思人之作，见切愤于权宜；览观水之章，知乐逢于变故。夫岂沾沾之多易，盖怏怏之余言。尚以列卿，俾分留务。聊著为臣之戒，用严垂世之规。往服宽恩，罔贻后悔。』又诏侍御史、新除太常少卿盛陶知汝州，殿中侍御史翟思通判宣州，监察御史赵挺之通判滁州，王彭年通判庐州。中书舍人彭汝砺奏曰：『臣窃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补完聪明为事。事有是非，容有言有不言者，若不择可否，惟言之为务，是乃所以为朋比也。不言未必为邪，言之未必为忠，惟其是而已矣。前罢御史丞杂，物听已骇，今又尽行黜废，所干政体不细。微臣愚戆，未知所处。

伏望更赐详酌施行。』汝砺初闻确有谪命，未见词头，曰：『若责轻则可。』及词头下，并责陶等，遂不肯草词，亦不封还，别具奏并申中书，称疾谒告归第。初，刘安世等既劾确，盛陶等乃言：『蔡确自引而去，岂不知幸?然以弟犯法，降知安州，是朝廷常典，确不应有恨。使确无心于言，偶多涉疑似，人虽注释，近于捃摭；使言而有意，终不能强自为辞。事关君亲，臣子难以辄议。欲乞因其诗之言以观其心，据所引之事以考其迹，苟涉讥刺，何惮不诛?其告言之人，亦愿详酌处分。』故责词指进言于朝。命之已行，而思等讫无论奏，遂并黜之。吴处厚者，尝从蔡确为山陵司掌笺奏官。处厚欲确以馆职荐己，而确不荐用，由此怨确，故缴奏确诗[6]。士大夫固多疾确，然亦不直处厚云。

此据邵伯温《辨诬》。王銍补传：处厚乃为王銍掌笺奏，而确罢之。

尚书左丞王存言盛陶等不当责，曰：『今以不言责御史，恐后来者不择而言，益纷纷可厌。』太皇太后曰：『言之多何害?但要朝廷与辨是非耳。』乙酉，蔡确既责，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以为责轻，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亦相继论列。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务留都，未厌公议。伏乞处以典刑，更赐重窜。』初，辅臣以帘前共议再谪蔡确，独纯仁及王存以力不可。纯仁曰：『方今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7]。』又引《尚书》所言『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之说以解上意。

丁亥，诏：『蔡确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给递马发遣，沿路州军差承务郎以上官及量差人伴送前去[8]』。逐州交割如无承务郎以上，即差本州职官。』吕大防及刘挚等初以确母老，不欲令过岭。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既于帘前画可而退，范纯仁复留身，揖王存进说，以为不宜置确死地。太皇太后不听。纯仁退。谓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政恐亦不免耳!』权中书舍人王岩叟行确责词云：『圣人察言以观行，要在去凶[9]，《春秋》原意以定诛，责乎当罪。义之所在，朕不敢私。蔡确象恭滔天，怀诈迷国。同林甫之深险，固不易窥；甚卢杞之奸邪，信其难辨。忠义痛心于四海，善良侧目于两朝。家积之殃，昧而不知；

已求之祸，大而莫解。阴遣腹心之党，自称社稷之臣。欺惑众人，邀图后福[10]。尚赖神夺之鉴，天诱其衷；使以不道之言，发于缘情之作。险意潜惊于群听，丑词妄诋于慈闱。虽朕德之所招，据母慈之何负?昨奉圣训，稍从宽科，而公议沸腾，予心惨怛。未丧朋邪之气，祇伤慈孝之风。优施笑君，犹行夹谷之戮；驩夔党恶，尚有崇山之诛。宜正典刑，以威奸慝。假再生于东市，保余息于南荒。不独成朝廷今日之安，亦将为国家亡穷之计。往服矜贷，无忘省循。』翌日，诏入内内侍省差内臣一名，并下吏部差三班使臣一名，同伴送蔡确至新州交割讫回。所有前降指挥，令沿路州军差承务郎以上官伴送更不行。遂差入内东头供奉官裴彦臣、三班奉职马经。如蔡确沿路或称病乞住将理，即添差递铺兵士，用兜轿抬舁前去。

从彦臣所请也。初，不差使臣，执政以为喜。及改命彦臣等，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安世及傅尧俞、朱光庭皆欲救止，又恐与初论相戾，且非体，遂止。已而范纯仁亦不言。刘挚曰：『明日当与帘前论之。』然彦臣等讫无改命。

以不差使臣为喜，又从彦臣所请，以下并据王岩叟所记。王巩《随手杂录》云[11]：『尧夫论辩，人之不从。尧夫曰：「臣敢不奉诏?只乞免内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尧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决不杀他，教他自生自死。」不差內臣，此无固必，但与执政商量。执政议差小使臣，或承务郎已上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內臣一员。已而尧夫、正仲与不论事台官皆罢去。

　　是日，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再登对。太皇太后加称奖曰：『卿等于此事极有功[12]。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

　　此据王岩叟所记。二十四日，焘所言同刘安世进对，太皇仍有褒语，今附见本日。

　　它日，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谕三省曰：

　　新录乃于十八日载此，当在他日也。

『即日责降蔡确，外议如何?』宰臣吕大防等曰：『确恶已久，今来罪状尤不堪，须合如此施行。唯是确之朋党心有不乐者。』又宣谕曰：『确罪前后不一，昨终以先朝旧相，因其自请，备朝廷礼数，令其外任。辄怀怨望，自谓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复来。妄说事端，眩惑皇帝，以为身谋。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奸邪之怨，因其自取。如此行遣，盖为社傻【杰按：傻，稷之误。】也。』大防等奏曰：『昨者建储一事，当时众臣僚佥书所批圣旨，月日、次叙、事理甚备，文字尽在中书。兼已关实录院编记分明。小人乃欲变乱事实，辄生奸谋，以图异日侥幸之利。今来又非朝廷寻事行遣，自是确怨愤不逊，讥讪君亲，公议所不容，台谏至二十余章，陛下方施行。命下之日，咸知朝廷有典刑也。』

龙图阁直学士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为谏官所攻也。中书舍人彭汝砺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营救蔡确，并不草确与盛陶等责词，故黜之。丁酉，左谏议大夫梁焘言：『臣昨被召过河阳，见知州事邢恕。臣语次，问恕云：「闻皇帝即位前，太皇抱官家登先帝御榻问肆赦，云与皇子转官。先帝颔之。则是太皇圣虑已决，知否?此事是昨任京西提刑日，在颍昌府传闻。」又云：「太皇不忍明言上为皇太子，故云转官。」恕云：「此事元闻。」恕又云：「当时十日以前，太皇于宫中大计已定。」臣以恕乃蔡确所厚，臣遂又问云：「是时大臣曾入未?」恕云：「未曾入。」臣又云：「如此，则是事本出于太皇也。」恕云：「是如此。恕兼曾上一书，具说本末，皆出太皇。」

臣又问：「得之何人?」恕云：「得之甚详，不须问。」又臣问其书语，恕不肯尽道，但及其略云：「旬浃已前，大计已定。此书必在宫中，可考虚实。」伏望圣慈指挥检寻降出，或失其书，乞下恕取索副本进入，复以付外，明示廷臣。仍勒恕具析此事所得因依，以其书付史馆，书之国史，更为别本，藏之宫中，择谨厚宫人掌之。近来邢恕对司马光、李之仪等欺罔诬诞，语言反复，此事最大，不可不早辨。』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言：『邢恕乃蔡确死交，其奸状众所共知。确既贬窜，其徒不能无反侧。若重责恕，其他一切置之，则天下服而众心安矣。』是日，诏丁忧人、前朝奉郎、直龙图阁邢恕候服阕日，落直龙图阁，降授承议郎、添差监永州在城盐场兼酒税务。

先是，恕自襄州移汝州，专抵邓州见蔡确，相与谋所造定策事。后移河阳，司马康始除丧赴阙，恕特召康道河阳，因言：『确有大功，不可掩。』劝康作书称确，为他日全身保家之计。康与恕书留恕所。恕本意必得康书者，盖以谓司马光之子云尔。则确定策事，可取信于世不疑。既而梁焘自潞州以左谏议大夫召。焘已道温县入朝，恕亦使人要焘出河阳。焘与恕有旧，既至，恕连日夜论确定策功不休，且以康与恕、确书为证。焘不悦。及当言路，会吴处厚奏确诗，焘因是遂与刘安世等共请诛确。确既贬窜，恕亦坐责。康初欲从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纯直，不意恕欺己，且曰：『已诺之矣。』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从之，则必为异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焘等论确、恕罪，亦指康书。诏令康分析，康乃悔之。

此据邵伯温《辨诬》编入，已修入《长编》，仍存本书于后。自襄移汝，当考月日。

戊戌，左谏议大夫梁焘言：『臣风闻范纯仁尝与亲宾言蔡确事，自谓其父仲淹在明肃时，专攻帘中之过，亦不顾流俗是非。客言：「今日事与当时不同。今来是确怨望讥讪，即不是太母有阙失。如确者，天下恨不得食其肉，纯仁何故主张?此事太错。」纯仁私与党确为大恶，乃以朝廷行遣为过失，欲以宰相之力权制威断，使事不得行，不恤公议，妄自比其父之敢为，可谓不忠矣。纯仁之罪亦明白，不可复留相位。伏乞圣朝，早赐罢黜。』右司谏吴安诗言：『蔡确讥讪君亲，罪在不赦，免其死而窜之岭表矣。彭汝砺不草词头，盛陶等阴持两端，又皆逐之矣。奸邪灭迹，朝廷肃清，诚社稷无疆之福也。数日来，风闻纯仁当处厚缴进确诗之初，及朝廷商量行遣之际，纯仁屡加营救，又欲罪处厚，致汝砺等承望风旨，敢为异论。』又言：『王存亦尝助纯仁救蔡确。今来纯仁理当黜罢，王存亦不可独免。』己亥晦，诏以谏官、御史所劾范纯仁、王存章付门下省。

此据王岩叟所记，御吏劾范纯仁章当考。

　　吕大防言：『内降台谏官傅尧俞弹奏宰臣范纯仁、左丞王存不合留身营救蔡确事宜，使思省引罪，自为去就，辄已封留弹章，更不转示逐人。』

　　十二月甲子，宝文阁待制、知颍州曾肇知邓州。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肇资禀奸回，趣向颇僻。昨来蔡确谤讪君亲，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揭为邪说，惑乱众听，以至捭阖执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确者，靡所不至。上赖圣明，得正典刑。肇不自安，遂乞外补。陛下敦尚宽厚，贷而不诛，犹假从官，出守近郡。搢绅之论，固已不平。到颍半年，遽易帅路，非特无以示好恶于天下，亦恐气焰凶慝，小人寝长。伏望圣慈审度事理，收还新命，以允公议。』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确母明氏进状及诉于尚书省，乞量移确。三省携确母状并吕惠卿自量移至宣州年月进呈，太皇太后不许确，独许迁惠卿。吕大防、刘挚本与确为地，乃不知本谋。傅尧俞窃语王岩叟曰：[13]：『吉甫得明氏力。』岩叟谓挚曰：『蔡媪早来亦至密院漏舍，盍告示以不行，令其早归?久留恐动议论。』挚曰：『俟详奏知，令去。』

　　八月辛亥，三省言：『蔡确母明氏状，乞依赦文吕惠卿例量移确。按：前执政官罢政，复因事责降散官者，令刑部检举人理期数、准法散官及安置之类以三期。』诏开封府告示。初，两宫幸李端愿宅临奠，既还，蔡确母明氏自毡车中呼：『太皇万岁!臣妾有表！』卫士取而去。是日，丁酉也。翌日，执政聚都堂。吕大防问刘挚曰：『蔡母章出未?』曰：『未见。』王岩叟曰：『前来已闻有三期指挥，是否?』挚曰：『刑部法当三期。旧在中书日，一年一检举。复归刑部，用刑部法。』久之，章不出。是日，三省进呈明氏马前状。太皇太后宣谕曰：『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讟，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此事公辈亦须与挂意。』挚曰：『只为见吕惠卿一年量移，便来攀例。』苏辙曰：『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太皇太后曰：『更说甚法?』大防曰：『乞令开封府发遣。』从之。既而挚语大防：『发遣太甚。』大防遂作小贴，附录黄奏知云：『早来帘前议，欲开封府发遣，恐致喧渎，且令告示。』诏可。给事中朱光庭封还录黄，言：『确罪恶比于四凶，四凶之窜，岂有复还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预先告示，理极不可。』遂寝前诏。已而执政又聚都堂，议欲用光庭论驳告示。挚曰：『告示何者?』再三迟疑。傅尧俞曰：『告示不行。』大防又曰：『适已奏知。』挚曰：『难为坐圣旨告示，只本房告示。』遂令刑房批贴于告示，更不复坐圣旨。既而复降录黄过门下，给事中虽欲再论列，不可得矣（五月一日确母进状）。

　　八年正月甲辰，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

　　绍圣元年四月癸亥，诏蔡确特依正议大夫亡殁条与子孙恩泽。

　　六月甲戌，监察御史刘拯言：『议者谓蔡确在相位，吴处厚以迎合确意勘舒亶事。狱成，怨确不用己，取其诗，曲意牵合以倾之。伏望圣慈尽复确官爵恩数，治其诬谄之尤者，以伸确之冤。』

　　十一月，诏观文殿学士、赠特进蔡确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令颍昌府候葬日，并官为应副。

　　四月壬午，邢恕入对，流涕曰：『臣不谓今日复得见陛下!』以至泪溅御袍。上不乐，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请觐，上谓韩忠彦、曾布曰：『李清臣言恕有八札子常在怀袖，此必曾示人。』布曰：『臣不闻此。』因言恕人才文采皆不可多得，但多言耳。上曰：『政为此，上殿必乱道。』忠彦曰：『所言必有以惑圣听。』上曰：『恕自谓有定策功。』布曰：『此岂惟恕狂妄?而刘安世等指为「四凶」，乃与蔡确、章惇等。恕小官，安得与此?』

　　三年九月壬寅，中书舍人叶祖洽言：『臣尝论前日受遗之臣，朝廷所当崇报。近时司马光、吕公著皆以安秩殁于府第，恩礼优厚，赙赠隆渥，而确以尝与受遗之列，为元祐人所疾，流离贬斥，卒死岭南。伏望圣心，加隆宠数。』诏特赠确太师，本家宅一区。

　　四年八月，蔡京、安惇究治刘唐老、文及甫狱事（详见《刘文狱事》）。

　　十月壬寅，御批：『权吏部尚书兼侍读邢恕为御史中丞。』

　　十一月癸酉，中丞邢恕言：『谨按：故宰臣王珪被遇先帝，自参知政事至宰相，备位政府，不能建请早定位储贰为宗社至计，乃方乘时艰危，密召高遵裕之子士英，阴传言于遵裕。赖遵裕慷慨引义，不答其言，且发其谋以请。当时一二大臣遂亟协策，以定储贰云云。』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崇宁元年二月甲午，诏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上谓韩忠彦等曰：『确于哲庙甚有功。方皇太后当从神宗灵驾西行，确密有文字，令弟硕属内臣阎守勤达太后，请留保护。太后以故辍行，保佑哲宗，晨夕常食，以铜匕箸，至于饮水，亦为之亲尝。确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诏。仍录确子洸、渭并与升擢差遣。

　　五年五月辛丑，赐哲宗皇帝配享功臣蔡确墓道，碑额曰『元丰受遗定策宰臣之墓』。

刘文书狱

　　绍圣元年七月，刘巩等贬责（详见《逐元祐党》）。

　　四年八月丁酉，诏：『赠太师蔡确无辜贬死，弟除名勒停人、前朝奉郎硕特与叙换内殿崇班。』承奉郎、少府监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硕曩于邢恕处见文及甫元佑中所寄恕书，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乃文彦博爱子，必知当时奸状。』诏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同权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馆究问。初，及甫与恕书，自谓毕禫当求外，入朝之计，未可必闻，已逆为机阱，以榛梗其途。又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尝语蔡硕为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及甫自谓，盖俗谓驸马都尉曰粉侯，人以王师约，故呼其父尧臣曰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也。及甫除都司，为刘挚论列。又挚尝论彦博不可除三省长官，故止为平章军事。彦博致仕，及甫自权侍郎以修撰守郡，母丧，除。及甫与恕书请补外，因为躁忿诋毁之辞。及甫对，以昭比挚如旧，斥挚将谋废立。眇躬乃指上，而粉昆指王岩叟、梁焘。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及甫初赴狱，京等说之曰：『此事甚大，侍郎无预，第对以实，即出矣。』及甫即妄自解释其书，又言父彦博临终屏左右，独告以挚等将谋废立，故亟欲彦博罢平章重事。问其证验，则俱无有也。

　　此用新、旧录。今参取它书别修。元符元年五月四日狱竟。

　　绍圣初，蔡确母明氏有状诉邢恕云：『梁焘尝对怀州致仕人李询言：「若不诛确，则于徐邸安得稳便?」』朝廷封其状，不为施行。刘唐老、文及甫事作，蔡渭告章惇曰：『唐老等何足治?曷不治梁焘?』惇遂检明氏状进呈。于是并付蔡京、安惇究治。

　　九月癸亥[14]，曾布独奏事，因言：『吕大防、刘挚初贬淮南、湖北，至昨来明堂赦方逾年，故有不得迁叙指挥。今皆在岭表恶地，与前日不同。今以天变肆赦，谓宜稍徙善地，足以感召和气。』上笑曰：『刘挚等安可徙?』布曰：『臣所见如此，更在陛下裁择。编刺配隶罪人，亦分广南与远恶处为两等[15]。若稍徙之于端、康、英、连之类，似亦未力过。』上极难之。布自叙云尔。又云：『盖自今春以来，三省数陈司马光有倾摇之意。』又言：『范祖禹、刘安世欲加恶于上，皆有奸心。』浸润日久，上询之禁中，亦以为有此迹，故皆痛贬。已而又贬王珪、高士英，三省之言寝及宣仁矣。又蔡渭缴文及甫书、挚有司马昭之心，乃及甫得之于父，其事愈可信。而邢恕尝为布言：『方王珪含糊之时，确、惇因恕以通语言，力主定策之议。及惇将去，韩缜亦已不安位，光等遂有倾摇之意。恕遂共谋，说吕公著引文彦博，冀以保佑主上。既而彦博来，而挚及王岩叟等力攻之，虽不能夺，然终以平章重事处之，实夺其权也。彦博既去，及甫以书抵恕云云。』及甫既就究问所，言皆与恕同。盖恕等假此以明保佑之，而渭力引及甫等以为质证，及甫又以彦博不为元祐之人所欲，以此解纷，故其言不得不同耳。上尝宣谕西府：『文及甫等所言为可信。』又云：『惇亦曾以书招彦博。殆与渭所言吻合。然则挚等何可有望于宽贷也?』布又云：『惇又尝语布，以王岩叟曾白太母：「上过，要当宣谕大臣。」』布曰：『诚有此，则怀废立之意明。虽然，不知此意何从得之?』惇但曰：『人皆知之。』丙寅，权工部侍郎王宗望为集贤殿修撰、权知郓州。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言：『所究问文及甫事，见已有次第。然事涉不顺，及甫止闻其父言，别无他人证验。欲望差官赴所，同行审问。』诏蹇序辰审问，仍差入内内侍省近上使臣一员同之。

　　十一月丁丑[16]，雷州别驾、化州安置梁焘卒。

　　十二月癸未，鼎州团练使、新州安置刘挚卒。

　　十二月三日癸未。新州属广东，至京师凡七十程。

　　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六日），将大有所诛戮。会星变（九月五日），上怒稍息。然安惇极力锻炼不少置，而焘先卒于化州（十一月二十七日）。后七日，挚亦卒于新州。众皆疑两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狱乃罢。

　　元符元年二月癸巳，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提举荆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并为广南东西路察访。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谋杀元祐党人。时刘挚、梁焘已前死，朝廷独未知也。

　　三月，诏吕升卿等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

五月辛亥，诏：『刘挚、梁焘据文及甫、尚洙等所供语言，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仍各令于元指定处居住[17]。』先是，蔡京言：『臣昨奉诏究问文及甫书事，寻具进呈，乞赐施行。至今未奉朝旨。伏缘刘挚与其党罪，有司马昭之心，为同时之人所发，而陛下以天地之度贷其万死，恩至厚矣。而臣拳拳犹有请者，欲正其典刑，以及其子孙，以信于天下。伏望早降指挥。』诏以京言付三省。于是三省同进呈，而有是命。

校勘记

[1]其弟□硕招权 原本『招』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二补。按：□硕，《长编》原无墨丁，直作『其弟硕』，今仍其旧。

[2]沮止 原本『止』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3]壬子 原本作『戊申』，据《长编》卷四二二改。

[4]溪流 原本作『流□』，〈长编》卷四二五改补。

[5]自『贴黄』至『惑乱众听』凡八十二字原本仅作八个墨丁，兹据《长编》卷四二七补足文意。

[6]确诗 原本『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7]开端 原本作『端端』，据《长编》卷四二七改。

[8]伴送 原本作『件送』，据《长编》卷四二七改。

[9]要在 原本『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10]后福 原本作『福□』，据《长编》卷四二七改补。

[11]随手杂录 原本脱『随』字，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12]卿等 原本『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七补。

[13]窃语 原本『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八补。

[14]癸亥 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四九一改。

[15]两等 原本作『西等』，据《长编》卷四九一改。

[16]丁丑 原本『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九三补。

[17]指定 原本『指』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九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八

哲宗皇帝

差役

元丰八年八月丙子，户部言：『见准朝旨，修完诸路役书。其诸色役人多寡，合行添减，并支酬雇直，重轻未均，并据逐路相度到事理修人。所有免役额钱逐处支用外，自来约宽剩，各不过二分，系是准备，非泛阁入增添役人雇直等使用。今来申到帐状，立定支用窠名，其所留宽剩内，有及三四分已上去处，合行裁减，立定分数。今相度，欲乞将诸路敷出役钱元额于役书内立定合用钱数外，所留宽剩不得过二分，余行减放；其自来不及二分处，即依旧。所贵稍宽民力。』从之。

　　九月戊戌，户部言：『见修诸路役书，将敷出役书内立定各合用钱数外，所留宽剩不得过二分，余行减放。缘两浙、淮南东路役法先已修定颁行，其见今合用数外，如有宽剩役钱二分已上去处，亦合减放。欲乞申明，行下逐路，委当职官亲按所供役书帐状，将经久合用钱上量留，宽剩役钱不过二分。见合依今降朝旨减放钱数，即以乡村、坊郭所出钱均定合减之类体量人户。今来出钱轻重，从下等减放，仍先具合减放钱数申本部点检，即不候造簿，先并听指挥减放施行。两浙、淮南东路准此。』从之。

　　十月己巳，知吉州福安县上官公頴奏：『臣先于六月初四日献书，言政令法度施之未得其宜，行之未至于备者，其目有六。内一件为免役。取民之制未究，臣切怪着壮户长。法之始行也，皆出于雇；及其既久也，耆壮之役则归于保甲之正长，户长之役则归于催税甲头。往日所募之钱，系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吏许用，而其余一切封桩，若以为耆壮长仍可以废罢，即所用之钱，自当与百姓均减元旧额。今则钱不为之减，又使保正长为耆壮之事，催税甲头任户长之责，是何异使民出钱免役，而又使之执役也?臣闻朝廷去岁下四方修完书役，今独未降。臣顾陛下因未降也，诏有司以耆户长封桩钱一切与民间均减元额，又使宽剩之数，其少者仍旧，其多者不过三分，以备编户之逃移、水旱之升降。然则朝廷取民，皆有艺极，利泽之施，莫此为厚。伏望特赐详酌施行，苏息元元，使免困乏。』诏：『府界诸路耆户长、壮丁之役并募充。耆长许第三等，户长第四等以上应募，等第给钱。其旧以保正代耆老、催税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如元充保正、户长、保丁，愿不妨本保应募者，听府界诸路合支雇钱，权与役钱，宽剩内支给。其余逐路所桩耆户、壮丁钱数，拨入役钱内一处支用，通宽剩并不得过二分，有剩即行均减。』

　　十二月辛巳，户部言：『乞申明下府界诸路提刑司，应州县旧系坊正，后来改输甲头，并依今降朝旨雇募坊正。其旧以甲头代坊正并罢。』从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言：『神宗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役法之弊，相为首尾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始者以徭役不得其平，农民劳费，故有是命。有司议所以均施之，而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划祖宗差役旧敕为官自雇人之法，率户赋钱以充雇直，曰直役。又免役自上户至于下五等，从来无预差役之家一概敛之，盖于赋税科调百索买纳。求取之外，又生重敛，岁岁输纳，无有穷期。州县上户常少，中户常多。自法行以来，簿籍不改，务欲敷配钱数，故所在临时肆意升补，下户人中，中户人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等户少，富县大乡，上户所纳役钱[1]，岁有至数百缗者，又有至千缗者。每岁输纳无已，至贫竭而后有裁减之期。旧来乡县差役，循环相代，上者大役至速，亦十余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则动须三二年乃复一差。虽有劳费，比今日岁被重敛之害，孰为多少也?臣窃见徭役。昔者有至破产，而民惮为之者，惟衙前一役尔。今天下坊场官司收入自行出卖，岁得缗钱无虑数百万，以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计一岁之人，为一岁之出，盖优有余裕，则衙前一重役，无所事于农民矣。农民既免此一重役外，唯有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丁壮之类。此役无大劳费，宜并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于旧制，徭役轻矣。治于人者食人，古今之通议，则安用给钱为哉?』其末曰：『役钱罢，则提举常平司亦可罢去，以见存职事付之转运司足矣。天下既减罢监司数十人，则州县稍得从容上下者，事非小补也。虽然，此大法也。顾臣之言，盖其略耳。至于法之纤悉，或参差牴牾，宜有画一之论。欲乞于两制臣僚选差明于治体、深于民事者三两员置局讲议，裁立条格，而三省执政官典领之，以待圣断施行。』

　　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臣伏以免役之法行之已久，深见其弊，当有以变而通之。臣谨以昨所治定州安喜一邑之弊陈于前，惟陛下采择，幸甚。安喜户一万三千有余，而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而止。既已敷纳役钱，岁岁无穷，其出于至贫可见。当役法未行时，第四等才一千六百余户。由役钱额大，上户不能敷足，乃自第五等升三千四百余户人第四，复自第四等升七百余户人第三。自旧制以来，等第之法，三年而一升降，须其家业进而后升之，民乃无怨。今天下户之薄产未尝有所增，而直升其等，俾输役钱。以区区之一邑，而岁敛一万四千七百余缗，则敛法大重而民力不能胜。民力不胜，而望民情之不怨，其可得乎?按岁支募钱之外，拨以为保甲、封桩者，常三千八百余贯，实无其役而封桩之，是何名也?夫强人情之所难者，终非可久之道，使其当役而免之犹可也。而大半下户，自终身不当与于役，今乃令岁岁输缗钱，谓之免役，窃以谓本不当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缗以为常赋耳。推安喜一邑，可见河北一路；推河北一路，可见天下。臣愚伏乞罢免役法，如嘉祐敕，独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共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弊矣。其余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赔，悉用熙宁新法之禁，则虽不助，犹可为今所谓助者。不过助役者之家岁用而已，无厚敛也。诚能如此，人情莫不欢欣交通以安业，而郡县无事于督责矣，天下之美政也。此实今日之先务。如允臣所奏，乞选用一二练达世务、洞知民情之人典领置局，详议施行，庶可以尽久远之利。』癸卯，户部言：『准敕，府界诸路耆长、壮丁之役并募充，等第给雇钱。其旧以保正代耆长、催税甲长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看详所募耆户长，若用钱数雇募，即虑所支数少，应募不行。兼壮丁旧既系第四等已下，旧不出役钱，只输充，更不支雇钱，亦虑难以出钱雇募。兼虑诸路提举司所司州县，为见今降朝旨并创行雇募，却于人户上更敷役。欲乞应府界诸路自来有轮差及雇募役人去处，并乞依元役法。如有合增损事件，亦依役法增损条册施行。』

二月乙丑。先是，司马光言：『陛下近诏臣民各上封事言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钱之害者，足以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也。以臣愚见，为今之计，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仍令户部检会熙宁元年见行差役条贯，雕印颁下。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愿充役者，即令人役；不愿充役者，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别雇。若将带却官物，勒正身赔填。如此，则诸色公人尽得有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过，宫中百事?无不修举。其见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数内惟衙前一役最号重难，勗者差役之时，有因重难破家产者，朝廷为此，始设作助役法。然自后条贯优假，衙前诸公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将管押。其杂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苦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科民间陪备，亦少于勗日，不致有破家产者。若犹以为衙前户力难以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令随贫富、分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其余产业，并约此力准。所有助役钱，令逐州桩管，据所有多少数目，约本州衙前重难分数，每分合给几钱?遇衙前合当重难差遣，即行支给，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处各有不同，欲乞于今来敕内更指挥行下，开封府界及诸路转运司誊下，诸州县委逐县官看详。若今来指挥别无妨碍，可以施行。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即仰限敕到五内日，具利害擘画申转运司，仰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限敕书至一季内，具利害擘画奏闻朝廷。候奏到，委执政官再加看详，各随宜修改，别作一路、一州、一县敕施行，务要所在役法曲尽其宜二是日士一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奏。初议役法，蔡确言：『此大事，当与枢密院共之。』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

按：光集自注，以正月二十二日上此札子。寻得旨依奏。旧录于二月六日载之，盖二月六日方得旨依奏耳。光二十一日谒告，次日即论此，岂非光所云『四害不除，吾死不瞑目』，故如是汲汲乎?又按：闰二月一日章惇驳议，却称光此札子系二月三日，与光自注不同。盖二月三日降出此札子耳。二月三日降出此札子，四日，三省与枢密院同进呈，五日聚厅商议，六日进呈得旨，惇乃徐上殿议也。今先载光札子，不著月日。于二月六日云『得旨依奏』，庶免抵牾。新录于旧，大率所因者多，亦缘史官弗暇深考耳。

　　乙亥，左司谏苏辙言：『伏见门下侍郎司马光乞罢免役钱，复行差役法，奉圣旨依奏施行。臣窃谓近岁所行新法，利害较然，其间免役所系尤重，非至仁至圣至明至断，谁能行此?然臣有余虑，盖朝廷自行免役至今近二十年，官私久已习惯。今初行差役，不免有龃龉不齐。中外用事臣僚，多因新法进用，既见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于差役之私，民间小有不便，指以为言，眩惑圣聪，败乱仁政。兼臣窃观司马光前件札子条陈差役事件大纲，已得允当，然其间不免疏略及小有差误，执政大臣岂有不知?若公心共济，即合据光所请推行大意，修完小节，然后行下。今但备录札子，前坐光姓名，后坐圣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异同之论，以摇动大议。臣愿陛下但观祖宗以来差役法行民间有何患害，近岁既行免役，民间之弊，耳目厌闻，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矣。伏乞将臣此奏留中不出，特赐省览。大法既正，纵有小害，随事更张，年岁之间，法度自备。』又言：『臣窃详差役利害条目不一，全在有司节次修完。近则半年，远亦不过一年，必有成法。至于乡户不可不差，役钱不可不罢，此两事可以一言而决，缘所在役钱宽剩，二一年必未至阙用。从今放免，理在不疑。前来司马光文字，虽有役钱一切并罢之文，又却委自州县、监司看详，有无妨碍。臣窃虑诸路为见有此指挥，未敢便行放罢，依旧催理，则凶岁疲民无所从出，或致生事。欲乞时降手诏，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时权宜指挥，施行岁久，民间难得见钱，已诏有司依旧差役，所有役钱，除坊郭单丁女户、官户、寺观依旧外，其余限诏到日并与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见欠役钱具数闻奏，未得催理，听候指挥。』

　　丙子，司马光言：『近以抱病家居，贪陈所见，窃以即日为小民患者，无若免役钱。欲乞悉行废罢，复祖宗差役旧法。识虑愚短，诚不意朝廷尽从其说，非陛下明断，不能如是。然臣闻令出惟行不惟反，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习熟，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复差役之初，州县不能不小有烦扰，又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惟恐役钱之罢。若见朝廷于今曰所下敕微有变动，必更相告曰：「朝廷之敕果尚未定，宜且观望。」必竞言役钱不可罢。朝廷万一听之，则良法复坏矣。伏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虽有小小利害未备，俟诸路转运司奏到，徐为改更，亦未为晚。当此之际，则愿朝廷勿以人言，轻坏利民良法。』丁亥。先是，知枢密院章惇言：『近奉旨与三省同进呈司马光乞罢免役行差役事札子，已于初六日同进呈。

获旨讫，臣以此事不属枢密院，又自去秋以来直至今春，司马光止与三省商议，枢密院本不预闻，兼札子止降付三省，御封亦止付三省，未委三省初四日进呈，因何乞与枢密院同进呈?况役事利害，所系至大。臣素不预议论，何由考完札子?所言利害本末，臣实不知。当时同三省进呈，虽已奉旨依奏，臣于帘前已曾具此因依陈述[2]。后来户部缴连到敕文，臣晚夕反覆看详，方见其间甚多疏略。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唯是称下户元不充役，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间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柘而已。谷贱已自复农，官中更以免役等钱督之，则谷愈贱。然朝廷自议行免役之时，本为差役受弊，大则破家，小则毁身，所以议改新法，但为当时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

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理当审详。况逐路州县之间利害不同，并须随宜擘画。如臣愚见，谓不若先具此意申敕转运、提举官司、诸州县，各令尽心讲究，预具利害，擘画次第，以俟朝廷遣使，就逐处措置，此命既已先下，人人莫不用心，然后朝廷选公正强明晓练政事官四员充使，逐官各更选辟晓练政事官两员随行管勾，且令分使京东、西两路，每路两员，使者四员随行管勾，与转运或提举官亲诣逐州，体问民间利害，是何等人户愿出役钱?是何等人户不愿出役?是何等色役可差?是何等色役可雇?是何等人户虽不愿出役钱，而可以使之出役钱?是何重难优轻可减?缘人户贫富、役次多寡与重难优轻窠名，州州县县不同，理须随宜措置。既见得利害子细，然后条具措置事节，逐旋闻奏，降敕施行。

如此，不过半年之间，可以了此两路。然后更遣此已经措置官员分往四路，逐员各更令辟一员未经措置晓达政事官同行，不过半年之间，又可措置四路。然后依前分遣，遍往诸路。如此，则远不过一二年之间，天下役法措置悉已周遍。法既曲尽，其宜生民永蒙惠泽，上则成先帝之美志，下则兴无穷之大利。与今日草草变革，一切苟欲速行之弊，其为利害，相远万万。伏望圣慈特留神虑，详加省览。』惇又尝与同列争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将益甚矣。』

御史中丞刘挚言：『臣睹今月七日敕节文[3]，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诸色役人，依熙宁元年以前旧制，委州县定差者。命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欢喜，天下幸甚！臣窃闻令下之后，奸邪之人论说纷纷，造作浮言，意欲摇动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今来改免役为差役，乃是大体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体气未和，当徐徐调养之而已。臣恐上下观望之人，指小小未圆事件张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坚持此意，力行无疑，勿为异论所动。候臣僚及诸路论列到未尽未便事理，乞付三省类聚参详。法内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随事先赐处分。』挚又言：『敕内指挥委逐县若依今来指挥别无所妨碍，即便依此施行。若施行未得，即限五日具利害申州，州类聚，限一月申转运司，本司限敕到一季内奏闻。

臣窃惟事经变革，其首尾牵连相牴牾者，必不能无也。而限以五日，恐仓卒以应期会，却致苟简，不免后日申请纷纷。臣欲乞诸县与展限一月。役法未行以前，诸县诸色役人，其有冗占过多之数，及熙宁后来既复募人之法，给以役钱，故行裁减，至于今日，并已是合用人数。臣欲乞除弓手一役，合依熙宁以前旧法人额外，其余役人，令州县定差，只依役法后来裁定之数。若或委有不足，即具因依合如何增添申请。』左司谏苏辙言：『臣伏见二月七日三省、枢密院札子节文[4]，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臣看详上件指挥，大纲已得允当，其间节目颇有疏略差误，未见一一具言，全在有司节次修完。自罢差役，至今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习惯，兼差役之法关涉众事，根牙盘错，行之徐缓，乃得详审。

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臣切见州县役钱，所在例有积年余剩钱，有足支数年，欲乞朝廷指挥，将见在役钱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却于今年之内催促诸处审议差役，令的确可行，更无弊害，然后于今冬迤逦差拨，起自来年役使乡户，一则差役条贯即得审详，既行之后，无复人言；二则将已纳役钱一年雇役，民力舒缓，进退皆便。』又言：『新法已来，减定役人，皆是的确数目。行之十余年，并无阙事，则旧法人数决为冗长。天下兵知近降指挥，明使州县相度，无有妨碍。至于揭簿定差，亦无日限。今来开封府官吏不相度申请，于数日之间，一依旧法人数差拨了绝，如坛子之类，近年以剩员充者，一例差拨役人监勒。开、祥两县迅若兵火，显是故欲扰民，以害成法。

乞下所司取问开封府官吏，如有上件妨碍，更不相度申请。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赐行遣，以戒天下挟邪坏法之人。』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既得旨依奏，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开封、祥符两县如旧役人数，差一千余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故苏辙首以此为言。

此据邵伯温《见闻录》并绍圣五年十二月己未董敦逸章。伯温谓蔡京诣政事堂白司马光，误也。或至东府耳。

　　尚书左丞吕公著札子：『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未完备处。若博采众论，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向去必成良法。今章惇所上文字，虽其言亦有可取，然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命令大体。早来都堂三省、枢密院会议，章惇、安焘大段不过商量。况役法元不属枢密院，若如此议论不一，必是难得平允。伏望宸衷详酌，或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遂具韩维、李常、范纯仁、孙觉、孙永、吕大防、王觌姓名，乞自禁中指挥，选差三人降出。又言：『自来故事，朝廷有大议论，亦多选差两制或两省定夺。近刘挚、王岩叟、苏辙数有论奏，恐涉嫌疑，惟宸衷裁择。』诏：『门下侍郎司马光近建明役法，大意已善，缘关涉事众，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及继有执政论奏，臣僚上言役法利害。

若不精加考究，何以成万世良法?宜差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吏部尚书吕大防、工部尚书孙永、给事中兼侍读范纯仁专切详定以闻，仍将逐项文字抄录，付韩维等。』司马光言：『臣伏见御批指挥，以臣近建明差役之法，尚虑其间未得尽备，差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专切详定闻奏。臣窃以免役法之病民，自曏日臣寮、民庶上封事及近日刘挚等奏陈，言之甚详，非独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罢免役钱，依旧差役。诏下之日，中外欢呼。今陛下令韩维等再行详定考究利害，完补漏略，成就良法，固无所妨，但敕下已逾半月，州县差役约已及半，方行遣纷纭，臣愚窃恐闻此指挥，谓朝廷前日之敕改更未定，或敛钱，或差役，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从，众庶失望，怨嗟益甚，必有本因新法得进之臣乘此间隙，争言免役钱不可罢，因聚敛获功之吏，称旧条未改，督责免役钱愈急，是出民汤火，濯清泉，复入汤火也。

伏望朝廷特赐申敕州县，言今来止为其间条目未备，令维等详定所有差役，仰州县依前敕一面施行。候定到事节，续降下次，庶免致于差役中半纷纭之际，令出反汗，人情大摇，实天下幸甚!』初，范纯仁自庆州召入。纯仁与司马光素亲厚，闻光议复行差役法，纯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盖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司之事[5]，所谓宰相，当为天子搜求贤才，旁列庶位，则法度虽有不便于民者，亦无所患。苟不得人，则虽付以良法，失先后施行之次，亦足以力民病矣。』乃言于光，欲且议缓行。先行于一州，候见其利害可否，渐而推之一路，庶民不骚扰而法可久行。』光弗听。纯仁叹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复折简遗之曰：『蒙示奏稿，益见公之存心。

然此法但缓行而熟议则不扰，急行而疏略，则扰民。今公宁欲扰民，而且将疏略之法使缪吏遽行，其扰民又在公意料之外。公既知纯仁不欲速，而示之以益坚之意，盖欲使知其罪而默耳。默默何难?人人皆能。不止能默，亦可赞公，使公喜而自容于门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则是纯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富贵也，何用白首强颜，于此媚公求合哉?惟其如此，所以误公一顾而提携至此。惟公少加采察。』光亦弗听也。始议复差役，中书舍人范百禄言于司马光曰：『熙宁初，百禄为咸平县。役法之行，罢开封衙前数百人，而民甚悦。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薄，为法之害。今第减出泉之数以宽民可也。』光不从。及议州县吏因差役受贿，从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执不可，且谓：『乡民被徭役，今日执事而受赇，明日罢役，复以财遗人，既以重法绳之，将见面黔衣赭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几为民害。』遂已之。

　　闰二月辛卯，诏：『已差官详定役法，令诸路且依二月初六日指挥定差，仍令州县及转运、提举司各递与限两月，体访役法民间的确利害。县具可施行事申州，州为看详保明，申转运、提举司，转运、提举司看详保明闻奏。仍令逐州县出榜，许旧来系纳免役钱，今来合差役人户，各具利害，实封自陈。』刘挚言：『诏令旧纳钱者、今被差者皆具论列，缘四海百姓向来无不纳钱，则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实封议法，则求言无乃太广乎?实封之状，州县必须疲于递送，具达于朝廷者，计须山积，则考阅何时可遍?而所谓差役之法，何年可见其成也?伏望速赐契勘，如已颁行，即乞于敕内删去「仍令逐州县出榜」以下四十一字更不施行。』王岩叟言：『前敕：为已见民间免役利害，故复差法。而今敕方云：限两月访利害。朝廷岂不知昨来四方应诏上书之人以千万计，皆是斥言免役不便，足为信矣，何须更烦体访，故作逗遛?』寻有诏：『今议论未见成法，若许诸色人申陈，恐徒为烦扰，候有成法，录下诸路立限，许实封申陈，逐旋看详更改。』苏辙言：『臣近奏，乞取问开封府官吏，明知熙宁以前旧法役人数目颇有冗长，并不依近降指挥相度申请，便尽数差拨。及朝旨本无限日，辄敢差人监勒，于数日内蹙迫了当，故意扰民，以坏成法。乞赐行遣，以戒天下挟邪坏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谨按：权知开封府蔡京职在近侍，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是不忠。京新进小生，学行无闻，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确族从，因缘幸会，以至于此。今者方欲推行差役旧法，王畿之政，为天下表仪，而使怀私之人，窃据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赐指挥，先罢京开封府，仍敕大理寺疾速结绝前件公事。所贵官吏不至观望首鼠，以长奸私。』戊戌，诏：『已差吏部尚书吕大防等专切详定役法，内有合经由三省文字与免会及不依常制，日限催促施行。』又诏：『今差役议论，未见成法。若许诸色人申陈，恐徒为烦扰。候有成法，录下诸路立限，许实封申陈，逐旋看详更改。其闰月二日朝旨勿行。』从刘挚等言也。

　　癸卯，详定役法所言：『司马光奏请天下免役钱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令佐揭簿定差。续准朝旨，诸路且依二月六日指挥定差。今看详熙宁元年以前，役人衙前，最为重役，有乡户、押录、投明三色人充役，除押录系年满拨充，投名人系招募外，惟乡户一色，方系定差人数，亦有酒场支酬长名、衙前人数，已定去处，不曾更差乡户、衙前。其州县典吏、书手之类，自来亦多有投募去处。虑今来承受上项朝旨，却一例定差，又缘额管人数自募役法行，诸处减数不少，祗应已得办集。若依今降指挥，似熙宁以前人数定差，虑民间虚有烦扰。欲乞先次行下诸路，除衙前一役先用坊场河渡钱，依见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许揭募定差，其余役人除召募外，并依二月六日指挥定差。若有妨碍，即递限两体访役法的确利害申州、转运司保明闻奏，仍令逐州军一面先申本所，其差衙前有妨碍或别有利害，亦仰依闰二月八日指挥施行。其见役人如未有人替，仍许支雇钱，候有人替，方得住支。』从之。寻又乞改『雇募』字作『招募』字，恐诸路疑惑复行雇法也。王岩叟言：『臣访诸郡县官员，自来雇募到承符、散从、弓手、力役之类在逐厅，今例合差乡户抵替，逐官有以乡户正身自充，须令雇召。其被雇之人邀勒乡户，剩要工钱者，臣乞指挥下详定役法所立法，约束官员不得抑勒雇人。其情愿雇人者，皆不得过元募役钱之数。』苏辙言：『近奏罢免役钱，行差役事。大纲已得允当，其间小节疏略差误，其事有五：其一，衙前更差乡户；其二，坊郭人户不出役钱；其三，诸色役人依旧人数定差，未为允当；其四，散从弓手、力役人并免接送；其五，州县胥吏支雇。』诏送看详役法所。甲辰，左司谏苏辙言：『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寘之枢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行巧智，以害国事。』丁未，诏给事中兼侍讲傅尧俞详定役法。

三月己未，详定役法所言：『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今年夏料纳钱住罢，更不走催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

此据《荣州旧按》增入。陈瓘录：『刘安世语曰：温公与范尧夫道合志同，但尧夫欲行七色钱，稍复免役。温公方病，自力而出，帘外取对，言：小人欲以乏财动朝廷，稍复免役之法，不知为谁?尧夫失色却立，卒不敢出言。后来尧夫之去，盖因安世章疏且及前事也。』

　　癸酉，详定役法所言：『坊场、河渡钱元用支酬衙前重难。量添酒等钱、准备坊场陪费，如此之类，名件不一。除依条合支外，并桩顿，以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从之。详定役法所云：『诸路见行出卖坊场、河渡等，并应合支酬招募衙前使用钱物，未有所归隶。』诏令提点刑狱司之。

　　四月癸巳，中书舍人苏轼详定役法。

　　五月壬申，详定役法所言：『元丰令：场务钱每年于诸路移那一百贯赴内藏库寄帐封桩。请自今留以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缘役事等费。』从之。癸巳，详定役法所言：『臣僚上言，应坊场，乞罢实封投状之法，立中数为额，』诏韩维等相度以闻。『欲乞以前界买名钱，委本州看详。若累有增无减，即取累界中最高一界为额。前后拖欠数多，累限无人陈状，难有人承买，比最高价亏及五分已上者，县相度减定申州，与转运司次第保明申省。仍立界满卖抵当约束，余并依旧。』从之。己亥，苏轼言：『乞应坊场、河渡免役量添酒等钱，并用支酬衙前召募纲运官吏、接送雇人，及应缘衙前役人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即申本路，于别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即申户部，于别路移用。有余去处，不得为见有余钱额外，支破其不足去处，亦不得为见不足，将合召募人却行差拨。』从之。

　　六月庚子，苏轼言：『逐处色役，各随本处，土俗事宜，轻重不同。借如盗贼多处，以弓手、耆长为重；税赋难催处，以户长为重；土人不闲书算处，以曹司马为重，难以定限等第，一概立法。若衙前招募得足，即须将以次重役，于第一等户内差拨，诸处色役，委本路监司与逐处官吏相度，同立定本处色役轻重高下次第，以最重役从上差拨。』从之。甲寅，司马光言：『臣先曾上言，乞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令佐揭簿定差。蒙朝廷一一如臣所请，无何，续有雇募不足方行定差指挥，人始疑惑。既而屡有更张，号令不一，又转运使各以己见，欲合本路共为一法，不令州县各从其宜，致州县惶惑，不知所从。或已差役人却放，或已放雇人却收，或依旧用役钱雇人，或不用钱招人充役人，朝夕不定，上下纷纭，与二月六日敕意相违。

今欲申明元初起请内声说不明不尽事件，谨具画一如右。一、臣起请虽云「依熙宁元年旧法人数定差」，若旧法有于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碍，合申乞改更。人数或太多，或太少，惟本县知得的确。合消数日，令酌中立额申乞，依数定差，朝廷难为遥度。一、臣起请虽云「若所差人不愿充役，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之人邀勒被差人广求雇直，官亦当裁定，不得过自来宫中雇钱之数。其州县官员，即不得指所雇之人，令被差之人雇觅。一、臣起请虽云「见雇人俟差到役人，各放令逐便」，若所雇之人自有田产，情愿充役者，亦自可依旧存留。又曹司系新差之人，多不谙晓书算。行遣及案下文字未曾交割，合留所雇之人给与雇钱，令与新差之人同共行遣，限半年内交割了毕，方放逐便。

一、臣起请云：「今日衙前陪备少于向日，不至破家。若犹以才力难任，即乞于官户、僧道、单丁、女户有产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并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臣意以为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二者相须，此外有余者，始令出助役钱，非谓止收百石，即令助役也。若嫌太少，及所收掠课利难知实数，即乞应系第三等以上令出助役钱，第四等以下放免。若本州坊场、河渡等钱，自可支酬衙前重难，分数得足，则官户等更不消出助役钱。一、从来诸州招募役人充长，名衙前。若招募不足，方始差到乡户衙前。此是旧法，今来别无更改，惟是旧日将坊场、河渡折酬长名衙前重难，令自出卖。今来官中出卖坊场、河渡，收钱依分数折酬长名衙前重难，只此与旧法有异。

若乡户愿投充长名，亦听。一、臣起请委逐县看详，具利害擘画申州，本州类聚，择其可取者擘画申转运司，转运司类聚诸州所申，择其可取者擘画奏闻朝廷。伏缘知逐处民间利害子细，转运司不如州，州不如县。窃虑逐县别有擘画，得事理切当，而本州及转运司抑遏删去，不以上闻，致敕下之日，依旧妨碍，施行未得。欲乞更降指挥下州县，如有似此擘画切当，被在上删去者，许逐县直申转运司，本州直申奏，所贵下情无壅，曲尽事宜。仍乞降指挥下详定役法所，只得以诸路州县申到利害，详其可否，立为定法，其不当职之人为高奇之论，不切事情者，不得施行，亦不可将一路、一州、一县利害作通行条贯。一、详定役法所奏请行下指挥，若有妨碍难行之事，亦乞如臣起请，委逐路州县看详，具利害擘画申上，随宜修改。右臣所言，若有可取，乞遍颁下诸州县。除此外，并依二月六日所降敕命施行。』从之。

　　七月丁巳，中书舍人苏轼言：『臣先曾奏论衙前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执政不以为然，臣遂奏乞罢免臣详定役法。奉圣旨不许，经今月余，前所论奏，并不施行，而臣愚蠢，终执所见。吏部尚书孙永奏驳臣所请，盖是臣愚暗无状，上与执政不同，下与本局异议。如臣乖异，必害成法，乞早赐指挥，罢免所有臣固违圣旨之罪，亦乞施行。』又以状申中书省曰：『轼近奏乞罢详定役法，已奏，圣旨依奏。窃见孙给事奏驳前件圣旨[6]，乞取孙尚书及轼所议付台谏、给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后罢其不可者，须至申乞指挥轼前后所论役法事。轼已自知疏缪，决难施行，所有是否[7]，更无可定夺，只乞依前降指挥行下。轼自今日以后，更不敢赴详定所签书公事，伏乞早赐施行。』从之。轼意以为差役法弊当改，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出为入，无多取民钱，则不足以害民。尝白司马光，光不然之。轼曰：『昔韩魏公刺陕州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不悦而罢。

　　九月丙辰，司马光卒。

　　十月庚寅，三省奏：『臣僚上言朝廷立差役之法，许私自雇人。州县行之，已有次序。近朝旨：弓手一役，却令正身祗侯。恐公私未便。』诏：『应弓手止身不愿充役者，许雇募充弓手。得力之人，仍不得过元募法雇钱之数，令府界提点司、逐路转运司相度施行。』

　　十一月癸未，文彦博言：『窃闻天下诸路差、雇役法，朝廷虽已降指挥，而至今未定，颇闻烦扰。臣检会始司马光阅天下臣庶奏章，多言役钱雇役，其法不便，遂却复差役之法。然司马光所言甚详，而节目苛烦，恐州县不一一通晓。又朝廷置局详定，议论不一，必难通行。臣以谓差役之法本州县常事，其来已久，皆素无定法。及其末流，不容无弊，随时迁改。臣曾累具札子，奏乞令州县刺史、令佐从民利便，依例各议定其法，县申州，州申转运司看详，定夺奏闻。如得允当，即降下施行。至今其法未定，盖滋狡吏侵扰。若如臣前奏，且各付逐路郡县定夺利害，各从其便，庶几下民早得息肩。取进旨。』诏令详定役法所限两月一结，如限满有未了事，并送户部施行。其合销要吏人，令本部于旧局人内迁留。

　　十二月己酉，诏旧出免役钱三百缗以上人户，并依单丁等户例输纳，与免色役。详定役法所言也。侍御史王岩叟言：『臣伏睹新降役法内一项，诸出等高强户旧纳免役钱三百贯以上者，依单丁等户法输助役钱。臣博采众议，皆以谓不见其利，而见其害，非可久之法，以宁天下之心，不使有疑，于国家幸甚。』

　　三年二月，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言：『臣闻差役之法，天下以为未便，独台谏官数人者主其议，以为不可改。磨厉四顾，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发耳。近闻疏远小臣张行者力言其弊，而谏官韩川深诋之，至欲重加编窜。此等亦无他意，方司马光在时，则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没，则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诚尽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无我，亦岂有所主哉?使光无恙至今，见其法稍弊，则更之久矣。臣每见吕公著、安焘、吕大防、范纯仁皆言差役不便，但为已行之令，不欲轻变，兼恐台谏纷争，卒难调和。愿陛下问吕公著等，令指挥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人雇役，中等人户岁出役钱几何?今者差役，岁费钱几何?及几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长补短，约见其数。以此计算，利害灼然，而况农民在官，贪吏狡胥，百端蚕食，比之雇人，苦乐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须至专雇惯习人，尤为患苦，其费不赀。民穷无告，监司、守令观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则何致伤阴阳之和至于如此?今来所言，若万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只作圣意行下，庶几上答天戒，下全小民。臣不胜恐慄待罪之至!』张行者，遂宁人，述之从孙也。行言：『神宗议纳役钱，盖尝谓之助役矣。为若止于助，则未能尽免，将使后世役亦差，钱亦差，于是更为免役，其虑深矣。今乃废免而复差，上违先帝燕翼之谋，下拂元元安业之愿，岂曰述事乎?』又言：『差役下户一年所费，有用数年役钱，有用数十年役钱者。其等渐降，其害愈深，殆非圣人裒多益寡、天道张弛之义。』又言：『臣恐议者以为朝廷有心于改法，无心于便民。昨日改之为天下之民，今日复之为天下之民，无容心于其间可也。』章疏十上，诏监司取戒厉以闻，行乃止。己亥，诏衙前差乡户处，速募诏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钱。如愿投募者听，仍免本户身役；不愿募者，速召人替。

校勘记

[1]上户 原本『上』上衍一『上』字，据《长编》卷三六四删。

[2]曾具 原本作『会具』，据《长编》卷三六七改。

[3]节文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

[4]节文 原本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补。

[5]有司之事 原本『有司』下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三六七删。

[6]孙给事 原本『事』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7]所有 原本『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二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九

哲宗皇帝

保甲

　　元丰八年四月乙酉，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两丁之家，见教人小弱或久病，及除当教人外，家止有病丁，并第四等以下田不及二十亩者，听自陈。提举司审验，与放免。』诏可。

五月丙午，诏府界三路巡尉、弓兵并依保甲未行以前复置。

此据吕大防《政目》元年二月二日所书增入，乃八年五月十四日指挥也。六月丙寅，罢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及充弓箭手指挥。

　　丙戌，枢密院言：『访闻日近府界三路团教保甲，多因正、长搔扰，巡教官指挥苛虐，致小人凶暴，凌抵犯法，逐处提举官多务姑息，不喜州县公行，致官吏畏避，不敢举发，监司观望，不为按劾，含养奸凶，深为未便。欲令府界三路安抚、监司、提举保甲司及州县常切觉察按劾施行[1]。如违，重行黜责。』从之。

　　七月戊戌，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以后并罢团教，仍依义勇旧法，每岁农隙，赴县教阅一月。其差官置场、修军器、教阅法及番次按赏费用，令枢密、三省同立法。』甲辰，门下侍郎司马光言：『先帝以边寇骄傲，据汉、唐故地，有征伐开疆之志，故置保甲，令开封府界及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皆五日一教阅，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仍各置提举官权，任比监司。既而有司各务张皇，以希功赏。其提举官专护本局，不顾它司，事干保甲，州县皆不得关预，管内百姓，不得处治。其巡检、指使、保甲、保长竞力搔扰，蚕食无厌，稍不如意，擅行捶挞。其保丁习于游惰，不复务农，或自为劫掠，或侵陵乡里。先帝浸知其弊，申敕州县，令保甲应有违犯，并巡教官、指使违法事件，并许州县觉察施行。

及陛下践祚听政，首令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并依元降年限收买，其剩过数目，并充次年之数。又令开封府界、三路团教已及半年，经朝廷按阅者，每月并教两日；未经按阅者，并教三日。又令见教人身材弱小，或久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营作第四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并许州县保明，提举司审验放免。又令一县不得过二分，皆圣泽矜宽民力。于保甲劳费，虽十減五六，然保马向去点择，买养补填，尚犹如旧。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长，名目犹在。于所辖保甲，恐不免须有凌逼侵渔[2]。其四时教阅，虽減日数，未免妨农。臣愚以为保甲若使之逐捕盗贼，则近已有指挥；巡检、县尉及弓手、兵级人数，并令依保甲未上番以前人数优置；其保甲更不令管捕盗贼，若使攻讨四裔，则献亩白徒，教阅虽熟，未尝见敌，使之战斗，必望风奔溃。

登极诏书敕边吏不得侵扰外界，务要安静疆埸。然则此保甲的实有何所用?徒令府界及五路农民不堪劳苦。伏乞断自圣心，尽罢诸路保甲，保正、长使归农，依旧置绎长、壮丁巡捕盗贼，户长催督赋税。其所养保马，拣择勾收，太仆寺量给价钱，分配两骐骥院、坊监、诸军，召提举官还朝，其勾当公事、巡检、指使并送吏部与合人差遣。如此，则开封府界、三路之民，孰不欢呼鼓舞，荷戴圣德?若以保甲中武艺已成之人可惜使之归农，即乞令逐县以户马数，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缘边弓箭手法，许荫奉户田二顷，与免二税，或轻者与免若干石斗税，及户下诸般科役；本户田不足，听荫亲戚田，务在优假，使人劝募，然后召募本县乡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弓手，计即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

若一人阙额，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县令佐拣试，武艺高强者充，则见充弓手人，有勇力武艺衰退，许他人指名比较，若胜于旧者，即令充替。如此，则不须教阅，武艺自然精熟。一县之中，其勇壮者既充弓手，其羸弱者虽使之为盗，亦无能为恶。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切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重加刑典。若无人投名，乞更议优法。若尚召募不足，即且于乡村户上依旧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若弓手数多，即令分番更互，在县祗应，一年一替，其余各分地分巡捕盗贼。』疏奏，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甲依枢密院今月六日指挥，保马别议直法。庚戌，枢密院言：『府界、三路团教保甲，虽不当赴教日，往往于市井村野，以习学事艺为名，聚集饮博，不治生业。』

诏：『提举保甲司关报辖下，不赴教日，令务农作，遇闲暇，许于本家阅习事艺。违者重坐之。』范纯仁奏：『臣伏睹提举保甲司牒，准枢密院札子指挥，钤束保甲子弟，不令聚集饮博，即令闲暇，于本家阅习事艺。窃缘保甲子弟蒙指挥，并教两日或三日，比之自来日数全少，然未免往来聚集，有妨农务。盖子弟惯人镇市，渐喜游惰，托以修葺弓弩箭器，或期约同保私阅为名，不肯专意生业，官私及父兄终难觉察。臣今欲乞应三路教阅保甲，计一岁合教日数，并就农闲之月，其余月分，并归农业，则官私与父兄易为勾管。』甲寅，遣官分按逐路团教保甲：河北东路左指挥使李侁；京西路左藏库使刘惟简；陕西路引进使、康州刺史、枢密副都承旨曹诵，文思院、高州刺史窦士昌；京东路东上閤门副使王舜封、供备库副使冯景；永兴军路光州团练使高公绘、邵州刺史张节爱。寻遣左藏库副使麦文炳代冯景。

　　八月癸未，诏：『府界、三路保甲自来年正月一日，依义勇法冬教，每月赴县教阅。五都保以上并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月罢。零保即先从多教，周而复始，仍降画一处分。府界、三路已罢团教，其提举钱粮官司并罢，拨与教阅兼领，皆自来年正月一日施行。』

　　十月丁亥，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仍自来年正月一日施行。』

　　十一月丙午，枢密院勘会已降指挥，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只冬教三月，合行监教，有无差官云云。诏：『应申奏及行移保甲文字，称「某路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司」。逐县监教官并罢，只委令佐监教十都保正。上县分于冬教前，自京差指使一名，往彼同监教。提举保甲司各置勾当公事并指使一员工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臣窃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发爱人之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愤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干当官，大狱相继，今犹未已。虽民之愚，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盖激之至于此极尔。臣愚以谓一月之间教三日，不若一岁之中并教一月。农事既毕，无它用心，人自安于讲武而无憾，遂可罢提举司[3]，废巡教官，一以隶州县，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每俟冬教，则安抚司选冬教官分诣诸邑，与令佐同教于城下。一邑分两番，当一月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罢教则正、长不相谁何，而百姓获优游治生，无终年逃遁之苦，无侵渔苛虐之患，无侵陵犯上之恶矣。』又言：『提举三路保甲钱粮司名列监司[4]，实无职事。伏乞废置，以省冗官。』既罢提举钱粮司（罢钱粮提举即此月二十六日也）。岩叟又言：『窃见新降保甲法，尚存提举教阅一司，及改逐县巡教官，乃知朝廷未察所以为保甲之患者，大本犹在。伏望陛下深家人情，废置提举保甲一司及监教官，但令州县及安抚司主之，百姓安心为生，以乐圣政，不胜幸甚!』又言：『近降画一保甲指挥，依旧逐岁遣按阅者。窃敢为朝廷论其害：臣每见使者所向，其骑从之盛，风采之峻，供亿之烦，承迎之厚，郡县为之骚然，故所至人情甚以为苦。又其所按保丁，虽各得银绢三五匹两，而不知备按阅饮食、衣服之费，自已不轻。既得之，而为众人耗蠢，又亦不少，所存以归，能有几许?臣曾体问，云：「若国家但令冬教，使不失农时，则家无横费，自可有余。天恩深厚，非一按阅赐赉之比矣。」窃考其情，盖不以得一时之赏为足，而以安终岁之业为乐也。况所谓赐赉者，只是出于保丁人家所纳役钱数内耳，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割其肉而啖食，孰若不取不割之为两得也?臣愚伏望圣慈因冬教以为恩，下令罢逐年按阅之烦，省役钱封桩之扰，一以安静，养其力而舒其心，斯民幸甚！』

　　十二月丙寅，王岩叟言：『臣伏睹陛下即位之初，首发德音，下明诏，免保丁第四、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使勿教。其得免者戴陛下厚恩，如获更生。后复下令，变保甲月教之法为冬教，人人始得安其业，又大惠也。然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有冻馁之忧。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与温饱者同教于城下，盈月而后已，岂其所堪?伏望圣慈哀怜，约祖宗义勇等第之制，特诏有司，免三路第四、第五保丁冬教，以宽贫民，但籍姓名，备缓急出力以从事可也。臣又按：祖宗义勇之法，止行三路。比者保甲之事，乃并王畿。臣以为畿内保甲，宜悉罢之便。』于是诏府界三一路保甲第五等两丁之家免冬教。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诏商、虢州保甲依旧更不冬教。辛亥，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罢团教，其教阅器械，令赴官送纳，仍立府界、三路私有禁兵告获赏格。』从之。

　　二月庚申，枢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已罢团教，应保甲赴教日，止用民间衣装，不得勒令别造。』从之。

　　闰二月辛卯，诏：『府界、三路提举保甲司指挥州县，如有见送纳军器，若不是非理损坏不堪，或事件不全，止据见在受纳，不得须令修整陪填，仍晓示，若有隐藏换易元给官弓弩者，限一月首纳，待与原罪。限满不首，即与私有禁兵器法告赏。』己亥，御史中丞刘挚言：『伏睹近制，保甲罢团教，朝廷所以惠绥疲氓，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若，就其所安，远近承风，莫不鼓舞。然愚以为宜有法以敛制之。盖保甲之技艺强弱高下，州县皆有等籍。今按取优等之人，召其情愿刺以为本州禁军，若旧系长等名色，则此类军中之阶级，随其等差对换补之。自余中、下艺等，亦召愿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为弓手、手力、耆户长之役。所贵在军者，既团隶部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习之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职于公家，比之召雇浮浪，乃得熟事，乡民必赖其力为多。』壬子，诏河北东、西路、永兴、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兼提举保甲司，并依提刑司例，各为一司。

　　七月甲子，右司谏苏辙言：『臣窃见仁宗朝，河北、河东初置义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渐及陕西，皆以地接北方，有守御之备，每岁冬教一月，民虽以为劳，而边防之计有不得已。及熙宁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习。二圣临御，知其不便，率皆罢去，民得归秉耒耜，盗贼因此衰息，歌舞圣德，无有穷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边之故，民习为常，不辞愬。至于京畿诸县，累圣以来，为辇毂所在，素加优厚。今乃与三路边郡为此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圣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宽恤，特与蠲免。』

　　八月丁酉，诏陕西路保甲冬教，并自十一月一日，至次年正月终罢。

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保甲之法虽已更次，犹有二弊，未便于民。其一为罢去二十亩已下免役指挥，却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缘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则有幸不幸。今田百亩，家有二丁，则免教，是谓之幸；田有十亩，家有三丁，则谓之不幸。此贫富力役大为不均。况今之教阅，官中不给钱米，一月之食皆自办。夫有田二十亩之家，中年所收，不过二十石，赋税、伏腊之外，又令其赡一丁，则亦难给。盖昔日推行之始，不暇讲求利害，惟务其多。今虽将五等下户精专阅习，万一或有调发，虽破竭家产，所得几何?裹粮而行，岂不重困?臣愚欲乞于三等以上，或等第虽低而家业及一百贯、有三丁者，方得差充。』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从吕陶请也。

保马监牧附

　　元丰八年三月，资政殿学士韩维奏：『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使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详见《变新法》。此一节合在此年六月下，误置此）。』

四月辛未，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路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又：『京东、京西路保甲养马法元定年限极宽，民间易以应办。而有司不务循守，妄有陈请，期限急迫，遂至搔扰。先帝已尝降手诏诘责约束，至今犹不能奉行。其两路保马，宜令并依原降年限收买，其剩买过数目。并充以次年分之数目。』又诏提举京东路保马兼保甲杨景宗、提举京西路保甲兼保马张修令乘传赴京，于三省禀议改废。其后诏京东、京西路保马等级分配诸军，余数发太仆寺。其格不应支配，即还民户变易，纳所给价钱。

旧录云：先帝以国马不足，追效邱乘之制，寓马于民，量物产给价，立岁限，使民市马养之，得自乘习，缓急则集以为用，仍命弛其徭役，法甚善。司马光言其非便，遂罢。新录辨曰：宣仁参祖宗之制，推明神宗之心，保佑哲宗皇帝，以至元祐之治。其公议在天下甚明。而吏官类出私意，取一时群臣之议，与神宗皇帝较其得失，岂可以示后世?自「先帝以国马」至「非使遂罢」六十字并删去。按：此时司马光犹未上疏论民户养马，不知旧录何以云然?其后则先固谓不可也。

五月庚子，朝奉大夫、提举京东路保马兼保甲霍翔知密州，同管京西路保甲吕公雅知濠州。

六月云云。（见上。）

　　七月甲辰，门下侍郎司马光言：『陛下践祚听政，首令京东、西两路保甲养马并依元降年限收买。其剩过数目，并充次年之数云云。皆圣泽矜宽民力。于保甲劳费，虽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马向去点择、买养补填，沿犹如旧云云，臣愚伏乞断自圣心，尽罢诸路保甲，保正、长使归农，其所养保马，拣择勾收，太仆寺量给价钱，分配两骐骥院、坊监及诸军，召提举官还朝。其勾当公事、巡检、指使，并送吏部与合人差遣[5]。如此，则开封府界、三路之民，孰不欢呼鼓舞，荷戴圣德?』疏奏，蔡确等执奏不行。诏保马别议立法。

　　八月癸未，诏府界新置牧马监兼提举经度制置牧马司并罢，应合分拨措置事件，令兵部条画以闻。

　　九月戊午，诏京东、西路保马数未足者，更不收买，据见管数，令逐户依旧主养[6]，别听朝旨。

　　元祐元年闰二月辛卯，三省言：『霍翔、吕公雅提举保马[7]，不循诏旨，至減朝廷元立年限之半。』诏霍翔差管勾江州太平观，吕公雅差监舒州盐洒税务。

　　四月己丑，右司谏王岩叟言：『访闻京东保马事尚有余弊，宜在讲陈，可因而变之，以成国家之利。其一：牧监昔废之初，识者皆曰：「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然不待十年，而天下之马已不可多得，此非国家之利也。臣乞尽收退还民间马三万余匹，复置监如故，然不必置监牧使，止委转运使领之，可治办矣。其二：废监以来，牧地之在民者处处为害，盖始者愚民利于一时请地之易，不虑后日纳租之难，投状之初，争立高额，而不知州县又估高价折纳见钱，遂致力皆不胜，岁岁拖欠。转运使不论水旱，与群牧司认定此钱，督责之严，过于他事，以至佃地百姓被禁锢、受鞭挞者，五日无之。今若因复置监牧，牧地入官，则百姓戴陛下之恩，如释重负，脱沉疴矣。其京西事体既同，并乞赐施行。』

　　七月癸未，太仆寺言：『沙苑监先隶河南监牧司，昨因废监，拨归群牧司，寻因置群牧行司，拨入行司管系。其行司后改为提举监牧司，今已降朝旨，拨入右厢提点司，即买马监牧司更不管系。其提举陕西等路买马监牧司名，合除去「监牧」二字。』从之。

　　九月壬戌，太仆寺奏：『乞应于本寺事，并依群牧司法，仍只隶尚书省，或依旧隶枢密院，并乞内外马事，并隶本寺施行。』诏内外马事并隶太仆寺，直达尚书省，更不经由驾部。丙寅，诏中书省：『今后太仆卿、丞、簿并选差，应外监事，令本寺依旧群牧司法施行。』庚辰，右司谏王觌言：『臣窃见今年九月九日朝旨节文内马事并隶太仆寺，直达尚书省，更不经由驾部。车营、致远务、鞍辔库、驼坊、皮剥所、养象所并专隶驾部。臣窃谓此独可以败坏官制，而未见为利之实也。朝廷以马政久废，而推行牧养之法，固太仆、驾部之职矣。若使太仆仍旧隶驾部，而共修执事，于牧养之法，未见其害也。使车营、致远等务不隶太仆，而领于省曹，于牧养之法，未见其利也。利害未分，而徒使本末失叙，官制复隳，臣不知其可也。且场务恶隶寺监，恶隶省曹，乃官吏不恤法度之常情，顾朝廷处之何如耳。伏望圣慈宣谕执政大臣，无以牧马一事而轻害官制，追还九月九日朝旨，别降指挥施行。』

绍圣三年七月癸巳，权知邢州张赴等言：『据知任县韩均等申请，乞应有牧地县分，许等第人户投状指挥请牧马草地，或以佃牧地，须上色一项给付人户，自使耕佃而蠲其租，令养官马一匹，各于所属，籍其毛色、尽寸、齿岁给付，每岁分番就县，令佐点集。若马有死失，许即时申县，自备印给，非点集日，许私自乘骑，不许出州界若干里。如元佃地人系等第户愿养马者，只令将文契批凿，除其租数。若请不尽并不愿请者，依条召人租佃。伏望详酌施行。』枢密院言：『熙宁七年，先废罢郓州东平、郑州原武两监，及并卫州、淇水两监为一监。至八年四月，中书、枢密院奏河南、北十二监，每在费用钱约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贯。其所出马数，止用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贯可买，兼所得监马堪配军匹数不多，若都无此，未为阙用，两监牧但存虚名，而枉费不少。

见管九监马三万余匹。时诏沙苑监令属群牧司，余八监并监牧司并废罢，后尽以牧地募民种佃并牧马，余地所收岁租百余万，至今未尝有失限之数，悉无前日异议者所陈之患。至十年二月，群牧司奏国马缺用，曾裁损支使窠名。是时陕西路买马，止以一万五千为年额，至元丰中，又曾于畿内赋人户养马。及于京东、西路行保马之法，又于开封府界雾泽陂置牧马所，专差枢密都承旨张诚一等提举经度制置，俟就绪，推广诸路施行。而事初讲求有所未尽，及奉行之人或不称职，故人言以为未便。元祐初，并不考究熙宁以来讲议本末利害之详，研求所以增损措置之术，惟务尽罢元丰所行之法，一切复置旧监，遽将民间已请佃上地，栽重到桑枣果园，及庄井屋宇，毁伐废坏不少。兼兴复监牧、增置官吏，所费不赀，殊未见其效。

盖自复监以来，前复累有臣僚论列公私之害，若因循元祐仓猝更张之法，即岁月愈久，为弊愈深。自来议者欲于民间养马，然所陈亦多不同，或欲以牧地召人租赁，官给草料，令百姓蓄养；或责以蕃息；或欲令逐月赴官阅视决责；或欲分配等第人户，以此终不可行。今据知邢州张赴所称，体究得民间愿得牧地牧马，但与蠲其租课，仍不责以蕃息，俾养马人户无追呼劳扰之患，并不愿养马之家不得抑勒。如此施行，必无未便之理。今相度，欲具为条画榜示，令太仆寺雕印施行。应有监牧地分，州县于要便处晓示人户，愿请佃牧地、免纳租课、为官养马者，听实封，于本县投状。逐县置历收接，月终具若干实封状送州，州县并不得开拆，具数申送太仆卿寺开拆，申枢密院看详，取旨施行。』

从之。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臣伏睹近降朝旨，给牧地，召人户情愿养马事。条约虽已详备，然元初只缘知邢州张赴同任县、尧山县知县等所请指挥，其余路并依此施行。臣窃虑诸路若有不便，必为民害。欲望朝廷明降指挥，令诸路若有利害不同，许令申稟州县。若抑令人户作情愿投状养马者，令监司按劾施行。法行之后，永久无弊。』

校勘记

[1]觉察按劾 原本作『觉按察劾』，据《长编》卷三五七乙正。

[2]须有 原本『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3]提举司 原本作『提□二司』，据《长编》卷三六一补改。

[4]钱粮 原本作『前粮』，据《长编》卷三六一改。

[5]差遣 原本作『美遣』，据《长编》卷三五八改。

[6]主养 原本『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五九补。

[7]提举 原本『举』字作墨了，据《长编》卷三六八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一十

哲宗皇帝

常平仓

　　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司马光札子：『堪会熙宁之初，执政以旧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丰岁则农夫粜谷，十不得四五之价；凶年则屠牛卖肉，伐桑卖薪，以输钱于官。钱货愈重，谷直愈轻。朝廷深知其弊，故罢提举官，令将累年蓄积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施行，今岁诸路，除有水災州军外，其余丰熟州处多。今欲特降指挥，下诸路提点刑狱司：乘有此籴本之时，委丰熟州县等官员体察在市斛斗实价，添钱数广行收籴。如阙少仓敖之处，以常平仓钱添盖。仍令少籴麦豆，多籴谷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湿之地，有斗斛难以久贮者，即委提点刑狱相度逐州县合销数目抛降收籴，才候将来市物货价比元籴价稍增，即行出粜，不得令积压损坏。

仍令州县各勒行人，将十年以来在市斛斗价例比较，立定贵贱，酌中价例，然后将逐名价分为三等，自几钱为中等价钱，几钱以上为上等价钱，几钱以下为下等价钱，令逐处临时斟酌加減，务在合宜。既约定三等价，仰自今后州县每遇丰岁，斛斗价钱至下等之时，即比时价，相度添钱开场收籴；凶年斛斗价贵至上等之时，即比时价，相度減钱开场出粜。若在市见价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籴粜，更不由取本州及上司指挥，免有稽滞失时之患。仍委提点刑狱、常平提举觉察。若州县斛斗价及下等而不收籴，价及上等而不出粜，及收贮不如法，变转不以时，致有损坏，并监官不逐日入场，致壅滞籴粜人户，并取勘施行。若州县长吏及监官能用心及时籴粜，至得替时，酌中价钱与斛斗通行比折，与初到任时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许批书上历子，候到吏部日，与升半年名次；

及二分以上，许指射家便差遣一次[1]，所贵官吏各各用心。州县皆有储蓄，虽遇荐饥，民无菜色，又得官中所积之钱稍稍散在民间，可使物货流通。其河北州县，有籴司斗斛见多，缘遣州县、转运司见籴军粮处，更不籴常平仓斛斗。若今来指挥内有未尽未便事件，委提点刑狱司逐旋擘画，申奏施行。』从之。其后王岩叟言：『臣伏睹昨降朝旨，文虽详而未通，四方来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旧法，但遇年丰物贱，即于市价上添钱收籴，如年歉物贵，即相度在世实值价例，特減钱出粜，此所以为常平。今既限以价钱，至下等方许收籴，贵至上等，始得出粜，乃是必待丰歉十分而后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视，而不敢粜籴。臣恐久之，天下救灾之备寡，而伤农之患深，失常平本意远矣。

臣乞依旧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挥外，余约新降朝旨，别行修定颁降。』户部尚书李常建言：『伏见今常平、坊场、免役积乘钱共五十余万贯，散在天下州县。贯朽不用，利不及物。窃缘泉货流通，乃有所济，平民作业，常苦币重。方夏蚕毕工，秋稼初敛，丝帛、米粟充满B市，而坐贾富家巧以贱价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终岁之勤，而未免寒饥之患，良可愍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议，于天下州县各置平籴一司，以选人领之，县欲只令主簿兼管，仿古常平粜籴之法，于夏蚕秋稼之时，就其直加数分而敛之。及其价腾也，裁数分而出之，但无亏元价，靡有贏息，无事酬赏，惟以利农桑之民为务，庶乎泉货流通，四民蒙福，三代之仁泽也。』

　　十一月辛巳，臣僚上言：『朝廷罢俵青苗钱，令诸路提刑司委丰熟州县广行收籴，意欲常有储蓄。而户部乃请令转运司更不收籴年计，止将常平斛斗兑籴，失朝廷养民之意。欲乞诸路转运司合籴年计，并先次令常平籴买。若转运司不预备本钱，过时转籴，与常平仓有妨者，委提刑司觉察以闻。』从之。

　　四年七月丙申，右司谏刘安世言：『臣等窃谓自罢青苗钱，后来天下州县皆有积镪。朝廷虽更立常平之制，条目甚详，而上下因循，未常留意。既无统属以纠其乖谬，又无赏罚以为之劝沮。加之转运司苟纾目前之急，多端借贷，日朘月削，殊无偿足之期，非有惩革，将不胜弊。伏望圣慈特赐睿旨，取今日以前应于常平敕令严责近限，专委户部删为一书，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指挥，将天下见在常平钱，乘今秋丰稔之时，令五路籴粟一色，其余路分，并相度逐处可以久留斛斗，广行收籴，仍以本司钱修盖合用仓廪，将一路所有钱衮同应付。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县，各随户口之多寡，以制籴之大数。每遇凶歉，依法出粜。籴粜之法，常比市价增減。如此，则官本常存，而物价不能翔涌。或遇旱干水溢之灾，则民有所济，不致流散。朝廷之惠泽，可继而无乏绝之患。相因日久，渐至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于此。惟陛下推至诚侧怛之意，明诏执政协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参酌修定，将来颁降之后，或有犯违，州县委监司，监司令户部、御史台觉察奏劾，庶使二圣恤民之仁，不为徒善之政。传之万世，天下幸甚!』诏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下丰熟州县，依条量添钱广行收籴，仍觉察违慢。

　　六年七月辛巳，御史中丞赵君锡言：『伏睹元祐编敕文，诸常平钱斛，州县遇价贱[2]，量添钱籴；价贵，量減钱粜，仍申知提刑司。又条诸州县长吏及监籴官任内，如能用心及时收籴，据用过钱本等第酬奖。臣窃谓元祐初年，惩散敛常平钱斛之弊，专用籴粜为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后，州县官吏，多熟视诏条，恬不奉行，故自二圣临御，虽恤民深切，蠲除赋敛，尤多以理论之当渐疏息。然比岁以来，物力凋弊，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无虑数千万贯，钱常壅滞不发?旧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贯流布民间。籴粜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匮，反甚于前，无足怪也。欲望圣慈指挥尚书户部下诸路提刑，令州县先次计置仓敖，今后每遇物斛收成日广行收籴，逐年终，具本并支出粜到色额、数目、价例，高下画一，申尚书户部点检类聚闻奏，仍关牒御史台照会。内有丰熟州县，当职官不能用心收籴，致谷贱伤农，并阙食之际无以备出粜济助人户者，并从本台纠奏，严赐黜责施行。仍乞下有司改修元条赏格，务令优厚，及添桩斗奏黜责一节，所贵劝沮两立，上下尽心。如此，则泉货流通，民力纾缓，仓廪充实，公私皆获利济，可以副圣政敦厚生生富而后教之意[3]。取进止。』

绍圣元年正月辛丑，户部言：『淮东提刑司奏，乞于本路户部封桩并续收到坊场钱内，拨赐五十万贯充常平钱，应副乘时收籴斛斗。欲依所乞，拨三十万缗充常平籴本支用。除助役钱外，于所乞坊场钱内拨赐。』从之。

青苗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诏给散青苗钱不许抑勒，仍不立定额。

　　元佑元年闰二月丙申（初八日），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详见监司门）。

　　三月乙亥，诏于常平钱内支赐钱三十万与京西转运司。左正言朱光庭言：『臣尝计天下青苗钱，除昨来支俵外，见在钱数尚多。欲乞将一州见在数衮同斟酌诸县户口多寡，并用收籴可存留斛斗，凡遇丰年，则添价以籴；遇岁小饥，则減价以粜；大饥则以贷之，候丰岁输，更不出息。』诏：『户部指挥府界、诸路提点刑狱司相度合收籴准备数目，须彼处有转运司支遣斛斗，可以兑换，及出粜得行，不至积留损败，保明奏闻。』

四月癸丑，三省言：『提举官累年积贮钱物，委提点刑狱司主之，依旧常平仓法。其常平仓，春秋敛散，及岁成收籴，岁饥出粜，以陈易新，与省谷交兑[4]，及年谷饥馑赈代。主司并合依法推行降代。常平钱谷，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从之。

刘挚七月二十一日奏云：『四月二十八日，中书省依旧常平法为青苗法。』恐即二十六日，误以为八也。按：四月己丑，韩缜已罢右相，吕公著以右相兼侍中，实在五月丁巳朔。此时申书省止张璪一人为侍郎，岂璪常别有申明乎?又据四年五月刘安世劾范纯仁，则复散青苗乃纯仁建议。此但云三省，不及密院，不知何故。又元年八月四日，司马光乞约束抑配札于载四月二十六日敕文，并当考详。

　　乙卯，左司谏王岩叟言：『伏睹闰二月八日圣旨，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常平仓法：谷贱则增价以籴，谷贵则減价以粜，实所以惠百姓也。搢绅之议，谓是朝廷复此旧法，遂罢出息二分之法矣。今见四月二十六日敕旨，再立常平钱谷给敛出息之法，中外之人，莫不复疑朝廷以利为事，而惜为陛下谋者，失弛张之宜也。伏以青苗之法，公卿、士大夫之论其弊者，固已厌闻于朝。前日之言，臣不复道。请以臣自得于耆老之语，为陛下言。皆曰：「国家之意主于收息，以助用耶?主于惠养百姓耶?主于收息以助用，则无可言者；主于惠养百姓，则某等较量行法已来十六年于今，但见百姓终岁皇皇，翻倒债负，不见一家有增益者。一岁之间，常不免秋则贱粜而纳，春则贵籴而食。日陷于困穷，而不自知。」伏望陛下深察四海已然之弊，远思百姓无穷之困，继在不疑，明诏有司罢青苗法，天下幸甚!』

　　五月乙酉，监察御史上官均言：『今之议者，必以为往时之散青苗出于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则募民之愿取者然后与之，而有司又不以多散为功，在民必以为便。臣以为不然。今天下民，十室之中，赀用匮乏者十之六七。诱之以青苗之利，无知之民不暇远计，必利一时之得，纷然趋赴。虽曰不强抑配，然而散敛追呼、督促之烦，道途往来之费，轻用妄费、贱售谷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愿行闰二月八日诏书，罢去青苗，复常平昔年平籴之法，兹万世之通利也。』

　　六月辛亥，御史中丞刘挚言：『准今年二月八日圣旨，内一项提举官累年积蓄，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主管，依旧常平法。臣伏详常乎财用既归提刑司，又言依旧法，则自是合熙宁以前提举司所行常平粜籴之法，事理分明。续准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因中书省检会，遂将前项制旨内，依旧常平法指以为青苗散敛取息之法申明行下。命令反覆，天下失望。寻闻臣寮累有论奏其事利害，臣不复言。今来复睹吕惠卿责降制词，有「首建青苗」之语。夫以建议者为罪，则是朝廷知青苗之不可为也。苟知其不可为，又坐首议之罪矣，而独安然行之，此臣之所以未谕。苟以为此法诚有利于天下，则何故明于制诏，坐以为蠢国害民之罪哉?伏望深究利害，特降睿旨：常平钱并依闰月八日敕旨。仍申明敕内应常平法，谓熙宁以前常平粜之法，以幸天下，以信号令。』

　　八月己丑，司马光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曰：『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立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后因提举官速要近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勾集，或排门抄摺。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较。访闻人情安便，昨于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结常平仓钱斛，限二月或正月，只为人户欲借者及时得用；又令半留仓库，半出给者，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又令取人户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虑恐州县不晓朝旨本意，将谓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谷，广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责严急，一如向日置提举官时。

今欲续降指挥，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纳保，赴县乞请常平钱谷之时，方得勘会，依条支给，不得依前勾集抄札，强行抑配，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如有官吏似此遣法搔扰者，即时取勘施行。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从之。录黄过中书，舍人苏轼奏曰：『臣伏见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稍加损益，欲行鄡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受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见而为流涕者也。

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于设法罔民，便一时非理之私，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已下人户[5]，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

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庚寅，御史中丞刘挚言[6]：『臣近以吕惠卿谪降告词有「建青苗」之语，而青苗之法未罢，曾具论列。不蒙采纳，理有未安，义难苟止。盖天下之理，惟有是非而已。陛下谓青苗之政是耶?苟以其法为是也，则首议者无可责；苟以其议为非也，则此法不当行，二者甚易晓也。今一事而两之，其用之于责人则以力非，其用之于取息则以为名，实不应深累国体。臣恐四方得以窥朝廷，而罪人岂得无词乎?伏望圣慈，载加究察，速令检会，依今年二月敕命，用嘉祐常平法申明施行，以一政令，使民苏息，被罪者慑伏。』左司谏王岩叟、右司谏苏辙、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觌言：『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二圣临御[7]，尽革众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

而近日删立旧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晓圣意。窃闻近日左右臣察有以国用不足，欲将青苗补其阙乏者。圣心未察，是以为之迟迟。臣等虽愚，以为自古为国，止于食租、衣税，纵有不足，不过补以茶、酒、盐税之政，未闻复用青苗，放债取利，与民争锥刀之末，以富国强兵者。窃谓臣下每有献言，宜一切折以公议。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断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笃乎!陛下必欲决此深疑，即当尽出台谏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议得失，不当隐忍不辨是非，而用其言也。如众议必以罢之为是，即乞早赐裁断，以慰民心；必以罢之为非，亦乞显行黜谪，以惩臣等狂妄。』

　　辛卯，司马光札子：『昨于四月二十六日降指挥，令于正月、二月支散常平仓钱谷。窃虑州县多不晓朝廷之意，将以却欲广取青苗钱、多收利息严行督责，一一如未罢提举官时。勘会青苗钱利民甚少，害民极多，臣民上言，前后非一。今欲指挥遍下诸路提点刑狱司，自今后，其常平钱谷，只令州县依旧法趁时粜籴，其青苗钱更不支俵。所有旧欠二分之息尽皆除放，只令提点刑狱契勘逐州县元支本钱，随见欠多少，分作料次，随税送纳。』诏从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青苗钱。四月二十六日指挥，盖出纯仁意。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皆不纳。光寻具札子，乞约束州县抑配者。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于帘前，曰：『近日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王岩叟等所称大臣，实指纯仁也。

　　绍圣二年七月己亥，户部尚书蔡京言：『窃见熙宁中，先皇帝以天下之本在农，故稽参先王、《春秋》补助之意，行散敛之法，薄取其息，以为放阁欠免之备，故兼并得不专辟阖之科，而农得尽力南亩，不为兼并所困，实大惠也。行法之初，论者不一，赖先帝神武英明，断之不疑，以克就绪。数年之后，取者云集，纳者幅至，天下仓库盈衍丰羡，而财不可胜用。自元祐废罢以来，兼并得纵，农渐失业，向之所积，支用殆尽，以至于今，未之复也。今欲乞下有司，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参取增损，适今之宜，立为定制，以幸天下。』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言：『自元祐罢提举官，钱谷为他司侵借，徒有应在，所存无几。欲乞追还向所侵借，令当职官依限给散，以济阙乏，随夏税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弊，谷贱则增价籴以助农，谷贵则減钱粜以与民，虽有水旱，人不损瘠。』奉议郎郑仅言：『青苗之法，其利济甚溥，然而行法之吏不能尽良，故其间有贪多务得之扰，转新换旧之弊，此吏之罪，非法之过也。窃谓青苗、义仓最为便民，愿诏有司以次施行之。』朝奉郎郭时亮言：『愿复青苗法，不课郡县定额，听民自便，而戒抑配沮遏之弊；复诸路县邑抵当法，付令佐主行，而戒苛碎邀阻之弊，令常乎司与郡县访求民间沟洫之利，以备水旱。』承议郎许几言：『比者明诏有司条具免役旧法，颁之天下，又命择提举官推而行之，甚大惠也。然常平义仓、抵当、农田水利、坊场、河渡复行之令，未尽诏也。欲乞尽付提举官，次序而复之。』奉议郎周纯言：『今复置常平官，而诏告乃止于免役法，恐名未正也。元丰称常平等者，谓常平、免役、坊场、农田水利、保甲、义仓、抵当也。愿诏大臣斟酌增损，如免役之法，则常平官名实正矣。』右承议郎董方言：『青苗之法，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可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

市易务抵当附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中书省言：『今年正月九日赦书，内外人户见欠市易钱物，并仰所属勘会元赊请本息等钱，并已纳见欠数目条具闻奏。其息钱当议減放。在京至今未见有司依赦以闻。』诏监察御史刘拯、兵部员外郎杜常、太府少卿宋彭年赴御史台置局，点磨所欠息钱，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外，合纳数目关所属[8]，依条催纳。仍晓谕人户，并具无欺弊闻奏，限一月。

　　八月己巳，户部状：『勘当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当，至今一年月余，逐旋申明条画颁行。访闻诸路商贾，少愿市卖物货人官，本处官吏或不晓法意，未免拘拦障固。本部虽屡行约束，尚恐未能止绝，岁课未集，已有侵扰之患，兼勘会镇寨市易抵当，已准敕旨，更不兴置。今相度，除诸路州军抵当收息至薄，以济民间缓急。可存留外，其州县市易及余处抵当，一切皆可省罢。』从之，仍诏抵当如敢抑勒，依纳常平钱物法（抵当元不罢，但罢市易而已）。

　　十二月戊申，兵部员外郎叶祖洽奏：『市易之逋，一旦官中以法督促，近虽有宽期会、減分数之惠，然民力已弊，必无从出。愿敕有司检察，如委无可纳，特议蠲放。』诏大姓户见欠市易三分息钱，并特与除放。其人户本钱，仰所属，依详前后指挥催纳。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朝散大夫、光禄卿吕嘉问知淮阳军，以监察御史孙升言市易之法初行，嘉问失限甚多，故有是命。

　　闰二月甲辰，诏户部应诸路人户见欠市易钱，并特与除放。己酉，诏：『市易务见计置下，准备外国人使收买之物，约五万余贯，今止据见在数目供卖，候结绝，罢行计置。今行人依旧例供应。所有元丰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西驿买卖祗应，令市易官认出卖朝旨更不施行。』丙辰，诏：『应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在京委太府寺，开封府界令提点司，诸路令转运，各限一月取索逐户元请官本点勘，特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已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亦依此，许以纳过罚钱折填净利。已上通折外，尚欠官本钱并净利，而家业荡尽及无抵保，或正身并保人孤贫者，权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积欠免役钱，与減放一半，余分限三年，随夏税带纳。所有今月四日勘会欠负指挥更不施行。』

七月壬午，右司谏苏辙言：『臣顷曾上言，乞将市易欠数人户通计所纳息钱数，如已纳及所请官本数目，即与除放。蒙圣恩依此施行，德泽旁霈，所及甚广。然臣访闻京师欠钱贫乏之家，从初多作诡名，请新还旧，以此无缘通计息罚，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户。臣近日再行体问，据通直郎、监在京市易务宋肇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贯以下人户一例除放[9]，则所放人户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务一宗节目及利害文字请臣论奏。臣详究其说，窃以市易本钱，前后诸处拨到共一千二百二十六万余贯，中间拨还内藏库等处，共计五百三十万贯，朝廷支使过，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余贯，即今诸场务见在，共计三百五十三万余贯。将此三项已支、见在计算，已是还足本钱，则今来人户所欠，皆出于利息。若将见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所放钱数不多。伏乞圣慈较其利害，断自圣意，特与除放。或因将来明堂赦书行下，或更溥行诸路，则细民荷戴恩德，沦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胜计。然臣窃见太府寺今岁终较课，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其官员等第保明闻奏[10]。自来市易官因此酬奖、转官及请赏钱，所得无数。今来既见市易已支、见在之数仅能还足本钱，则以本理息，皆是欺罔。从前官吏转官请赏，皆当追夺官爵，及所赏钱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后缘市易转官、请赏之人依理施行，内有吕嘉问，系创行市易，害民最深，虽已经责降，尚窃有民社，未允公议。更乞重行窜谪，以谢天下。所有宋肇札子三道，臣辙备录进呈如左。』

明堂赦书：应內外欠市易钱人户，见欠二百贯以下，并特与除放。盖从辙所请也。二年四月丁未，李常奏议，更许之。

　　癸未，户部言乞罢市易所，置卖盐场。从之。

　　二年四月戊申[11]，户部尚书李常言：『臣愚夙夜思今日人情犹郁，穷弱尚困，唯有市易一事。臣质之簿书，考见详实。自蒙恩赉除放二百贯文以来，消減亦不少矣。昔称三万户者，今存四十余保矣。昔称百余万缗者，今才一十九万余贯矣。蠲除者既见不少，理索者独为不幸。蒙蠲除者宽绎自如，方理索者禁锢困苦，此穷困之情有所未舒，而臣愚窃虑和气因以未浃也。臣待罪户部，典领邦计，凡一钱之金、一尺之帛，莫不为朝廷爱惜。今不顾万死，冀以蠲放为事者，诚以上累圣政，下挠至和。伏望圣慈决之不疑，出于独断，兼先帝详除已久，社祭在近，若于此时特下诏令，尤为宜当，而比诸崇异方之教[12]，以祈福祥，相万万也。』

　　五月乙卯，诏：『一应官员市易增羡酬奖，惟身亡、致仕及得減一年以下磨勘人并免，其余转官陞任減年磨勘循资者，并各追夺一半，循一资，升一任，以磨勘年数比減之。选人俟改官后展其循资。已改官并減年磨勘不成一资者，并以磨勘年限对展。内吕嘉问追三官，展四年磨勘；吴安持追两官；贾昌衡追一官。』

三年二月己亥，诏罢变卖市易司元丰库物。从三省请也。

校勘记

[1]射家 原本『射』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四补。

[2]价贱 原本作『价钱』，据《长编》卷四六二改。

[3]厚生 原本『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六二补。

[4]省谷 原本作『者谷』，据《长编》卷三七六改。

[5]第四等 原本『等』字作『第』，据《长编》卷三八四改。

[6]御史中丞 原本『御史』下衍一『下』字，据《长编》卷三八四删。

[7]伏以 原本『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八四补。

[8]数目 原本作『数臣』，据《长编》卷三五四改。

[9]若截自欠二百贯以下人户一例除放原本『自欠』作『日久』，据《长编》卷三八三改。

『放』字，原本脱，句义不足，据《长编》补。

[10]其官员 原本作『具官员』，据《长编》卷三八三改。

[11]戊申 原本作『丁未』，据《长编》卷三九九改。

[12]比诸 原本『比』字上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九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一

哲宗皇帝

回河上

　　元丰八年八月己巳，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绛陛见，面谕河北水灾，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赐告。时河决小吴未复，议者欲为支川，傍北都注故道，魏人惴恐。绛五上疏，乞复澶渊故道。朝廷为之寝河役。

　　九月丁丑，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

　　元祐元年四月己丑，殿中侍御史吕陶言：『向者知澶州王令图辄有论奏，欲于迎阳埽开浚旧河，使水东注，及乞于孙村地分金堤置约，使河流复归故道。河北转运司并不计审利害，继有论奏，欲朝廷先委王令图相度，自迎阳埽已下，许令一面经画，才候止日，放水入旧河，仍于大吴北岸修进锯牙，擗约水势，归复故道。朝廷差李常、冯宗道相视[1]，未至本处，而转运使范子奇、李南公自知欺诞不可掩匿，乃于正月十八日论奏，又牒李常，称迎阳、孙村两处回河委是不便。及常等相度，俱称不可，已罢其役。按：河流回复，自古及今，最为中国之大事。今缘令一言，遽欲兴复，开旧塞新，及朝廷遣使按视[2]，具见其实[3]，则方露底里，以为难成。同异两端，情涉侮玩。愿付有司勘治子奇、南公之罪，以戒欺谩。』诏范子奇、李南公各罚铜十斤，展二年磨勘。吏部侍郎李常、勾当御药院冯宗道言：『准朝旨相度黄河利害。臣等所至，历览其堤防，全未高广，物料亦未有备。缘堤防之设，全系水官；物料之审，责在本道。今经涉岁月，尚尔未集，以是知水官未得其人。欲乞添置使者。』诏添置外都水使者、勾当各一员。

　　十一月丙子，相度河北水事张问言：『臣至滑州决口地分，相视得迎阳埽至大、小吴埽水势低下，旧河淤淀。若复旧道，功力难办。请于南岳大名埽地分开直河，并签分引水势，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从之。

二年二月己丑，王令图、张问奏乞分河水入孙村口，已蒙依奏。寻准旨未行，令乞依前奏开修。从之。

《政目》八日事当考详。问前奏在去年十一月二日，又十二月六日，令图、问再视按。二年二月八日，诏从王令图、张问奏，开修孙村河。〈实录》并不书，此据吕大防〈政目》。然既从二人所请，令图寻卒于三月十七日，其次日，即命王孝先代之。孝先亦同欲开修孙村河者也。四月十三日，又命顾临代范子奇为转运使，以河议未决，一十六日，乃诏转运使、副与水官共议开修的确利害。据此，则二月八日虽降开修指挥，寻却寝罢，故今复令有司别议[4]。

　　十月丁亥，河北都转运使顾临等奏：『乞将应缘讲议河事行遣，并依元降朝旨，以「讲议河事所」为名，候议定合开修去处奏闻，及依故事，朝廷差官覆实，委得允当，许令兴工，复为「都大提举修河司。」』

　　三年二月己丑，知大名府冯京言：『准敕开修減水河，在本府护城横堤之南。请下有司预行固护。』诏令都大提举修河司照会。初，元丰八年十一月，朝廷用王令图议，将复大河故道，诏李常视之。常言不可，役已兴，旋罢。时元祐元年正月也。其月，又诏张问同令图相度。问请开孙村水口河以分減水势，朝廷既从之，寻亦中辍。二年三月，令图死，王孝先代领都水，亦欲开孙村口減水河如令图议。知枢密院安焘两奏疏言：『朝廷久议回河，独惮劳费，不顾大患。盖自小吴未决以前，人海之地虽屡变移，而尽在中国，故京师恃以限强寇，景德澶渊之事可验也。且河每决而西，则河尾益北。河流既益西，决固已北，抵境上。若复不止，则南岸遂属敌界，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如庆历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筑军以窥河外，已然之效如此。盖自河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长虑却顾，可为寒心。今欲便于治河，而缓于设险，非至计也。』太师文彦博议与焘合，中书舍人吕大防从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议，同列莫能夺。中书舍人苏辙见右仆射吕公著，乘间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公著惊曰：『君何言欤！』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唯唯曰：『当与公筹之。』然竟莫能夺也。回河之役遂兴。丁未，曾肇言：『昨奉使契丹还，过河北，窃闻朝廷命王孝先开孙村口減水河，欲为回河之计，调发河北及邻路人夫应副工役。询之道路，皆云：「见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系黄河退背地分，恐难成功。当河北累年灾伤之后，未宜有此兴作。」伏望圣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监司公共讲求，使议论早定，不至枉费民力，更招后悔。』

　　十月戊戌，诏：『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庚子，三省、枢密院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左仆射吕大防、知枢密院安焘、中书侍郎刘挚、退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5]、右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留身，存前奏曰：『适诸臣敷奏河事，臣预闻议论，乞更少采。愚见孙村口回河利害，论者不一。近召谢卿材、张景先以与王孝先及俞瑾商量。卿材状称河势北流顺快，乞不行闭塞。孝先等状称惟孙村口可以取水，还复故道，须治故道[6]，旧堤乞更展一年。如将来不测，大河泛涨，冲过直堤，淤淀故道，或河道变移[7]，别无取水去处，乞免修河官吏责罚。且孝先等系建议官，其说却如此，是亦未能保必可以成功。只开減水河浚故道[8]，治旧堤，计用兵夫数万、物料数千万，尚未塞，将来闭塞河门所费用五号若果能回复大河为永远之利，虽更劳费财力，亦不足计较。今据其说，乃是侥幸万一成功，未有的确利害。将来若回河不成，是虚弃数千万物料，困数路民力，岂得不虑?又诸臣言设险事，此固为远虑，然须因地势回复大河，方可为险。如孙村口回河不得，亦须别行相度。边寇若御得其道，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岂是设险之效?苟御失其道，如石晋末耶律德光犯阙，当时岂无黄河为阻?况今河流未必便冲过北界，须且详究利害。惟是民力，不可不惜!』又奏：『昔河决天台埽，是时章献太后垂帘，两遣近臣按视，预积物料，数年然后兴役。今何惜遣一二近臣按视，候见的实利害，然后兴役，亦未为晚。臣非为异论，实以忧责所系，不敢不尽愚欵，愿陛下慎重此事。』太皇太后曰：『且更熟商议。』于是收回戊戌诏书（此据《范纯仁家传》增入）。

十一月甲辰朔，三省、枢密院言：『检会都水使者王孝先，于西岸上自北京内黄第三埽先起截河堤一道，与旧河孙村口相属，仍相度于樊河第三河靠水作缕河小堤，闸断河门；于大名府南第四铺下至孙村口北，仿往时作汴河规模，开修減水河一道，分杀水势，东移入河。寻召到李先及俞瑾等，令陈述利害。据李先等称，除孙村口外，更无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处。其孙村口欲作二年开修，今冬先备旧堤梢草一千万束，来春下手，先开減水河分減水势，所用兵夫已前由定数，至元祐五年，方议开塞北流，回改全河入东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供结罪保明状讫。看详除预备旧堤物料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塞北流回河入东流故道，并来年开減水河，虑别有未尽利害，欲差官躬亲相度，具经久利害，诣实奏闻。』诏差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躬亲往彼相度，并具的确，遵利害画图，连衔保明闻奏。如孙村口不可开河，即别下近界河路逐一处，亦具保明闻奏。

九月五日，苏轼云：『孝先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然则孝先建议，必在九月五日前奏。

　　文彦博、吕大防、安焘三人者实主回河议，范纯仁独以为不然。主议者谓纯仁曰：『某累官河北，河上利害，晓之熟矣。公足迹未尝及河北，安知其利害?』纯仁曰：『利害则非纯仁所知，至于水性趋下，则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纯仁不敢坚以回河为不然，但以：『边事未宁，百姓尚困，国家府库财物有限，主上初即位，垂帘之际，兴此大役，安得不审慎乎?』乃议再遣百禄、君锡按视。范纯仁又言：『水官不候相度可否，便计买先修旧河埽梢草一千万束，用钱近四十万贯，此是将寻常价例约度。今来立限，要二月中有备，则必诸州争买，价例更高，不惟所用钱物浩大，官吏逃责，恐不免劳扰。既称开減水河，只要试探水势，已计梢草若千万束，内若干旧有，若干今买，即来春所用兵夫，须与梢草相称，方能了当。其开減水河，本只欲试探水势，已费财用如此，将回复大河、塞决口，都未曾及，此正臣前所谓用过财力既多，欲罢不能之端也。兼议者始谓今年丰熟，梢草易为收买。以臣愚见，惟是草一色岁丰易得外，其梢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园林，凶年方肯斫卖，丰年却恐难得。况大河既未全复，物料自当減数。设欲预备，亦须渐次计置。』户部侍郎苏辙言：『近闻回河之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虽权罢大役，而兴修小役，竟末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默，谁敢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闰十二月，范百禄、赵君锡既受诏同行视东、西二河，度地形究利害，见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知河决不可回，即条画以闻。

　　四年正月乙未，范百禄、赵君锡既面奏河不可回，乞罢修河司。旬余不报，于是上疏奏曰：『窃谓本朝河决必塞，已塞复决，未尝复行于故道也。今河行大岯之西，至于大陆，分注木门，由阎官道会独流口，入界河，东归于海。合禹之迹，前人欲为而不可得者也。元丰以前，未有回河之论。八年以后，乃有若王孝先、俞瑾辈敢妄议回河。孝先身为水官，无容不知有此。臣既按视，究见利害，而大臣廷议，踰月未决，臣窃惑之。又况元丰四年，小吴河决。未两月，而神宗皇帝神畿睿断，不下堂而见万里之外，顺天地卑高之性，知百川脉络之理，明诏中外，藏之有司。其大略曰：「故道已是淤高，理不可复。自今更不开塞。」于是远近心服，人无异论。今孝先等乃敢横议，违戾先帝明诏之意。欲望睿慈亟罢修河司，以省大费。正孝先之罪，以明典刑。则天下幸甚!』己亥，诏罢回河及修減水河。

　　四月壬子，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侍中赵君锡条画以闻。

七月丙申，都水监言：『黄河为中国患久矣，自小吴决口，后来泛滥，未著河漕。朝廷前后遣官，相度非一，终未有定论。盖新河堤防与故道金堤殊绝，若以为北流无患，则前年河决南宫下埽，去年决上埽，今年决宗城下埽，岂是北流可保无虞?以为大河赴东，则南宫、宗城皆在西岸；以为赴西，则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危或决，皆在东岸，显是大河千里，未见归纳，无以为经久之计。昨来相度第三、第四铺分决涨水，少纾臣前之急，而继又宗城决溢向下，包蓄不定，虽欲不为东流之计，不可得也。河势未可全夺，故为二股之策。今本监勾当公事李伟状：相视得新开第一口水势湍猛，发泄不及，已不候功毕，更拨沙堤第二口減泄大河涨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虽未保冬夏常流，已见有可为之势，在国家为无穷之利。必欲经久，遂作一一股，仍须增添役夫，乃为长利。然未下监司、州郡、外使者、北外丞看，即今所修，较之利害，孰为轻重?』诏令河北路安抚司、监司、外使者、北外丞司，限十日具析保明以闻。

八月十日，苏辙言李伟张皇申报。八月十八日，置修河司。

八月丁未，翰林学士苏辙言：『臣去岁领户部外曹，以财赋不足，而开河之议不决，河北费用不赀，曾三上章论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孙村以东故道高仰，势决难行。是时大臣之议，多谓故道可开，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赵君锡亲行相度。百禄等既还，皆谓故道不可开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不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趋下，可以一言而决，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权要，效其诚说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议，皆以为当。臣窃闻见今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而见今申报涨水出崖田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夫工，开河道，进锯牙，欲纳之使东。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使东行，实同儿戏。臣愿陛下急下有司，且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其故道堤坏决之处，略加修完，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纳等事，一切不得兴功，仍不许奏辟官吏、调发夫役。候河势稍定，然后议之。不过一月后，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而羣小妄说，不攻自破矣。』己酉，河北路转运使、都水使者谢卿材为河东路转运使，权河东路转运使、直龙图阁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河北路都转运使，兼外都水使者。时复议回河，故徙卿材。然子奇寻亦复以直龙图阁归故宫。乙丑，都水监勾当公事李伟言：『已开拨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具到乘势开塞大河北流等利害。』又言：『直堤第三铺水势顺快，故道渐亦为备。朝廷今日当极力必闭北流，乃力上策。若不明诏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迁延，议终不决，观望之间，遂失机会。乞复置修河司。』从之，仍以都提举修河司为名，差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举，以伟为专切管勾应办回河等事。

七月二十八日，初用都水议，令诸司保明回河云。诏以回复大河，都提单修河司调夫十万人。

九月乙未，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元丰四年，河决小吴，神宗皇帝下诏，更不修闭决口[10]。宣谕辅臣曰：「以道治水，无违其性。」朝廷疑惑[11]，故先遣李常、冯宗道，后又遣臣叔百禄、赵君锡按视，皆言无可塞之理，即用北流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八九。李伟希合执政，无所忌惮，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谋于众，即依得伟奏，置都提举修河司。既开直堤第四铺口，而第七铺危急，自八月八日救护，至二十八日，用梢草百万，调急夫七千人，官吏自夜达旦，扫緷愈危，随即垫去，终未能守，而直堤自溃决。令【杰按：令，今之误】才开第一铺，河势变移，人意已不能测。将来闭塞北流，何止万倍于此?臣窃见去年初遣二使之时，大臣方且力争，或曰可塞，或曰不可塞者已罢免，所以庙堂无异议之人。及二使还奏，大臣议论犹不能一，独陛下圣意主张，遂罢修河司，中外无不以为至当。今才历三时，复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为不可，陛下又以为不可，以执政耻其前言之失，必遂欲遂非，妄举大役，轻动大众，河本无事而人强扰之。伏望陛下明谕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轻动众，无以有限之财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测之巨壑；勿狥一言之失而必不成之功，罢提举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河决溢，随宜救护。臣自闻复置修河司指挥，即欲建言。臣叔百禄尝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踌躇，至于阅月。今中外汹汹，皆言不便。臣有言责，若避嫌缄默，坐观国事有误，臣之罪大矣!』亦不报。

祖禹新传云：『朝廷卒从其议。』按：此时初不从，卒从之耳。或附十月四日祖禹未迁给事前。

　　十一月己丑，中书侍郎傅尧俞言：『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奉圣旨，令臣与宰臣等更商量河事，密具奏闻。臣与文彦博、吕大防以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轻，不能回夺。兼缘都堂议论，婉顺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吴已役五万余夫，兵士不在其数。将来诸路调发人夫数十万，殚国财，竭民力，以就非急不可成之役，兼虑春中，或遇雨雪寒冻，不唯怨嗟溃散，枉费物料钱粮，亦恐伤害人命，其数不少，此陛下所深知，臣不复具论列。今主议者云：「欲回河以缓北流之患。」而未尝于北流略为堤备。若将来河势不可东流，不幸又加大水，则北流之害，岂可御哉?欲望圣慈或因寒雪，或因他事，批出指挥，直罢修河司，浚孙村口，准备分減涨水，因便检讨北流紧急堤岸，疾速修完，不管疏虞。候三五年，更看河势，然后别议，则两边俱无所失，上下安乐，可以全河北百姓，变祸为福，其利无穷。在陛下神断，一言而已。』

　　十二月癸丑，三省、枢密院言：『昨令都提举修河司从长择一顺快处回河，差夫八万、私雇二万充引水正河工役外，北外都水丞司检讨到大河北流人夫二十万四千三百一十八人，故道人夫七万四千五十六人，两项共计二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人。今都水监丞李君贶等检计裁減水河，其差夫八万人，于数内減作四万人充修河工役，于李君贶等裁定差夫内，共減作一十万人，令修河司通那分擘役使，余依元降指挥。』

　　五年二月己亥，诏都水使者吴安持提举修減水河。庚子，诏三省、枢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阔远，宜权罢修黄河。以御史中丞梁焘、谏议大夫朱光庭言东北久旱，河役动众，恐妨农事，故降是诏。焘奏：『臣访闻东西旱气阔远，窃虑河事大役，人情劳怨。调众妨农时，其招灾害之由，疑亦因此。望圣慈详酌，权令住修河，候秋熟日取旨。』光庭奏曰：『昨议修闭大河北流，天下之人皆谓北流就下，而未可强使之东，俟一二岁，观其水势所向，果有太过之势，因而导之，岂不易哉?朝廷审以为是，遂权罢闭北流。而水官元主议者殊不决所欲，盖所欲本在于侥幸朝廷美官。若一切罢去，则遂无事矣，故犹为減水河之策，意在我之前议未为过失，而又得依旧广占官吏，事权在手，以从私意。

今修河一事，只因用李伟一小人，且減水河开与不开，殊无利害，若只留堤口，涨水大则势须自过，何须更役人开浚哉?臣愚欲望朝廷罢李伟小人职事，悉減修河司官，放罢见役开減水河兵夫，只委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并州县官吏，将见修护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循理施行。如此，则兴事不妄，人情妥安，上天之应，必降膏泽。』初，范纯仁既罢相知颍昌府，闻朝廷复议修河，上疏曰：『臣前此在政府，见欲回复大河者。』又曰：『河势方东，恐变改不定，时不可失。臣以前车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尝屡有奏陈。蒙陛下专遣范百禄、赵君锡相度，归陈回河之害甚明。寻蒙宸断，宣谕大臣，令速罢修河。三两月来，却闻孙村有溢岸水自然东行。议者以为可因水势，以成大利，朝廷遂舍向来范百禄、赵君锡议，而复兴回河之役。

臣观今举动次第，是用时不可失之说，而欲竭力必成。臣更不敢以难成及三五年间必有溢决为虑，只且以河水东流之后，增添两岸堤防铺分，大段数多；逐年防守之费，所加数倍，则财用之耗蠢与生民之劳扰，无有已时。更望圣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预约回河之后逐年两岸埽铺防捍工费，比之今日，所增几何，及逐年钱物于甚处出办，则利害灼然可见。』疏奏，主河议者不悦，遂寝而不行。后十余日，太皇太后宣谕曰：『前日范纯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体难从，已凿收矣[12]。』太皇太后曰：『纯仁之言有理，宜从其请。』遂又罢河役。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许输钱免夫，县令上下，皆以为便，纯仁独忧，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岁差夫一下费万钱，今已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往回奔走与执役之劳，岂不便乎?』

纯仁曰：『每岁差夫虽曰万钱，然携以随身者不过三千文，得一丁就食于官，是民间未尝有所费也。今免夫所出七千，尽归于官矣。民又俨然坐食于家，盖力者身之所出，钱者非民所有。今取其所无，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亲执役者以为便，穷民有力而无钱者，非所便也。又况差夫必计其的确合用之数，纵使所差倍其所役，民不甚劳苦。今若出钱以免夫，虽三分之夫工，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钱，其弊无由致察。又从来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钱无远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则为民之害，无甚于此。』

　　三月丁卯，都水使者吴安持言：『大河新水向生，请鸠工预治所急。』戊辰，侍御史孙升言[13]：『臣伏见李伟、吴安持自去岁兴回河之议，二人相与诬罔朝廷，而安持诡谲多奸，既已诳惑大臣，不肯同任其责，万一侥幸其成，则欲享其利；败事，则将来归之建议者。遂令李伟于去年八月独奏陈大河要切利害。』又云：『窃观今日两岸增进马头、锯牙，其沙河直堤水口自已通快，显有全回之势，惟与都水使者吴安持晓夕讲究，见得上件利害灼然[14]，安持遣官暂赴尚书省禀议：「伏望圣慈早赐宸断，即乞复置修河司，其官属诸般事件，并依昨来已降例施行，所贵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条理，可以乘时建立大事。」李伟、吴安持协比为此奸言，朝廷遂以为信，并依所奏施行。今日考其奏请之言，无一验者，而枉费财用、民力已不可胜数，远近为之骚然。上赖宗庙社稷之灵，圣聪睿断之果，昭察奸言，一切放罢。不然，患害有不可言者。吴安持、李伟利口轻儇，欺罔奏陈，传播中外，奸言显露，罪恶难掩。伏乞早赐指挥罢斥，以协天下公议。仍乞罢修河司，候有定议，别听指挥。』

　　九月丁亥，宣德郎孙迥知北外都水丞[15]、提举北流，右宣德郎李伟权发遣北外都水丞、提举东流，同共提举北京黄河北外，仍那移两河人兵物料。

　　是月九日，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大河北流，经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之溢，孙村地形低下，涨水东出，因此张问等辈欺罔朝廷，为回河之议，自是北京生灵怀鱼鳖之忧，日夜为迁徙之计。监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难矣。其去岁八月，宣德郎李伟辄敢献言，欲闭塞北流，回复大河，力排众议。万一私觊功赏，朝廷为之置修河司，调发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买梢茭，百费并举，河北、京东西路公私为之骚动。万口一词，知其无成。上赖陛下圣明，照知利害，然犹未能尽罢其役，始令开減水河，次因旱灾，令权罢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罢，李伟仍提举东流故道。复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寻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检举取旨。今涨水已退，而伟终不罢。据今月三日圣旨，止是依吴安持等所请，候霜降水落，从北外丞司相度，将梁村口至孙村河身内妨碍处取豁河槽，候冰冻消释，地形顺便，随宜开导，务令深阔，酾为二渠。臣详观安持等说，盖犹挟奸意观望朝廷，欲徐为兴动大役之计，以固权利。以臣观之，修河司若不罢，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伏乞指挥大臣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前欵，流窜李伟，以正国法。』

　　十月癸巳，罢都提举修河司。苏辙又言：『臣近奏乞罢修河司，并责降李伟。寻准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李伟权发遣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准十月二日圣旨，罢都提举修河司。臣以为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与不行臣言无异。谨按：李伟屡以奸言动摇朝廷，兴起大役。于去年八月中，独衔奏称大河见今已为二股分行。虽然，当于第四铺地分更行开广河槽，只得兵夫二万，于九月兴功，至十月寒冻时毕功，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凡伟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伏乞检会前奏，速赐流窜。』侍御史孙升言：『谨按：宣德郎李伟狂妄怀邪，欺罔误国。既独奏二股回河之议，有乘时建立大事之言，内挟文彦博之势权，外假吴安持之游说，大臣为之摇动，朝廷于是听从。力役既兴，公私被害。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罢，则李伟欺罔之罪益明。今来朝廷不独不行李伟之罚，而又授李伟以外监丞之命，如此，则是无功受赏，有罪不罚。伏望圣慈详察李伟欺罔之罪，早赐罢黜，以厌伏中外之心。』

　　六年正月丙戌[16]，御史中丞苏辙言：『谨按：自来河决，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后乃决。然则大吴之决，已缘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于北，理必不可。且见今北流深处，水行地中，实得水性，舍此不用，而欲引故道，使水行空中，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议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虽变回河之名力分水河之议，据都水奏请，本谓回河与減水事体不同。所有已修造马头三百余步，乞从收河司随宜措置。马头既在大河之中，横拦水势，泛溢之时，理须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朝廷虽许其所请，然本司收买马头物料，至今不绝。又与本路监司奏随宜开导口地一带河槽，务令深阔，并修葺紧急堤岸，酾为二渠。臣观其指意，虽为減水，其实暗作回河之计。欲乞圣慈特选骨鲠臣僚及左右亲信往河北计会，逐处安抚、转运、提刑、州县及北外监丞官同共踏行，详具图录，开述利害，保明闻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罢分水指挥，废东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马头锯牙，依上件所陈施行。今年春天，仍并拨付北流开河筑堤役使，所贵河朔及邻路兵民早获休息，国家财赋不至枉费，有农足之渐，则天下幸甚!』

　　三月。始，苏辙为御史中丞，论回河三事。其一、乞存东岸清农口；其二、乞存西岸投摊水；其三、乞除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下河北监司相度，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既执政，于殿庐中谓大防曰：『锯牙终当如何?』大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若不东，北流必有害。』辙曰：『分水虽善，其如北京百万生灵每岁夏秋常有决溺之忧何?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故道虽中间通流，两边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

刘挚曰：『今岁岁开浚，正为此矣。』辙曰：『淤却一丈，开得三尺，何益?若淤涨水过后，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令能胜任涨水，彻去锯牙，免北京危急之患，此实利也。』挚曰：『河朔监司皆不如此司，为之奈何?』辙曰：『外官观望故尔。何以言之?张璪虽言锯牙当存，而乞大修北京签横堤，所费不赀，则准备锯牙激水之患耳。』大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目见，则须以公议言之也。』及至上前，大防、挚皆言以分水为便。辙具奏。上语太皇太后曰：『右丞只要更商量耳。』辙曰：『朝廷若欲慎重，乞候涨水过，见得故道，转更尤高，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彻去锯牙。如此，犹且稍便。』既至都堂，大防、挚令批圣旨，并依都水监所定。辙谓堂吏：『适已奏知，乞候涨水过，别行相度。』挚大不悦。大防知不直，意稍缓。明日，改批『不得添展』而已。

此据《龙川别志》及《颍滨遗老传》附三月末。

七年十月辛酉，诏：『大河东流，都水使者吴安持赐三品服，北外都水监丞李伟令任满日，令再任。』

《玉牒》云：辛酉，河复故道。

　　八年正月乙巳，中书侍郎范百禄言：『窃闻水官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准敕罢回河后，逐年并功，修进梁村锯牙，并大河两马头。经今四周年有余，用过功力浩瀚，兼三处并行，若如水官之意，既进埽绎，又狭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及预乞朝廷候北流浅小，作软堰闭断。详此五事，显见必欲回河，特以分水为名，托云恐东流生淤险，行巧计耳。方且鼓倡言路，以非为是，致台官章疏前后十余，中外传听，不能无惑，深恐不便。伏望二圣明诏三省速议，果决拆去河上锯牙、两马头，开放河门，任令大河自浚趋下，免致壅遏障塞，淤坏北流，积为大害。若北流通决，将来每遇水涨，自然分向东流。既是分水之利，两河并行，久远安便。』百禄又言：『自元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降敕罢回河，今来臣僚回河之意终不肯已。然而大河亦然不可回，吴安持等方日生巧计，壅遏北流，前后多端，致大河渐有填淤之害，寝坏禹迹之旧，岂不深可惜哉?』先是，进呈御史李之纯、董敦逸、黄庆基乞回河东流、杨畏乞差官相视，及都水监吴安持乞于北流作土堰、定河流，以免填淤事。时吕大防在告，苏颂等皆言商量未定。苏辙面奏：『安持所言，决不可从。』而范百禄再上此奏。

二月己未，门下侍郎苏辙奏：『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公事[17]。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旨。切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尝以为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伏望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至是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之间，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动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绎。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绎，约令北流人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埽绎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太皇太后以为然。时吕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进也。

据《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并《栾城》所载札子日月，井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系之三月十二，恐误也。今从《集》及《志》、《传》。

辛未，三省进苏辙所议河事。吕大防曰：『今来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前乞遣官按实是非，明示赏罚，此言极当。乞依施行。安持小人，要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

《实录》系之三月二十四日，今从《颍滨遗老传》、《龙川别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校勘记

[1]朝廷 原本脱「廷」字，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2]按视 原本『视』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3]具见其实 原本『具见其』三字为一墨丁，据《长编》卷三七四补。

[4]别议 原本『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五补。

[5]退太师 原本『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6]须治故道 原本作『须快乞不』，语甚淆乱，兹据《长编》卷四一五改。

[7]或河道变移 原本无『或河道』三字，义未足，兹据《长编》卷四五一补。

[8]只开 原本『只』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9]费用 原本『用』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五补。

[10]修闭 原本作『终闭』，据《长编》卷四三三改。

[11]朝廷疑惑 原本作『□议惑』，据《长编》卷四三三改补。

[12]凿收 原本『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八补。《长编》原注云：『「凿收」二字，疑误。』

[13]侍御史 原本『御史』下衍『大夫』二字，据《长编》卷四三九删。

[14]利害 原本脱『利』字，据《长编》卷四三九补。

[15]北外 原本『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八补。

[16]丙戌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五四补。

[17]式假 原本『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一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二

哲宗皇帝

回河下

　　绍圣元年正月丁亥，左司谏虞策言：『今岁大河水入德清军城，一城生聚，被害者众，盖是水司失于豫备。若选臣僚与熟于河事之人子细行视，必可以见得将来水势所向紧慢，于逐处州县镇城预作堤防，免公私仓卒受患。』诏令都水监丞郑佑等，并本路安抚司及转运司、提刑司相度闻奏。先是，都水使者吴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相度施行。时苏辙以祈谷宿斋，不与也。吕大防为山陵使，行有日矣。辙见大防于待漏，语及河事。大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范纯仁旧不直东流议。辙告纯仁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纯仁曰：『命已下，奈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

即议于皇仪门外，而再降指挥，使都水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议可，即一面施行；有异议，疾速闻奏。纯仁始意与大防比，至是乃相信服。戊子，三省言：『权河北路转运副使赵偁言：恩、冀旧河既已淤淀，内黄、宗城不可复塞，而阚村一带，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才候冰消，即开阚村等三河门，使伏槽之水就不顺直，却行开浚澶渊故道，准备分播涨水。』是时水衡锐意回河，论奏以千百数，诏率下转运司议。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以不知河事为鮮，偁独居中持议，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复上河议。其略曰：『自顷有司回河几三年，工费搔动，半于天下。复为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谓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势，导而分之，盖其理也。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约以扼之，开浚河门，徒为渊潭，其状可见。

况故道千里，其间又有高处，故累岁涨落，辄复自断。臣谓当完大河北流两堤，复修宗城弃堤，闭宗城口，废上下约，开阚村河门，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费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绪，而河患庶几息矣。』八年二月，本官议以北流浅小，可为软堰权闭，涨则决之。偁上议曰：『臣窃谓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东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决，患水不能闭也。是三者能去则为利，未能去则为害。今不谋此，而议欲专闭北流，止知一日可闭之例，而不知异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为力，而不知阚村方涨之势，未可并以入东也。请俟涨水伏槽，观大河全盛之势，以治东流、北流可矣。』于是诏罢软堰。五月。水官又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偁争不能得。

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干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幅员数百里，纵横散漫，漂庐舍，败冢墓，遗民之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号之声，数里不绝。是年冬，水官又请因河狭浅，权堰断，使水势入孙村口。明年，偁又上言：『壅水为患者验甚明，臣尝进愚议，正谓引也。今有司又欲迁德清，并浚清丰诸口归纳故道。臣渭河过孟津，初行平地，必须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沧、棣，始播为九河，以其近海而无患。世有司回河、分水，八年之间，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势可见，奈何又欲派分之邪?河自横垄、六塔、商胡小具，百年之间，皆从西决，盖河徙之常势也。先帝睿断，灼见河势，且鉴屡闭屡失之患，因顺其性，使之北行，此万世策也。

自有司置埽创约，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为分水。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亦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势，戾水性，臣未见其能就效也。臣请开阚村河门，修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浚澶渊故道，以备涨水。如此，则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偁即数建河议，水官方未能屈，或遗以甘言说偁曰：『回河，上意也。公毋固执，恐自贻祸。』傅曰：『人臣当官而行，惟职是视，安敢妄测主意，以负国也?』水官又请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闭内黄决口，开鸡爪疏口地回河东流，于是诏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传相视，且会逐司定议。偁议以为：『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间，役费不赀，已试久矣，要当果决。今又欲权堰缕断为首取之议，不敢同也。

张包一带，即阚村旧河，中间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为缕断，安能御大河之冲哉?且东流阔处无二百步，益以涨水，何可胜纳?去岁尝开鸡爪十五余丈，未几生淤，形势可见。一月东流，既不容北流，又悉闭上壅，横溃之患，何可胜言哉?请先导张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备涨水，因其顺决。水流既通，则河将自成矣。』是时独东路提刑上官均与偁议合，而众相论难，累日不决。乃诏周视东北流，较形势，审利害，会逐司诘之曰：『将浚鸡爪，以决东河于北流，可乎?』漕、宪曰：『可，第无益耳。』又曰：『将不塞张包，以存北流于东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张包存则东流败矣。』于是时诏使者曰[1]：『审耳。则水之趋北，势也，奈何逆之?』

由是从倡议，奏请存张包而治北流。既施行矣，会中格[2]，复罢。偁太息谓其子曰：『河无事，妄扰之耳。议者每以侵害塘泺上惑朝廷，曾不知北流断则塘泺遂淤矣。北流尚存，则恩、冀、沧、景悉为河南地。以河为限，此大利也。元祐之末，浮梁几危。绍圣之初，竟漂败之，西警广武，南抵澶渊。吾谓不上壅则下溃，既已信矣。不三数岁，恐河无安定之理，谁当复为上言之乎?』又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言：『大河东流，的确利害。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从北流，则虑下流已湮，而上流横溃，力害益大。若直闭北流，东徙故道，则复虑受水不尽，而破堤为害。窃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尽塞诸口，以绝大名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观故道，足以受之，则内黄之口可塞；

不足以受之，则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议，则民心固，而河之顺复有时，可以保其无害。』诏令吴安持、郑佑与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官从长相度，具图保明闻奏。既有未便，亦各具利害来上。辛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决，近又权都水使者吴安持与大名府路安抚使许将及河北转运副使赵偁议论各不同，虽已令安持、都水监丞郑佑与本路监司从长相度，虑更有异议，奏请往复二诏差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乘驿放朝辞[3]，限三日往北京，取索都水监及本路安抚、转运、提刑司所陈黄河利害文字同议。如议论归一，即依前降指挥施行；如有异议，即仰吕希纯、井亮采定夺，具图状保明闻奏。先是，范纯仁面奏：『许将双行梁村、内黄口，事理稍便。』

吴安持亦以为然。即诏安持一面施行。苏辙曰：『大河之势，东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宗孟以都城口危，乞于西岸增筑马头二百步，约水向东。朝廷指挥水官与安抚、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东流、上流别无疏虞，然后施行，逐司遂乞減马头一百步。然是秋涨水，为马头所激，转射东岸，漂荡德清军第一埽，为害最大。及涨水稍落，不能东行，却倒射西岸。恐须令逐司共议，乃得其实。』上曰：『此事不小，当合众人议之。』然已降指挥，越二日，三省奏事罢，上特宣谕曰：『黄河利害，非小事也。宜遣两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纯仁等皆曰：『河上夫役将起，方议遣官，恐稽留役事。』苏辙曰：『臣去年尝乞遣官按行，是时太皇太后以为水官只在河上，犹不能保河之东西。今骤遣人，亦难决。』上曰：『此事非细事，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亦何损?』于是专遣希纯、亮采往视。

　　二月己酉，都水使者吴安持、都水监郑佑言：『勘会堰梁村缕断张包，闸内黄决口。疏口地，开鸡爪河凡五事。乞据疏内相度同议。已得归一者，便听一面施行。今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相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兴工，即一面施行。』丁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言：『看详都水监所奏，乞权堰梁村，缕断张包等河门，闸内黄决口于窦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开鸡爪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据大名府路安抚、河北路都转运司、提刑司、都水监官、北外丞司状并称合行堰断，同议已得归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兴工。已牒逐司，一依前降朝旨，一面施行讫。』己未，吕希纯、井亮采归自河上。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而签书枢密院刘奉世援旧例，乞与河议。奉世，文彦博、吴充门下士也，常以北流为非。丙寅，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吴安持所画河图及利害。范纯仁曰：『昨专遣吕希纯、井亮采躬亲行河，决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复从水官之说。』上曰：『希纯等行河，不及一月而还，止到大名，未尝至恩、冀，恐有所不尽也。』韩忠彦等曰：『吕希纯等所上河议，亦未可施行。』又以监察御史郭知章奏，乞专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当专付之水官，失职则责之可也。』希纯、亮采之议寻格。

　　三月壬申，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奏：『本所寻亲到北京元城县孙村口及馆陶县堤埽相视一带水势，次到梁村张包口及内黄县蒲潘口相北流水势。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广行询访利害，大抵北流势顺下，故河道常欲趋北，前后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见今水流分路颇多。今来逐司议论不同者四事，惟张包河门等最为要切。安抚司、都水监之意，欲于缕断处，仍起堤三十里，以防夺动大河；转运之意，欲存留以为北流。下河所陈利害。本所契勘：东流自梁村西下，至孙村水口一十六里有余，见今伏槽，水势约八九分，已来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所开，大段窄狭，其阚村埽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横截大河，使之东去。自阚村埽至内黄下埽，空缺者七十余里，张包河乃在其间，虽即今水势浅小，然去北之势，极为顺便。但自决大吴口，后来累年之间，北流堤防全不修葺，即自难以便依转运、提刑司所请。张包等河门不行，缕断流，待涨水之出，仍乞闸内黄决口，凿开九里堤，使水势无壅。其东行亦依安抚司、都水监所请，疏口地、开鸡爪河，以助东流之水势。保明委是诣实。』是日癸酉，诏都水使者王宗望疾速前去提举照管措置，务要于向下州军别无疏虞，候将来涨水，见得河势行流次第，令都水监具的确利害，保明闻奏。

　　四月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亲相视得东流水势已及八九分，张包河一支，即日減落，水势甚微。上件河门若不断闭，窃虑向去涨水不测，牵夺大河水势向西，冲刷河门，愈更深阔。已牒大名府，都大与本地分都大修闭，限十日毕工去讫。』

　　六月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言：『措置回河，自阚村以下至内黄下埽，缕堤七十里，所用薪刍为数不少，除将年计物料那融分擘外，其上件七十里[4]，见为七节修治，每节各管一十里。今约度每节添置梢草四十万束，乘此秋成计置，每束约用钱三十五文，计九万八千贯。合取朝旨应副，及乞差官措置。』并从之。

　　七月辛丑，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丁巳，上谕执政，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广武埽，详见《导洛》）。

　　八月壬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功役，及令南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

　　九月己未，三省、枢密院同李仲、王宗望欲开迎阳港河、闭燕家河门、引水入澶州故道。章惇曰：『欲委吴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兴役不一，劳人伤财，不可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兴。』上亦以为不足开，安焘亦以为然。惇曰：『曾布在河北，颇知河事。』又曰：『河遂以东，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堤防未完，须疏治下流及增固堤防，不尔，恐未免上流衡决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于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吴安持好兴作，其言未必可用。安持前后于河防枉用功力，不必□，以至縻费提刑司封桩钱万数。盖缘当时议论不一，而安持辈务欲约大河归东流，致德清军横流垫溺，公私财力困弊。』遂指图中燕家河门，乃是初决者小吴□□□。惇曰：『元丰中，任河势顺流，未尝用工，却无事。』焘曰：『容臣开陈。』因言：『大河北流，过钓台下流深阔处入界河。若更变移近北，即流入北地河，在敌境，则自可为桥梁度河，中国更无限隔之处。所以文彦博辈议欲回东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注之北地者，如河不变移，趋北则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韩忠彦曰：『但责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

十月己巳，工部言：『都水使者王宗望等状：自阚村已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塞闭了当，全河悉已东还故道，更无北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拨。北流者大，巡河使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准备枝梧，庶免噎凌之患[5]。』从之。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丰溃决以来，东、北两流利害极大，十年纷争，国论不决，水官无所适从。伏自奉诏以来，凡经九月，上禀成算，遂断北流，以除河患。望下臣等奏付史官，以纪绍圣临御以来圣明独断，致此成绩。』诏宗望等具析修闭北流部额官等功力、等第以闻。

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当并王宗望事迹：绍圣元年为都水使者，朔部目河决，而东北流之议兴。宗望有请于朝，遂塞张包、樊郡等河，自阚村已下至栲栳堤七节河门，并皆闭塞，创筑金堤七十里，尽障北流，使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又设为经画，自阚村南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视，补筑新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低级疏修疏浚，虽盛夏涨潦，更无壅决之患。二年，上嘉其劳，进阶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龙图阁、河北都转运使。未数月，擢工部侍郎，进阶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己酉，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准朝旨相度开浚澶州故道，分減涨水。按：澶州本是河行旧道，顷年曾乞开修。』其时以东、西地形高仰，未可兴功，欲乞且行疏导燕家河，仍令所属先次计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诏令都水监候来年将及涨水月分，先具利害以闻。癸丑，三省、枢密院言：『元丰八年，知澶州王令图议乞修复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吴安持因纾南宫等埽危急，遂就孙村口为回河之策。及梁村进约，东流孙村口窄狭，德清军等处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于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北流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6]，决坏民田。近据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堤七十余里，已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决。今既闭断北流，将来盛夏大河涨水，全归故道下，惟旧堤多有损缺怯薄处[7]，势有可虞。至于阚村而下所缉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涨水。兼京城上流多处埽岸[8]，虑有壅滞冲决之患。』诏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疾速前去计会。北外监丞司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以来，逐一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今如何增修疏浚，将来盛夏，不致壅滞冲决。候过涨水无虞，即据昨来所闭北流之功等第推赏，仍先具结绝事状以闻。如向去因措置不当，致有冲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乙卯，左司谏张商英言：『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官，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防将来冲决之患而已。

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开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土則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来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及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枝持?访闻先朝时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9]。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历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

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是日，曾布因商英言河事，极陈：『近岁调夫，多至于率钱，民力重困。既切责水官以河事，必大有须索。今京东、河北皆饥歉流亡，河役不可责办民力。』安焘曰：『河已东流，不可复易。』布曰：『河既已东，无已议者[10]，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但因其势而顺导之则可矣。东流固未可保其无患，不可不责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复故道，则当使如小吴未决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岁有水患也。』众皆曰：『旧亦有决溢。』布曰：『先帝在位几十年，河决者三四，未尝岁为患也。』枢密院再对，布复陈：『安焘屡言东流不可更议，臣等本无此意，但未敢保其无患，须责水官以不可败事也。兼夫役不可尽责民力，须朝廷应副尔。』

既对，韩忠彦谓布曰：『厚卿疑子宣，以子开尝以回河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诚不晓事，未至于此。使大河已东，必欲徙之北流，以便于开之论，此言果可伸乎?』复数日，布又言：『吴安持论河事既被督责，计穷辞屈，真情尽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以为先有此论。韩忠彦具知其说。当时安持以谓河须东流，须闭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纯仁、苏辙主北流之论，故且为此说以诱之，无其肯听。今乃执此言以逃责，更为期罔。』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尽闭北流为非，当时何不言?』布曰：『安持为工部侍郎，乃其职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尽闭?陛下固已察见其奸言矣。』上欣纳。退至都堂，安持等来禀河事，因反复久之。布谓章惇曰：『何惜二十万未应副?

将来若败事，秋毫无所假借。』安持又言：『酾二渠为便。』布曰：『若然，则是北流是?东流是?』安持曰：『须以渐闭。』布曰：『然则几何年可了?』安焘云：『只为昨降文字以东流为非，故如此纷纷。』布曰：『本不以东流为非，亦不敢以北流为是，但不敢保东流无患尔。主东流者乃罪人，主北流者亦罪人。国事但欲取之当尔[11]，东、北何择焉?』翌日，同呈安持札子。布曰：『计穷辞屈，奸言尽露。』安焘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曰：『如韩忠彦所闻，乃是欺罔反复。』安焘曰：『布改定札子，以东流为非。』布曰：『臣尝以谓用偏见主东流、北流者皆罪人。臣素不顶河事，于此持心实平直，于东、北流无所主，但欲处国事当尔。』焘曰：『谁不平直?』

上曰：『执偏见诚不可！』反覆久之，布又言：『札子乃章惇所草，臣尝改定，云新缕七十里堤，未委可与不可捍御将来涨水，及虑上流有壅滞冲决之患，缘公私之忧不细，不可不预为经画。此语恐亦合道。至于众论所疑，无不削□。』惇曰：『昨日已谕水官，人夫、物料极力应副。若将来败事，水官亦无所假贷。』上曰：『当如此。』甲子，左司谏张商英言：『伏闻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近诣三省、枢密院禀议河事，在都堂喧悖，略无仪矩。始以母老为辞，又以须得二十万夫、千万刍梢乃可往，厉声云：「水官岂可不为自全之计！」按：安持主张河事八年，今日开口为自全之计，即前后欺罔，不攻自破。缘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门人，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壻，又是安持男女姻家，致安持恃此亲戚恩旧，敢肆侮慢，使庙堂之体陵夷。

如此，何以耸天下之具瞻，为首僚之表式哉?安持首鼠两端，必图再用。欲乞下有司薄责：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后费用若干?人兵、钱粮、梢草兴得是何功利?从初主意，为是东流?为是北流?若主东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闭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筑?若主北流，因何年进马头，水人孙村口?若以孙村口分減水势，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浅淀，却于窦家港等处行水?明正案牍，具列情状。检会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责降施行，仍自今年开塞北流以后，专责王宗望、郑佑，候过涨水取旨当罢。况此一事，上系朝廷休戚至大，下系生灵利病不小，大臣岂敢以亲党之故，置私意于其间?所有臣自供职后来论列章疏，亦乞检会，再赐采择。』

商英此章，据布《日录》，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枢密院，与三省同进呈。郑雍白上：『曾布尝诘责安持反复奸言，故安持对水官惧后命，不敢不为自全之计，亦无喧悖状。』上曰：『安持果安石婿?』韩宗彦曰：『蔡卞友婿。』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庇人，变乱是非，以误国事!』上曰：『此无可行者。』遂罢。

　　二年十月甲申，三省、枢密院言：『绍圣元年，命权工部侍郎吴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监丞郑佑，自阚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视应新旧堤防及淤浅河道增修疏浚，可使将来盛夏，不至壅滞冲决为患。即据向所闭北流之功，当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当，致有冲决，为公私大患，亦当考察事实，重作施行。』诏：『以大河东流，軔请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为右中散大夫，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吴安持为朝请大夫，候过来年涨水，东流无虞，更加旌赏。若致决溢，仍旧滋长河患，当议施行。』

　　四年十二月乙未，诏朝议大夫郑佑、承议郎李仲各迁一官，仍減三年磨勘。内郑佑依四年法比折。朝请郎黄恩转一官，并赏治水功也。又诏減三年磨勘，仍依四年法比折。又诏郭知章、李伟、王孝先各遷一官，中散大夫王令图赠左中散大夫，赏首建言主回河功也。

元符二年六月己亥，河决内黄口，东流断绝。

此据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状追书[12]。绍圣史官专主北流之议，至东流断绝，乃不正言其日月，盖奸臣意别有主[13]，于记述则未详细耳。

　　七月丁巳，诏水部员外郎曾孝广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广尝为南外都水丞，迁都水监丞，不主东流之议。及是河决内黄，故使孝广按行，因得申其素志。

八月甲戌，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将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护北河堤岸。寻又诏东流各着埽分照管勾当。戊子，监察御史石豫言：『窃闻阚村水涨，其势不至湍悍。若加救护，可无决溢之患。而有司坐视不救，意谓上流决溢则下流減杀。盖河口易以闭塞，侥幸逃责，以到今日，全河北流，滄浸人户田苗，成此大患。望根究诣实，重行朝典，以戒欺罔。』诏王祖道体究以闻。

旧录于此下云：河顺下北流，先帝已降诏旨，而豫以为欺，则误矣。新录辨云：大河流溢非细，微可隐之事。既按视之，必得其实。若果如豫言浸民田庐，则黜责以戒欺罔宜矣。今不论事之虚实，而即以豫言为误，盖私意也。今删去十九字。

　　九月庚子，左司谏王祖道言：『请先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令工部检详东流建议及董役之人，以名闻奏。

十二月乙巳，水部员外郎曾孝广言：『大河见行滑州、通利军之间苏村埽。今年两经危急。请自苏村埽危急处，候来年水发之时，乘势开埽导河，使之北行，以顺其性，下合内黄县西行河道，永久为便。』从之。

导洛广武埽附

元丰八年五月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可隶都水监。

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归之有司邪?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

　　元祐二年冬，始闭汴口。

　　据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云，并三年正月李仲云增入。元祐四年冬未，梁焘奏议当考。

　　四年十二月甲子，御史中丞梁焘言：『臣愚尝求世务之急，得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尝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北流人于河，后欲导洛，以趋汴梁，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北，壤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导河，以助洛水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则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而汴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转运司每干于朝廷，势不能不为之应副。窃计自缘清汴之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期罔之奸。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然不以为虑，而殊不知新涉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澜漫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14]，其患岂胜言邪?此其大可惧者是耳。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京师万一之患而已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除其害哉?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依旧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食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溢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鮮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舶，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准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去大害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尔。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前后之臣者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伏望圣慈面诏大臣，商择而施行之。事系国体，愿留宸念。』

　　绍圣元年十月辛丑[15]，广武埽危急。诏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广武埽提举救护。壬寅，上谓辅臣曰：『广武埽危急，阁去洛河不远，须防涨溢，下灌京师。已遣中使往视之。』辅臣出图及状以奏曰：『此由黄河北岸生滩，欲水势趋南岸。今时止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与洛口官同行按视，为签堤及去北岸嫩滩，令河顺直，则无患矣。』都水监丞冯忱之言[16]：『广武埽危急，水势刷塌堤岸。欲乞筑澜水签堤一道。』诏令冯忱之、李伟、郭茂恂相度，从长措置。戊申，诏差入内高品黄汝贤往广武等埽传宣抚问，救护大河堤埽。官吏、役兵给赐银合茶药、缗钱有差[17]。庚戌，权京西转运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涨，已开涟口开放水，有灵蛇见，土人以为河流将平之验。』诏令差官到祭，寻京西转运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渐顺，别无黄水透入洛河，于清汴可保无虞。』癸丑，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乘传往广武埽及洛口措置救护。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广武埽已刷塌地步阔远，塌透大堤须修卷埽岸，役兵数少，特乞在京壮役广固共三千人，并下京东都大司，于缘汴装卸入内，除府界、泗州外，告差刷南京界以下装卸一千人，并吏部差有心力使臣取押。内广固壮役，差云贝装卸东京、淮南各一员，依例支破递马驿券，兼程前来。其人兵限使臣到，并一日内起发，及令本处支借附带合用锹杵等赴役。』御批：『除广固指挥不差外，余可并依所奏，日下便与处分。』丁巳，上谕执政：『闻河埽久不修，故几坏者数处，鱼池、原武、阳武皆已遣水官乘传疾置护役。昨日报洛水又大溢，注于河。若广武埽坏，大河与洛水合而为一，则清汴不通矣。京都漕运殊可忧。宜亟命吴安持与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坏，过此亦须藉置为久计。安持强干可倚，其促安持往营度之。』皆对曰：『但雨止，则可无虞。臣等谨奉命，退当召安持至政事堂，以圣意谕之。』壬戌，吴安持言：『广武第一埽危急，即自决口与清汴绝近，缘河、洛之南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诏吴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计的确工料，结罪保明已闻。

　　八月丙子，以权户部侍郎吴安持为权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广武埽危急，刷埽堤身二千余步，与清汴绝近，接洛河之南。去广武南五六百步或千余步，地形稍高，自巩县东七里店至见今洛口，约不满十余里，可以别开新河，引导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水使者王宗望行视并开井筒各称利便外，其南筑大堤，功力浩大。乞下合属官司，别相度保明。』从之。辛巳，都水监言：『河势紧急，缘阳武埽逼近京城，请速那官，同共提举固护。』诏差开封府推官赵越疾速前去救护。王午，诏差权工部侍郎吴安持前去都大提举开修新河等工役，及令南外丞李伟、勾当洛口王维同管开修。

　　九月乙丑，曾布再对，陈：『河防不可轻动，枉费财用。如吴安持见开洛河，外议未以为当。用夫四十五万，若洛水小，引水傍山无益。若泛涨，自当就下，径入黄河，岂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颔之。

　　十月己巳，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言：『洛口别开新河，引导洛水近南行流。已毕工放水。乞除提举官员外，自余官吏，相度节次存減。』

　　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言：『本部财用，皆自东南漕运，以充岁计。今年上供物数，十无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闭口，臣责到提举汴河堤岸杨炎壮，称自元丰二年导洛通汴，至兀祐元年，八年之间，不曾闭口，如遇冬寒，差兵行冻，并不失事。乞依元丰条例。』从之。

二年正月戊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丰二年四月内导洛通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凌结，即督责沿河官吏打拨通流，并无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冬深，便行闭塞，使河流涸竭。殊不究当日导通之意。欲乞于正月内择日开拨，放水归河，永不闭塞，四时流通。如遇凌结，止可将西五斗门減放，节限水势，如惠民河行流，则自无壅遏之患，于国家有万世源源不绝之庆。』从之。

校勘记

[1]使者 原本无『者』字，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2]中格 原本『中』字作两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中』字。

[3]乘驿 原本作『弃驿』，据《长编拾补》卷九改。

[4]上件 原本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5]噎凌 原本『凌』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6]将陵埽 原本『陵』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7]怯薄 原本『怯』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8]多处 原本作『言处』，《长编拾补》卷十一仅做『处』，兹据文意补『多』字。

[9]贾种民 原本脱『民』字，据文意补。

[10]无已 原本『已』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11]取之 原本『之』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一补。

[12]此据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五○一补。又『追』字，原本作墨丁，据《长编》卷五○一补。

[13]奸臣 原本作『□目』，据《长编》卷五○一改补。

[14]直冒 原本『冒』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5]绍圣 原本无此二字，据文意补。按：元祐后为绍圣，故此元年当为绍圣元年。以其无

　　年号，故《长编拾补》未予辑录。《长编拾补》卷一○有『绍圣元年七月癸卯，都水丞冯忱之言云云。』本节下文又有都水监丞冯忱之，可以为证。

[16]都水监丞 原本『都水』下衍一『使』字，据《宋史·职官志》删。按：宋代水官除都水使者外，其属官均不带『使』字。

[17]给赐 原本『给』字作墨丁，据文意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三

哲宗皇帝

立后废后附

　　元祐五年六月辛丑，太皇太后宣谕宰臣吕大防等曰：『皇帝春秋渐长，将来纳后仪式，曾令入内内侍省检寻天圣二年纳郭皇后、景祐元年纳光献皇后行礼之次第，各为年深，并无据□[1]，兼其时只是降制进册，不曾御殿，礼甚简略。有司故事，必有存者，可以讲寻。』大防等乞退而讨论。

　　六年七月乙丑，宰臣吕大防等言纳后仪注。太后太后曰：『取其便近事，不必拘泥古昔。』大防等曰：『长秋久未建立，中外极不遑安。外间谓在京臣僚之家，皆蒙取索家状，惟高、向二族独未取索，众议深以为郁。』太皇太后曰：『采择近百余家，犹未有契合者。高家不闻有人，向家亦曾取索，尚未供到。然此非小事，固难轻议。』大防等曰：『太皇太后深自损抑。圣德高远，固非臣等所能拟议。然为国家计，则自当付之公议。况自古选后，多出勋戚之门，汉之阴、邓是也。而当时亦不以为嫌。』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皇帝时，则无不可。今若自诏外家，诚亦非使。』

　　八月己丑，三省进呈《纳后六礼议制》。太皇太后曰：『近向家供到，未有相当者。高家诸女，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应采择。』又云：『选后当以贤德为先，不在姿质。固知如此，然人家子女养于闺阁，贤与不贤，人安得悉知?选择之际，惟见门阀与人物耳。此事亦系其人之福，力可胜也。』

　　七年三月庚戌，礼部言：『据太常寺修撰到《纳后仪注》，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成、告期、发册、奉迎。尚宫导皇后诣福宁殿之大次以俟，至日晡后，皇后车入宣德门，礼直官、通事舍人前引，侍中跪奏中严，内侍转奏，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福宁殿，宫人侍卫如常仪。尚宫引皇后出，次诣殿庭之东，西面立。尚仪跪奏外办，请皇帝降坐，礼迎，尚宫前引，诣庭中之西南，东面揖皇后以入。皇帝导皇后升自西阶，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食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以馔进，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饭。尚食以酒进，皇帝、皇后俱受爵饮。尚食以馔从，再饮如初，三饮用卺如再饮。尚仪跪奏礼毕，皇帝、皇后俱兴。尚宫请皇帝御常服，尚寝请皇后释礼服入幄。次日，以礼朝见太皇太后、皇太后，参皇太妃如宫中仪。』诏依。

　　四月。初，三省、枢密院进呈太史局勘婚文字，吕大防曰：『虽云勘婚，先须门阀，于门阀中勘乃可。』王岩叟曰：『不取于勋德之家，无以服人心。』久之乃定[2]。二月乙卯，太皇太后始宣谕云：『近选得九家十女，惟孟家最可，但长三岁，然年颜殊未及。』王岩叟曰：『不知是正出否?』应曰：『王广渊女嫁孟在生此女。』大防等因言：『只恐为勘婚，又难成就。』太皇太后曰：『今台官郑雍、杨畏、谏官虞策、姚靦总有文字，乞不用阴阳之说，亦欲与公等评薄，更不勘验，如何?』皆极赞美。后两日，遂进呈纳后不当勘婚并孟家审察选召札子。枢密院再对，太皇太后问忠彦等：『亦闻孟家子细否?』对曰：『孟在善人小官，门户静，别无事。』又宣谕曰：『不欲选于贵戚家，政恐其骄，骄即难教。』忠彦曰：『如孟在等人家，自然不骄，亦须易教。不在富贵中生，则必谨畏。』太皇太后曰：『然。』及是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谕：『孟家女人内，能执妇礼。可降制，立为皇后。』大防奏曰：『俟择日。』应曰：『今日明日皆好，只就明日降制。』王岩叟曰：『太皇太后宜降一手书付学士院，庶于事体为顺。』从之。又诏及后家故事，大防曰：『汉时赐予厚。』应曰：『汉时远，且说唐时。』大防曰：『唐时不见。』又问本朝，大防曰：『有之，但都无文学，必是出于内库。若不赐予，必作债。』退聚都堂，召范百禄、梁焘，谕以今日降手书及于制中要见奉母命之意。又今国史院检《孟元传》送学士院，乃拟手书草稿进入。戊午，手书曰：『吾近以皇帝年长，中宫未建，历选诸臣之家，参求贤德，故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孟元孙女，阀阅之后，以礼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相。宜立为皇后。付学士院降制施行。典礼并依已降指挥』】己未，内出制书，立故马军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赠太尉孟元孙女为皇后、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己卯，王岩叟取历代皇后事迹可以为法者，编成一书[3]，名曰《中宫懿范》上之。戊戌，上御文德殿发册，及命使奉迎皇后。己亥，百官表贺于东上閤门。

绍圣三年九月甲寅，上批：『皇后孟氏纵欲失德，密搆奇邪，上则不足以懿范内令，下则不足以章明妇顺。朕躬禀皇太后、皇太妃圣旨，恭奉玉音，可废居道馆，仍赐四字仙师号并法名，仰三省、枢密院同定。』丙辰，御延和殿，见宰臣执政官，诏曰：『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迨从究治，验佐甚明，狱辞具孚，覆案无爽。朕夙夜恻怛，寝食靡宁，难以私恩，而屈大义。躬禀两宫慈训，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将来何以母仪万邦，上承宗庙?可上皇后宝册，废居瑶华宫，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紫，法名冲真。其居处供帐、服用、廪给之类，务从优厚，称朕所以始终待遇之意。』初，后朝谒景灵宫讫事，就坐之，嫔御皆立侍，刘婕妤独背立帘下。后阁中人陈迎儿喝曰：『绰开！』

婕妤背立如故。迎儿退归，有不平语，繇此阁中皆忿。冬至日，会朝隆祐宫，俟见于他所。后所御坐朱髹金饰。宫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刘婕妤在他坐，意象颇怩，其从行者为易坐，制与后等，众皆侧目。有不能平者，故传喝曰：『皇太后出!』后云所坐，婕妤亦起立，寻各复所，或已彻婕妤坐顿于地。婕妤怼，不复朝，泣而去，且诉于上。时内御郝随用事，谓婕妤曰：『毋以此戚戚，愿早为大家生子，此坐终当为婕妤有耳。』会福庆公主病，后有姊釐颇知医，常已后危疾，以故出入掖廷，投公主药弗效，乃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宫。以示后，后变色问曰：『此何从来?』釐对以实。后曰：『六姊宁不知中禁严密，与外舍异耶?』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然。已而上过视公主疾，后持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耳。』

后即取符爇于前，宫禁相传厌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革，忽有纸钱在旁。后顾视，颇恶忌之，意自婕妤所遣人持来，益有疑心。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及尼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以左道为后祷祠，事闻，诏入内押班梁从政、勾当御药院苏珪即皇城司鞠之，坚坐以家所藏雷公式示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枫木同法端即光教院造式，作后祷祠，有『所厌者伏、所求者得』等语，式成，恐门户几察，以生枣覆之而入；法端坐与坚同造式，又尝令坚求闾巷间所谓驴驹媚、蛇雾、叩头虫者，欲以进后，令佩往上寝殿，燕氏坐上过后阀作欢喜字，烧符取灰，将置茶中以进。会上不欲茶而止。又用和水以洒御路，冀上数来；又令坚绘刘婕妤像，以大钉钉其心，又欲取五月中瘵死宫人烧尸灰置刘寝，几其以此疾患死，又取七家针各一，烧符置刘阁中，皆以厌况，卒无验。

狱成，侍御史董敦逸录问，遂诏废后，降后父庆州防御使、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在为荣州刺史、添差邓州总管。王坚、法端、燕氏皆处斩，凡所连逮，以等第定罪，经由失察官贬秩、赎金有差。先是，上谕辅臣曰：『始因陈迎儿者造为语言，激怒中宫。』众皆曰：『然。』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诏狱初起，禁中被逮几三十人，箠楚甚峻，皆宦官、宫妾柔弱之人。暨录问，罪人过庭下者气息仅属，或肢体己毁折，至有无舌，无一人能声对。敦逸秉笔，疑未下，郝随从旁以言胁之。敦逸畏祸，不能刚决，乃以奏牍上。盖宰相章惇迎合于外，而随挤排于内，莫有敢异议者。既降案付三省、枢密院约法，惇会执政李清臣、曾布、许将、蔡卞及刑部官徐铎等议，或谓：『雷公式未成，以造作不如法，及茶未进，恐不可处极典。』

曾布曰：『驴媚、蛇雾是未成否?』众皆矍然。布仍谕法官：『但当守法。』法官遂执议坚等三人皆处死。是日，上谕辅臣曰：『朕待后有礼，不意其所为如此。朕日夜怵惕，至为之废寝食。今日之事，诚出于不得已。』上言及此，恻怛见于颜色。臣惇、臣清臣、臣布、臣将、臣卞奏曰：『废后，大事也。臣等见案辞如此，不敢复有开陈。陛下为社稷宗庙大计，诚出于不得已。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其后上颇有悔悟意，尝曰：『章惇坏我名节。』故元符末皇太后复后位号者，推上遗意而行之也。

《新录辨诬》曰：绍圣中，章惇为相，挟奸固宠，交结嬖倖，动摇中宫，故昭慈圣献后之废，天下冤之。其案词所坐事，有至猥亵闾巷不为者。当时宦侍治狱于掖庭，宫妾辈被掠诬服，旧录遂据而书之，岂不虚损懿德哉?公采摭事迹[4]，削旧文，以辨诬谤，皆有所从，谨条画之附于后，庶后来有可考，亦足少慰在天之灵矣。自『上批』至『称朕所以待遇之意』已上，并旧《实录》文，全载二诏。自『初，后朝谒景灵宫』至『繇此閤中皆忿』已上，系曾布《日录》所载，今删润修入，以见事因。自『冬至日』至『终当为婕好有尔』已下，系修撰官臣某绍兴八年秋八月七日陛对，面闻今上皇帝。圣谕及昭慈圣献皇后诬谤甚悉。如易坐上借之事[5]，皆昭慈亲言之。圣谕又曰：『绍圣中宫之废，外则章惇，內则郝随，二人之罪甚大，非哲宗本意也。

命辅臣载于时政记矣。』今亦参考添修于后。自『会福庆公，王病』至『厌魅之端作矣』已上，并系孟忠厚所称亲闻于昭慈圣献皇后之事，本馆见修《宣仁圣烈皇后传》始末，用高世则所供事实。绍圣中宫厌魅之冤，其端止坐于后姊六夫人持符以治福庆之疾耳。今据实修润。自『方公主病革』至『益有疑心』已上，系修撰官臣某陛对，所闻圣谕，分据实修入。自『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至『贬秩赎金有差』已上，用旧《实录》所载燕氏等罪。按及参合曾布《日录》所载按词书之。旧录所载，多上诬昭慈、王坚、燕氏等厌魅事。凡涉刘婕妤者，皆删去不书，此可见当时史官用意奸邪，欲罔天下后世，使不知事所从起也。今除去诬谤昭慈太甚之语，止云某人坐某事，以见按词中所通事迹。

其后有『捶楚甚峻』之诬，则从政、珪等锻炼诬罔之罪明矣。自『先是，上谕辅臣』至『杖脊逐之』已上，用曾布《日录》修入，以卒前所载陈迎儿事。自『诏狱初起禁中』至『无敢有异议者』已上，系曾布《日录》所载。布记掖廷秘狱甚详，其言逮系几千人，与今自所劾皆宦官、宫女柔弱之人[6]，皆其本语。又载孔元宿端王宫[7]，夜闻棰楚声甚峻，则是可为从政锻炼之证明甚。至录问时，罪人无舌事，士大夫素皆相传，孟忠厚自说亦同。元符末，黄策上书，其言与所传正相符合，今并採用其语。如曰『宰辅迎合于外，郝随挤排于內』，盖与今上皇帝宣谕史臣之意合，其可信明矣。自『既降按付三省、枢密院约法』至『坚等三人皆处死』已上，并曾布《日录》所载。

法官初欲从轻，因布言，故三人卒处死。后元符初欲复后位号，章惇数以此语持布就重，法官不敢违，布乃曰：『如此，当时何以不言议罪论法?莫须是宰相否?』然则废后之举，惇罪固大，布亦预焉。布自述其过于《日录》中，故表而出之。自『是日，上谕辅臣』至『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已上，并从旧录所载上语及宰执等语。自『其后董敦逸奏』至『上乃然之』已上，并系曾布《日录》所载。敦逸录问于前，而论奏于后，言固不足赎过矣。上初欲逐敦逸甚锐，宰相以理开陈，遂止。蔡卞激怒之辞至切，弗听也。虽古明君听言之美，何以加此?后元符末复后位号，太后谓辅臣曰：『先帝末年，颇有悔意。』由此观之，使当时辅弼、侍从、台谏皆得贤臣，引义交争，则上意之回必矣，惜乎群公皆为将迎之说，及事已，但能交口言：『惟愿少宽圣心，以幸天下耳。』

其罪可胜诛也哉?自『后上颇有悔悟意』至『推上遗志而行之也』已上，用黄策元符中所上书修入，策坐此书，为蔡京所恶，入邪党[8]，上尤甚惜[9]，羁置还郡。其载哲廟语章惇『坏我名节』，当时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见人主悔悟之实，故采而书之。

　　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险邪媚道，迨从究验，证佐甚明，而陛下能断大义，不牵私恩，奉承两宫慈训，废皇后孟氏为华阳教主，降诏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恐，咸谓后无可废之罪，而陛下废之，或相与为之咨嗟弹指，良可骇也。盖以所治之狱不经有司，虽闻追验证佐，而事迹秘密。朝廷之臣，犹不预闻，士庶惶惑，固无足怪。臣窃谓自古推鞫狱讼，皆付外廷，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阉宦之手。陛下但见案牍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虚实?万一冤滥，为天下后世讥笑。臣欲乞陛下亲选在廷侍从或台谏官公正无所阿附之人专制院，别行推勘，庶得实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虽废之，人无怨言。今事不经有司，狱成宦官，此天下人心不能无疑也。伏望圣慈特降睿旨施行，不胜幸甚!』

　　十月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论瑶华不当废，其略曰：『瑶华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且言：『尝录问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不报。丁丑，侍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论瑶华不当废。上批付三省。堂史白章惇等，欲与枢密院同上。翌日既对，上怒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与章惇、许将皆言：『愿陛下且函容。』且言：『此事只宜静，不可令闹。敦逸罢黜，则从官、言官必有议论，恐更纷纷。』上曰：『不过是同类！』蔡卞见上怒，且意坚，遂言：『须贬黜，乃可别白是非。敦逸录问了却许多时，方有议论。』惇曰：『敦逸文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章疏。』布曰：『陛下亲揽政事，方欲开广言路，以来忠言谠论。兼祖宗以来，言事官虽狂妄，多不肯加罪。陛下以天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与敦逸较曲直?亦何必于此须别白是非?』上曰：『言事官贬责不少。』惇曰：『言外廷事不当，故可贬。』上曰：『常安民亦贬与知军。』布曰：『且乞函容。臣非敢违戾，但恐上累圣德。』卞又曰：『敦逸云恐得罪天下后世。他既得罪，则陛下当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以敦逸之言为当，固知其无理趣，但冀圣意且函容耳。』惇曰：『臣观其文词，殊无伦理，皆不可晓。』又云：『乞详酌施行，不知令朝廷如何施行?若便罢黜，诚恐众论纷纷，却聒噪朝廷。』许将亦再三陈述，言：『愿陛下且函容，不尔，成小子之名矣。』布曰：『此事施行已久，幸无议论。今乃以敦逸一言，致众人纷纷，极未便。』布又言：『欲因孟在贬，略以狱辞告中外，使人知中宫失德之状。』惇、将亦助布，言以为当然。卞曰：『且与一知州。』布曰：『知州与知军何异?』因怒目视卞云：『若贬敦逸，而众人更有议论，何以处之?』卞无以对，徐曰：『众人莫与敦逸不同，却可恕。』布曰：『此论不当，不可。』上又曰：『须知军。』清臣遂言：『领圣旨。』布厉声诘清臣，且曰：『臣未敢奉诏！』清臣曰：『且与罚金。』布曰：『此尤无义理。若罚金，更不若罢黜。』惇亦以为然。上怒曰：『三省与一知军。』布少退，惇徐曰：『且乞函容。』将亦言：『恐未可行。』布见二人皆不变，遂复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然必不已，待再有文字行遣。』布与惇皆称善。

　　元符二年八月戊寅，贤妃刘氏生皇子。

　　九月丁未，诏立贤妃刘氏为皇后。

　　闰九月乙未，皇子薨。

配飨

　　元祐元年四月己亥[10]，礼部言：『太常寺状：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配飨功臣，并于山陵前下两制定议当寺。谨按：唐配飨功臣，如肃宗以苗晋卿、裴冕，宪宗以裴度、高崇文、李愬，皆多历岁年，方诏配飨。及国家配飨功臣，太祖皇帝以赵普、曹彬，太宗皇帝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载，并咸平二年制下。所有将来神宗皇帝神主祔庙，所议功臣配飨，今参详故事在前，缘仁宗皇帝配飨功臣，系于山陵前下两制定议，英宗皇帝配飨功臣，系在山陵后降朝旨，以大司徒韩琦、太师曾公亮配飨。今来神宗皇帝神主祔庙，配飨功臣，合自六曹尚书以下至待制以上，及太常、秘书省长贰同议。』从之。

　　五月辛丑，礼部言：『祖宗神御，并合塑配飨功臣侍立。太祖神御前塑赵普、曹彬，太宗神御前塑薛居正、石熙载、潘美，真宗神御前塑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神御前塑王曾、曹玮、吕夷简。神宗神御前，侍臣乞先行议定本庙配享功臣修塑。如未议定，请依例权塑侍臣一员。』从之。戊申，吏部尚书孙永等议：『按《尚书》「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恭惟神宗皇帝以上圣之资，恢累圣之业，尊礼故老，共图大治。伏见司徒、赠太尉、谥文忠富弼秉心直谅，操术闳远，历事三世，计安宗社。熙宁初访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进退以道，爱君之志，虽没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庙庭，实为宜称。』诏从之。初议或欲以吴充，太常少卿鲜于侁曰：『勋德第一，惟富弼尔。本朝旧制，虽用二人，宜如唐朝止用郭子仪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议遂定。

　　三年十二月甲午，江宁府右司理参军、郓州州学教授周穜罢归，用右正言刘安世、翰林学士苏轼言也。安世言：『臣伏见周穜上书，乞以故相王安石配飨于神宗皇帝庙庭，中外喧传，颇骇群听。臣闻天圣中，钱惟演尝请以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并享真宗庙室，以希帝意。是时御史中丞范讽劾惟演擅议，遂落平章事，罢归本镇。臣窃谓惟演位兼将相，言之未为太过，而责之如此之重者，乃所以严宗庙也。今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使安石功德茂著，实从配飨，在穜之分，犹不当言，而况辅政累年，曾无善政，残民蠹国，流弊至今，安可侑食清庙，传之万世?如穜狂僭，岂宜轻贷?伏望陛下以《春秋》之法诛其始意，重行窜殛，以明好恶。』轼言：『臣先任中书舍人日，敕举学官。臣曾举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穜，蒙朝廷差充郓州州学教授。近者窃见穜上疏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飨神宗皇帝。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庙，重朝廷，防微杜渐，盖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来，推择元勋重望、始终全德之臣，以配食列圣。盖自天子所不敢专，必命都省集议，其人非天下公议所属，不在此选。奏议既上，诏云「恭依」，册告宗庙，然后敢行。其严如此，岂有既行之后，复使疏远小臣即出私意，以议所配?若置而不问，则宗庙不严，而朝廷轻矣。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久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今以散青苗等法而废退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之徒，至于学校贡举，亦已罢，斥佛老、禁止《字说》，大义已定。行之数年，而先帝配飨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为至当，穜复何人，敢建此议?意欲以此尝试朝廷，渐进非说，阴唱群小，此孔子所谓行险徼幸、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比引此人，以汙学校，若又隐而不言，则罔上党奸，其罪愈大。谨自劾以待罪。伏望圣慈特敕有司，议臣妄举之罪，早赐责降，以儆有位。』

　　六年二月辛丑，诏以富弼预配飨功臣，其遗表恩泽，特许奏异姓一名，余人无得引例。弼子绍庭请奏甥，故有是诏。

　　绍圣元年四月甲寅，诏故观文殿学士、集禧观使、守司空、荆国公、赠太傅王安石配飨神宗皇帝庙庭（余见《尊王安石》）。

二年二月丙寅，诏罢富弼配飨神宗庙庭。初，元祐定弼配享，天下以为宜。至是，谓弼得罪先帝，罢之。翌日，曾布对，上即问布：『已罢富弼配飨，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闻之，固已讶其不当。弼最不为先帝所悦，乃以配食，事亡如事存，义所未安。先帝经营政事，以王安石为相，君臣相得之际，近世之所未有。舍安石而用弼，岂先帝之心哉?但元祐之人偏执己见，不恤义理之所为耳。』

校勘记

[1]据□《长编》卷四四三只作『据』，无墨丁字。兹仍其旧。

[2]久之乃定 原本作『久之□□』；《长编》卷四七二仅作『久之』，下接『二月乙卯』。兹据文意补『乃定』二字。

[3]一书 原本『一』字作墨丁，据《长编》四七一补。

[4]事迹 原本作『事□业』，据《长编拾补》卷十三改补。

[5]易坐 原本『易』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6]今自 原本『自』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7]端王宫 原本『宫』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8]入邪党 原本此三字均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9]上尤甚惜 原本此四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10]己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三七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四（阙)

哲宗皇帝

修实录（阙）

修国史（阙）

修玉牒（阙）

定新历（阙）

浑天仪象（阙）

玉玺（阙）

改元(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五（阙）

哲宗皇帝

获鬼章（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六（阙)

哲宗皇帝

取弃湟鄯州（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七（阙）

徽宗皇帝

受位（阙）

御制（阙）

御笔（阙）

圣德（阙）

政迹（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八（阙）

徽宗皇帝

复孟后（阙）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九（阙）

徽宗皇帝

用元祐旧臣（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