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九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九十九
哲宗皇帝
调亭
元祐五年六月乙卯，御史中丞苏辙言：『臣窃观元祐以来，朝廷更改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无聚敛之臣，朝廷虽未大治，而经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为非者，惟奸邪失职居外，日夜窥伺便利，规求复进，不免百端游说，动摇贵近。臣愚切深忧之耳。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杂进于朝，以示广大无所不容之意，则冰炭同处，必致交争，薰莸毕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时宰相吕大防与中书侍郎刘挚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亭。太皇太后颇惑之，故辙言此。退复上疏曰：『臣今月二十一日延和殿前进呈札子[1]，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因复口陈其详，以渎天听。窃睹圣慈类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切思念[2]，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3]，此治乱之机，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亭其党，臣谓此人若还，岂徒然而已哉?必将残害正人，渐复旧事，快其私忿。人臣避祸盖不足言，而臣所惜者，宗庙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睎觊者多，创造语言，动摇贵臣，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不闻其奏，而概可料矣。』疏奏，太皇太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宣谕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宰执从而和之[4]，自此，兼用邪正之说始衰。
此据辙《遗老传》自叙。
六年五月庚申。先是，蔡确母明氏奏状，乞量移确。吕大防、刘挚云云（详见《蔡确诗谤》）。傅尧俞又曰迁惠卿[5]，上意亦难之，曰：『第恐致人言。』是日，吕惠卿除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权中书舍人孙升封还词头，以为惠卿量移未三年，无名而复，必不可行。王岩叟以责傅尧俞，尧俞不能对。又以责苏辙，辙谓大防曰：『惠卿事欲如何商量?』大防曰：『欲且依前降指挥。』刑部以谓量移后别理三期，大防、挚欲用检举后三年。尧俞曰：『候九月，或可耳。』大防、挚不答。壬戌进呈，皆持两端禀旨。太皇太后曰：『候及三年。』枢密院都承旨刘安世言：『陛下初践宸极，以惠卿、蔡确之徒残民蠢国，辜负任使，为四海所疾，是以继贬，逐之远方，谓且永投荒裔，终身不齿。而惠卿自宣城方逾再岁，考之常法，犹未当叙。不识何名，遽复卿列?议者谓蔡确之母见在京师，干诉朝廷，愿还其子。大臣未敢直从其请。若惠卿之命遂行，则将藉以复确。确既复用，则章惇之类如蝟毛而起。为天下国家之计者，其得安乎?』
八月癸卯，诏章惇复右正议大夫。前此，惇坐苏州买田不法降一官，至是满岁当复，故有是诏。给事中朱光庭言：『惇凶悖狠戾，慢上不恭，交结奸臣，强市民田。奸邪贪污不法之人，不当用常法叙复。』诏章惇更候一期取旨。辛亥，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母明氏乞量移一内地。太皇太后宣谕曰：『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讟，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此事亦须与挂意。』（详见《蔡确诗谤》）
闰八月甲子，龙图阁待制、知郓州蔡京知永兴军。初，执政议用安焘守郓州，移京帅渭，代刘舜卿。王岩叟谓：『京不更西事，未可付以平涼。或试之庆阳，召章楶还，令权诸曹侍郎。』刘挚不欲多置权侍郎，吕大防请移京守雍，从之。是日，执政会议都堂，吕大防、刘挚欲以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王岩叟曰：『此非密院所预，然必有议论。』挚曰：『前执政为尚书，有何议论?』岩叟曰：『前执政为尚书固不为过，第恐公议不肯放人来耳。』既而奏可。岩叟谓同列曰：『必致人言。』大防亦自以为然。录黄过门下省，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进呈，不允，祖禹执奏如初。先是，挚语大防曰：『若宁帖，须朝夕论之乃可。』大防曰：『俟明日。』挚曰：『俟明日，则不及矣。』
除命既下，左正言姚勔又论其不当。岩叟谓苏辙曰：『邦直如何?』辙曰：『给事中已再封驳，谏官亦有言。今更欲用蒲宗孟为兵部尚书，那得安静?』岩叟曰：『子由宜力争。』辙曰：『彦霖当相助。』岩叟许诺。及会议，岩叟谓大防曰：『一人议论未已，更可进一人否?』大防曰：『宗孟却无他事。』岩叟曰：『要之亦非公论所与。』辙曰：『且候邦直命下，然后议此，如何?』皆不应。辙欲于帘前敷陈，岩叟曰：『此所望也。』及帘前，大防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用前执政。』上有黾勉从之之意，辙遂言：『前日如李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
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第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类一合，非独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难奈何！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太皇太后曰：『信然。不如且静。』遂卷除目持下。然大防、挚更欲用清臣知扬州，代王存，召王存入为吏部尚书。岩叟意不然，亟以语挚，挚曰：『阙许官曹，却有甚人补?』岩叟曰：『用与今日政事意同之人。』挚默然。岩叟又语挚曰：『公引此等人付之此地，敢保否?』挚曰：『保则不敢。』岩叟曰：『公宜无忽!』壬申，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李清臣知成德军，宝文阁直学士、知成德军谢景温知扬州。
庚辰，诏降授皇城使、管勾舒州灵仙观宋用臣与叙忠州刺史。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乞不收叙。诏用臣候今任满日取旨。先是，吕大防与同列议南都宫阙不修，可以五万贯修之，因移用臣为管辖鸿庆宫，令措画。王岩叟以短封告大防及刘挚曰：『若复使用臣预土木，必动议论。』挚甚然之，大防不答。逾半岁而用臣叙复，卒罢之。吕大防、刘挚朋党（见《朋党》）。
十一月乙酉，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挚为观文殿学士、知郓州。麻制以从挚所乞为辞。
十二月庚午，诏吕惠卿光禄卿、分司，权给事中姚勔封还，罢之。
姚勔封还，罢之，《政目》十六日书惠卿光禄、分司，二十二日书姚勔缴惠卿词头，《实录》并无之。按：《惠卿家传》亦不载此，却云：『六年十一月，许任便居住。』今且依《政目》附见十六日，当细考之。三年九月，自建宁移宣州。
七年三月辛亥，知河中府、资政殿学士蒲宗孟知永兴军。
四月癸丑朔，知永兴军蔡京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甲辰，龙图阁直学士、知青州曾布知瀛州。
六月辛酉，左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苏颂为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九月壬午，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蒲宗孟知大名府。丙戌，端明殿学士、知蔡州邓温伯知永兴军。
十一月乙巳，尚书左丞梁焘言：『先帝大臣，多以材进，可稍复用，委以别都名藩，以全终始。』
八年正月甲申，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
三月壬午，诏尚书左仆射苏颂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
四月甲子，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知永兴军李清臣为吏部尚书。
五月己卯，新除吏部尚书李清臣为资政殿学士、知真定府，以权给事中姚勔论清臣不当召用故也。
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范纯仁为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朋党刘吕罢相附
元祐五年六月。始，中书门下后省准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中书舍人
苏辙曰：『吏额不难定也。中孚昔掌典其事，知弊所在。』辙曰：『其弊安在?』中孚曰：『昔流内铨，侍郎左选也。事之最烦，莫过于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之。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脈络，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办事，劳而不避。今行重法、给重禄，脈络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要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为一人。今诚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中孚之言为然[6]，即与僚属议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怨想，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尽，虽稍似稽缓，而见在吏知非身患，则各自安心，事乃为便。』执政以为然，自申尚书省，乞取诸司两月事，而吏人不知朝廷意，皆疑惧莫肯供，遂再申乞榜示诸司，使明知所立吏额，候他日见阙不补。时元祐二年十一月也。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省[7]。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将别加详定，而三省诸吏皆不能晓，无可委者。任永寿本非三省吏也，为人精悍狡猾，尝预元丰吏额事，适以事至三省，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省。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裁定宗室冗费，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挚。
三年四月六日，挚自左丞迁中侍。画黄误下当在此后，不必此时也。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自中侍改门侍。
请封送尚书省。挚曰：『当时文书录黄过门下，今封过，何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每奏入，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挚曰：『中书不知其他，当如法令。』遂作录黄。永寿见录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邪?』即禀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语挚，挚曰：『中书行录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大防又持奏稿示挚曰：『吏额事，必欲慎密而速，故请行下。然未经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书法。』致仕官法者，近制以臣僚疾病请致仕，多缘经历迂滞，不及被受而亡，故立法文书虽三省签入，而直付都省。挚曰：『此非其类也，当聚议。』明日，大防复出奏稿，谓挚曰：『势不可不尔。』挚乃从之。吏额事寻毕，永寿等推恩有差，议者皆指其侥幸。就寿急于功利，不顾后省前已得旨，又尝榜示诸司，更劝大防即以立额日裁省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拨出，上名于他司。凡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吏额事在后省，就已十八九。永寿等攘去才数月，而都司擅拟优例，冒赏循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章数十上，永寿等既逐，而吏诉额禄事终未能决。苏辙时为中丞，具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极难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众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
八月癸巳朔，刘挚为中书侍郎。初，以吏额房事与左仆射吕大防议稍不合，已而挚迁门下侍郎。及台谏共攻大防，大防称疾不出，挚每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末曰：『此皆被减者鼓怨言路。风闻过实，不足深谴。』大防他日语人曰：『使上意晓然不疑，刘门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趋利者交斗其间，谓大防与挚于是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挚谓大防曰：『吾曹心知无他，然外议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请矣。』是日奏事毕，挚少留，奏曰：『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即退，连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请。上遣中使召挚入对，太皇太后谕曰：『侍郎未得去，须官家亲政，然后可去。』使者数辈趣入视事，挚不得已受命。未几，大防辞位，不许。及挚迁右仆射，与大防同列。未满岁，言者争诋挚，挚寻罢，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本盖自吏额始。丙申，诏：『门下侍郎刘挚累奏乞外任，已降诏不允，可令合属去处。如再有文字，无得收接投进。』
十二月辛卯，中大夫、守尚书左丞许将为太中大夫、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御吏中丞苏辙等屡言许将过失，而将亦累表陈乞外任。上批：『可特除资政殿学士，转一官，知定州。』甲辰，侍御史上官均言：『吕大防坚强自任，不顾是非。每有差除，同列不敢为异，惟许将时有异同，大防生怀私憾。辙素与大防相善，希合其意，率同辈尽心排许将，期于必胜。将既以异论罢去，执政、台谏皆务依随，是威福皆归于大防，纪纲法令，自此败坏矣，』又言：『辙等合为朋党，动摇圣意，以疑似不明细事合谋并力。逐一执政，自此人不得安位矣。』因乞解言职，于是责知广德军。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丁未，刘温伯称疾卧家，因辞所命，五上疏乞补外。癸丑，三省进呈，降诏不允。初，王岩叟劝刘挚：『可因温伯自请，遂出之。』挚曰：『待与渠当恶。』其意为吕大夫防右出，始同进呈，皆相顾不言。傅尧俞独进曰：『欲且依前降指挥』乃卷之而退。先是，岩叟移书督大防、尧俞，挚答曰：『敢不以身任之!』然不果。
四月癸丑，户部员外郎杨畏为殿中侍御史，中丞赵君锡所举也。畏先除监察御史，言者斥其附会吕惠御、舒亶以进，亟罢之。逾年复用，又加进焉。王岩叟移简诘刘挚，挚不从。或曰：『畏初善挚，后吕大防亦善之。时大防与挚各有异意，皆欲得畏为助。君锡荐畏，实风旨也。』然畏卒助大防击挚云。
六年闰八月壬申，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存为吏部尚书。
十月癸酉，御史中丞郑雍、殿中侍御史杨畏对甚久，论右仆射刘挚及右丞苏辙也。
雍言挚略云：『挚久据要路，遍历三省。始因言事得进，即与其意合者共进退。人又言挚为政，其下多引在要任，或为两省属官，或在言路；挚所不悦，则舍人、执事，缴驳云路弹奏。』又言：『挚引赵君锡为中丞。挚厌宾客，君锡申明谒禁。朝行中言：「君锡为执政约闹。」又荐叶伸台官，以合挚意，阴与贾易相结。挚所不悦，则奋力排击。』又云：『叶伸曾任台簿。乃挚所举，未久，除两浙运判，又升运副，召为省郎。为赵君锡荐伸御史不就，即除左司，又除河北运副。』又云：『赵彦若男仁恕自盗赃满，不候勘正，便取旨断放。彦若是挚亲家。』又云：『王巩不检事体量未到间，堂除密州。体量得实，罢密州，无冲替指挥。赵君锡、庄公岳承望风旨，新通判密州任林积不敢体量，谢景温妄奏巩非罪，缘挚男娶巩女。』又云未举御史为朝臣，多挚门下人。挚善牢笼士人，不问善恶，虽赃污久废之人，亦以甘言诱致，如龚原、王沇之、詹适、孙谔，悉与落罪名，与吕温卿湖州，升卿明州。延接章惇男援，有同骨肉送简帖与邢恕云云。又具挚党人姓名：王岩叟、刘安世、韩川、朱光庭、赵君锡、梁焘、孙升、王觌、曾肇、贾易、杨康国、安鼎、张舜民、田子谅、叶伸、赵挺之、盛陶、龚原、刘概、杨国宝、杜纯、詹适、孙谔、朱京、马傅庆、钱世雄、王子韶、吴立礼凡三十人。
左正言姚勔入奏，并言挚朋党不公。右正言虞策四奏，言挚亲戚赵仁恕、王巩犯法施行不当。甲戌，刘挚、苏辙以王巩坐罪。挚与巩为姻家，辙荐巩，皆自劾，乞正典刑，诏答不允。辙言：『臣昨以郑雍、杨畏言臣荐王巩不当，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群议。寻复见谏官虞策与台官安鼎亦论此事，内虞策与郑雍、杨畏不甚相远，惟有安鼎谓臣欺罔诈谬，机械深巧，不速谴责，恐臣挟朋诞谩，日恣月横。信如鼎言，则臣死有余责，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已举官不当，乞行朝典，不敢复与鼎辨曲直。然鼎与赵君锡、贾易等同构飞语，诬罔臣兄轼以恶逆之罪，当与君锡等同上殿奏对，上赖圣明昭察，知其挟情虚妄，君锡与易，即时降黜。鼎今在言路，是以尽力攻臣，无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圣慈悯臣孤立无援，早赐责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复烦渎圣听，则臣生死幸甚!』是日，刘挚、苏辙俱先押入对，对已，押赴都堂，先出待命于僧舍，乞罢赐免。
戊寅，签书枢密院王岩叟奏：『今朝廷清明，天下安静，固出于两宫虚心求治，开诚纳谏之效。然一时戮力尽忠之臣，挚居其最，实陛下同心一体、可保终始无变之人也。自非罪状显著，众所不容，岂可因一二偏说，轻舍遐弃?臣恐适足快群奸之意，而失众正之心，非所以为国家计也。苏辙素有时名，元祐以来，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若因一举官失当便行罢逐，恐于陛下进退大臣之体有所不允。』奏入不报。太皇太后独遣中使赐苏辙诏谕，令早入省供职。辙再奏乞外任。刘挚言：『臣再具札子陈乞外任，伏蒙圣慈复降中使赐诏不允者，恩遇未替，岂胜犬马感报之恩?重念臣居位岁久，略无劳能，心寔自知，果招弹劾。虽有指陈罪状，仰蒙圣明，洞赐察照。然大臣既致人言，已为累国，若又安然不去，臣富何施面目?
所以不敢上贪眷宠，迟迟于进退之际，取轻于天下也。』辛巳，上谕吕大防曰：『论刘挚者已十八章，初不为王巩事，乃邢恕过京师，挚与通简，又延接章惇之子，牢笼为他日计。此何也?待与礼数令去。』大防曰：『书简往来，恐亦人情之常，又不知简中道何等语！』太皇太后曰：『简中道则不知，言事官必知之。』大防曰：『须后日取旨。』太皇太后曰：『苏辙只荐王巩耳，无他事也。』初，邢恕服丧贬永州，丧除赴贬所，舟行过京师，挚与恕故相善，因以简别挚。挚答简，其末云：『为国自爱，以俟休复。』持简者问监东排岸官茹东济：『恕舟安在?』东济，倾险人也，数有求于挚弗得，怨之，亟取挚简，录其本送郑雍、杨畏。二人者方弹劾挚与王巩连姻事未竟，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以『休复』为『复子明辟』之复，谓挚劝恕俟太皇太后他日复辟也。
又言：『挚尝馆章惇之子于府第。』故太皇太后怒，面责挚曰：『公当一心朝廷。若章惇者，虽以右仆射与之，未必喜也!』挚皇恐不敢对。壬午，挚上奏曰：『臣近因降出台官言王巩事，寻即待罪。及宣谕押入，对面承圣谕，乃知除王巩事外，又言臣牢笼章惇、邢恕等罪。虽圣意一一照知，谓非臣之罪，然臣退而思念：纵使无罪，既被弹劾，理当引退。遂具札子，陈乞外任。见听指挥，臣今再三思之，言者所以指章惇、邢恕事者，其意必谓谓不用此无以动陛下之听。』贴黄称：『臣旧识章惇子弟，向因其登科调官来谢，曾一例随众接见。邢恕近过城外，曾一次有书往来，只是叙寒温、问安否而已。天地父母，臣不敢欺！前日已曾具事迹面奏。至于牢笼之意，寔无此心，亦曾曲赐圣谕，照其无有。今料言者专以此事搆臣于祸，论列不已，不敢不再具详悉，紊烦天听。』奏入，不报。
甲申，王岩叟言：『臣每见挚感荷宠荣，常有以死报国家之意，岂复肯负陛下?此真陛下腹心之臣也，今大奸未死，人心疑危，朝廷之上，与之力敌者，挚为首焉。一旦以小愆遂将疏弃，天下之人，不知所以，必皆妄意陛下之心有所变易，谓反与大奸报仇也。前日陛下用挚作宰相，奸党之气自然消伏。今待罪累日，群邪相顾，已复增气[8]。苏辙之进，与挚大约相类，皆正人之所系望，而奸党皆所忌嫉者也。顾其去就，岂不重哉?夫奸谋难防，自古公患，莫不因人主意有所动，急于倾挤。陛下于此，不可不察。窃闻御史杨畏乃吕惠卿门人，及受张璪知遇最深。舒亶作中丞日，举为党官。前者再除御史，公议沸腾，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愤疾正人，常有报复之志。后又因赵君锡无所执持，为人所使，再三荐引，竟除此职。谏官虞策亦张璪相知之人，常受璪极力论荐。陛下诚将本末考究，还可保其所怀，无他意否?』时已有诏锁学士院草麻制罢挚，而岩叟未知也。
十一月乙酉朔，大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刘挚为观文殿学士、知郓州。麻制以从挚所乞为辞。戊子，冬至。刘挚罢相麻制过门下，给事中朱光庭言：『挚有功大臣，不当无名而去。言者若指臣为朋党，愿并被逐不辞。』御史中丞郑雍言：『朱光庭朋党，乞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杨畏又言：『挚多朋党，必相救援。愿一切勿听。』太皇太后纳其言，故光庭与挚相继俱罢。
郑雍旧传云：宰相刘挚用事久，党与中睽，雍因劾挚威福自恣，天下士争趋其门，宜罢黜，以收主柄，疏入不报。不知旧传所谓『党与睽』者指何等人，当考。雍新传第云劾挚威福自恣，宜罢去，以收主柄。又疏王岩叟等三十人以为挚党。不知雍所谓『挚党』三十人者姓名，当考。旧传乃无此，又不知新传何自得之。
壬辰，朱光庭罢给事中、知亳州。吕大防尝召光庭谕旨，光庭不至，故第以本官出。
此据王岩叟《日录》。朱光庭再知亳州，吕大防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悦其封还麻制，故以本官出，帘中殊不知也。当考。
七年六月辛卯，左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9]，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苏颂为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苏辙为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翰林学士大、中大夫范百禄为中书侍郎。
八月乙卯[10]，吏部尚书、资政殿学士王存知大名府。存自扬州召入，为吏部尚书才期岁，朋党之论浸炽。存言：『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不察则滥及善人，东汉朋党之狱是也。庆历中，或指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为朋党，仁宗圣明不惑，今日果有进此说者。愿陛下察之。』由是复与任事者不合。请老，不许。求补外，既除大名，辞之，改杭州。
八年三月，诏苏颂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兼集禧观使（见《苏颂罢相》）。
绍圣元年三月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颖昌府，后二日，改知永兴军。大防当宣仁圣烈皇后垂帘时，位首相。逾六年，上春秋既长，大防第专意辅导，未尝建议亲政。虽宣仁圣烈皇后有复辟之志，卒不得申。当国日久，群怨交归焉。及宣仁圣烈祔庙，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神宗所简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上亟从之。
校勘记
[1]二十一日 《长编》卷四四三作『二十二日』。
[2]退伏切 原本作『伏退切』，不通。据《长编》卷四四三乙正。
[3]皆得 原本『得』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三补。
[4]从而 原本『从』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三补。
[5]又曰 此二字原本为一墨丁，据《长编》卷四四三补。
[6]中孚 原本作『中书』，据《长编》卷四四四改。
[7]申三省 原本『申』字作『伸』，据《长编》卷四四四改。
[8]增气 原本作『气口』，据《长编》卷四六七改补。
[9]门下侍郎 原本作『门下侍御』，据《宋史·吕大防传》改。
[10]乙卯 原本作『已卯』，据《长编》卷四七六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
哲宗皇帝
绍述苏辙罢政附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昌绍述，温伯和之。
清臣此时召自真定，未至也。后三日，遣使赐茶药。旧录云：上以清臣、温伯皆先帝旧臣，故用，时初亲政绍述也。新录辨曰：清臣首倡绍述，以得柄用。《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清臣之谓矣。自『上』以下二十字删去。
三月乙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朕惟神宗皇帝躬神明之德，有舜禹之学，凭几听断，十九年之间，凡礼乐、法度所以惠遗天下者甚备，朕思述先志，拳拳业业，夙夜不敢忘。今博延豪英于广殿，策之当世之务，冀获至言，以有为也。夫是非得失之迹，设施于政而效见于时。朕之临御几十载矣，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能；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雇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西北之侵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至于吏员猥多，兵备利阙，饥馑荐至，寇盗尚蕃，此其故何也?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夫亦何必焉?子大夫其悉陈之无隐。』中书侍郎李清臣之言也。
旧录云：上亲政，內出策问，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新录辨曰：祖宗之所以望于后世，子孙之所以丕承先志者，要归于治耳，不在于法令因革之间也。况策问固曰『可则因，否则革』矣，亦曷尝必哉?而云『士莫不欣庆，知上绍述之意』，此史官之私意也。今删去。
丁酉，上御集英殿，赐进士毕渐已下、通礼、诸科、经、律及第、出身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主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一时，而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二十年，而终身不加尊号；裁损宗室恩止于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
罢黜科举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折西人之狂；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之困。其微至于设抵当、卖熟药，皆先帝之圣谟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如其它事有失当，何世无之?而父作之于前，子述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兵戎，内兴宫室，财赋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纤决事，上下恐惧，怀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宽仁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号称太平，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
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有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议，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皇帝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以庙社之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祖父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谴责。』奏入，不报。辙言：『近臣以御试策题有欲复熙宁、元丰政事之意，寻具札子，论先帝所立政事，见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间事有过差，元祐以来，随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孙孝敬之义。
未审陛下以臣言为然否?然窃观陛下亲政，于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以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闻者，莫不惊怪。顷者元祐之初，初议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遂改遂复，数年而后稍定。臣于此时为谏官，后官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尽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顾望，终不尽从。陛上以此察之，臣非独私元祐之政也，盖知事出忽遽，则民受其病耳。议者谓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深以生民社稷为意，勿为此匆匆，则天下之幸也！』辙既再具札子，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孽之。
及面论，上益怒，遂责辙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乃对众开陈，且以汉武帝事上比先帝，引论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称汉武帝外事兵戎，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其意第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明主乎?』辙恐惧趋下殿待罪。上声甚厉，范纯仁独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霁。辙退，举笏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亟具奏曰：『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辄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闇昧，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圣慈怜臣不识忌讳，出于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
诏苏辙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中书舍人吴安诗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非朕意[1]。事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亦自难安。原诚终自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着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惧。然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拂于众闻，朕不敢赦。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于宣言而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姿，加之秉则经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其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
此段参取《实录》及苏辙《遗老传》，并邵伯温《辨诬》。前制吴安诗所草，后制当求主名附益之。此时吕希纯及蔡卞定为中书舍人，后制必卞所草也，当考。伯温作《元祐辨诬》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吕相大防欲迁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杨畏不可用。」吕相方约畏为助，谓范相曰：「岂以杨畏曾言相公邪?」苏门下在坐，诵畏《弹范相文》，范相曰：「某自颍昌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罢政，哲宗不许。吕相更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恐伤吕相意，不复言。后吕相充宣仁后山陵使，杨畏首背吕相，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用其说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明年春殿试，李清臣作策题，以熙宁、元丰、元祐政事相参，两存其说，问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杨畏覆考，取主熙宁、元丰者，故以毕渐为首，清臣遂自礼部尚书拜中书侍郎。欲取相位，以苏门下在，未能迁。一日，对哲宗言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门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帘之初，臣兄轼方起谪籍，知登州，入为郎官，为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监酒被召。是时清臣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辞屈，乃曰：「苏辙尝以汉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声色甚厉，苏门下顿首待罪。范相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此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谢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门下初对范相诵杨畏弹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贤。苏门下寻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月日当考。按：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国子监雕印《诗》、〈书》、〈周礼》义矣，不知伯温何故云尔也。李清臣既为中书侍郎，乃出策题。伯温谓清臣先出策题，误也。
四月癸丑，御札：『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布告多方，使咸体朕意。』
旧录云：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新录辨曰：绍圣初，惇、卞等主绍述之论，胁持上下，改元曰绍圣，其意已明。『诏既下，天下晓然知上意矣』十一字可除去。按：此月十二日改元，二十一日章惇乃为相。绍述胁持，惇固如此。第改元诏书，惇犹不与耳。范祖禹《代言集》载改元诏书乃祖禹所草，当考。
丁卯，中书省言：『勘会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间苦于差扰，议者纷纷，前后改移不一，终未成一定之法。』诏府界诸免役法，并依元丰八年见行条约施行，仍自指挥到日为始。左司谏翟思言：『祖宗以来，中书差除，铨曹注授，各有条格，不相参错。元祐大臣招权市恩，旧系铨注，昔多归堂除，奔竞请托，恬以成风。望诏有司依祖宗以来中书差除立为定法，余归铨曹，用元丰中选格注授，庶岁人无觊望。』诏送给事中、中书舍人看详。
闰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井亮采言罢十科举士法，从之。癸未，权发遣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安惇言：『差役之法行之久年，终未就绪，而宽恤优剩，实未如旧日输钱之为便也。望复熙宁旧法，令民均纳役钱，官自募人应役。』诏送户部看详役法所。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太学补外舍，请依元丰令，一岁四试。』从之（余见《大学》）。乙酉，左司谏翟思言：『先帝考士成宪，条定官制，循名辨实，以起太平之功绪。元祐以来，寝已变乱。请召有司，应职名缪乱者，一循官制，各与釐正。』诏令编修官制局考具合完补改正事目，申三省取旨，改正毕，别取旨，罢局。所请集成六典，更不修纂。
五月甲辰，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见《贡举》）。己未，枢密院言：『户部看详役法所申：诸路复免役法，未审得合与不合依旧行免役法?』并诏依熙宁旧敕施行。
七月戊申，御史中丞黄履言：『大理，天下之平，而断刑之官，选任尤重。先皇帝振修百度，初立选之法，第二等者，其取常难，最为精密[2]，惟是中等，乃得入大理为断刑官。自是文士有预试中选者，故奏案之上，皆理官躬自考阅裁断，多所全活，舞文之吏，不能移夺。元祐中，以大理断刑官恩典常重，故责考任举主，而增以「常历刑法官与县令优课」为奉举法。其试入优等者，不得预焉。臣欲乞自今专行先朝选试之法，删去「常历行法官、县令优课」等条目自试，预上选者，不得为断刑官，庶乎官得其人，而职事举矣。』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乞系法官并依熙宁、元丰条，取试法优等人充，庶几上副仁圣好生之德。』诏令刑部、大理寺依元丰选试推恩法立条。
诏贬司马光等（见《逐元祐党人》)。壬戌，户部尚书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宁之初，将欲有为于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于是置条例司，选天下英材，设官分职，参备其事，兴利补弊，功烈较著。元祐以来，天下用度，复以匮竭，美意良法，尽遭诋诬。在于今日，正当参酌旧例，考合得宜，以称陛下追述先志之意，以成足国裕民之效。然事之可兴者，方且毛举，岂臣单力所能胜任?伏望圣慈检会熙宁中置条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选通达世务之贤同共考究，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其后用是置局修整，命张康国、邓洵武看详利害事以闻。
新录、《辨诬》曰：元祐节行爱民，府库充实。而云『天下用度漫以匮竭』。今删去八字。
九月庚戌，诏罢制科（详见《贡举》）。诏府界诸路广惠仓，其户给田土并行出卖，并本仓见管钱斛，拨入常平仓收管，所有赈济合行事，令户部检举元丰敕令，立法以闻。
十月庚寅，左朝奉郎、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常安民为监察御史，中丞黄履荐也。安民先召对垂拱殿，上曰：『今日如何?』安民对曰：『元祐中进言者，以熙宁、元丰之政为非，而当时为是；今日进言者，以元祐之政为非，而熙宁、元丰为是，皆为偏论。先帝以天下久安，不无积弊，故须变革。然末年已有欲趋安静之意。陛下即位之初，亦因时之宜，务以宽仁镇静，稍更作为之政。今进言者一切以为非，愿陛下公听并观，是者行之，非者改之，无间新旧，惟归于当。』上深然之，谓执政曰：『安民议论公正，无所阿附。』
十二月己巳，河东路转运司请将本路盐只许官场出卖，罢去客人算请，依熙、丰行私盐条禁（详见《政迹》）。
二年三月庚申，给事中、中书舍人言：『先帝以文散官定为寄禄法，实一代之新制。议者浅陋，妄加穿凿，遂请分为左右。元法本缘禄秩，不为流品，今合除去。若谓正议大夫、光禄大夫是六曹及左右辖细转，法有未尽，合行宗补[3J，即乞存此三等分左、右外，余并废罢。及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亦依旧存左、右字，以分杂出身及无出身人，依旧作两资迁转。』从之。
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郭知章、监察御史董敦逸言：『乞循先帝之法，诏内、外两制及台谏官等各举才行一人。』诏许将、蔡京、黄履、蔡卞、钱勰、林希、王震不拘资序，各举堪备任使二员以闻。
六月乙酉，诏：『元祐初减定除授正任已下俸禄，递损物数不多，有亏朝廷优异之礼。其见行条令，悉宜罢去，并依元丰旧制。其宗室公使并生日所赐，自依元祐法。』
靖国元午三月二十七日，可考。御集又云：『先是元祐中，奸臣建言：清遵省俭。自太皇太后以下，递有裁损，宗室正任，皆被减损，意在诋诬元丰。哲宗亲政，察其奸心。至是始复元丰法。』旧录已自削去，今姑存此，可见小人之心无忌惮也。
七月己亥，户部尚书蔡京言：『奉诏措置财利，窃见熙宁中，先皇帝稽参先王补助之意，行散敛之法云云。今陛下绍述先志，将大有为，生财之道，无以易此。乞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立为定制，以幸天下。』（详见哲朝《青苗》）
九月，详定重修敕令所言：『府界诸路，应缘常平敛散等事，除今来申请外，并依元丰七年见行条制。其给纳常平钱有所抑勒，令提举司觉察奏劾。』从之。
三年正月，诏罢合祭。自今间因大礼之岁，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
二月，诏三路保甲依义勇法教试。丙寅，详定敕令所言：『京东、河北、河东转运司奏：元丰官印、契书即有法式，而纸札厚大，不容奸伪。元祐之初，有司观望，申请废去天下契书奸巧之弊，复如往时。今乞依元丰条例，委得经久，于民有利。』从之。
新录辨曰：小人观朝廷之向背，揣所乐闻，驰骛迎合，非无耻者孰能之?方绍述之说兴，虽契券、纸札之厚薄大小，亦妄述利害，以济其谀，可以见一时在位者，小人之多也!史官亦不当书之。《实录》今删去，要见元祐印契法如何。
三月壬子，上谓二府以元祐减省功格不当，令修定，久未上。众皆曰：『诸路相度未到。』曾布曰：『元丰中以有边事，故优立赏格，其间不容太厚者。然今日方有边事，欲激厉人用命，不若一用元丰赏格，候边事息，别议增损。』上曰：『当如此。』遂降旨诸路，令告谕将士知悉。
四月乙酉，户部侍郎吴居厚言：『请诸路课利场务及三万贯已上者，并依元丰条举官监当，仍各委本路转运司奏举。』从之。丙申，右正言孙谔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夫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祐省。虽省，未尝废事也。则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丰重，元祐轻。虽轻，未尝废役也。则重不若轻。然则元丰不及元祐之法欤?曰：大纲立矣。随时不能无损益者，众目也。数省而直轻，则民之出泉者易。民之出泉者易，故法可久也。』翰林学士、详定修敕令蔡京言：『孙谔言役法，是欲申元祐之奸，惑天下之听。』诏谔罢右正言，并知广德军。
七月癸巳，枢密院言：『据知邢州张赴称[4]，体究得民间愿得牧地养马。第与蠲其租课，仍不责以蕃息，养马人户无追呼劳扰之患，并不愿养马之家不得抑勒。今相度，欲
具为条画榜示云云。』从之（详见《马政》）。
十一月辛丑，中书省勘会元丰四年正月九日中书省札子：『应两省待制以上，并转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至元祐三年三月六日，敕寄禄官并置左、右字，因此许带职人待制已上、职事官谏议大夫已上，自朝议大夫便转中大夫，比其它出身人超越一官迁转。近降绍圣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敕：正议大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分左、右外，余并废罢，并朝议大夫、中散大夫，亦依旧依两资迁转。其朝议转中大夫一节，亦合废罢。』诏依议定，其已转过之人更不追改。
四年二月庚辰，诏罢《春秋》科。
旧录云：诏罢春秋科，先帝以经术迪士，独《春秋》不设科，以鲁史亡，不可稽考，士不能通故也。元祐复设，今罢之。新录辨曰[5]：不设《春秋》科，本王安石偏见私意。班固曰：『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左邱明论辑其本事，是以为之传。自汉儒据传以通经，六艺垂世，卓乎如日月。』而史官因诏罢《春秋》科，妄谓先帝以鲁史之不可稽考，士不能通之故，今删去。
三月癸亥，御集英殿，赐正奏名进士何昌言并诸科进士等及第、出身、释褐共六百九人。是日未启封，读三人程文，至第四人，展读数百字，曾布与蔡卞俱云：『文字显不如第三人，恐不须读。』启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上宣谕曰：『对策言先朝法度当损益，可降。』布曰：『事有适于事变，近于人情，固当损益，恐无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闻有可增损，亦当随宜损益。』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曰：『先帝则当损益。陛下方绍述先志，不当损益。』布曰：『恐无此理。』上顾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如何益?』京曰：『第言事当损益者，不可不损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须降。』然卒降为第七人。及启封，则李元膺，乃察之子也。
后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殿放进士，因言及损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极陈时变有所不同，人情有所不便，岂可不得增损?如此，则是胶柱而鼓瑟也。况即今行保甲，如先朝团教事，皆未敢行。三省行八路差官法，累经修改，终未如旧法。凡此之类，岂非损益?乃所以守先帝之法。』上曰：『第不失大意可矣[6]。』布曰：『德音如此，臣复何言?然今日在朝之人设此罗网，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凡有人言及朝廷政事所未安，即便以为非毁朝廷，党助元祐，因此斥逐者不一。盖正直自守之士无他罪恶，加以此名，则无由自辨。然以臣所见言之，君子、小人皆不当有此心。小人惟利是视，所以媚附朝廷者，只是经营官职求利而已，却于今日自投元祐党中，以取祸患，亦无此理，臣故云君子、小人皆不当有此心。
陛下于人情事理无不洞达，愿更加审察。』林希进曰：『法度无不损益之理，如编敕，熙宁中修成，元丰中又修，今复重修。若不可损益，即第当检熙宁、元丰敕遵行，何用更修?其他法令，亦皆类此。今日之论，诚中伤罗织之端尔。』上颇欣纳。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当一切诛杀，又言子弟当禁锢之，资产当籍没之。古今政事中，殊无义理，此奸人附会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凭恃，非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门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问臣曾闻宣谕否?布曰：不闻。惇曰：有一举人论元祐人当诛，上甚称之。既而林希为臣言：此必天若。及放榜，惇亦对蔡卞言：惇知此必是天若卷子。臣曰：恐是。
惇曰：何恐之有?决知是天若也。』上惊曰：『惇何以知?』布曰：『非天若不敢尔。惇所以知之，况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家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可欺罔，此诚至论。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于此?』上颔之。天若，兴化人也。
四月甲申，诏成都府路产茶州军复行禁榷。己酉，臣僚言：『文德殿视朝，轮官转对，盖袭唐制，其来旧矣。建隆御札曰：「今后内殿起居，应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并依旧例转对。」故祖宗以来，每遇转对，侍从之臣，亦皆与焉。元祐间，因臣僚建言乞免侍从官转对，续有旨：职事官权侍郎以上并免。自此转对止差卿监、郎官而已。臣以谓侍从之臣皆文学极选，以备顾问，公卿之才，由此途出。乞自今视朝转对，依元丰以前条制。』从之。
十二月甲辰，三省言：『熙宁年兴置市易务，本以通有无，利商贾，平物价，抑兼并。元祐任事之臣不探原先朝立法之意，一切罢去，民实病之。』诏：『户部、太府寺同详立法意，复置市易务，许用钱交易，收息不过二分，不许赊请。监官惟立任满赏法，即不得计息理赏。其余应新物，并不许辄有措置，限十日条画以闻。』
校勘记
[1]本非 原本『非』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2]最为 原本『最』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3]宗补 原本『宗』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4]张赴 原本『赴』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三补。
[5]辨日 原本『辨』字作墨丁，据本书体例及文意补。
[6]第不失 原本『第』上衍一『不』字，据文意及《长编拾补》卷十四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一
哲宗皇帝
逐元祐党上编类章疏附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崩。
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1]。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岁，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昔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耶，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十一月。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于外，以致有司封驳，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舍人亦未肯奉行，转益滋章，于体不便。』
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人，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疑，深以为忧。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遂请对垂拱殿，札子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下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畏灾异，不恤众言，悉变祖宗旧政，多引小人，以误先帝。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2]。
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四裔，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惟岂正人不敢立朝，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离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来，时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粗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引援，命以此官。
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礼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
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
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末或十二月初也。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
三月癸酉，上批新知陈州、龙图阁待制蔡卞为中书舍人。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丁酉，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详见《绍述》）。
四月甲辰，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徙淮南，逾年不复召，于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余力。商英尝奏疏论风俗曰：『我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祐陛下，托心腹于辅弼，寓视听于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蠭起，阿谀附会，一旦乌合，或上叛君亲之恩，或下背师友之训，或小合传缄[3]，白昼告急，或手扇障，夜半造门，或包苴结私第之欢，或伏地修门生之敬，于是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汾分明，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构架，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具足，谓之「小鬼」，舍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励，揭之庙堂，风示四方，庶几薄恶之风寝息，醇酿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在兹时乎!』
壬子，知定州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知英州（详见《二苏贬逐》）。癸丑，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乞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俟执政有阙。』明日，苏辙责汝州，祖禹再上章请郡，不许。盖上欲以祖禹代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甲寅，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壬戌，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为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上既亲政，言者争论垂帘，纯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诏禁约，并录诏以进，不从。纯仁数称疾求罢，晨后出居慈孝寺，再录诏以进，且言：『近闻狂人传播拟策目，云尝经圣览，又台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说甚非陛下遵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政、保祐圣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诏，以信万方。今妄为诋讦者既多，陛下容之，则妨圣孝，惩之，则恐不忍，不若以诏禁约，事得两便。』讫不从。纯仁固求罢，而有是命。癸亥，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为侍御史。
闰四月辛未，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甲申，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尚书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以为其用。御史中丞黄庆基言轼诬诋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故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落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诏告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臣愤其诬罔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游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窃见前宰相吕大防天资强狠，怀邪迷国。尝与御史中丞苏轼阴相党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断，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恶，判别忠邪，以正纲纪，然后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国家先务，惟陛下留神采择。』
五月辛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为端明殿学士，充真定府路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奉世再乞罢政，故有是命。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粥，实生寇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九十一人。惇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赵卨、范纯粹成之于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暗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于赵卨、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4]，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夫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为然。右正言张商英言：『先皇帝以历代典礼讹谬，置详定礼官，考合异同，请废兴坠，谓天地合祭非古也，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刬荡前美，既画权且合祭指挥于前，苏轼又发六议于后，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诗，为牢不可破之论，乃降手诏曰云云。请再下礼部详议。如南北异郊不违经训，天地合祭非出圣断，则前此立议之臣，诬天造命，罪在不赦！』
六月甲戌，御史中丞黄履言：『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吕大防，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刘挚，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当垂帘日，俱为柄臣。焘先鼓唱邪说，吴居厚继陈注、刘安世等遂共攻之。执政既主于中，仍投蔡确岭外，累遇恩沛，不令生还，家有慈亲，终不得见，死非其辜，中外愤叹。自陛下躬临机务，洞照奸诬，寝复确官，贲于泉壤。切谓遭横逆者既伸忠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显斥，以允公议。』左司谏翟思言：『近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先朝以希进擢。乞出章疏、条例是非，明谕中外，雪先朝之诬谤。又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相与诎窜吕惠卿、蔡确，乞各正罪犯，未闻施行。望出睿断，以慰公议。』右正言上官均言：『吕大防、苏轼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皆任为谏官、御史。是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耻。其所弹击者，皆受吕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旨，以济其欲。切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政柄，大防、辙党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杨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考察大防、苏辙擅权欺君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覆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右正言张商英言：『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行讥议。至如罢免役法，则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诏求直言，则专赏讪谤之人；置诉理所雪罪犯[5]，则画自熙宁元年以后，弃渠阳州县[6]，则甘言猥语，无所不至。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省之所勘会，户部之所行谴，言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告命，指摘抉剔，鄙薄嗤笑。当垂帘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7]，翦除陛下羽翼于内；执政之用事者，击逐陛下股肱于外。天下之势，殆哉岌岌乎!』监察御史周秩言：『吕大防前为尚书左仆射，居官日久，恣为奸恶，与台谏官阴相党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则风谕击逐，凶焰日炽，人莫敢当。于是专己自任，不循法守。大奸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伤和气。』诏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永兴军吕大防落观文殿大学士，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
侍御史来之邵言：『先皇帝熙宁初，属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将以惠泽天下后世。而当是时，司马光以为非是，贻书王安石，诋斥论难。安石为之援经引古，开谕曲直，而光胶于流俗，决意不回，乃以提举崇福宫退居于洛。刘挚于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历诋朝廷政令，坐是责监衡州酒税。至元丰中，稍加擢用，未几，复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则以暗谬强愎自置闲地，一则以数十吏议相继退黜。元丰末，光入持政柄，擢挚为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岩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结成党与。宰相自确而下，挚等相与诬毁缔搆，尽力排逐，由是先帝顾命大臣去之略尽，而陛下孤立于上矣。』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刘挚落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黄州。
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奉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乙酉，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钦臣可授宝文阁待制、知庐州词头。按：钦臣资性险邪，本缘傅会宰相吕大防，以至进用。大防朋党甚众，钦臣为之首，前后言者屡攻其公私过恶，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奸方斥，余党正当窜逐，肃清仕路。钦臣岂可以加侍从职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词，未敢撰进。』诏王钦臣除集贤殿修撰、知汝州。监察御史刘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学术无闻，出于奏补，岂能为陛下发明道德之蕴?伏望为官择人，别与差遣。』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可秘阁校理、知怀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
公著父子世袭奸邪，厚貌深情，莫能窥测，结固朋党，鼓唱虚名，上惑圣听，罪恶甚大。未经谴黜，岂可更冒职名，出守便郡?』诏吕希哲守本官，差知怀州。左司谏翟思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以谤讪先朝，变乱法度，擅作威福，褫职夺官，谪守方州，安置岭表。中外闻命，举皆忻快。然司马光、吕公著首发事端，虽已终牖下，赠官美谥，自可追夺。王岩叟与挚同恶相济，若假以年，当窜远域，则赠官与子孙恩泽，亦当追夺。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彦博、范纯仁；其背公死党，有若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川、孙升等。乞各正典刑。』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落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议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刘安世落宝文阁待制，降授左承议郎、知南安军[8]，左朝奉大夫、直集贤院、管勾西京崇福宫吴安诗落直集贤院，降授朝请郎、监光州盐酒税，左朝散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虢州韩川落龙图阁待制，依前左朝请郎、知坊州，左朝请郎、充集贤院学士、权知应天府孙升落集贤院学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
丁亥，诏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兖州景龙宫赵彦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范祖禹提举明道宫；左朝奉郎、充集贤院校理、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明道宫，各于开封府界居住，就近报应国史院取会文字。戊子，诏周秩言事失当，罢监察御史，差权知广德军。
七月丙辰，谏官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当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上曰：『去冬以宫中阙人使令，因召旧臣十数辈。此何系外庭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又缴奏争之，何乃尔也?』安焘对曰：『闻文及甫辈上书，亦为人所使。』上曰：『必苏辙也。』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圣烈皇后族人迁居诰，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极。』其言失当，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数事，乃夺希纯宝文阁待制，知亳州如故。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诏纯仁特降一官，为通议大夫，差遣如故；韩维已致仕，特置不问。初，章惇请责纯仁，上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上勉从惇请。御史中丞黄履言：『前宰相司马光，昨自先帝识拔，进位枢庭。光以不用其言，请归修史，先帝盛德优容，曲从其欲。书成，仍以资政殿学士荣之，其恩可谓厚矣。迨垂帘初，朝廷起光执政，当时士论翕然称之，以谓光真能弼成圣德，上报先帝。不谓光深藏祸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为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缘时宜，岂有一代宪章俱无可取，归非于昔，敛誉于身?此而可容，孰为咎者?』
监察御史周秩言：『司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庙之计。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义，以定父子之亲，岂有废君臣父子之道，而专以母子为言?』又曰：『遗诏明白，必以嗣君为主，则光岂不知当循皇家父子之正统?』又曰：『光之谥曰「文正」。夫谥法之美，极于文正，死而加以极美之谥，所以劝后也。今其所为乖戾如此，当正其谥号之美恶，庶以惩后世。』又曰：『吕公著亲为先帝辅弼之臣，受国厚恩，又非司马光之比。当司马光释憾于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辅导之，为右仆射岁余，遂除司空、平章军国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师文彦博为光所引，既召而来，谏官言其奸邪，不可辅政，朝廷乃以平章军国重事处之，止于重事，稍夺其权，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无大小，皆得平章。名虽亚于彦博，权则过之，实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自国朝以来，虽有大功如赵普、王旦，命以此职，未有敢当之者。况垂帘之时，大臣宜谦畏，而公著但为子孙计，急于富贵，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公著所引，为国大奸。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示天下，则公著所处，皆为国朝故事，以兆后世大臣僭窃之祸。』又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落职为知州，缘臣奏论大防等所为皆大奸恶。今朝廷但薄责而已，臣愚以为陛下必欲薄责之，则不当以臣所论事为罪名；若论其营私不法，则其罪不可胜数。且挚与辙讥斥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州、郑州，各差官计会，本县于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王岩叟所赠官亦行追夺，知随州、降授右正议大夫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黄州、降授左朝议大夫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知袁州、降授左朝议大夫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焘提举灵仙观、鄂州居住，刘安世管勾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议，光及公著皆当发冢斫棺。三省同进呈，许将独不言。惇等去，上留将问曰：『卿不言，何也?』将曰：『发冢斫棺，恐非盛德事。』上曰：『朕亦以为无益公家。』遂寝其奏，第令拆去碑文。
此据邵伯温《辨诬》及曾纡《南游记旧》修[9]，不知许将果能不言否?当考。又蔡卞此时未执政，不应与三省同对，惇但用其议耳。邵氏误也。曾纡亦不记许将，止云曾布纳说耳。
又言：『秦观已落馆阁校勘、左宣德郎，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罪重罚轻，人言未允。』诏秦观降授左宣义郎，依旧处州监当。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允公住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引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驭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
新录、《辨诬》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实已系日书之，今删去琐碎文致之词，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诬罔，亦不待辨而可知。焘以为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诬』，则琐碎文致之词，虽具存之，亦无伤。今并依旧录。
戊午，诏曰：『送往事居，是必责全于臣子；藏怒宿怨，岂宜上及于君亲?朕继体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大母之尊，权同听览，仁心诚意，专在保祐朕躬。自以廉帷之间，闻见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独倚任耆艾，所冀恢明圣躬。司马光、吕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怀平时之觖望，幸国家之变故，逞朋党之奸邪，引吕大防、刘挚等，或并立要途，继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训词；或封驳东台，或劝讲经筵。顾予左右前后，皆尔所亲。于时赏罚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里符同，宗庙神灵，恣行讪讟，朝廷号令，辄肆纷更。轻改役法，开诉理之局，使有罪者侥幸。下疾苦之诏，诱群小之谤言。诬横敛则淫蠲苟免之逋，诬厚藏则妄耗常平之积。崇声律而薄经术，任穿凿而紊官仪。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城隍保民而罢增浚，器械资用而辍缮完。凡属经论，一皆废黜。人材淆混，莫辨于品流；党与纵横，迭分于胜负。务决乘时之愤，都忘托国之谋。方利亮阴之不言，殊非慈闱之本意。十年同恶，四海吞声，敌计得行，边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维辟国之闻；江左虽微，兴宗有易代之叹。天下后世，其谓朕何?临朝弗怡，视古有愧。况复疏远贱士，昧死而献言；忠义旧臣，交章而抗论。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已等第行遣责降讫。噫!优礼近司，朕欲曲全于体貌；自奸明宪，尔今复逭于诛夷。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责降人数外，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复勿言。惟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已下，及废弃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咨尔群工，明听朕命，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进奏院遍牒。』时司马光等既贬，上谓刑惟厥中，故有是诏。
右正言张商英言：『文彦博背负国恩，伏请检详本末，推考是非。』诏：『台谏之职，义当论列。然彦博年及耄期，四朝旧相，先帝待遇，恩礼至厚，宜加阔略，以优老臣。可特置不问。』庚申，章惇等对曰：『前日再谪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并司马光、吕公著谥告赠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众论以为宽。余人连逮尚众，陛下许其自新，一切不问，莫不欣悦，仰服圣德仁厚。惟其亲党之论，则不可知。』上曰：『据其罪状甚可诛，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轻典，聊示惩责尔。』
八月辛未，诏丁忧人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论其在元祐间尝献议，弃安疆、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
丁丑，秘书少监、充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直秘阁、权发遣陕西转运使。
十月己巳，左司谏翟思为侍御史，右正言张商英为左司谏，监察御史刘拯为右正言。
十二月甲午[10]，诏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详见《实录》）。
二年八月甲申，诏：『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其见釐务者任满日，视见今路分远近移一般差遣[11]。不曾落职降官者，展一期取旨。』先是，曾布独对，既论路昌衡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礼恩宥在近，去岁贬谪人，不知何以处之?』上应声曰：『莫不可牵复?岁月未久，亦不可迁徙。』布曰[12]：『诚如圣谕。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等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为臣言，钱勰已曾来处探问谪降人牵复消息，京但答以不知。其党类日望其牵复。』上曰：『却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简，近押送峡州。九月中，未知到否，岂可便移?』上曰：『岂有此理!』又问：『惟简此行，众颇善否?』布曰：『此举固足以警两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党，未免以为过当也。』（布录在丙子，今附此）
九月壬寅，范纯仁在陈州，闻章惇建议，以将近郊礼，吕大防等不当用恩赦期叙复，忧愤累日，斋戒上奏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齿衰残，或素萦疾病，不谙水土，气血向衰，骨肉分离，举目无告。将恐溘先朝露，客死异乡。不惟上轸圣怀，亦恐有伤和气。仰惟陛下圣心仁厚，天纵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极而在宥，每颁赦令，不问罪辜，至于斩绞重囚、髡黔徒隶，咸蒙恕宥，亦许放移，岂有股肱大臣、簪履旧物，肯忘轸恻，常悲流离?但虑一二执政之臣责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启迪之际，不为详陈。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以异己之人为冤雠，以疑似之言为讪谤，违老氏好还之戒，忽孟轲反尔之言，误国害公，覆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靡恤效尤?』
癸卯，上批：『范纯仁立异邀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纯仁草奏，亲密多劝止曰：『今决不可回，必重得罪。公年老，何堪远责?』纯仁曰：『我尝为大臣，今日国家事如此，无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负天地。万一主上以我言为然，于国家所系不细。苟不以为然而得罪，虽死无憾也!』上始亦有意从纯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遂并责之（纯仁知随州在九月丙辰，今附此）。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送吏部，与监当差遣（详见《常安民罢监察御史》）。
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附见《钱勰罢內翰》）。己巳，翰林学士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见《钱勰罢內翰》）。
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等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僚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许将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挥，编修文字，乞便施行。』上从之。
三年正月庚子，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韩忠彦除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先是，枢密院奏事毕，忠彦留身请外，又面请曾布以欲得镇阳。又曰：『章惇陶铸一善地，遂迁出。』时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对，上遽问忠彦已迁出，又曰：『忠彦别无事，亦不至奸险。』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彦处置边事多可笑，上甚骇之。忠彦请不已，乃有是命。右正言孙谔言：『杨畏在元丰之间为御史，其议论趋向，皆与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辙等用事，则尽变其趋向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总揽，则又欲变其趋向，偷合苟容，交斗执政，倾乱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谓之「三变」。圣意含忍，久稽典刑。今畏罢帅真定府，仍以宝文阁待制知河中，非所以慰公议也。伏望陛下揭其奸险，特行显黜。』诏杨畏落宝文阁待制，依旧知河中府。其后以中书舍人盛陶言，未敢命词行下，移知虢州。礼部员外郎徐君平详定枢密院承旨自元丰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终臣僚章疏，及陈请事，逐名编类，申纳枢密院中。
戊申，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降吕大防等敕牒榜节次云：「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责降人外，其余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行。」当是之时，朝命初下，万口一词，欢呼鼓舞。近者切见汪浃、李仲等送吏部与合人差遣，录黄行下，以元祐所献文字得罪，则前件敕榜有「其余一切不问」语，殆成虚文，将何以取信天下?况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怀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几，今乃录浃、仲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亏朝廷号令之信，有伤国体。望睿旨检会前件敕榜，宣谕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所见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问，庶无反侧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谕大臣遵守敕榜「其余一切不问」之语，未见施行。今闻差官编排元祐间臣僚章疏，仍厚赏以购藏匿。采之舆论，实有未安。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诏令天下，言事亲政以来揭榜，许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侧之意。今又考人一言之失，真于有过之地，是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也；后之敕榜，又所以诳天下也。令命如此，何以示信于人乎?所有编排章疏指挥，乞行寝罢。』
壬子，枢密院言：『宝文阁待制、知熙州范纯粹，元祐初尝献议弃地，及称兰、会，犹为中国之蠢。虽已削官职，今朝廷方经略西陲，而仍使纯粹帅边，非便。』诏纯粹差知邓州。癸丑，右司谏刘拯言：『伏覩近降朝旨，委给舍、左右司郎官编录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尝为言官者相半。伏望别契勘无妨嫌者使领。』诏：『内有元祐中曾任台谏官，令更不干预。』拯言，盖指徐君平也。
二月。先是，曾布言：『三省编排，自前岁累曾奏陈，以谓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今亦尽矣。兼降敕榜更不施行。今方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有罪，如何只为有敕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圣断，但恐诏令失信耳。兼如刘挚等已皆施行，恐难再行。』上曰：『只是本轻。』布曰：『如文彦博辈未经施行，将来致仕遗表之类，若一以宰执例推恩，则似太过。』上深以为然。
六月己卯，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见《常立以诬诋贬责》）。
七月己亥，诏：『知渭州、宝文阁待制吕大忠，在元祐中，坚持边议，不为利回。兼领帅日久，宜进职名，以劝守正之人协心边计。特除宝文阁直学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诚，未尝披露，忽蒙奖擢，方敢具陈。窃念臣弟大防自罹谪籍，流落累年，南北乖睽，山川修阻。睿恩至大，虽获保全，手足凋零，犹以辽远为念。况皆在得谢之年，既哀且病，来日几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绝，衔恨无穷。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虫鱼，咸被恩泽。特轸圣虑，少赐哀怜，将臣已除职名乞行追寝，只量移臣弟大防陕西州郡居住，所贵声问稍近，少慰终鲜急难之情。臣今日得从私便，推而以及臣弟，举族怀戴，宜如何为报哉?』不听。始，大忠自泾原入对，上诘大忠曰：『久欲见卿，曾得大防信否?』对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议令过海，朕独处之安州，知否?』对曰：『举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书再三说与，且将息忍耐。大防朴，为人所卖，修三二年，可复相见。』大忠拜谢，退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请大防量移，盖恃前日上语也。不知惇既闻上语，即萌异意，元祐党人由是再行贬黜。
八月丙子，诏：『王岩叟遗表，并吕大防等缘宰相、执政官罢政所得恩例及举官并罢，更不施行。梁焘、刘安世并分司，各于本处居住，今依元丰六年十月指挥。其依元祐令减半指挥更不施行。降左中散大夫、提举舒州灵仙观、鄂州居住梁焘宜守本官少府监、分司南京，依旧鄂州居住；降授承议郎、主管洪州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宜守本官，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旧南安军居住。』
刘安世非执政，与粱焘俱责，必有故，当考。绍圣邸报载当日行遣，或自此再欲痛贬元祐人。二十二日，安世再贬，此又不知谁作。
庚辰，诏：『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责授承议郎、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在元祐中搆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从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论禁中觅乳母事也（乳母事见刘安世弹劾）。
九月庚子，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言：『中书省送到姚勔磨勘转承议郎录黄一道。按：勔素以无行取羞乡里，赌博私酒，尝亲为之。外虽宽夷，中寔险贼。本缘身犯清议，势不可进。事已暴露，遂即弃官。至元祐中，吕大防等当路，乃以勔不仕前日为高，拔于闲散，躐处显要。而勔愈不知耻，一意附会，专以诋讪先帝政事、人物为功，至乃称引苏轼谤讪之语，执以为据。及陛下亲政，尚敢阴与其党合谋并力，表里相应，公肆指议，务欲遏绝绍述之意，以成其私。则勔之盗名欺世，怀诈迷国，其罪盖有不可胜责者。昨朝廷併斥奸臣，自大防以下二十余人，皆被显斥，独勔以从官善郡挂名其间，物论不平，至今叹息，谓宜依梁焘、刘安世等例追正其事，岂容使之复与有劳无过之人以岁月序进?望诏有司详议勔罪，明正典刑，以厌天下之公议。』诏姚勔永不磨勘。
校勘记
[1]迨及 原本『迨』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八补。
[2]如解倒悬 原本『如』下衍一『改』字，据文章删。
[3]小合 原本此二字均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九补。
[4]其便 原本『便』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5]诉理所 原本『诉』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6]渠阳 原本作『梁杨』，据文意改。
[7]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 原本作『之制际内臣之得志者』，据《长编拾补》卷十乙『制』、『内』二字。
[8]知南安军 原本无『知』字，据文意补。
[9]旧修 原本『旧』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补。
[10]甲午 原本作『甲子』。《长编拾补》卷十二注：『原作「甲子」。十二月己巳朔无甲子日，据《十朝纲要》、《宋史》本纪订正。』
[11]近移 原本『移』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二补。
[12]布曰 原本作『希曰』，据文意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二
哲宗皇帝
逐元祐党下诏榜诉理编类附
绍圣四年正月丙午，诏：『应绍圣二年十二月十五类定姓名责降人宫观、居住，及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孙弟姪，各不得住本州、邻州。内子孙仍并与次远路分合人差遣。已授未赴并见在任人并罢。』
绍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类定责降人姓名，未见。
二月丁巳，资政殿学士、大中大夫、提举崇禧观王存上表陈乞致仕。故事当除东宫官，诏特授右正议大夫，依前资政殿学士致仕，其荫补恩例，各只与一名。言者指存元祐之初论事附会故也。己未，三省言：『司马光、吕公著倡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及当时凶党同恶相济，首尾附会之人，偶缘今已身死，不得明正典刑。而亡殁之后，尚且优以恩数，及其子孙、亲属，与见存者罪罚未称，轻重不伦。若谓其已死，一切不问，则使后世乱臣贼子何以创艾?至于告老之人，虽已谢事，亦宜少示惩沮。』制曰：『故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资赋阴险，世济奸回，盗窃虚名，昧冒休宠。可特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又制曰：『故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资诡激之行，以盗虚声；挟矫诬之言，以惑愚众。可特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又制曰：『故端明殿学士、左朝奉郎王岩叟资险狡之智，而济以敢为；挟凶邪之权，而为之死党。可追贬雷州别驾。』诏赵瞻、傅尧俞夺所赠官以上。除王岩已罢遗表恩例外，余并韩维，并追夺遗表致仕子孙亲属所得荫补陈乞恩例；孙固、范百禄、胡宗愈遗表子孙亲属荫补陈乞恩例，并各与两人，余悉追夺。非奸凶悖恶、无人臣之义如光、公著者，不用此例。初议再贬光及公著等，曾布谓章惇、蔡卞曰：『追夺恩泽，此例不可启。异时奸人施于仇怨，则吾人子孙皆为人所害。兼光及韩维等家得恩泽已数十年，一旦夺之，于人情未便。』惇曰：『维数年前方致仕。』布曰：『亦五七年。兼维在位不久，必欲行，则且施之于光及公著可也。然亦不必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不若就其身上追夺。』惇曰：『彼已死，虽鞭尸何益?追削何补?不若夺其恩例，乃实事。』布曰：『此虽快意，然更宜详审。布之意无他，但此例不可启耳。』惇曰：『须画一指挥。』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为便。』惇曰：『范百禄、胡宗愈之徒亦无显恶，且置之不妨。』布曰：『韩维在政府不久，又与众不合而去。莫亦无他。』惇曰：『与光唱和者，政此人也。』布反复甚久，卞曰：『亦有可议。』惟许将默无一言。布疑将以元祐为嫌故尔。
壬戌，诏罢承议郎张竞辰夔州路提举常平宫，以御史蔡蹈言其憸巧邪佞，元祐中谄事吕大防、苏辙之徒故也。竞辰蜀人，王安国女婿，与曾布有连。其得提举官，布实荐之章惇，而蔡卞以竞辰尝忤其妻，极恶竞辰，亟罢之。庚辰，又诏赵瞻、傅尧俞谥告并追夺。三省言：『近降指挥，以司马光等造为奸谋，批毁先帝，变更法度，各加追贬。其首尾附会之人，亦稍夺其所得恩数。谨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为臣不忠，罪与光等无异。顷者朝廷虽常惩责，而罚不称愆。内范纯仁又自因别过落职，于本罪未尝明正典刑，轻重失当，生死异罚，无以垂示万世臣子之戒。其余同恶相济、幸免失刑者尚多，亦当量罪，示其惩艾。』制略曰：『吕大防资性冥顽，心术狠戾。背天地之恩于先帝，废君臣之体于朕躬。
可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挚趋操回邪，性资险谲。向由言路，力附党魁，唱和奸谋，毁黩先烈。可责授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苏辙操倾侧孽臣之心，挟纵横策士之计，始与兄轼，肆为抵巘，晚同相光，协济险恶。可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梁焘向附凶渠，擢在谏职，阴与子婿，搆造邪谋，诋诬先朝。可责授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纯仁立异以邀名，匿情而趋利，习用小夫之私智，专为流俗之原人。可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已上令所在差职官，或京职官已上监当一员伴送前去，经过州军交替，仍仰所差官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刘奉世曩以小官，附会奸党，密布心腹，躐据要途。可落端明殿学士，依前中大夫、光禄少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
韩维挟伪以干名，抱虚而取进，徇俗之意，愚不可移，朋奸之心，老莫能革。可落资政殿大学士，特授左朝议大夫致仕。王觌资赋憸回，善于原俗，附会奸党，毁刺先朝。可落宝文阁直学士，依前朝散郎、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通州居住。韩川、孙升、吕陶，顷者大奸旧恶，相继擅朝，而尔挟忿徇私，为之死党，窃据要路，肆言先朝，造讪兴谗，无所忌惮。川可授依前官、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随州居住；升可授依前官、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峡州居住；陶可授依前官、库部员外郎、分司南京、衡州居住。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顷在初政，尝跻近班，怀藉势乘时之心，起背公死党之计，附会邪说，专为悦谀挟持阴谋，共济凶恶，夙负欺君之责，久逃附下之诛。纯礼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宫、蔡州居住；
君锡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亳州明道宫、本处居住；默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南京鸿庆宫、单州居住。顾临附会凶党，力被荐属。缘洞察于奸谋，不使超跻于近列。可落天章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观、饶州居住；范纯粹倾邪险诐，出于天资，反履导谀，忘其父志，弟兄倡和，协助奸凶，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观、均州居住；孔武仲顷由远官，召至台阁，附会奸党，躐处要班，逮予亲政之初，敢为怙终之计，失刑既久，众论未平，可特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管勾洪州玉隆观、池州居住；王汾早以凡才，滥居儒馆，元祐之际，附会诋欺，众论喧阗，罪状明白，可落宝文阁待制，依前官致仕。王钦臣、张耒因缘奸党，躐处要班，挟持诡谋，鼓煽凶焰。
钦臣可落集贤殿修撰，依前官管勾江州太平观、信州居住；耒可落直龙图阁□□[1]，依前官添差监黄州酒税。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尔父公著，当元祐初，窃据宰司，毁黩先烈，变乱法度。希哲可特降授朝奉郎、虞部员外郎、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希纯可特降授朝奉郎、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金州居住；希绩可降授朝请郎，差遣依旧、光州居住。姚勔向附凶邪，为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奸谋，可依前官守水部员外郎、分司南京、衢州居住。吴安诗：顷者尔以邪朋，窃处谏列，鼓煽凶焰[2]，附会邪谋，可责授濮州团练副使、连州安置。晁补之：尔向以险邪之资，力附奸恶之党，表里倡和，阿附导谀，可落秘阁校理，依前官添差监处州盐酒税。贾易添差监海州酒税务。
通直郎寻医程颐追毁出身以来文字[3]，放归田里。已上逐人，并钱腮【杰按：腮，应为勰。】、杨畏，仍并依绍圣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挥，永不叙复。郴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编管。其吴安诗、秦观所在州，差得力职员押伴前去，经过州军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朱光庭追贬柳州别驾，孙觉追职并两官及遗表恩泽，赵卨追职并两官及遗表恩例，李之纯追职及遗表恩例，杜纯追职，李周追贬康州团练副使。』大防等责词，皆叶涛所草也。
旧录云：上亲政三年，追述先志，审度考核，奸臣诬诋迹状方显。断以不疑，皆正典刑，于是继述之孝彰矣。新录辨云：《实录》载吕大防以下贬窜首尾甚备，制书尽存之，庶几后世犹有考焉。自党锢祸起，忠贤奔播，奸邪无所忌，是以极于大乱而后止，盖本于绍述之一言，甚矣其为生民之祸!呜呼烈哉!自『上亲政』以下删去制词，恐须略加删削，不必备载，更详思之。布《录》：『庚辰晚，乃闻再贬大防、挚、辙、焘等于岭表，以次黜责者三十余人。三省素未常以此语布，及已得旨，亦不复道，上亦不语。及是日，叶涛来，颇惶惑于命词，然何可遏也?』《实录》贬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
甲申，制曰：『彦博色厉而荏，行伪而坚。备公师于三朝，更将相者四纪。曾靡云报，尚何所仇?可落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潞国公。』
闰二月丙戌，诏太师致仕文彦博诸子[4]，并令解官侍养。司马康追夺赠官。上批：『张天说所进书，观其立意，狂妄诋讪之言，往往上及先帝，下及朝廷。可进呈取旨。』诏张天说送开封府取勘，具情节申尚书省。其后开封府言：『天说私有《景祐福应太一集要》，及上书诋讪先帝，情不可恕。』诏特处死。丁亥，诏曰：『韩川、孙升：尔等以显附奸凶，肆为讥讪，早负罪谴，久稽典刑。川可特责授岷州团练副使、道州安置；升可特责授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
诏知福州、朝奉大夫叶伸特令守本官致仕。中书舍人蹇序辰言：『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知定州韩忠彦，本因朝廷以其父琦勋旧，遂蒙先帝擢用，宠遇甚厚，官为尚书，超躐夷等。元祐之初，遽忘大恩，附会奸恶，同为毁訾，望早赐黜责。』制曰：『韩忠彦进由世臣，擢自先帝，历跻禁从，久赞事枢，当体前修，以裨初政。而乃助诬民之浮说，行蹙国之匪谋，可依前官降充资政殿学士。』诏：『上清储祥宫御篆碑文，苏轼所撰，已令毁弃。宜差蔡京撰文并书。』壬戌，诏朝奉郎、守太府少监、分司南京、通州居住王觌改送袁州居住。故朝奉郎、试中书舍人孔文仲追贬梅州别驾，及追遗表恩例；鲜于侁追谏议大夫、集贤殿修撰；故朝奉郎吴处厚追贬歙州别驾。中书舍人蹇序辰奏：『刘安世等，皆缘弃地及附会奸恶、谤毁先朝致罪，行未旬日，最为近例。而孔文仲、郑雍、安焘等犹未见行遣，比之奉世等责罚，其为失当，不伦甚明。』制曰：『郑雍顷由附会，得列言官，乘时抵隙，骤至丞辖，助成奸慝，无补事功。可特落资政殿学士，依前官差遣如故。』壬寅，中书舍人蹇序辰言：『安焘被遇先帝，至为执政。方文彦博、司马光竞为弃地之论，焘实与其事，内结张茂则，与之表里；外同奸党，为之借留。及蔡确得罪，又从而出力挤之。当是时，旧臣相继被斥，独焘徘徊数年，偶缘丧母，方私去位，则协助光等为多，非特附会阿谀而已。究其本末，背负旧恩，见利忘义，尤在韩忠彦上，此皆中外所传闻，朝廷所照见。伏望圣慈，更赐裁度，比附同罪已罚之人，一体参酌施行。』制曰：『安焘持禄保躬，协谋蹙国，依凭奸党，为己助留，诬蔑劳臣，随时挤陷。上辜寄托，久负谴诃。可特落观文殿学士，依前官差遣如故。』甲辰，诏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昭州别驾、贺州安置范祖禹移送宾州安置。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刘安世移送高州安置。
三月壬午，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讟讪宗庙、睥睨两宫、交通近习、分布死党。考言观事，实状具明。而包藏祸心，踪迹诡秘，相去八年之间。已有不可备究者。至其章疏文字、行遣案牍，又散在有司，莫能会见。若不乘时取索编类，必恐岁久沦失，或邪党交搆，有藏匿弃毁之弊。欲望圣慈特赐指挥，选官将贬责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人为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以示天下后世之大戒。』从之，仍差给事徐铎及序辰。
四月乙未[5]，校书郎陈瓘通判沧州。曾布、林希同白上：『近闻陈瓘补外，瓘自登科二十二年[6]，犹作权通判，若罢校书郎，与除一校理，不为过。以人材论之，岂在周穜、洵武之下?』上曰：『章惇亦云其当作馆阁，但议论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见其乖僻，但议论诋讹蔡卞耳，他无所闻。』林希曰：『瓘常为越州签判，与卞论事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才实不可得。』布云：『主张士类，正在陛下。愿少留圣意。』上欣然纳之。惇言陈瓘议论乖僻，以瓘言神宗晚年疏斥王荆公不用，此乃苏轼之语也。
辛丑，故追贬建武军节度副使吕公著特追贬昌化军司户参军，故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司马光特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公著制词曰：『先朝擢居枢府，迨予纂服，复任宰司。宜竭忠谋，协赞王室。而乃废体国之大义，忘事君之小心，阴结奸臣，私怀异意，谤讪先烈，变乱旧章。积恶终身，久益暴露。孽实自作，刑难幸逃。虽尝示于小惩，尚未符于众论。是用追贬岭表，降秩州掾，庶期幽冥，知有所畏。』光制词曰：『尔以诋讪宗庙，迷误朝廷，戮有余辜，死未塞责。久稽罪罚，追正典刑，而隐慝愈彰，公言难掩。尝与凶党，实藏祸心，至引宣训衰乱不道之谋，僭谕宝慈圣烈非意之事[7]。兴言及此，积虑谓何?虽死严诛，再加贬职，庶几来世，永有创惩。』先是，邢恕、章惇言：『元丰八年，神宗晏驾。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马光送别于下浮桥船中。光谓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不可不虑。」』宣训者，北齐武明娄太后宫名也。娄太后废其孙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恕专谤宣仁圣烈皇后有废立意，又伪造光此言，以信己谗。然祖禹实以七年冬末赴召，虽惇亦知其诞妄，故不复穷究，但借此以罪光，谓光志在倾摇，猥用齐武明事拟宣仁圣烈皇后，并吕公著复追贬之。惇称司马光『村夫子』，无能为；吕公著素有家风，凡变改法度，皆公著教之也。壬寅，诏范纯仁元祐四年罢相恩例不追夺，并给还；王岩叟依例追夺。又诏赵卨追元任大中大夫、中大夫两官并历任职名，所有赠官，亦行追夺。更有似此者，依此施行。因吏部、刑部有请也[9]。王珪为臣不忠（详见王珪诬谤）。
五月辛未，诏榜示朝堂：『朕以眇躬，获承先搆，永推休烈盛美，欲以昭示万世。而顷遭群奸，同逞宿憾，兴讹造讪，力肆诋排，政事人才，废毁殆尽。夙夜惮惧，靡敢遑宁。思与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几德业，传信无穷。念今在廷之臣，鲜知事君之义。崇乡原以为善士，造虚誉以进无能，以交私合党为先，以奉法守公为讳。才智胜任则闒茸共嫉，趋向至正则颇侧深仇。端亮劲挺有特立之权者，不见容于众人；媕阿回通持两可之说者，必得名于流俗。沉溺忘返，险薄可嗟。乃阴怀私恩，显废公议，以奸臣所斥逐为当罪，所变更为得宜；以先帝所建立为不然，所褒擢为非当。借誉余党，幸复甄收，务令旧章，未能淳一，扇为是非不定之论，欲开善否更用之端。浸长小人之道于难知之中，以疑天下之听于未孚之际。幸时事之中变，庶人情之翕从。每怀及兹，良用慨叹。朕察言观事，灼见邪心，欲正典刑，常申儆戒。继自今日，尔其自新，式惩厥愆，毕趋于正。示以好恶，非曰苟然。其或怙终，必罚无赦。咨尔在位，尚克钦承。」』元祐初，章惇争论役法札子有云：『役法可以缓改，非如山东铁马、福建茶盐，不改一日，则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与蹇序辰谋共造诏榜，虑惇不从，乃持惇元祐札子以胁之曰：『若谓居厚京东所行非是，则先帝褒诏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语，于是从序辰所请，降诏榜云。丁丑，三省言：『降授朝议大夫致仕韩维，以先帝东宫旧臣，在元丰末，朋附司马光，最为尽力。仍于奏状内称止为上谢，太皇太后特赐褒谕，更不奏谢皇帝，显有无君之心。』诏韩维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致仕，于筠州居住。维诸子乞尽纳己官，听父里居。诏以维先朝旧臣，年八十一，特许之。其诸子告章惇云：『父执政与司马光议论不合。』故得免行。
十月乙酉，三省言：『大中大夫、知成都府郑雍先缘弃地及附会奸恶、谤毁先朝，落资政殿学士。今虽未及期，该非次赦恩合叙。』诏郑雍及吕大防等指挥永不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
十一月癸酉，御史中丞邢恕言：『刘奉世当元祐间，先合刘挚，阴为谋主，倾害策立顾命大臣，有不利王室之意。昨责郴州，阶官犹为中大夫，公论未免切叹。近复堂除其弟当时知常州见阙。按：当时才智桀黠，有过人者，奉世阴谋密议，莫不通知。请罢当时常州，别除一岳庙差遣；其兄奉世，亦乞更降授一散官，依旧郴州安置。』诏刘奉世责授隰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刘当时差监南岳庙。辛丑，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坐与司马光同恶相济也。先是，上与辅臣语及元棺政事，又曰：『程颐妄自尊大，至欲于延英讲说，令太母同听。在经筵多不逊。虽已放归田里，可与编管。』辅臣因历数元祐言者议论过当，而上怒颐为甚。又曰：『便与编管。』章惇曰：『合羁管。』上曰：『只与编管。』再对，又及之。后一日，遂有涪州之命。颐编管，盖林希力。希意恕必救颐，则因以倾恕。恕语希云：『便斩颐万段，恕亦不救!』闻者笑之。雷州别驾、化州安置梁焘卒。
十二月癸未，鼎州团练使、新州安置刘挚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并尚洙等所告事（八月十六日），将大有所诛戮，会星变（九月五日），上怒少息，然京、惇极力煅炼不少置，已而梁焘先卒于化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后七日，挚亦卒于新州。众皆疑两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狱乃罢。丁酉，诏秘阁校理刘唐老落职，添监桂阳茶盐酒税卖矾务，以唐老元祐奸党，时出险言，故有是命。甲辰，责授黔州别驾、涪州安置黄庭坚移戎州安置，以避部使者亲嫌也。
元符元年二月丙申[8]，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并为广南东西路察访（二月四日罢升卿）。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乃更遣升卿及必岭外，谋尽杀元祐党人。时刘挚、梁焘已前死，朝廷犹未知也。乙丑，御史中丞邢恕言：『张舜民除直龙图阁、权知青州。按：舜民资望轻浅，未宜遽得青州。况舜民在元祐间踪迹驳杂，今不次擢用，实骇观听。义不得已，须至弹奏，望寝罢。』诏张舜民差除指挥更不施行。申戌，权吏部尚书叶祖洽言：『伏见太常寺定到韩缜谥议，申尚书吏部覆议。按：缜在先朝，擢于罪废之余，致位枢密之地，其受先帝恩德，为不浅矣。然垂帘之初，内则交结张茂则、梁惟简，以取宰相；外则附司马光辈逐蔡确，为自安之计。至于更改法度，缜尝阴致其力。凶虐贪秽之跡，暴著中外。「庄敏」美谥，非缜所宜。』诏更不定谥。
四月丙戌，诏化州安置梁焘卒，不许归葬，案家属令昭州居住。
六月壬寅，御史中丞安惇言：『乞朝廷委官，将元祐中诉理所一宗公案看详，如合改正，即乞申明得罪之意，复依元断施行。』诏蹇序辰、安惇看详，内元状陈述及诉理所看详语言于先朝不顺者，职位、姓名别具以闻。序辰先有是请，上难之，于是章惇复建白蔡卞，劝章惇使必行，令序辰与惇及徐铎同主其事。自后缘诉理被祸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实启之。
七月乙丑，三省言：『刘挚等党人王岩叟，前后论事，包藏奸言，最为凶悖。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仍累疏，诬罔圣德，阴蓄邪谋，虽各行遣，累据臣僚上言，乞赐施行。』诏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朱光庭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
九月己酉，吏部尚书叶祖洽言：『近刘挚、梁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仍各于元指定州军居住[9]。伏见王珪罪恶，比挚等最为暴著。今罪罚轻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议?』诏王珪诸子并恃勒停，永不收叙。庚戌，追官勒停、横州编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以附会司马光等同恶相济也。丙辰，朝奏大夫、充秘阁校理孔平仲特落秘阁校理，送吏部与合入差遣。平仲党附元祐用事者，非毁先朝所建立，虽罢衡州，犹带馆职。上察知其人，故有是命。
平仲必有言者，或因看详诉理所文字也。新录辨曰：元祐贤才之盛，如平仲辈，皆一时之望。而史官概诬以党附用事者。自『平仲党附』以下删去。
是日，蹇序辰、安惇以诉理事上殿，曾布以：『诉理事干人众，昨朝廷指挥，令言有不顺者具名奏，中外皆以为平允，但恐议论者更有所加。愿圣意裁察。臣以谓诉理之人本无可罪，今刑部左、右两曹，一主断狱，一主叙雪。盖自祖宗以来，以至今日，凡得罪经断，鲜有不更诉雪者，但一切付之刑部，自有条格，及前此或行否，皆自有司上条，其间得雪除者，比比而有。元祐中，用事之人实有形迹先帝之意，故别置一司，以张大其事。若当时但如常日，付之刑部，则今日亦无复有此纷纷。以此言之，但用意造作之人为可罪，诉雪者似不足深责。兼人数众多，动失人心，孰大于此者?真宗践阼，有建议欲放天下欠负者，真宗云：「先帝何以不放?」大臣云：「先帝留此，以遗陛下，以团结天下人心。」真宗欣然从之。盖人心何可失也?』布又言：『诉理之人，若先朝言有不顺，此天下之所共怒，自当行法。臣今日所陈无他，但愿朝廷守已降指挥，勿令议论者更有所增加耳。』上深然之。已而闻序辰及惇所陈，已纷纷矣。壬戌，看详诉理所言：『光州司法参军、监安上门郑侠上书谤讪朝政，并王安国非毁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当，及王??、王斿进状，内言「父安国冤抑未除」，又云：「先臣不幸，不得出于此时。」诏元祐指挥更不施行，并令改正。郑侠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依旧送英州编管，永不量移；王??罢京东路转运判官、添差监衡州盐酒税；王斿监江宁府粮料院。』
十月甲午，责授昭州别驾、化州安置范祖禹卒。己亥，诏朝奉郎汪衍、瀛州防御推官余爽并除名勒停，永不收叙。衍送昭州、爽送封州编管，仍备坐本人所上书行出。先是，蔡京荐爽上殿，章惇恶之，具言爽及衍元丰末各上书诋诬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书，乞宣仁归政。险诈反覆，故有是命。庚子，中书省言：『元祐元年正月，起居舍人邢恕上书言：「熙宁初，王安石、吕惠卿同事，臣时得召对，先帝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奸，卒见排嫉。」又言：「太皇太后躬亲听断，并用忠良，全去弊蠹。臣于此时，首蒙擢为右司员外郎，职为宰相属官，与闻政事。臣以为千载之一时。」又言：「韩维端谅名德，乃与司马光、吕公著一等。」』诏邢恕特降授承议郎、知南安军。恕始罢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居五月，改知应天府。章惇恐恕复用，乃检出恕元祐初所上书，白上曰：『邢恕除蔡确一事外，无事不同元祐。』特责之。癸卯，诏朝请郎、秘阁校理、权知潞州欧阳棐落职，送吏部与合入差遣。以元祐权臣迷国之际，棐朋附大奸，每希进用，故有是责。
十一月癸丑，三省言：『元丰末，王巩累上书议论朝政，表里奸臣，欲尽变更先朝法度。元祐中，张保源累上书议论朝政，附会奸臣。』诏朝散郎王巩特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编管；通直郎张保源勒停，仍展三期叙，于峡州居住。甲子，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圆邱，以太祖配。礼毕，还御宣德门，大赦天下，应见贬谪官员，除元祐余党及别有特旨之人外，未量移者与量移。
十二月丙子，给事中范镗言[10]：『中书省送到新知明州叶涛易知淮阳军，为元祐中诉理先朝被罪不当。详涛所进呈词情不逊，侵黩先朝。今降知州军，犹有民社，未敢书读行下。』诏涛知兴国军。镗再论奏，改管勾崇禧观。庚寅，看详诉理所言：『看详到责授成州团练副使吴居厚称「罪止缘公今遭朝廷推广恩惠，凡有罪戾，尽蒙湔洗，人情莫不悦豫。」』诏居厚特罚铜三十斤。
二年正月辛未，诏张舜民、毕仲游、孙朴、赵睿、梅灏、陈察、李昭玘并罢馆职（此当详考）。
二月己卯[11]，欧阳棐朝见，上目之，诏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闻有此名。元祐附丽，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棐欧阳修之子，登进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际最有功。』上颔之。己未，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众论皆谓过当。然此岂为诋讹先朝?大抵多报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于卞言无不听，及相失，卞多反其事，人皆笑之。今朝廷政事一出于卞、惇，无敢违者。』上曰：『蔡京犹与惇不足。』布曰：『惇与蔡氏兄弟无不畏者。近颇欲屈意求和于京，而京不为之屈，众尤哂之。』丙申，诏吏部员外郎孙谔与合入差遣，以元祐诉理有『衔冤饮恨』之语也。
五月戊辰，诏：『朕阅元祐臣僚所上章疏，得陈次升任监察御史日一二章奏。观其微意，极甚奸邪，附会权臣，诋毁先政。如『张官置局，许之诉理，其用法过重、事涉冤抑、情可矜恕，皆得伸雪。已而乞放上供封桩钱物，不致过有诛求，而民无搔扰之患」之语，朕尝含容其过，庶使自新，委以谏职，复敢狃习故态，观望言事，多不中理。久居其位，殊无小补。可罢职，与远小监当差遣，添差监全州盐酒税。』
七月壬子，权礼部尚书蹇序辰言：『请将六曹诸司元丰八年四月以来应改更法度、言涉附会讥讪文书尽数检阅，随事编类，并着所任官姓名，具册申纳三省。』宣德郎李积中言：『请选官，应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变毁者，取会某事因何人申请乞废，因何人勘当而罢，各开当职官，具册申纳三省。言如有盗匿弃毁、增减隐落，以及漏泄者，罪赏并依编类章疏已得朝旨。』序辰及积中先有是言，三省不行，喻半年矣。序辰既贬，乃复检举降诏。曾布谓三省意欲有所罗织故也。
八月壬申，龙图阁待制、知瀛州盛陶知河东府。言者论陶昨在元祐中诋诬先烈，协比奸臣，排毁旧弼。诏陶知和州。
九月乙卯，通判潭州毕渐言：『请应元祐中诸路所立碑刻、纪事等，并令碎毁。』从之。
闰九月庚午朔，朝请郎贾易特授保静军司马、邵州安置，以易在元祐中尝任台谏，内怀比德，羽翼权臣，谤诬先猷，盗窃虚誉，故有是命。
十月庚戌，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文及甫落职、知单州，依吕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数赦恩叙复。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四月辛酉。先是，韩忠彦言：『哲宗即位，尝诏天下实封言事，献言者以千百计。章惇既相，乃制局编类，摘取语言近似者，指为谤讪。前日应诏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诏中外直言朝政阙失，若复编类之，则敢言之士，必怀疑惧。臣愿陛下亟诏罢局，尽裒所编类文书，纳之禁中。』诏取以入。中书舍人曾肇亦言：『臣待罪右省，伏见置局编类元丰八年五月以后，至元祐九年四月十一日终，应于臣僚章疏及申请事件，以给舍、都司郎官兼领。自绍圣二年冬置局，至今已及五年。据本局人吏已编写一千九百册投进，又各写净册，纳尚书省、门下省。乞见今进写枢密院、中书省净册未常申纳，续准中书送下章疏约五百余件见行编类次。臣以职事，须至论列。切见祖宗以来，臣僚所上章疏，未常置局编写，盖缘人臣指切朝政、弹劾臣下，皆是忘身为国，不顾后祸。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行出文字，所以爱惜言事之人，不欲暴露，使招怨吝。若一一编录，传之无穷，万一其人子孙见之，必结深隙。祖宗以来，未常编录，意恐在此。今编录已非祖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丰八年四月以前上至国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后下至今日章疏，何为皆不编类，而独编此十年章疏?臣所未谕。臣欲乞指挥，将见写枢密院、中书省净册量留书吏，立限催修写了当外，其续送到章疏更不编录，只送中书省上簿收管，其余手分书写入等，并各放罢，所贵朝廷事体均一，不至多留吏人，枉费请给。』上嘉纳之，乃诏罢编类臣僚章疏局。
癸亥，吏部侍郎徐铎奏：『准绍圣四年三月十十八日朝旨节文[12]，蹇序辰奏：切见朝廷前日追正司马光等奸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乞将贬责过奸臣所言、所行事状，并取会编类，仍录一本，分置三省、枢密院。又准绍圣五年四月四日朝旨，蹇序辰奏：昨准朝旨，编类贬责过司马光等状事状，俟编类毕，缮写一本进入，以备省览。今勘会编类臣僚章疏局已准朝旨，将前后编类章疏并一宗行遣尽纳入内。臣契勘上件事状，多于章疏，内节出文意类编成书，事体一同。今来合与不合依编类章疏局已得朝旨，将一宗行遣尽进入?』诏并进入。
校勘记
[1]直龙图阁□□ 《长编拾补》卷十四作『直龙图阁』。今姑仍其旧。
[2]凶焰 原本『焰』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四补。
[3]寻医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拾补》卷十四补。
[4]致仕 原本作『文仕』，据文意及《宋史·文彦博传》改。
[5]乙未 原本作『甲午』，据《长编》卷四八五改。
[6]瓘自登科 原本作『瓘□登科』；《长编》卷四八五作『瓘登高科』。兹据文意补『自』字。
[7]僭谕宝慈 原本作『僭□口慈』；《长编》卷四八六作『偷谕宝慈』。兹据《长编》补『谕宝』二字。
[8]丙申 原本作『癸巳』，据《长编》卷四九四改。
[9]元指 原本『指』字作墨丁，据《长编》五○二补。
[10]范镗 原本作『范铛』，据《长编》卷五○四改。下句同改，不另出校。
[11]己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五○六补。
[12]节文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拾补》卷十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三
哲宗皇帝
台谏言苏轼策题诗谤附
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1]，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流人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总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后之为人臣者，惟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宣之全美，况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下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物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光庭又言：『轼罪不当放。』其言攻轼愈竣，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轼闻而自辨曰：『臣切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臣之所谓偷刻者，专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用第三首。臣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或言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2]，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疏入，不报。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苏轼所撰策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帝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亦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而轼亦未为得也。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颐为不慎言。举此二者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颐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上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轼非无过也。』
二年正月辛酉[3]，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岩叟、尧俞又各上疏论之。乙丑[4]，诏：『王岩叟、傅尧俞、朱光庭以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是非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所不敢深辨，盖以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申明其无罪。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
然臣所撰策问，似亦有罪。若不实言，是欺陛下也。臣昔于仁宗朝制科，举所进策论、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覩二帝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使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
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尧俞既读札子[5]，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又曰：『苏轼更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云云。』岩叟因于袖取轼所撰策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札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则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
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适蒙宣谕：言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当看事理如何云云。』遂下至台中。尧俞与岩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札子付三省。己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即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
盖学士院失于检会，札与学士院令知。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思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已，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谏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谏官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尔等当共成朝廷之美，则必不敢更有他说。』
十二月壬寅，监察御史杨康国言：『臣昨于朝堂，见百官聚首，共议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问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其时臣未有言责，无缘上达，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闻也。此必无人为陛下言不可状，致朝廷尚稽窜责。臣今幸遇圣恩，擢置言路，岂敢畏避缄默，偷安窃禄，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撰策题者，苏轼也。甲辰，监察御史赵挺之奏曰：『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浅之甚者力加论荐。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人比。王巩虽已斥逐补外，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从横揣摩之说，近试学士院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此数人者，忠臣烈士之所切齿而不忍言，学士大夫之所忌讳而未常道。今二圣在上，轼代王言，专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国迟速之术，此何义也?考其设心，罪不可赦。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三年正月丁卯，侍御史王觌奏：『苏轼去冬学士院试馆职策题，自谓借汉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篡国之难易，缙绅见之，莫不惊骇。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此前日策题所以亏损国体而惊骇群听者，非偶然过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或未欲深罪轼，即宜迁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三月辛未，苏轼言：『臣伏思念顷在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舍人以前，从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蒙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至罗织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文，虽圣主知臣无罪，然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亲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臣只欲坚乞一郡，则是孤负圣知，上违恩旨。欲默而不乞，则是与台谏为敌，不避其锋，势必不安。今既未许请郡，臣亦不敢远去左右，只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或乞只经筵供职，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
四月辛巳，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奉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官家在此。』轼曰：『适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轼曰：『汝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致此?』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轼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轼曰：『岂大臣荐论耶?』曰：『亦不关大臣事也。』轼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事：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筯看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皇帝忽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
十月已丑，翰林学士兼侍御苏轼言：『臣近以右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定亦有故。臣与故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论，有言不便，约共攻之。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神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6]。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郎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公文来往，士人传笑。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岂堪此选?」又挺之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犹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度。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隲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搆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挠推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具晓此意。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伏望圣慈念臣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既踰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已蒙圣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班列中纷然指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补外。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义之事，自保必无。只因任中书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而弟辙为谏官，深论蔡确等奸回。确与惠卿之党布列中外，共仇疾臣。今日复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为大奸，故党人共死力，搆造言语，无所不至。使臣诚有之，朝廷何惜窜逐，以示至公?若其无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暖昧之谤?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
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虽圣恩优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觖然解体。何者?轼之文追扳六经，蹈籍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朝以来，惟杨亿、欧阳修数人而已。今轼飘然去国，则憸人奸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奸臣且将乘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为吏部尚书。
二月癸巳，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辙除尚书右丞。辙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官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轼亦召还[7]，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
五月丁丑，龙图阁直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言：『臣始缘衙前差役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责疾程颐之奸，未常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在要近，阴为之地，特未发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飨，以尝试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论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积此数事，恐别致祸患云云。伏望圣慈察臣至诚，特赐指挥执政检会累奏，只作亲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庚辰，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兼侍读。
六月丙午，诏苏轼撰《上清储祥宫碑》。
八月己丑，侍御史贾易言：『谨按：尚书右丞苏辙云云。其兄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既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撰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作」，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田极小事，而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跃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又作《吕大防左仆射制》，犹更悖慢，其词曰：「民亦劳之，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轼股慄。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其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克，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劳》、《板》、《荡》之诗，刺其乱也。先朝行免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负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行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蔽，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比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是者?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间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锸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忌，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创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事，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伏望圣慈鉴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辛卯，宰臣、执政于延和殿帘前具言易疏前后异同之语，退复具奏，言易不惟摇动朝廷政事，阴以中群怨之愤。乃诏与易外任，后旨以本官知寿州。
壬辰，诏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先是，御史中丞赵君锡言：『先帝上仙，轼作诗，台章乞正典刑。』侍御史贾易相继言之，易与轼皆得外补。君锡又言：『臣昨论苏轼于先帝上仙之初，作诗喜幸，乞正典刑。及贾易劾轼之罪，不可使之补外。事体至大，并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确之事，坐不言与救解，自宰臣以下，罢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责臣子之背公死党，使天下明知无礼于君者，不可不急击而去之也。今贾易愤轼之负恩怀怨，首先弹劾，而言才出口，反蒙贬逐，岂非与前日行事大相违戾乎?盖蔡确无礼于太皇太后，与轼无礼先帝，其罪一也。确则流窜遐荒，轼则一切不问。太皇太后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母者?皇帝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子者?有臣怀悖逆之心，形容于言词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将何以教天下之为臣者?伏望二圣质以近事，早赐睿断，以解释天下之非议。』后数日，轼人见，言：『臣弟辙与臣言，赵君赐、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述陈。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逦往常州。自是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切记之于诗，书之当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辄挟私情，公然诬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从之。
轼于八月初八日始上此章，是日即以题诗事令轼具析。君锡亦以是日罢中丞，今并附初四日。
甲午，侍御史贾易出知寿州，以犯祖名，改庐州。乙末，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吏部侍郎。先是，右正言姚勔论君锡本无风节，偶至从班，昵近少年，追遊戚里。昨除中宪，内外骇闻。及领职以来，雷同低昂，无所建明。称秦观才美，既极荐论，及属官有言，施行陈首，取舍反覆，贻笑多士。谏议大夫郑雍论君锡倾邪柔佞，风节不立，供职之初，即言百僚见执政官谒禁，盖向来宰相欲求自便，故设此禁。君锡观望言此，朝廷目为赶客中丞，在台中惟持两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巩不检事，君锡素与巩杯酒相从，独不言巩，仍诣船别之。望断自宸衷窜逐，以警在位。又论贾易，以为君锡弱易强。君锡荐秦观，既除正字，易弹秦观无行，不可以污文馆。君锡即自劾，盖出于易劫持也。易初论苏轼题诗怨谤，君锡亦相继论轼。太皇太后不悦，谕三省曰：『君锡全无执守。』乃诏君锡复为吏部侍郎。及三省进呈，太皇太后曰：『君锡非有罪，但无执守耳。』吕大防曰：『诚如圣谕。大抵贾易强，君锡弱，为所劫制也。』它日，枢密院奏事已，韩忠彦问赵君锡：『贾易罢，不知因依，岂非为言苏轼否?』太皇太后曰：『是也。辄将题诗事诬轼。先帝三月上仙，轼五月题诗，猥云轼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当也。目前事不言，却寻许多时事言，显是捃拾。初，贾易言相次，君锡被贾易使之，亦言轼，幸无事，乃似此生事。』忠彦曰：『君锡素无执持，臣从旧识之，大抵不能违人情耳。』王岩叟进曰：『君锡虽无执持，然亦非助恶之人。』又曰：『闻贾易昨来除命出圣意?』太皇太后曰：『初不因人荐。』岩叟曰：『此人有风望。』忠彦曰：『陛下亦必是闻此擢用，乃误陛下任使。』岩叟又曰：『贾易除侍御史日，中外翕然称当。及来，闻京师百司官望而畏之。台谏官虽得如此有风望者，今罢去，士论甚以为惜。进退人太速，亦人主所当慎。愿陛下留意，别除丞、杂，犹所当慎。』太皇太后曰：『极当慎也，须求老成。』忠彦曰：『宜择忠厚者。』岩叟曰：『求得中道者用之，乃善。』己亥，诏朝散郎贾易改知宣州，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知郑州。
七年三月。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虽道不同，而互相排毁（详见《程颐》）。
台谏言程颐川洛党并贾易附
元丰八年十一月丁巳，乡贡进士程颐为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以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韩绛荐其学行，故有是命。
元祐元年闰二月甲辰，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先是，王岩叟奏曰：『伏见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极君子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德名于时。陛下方欲用而颢卒，贤士大夫，无不为之咨嗟，以为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起颐而用之，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高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愿不独颐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隐德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
二月丁卯，程颐言：『蒙恩授宣德郎、校书郎，自昨蒙恩授西京国子监教授，方再辞免。准朝旨，令乘递马赴阙。祇命而未获进见，遽有此除。伏望圣慈令臣人见，所降告命，不敢当受。』诏程颐许朝见，仍令上殿。
己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程颐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职官西京教授，颐固辞。及朝廷诏赴阙，除宣德郎、校书郎，颐又辞。卑官在经筵者，惟有崇政殿说书。若以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说书，足以超擢。』辛巳，宣德郎、秘书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既上殿（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即以经筵命之。颐面辞，不许。退而具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又曰：『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御史中丞刘挚言：『颐之辞逊不已，而陛下恩命有加，臣恐颐于处辞受之际义有难安者，闻颐方辞恩旨，乞降指挥，依颐所乞，成就其节，止授以初官之命，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免于似是之谤。』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
四月辛亥，户部言：『按旧例，侍读、侍讲、说书请给一同，其说书程颐未敢依侍读、侍讲例支破。』诏程颐职钱特添作三十贯。
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兼权判登闻鼓院。颐再辞之（再辞据颐集。从违当考。本传乃无此）。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颐在讲筵，常质钱使。或疑未得禄，问之，乃自供职，后不曾请俸。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颐言：颐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朝廷待士，便当廩人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户部初欲折支，执政谓馆阁官皆请见钱，岂有经反折支?又检例，久无崇政殿说书，故户部只欲折支，今始给见钱。
十二月，苏轼尝骂程颐（见台谏言苏轼)。
二年七月乙丑，左司谏吕陶上疏论朋党，其略曰：『今韩维之客程颐之死党，犹指张舜民之事以攻臣。』又曰：『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所言之事。』（详见韩维争机务）
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题策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颐善。颐、轼既交恶[8]，其党迭相攻。易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怒，欲竣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第不可复处谏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责易，此亦难作，公等自与皇帝议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既退，公著谓同列曰：『谏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方富于春秋，异时将有进导谀之说以惑上心者。当此之时，方赖左右力争，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于是吕大防、刘挚、王存私相顾而叹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颐人品纤污，天资险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誉；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除经筵。臣顷任起居舍人，屡侍讲席，观颐陈说，全无发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尝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尝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如陛下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颐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益无职分。臣居京师近二年，颐未尝过臣门。臣比除台谏官，即来访臣，先谈贾易之贤，又贺与易同官，遂语及吕陶事，曰「吕陶尝补司谏，命已久阁，今闻复下，何也?如此，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颐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数日矣。今陶设为司谏，明叔畏义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臣曰：「将如之何?」颐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责重也。」推颐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论正颐罪，倘未诛戮，且当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且一切仍旧，因深斥颐短，谓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颐赴讲，会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不上御殿，知否?』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颐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
此据旧录稍删润之，但削去『颐流俗，雅为群奸所知。如是，言者以为间乱黜之，非其罪』等语。新录、《辨诬》云：颐知上疾而告于宰相，斯未为过。而言者乃以腾口为罪，又取市井间语以加之，甚矣，今删去。按：史官但当录其实以劾颐，颐亦坐是黜，安可没而不书?若辨其是非，则付来者可也。
颐因三上章，乞纳官归田里，不报。又乞致仕，亦不报。
九月庚申，侍御王觌奏：『苏轼、程颐向缘小忿，深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疏纷纭，多缘颐、轼之故也。前日颐罢，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诏不允，寻复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阙，士大夫岂得不忧?虽臣亦为朝廷忧也。轼自立朝以来，咎愆不少，然其文采，后进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几使轼不及于大悔吝。』
十月甲申[9]，知怀州贾易责知广德军。易既罢职，翰林学士苏轼、中书舍人苏辙皆乞补外，诏不允。于是辙言：『易谢表皆谓以忠直获罪，而指言群臣谗邪罔极，朋党滔天。上下不交，忠良丧沮。至引《周易》「履霜坚冰」。不早辨之，言以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诛戮。其间有云苏辙持密以告人，志在朋党，而害正臣，非台谏。凡易所言，不敢条析论奏，惟有言臣一节，理当辨明。易虽顷为谏官，今出守郡，则不当复以风闻言事[10]。其言臣以密告人，伏乞朝廷取问密状。如所言有实，臣甘俟朝典。』于是御史交章论易人才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为谏官，而易惟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颐指气使，若驱家奴。颐于人物少有爱憎，易乃抗章为之毁誉。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伏望早赐指挥降黜，以惩朋党之风。诏贾易已罢言职，不合于谢上表内指名论事，故有是责。
旧录云：御史交章论易谢表文过。按：此时胡宗愈为中丞，王觌为侍御史，丰稷为殿中，赵挺之方蒙赵屼为监察。不知言者为谁?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则御史，或御吏蒙也。交章，当考。
五年正月庚寅，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言：『大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颐，素蕴学行，尝为迩英讲官。今其父亡，窘于丧事。伏望特赐矜悯，优其赙恤。』知河南府韩缜、翰林学士承旨苏颂等相继有请。诏赐绢二百疋，所属葬日，量行应副。
六年五月丁丑，苏轼言：『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之以色词。』（见《苏轼诗谤》）
七年三月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阙欲除馆职、判登闻鼓院，太皇太后不许，入以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道不同而互相排毁，颐竟罢去。及进呈除目，苏辙遽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纳其言，故颐不复得召。乙巳，殿中侍御史吴立礼言：『窃见丁忧服阙人前通直郎程颐除授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进职无名，颇骇士论。按：颐当元祐初，用大臣论荐，始除幕职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辞。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召之，即欣然就命。盖其志在躁进，故辞卑居尊，速冀显达。』又曰：『备位经筵，辄敢以师臣自处，欲求坐讲。是时台谏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固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显黜。前谪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既免丧除服，还其旧任足矣，一旦宠擢无名，优进儒馆之职，将何以惩戒妄人，耸劝多士?』
四月丙寅[11]，吴立礼又言：『按：颐素履非正，狂妄躁进。言其内行，则娶甥以为妻；论其沽名，则索隐而行怪。以游说为事业，以排闼为功能。邪说诡词，足以乱政。兼颐昨以罪谴谪，会未满秩，即丁父忧，朝廷因其除服免丧，躐进儒馆之职，可谓异恩。既上章求避，不自以宠渥逾分恳辞优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欲归就田里。夫人臣进退，固有大义，苟无意仕禄，自当求致王事，以礼而去，未闻去就轻易，率尔要君。苟不明正典刑，何以惩戒在位?』己卯，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言：『臣伏见元祐之初，陛下诏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虽真宗之待种放，不是过也。陛下用颐，实为希阔之美事。才及岁余，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诣，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与颐相知二十余年，然后举之。此二臣非为期罔，以误圣听者也。颐在经筵，切望皇帝陛下进学，语及繁多。颐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有之。又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为颐党。颐匹夫也，有何权势动人，而能倾大臣、役台谏?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果，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每思之，无不恨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
五月甲申，监察御史董敦逸言：『切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谢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怨躁轻狂，不可缕数。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当时有所建议，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公卿之门，动摇言路。陛下圣明，察其疏谬，止令罢职，亦朝廷之宽恩也。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孟子、伊尹以自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望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丙戌，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管勾崇福宫。颐初表言：『臣昨被责，出为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礼，旋为斥逐之人，将何颜以立朝?
当自劾而引去。至于五请而后听，岂可力辨以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未终丧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生愧惧。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昧随时，俗所忌僧，动招谤毁。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为朝廷羞矣。今复授以职任，适足重为朝廷羞，无所益于明时，徒取笑于后世。伏望圣慈矜察愚诚，追寝恩命。臣昨因丁忧，既已告去，今来所降告命，不敢祇受，已于河内府寄纳。伏乞朝廷检会臣前来五次奏陈，特降指挥，许归田里。』诏不许。颐又言：『伏念臣力学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达以干时。陛下诏起臣于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讲说之职，臣切恩之，以讲学待人主，苟得致人主以尧、舜、禹、汤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
儒者逢时，孰过于此?于是幡然有许国之心，在职岁余，凡夙夜毕精竭虑，盖非徒为辨词，解释文义，惟欲积其诚意，感通圣心，庶交发志之孚，方进沃心之论。实冀不传之学，复明于今日；作圣之效，远继于先王。自二年春，后来臣每进说，陛下尝肯首应。臣知陛下圣资乐学，诚自以为千载之遇也。不思道大则难容，节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12]，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岂免众口?不能取信于上，而欲为继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难也。臣何狂简，敢尔觊幸?宜其获罪明时，见嗟公论。志既求于事道，义当尽于为臣。既屡恳而未从，俄遭忧而罢去。衔恤既终于丧制，退休当遂于初心。岂舍王哉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
自惟衰迈之躯，得就安闲之地。闿今传后[13]，更有望于残年；行道致君，甘息心于圣世。岂期矜贷，尚俾甄陞，恩虽甚隆，义则难处。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伏乞检会臣前后累奏，特赐指挥。』既有崇福之命，颐即承领敕牒，第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
校勘记
[1]壬寅 原本作『庚子气据《长篇》卷三九三改。
[2]所损 原本『损』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三改。
[3]辛酉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三九四改。
[4]乙丑 原本作『甲子』，据《长篇》卷三九四改。
[5]既读 原本『读』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四补。
[6]吕陶 原本二字中间衍一『维』字，据《长编》卷四一五删。
[7]兄轼 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五五补。
[8]颐轼 原本『轼』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四补。
[9]甲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四○六补。
[10]则不当 原本『则』字作墨丁，《长编》卷四○六无此字，今据文意补。
[11]四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七二补。
[12]常态 原本『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
[13]闿今 原本『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七三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四
哲宗皇帝
张舜民罢言职
元祐二年四月甲辰，诏张舜民特罢监察御史，依前秘阁校理、权判登闻鼓院，仍令赴馆供职。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乱，权归梁氏已久。自秉常死，挟乾顺专横滋甚。去年虽数遣使入朝，然权臣争权，传闻多端，乾顺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递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刘奉世等及所赐金帛，愿勿遣，缘大臣有欲优假奉世者，为是过举。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宜屈节属羌。今戎心桀骜，宜且加兵问罪。』大臣，指文彦博也。三省、枢密院奏：『舜民谓文彦博照管刘奉世，遂差充夏国封册使。勘会差奉世即非文彦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责。』御史中丞傅尧俞言：『舜民因论边事，言文彦博照管刘奉世失实罢言职。切以朝廷置御史，盖虑下情壅塞，开广聪明[1]，故许风闻言事，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当，便夺官改差遣，于舜民何损?而无益陛下，亦非彦博所敢安者。伏乞速赐追还，以叶《易》不远复之义。』侍御史王岩叟言：『谨按：舜民疏中引文彦博照管刘奉世之语，非出自撰，乃是收采众论，闻之朝廷，此盖言事官常体[2]，复有何罪?伏望特回圣意，还舜民言职，使忠臣义士得尽其心以事陛下，而众庶之情不壅于上闻，不胜幸甚!』殿中侍御史孙升、监察御史上官均、韩川皆言舜民不当罢。升言：『舜民所论彦博得于传闻，不敢隐默，以负朝廷。使令其言是，所宜虚心行之；其言非，苟无邪枉附会之意，亦当家其疏直无他，以开谏争之路。今以一言之失，遽行罢黜，臣窃恐自是言者以舜民为戒，权臣过慝，不敢复言。愿还舜民职任，以安士论。』右谏议大黜夫梁焘言：『御史者，守法度、持纪纲之官。人主或有阙失，犹直言正论，至于犯颜逆耳，无所回忌。臣下过失，安得畏避不言哉[3]？今者御史敢言之公议[4]，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之盛事也。愿还御史，示天下以纳谏求助，消权臣朋比之患，尊朝廷而公天下也。』左司谏朱光庭言：『舜民有正直之节，司马光贤之，荐充馆职。陛下擢置御史，士论皆以为得人。今视职才两月，正直之节未获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闻罢职，窃为陛下惜之!望还舜民旧职，以尽其效。』右司谏王觌亦以为言，俱不报。
五月癸丑，诏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同举监察二人。尧俞、岩叟等言：『臣先准敕同举监察御史，遂荐承议郎张舜民，伏蒙除授。近者舜民因言事罢职，差判鼓院。臣等以舜民居官有补，被黜无名，清议沸腾，不以为允。累章论奏，乞陛下特赐优容，许归言职，上以全国体，下以息人言。臣等日俟开纳施行。其监察御史阙，难别举官。所有敕二道，不敢祇受。』己未，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侍御史王岩叟、司谏朱光庭、王觌、御史孙升、韩川论张舜民不当罢御史，累奏不绝。庚申，诏三省、枢密院召台谏官赴都堂，宣谕曰：『朝廷选任卿等为耳目之官[5]，正要别白是非，视听无惑，故自来章奏，多所允从。今张舜民所言不当，岂止言文彦博主张刘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问罪夏国事，或从其言，岂不为国生事?今只令解罢言职，盖恐将来更有论奏，难于取信。若复留言职，恐误视听。今将舜民所奏示卿等，宜详悉之。』尧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奏疏言：『臣等详阅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请，不是欲兴师问罪，亦非要终了不封，只乞止使人不必如此遄速。此语甚明，别无他意，惟欲朝廷审慎而已。伏望圣慈更加省览，则舜民之过，且蒙恕矣。伏乞降臣等前后疏付三省公议，早赐施行。』右仆射吕公著虑言者将激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曰：『伏见陛下自临政以来，开广言路，登用直臣，纳谏之盛，近古未有。然台谏官数人例各供职日久，前后言事既多，不能一一尽忠。欲乞稍与优迁，令解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如此，则陛下于言职之臣，可以全其恩意，不至骇动物听。』癸亥，手札付吕公著：『览卿奏，以台谏官供职日久，欲稍与优迁，令解言职，更择有名望学识臣僚，使备谏诤。详卿忠意，深月嘉叹[6]。宜先具可罢言职人名开坐[7]，除拟次第，密具实封进入。』公著即依旨条上。明日后，降手札数条付公著，问可否，且言不须别作文字，只于逐条下贴出奏人。复数日，尧俞等皆遽迁，盖用公著之言也。
丁卯，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刘挚为尚书左丞，朝散大夫、守兵部尚书王存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戊辰，朝奉郎、起居舍人孔文仲为左谏议大夫，承议郎、大理少卿杜纯为侍御史，朝请郎、殿中侍御史吕陶为左司谏，朝奉郎、兵部员外郎贾易为右司谏，监察御史韩川、上官均并为殿中侍御史，承议郎、侍御史王岩叟为起居舍人，朝奉郎、左司谏朱光庭为左司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孙升差知济州，右谏议大夫梁焘为集贤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焘于省中面诘给事中张问，以谓：『朝廷近以大臣罢御史，当乎?』问曰：『不当。』焘曰：『言者论之，是乎?』问曰：『当如此。』焘曰：『给事既知罢御史为非，又以言者为是，初不驳正之，何也?』问曰：『是有台谏。』焘曰：『朝廷命令之出，间有失当，初则有舍人缴纳，中则有给事封驳，至成命已行，公议不以为然，谏官、御史乃论之。
今给事不举封驳之职，乃曰「自有台谏」，如此，焉用给事乎?』问引咎。焘诮问贪禄不去，不知世所谓差耻。及宰相遣使召台谏官至都堂听诏，焘约同列曰：『必以张御史当继求对。』至宰相而出手诏，果以舜民事示言者。焘同御史与宰相执政辨论久之，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曰：『台谏出入，乃是朝廷常事。』焘曰：『枢密之言失矣。先文正以正直闻天下，不谓枢密以朝廷罢直臣为常事，此非公论所宜出，固非焘所愿闻也。』门下侍郎韩维曰：『且重惜国体。』焘曰：『台谏论不当因大臣罢天子耳目之官，正谓重惜国体，使纲纪正而朝廷尊者，御史之任也。斥去台谏正论之臣以紊纪纲，曰「重惜国体」，非所论也。』上章请对。明日面谕，至伏地恳谏，退即居家待罪。孙升再劾张问，引焘『不知廉耻』等语，于是批旨付三省曰：『岩叟、光庭、觌、川等久在言路，多所规益，宜稍迁擢。
焘于禁省诟同列，升朋附焘，宜罢。』于是岩叟皆递迁，而升、焘有是命。尚书左丞刘挚言：『臣伏自罢去言职，待罪都省以来，不复以章疏论事者，盖以谓职在执政，苟有所见，自当与同列佥议进对，显奏公言而行之，不当私有密请。乃有不得已之事，须至一言冀效。方一十五日，吕公著送示内降批旨，罢谏官梁焘等，或稍迁，或移易，或免黜者共十数人。臣窃料陛下必以近日张舜民事，言者救谏，纷纷不已。舜民轻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议者欲慰大臣而罢御史，又一失也；言者知救舜民以全言路，而不能体圣朝优礼元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从而移罢台谏，则恐不止于三失。而朝廷之失，最处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傍徨，深为之惜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尽乞改正，所以区区言之者，非独为数人，盖所惜者，朝廷事体耳。
数内孙升、梁焘，外议皆以为责之太重。臣欲望圣慈详酌，宽此二人之责，还其责任，以救言路，以扶忠臣之气。』丁丑，手诏付吕公著曰：『岩叟不能自为为朝廷论事，而多计会已下之官，符同论列，及荐张舜民不当，欲行黜责。然以前后论事颇多，不欲深罪难为，授起居舍人。今因坚请外补，欲除与一直集贤院、提点刑狱差遣，于恩礼不为不优也。如中理，则持批岩叟再乞外补状付外施行，卿相度如何，却封进入。』公著言：『岩叟近日言张舜民诚为过，但自来台谏，亦是相率论事。今若因其坚乞，补与除直龙图阁、知藩郡。近时朱服、满中行皆自起居舍人，因有人言，如此除授。』又批付公著曰：『王岩叟在言路日浅，虽有除命，比朱服、满中行不曾赴职。卿相度于龙图阁下一等职任拟定，实封进入。』竟以岩叟为直集贤院。然故事，知杂、侍御史无为提点刑狱者[8]，乃除知齐州。
六月戊子，御史中丞傅尧俞罢知陈州。王岩叟既辞起居舍人，以直集贤院知齐州，尧俞乃言，与岩叟事始末同，愿并罢中丞补外，故有是命。壬辰，承议郎、秘阁校理张舜民通判虢州。
七月乙丑，吕陶上疏论朋党（见《韩维解机政》）。
韩维解机政吕陶附
元祐二年七月壬戌，御札付中书省曰：『门下侍郎韩维尝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余件。经今多日，疑无奏牍。及今开具闻奏，却称须候讨寻。
御集《赐韩维手札》：『卿向日延和殿奏，待与范百禄理会十数事，可只今开具进入。』不知是何月日，今附此。
夫辅臣奏劾臣僚，当刊章疏，明论曲直，岂当但口陈，意欲无迹?既无明文，何异奸谗?维为辅臣，不正如此，将何赖焉?可罢门下侍郎，守本官分司南京，仍放辞谢。』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上疏言：『维昨与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若以为性强好胜则有之，亦未见奸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当有章疏，则自来大臣造膝密论，亦未常须有章疏。此来批语所罪，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维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废弃。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责，罪状未明，虑必有仇嫌之人飞语中伤，以惑圣听。况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中外闻之，无不惊骇，自此人情不敢自安。伏望稍回圣虑，其批降指挥，见只在臣处收掌，听候圣旨。』
是日晚[9]，中批付吕公著曰：『览卿所奏为罢韩给事，不惟性强好胜，今日观维族人知识，布在要津，与卿孰多?以此人多不平维之强横。若俟其有请而后罢，则今后朝廷何敢行事?纪纲自此不复振也。卿更详度，作文字进人。』中书侍郎吕大防亦上奏曰：『臣窃详韩维忠谠有素，士望甚高。陛下自初临政，擢维于沉滞之中，委以柄用，贤士大夫，莫不称颂盛德，为之相庆。一旦忽以奏事差失，遽行遣责，恐非所以风示四方、开接众正之体。』中批付吕大防曰：『览卿所奏韩维事，维为大臣，臣僚罪恶，自当行公，岂有口陈而已者?此不为罪，为何耶?宜依已降指挥施行。日后果有臣僚诵言营救，必当重行贬窜。』癸亥，公著上奏曰：『昨日两札子论列韩维不当责降事，伏蒙圣慈特降批旨，稍霁威严，仍令臣更详度，作文字进入者。
臣所以区区论奏，盖以韩维于兄弟中最有美誉，亦别无奸邪显状。若诏命一出，恐必致四方讥议。臣伏思陛下自去春以来，包容蔡确等，使自引去，独于韩维小能稍忍耶?伏乞圣慈少留神虑，其元降到指挥谨同封进入。』是日，中批付公著曰：『卿所奏韩维兄弟中最贤[10]，以兄弟推之，则粗有虚名。若考实，则未闻维之欺罔[11]，宜在不赦。然以卿累言，更不欲重责，止令其罢门下侍郎，与一知州差遣。卿宜先定一州郡，实封进入，降出文字施行。』公著即上奏：『拟上邓、襄两郡，及令带资政殿大学士，更乞裁酌。』甲子，诏韩维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12]，然犹用前责词。公著乃与中书侍郎吕大防同奏曰：『此大事也，更乞访问。』太师文彦博、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今韩维未闻别有大过，不候封章陈请，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谗诉，上误圣聪，致陛下用贤不终，使大臣失进退之节，实恐正人失望，有亏圣政。
伏望陛下深加睿思。臣与韩维亦沾姻戚，既欲上俾圣化，虽避嫌自安，更乞圣慈遍询文彦博、吕公著以下诸大臣，则知维之邪正。』中书舍人曾肇封还韩维词头，具状曰：『臣伏思韩维所言，若百祿果有不正及非理事迹，则维言为当，罪在百祿；百祿无之，则维不为无罪。伏望陛下质以公议，则是非自见。所有告词，臣未敢修撰。』太皇太后批付肇曰：『辅臣奏劾臣僚，岂有案牍不具，徒口奏而已哉?盖是出于容易，谓予听览可欺也。以此罢其职，岂谓与范百祿较正是非，然后为有罪耶?且依前降指挥，作文字施行。』肇复具奏曰：『臣前奏乞令韩维指陈范百祿所为不正及非理事迹者，非欲令维与百祿较正是非，正欲核维之欺君与不欺君耳。若维所陈皆中百祿之病，则是维与执政敢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体，虽案牍不具，出于口奏，岂可谓之欺哉?
古者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岂具案牍为事哉?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以为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以谓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恐陛下威德不为无损。』不报，先是，左司谏吕陶累章论：『维怙势任情，阴窃威柄，方陛下垂帘听政，不宜使大臣如此专恣。若不早赐罢免，邪计必行，邪党必胜，非朝廷之福。』
《陶家传》云：五上章论维。然未见陶五章。《实录》称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盖指陶也。陶论维除用亲属，亦不一章。及维罢免时，陶已为谏官，不为御史矣。不知《实录》所称御史果何人?上官均自殿院与陶同日徙他官，均固尝论维，但其章弗存耳。今依《陶家传》略有此数语，更须考详。今徽录《均传》亦不载尝有章劾维，奏议亦无。
及是，又言：『伏闻有旨差维知邓州，此陛下深得制御大臣之术，耸动四海，慑服万方。自古圣君英主，无以过此。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曾肇敢封还词头者，盖肇向忝中书舍人，累有臣僚弹奏，维为肇力主张之，今日肇以此报德耳。臣又风闻肇与韩族议为婚姻，若果如此，圣明更赐审察。』
乙丑，左司谏吕陶为京西转运副使，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为比部员外郎。先是，御史杜纯、右司谏贾易等缘张舜民事劾陶、均面欺同列，而陶自请补外，上疏论朋党曰：『臣起自疏远，无左右之助。陛下擢于众人之中，付以言责之任，感慨自誓，恨无以报万一。然臣尝为谏官、御史，当尊朝廷、肃臣下、谨名分、正纪纲、远比周，然后为称职，故遇事必言，不暇恤己，抵牾同列，亦既多矣，违戾权贵，亦已甚矣。顷因程颐不严君臣之分，欲就别殿说书，臣以谓礼贵防微，事宜戒渐，名分一替，实生厉阶，乃封章论其不可。奏削方上，而陛下已晤其失，有旨改正，则是颐之妄请，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于颐素无嫌怨，所论奏者，乃职事耳，非欲沮颐而伸己也。同舍缘此反目相视，不啻仇敌，阴怀睚眦，伺隙求报。
未几，张舜民罢职，台谏纷然，共议营救，亦欲率臣同人文字。臣既思虑短暗，始欲救之，遂诺长贰，以谓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后全台具疏，力来强臣，臣乃详论舜民之言不可从，舜民之罪不当救，面却其请，不敢雷同。及至召赴三省宣谕，其人各以为恨，怀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独逸，遂形恶奏，上浼圣聪。仰赖陛下睿圣天纵，照见邪隐，朋党不攻自破，孤臣获全。今韩维之客程颐之死党，犹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党之势复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忧也，臣安可忍默不辨而去哉?。今政令得失及生民之利害，必有大于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非他也，其一则贾易为程颐报怨也，其一则杜纯以此悦韩维也。韩缜误神宗之政事，韩宗师忝秘阁之除命，韩宗儒秽恶之迹，郭茂惇赃贪之罪，臣累尝弹劾，则维之憾臣亦深矣。
彼杜纯者与韩氏为婚姻，则纯之言臣以为悦韩维，迹状亦明矣。至于贾易为颐之党，则士大夫无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词以罪臣也?谓臣已尝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许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谓臣见同官罢职，不出力以救之，为薄于风义乎?则事固有轻重，理固有取舍，不可执一而言也。臣之罪止于此，而言者源源未绝，必欲臣废逐而后已。臣深痛朋党之弊至于斯也，伏望陛下哀怜矜照，罢臣言职，免使纷纭之议烦惑天听。臣不胜幸甚，』又言：『杜纯至台以来，朝廷累送刑名公事付台定夺，纯独持深议，意务在杀，与胡宗愈等各状论奏，近日阿表之事是也（阿表事当考），此亦可见其附韩维矣。贾易既与臣异，又欲率孔文仲上殿论奏，文仲拒之。
程颐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所言之事，因以言诱文仲，欲令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说，此朋党可见矣。』又言：『所除台官赵挺之乃邢恕妻兄，从程颐学。因杜纯得为御史，以颐与臣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状言吕陶，其略云：『傅尧俞、王岩叟近尝弹陶为不曾论列张舜民，而面欺同列，言已有文字，蒙降朝旨，令其分析。传闻吕陶不自引咎，尚敢毁诬忠良，以为强横，逼使言事。如果其然，何陶之小人，而无忌惮，一至于此!且尧俞、岩叟亮直一心，求以报国，天地鬼神，固亦鉴其诚意。措绅士大夫苟有知者，孰不称其贤而深惜其去?而陶也诡谲奸人，安然履位。按陶习尚卑凡，猥同市井，包藏深阻，险于山川。托朋附以自安，怀机穽而难保。』及是，陶与均罢言职，陶外补而均内徙。
两人俱罢言职，均内徙而陶外补，盖易攻陶特甚，或由此。出命不同，均曲折，当考。赵挺之除御史在六月二十八日。
戊辰，辽使辞[13]，吕公著于便殿复论责韩维事。是日，内批付公著曰：『卿适奏改韩维词头，欲作何意?』公著即具奏，乃诏中书省：『韩维告词宜作均劳逸。』意舍人苏辙实为之。辛未，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
新、旧录并书御史论维多除用亲属，故罢，独不称御史姓名。按：论维多除用亲属，有吕陶章疏可考，然当时罢维，乃专坐口陈范百祿过恶而不具文字。《吕公著家传》及吕大防家所藏御札并曾肇奏议载其事甚详，不知旧录何故都不取，而新录又因之?
八月庚子，新知邓州、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知汝州。维解机政出，而其兄绛言其病瘁，请汝州以便医，故有是命。
王觌罢谏职
元祐三年五月癸亥[14]，右谏议大夫王觌言：『胡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结同于己者。操心颇僻，如此岂可以为执政?』内批：『王觌论列不当，落谏议大夫，与外任差遣，仍不得带职。』其日戊午也。
十二日也。觌章当求全本增入。觌有章疏，乃独无此，当考。
翼日己未[15]，吕公著言：『臣与王觌旧不相识，在前朝及陛下临政之初，并不曾荐举。但见觌自任言责以来，凡言数事，最为稳当。今来若止为论列胡宗愈，便行责降，未必协众情。其内降指挥，臣与吕大防、范纯仁等商量，亦未敢行下。伏乞陛下特与包容，更加圣虑裁酌。』后二日辛酉，公著与大防、纯仁再论于帘前，太皇太后曰：『胡宗愈有何罪?司空与司马丞相皆亲尝荐之。』公著曰：『宗愈在先朝诚有直声，然自任中执法，颇为浮议所惑，所言事多不协众望。』刘挚进说甚力，太皇太后厉声曰：『若有门下侍郎为奸邪，甘受之否?』挚顿首谢曰：『陛下审察毁誉如此，天下幸甚！然朝廷当顾大体，胡宗愈亦非所愿。』文彦博曰：『刘挚言事，愿赐采纳。』太皇太后意犹未解。是日，公著与文彦博及大防、纯仁等面论[16]。纯仁退而上疏曰：『臣昨与吕公著等，并今日与彦博等两次帘前奏陈[17]，乞宽王觌之罪，盖欲假借台谏，使人人敢言。其心止于如此，更无他意。侧闻圣训以谓朋党甚多，宜早施行，恐于卿等不便。以臣愚见，朝廷本无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相称，举者皆指以为朋党，所以臣等不避违迕，视缕开陈，罄竭愚诚，冀回天意。臣若面从顺旨，则是苟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之求?何足以处群臣之右?又况彦博、公著等是累朝旧人，陛下留在左右，辅翊皇献，未常有阙，今日岂有雷同罔上，庇护当人?盖其爱君之心与臣无异，惟在陛下深加采纳。所有元降出贬王觌官文字，臣未敢签书，更乞圣心熟虑。』又奏：『臣曲谢日已曾奏闻，昔先臣与韩琦、富弼，蒙仁皇同时用为执政，三人各举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不得进者造谤语，指为朋党，先臣与韩琦、富弼皆得补外，所用之人，类遭贬逐。当时搆谤之人皆欣快相贺曰：「且得一网打尽!」此事未远，众人犹知，亦可以为朝廷深戒。』因录进欧阳修《朋党论》。
此据曾肇墓志。
中书舍人曾肇言：『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词头，五月十三日奉内降指挥：王觌言事不当，与一外任合人差遣，不得带职。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差知润州者。臣承乏近侍，理未有安，合具敷奏。臣伏见陛下临政以来，开广聪明，大启言路，拂意逆耳，诋讦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闻者，莫不虚心克己，温辞色以受之。故如觌者，身在言责，有所闻见，不得不为陛下尽言而无隐也。陛下未以其言为然，犹当宽大含容，未宜遽弃。觌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以重轻，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屈屈，在此一举，臣不得不为陛下虑也。伏望陛下以觌所论质之公议，苟其言可取，固当行之；无足采，亦愿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始终如一。所有制词，未敢修撰。』庚午，承议郎、右谏议大夫王觌直龙图阁、知润州。尚书右丞胡宗愈上表乞罢，改除闲慢差遣。诏答曰：『朕开奖言路，通达下情，虽许风闻，犹当核实，岂以无根之语，轻摇辅政之臣?朕方驭众以宽，退人以礼，加之美职，付以大邦。朕既无负于听言，卿亦何嫌而避位?衹服乃事，毋自为疑[18]。』苏轼之词也。监察御史赵挺之奏：『王觌因言执政而罢，朝论以觌任职，皆为觌负屈。伏愿追改责觌之命。』又言：『臣僚多言胡宗愈之失，今朝廷独责觌，上论尤以为疑。』
编类章疏五月二十五日、三十日事附此。
监察御史杨康国奏：『一二年来，陛下略不复假言路。去年逐张舜民，今岁又罢王觌，皆缘论及执政，而岁岁逐谏官、御史。伏乞追寝罢觌之命。』
邓温伯再入翰苑
元祐二年八月申辰，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以母丧去位。
五年二月己卯，知亳州、龙图阁学士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中书舍人王岩叟封还词头，言：『温伯赋性憸柔，巧于附会。元丰之末，已在翰苑，交结蔡确，求固宠祿。及陛下践祚之始，褒嘉大臣。是时王珪实位上相，温伯草珪麻制曰：「预定议于禁途。」及为确词，则曰：「尤嘉定议之功。」轻重之间，包蓄奸意，阴受邪说，以攘王珪之美。侥幸异日，操心不忠，莫大于此。及确之败，罪状方露，适在忧制，未正典刑。昨者外除，尝有天官之命，门下封驳，就改亳州，搢绅之间，已有疑论。今方累日，遽复禁林，非惟邪正之混淆，实恐赏罚之差惑。伏乞收还除命，别选贤才，庶远奸人，以隆圣德。』诏以次舍人郑雍撰词。既而给事中郑穆再封还告命，不听。御史中丞梁焘等相继论列，亦不听。岩叟又言：『臣近封还温伯词头，蒙指挥以次舍人撰词。缘其日亦是臣当直，退而自省：苟非臣疏谬，无此处分。若犹冒处，义实难安。伏望圣慈矜察，特许罢职，以适愚分。』诏不允。岩叟又言：『今温伯之用，以邪乱正，有害治体。臣所以辄敢封还，冀以忠良，易此柔佞，而蒙不回初命，徙改词臣，则是臣滥居职分，无补圣时，莫伸守官之义，有愧代言之责。伏望圣兹检会臣前奏，早赐俞允。』居两月，岩叟竟徙官。
四月丁酉，诏：『龙图阁直学士邓温伯提举醴泉观兼侍读，其翰林学士承旨告缴纳。』温伯告命既出，言者论驳不已，故有是诏。王岩叟又封还词头，奏曰：『臣昨封还温伯除翰林承旨词头，伏奉指挥，以次舍人撰。臣以所言无取，两乞罢职，未蒙俞允。今日别承温伯改除侍读词头，臣亦不敢辄行，缘臣本论人才之邪正，不争职名之高下。伏以陛下富于春秋，以进学为急，正当慎择正人，日侍经帏。以辅养圣德之时，而进邪佞，以置左右，臣窃惧焉。伏望收还新命，俾易善藩，庶不累日新之命，获闻至公之论。』诏以温伯知南京，既而后从初命。辛丑，诏邓温伯依三月十四日命除翰林学士承旨，其四月二日提举醴泉观兼侍读除命勿行。始，太皇太后谕执政，令以温伯知南京，既而曰：『且记取，便与迁。』及退，右丞许将谓同列曰：『帘中语殊未婉顺，盍再将上?』中书侍郎傅尧俞和之，吕大防以为然。时郑雍闻王岩叟再封还词头，亦上疏乞辨邪正，曰：『朝廷顷除温伯为学士承旨，而众言交攻，一旦改命，乃使日侍天子左右，得以纳说。臣不知温伯为邪而退之?或以为无过而用之也?』于是执政并雍疏进呈，卒从初命，而有是诏。雍所撰承旨告犹在阁门，乃徙温伯拜受。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臣伏见朝廷除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初则中书舍人缴还词头，继又给事两次封馼。臣窃谓至公之朝，必无遂非之理。迁延累日，未敢论列。比闻传报，前命复下，搢绅相顾，莫不失色。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说。及观告词，乃知陛下以扳附之故，遂加恩宠。臣独疑其不然，须至辨正。前代创业之主经纶草昧，乃有豪杰之士用为佐命之臣，谓之扳附可也；继体之君，或由储贰，或自藩邸，春官王府，咸备僚属，以其有保傅之恩，调护之效，谓之扳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龄，未惶出阁，诞膺天命，遽登宸极，中间温伯虽曾掌笺记，何尝得望清光，而遂以扳附加之，显为非据。』又言：『温伯资禀奸邪，贪附权利。熙宁中，王安石、吕惠卿势均力敌，更相倾陷，温伯始终反覆，出入两党，巧搆侧媚，情态万状。元丰间蔡确用事，悉心付托，召自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极，褒赏辅弼，温伯草王珪麻制则曰：「预定议于禁途。」为确命词曰：「尤嘉定议之功。」臣闻太皇太后之立孙、神宗皇帝之与子，上当天意，下符人望，圣心先定，不假外谋，考经稽古，无一不合。确实何力，敢贪天功?』
五月庚寅[19]，御史中丞梁焘、权户部尚书、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为中书舍人。焘等并以乞罢邓温伯承旨除命不从，辞所迁官，不拜。诏遣中使谕焘[20]，促令受告[21]，仍押赴省供职。焘既谢，即言过坤成节上寿讫当请外，而安世以病卧家讫，辞之。
六月辛丑，侍御史孙升、殿中侍御史贾易言：『温伯朋邪不忠，止知文奸言以阴附蔡确，不顾传制命以欺惑后世。温伯有负国欺天之罪，中外共知。』己酉，御史中丞苏辙言：『臣窃见近者执政进拟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书舍人不肯撰词，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全台、两省谏议汹汹，经月不定，而执政之意确然不回。温伯既仍旧就职，而言者并获美迁，是以公议皆谓朝议自知其非，但重于改作而已。』
七月丁亥，侍御史孙升言：『凡命制词者，比其臣为稷、契、伊、周，则其君为尧、舜、汤、武，不言可知矣。今温伯既比蔡确为周勃诛诸吕、定刘氏，则未审以何后比方圣上也?岂不知有所嫌哉?又曰：「及在受遗之列，尤嘉定议之功。安辑庶邦，有若召公之老；可属大事，莫如周勃之忠。」此言确受遗事也。此皆叙事之词，不可无实也。伏望陛下以臣所论宣付大臣，早定邪正是非，庶他日奸臣无以藉口。』癸卯，中大夫、门下侍郎刘挚言：『自三两月以来，士大夫汹汹于下，造作语言，更相窥伺，人心不安，皆将温伯及焘等去住阴卜朝廷意旨，才见温伯就职，便谓朝廷有意动摇政事，邪佞之党无不欣然得意；见焘等罢言职，便谓疏薄谏诤，从来忧国之臣，莫不疑惧。去留之际，中外便生观望，动摇事机，无甚于此。』
六年二月癸巳，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为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先是，温伯撰兴龙节祝寿词，用『负黼康、凭玉几』等字，殿中侍御史岑象求劾温伯非所当用以祝寿。适象求差人别试所，侍御史孙升又继论之。章三上，寻有诏复召朱光庭为给事中，刘安世为中书舍人。及除苏轼吏部尚书，太皇太后谕执政，令兼承旨。于是温伯有是命。
校勘记
[1]聪明 原本作『□聪』，据《长编》卷三九九改补。
[2]言事官 原本作『言事君』，据《长编》卷三九九改。
[3]言哉 原本『哉』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三九九补。
[4]今者 原本作『者今』，据《长篇》卷三九九乙正。
[5]为耳目之官 原本脱『为』字，据《长编》卷四○○补。
[6]深用嘉叹 原本作『深欲用之』，义不通。兹据《长编》卷四○○改。
[7]先具 原本作『先且』，据《长编》卷四○○改。
[8]知杂侍御史无为提点刑狱者 原本作『知杂御事无提点刑狱者』，据《长编》卷四○一改补。
[9]是日晚 原本无『晚』字，据《长编》四○三补。
[10]所奏 原本『奏』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补。
[11]未闻 原本此二字为墨丁，据《长编》卷四○三补。
[12]知邓州 原本『知』上衍一『乞』字，据《长编》卷四○三删。
[13]辽使 原本作『辽史』，据《长编》卷四○三改。
[14]癸亥 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四一一改。
[15]翼日己未 《长编》卷四一一无『无未』二字。
[16]面论 原本『论』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
[17]并今日 原本『并』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
[18]为疑 原本『疑』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一补。
[19]五月庚寅 原本作『庚申』，据《长编》卷四四二改补。
[20]中使 原本脱『使』字，据《长编》卷四四二补。
[21]促令 原本『促』上衍『寿』字，据《长编》卷四四二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五
哲宗皇帝
刘安世居谏职
元祐三年二月乙未，宣德郎、正字刘安世为右正言。司马光既殁，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光门下士素所厚善、可任台谏者，孰当先用?』公著以安世对，遂擢任之。
四月甲申，右正言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望，惟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耳。』太皇太后曰：『且徐观其所为。』安世退而上疏言：『宗愈性本奸回，才识暗陋。自居风宪，尤务迎合。既不闻有所启沃，进贤退奸，亦不闻有所建明，兴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侧目。忽闻制命，擢居丞辖，舆议喧然，莫不惊骇。』丙辰，右正言刘安世言：『欧阳棐凭藉阀阅，素无声闻，才既暗陋，性复回邪，造请权门，不惮寒暑。与程颐、毕仲游、孙朴、杨国宝辈交结执政子弟，参预密论，号为死党。搢绅之所共嫉，清议之所不齿。岂可叨误厚恩，列职太史?』
五月丙辰，刘安世言：『近朝廷除黄庭坚为著作郎，臣闻御史赵挺之历疏其恶，以谓先帝遏密之初，庭坚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秽。窃谓挺之棣州守臣，耳目相接，不应妄谬。审如其言，则闾巷小人有所不忍为，而庭坚为之，自若亏损名教，绝灭人理，岂可尚居华贵?』
八月己卯，刘安世言：『臣昨以欧阳棐除馆职不当，已累次论列，至今不蒙指挥。近日复闻用为职方员外郎，除目既传，中外骇愕。何者?棐以阴邪庸琐之才，凭藉执政亲昵之势，百日之内，三被恩荣，虽台谏交章，盖有不能夺者，而又继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无复有公议也！』
九月，刘安世言：『制科谢棕申尚书省辞免新命状云：「所有敕告，未敢抵授。」以「抵」为「祗」，以「授」为「受」，虚薄寡闻，一至于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今陛下当右文之代，初复制举，岂容有「抵授贤良」乎?』
十月甲申，刘安世言：『臣非不知进退大臣务全体貌，而宗愈登用以来，丑迹日著，人言腾沸，不可弭塞。请举其近事之显著者而极论之，凡十有二，愿罢免宗愈，以慰天下。』戊戌，安世又言：『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盗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听，堕废祖宗之法，阴结惇、确之奸，徼幸异日；显主轼、辙之党，公肆诋欺。未尝振举纪纲，但闻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内，致位丞弼，公议骇愕，罪状日著，岂可尘污廊庙，与闻机政?』
闰十二月丁卯[1]，刘安世言：『臣窃闻除谢景温权刑部尚书。按：景温在先帝时为湖南安抚使，附会章惇，先于徽、诚等州建置城寨[2]，一开边隙，十年之内，所费不赀，湖北及广西并边之地常被杀掠，无有宁岁，蠹国残民，莫此为甚。又自高阳关将带女巫之郡下，景温侥幸大臣，日使子弟就其家考问，以至此妖人目为圣母，以婢妾之子用为左右之侍吏，辄势以醉殴人，景温殊无畏惮，释而不问，遂致言者弹劾，出之近藩。是时景温亲党方据权要，故知蔡州未几，即徙颍昌，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行，无人臣恭顺之理。陛下曲从其请，改守扬州，未久，而又不因省部阙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详此数节，则景温诏除之下，能允公议乎?』戊辰，刘安世言：『章惇强买苏州昆山县百姓宋迎等抵当田产。方陛下践祚之初，布平易近民之政，惇位大臣，既不能辅成上德，而包蓄诡计，动为异论，阳示强鲠，阴助奸慝，以致悖慢帷幄之前，殊无君臣之礼。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诛，止罢执政，出之藩镇，谓能退省前过[3]，痛自惩艾，而长恶不悛，凌蔑国法，劫制州县，强市民产。前后大臣，肆行奸恶，未有如此之甚者!』
四年二月癸丑[4]，刘安世言：『按：太常少卿王子韶资性险佞，行己无耻。熙宁初，士大夫有「十金」之谚，目子韶为「衙内钻」，盖以其造请公卿之门，不惮寒暑，交结权要子弟，巧于自谋，如刀锥之鈷锐也。少常卿之任素号清选，岂容匪人辄尔冒处?』壬戌，蔡确在邓州，尝上章陈乞颍昌府，以便私计。刘安世言：『蔡确招权纳赂，罪当大辟，止送韶州编管。确至贬所，未及逾年，移置黄州，旋请近镇。臣谓确敢萌外意之望，盖先用其弟量移之请尝试朝廷，遂敢凌蔑公议，虽屡沾非常之恩，犹不能满确之意，复话亲老，愿移大藩，盖有以启之也。』
三月己亥[5]，刘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得性柔邪，秉心不一，止以近事之尤显著者，试为陛下陈之：蔡确陈乞颍昌，常、陶身任台纲，阴庇奸慝，一也；谢景温误恩并不论列，二也；章惇强市田产，亦不绳治，三也；王汾请赐王安石恶谥，及除谏议，常等遂率全台肆为丑诋，四也；常在户部协助邪说，请复雇募，五也；昨者有司请于经义之外加以诗赋，常屡乞改用经义，背公死党其事，六也；甲、保之害，众所共知，变法以来，农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建言重乞编排，率情妄作，七也。』
四月，刘安世言：『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见《蔡确诗谤》）
五月，刘安世论彭汝砺营救蔡确事（见《蔡确诗谤》）。
七月丙子[8]，安世言：『范育昨知河中府，尝有阙行，嬖人用事，干挠政刑，子弟失教，闺门不肃，丑声流行。比方外除，已玷列卿，曾不煖席，擢置宥密。臣恐修洁之士耻与比肩，流荡之徒无失惩戒。乞罢新命，以允公议。』诏育权发遣熙州。
十月庚子，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宣德郎刘安世迁通直郎，为左谏议大夫，仍赐绯。
十二月甲子，右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伏自前月未闻传圣旨权罢讲筵，是时兴龙节，意谓将有燕飨，是以辍迩英之幸，用成庆礼。今复半年，别无故事，亦非有前岁大雪苦寒之故，而劝讲之臣，久不得望见清光，臣固疑之矣。乃者民间喧传禁中求乳母，臣窃谓陛下富于春秋，尚未纳后，纷华盛丽之好不能动渊衷，虽闻私议，未尝辄信。近日传者日众，考之颇有实状，或者之论，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浸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伏望圣慈为宗庙社稷之大计，清闲之燕，频御经筵[7]，仍引近臣，与之议论前古治乱之要，当今政事之宜，俾悉开陈，以助圣学。』先是，给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自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
陛下今年十四岁，而生于十二月，其实犹十三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业，为亿兆之人父母，岂可不爱惜圣体哉?』又上疏皇太后曰：『陛下保佑圣躬，调护起居外，成就睿德，勉进学问，前此未尝闻有丝毫之失，今之所闻，则异于前。外议藉藉，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有识闻之，无不寒心。』疏皆留中。会刘安世呼牙媪为其兄嫂求乳母，逾月无所得，安世怒，诘之，媪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缘内东门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惊曰：『汝言益妄!上未纳后，安得有此?』媪其言内东门指挥，令府司责军令状，无得漏泄。安世犹未之信。任府司者适安世故人，亟以手简问之，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论列。
他日，吕大防等奏事已，将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谓曰：『近安世有文字言乳母事，意则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阁内寝处，宜无此。老身又尝究治，果无之。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对：『谏官例不与宰相相见。』太皇太后曰：『然则当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见修《实录》，臣每间日过实录院，必见祖禹。刘安世与祖禹同省，臣当以圣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论列后宫进御事，行令大防谕止。』及祖禹得大防所传圣旨，即过安世。安世曰：『此事系圣德污隆。安世以谏名官，何敢缄默?纯夫方侍经幄，上所亲信，又岂得不言?』祖禹曰：『固尝言之矣。』
安世曰：『宰相所传圣旨，盍具奏知?万一有为所绐[8]，虽悔[9]，其可追乎?』安世乃奏曰：『若陛下实未尝为，则臣之所言，犹不废谏官之职。陛下万一有之，则臣进说，已是后时，虽不敢逃旷官之诛，顾何补于事?惟愿陛下爱身进德，留意问学，清心节欲，增厚福基于言』祖禹奏曰：『大防面谕，乃知臣等所闻外议尽是虚传。陛下恕臣狂愚，不赐诛责，然臣所言皇帝进德爱身，所宜表以为戒。太皇太后保护皇帝安身正心，久远之虑，亦愿因而勿忘。』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刘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
五年三月辛卯，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中书后省都吏时忱于司勋所定酬赏之外，别拟特旨，违法推恩。至第六章，曰：『臣所以不论执政而劾都司者，盖迁补人吏非大臣之事，而尚书省白札子明称「都司拟到」，则是事由都司而起，执政容或不知也。敢冀陛下，深赐省察。』辛丑，刘安世言邓温伯资禀奸贪，附丽权势（详见《郑温伯罢内翰》）。
七月，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乞宫观。诏以安世为集贤修撰、提举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向者屡曾论列邓温伯罪恶，不当复在朝廷。累月于今，未蒙开纳，方俟谴逐，乃叨迁陟。臣之自处，固已难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婴疾病，气体衰惫，已尝奏陈一宫观差遣。伏望收还误恩，早赐俞允。』诏不许辞免。又言：『臣固执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说有二：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实代王言，臣属辞非工，讷于应用，记问衰落，不练旧章，此臣之所不能也。伏望察臣至恳，追寝误恩。』又不许，仍遣中使问劳赐食，谕令就职。安世固称疾，诏閤门以中书舍人告就赐安世，仍放谢。安世固辞不受。于是诏从安世所请。
苏颂罢相范百禄附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京西路转运副使、左朝散郎贾易知苏州。
八年二月丙寅[11]，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奏：『伏睹侍御史杨畏言：昨差贾易知苏州，稽留诏命二十余日，谓臣独主其事。臣议论疏违，致有台官劾按其罪戾宜即严诛，见居私家待罪。』又请早赐黜责，诏皆不允。初，贾易坐言事出，既叙复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经郊祀赦恩，乃与知苏州范锷对移。颂言易为御史，号敢言，更赦乃下迁，非是。或请加易馆职，颂又持不可。或指易为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者?』有旨再议，而杨畏及来之邵等劾颂，颂竟坐此罢。
三月壬午，诏：『尚书左仆射苏颂累上表引年[12]，乞解机政，可依所乞，特授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所有实封、食邑，依自来体例施行。于今月六日宣麻。』初，进呈台章论颂稽留制书[13]，尚书左丞梁焘曰：『颂为宰相，理会差除，可谓称任。况论差除，执政皆得可否，为相复不得论本省事乎?台章又以颂子为太学博士，同舍多有迁擢。』焘曰：『差除皆宰执合议，方敢将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罢议，非颂敢专也。至如父子家庭间语，外人岂得知之?若臆度猜疑，即诬造巧饰，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颂既罢相，以观文殿学士宫祠便居，焘又争曰：『颂罢已非宜，愿两宫察言者之妄，留颂以遏倾摇之风。朝廷辄罢免宰相，事体极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颂不肯住。』焘曰：『若用自请，即职名，非故事，不可降职处外，示以疏远。』颂得以大学士留京师。
邵伯温云：杨畏攻刘相出，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朝廷乃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畏又与来之邵言：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为稽诏命。时中丞李之纯与苏相为姻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內见之纯曰：台谏言苏颂章累上，未有施行，与连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将及公。李长者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论苏颂章疏乞早降出。』苏相遂罢。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复自外召范纯仁[14]，拜右仆射。畏与之邵又言纯仁不可用，不报。之纯与颂为姻家，当考，《实录》不载。之纯有言亦当考。李清臣与许将书云：『子容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莫能悉。』不知清臣所称『有谓』是何事?岂即邵伯温所记杨畏反复攻击为苏辙也乎?当考。
乙酉，中书侍郎范百禄奏：『台官言苏颂稽留贾易知苏州诏旨，累乞罢免。劾章所指虽不及臣，臣实何颜苟逃罪戾?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职。』诏不允。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宰臣苏颂近以稽留制书、援引亲党、除授不当罢政。按：除授差遣，自系中书省同共商议，方可进呈。今苏颂既罢，所有中书侍郎范百禄实预其职，岂可不任其责?望赐罢黜，以慰中外之望。』戊子，庆基又言：『近论列中书侍郎范百禄非特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内怀险诈，阴图倾夺而已。其狠愎自任，援引吕陶为起居舍人，岑象求为诸王位说书，皆川人也。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炤知凤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凤州职田供给，号为优厚，初除沈迈，待阙已久，乃遣迈知泉州，以凤州与炤，众论莫不为之扼腕，其罪二也；冯如晦为户部郎中，坐前任夔路转运日按发公事不当，御史台究治，未结绝间，百禄以其同乡，遽除馆职，差知梓州，违朝廷之法，徇乡里之私，其罪三也；百禄顷曾相视大河利害，是时力以回河为非，北流为是。及去岁大河复向东流，献议者屡陈其便，乞遣近臣相视可否，百禄固执前日之所见，力行沮格，竟不闻遣使相视[15]，迁延至今，春水泛涨，已无及矣。其狠愎自用，执一偏之见，而沮公共之议，其罪四也；为人臣者，无有乎己，况敢顾其私乎?岂有以待阙而夺与他人?方系究治而骤加进用?上罔圣明，下紊纲纪，擅威福之权，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断，早赐罢黜，以协公议。』己丑，黄庆基言：『近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党与，皆其显然事迹。昨罢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而后其党稍衰，然而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百禄之亲戚朋游，皆在权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状明白，早赐罢黜，以离其党与，庶使当路者有所畏惮。』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奏：『蒙赐诏书，依旧供职者。国法有常，人言可畏，虽善贷之明不惑[16]，而愚臣之分难安[17]。伏望圣慈亟加责罚[18]，以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诏以百禄为大中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初罢百禄不除职，尚书左丞梁焘争之，乃有是命。
初不除职，据《粱焘行状》。苏辙《遗老传》云：『范百禄罢政，实坐努扎[19]。』按：《实录》乃有黄庆基、杨畏、来之邵劾章，不知辙何以云尔。当考。
乙未，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苏颂言：『冬春以来，内寒壅发，则几于委顿。伏望许上封章，俾还闾里。』诏不允，除大朝会外，仍特免朝会。
二苏贬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黄庆基言川党复盛（见《苏颂罢相》）。是月，门下侍郎苏辙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具札子及面陈本末。寻蒙德音宣谕，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为信。臣德望浅薄，言者轻相诬罔，若非圣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则孤危之踪，难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谢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实，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后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蒙开允，非所以为爱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赐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近具奏乞减杀川人太盛之势，又乞广为体访等事，已尘圣览。今采众言，有合开呈下项：一、访闻苏轼、苏辙、范百禄辈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或是亲知，或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为监司，为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不平之叹。中书省、尚书吏部须藉姓名，乞指挥供具，便见负数之多寡，事势之如何。一、高丽买书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轼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礼部、国子监，乞取索看详。一、黄河软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辙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工部、都水监，乞取索看详。臣闻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则君尊，命令轻则臣强。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轼、辙违而拒之。辙之拒命，中外闻之，已惊骇矣；轼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异日寇贼生心，边防误事，臣未及议。窃惟苏颂、范百禄以稽留制书及除授不当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轼与辙，岂惟敛恩作福，朋党不公，而又拒违君命，语其情犯，又非颂与百禄之比。释而不治，命令轻矣!欲乞检臣前奏，并详今来所陈事理，断自宸衷，指挥施行。』
编类幸疏系八年三月二十日时奏此。今因苏辙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时，系之三月末，则敦逸此奏，却不先见于二十日，故亦系以三月末。苏辙辨奏后敦逸初十日所奏，独检讨未得，但得庆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门下侍郎苏辙奏：『朝廷用人自有资格，岂可为臣一人忝预执政，遂使川峡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资差注?敦逸又言冯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显，且敦逸言臣非一，并未蒙降出。欲乞早赐行下，令三省覆实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国法；若所言无实，亦乞辨明，免臣暖昧之谗。』
五月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罢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坐言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不当也。壬辰，三省进呈敦逸四状言苏辙、黄庆基，三状言苏轼。吕大防奏曰：『敦逸言辙事，三省同签文字，皆以为非辙之罪。庆基言轼知颍州日违法置簿，拘收赏钱，不依条例，妄行赏用，及失人丁真配罪，见系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干系官吏，轼已移扬州，又入为兵部尚书矣，乃敢越蓦申陈，致朝廷徇其所请，将监司按发公事指挥不得取勘，致令迁延该赦。考轼之意，将欲姑息小人，盖庇旧吏，以沮坏法令而已。轼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颜盖，以受纳官不肯领绢，率众人论诉，非有大过也。轼不遵法令，判令刺配，虽尝自劾，蒙朝廷放罪，轼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盖有轻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
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与，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昨荐王巩，既除宗正寺丞；近荐林豫，自东排岸，不问资叙，遂差知通利军。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轼力为援引，遂至于此。如秦观，亦轼之门人也，素号猥薄，昨除秘书正字，既用言者罢矣，犹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唯知轼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屡尝赐书与之矣。轼乃拒违诏旨，极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礼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责也。轼乃盖庇吏人，力陈强辨，期必胜而后止。轼在先朝，恣为歌诗谤讪朝政[20]，有司推治，实迹具存，众皆以为罪在必死，独先帝怜之，止从轻典，送黄州安置。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怀怨望二圣。
陛下临政之初，以轼为中书舍人，遂因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将欲刺讥先帝，以摅平昔之愤尔。轼行李之纯除河北都转运使诰云：「乃者役钱贷息之弊，民兵马政之劳，萃于北方，而天下不靖，河溢为灾，老幼奔走，流离道路，十年于此矣。呜呼!其孰能为朕劳来安集之?」故见于《鸿雁》之诗，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厉王之乱相拟也!轼行苏颂除刑部尚书诰云：「乃者法病于烦，官失其守，盗贼多起，狱市纷然。」惟汉武时暴征远戍，于是盗贼竞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谓「纷扰」。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拟也!轼行刘谊和韶州诰云[21]：「尔昔为使者，亲见民病，尽言而不讳，厄穷而不悯，安知有今日之报乎?」
夫刘谊得罪于先帝，自以职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当公论之，而乃张皇上书，用此罢江西提举，安得有尽言乎？至于「安知有今日之报」，此语尤不忍闻。陛下奉承宗庙，当有显扬先帝之鸿业休德，岂欲报先帝得罪之人乎?轼行唐义问除河北运使诰云：「朕修赋役之法，黜聚敛之吏，去薄从忠，务以养民。」夫先帝立法，岂不欲养民耶?先帝用人，岂不欲去薄从忠耶?今以为务以养民，是指先帝之不能养民也。今以为黜聚敛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敛之吏也。轼行贬吕惠卿诰云：「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夫先帝立法，乃欲与天下同利，岂有先帝之神圣英睿，冠绝百王如此，而乃从蠹国害民之谋乎?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陛下试取而观之，盖有声述不尽者。臣请以常人论之：对人之子骂人之父，犹且义不胜诛，况轼职代王言，而实诋先帝，按之以法，当如何哉?
至如结记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至其人上下论诉，进状者凡八年，方与断还。臣义激于中，不能自止。望赐英断，上以释先帝之谤议，次以正今日之典刑。』又言曰：『治天下必先于正朝廷，必先于破朋党。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听，睿足以独断者，未有不为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礼部尚书苏轼，已历疏其所为矣。窃见门下侍郎苏辙怀邪徇私，援引党与，怙势曲法，务与其兄相为肘腋，以紊乱朝政。轼则外许人差遣而公荐之，辙则内为之应而引用之。按：轼与吕陶交结至厚，昨者荐陶自代，遂除为起居舍人。近日中书舍人陈轩缘馆伴高丽人使请赐书籍事，轼恶轩之不附己，遂奏于朝，力加排诋，意欲使轩补外，乃迁陶为中书舍人。轼知颍州日，赵令畴为签判，轼与之往还甚密。
轼乃公荐于朝，称其才美。访闻苏轼见议除令畴差遣。国子司业赵挺之为御史日，屡言轼不公事迹。轼居礼部统辖国子监日，务捃摭太学中事，欲沮抑挺之。访闻苏辙见议除挺之为转运副使，以同列商议，不敢进呈；太府寺丞文勋以篆字游于轼之门，初不以公正吏才称也，轼既援引，辙遂除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冯如晦为夔州路转运使日，按发公事不当，见系御史台推治，未结绝间，辙以川人，遂除馆职，差知梓州。近断敕方下，如晦虽以法夺官，而差遣与职竟不动也。赵高帅鄜延日，欲弃熙河而不敢献议，乃以书抵大臣。是时辙为中丞，得其书，即与论列，赖谏官刘唐老疏其交通诬罔之迹，谋遂不行。前日臣尝言执政不务协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几于忿争，极伤国体，盖辙欲进其党与，故众论不肯相从尔。
轼尝自言：「陛下称其兄弟孤立。」以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结党与而无所忌惮。又其党言：「陛下许轼大用。」以为必见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争趋其门，以图进取，上下唱和，合为一党，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尔，一涉于欺罔，则终身不可以诚信委之。按：辙荐王巩，累数百言，陛下真以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点刑狱钟浚根究王巩在任日秽恶狼籍，实迹具存，遂谪为监当，而辙亦恬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辙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转运判官，按知云安军孙拱。拱与之互论，见系推治，未见曲直，乃除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至如轼之罪恶，因行制诰，公肆刺讥，以法论之[22]，指斥乘舆，罪在不赦，而况指斥宗庙乎?陛下试观轼、辙所为，稍失控御，则何所不至?』
于是大防、辙等奏曰：『庆基言轼所撰李之纯等六人诰辞文涉讥毁先帝，其间陆师闵告一道系范百禄词，非轼所撰。臣窃观先帝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大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然耳。昔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在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改之以宽厚，故当时天下悦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以毁谤先朝为词。非惟中伤士人，兼欲摇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远不便。』苏辙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惠卿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讥毁先帝者耶？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泪下。当时大臣数人，其间极有不善，不肯谏上。』吕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曰：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23]。』大防曰：『皇帝圣明，必能照察此事。』于是得旨：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
丙申，左朝请郎、新京河北路转运判官董敦逸知临江军，左朝请郎、新福建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知南康军。敦逸、庆基既有旨与知军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纯、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亦言：『二人诬陷忠良，朝廷容贷，止令出使，臣恐后人观望，得任私意，敢肆狂诬。』故遽责之。黄庆基、董敦逸既责，苏轼以札子自辨曰：『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光庭、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其间于义，不可不辨。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自前执政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蒙朝旨，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下。
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然臣子之意，以为事涉先朝，不无所忌，故特于告词内分别解说，令天下晓然知是惠卿之奸，为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窜逐之意，则已见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臣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余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诰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
只如其间有「劳来安集」四字，便云是厉王之乱，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便不敢开口动笔矣!孔子作《孝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诗也，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此风始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云云。』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摭，且须省事。』轼乃具札子称谢曰：『天慈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支体。感恩之涕，不觉自零。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不忘，是以遇锺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流涕。
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躬，以报邱山之德。』
六月甲寅，礼部尚书苏轼乞知越州，诏不允。壬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苏轼知定州。
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殿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于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当考。六月八日，轼已乞越州，诏不允。《政目》于二十日书苏轼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
绍圣元年三月，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见《绍述》）。
四月癸卯，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劾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所草也。范纯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罢免，朝廷之事，不合与闻。然有未尽之诚，上觊少裨圣听。窃见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诰词言涉讪谤，伏缘熙宁法度出于建议之臣，又州县奉行之际，多有过当，不副神宗爱民求治之意。及至垂帘之后，惠卿方用监官之方特行重窜，苏轼因撰辞之际，遂至过诋惠卿。今台章揽归先朝，事体不便。况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若便施行其说，亦恐玷垂帘之圣明，妨陛下纯孝之德。三省进呈之际，伏望圣断，特加容贷，不惟可全国体，亦可稍镇浇风。』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承议郎。
闰四月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为其用。』御史黄庆基言：『轼诬诋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苟容，望赐黜责。』诏之纯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制诰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诬诋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浮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
六月甲戌，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特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余见《党籍》）。
校勘记
[1]丁卯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2]微诚 原本『微』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一九补。
[3]谓能 原本『能』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二○补。
[4]癸丑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5]己亥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二二补。
[6]丙子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四三○补。
[7]经筵 原本『筵』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8]所绐 原本二字均为墨丁，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9]虽悔 原本脱『虽』字，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0]增厚 原本『厚』字作作据《长编》卷四三六补。
[11]丙寅 原本『丙』上衍一『内』字，据《长编》卷四八一删。
[12]引年 原本『引』下衍一『老』字，据《长编》卷四八二删。
[13]制书 原本脱『书』字，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4]自外 原本『外』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5]遣使 原本『使』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6]善贷 原本『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7]愚臣 原本作『□愚』，据《长编》卷四八二改补。
[18]责罚 原本『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19]努扎 原本二字作一墨丁，据《长编》卷四八二补。
[20]恣为 原本『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21]刘谊 原本作『刘喧』，据《长编》卷四八四改。
[22]以法 原本『以』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
[23]宜深知 原本『宜』字作墨丁，据《长编》卷四八四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