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文集卷首
变法通议自序
（1896年8月9日）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剙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瞷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驰，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
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
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
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矇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不变法之害
（1896年8月19日）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订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越南、缅甸、高丽，服属中土，渐染习气，因仍弊政，薾蘼不变，汉官威仪，今无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徧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难，治生无术，习于无耻，懵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骚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时募集，半属流匄，器械窳苦，饟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法，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蝟起，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矇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窘悴，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法敝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于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于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欲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功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法，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薙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色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作宪书，参用欧罗巴法，以改大统历，则变历法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法，汉武以来课丁之法，无有也，则变赋法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在治跸，皆雇民给直，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扶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懵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相、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龂龂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于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威廉第一、睦仁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
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飏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
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已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凌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
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自馀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
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浡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
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于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痒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劝，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扆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衂之后，穷蹙之日，虑无馀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亦未必能吾待也。”
释之曰：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法败于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于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衂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于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欲发难者，亦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家国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真有见于新法之为民害也，夸毗成风，惮于兴作，但求免过，不求有功。
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妇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彼犹太之种，迫逐于欧东；非洲之奴，充斥于大地，呜呼！夫非犹是人类也欤。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卹其家之典，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
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械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
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
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今之言变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
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法，华人营私也。”吾闻之日本变法之始，客卿之多，过于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法，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
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彼中之贤者乎。
若夫肉食官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虽然，吾固不尽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国家本以此取之，一旦而责以经国之远猷，乌可得也。捐例猥杂，国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责以奉公之廉耻，乌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责以治兵，欲其条理明澈，措置悉宜，乌可得也。在在防弊，责任不专，一事必经数人，互相牵制，互相推诿，欲其有成，乌可得也。学校不以此教，察计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赏，弗任者弗罚，欲其振厉，黾勉图功，乌可得也。途壅俸薄，长官层累，非奔竞未由得官，非贪污无以谋食，欲其忍饥寒，蠲身家，以从事于公义，自非圣者，乌可得也。
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肖，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然而西官之能任事也如彼，华官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尽为斯人咎也，法使然也。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不此之变，而鳃鳃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云自强，无惑乎言变法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已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难者曰：“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法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汎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去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
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于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岛，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乌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呜呼！是所望于大人君子者矣。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
去岁李相国使欧洲，问治国之道于德故相俾士麦，俾士麦曰：“我德所以强，练兵而已。今中国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练，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于此二者，中国不足强也。”今岁张侍郎使欧，与德国某爵员语，其言犹俾相言。中国自数十年以来，士夫已寡论变法，即有一二，则亦惟兵之为务，以谓外人之长技，吾国之急图，只此而已。众口一词，不可胜辨，既闻此言也，则益自张大，谓西方之通人，其所论固亦如是。
梁启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吾今持春秋无义战，墨翟非攻，宋钘寝兵之义，以告中国，闻者必曰：以此孱国而陈高义以治之，是速其亡也。不知使有国于此，内治修，工商盛，学校昌，才智繁，虽无兵焉，犹之强也，彼美国是也。美国兵不过二万，其兵力于欧洲，不能比最小之国，而强邻眈眈，谁敢侮之。使有国于此，内治隳，工商窳，学校塞，才智希，虽举其国而兵焉，犹之亡也，彼土耳其是也。土耳其以陆军甲天下，俄土之役，五战而土三胜焉，而卒不免于今日，若是乎国之强弱在兵，而所以强弱者不在兵，昭昭然矣。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则必涤其滞积，养其荣卫，培其元气，使之与无病人等，然后可以及他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之以甲青，予之以戈戟，而曰尔盍从事焉，吾见其舞蹈不终日，而死期已至也。彼西人之练兵也，其犹壮士之披甲胄而执戈鋋也，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
然则西人易为为此言？曰：嗟乎，狡焉思启封疆以灭社稷者，何国蔑有？吾深惑乎吾国之所谓开新党者，何以于西人之言，辄深信谨奉，而不敢一致疑也。西人之政事，可以行于中国者，若练兵也，置械也，铁路也，轮船也，开矿也；西官之在中国者，内焉聒之于吾政府，外焉聒之于吾有司，非一日也。若变科举也，兴学校也，改官制也，兴工艺开机器厂也，奖农事也，拓商务也，吾未见西人之为我一言也。是何也？
练兵，而将帅之才必取于彼焉；置械，而船舰枪炮之值必归于彼焉；通轮船铁路，而内地之商务，彼得流通焉；开矿，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兴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无不仰给之于彼，彼之士民，得以养焉。以故铁路开矿诸事，其在中国，不得谓非急务也。然自西人言之，则其为中国谋者十之一，自为谋者十之九。若乃科举、学校、官制、工艺、农事、商务等，斯乃立国之元气，而致强之本原也。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强也，宜其披肝沥胆，日日言之。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权霑大利于中国者，以吾之弱也，愚也，而乌肯举彼之所以智所以强之道，而一以畀我也？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为中国谋者，实以保护本国之权利耳，余于光绪十年回英，默念华人博习西学之期，必已不远，因拟谒见英、法、德等国学部大臣，请示振兴新学之道，以储异日传播中华之用。迨至某国，投刺晋谒其学部某大臣，叩问学校新规，并请给一文凭，俾得偏游全国大书院。大臣因问余考察本国新学之意，余实对曰：“欲以传诸中华也’，语未竟，大臣艴然变色曰：“汝教华人尽明西学，其如我国何？
其如我各与国何？’文凭遂不可得。”又曰：“西人之见华官，每以谀词献媚，曰：“贵国学问，实为各国之首’。以骄其自以为是之心，而坚其藐视新学之志，必使无以自强而后已。今夫李君，亦西人也，其必非为谰言以汙蔑西人，无可疑也，而其言若此。
吾欲我政府有司之与西人酬酢者，一审此言也。
李相国之过德也，德之官吏及各厂主人，盛设供帐，致敬尽礼，以相款宴，非有爱于相国也，以谓吾所欲购之船舰枪炮，利将不赀，而欲胁肩捷足以夺之也。及哭龙姆席间一语，咸始废然，英法诸国，大哗笑之。然则德人之津津然以练兵置械相劝勉者，由他国眎之，若见肺肝矣。
且其心犹有叵测者，彼德人固欧洲新造之雄国也，又以为苟不得志于东方，则不能与俄、英、法诸国竞强弱也。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商务之权利握于英，铁路之权利握于俄，边防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德以后起，越国鄙远，择肥而噬，其道颇难，因思握吾邦之兵权，制全国之死命。故中国之练洋操聘教习也，德廷必选知兵而有才者以相畀，令其以教习而兼统领之任。今岁鄂省武备学堂之聘某德弁也，改令只任教习，不充统领，而德廷乃至移书总署，反覆力争，此其意欲何为也？
使吾十八行省，各练一洋操，各统以德弁，教之诲之，日与相习，月渐岁摩，一旦瓜分事起，吾国绿营防勇，一无所恃，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号令之是闻，如是则德之所获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诸国下，此又德人隐忍之阴谋，而莫之或觉者也。
当中日订通商条约之际，德国某日报云：“我国恒以制造机器等，售诸中国、日本、日本仿行西法，已得制造之要领，今若任其再流之中国，恐德国之商务，扫地尽矣。”
去岁《字林西报》载某白人来书云：“昔上海西商，争请中国务须准将机器进口，欧格讷公使回国时，则谓此事非西国之福，今按英国所养水陆各军，专为扩充商务，保护工业起见，所费不赀，今若以我英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呜呼，西人之言学校商务也，则妒我如此，其言兵事也，则爱我如彼，虽负床之孙亦可以察其故矣。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不此之务，而惟彼之图，吾甚惜乎以司农仰屋艰难罗掘所得之金币，而晏然馈于敌国，以易其用无可用之物。数年之后，又成盗粮。往车已折，来轸方遒，独至语以开民智植人才之道，则咸以款项无出，玩日愒时，而曾不肯舍此一二以就此千万也。吾又惑乎变通科举工艺专利等事，不劳国家铢金寸币之费者，而亦相率依违，坐视吾民失此生死肉骨之机会而不肯一导之也。吾它无敢怼焉，吾不得不归罪于彼族设计之巧，而其言惑人之深也。诗曰：“无信人之言，人实诳汝。”
论学会
（1896年11月5日）
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星地相吸而成世界，质点相切而成形体。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兆京陔秭壤人群而成天下。无群焉，曰鳏寡孤独，是谓无告之民。虎豹狮子，象驼牛马，庞大傀硕，人槛之驾之，惟不能群也。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所占之地，居地球十六七，欧人剖之钤之，若榄狮象而驾驼马，亦曰惟不能群之故。
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群形质者，蝗蚊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之不已，必蠹天下，而卒为群心智之人所制。蒙古、回回种人，皆以众力横行大地，而不免帖耳于日耳曼之裔，蝗蚊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心智之事则赜矣。欧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也。
学会起于西乎？曰：非也，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
《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又曰：“君子以文会友。”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孔子养徒三千，孟子从者数百，子夏西河，曾子武城，荀卿祭酒于楚、宋，史公讲业于齐、鲁，楼次子之著录九千，徐遵明之会讲逾万，鹅湖、鹿洞之盛集，东林、几、复之大观，凡兹前模，具为左证。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
学会之亡，起于何也？曰：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汉学家之言曰：今人但当著书，不当讲学。纪昀之言曰：“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呜呼，此何言耶？此十常侍所以倾李膺、范滂，蔡京、韩侂胄所以锢司马公、朱子，魏忠贤、阮大铖所以陷顾、高、陈、夏，而为此言也。吾不知小人无忌惮之纪昀，果何恶于李、范诸贤，而甘心为十常侍、蔡京、韩侂胄、魏忠贤、阮大铖之奴隶也。而举天下缀学之士，犹群焉宗之，伈俔低首，为奴隶之奴隶，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是以金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
是率小人以食君子之肉，驱天下之人而为鳏寡孤独，而入于象驼牛马，而曾蜂蝗蚊蚁之不若，而后称善人。呜呼，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今天下之变亟矣。稍达时局者，必曰兴矿利，筑铁路，整商务，练海军。今试问：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士，而属之以诸事，能乎否乎？
则曰：有同文馆、水师学堂诸生徒在。今且无论诸生徒之果成学与否，试问：以区区之生徒，供天下十八行省变法之用，足乎否乎？人才乏绝，百举具废，此中国所以讲求新法三十年而一无所成，卒为一孔守旧之论间执其口也。今海内之大，四万万人之众，其豪杰之士，聪明材力足以通此诸学者，盖有之矣。然此诸学者，非若考据词章之可以闭户獭祭而得也。如矿利则必游历各省，察验矿质，博求各国开矿、分矿、炼矿之道，大购其机器仪器而试验之，尽购其矿务之书而翻译之，集陈万国所有之矿产而比较之。练军则必集万国兵法之书而读之，集万国制造枪炮药弹、筑修营垒船舰之法而学之。学此诸法，又非徒手而学也，必游历其国，观其操演，遍览各厂，察其制造，大陈汽机，习其用式。自余群学，率皆类是。故无三十七万金之天文台，三十五万金之千里镜，则天学必不精；不能环游地球，即游矣，而不能遍各国，省府州县皆有车辙马迹，则地学必不精。试问：一人之力，能任否乎？此所以虽有一二有志之士，不能成学，不能致用，废弃以没世也。
彼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学会，有法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有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有光学会，有重学会，有力学会，有水学会，有热学会，有医学会，有动、植两学会，有教务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会资有集至数百万金者。会中有书以便翻阅，有器以便试验，有报以便布知新艺，有师友以便讲求疑义，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以前民用，人才日众，以为国干，用能富强甲于五洲，文治轶于三古。
今夫五印度数万里之大，五十年间，晏然归于英国；广州之役，割香港，开口岸，举动轰赫，天下震慑，而不知皆彼中商学会为之也。通商以来，西人领文凭，游历边腹各省，测绘舆图，考验物矿者，无岁无之；中国之人，疑其奸细，而无术以相禁，百不知皆彼中地学会为之也。
故西国国家之于诸会也，尊重保护而奖借之，或君主亲临，以重其事，或拨帑津贴，以助其成。会日盛而学日进，盖有由也。
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诸学分会，未能骤立，则先设总会。
设会之日：一曰胪陈学会利益，专折上闻，以定众心；二曰建立孔子庙堂，陈主会中，以著一尊；三曰贻书中外达官，令咸损输，以厚物力；四曰函招海内同志，咸令入会，以博异才；五曰照会各国学会，常通音问，以广声气；六曰函告寓华西士，邀致入会，以收他山；七曰咨取官局群籍，概提全分，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九曰择购西方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十曰广翻地球各报，布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图，悬张会堂，以备流览；十二曰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院，以助试验；十三曰编纂有用书籍，广印廉售，以启风气；十四曰严定会友功课，各执专门，以励实学；十五曰保选聪颖子弟，开立学堂，以育人才；十六曰公派学成会友，游历中外，以资著述。
举国之大，而仅有一学会，其犹一蚊一虻之劳也。今以四万万人中，忧天下求自强之士，无地无之，则宜所至广立分会。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虽数十人之客，数百金之微，亦无害其为会也。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
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欲兴农学，则农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矿利，则矿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工艺，则工艺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兴商务，则商务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求使才，则法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整顿水陆军，则兵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欲制新器，广新法，则天、算、声、光、化、电等学会之才，不可胜用也。以雪仇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
若徇纪昀之躛言，率畏首之旧习，违乐群之公理，甘无告之恶名，则非洲、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西方之人，岂有爱乎？一木只柱，无所砥于横流；佩玉鸣琚，非所救于急难。《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呜呼！凡百君子，其无风雨漂摇，乃始晓音瘏口，而莫能相救也。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896年8月9日）
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
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
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
其分报也，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
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秦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国，或于报馆有谗谤之律，有惩罚之条，则又何也？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卷，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诸端，斯义遂梏，遂使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蝥贼，目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行，良法致弊。呜呼，不其恫欤！
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西国人数、物产、民业、商册，日有记注，展卷粲然，录副印报，与众共悉；中国则夫家六畜，未有专司，州县亲民，于其所辖民物、产业，末由周知，无论朝廷也。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数故，则西报之长，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渐备矣。
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劝百讽一，裨补盖寡；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虽蚊虻之力，无取负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
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1896年10月27日）
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各防弊。务治事者，虽不免小弊，而利之所存，恒足以相掩；务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补破衲，愈补愈破。务治事者，用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务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教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上自庶官，下自亿姓，游于文网之中，习焉安焉，驯焉扰焉，静而不能动，愚而不能智。历代民贼，自谓得计，变本而加厉之？及其究也，有不受节制，出于所防之外者二事：曰彝狄，曰流寇。二者一起，如汤沃雪，遂以灭亡。于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则适足为自敝之具而已。
梁启超曰：吾尝读史鉴古今成败兴废之迹，未尝不悁悁而悲也。古者长官有佐无贰，所以尽其权，专其责，易于考绩。（《王制》、《公羊传》、《春秋繁露》所述官制，莫不皆然，独《周礼》言建其正，立其贰，故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复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凡正皆卿一人，凡贰皆中大夫二人，此今制一尚书、两侍郎之所自出。《周礼》伪书，误尽万世者也。）
汉世九卿，尚沿斯制。（汉、晋间太常等尚无少卿，后魏太和十五年始有之。）后世惧一部之事，一人独专其权也，于是既有尚书，复有侍郎，重以管部，计一部而长官七人，人人无权，人人无责。防之诚密矣，然不相掣肘，即相推诿，无一事能举也。古者大国百里，小国五十，各亲其民，而上统于天子，诸侯所治之地，犹今之县令而已。汉世犹以郡领县，而郡守则直达天子。后世惧亲民之官权力过重也，于是为监司以防之；又虑监司之专权也，为巡抚、巡按等以防之；又虑抚、按之专权也，为节制、总督以防之。防之诚密矣，然而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长官，犹惧不得当，无暇及民事也；朘万姓脂膏，为长官苞苴，虽厉民而位则固也。
古者任官，各举其所知，内不避亲，外不避仇。汉、魏之间，尚存此意，故左雄在尚书，而天下号得人；毛玠、崔琰为东曹掾，而士皆砥砺名节。
后世虑选人之请托，铨部之徇私也，于是崔亮、裴光庭定为年劳资格之法，孙丕扬定为掣签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而奇才不能进，庸才不能退，则考绩废也；不为人择地，不为地择人，则吏治隳也。古者乡官，悉用乡人，（《周礼》、《管子》、《国语》具详之。）汉世掾尉，皆土著为之，（《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可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请，乃是破格。）盖使耳目相近，督察易力。
后世虑其舞弊也，于是隋文革选，尽用他郡，然犹南人选南，北人选北。
（宋政和六年诏，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三十驿者，九百里也。）明之君相，以为未足，于是创南北互选之法。防之诚密矣，然赴任之人，动数千里，必须举债，方可到官，非贪污无以自存也。土风不谙，语言难晓，政权所寄，多在猾胥，而官为缀旒也。古者公卿，自置室老，汉世三府，开阁辟士，九卿三辅郡国，咸自署吏，（顾氏《日知录》云：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职不举。）所以臂指相使，情义相通。后世虑其植党市恩也，于是一命以上，皆由吏部。防之诚密矣，然长佐不习，耳目不真，或长官有善政，而末由奉行，或小吏有异才，而不能自见也。古者用人皆久于其任，封建世卿无论矣，自余庶官，或一职而终身任之，且长子孙焉。
爰及汉世，犹存此意，故守令称职者，玺书褒勉，或累秩至九卿，终不迁其位，盖使习其地，因以竟其功。后世恐其久而弊生也，于是定为几年一任之法，又数数迁调，宜南者使之居北，知礼者使之掌刑。防之诚密矣，然或欲举一事，未竟而去官，则其事废也；每易一任，必经营有年，乃更举一事，事未竟而去如初，故人人不能任事。而其盘踞不去，世其业者，乃在胥吏，则吏有权而官无权也。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汉世亦有议郎、议大夫、博士、议曹，不属事，不直事，以下士而议国政，（余别有《古议院考》。）所以通下情，固邦本。后世恐民之讪已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耎，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其权重大，其体尊严。（三公者一相、二伯。）汉制丞相用人行政，无所不统，盖君则世及，而相则传贤，以相行政，所以救家天下之穷也。后世恐其专权敌君也，渐收其权归之尚书，渐收而归之中书，而归之侍中，而归之内阁；渐易其名为尚书令，为侍中，为左右仆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平章政事同三品，为大学士；渐增其员为二人，为四人，乃至十人；渐建其贰为同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协办大学士。其位日卑，其权日分，于是宰相遂为天子私人。防之诚密矣，然政无所出，具官盈廷，徒供画诺，推诿延阁，百事丛脞也。古者科举皆出学校，教之则为师，官之则为君，汉、晋以降，犹采虚望。后世虑士之沽名，官之徇私也，于是为帖括诗赋以锢之，浸假而锁院，而搜检，而糊名，而誊录，而回避。若夫试官，固天子近侍亲信之臣，亲试于廷，然后出之者也，而使命一下，严封其宅焉；所至，严封其寓焉；行也，严封其舟车焉，若槛重囚。防之诚密矣，然暗中摸索，探筹赌戏，驱人于不学，导人以无耻，而关节请托之弊，卒未尝绝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彫落，士气不昌，徒使无忌惮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为一网打尽之计也。古者疑狱，泛与众共，悬法象魏，民悉读之，盖使知而不犯，冤而得伸。后世恐其民这狡赖也，端坐堂皇以耸之，陈列榜杨以胁之。
防之诚密矣，然刁豪者益借此以吓小民，愿弱者每因此而戕身命，猾吏附会例案，上下其手，冤气充塞，而莫能救正也。古者天子时巡，与国人交，君于其臣，贱亦答拜，汉世丞相谒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郡县小吏，常得召见。后世恐天泽之分不严也，九重深闭，非执政末由得见。防之诚密矣，然生长深宫，不闻外事，见贤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则主德必昏也。上下睽孤，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也。凡百庶政、罔不类是，虽更数仆，悉数为难。
悠悠二千岁，莽莽十数姓，谋谟之臣比肩，掌故之书充栋，要其立法之根，不出此防弊之一心。谬种流传，遂成通理，以缜密安静为美德，以好事喜功为恶词，容容者有功，嶢嶢者必缺，在官者以持禄保位为第一义，缀学者以束身自好为第一流。大本既拨，末亦随之，故语以开铁路，必曰恐妨舟车之利也；语以兴机器，必曰恐夺小民之业也；语以振商务，必曰恐坏淳朴之风也；语以设学会，必曰恐导标榜之习也；语以改科举，必曰恐开躁进之门也；语以铸币楮，必曰恐蹈宋、元之辙也；语以采矿产，必曰恐为晚明之续也；语以变武科，必曰恐民挟兵器以为乱也；语以轻刑律，必曰恐民藐法纪而滋事也。坐此一念，百度不张。
譬之忡病，自惊自怛，以废寝食；譬之痿病，不痛不痒，僵卧床蓐，以待死期。岂不异哉！岂不伤哉！
防弊之心乌乎起？曰：起于自私。请言公私之义。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
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
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虽然，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先王知其不能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言公之为美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虽然，向者众人所失之权，其不能复得如故也，于是乎不知权之所在。故防弊者，始于争权，终于让权。何谓让权？天下有事，上之天子，天子曰议以闻，是让权于部院；部院议可，移文疆吏，是让权于督抚；督抚以颁于所属，是让权于州县；州县以下于有司，是让权于吏胥。
一部之事，尚、侍互让；一省之事，督抚互让；一君之事，君国民互让。争固不可也，让亦不可也。争者损人之权，让者损已之权。争者半而让者半，是谓缺权；举国皆让，是谓无权。夫自私之极，乃至无权。
然则防弊何为乎？吾请以一言蔽之曰：因噎而废食者必死，防弊而废事者必亡！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1897年10月6日）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
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酋长之世，起于何也？人类初战物而胜之，然而未有舆骑舟楫之利，一山一川一林一泽之隔，则不能相通也。于是乎划然命为一国，其黠者或强有力者即从而君之。故老子曰：“古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其民老死不相往来。”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彼禹域之大，未及今日之半也，而为国者万，斯盖酋长之世也。今之蒙古也，回疆也，苗也，黎也，生番也，土司也，非洲也，南洋也，美洲、澳洲之土人也，皆吾夏后氏以前之世界也。凡酋长之世，战斗最多，何也？其地隔，故其民不相习，而其情不相，加以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相戕无已时也。
封建世既有一天子以统众诸侯矣，而犹命为多君，何也？
封建者，天子与诸侯俱据土而治，有不纯臣之义（见《公羊》何注），观于《周礼》只治畿内，春秋战国诸侯各自为政，可以见封建世之俗矣。
其时诸侯与天子同有无限之权，故谓之多君。封建亦一大酋长耳，其相戕亦惨，其战斗亦多。
世卿亦谓之多君，何也？《礼?丧服》传：“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传》曰：“君谓有地者也”。盖古者凡有采地皆称君，而仕于其邑、居隶其地者，皆为之民。其待之也，亦得有无限之权，故亦谓之多君。世卿之国，亦多战斗，如鲁之季孙氏、郈氏，晋之韩、魏、范、中行氏，皆是也。故世卿亦可谓之小封建。
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极苦，争城争地，糜烂以战，无论矣。彼其为君者，又必穷奢极暴，赋敛之苛，徭役之苦，刑罚之刻，皆不可思议。
观于汉之诸侯王，及今之土司，犹可得其概矣。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
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昔者秦、楚、吴、越，相仇相杀，流血者，不知几千万人也，问今有陕人与湘人争强，苏人与浙人构怨者乎？无有也。昔之相仇相杀者，皆两君为之也，无有君，无有国，复归于一，则与民休息，此大一统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贵胄，不得位卿孤，既讥世卿，乃立选举，但使经明行修，虽蓬荜之士，可以与闻天下事，如是则贤才众多，而天下事有所赖，此讥世卿之效也。
虽然，当其变也，盖亦难矣。秦汉以后，奉《春秋》为经世之学，亦既大一统矣。
然汉初之吴楚七国乱之，汉末以州牧乱之，晋之八王乱之，唐之藩镇乱之，乃至明之燕王宸濠，此害犹未获息。越二千年，直至我朝，定宗室自亲王以下至奉恩将军凡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骑尉凡二十六等，悉用汉关内侯之制，无分土，无分民，而封建之多君始废。汉氏虽定选举之制，而魏晋九品中正，寒门贵族，界限画然，此犹微有世卿之意焉。虽然，吾中国二千年免于多君之害者，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赐也。凡变多君而为一君者，其国必骤强。昔美之三十七邦也，德之二十五邦也，意之二十四邦也，日本之九十二诸侯也，当其未合也，彼数国者，曾不克自列于地球也；其既合也，乃各雄长于三洲。何也？彼昔者方罢敝其民，以相争之不暇，自斫其元气，耗其财力，以各供其君之私欲；合而一之，乃免此难，此一君世之所以为小康也。而惜乎诸国用《春秋》之义太晚，百年前之糜烂，良可哀也。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国，自中土以外，罕有能变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后，政柄下移，大将军诸侯王之权，过于天皇，直至明治维新，凡千余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议院；乃至法人既变民政，而前朝爵胄，犹潜滋暗窥，渐移国权；盖甚矣变之之难也！
封建世卿之与奴隶，其事相因也。举天下之地而畀诸诸侯，则凡居其地者，莫敢不为臣；举天下之田而聚诸贵族，则凡耕其田者，莫敢不为隶。故多君之世，其民必分为数等，而奴隶遍于天下。孔子之制，则自天子以外，士农工商（天子之元子犹士也），编为四民，各授百亩，咸得自主。六经不言有奴隶，（《周礼》有之者，非孔子所定之制。）
汉世累诏放奴婢，行孔子之制也。
后世此议不讲，至今日而满蒙尚有包衣望族，达官尚有世仆，盖犹多君世之旧习焉。
西方则俄国之田，尚悉归贵族掌辖；法国之田，悉为教士及世爵公产。凡齐民之欲耕者，不得不佃其田，而佃其田者，不得不为之役。自余诸国，亦多类是。日本分人为数等之风尤盛，乃至有秽多、非人等名号，凡列此者，不齿人类。而南北美至以贩奴一事，构兵垂十年。此皆多君世之弊政也，今殆将悉革矣。此亦《春秋》施及蛮貊之一端也。
（余别有“孔制禁用奴婢考”。）欧洲自希腊列国时已有议政院，论者以为即今之民政。然而吾窃窃焉疑之。彼其议政院，皆王族世爵主持其事，如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晋之六卿，楚之屈景，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继相及耳。至于匹夫编户，岂直不能与闻国是，乃至视之若奴隶，举族不得通籍。此其为政也，谓之君无权则可，谓之民有权则不可，此实世卿多君之世界也。
度其为制也，殆如英国今日之上议院，而非英国今日之下议院。周厉无道，见流于彘，而共和执政；滕文公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此实上议院之制也，不得谓之民政。若谓此为民政也，则我朝天聪、崇德间，八贝勒并坐议政，亦宁可谓之为民政也。
俄史称俄本有议事会，由贵爵主之，颇有权势，诸事皆可酌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大彼得废之，更立新会，损益其规，俾权操于己（见《俄史辑译》卷二）。俄之旧会，殆犹夫希腊、罗马诸国之议院也，犹多君之政也，俄之变多君而为一君，则自大彼得始也。
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时，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也。今谓当中土多君之世，而国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复退而为君政，此于公理不顺，明于几何之学者，必能辨之。
严复曰：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希、罗两史，班班可稽，与前二制相为起灭。虽其时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备，然实为后来民治滥觞。
且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含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
子之言未为当也。
启超曰：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以谓其国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开，其民之力甚厚，既举一国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则必无复退而为君权主治之理，此犹花刚石之下，不得复有煤层，煤层之下，不得复有人迹层也。至于希、罗二史，所称者其或犹火山地震喷出之石汁，而加于地层之上，则非所敢知，然终疑其为偶然之事，且非全体也，故代兰得常得取而篡之，（西史称借民权之名以攘君位者，谓之代兰得。）
其与今之民政殆相悬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斯殆不然也。
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今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然则民政不必待数千年前之起点明矣。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
世之贤知太过者，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此大谬也。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此事就三千年内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者，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问今日之美国、法国，可为太平矣乎？曰恶，恶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国言之，则可谓为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国言之，则可谓为一君之世；然合全局以言之，则仍为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眈眈相视，齮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
其殆为千百年以后之天下言之哉？
说动
（1898年2月11日）
合声、光、热、电、风、云、雨、露、霜、雪，摩激鼓宕，而成地球，曰动力；合地球与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暨无数小行星、无数慧星、绕日疾旋，互相吸引，而成世界，曰动力；合此世界之日，统行星与月，绕昴星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数，成天河之星圈，互相吸引，而成大千世界，曰动力；合此大千世界之昴星绕日，与行星、与月、以至于天河之星圈，又别有所绕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数，若星团、星林、星云、星气，互相吸气，互相吸引，而成一世界海，曰动力。假使太空中无此动力，则世界海毁，而吾所处八行星绕日之世界，不知隳坏几千万年矣。由此言之，则无物无动力，无动力不本于百千万亿恒河沙数世界自然之公理，而电、热、声、光，尤所以通无量无边之动力以为功用。
小而至于人身，而血，而脑筋，而灵魂，其机缄之妙，至不可思议，否则为聋瞆，为麻木痿痹，而体魄之殭随之。更小而至于一滴水，一微尘，莫不有微生物万千浮动于其中，否则空气因之而不灵。盖动则通，通则仁，仁则一切痛痒相关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处之，而必思所以震荡之，疏渝之，以新新不已。此动力之根原也。
谭嗣同曰：“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王船山邃于《易》者也，于有雷之卦，说必加精而微至焉。屯之所以满盈也，豫之所以奋也，大壮之所以壮也，无妄之所以无妄也，复之所以见天心也，震之所以不丧匕鬯而再则泥也，罔弗由于动也。”是故“君子之学，恒其动也。吉凶悔吝，贞乎动也。《易》抑阴而扶阳，则柔阴与刚动异也。”
痛乎，有老氏者出，“言静而戒动，言柔而戒刚，乡曲之士，给饘粥，察难豚，而长养子孙，以之自足而苟视息焉，固亦术之工者矣。乌知乎天子术焉，士大夫术焉，诸侯王术焉，卒使数千年来成乎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言学术则曰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处事不计是非，而首禁更张；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废驰矣。用人不问贤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气之论兴，柄权则皆颓暮矣。陈言者，命之曰希望恩泽；程功者，命之曰露才扬己。既为糊名以取之，而复隘其途；既为年资以用之，而复严其等。财则惮辟利源，兵则不贵朝气。”
“其朝夕孜孜不已者，不过日制四万万人之动力，以成一定不移之乡愿格式。”悲夫？彼西人之哀我“中国之亡于静”也，曰：“此不痛不痒顽钝无耻者也。”梁启超曰：不通则塞，不进则退，亘古今中外，无中道而画之理。子谓颜渊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曾子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此皆圣贤救世度众生之大愿力，日新不已，故悲闵。其动之心，栖栖皇皇，足迹遍九州。其动之迹，其视柔静无为之旨，殆有大小乘之别。即彼释氏之为教，众以佛、老并诋之。然其精意所在，曰威力，曰奋迅，曰勇猛，曰大无畏，曰大雄，括此数义，至取象于师子。而于柔静无为者，则斥为顽空，为断灭，为九十六种外道。即其言静之旨，不过以善其动，而遍度众生，与《大学》之以静生虑，太极之以静根动，同一智慧勇力。
而即静即动，本无对待之可名。杨氏述老氏者也，其意专主于为我。夫孔氏戒我，而杨氏为我，此仁不仁之判也。乃今天下营营于科目，孳孳于权利，伀伀俔俔于豆剖瓜分之日，不过“我”之一字，横梗胸臆。而于一二任侠之士，思合大群，联大力，血泪孤心，议更庶政，以拯时艰，则必以喜事多事诋之，以曲利其守旧不变之私。此真老杨之嫡派，孔孟之蟊贼，释氏之罪人，充其柔静之祸，以戕种类毁世界有余矣。其可为太息痛恨者，孰有过于斯乎？
唐才常曰：“西人以动力横绝五洲也。通商传教，觅地布种，其粗迹也。其政学之精进不已，骎骎乎突过乎升平。无可惧也，无可骇也，乃天之日新地球之运，而生吾中国之动力也。”梁启超曰：斯固然矣，然以吾所见吾中国者，微论其精，其粗者不可得也。何也？科举不变，士欲动，而至庸极陋之时文绁之；铁路不修，商欲动，而淹滞迂回之舟车绁之；机器不兴，工欲动，而笨拙粗疏之刀锯绁之；电化不讲，农欲动，而勤苦胼胝之耒耜绁之。生一人即予一绁，绁一人即防一弊。故我闻西人之言，以为中国防弊之法，至精且密，虽彼国千思万虑，不能臻此境地。其意若有所讽刺也者，若自苦其民智难于控御，转羡吾中国也者。故法于越南，仍以越南之法治之；俄于朝鲜，仍以朝鲜之法治之。
彼非有爱于越南、朝鲜也，乃阴用吾中国防民之故智，绁之使不生其动力也。虽然，吾特怪吾四万万人之绁于士农工商之旧法者。言提其耳而天聪之，力启其扃而解脱之，则必色然怒，哗然骇，以谓吾安吾绁，而奚纾吾手足，破吾囹圄为？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涉求新，辄生阻力，法图稍变，必多业障。凡少年意气，妄事更张，沽名市誉等语，不惜箝制海内豪侠任气之士，同归澌灭。老杨柔静为我之徒，可以尸居养望，坐享老成持重之名。嗟夫！以全球之极热极涨极速以新其动力，而吾士夫方面髹壁，坐漆室，丧灵魂，尸躯壳，悠忽终年。以正比例求之，孰生孰灭？孰存孰亡？不待智者知之。
今夫鸟，大鹏抟九万里，击扶摇而上；凤凰餐霞吸露，栖息云霄之表；鷃雀则终身困藩篱，饵矰缴。今夫兽，麒麟驺虞，往来开化之国，以方仁者；狮象狻猊，纵横万壑，虎豹慑伏；羊豕则终身拳圈苙，供刲絷。然则有动力与不有动力之存灭，可一言决矣。吾又闻之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动力大而速者，则贱种可进为良种；其动力小而迟而无者，则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狖、而生理殄绝。初不谓然，继而观于獞猁猓猺，其食息起居，与猿狖无殊；其柔静无为，至老死不相往来；其去生理殄绝也几何？则奈何忍以吾党聪明秀特之士，日日静之柔之愚之，不一毅然慈悲其愿力，震荡其脑筋也？
今夫压力之重，必自专任君权始矣；动力之生，必自参用民权始矣。
虽然，吾观罗马之衰也，教皇怙其权力之私，戕贼平等之义，宗旨荡然，而路德之动力生；法国世家之横也，酷虐平民，惨无天日，而拿破仑之动力生；英人苛敛，美民罢不堪命，而华盛顿之动力生；日本大将军之柄政也，君统民统，不绝若线，而群藩烈士之动力生。此以压力生其动力者，事相反而实相因也。若夫中国则不然，压力之重，既不如从前之欧美日本，而柔静无为之毒，已深中人心，于是压力动力，浸淫至于两无，以成今日不君权、不民权之天下。故欲收君权，必如彼得、睦仁之降尊纡贵而后可；欲参民权，必如德意、希腊之联合民会而后可。而尤必先废愚民柔民之科目，首奖多事喜事之豪杰，尽网岩穴勇敢任侠之志士仁人，以激成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愤不有身，爹亚、毕士马克之艰难措置，而后动力之生，国权之固，可得言也。
论湖南应办之事
（1898年4月5日—4月7日）
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是故国即亡矣，苟国人之智，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则彼虽灭吾国，而不能灭吾权，阿尔兰之见并于英人是也。今英伦人应享利益，阿尔兰人无不均霑也。即吾民之智，不能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进者，则其权亦日进，印度是也。印度初属于英，印人只能为第六七等事业，其第五等以上事业，皆英人为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则五品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则总办、帮办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则第二等以下事业，皆印人所为矣。其智全塞者，则其权全亡，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红人，南洋之棕人是也。此数种者，只见其为奴为隶，为牛为马，日澌月削，数十年后，种类灭绝于天壤耳，更无可以自立之时矣。夫使印度当未亡之时，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则其蚤为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于今日，则其为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
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意至美矣，然于广之之道，则犹未尽也。学堂学生，只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为成也亦仅矣。而况此辈中西兼习，其教之也当厚植其根柢，养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后，不欲其出而与闻天下事也。然则此五年中，虽竭尽心力以教之，而其风气仍不能出乎一学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学生当分为二等：其一以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柢为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则成就不必其远大，但使于政学之本原，略有所闻，中外之情形，无所暗蔽，可以广风气，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说，则欲其精；由后之说，则欲其广。
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而必非一省会之间，数十百人之局可以支持，有断然矣。则必如何然后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一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绅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与此二事相去不远者：一曰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也。
以岳麓求贤之改章，及孝廉堂之为学会，士林举无间然，然则改课亦当无违言必矣。
官课、师课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学政所至，提倡新学，两管齐下，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或疑各府、州、县悉变，则恐阅卷者无人。是不难，但专聘一二人驻省会，而各处课卷皆归其评阅，不过邮寄稍需时日耳，于事无伤也。若太僻远之州、县，则或两三月之题目，同时并发，课卷同时并收，则邮寄之繁难，亦可稍省矣。
尤有进于此者，则莫如童试之县考、府考，饬下州、县，除第一场外，悉试时务。
府、县考凡六七场，功令所载，并无必试八股之例，支床架屋，实属可憎，扫除更张，真乃快事。
然此事尚有未尽可行者，则虑各府、县无阅卷之人也。今宜饬下，令其自行物色聘请，或由省中荐人前往，此则只需长官一纸书耳，不费一铢，而举省之士，靡然向风矣。
二曰学堂广设外课，各州、县咸调人来学也。州、县遍设学堂，无论款项难筹，即教习亦无从觅聘，教习不得人，讲授不如法，劳而少功，虽有若无耳。以余所见，此闻各处书院诸生，讲习经年，而成就通达者，寥寥无几。大约为开风气起见，先须广其识见，破其愚谬，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授以内外公法各书，使明公理之足贵；更折衷于古经古子之精华，略览夫格致各学之流别。大约读书不过十种，为时不过数月，而其见地固已甚莹矣。乃从而摩激其热力，鼓厉其忠愤，使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以大局之糜烂为一身之耻疚。持此法以教之，间日必有讲论，用禅门一棒一喝之意；读书必有札记，仿安定经义治事之规。
半年以后，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间如学堂学生，鼓箧不过月余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学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见识议论，则已殊有足观者，然则外课成就之速，更可翼矣。大抵欲厚其根柢，学颛门之业，则以年稚为宜；欲广风气观大略，速其成就，则以年稍长为善。盖苟在二十以上，于中国诸学曾略有所窥者，则其脑筋已渐开，与言政治之理，皆能听受，然后易于有得。故外课生，总以不限年为当。前者出示在此间招考，仅考两次，已迫岁暮，来者百余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设此课之意，全在广风气，其所重者在外府、州、县。故必由学政按临所至，择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来学，其风始广。
然各府辽远，寒士负笈之资，固自不易，愚意以为莫如今各州、县为具川资咨送到省，每岁三五人之费，为数无几，虽瘠苦之县，亦不至较此区区。到省以后，首须谋一大厦，使群萃而讲习，若学堂有余力，则普给膏火，否则但给奖赏而已。（如不给膏火，则须问其愿来与否，乃可咨送。）此项学生，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择其学成者，授以凭记，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一年之后，风气稍成，即可以饬下各州、县，每县务改一书院为学堂。三年之间，而谓湘人犹有嫉新学如仇，与新学为难者，其亦希矣。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
此诚中国未常有之事，而实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几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乡官；两汉郡守，得以本郡人为之，而功曹掾史，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来，防弊日密，于是悉操权于有司，而民之视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矣。然亦有二虑焉：一曰虑其不能任事，二曰虑其借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则宜开绅智；欲救后弊，则宜定权限。定权限者何？西人议事与行事分而为二，议事之人，有定章之权，而无办理之权；行事之人，有办理之权，而无定章之权。将办一事，则议员集而议其可否；既可，乃议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
若行之而有窒碍者，则以告于议员，议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无时不改，每改一次，则其法益密，而其于民益便，盖以议事者为民间所举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当革，无不知也；有一利之当兴，无不闻也。
其或有一县、一乡之公益，而财力不能举者，则议员可以筹款而办之，估计其需费之多少，而醵之于民焉。及其办成也，则将其支用款项，列出清单，与众人共见，未有不愿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无击柝之人，于是一街之户宅集议，各出资若干而雇一人为之；一乡之中，欲筑一桥，修一路，于是一乡之户宅集议，或按田亩，或按人丁，各出资若干而动工为之，未有不愿者也。推而大之，而一县、而一省、而一国，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国者也，（吾中国非不知此法，但仅以之治一乡、治一街，未能推广耳。）故每有应筹款项，皆待命于下议院；下议院则筹之于民，虽取之极重，而民无以为厉己者，盖合民财以办民事，而为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于己，而又非己之独力所能办，故无不乐输以待上之为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户，每户月输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击柝之人，以为己保护财产，若非得一人总任其事，则虽每户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也。）故有乡绅为议事，则无事不可办，无款不可筹，而其权则不过议此事之当办与否及其办法而已。及其办之也，仍责成于有司，如是则安所容其舞文也？至于讼狱等事，则更一委之于官，乡绅只能为和解，或为陪审人员，而不能断其谳，然则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举国而行之，不闻有弊，则亦由权限之划定而已。开绅智者何？民间素不知地方公事为何物，一切条理，皆未明悉，而骤然授之，使其自办，是犹乳哺之儿，而授之以杯筋，使自饮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习于公事，然后举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国之绅士，使以办公事，有时不如官之为愈也。何也？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
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
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
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官贫则不能望之以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闻黄按察思所以养候补官，优其薪水之法，此必当速办者也。
既养之，则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无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状，曾未有欧洲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而国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课最，然则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学之？举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辈未尝学问、无所知识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犹然薪以止沸，却行而求前也。而无如不办事则已，苟办事，则其势不能不委之此辈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办而不办也。然则将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
教官视教士难，彼其年齿已老，视茫发苍，习气极深，宦情熏灼，使之执卷伏案，视学究之训顽童，难殆甚焉；然教官又视教士易，彼其望长官如天帝，觊缺差若九鼎，宫中细腰，四方饭死，但使接见之时，稍为抑扬，差委之间，微示宗旨，虽强之以不情之举，犹将赴汤蹈火以就之，而况于导之以学乎？故课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须抚部为之校长，司道为之副校长。其堂即设在密迩抚署之地，每日或间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课，随时教诲。最善者莫如删堂属之礼，以师弟相待。堂中陈设书籍，张挂地图，各官所读之书，皆有一定，大约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在所必读，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各设札记，一如学堂之例。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校长及副校长，随意谭论，随意阅札记；或阅地图，而与论其地之事；或任读一书，而与论其书之美恶；听其议论，而可以得其为人矣。
而彼各官者，恐功课不及格而获谴，恐见问不能答而失意，莫不争自濯磨，勉强学问矣。教之既熟，必有议论明达、神气坚定者出矣。或因好学而特予优差，或因能办事而委之繁缺，数月之后，家弦诵而人披吟矣。
闻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时与幕府纵谭，若有事应商，则集幕府僚属，使之各出意见，互相辩论。文正则不发一言，归而采之，既可于此事集思广益，复可见其人之议论见地。骆文忠则每集司道于一圆桌，今以笔墨各陈所见。岑襄勤、丁雨生之办事，如训蒙馆然，聚十数幕友于一堂，陈十数几桌，定时刻办事，随办随到，案无留牍，此诚治事之良法也。
今日之中国，亦颇苦于礼矣，终日之晷刻，消磨于衣冠应酬迎送之间者，不知凡几，交受其劳，而于事一无所补，日日议变法，此之不变，安得有余日以办应办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时刻，在课吏堂办事，一切皆用便衣，凡来回事者，立谭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见外，其余衙门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时刻，在堂中相见，则形骸加适，而治事加多，斯实两得之道也。至实缺各官，关系尤重，既未能尽取而课之，亦必限以功课，指明某书，令其取读。必设札记，读书治事，二者并见。
须将其读书所有心得，及本县人情、物产、风俗，咸著之札记中。必须亲笔，查有代笔者严责。（难者必以为实缺官身任繁剧，安能有此休暇？
不知古人仕优则学，天下断无终年不读书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时刻以一两点钟读书，未必即无此暇晷也。）频颁手谕，谆谆教诲，如张江陵与疆臣各书，胡文忠示属员各谕，或以严厉行之，或以肫诚出之，未有不能教诲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参劾则无人可用，亦不可胜劾。
其无咎无誉，卧而治之，无大恶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其廉可谓至矣，然而不能为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当屏黜，岂待扰民哉？虽然，治事者，必识与才兼，然后可云也。若并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当办，则曷从治之？未尝讲求此事之办法，则曷从治之？西国治一事，则有一事之学堂；既学成而后授以事矣，然其每日办事之暇，未尝有一日废书者。（不读书则看报，贵至君主，贱至皮匠，莫不皆然。）今我国人士，自其鼓箧之始，即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及一入宦途，则无不与书卷长别。《传》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制焉，又况于终其身而不学者乎？中国一切糜烂，皆起于此，而在位者沓焉不自觉。今日兴一新法，明日兴一新法，而于行法之有人与否，漠然而不之计，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以上三端，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至于新政之条理，则多有湖南所已办者，如矿务、轮船、学堂、练兵之类；或克日开办者，如学会、巡捕、报馆之类；或将办而尚有阻力者，如铁路之类；或已办而尚须变通扩充者，如钞票制造公司之类；今不必述。
而窃以为尚有极要者二事：一曰开马路，通全省之血脉，则全省之风气可以通，全省之商货可以出；二曰设劝工博览场，取各府、州、县天产人工之货，聚而比较之，工艺精者优加奖励。长沙古称贫国，而五代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贫而富，则非广励工商末由也。今全省无论已办、将办、未办各事，除绅士协办外，苟经官手，则几无事不责成于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势至散，一人之精神，有万不能给之势，然舍此则又无可倚畀。鄙意以为宜设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务局之称，其名最不雅驯，不可用。）一切新政，皆总于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员为总办，令其自举帮办以下之人，事归一线，有条不紊，或稍易为力也。
（新政局即设于课吏堂，尤为两益。）
政变原因答客难
（1899年1月12日）
语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大丈夫以身许国，不能行其志，乃至一败涂地，漂流他乡，则惟当缄口结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骂之，斯亦已矣；而犹复晓晓焉欲以自白，是岂大丈夫之所为哉？虽然，事有关于君父之生命，关于全国之国论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论者曰：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磋跌之忧乎？辨曰：中国之当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泻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培其元气，庶几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苓，则参苓即可为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当益速矣。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西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夫以练兵论之，将帅不由学校而出，能知兵乎？选兵无度，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武阶极贱，士人以从军为耻，而无赖者乃承其乏，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制，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帅不习风涛，一旦临敌，能有功乎？
警察不设，户籍无稽，所练之兵，日有逃亡，能为用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且也用洋将统带训练者，则授权于洋人，国家岁费巨帑，为他人养兵以自噬；其用土将者，则如董福祥之类，藉众闹事，损辱国体，动招边衅，否则骚扰闾阎而已，不能防国，但能累民；又购船置械于外国，则官商之经手者，藉以中饱自肥，费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则练兵反不如不练。以开矿论之，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地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且也西人承揽，各国要挟，地利尽失，畀之他人；否则奸商胡闹，贪官串弊，各省矿局，只为候补人员领干脩之用，徒糜国帑，如是则开矿反不如不开。以通商论之，计学不讲，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察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输入，内币日输出，池枯鱼竭，民无噍类，如是则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论之，总理衙门老翁十数人，日坐堂皇，并外国之名且不知，无论国际，并己国条约且未寓目，无论公法，各国公使领事等官，皆由奔竞而得，一无学识，公使除呈递国书之外无他事，领事随员等除游观饮食之外无他业，何取于此辈之坐食乎？如是则有外交官如无外交官。且使馆等人在外国者，或狎邪无赖，或鄙吝无耻，自执贱业，污秽难堪，贻笑外人，损辱国体，其领事等非惟不能保护已商，且从而陵压之，如是则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以教育论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译，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学艺之术，能养人材乎？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且也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庸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如是则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
凡此之类，随举数端，其有弊无效，固已如是。自余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则前此之所谓改革者，所谓温和主义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
夫此诸事者，则三十年来名臣曾国藩、文祥、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之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盖国家之所赖以成立者，其质甚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根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榱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纫新制，乌乎可哉？若知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海军之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之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
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
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延，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张之之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从容岁月者？然则，舍束手待亡之外，无他计也，不知所谓温和主义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谓急激者，岂不以疑惧交乘，怨谤云起，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以虑始。”从古已然，况今日中国之官之土之民，智识未开，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彼李鸿章前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过于李鸿章所办者数倍乎？
夫不除弊则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常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疏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阴曰：“观望持重，号称正义者，比比皆然，最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呜呼！世之所谓温和者，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阴、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
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
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
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遽行，故屡将先生之摺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诏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末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之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今以无权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责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难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谭嗣同之忠勇明达，当其初被征入都，语以皇上无权之事，犹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谭查历朝圣训之成案，将据以请于西后。至是谭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数月以来改革之事，未足以满皇上之愿也。谭嗣同且如此，况于其他哉！夫以皇上与康先生处至难之境，而苦衷不为天下所共谅，庸何伤焉。而特恐此后我国民不审大局，徒论成败，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鉴也，因相率以为戒，相率于一事不办，束手待亡，而自以为温和焉。其上者则相率于补漏室，结鹑衣，枝枝节节，畏首畏尾，而自以为温和焉。而我国终无振起之时，而我四万万同胞之为奴隶，终莫可救矣。是乃所大忧也，故不可以不辩也。
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
（1899年3月22日）
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自甲午以后，情见势绌，东三省之铁路继之，广西之士司继之，胶州湾继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继之，各省铁路、矿务继之，工江左右不让与他国，山东、云贵、两广、福建不让与他国之约纷纷继之，于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国之议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间，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讲求其法者，杂遝然矣；然末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号，东西驰步，而莫知所凑泊。当时，四万万人未有知皇上之圣者也。自戊戍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国之事，始有所著，海内喁喁，想望维新矣。仅及三月，大变遽起，圣君被幽，新政悉废，于是保全之望几绝。
识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邻，耽目而视，佥曰：是固不可复保全矣。哀时客曰，吁！
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时客曰，吾闻之议论家之言，为今日之中国谋保全者，盖有三说：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
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
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
然而吾谓为此谈者，皆暗于中国之内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说之意，谓西后与荣禄等今虽守旧，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艰难，必当翻然变计也。辨之曰：夫龟之不能有毛，免之不能生角，雄鸡之不能育子，枯树之不能生花，以无其本性也。故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
今西后之所知者，娱乐耳，荣禄等之所知者，权势耳，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哉？语以国之将危亡，彼则曰，此危言耸听也，此莠言乱政也。
虽外受外侮，内生内乱，而彼等曾不以为守旧之所致，反归咎于维新之人，谓其长敌人之志气，散内国之民心。闻友邦忠告之言，则疑为新党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虽土地尽割，宗衬立陨，岂复有变计之时哉？故欲以变法自强望之于今政府，譬犹望法之路易十四以兴民权，望日本幕府诸臣以成维新也。且彼方倚强俄以自固，得为小朝廷以终其身，于愿已足，遑顾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则为甲说者，殆非本心之论，否则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说之意，谓政府诸臣虽不足道，而各省督抚中如某某、某某者，号称通时务，素主变法，他日保全之机，或赖于此。
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数十年，其所办之事，岂尝有一成效？
彼其于各国政体，毫无所知，于富强本原，膛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习气，而又不欲失新党之声誉，于是摭拾皮毛，补苴罅漏，而自号于众曰，吾通西学。夫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旧党之声誉，岂肯任之？夫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谓其不爱国也，然爱国之心究不如其爱名之心，爱名之心又不如其爱爵之心，故苟其事于国与名与爵俱利者，则某某必为之。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国。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国事者，众谤所归，众怨所集，名爵俱损，智者不为也。冯道大圣，胡广中庸，明哲之才，间世一出，太平润色，正赖此辈。惜哉，生非其时，遭此危局，欲望其补救，宁束手待亡耳。此外余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国民之有识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说之意，以为政府腐败，不复可救，惟当从民间倡自主独立之说，更造新国，庶几有瘳。辨之曰：此殷忧愤激者之言，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义，然当孩提之时，则不能不借父母之保护。
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时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民皆蚩蚩，伏莽遍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户窃号，莫能统一，徒鱼肉吾民；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
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圣德之记，具详别篇）。
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易）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勿谓一篑小，积之将成丘陵；勿谓涓滴微，合之将成江海。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国将赖之，四万万同胞将赖之。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1899年10月15日）
第一节国民与国家之异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古者国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长者，若其勇者，统率其族以与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为国，其权无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是之谓国家。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