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

卷四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己巳朔。） 乙酉，枢密院进一。（案：此上有脱误。） 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２、辛卯，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上批近诏齐、唐等郡，讲求修复社仓，且图经久之法。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所领邑，最为近畿，谨为天下郡县倡率，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入，岁凶则量其数以出。停藏久则又为借贷之法，使新陈相登；多寡不一则又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辅。”上曰：“陈留辅邑，耳目不远，可且听其施行，徐访利害。”涓又言义仓五事，并论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事，可行者五。诏除一事，每值饥荒，借贷与被灭户种粮未便，除放仍责以二三年限还纳，可令中书更详度外，馀并且依所奏施。又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於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粟十万馀石，若渐可成就。今广渊罢去，当得人继守其事，可特诏广渊举知州一人。”（《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王广渊传》不载广渊置义仓事，而载乞留本道钱贷贫民事。《食货志》则云河北转运司傒当公事王广廉尝奏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是乞留钱贷民者广廉，非广渊也。《宋史》无广廉传，盖误合廉、渊二人之事为一。时广渊由齐州改京东转运，三年五月丁巳由京东迁河东，未尝至陕西，至陕西者，广廉。《宋史·食货志》所载犹未尽误。毕沅《通鉴考异》则又以广廉事属广渊，未免沿本传之误。然《东都事略·广渊传》，固未见有贷钱於陕西之说，则置义仓者为广渊，行贷钱法者为广廉，辨见九月丁卯。）

　　１、二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戊戌朔。） 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案：《宋史·本纪》：熙宁元年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范忠宣撰富《公行状》：上欲召公为相，先遣中使谕旨曰：“卿今兹无得更辞，当力疾入辅为宗社计。”） 弼既辞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熙宁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时弼以足疾未能入见，间有於上前言灭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谏诤之臣无复施。”

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者。未几入见，又言：“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听纳。又言：“今所进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虽可喜，然害政事，坏风俗，恐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原注：宣王遇旱，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成汤祷，必翦其爪，以六事自责。古人於天戒不敢不起畏也。如此，汉时有日食、地震之变，必延郡国贤良之士，以访阙议。祖宗有水旱、蝗虫之灭，皆避正殿，减膳彻乐，或出宫理冤狱，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国长久，受天之祐。若灭异之来，一付之天数，则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弃而不修。

熙宁建议之臣其言及此，真亡国丧家之兆，非富郑公辞而挌之，天下其亦殆矣。案：是时弼自汝州入相。《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谓以足疾未能入，恐误。《富公行状》云：正月，召还京师。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皆恳辞不受。复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见，闻有人於上前言灭异皆是时数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书灭异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惧修省。董仲舒所谓‘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孟子对梁惠王曰：‘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闻以灭凶归之於时数也。在人之一身，则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一家则日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一身一家至小也，馀庆馀殃，尚因人之善恶而致，宁有国家天下之灭祥而反归之於天数，而无事而致，亦未闻推之於天也。陛下万一或时而信，则救灭恤患，答谢天谴之意，有时而怠，亏损陛下之德，不为生灵之福，无甚於此。”）

　　２、壬寅，枢密院言，宗室乞子孙赐名授官。韩绛奏曰：“中书、枢密院尝议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阴后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须议，使今可施行。”迺使文彦博等各陈大旨，皆以亲疏当有等降，若非立法，无以为经常久远之计。上曰：“祖宗时皆有近亲，今用常时奉养赐予之例，诚宜裁定。若以诸王嫡长，世为南班官，其馀子孙，授以三班职名可否？”陈升之曰：“须依前代继承之法杀其恩例，六世亲尽，别为经制。”绛曰：“此事乞专委属臣下议论，，须辨别亲疏立法，则不失陛下亲亲之意。”彦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听者，臣下以义固争是也。”上颔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庚子，以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卷六十三、卷六十四。） 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詀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无所知者和之於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於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

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多矣。”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王安石参知政事，上召对曰：“富弼、曾公亮与卿协力，弼闻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须勿为嫌疑。朕亦欲从容除拜，觉近日人情於卿极有欲造事倾摇者，故急欲卿就职。朕尝以吕晦为忠直，近亦毁卿。赵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进用。朕问曾公亮亦云：‘诚有此。’

卿且与朕力变此风，且不知卿设施，以何为先？”对曰：“变风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务也。”上以为然。初，上问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安石为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荐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变以扰天下。”原注：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雍曰：“杜鹃，洛阳旧无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客曰：“闻杜鹃声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编年备要》云：安石既执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太平可立致，虽司马光亦以是望之。

吕诲任中丞，将对，光为学士侍讲，亦将趋资政堂，相遇并行，光密问曰：“今日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曰：“介甫之命甫下，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乎？安石好执偏见，喜人佞己，则天下必受其弊。”语未竟，邠门追班。光退，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有传其疏，光往往疑其太过。又案：诲劾安石，见六月。）

　　４、甲寅，初开讲筵。（《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六：熙宁二年九月戊辰，初开经筵。与此异日月。）

　　５、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制置三司条例。（案：《临川集乞制置三司条例议》云：窃观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赋入精粗以百里为之准，而畿外邦国，各以所有为贡，又为经用通财之法以懋迁之。其治市之货财，则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则吏为敛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今天下财用窘急无馀，典领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

年俭物贵，难於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发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於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刬刷，殆无馀藏，诸司则用事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产，责於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散敛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

所有本司合置官属，计令辟举，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条例以闻，奏下制置司参议施行。） 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穀？”安石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搉制兼并，均计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厥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卷六十四、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命王安石、陈升之领其事。

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搉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推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又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臣谓尧、舜与并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而不为异论所惑。上曰：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寻以吕惠卿、苏辙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多与惠卿谋，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

案：苏辙由推官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纪事本末》在三月癸未。辙言青苗，而安石闻言累用，不言青苗，亦不此时。《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二月连类及之，日月均不合，姑依附二月下，以安石请用惠卿自在二月也。又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财，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於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独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请建章奏，皆惠卿草也。《太平治迹统类》：二年冬十月甲午，著作郎、编校集贤院书籍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初欲置惠卿讲筵，曾公亮以为京官无例，须换朝官。公亮又曰：“经筵官不得复兼修条例。”王安石以为害乃己。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在治平四年七月。可考。为中允及置经筵，均不得其日。《纪事本末》亦失载其事，今姑附此，以备参考。）

　　１、三月戊辰朔，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苏颂与流内铨，主判官试验，选人自言书判。初，议差吕公著等，上问执政试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见人材？”对曰：“诚然先朝有与京官者，实可惜。”上以为然。又因论近日改京官者多，对曰：“真宗以前，引见选人，或与循资，出於临时。”上曰：“如此，则是有幸有不幸，须别更讲求立法。今入仕之路多，如科场亦宜裁节人数。既已多取之而扼其进用，令人困穷亦不为有理，今欲裁官，当并科举议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日录》此事系於三月二十五日，且云安石止欲与试判循资。曾公亮言：“先朝与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为然。《元祐实录》载此事於三月一日，事与《实录略同》，但无富弼所言。窃疑富弼所言未必在此时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见，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实录》既系之初一日，宜加删削。朱本亦从墨本也。）

　　２、丙子。（《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诏天下军器除三路缘边已差官阅视外，其他路令转运司於逐州选官相验。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３、丁丑，富弼入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弼以初十日入见。案：是月戊寅朔，初十日丁丑。）

　　４、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七十。案：《东都事略·王安石传》：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令各出钱雇人充役。蔊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出钱。）

　　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曰：（案：此疏《纪事》删节，略存数语，今据《栾城集》拾补之。《集》中《上神宗书》云：臣官至疏贱，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窃自惟虽其势不当进言，至於报国之义，犹有可得言者。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识忌讳，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议，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报，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将大有为以济斯世。而臣材力驽下，无以自效，窃听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惩创前事，不复以闻，则其思报之诚，没世而不能自达，是以辄发其狂言而不知止。臣闻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自其所当先者为之，则其后必举；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

《书》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迩。”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远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务先从事於高远，不知其不可得也。《诗》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则田茀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远人而德不足，则心劳而无获，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则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馀，则甫田可启矣。欲来远人，则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远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势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虽彊求而不获也。臣愚不肖，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而窃观陛下设施之万一，以为所当先者，失在於不为；而所当后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为信然，特其所见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

伏惟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庶政，聪明睿智，博达宏辩，文足以经治，武足以制断，重之以勤劳，加之以恭俭，凡古之帝王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纵之资，济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无为而不成，无欲而不遂。今也为国历年於兹，而治不加进，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适治之路。灭变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涌沸，人民流离，灭火继作，历月移时，而其变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疑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以为湟中穀斛八钱，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继，屡出无功。

由是观之，苟无其财，虽有圣贤，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财，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顷以西夏不臣，赫然发愤，建用兵之策，招来横山之民，将夺其险阻，破坏其国而后已。方是之时，夏人残虐失众，横山之民，厌苦思汉，而又乘其荐饥，苟加之以兵，此非计之失者也。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关中无终岁之储，而所兴之役，有莫大之费。陛下方且泰然不以为忧，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既而边臣失律，先事轻发，亦既入践其国，系虏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获其人而不敢臣，虽有成功，而不能继也，其终卒致於废黜谋臣而讲议和好。夫陛下谋之於期年之前，而罢之於既发之后，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诚无财以善其后尔！且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异类，是极治之馀功而太平之粉饰也。

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惩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财，徙内郡之租赋，督转漕之吏使，备沿边三岁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然犹以为未也。何者？秘府之财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纾目前之患而未可以为长久之计，此臣所以求效其区区而不能自已也。盖善为国者不然，知财之最急而万物赖焉。故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财者，车马也；事者，其所载物也。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车轻其物，马有馀力，车有馀量，然后可以涉途泥而车不偾，登坂险而马不踬。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譬如弊车羸马而引邱山之载，幸而无虞，犹恐不能胜，不幸而有阴雨之变，陵谷之险，其患必有不可知者。

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而已。） “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案：《栾城集》“臣”字上有“然”字。下又有云：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得也。故臣谨为陛下言。） 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案：《栾城集》此下有云冗吏之说曰：请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后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后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县之职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属缺，而取之於郡县，出以为守令，入以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贯，一人去之，一人补之，其势不容有冗食之吏。

近世以来，取人不由其官，士之来者无穷，而官有限极，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坏，浸淫分散，不复其旧。是以吏多於上，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决水於不流之泽，前者未尽，来者已至，填咽充满，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下慕其上，后慕其前，不愧诈伪，不耻争夺，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势之穷极，遂至於此。夫人情纾则乐易，乐易则有所不为。窘则懑乱，懑乱则无所不至。今使众人相与皆出於隘，足履相蹑，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进，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苟将禁之，则莫如止来者而挌其隘。今也，驱市人而纳之不胜其多也，设险於中途而艰难之，是以法愈设而争愈甚。惟陛下以时救之，下哀痛之书，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与之更立三法：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

其说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胜数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轻为士，为士者，皆其修洁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僣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於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则过，无足怪者，取之至少，则人不敢轻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选人也。故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后，无实之士不黜而自减。

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盖将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犹曰虽不能得，而累举多者，必取无弃，则是以官徇人也。且累举之士，类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后得之，数日而计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则其为政，无所赖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壮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壮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也，则曷为以累牛羊哉！苟诚以为有遗才焉者，今所谓遗逸之书，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於朝，袭簪绂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然而为是法也，则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贱而屈於贵，天下将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矫失以救患者，必有所过而后济。

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其说曰，百司，臣不得而尽详也，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为多，而不可损。何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臣以为不然，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今则不然，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积，则吏不得不多，案牍积而吏多，则欺之者众，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於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后已。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则三司未有不责成於吏者，岂三司之吏则重於转运使欤？

故臣以为天下之财，其详可分於转运使，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又可颇损其吏，以绝乱法之弊。苟三司犹可损，而百司可见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谓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谤者也。今且将行之，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则损之；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则增之。此二者，夫岂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为吏多而欲损者，天下之公议；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计也。以私计而怨公议，其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为国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无能为也。

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尝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为吏者，捐其生业，弃其田里，以尽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积劳者久而不得迁，去官者久而不得调，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减罢其举官，破坏其次第，使之穷窘无聊，求进而不遂，此其为怨，岂减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将不免，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国力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渐於衰少，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各任其属日。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发，则与之同罪，虽去官与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其为恶也著矣。

而上不察，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虽与同罪而不过。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终身，苟其有罪，终身钧坐之。夫任人之终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终岁而无过，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请得以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虽圣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者，虽众人能之，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顾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无损於我，而徒以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势将无所不问。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行之，陛下自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复过误，适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归，终身不齿，使奸吏有所惩，则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皆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於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迁之兵，分隶堡障，战兵统於将师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

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馀，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於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事，莫亲於间，赏莫重於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於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馀，其视弃财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

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秘计而效之。至於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於用间，则曰官给茶采。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於出境，而所问不过於熟户，得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

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於茶采则多，而三十万之奉比於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於百万，则恬然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彊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减之实。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盖由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

而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於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损，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以去矣。冗费之说曰：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类推之。臣闻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穷。事至而后谋，则害於事；恩穷而后迁，则伤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时，宗室之众无几也，是以合族於京师，久而不别。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过於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於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无亲疏之差，无贵贱之等，自生齿以上，皆养於县官，长而爵之，嫁娶丧葬，无不仰给於上。

日引月长，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穷者也。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祖皆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庙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祭不与。莫贵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庙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於宗室而不然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於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於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

凡其禄秩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於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处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属王者降为公。夫自王而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有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者？

以宗室之亲而布之於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端也。臣闻汉、唐以来，重兵分於四方，虽有末大之忧，而馈运之劳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於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并汴而上，以石计者，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於舟楫，州郡之卒敝於道路，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他物，米之至京师者，皆非完物矣。

由此观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愿更为之法，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过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师而无所欺盗败失者，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方今滨江之民，以其船为官运者，不求官直，盖取官之所入而不覆核者，得甚赢以自润，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为军大将，以此，宜有召募者。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计其直以钱偿之。夫物有常数，取之於南，则不足於北，荙之於东，则有馀於西，此数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买之，其始不免於贵，贵甚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赴之者众，则将反於贱，致贱必以贵，致贵必以贱，此亦必然之数也。

故臣愿为此二者与旧法皆立，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必将有可用者，然后举而从之，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富国有道，无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贫之源也。从其可恤而收之，无所不收，则其所存者广矣；从其无足恤而弃之，无所不弃，则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议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富而顾区区之用，此有司之职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说之行於天下，数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费，其可已者，常多於旧。臣不敢远引前世，请言近岁之事。自嘉祐以来，圣人迭兴，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迁其官，天下郡守职司，再补其亲戚。自治平京师之大水，与去岁河朔之大震，百役兹作，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亿之未足，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给，而宗室之丧，不候岁月而葬。

臣以此观之，知朝廷有无足恤之义，臣诚知事之既往无可为者。然苟自今从其可恤而救之，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不胜拳拳私忧过计，为是三冗之说以献。伏惟陛下思深谋远，听断详尽，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瞩，臣之所陈，何足言者！然臣愚以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后，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后责其成绩。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从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则皇皇而不乐。今虽不能使之尽久，然至於诸道之职司，三司之官吏，沿边之将佐，此皆与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将责成之而不久其任，开其源者不见其流，发其谋者不见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

陛下诚择人而用之，使与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长久之计，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为此犹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恶同而好冗，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属吏，岁终无过，此其势必将无所不按，得罪者必多於其旧，然则天下之口纷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当，众将群指以罪，法一不当不能动，不幸而至於再三，虽上之人，亦将不免於惑。众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众，而持之者不坚，则法从此败矣。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或者因以耕田为可废。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此二事，安得以彼而害此哉！夫按人而不以其实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则不在此。

苟陛下诚以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议，使良法不废於中道，如此而后，三冗之敝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举天下之众，惟所用之，以攻则取，以守则固，虽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国，宥之则为汉文帝，不宥则为唐太宗，伸缩进退，无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胜愤懑，越次言事，雷霆之谴，无所逃避。臣辙诚恐惶恐，稽首顿首。谨书。） 疏入，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於下僚，无所申布，诚亦可惜。”召对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栾城集》颍川遗老传云：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於廷。

时上春秋高，始於倦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请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军事。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未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言：“辙，臣所荐，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府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

　　６、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於本司陈述。”於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籴粜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以理财之臣失於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於制置三司条例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条例司。”（《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东都事略》：二年三月己酉，诏曰：“朕以为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后可教。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於内，以革其大弊。夫事专於所习，则能明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之於有司，能习知其事者焉，则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聚而求之，固足以成吾富民之术。若夫苛刻之论，务欲朘削在下而敛怨於上者，斯亦朕之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限受诏后两月，各具财用利害闻奏。”）

　　７、戊子，夏国主秉常进誓表，请给还绥州，即归塞门、安远二寨。乃以誓诏答之，候交割二寨，始还绥州。（《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册秉常为夏国主。案：《宋史·夏国传》：二年二月，遣河南监牧刘航等册秉常为夏国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刘沟堡，杀范愿。既而进誓诏，及请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初，朝议欲官爵夏之首领，计分其势，郭逵以为彼必不受诏，且彼既恭顺，宜布以大信，不当诱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诏，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国之臣叛其君哉！”乃赐誓诏，而绥州待收二砦迺还。夏主受册而二砦不归，且欲先得绥州，遣罔萌讹以誓诏来言。及赵卨往交地，萌讹对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约。卨曰：“若然，安远、塞门二墙墟耳，安用之！”遂罢，诏城绥州。是《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册秉常在三月。《宋史·夏国传》在二月，日月有异。《宋文鉴》卷三十二：王珪《立夏国主册文》：“维熙宁二年，岁次己酉，三月，皇帝若曰：‘於戏！昔尧合万邦而民风和，周建列土而王业楙，若古申命，盖国家之成法。咨尔秉常，迪性纯一，持躬靖虔。生禀山川之灵，旧传弓钺之赐。抚西夏尊於本朝，知事君必尽其节，知守国当保其众。乃内发诚素，外孚誓言，质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显徵实，锡尔茅土之封，不为不宠；加尔以车服之数，不为不荣。涓辰既良，备物既渥，诞举丕册，以华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书司封郎中、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航，文思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刘怤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为宋藩辅。夫履谦顺者靡不膺长福，怀骄肆者靡不蹈后虞。率身和民，时乃之绩。往钦哉！予一人之彝训，可不慎欤！”）

　　８、两府奏事，上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司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叙，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於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先验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所载与此文同，惟系之壬辰二十五日。《纪事本末》系戊子，乃二十一日也。）

　　９、壬辰，上问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诚当出於陛下，外人谋之，则为疏间亲。”公亮曰：“此亦当自外裁定。”弼曰：“为之当以渐，恐致纷纭。”安石曰：“此事但欲於恩义间无伤，使被者可安而已，不论渐不渐也。今欲裁恩泽，何能免其纷纭！但陛下不为恤，则事可为也。”上又问裁定亲疏之宜，公亮以为当从上身为亲疏。上曰：“当以祖宗为限断。”安石曰：“以上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１０、是月，知渭州蔡挺改陕西转运副使。（《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盐弊。原注：云：熙宁二年三月丙寅，改陕副。案：二年三月戊辰朔，无丙寅日，原注有误，姑附月末。）

　　１、四月丁酉朔，并臣拜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答不允，曰：“今灭变屡出，可亟罢此议，虽加虚名，实以浼余。”先是，上谓执政曰：“尊号於朕无益加损，纵有百字亦何益，然受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愿陛下受之。”富弼曰：“陆贽劝德宗不受尊号，顾其时与今异。”上曰：“其时在播迁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号，人固以为宜，即缘变异多，谦屈而不受，亦自为美，然受与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察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在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有损也。”遂降此诏。（《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上以久旱不许。并臣固请作乐，富弼言：“故事，有灭变皆彻乐，恐以同天节辽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德事，正当以示夷狄，乞并罢上寿。”从之。即日而雨。考《宋史·本纪》，四月壬寅，辽遣耶律昌等来贺同天节。《东都事略》载四月甲辰诏云：方夏大旱，麦将槁。朕惟灭变之来，盖不虚发，岂朕政令未孚，听纳靡中，以致厥咎？与其罢同天节上寿，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职，以图修复。）

　　２、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讳，辞改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富弼、曾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进见，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弼极称其才。公亮曰：“肃之不如长卿。”安石曰：“长卿细密，然两人皆可试府事也。”於是命肃之代甫，而长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达，在上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膈。上待甫甚厚，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往往滉示於人。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入辞，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卷五十八。案：《东都事略》於《滕元发传》所载，治平四年，以知制诰除知开封府，迁御史中丞。熙宁元年，京师郡国地震，上疏指陈灭由，出知秦州。神宗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为安抚使、知开封府。王安石立新法，恐有言而上信之，因以事出之於外，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定州。然此谓甫知郓州而长卿再任定州，是甫非即知定州也。《东都事略》与此异文。《宋史滕元发传》云：因事以翰林学士出郓州，徙定州。《孙长卿传》：加龙图阁直学、知定州。熙宁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仓庾皆隤，长卿尽力补缮。神宗知其能，转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据此，则甫先知郓州，至长卿卒，乃代之知定州。甫知郓州时，长卿殆尚未卒也，后言新法时，则已在定州。）

　　３、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为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今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於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劄子，皆言奉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劄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藉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於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劄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劄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劄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案：劄子卒从王安石，故绍圣间章惇乃以藉口。） 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案：事见元年。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辨，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唐介薨，上临其丧，谥曰质肃。《编年备要》云：介疾，上临问，为之出涕，至是躬临其丧。徐乾学《通鉴后编》云：介病亟，帝临问流涕，既卒，幸其第哭，以画像不类，取禁旧藏本赐其家。盖介为谏议大夫时，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至是人始知之。时安石锐意变更，帝信任益专，介既死，同列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抃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苦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

　　４、己酉，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云：此四月十三日事。）

　　５、丁巳，条例司乞选官分行天下。（《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四年十月壬子，颁募役。原注：条例司乞选官分行天下，《实录》在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是遣八人者出使。案：《编年备要：遣使察农田水利赋役，从三司请也。八人为刘彝、谢卿材、王广廉、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亢。《太平治迹统类》：苏辙》初为检详文字，朝廷数召刘彝等八人遣之四方，辙因求见，宰相陈升之问：“君何来也？”对曰：“有疑欲问耳。近日诏八使遣往诸路，不审公知利害所在，而使案实之耶？未知漫遣出使外罗诸事耶？”升之曰：“君意谓何？”曰：“昔嘉祐遣使宽恤，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升之曰：“吾昔奉诏看详宽恤事，如范尧夫所言多中理。”辙曰：“公知不便，而特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

　　６、是月，司门郎中王浃知嘉州，驾部郎中高良佐知蜀州。（《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诏劾嘉、蜀二州违朝旨不报提举常平仓罪。原注：知嘉州、司门郎中王浃，二年四月到任；知蜀州、驾部郎中高良佐，四月到任。案：原文已佚。浃与良佐受命，不得其时，姑依原注附月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四月，河决，地震，旱，避殿减膳。案：河决在元年六月七月，地震在元年七月八月，此於“河”字上脱“以”字。又案：《宋史本纪》：二月乙巳，帝以灭变避正殿，减膳彻乐。三月丙戌，命宰臣祷雨。乙未，以旱虑囚。四月甲子，御殿复膳。据《十朝纲要》、《编年备要》，均云四月甲辰，诏以大河决溢、地震相仍，方夏大旱，自乙巳避殿、减膳、撤乐，罢同天节上寿，令群臣勉修厥职，以图修复。《太平治迹统类》云：上忧旱甚，言当避正殿，又恐妨同天节宴人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诚，亦不须避殿。”上曰：“避殿亦是文饰。”弼曰：“阴阳不和，皆臣等燮理无状所致。然臣等微眇，不足动天，陛下以至诚感，则天必应也。”四月罢同天节，是日雨。富弼言：“陛下避殿、减膳、撤乐，三大事诚合典礼，诞日特罢称觞，最为深切，所以动天地。当日得雨，幽灵大效，如在目前。伏愿陛下毋以今日雨泽为善，当以屡见灭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有损，其灭应岂有缓耶！”上亲答书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笃爱君，志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灭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神宗同天节，四月十日。是年四月丁酉朔，十日为丙午，其前一日则初九日乙巳。今考诸书所载，均以避殿、减膳在四月乙巳，非二月乙巳。《宋史本纪》与此异月，恐误。况《宋史五行行》志四：熙宁二年三月旱甚。则《本纪》二月避殿、减膳已与《志》不合。避减专因旱甚，若因河决地震，似当元年已应避减，不应在二年二月始下诏也。

　　１、五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丙寅朔。） 丁卯，上论谋杀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论其故，又论律非中材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尽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来，即守此律不得，如此类亦甚多。上曰：“汉文帝废肉刑是否？富弼曰：“极是。”安石曰：“当时虽废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两肢，或瞎人两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报其罪！又强盗五百贯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论。刑者不可复宁，虽欲自新，其路无由，除肉刑乃所以开人自新耳。”上曰：“然入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壬午，议置嘉祐编敕局。（《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庚戌，诏中书门下看详《嘉祐编敕》。原注：初议置局在二年五月十七日。又《长编》卷二百十六：三年十月丙子，详定编敕所言，乞自今应删官每月各备十条。原注：二年五月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已佚，就原注辑数字备参考。《玉海》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三月壬寅，命蔡延庆、孙永修嘉祐编敕。又云：五月，以审官为东院。七年十二月，编敕二卷成，上之。）

　　３、癸未，郑獬知杭州，（案：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七月庚戌。原注：云：獬自翰林出守杭州。） 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於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侍臣者，盖近於尊，实陛帘隆峻之级也，进之以礼，退之以礼，乃君臣之分，邦国之体也。”宣徽使王拱辰言：“陛下执政之初，还其旧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职，不闻有过，迁谪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因何人訾毁而黜之。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不闻闤旷，遽然外补。外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断，将欲论列，故有是逐，虽转官得郡，实夺其权也。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亟除知江宁府，复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四敕；以臣为非，愿并臣斥逐。”又奏曰：“近除陆诜知成都府，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数日之间，差除特异，况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堕渊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上出诲奏示执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赵抃、王安石曰：“不知。”上曰：“除拱辰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拔擢？”又谓安石曰：“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４、先是，吕诲劾安石疏曰：（案：《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录诲此疏於六月诲知邓州下，虽係追述之例，然前后究嫌失次，且安石求去云云，谕使视事诏文，亦录於六月。而前仅云诏使视事，不录诏文，盖纪事体则宜，然究非编年体。今移晦疏於丙戌日上，而以诏文属丙戌日下，复文均删去不取，惟上疏不得其日，增“先是”二字。） “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也。如少正卯之才，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人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

今略疏十事。（案：《编年备要》载诲劾安石十事云：嘉祐间，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不当，御史催促谢罪，傲倨不从，一也。安石每迁小官，逊避不已；及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志；陛下即位，则有金銮侍从之乐。见利忘义，好名嗜进，二也。安石在经筵，力请坐讲，将屈万乘之重，自处师氏之尊，不识君臣上下之分，三也。安石自居政府，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出下塞人言，是则掠美於己，非则敛怨於君，四也。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减等科罪。挟情坏法，徇利报怨，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闻荐士，首率同僚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定文卷不优，遂罹中伤。卖弄威福，无所不至，六也。宰相不视朝，旬日差除，专罢逐近臣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

作威作福，耸动朝庙，七也。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务守大体，不能口舌胜，愤懑发疽而死。奏对强辨，凌轹同列，八也。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有旨送中书正罪，安石坚拒不从，九也。制置三司条例兼领兵财，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臣未见具利，先见其害，十也。） 臣指陈猥琐，烦渎高明，诚恐陛下之悦其才辩，久於倚异，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勷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於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是人也。陛下图治之宜，当稽於众。方今天灭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日。

臣所以沥情而言，不虞濒祸。况陛下志在刚断，察於隐伏，当质於士论，然后知臣言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疏奏，丙戌，安石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案：《临川集》安石《乞罢政事表》云：私怀恳挚，已具布闻，圣训丁宁，未蒙开纳。敢冒崇高之听，再输悃愊之情。臣闻任贤之方，要其有陈方之义，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岂容叼据，以累明扬。伏念臣猥以孤生，亲逢圣世，昧於量己，志欲补於休明；失在信书，事浸成於迂阔。每烦众论，上淆圣聪。久知素愿之难谐，继积疴而自困。辞而去位，庶逃窃食之诛；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虽贪顺命，终惧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闳度并容，大明俯烛，俾垂矜允，得遂退藏。

如此则孤进之身，获生全於末路；具瞻之地，得致命於时材。） 乃赐安石诏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术，类如故。吕诲中丞弹章故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又案：邵博《闻见后录》云：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宗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於中庑，须臾，上更衣复出，以次赞引。

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殿，将趋经筵，相遇於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参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於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於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不善之迹，似伤恩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顾可缓耶！”

语未竟，邠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终日思，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介甫以平日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为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於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辟而坚，言伪而辨，记詀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声名，暴著於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以不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

　　５、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使中使抚谕趣入，安石又称疾乞告，上再令中使趣入。（《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６、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傅说，起於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放。”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疵吝积於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女于>矣。） 岂兄弟为比，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恃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考课院言：“准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在任断狱平允，民无怨滥，赋税及时了办，不须追扰，及差役均平，并无论诉之人，及虽有论诉而无不当之理，在任能屏除盗贼，理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赈恤困穷，不致流离，虽有流离之人，而多方招诱，复令归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阁库书簿务令整齐，经提刑、转运点检，别无散失；及兴修水利，疏导积水，以利民田，能劝诱人户种植桑枣。天下州军委知州、通判，每岁取索辖下得替知县县令前三条课绩，兼依旧法四善：德义、清谨、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项事实，即参详分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转运、提点刑狱司，逐司类聚齐足，同共将一路所供三条课绩、四善事实，再行审定。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於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昬缪，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即不得将合在三等政事。定优或劣，其奏状并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课院看详。如所奏委得允当，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县县令，依下项赏罚；若所奏徇情，功过不实，及虚奖权要，固抑孤寒，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知州、通判，并科违制之罪。京朝官系优等人，到院日与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书记录其姓名；其劣等人并降入监当。选人系优等，如到铨合该磨勘，判成过铨日，令铨司与不依名次入申引见，改转合入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该磨勘者，如已系职官，并与循资；若系令、录，即与两使职官，如系试衔知县，即令通判、司簿定到。武臣、知县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类上项赏罚施行。”诏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定县令考绩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尝曰：“朕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纪事》原文不系日，据《十朝纲要》系甲午日下。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上御资政殿，彦博等赐茶毕，上曰：“便坐，欲从容论也。”上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否，曰：“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上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以为何如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常择诸路长官，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续宋编年通鉴》节录之，附此。）

　　７、是月，并臣准诏议学校贡举，（案：《十朝纲要》：四月戊午，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寮共议贡举法。） 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云云。（案：《东坡集》载此议，作熙宁四年正月具议状。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全文通鉴》、《玉海》、毕沅《通鉴》均同此，作二年五月。《宋史》本传、薛应旂《通鉴》，则依《集》作四年。然据《十朝纲要》、《玉海》，诏议在二年四月，具议自应在二年五月，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去下诏日几及二年始具议；况《长编》四年原书俱存无阙，正月并未及此议状。考王宗稷《东坡年谱》云：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具议。

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浙灯疏》，知杂事诬告先生过失，未尝以一言辨之，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然《谏买浙灯疏》，《纪事》亦系二年十二月，而四年《长编》无文，《年谱》所载核以《长编》，歧异殊甚。据《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有云：“诏江淮、湖北转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以闻。”谢景温奏劾故也。景温与安石连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轼不敢自明，久之，乞外补。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令通判颍州。上批出与判杭州。注云：轼通判杭州，不得其时。又云：轼自此留京师几一年。明年夏末秋初及出都，由陈州赴杭州。

轼有与其兄书云：“六月，除杭州。”乃明年。今因谢景温劾奏遂附见。景温劾轼疏已附注三月丁酉。又《长编》卷二百十三注引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卖盐，卒无其实。据此，则劾奏诬告，乃在三年非四年也。窃疑《年谱》之误，盖由苏子由所撰《东坡墓志铭》。有云：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

即日召对，且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之。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然以此求之“四”字恐误。《墓志铭》此段上有云：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寘官告院。

下接“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云云，“四”字疑当作“是”字。“是年”承上“时熙宁二年也”句为文，盖二年五月议贡举，后为开封》推官。十二月上《谏买浙灯》疏。三年三月谢景温劾奏诬告。八月癸亥诏体量供析。乙丑因有语司马光“轼非佳士”言，乃令判杭。四年六月赴杭》。自《墓志铭》作四年，而编《年谱》者漫不加察，遂滋轇轕。考东坡丁父忧在治平三年四月，见欧阳修《老苏墓志铭》，则服除当在熙宁元年八九月，至京为官告院必在二年二三月。至四年正月，几及二载，不应一无奏劄，可疑一。谢景温劾奏诬告在三年八月五日，诏体量供析在三年八月六日，《长编》所载日月可考。似《贡举议》及《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不应在有旨体量供析后，可疑二。

《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於二年九月载神宗言“轼有文学，为人平静”，至三年八月乙丑，《长编载神宗语》司马光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若在四年，则安石、景温於三年已诬告，神宗已谓非佳士，何以得议而喜？又何必以轼为人何如问安石乎？可疑三。《集》中《再上神宗书》有云：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法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敛助役钱，行均输法云云，皆二年事，此书上於三年，故云去岁。此书在《议贡举》、《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后，若依《年谱》，则《再上神宗书》既在《议贡举》诸奏后，“去岁”二字，殊未合，可疑四。诏议贡举，据《玉海》、《纲要》，在二年四月戊午，上议似不应隔二年始奏。司马温公《传家集《议贡举状》注云熙宁二年五月上，东坡尤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可疑五。

若“四年”二字作“是年”，则诸书所载事迹，日月无不？合。《集》中於《议贡举状》以下诸奏，均不作“四年”，恐係浅人又据《年谱臆改之，不得其月，乃以臆断为正月也。《纪事》於议状不载其文，今依《集》中录置附注，以备考据。《集中》云：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之法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而复之，则难为力。

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於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於吾世足矣。至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

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讬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懽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

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於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论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材，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搢好佛，荙人事而修异教，大惓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子贡不得而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佛、老为圣人，鬻书於市者，非《庄》、《老子》之书不售也。

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乐於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励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风，则天下幸甚。） 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他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

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於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喻，故召问卿。’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何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以静应之於后，乃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於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於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事，不知出此，而圣人为之倡发者。

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欲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临川集》安石《乞改科条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学校，故道德一於上，而习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於世。

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於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於天下，庶几可复古矣。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仍於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於南省所添进士奏名，仍具别作一项，止取上件京东等五路应举人并府监诸路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进诸科蔊习进士科业。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传家集》：司马温公二年五月《议贡举状》云：臣准御史台牒，准敕节文：“天下学校贡举之法，宜令两府、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具议状闻奏者。”

臣闻《诗》云：“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言欲立强於天下者，无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则四方斯顺之矣。臣窃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无不以德为本，而未尝专贵文辞也。汉世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者，策试以治道，然后官之。故其风俗，敦尚名节。降及末世，虽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术素加奖励故也。魏晋以降，贵通才而贱守节，习尚浮华，旧俗益败。然所举秀、孝，犹以经术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动之失，或终身为累，士犹竞竞不敢自放。隋始置进士，唐益以明经等科，而秀、孝遂绝，止有进士、明经二科，皆自投牒求试，不复使人察举矣。

进士初但试策，及长安神龙之际，加试诗赋。於是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而明经止於诵书，不识义理。至於德行，则不复谁何。自是以来，儒雅之风，日益颓坏。为士者狂躁险薄，无所不为，积日既久，不胜其弊。於是又设誊录封弥之法，盖朝廷苦其难制，而有司急於自营也。夫欲搜罗海内之贤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虽有颜、闵之德，苟不能为赋、诗、论、策，则不免於遭摈弃，为穷人，虽有跖蹻之行，苟善为赋、诗、论、策，则不害於取高弟，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虚言也。今幸遇陛下圣明，心知贡举之极弊，慨然发愤，深诏群臣，使得博议利病，更立新规，是千载一时也。议者或曰：“古人乡举里选，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县者采察其实，保而荐之。”

臣独以为不然，古者分地建国，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国人为之，犹患处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详也。故又择其乡之贤者，使为闾胥、比长，自幼及长，朝夕察其所为，然后士之德行美恶，莫得而隐也。今夫知州、知县杂四海九州之人，远者三岁而更，近者数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场，遽责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诚亦难矣。又应开封府举者，常不减数千人，而开封府狱讼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又有馀裕可使之察数千人之德行乎！议者又曰：“宜去封弥誊录，委有司考其文辞，参以行实而取之。”臣独以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县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师，一旦集天下之士，独以何术知之？其术不过以众人之毁誉决之。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

夫众之毁誉，庸讵足以尽其实乎！必如是行之，臣见其爱憎互起，毁誉交作，请讬公行，贿赂上流，谤讟并兴，狱讼不息，将纷然淆乱，朝廷必厌苦之而复用封弥誊录矣。夫封弥誊录，固为此数者而设之也。譬犹筑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绝其源而徒去其防，则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虽至愚，平生固尝竭其思虑，欲以少救其弊，今敢试陈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择。臣闻上之所为，下之所归也。国家从来以赋、诗、论、策取人，不问德行，故士之求仕进者，日夜孜孜，专以习赋、诗、论、策为事，惟恐不能胜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过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则士之力於德行，亦犹是也。诚风化清浊之原，历代讹谬而不悟，必待圣朝然后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虽家人有所不知，况於乡党，况於州县，况於朝廷，将何从知之？

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举之，然后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举荐之法既行，则于求属请诚所不能无也。要在所举非其人者，国家以严法绳之，勿加恩贷，则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惧矣。且国家以德行取士，则彼贪猾轻躁之人，依附权要枉道求进者，皆为清议所贬，见弃於时，虽有举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后应係举人，令升朝官以上岁举一人，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岁举二人，谏议大夫或待制以上岁举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乡里非乡里，除自己亲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经罚赎，及不孝不友、盗窃淫乱明有迹状者不得举外，其馀皆得举之。仍於举状内明言“臣今保举某州某科某人有学术节行，乞赐召试。”若举状既上之后，卻有前后诸般违碍事发，其举主并依律文贡举非其人分故失，从公私罪定断。

受赃而举者，以枉法论。其举状，逐时送下礼部贡院，置簿记录。若应举人而不举者，岁终委贡院勘会姓名闻奏，乞严加朝典。每遇三年一开贡举，委贡院截自诏下之日勘会。选择举主最多者从上取之，举主数同，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主曾有赃罪，及见停闲身亡，或在合参人数外者，并不准。倍於每次科场南省之奏名人数，具姓名闻奏，乞下本贯发遣赴阙。其本贯更不考试，即具申状解送赴贡院，仍出公凭给付逐人，令赴贡院照会。限十一月内取齐，十二月内引见，正月内考试。其试官或朝廷临时添差。进士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更不试赋、诗及论。明经及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及《论语》、《孝经》大义，共四十道，明经加试时务策三道，其帖经、墨义一切皆不试。

对策及大义，但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巧。唯所对经史乖僻，时务疏阔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数，并依科场旧制。若合格者少，即不满旧数，亦听。至御试时，进士、明经各试时务策一道，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大义十道，所有名字高下，并只以举主多者为上。举主数同者，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人所纳家状，及授官后吏部所给告身，并须开坐原初举主人数、姓名。若及第后犯私罪、情理重及赃罪，其举主并减一等坐之；未及第者减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则并臣不敢挟私妄举，士人皆崇尚经术，重惜操履，风俗丕变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举之法，其次莫若修学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见自庆历以来，天下诸州虽立学校，大抵多取丁忧及停间官员以为师长，藉其供给，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员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数人，游戏其间，坐耗粮食，未尝讲习，修谨之士多耻而不入。

间有二千石自谓能兴学者，不过盛修室屋，增置庄产，广积粮储，多聚生徒，以邀虚名。师长之人自谓能立教者，不过谨其出入，节其游戏，教以钞节经史，剽窃时文，以夜继昼，习赋、诗、论、策，以取科名而已。此岂先王立学之意邪！於以修明圣道，长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学，只许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长吏於本处命官中选择无过犯、有节行、能讲说、为众所服者，举奏补充。若本州无人，则奏乞下铨司选差，委铨司於见在铨选人内拣选进士、明经诸科出身人，历任无赃私罪、能讲说经书者奏，补充逐州教授。仍令国子监试讲说经书。应举人初入学者，并为外舍生，唯赴听讲及公试外，不得於学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讲书毕，取在学诸生姓名，书於垽上，杂置筩中，抽取三人，问以听过书中疑义三条。

使对众解说。通者置簿记录，粗者不问，否则有罚。每月中两次公试，各试所习举业，委教授考校，定优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讫亦置簿记录。其有过犯者，小过则罚钱，中过则降等，大过则斥出学，亦置簿记录。每遇春秋释奠毕，委教授选择外舍生到学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释奠以来说书多通，公试多在优等，过犯情轻数少，即升入内舍，为初等生，始听於学中宿食。又选择初等生升为中等生，中等生升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较难决者，即特令说书及试所业以决之。皆须具状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审覆，委得公当，然后给牒补之；如后来有过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毁抹。其教授选择、纠举、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觉察取勘闻奏，乞行訩替。

其开封举人，旧无府学，并令寓教於国子监。其国子监举人，须实是品官子弟，方得条入学。其教试选升之法，并与外州同。以直讲比教授，判监、同判监比知州、通判。凡国子监、开封府及诸州军内舍高等生额，并用本处解额之半。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数未足，则阙之，不得溢额补入。若遇诏下开贡举，委本处判监、同判监、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会高等生补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结罪保明闻奏。仍给予公凭，许令免解直就省试。其高等生占不尽解额，方许本处其馀举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时仍别立号，常比其馀举人多取分数。所有高等生至省试时，亦别立号，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则举人亦稍蔊经术，敦行义矣。夫经术深浅，非程试所能知；

行义美恶，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处於学校，经二三年累经选择升至高等，又占解额，妨众人进取之路，若其行义少有过差，必不为众人所容矣。由此观之，其高等生经术则讲说常通，文艺则屡入高等，过犯则全然轻少，行义则为众所服，比之糊名誊录，考其一日所试诗、赋、论、策，偶有所长而取之者，相去远矣。况近年举人或一无行能，横遇恩泽、幸得免解者，不可胜数。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岂足惜哉！此学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旧条之中毛举数事，微有更张，则於取士之道？无所益，徒更烦苛，不若悉循旧贯之为愈也。《文献通考》卷三十一：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

直史馆苏轼上议，上以问安石，安石曰：“若谓此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其后，乃卒如安石议。《玉海》卷百十六：熙宁二年四月戊午，诏执经艺者专诵数，趋乡举者狃文辞，并臣详议，别为新规。翰林学士韩维议，请罢诗赋，各习一大经，问大义十道。集贤学士苏颂议，先士行而后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先行之州县，使有司专考察，庶几存乡举里选之遗范。程颢言：“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请修学校，尊师儒。县令每岁与学之师以乡饮之礼，会其乡老学者，众推经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学，以观其实。

郡守又岁与学之师行乡饮酒之礼，大会群士，以经义、性行、材能三物宾兴其士於大学，大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於朝，谓之选士。朝廷问之经，以考其言；试之职，以观其材，然后辨论差等而命之职。”四年二月丁巳朔，罢明经科，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

　　１、六月（案：钱大昕《朔闰考》：六月丙申朔。癸卯，添差弓手，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冬十月乙酉，诏罢弓手。原注：添差弓手当考。其始二年六月八日，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案：原文已佚，据原注辑此。）

　　２、辛亥，赵国公守巽长子世清坐争袭封不当，自茂防降左武卫大将军、郢州防奭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王珪等言承袭。原注。）

　　３、丁未，翰林学士吕公著言：“颍川人常秩，道德修於乡里，名实著於海内，欲乞召置台阁”。诏本州长吏敦遣赴阙。（《纪事本末》卷六十五。案：诏秩赴阙，初诏在治平四年十月癸丑，可考。）

　　４、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诲论安石，上使谕解诲，诲执愈坚。又奏曰：“臣受国恩，家有忠范，惟知死节，以图报效。窃以我国朝开基一百馀年，四方无事，前事固未闻，然太平之久，事固有係於圣虑者。以是思之，尤当谨於措置，谋谟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图维旧德，推广恩信，以至万务。讲求利病，在乎沈几默运，不当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补废，上应天灭，务以安静，乃今日之事。王安石者，本以文章进用，竟遽为辅弼，逢迎上意，张皇一时之事。祖宗法度，首议变更，天下利源，皆欲摇动；斥逐近侍，盗弄权柄，倾危老成，欲速相位，人情甚郁，公议不容。独陛下未悟，倚任安石，与之议求治道之要，进退天下之事。臣恐无益於盛时，徒有累於知人。”於是安石求去，上还其奏，安石乃具谢起视事。安石既视事，益自信，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尽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敛，造出条目，颁於四方，州县吏奉行，微忤其意则责逐之，所用皆浮薄少年，天下骚然。於是昔之疑诲太过者，媿仰叹服，以为不及，而诲亦力求外补，遂得罪。）

　　５、是月，薛向除江淮等路发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辛丑，向请运铜陕西铸钱。原注：云：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案：《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不系年月，而《长编》原注有年月而不系日，今依附六月末。薛《通鉴》在四月丁未，与《长编》异日月。范忠宣《奏议》云：臣前来累言，薛向在陕西，违条罔上，罪状显明，不当曲加恩贷，仍蒙奖用。及张靖不当先於罪人责降，皆是朝廷赏罚之失。将使奸邪得志，尽谓宪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悉以张靖为计，遇事皆希旨，蔽惑人主聪明，盖自中书不合差除，致累陛下圣政。臣虽累曾陈奏，不蒙听纳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灵，使之专治财赋，则薛向奸诈，必更甚於陕西。缘陕西有都转运使、诸路帅臣、走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为向所统属，又有非时使命往还访察。若是臣寮善恶，朝廷易为得闻，而向以巧能弥缝，尚敢肆为欺惑。今来东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统摄，又无非时使命采访，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陈，即向奸欺，足以自恣。又闻东南诸郡民力多困穷，近复连被水灭，正要朝廷优恤。陛下当遣宽厚仁爱之使，惟令抚养疮痍，俾得渐就富完，以厚根本，岂宜更令纤巧刻薄之吏别肆诛求？或致民心困穷，亦必别生事变，则於治乱所系非轻。臣居谏垣，岂敢缄默！陛下度臣於向素无嫌隙，又非强愎欲遂己言，何必区区频黩天听，盖以朝廷赏罚为重，六路生民可忧，复遇陛下圣明，其言不可不进。惟望早垂睿断，勿惮改为，从谏黜邪，二美兼举，使天下风俗一变，奸人革心，岂不盛哉！如或以掩美嫉能，其言无取，则乞宣示外廷，早行责降。）

　　６、左屯卫大将军克端卒，赠登州防奭使、东牟侯。（《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一月乙丑，诏毋得乞为继嗣。原注。）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五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监奏：日食，辰巳之间有阴雾，日所食不及原奏分数，并臣表贺。（毕沅《通鉴》引《长编》云云，据以辑此。案：毕氏引此，未知所据，或《纪事本末》传钞有误脱之文，今姑辑之以备考。《宋史·本纪》云：日当食，云阴不见。《东都事略》失载。《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乙丑朔，司天监言：日食，辰巳间有云雾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数，宰臣富弼》等拜表贺。《传家集》载《赐宰臣富弼等上表贺》，云阴日食不及分数。批答：“省表具之，朕不明庶政，上累三光，天虽微阴，人谁不知。彼食分之少损，由司惓之未精，为惧方深，奚贺之有？矧明书於信史，将取谤於异时。宜懋乃诚，以辅台德。”）

　　２、提举司天监所言：“自今每岁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惓，其岁若有日月交食，合具著所食分数及亏初、食甚、复未时刻。遇交食，集算造惓官於浑仪下对，所差勾当御药院官与两判监、测验浑仪官验分数。”从之。（《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此奏纪事本末不系日，附朔日日食下。）

　　３、上尝以西夏累世桀骜，背惠寇边，朝廷每令罢兵，处置无法，以致侮慢，乃诏文彦博等各言边防久远备奭之策，乃降手诏付陕西、河东帅臣，条上便宜。至是采合群策凡十六门，奉旨裁处，又增十事。（案：《范忠宣行状》载十事云：一於邠、宁二州移置帅事。二择帅府、通判，令兼经略判官，专董粮草。三罢监牧，以其田为营田。四委帅臣、监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艺人於近悰州军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句抽。六沿边、次边乡村酒场，月课不满二万贯者并停闭，城寨酒课，不务增羡。七通解盐茶马於转运司。八依秦、汉军功爵级，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实边备。九沿边置榷场，以茶并杂货博易，仍通入解盐额。十陕、解、虢、绛四州，岁差夫？斫黄河梢木，并以官钱收买。） 仍令择使，持所著便宜，与逐路帅臣再议论，审择可否，侯至，则再具拟定取旨。（《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辛巳，诏置均输法，许薛向等奏辟官属。（《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丁丑，上批：“向等奏辟官属，任满如无劳绩，复注远官。”原注：二年七月十七日，置均输，即许辟官属。案：《王荆公事略》：二年七月，行均输法，发运使领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蓄买，而制其有无。汉武帝置大司农，属有均输令、丞。孟康曰：“诸州郡所当输於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自转迁於所无之地卖之。输者自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输。”《范忠宣奏议》载七月《乞罢均输法状》：“臣伏睹近降敕，命委江淮发运司行均输之法。此盖制置条例之臣不务远图，欲希近效，略取周礼赊敛之制，理市之法，而谓可以平均百物，抑夺兼并，以求陛下之信。

其实用桑弘羊商贾之术，将笼诸路杂货，买贱卖贵，渔夺商人豪末之利，以开人主侈大之心，甚非尧、舜、三代务本养民之意也。臣闻《传》称先王之化民，曰‘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恭逊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今使贪鄙之吏多引其类，习商贾之态，以市道诱民，固异先王陈德义、示好恶之意，而欲民之兴廉知禁，不可得已。且成汤不殖货利，孔子罕言利，孟轲亦曰：‘何必曰利。’圣贤非以财利为不可用也，盖恶其诱导民心以滋贪欲之风耳。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苟国家得末利而败风俗，非治世之道也。王者治民，惟在务农桑，禁游惰，开衣食之源，节无用之费。上率下以俭，下化上以勤，上下勤俭，则自然公利有馀矣。

今耕桑之人不劝，衣食之源不广，朝廷不先节俭，百姓率多游惰，不务生财之道，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风，而欲国家财用富足，是犹缘木而求鱼也，不独伤教无益之如此，而又将有害之大者焉！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教养之道，不可不至。抚之以仁，则孝爱生；导之以利，则争夺起，则其所施之法，所任之人，安得不谨哉？今执政不明，引用小人，使争利柄，而其人素有贪饕之行，屡为欺罔之奸，必将以羡馀悦朝廷，以贿赂结权幸。加以人民贫弱，官吏承风，君门九重，朝廷万里，有掊溇之患而不得诉，有疮痍之苦而不得伸，怨愤一兴，何所不至？陛下虽有子惠黎元之意，天下何由而信之哉！伏望陛下思圣人之训，黜霸者之术，以农桑为衣食之本，以殖货为败俗之端，特降诏旨，追改前敕。

以近者东南郡县多被水灭，其均输未得施行，则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若谓已行之命不可遽止，则乞先罢薛向，但委逐路监司只用常平旧法。凡物之贱者贵价以敛之，物之贵者贱价以发之，无令抑配人民，务求羡息，亦足以均平物价，沮抑兼并，又何必过为更张，以伤大德哉！臣职叨言路，义切爱君，知而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惟望圣慈留神纳听，不独微臣幸甚，实惟天下幸甚。”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云：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置官设属。帝曰：“兹事鼎新，脱有纷纭，须朝廷坚主之，使得自择其属；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於是辟置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属。

又请有司具六路岁所当上供之数，中都岁所用，及见可度储支岁月，凡当计置几何，皆预降付有司。《编年备要》云：先是，三司条例司言：“诸路上供岁有定额，年丰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赢，岁歉则艰於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至遇军国大费，则削刬殆无留藏。朝廷百物之用，多求於不产，责於非时。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因得擅轻重敛散之权。臣以为发运使实总六路之出入，宜假以钱货，经其用之不给，周知诸路之有无而移用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常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以待上令而制其有无，则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徐乾学《通鉴后编》云：八月，进向天章阁待制，遣太常少卿罗拯以手诏赐向：“政事之要，理财为急。朕讬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敛散之法。而卿忠诚内固，能备举职业，导扬朕意，底於成绩，朕甚嘉之。览奏，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可转也！卿其济之以彊，终之以不倦，以称朕意。”然均输法讫亦不能成。）

　　５、甲申，日下有五色云。（《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癸酉。原注：《新纪》癸酉日，又书有五色云，已见二年七月甲申，今从《旧纪》削去。原案：《本纪》於二年七月甲申、三年六月癸酉俱书有五色云，或系《宋史》之误。案：长编削去三年六月癸酉有五色云，则原文必存於此。今据以辑入，又据《本纪》增“日下”二字。）

　　６、癸未。（《长编》卷二百五十四：熙宁七年六月乙酉，上谓财用若少留意，则所省不可胜计。原注：二年七月十九日，皆并营事，可参考。案：原文已佚。）

　　７、癸巳。（《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甲辰，诏罢三司使副监议盐法。原注：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８、诏缘边安抚使王韶相度招抚裕罗格勒。（《长编》卷二百二十六：熙宁四年十二月戊辰，密院进呈韶奏。原注：云：韶作机宜乃元年冬，被诏相度招抚乃二年七月。朱史预滉韶功，已於二年七月辨之。案：辨朱史原文云云及被诏日，已佚无可考，姑就原注辑附月末。又案：《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三月丁丑，郭逵奏问招抚裕罗格勒事甚屈辱，差官勘韶。裕罗格勒，《宋史·王韶传》作招抚俞龙珂，未见裕罗格勒，或方音之转欤？《韶传》又云：元年，上《平戎三策》，神宗异其言，召问方略，以韶管傒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蕃部俞龙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与夏人皆欲羁属之，诸将议先致讨。韶因按边，引数骑直抵其帐，谕其成败，遂留宿。明旦，两种皆遣其豪随以东。久之，龙珂率其属十二万内附，所谓包顺者。据此，则招抚非由诏旨，乃韶之功。《长编》辨朱史，或即辨其是，非由诏旨也。）

　　１、八月乙未朔，诏谋杀自首及案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先是，吕公著等定按问欲举如王安石议，诏依所定。於是审刑、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议不当。中丞吕诲与诸御史亦皆论谋杀不当用首法，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者，而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於律不可首。会富弼入相，上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与。（《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丙申，司马光上疏曰：（案：《传家集》二年八月五日《上体要疏》云：准御史台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诏敕：《传》曰：“近臣尽规。”以其荣耻休戚与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视朕过失与朝廷政事之阙，默而不言，乃或私议窃叹，若以为其责不在己。夫岂皆习见成俗以为当然，其亦有含章怀宝待倡而发者耶？今百度隳弛，风俗偷惰薄恶，灭异谴告不一，此诚忠良助朕忧惕，以创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时。宜令侍从官自今视朕过失与朝廷政事之阙，无有巨细，各具章奏，极言无隐。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导之而弗言，尔为不恭。朕将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实，明黜陟焉。”臣以驽下之才，自仁宗皇帝时蒙擢在侍从，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陨身丧元，不足为报。

虽访问所不及，犹将披肝沥胆，以效其区区之忠。况圣意采纳之勤，督责之严，谆谆如此，臣敢营私避怨，匿情爱己，不为陛下别当今之切务，庶几少补万分之一耶！臣闻为政有体，治事有要。自古圣帝明王，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谓为政有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若网之有纲，丝之有纪。故《诗》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又云“岂弟君子，万方之纲”。古之王者，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设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此为政之体也。何谓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众务，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给矣。

是故尊者治众，卑者治寡。治众者事不得不约，治寡者事不得不详。约则举其大，详则尽其细。此自然之势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则能择臣，臣良则能治事也。又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言君亲细务，则臣不尽力而事废坏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言文王择有司而任之，其馀皆不足知也。《康诰》曰：“庸庸祗祗，威威显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专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职，在於量材任人赏功罚罪而已。苟能择公卿牧伯而属任之，则其馀不待择而精矣；谨察公卿牧伯之贤愚善恶而进退诛赏之，则其馀不待进退诛赏而治矣。

然则王者所择之人不为多，所察之事不为烦，此治事之要也。） “臣窃见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将及日中，乃还宫禁。入宫之后，窃闻亦不自间省，阅天下奏事，并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灯火，研味经史，博观群书。虽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宁，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为不能及也。然案：《传家集》此下有“自践祚以来”五字。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祖宗创业垂统，为后世法，内则设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审刑等在京诸司，外则设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众官以相统御，上下有叙，此所谓纲纪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夺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职，是以大臣解体不肯竭忠，小臣诿上不肯尽力，此百官所以弛废而万事所以堕颓者也。

臣微贱不得尽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数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馀陛下可以类求也。昔汉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岁决狱及钱穀出入几何？”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穀责治粟内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谓知治体矣！今之两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书主文，枢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长非其人，刑赏大政失其宜，此两府之责也。至於钱穀之不充，条例之不当，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选晓知钱穀、忧公忘私之人，以为三司使、副、判官、诸路转运使，各使久於其任，以尽其能，有功则进，无功则退，名不能乱实，伪不能掩真，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处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之不丰哉！今乃使两府大臣悉取三司条例别置一局，聚文士数人，与之谋议，改更制置，三司皆不与闻。

臣恐所改更者未必胜於其旧，而徒纷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今则非宜，吏缘为奸，农商失业，数年之后，府库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众心离骇，将不复振矣！且两府於天下之事无所不总，若百官之职皆使两府治之，则在上者不胜其劳，而在下者为无所用矣！又监牧使主养马，四园苑主课利，今乃使监牧使不属？牧司，四园苑不属三司提举司，则在下者各得专权自恣，而在上者为无所用矣！陛下方欲纳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禀其上，能为治乎？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凡天下之事，在一县者当委之知县，在一州者当委之知州，在一路者当委之转运使，在边鄙者当委之将帅，然后事乃可集。何则？久任其位，识其人情，知其物宜，赏罚之权，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

今朝廷每月一事，不委之将帅、监司、守宰，使之自为方略，责以成效而施其刑赏，常好别遣使者衔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烦扰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不免临时询采於人，所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犹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奸险之人，则是非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为益，非将帅、监司、守宰皆贤，而使者皆愚也。累岁之讲求与一朝之议论，积久之采察与目前之毁誉，精粗详略，其势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岁而不知利害，临人积久而不知能否，或虽知利害而不能变更，虽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当察而去之，更择贤者以代其位，不当数遣使者扰乱其间，使不得行其职业也。

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己出，则娼嫉沮坏，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五六。借使使者所规画曲尽其宜，在彼之日，其当职之人已怏怏不悦，不肯同心以助其谋，协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专使治之，我何敢与知？”及返命之日，彼必败之於后，曰：“使者既谋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归於首谋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谓不若毋遣使者而属任当职之人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远迩之情，固不可无。然今之转运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贤於蹔遣使者远矣。若监司自为奸慝贪纵，或有所隐蔽欺罔，或为部内之人所讼，或所谋画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恶，审其虚实，判其曲直，决其是非，然后别遣使者案之。若按得其实，监司有罪则当刑，不才则当废，岂有但己者也！

今每有一事，朝廷辄自京师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无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当职之人亦无所刑、无所废，是只使之拱手旁观，偷安窃禄者矣！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窃独以为未也。臣闻古之圣帝明王，闻人之言则能识其是非，故谓之聪；观人之行则能察其邪正，故谓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谓之刚；取是而荙非，诛邪而用正，确然无所疑，故谓之断；诛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惧，故谓之威；赏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谓之福。今陛下聪明刚断，则诚体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则诚有其志矣，然於所以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尽，故臣以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

夫帝王之道，当务其远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国之大事，当与公卿议之，而不当使小臣参之；四方之事，当使牧伯察之，而不当使左右觇之。傥公卿、牧伯尚不能择贤而任之，小臣左右独能得贤而使之乎？若苟为不贤，则险诐私谒，无不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非公卿所荐举、牧伯所纠劾，或非次迁官，或无故废罢，外人疑骇，不知所从。此岂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谓“聪明刚断，威福在己”者邪！陛下闻其言而信之，臣窃以为过矣！夫公卿所荐举、牧伯所以纠劾，或谓之贤者而不贤，谓之有罪而无罪，皆有迹可见，责有所归，故不敢大为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为圣意以行之，则威福集於私门，怨谤归於陛下矣，安得谓之威福在陛下邪？

且陛下曏时中诏所指挥者，率非大事，至於两禁美官、边藩将帅、省府职任。诸路监司，此皆众人之所希求，治乱之所系属。当除授之际，窃恐未必一一出圣志。若乃奸邪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资，或不久复进用，然则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观之，面誉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则谀，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谨择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凡举一事，则与之公议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虑，择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复夺也；凡除一官，亦与之公议於朝，使各举所知，陛下清心平虑，择其贤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复争也。如此，则议者、举者虽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谓之威福不在己邪？

陛下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并居，无所统一，不散则乱，是故立君以司牧之。并臣百姓，势均力敌，不能相治，故从人君决之。人君者，固所以决是非、行刑赏也。若人君复不肯决，当使从谁决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国家凡举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凡用一人，必或以为贤，或以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审其是非而取舍之。取是而舍非则安荣，取非而舍是则危辱，此乃安危荣辱之所以分也。是以圣王重之，故博谋群臣下及庶人，然而终决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故可以观利害之极致；断之独，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谋而不知断，则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乱之政也。

《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於道。哀哉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务争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终无成也。汉世国家有大典礼、大政令、大刑狱、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议，其议者固不能一，必有参差不齐者矣，於是天子称制决之，曰“丞相议是”，或曰“廷尉当是”，而群下厌然无有不服者。今陛下听群臣各尽其情以议事，此诚善矣。然终不肯以圣志裁决，遂使群臣有尚胜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挤，至于再，至於三，互相反覆，无有限极。臣愚深恐亏朝廷之政体，损陛下之明德，流闻四方，取轻夷狄，非嘉事也。

夫天下之事有难决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权衡之於轻重，规矩之於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知本根既植，则枝叶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妇人阿云，谋杀其夫，重伤垂死，情无可愍，在理甚明。已伤不首，於法无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断。事已经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为死罪。而前知登州许遵文过饰非，妄为巧说，朝廷命两制定夺者再，命两府定夺者再，敕出而复收者一，收而复出者一，争论纵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妇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广，万几之众，其事之细，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断其狱，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纷纭至此，设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将何以决之？夫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义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

阿云之事，陛下试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所事，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邪？今议论岁馀而后成法，终於？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众人之所私议窃叹而莫敢明言者。臣独以受恩深重，不顾斧钺为陛下言之，惟圣明裁察。又案：《纪事本末》附丙申日。是月乙未朔，丙申为八月初二日。《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与《纪事》同日。据《传家集》注云：八月初五日上。以乙未朔推之，初五乃己亥日也，两异其日，必有一误。今依《纪事》附丙申日。）

　　３、壬寅，权知曹州韩铎除河东路提点刑狱使。（《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甲戌，提点河东刑狱、屯田郎中韩铎徙陕西。原注：权知曹州、除河东宪在二年八月初八日。案：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云：圣旨处分敕令所立法，凡安抚、提刑司处，皆以师宪为名。）

　　４、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酒税，（案：《宋史·本纪》作“盐税”。御史悰行钱凯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凯等言曰：“臣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案：《宋史》作“执政以来”。未逾年，案：《宋史》作“未逾数月。”中外人情嚣然不安。案：《宋史》作“胥动”。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时如唐、虞，跻治於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权霸之术，战国纵横之治，取媚朝廷。陛下遽信其言，侵夺三司利柄，开局置官，引三人者议事，用八人者分行。所辟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翼之徒，岂能通晓钱穀、周知天下利源乎？复引薛向为发运使兼领均输之职，信如诏书之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固亦无害，然使小人用事，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

商贾既不行，则诸路税课亏失，是先丧其国之常入，其何以仰给经费？官司贩易物有难售者，未免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壅塞，难於脱祸，则必有鬻田产、破家业以应期会者，不然，则淫刑、滥罚从而加之矣。兼薛向多用耳目刺州县短长，从而胁之，俾承裒敛非道之事。去年，许遵妄议谋杀自首按问之法，朝廷委安石与司马光定夺。光则持公请依旧法，安石则偏见而立新议。差韩维再议，而皆附安石之法。又令密院同议文彦博所定，既协公道。陛下以众人所议委富弼看详，富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即行安石所定，良由同列畏其强，陛下惑其辨，乃至此耳。小人章辟光妄献岐邸外迁之议，吕诲乞加谴逐，安石百端阻格，诲竟黜降。故事，若昭文在假，集贤尚不敢专行圣旨，岂如安石傲视同列，旁若无人，爱增予夺，一出於己？”

上阅疏曰：“此皆挟情，非竭节以补时事者。”《东都事略》云：熙宁初，琦自通判歙州召为侍御史，凯自知乌程县召为侍御史悰行。王安石初得政，专恃胸臆，轻易宪度，侵夺三司利柄。而曾公亮依违固宠，畏避不言。琦、凯与刘述上疏以为：“安石自应举历官以来，莫不尊尚尧、舜之道，以倡率学者，故天下士人心无不归向，谓之贤。陛下亦闻而知之，遂正位公府。今遭时得君如此之专，当以平时所学仁义之道，启沃上心，以广圣德。今乃首以财利之议，务为容悦，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刚愎自任，则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陛下为何如主也？陛下天资英悟，不世而出，尧、舜郅治，指日可复，今反以霸国诸侯之术，唐室衰世之事，诱惑上听，何不恭之甚也！臣等愿陛下运乾纲之断，夺安石重任，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

曾公亮位居丞弼，被遇三朝，当悉虑竭忠，以身许国，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阴自结援，更相称誉，以固宠荣。致安石奏对之际，唯肆强辨，多生横议，岂执政大臣之体乎！况公亮久妨贤路，无补时政，亦宜罢免。”） 时述坐判刑部，缴敕劄，被劾未伏，故琦、凯先贬。（《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宋史·本纪》：八月癸卯，贬琦、凯。壬戌，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同判刑部丁讽坐受刑名敕不即下，贬知江州。又《刘述传》：述兼判刑部，安石争谋杀刑名，述不以为是。及敕下，述封还中书，奏执不已。安石白帝，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刘琦、钱凯同上疏。凯将出台，於众坐骂孙昌龄曰：“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少念报国，柰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凯今日罪分当远窜，） 君在后为美官，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马。《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刘述传》：贬琦、凯监处、衢酒税。公亮疑其太重，安石曰：“蒋之奇亦降监当。”）

　　５、乙巳，罢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为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蕲州。先是，昌龄言：“臣累辨谋杀之法，非是。”遂贬。（《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孙昌龄以论新法贬。王宗沐《通鉴》：孙昌龄始以附安石得进。凯将出台，骂昌龄而去。於是昌龄亦言：“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遂黜。昌龄通判蕲州。）

　　６、司马光言：（案：《纪事本末》不系日，据《传家集》，《论责降刘述等劄子》为八月十一日上。八月乙未朔，十一日为乙巳。） “臣窃闻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案：《宋史·本纪》：壬戌，丁讽坐受刑名敕不即下，贬通判复州。审刑详议官王师元，案：《宋史·本纪》：壬戌，王师元坐许遵所议刑名不当，贬监安州税。） 皆执守谋杀刑名被劾；（案：《传家集》作“差官取勘。”侍御史刘琦、钱凯皆以论执政，降监酒税。案：《传家集》作“皆以论列政府公事，除员外郎降监酒税。”下又云：中外闻之，无不惊愕。臣闻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此古今之通义，人臣之大节也。） 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纪事本末》卷五十六、卷七十五。） 夫绁食鹰鹯者，求其鸷也，鸷而烹之，将何用哉！（案：《传家集》此下有云：陛下践祚以来，待臣下以宽仁。） 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县权发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凯（案：《传家集》此下有“所坐不过狂直”六字。） 止以迕犯大臣，遂降为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於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窃恐天下（案：《传家集》作“来者”。） 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移於臣下，聪明有所壅敝，非国家之福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备位近臣，亲被明诏，睹朝廷政事之阙，不敢不言。伏望圣慈，深察愚衷，早赐指挥。） 乞赦刘述等勿劾，（案：《传家集》作“更不取勘”。） 琦、凯等与本资。”（案：《传家集》作“别除一般资叙差遣，庶几稍息群议”。） 不报。（《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宋史《刘述传》：开封狱具，述三问不承。安石欲置之狱，光又与范纯仁争之，乃议贬为通判。帝不许，以知江州。逾岁，提举崇禧观。）

　　７、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事不合，（案：《太平治迹统类》、《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纯仁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用，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主不当言利，但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论奏薛向疏，已附注六月末。） 又申中书案：《宋史·范纯仁传》：所上章疏，语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纯仁尽录申中书，安石大怒。曰：“今日忽闻诏令，以台官刘琦等言多失实，事辄近名，擅去官曹，动喧朝听，各落御史，降充监当者，闻命之际，中外震惊。盖人臣以率职为忠，人君以纳谏为美。（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率职之臣获罪，则忠勤不劝；

纳谏之风或阙，则君德有亏。） 是以仁宗皇帝开广言路，优容诤臣，执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亿兆归心。先皇帝容纳直言，未尝变色。是时吕诲与臣为御史，亦尝擅纳告身，皆蒙慰谕封回。（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自是诲等力求外补，此陛下之所亲见，固为万世之光也。） 陛下（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述事继明”四字。） 思绍先烈，而因二三执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或失其后先，刑赏或乖於轻重，中书藏其本末，但致外议喧腾。凡居言责之，臣敢不即时论奏。既许风闻言事，即是过失得原，而柄臣遂捃摭其罪，（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欲其畏避搐缩，遇事不敢辄论，虽於政府便安，而陛下将何所赖？） 且执政王安石以文学自负，以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而又性颇率易，轻信难回，举意发言，自谓中理。

（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陛下切於求治，安石不度己才，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彊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议为流俗之语，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为贤能。所以荐薛向为通才，指吕诲为无用，致陛下无从谏之美，时政有揠苗之忧。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臣常失望痛心，故已屡有陈奏。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陛下有尧、舜之资，而安石议桑弘羊之术，不恭甚矣！四方百姓未安，而安石欲使小人以扰之，贼之甚矣。加以） 曾公亮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安石见容，惟务雷同苟且，旧则拘好文法，今则一切依随；

赵抃心知其非，而辞辨不及安石，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此皆陛下朝廷大臣所为，安得政令无失？”（案：《范忠宣奏议》此下有云：求谏尚恐不及，何暇深责诤臣。盖以安石之心将欲果於兴事，所以深恶言者，惩戒后来。殊不知成汤罪己而兴，禹拜昌言曰圣。周道既衰，则有防川之蔽；秦法虽暴，而有敢怒之民。陛下睿知聪明，洞照古今，岂可启宠偏听而失天下之心？伏望陛下平气虚怀，深为国计，将琦等责降告敕，速赐收还。安石不可久在中书，恐必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机务，或且置之经筵，足以答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如是则商汤改过之美可复见於今，帝尧从欲之仁不独称於古，臣不胜大愿。然臣久居谏列，智虑不明，不能救止未然，遂致圣政有失。虽陛下不惮改作，而臣之职事已隳，岂敢复在谏垣！

辄已家居待罪，自今月十日更不供职，伏乞重行贬窜，以警百官。贴黄：今后政府臣僚，每欲生张亲知，但只先同议论，后至签敕之时，别作回避，则言者无由奏弹。陛下岂可不察！刘述方被勘劾，恐执政陷以稽迟之罪，刘述既见事有未安，自当不敢行下。本是尽心职事，卻蒙执政深怒。况王安石旧作中书舍人，纠察在京刑狱，亦曾缴纳词头，不肯入谢。今日不存忠恕，以至於此，乞陛下详察。）

　　《范忠宣奏议第二状》云：臣昨日上言乞追刘琦等责降诰敕。臣已居家待罪，以俟窜殛，然有爱君之心，尚冀一伸。伏缘台官为天子耳目，将使警察百辟，以防权幸之非。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落职监当；若指君父之过，则将何法以加之？况自先皇帝以来，人主未尝自有过失，皆因大臣举措不谨，玷累朝廷。且君父既为人所玷累，则忠臣孝子，宁忍不言？陛下不察其心，更加贬窜，不惟自摧耳目，乃使忠孝莫伸。方今多士盈庭，大半趋附执政，陛下更以法令驱之，使畏大臣，则其任性恣行，何所不至？陛下虽欲制驭，必伤终始之恩。所以人主虽当仰成执政，而督察之任委之台官，俟有过愆，则使弹击，下以使大臣知惧，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从古以来驭臣之要道也。陛下将臣此奏反覆究详，特与追还二人，以正朝廷之失，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

公亮等以纯仁状进，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初，纯仁自陕西运副召还，上问：“卿在陕西，久主漕挽，必精意边事。”对曰：“城郭完全，甲兵粗修，储粮粗备。”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赖。”对曰：“愿陛下无深意於边事，恐边臣观望，要功生事，结衅夷狄，残害生灵，耗竭财用，厚费赏罚。不惟今日目前之害，又将贻他时意外之变。”上嘉纳之。纯仁雅与安石厚善，至是数言事多忤安石，最后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安石滋不乐。刘琦罢，纯仁又言琦不当罢，请速解安石机务。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院为起居舍人。纯仁固辞，安石遣所亲谕纯仁曰：“已议除知制诰矣！”

纯仁曰：“是以利怵我也，言不用，万锺何加焉？”遂录所上状申中书，安石见之，怒，携以白上。上曰：“宜与一善地。”故有河中之命。薛应旂《宋元通鉴》云：纯仁自陕西诏还，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之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曰：“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暗远，愿加深察。”

及薛向行均输法於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输之法，使小人为之，掊溇生灵，敛怨基祸。”又云：“刘琦、钱凯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成急就，必为恁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职，改判国子监。纯仁去意愈确，及录所上章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帝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编年备要》云：曾公亮、赵抃得纯仁状，上章自劾。

略曰：“清时备位，难逃窃位之讥；白首佐朝，遂起蔽奸之谤。如安石者，学给辨胜，年壮气豪。议论方鄙於古人，措置肯谐於僚党。至使山林末学、草泽后生，放自有之。天良乐途，附之异说。拖绅朝序，非安石之党，则指为俗吏；圜冠校字，非安石之学，则指为迂儒。”又言：“安石平居之间，笔舌丘旦，有为之际，身心管、商，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为臣如此事主，若何？伏乞申睿断，大决群疑，正安石过举之谬，以幸邦家。白臣等后言之罪，俾还田里。”）

　　８、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详检文字苏辙言：（案：《栾城集》载《条例司乞外任奏状》云：右臣近蒙圣恩，召对便殿，面赐差使，仍奉德音，不许辞避。伏自受命於今五月，虽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议论迂疏，“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伏惟陛下创制此局，将以讲求财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协力之人以备官属。而臣独以愚鄙，固执偏见，虽欲自效，其势无由。） 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论不同事件，（案：《栾城集》此下有云：苟陛下悯臣孤危，未赐诛谴。） 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案：《栾城集》此下有云：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励驽钝，以酬恩私。臣无任瞻天请命，激切屏营之至。） 上阅辙状，问：“辙与轼何如？

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纪事本末》卷六十二、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辙以书抵陈升之、王安石，论遣使按求农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发运之职，今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令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必贵，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此均输之说，辙所未谕也。《常平条敕》纤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之弊。

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亏欠，法度纷纷，何至如此！况钱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於民，荙之则官将何赖？青苗之说，辙所未谕也。”且乞补外任，遂授河南府推官。又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所载辙书，前后多从删节，今据《栾城集》补录全书云：辙顷者误蒙圣恩，得备官属，受命以来，於今五月。虽勉强从事，而才力寡薄，无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喻。每献狂瞽，辄成异同，退加考详，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僣冒，聊复一言。窃见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以为方今职司守令，无可信用，欲有兴作，当别遣使。愚陋不达，窃以为国家养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内，兴利除害，岂待他人！

今始有事，辄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谓功效可以立成，人怀此心，谁肯徒返？为国生事，渐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馈之烦，民受更张劳扰之弊，得不补失，将安用之？朝廷必欲兴事以利民，辙以为职司守令足矣！盖势有所便，众有所安。今以职司治民，虽其贤不肖不可知，而众所素服，於势为顺，稍加选择，足以有为。是以古之贤君，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未闻遣使以代职司治事者也。盖自近世，政失其旧。均税宽恤，每事遣使，冠盖相望，而卒无丝毫之益。谤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异此？至於遣使条目，亦所未安。何者？观课农桑，垦挌田野，人存则举，非有成法。

诚使职司得人，守令各举其事，罢非时无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赋，不夺其力，不伤其财，使人知农之可乐，则将不劝而自励。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将使使者何从施之？议者皆谓方今农事不修，故经界可兴，农官可置。辙观职司以下劝农之号何异於农官？嘉祐以来方田之令何异於经界？行之历年，未闻有益。此农田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天下水利，虽有未兴，然而民之劳佚不同，国之贫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兴水利，则其害先见。苟诚知生民之劳佚，与国用之贫富，则水利之废兴，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无渐，人不素讲，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将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实无可告者。

不得於官吏，必求之於民；不得於民，其势将求於中野，兴事至此，盖已甚劳。此水利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徭役之事，议者甚多。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此三者，皆见其利不见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今乃荙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今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之客军异耳。今将使雇人捕盗，则与独任巡检不殊，盗贼纵横，必自此始。辙观近岁，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

今遂欲於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乡户旧法，革去无馀，雇人之责，官所自任。且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于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柰何复欲取庸？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徭役频，多者徭役简，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间。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颠倒失宜，未见其可。然议者皆谓助役之法，要使农夫专力於耕。辙观三代之间，务农最切，而战陈田猎，皆出於农。苟以徭役较之，则轻重可见矣。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方今虽天下无事，而三路刍粟之费多取京师银绢之馀，配卖之民，皆在城郭。

苟复充役，将何以济？故不如稍加宽假，使得休息，此诚国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议者不究本末，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三日之雇，不过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复加哉？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以为责之以学而夺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难兼，是以不取。柰何至於官户而又将役之？且州县差役之法，皆以丁口为之高下。今已去乡从宦，则丁口登降，其势难详，将使差役之际，以何为据？必用丁，则州县不能知；必不用丁，则官户之役比民为重。

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买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与民皆役，则昔之所禁皆当废罢。罢之则其弊必甚，不罢则不如为民。此徭役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又闻发运之职，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达。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与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世，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於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弘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

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於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甚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议者不知虑此，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但恐此钱一出，不可复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

委任之际，尤难得人。此均输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常平条敕》，纤悉俱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敛散既得，物价自平，贵贱之间，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增亏，法度纷纭，何至如此！而况钱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於民，荙之则官将何赖？此青苗之说，辙所以未喻也。凡此数事，皆议者之所详谕，明公之所深究。辙以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不同，动成违忤，虽欲勉励自效，其势无由。苟明公见宽，谅其不逮，特赐敷奏。使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选贤举能，以备僚佐，两获所欲，幸孰厚焉！《东都事略苏辙传》：安石欲行青苗，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

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言与安石合，法遂行。安石召用谢卿材、侯叔献等八人，欲遣四方，访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辙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府推官。改著作佐郎书，佥书南京判事。）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公著荐程颢授太子中允兼御史悰行，上章论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道而行，无复回曲；霸者崎岖反侧於曲径之中，而卒不与尧、舜之道。故诚心而王则王矣，假而求霸则霸矣！”案：《宋史·本纪》：八月辛酉，以秘书省著作佐郎程颢、王子韶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悰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附五月下，盖脱书“八月”二字，今依《宋史本纪》附此。薛应旂《通鉴》、毕沅《通鉴》云：颢自晋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吕公著荐为御史。帝素知其名，数召见。每将退，必曰：“频来求对，欲常常见卿。”一日，从容咨访，报正午，始趋出庭中。

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不饰辞辨，务以诚意感悟主上。帝尝使推择人材，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弟张载及弟程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帝尝召颢，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阙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居职数月，章疏屡上。又论时务十事，大略以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理物。圣人之所以必为者，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急，在讲求设施如何耳。”帝嘉纳之。又案：《明道文集·论王霸之辨疏》：“霸则霸矣”句下，又有云：二者其道不同，则在择审其初而已。《易》所谓“差若毫釐，缪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审也。

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於道而莫之奭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为玉也。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义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駮杂之政，乃以壹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於后世者，皆不足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讲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后行，则或出或入，终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后。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后，后其所先，皆不可以适治。且志不可慢，时不可失。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於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书》所谓“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后可以有为也。

古者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诚以谓不得其人而居之，则不若阙之之愈也。盖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岂圣贤之事，而庸人可参之哉？欲为圣贤之事，而使庸人参之，则其命乱矣。既任君子之谋，而又入小人之议，则聪明不专而志意惑矣。今将矫千古深锢之弊，为生民长久之计，非夫听览之明，尽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胜之乎？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谨，易於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所当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谨莫大焉，岂若因循苟简，卒致败乱者？自古以来，何常有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将大有为而反成祸患者乎？愿陛下奋天锡之勇智，体乾纲而独断，霈然不疑，则万世幸甚！又：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氾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戊申，河徙东行。

《河渠志》一：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襃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闭。戊子，张巩奏：“上约累经泛涨，并下约各已无虞，东流势渐顺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静乾宁等州军水患。又使御河、胡卢河下流各还故道，则漕运无壅遏，邮传无滞留，塘泊无淤浅。复於边防大计，不失南北之限，岁减费不可胜数，亦使流移归复，实无穷之利。且黄河所至，古今未尝无患，较利害轻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东流南北堤防未立，闭口修堤，工费甚夥，所当预备。望选习知河事者，与臣等讲求，具图以闻。”乃复诏光、茂则及都水监官、转运使同相度闭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议上。

八月己亥，光入辞，言：“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帝曰：“东流、北流之患，孰轻重？”光曰：“两地皆王民，无轻重，然北流已残破，东流尚全。”帝曰：“今不俟东流顺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势改移，柰何？”光曰：“上约固东流日增，北流日减，何忧改移。若上约流失，其事不可知，惟当并力护上约耳。”帝曰：“上约安可保？”光曰：“今岁创修，诚为难保，然昨经大水而无虞，来岁地脚已牢，复何虑。且上约居河之侧，听河北流，犹惧不保，今欲横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时当有成功？”

光曰：“上约苟存，东流必增，北流必减，借使分为二流，於张巩等不见成功，於国家亦无所害。何则？西北之水，并於山东，故为害大，分则害小矣。巩等亟欲塞北流，皆为身谋，不顾国力与民患也。”帝曰：“防捍两河，何以供亿？”光曰：“并为一则劳费自倍，分二流则劳费减半。今减北流财力之半，以备东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视之。”时二股河东流及六分，巩等因欲闭断北流，帝意蔊之。光以为须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议事屡不合，今令视河，后必不从其议，是重使不安职也。”庚子，乃独遣茂则。茂则奏：“二股河东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张巩等亦奏：“丙午，大河东流，北流浅小。戊申，北流闭。诏奖谕司马光等，仍赐衣、带、马。

时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许家港东决，汎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玉海》卷二十二：熙宁二年八月五日己亥，光言：“禹分九河，汉酾二渠。河顺则为患小矣，河并为一则劳费倍，分为二则费减半。张巩等欲塞二股北流，恐费大而功不成。”十四日，巩言：“北流已塞。”辛亥，诏闭断北流。《传家集》：二年十月七日《乞优赏宋昌年劄子》云：“臣闻国家大政，在於赏罚，若赏罚明当，功无不成。臣去冬奉敕与张茂则相度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当时都水监丞宋昌言建议，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滩上置立上约，擗栏水势，令入东流，候向去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闭断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诸州军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寻具此利害奏闻。

蒙朝廷听许，令修置上约。自后昌言同列提举修生堤者，以策非己出，百端沮毁，以为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并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阙上殿所言，陛下所亲闻也。赖陛下圣明，断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约。今秋擗栏得水势一并入东流，其北流寻已闭断。虽颇漂溺，损近东沧、德等州民田庐舍，然恩、冀、深、瀛以西州军，蒙利亦为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谓之无功。今若与同列称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赏，臣窃恐当官之人睹之无所沮劝。况昌言因去岁职当在外，河决枣强，独夺一官，今若止复旧官，则是众人受赏而昌言独不得赏也。设使向者修置上约不成，或背了二股并入北流，其同列岂肯分昌言之罪？伏望圣慈察昌言建议之功，特与复旧官外，更与董役之人等第别加酬奖。庶使向云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负之也。”取进止。

　　１、九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九月甲子朔。） 丁卯，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籴常平、广惠仓及赈贷事。今详比年灭伤赈贷多出省仓，切以为省仓以待禀赐，尚若不足，而又赀以赈贷，此朝廷所以难施惠，而凶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泽也。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十五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故爱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仓赈贷。今欲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豫给，令随税纳斛斗，（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此下有“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八字。） 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

如遇灭伤，亦许次科收熟日纳。（案：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一“次科”作“次料”。） 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害，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八。） 因可迁官。劝诱今兴水土之利，则四方田事如修。盖人之困乏，常在於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案：原作“籴”，误。） 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赴时趋事，而兼？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抑民豪夺之意也。旧制：常平、广惠仓专隶提刑司，缘今来创立新法，合有兑换钱斛藉转运司应副，乃克济办。

乞委转运司提举，仍令提点刑狱司依旧管辖，毋得别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诸路钱穀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次於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仓转移法。其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於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科，半为秋科。”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执政，出一卷书付条例局曰：“此青苗法，诸君熟议之。”以检详文字苏辙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广廉者，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於陕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安石遂请行於河北、京东、淮南三路。

寻乃置河北、陕西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命广廉等为之。条例司又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结，随纳斛斗；其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纳钱者，皆听从便。仍遣官提举，从时诸路常平、广惠仓钱穀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乃复推行其法於诸路。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王安石独奏事，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何如？”安石曰：“颢所言自以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牒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又案：毕沅《通鉴考异》云：《宋史·食货志》：“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

至是请施之河北，安石乃决意行之。”《苏辙传》同，《东都事略·苏辙传》亦作河北转运王广廉。《宋史·王广渊传》，庆历中，上曾祖家集，诏官其后。广渊推与弟广廉，而自以进士得官。是广廉乃广渊之弟。熙宁二年四月，遣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广廉其一也，不闻为河北转运。且陕西、河北各一漕司，河北转运岂得散钱陕西？盖广渊欲行青苗，援李参之事以请，遂讹为行之陕西。安石尝言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庠故坏新法而不问，是知附会青苗者广渊也，非广廉也。窃以《长编》考之，毕氏此说恐未足据。《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丁未原注引司马光云：王广廉在河北，民不能偿春料，乃更俵秋料。又五月丁巳日，京东转运使、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王广渊为河东转运使，曾公亮初欲差权，王安石以为广渊在京东宣力，当正除。

据此两人事迹，本不相蒙，且广廉此时已为河北、陕西提举官，而广渊则於二年犹知齐州。三年始由京东改河东，是广渊非特未至陕西，更未尝为提举常平、广惠仓官。二年在齐州条奏置义仓，是正月辛卯二十三日事可考。义仓是储积，青苗是放散取息。据《十朝纲要》：二年七月乙丑，罢义仓法。则广渊所行之义仓，本与广廉不同。《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本不误。毕氏乃专据《王广渊传》以疑《东都事略》及《宋史食货志》、《苏辙传》，恐非也。盖《宋史王广渊》偶误，而《食货志》、《苏辙传》犹见其真。况《宋史》无广廉传，又安知广渊传非广廉传之误作广渊乎？《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作广廉，洵为不误，而毕氏《通鉴》、徐乾学《通鉴》，凡广廉尽改广渊，恐失考。）

　　２、己巳，召御史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纪事本末》此条上书二年二月甲寅，初开讲筵。而此条接书，不更系月。据《玉海》卷二十六云：熙宁二年九月戊辰，开讲筵。己巳，召中丞吕公著来旦赴讲筵。钱氏《朔闰考》：九月甲子朔，己巳初六日。考《宋史·本纪》，公著为御史中丞在六月丁巳日，二月尚未为御史中丞。《纪事本末》上脱书“九月”二字，今依《玉海》附此。又按公著为御史中丞，《纪事本末》不载。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王荆公与吕申公素相厚，荆公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助己，故申公初多用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条例司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荐申公为中丞，其辞以谓有八元八凯之贤。未半年，所论不同，复谓有驩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初未尝有以罪申公也，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者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知颍州。）

　　３、辛未，条例司请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李常，前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为检详文字官。（案：条例司检详文字旧用苏辙、吕惠卿。时辙出为河南府推官，吕惠卿擢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故更请以李常、王汝翼为之。至熙宁三年，常亦言青苗不便，而王汝翼亦辞检详条例官。） 殿中丞、知免句县张复礼，前明州司法参军李取之为相度利害官。（《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壬申，光州团练使向经为濰州防奭使知陈州。是时上方以政事试练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远或州县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超擢不日至侍从者。至宗室戚里恩泽之家，则所以秩序平进，拘以岁月，少所徼冀。经由是亦颇不欲，以才自见，请外补。故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宋史向经传》：神宗以经女为皇后，进光州团练使。）

　　４、乙亥，上谓陈升之、王安石曰：“今赋入非不多，只是用度无节，如何节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费。（《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六十七。） 上曰：“朕尝问王存以兵费，乃言‘臣不曾讲兵书’。”因问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当择边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练，仍鼓舞其州民使各习，则后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数人，臣略与语，似皆可付一州。臣因与古言：‘今边州有兵五千处，若止拣留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粮之费。今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习兵战，则可以战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言太祖付边将事，安石曰：“今有可胜太祖时。并边民户口蕃息，所恃不尽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令边将得自拣择训练如太祖时，则尤易以待敌。”上言：“五代时方镇皆豪杰，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须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时方镇岂皆豪杰！如罗洪信，乃是众人求主不得，大呼於众：‘谁能为节度使者？’洪信出应募，遂立以为帅。然其能独保一镇者，以其任事，得自专故也。今朝廷待边将，拘制之法令，将此边军令募兵出於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臣以上岂可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三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制。原注：云：二年九月十二日，即此条。彼文可参考。）

　　５、太子中舍刘琯提举陕西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己巳，琯擢官。原注：云：琯为陕西常平在二年九月十二日。）

　　６、丙子，条例司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已行於京东、河北、淮南三路，访闻诸路民间，多愿官中支贷。乞令司农寺遍下诸路转运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闻，当议迁置提举官。”诏可。（《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７、壬午，（案：此下银铜坑冶、市舶事，《纪事本末》与丙子常平事接写。《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辛亥，向言米额。原注：云：九月十六日可考。又丁丑，上批：薛向指挥。原注：云：九月十六日，诏兼银铜坑冶事。《朔闰考》：是月甲子朔。十六为壬午日。今据增。） 条例司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使莫肯为，课入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辨。请令发运使、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锡冶坑、市舶之事，条具利害以闻。”原注：此以上据本《志》增入。乃（案：“乃”字与下“从之”不贯，恐是“乞”字之误，亦疑或有脱文。） 诏发运司薛向、副使罗极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从之。上手诏向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向既兼总九路财赋，即奏：“移用金穀，要当不失事机。如响应声，远近一体，则功利易集，而民亦受赐。今九路监司鲜能协力，徒害成事，请辟置本司官属，分隶诸路，参举政众事，纠其弛慢不职。凡财货轻重，郡县丰凶，山泽之利废兴，府库之积虚实，可以周知其数，以通有无。”从之。於是置勾当公事官九员，分领九路。凡移用财赋，兴置坑冶、茶矾、酒税、钱监、造船、雇籴、辇运等事。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讬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以故湿恶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编年备要》云：时饶州、江、建等州，递年额铸钱一百五万贯，并额外增剩钱。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云：广州市舶司，旧制，帅臣漕使领提举市舶事，祖宗时谓之“市舶使”。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

　　８、甲申，知海州怀仁县曾布转著作佐郎。（《长编》卷二百二十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杨绘奏疏云：“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布转著作佐郎。”据以辑入。案：《宋史·曾布传：布，南丰人。学於兄巩，同登第，调宣州司户参军、怀仁令。熙宁二年，徙开封》。此云转著作郎，与《传》少异。）

　　９、是月，上谕枢密院：“沙门岛罪人数多，及广编配，罪人多即窜还，令与中书别议伏立法。”且欲复行肉刑，吕公弼以为不可。退而上疏曰：“臣议见韩绛尝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为然。绛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又何不可？况尧、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之论，不达时变。自汉文感二妇人之言罢肉刑，而天下归仁，逮今千馀年，一旦用之，必骇四海观听。况古虽有肉刑之法，在尧、舜》之世亦未尝行之。《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尧、舜之世，用流以宽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则五刑无所施焉。臣愿陛下上法尧、舜，下体汉文，无取迂儒好古之论。陛下病今之犯刑者众，臣愿审择守臣，宣布惠爱，使民各得其所，则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骇而动，后虽欲全抚之。未易安也。”上纳之。（《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陕西转运副使蔡挺再知渭州。（《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二月，挺为枢府。原注：云：挺以治平四年四月自庆徙渭，熙宁二年九月再任。案：《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盐弊。原注：云：二年三月丙寅改陕副。盖挺於治平四年四月自庆徙渭，熙宁二年三月改陕副，二年九月又由陕副再任渭也。今据两注辑入。）

　　１、十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午朔。） 丙申，开府仪同三司、行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勉从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弼将去，言於上曰：“此见亲旧，乃知人情大不安。所进用者多小人，诸处地动灭变，宜且安静。”上问弼曰：“卿去，谁可代卿？”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考范忠宣撰《富公行状》：八月，以疾辞位，除判河南，复得请判亳。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熙宁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举常平仓赵济言公沮格新法，落武宁节度及平章事，以左仆射判汝州。徐乾学《通鉴后编》：王安石专权自恣，弼度不能争，移病不入中书，久遂辞位。章数十上，许之，曰：“卿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加检校太师，以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诣阙，即除司空兼侍中，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帝意不乐故也。）

　　２、改绥州为绥德城。其知城以下防讬兵官使臣，委郭逵选差把截，堡铺守奭兵马器械等，并从长处置以闻。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寨门二寨，还以绥州。（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韩缜与夏国之臣薛老峰议於境，老峰曰：“苟得绥州，请献安远、塞门塞基。”又案：议在元年五月丙戌。） 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缜诘夏人曰：“二塞之田何如？”夏人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乎！”缜信之。秉常既受封册，遣使来交二寨。逵令主管机宜文字赵禼往受之。夏人欲二寨、绥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后还绥州。夏人曰：“二寨，寨基是也，何地之界有？”（案：《宋史郭逵传》：遣其属赵禼、薛昌朝与夏使议，惟言寨基，禼曰：“二寨之北，旧有三十六堡，且以长城岭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虏使惊不能对。） 禼曰：“若不得地界，但将此二墙墟安用之？”因言：“绥州与之亦用兵，不与亦用兵，边备未可弛也。”时已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愿以死守之。”藏其诏不出，具奏，乞召禼赴阙询之。（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枢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绥德戍人，迁其刍粮不尽者焚之。经略郭逵以为夏虏心欺绐，俟得安远、塞门，然后弃绥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虏曰：“所献者塞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闻。） 上得奏大惊，顾谓文彦博等（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上怒甚，以让文潞公。） 曰：“不知绥州今存否？”亟问之，彦博等皇恐。即降诏云某月日指挥不得行。诏至，僚属皆惊曰：“前诏云‘何未之见’，何也？”逵徐出示之，皆叹服。（案：《涑水纪闻》卷十一云：时赵禼掌机宜，於经略司求前劄不获，甚忧恐，逵乃出示之。禼曰：“此他人所不敢为也。”） 逵乃以前诏上言绥州具存，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襃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於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纪事本末》书十月，不系日。据《宋史·本纪》、毕沅《通鉴》作丙申初三日，故附此。）

　　３、戊戌，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仍赐姓赵名怀顺，以其防讬绥州日久故也。（《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４、上问节财如何，王安石对以减兵最急。上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惟别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习兵，则兵可省。”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受，徙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於是上问升之：“退军事，当时二府与密院众商量否？今卻皆争论以为难，此乃是合退作剩员优假之，故别立等有何所伤？”公弼言：“臣不比他人立事取名，恐误陛下事；若二十万众皆变为之，柰何？”升之具论祖宗旧法，曾公亮曰：“为之当有渐。”王安石亦云，上曰：“但执政协心，不煽动人情自无事。”安石曰：“公弼来陛下处言，止是临事而惧，固无所害；若退以语众，乃为煽动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止是简汰。然柴世宗精神之运，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济事而无侮败。”龙图阁直学士陈荐言：“大臣建退军之议，损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师，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轻外，其来已久。人情既安习，一旦辇徙去国客食，卒伍众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旧。”上从之，卒罢退军议。（《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制。原注：云：二年十月五日可考。当即此条，彼文亦可参考。）

　　５、壬子。（《长编》卷二百八：治平三年四月初三日丙戌，王猎对亲亲之义。原注：熙宁二年十月壬子可考。案：原文已佚。）

　　６、己未，夏国使者罔育讹来谢封册。王安石曰：“今既封册，秉常宜坚明约束，勿令边将生事，妄立城堡，争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八十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以陈升之同平章事，上问司马光曰：“近相陈升之，外议如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风俗何以更得醇厚！”上曰：“升之有才智，他人莫及。朕知其才智足典军政，今任之为相，欲辅政治之阙失，必能胜其任。”光曰：“升之才智，诚如圣旨，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昔汉高论相，以王陵少赣，陈平可以辅之，平智有馀，然难独任。真宗用丁谓、王钦若，亦以马知节参之。”上曰：“然升之圆甚，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坚欲去，盖以所言不用，与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论及吕惠卿，光曰：“惠卿恁巧，非佳士。”上曰：“应对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案：《太平治迹统类》及《宋史·本纪》均作丙申日。《太平治迹统类》於“何以动人主”下又云：因论台谏天子耳目，当自择其人。上曰：“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光退，而举学士陈荐、史馆苏轼、集贤校理赵彦若、职方员外郎王元规。《宋史文彦博传》云：二年，相陈升之，诏：“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称遇贤之意。”彦博曰：“国朝枢密使，无位宰相上者，独曾利用尝在王曾、张知白上。臣忝知礼义，不敢效利用所为，以紊朝制。”固辞乃止。

　　又：台官许请对，从张戩、程颢之请也。如有请对，并许直申邠门上殿。案：《十朝纲要》、《宋史·本纪》：丙辰，诏御史请对，并许直申邠门上殿。《太平治迹统类》云：监察御史悰行张戩、程颢言：“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先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倘遇朝政或阙及外事有闻係於几速不容后时者，耳目之司虽不应急陈闻不可得也。伏睹天禧诏书，或诏令不允，官曾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诛求无节，冤滥未申，并委谏官奏论，宪臣弹奏，是盖台谏之职。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何独宪臣隔绝殊异？欲乞令朝廷使依谏官例牒邠门，即许登对。”诏三院御史及悰行有公事？许直申邠门上殿。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六

　　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子朔。） 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司。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以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案：原阙二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於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於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他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

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云‘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故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於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时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

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以理财，特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於时事宜恐不须并，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於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复，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於上前，日高不决，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朕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

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曷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陈升之传》：由是忤安石，称疾归卧逾十日，帝数敦谕，乃出。会母丧，去位。）

　　２、丙寅，邢恕为崇文院校书。（《长编》卷二百十一：三年五月乙巳，胡宗愈言：“新进士，崇文校书未有法度。”恕堂除近地，试衔知县。原注：熙宁二年十一月三日初为校书，十年三月己巳复为校书。案：程俱《麟台故事》卷二：熙宁中，以前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邢恕为崇文院校书。先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恕以为贾谊、马周之流，召对，而有是命。乃诏今后应选举可试用人，并令除崇文院校书，以备访问任使，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合入差遣。《宋史·邢恕传》：恕从习程颢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著门。登进士第，补永安主簿。公著荐於朝，得崇文院校书。王安石亦爱之，因宾客谕意，使养晦以待用，恕不能从，而对其子雱语新法不便。安石怒，谏官亦言新进士未历官而即处馆阁，开奔竞路，出知延陵县，县废不复调，浮沈陕、洛间者七年，复为校书。）

　　３、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恁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４、庚午，迩英讲读毕，上留司马光，问以变更宗室法，光》对曰：“此诚当变更，但宜以渐，不可急耳。”（《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５、甲戌，中书、枢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亲疏之施未有等衰，甄叙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议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祖宗袒免亲，将军以下，愿出官者听。仍先令经大宗正司投状上闻，委大宗正选择本官尊长，同太学教授结罪保明，才行堪与不堪任使，复委大宗正审察闻奏。就试武官者，试读律，写家状；就试文官者，试说一中经，或论一首。将军换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换内殿崇班、太子中允，并与州郡监当，一任无败阙，与亲民；副率换西头供奉官、大理评事，监当一任满，如职事傒集，操守修饬，即委本州长吏，及监当，保罪保明，与亲民差遣；

无保明，即依外官条例。祖宗袒免亲未赐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与请授；二十，许出官愿文资者，与试知县，并令监当考试；及任满有无保明，准上条以上出官，并特与支赐；愿锁厅应举者，依外官条例。其袒免亲，更不赐名授官，只许今应举。应进士者，止试策论；明经者，止习一大经，试大经大义及策。初试考退不成文理者，馀令覆试，取合格者以五分为限，人数虽多，毋过五十人。累经覆试不中年长者，当特推恩，量材录用。以上出官者，虽在外俸钱，依在京分数，许依审官、三班迁法指射差遣，仍许不拘远近差注；授文官者，与进士出身，同锁厅；应进士、明经举有出身人，至员外郎，与迁左曹。宗室不出官者，袒宗元係磨勘至正观察使止，袒免亲至遥郡防奭使止；

非袒免亲至遥郡刺史止，袒免亲见任官合奏荐子孙者，许以外官例奏荐。袒免亲以下见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许在京置赁居第，仍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免女嫁赐钱减半，壻与三班奉职；非袒免女即量加给赐，更不与壻官。壻有官者，与免入远，许依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亲娶妻，量加给赐，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验管句；其非袒免亲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与非士族之家为婚姻。袒免亲以外两世贫无官者，量赐田土；其孤幼无依及老贫失所者，不以世数，所在具名闻奏，当议特加存恤。今所降新制内合具条件者，令所司议定闻奏。”於是诏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则疏封於爵土，次则通籍於闺台，并留京师，参朝奉请。

然以世叙浸远，皇秩益藩，属有亲疏，则恩有隆杀；才有贤否，则禄有重轻。今而一贯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品。虽敦睦之道诚广，而德施之义未周，故廷臣数言，宰司继请，谓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亲戚之间，经史有训，汉、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纪远近，或听推恩而分子弟，或许自试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贤得从科举，或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世之所行，顾当今之未备。况我朝制作，动法先王，岂宗室等衰乃无定者！因俾群公之合议，将为一代之通规。载览奏封，具陈条目，以为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孙，抑有亲亲之杀，若乃服属之既竭，洎乎才艺之并优，在随器以甄扬，使当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仪，凡日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

佥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将来，用颁明命。宜依中书、枢密所奏施行。”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宗室补环卫官，骤增廪给，其后费大而不可止。至韩琦为相，尝议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於是王安石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后，择一人为宗，或者曰若立嫡，则人不服。朝廷法制，苟富於礼，岂患不服！”曾公亮、陈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庶长得传封爵，则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长者多矣。母害其子，法之所难加；而今之所难及若嫡子传爵位，则庶长无祸。盖於今立嫡，非但正统，亦所以安庶长也。”上曰：“善。”（《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王偁《东都事略》：十一月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馀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

　　６、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毋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愿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为政，谁则为优？荀卿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 上曰：“人与法，亦相表悰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於得人，缓於立法也。”（《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光曰：“参不变萧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又毕氏《通鉴考异》云：王应麟《玉海》云，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通鉴汉纪》曹参事，因言参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纪》，是月壬午书御迩英听讲。而庚辰之讲不书。按《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谓前日，乃庚辰也，所谓后数日，乃壬午也。《宋史本纪》及《司马光传》混而为一。案：毕说是也。惠卿云云，亦见《纪事本末》壬午日。《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亦分系庚辰、壬午二日。）

　　７、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咎单遂训伊尹相汤，立典型以传后世。及其殁也，咎单惧沃丁，废而不用。於是训其事以告之。与曹参遵萧何之法，其文则似是，其实则非也。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节国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五年一变者”。） 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三十年一变者。”） 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

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所载，与此文小异，且多数语。据云：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谓之不变哉？武帝以穷兵黩武，奢淫厚敛，而盗贼起。宣帝以总覈名实，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显，杀萧望之，而汉道衰。皆非由变法与不变法也。夫以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耶？《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谓实无聪明，而强作之，非谓旧章不可变也。） 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

臣愿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则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上召光前，谓光曰：“卿闻惠（案：原脱上三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周礼》所谓‘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於岁首四时之首月属民而读邦法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岂得为时变也”六字。） 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坏乱旧政，故五载一巡狩，以考察之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

（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作“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 且臣所谓率由旧章，非坐视旧法之弊而不变也。臣承乏侍经筵，惟知讲读经史，有圣贤事业可以裨益圣德者，臣则委曲发明之，以助万分，本实无意讥惠卿。”（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及《皇朝类苑》卷十五，与此上数语文异。据云：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讲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制置三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 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

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皆在其中，未审得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辞。”上曰：“相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进读《史记》，光进读（案：原脱上六字，据《皇朝类苑》卷十五补。） 通鉴毕，降阶，上命迁坐墩於阈内御坐前，皆命就坐。（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王珪礼辞，不许，乃皆再拜而坐。） 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也？”

（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珪对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不能尽知；使闻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实也。”上曰：“据所闻言之。”） 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穫，责以穀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可以利民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 光曰：（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愚民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

臣闻作法於凉，共弊犹贪；作法於贪，其弊若何？） “昔太祖案：《愧郯录》卷十五引文作“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稀物贱，米一斗十馀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 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案：《东都事略·司马光传》、《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

王珪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上曰：“未尝罢。”光曰：“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岁减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皆病末矣。”） 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而无治法也’。”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光曰：“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尔。”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惟有司之牧者。’此也。”（案：《皇朝类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复与众人讲论治道，至晡后，王珪等请起，上命赐汤。）

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吕惠卿进读，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平国用中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

三司使掌天下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之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光曰：“臣上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皆在中，未审曾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则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而已，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不便。”吕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

光曰：“青苗出息，富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臣闻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以给戍卒，时人稀物贱，米斗十馀钱，草束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常守其价，不增，岁饥税皆免而和籴不免，遂为河东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复谓光曰：“卿勿以吕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８、是月，以宋氏为才人。（《长编》卷二百四十四：熙宁六年四月庚子，以才人宋氏为婕妤。原注：云：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一日生皇子。案：《十朝纲要》：贵妃宋氏熙宁二年十一月为才人，六年四月进婕妤。元丰二年进充媛，八年进婉仪。政和三年进贵妃。熙宁二年十一月生成王佾，六年四月生唐王俊。）

　　知璧州林英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太常博士、知鄞县张峋提举两浙常平仓事，前宣州司理王醇管勾两浙常平仓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三人不推行新法被责事。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知鄞县张峋二年十一月差两浙，前宣州司理王醇二年十一月差两浙，据以辑入。案：张峋两浙提举，王醇两浙勾管，皆见本文。）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程颢谓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为不便，今乃引用一副当小人，或为险要，或为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旧时人不肯而前，因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谓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颢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将悔之。”安石默然。后果有卖金陵者，虽悔之，何及也。

　　又：京师郡国地震，元发三上疏指陈致灭之由，大臣不悦，出公知秦州。上面谕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他日，奏事殿中，上曰：“朕欲擢卿执政，卿逾月不对，而大臣力荐用唐介矣。”元发曰：“臣恨未有死所报，陛下知遇，岂爱官职者？”唐淑问、孙觉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劳之者甚厚。元发顿首曰：“陛下无所疑，臣无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坏城池庐舍，命元发为安抚使。官吏皆幄寝，居民恐惧，弃家而茇舍，元发独即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身死，吾当以身同之。”民始归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饥者，除田税，察惰吏，修堤防，缮甲兵，督盗贼，河朔遂安。使还，大臣将除公并州，上复留。案：元发即滕甫。《东都事略·滕元发传》云：滕元发初名甫，以避高鲁王讳，改字为名。此后文及甫为文及，邓润甫为邓温伯，皆以避讳改。

　　１、闰十一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甲午朔。） 庚子，初修御河。先是，议者请於武城县入大河故道，下五股河。都水监刘彝同程昉相视，而通判冀州王庠谓开葫卢河为便。彝等以其地浅漫沮洳，用功多焉，不若开乌礻阑堤、大小流港，横绝大河，入五股河，以复故道。乃令提举便籴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再视，而议与彝、昉合，於是发邢、洺、磁、相、赵、镇六州兵夫凡六万浚之。（《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原注：去年闰十一月庚子初修，又载议者请於武城县云云。辑入。案：《宋史·河渠志》五：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於海。熙宁二年九月，刘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今已闭塞，然御河水出冀州下流，尚当疏导，以绝河患。”先是，议者欲於恩州武城县开御河约二十里，入黄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谓，第开见行流处，下接胡卢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虽於河流为顺，然其间漫浅沮洳，费功尤多，不若开乌礻阑堤东北至大、小流港，横截黄河，入五股，复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举便籴粮草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案视，二人议协，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州兵夫六万濬之，以寒食入役。毕沅、徐乾学《通鉴》并云：闰月庚子，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六州兵夫濬御河，以寒食入役，从刘彝、程昉请也。又案：明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乃诏辍三万云云，可参考。《宋史·程昉传》云：熙宁初，为河北屯田都监。河决枣彊，酾二股河导之使东，为锯牙，下以行竹落塞决口。加带御器械。河决商胡北流，与御河合为一。及二股东流，御河浅淀。昉以开浚功，迁宫苑副使。）

　　２、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纪事本末》卷四十五，又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河东行交子法，置务於潞州。考《宋史》，置交子务壬子日，毕氏《通鉴》同。或乞置在初九日壬寅，诏置在十九日壬子也，三年七月壬辰罢。见《长编》卷二百十三。又案：《宋史张景宪传》云：陕西转运司议，欲限半岁令民悉纳钱於官，而易以交子。景宪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陕西，民将无以为命。”其后卒不行。）

　　３、戊申。（《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闰十一月戊申可参照。案：《编年备》要：侯叔献与杨汲提举淤田，引水於畿县、澶州间，岁坏民田庐，而朝廷不知。六年秋，赐二人田各十亩。九年冬，罢淤田司。《宋史·河渠志》五：秘书丞侯叔献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夹河公私废田，略计二万馀顷，多用牧马。而计马而牧，不过用地之半，则是万有馀顷常为不耕之地。观其地势，利於行水。欲於汴河两岸置斗门，泄其馀水，分为支渠，及引京、索河三十六陂，以灌溉民田。”诏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佐郎杨汲同提举。叔献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或以为非。沈存中《笔谈》云：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为《史记》所载“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田，於下泽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久矣。又案：《宋史·杨汲传》云：权都水丞，与叔献行淤田法，瘠土皆为良田。而《河渠志》则云：熙宁元年，秘书丞侯叔献提举水利，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是《宋史》本传与《志》所载美恶两异其说，而《志》以为熙宁元年，《长编》原注则以为二年。今考《玉海》卷二十二，载熙宁二年闰月十五日侯叔献》言云云，又载戊申以提举府界常平使行之。《长编原注为不误。）

　　４、己酉，著作佐郎曾布差看详衙前条例。（《长编》卷二百二十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中丞杨绘奏疏云：“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前条例。”据以辑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吕惠卿丁父忧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讬可与谋事者，曾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月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宋史·王安石传》：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讬，得曾布信任之亚於惠卿。又《曾布传》：以韩维、王安石荐，上书言为政之本有二，曰：厉风俗，择人才。其要有八，曰：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见，论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与吕惠卿同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一时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资，登延硕学远识之臣，思大有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横议，和之於下。人人窥伺间隙，巧言詀诋，以譁众罔上。是劝沮之术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诚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布欲坚神宗意，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使毋敢言。故骤见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韩琦上疏极论新法之害，神宗颇悟，布遂为安石条析而駮之，持之愈固。）

　　５、壬子，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并令邠门引上殿。”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一月，除诸路提举常平官。上脱“闰”字。《宋史於闰月下》云：是月，差官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纪事》亦俱不系日。王偁《东都事略》云：闰月壬子，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行青苗法。应郡县每岁春秋未熟，据民等第，以常平、广惠仓钱敛散取息。今依《东都事略补“壬子”二字。） 时天下常平钱穀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勾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纪事本末》卷六十八。都官员外郎游烈除广东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十九：四年春正月己酉，游烈送审官东院，以亲老愿从便地。原注：云：游烈除广东常平乃二年闰十一月壬子，逾岁未赴。据《长编》本文云云及原注辑人。）

　　６、上问府兵之制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当刺手背，刺何补於制御之实？今既良民为之，当以义礼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云：“臣愿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则他时可将此等军。今募兵出於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足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案：“分将此等军”至“今社稷之长计也”，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增入。） 且祖宗朝北戎无警，即便罢兵，今即讲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钱帛。”（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无此二十五字。） 上极以为然。（案：以上五字。据《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文增入。又案：《长编》卷二百二十三原注：云：“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云云至“当以礼义奖养”，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又“臣愿择其乡闾”云云至“上极以为然，”亦已附二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尝论租庸调法”至“何由而立哉”，附四年五月九日，馀并两存之。《纪事本末》文略有删节，据彼文增辑。） 文彦博曰：“自古皆募营兵，遇事息即罢。汉文帝以恭俭，故至武帝时府库充实，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匮乏。”上曰：“文、景恭俭，岂是庶事不为！以致富盛，盖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尝横有费用，止缘众人妄耗物力，府库遂空。”韩绛曰：“朝廷须修法度，爱惜财帛，乃能体息生灵，一人独俭，未足成化。”陈升之曰：“已议暗消本路特兵於京东，招补亦将有序，不数年，可见效矣。”吕公弼曰：“缘边之兵不可多减，若遇大阅，人数全少，北戎观之，非便。”彦博曰：“自有遣戍日，不至阙事也。”上曰：“卿等可详议以闻。”（《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长编》卷二百四十三：六年三月癸亥。可参考。）

　　７、是月，提举开封府界常平仓事林英改两浙路提举常平等事。（《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英自置提举未尝出巡，诏訩替。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闰月改两浙。此据本文及原注辑入。）

　　１、十二月癸亥朔，诏：“近降宗室授官条例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亲属例有当裁定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亲，并与右侍禁、奉礼郎；小功，左班殿直，试大理评事；緦麻，右班殿直，试秘书省校书郎，异姓准此。有服女之壻，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奉职；緦麻女，三班借职。诸妃、大长公主遇南郊，许奏有服亲两人，圣节更不许奏。使相：子，西头供奉官；亲孙、弟侄，与右侍禁；大功以下亲，三班奉职。枢密使、副使，宣徽、节度使：子，右侍禁；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奉职；小功以下亲，借职。六统军诸卫上将军、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内客省使：子，左班殿直；亲孙、弟侄，右班殿直；大功以下亲，借职。诸卫大将军、内诸司使、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子，奏职；亲孙、弟侄，借职；大功以下亲，三班差使殿直；緦麻以下亲，更不许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评事，馀依旧。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许奏有服外亲，其待制及观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许奏？姓准此。郎中以下，该荐者，四次南郊许奏大功以下亲一人；少卿监以下，更不许奏。緦麻亲又照应省府及职司等诸般职任差遣，各随正资序奏荐亲属外，其权及权发遣者，班序、衣赐、杂给、支赐等，并依正权官例，即不得依正入资序人例奏荐恩泽。”（《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２、乙丑，安石奏以李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己卯，定权监察御史悰行。原注：云：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又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原注云云。辑入。案：《宋史沈括传》：故事，三岁郊邱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舆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

　　３、丙寅，王安石议建三馆祗候。（《长编》卷二百十一：熙宁三年五月壬寅，章奏付三馆，令明其条贯。原注：付三馆，盖朱本缘安石意增入。安石议建三馆祗候，见二年十二月丙寅，至四年六月罢。）

　　４、丁卯，拨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充买盐钞本钱。（《长编》卷二百十九：熙宁四年春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罢永兴盐钞。原注：云：二年十二月五日，拨钱十万充买钞本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增二十万。案：《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请即永兴军买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钱，继又增二十万。《纪事》不系日，今据原注辑此。）

　　５、庚午，工部郎中、直龙图阁、知齐州王广渊为京东路转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一：五月丁巳，广渊由京东转运使为河东转运使。原注：广渊为京东漕在二年十二月八日。案：《东都事略·广渊传》：神宗即位，中丞司马光、御史刘述蒋之奇复言广渊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齐州，改京东路转运使。）

　　６、甲戌。（《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彦博对资政，顾问京东等路禁军数，遂诏并军额。原注：熙宁二年十二月可参考。案：原文已佚。马氏端临《文献通考》卷百五十三云：熙宁二年，诏并废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后，总兵之拨拼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为三百五十五人。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会总畸零，各定以常额。凡并营，先为缮新其居室，给迁徙费；军校溢员者，以补他军之阙，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依高下同领。）

　　７、乙亥，上论有边兵已不足以守，虽费衣粮，然犹不可减。王安石曰：“今若更减，即诚无以待缓急，不减则废困无有已时。若不能治兵，稍复古制，则中国决无富强之理。”上因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案：《宋史·兵志》五云：陈升之欲令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不然，无补也。”帝以为然，曰：“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也。”两府议上番，或以为一月，或以为一季，且令近戍，彦博又以为难使远戍。） 上问：“唐都关中，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处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公弼与韩绛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可应募诸班诸军者！应募皆暴滑无赖之人尚亦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户为将校，岂可卻以为虞？”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药不瞑眩疾不瘳，陛下若欲变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上以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枢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开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断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服振作，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日募以为樊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仇雠而不敢校，后悔之莫有贷者。臣谓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胜诸僣伪之国，及所募以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於前，必事成功於后，岂以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者，诚係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之功，禄赐之利，而乃更忧其为变，恐非笃论。盖今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久，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兵之法不变，乃实有可忧。”（《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此据《实录》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系三年十二月。案：《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乙丑，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例。原注：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此条，彼文亦可参考。朱本之误由此。）

　　８、太常侍丞鞠真卿责知寿州。（《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降知寿州、太常丞鞠真卿为太子中允，坐前任江南转运使，抑勒百姓，以苗米折纳钱劾去官勿论，特责之。原注：云：去年十二月乙亥责寿州，今又责。）

　　赐宗谕手札。（《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戊辰，赐宗晟宅。原注：云：二年十二月赐宗谕手札可参考。案：原文已佚。）

　　９、癸未，上谓王安石、韩绛（案：《太平治迹统类》作“韩维”。曰：“吕公著言：‘条例司近转疏脱，所举官皆是奴事吕惠卿得之，并非韩绛、王安石所识。’”安石曰：“自外举者，诚或非臣等所识，然取於众议，若谓奴事吕惠卿，则惠卿在条例司用事已来，几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１０、乙酉，（《长编》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杨汲以淤田尽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十二月乙酉可参照。案：原文已佚。《玉海》卷二十二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命於夹河引汴水溉田。是月癸亥朔乙酉为二十三日。）

　　诏：“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得赐名授官，止令应举。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关报。遂袒免下袭公爵者，令各置籍，岁终上玉牒所；其未有出官者，依旧入大小学。”（《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１１、丁亥，兵部上陕西、河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后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馀三千五百人。河东、陕西弓箭手数：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惟秦凤有寨户，陕西无户籍数。其后义勇浸消，悉联以为保甲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联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并据《兵志》第三卷熙宁二年事增入。）

　　１２、是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馀枝，权开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毕沅《通鉴》均同此，在二年十二月。《东坡集》、王宗稷《东坡年谱》，均作四年正月。两相岐异，必有一误。详辨见五月末《议贡举》下。《东坡集》载《奏状》云：右臣蔊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自是以来，臣每见同列，未尝不为道陛下此语，非独以称颂盛德，亦欲以朝廷之间，如臣等辈，皆知陛下不以疏贱间废其言，共献所闻，以辅成太平之功业。然窃谓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实，莫如以臣试之。故臣愿以身先天下，试其小者，上以补助圣明之万一，下以为贤者卜其可否，虽以此获罪，万死无悔。

臣伏见中使传宣下府市司，买浙灯四千馀盏，有司具实直以闻。陛下又令减价收买，见已尽数拘收，禁止私买，以须上令。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动也。臣虽至愚，亦知） “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案：《东坡集》此下有云：然大孝在乎养志，百姓不可户晓，皆谓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 且卖灯皆细民，（案：《东坡集》作“卖灯之人，例非豪户”下又有云：“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 安可贱售其值？（案：《东坡集》此下有云：此事至小，体则甚大。

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如知其无用，何必更索，恶其厚费，则如勿买。且内庭故事，每遇放灯，不过令内东门杂物务临时收买，数目既少，又无拘收督迫之严，费用不多，民亦无憾。） 故臣愿急罢之。”（案：《东坡集》作“愿追还前命”下又有云：“凡悉如旧。京城百姓，不惯侵扰，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欤？可不畏欤？近日小人妄造非语，士人有展年科场之说，商贾有京城榷酒之议，吏忧减俸，兵忧减廪。虽此数事，朝廷所决无，而此纷纷，亦有以见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敛之意，或形於民。方当责己自求，以消谗慝之口，而台官又劝陛下以严刑悍吏，捕而戮之，亏损圣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买灯之事，使得因缘以为口实，臣实惜之。

方今百事未除，物多及敝，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顷者诏旨裁减皇族恩例，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然窃揆其间，不能无少望於陛下，惟当痛自刻损，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犹如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费，亦且张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讽李大亮献其名鹰。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诏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明皇遣使江南采，江州刺史倪若水论之，为反其使。又令益州织半臂背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苏许公不奉诏。李德裕在浙西，诏造银盝子妆具二十事，织绫二千匹，德裕上数极论，亦为罢之。

使陛下内之台谏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须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数人者，则买灯之事，必不奉诏。陛下聪明睿圣，追迹尧、舜，而并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窃尝咎之。臣忝备府寮，亲见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诛，则臣又有非职之言大於此者，忍不为陛下尽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谨录奏闻，伏候敕下。”） 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曰：（案：《东坡集》《上神宗皇帝书》亦在四年，与《纪事本末》异年，必有一误。《集》中《书》云：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

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朆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买灯者，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案：《东坡集》此下有云：人莫不有所恃。

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朆。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灭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怨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今经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於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幹於外。

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於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其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贤君圣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

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面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日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

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

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视今，犹今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

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

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罪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山之蹲鸱，而欲以废五穀，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

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於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

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所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耳，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

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於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

纵使此今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操瓢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代，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必然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常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

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於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於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予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

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缘何而得？朝庭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

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於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徼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惓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惓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於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生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古之贤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

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有篡逆之臣；卫至弱也，季札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逄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於武、宣矣，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於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於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道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

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以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既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荡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

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已试之功。

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资，先主君臣之契，尚须虑此，况其他乎！世尝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係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於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

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敝贤之士！至於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於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豪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未称，其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者。

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患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

我国家租赋籍於计省，重兵聚於京师，以古揆今，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

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於此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谏议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

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祸乃至於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於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而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恩例，定任子孙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

物议既允，臣敢有词！至於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於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於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於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轼素不为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狱精敏，声闻益远，论事益不休。（《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毕沅《通鉴》节载此疏，年月同此，云《书》上，安石见而深恶云。）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案：《宋史·本纪》：癸酉日。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云：熙宁二年敕，今后官失入死罪一，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胥吏失入一，人千里；二人，恶远州军；三人者，敕配於千里外牢城。自后注：浸轻易犯第不知自何人始耳。

　　又：令诸路预给钱和买绢。案：《编年备要》：行预买法。《太平治迹统类》：三年正月，右正言李常言：“臣近闻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以陈汝义所进羡馀钱五十万贯，随和买绢钱俵散。今卻每贯纳见钱一贯五百，於常岁折科和买之外，又取二十五贯。”《宋史食货志》：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转运使和买绢，增数抑配，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和买并税绢，疋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谓和买如旧，无抑配。颢言其迎合朝廷意。安石谓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宜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帑别额绢钱五十万缗，收其本储之北京，息归之内帑。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七

　　神宗

　　△熙宁三年（庚戌，一○七○）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癸巳朔。） 癸丑，诏：案：此诏徐氏《通鉴后编》附乙卯日下，与此异日。“诸路常平、广惠仓散给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

　　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仓始於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者青在田，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迺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廉案：毕氏《考异》作“广渊”，误辨，已见二年九月。近至京师，倡言取三分之息，又闻制置局欲行其法於天下。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仍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初敕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廉入奏，称民间欢欣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正月，条例司言提举常平、广惠仓者，本职外毋得侵预外事。）

　　２、乙卯，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仍戒沮遏愿者，盖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因取前诏，削去“沮遏愿请”等语，别行之。后安石出，果以为忤云。（《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３、丙辰，韩琦论奏。（《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诏程昉赴阙。原注：云：去年闰十一月初修，八月甲戌昉迁官，今年正月丙辰韩琦论奏。案：今原文已佚。据《东都事略·韩琦传》，时琦由复判相州改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故有论奏河渠事。《宋史·河渠志》一载琦三年三月及三年二月两疏，三年三月疏其略云：“今岁兵夫数少，而金堤两埽，修上、下约甚急，深进马头，欲夺大河。缘二股及嫩滩旧阔千壹百步，是以可容涨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馀，则将来大河於二百馀步之间，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无兵夫修护堤岸，其訩决必矣。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州、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奭。望选近臣速至河所，与在外官合议。”帝在经筵以琦奏谕光，命同茂则再往。又云：三年二月，命茂则、巩相度澶、滑以下至东流河势、堤防利害。时方濬御河，韩琦言：“事有缓急，工有后先，今御河漕运通驶，未至有害，不宜减大河之役。”乃诏辍河夫三万三千，专治东流。据琦三年疏。《宋史》附二月下，与此日月异，疑《宋史》附二月以诏下时纪之。又《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己未，杨汲兼都水。原注：云：三年正月辛亥、丙辰可参照。案：今原文已佚。）

　　４、戊午，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判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先是，方平被诏，举堪任谏官者二员，即以李大临、苏轼应诏。方平既入见，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师，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观望，不可无议。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为，但悯其资历？”上曰：“但悯其资历。”安石曰：“悯其资历是何义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无补圣政。”云云。（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云：已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为御史中丞，附贾昌朝之徒，误仁宗赏罚甚众，今留於内，於陛下何所补？但令群邪更有宗主耳！”） 方平（案：原佚二字，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亦坚乞南京留台，遂命知陈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国之大本。”云云。（案：《太平治迹统类》此下云：愿陛下广聪明览之外，采公议於得失之情，深察军民之情，原为社稷之虑。朝廷尊而国体平，顺气应而嘉禾生，遂退就诛殛，亦所甘心。） 上谓方平曰：“能复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长编》卷二百二十六：四年八月戊寅。原注：云：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方平判都省。注文可参考。《纪事本末》敓注原文已佚。）

　　５、庚申，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言：“府界人户见倚阁贷粮二十馀万石，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民力不能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官戒谕之。先是，侯叔献屡督景散青苗钱，景以畿甸诸县各有屯兵，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以给，无有赢馀。条例司又别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为青苗钱，而景复有是奏。上初欲令中书戒谕提举官，王安石曰：“若召提举官至中书，诸路闻此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条例司指挥可也。”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６、是月，废安州云梦县为镇。（《纪事本末》卷七十七。）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春正月，录周、唐后。案：《宋史本纪》癸丑日。

　　１、二月壬戌朔，（案：毕氏《通鉴考异》云：瞿中溶云：“《辽史天象志》以癸亥为宋二月朔。”则壬戌乃正月晦日，与《长编》差一日。韩琦言：案：《魏公家传》：行青苗法，众议皆以为不便，台谏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无复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条例司奏，今将欲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出粜，就贱量增市价收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人户情愿预行支给，令随税送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斛斗，或纳时价贵愿纳见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灭伤，亦许于次熟日送纳。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於田作之时不虑缺食。盖人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皆以为民，而公家无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而抑民豪夺之意也。

仍乞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续准敕节文，常平、广惠仓见钱许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每斗价例，出晓示召人。情愿请领者十户为一保，即不拘户等高下；不愿请领者，不得抑配。若客户愿请，即与主户合保；若约度物数支与乡村人户有剩，即亦许准上法支俵，与坊郭有物力抵当人户。如纳时斛斗价贵，愿纳见钱者，亦听，仍相度量减时价送纳。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 “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案：《家传》作“支俵”二字） 青苗价钱，每十户以上结成一保，须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头甲，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一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六千，第一等十五千。

（案：《家传》此下有云：如所支钱外更有剩数，其第三等以上人户，） 委本县量度。（案：《家传》此下有云：於今来所定钱数外，） 增给三等以上人户。若有剩钱，更许增数。於坊郭人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仍五家以上为一保，依乡村青苗支借。（案：家传此下有云：不得过抵当物业所直价之半。） 其诸县不得避免出纳之烦，致令诸色人扇摇人户，卻称不愿请领。（案：《家传》此下有云：仰逐县官吏用心告晓。） 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入马递申赴当司，以凭选差清强，往彼晓谕。人户如卻愿请领，其本县干系人必定别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由申奏。如夏秋收成物贾稍贵愿纳钱者，当议减市价钱数，比元请钱，十分不得过三分。假令一户请钱一千，纳钱不得过千三百。

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视听，孰不欣服！详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人户有物产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既防保内近下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也！复峻责诸县，如人户不愿请领，即令结罪申报，选官晓谕。

卻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摭，则其势须行散配。且贫下人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从？然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绢，积年倚阁，借贷钱粮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至纳时则甚难也。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官吏，（案：《家传》作“州县”。） 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惑愿请者支俵，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理，往往旧债未偿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

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是夏秋随税送纳，灭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灭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浸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去岁河朔丰熟，常平所籴白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於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即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储有阙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於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

兼初诏具於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而遽於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西川、广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励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未尝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案：《家传》此下又有云：臣职当安抚，日闻一路官吏所论，皆云散钱不便。转运司明知侵挠利权，不可经久，尚皆不敢陈说，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群臣若顾避形迹，从而默默大惧，有误陛下委寄之重，） 欲望圣明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又卷六十三。案：《魏公家传》载此奏，又云八月公既上章。与此异月。）

　　２、癸亥，（案：原作癸丑。是月壬戌朔，无癸丑日，今据《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及毕氏《通鉴》改。癸亥初二日也。） 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遗法也。”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安石曰：“坊郭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须已定而有馀，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

　　先是，御史程颢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则尤不可以无常平，米少则易以踊贵，以常平抑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贵。”上曰：“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平时但食豆芋等，今丰年乃夺而籴之，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不夺而籴之，则兼并亦夺而籴之，至於救急，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时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纳钱。”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则常平但有钱，非但今法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臣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又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何事可为！”上曰：“须要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为不可，但腹诽耳。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曰：“今榷盐酒皆用重刑，以禁民买绢，或强支配以盐，奸雄不以此为说动百姓。常平新法乃振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於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为此摇动。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翌日，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手劄，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於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奖谕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罢。（《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安石曰：“事之情伪是非，若不能察，惟务多纳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为矣。”遂称疾求分司。翰林学士司马光批答略曰：“今士论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无可憾，朕之所望，将欲委谁！”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谕以失於披阅。安石既入见，固请罢，上奖谕之。）

　　３、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诏大宗正丞於芳林园置治所，给实俸添支钱。（《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二月丙寅，诏大宗正司置丞二人，以张稚圭、李德刍为之。先是，或言丞不用庶姓，王安石录《春秋》公族大夫等事以进。此仅张稚圭一人，恐有脱误。）

　　４、壬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於此（案：陈桱《通鉴》、毕沅《通鉴》均云：帝欲大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讬劘上之名。”云云。） 外讬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善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构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於是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壬申为十一日。《传家集》载十二日《辞枢密副使劄子》云：臣准邠门告报，已除臣枢密副使，续准勾当御药陈承礼传宣，令臣即今受敕告者。臣赋性朴愚，不通时务，近日以来，加以衰疾，恪居旧职，犹恐隳败，况乃拔擢，待之不次？

窃惟宥密之地，日侍泄谟，内训六师，外抚四海，用人当否，系国安危，岂臣无似所能堪称！伏望圣慈更择贤材，俾居其任，听臣且守旧职。取进止。又十三日《辞枢密副使第二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院黎永德奉宣圣旨，令臣即今入见者。臣屡违严诏，当伏重诛。但以闻命以来，揣分已熟，自幼及长，颇读经史，舍此之外，一无所长。当世之务，懵不通晓，常日置之闲官，仅脱旷败，尚以属文不工，剸剧非长，翰林审官，每欲辞免。况於枢府要地，任重责大，一日失职，则死及之。臣虽至愚，粗知自爱，陈力就列，古人所韪。是宁冒违诏之罪，不敢当窃位之讥。伏望圣慈察其悃款，决非虚饰，特赐寝罢新命，止取守旧职。天地更生之惠，下臣莫大之幸也。取进止。又十九日《辞枢密副使第三劄子》：臣前者两曾辞免枢密副使，未奉俞旨。

窃虑区区之诚，未能上达，须至详悉，复有奏陈。臣闻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后授官，人臣审能，然后受事，是以官不旷而事无败也。臣幸生承平之时，家世为儒。臣自髫龀至於弱冠，杜门读书，不交人事。仕宦以来，多在京师，少历外任，故於钱穀、刑狱繁剧之务，皆不能为，况於军旅，固所不习。独於解经述史，及以愚直补过拾遗，不避怨怒，则庶几万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际，辞所不能，而不辞其所能。曏者除开封府推官，以繁剧曾辞；后除脩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以文采不工曾辞；除龙图阁直学士，以久在谏职无效曾辞；再除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以言事未了曾辞；除史馆修撰，以方修《资治通鉴》，恐与修国史，难以两处供职曾辞。

自馀除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校理，直秘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权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职，除书始下，臣即时受命，未尝辄辞。所以然者，自度驽钝可以策励，不致旷败故也。天下之人见臣屡辞恩命，或以为不慕荣贵，或以为饰诈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习赋、诗、论、策，应举就试，每三年一次，投状乞磨勘，岂不慕荣贵者耶？臣若阴有营求阳为辞避，乃可谓之饰诈邀名。陛下察臣，何尝如此，岂饰诈邀名者耶？臣之愚心，正欲辞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杰之士，不可轻处，岂臣愚浅下材所能堪称！或遇国家大事参陪末议，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忧，以累知人之哲，臣虽伏锧横尸，不足塞责。

加之素有目疾，不能远视，近日以来，颇多健忘，居常供职，犹惧废阙，况以衰病当兹重任！是用披肝沥胆，昧冒上陈，违犯诏旨，至於再三，触法抵罪，不自知觉。伏望圣慈特赐矜察，依臣前奏，追还新恩，俾守旧职，不胜忧惭危切之诚。临纸叩头，俯伏俟命。取进止。又案：《辞枢密副使第一》、《第二》、《第三劄子》，《纪事本末》不载，今取，附初诏除日下，馀劄附癸未日下。）

　　５、先是，文彦博乞罢枢密使，上谕以须期年听去。韩绛与王安石协力排彦博，每议事，绛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遂行期年之诏，坚求补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枢密院者数矣，彦博辄归卧，或闭门不出。是日，上又面谕之，彦博乃复视事如故。（《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６、兵部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案：《宋史本传》作授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使，俄出为河北转运使。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素善尧俞，未即见也，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７、辛巳，（案：《纪事本末》上脱“二月”字。窃考《朔闰考》，正月癸巳朔，无此日，乃二月二十日也。又据《传家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下注，正作熙宁三年二月二十日上，今依附二月内。司马光言：案：《传家集》云：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屡遣陈承礼等趣臣就职。德泽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陨身糜骨所能报称。然臣窃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盖察臣狂直，庶几有补於国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过竭其愚衷，以裨圣德之万一。若陛下徒以禄位荣臣，而不取其言，则是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则是盗窃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诚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丧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见陛下天纵英明，厉精求治，思得嘉谋以新美天下。

而建画之臣不能仰副圣意，思虑未熟，讲议未精，徒见目前之小利，不顾永久之大害。忧政事之不治，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患财利之不足，不能劝陛下以恭俭节用，乃更遣聚敛之臣诛剥齐民。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骇，百姓骚然，犹且坚执而行之，不肯自以为非也。） “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置三司条例司，（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又言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者扰乱其间。） 又言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馀人，（案：《传家集》作“四十馀人”，下又有云：以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相度差役、农田、水利为名。其实） 专使散青苗钱。（案：《传家集》此下有云：臣窃自疑智识短浅，不足以知天下变通之务。）

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叆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案：《传家集》作“发口复言”。彼言青苗钱不便者，（案：《传家集》此下云：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 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於人，故其家常有赢馀，而不至狼狈也。贫者砦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馀，则取债於人，积不能偿，至於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

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领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於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浸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谁从取之？

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灭，州县之吏果有仁心爱民者，安得不为之请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民，岂可视其流亡转死而必责其所负？其势不得不从请者之言也。然则官钱几千万缗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钱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闾胥里长於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此可以谓之善计乎？且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穀贱不伤农，穀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无过於此。比来所隳废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为青苗钱，又以其穀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馀以济饥民，所赖者只有常平仓钱穀耳。

今一旦尽作青苗钱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穀赒赡乎？） 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库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穀共及一千馀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之法害犹大也。（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今国家每有大费，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辄取内藏库物以给之。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库，无有穷竭之时，则可矣；若本皆敛之於民以实之，则有时而空矣。昔汉文帝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何以台为？”太宗时，兖王尝作假山，召僚属置酒观之。

翊善姚坦独？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坦惟见血山耳，不见假山。”王惊问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笞挞，血流满身，愁苦之声不可忍闻。此假山皆民租赋所为，非血山而何？”是时上亦自为假山，闻之遽命毁之。） 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为贸易，以三百万缗畀之，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其馀五十万、三十万者，固不足数。（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为露台、假山之费，不亦多乎？陛下聪明仁俭，固不减汉文帝及太宗，然而视弃财物如粪土者，盖未知其所从来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 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变更，以循旧贯，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夷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

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窃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栉风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陛下试取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於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於中外无事，不见兵甲，百有馀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此臣所以尤为陛下痛惜者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公邦君室。”臣窃观方今四夷亲附，边鄙不耸，五穀和熟，盗贼稀简，是宜为天下和乐无事之时，而中外汹汹，人不自安者，无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条例司，诸路有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争献谋画，各矜智巧，变更祖宗法度，侵夺细民常产，掊敛财利，以希恩宠，非独此青苗一事而已。

至於欲计亩率钱，雇人充役，决汴水以种稻浇溉民田，及欲泄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类，不可悉数，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条例司自以高奇之策，书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兴作之不已，皆如青苗之为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敢自安。苟不罢废此局，则生民必无休息之期矣！） 陛下诚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案：《传家集》此下有云：其官员并送审官院与合入差遣，青苗钱已散者，令州县候丰熟日催收本钱，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仓钱穀依旧封椿，令提点刑狱司管勾，则太平之业依然复故矣。兹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惮而不为也！如此） 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馀年，其幸多矣。

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节录此疏，谓《辞枢密副使奏》。据《传家集》目录，是疏乃《乞罢三司条例司常平使》也，《集》中所载《辞枢密副使劄子》，凡六上，均依《集》前后附注。）

　　８、王安石既入见，又屡奏辞位，上谕韩绛遣其趣安石视事。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陷钱物之理。预买绢，行之已久，亦何尝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皆称有急奏，乞登殿，言不当听安石去位，意甚惧。及安石复视事，子韶等乃私相贺。先是，诏诸路提点刑狱体量觉察提举常平官抑配人户青苗钱并州县抑遏不敢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曰：“为宰相当有职守，何得妄降劄子，今体抑配青苗，又辄去当日诏语？”公亮等不敢抗。（《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９、癸未，上复遣李舜举趣光受命，且谕上意曰：“枢密本兵之地，自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则诚如圣旨，不敢言职外事。今尚为侍从之臣，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案：《传家集》，此《辞枢密使第五劄子》后贴黄中语也。《纪事本末》节录，未为详载，今并《第四劄子》附录备考。《集》中载二月二十一日《辞枢密副使第四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陈承礼传宣，令臣即入见者。臣仰烦圣恩重沓如此，虽顽如木石，亦当迁变。然臣固守愚志不移者，诚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酬报，居重位者不可以无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浅，一无所用，独有补过拾遗，可裨万一。方今为天下患者，唯有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朝发一诏罢之，则夕无事矣。故臣不量力势，轻用上陈。傥陛下以臣言为是，乞早赐施行；若以为非，则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英俊满朝，而擢用狂愚之人，使污宥密之地，岂不为圣政之累也！伏望圣慈追还枢密副使恩命，今臣且供旧职。取进止。又二月二十二日《辞枢密副使第五劄子》云：臣准勾当御药院李舜举传宣，令即今赴邠门受敕告者。陛下圣恩无穷，愚臣辞避不已，逮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忧惶失图，无地自处。臣窃惟陛下今兹不次用臣，必以识虑为小有可采，臣亦以为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无报效，是以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诸路提举勾当常平、广惠仓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胜於用臣为两府；臣若得此言果行，胜於居两府之位；傥或所言皆无可采，臣独何颜，敢当重任？伏望圣慈矜察，更不复遣使臣宣召，追还枢密副使恩命，庶使贱臣差获自安。取进止。贴黄：李舜举传圣旨谕臣，以枢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臣今若已受枢密副使敕告，即诚如圣旨，不敢更言职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犹是侍从之臣，於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所以区区贪进小忠，庶几少补圣政之万一。况所言二事，并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无效，所以不敢当今日新恩，非为侵官，乞圣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见患一疮，有妨起拜，入见未得，伏望圣慈更不差使臣宣召，只候膝疮稍愈，自乞入见，面奏恳诚。） 遂称疾谒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

　　１０、甲申，以韩琦论青苗奏付条例司。（《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右正言李常言：（案：《宋史》本传云：熙宁初，为秘阁校理。王安石与之善，以为三司条例详检官，改右正言、知谏院。安石立新法，常预议，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条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议。至於均输、青苗，散敛取息，傅会经义，人且大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见之，遣所亲密谕意，常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取息。”） “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陌以输二分之息。”上阅常奏曰：“常平事皆经中书行遣，今人言纷纷如此，乃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为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书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上问李常疏如何处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县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谏官许风闻言事，岂可令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己议论胜耳。”上正色言曰：“岂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诬，天实临之。”安石曰：“始与升之言此法，升之以为难，臣即不强；升之既而以吕惠卿、程颢亦责，升之畏流俗，遂肯同签书。当时若升之不同，臣亦岂敢强？升之为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众但议论未合，即无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则非复是臣私议，乃朝廷诏令也。大臣为朝廷诏令，自当以身徇之，臣非好以议论胜，乃欲朝廷法令尊，为人所信，不为浮议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谏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见之，大怒，遂曰：“上使明出二分息。”吕惠卿谓常曰：“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虽言安石不当去，又言青苗不当取二分息，乞罢之。安石既出，面责常曰：“君本出条例司，亦尝预青苗议，今反见攻，何以异於蒋之奇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１、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从之。（案：《魏公家传》载《乞罢河北四路安抚使奏疏》略曰：前年以河朔新经大灭异，民罹饿殍弃业而去者，道路不绝。臣上体累诏付委之意，不敢固辞。今已期岁，赖圣德所感，去年夏秋，连得大稔，流佣归复，疲瘵一苏，震坏城垒，悉缮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皆良帅，北虏晏然无事，若尚冒此职，实为冗长。只充大名府安抚使。） 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知县、大理丞姜潜知必不免，称疾去官。（《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１２、戊子，司马光谒告之六日，（案：谒告在二十二日，此为二十七日。《传家集》亦谓二十七日上《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 上复趣入见，光言：（案：此为《第六劄子》。据《传家集》所载云：臣伏准勾当御药刘有方传宣抚问，兼问臣取几日入见，令早入者。圣恩深厚，不忘微贱，存恤勤至，臣蝼蚁之命，无足报塞，惶恐无措。伏念臣即膝疮虽稍减可，尚未痊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见之日。不独如此，兼为） “臣近曾上疏，（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常平、广惠仓使者。） 未闻朝廷少赐录，（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但闻条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钱愈急，中外人情愈皇皇不安。） 臣当此际，独以何心敢当高位？（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故宁被严谴，未敢辄出。臣闻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参酌下情，与众同欲。是以事无不当，令无不行。未尝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农商工贾，异口同辞，咸以为非，独信二三人之偏见，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庶使共决是非。） 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传家集》此下有云：治臣妄言及违慢之罪，明正刑书。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进退有地，不为天下之所疑怪。取进止。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云：方光力辞，韩琦亟走，书文彦博请勉之云：“主上倚重膺之，庶几行道，道不行，然后去之可也。”彦博以琦书示光，光正色曰：“古今为此，名利所诱，亏坏名节者不少矣。”於是彦博复琦书曰：“君实作事，令人不可及，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１３、庚申，刘希奭为走马承受。（《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六月壬戌，刘希奭标定界至。原注：云：刘希奭时为走马承受，已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１４、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原注：林希云：凡除两府，听其让，遂止者，国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请对，或上召，光已立殿下，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皆所以沮难光者。光有所言，上酬答皆安石之言，如对严敌。及罢枢密，入谢，上中夕批付邠门，使光诘旦对。安石本无进呈事，遽取数卷书，率韩绛上殿，又先光而进，惟恐上闻光言而悦也。邠门官吏皆为之窃叹。） 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数论奏。”上曰：“此事何预於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时有知越州山阴县陈舜俞以自劾违旨，不散青苗钱，降监南康军税，五年而卒。苏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复，士大夫识与不识皆深悲之”云。案：《宋史·陈舜俞传》：三年，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诏俟代还馆职。舜俞辞曰：“爵禄名器，砥砺多士，宜示以至神，乌可要期如付剂契？”缴中书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足以生病。民间出举财物，取息重止一倍，约偿缗钱，而穀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钮、釜锜之属，得杂取之。朝廷募贷取，有司约中熟为价，而必偿缗钱，欲如私家杂偿他物不可得，愚民多至卖田宅、质妻孥。有识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贳贷为不善治生。祖宗著令，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远如此。今乃官自出举，诱之以便利，督之以刑威，方之旧法，异矣。诏谓振民乏绝而抑兼并，然使十户为甲，浮浪无根者毋得给俵，则乏绝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终行，愈为兼并地尔。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计口受饷，但权穀价贵贱之柄，使积贮者不得深藏以邀利尔。今散为青苗，唯恐不尽，万一饥馑荐至，必有乘时贵粜者，未知将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钱取息，富室藏镪，坐待邻里逋欠之时，田宅妻孥随欲而得，是岂不为兼并利哉。虽分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期与夏敛之期等，夏放之月与秋敛之期等，正月放夏科，五月放秋科，所敛亦在当月，不过展转计息，百姓以给为纳，实无所利，使吾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世，每岁尝两输息钱，无有穷已。是别为一赋以敝海内，非王道之举也。”奏上，责南康军监酒税。又案：《宋史·食货志》上，亦载舜俞奏，与本传文互有详略，谨参合附录之。

　　又：许州长葛知县乐京曰：提举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条悉，又不报，不肯治县事，乃去。提举官劾之，夺著作佐郎。案：《宋史新编》卷百九：京，荆南人，在乡以行义闻，用荐校书郎，为湖阳、赤水二县令。神宗求言，京以畏天保民为请。知长葛县，不奉助役法，自劾匄去。坐夺官，经十年，乃复监黄州酒税，以承议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阙，不至，终於家。

　　又：刘蒙知唐州湖阳县。常平使者召会诸县令议免役法，蒙以为不便，不肯与议，退而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案：《宋史新编》卷百九：蒙字子明。都转运使刘庠举遗逸，召试第一，知阳湖县。常平使者召议免役法，蒙条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夺官，归乡教授养亲。卒年四十。门人诔其行，号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赐其家帛。

　　又：赵抃自除参政后，感激思奋，与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辅政，以公议为主。安石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曰：“公辈坐不读书尔。”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后与安石议论多不协。既而司马光辞枢密副使，台谏、侍从多以言者求去。抃上疏言：“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之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於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荙为大。今不罢财利而轻失民心，不罢青苗使者而轻？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轻，得小而失大，非宗庙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即求去。不许。是岁复申前请，乃除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抃素号宽厚，杭之无赖子弟，皆骈聚为恶。抃知其意，择重犯者率出配他州，恶党相率遁去。未几，徙青州。用其朴厚，临以清净，青人便之。时山东旱蝗，青独多麦。蝗自淄川来，至境，遇风退飞，堕水而尽。案：《长编》卷二百十二：三年四月己卯日，抃知杭州。《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二月连及之，因文与《长编》少抃，姑存此。

　　１、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陈升之皆称疾在告，与王安石争青苗钱不胜故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东都事略·曾公亮传》云：初荐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参知政事，公亮乃阴助安石。安石置条例司，更张众事，公亮一切听之，於是神宗益专信任。而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御史至中书争论青苗事，公亮俯首不言，安石厉声，与之往反。於是言者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与也。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２、枢密副使韩绛与文彦博、吕公弼争议拣退禁军，彦博、公弼曾言其不便，上命且依旧制。是日，绛亦称疾在告。（《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传家集》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与王介甫书》云：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於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馀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馀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并多闻，至於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蔊慕之心，未始变移也。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馀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於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

如光则不然，忝备交？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於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於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三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

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馀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公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

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於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

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郑人游於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於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谔谔，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赞阝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敝屩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书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及。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

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以身亲，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於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也。若其馀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

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於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於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於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

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於明！介甫诚能进一言於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於目前矣！

於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於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曰：“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诚信之士谋其可否，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於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於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於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又三月三日《与王介甫第二书》云：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荩言於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光虽未甚晓孟子，至於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

今四方丰稔，县官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又《与王介甫第三书》云：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谕，益知不见弃外，收而教之，不胜感悚，不胜感悚。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

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之意弃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挌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盘庚曰：“今我民用，荡析离居。”又曰：“子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又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废厥谋，吊由灵。”盖盘庚遇水灭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尽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光岂劝介甫以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

盖谓天下异同之言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安石答书，见《临川集》者仅一通，馀不载，他无所考。据《临川集》答云：安石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於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重，尤在於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安石则以谓受命於人主，议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挌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於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於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安石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不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又案：此答当在温公第二书之后，第三书之前。盖第三书文义皆与此答相针对，馀二答书，《临川集》未载，俟考。）

　　３、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岂不必为媿耻！”（案：原本误脱“陛下”至“媿耻”十三字，今据《太平治迹统类》补。） 陈升之案：此上亦仅存一“之”字，今据补。以老母乞罢，上固留之，升之退。是日，上谕安石曰：“若听升之罢去，人言又必纷纷。”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以郁郁不乐，但不言耳。”安石曰：“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从。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诺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臣备位中书，吏人皆在骇，以为不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固习近事，不能平臣，亦屡与人言臣於上前论议，虽上有所指挥不当，亦未尝敢阿顺，岂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怨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岂苟顺人情也！”（《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４、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并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糜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欲卻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於法。乞今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於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

　　５、条例司奏转疏駮韩琦所言，皆安石自为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既而琦又言：（案：《韩魏公家传》：公既上章乞罢青苗法、条例司，复疏难颁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钱与乡村坊郭人户，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须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督促峻责，逐县支俵，有伤国体。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条例司是大臣主领，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顾三朝而又职当安抚，实不忍雷同默默，遂详陈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访。若臣言不妄，即乞尽罢诸路提举之官，只委诸路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开悟，亟赐更改，使天下鼓舞圣明，不为盛德之累。老臣献忠之心，岂有它也。”） “今准都进奏院牒，卻蒙制置司以臣言皆为不当。

（案：《家传》此下有云：条件疏駮乞申敕诸路，及直令进奏官张士程指挥本院，将晓谕中书劄子，颁行天下。） 臣看详制置司疏驳事件，即将臣元奏要切之语多从删去，唯举其大，用偏辞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案：家传此下有云：上以欺罔圣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 将使无敢复言其非者。臣不胜痛愤，须至再有辨列，欲望圣慈特抒亲览，然后降付中书、枢密院看详，及送御史台集百官定议。如臣所言不当，即甘从窜殛；若是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臣僚依常平旧法施行，以慰众心。”（案：《家传》下有云：一、臣前奏以元降敕语，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无以利其入。

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其第三等以上人户更添数支给；坊郭人户有自己物业可充抵当愿借请官钱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过抵当物业价直之半。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得一贯，即纳一贯三百文，则是官放息钱也，与元敕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今制置条例司疏駮云：“言者以谓元降敕命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取息三分，是与元敕绝相违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预俵青苗价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若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合纳实数。故河北提举官则约束州县，若情愿纳钱，不得过三分。

至於京西、陕西等路提举官，则大抵约束不得过二分而已，此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所以有此约束，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也。就诸路提举官所纳，唯河北所约分数最多，然不过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合纳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降指挥，又令诸路预俵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即比《周礼所取尤少者。”臣窃以既立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以去圣之远，解释或有异同耳。按《周礼》，泉府掌市之征布，敛布之不售，贷之滞於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抵。

郑众释云：“书其价，揭著其物也，不时买者，谓急求者也，抵故价也。”臣谓周制，民有货在市而无人买，或有积滞而妨民用者，则官以时价买之，书其物价以示民。若有急求，则以官元买价与之，此所谓王道也。《经》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郑众释云：“赊，贳也。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贳买物。”唐贾公彦疏云：“赊与民，不取利也。”经又云：“凡民之贷，与有司辨之，以国服为之息。”郑众释云：“贷者，谓从官借本贾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此所谓王道也。”而郑康成释云：“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臣谓《周礼》国廛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

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钱万者出息五百。贾公彦因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伯；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臣谓如此，则须漆林之户取贷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也。《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所言“比《周礼》贷取民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听，自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异制，贵於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

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上言以官钱买在市不售，及民间取利已厚，伤农已深，柰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痛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举官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二分。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时数，恐遇纳时，斛斗价例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卻致亏损百姓。若物价低平，即合纳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谓此论之不实也。缘小麦最为不耐停蓄之物，自来常平籴不籴，盖恐积留损坏。今岁诸路雨雪及时，二麦有望，麦价必贱，提举官必不肯令人户送纳本色，盖纳下本色，则无由变转。若於转运司兑换价钱，则诸处军粮支麦绝少，必难兑换；既难兑换，则占压本钱，下科卻无钱散与人户。

臣以此知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无令人户送纳斛斗之意，故开此许纳见钱一门，将来只令言人户情愿送纳本色，则人户须至粜麦纳钱，岂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三等户及坊郭有物力户即从来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贯陌，许之贷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即上等人户，必不愿请，官吏既防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又河北提举官乃峻责州县，如人不愿请领，即结罪申报；若选官晓谕人户，卻情愿请领，即当别作行遣；若选官晓谕，苟免捃拾，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或须行散配本司。今按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内，亦有阙乏之人，就人取债，岂皆是兼并之家！今贷贫民有馀，则以俵此等人户，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

河北提举官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为关防浮浪之人请去，将来难为催纳。若有上等户肯与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须忧难为催纳；若无上三等户肯与同保，即自依准提举官公文不许支俵，何须更行散配？若谓上三等必不肯请领，须是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况今年开封诸县已经俵散，甚有上三等户情愿请领，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验远，事理可知。至於提举司约束官吏，如无人情愿请领，即结罪申报，别选官晓谕，乃只是关防因循避事坏法之人，即非迫胁官吏，须令抑配百姓。若提举官急於功利，讽令州县抑配与人，即诸路各有安抚、转运、提刑、其为朝廷委任，皆在提举之上。若有州县官员故欲隳坏新法，曲徇提举官抑勒百姓，自当纠举，依法施行，并具事状闻奏，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遂欲废法？”

臣窃以乡村上三等及坊郭有物业人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钱与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务拯济困乏，卻将钱放与此等人户，则天下明知朝廷专以取利为意，实伤国体。制置司若谓《周官》有贷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置课场。若恐取民倍息以伤贫细，则所在皆可官自开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来恶其太近裒削不忍为之。今青苗钱一事，无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须要上三等户一名者，盖关防浮浪之人请去，难为催纳”。此则抑勒之势，不待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谓上三等人户必不肯请领，须至差作甲头，即自是抑勒，有违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势人情，有不得已而为之者。

且青苗之法，内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专差之官，唯以散多为职办，州县官吏往情变抑勒而为情愿者，盖事势不得不惧而人情不得不从也。监司之官，其於事势人情亦何异此！九重高远，岂得尽知！唯陛下早赐辨察。一、置制司云“言者以为躬行节俭，常节浮费，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四出，以致使远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尝不以食货为始，张官置吏，大抵多为农事也。近世以来，农人尤为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无岁时补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沟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侧近绵地数百里弃为污莱。父子夫妇，流离失业，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则饥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岁河北一饥，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饥殍未有补也。

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户彊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物业以供暴令，此亦可谓国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农民使之失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不待论说而后可知。故陛下即位，诏书丁宁，以务农、理财、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诫，方今宜忧为在此也。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管傒农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为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费，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而以为致远近之疑？’”臣详制置司所言，提举常平仓官员，不是兴利之臣。今既明举贷钱取利之法，谓取之以道，於理无嫌，则非兴利而何？至於东南所差均输之官，亦皆兴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聊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

其它大姓，则固不愿请领苗钱。又广南东西路土广人稀，水乡之俗，粗足生计。今亦置官司贷钱取利，故於远民尤为不便，岂得不谓之“以致远近之疑也。”国家幅员至广，一方之有水旱，时所不免。然朝廷未尝不假贷粮种，尽救荒之政以济恤之，故得饥馑者复苏，流庸者复安。自祖宗以来可谓仁政充洽矣，而未尝曾就等第人户处彊借钱物。唯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优赏。朝廷自京师应副，未及闻有三两路州军曾於坊郭富民处权暂支借者，然亦及时辇还。今制置司指为暴令以颁布天下，是唯知主张青苗之法而不顾毁讟之甚，诚可骇下。唯陛下早赐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为坊郭人户既无青苗不可贷借，本司今按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今若俵散农民有馀，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是令常平有滞积馀藏，而坊郭之人独不被振救乏绝之恩也。

《周礼》设贷民之法，即无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约《周礼》太平已试之法，即非专用陕西》青苗条贯也”。臣详制置司此说尤为不实。盖自来常平仓遇岁年不稔，物价稍高，合减元价出粜之。时其乡村则逐处多下诸县取逐乡近下等第户姓名，印给关子，令收执赴仓。每户粜与三合或两石以来，所是坊郭则每日零细粜与浮居人户；每口五升或一斛以来，故民受实惠，甚济饥乏。即未曾见坊郭有物业人户乃来零粜常平仓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剩借钱与坊郭有物业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唯陛下深详其妄。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抚使司公文，称准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条例司劄子。

据河北都转运常平、广惠仓司状，准朝旨於内藏库支到山东绢二十万匹，充常平本钱，寻分擘与诸州县发卖，必是破货不了，欲将绢分作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召人户情愿依青苗见钱法请领，仰更切相度，如依减定价例。委是人户情愿，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户情愿请领者，亦听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称，自京搬来绢二十万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请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县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传乘赴恩州请搬，趁时支俵。勘会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绢三万匹，虽未搬到，缘係准备充秋科青苗价钱，即不阙钱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县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属张皇骚扰，牒臣本司请照会者。臣遂备录闻奏，庶朝廷见其为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钱不便事理，早赐施行。

卻准中书劄子，奉圣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傒当，兼累降指挥，令提刑司常切觉察所散青苗钱，召人户情愿，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绝，当职官员具姓名闻奏，劄与臣知者。臣勘会转运司昨将山东绢配卖与诸州军坊郭等第人户，每一匹估钱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以来，限半年纳钱，尚犹近下等第人户有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者。今常平提举官将山东绢二十万匹，上等者作一贯三百五十文，每一贯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贯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贯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贯六百文省，并随税只是百馀日省限纳足，与转运司配卖与坊郭人户价例全不相远。即於农民岂不为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内动是火急之言，则州县小官唯是应命，苟免罪咎，将抑配以为情愿，何处更可辨明？

且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今将绢二十万匹直行指挥，许散与乡村人户，依青苗法纳钱，及令坊郭人户愿请者亦听。则自来未见有定夺之司事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然中书凡事亦须进呈，或候画可，方敢施行，未尝直便处分，唯陛下察其专也。如此，则在外守职臣僚，其谁敢不禀从？望早赐辨察，使事归政府，庶於国体为便。） 上阅琦奏引《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语，安石駮此乃赊买官物非称贷也。上曰：“此必强至所为，至与曾公亮姻连。”安石曰：“至亦赵抃亲家。”至，钱唐人。时为大名府路机宜，故上疑至为之。并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复言於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馀人绝不尽理，不必辨也。”

上然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条例司駮韩琦所言，安石令曾布为之。琦再论列，不报。） 文彦博亦以青苗之害为言，帝曰：“吾遣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乎？”先是，安石尝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蓝元震交结，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钱事，适命二人，二人还，极言民情深愿，无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又案：《魏公家传》载奏疏，其上有云“八月，公既上章”，与此异月。）

　　６、丙申，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利财赋，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曾公亮、陈升之皆位冠百僚，身辅大政，首鼠厥议，曾无职守。谏官或以执事隔绝，或阴窃符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臣於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苟怀私而不言，谁复为朝廷言者！”中丞吕公著极论其不可，乞检会臣累奏施行。张戩言：“天下之论难掩，至公在於圣明，动必循理，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建议谓便而施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罢之，是顺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务也。昔非今是，何惮改为？”（案：《宋史道学传》：戩为监察御史悰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乞罢条例司及追还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与为死党，李定以邪谄窃台谏。

且安石擅国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用定辈，继续而来，芽蘖渐盛。吕惠卿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书数十上。） 监察御史悰行程颢言：（案：《明道文集论新法疏》云：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臣窃谓：“明者见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急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悔而后改，则为害已多。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盖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乱之机係乎事始。众情睽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和协则有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语言必胜。而近日之所闻，尤为未便。） 伏见制置司疏駮大臣之奏，举劾不奉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是乃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动众心。

权其轻重，未见其可。（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臣窃谓陛下固已烛见事体，究知是非，在圣心非吝改张，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舆情大郁，众论益讙，若欲遂行，必难终济。伏望陛下奋神明之威断，审成败之先机。与其遂一失而废万方，孰若沛大恩而新众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况粜籴之法兼行，储蓄之资自广。在朝廷未失於举措，使议论何名而沸腾？） 伏乞检会臣前所上言，早赐施行。”（案：《明道文集》又载《论新法乞降责疏》：臣闻天下之理，本诸易简，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荙而至於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

况於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则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 右正言孙觉言：“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凡有七。至於论敛散出入之弊，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论，乃援引经义，以傅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直陈之其条有三。”（《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觉疏其凡有七，其条三文佚，俟考。《宋史本传》云：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

觉条奏其妄，曰：“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於莽时。况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傥专取具於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耶？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正而不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臣诚恐奸邪之人，结党连伍，乘众情之汹汹，动摇朝廷，钓直干誉，非国家之福也。”） 於是进呈孙觉疏。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理，读不及终而止。”

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则人言纷纷，如何足怪！”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以上《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卷六十八。） 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悖埋伤教，孰甚於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

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原注：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 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则当时言者虽未尽理，於时事亦不为无庸。”（《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安石曰：“以两府大臣共议，故大臣无摇动者；又陛下不疑，故异论无从起。”上曰：“均输事何以无人言？”安石曰：“人言岂少！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悦。

但陛下初即位，以为善政，不敢异论。然自初施行，阴欲沮坏，至於百端；其后陛下每见提举官上殿，辄问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内外交结，共为诬罔也。”陈升之曰：“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若妄作，只须有事实；全无事实可说，即其言岂可听信？”上又语及程颢疏，安石曰：“颢至中书，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谓之疏駮大臣章奏。颢乃言大臣论列事，当包含此为害利；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邪说诬民，而今诏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则异议何由贴息？”原注：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日录》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

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为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於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原注：《日录》在三月四日乙未，朱本附五日丙申，今从之。他日，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无使纷纷。上曰：“安得如许口颊与说？”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卻即坐，为流俗所胜矣。”（《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７、丁酉。（《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诏江淮发遣湖北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实以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奏故也。原注：景温劾轼已附注三月丁酉。轼例当作州，亦见彼注。案：原文及注，今已俱佚。）

　　８、壬寅，谏官孙觉见上论青苗事，且言：“条例司駮韩琦疏，镂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勋旧大臣意。赖韩琦朴忠，固无他虑，设当唐末、五代，藩镇强盛时，岂不为国生事乎！”（《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戊辰，上误记觉言以为公著。公著降知颍州事，原注引《公著家传》三月十一日壬寅，谏官孙觉见上云云。辑入。）

　　９、甲辰，吕公著屡奏乞罢提举官。（案：《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戊辰，辨公著对及琦疏之误。原注：云：公著自三月十三日不复对，凡二十二日。此奏当在十三日之前，今不得其日，姑附十三日甲辰下。） 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駮，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駮，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谓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言巧为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卷六十八。上怪上下纷纷何至此，安石曰：“陛下作法，宰相摇之於上，御史中丞摇之於下，方镇摇之於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奭侮之臣，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又读至“止令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勾。”安石曰：“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试思府界若无提举官止有吕景，则此法已不得行；京西无提举官止有提点刑狱，则已言人皆不愿。请以此验之，则不设提举官，付之他司，事必不举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举官虽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尚未敢按举州县不法，即已纷纷然以为陵轹州县。言事官本当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岂是正理！”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０、戊申，安石独对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长编》卷二百十谢景温举御史条载：先是，安石独对上云云一段。原注：云：此安石三月十六对上语。今据原文辑此。）

　　１１、丁未。（《长编》卷二百十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壬申，中书言司农定保甲条例。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又《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辛酉，安石谓：“本为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作保甲，故中书预议；若止欲作义勇强壮，即合令枢院取旨。”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日亦有此言。案：原文已佚。）

　　１２、戊申，（案：据《宋史·本纪》补日。） 范镇罢知通进银台司。初，镇言：“韩琦奏，中书自当施行，不须下条例司及不当令李常分析封还诏书。”圣旨谕镇行下数四，犹不肯。案：《宋史本传》云：诏五下，镇执如初。会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上许之，镇又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於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告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３、己亥，（案：据毕沅《通鉴》补日。） 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光累有辞避，已行，襃许为银台司，不行，下诏令有方谕旨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於崇政殿，因再拜谢，上曰：“此命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无力於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於朕耳。”光曰：“不然。蔊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於浮议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见元敕否？”光曰：“不见。”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强以陈小麦配民，卫州留滞不散，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当受之，勿复辞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於臣之罪益重，於陛下威令亦为不行，上下俱有所损，愿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专徇虚名？”光对曰：“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徇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职也。”光对曰：“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今者不受，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非为身也。”上敦谕再三，光再三固辞，上曰：“当更思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１４、壬子，上御集英殿，赐进士第。（案：《十朝纲要》：三月己卯，御集英殿，始策进士，罢诗、赋、论三题。） 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且，陛下革而新之。”（案：二句据《纪事本末》卷六十八增入。置第一。） 轼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许。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请黜之。”

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閧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上试叶祖洽等二百八十九人，擢祖洽为第一，廷试策自此始。《编年备要》云：赐叶祖洽》以下及诸科八百馀人及第、出身有差。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特奏人只试论一道。至是罢三题，始用策。翌日，试特奏名进士亦试策也。自王安石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於是考官苏轼发策云：“晋武帝平吴，以独断而克；

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伯，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见之不悦。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轼乃言：“陛下试士，将求朴直之人，而阿谀顺旨者率据上第，臣窃悲之。”是以不胜愤懑，拟《进士对御试策》以进。上以轼所对示安石，曰：“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陛下何不黜轼，岂以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鞭閧，使其帖服，乃可用。陛下不可不察也。”薛应旂《通鉴》云：初，同知贡举吕公弼在贡院中，密奏言：“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道，乞出自宸衷，以咨访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试进士，遂专用策，赐叶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

祖洽，邵武人，所对策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毕沅《通鉴》云：考官吕惠卿列阿时者高等，讦直者居下；刘攽覆考，悉反之。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叶祖洽第二，陆佃第五。帝令陈升之面读均等策，擢祖洽第一。）

　　１５、丙辰，右正言、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孙觉降知广德军。（案：《宋史本传》、陈桱、薛应旂、毕沅《通鉴》俱云：帝初即位，觉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罢去。王安石早与觉善，将援以为助，自知通州召还，累改审刑院。时吕惠卿用事，帝问於觉，对：“惠卿辨而有才，以为利之。”故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有五，国事之财用取焉。”觉条奏其妄，安石览之，怒，始有逐觉意。又案：孙觉罢在元年八月。《太平治迹统类》，通判越州，不载知通州时月。觉召还，亦不得其日月。） 初，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上遣觉出案其事。觉喜奉行，遂诏觉同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官体量有无抑配以闻。既而张戩言不当遣觉。觉亦奏疏辞行。（案：《宋史》本传、徐氏《通鉴后编》：觉奏且言：“如陈留一县，前后榜令请钱，卒无人至者，故不散一钱，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所有体量，望赐寝罢。”） 上批：“觉上殿称敢不虔奉诏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书问。”已而王安石犹独对言，直可责降，不须劾问。初欲落修起居注，令归馆供职，安石谓不如与一州或军。上曰：“留觉在此，必更鼓动流俗。”遂有广德之命，而体量官亦罢遣。（《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１６、诏审刑、大理、刑部详议详断详覆官，初入以三年为一任，再任以三十月为一任，仍逐任理本资序，其支赐都数比较逐官断罪有无失错稽违及较正刑名，分三等第给之。京朝官、选人历官二年以上无赃罪，虽有馀犯而情非重害者，许两制、刑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同罪举试刑名；如无人举试，但历任有举主二人，或监司以上止有一人，皆听乞试。试日许斋所习文字就试。每日试一场，每场试案一道，每道刑名约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并取旧断案内挑拣罪犯，攒合为案，至五场止。仍更问《刑统》大义五道，其所断案，具补陈合用条贯，如刑名拟虑，即於所断案内声说；所试人断案内刑名有失，令试官逐场具录，晓示错误；亦许试人再经试官投状理诉，改正其断罪，通数及八分以上，须重罪，刑名不失，方为合格。其考试关防，并如试诸科法。初，议谋杀刑名，上怪人多不晓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诚少，人习中书本，不当与有司日论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断人罪，不可不尽理。”上曰：“须与选择数人，晓刑名人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谕陈升之曰：“法官事不见，将上学校事亦不见商量，中书诸事都未有端绪。曾公亮又已疾病，相公方壮，且勉力为朝廷立事，古人爱日与草木同，尽诚可惜。”於是定议，降诏试刑法官盖始此。（《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编年备要》云：九月，命判大理崔台符等试刑法。法官盖始此。陈桱《通鉴》云：立试刑法及详刑官，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所以待诸科进士之不能业进士者。毕沅《通鉴》云：帝因安石议谋杀刑名，疑学者不能通意，遂立刑法科，许有官无赃罪者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取其通晓者，补刑法官。又案：陈说似义与此有异，毕说为合。）

　　１７、李南公兼京西提举常平事。（《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嘉、蜀二州不报提举常平仓司文字。原注：三月二十五日，李南公兼常平。案：今原文已佚，就原注辑此。《宋史》本传：熙宁中，提举京西常平。《长编》原注无“京西”二字，据《宋史》补。）

　　１８、己未，上谕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事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於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国子监直讲王汝翼辞条例司详文字。（《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为详检文字在二年九月辛未。）

　　１９、是月，上谓安石、韩绛曰：“淤田不协力者，卿知其故乎？”安石曰：“不知。”上曰：“都水所沮坏者，以侵其职事尔。”安石曰：“若都水无意沮事，则固不当侵其职也。必欲任属，当以杨汲为都水监，然汲未经试用，陛下能使台谏无议论否。”上曰：“用新法，权理资序有何不可？汲岂不愈於王荀龙？”安石曰：“若用汲使为之属，亦不能独济，盖每事禀於沈立、张巩，汲何能辨集别为一司，则畏其沮坏。”（《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杨汲兼都水。原注：三年三月，上谓安石云云，据以辑入。）

　　２０、诏令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各具财用利害奏闻。（《纪事本末》卷七十六。）

　　２１、诏并龙猛八指挥为六。旧三百五十八人为额，自康定、庆历以来，诸军间有并废。至熙宁初，大整军额，有就而合者，如龙卫三十九指挥并为二十；有以全部付隶者，宣威并入威猛、广捷而宣威废罢，契丹直拨入神骑而契丹直废罢；有并营而增额，如宣武二十指挥四百人额并为十二指挥五百人为额；有就而易名者，如骁猛四指挥，以第四一指挥改充骁雄存三指挥。自是部伍整肃，无有名存而实阙者。（《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马氏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三：先是，军营皆有额。皇祐间，马军满四百、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日久，兵制浸弛，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三百。既不成部分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敢少损。帝患之，乃诏并废诸营。尝谓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稍加意，则所省不可胜计。乃者销并军营，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馀人，除二节赐予及傔从廪给外，给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硕，绢二十万匹，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庶事若此，邦财可胜用哉！”初，帝议并营，大臣皆以为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帝不听，王安石赞帝力行。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王巩《甲申杂记》云：祖宗旧制，后殿则军头引见司、皇城司、殿前司祗应，殿前统制诸班、皇城统制亲事官引见统制马直、步直内指挥，人料钱五百文。熙宁中，并马直入云骑，步直入虎翼，引见司兵遂废。）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御史悰行程颢言以不行，乞罢，除京西提刑，辞不受。先是，程颢尝与孙莘老於上前言青苗事不便，又尝与介甫言：“管仲犹能言出令当如流水，以顺民心。今参政苦要做不顺心事，何耶？”介甫言：“道此则成贤诚意。”时张天祺於中书大悖介甫，介甫怒，遂以力争於上前，上为之一一听用。从此党分矣。莘老受约束而不肯行，遂坐贬。颢遂待罪，既而除京西提刑。颢复求对见上，上曰：“有甚文字？”颢曰：“今咫尺天颜，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复何用？”欲去，而上问者再四，颢曰：“陛下不宜轻用兵，朝廷群臣无能任事者。”案：《十朝纲要》：三月，谏官孙觉、御史程颢皆坐论新法不便，觉出知广德军，颢提举京西刑狱。《宋史本纪》作五月乙卯。考《长编》，五月事俱存，不载此文，明非五月，《宋史·本纪》恐误。《编年》、《通鉴》脱书“三月”，今依《纲要》附录於此。又案：《明道文集·辞提刑疏》云：“臣伏蒙圣恩差权京西路提刑。已沥恳诚，不敢祗受，愿从窜谪，日冀允俞。不避烦渎，辄再陈请。臣出自冗散，过蒙陛下拔擢，寘在言责。伏自供职以来，每有论列，唯知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扬己矜众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优容，故当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当自圣，则未尝为谄谀之言；知人臣义无私交，则不敢为阿党之计。明则陛下，幽则鬼神，臣之微诚，实仰临照。然臣学术寡陋，智识阔疏，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陈时政之失，异论大臣之非，不能裨补圣明，是臣隳废职业。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岂意刑书未正，而恩典过颁。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顾就。如其见利忘义，靦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将安用？况台谏之任，朝廷纪纲所凭，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进职而去，臣恐纪纲自此弛废。臣虽无状，敢以死请。伏望陛下开白日之照，厉严霜之刑，投谪荒陬，实所甘分。”《集》中注云：疏上，上谓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柰何？”安石曰：“陈襄、程颢专附吕公著，都无助陛下为治之实。今当邪说纷纷之时，乃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人称其平正。此辈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善？”乃以为佥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事。

　　仁和张大昌辑注

卷八

　　哲宗

　　△元祐八年（癸酉，一○九三）

　　１、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范纯仁为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纪事本末》卷九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召范纯仁为右仆射，侍御史来之邵论纯仁师事程颐，闇很不才，於国无补，不可复相。杨畏亦攻纯仁，皆不报。纯仁辞，不允。入谢，太皇太后宣谕曰：“相公且与吕大防同心协力。”《编年备要》云：时知颍昌府，遣内侍斋诏赐之，令乘驲赴阙。他日，太皇太后又曰：“公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垂帘时，惟劝章献尽母道；及仁宗亲政，惟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相公名望，众人所归，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曰：“臣不肖，何足以当劝奖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范忠宣行状》云：上遣中使斋诏抚问，仍赐银合、茶药。召公赴阙，拜通议大夫，再为右相。公辞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谢，帘中骤曰：“卿此来且与吕大防等同心协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觌、彭汝砺。”公对曰：“臣方欲荐此二人，望陛下早赐进用。”陈桱《通鉴》云：纯仁之将召也，殿中侍御史杨畏附苏辙，欲相之，因与来之邵上疏，谓纯仁不可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不报。及纯仁视事，吕大防欲以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谏官当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案：大防后十一月卒以杨畏为礼部侍郎。《范太史集》载：元祐八年，范纯仁以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再拜右相。诰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劳於求贤，职在论相。眷言旧德，还复宰司，乃颁命书，播告在位。具官范纯仁，秉心直谅，履道坦夷。宽闲出於天资，忠义本於家学。始终一节，出入四朝，向解钧衡，少旷藩屏。介圭修觐，喜见仪型，公衮言归，益隆体貌。是用延登右弼，仰应中台，宠进文阶，增陪井赋。於戏！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说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毕公之正色。惟贤能俊杰尽其用，则阴阳寒暑得其和。外镇四夷，内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务，非一德无以底丕平。厥殚乃心，无替朕命。”）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令陕西沿边专行铁钱。案：《宋史·本纪》：戊寅，令陕西沿边铁钱、铜钱悉还近地。王巩《随手杂录》云：陕西每铜钱一贯，用铁钱一贯三千文可换，因常司指挥诸州，勿出铜钱，遂效之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矣。家家收蓄铜钱，轻用铁钱，由是铁钱贱而物加贵。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视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问圣体。大防等言：“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常降在京及畿内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丰中，神宗皇帝自以圣躬服药，降此指挥。今上为太皇太后，於体尤顺。”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尝处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谦仰，故有此宣谕。（《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３、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邠，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喜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顾讬，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案：《范忠宣言行拾遗录》引《长编》，“公等”作“公事”。） 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言讫泣下。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正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原注：此段据邵伯温辨诬并蔡惇《直笔》删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实录》太皇太后谓吕大防等，必不相见，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预言之，今止从《实录》，係之二十二日。）

　　４、戊辰，太皇太后服药，肆赦。（《长编》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癸巳，肆赦。原注：八年秋，太皇太后服药，肆赦。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药，放朝参。吕大防等入问太皇太后圣体。前此大防奏：“每日进呈文字颇烦，乞自今细事毋烦省览。”宣谕太后今日脉息平和，延福宫奏章已得吉兆。毕沅《通鉴》云：戊辰，赦天下。《长编》不系日，依毕《鉴》附戊辰日。）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两京、河北、淮南水。案：《宋史·本纪》：八月丁未，久雨。壬戌，案视京东西、河南北、淮南水灭。《五行志》：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昼夜不息，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诸路大水。诏开京师宫观五日，所在州县令长吏祈祷，宰臣吕大防等待罪。

　　１、九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子朔。） 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问圣体，见上於崇庆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势至此，为之柰何？应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报者，宜尽施行。”（《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太皇太后崩。（《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九十三。案：《宋文鉴》毕仲游《宣仁太后哀册文》作九月三日癸酉崩于寿康殿。然考钱氏《朔闰考》，是月丙子朔，无癸酉日，三日正戊寅日也。《哀册文》所载干支恐误。《宋史·本纪》、薛应旂、王宗沐、毕沅《通鉴》均与此同。又案：《宋史宣仁圣烈高皇后列传》云：元祐八年九月，属疾崩，年六十二。）

　　３、己卯，文武百僚诣崇庆宫听太皇太后遗诏，园陵制度依章献明肃皇太后典故。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栾城集》：改园陵为山陵。手诏：“大行太皇后受遗称制，保佑眇躬。勤劳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报，奄弃东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谦恭之至意，每避先后临御之常仪。逮兹遗言，止以园陵为号，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爱戴之诚心。宜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

　　４、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五。原注：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於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书，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案：《纪事本末》此注见《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六月壬申轼知定州下。《纪事本末》於九月十三日又系知定州之文，是必《长编》两存，《纪事本末》因两述之。然考《长编》卷四百八十四知定州下原注，於“《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句下又有云：“六月八日，轼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轼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诏不允。

政目亦二十八书轼知定州。”以上凡四十二字，《纪事本末》删去不录。又案：王氏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云：元祐八年，寻以二学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东府雨中作《示子由诗》云：“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盖定州之除，必在九月矣。据此，则九月十三日为不误。又考《东坡集》卷三十三载《朝辞起定州论事状》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闻天下治乱，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於近臣，不能自达。《易》曰‘天地交，泰。’其词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词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

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复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兴刑措之君也。而天宝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则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於泸南，明皇不知驯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过河，而明皇犹以为忠臣。此无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则其渐至於此也。臣在经筵，数论此事。陛下为政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并臣接。然天下不以为非者，以为垂帘之际，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以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意也？

臣若伺候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於此矣。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之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者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别无利害，而於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

唯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於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於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士有所未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於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用黾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达四夷，兵连祸结三十馀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

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於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并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於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

窃以此疏证之，盖知定州在九月，非六月也。且有不令上殿面辞之指挥，《纪事》不载。至六月二十六日，恐即因九月二十六日，误“九”字为“六”字。若六月已有知定州之命，此疏不应有“新知”字也。又《长编》原书及注中所引“读《礼》、《书》，论汉、唐正史状”，其文未列，未知是否杨氏仲良削去，抑或李氏《长编》本未取其文。今据《东坡集》中所载并附录於此。《东坡集·申省读汉唐正史状》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顾临、赵彦若状申：“昨准内降宰臣吕大防劄子奏，臣每旬获侍经筵，窃见进读《五朝宝训》，将欲了毕，自来多用前代正史进读。窃谓其间有不足上烦圣览者，欲乞指挥读讲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钞节成篇，遇读日进呈敷演，庶裨圣治。取进止。奉御宝批依奏。右轼等今已钞节缮写，稍成卷帙，於将来开讲日进读，即未审与《五朝宝训》并进，为复间日一读。谨申尚书省，伏候敕旨。”）

　　５、癸卯，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号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闻者无不摧陨。今将总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久备讲读，职在论思，首献言以助万一。陛下宜先诚意正心，推广圣孝，发为德音，行为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难致也。愿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则其末可以无难。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没，成王追念周公之勋劳，赐鲁以天子礼乐，使世世祀周公，以为非此不足以称周公之德也。

成王所以报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归心。汉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亦葬以天子之礼；帝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报以非常之礼。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庙社稷，有大德於亿兆人民，於陛下之恩，与天地无极，岂人臣之比哉！然则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来，三后临朝，皆有大功。章献明肃之於仁宗，慈圣光献之於英宗，鞠养扶持，勤劳艰难，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丰之末，神宗寝疾病，不能出号令，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

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毫朆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廷之故，疏远隔绝。魏王病既殁，然后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后徐王得入。进退群臣，必随天下之望，不以己意为喜怨赏罚，故至公无私之德，虽匹夫匹妇之口，亦能道之。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岂有他哉？凡为赵氏社稷，宋室宗庙，专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身当其劳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献明肃时，亲党多侥幸滥恩，仁宗既亲万机，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无怨。今太皇太后临朝以来，左右请求，一切拒绝，内外肃然，盖以朝廷不可无纪纲，故身当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肃清之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守之。

祖宗以来，惟以德泽结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静无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圣性宽裕，不忍拒人，内降滥恩，其后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九年如一。故虽德泽深厚，结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

　　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当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日，臣民上书者以万数，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岂有憎爱於其间哉！顾不如此，则天下不安耳。（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儆群慝，则帖然无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语，不正其罪，则恐奸言邪说，继进不已。

万一追报之礼小有不至，则於太皇太后圣德无损而於陛下孝道有亏，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岂不见司马光以公忠正直为天下所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为相，海内之人，无不欣悦，光没之日，无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画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为其能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万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况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爱戴，思慕无穷。陛下若听小人谗说，或追报有所不至，或轻改其政事，岂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离於下，则天变见於上，陛下虽欲为善以救之，改过以补之，亦无及矣。夫孝者万行之本，本既不立，则其馀何足观焉！夫小人之情，非为朝廷之计，亦非为先帝之事，皆为其身之利也。

日夜伺候，欲逞其恨者久矣。） 今太皇太后新弃天下，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而今又欲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纪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恭闻陛下，自太皇太后寝疾，朝夕不离左右，躬亲药膳，夜不解带，忧瘁泣涕，形於颜色。自遭变故以来，哀慕毁瘠，中外具闻，丧服之礼，务从至隆，又复诏发扬太皇太后圣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极也。至亲之际，无所閒然。然而臣等犹言及此者，窃闻以小人众多，恐置陛下於有过之地也。如臣等所言，虽万万无之，然不敢不虑於未然。或有纤芥流闻於外，则臣等上负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胜忧国爱君之至，惟陛下深留圣思。

取进止。贴黄：臣等伏见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张唐英者，上慎始书，预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唯司马光先言之。其后，建议者上误英宗追尊濮庙，举朝皆以为不可。朝廷虽尽逐台谏而言者不息，英宗终不能夺众论，圣意但悒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不从众言，遂擢张唐英为御史，而司马光大被信任。今小人进言，臣等固未知其有无，然不敢不预，言者亦虑朝廷既有其端，则忠正之士必争论不已，不唯上挠圣怀，亦使天下闻而不平。人心一离，不可复收，陛下他日追悔无及，臣等忧惧危慄，实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轼先约祖禹上章论列，轼章已就，见祖禹章曰：“公之文，经世之文。轼於朝廷文字失於过当，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窃愿附名，於‘臣’下加一‘等’字。”

毕沅《通鉴》云：戊申，并臣七上表请听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怀顾望，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乃上疏曰：“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云云同。又案：《编年备要》云：祖禹怀不能已，越日又上奏。据《范太史集第二劄子》有云：臣窃惟太祖受天眷命，刬革五代之乱，栉风沐雨，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真宗至於神宗，皆致太平，海内晏安百三十有四年，虽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创业之君，起於细微，身历艰难，亲履勤劳，先有功及民，然后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宫，不历艰难，不履勤劳，无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於治安，祸乱必生於逸豫也。

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有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丰之末，时运艰厄，先帝早弃天下。陛下嗣位，幸赖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议曰：“南朝专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边吏守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以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间，安静无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

臣愿陛下守之以静，毫朆无所改为，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诏左右大臣，动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揽於上，谘诹善道，察纳谠言，则并臣邪正，万事是非，必皆了了於圣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朆而物无所隐，其形者至平也；镜所以能鉴妍詀而人无所遁，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镜自动，则虽山岳不能见也。人心亦然，惟至公可以见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见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见天下之动。荀卿曰：“虚一而静，谓之清明。”圣人清明烛理，生於心之虚一也。陛下何不观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时不出房闱，未尝知天下之事，一旦临朝，所行之政，上当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惟至公、至正、至静而已。夫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於公；专为邪，故不便於正；专於动，故不便於静。

惟欲人君多所作为，朝廷多所变动，则已有所希冀於其间矣。若朝廷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则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不可移，圣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圣心不可变也。使谗邪者不能进说，观望者亦皆革心，则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胜一日，岁胜一岁矣。陛下如以臣言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时，明示以圣意所向，使中外一心，归於至正，则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众人，恐有奸言邪说，惑误天听，故臣近与苏轼先事上奏，必蒙省览。陛下圣学稽古，不必远师，前世之事，唯是仪型。仁宗法则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各安其生，则臣之志愿也，不胜区区之愚。取进止。）

　　１、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巳朔。） 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於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然臣於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即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百一。）

　　２、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３、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原注：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畏为礼部侍郎，首叛吕大防，上疏云云同。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法制，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４、庚子。（《长编》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诏八路选人归吏部差遣。原注：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吕大防云云。案：原文已佚。）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亥朔。） 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纪事本末》卷百一。） 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京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駮，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命舍人亦未肯奉行，专益滋章，於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人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臣，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议，深以为忧。（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皆言执政大臣不能固执，置陛下於有过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骤加召用，必骇众听。若大臣又不能固执，则朝廷全无纪纲，公议遂废，其於圣德为损不细。） 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闻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於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庚寅，遂请对垂拱殿劄子，（案：《范太史集论召内臣劄子》为十一月十一日，此《论邪正劄子》下注云十一月十六日，崇政殿进呈，奉旨留中。

据《朔闰考》，是月己巳朔，前丙戌为十一日；此十六日，庚寅也。据补“庚寅”二字。） 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惧灭异，不恤众言，悉变更祖宗旧制，案：范太史《集》作“旧政”。故多引小人以误先帝。（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引去。又启导先帝，用兵开边，结怨夷狄。至熙宁七八年间，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幸赖先帝圣明觉悟，再罢安石，两逐惠卿，终元丰之世，不复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如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开边熙河，章惇开边湖南，沈起引惹交贼，寇陷三州，朝廷讨伐，前后死伤二十万。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谔等兴造西事，死伤又二十万。

先帝悔悼，亲谕辅臣曰：“安南、西师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朝廷不得辞其咎。”又言：“吕惠卿可诛。”元丰之末，吴居厚行铁冶之法於京东，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辅行盐法於江西，李稷、陆师闵、李元辅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刘定教保甲於河北，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乱。当此之时，人心懔懔，朝夕不保。） 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岂惟正人不敢立朝，恐宗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

（《纪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每思元丰之末人心已离，不意朝廷复有今日，所以不避万死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为念，深惩小人倾危国家，明谕执政大臣，凡向来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废，永不复用，则海内无不安枕矣。《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范祖禹言：“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唐亡之祸，基於开元。熙宁、元丰间，内臣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为魁杰。宪总兵熙河，中正总兵泾原，震动内外；

宪陈再举之策，以至永乐陷没；用臣兴土木之役，为国敛怨，此三人虽加诛戮，未足以谢万姓。朝廷只从宽典，量加废黜，虽宪已死，中正、用臣犹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续又召数人，而李宪、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二人，中外无不骇愕。既而闻二人以执政言其有过先罢，三人以舍人缴词头且辍，然前来指挥，首违故事。又李宪、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则中正、用臣亦将进用，人心不得不忧，臣所以敢极言之。陛下与太皇太后听政之初，外逐蔡确、章惇、吕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肃清，内外皆无凶人，故天下安静，近古内外肃清，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诚能听臣之言，悉追罢用内臣，指挥未到，别与差遣；已入者，复援外官，则内外之人，称颂圣德，万口一辞。”

上曰：“所召内臣，朕岂有意任用，欲各与差遣尔。”祖禹乃退。又案：此为《论宦官劄子》。《范太史集》於此《劄子》下注云：与《论邪正劄子》同日上。《纪事》未载，今附此。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文多所删节，今据集中补录之。案“汉之基业，坏於元帝”下有云：东汉邓后临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顺帝以后，五侯专朝。桓帝、灵帝之时，十常侍擅天下子弟亲党，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宠及三族，违之者灭及五宗，大考党狱，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贼起，朝野崩离。及袁绍诛宦官，献帝奔播困饿，而曹操因之以篡云云。又“唐亡之祸，基於开元”下有云：肃宗任李辅国，未年寝疾，辅国以兵劫迁明皇於西内，杀张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忧崩，肃宗以骇没。

贵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妻子，由用辅国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谗，吐蕃寇陷京师，播迁於陕。德宗用宦官分领神策禁兵，其后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终以此亡。宪宗服金丹躁忿，为陈洪志所弑，敬宗为刘克明所弑。文宗欲讨宪宗之贼，谋泄，仇士良杀四宰相及朝臣，灭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忧愤，以至於没。武宗以后，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为父，天下大乱，黄巢贼起，播迁於蜀，又幸兴元。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呼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刘季述等废昭宗於东内。韩全诲等劫昭宗，幸凤翔，於是崔裔诛中官，而朱全忠劫迁昭宗，遂弑之。汉、唐亡国之祸，其酷如此，后之人主，可不以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时，王继恩有平蜀之功，中书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书史，不欲宦官预政事。

宣徽使，执政之渐也。”宰相恳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赏。太宗切责宰相等，乃命学士别立宣政使之目，以使继恩。布衣韩拱辰诣检院上言继恩功大赏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众，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谓深鉴前古而塞祸乱之源矣。英宗服药，任守忠往来交搆两宫，致慈圣太后与英宗不相悦。言者劾奏其罪，贬蕲州安置，尽逐其党。然后慈圣、英宗母子如初，宫省肃清云云。“未有如今日也”下有云：祖宗法度所以维持，后世不可轻变，陛下柰何先自坏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业，四方万里奔走，而听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可不慎乎！法度规矩，增修德政，使过於垂帘之时，然后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进一贤，行一善，先骤用中官。

如此之盛，四方闻之，必以为政出宫掖，无复纲纪，如衰季之世，岂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复收之甚难。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悦服，四方悚动，则他日所为，有顺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忧疑，四方解体，他日虽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岂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业之光，名誉之隆，非臣之所知。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给事使令，臣虽至愚，亦知其必未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远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选左右。壬人，尧、舜畏之，佞人，孔子远之，恐其有损而不自觉也。昔唐之时，仇士良教其党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则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士良以此固其权宠，故能专恣二十馀年。夫汉、唐之事，当今必无。然以先帝天资英睿，圣学高明，可谓不世出之主，而内外为小人所误，外兴师旅，内兴百役，先帝未尝享太平之乐，终以忧勤损寿。凡不便之事，皆群小所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谤，臣常痛之，故不欲陛下复近小人，盖以此也。云云。“万口一辞下”有云：以为至美，乃可以解众庶之惑，洗陛下之谤，此如反掌之易，何难而不为哉？自闻近日两次指挥以来，外议汹汹，皆云大臣不能争执，陛下於过举台谏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之知必不为。臣侍经筵八年。日望一日，岁望一岁，期陛下为令德之主，唯恐有纤毫之失，故不避违拂圣意，数进苦口之言。陛下每留睿听，以臣愚直见知，臣亦不量微力，窃以献纳自任。今兹事体，实系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义均休戚荣辱，不忍默默坐视，敢冒万死而献其忠，唯陛下裁察。取进止。）

　　１、十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甲辰朔。） 乙巳，尚书右仆射吕大防言：“乞放《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书，为国朝大典。仍乞修史院官兼领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毕沅《通鉴》云：甲寅，放《唐六典》修官制。盖上言在初二日乙巳。而十一日甲寅下诏置局也。）

　　２、甲寅，诏令於秘书省置局。差范祖禹、王钦臣充编修官，内范祖禹兼领回报文字，宋匪躬、晁补之充检讨官，仍具画一申尚书省。（《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３、己未，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案：“降授通议”至“霄宫”十一字，据《十朝纲要》补。） 章惇复资政殿东（案：“东”字据《十朝纲要》补。） 学士，（《长编》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癸亥，知湖州，复提举洞霄宫。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复资政殿学士。） 散官（案：“散官”二字，据《十朝纲要》补。） 吕惠卿复中大夫、提举崇福宫。（《长编》卷四百六十八：元祐六年十二月辛巳，诏吕惠卿除光禄卿，分司。权给事中姚勔封还。罢之。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复中大夫、崇福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章惇除资政殿学士，吕惠卿复中大夫，王中正复遥郡团练使。给事中吴安诗不书惇录黄，中书舍人姚勔不草吕惠卿、王中正告词，皆不听。《太平治迹统类》：己未，权给事中吴安诗言：“章惇除资政殿学士，差遣依旧，所有录黄未敢书读行下。”诏依前降指挥。）

　　４、王子韶除集贤殿修撰。（《长编》卷四百七十七：元祐七年八月甲申，王子韶罢秘书监。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除集校。案：《宋史本传》：出知济州，建言乞追复先烈以贻后法，复以太常少卿召，进秘书监，拜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５、丙寅，朝奉大夫郭知章奏：“臣窃见大河分东北之流数矣，议论蜂起，上惑朝廷之听，至今未决，河北之民被患滋久，已失赋租，荡析田亩，其害不可胜计。臣以谓地形有高低，水势有逆顺，河道有浅深，河流有缓急利害，皆可目睹。方兹隆冬霜降，水落复槽，则利害犹易办也。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村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叆十分二三，然后知大河可以闭北而使行东无疑也。今东流之河，即商胡之故道，询诸父老，具言旧行此七十馀年矣。今者水之复行天也，殆非人力也。夫东流之利甚博，其大略则存溏泊也，通御河也，固北都也，复民田也。至堤防之费，兵夫之役，官员之数，芟草之用，所省不赀，则臣言为可取。乞早降睿旨，下都水监相度施行。”（《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导河东流之议无功。原注：附载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郭知章奏疏。今据原注辑此，又见三月癸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是岁，河决内黄。《长编》卷五百十七原注：曾孝广论河事不合，水官卒建东流之议，已而河决内黄，俾孝广按行，因得行其素志。《宋史·本纪》：是岁，河入德清军决内黄口。《河渠志》三：五月，水官卒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郭知章奏云云。於是吴安持复兼都水。《宋史·马默传》：初，元丰间，河决小吴，因不复塞，纵之北流。元祐议臣以为东流便，水官遂与之合。默与同时监司上议，以北流为便。御史郭知章复请从东流，於是作东西马头，复故道为长堤壅河之北流者，劳费甚大。明年，复决而北，竟不能复使之东。）

　　仁和张大昌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