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卷四
●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国曰：‘公将不利於孺子！’”（《书金》）
△辨周公摄政之说
《金》一篇并无周公摄政之文，唯《戴记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由是《史记》、《汉书》及诸说《尚书》、《礼记》者并谓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而以《洛诰》之“复子明辟”为复政成王之据。蔡氏《书传》驳之云：“有失然後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尝一日不居君位，何复之有！王莽居摄，几倾汉鼎，皆儒者有以启之，是不可以不辨。”石梁王氏亦云：“周公为冢宰时，成王年已十四，非摄位，但摄政，岂可以天子为周公！”二子之言诚足以纠先儒之失，绝後世之惑矣。
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无南面之事，并所称成王幼而摄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逾三十而娶，况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当在少壮时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则是武王年八十余而始生成王，六十余而始娶邑姜也，此岂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圣贤也，王季之爱文王与文王之爱武王当无以异。乃作《记》者言文王则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说见《武王上篇》）；言武王则八十余而始生成王之嫡长子。王季之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为武王婚何其太迟乎？由是言之，凡《记》所载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
况周公之东也，唐叔实往归禾，则成王之不幼明矣。盖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则武王崩时，周公盖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由是此礼遂废。後之人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己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见《洛诰》之末有“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误以为摄政之年数耳。不思周公居东二年，东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时何人践阼，何人听政？成王之自临朝视政明矣。何故能践阼听政於四五年，而独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摄之也？郑氏谓“成王居丧不言，周公以冢宰听政，而二叔流言”，是已；
然又谓“成王亲迎以归，然後摄政”，则亦未免惑於《史记》、《汉志》之言也。且“复”之为言，下告上也。《春秋传》曰：“燮将复之。”又曰：“将复於寡君。”《孟子》曰：“有复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复王耳；岂谓其复政哉！曰，然则成王何以称为“孺子”也？曰，孺子之称不必其皆婴儿也；晋文公出亡数年而献公卒，其齿长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称之为“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称为孺子者，孟庄子武伯於其父时皆称为“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称为孺子者，季孙之称秩，高氏之臣之称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则是亲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称之也。是故，《金》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称也；《立政》、《洛诰》之“孺子”，则周公自以亲之少之之故而称之耳；
岂得遂以为童子哉！晋慕容盛谓“周公专权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又谓“周公知文王与武王三龄，而求代其死者，诈也。”虽盛本诈谖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传记之邪说之有以启之也，故今但载《金》本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记》、《汉志》诸说概不妄附。说并见前《武王伐纣条》下。
△辨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说
《戴记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书金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则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乌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则文王以何时称王邪？谓生而称王邪，则文王为西伯，传记之文甚明，宋欧阳永叔固已辨之矣。谓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则既追王文王，何难复追王二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则是以为不当追王也。武王以为不当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无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异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无他，以《中庸》为子思所作而此章为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书》，遂愈莫敢有议者。不知此章断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战国之儒者采辑前人之言以成；此书“获上”一节采诸《孟子》，实显然可见者。其冠以“子曰”者，虽相传为孔子之言，而为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者盖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减《尚书》、《论语》，而间亦有剌谬於经传者。为是说者盖亦习於世俗所传文王受命称王之说，故但以为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岂足为据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庙者屡矣，用诸侯礼邪？用天子礼邪？武王既为天子而仍用诸侯之礼，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礼，则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劳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圣人之言，万世所取信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鲁襄仲之将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遂入；卒弑其君而杀其身。然则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传记，必其与经合者然後载之；不敢信一人率尔之谈，遂以为真圣人之言也。
△《七月》非周公作
卫宏《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後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郑氏谓此诗在周公居东之日；朱子谓此诗在成王初立之时。余按《鸱》以下六篇皆周公时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则是七篇皆与豳无涉，何以名之为《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剥枣”，在在皆然，以民间通行之事而独谓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诗醇古朴茂，与成、康时诗皆不类。窃尝譬之，读《大雅》如登廊庙之上，貂蝉满座，进退秩然，煌煌乎大观也；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然则此诗当为大王以前豳之旧诗；盖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误为周公所作耳。窃疑豳之旧诗当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识之传之而独存，犹《商颂》当时亦必多，而正考父独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鸱》以下，则以其诗皆为周公而作而音节亦近豳故附之於《豳风》之後；而此一篇则豳之正风也。故今不载之於《周公》之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後，公乃为诗以贻王，命之曰《鸱》。王亦末敢诮公。”（同上）
“鸱！鸱！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豳风》）
△引朱熹、蔡沈语辨《伪传》东征之说
《金》“弗辟”之“辟”，郑氏以为“退辟”（同避）；“居东”，以为“辟位而居於东”。自《伪孔传》出始训“辟”为“法”，而以诛杀之意解之，於是以“居东”为“东征”，以《鸱诗》为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际，郑学浸微，孔颖达作疏，遂弃郑而用《伪传》。唐、宋学者靡然从之。虽朱子《诗传》，初亦采其说；及後答蔡沈书，始觉其谬。而蔡氏作《书传》，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载其说於左。
【朱子覆蔡沈书说】“弗辟之说，只从郑氏为是。向董叔重得书亦辨此，一时信笔答之，谓当从古注说（即谓《伪传》，盖以孔在郑前也）。後来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处骨肉之间，岂应以片言半语遽然兴师以征之，圣人气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应不请而自诛之；若请之於王，亦未必见从。虽曰圣人心事公平正大，区区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书金篇传》】“辟读为避（古字避皆作辟），郑氏《诗传》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是也。汉孔氏（即《伪传》，蔡氏误以为真安国作）以为诛杀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将不利於成王，周公岂容遽兴兵以诛之邪！（以下数句，已见朱子书中，今节之）‘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则於义有所不尽，无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岂自为身计哉！‘居东’，居国之东也。孔氏以为东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为谁；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为管、蔡。‘斯得’者，迟之之词也。”
△《鸱篇》作于东征前
余按：朱子之论正矣，《蔡传》之释此文义尤详尽，复何疑焉！然後儒尚多从《伪传》而非蔡者，岂以《诗传》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诗》、《书》之言而深思之邪？《书》云“流言於国”，不云“殷畔”，则是殷犹未畔；但闻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书之；当时尚未知为谁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杀其兄乎！周公之东征，讨武庚也；武庚未畔，讨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诛，则是初无殷畔之事而周公诬之也。若谓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时，则史当特书之以为讨之张本，不得但记流言，遽云当诛。诛流言者邪？诛畔者邪？虽初搦笔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诗》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则是王室不安，诸侯携贰，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细玩通篇，虑患之心溢於语言之表，然则此诗作於东征之前明矣。若以为在东征之後，则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为岌岌忧危不保终日之言，於事为不切，於人为不情矣！而说者乃以“既取我子”为东征後之证，曰：“‘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则管、蔡既已受诛矣。”（朱氏公迁说）信如所云，管、蔡诛则武庚亦诛矣，泉下游魂其尚能毁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传》岂能无千虑之一失，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说，而後儒反代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传》之说，而以东征之事次於成王亲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人大尽弁，以启金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书金》）
△引吕游语辨“居东”非东征
按《书》此文，居东之非东征益明。临漳吕乐天先生游《己酉记疑》尝辨之，今录於左。
【《己酉记疑》一则】（节录）“周公居东，去京师必不甚远，周公此时亦无大责任，故感风雷之变，启金之书，执书以泣，随即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风也。若以居东即为东征，则武庚所都去国千馀里，岂有不下班师之诏又不待风止，即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来，论此事者当以蔡注《金》为正，《鸱诗传》虽不观可也。”
余按：此说深中事理。盖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师；武庚既平，周公又不可拥兵居外。其为无事显然。不得谓之为东征也。
△辨扌前蚤祝神之说
《史记》云：“成王少时病，周公自扌前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之事，失其本末，乃云然耳。”余按：一事而所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传记如是多矣。庆封之聘鲁也，叔孙食之不敬，赋诗讥之；其奔鲁也，叔孙又食之，祭，亦赋诗讥之。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搜除也，亦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此皆显然一事，而《传》悉两载之；无他，采之太博而择之未精耳。《左传》犹然，况其下焉者乎！後人过於信古，遂不敢议，惑矣！谯周之言是也。然即此可见《史记》之文传而失其真者甚多，学者不可以其近古，谓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为实也。
【补】“管、蔡启商，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孟子》）
【存参】“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尚书大传》）
△管，蔡之诛不因流言
《伪古文尚书》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云云）。”余按：《传》称“管、蔡启商，间王室”，《孟子》书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语，则是管蔡之诛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乌有但闻流言而遂诛其亲戚者哉！《伪书》之文，其诬圣人不小，故今载《春秋传》、《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传》所言，乃伐奄张本；虽不敢必其实，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书大诰》）
【备览】“武王崩，三监（《传》云，“三监：管，蔡，商”）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书序》）
△《大诰》有阙文
按《大诰篇》首当有数语序《诰》之所由作，若《盘庚》、《多士》、《多方》者；而今无之，盖缺文也。故今取《书序》之文补之。
【补】“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左传》定公四年）
△诛管、蔡系奉王命
战国人多称周公诛管、蔡；晋慕容盛遂以擅诛管、蔡为周公罪。余按：周公东征乃奉成王之命，《尚书》、《春秋传》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专属之周公也，盖周公辅相两朝，勋崇望重，故说成周事者多归之於周公，正如陈贾所云“周公使管叔监殷”。是时武王在上，太公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伪书》增出霍叔之非
《伪古文尚书》云：“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为庶人，三年不齿。”宋尧叟林氏《春秋传》“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注云：“周公伤夏、殷之二叔世，疏其亲戚，不能同心，以至灭亡。或以二叔为管、蔡者非；管权、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称二叔。”（《杜注》“二叔”说同，无管、蔡、霍三叔之说）余按：《春秋传》云：“管、蔡启商，间王室，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叔。”又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无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记殷本纪》云：“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周本纪》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皆与《左传》文合，而无霍叔。
其尤显然无疑者，《管蔡世家》称“封叔鲜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纣子武庚”；称“封叔处於霍”则不言是；然则霍叔未尝监殷明矣。而《鲁周公》、《卫康叔》、《宋微子》各世家亦俱但称“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乱”，“周公诛管叔，放蔡叔”；若霍叔果同监殷而同作乱，不应数篇之文如合符然，皆有管、蔡而无霍也。《尚书大传》云：“武王使管叔、蔡叔监禄父。”《汉书地理志》云：“周既灭殷，封其畿内为三国──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皆与《左传》、《史记》说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无霍，故《传》云“吊二叔之不咸”，不称三叔也，至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始称“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
殷都以西为，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伪尚书》缘此，遂采《左传》语而增以“降霍叔”之文。然则此书之撰於晋以後而非安国之所传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国所传，不应两汉诸儒皆不知有霍叔，独至皇甫谧始知之；而左氏生於周世，在焚书之前，尤不应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称“管、蔡”之故，因释“二叔”为“二代之叔世”，固已强词；至林氏乃据世俗相传之语以驳二叔之称，而不复考《左传》他文及《史》、《汉》旧说，尤疏之甚矣！且“降为庶人”者，汉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杀可放，而未尝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别嫌疑，定民志也。春秋之时，卿奔他国，乃有降从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国之卿故然耳，本国固无是也。
乌有朝齿公卿而暮同编户者哉！且蔡叔罪重於霍叔，尚有车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叔之罪递轻，乃反降为庶人，一何其赏罚之颠倒乎！或疑《金》有“群弟流言”之文，当不止蔡叔一人。然即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称“群”。盖流言者自多人，监殷者自管、蔡，不得谓流言之人尽监殷之人也。故今但据《春秋传》文载之；无稽之说不敢以妄增也。
“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本“启”字，避景帝讳改）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
△引崔迈语辨《伪书微子之命》
《伪古文尚书》有《微子之命篇》，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之。今录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际，难为言矣。当时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势必有其恳挚而婉笃者；今皆不可得见。作《书》者以其难於措辞，故但为肤廓通套之语，於当日情势无一语及之，譬若扶墙而行，不敢少动，惟恐其有破绽以贻後世口实。此正可见作者伎俩；而後世乃犹以为真圣人之言也！试使後世能文之士代为此篇，其揣情度势亦必有可以感动人心而慰安殷之遗民者。寥寥数语，苟且了事必不然矣。”
○周公相成王中
【补】“伐奄三年讨其君。”（《孟子》）
△伐奄不在武王世
近世读《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为句，“诛纣伐奄”为句，遂以伐奄为武王事。朱子亦云：“奄助纣为恶者。”余按：《经》、《传》无武王伐奄事。《书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多士》云：“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是伐奄乃成王事也。《诗东山》云：“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又云：“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是“三年讨其君”即周公东征事也。《尚书大传》亦称奄君谓武庚请举事，《书序》又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然则伐奄决在成王之世无疑。《孟子》此文，当以“周公相武王诛纣”为句；“伐奄三年讨其君”自为一句，非武王时事也。盖缘初学读书多不能诵长句，率於四五字处读断，如“知和而和”，“何必读书”，“饱食暖衣”，“夫子循循然”之类；相沿既久，遂以为固然耳。嗟夫，章句之学，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韩子云：“凡为文宜略识字。”为文而能识字，说经而能知句读，此固非易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载之周公相成王时。《伪孔传》又谓“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误。说见後《多方》、《多士》条下。
【附录】“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孟子》）
△驱飞廉当在伐奄後
此事时世无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驱飞廉於海隅”，似前尝讨飞廉而飞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即武王伐纣之时，《史记》所谓“不与殷乱”者也。奄负东海，海隅乃奄东境；盖因奄未臣服，故得苟延残喘；至克奄後始得而戮之耳。然则此事当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连而及之。但於经传皆无明文，故附录於此。
△辨帝赐石棺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余按：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还，至霍安能逃於武王之诛而得从容以终天年？且蜚廉助纣为虐者，何以帝反嘉之而赐之石棺乎？此事至为荒谬，盖秦、赵之人讳其戮而妄造此说以欺人者，是以谯周《古史考》深所不信，而司马氏《索隐》亦以为非实也。当从《孟子》为正。
【备览】“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於东，作《归禾》。”（《书序》）
【备览】“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同上）
△辨禾苗盈车之说
按：《史记》载此事与《书序》同。《尚书大传》及《说苑》皆以为“三苗贯桑而生，大几盈车”，恐系传闻而甚其词者。故不采。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诗豳风》）
△《东山篇》即伐奄事
按：此诗称“我徂东山”，又称“于今三年”，是即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事也。故次之於此。卫宏《诗序》以为周公东征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而，《朱传》以为周公自劳归士之词。余按：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三年东征，不为不久，破斧缺┥，下为下劳；而其词绝无一毫怨意，若《邶》之《击鼓》，《雅》之《渐石》者，即此可见盛世景象。以为劳归士，美周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称“说以使民，民忘其死”云者，虽得诗人之旨，然谓“序其情而悯其劳，所以民说”，亦非也。圣人之於民，必有抚爱於平日，矜恤於临时者，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诗劳之之虚文，即能有此效也。然则谓序其情而民说，何若谓归士自述其情，虽极劳苦思念而毫无怨上之心，由於上之爱民有素，是以上下一体者，为得其真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诗豳风》）
△《毛诗》释《破斧篇》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传》云：“四国，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笺》云：“四国流言，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余按：“破斧缺┥”即叙东征之事；东征三年，为日久矣，斧破┥缺，则其人之辛勤可知，犹宋人词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属之大夫，而谓“斧”为周公，“┥”为成王也。《朱传》以为从军之士所作，“破斧缺┥”，自言其劳，是已。又援“斩伐四国”之文，斥《序》以为“管、蔡、商、奄”之谬，其说尤正。然谓“答前篇周公之劳己，故作此诗以美周公”，则尚似有未尽合者。详味此诗之意，乃东征之士自述其劳苦，绝无称美周公一语；惟其劳而不怨，由於周公勤劳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周公之心，敌忾御侮，不辞况瘁，至於斧破┥缺而无异言，即此见周公之美耳。以为“美周公”，浅矣！以为“大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恶四国”，尤失之远矣！
【备览】“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书序》）
【备览】“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同上）
△成王践奄当在克奄後
按：唐叔之归禾，周公在东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则成王亦至东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负固不服，成王因自往视师也。抑不知周公班师之後，淮夷复畔，而成王始东征与？要之，当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呜呼！猷，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书多方》
△迁民之诰
此《多方篇》文，乃初迁殷民後诰之者。
【附录】“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夫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书多士》）
【附录】“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同上）
△引顾炎武语辨《伪传》淮、奄再叛之说
《书序》云：“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郑康成云：“此伐管、蔡时事。”《伪孔传》云：“成王即政（谓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灭奄而徙之。”二说不同。其後王、顾诸儒皆以《伪传》为误。王论余未之见。顾云：“《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讨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强为之说。”
△《多士》在《多方》後之证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叙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叙伐奄後迁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异，则《多方》之“来自奄”即《多士》之“来自奄”，《多方》之“自时洛邑”即《多士》之“迁居西尔”无疑也。《多士》後一章叙作洛之事，《多方》绝无一言及之，则《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洛之後无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简，岂非前日既言其详，故後日但举其略与？然则《多方》固当在《多士》前，而奄初无再叛之事明矣。王肃说《书》，专攻康成；《伪传》本王肃之徒所撰，故好与康成为异。顾说是也；惟谓奄因武庚既诛而惧，则尚未尽。盖奄乃东方大国，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圣人不穷兵於远耳。《尚书大传》谓武庚之举事，奄实趋之，然则武庚之叛必与奄连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并伐之也。故今以《多方》之文次於东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叙自奄归後迁殷遗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见其为一时之事。说并见後《立政》、《多士》条下。
【备览】“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书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我受民。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国则罔有立政用忄佥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书立政》）
△《多方》、《立政》当在《召诰》前
世传《尚书》篇次，《多方》、《立政》二篇并在《多士》、《无逸》之後。余按：《多方》既当在《多士》前，则《立政》、《无逸》之先後亦未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即位未久时语。《无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国之久，当是天下无事，恐其狃於安乐，有初无终之意。然则《多方》、《立政》二篇皆当在《召诰》前，如《康诰》、《酒诰》之当在《金》前也；传经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作《立政》宗旨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一有不当则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众，庶狱庶慎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广搜博采不可；岩穴之内具有良材，羁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贤则用之，不拘於亲旧也。吾故读此篇而知东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观孟子称“文王治岐，仕者世禄”，则是卿大夫之子孙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为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为之，贤才不复进用，以故王室日卑，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即侯国亦如是。春秋时，齐、晋最强，然皆至战国之初而遂亡。鲁、卫享国虽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国。惟楚与齐、晋迭霸，至秦并天下而後灭，强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读《春秋传》，心常异之；久之，始悟其故。盖春秋自成、襄以後，齐、晋、鲁、卫卿皆世传，大夫亦多世者，世则不必其贤；而楚独能用贤故也。孙叔敖举於海，观丁父、彭仲爽皆举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邻国之逃臣，初无蚍蜉蚁子之援，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犹自来奔而用之者。至申鲜虞仆赁於鲁，以丧庄公，而楚闻其贤，遂召为右尹。其汲汲於求贤如是。厥後王孙圉聘於晋，犹以观射父、左史倚相夸于邻国，而曰“楚惟善以为宝”。是知楚人专以用贤为事，是以强且久而莫与比也。甚矣，周公之训之为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驭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复问其贤否，故吏冗者多。汉兴，始下求贤之诏，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恩泽佞幸，钻营权贵而得进者亦复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资格；隋、唐以降，竞尚科目，由是授官惟凭科目，迁官但用资格，不复以度德量才为事矣。宋太宗论科目：“岂敢谓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胜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说并见《别录》、《周政通考》中。
【备览】“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於吾国之黄，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邪？’”（《说苑》）
【存参】“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疋，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古今注》）
△越裳氏重译来朝事可存
按：此事不见於《经》，惟《尚书大传》及《说苑》有之；然於理无所害。但《大传》文有脱误及不经之语，故采《说苑》之文载之。《大传》以此事为在归禾之时，《说苑》以为在三年之後；要之当在成王归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颇近附会，恐系後人增饰；然亦未有以见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フ，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书召诰》）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来，以图及献卜。’”（《书洛诰》）
“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宣公三年）
△迁鼎非武王事
按此文，则迁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传》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与此异者。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迁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故统之於武王耳。犹之鲁、晋诸国皆封於成王世，而成专谓“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也。犹之《武乐》篇中称“桓桓武王”，“於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谓“武王克商作颂”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犹之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奄始灭，而詹桓伯谓“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且王孙满以周人专叙周鼎沿革，不应误引；而臧哀伯，鲁大夫，因谏纳郜鼎而语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详固不暇深求也。故今弃彼而录此。
“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も牛一，武王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书洛诰》）
△营洛
此上皆记成王、周公营洛之事。
△“周公其後”与“作册逸诰”
“惟告周公其後”，《伪孔传》以为立周公之後於鲁，《蔡传》以为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说是也。“作册逸诰”，《伪孔传》以为使史逸诰伯禽，《蔡传》以为诰册史逸所作，二说皆非也。何者？凡诸祝诰皆当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载其名，不应此独记之；且无关於事理，於文可省。盖“逸”者，失也，乃《逸书》、《逸诗》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记，故其中多缺文，其祝与诰盖失之矣。然祝诰虽失，其大意则可知，故缀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后”，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义甚明，不烦曲解。且《传》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为彼也。
【附录】“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周书》）
△《康诰篇》首文不知为何篇之序
此文在《书大诰》之後，《康诰》之前；旧误以为《康诰篇》序。苏氏以为当在《洛诰篇》首；然以文义揆之，亦不甚合。盖不知为何篇之序，而其诰已逸耳。“三月”，《伪传》以为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犹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会，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书多士》）
△作洛之诰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诰殷民者。
△“时命有申”
按：此篇云：“予惟时命有申。”“时”，是也。“时命”者，蒙上“大降尔四国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申也。盖《多方》以迁民故作诰，《多士》以营洛故作诰，故《多方》云“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营洛以後更无他事，何诰之有。然则此篇在《多方》後益无疑矣。《蔡传》亦谓迁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即以迁故诰；迁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独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东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书无逸》）
此篇仍当次於《多士》之後，说已见前《立政条》下。
△周公作《无逸》宗旨
周公何以作《无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难之日，则忧勤惕厉之心易生；当太平无事之时，则骄奢安佚之念渐启。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飞廉戮，淮夷服，肃慎来，越裳贡，此正人主逸乐将萌之时也。然人主一有逸乐之念，则於庶政必有略不经意之时；一有逸乐之念，则左右臣僚之窥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宠者。昔梁武帝以开国之君，及其晚节，百度废弛，竟致侯景之乱。唐明皇帝躬戡大难，致开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无度，驯致安、史之乱，播迁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预遏其萌也。故《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习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宁，克基天命於无穷也。唐魏征谓“创业易，守成难”；宋李沆数以四方水旱入奏，以为太平无事恐启人主泰侈之心，其意盖皆本之此篇。此治忽兴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
△《周书》与政事
吾读《洪范》，而知武王之所以继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读《立政》、《无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绍文、武而开八百年之大业也。《六经》中，道政事者莫过於《尚书》；《尚书》中，自《尧典》、《禹贡》、《皋陶谟》以外，言治法者无如此三篇。然《虞夏书》文简意深，而此则明切晓畅。学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辅圣天子致太平之治，绰有馀裕矣！惜乎世之学者惟务举业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问其所嗜何书，德裕不应。其父吉甫责之，对曰：“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所以不应。”然则分《诗》、《书》与政事为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经》取士，果何为邪？其亦可叹矣夫！
●卷五
○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制礼之说
周公相业，前两篇详之矣。惟《记》多称周公制礼，而《春秋传》亦尝及之，必非无故而妄言者。但《经》未有明文，而《传》亦不多见。两汉传经之儒遇有古书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辄目之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圣人之制淆乱而不可稽，而释经亦多失其旨，学者惑焉而莫从也。故今复系之以此篇，考而辨之。
【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兼三王以施四事”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详其语意，盖即周公制礼事也。周公制礼，皆监前代而损益之，是以有所不合，待思而後能得之也。
【附录】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
【附论】“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
△《礼经》作於春秋以降
《古礼经》十七篇（今谓之《仪礼》），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按：此书周详细密，读之犹足以见三代之遗，识其名物之制，以考经传之文，大有益於学者，不可废之书也。然遂以为周初之礼，周公所作之书，则非也。周公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然则圣人所贵在诚意，不在备物；周初之制犹存忠质之遗，不尚繁缛之节，明矣。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後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礼，牲牢笾豆之属多而无用，费而无当，度其礼每岁不下十馀举，竭一国之民力犹恐不胜。
至於上士之禄仅倍中士，中士仅倍下士，下士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礼》，执事之人实繁有徒，陈设之物灿然毕具，又岂分卑禄薄者所能给乎！此必春秋以降，诸侯吞并之馀，地广国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禄亦厚，是以如此其备；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赐齐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侯曰：“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礼，臣拜君於堂下；虽君有命，仍俟拜毕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齐桓为诸侯盟主，权过於天子，然犹如是，则寻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是古礼；君自行君之谦，臣自循臣之节；辞者自辞，拜者自拜；不因其辞而遂不成拜於下也。
晋文乃邻国之公子，旦夕为晋君，与秦穆同列，然犹如是，则本国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礼经》，臣初拜於堂下，君辞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谓“拜上”矣。齐桓、晋文所不敢出而此书乃如是，然则其为春秋以降沿袭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笃信《礼经》为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谓“礼，必待君辞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辞而拜於上，故谓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辞而拜於上，与辞而後成拜於上，均之为拜上也，岂得谓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礼也。”朱子则曰：“拜上，礼也。”吾宁从孔子而悖朱子，不敢从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名也者，圣人之所尤重者也。吴楚之僭王也，《春秋》书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国三公，吾谁从。”王之下不得复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复有公明矣。今《礼经》，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者，此何以称焉？说《经》者无可置词，乃以“大国之孤”当之。大国之孤仅见於《周官》，《经传》未尝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谁为之孤者？即使大国果有孤，既名为孤矣，亦不当复称为公；而孤止一人，亦不当称之为“诸公”也。或又以为“寄公”。然寄公偶有一人然耳，何缘得有诸公；而寄公於国君为宾，亦不应从臣礼也。盖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齐有棠公，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称公之始也。其後晋、韩、赵、魏氏灭知伯，亦僭称诸侯，而仍朝事晋君：《竹书纪年》所谓“桓公邑哀侯于郑”，“郑哀侯来朝”者是也。
而鲁三桓亦僭称公：《孟子》所谓“费惠公”，《史记年表》所谓“三桓胜鲁如小侯”者是也。窃疑宋、卫诸邦亦当类是，但春秋、战国间百数十年载籍不存，无可考耳。然则此书乃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周公时固无此制也。觐礼，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礼也。聘礼，诸侯使大夫聘於诸侯，礼之小焉者耳。觐礼之详，虽百聘礼不为过；而今《聘礼》之详反十倍於《觐礼》，此何故哉？此无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诸侯莫朝，觐礼久失其传矣，但学士大夫闻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记之；若聘礼乃当世所通行，是以极其详备。然则此书之作当在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为，岂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详，轻重之颠倒如是乎！盖凡传记所称“周公制礼”云者，亦止制其大纲而已。
古者风尚简质，周初虽视夏、商为文，然较之春秋时已有“野人”之目；而圣人创制显庸以范围天下，欲其欣然乐就，亦必不过为繁赜难知之事。故《传》曰：“简则易从。”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况此十七篇中多系士礼，推而上之，为大夫，为诸侯，为天子，位益尊则其礼名益众而其礼文亦益繁，度不下数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为简策，重坠难举，数百篇者非十馀车不能胜，天下之人何由尽得之，尽知之，而尽遵守之乎！唐之《开元》，宋之《开宝》，非不详矣，然止存诸秘府以美观听耳；学士大夫犹多目不经见者，况於蚩蚩之民！周公之制必不如是，明矣！盖《春秋》之书法即周礼之大纲，正名定分，尊尊亲亲，其大较也。故晋韩起聘于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然则周公之礼固不在於繁文缛节而在於大纲大纪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略，至於润泽则亦各随其国之俗；而自东迁以後，世变风移，亦颇有所更改。故郑世子忽取於陈，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针子曰：“是谓不夫妇，诬其祖矣！”今《昏礼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则郑人昏礼，先配后祖；陈人昏礼，先祖后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礼颁行天下，不应陈人独不知；即不知，亦不当反以此为讥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丧服篇》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谁知之！盖古者父、母、妻、长子，其体略同，又皆主人自主丧：妻之子为母三年，长子之子为父三年，故主丧者亦三年、其後盖以妇人之故，不欲以大丧行之，故减而为期；
其子亦降为期。故《丧服篇》“父在为母期”，为是故也。说者拘於此篇为周公所制，乃曲为之说，谓“天子绝期，故改而为三年”。夫位尊则服降，尊尊也，重正统也；今以绝期之故，反改期为三年，以尊故而加服，岂不倒行逆施矣乎！《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於孔子，《士丧礼》於是乎书。”是《士丧礼》之文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则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笔。盖自周衰，礼乐散佚，圣贤采列国之文献，参互考订。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既有之，礼亦宜然。故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然今《士丧礼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书。司马氏之《史记》，褚先生补之，後汉人续之矣。刘向之《列女传》，後汉人续之矣。
许慎之《说文》，徐铉更定之矣。况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为当日之原本！犹不敢必为孔子之书，况欲笃信其为周公之书乎！惟是此书周密详备，学者藉是可以考经传之遗文，可以识三代之声名文物，而圣人之大经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执为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礼之断不可复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载於《周公》之篇，而附论之如此。
△《周官》作於战国之世
西汉末，《周官》一书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犹以为记，未以为经也。迄东汉末，郑康成注之，名曰《周礼》，与《礼经》、《戴记》并行，於是世之学者咸以《周官》为经，且以为周公所作；虽有宋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余按：此书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九州之内，约方三千余里；外尽四海，不过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书》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今《周官》封国之制，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计为方万里。四海之内，安所得如许地而封之，而畿之！
今自洛阳东际海，西逾积石而西，亦不过五千馀里，经传之文较然可征，《周官》之诬亦已明矣。国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别也。今《周官》天子之地仅四诸公，而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贾谊所谓“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岂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时列国吞并之馀，宋、鲁犹不过二三百里，郑、许犹不过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当封国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鲁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里，则曹、邾、滕、薛皆在境内，何容复有此四国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公羊传》曰：“古者什一而藉。”
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过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是三代正赋之外未有丝毫课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曲为之解，谓“战国时宅虽毛，亦有里布；民虽有职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谓‘无夫里之布’者，谓宅毛及民有职事者耳，非谓一概无之也。”夫不毛无职事而使出夫里之布，是有夫里之布乎？是无夫里之布乎？孟子谓“无夫里之布”而儒者谓“有夫里之布”，吾未见其可信也！
盖此书撰於战国之时，彼固见当时有此法而遂以为其初固然耳，不必强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书》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记》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又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则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尔，则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当同日而郊。况如此巨典，记礼者尤不应竟无一人知之也。《春秋》中书“郊”者凡九，皆但书郊，未有书南北郊者。果有两郊，不应混而同之。则其说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统言之，则曰“朝”；切指之，则曰“觐”。故《书》曰“群后四朝”；
诗曰“君子来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觐，犹“见”也。故书曰“乃日觐四岳群牧”；《诗》曰“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春秋传》曰“王觐为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朝之外别无所谓觐也。“遇”者，不期而值之谓，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诸侯修岁事於天子，不可谓之遇也。《书》曰“江汉朝宗于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记》所谓宗人莫之宗”、《史记》所谓“学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谓之“朝宗”；非诸侯于天子又有所谓“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经传有此事乎！有此文乎！盖撰此书者亦当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实而妄以意度之也。
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为乖谬，盖景但有长短之殊，并无朝夕之异。今东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後一刻；无论何地，置表待昼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谓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历法，不游四方者之所为；宁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即不能欺，而沈酣经传之儒或反信之，其亦异矣！至於《史记》所称“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书》中《周官篇》而言，《书序》所谓“成王还归在丰，作《周官》”者，与此书无涉也。嗟夫，自《周官》一书出，汉人据之以释《经》，其有不合，则穿凿附会，以致离经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据“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复据“王及後世子不会”之文以启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
虽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济其私，然不可谓非《周官》之有以启之也！可不为世之大监戒与！乃儒者犹奉此以为周公之书而反疑诸经《孟子》之误，亦可谓倒行而逆施矣！间有不信此书者，无识之徒必力排而痛诋之，以故视视而莫敢议，遂使三代之经制为歆人所杂乱，良可叹也！或以为刘歆所伪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书则明甚也。余故详为之辨，而《周公》之篇不载作《周官》之事。
△《周颂》及《小雅》首数篇皆作於成王以後
《周颂》三十一篇，说《诗》者以为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鸣》以下诸篇，说者亦以为周公作。余按：《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又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诗中明举二王之谥，则非成王时诗明甚。由是言之，《周颂》或有周公所作，必不尽周公所作也。季札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当周公时，固不可谓之“衰”。说者曲为之解，训衰为小，谓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也，由盛而渐降焉之谓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未大盛，亦不得谓之衰；况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谓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据《左传》已为召穆公作；《出车》乃《小雅》第八篇，据《汉书》已为宣王时诗，然则《小雅》之为周衰时诗，显然无可疑者，不得以为周公之所作也。盖圣人所以为圣人者，非必事事皆躬为之，亦非必事事皆胜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为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颂》皆自己作而後足见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颂》，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恶则恶皆归之，有善则善亦皆归之。顾作诗之时世不符，读者必致失其本意，穿凿附会，而《诗》之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载作《雅颂》事。《周颂》不皆周公所作，说详见後《成康之际篇》中。《鹿鸣》以下诸篇非周公作说详见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
△《月令》作於战国之世
《月令》一篇，世多以为周公所作。郑康成云：“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是汉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语林》云：“《月令》出於《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吕纪》采於《周书》，非《戴记》取於《吕纪》明矣。”则又以康成为非是。余按：《逸周书》本後人所伪撰，所言武王之事皆与经传剌谬，其非周初史官所记显然。然则《周月》、《时训》两篇或即采之《吕氏春秋》或与《吕纪》同采之於一书，均未可知；与得以《逸周书》有之遂断以为周公之书也哉！况《月令》所言多阴阳家说，所载政事虽有一二可取，然所系之月亦未见有不可移易者；盖撰书者杂采传记所载政事而分属之於十二月，是以纯杂不均，邪正互见，岂惟非周公之书，亦断非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较著者。周公上距尧世止千二百馀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虚中”，上距《尧典》之“仲春星鸟”，“仲秋星虚”，己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汉之末千馀年，至刘宋又数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下至《三统历》，正月中日犹在室十四度，至《元嘉历》，正月中日犹在室一度，才差十馀度耳。虽测验或有疏密，然不至大相迳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远？下逮汉、宋之世何太近？其为战国时人所撰，毫无疑义。不知前人论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为周公之书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载作《月令》之事。
△《尔雅》作於秦、汉间
世或以《尔雅》为周公所作。或云：“周公止作《释诂》一篇，馀皆非也。”余按：《释诂》等篇乃解释《经》、《传》之文义，《经》、《传》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周公何由预知之而预释之乎！至於他篇所记制度名物之属，往往有与《经》、《传》异者，其非周公所作尤为明著。大抵秦、汉间书多好援古圣人以为重，或明假其名，若《素问》、《灵枢》之属，或传之者谬相推奉，若《本草周官》之类，皆不可信。故今不载。
【附录】“公薨，成王葬于毕。”（《书序》）
△辨葬周示臣之说
《书序》云：“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尚书大传》云：“周公老于丰。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余按：《大传》之说盖即本之《书序》，而语殊浅陋无伦理。周公为成王臣，天下谁不知者，何待葬以示之；而成王尚存，亦不得称其谥也。《史记鲁世家》与《大传》略同，盖即采《大传》之文而少更定之。惟《书序》之言较无大谬，然《序》之失《经》意者亦多，而《毫姑》之篇已亡，无由决其是非。故今删而存之；而《大传》、《世家》之文概不录。
△《史记》载成王亲迎於周公卒後之非
成王威风雷之变而亲迎周公一事，《史记》载於周公卒後。今按《尚书金篇》，在作《鸱》後，伐武庚前。惟颜师古引《尚书大传》文，以此为成王将葬周公於成周时事。然则《史记》盖因《传》而误也。夫以为在周公卒後，则所谓亲迎者迎何人乎？所谓出郊者欲何为乎？《史记》不能解说，遂以郊为郊祀之郊，而谓鲁之得郊因此，是因一误而再误矣！此事幸《金》之篇犹存，故人不之信；不幸而此篇或逸，人未有不以为实然者。然则《史记》中因所采之书已亡，无所考证，而人莫由知其误者，可胜道哉！吾愿世之读《史记》者闻一知二，举一反三，勿执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实也！
○文武周公通考
经传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为文王事武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与周公相属者。不可强断而分系之。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开厥後。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诗周颂》）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书西伯戗黎）
△戡黎之西伯未可指定
《尚书大传》言“西伯<今戈>（戡同）耆，纣囚之牖里。”《史记周本纪》称“文王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惧，以告纣。”则是所谓耆者即《商书》之黎，前以戡黎为文王事也。蔡氏《书传》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记》尝载纣使胶鬲观兵，胶鬲问之曰：‘西伯何为而来？’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金氏《通监前编》云：“观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则是时殷已阽危，亡无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纲目前编》因之，遂系之於武王观兵之日。余按：黎近殷土，则以为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称王，则武王自当仍称西伯。但传记皆无明文，亦未敢决为武王之事。至《纲目前编》以此事为即《史记》之观兵於孟津，则亦未合。何者？黎在东山，孟津在南河，戡黎不必由盂津渡河也。黎近朝歌，在孟津之东北数百余里，亦不得谓至孟津而还师也。戡黎观兵，当是两事恐不容合以为一也。故今统载之於《文武篇》中，宁阙其所不知，不敢误也。
【附录】“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论语微子篇》）
△八士氏族未详
或以八士为南宫氏，伯适为南宫括，其说近是。然经传未有明文。故附录於此。
【附论】“于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论语子张篇》）
△文、武不可歧视
自汉以来，学者多称文王而毁武王，其意以为文与武若黑白之判然也。余观圣门论列，则多以文、武并称，未有歧而视之者，然则是文、武无二道也。惟《孟子》书多称文王，盖武王之道即文王之道，言文则足以兼武，犹言伯夷而不及叔齐也。故文王之与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无异同。故今於《通考》录此章，以见学者於古圣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孟子》）
“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
△灭国五十非一时事
按：伐纣为武王时事，伐奄为成王时事，经传皆有明文；而此数语未有确据，无由决其时世。窃意灭国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时之事；疑此数语皆兼武、成两世言之。故并录於此。
【附录】“《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易系辞下传》）
【附论】“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
△《易彖》、《爻》词不可定为文王、周公作
近世说《周易》者皆以《彖词》为文王作，《爻词》为周公作。朱子《本义》亦然。余按：《传》前章云：“《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初未言“中古”为何时而“忧患”为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时，然未尝言为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乎”，皆为疑词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决言其时世，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至司马氏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之，以为文王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西伯之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里，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纪》所云“益八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
及斑氏作《汉书》，复因《史记》之言，遂断以词为文王之所系。是以《艺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谓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词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称“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称“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应预知而预言之。《史》、《汉》之说不复可通，於是马融、陆绩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词》谓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郑康成、王弼复以卦为包羲、神农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後後儒始独以《彖词》属之文王，而分《爻词》属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谓文王作《彖词》，周公作《爻词》者，乃汉以後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而展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
夫以卦为羲、农所重，虽无确据，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系《易》，则传记从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有见《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语，然此自谓《易象》，非谓《易词》也。晋文公之谋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则是《易词》晋固有之，不待至鲁而後见。且即使起所见者果《易》之词，而《卦爻》之词果文王与周公所分系，则於文当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汉以後，司马、班氏最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称周公。乃至《易纬乾凿度》、《通卦验》等书最善附会者，亦但称羲、文、孔三圣人而无一言及於周公。乌得分《卦爻》之词而属之两人也！且《系词传》文云：“其初难知；
其上易知。”又云：“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然後承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此文朱子分为两章，古本合为一章）前呼後应，词意甚明。所谓“其辞危”者，正指诸爻之词而言；若果词内有文王以後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汉》误称之，不得独摘《彖词》属之文王，而别以《爻词》属之周公也。乃朱子《本义》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详其展转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系，此周公所系，若传记确有明文可据，传经以来即如是说者。无乃非阙疑之义，而使後之学者靡所考证乎！故今但录《易》、《春秋》传原文以存疑义；而不敢据汉儒展转猜度之说，遂直断何者为何人所作。仍略记其为说之因，庶使学者有所考焉。
○周公事迹附考
经传所记周公之事，不当入於《成王篇》中及无从辨其先後者，统载於此。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书洛诰》）
△“保命七年”事未可确知
按：《明堂位》、《韩诗外传》皆以七年为周公践阼之年；《伪传》从之，前篇已辨之矣。《蔡传》以为周公在洛之年，其说较正。然窃疑此文似当自成王亲迎周公之日数之，乃於事理为近；特不当有摄政践阼之事耳。但经传皆无明文，未敢臆断。今统载於篇後，以存缺疑之义。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公羊传》隐公五年）
△周、召分陕不在武王时
《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按：《书康王之诰》：“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春秋传》：“却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则是所主者朝觐会同事耳。至於政令之布，仍当二相共理之。若取天下而平分之二人，亦非体制也。《乐记》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世儒缘此，遂有谓二公分陕在武王世者。按《史记燕世家》，此文载於成王之世。盖武王时太公为师，位在召公之右，似不应以周、召分陕；而《武》乐亦成王时所作，则分陕固不必定指武王时也。《书君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观此文，似《史记》为得之。今从之。
△“陕”或郏字之误
《说文》“陕”字注云：“宏农，陕也。”以故说者皆以此陕为今陕州。按陕州之名陕，古无所考；既非都会之地，又无长山大川直亘南北，若大行、鸿沟可辨疆域者，於此分界，将何取焉？且自陕州以东，青、兖、徐、扬四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八九；陕州以西，雍、梁二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一二：广狭亦大不偷。《传》云：“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周语》云：“晋文公既定襄王於郏。”是洛亦称郏也。洛邑，天下之中，当於此分东西为均。“陕”“郏”字形相似，或传写者之误。而古今地名同者亦多，或别有地名陕，非宏农之陕，亦未可知也。
【附录】“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论语微子篇》）
△辨握吐哺之说
《韩诗外传》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贽而师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百人，教士千人，宫朝者万人。成王封伯禽於鲁，周公戒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余按：周公无践天子位之事，前固已辨之矣；即所称师事，友见，握，吐哺，亦无此事也。古者天下有道，进贤使能，乡有举，里有选，有一贤人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用也；凡卿大夫士皆贤才也，凡贤才皆卿大夫士也，周公安所得布衣之士而见之而礼之乎！古者士敦节义，咸自重而轻功名，不为臣则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春秋以後犹然，况成周之世乎！天下之贤士谁肯自枉以见周公者，而烦周公之吐哺握乎！战国之世，卿大夫多世禄，不则其姻族嬖幸之人，贤才伏处而无由进，由是为士者不耻干谒以求荣显；是以有孟尝、信陵之属以好士闻。彼盖见当时之风气如是，而因亿料周公大圣之必有更甚於是者，遂撰为是说耳；而岂知其不然也哉！此说本之《荀子》，其词与此少异；而《尚书大传》、《史记》、《说苑》皆有之，殊失圣人之真。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观桥观梓之说
《尚书大传》云：“伯禽与康叔见周公，三见而三笞；乃见商子而问焉。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曰桥。’二三子往观之，高高然而上。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南山之阴，有木曰梓。’二三子复往观焉，晋晋然而循。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尔安见君子乎！’”余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或椎野之人，颓敝之俗，容有不知敬其亲者；若文王、周公世济其圣，其家庭之间礼法之美，伯禽必有习而安焉者，何待见桥梓而後知哉！且圣人之於子，有不及，教之而已；不教而笞之，何取焉！使伯禽终不悟，不徒伤其恩乎！即使伯禽能悟，亦何如明告之之为省且易也！此说至为浅陋，而学者多贪用此典，遂致传布而信为真，故今辨之。
△辨成、康赐鲁重祭之说
《戴记祭统篇》云：“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余按：天子诸侯名器之异，所以辨等威，别上下，定民志耳，非以得之则为优，不得则为绌也。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曰：“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孟懿子问孝，孔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故无识者以僭为荣，稍有识者方且以僭为耻。成、康皆周令主，其不肯以非礼尊周公也明矣。且春秋以降，僭礼者多矣，管仲之塞门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此又谁实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以曲护其失耳。楚公子围设服离卫，诸侯之大夫讥之，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其事与此正同。安得据《戴记》无稽之言，遂定为古人罪案也！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故今不录。
●卷六
○成、康之际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诗周颂》）
△《毛诗》释《执竞篇》“成康”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执竞》，祀武王也。”“不显成康”，《传》云：“不显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郑、孔以来皆以此“成康”为称武王语。余按：“自彼成、康”，犹所云“自彼氐、羌”也。惟氐、羌之为二国名也，故自氐、羌以东则云“自彼氐、羌”；惟成、康之为二王谥也，故自成、康以降则云“自彼成、康。”若训以为“成大功而安之”，岂得谓之“自彼”乎哉！宋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朱子《诗序辨说》，皆以此篇为昭王以後诗，以《昊天有成命篇》为康王以後诗，其说良是。今从之。说详见后条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诗周颂》）
“《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周语》）
△引欧阳修、朱熹语辨《毛诗》释《昊天有成命篇》“成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郑氏《诗笺》云：“文王、武王受其业，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韦氏《国语解》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谓周成王身也。”后之说《诗》者皆从之。至宋，欧阳永叔始驳其谬；朱子《诗序辩说》论之尤详。今载其说於左。
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当为康王以後之诗。而毛、郑以《颂》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执竞》曰：‘不显成康’，‘自彼成康。’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耳。然则《执竞》当是昭王以後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皆以为武王。由其以《颂》皆为成王时作耳。以为成王、康王，岂不简且直，而於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难通。学者何苦从其迂曲而难通者哉！”
【朱子《诗序辨说》一则】“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迂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而古今诸儒无有觉其谬者。独欧阳公著《时世论》以斥之，其辩明矣。然读者狃於旧闻，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诗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为郊祀天地之诗。诸儒往往亦袭其误。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详说不敢康宁、缉熙、安静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则其不为祀天地而为祀成王，无可疑者。故今特上据《国语》，旁采欧阳以定其说，庶几有以不失此诗之本指耳。或曰，《国语》所谓‘始於德让，中於信宽，终於固和，故曰“成”’者，其语成字不为王诵之谥，而韦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郑之说矣，此又何耶？曰：叔向盖言成王之所以为成，以是三者；正犹子思所谓‘文王之所以为文’，班固所谓‘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韦昭何以知其必谓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为王诵之谥乎？盖其为说本出毛、郑，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涤千古之谬，而不免於以误而证误，则亦将何时而已耶！”
△周初四王之谥法与诗义
余按：《诗》与《国语》之文明矣；欧阳子、朱子之辨详且尽矣。盖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克商始於武王，然奄、淮夷未平而商遗民亦未心服；迨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後四方始靖；至康王而後安享之。故《传》云：“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不云“成王息民”者，成王之初四方犹未靖也。故文王谥“文”，言始以文德受天命也；武王谥“武”，言始以武功戡大难也；成王谥“成”，言商、奄始靖，王业成也；康王谥“康”，言天下无事，但抚安之也。故此诗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文王、武王始受天命有天下也。至於成王蒙故业为天子，可以康矣，而不敢也，犹夙夜敬畏天命，益懋其德，是以能克商、奄、淮夷以靖四方：“肆其靖之”之靖，即“成王靖四方”之靖。然则此诗即无成王明文，亦断断必为成王之诗；而况已明言成王也！即《国语》不言为成王之德，亦断断不得移置之於文、武；而况《国语》又明言为成王也！故今从欧阳子、朱子之说，置之《成王篇》中。
△《周颂》作於成、康以後
又按：自宋以来，释此诗及《执竞篇》者多从《序》说。或云：“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然则《洛诰》之“王如弗敢基命定命”，亦将以为非告成王；《鲁颂》之“奄有龟、蒙”，亦将谓鲁至僖公时始有龟、蒙之地哉！况《传》称“成王靖四方”，靖也者，乱而安之之谓也。方且可谓之“靖四方”，乃反不可谓之“奄有四方”乎！或云：“《酒诰》称‘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显’，皆非周之成王。”夫“成王”“畏相”相对为文，“助成”二字相连为义，皆与此文不类。此文“成王”上无他文，下有“不敢康”之语，“成王”之为一人甚明；况《执竞》之“成、康”连言之者哉！若以《酒诰》故，凡言“成王”者皆不得为成王，则《传》所称“夹辅成王”，“成王定鼎”，“成王周公之命祀”，亦皆将以为武王乎！原其所以穿凿附会，务以成、康为武王者，无他，狃於前人之说，以为《颂》皆周公所作，周公制礼作乐，不应无祀天地及祀武王之诗；自周公後，不当复有作《颂》者耳。不知以此诗为祀天地武王者，《序》之言耳，非《经》自言之也。《周颂》三十一篇，其中称天及武王者甚多，何所见必此二诗然後可以祀天地武王？《诗》之逸者多矣，又安知祀天地武王者之非已逸乎？周公以後不当有《颂》，则何以宣、幽之世尚有《大雅》？又何以春秋之时鲁尚有《颂》？岂侯国可以作颂，天子反不可乎？若谓成王非世室，不当有祀成王之诗，则祀成王时将遂无乐乎？而武王当周公时亦不得遂立世室也。嗟夫，《国语》以《常棣》为周公之诗，与《传》相抵捂者，则人皆信之；此诗之言为成王，与《经》相合者，则人不之信。朱子沿《序》之误而未正者，虽委曲难通，皆相安为固然；至此诗正《序》之误，辨语详晰，而反极力以攻之。宋玉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韩子曰：“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小称意，人必小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吾始未以为然，及读《周颂》而後深信其不谬也！岂是所非而非所是，人情固当然乎？《周颂》非周公所作，说已见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补】“成有岐阳之搜。”（《左传》昭公四年）
△岐之年无考
此未知为周公存时事，抑周公没後事。既无可考，未便置前篇中。故录於此。
△辩《伪书君陈》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有《君陈篇》；其《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余按：此篇“嘉谟嘉猷”数语见於《坊记》；玩其语意，乃人臣相诰诫之词，非君命其臣之言也。何者？君人之道以能受言为贤，但取其谋之益於民而不必其谋之出於己，故曰“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臣人者则不然，但求其国之受其益而不必己之擅其名，是以善则归君，过则归己。故此言出於人臣之口则为忠，出於人主之口则不可以为训。成王，周之令主，其必不出此言明矣。又按：《书君篇》乃周公诰召公之词，周、召位皆三公，同朝事主，是以相称为“君”。《春秋传》，邻国诸侯皆相称以“君”，若“君处北海”，“君命敝邑”之类是也。未闻君而称其臣为“君”者。然则“君陈”当为同僚相称之语，是以篇中有此文；非成王语也。且君陈分正东郊，非居帷闼而拾遗补阙者可比，成王告以此言欲何为乎？此《序》不见於《史记周本纪》，疑与《伪书》同出一手。然则君陈之尹洛亦未必有此事矣。又按：《论语》孔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所谓政者，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今《伪书》以为国政，亦与孔子之意相背。包氏之注《论语》以“孝乎惟孝”为句，然则包氏未尝见此篇矣。包氏不见，则是书不出於安国也。大抵此篇之语多采之古传记。故今不录。
【附录】“凤凰鸣矣，于彼高罔。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艹奉}々萋萋；喈喈。”（《诗大雅》）
【附录】“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周语》）
【存参】“《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诗序》）
△凤鸣岐山之时无考
按：凤鸣岐山不知的在何时；《大雅》、《周语》皆无明文。惟《诗序》以《卷阿》为成王时所作，或凤鸣即在此时与？然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成王之世，而存《序》文以待参考。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书顾命》）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齐。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脐太史秉书，由宾阶齐，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卜，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渺渺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同上）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书康王之诰》）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同上）
△《顾命》有葬成王之脱简
苏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礼欤？曰：非礼也。使周公在，必不为此。”余按《康王之诰》，诸侯咸在，九日之间安能遽至此，必成王葬后之事，“狄设黼”之上盖有阙文；非皆癸酉一日内事也。故顾君云：“《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馀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後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又云：“‘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又云：“《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日月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由是言之，则康王与卿士之冕服在成王葬后，非未葬而冕服明矣。盖《顾命》、《康王之诰》，伏生本合为一；因其间有脱简，前後首尾不具，故後人分两篇之时不知当於何处画断，误以“王出在应门之内”为《康王之诰》之首，是以“狄设黼”之文遂割属於上篇之末耳。苏氏不知其有脱简，故於诸侯之至不能为解，乃以问疾之诸侯当之。然观《康王之诰》尤重诸侯，故曰“建侯树屏”曰“尔身在外”；此篇之作尤重於朝诸侯；故曰“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曰“诸侯出庙门俟”，曰“东方诸侯入应门左，西方诸侯入应门右”，则是诸侯毕至明矣。若止问疾之诸侯，其人数必不多何得舍在内之百官卿士不言而反斤斤焉於其少者详记之乎！至顾君以此为周公所制之礼，谓“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又谓“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遗文训诰以为一代之法”，则於事理亦尚未合。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其见於书传者，舜、禹、启、太甲、武丁之事皆然。及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避，遂不得终其摄。至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故於葬后遽奉康王以朝诸侯。其后春秋之世，嗣君皆於葬後逾年即位，盖始於此。故史录之为书，志此礼所由变。故曰“王麻冕黼裳”，曰“王释冕，反丧服”。丧未毕而朝诸侯者，前未有此礼，是以详记其服，谨其始耳；非以此为当然而著之篇以垂法也。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乎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伤周公、召公处事之变而不得复然也。故今申其说而正之。说并见前《周公篇》中。
【补】“康有酆宫之朝。”（《左传》昭公四年）
△《关雎》非刺诗
齐、鲁、韩三家诗皆以《周南》之《关雎篇》为康王时陈古刺今之作，故《汉书》云：“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列女传》云：“康王晏出朝，《关雎》预见。”余按《论语》，孔子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关雎》乃和平中正之音，咏歌当时之盛事者，非刺诗也；而细玩通篇之词，亦绝无刺时之意。且康王之世乃周久道化成之时，君子淑女莫如此时为多，然则谓为康王之世或未必诬，谓为刺诗则断非也。故今不采《汉书列女传》文。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刑于寡妻条》下。
【附录】“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フ，王命作策《丰刑》。”（《逸书》）
△《丰刑》与《毕命》
按《史记》、《书序》并云：“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与此文意似异。但此乃《汉书》所录孔壁古文，似不应误；又未见其下文如何；难以悬断。姑列之於附录。至伪书《毕命篇》语多剿袭，文亦雕琢，乃因《史记》、《书序》之言而衍之者。故不载。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馀年不用。”（《史记周本纪》）
△刑措
此语似有所本，於理亦当如是。故存之。
【附录】“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诗大雅》）
△颂美诗不应尽属文、武
卫宏《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释“成王之孚”云：“孚，信也，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余按：《文王之什》称文、武之功德者凡六篇，皆明称为“文王”云云，“武王”云云，未有含混其词者。盖诗作於成、康之世，不举其谥则无以别於今王故也。其馀四篇则不然。《或朴》言“勉勉我王”，似称现在之君者然。《旱麓》言“岂弟君子”，正与《酌》、《卷阿》文同，皆不似追述文王语；而文王时亦初无“六师”也。《灵台》一诗，前於《文王篇》中已辨之矣。至此篇所云“昭哉嗣服”，“绳其祖武”者，玩其语意，皆似指继体之君，尤不类创业之主；恐所谓“成王之孚”者即谓成王，非武王也。盖文、武，受天命者也，成王缵而述之，是以永保无失，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继成王者必法成王，乃谓之孝，故三章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欲嗣成王之功，必履文、武之迹，故四章曰“昭哉嗣服”，五章曰“绳其祖武”也。如此训释，似於事理为近；较之以“成王”为“成我周家之王道”者，於文理亦殊自然矣。大抵三代以上贤臣哲辅於守成之世尤致慎焉，不但《召诰》、《无逸》圣贤之儆戒然也，即诗人亦多於颂祷之中默寓劝勉之意。《酌》、《卷阿》，其显然较著者。下至穆王之世，《祈招》之诗犹以“如玉如金，而无醉饱”乙为词。则知古人立言之体往往如是，固不得尽以为称功颂德诗也。况成、康之际正当王化之成，当时群臣岂得绝无赞扬箴规之语见於《经》、《传》，亦不得尽以为咏歌文、武诗也。但传注皆未有言及此者，故今不敢直断为然。姑附录此文於成，康之世以见其大凡，而识其说如此。後世有卓识之儒出，当有以决之也。
【附录】“昔我先王熊释，与吕、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左传》昭公十二年）
【附录】“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读曹风》）
△郇伯未必为文王子
按：丁公之仕王朝，见於《尚书》；其余诸人则未知其果仕王朝否也。郇伯，旧说以为文王之子；然郇世为诸侯，则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文王子也。故并附录於後。
【备览】“康王卒，子昭王瑕立。”（《史记周本纪》）
○昭王
【补】“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四年）
【备览】“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史记周本纪》）
△“南征不复”事未可确知
《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余按：昭王不复之故，经传文缺，不可详考。若果别无他故，但见恶於船人，何至遽行弑逆！船人自以私怨弑王，其国之君何以不讨，嗣王何以亦不问乎？“船人”或作“楚人”，然是时楚境尚未至於汉也。恐皆後人之所附会。故今但录《左传》、《史记》之文，庶不失阙疑之义。
【备览】“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同上）
△辨丹朱冯房后之说
《周语》云：“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於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焉。”余按：此与《史记》所载刘媪梦与龙交事正相类，皆里巷不经之谈耳。丹朱，鬼矣，安能冯生人而生子！穆王果丹朱所生，则非昭王子矣，又安得继周之统而为天子乎！
○穆王
【补】“穆有涂山之会。”（《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B17H]申诫太仆之玫，作《[B17H]命》。”（《史记周本纪》）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周语》）
△《国语》纪事较记言为可信
按：《国语》之作主於敷言，与《左传》主於纪事者不同，故以“语”名其书，犹孔门之有《论语》、《家语》也。然其语亦非当日之语，乃後世之人取前史所载良臣哲士谏君料事之词而增衍之以成篇者，是以言中所述古事率多荒诞不经，与经博相悖者十而八九，而其文亦弱而不振，繁而不节也。且以《左传》较之，有同一事而所言亦同一意者，在《左传》不过以数语了之而意已足，至《国语》则铺张支蔓，旁引叠山，累牍而未肯已，其为後人所衍明甚。惟其篇首所记之事以为言张本者，及篇末所记以验其言者，虽不悉实，要之合於经传者多，而其文亦简直，疑此本之旧史原文，是以独为可据耳。故今於篇中所称引往事，即无显然之谬，亦仅列之备览；而篇首尾所记本国本时之事，审无可疑，则仍从《传》例，次《经》一格书之；至篇中所敷之言，则但摘取其一二语以见大意，而所衍繁文弗尽录焉，均此一书，夫岂有所低昂於其间，亦信其可信者而已矣！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於祗宫。”（《左传》昭公十二年）
△辨造父御穆王灭徐偃王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後汉书》云：“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於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韩文公《衢州徐偃王庙碑》亦本此以为说。余按：前乎穆王者有鲁公之《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惊徐方，徐方来庭。”则是徐本戎也，与淮夷相倚为边患，叛服不常，其来久矣，非能行仁义以服诸侯，亦非因穆王远游而始为乱也。且楚文王立於周庄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馀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故张氏《史记正义》引《古史考》文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并言此事非实。”是前人固已非之矣。盖穆王本巡游无度者，故《传》称“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後世称造父者，欲神其技，因取偃王之事附会之，以见其有救乱之功；称偃王者欲表其美，因又取穆王之事附会之，以为能行仁义而诸侯归之耳。初未暇计其乖舛於事理，剌谬於经传也。韩子之文虽出於酬应不得已而作，然采邪说以惑後世，亦非大贤所宜为也。故今悉不录。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非刂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非刂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轻下服，下刑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书吕刑》）
△吕刑赎刑为周道始衰
按：《舜典》之“赎刑”自别一法，以处夫罪不至於刑而不可竟赦者，非罪本当刑而许以金赎也。若五刑果有疑，自当酌量减免，岂得反因之以为利！蔡氏《书传》云：“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夫子录之，盖亦示戒。”其论当矣。盖周之衰自穆王始，故录此篇以志文、武、成、康之法之所由变，为後世变祖宗之法以聚敛者之戒，与後录《文侯之命篇》意同：此见周道之始衰，彼见周势之所以不再振也。《蔡传》又言书传多称“《甫刑》”，疑吕之後为甫。按“吕”与“甫”古多通用，故《诗崧高扬水》皆作“申甫”，而《春秋传》皆作“申吕”。此盖传写异文，非改之也。舜之赎刑，说已见《唐虞舜相尧篇》中。
【备览】“穆王崩，子共王ム（《世本》作“伊”）扈立。”（《史记周本纪》）
○共王、懿王、孝王
【备览】“共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一年，王灭密。”（《周语》）
△三女奔
按：征戎、监谤，皆彰彰耳目者；此细事耳，有无未可知也。故列之备览。
【备览】“共王崩，子懿王艰（《世本》作“坚”）立。”（《史记周本纪》）
【备览】“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同上）
【备览】“懿王时，戎狄交侵，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犭严狁通用）之故！’”（《汉书匈奴传》）
△引吕游语辨《诗序》以《采薇篇》为遣戍役诗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余按：《汉书》以为懿王之世“诗人疾而歌之”，《史记》称懿王时“诗人作刺”，似亦指此而言，则是汉时齐、鲁诸家说《诗》皆如此也。今玩其词，但有伤感之情，绝无慰藉之语，非惟不似盛世之音，亦无一言及天子之命者：正与《史》、《汉》之言相符。然则齐、鲁说此篇者必有所传而然，非妄撰也。且文王之世初无有所谓犭严狁者，而文王亦未尝奉纣命以征伐，前於《文王篇》中固已详辨之矣。故朱子云：“此未必为文王之诗；‘以天子之命’者，衍说也。”其论当矣。然亦以为遣戍役之诗，则犹依违於《序》说而未得其实。临漳吕乐天游《戊申记疑》尝辨之；今录於左。
【《戊申记疑》一则】“《采薇》明是役毕还归之诗，《序》以为‘遗戍役’。未出门而曰‘昔我往矣’，是‘今日越而昔至’也。又言将来‘雨雪霏霏’，何由而知之？方出门不鼓其锐气，乃言‘载渴载饥，我心伤悲’，岂欲其军心之懈怠耶？《小序》之谬类如此。朱子於此条独无论辨，不知何故。”
按：此辨明甚；以《史记》、《汉书》证之？尤无可疑者。《诗序》之谬，不待言矣。故今采《史》、《汉》之文载之。但谓为懿王之世，则经传皆无明文。故仅列之备览。说并见後《宣王篇》中《南仲条》下。
【备览】“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史记周本纪》）
【备览】“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於、渭之间，马大蕃息。邑之秦。”（《史记秦本纪》）
△《史记》以秦非子为附庸之非
《史记》称孝王欲以非子为大骆嗣，以申侯言，乃分土为附庸。按：秦本周畿内国邑，故秦仲为宣王大夫，伐西戎，庄公为西垂大夫，居犬丘，非附庸也。《诗》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今秦不惟直达於天子；且为王官矣，安得复属诸侯而为之附庸乎！盖秦与郑、虢其初皆王朝之卿士大夫，食采於畿内；周室东迁，各君其国，乃列於诸侯会盟。子长以其初未成为诸侯，未暇详核，遂疑以为附庸，至襄公乃受王命而为诸侯，失之矣！且所载申侯语亦浅陋不足信；而是时申亦未封为诸侯。故今删而存之。
【备览】“孝王崩，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史记周本纪》）
△懿王、孝王不传子之故不可考
按：懿王之崩，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史失之耳。否则孝王乃懿王弟，兄终弟及而仍传之兄子，於事理为近；然不可考矣。《史记》又称“诸侯立懿王太子燮”。按：立君大事，自有朝廷大臣主之，非若春秋之世，王室微弱，乃藉外兵以复国也，诸侯安得操其权乎！恐子长亦以春秋时事例之耳。今删“诸侯”之文。
○夷王
【补】“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王室强弱与下堂无关
《戴记郊特牲篇》云：“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唐柳子厚遂据此文谓夷王害礼伤尊，为王室微弱之证。余按：《书康王之诰》云：“王出在应门之内，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左，召公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右，”但云“在应门内”而无“跻阶”之文，则王非在堂上明甚。然则夷王以前未必绝不下堂也。《春秋传》，齐桓公受胙，天子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晋文公受策，再拜稽首，出入三觐；其事天子皆未尝敢失礼。王室微弱，号令不行，则有之；朝觐之文未之改也。然则夷王以後亦未必皆下堂也。且《记》此篇於“庭燎之百”云“由齐桓公始”，於“《肆夏》之奏”云“由赵文子始”，於“大夫之强”云“由三桓始”，独此文不云“由夷王始”而云“由夷王以下”。玩其上文语意，乃作《记》者生於周室积衰之後，传闻其初之不然，而无从考其所仿，但约略之以为当在夷王以降，非断以为夷王时也。观《小雅》中《大东》、《菀柳》诸篇，幽、厉之世，诸侯犹苦於王室之诛求，则夷王时不应遽至微弱；而此传亦称“诸侯并走其望，以祈王身”：乌得遽谓下堂而见决为夷王事乎！故今不录。又按：古有师其臣者，有宾其臣者。成王之於周公，拜手稽首。故凡经传称君弱臣强者，多自臣之僭礼言之；若天子过於降抑，此自其君之谦，不必皆微弱而後然。故汉光武与子陵同寝，唐神尧引群臣升座，而宋度宗亦尝拜贾似道；虽其是非得失不同，要不因於君弱臣强之故。然则王室之强弱亦未必尽在下堂与否也。
【备览】“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史记周本纪》）
●卷七
○厉王
【补】“至于厉王，王心戾虐。”（《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若用，周必败！’”（《周语》）
△说荣公
采《国语》事而於其言但节录之，说已见前《穆王篇》中。後并仿此。
【备览】“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史记秦本纪》）】
△诸侯多叛
按《桑柔》诗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则厉王之世诸侯叛者盖多。但古书缺轶，事无可考。惟秦史尚存，故《史记》得以采而录之耳。馀可以例推也。
【补】“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居彘
按：厉王之在彘，《左传》称“居”，《国语》称“流”。王，天子也，岂可言流！云居，是也。《国语》不及《左传》，此其一端。
“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於彘。”（《周语》）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同上）
△辨召公以子代宣王之说
《国语》云：“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云云）’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余按：周民之居厉王於彘，苦其暴虐，不得已而出之，使不得肆虐於己耳，非必殄灭之无遗育而後甘心也。使民果欲甘心於王，王何以能安然而居於彘？果欲甘心於王，王出之後何不更立他人而虚王位者十四年，王崩之後又何以共戴宣王而无异言乎？盖古者人情淳朴，上下之间不甚猜疑，故卫出成公以说於晋，及晋许其复国，盟于宛濮，而国人无贰者。况文、武之德未忘於民心但以身在水火之中，遂冒然不暇顾虑而为此举，王出则已，不仇王也，况大子乎！是以宣王之立，民不畜怨，亦不自危，而宣王亦不复追理前事；是其君臣相待，犹然先代忠厚之遗，安得有如後世所谓斩草除根之颓俗乎！且召公，贤臣也，於王子固当全之，岂必避怼王之嫌而後如是！谏王，为社稷也，免王子，亦为社稷也；藉令召公未有谏王不从之事，将遂执太子以与国人而听其杀之乎！然则谓宣王避乱而奔召公之宫，或有之；若谓国人围而欲杀之，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则必无之事也。盖缘春秋、战国以降，风俗日偷，君与民相疾视如仇仇然，故疑此时宣王必不能自免於难，因揣度附会之而为此说耳。今不录。
【备览】“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年表》，元年，庚申）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史记周本纪》）
△《竹书纪年》以“共和”为共伯和干位之非
《竹书纪年》称“共伯和干王位”。苏氏《古史》采之，云：“厉王屈彘，诸侯无所从；共伯和者，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余按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执，子鱼摄宋。昭公之奔，季孙摄鲁。厉王既出，周、召共摄周政，事固当然，不足异也。若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则天下之大变也。《传》曰：“干王之位，祸孰大焉！”又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贤诸侯，讵应如是，春秋至闵、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齐桓、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乌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贤相也，能谏厉王之虐，能佐宣王以兴，夫岂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齐桓、晋文之霸，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亦无是理也。《竹书纪年》，唐人多有称述之者，其文往往与《史记》异。以经传考之，自周东迁以後，《史记》不如《纪年》得实（如梁惠王有後元年，齐伐燕在宣王世之类）；自周东迁以前，《纪年》不如《史记》近正（如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之类）。盖此书乃战国时所撰：东迁以後本之晋、魏旧史，而东迁以前则简策多逸，或旁采异端之说以补之，是以不能无谬。犹之《史记》纪汉事多得实，纪三代事多失真也，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传之既久而失其详，遂误以为有共伯和摄之，撰《纪年》者因从而载之耳。至於今世所传《纪年》一书，则又不知何人所撰，唐人所引大半无之，而其文往往反采之《汉书律历志》及《伪古文尚书经传》，此尤不足论矣。《古史》又据《春秋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及《庄子》“共伯得之於共首”之语为共伯和之证。然《庄子》所称述本不皆实有其人，而亦未见此文共伯之即为干王位人也。故今但据《史记》载之，而《纪年》之文不录焉。其释“间王政”之误，说见後《宣王篇》中。
○宣王（《史记年表》，元年，甲戌）
【补】“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後（“而後”诺本多同；或作“二公”，非是）效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杜氏《左传注》云：“‘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林氏以此为周、召事，云：“二公与治王之政事，号曰共和。”苏氏《古史》以此为共伯和事，云：“厉、宣之间，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为政者。”余按：周、召皆王室之相，厉王虽出，二公之在相位自若也，不得谓之“释位”。当厉王在国时，政固已共理之，亦非待流於彘而後得与於王政也。若以共伯和当之，谓“释位”为去诸侯之位，“间王政”为干天子之权，则“而後效官”将何解焉？且子朝之为此言，因晋之纳敬王，故述诸侯之忠於王室以责晋之不辅己耳，故曰“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曰“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周、召皆王卿士，不得谓之“诸侯”以比晋，而共伯和干天子之权，亦非忠於王室者比，皆与前後文义不类，子朝之述此何居焉？盖“释位”“效官”本相对为文。“释”犹解也；“释位”者，解官也。“间王政””者，待王政之间也。诸侯为王卿大夫者，因万玉在外，故解官而归其国，以待王室之定；宣王有志振作，而後来效王官之职。上下呼应，本极了然分明；但说者先有共和及共伯和之成见在心，务强合之为一，是以乖刺不通，而不知彼自一事，此自一事也。今正之。共伯和之误，说已见前《厉王篇》中。
【存参】“《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诗序》）
△《汉》为宣王初年诗
《纲鉴大全》载此事於宣王六年“征伐四方，封申，城齐”之後；《绎史》亦载之於《常武》、《崧高》谐诗之末。余按：《序》文云“承厉王之烈”，则是以为初即位时事也。且《大雅》自《民劳》以後，篇次未有错乱，此诗既在《崧高》、《民》之前，则为宣王初年之诗无疑。故列之於此。
【存参】“周宣姜后贤而有德。宣王尝早卧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於永巷。王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列女传》）
△姜后待罪事可存
此事未知有无，然於理无所害。惟其文太冗弱，必後人所敷衍。故今删而存之。《纲鉴大全》从《外纪》，载此於二十二年则此後乃宣王德衰之时，与“勤於致事”语不符。当以在初年为是。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
△二相辅政但称召公
按：此文即本《诗春秋传》所述而言。“二相”，谓周公、召公也。盖宣王初政，皆由大臣匡赞而成。然《二雅》多称召公者，而周公无闻焉；或者亦如唐苏之於宋乎？藉使周公不贤，召公亦未必能独行其志也。
“犭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
“薄伐犭严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同上）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犭严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同上）
【存参】“宣王兴师命将，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犭严犭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汉书）
△《诗序》以《采薇》、《出车》、《大杜》属文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遗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也。”由是郑、孔以来诸儒之说《诗》者咸以《出车》为文王诗，南仲为文王臣，而诗所谓“王”者纣也。余按：《春秋》之义莫严於辨名分，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犭严狁，则文王当自行，不得但遣陪臣帅师；诗当称“王命西伯”，不得称“王命南仲”。今直称天子之命以命陪臣，若其间初无文王者，僭邪？乱邪？非惟不知有君，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苏氏知其不通，於是又曲为说，以“天子”为纣，以“王”为文王，後人之追称云然耳。然王即天子也，一篇之中，自“天子”纣，自“王”文王，名实杂糅，君臣同称，尚可以为训乎！
天子之命陪臣则述之，文王之命其大夫则又述之，独天子之命文王则无一语及之，有是理乎！且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时诗，有南仲（旧说以南仲为皇父之祖，误；说见後《常武》诗下）。太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犭严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犭严狁。然则此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此诗称“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此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其时又同。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其文正相表里；盖因镐、方皆为犭严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故《汉书》以《出车》、《六月》同为宣王时诗；《古今人表》，宣工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无之；
而马融上书亦称“犭严狁侵镐及方，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然则是齐、鲁、韩三家皆以此为宣王诗矣。朱子云：“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是矣；然云“南仲，此时大将”，不质言为何时，则犹未免以先儒“《正雅》”“《变雅》”之说为疑也。夫《雅》本无正变之分，而诗篇亦不无错简。《春秋传》，吴季札聘於鲁，请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恩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同德之衰乎？”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杜讠主误说，见《召穆公篇》中）则《小雅》固不在文、武世，而《鹿鸣什》中固有宣王诗矣。《南陔》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诗，当次之《鹿鸣》之三，而今反在《大杜》之後。
《常棣》、《伐木》、《天保》与《蓼萧》以下四篇皆燕享之诗，《采薇》、《出车》、《大杜》与《六月》、《采芑》二篇皆征戍之诗，本当以类相从，而今皆迭相间。则今《小雅》篇次非当日之旧第明矣。先儒既误以诗为周公所作，又不知篇次之有错简，但见《六月》篇中有称“吉甫”明文，势不可并以为文、武之诗，遂断《菁莪》以上谓之《正雅》，《六月》以下谓之《变雅》。《出车》既在《正雅》，又在《南陔》、《白华》之前，因不得不以南仲为文王时人，伐犭严狁为文王时事。是以委曲迁就，百方解说，而理卒不可通。然不可通，其失犹小，而使商、周革命之际事迹失实，圣人之心不白于後世，其失大。故次之於《六月》之後，以正其失。说并见前《文王篇》中。
△郑玄分别西戎与犭严狁之非
郑氏以西戎为昆夷，犭严狁为北狄、孔氏《诗疏》云：“犭严狁大於西戎，出师主伐犭严狁，故戒敕戍役以犭严狁为主而略于西戎也。”余按：大原（即今陕西固原）及方皆在周之西北，犭严狁之国当在凉、巩之间；所谓西戎，盖即犭严狁，而变其文以叶韵耳。犭严狁之为周患，见于《出车》、《六月》、《采薇》、《采芑》四箫，详矣，而传记初未有言者。《国语》有犬戎，有姜氏之戎，而史伯则称西戎，足为周患者皆戎：然则犭严狁亦戎也。《史记秦本纪》，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在宣王之六年）。宣王召其子庄公，与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幽王时，戎围犬丘，庄公子世父为戎所虏（在幽王之六年）。厉宣间能为周患者惟西戎，然则《诗》之犭严狁即西戎也。是以一篇之中，或称“犭严狁”，或称“西戎”，非两事也。盖西戎之国不一，而犭严狁为最强：专言之则曰“犭严狁”，概言之则曰“西戎”；犹赤狄有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而潞氏为最强，《传》或专言“潞氏”，亦或概言为“赤狄”也。犭严狁文皆从“犬”，疑即《周语》之“犬戎”，犹叟阝瞒之或称为“长狄”也。以犭严狁、西戎为二国而曲为之解，误矣！程予疑西戎兵不加而服，来子疑既却犭严狁而还师以伐昆夷，亦沿郑、孔之误。
△咏宣王诗多铺张
按：《雅》之咏文、武事者，事实多而铺张少；咏宣王事者，事实少而铺张多；此亦世变之一端也。故今於《小雅六月》、《出车》等篇，《大雅崧高》、《民》等篇，每篇止摘切要数言载之，以备当日之事实，见中兴之梗概；其馀铺张之词，不暇录，亦不胜录也。
【备览】“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史记秦本纪》）
此以上宣王征西北之事。
“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诗大雅》）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同上）
“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同上）
此以上宣王经略中原之事。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显允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诗小雅》）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诗大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同上）
此以上宣王经略东南之事。
△咏宣王诗次序可信
按《诗》所咏宣王之事，其先後虽未敢尽以篇次为据，然以其言考之，《采芑》称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是犭严狁之伐在东南用师之前也。《江汉》称“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常武》称“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是徐、淮之役在四方略定之後也。以其理推之，西戎逼近畿甸，患在切肤，所当先务；封申城齐皆关东事，似可稍缓；若淮、汉、荆、徐则距畿较远，服之为难；近者未安，不能远图，理之常也；而《史记》秦仲之死戎，庄公之破戎，亦在宣王初年。故今略依时之先後次之，要不至大相迳庭也。
△朱熹以南仲为皇父之祖之非
来子《诗传》释“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二句云：“谓南仲为大祖，兼大师而字皇父者。”余按：《春秋传》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皆系祖考之名号於祖考之文之下，未有反系子孙之名於祖考之文之下者。其或由祖考而及其子孙，则云某人子某，某人孙某。若南仲果皇父之祖，则文当云“南仲曾孙大师皇父”，不当反云“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也。南与皇，氏也；仲与父，字也；犹《春秋传》之称智伯赵孟也。其子孙当世以南与皇冠之，故宣王时有皇父，幽王时亦有皇父；诗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春秋》庄公时有单伯，文公时亦有单伯，成公以後又有单子。然则南仲、皇父当各自为一族，不得以此二人为祖孙也。古有以“祖”为名者，有以“祖”为氏者；古之彭祖，《书》之祖己、祖伊是也。“大祖”或南仲之称号，未可知也。《诗》之“假以溢我”，据《春秋传》乃“何以恤我”；“假乐君子”，据《戴记》乃“嘉乐君子”。“大祖”或音之转，字之误，亦未可知也。缺所疑焉可矣，不得遂以为祖考之祖也。盖朱子之误由信毛、郑正雅变雅之说，而以《出车》为懿王以前诗，南仲为懿王以前人，故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耳。说己见前《命南仲条》下。
“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文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周语》）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乃命鲁孝公於夷宫。”（同上）
三十九年，战於千亩。王师败绩於姜氏之戎。”（同上）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大原。”（同上）
△《国语》记宣王与《诗》不同之故
余考宣王之事，据《诗》则英主也，据《国语》则失德实多，判然若两人者；心窃疑之。久之，乃觉其故有三。诗人之体主於颂扬。然《大雅》之述文武者多实录，而《鲁颂宫篇》则专尚虚词：“荆舒是惩，莫我敢承”，僖公岂足以当之！此亦世变之为之也。宣王之时虽尚未至是，然亦不免小事而张皇之；城方，封申，亦仅仅耳，而其词皆若威震万里者。是《诗》言原多溢美，未可尽信。其故一也。《国语》主於敷言，非纪事之书，故以“语”名其书，而政事多不载焉。然其言亦非当日之言，乃後人取当日谏君料事之词而衍之者。谏由於君之有失道，故衍谏词者必本其失道之事言之；非宣王之为君尽若是，亦非此外别无他善政可书也。其故二也。古之人君，勤於始者多，勉於终者少。梁武帝创业之主，勤於庶政，而及其晚年，百度废弛，卒致侯景之祸。唐明皇帝躬勘大难，致开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亦致禄山之患。其始终皆判若两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勤终怠，固宜有之。故《国语》所称伐鲁在三十二年，千亩之战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诗》称封申伐淮夷皆召穆公经理之，穆公，厉王大臣，又历共和之十四年，其相宣王必不甚久，则此皆宣王初年事无疑也。且使宣王果能忧勤振作四十馀年，何至幽王之世无道十一年而遽亡其国！由是言之，《诗》固多溢美，《国语》固专纪其失，要亦宣王之始终本异也。其故三也。盖召穆公，周之贤相，宣王初政实穆公主之，故能致中兴之盛；犹晋悼公任韩厥、荀而复霸，及荀偃为政而释卫不讨，伐秦遽还，霸业遂衰也。若以宣王比之大戊、武丁，诚为不伦。而东莱吕氏因王子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之语，遂疑宣王无大异於幽、厉，则亦未免於太过矣。故今载《二雅》之文於前，《国语》之文於後，庶宣王始终盛衰之故可考而知焉。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史记周本纪》）
△辨杜伯死而射王之说
《国语》云：“杜伯射王于高阝。”《墨子》云，“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宣王合诸侯而田於圃田；杜伯乘白马素车追宣王，射入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而死。”余按：君臣之义犹父子也：子不可以仇父，臣岂可以仇君乎！使杜伯果贤臣，必无射王之事；杜伯可以死而射王，则亦可以生而弑王矣。此事不见於经传，惟《国语》有之；然语之亦不详，不知杜伯究为何人，射王究为何故，而亦未言王之死於射也。果如《墨子》之言，则是人臣见杀而非其罪者皆可为厉鬼以弑其君，而岂不悖也哉！《春秋传》云：“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窃疑宣王之事，当时言者或亦类是。盖人之将死，则鬼神乘其衰气而见形焉；久之，而好事者递相附会，遂以为宣王之死於杜伯之射也。故今并不录。
○幽王（《史记年表》，元年，庚申）
【补】“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周语》）
【附录】“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尹氏大师，维周之氏，秉国之均。……家父作诵，以究王讠凶。”（《诗小雅》）
△《节南山》与《十月篇》非一时事
按此诗专咎尹氏，谓尹氏“秉国之均”，而《十月篇》历叙助虐之臣，自皇父以下凡七人，独无尹氏，则似此二诗非一时作也。且此诗家父所作，而《十月篇》有家伯，虽未知其为父子，为兄弟，然要之必非一时之事矣。岂此在幽王之初与？抑非幽王时之诗与？诗无明文，未敢臆断。姑附录之於此。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诗小雅》）
△宠褒姒之年
按：《史记》称幽王三年，见褒姒而爱之。虽其年未必有确据，然观《正月》、《十月》二诗所称，则褒姒之宠固当在六年日食前也。故次於“三川震”之後。
【存参】“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晋语》）
△辨龙生姒之说
《郑语》云：“宣王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於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暖而藏之吉。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龟，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乱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句有狱，而以女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为后，而生伯服。”其後司马氏《史记》、苏氏《古史》咸采此文录之。余按：神有气而无形，龙则有形物也，神安能化为龙？在椟中千年而不化，何以一噪而遽为鼋也？且童妾未既乱而遭鼋，既笄而後孕，何以知其孕之因於鼋？厉王以後，历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凡六十年，幽王乃立；若褒姒生於宣王之初年，则至幽王之时已老；若生於宣王之末年，则是童妾受孕四十馀年而始生也。其荒唐也如是，而司马氏、苏氏咸信之，其亦异矣！唯《晋语》所称，理或有之；然亦不敢必其果然。故列之於存参；而《郑语》不录焉。说并见後《伯服条》下，及前《穆王篇》中。
【补】“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戎围犬丘世父，世父（二字疑衍）击之，为戎人所虏。岁馀，复归世父。”（《史记秦本纪》）
△戎围犬丘之年
按：犬丘之围，即《传》所称“戎狄畔之”者。《史记》以为秦襄公二年，则幽王六年也。故次之於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诗小雅》）
△《十月篇》日食之年
按：历家推此诗日食在幽王六年。故次之於围犬丘之後。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取木}子内史，蹶维趣马，禹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同上）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侯多藏；不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同上）
△郑玄以《十月篇》为刺厉王之非
此诗，《卫序》以为刺幽王，《郑笺》以为刺厉王。郑云：“《节彼》刺师尹不平；此篇讥皇父擅恣。《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余按：“艳妻煽处”与《大雅瞻篇》“哲妇倾城”意同，即指褒姒而言，不得分为二人。且十月日食与历合，川沸山崩与《周语》合，则在幽王之世明矣。郑桓公之为司徒，据《郑语》在幽王八年，八年以前固不妨於他人之为之也。故今从《序》，次之幽王之时。唯不及师尹，未详其故。岂师尹在幽王之初与？说已见前《师尹条》下。
【备览】“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遂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
【存参】“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郑语》）
△《十月篇》无虢石父
按：《十月》诗所刺助虐之臣七人，无虢石父。岂石父与七人不同时与？抑《国语》称其字而《诗》称其名与？要之，《国语》本难尽信。姑列之於存参。
“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诗大雅》）
【存参】“褒姒有宠，生伯服；於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晋语》）
△立伯服事可疑
按：伯服，字也；太子名之，伯服何以字之？况王之幼子亦不应字以伯也。此事不见於他传记，即《周语》亦无之，独《晋》、《郑》二语史苏、史伯之言有是。然观所载二子之言，荒诞殊甚；伊尹、胶鬲之事既诬，安见此文之独为可信也！大抵西周之亡，载籍缺略，其流传失实，以致沿讹踵谬者，盖亦有之；撰《国语》者闻有此说，遂从而采之耳。又按：《左传》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杜氏《集解》以“携王”为伯服。考《竹书纪年》云：“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则携王乃余臣，非伯服也。事固有在疑似之间，而揣度言之致失其真者，安知《晋语》之不亦类是也！故与伐褒之文均列之於存参。说并见後条下。
△《小弁》未必为平王诗
卫宏《毛诗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据也。”余按：赵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曰何辜于天’！亲亲而悲怨之词也。”王充《论衡》亦云：“伯奇放流，首早白：《诗》云：‘维忧用老。’”是此篇在汉以前，齐、鲁诸家说《诗》者皆以为伯奇，不以为平王也。且玩通篇语意，亦未见其果为王世子者，固未敢决以为伯奇，即何容遂断以为平王也，朱子之言，深得古人慎重缺疑之意。故今不录此诗。
△朱熹以《白华》为申后诗之非
《诗序》又云：“《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朱子《诗序辨说》云：“‘幽后’，字误，当为申后刺幽王也。‘下国化之’以下，皆衍说耳。”余玩此序词意，似以此诗之所称者乃下国之人以妾为妻耳；但下国之所以如是，由於褒姒干後而人效之，故推其本而以为刺幽后；非谓诗所言即申后事也。且诗中“樵彼桑薪，烘于甚”等语，皆似里巷人之言，不类王后语气，故《序》以下国之人当之。但《诗序》之僻，好以诗为“刺王”：不论何人何事务委曲而归其故於王，此其所蔽耳。朱子反据首三句为说，而以“下国化之”云云为衍说，失《序》之本意矣。朱子於《小弁篇序》之明指为宜臼者犹不敢必其果然，况此序初未明指为申后，又安得遽以为申后作乎！大抵《诗序》之说揣度附会者多，朱子所驳深中其病；然亦间有误会《序》意而反失其实者。故今不录此诗。
“降丧饯馑，斩伐四国。”（《诗小雅》）
“癫我饥馑，民卒流亡。”（《诗大雅》）
△周亡由於饥馑
按：饥馑之患，衰世为多，而盛世亦往往有之。但盛世政事清明，上下一体，而民亦有储积以备不虞，故不足为大患。衰世政事废弛，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亦多於逸乐，不知虑远，故遇荒岁即不免於流亡。百姓既无固志？是以戎得乘其弊而攻之。善乎秦针之言曰：“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是知骊山之祸固因於幽王失政，亦因於饥馑流亡。故录此诗以著幽王失国之由。
“邦君诸侯，莫肯朝夕。”（《诗小雅》）
“今也日蹙国百里。”（《诗大雅》）
△周之衰微由来者渐
世皆谓申侯启戎，戎遂克周，杀幽王骊山下。夫周之王畿号为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险，关东诸侯皆堪徵调；戎虽强大，岂能一旦而遂破之！盖其来有渐矣。观《雨无正》之二章，则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观《召》之卒章，则戎之蚕食亦非一日矣。周已衰微不振，是以戎得一举而灭之。但《尚书》无宣、幽之篇，而传记复多缺轶，无从考其详耳。故今采此二篇之文以补其缺。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郑语》）
“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周语》）
【备览】“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於是诸侯乃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於ず邑。”（《史记周本纪》）
△辨申侯召戎灭周之说
《晋语》，史苏云：“王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郑语》：史伯云：“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史记周本纪》云：“王废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余按：此事揆诸人情，征诸时势，皆不宜有。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於戎！黄与弦之附齐也，其国在楚东北，然楚灭之，齐桓犹不能救，远近之势然也。王师伐申，岂戎所能救乎！陉庭之启曲沃以伐翼也，蔡之召吴与伐楚也，其地皆相邻接，故曲沃吴得以因之。
申与戎相距数千里，而中隔之以周，申安能启戎；戎之力果能灭周，亦何藉于申之召乎！申之南，荆也。当宣王时，荆已强盛为患，故封申伯于申以塞其冲。周衰，申益微赐；观《扬水》之篇，申且仰王师以戍之。当幽王时申畏荆自保之不暇，何暇反谋王室！且申何不近附于荆以抗周，而乃远附于戎也？晋献公欲立奚齐，使人杀重耳、夷吾，重耳奔狄，夷吾奔粱，献公未尝必求而杀之也。楚平王信谗，欲杀太子建，建奔郑；楚之强可以求建於郑，然平王亦竟听之。宜臼既逐，伯服得立，则亦已矣，幽王何故必欲杀其子而後甘心也？鲁子赤，齐甥也；襄仲反请於齐侯而杀之。邾捷、郑驷丝，晋甥也；文公卒，邾人立ㄑ且，子游卒，郑人立驷乞，晋虽伐之问之，卒亦不强其必从也。
此其相与争者皆兄弟之属，其舅，大国盟主也，然犹如是；况宜臼之於王，父子也，申侯之於王，君臣也，王逐宜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西周之亡，《诗》、《书》无言及者，於经无可征矣。然《春秋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至《周语》述西周事众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变，动心骇目，不应皆无一言纪之，而反旁见於《晋》、《郑》之语，史苏、史伯追述逆料之言。
且所截二人之言，荒缪亦多矣。伊尹，圣人也，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胶鬲，贤人也，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诬矣！褒君也而化龙，龙也而化鼋，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数十年，又妄矣：吾闻以一隅反三隅者，未闻三隅不足以反一隅者，此言之非实亦明矣。若之何《史记》遂据追述逆料之语而纪之为实事也！盖吾尝读《大雅瞻》、《召》二篇，及《小雅》之《节南山》、《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所刺幽王失德群奸擅政之事正亦多端，不但褒姒一事已也；而周之患戎，其来亦久，穆王时尝征犬戎，宣王时犭严狁内侵至于泾阳，《出车》、《六月》等篇屡言之，至幽王时而周益衰，故戎益肆耳。《传》云：“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诗云：“今也日蹙国百里。”
然则戎之灭周非一朝一夕之故。盖缘幽王昏纵淫暴，掊克在位，久矣失民之心，是以戎来侵伐而不能御；日渐蚕食，至十一年而遂灭；戎之力自足灭周，初不待於申侯之怒也。乃世之论者遂据此以为平王与於弑父；其戍申也，以为平王德其立己而忘不共戴天之仇，其亦过矣：且《晋语》、《郑语》但称西戎，《史记》分为西夷、犬戎二国而叠言之，亦非是。故今取《大雅》、《周语》之文及《郑语》篇终纪事之语次之，以著周亡之由；而於史苏、史伯所称者不采，於《史记》所述者删而存之，惧诬也。
●卷八
○太伯、虞仲
【补】“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祀。”（《左传》僖公五年）
“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
【附论】“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篇》）“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论语微子篇》）
△辨太伯豫让文王之说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示不可用，以避季历。”余按：太王，周之贤主也。废长立少，庸主犹或不为况太王乎！圣人之生固有异於常儿，然其德亦必待壮而後成；生而有圣德，特《国语》、《列女传》事後之推崇云尔，岂得以此为据也哉！且大王安知王季之必传之文王也哉？己既欲废长而立少矣，安知王季之不亦然？吴诸樊欲传季札矣，卒传之於州于。晋武帝欲传愍怀矣，卒为贾氏所杀。宋杜後欲传廷美、德昭矣，卒皆死於太宗之手。故凡人主之欲相传而至某人者，皆愚主之所为也。以太王之贤智，必不如此左计明矣。况太伯之德固自足以兴周，而何为舍之而待夫不可必立之文王乎？由是言之，太伯之让王季，乃太伯自欲让之耳，太王初无欲立季历之事也、曰：然则泰伯何以让国？曰：古人让国，常事耳，不足异也。宋襄公尝让子鱼矣，韩无忌尝让起矣，即吴诸樊亦尝让季札矣；春秋时犹有以兄弟为贤而让之者，况商、周之际淳朴之世哉！且古人非但让国也，即授官亦多有让者。禹、垂、益、伯夷之让，不待言矣；春秋之世，齐鲍叔让相於管仲，卫免余让卿於大叔仪，鲁匡句须让宰於鲍国，晋大夫之让军帅者尤不可一二数。是知让本古人常事，不必有所为不得已而後让也。但自战国以後，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争国者多，让国者少，遂以古人之让为异，往往揣度附会，曲为之说。故见益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禹传启也；不则以为启杀益也。见伊尹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大甲潜出自桐而杀之也。见泰伯之长而不为周君，则意度之以为太王欲传圣孙，泰伯知而逃也。後人之说古人，大抵皆如是矣。《韩诗外传》亦载此事而语尤详，且云：“太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立季，季遂立。”其语尤不近於情理。古者列国各有疆界，岐之去吴数千馀里，使命所不能通，王季安能捐社稷而远去！果群臣皆欲立王季，则是太伯不得已而让也，又岂足为贤哉！
△太伯与虞仲事不同
又按《诗》云：“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似太伯已尝君周而後让之王季也者。《论语》记逸民，有虞仲而无太伯，亦似独虞仲未尝为君也者。或者太伯既立之後让之虞仲，虞仲逃之而後让之王季乎？《春秋传》又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然则断发文身亦非太伯事矣。学者奈何不《诗》、《论语》、《春秋传》之信，而独《史记》、《外传》之信也哉！故今《世家》、《外传》之文皆不载，说并见前《大王篇》中。
△仲雍与虞仲
《世家》又云：“太伯自号勾吴。荆蛮归之千馀家。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仲雍子季简；季简子叔达；叔达子周章。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乃封周章弟於故夏墟，是为虞仲。”余按：《传》所称虞仲，乃太王之子，非周章之弟也。若至仲之曾孙始迁於虞，则《传》不得称为虞仲；太伯君吴而称吴太伯，仲君吴而称虞仲，有是理邪：且《论语》以虞仲为逸民；若嗣太伯而有国，岂容复谓之逸！然则哀七年《传》之仲雍，非太王之子；太王之子自号虞仲，非《传》之仲雍矣。疑《史记》因见哀七年《传》仲雍嗣太伯之文，遂误以仲雍为太伯之弟，因以《传》之虞仲别属之周章之弟也。大抵《史记》之言皆难取信。故今但取《经》、《传》之文次第列之，以俟学者熟玩而自得焉；而凡《世家》之言概不敢载。
○伯夷、叔齐
【补】“逸民：伯夷，叔齐。”（《论语微子篇》）
【备览】“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史记伯夷列传》）
【附论】“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补】“伯夷、叔齐饿於首阳之下。”（《论语季氏篇》）
【补】“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附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篇》）
△辨笑盟微、胶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胶鬲於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余按：《书微子篇》深切恳挚，无非爱君忧国之言，正与箕、比之心无丝毫异，但补救无方，不得已而去耳；是以孔子称仁，孟子称贤，乌有佐周以覆宗国者乎！胶鬲事虽不详，然孟子与传说、箕、比并称，则亦必无私与周盟以邀利之事矣。文王三分有二：武王、盂津之会，诸侯八百，是周之力本足以灭商，故孔子曰：“以服事殷，可谓至德。”谓其能代商而不代商也；何待於周、召私与微子、胶鬲盟而後能灭商哉！微子、胶鬲之与武王皆不应有此事，然则伯夷、叔齐亦必无此事也明矣。盖战国之世邪说并作，皆喜毁古圣人以便其私；但闻微子封於宋而不知其故，则以不肖之心揣之，而以为私与周盟也；闻伯夷尝饿於首阳而不知其故，则又以不肯之心附会之，而以为恶武王之伐商也。武王果许封微子於宋，何以克殷之後不封微子，乃封武庚？夷、齐果避周而饿於首阳，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见於战国诸子之书乎？此宜少读书者皆知其妄，而儒者往往信之，其亦异矣！故今首阳之饿载之让国之後，归周之前，以证其谬。《史记》扣马之谏，盖即本之於此等书。说详见後条下。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篇》）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
【附论】“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同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同上）
【附论】“孟子曰：‘伯夷隘。’”（同上）
△引王安石文辨扣马而谏之说
《史记伯夷列传》云：“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云云）。遂饿死於首阳山。”此说自汉以来皆信之不疑；独宋王安石尝辟之。今节录其文於左。
【王安石《伯夷论》】（节录）“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孔子曰：‘求仁而得仁’，‘饿於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百世之师也。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扣马而谏，义不食周粟，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耶！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辟纣与扣马理无两是
余按：天下之是非一而已矣，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无两是之理也。是故，启之继统为是，则有扈之阻兵为非；桀、纣之暴虐为非，则汤、武之吊伐为是；汤武是则佐汤、武以伐桀纣者皆是，桀、纣非则助桀、纣以抗汤、武者皆非。战国以降，地丑德齐，各以力争，为君者各树私恩以结其士，为士者各怀私恩以报其君，而不复顾天下之大义，於是各为其主之说始兴，而豫让以死报智伯矣，聂政以死报严仲矣。自世俗论之，则以为贤矣；而自圣贤观之，特徒死而已。故纣之臣未必无殉国者，而孔子概未之论；及其於殷臣而仁之者凡三，其一则去纣，其二则皆谏纣者也。何者？理固无两是也。齐桓能尊周室，存亡国，则以管仲之佐之为仁。楚僭王，灭诸姬，则其臣虽忠如子文而不得为仁，而子西且有“彼哉”之叹矣。
宗鲁之殉公孟，子路之殉孔悝，未尝非忠臣之节，而孔子深罪宗鲁，亦不取於子路。然则圣人之心可以见矣。故伯夷之扣马果是，则殷、纣之虐民无讥；苟武王之救民不非，则以伯夷之圣，安得有扣马之事哉！且伯夷固尝辟纣而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者也，欲天下之清，必无纣而後可；欲无纣，必有人伐之而後可。纣死既不可待，纣让又必不能，不伐之，无策也。既不欲有纣，而又不欲人伐之，然则伯夷之心将令如何而後可也？纣之暴甚矣，民之困於纣极矣，“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徂厥亡，出执”，是人人皆欲辟纣而不能也。伯夷既自辟纣矣，则人之欲辟纣而不能者，必伯夷之所哀怜而欲救之者也。若但自免其身而已，人之不能免者己不能救而又禁人救之，是伯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也，恶足以为圣哉：然则叩马信则辟纣必诬，辟纣信则叩马必诬，《孟子》与《史记》亦无两皆是之理也。
《史记》记东迁以後事，采之《春秋经》、《传》，犹多乖谬，况克商以前乎！《世家》之与《年表》，此传之与彼传，抵捂至不可数，自所作者自犹反之，况经传乎，伊尹之割烹，孟子辨之矣，然《史记》犹信而采之，乌在其可以诬伊尹而独不可以诬伯夷也！孟子之述伯夷，详矣，言之重焉，词之复焉，辟纣之文至於三见，而无一言及於叩马，则首阳之饿因辟纣，不因叩马，明矣。辟纣故饿，饿故思养而归於周，是以《论语》但云“饿於首阳”而不云“饿死於首阳”；不然，何为无故而思“善养老者”，间关数千里而归於周也哉！学者但屏《史记》而不读，则《论语》、《孟子》之文正相发明，经旨自了然而无疑矣。盖当战国之时，杨、墨并起，处士横识，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故或自为论以毁之，或诸人以毁之，是以毁尧则诸许由，毁禹则诸子高，毁孔子则诸老聃，其大较也。
伯夷既素有清名，又有饿首阳一事，故附会为之说以毁武王；若《庄子》及《吕氏春秋》（说详前条）其明验也。太史公习闻其说，不察其妄而误采之耳。王氏之辨是也。然太史公尊黄、老而齐六术，其采之固无足怪；独怪唐之韩子，自命为抵排异端，宋之程朱，人以为接孟子之传，而亦信杨、墨之邪说；而辟其谬者，乃出於逢君之安石，是犹鲁之逆祀，更数贤大夫莫能正而正之於阳虎也，岂不惜哉：异端之害莫甚於杨、墨，杨、墨之罪莫大於非尧、舜薄汤、武；此之不辟而但摭拾其他，其毋乃豺狼当道而问狐狸乎！至於“父死不葬”之言，荒唐殊甚，“西山命衰”之歌，浅陋已极；而举世皆信之。吁，其真可怪也夫！
○齐太公
△太公名号
《史记》称太公曰“吕尚”，而云“文王遇於渭阳，与语大说，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其後谯周遂谓太公名牙；《索隐》又谓尚名，牙字，而官名为尚父。余按：《孟子》、《春秋传》皆称为“太公”，果如《史记》之说，则太公乃王季，岂可去“望”而以太公称之！盖望，其名也；尚父其字也；吕，其氏也；姜，其姓也；师，其官也；公，其爵也；太公，齐人之追号之也。是时诸侯尚未有谥（周之大臣有谥自周公始），而太公为齐始封君，故号之曰“太公”，犹父之号为太王也。“师尚父”者，连官与字而称之者也，犹所谓保佚、史佚也。“太公望”者，连号与名而称之者也，犹所谓周公旦、召公也。“吕尚”者，连氏与字称之而省文者也，犹子游之称为言游，子华之称为公西华也。“牙”之名，“尚父”之官，皆不见於经传，盖由不知望之即名，尚父之即尚，而妄为之说者也。余性素狭，每见古人世系名姓为世所淆乱，常不平焉。故正之。
【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辨渔钓屠牛之说
《史记齐世家》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丽彡，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果遇太公於渭之阳。与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余按：战国时人以割烹要汤诬伊尹，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孟子皆尝辨之。太公，伊尹俦也，其不以渔钓干文王也明甚。然即所谓“文王田渭滨与语而载与俱归”者，亦恐未必然也。《书》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传》曰：“文王之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太公既归於周，见太公者必争荐之，文王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猎而後遇之也。後世大臣多固宠而不肯下贤，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好事者遂以之度太公而以为亦然耳。《世家》又云，“或曰：‘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或曰：‘西伯拘里，散宜生、闳夭招吕尚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纣，以赎西伯。’”而《索隐》引谯周言亦谓太公屠牛於朝歌，卖饭於孟津。余按：《孟子》云：“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则是太公不仕纣也。太公方辟纣之不暇，而宁肯自投于朝歌、孟津，纣之国中哉！观孟子之言，太公之事盖与伊尹相类，躬耕自给，安贫乐道，而无求於外者；必无游说诸侯屠牛卖饭，求美女奇物以自污辱之事也。故今但载《孟子》之语，而《史记》及诸家之言皆不录焉。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大雅》）
△《六韬》非太公作
世传《六韬》为太公所作。《战国策》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亦云：“西伯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唐以後因尊太公为武成王，专司武事，如孔子之为文宣王者然。余按：孟子云：“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则太公者乃述、舜、禹、汤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见长也。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无事则用之治国，有事则用之行师。故《诗》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要不过以仁义之道教民於平时，儆民於临事，率有勇知方之众，为伐暴救民之举耳。後世儒者泥於章句之俗学，沉於性命之陈言，不通达於世务故不知兵者多，而所谓知兵者咸属之於权谋术数之流，由是文武遂分，岂知三代以上不如是乎！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却谷可，说礼乐而敦《诗》、《书》。”霸者之佐犹能以《诗》。《书》礼乐行兵，况太公王者之佐，而反为此权谋术数之言乎：且《六韬》所言，术浅而文陋，较之孙武、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盖以太公曾相武王伐商，故之耳。後人信之为实过矣！故今不载。
△《丹书》之箴未可信
《大戴记》云：“武王践阼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王齐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散者万世。’”此事或以为在武王即位之初，或以为在武王克商之後。余按：“敬胜”数言，文简而意周，事约而功广，诚为圣贤儆戒之言，帝王修持之要术也。然武王有文王之圣父太姒之圣母，其庭帏之教训岂不以“小心翼翼”、“缉熙敬止”之义朝夕而提撕之而必待为君之日，致齐三日，而後得闻此创论乎！且以此为在即位之初，则与後文“所监不远，视尔所代”，及“予一人”之语不合；若以此为在克商之後，则尚父乃武王之师，十馀年中所启沃者何事，而此语乃秘之而不以告乎！要其先後实为矛盾。或太公尝以敬义之旨告武王，而後人遂附会之而为此说与？故今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辨伯禽、太公报政迟速之说
《史记鲁世家》云：“伯禽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说苑》云：“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者先疏後亲，先义後仁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曰：‘何治之难也？’对曰：‘亲亲者先内後外，先仁後义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余按：太公、伯禽皆圣贤也，其为治不必尽同，然大要不甚相远；至其久近强弱之异？则其後世子孙之故；乌有立法之初而即相背而驰者哉！齐封於武王世，鲁封於成王世，其相隔远矣，安得同时而报政！且报政之日，《史记》以齐为五月，《说苑》以为三年，《史记》以鲁为三年，《说苑》以为五年，传闻之异显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冉有之言志也，皆云“三年可使有勇，足民”。子产之治郑，亦三年而後舆人诵之。三年政成，常也；伯禽之三年何得为迟，太公之三年亦何得为疾，而周公乃异之乎！此乃後人据其後日国势而撰为此说者，不足据。《吕氏春秋》亦载此事，而其文尤支离。故今皆不录。
【备考】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
△辨杀狂、华士之说
《韩非》云：“齐有居士曰狂，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於人也。’太公使吏杀之。周公发急传而问之。太公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掘井而饮，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是以诛之。’”余按：太公佐文、武以开周，孟子列太公於“见知”之敷，则太公必以仁义治国者也，乌有怒人之不仕而杀之者哉！齐国之民众矣，耕田掘井而不仕者不可胜数也，太公又安能尽杀之！曰：为其贤而不仕也。然则是以其贤而後杀之，齐国岂复敢有为贤者哉：人臣之患患在於贪爵禄，贪爵禄则必不能直道而行，故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以其不贪爵禄而杀之，是驱一国而使之皆惟利是图也。尧、舜在上，不废巢由；箕子不臣於周，则封之於朝鲜，圣贤之心亦可见矣。汉光武欲仕严子陵，子陵曰：“士各有志，岂相强哉！”光武犹能容子陵，太公之贤乃反不能容二子之不仕乎！此乃法家之徒疾士之高尚，欲强天下贤人使入己彀，而伪之於太公者。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杀营荡之说
《春秋繁露》称：“营荡为齐司寇，太公问以治国之要，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立而诛之，以定齐国。’余按：此说至为无理。三代以上从无此等语言；藉令果有此人，太公必不仕之以官而访之以政也。此乃名、法之徒毁仁义者之所为说，《繁露》误采之耳。今不录。
○召康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诗大雅》）
“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同上）
【备览】“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史记燕召公世家》）
△辨《伪书旅獒》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有《旅獒篇》，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余按：此篇之文浅弱细碎，乃杂缀传记之嘉言以成篇者。“狎侮君子”数言，与篇意全不类；“为山九仞”二语，则隐括《论语》之文为之者，其伪固不待言。而於召公称为“太保”，亦与事理不合。何者？古之师保皆所以辅导人主，体隆礼重，故常以耆宿大臣为之，非若後世止为官阶以宠贵臣，虽子弟武夫皆可循次而迁转也。故《传》云：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又云：“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召公在文王时无所知名，而至康王时犹存，则其年当与周公相若。少於武王者，不得为武王之太保也。是以《史记周本纪》於文王时无一言及於召公者；武王即位，乃云“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其後召公凡屡见，皆称为“召公”，不称为太保；至成王世，迁殷遗民之後，乃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而《书君篇序》亦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处王为左右”。然则是召公於成王时始为太保，不得於武王时豫书为太保也，周公不得为武王师，召公安得遂为武王保也！作《伪书》者盖见《召诰》、《顾命》之於召公皆称之为“太保”，不求其故，而遂於武王之世亦以是称之；正如《吕觉》之称“武王使保召公与微子盟”者然，皆由於臆度而伪撰，是以考其时势而不符耳。且《史记》多采《书序》之文，而此篇之《序》独不见於《本纪》，疑《书》与《序》出於一人之手。故今并不录。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书召诰》）
“周公若曰：‘君，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後人于丕时。呜呼，笃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书君》）
△辨召公不说周公摄政之说
《书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作《君》。”《史记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马氏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摄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复列在臣位，故不说。”孔氏颖达云：“成王即政之初，召公以周公尝摄王之政，今复在臣位，其意不说。”《蔡传》以为“诸家之说皆为《序》文所误，乃召公自以盛满难层，欲避权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谕以留之尔。”余按：《史记》之意以为此篇作於周公践阼之初，马、孔之说则在周公还政之後，然《书序》皆不见此意，但云“召公不说”，未言不说者何事；云“相成王为左右”则亦与周公践阼无涉也。盖诸家皆因《戴记》中有周公践阼之说先入而为之主，故司马氏亿料之而为是言，马氏、孔氏又以《史记》之说与《序》“相成王”之文不合，故曲为之解，以为周公还政之後而召公不说，其实皆非《书序》意也。惟《蔡传》谓“召公欲避权位，周公留之”，於义为近。然细玩篇中之语，无非勉厉召公同心协力，共辅大业，不但不见召公有不说周公之意，亦殊不见召公有盛满难居之心。然则此篇乃周公自与召公相劝勉之言，初无别故如後人所云云也。禹、皋陶之相舜也，既各以谠言告舜矣，而二人者亦互相劝勉；不必相疑而後然也。今周公既作《立政》、《无逸》以勉成王，召公亦作《召诰》以勉成王矣，则二公之相处亦必有互相勉厉之语，乃人情之常，大臣忧国之心之所必至；初不必於《经》文之外别寻事端而曲为之说也。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故今於《书序》、《史记》诸家之言概不载。周公无践阼之事说已详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诗召南》）
【附录】“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以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左传》襄公十四年）
○召穆公
宣王之中兴，召穆公之功为大，故特录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周语》以《常棣篇》为周文公作之非
《周语》云：“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卫宏《毛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说皆与《春秋传》异。韦氏昭孔氏颖达咸谓“召穆公重述此诗而歌之”。杜氏、林氏注《左传》，遂亦沿其说云：“周公作诗，召公歌之；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盖乐章久废，召穆公始作周公乐歌也。”余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创之之谓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诗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则文当云“纠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当云“作诗”也。周公之事，此传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若此诗果周公所作，则文当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作《常棣》焉，其词云云。”
不当於周公绝口不言，而於召公反历历述之也。且其诗云：“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又云：“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皆似中衰之後，不类初定鼎时语。况作乱者，管、蔡兄弟也，以殷畔者，管、蔡兄弟之亲其所疏而疏其所亲也，而此诗反云“兄弟急难，良朋永叹”，“兄弟外御其侮，良朋也无戎”，语语与其事相反，何邪？若周公果因闵管、蔡而作此诗，则当自愧无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则述管、蔡之间王室以为兄弟戒，不当反护兄弟之罪而斥异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贤侯，从征之义士，闻之而投戈太息也。盖此传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语》者误会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御其侮”之句为周公之所作；
撰《诗序》者又为《国语》所误，因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事当之耳。不知所谓曰“莫如兄弟”者，但谓其意如此，其言如此，非谓其诗如此也；所谓“惧有外侮”者，但言其心惧有外侮，非必作诗言“外御其侮”然後得为惧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诗，如合符节，故云“召穆公亦云”，非以歌周公之诗为“亦云”也。所以郑、唐旧说皆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白韦氏、杜氏曲护《周语》、《诗序》之失，於是《传》之明明称为召公所作者，巧辞强说，百计以属之周公；虽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从而附和之，遂致诗人之意大半晦於说《诗》之人，亦可为之长太息矣，且夫说经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周语》、《诗序》既与《左传》不同，《左传》果是则《周语》、《诗序》必非，《周语》、《诗序》果是则《左传》必非。周则周，召则召，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两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无非，委曲展转以求两全，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故今从《左传》载之。此说并见《正录》中《六月》、《出车》条下。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诗小雅》）
△《黍苗篇》之称美
宣王封申之功，具在《崧高》一诗，已摘录之於《宣王篇》中矣。此篇专美召公，故录於此。
“‘尔圭瓒，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诗大雅》）
△《江汉篇》之受赐
此诗前三章叙召公经略江、汉之事，乃国家大政，故摘录之於《宣王篇》中。後三章言召公受赐事故摘录之於此。
○卫武公
西周之世，诸侯贤者莫如武公，且武公亦似为王卿士者，故特录之。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警於国曰：‘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土，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原注，“懿”读曰“抑”。）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楚语》）
【存参】“《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诗序》）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邶》、《》、《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史记》载袭杀共伯事之非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侯卒，太子共伯馀立。共伯弟和袭共伯於墓上；共伯入侯羡自杀。卫人立和为侯，是为武公。”司马贞《索隐》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国语》称武公年九十五，犹箴诫於国，恭恪於朝，作《抑》自警，至於没身，谓之睿圣。《诗》著卫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杀。若武公杀兄而代立，岂可为训，而形之於国史乎！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此记耳。”其论当矣。近世说者乃谓武公前後善恶自不相掩，不必以其弑君为讳，反若真有其事，《索隐》之言为非是者。余按：乐以象德，故曰“见其乐而知其德”；若武公弑兄自立，大本失矣，其乐复何足观，而季札让国之贤，亦必不服膺於弑兄之贼也。逆取顺守，以结民心，世有之矣，然必无称以“睿圣”者；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加此不情之名！倚相引此以讥史老，史老其无词乎！武公之未尝弑兄亦明矣。《毛诗》诸序固不能无附会，然以其说与《史记》互较之，《柏舟》在《风》之首，《墙茨》之前，其世近是也；“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事亦近是也。回环讽诵，但有以死自守之心，而绝无伤其夫死於非命之意；以为早卒而非被弑，此固无从见其为误者也。《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武王诰康叔而封为卫侯也；而《卫世家》乃采世俗之说，谓周公以《康诰》命康叔，谓顷侯赂周夷王，命为卫侯；其前文既与《经》剌谬如是，此又不可据以为实者也。由是言之，共伯之死当从《诗序》，不当从《史记》，断断然矣。《索隐》之说是也。又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饰，父亡则脱左髦，母亡则脱右髦；今云“{髟}彼两髦”，则是共伯死时父母固犹存也。父母犹存，则非立后为弟所弑明矣。乃孔氏《诗正义》谓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时之饰，呜乎，但欲曲全前人之说，遂不难於委曲宛转以诬圣贤而入其罪，吾诚不知其何心也！故今复申《索隐》之意而详辫之。
【存参】“《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诗序》）
△入相事或可信
按：卫之贤君无如武公者，《序》说近是。至称“入相于周”，虽无左证，然《宾筵》与《抑》二诗皆列于《雅》，则理亦或有之。故列之于存参。
【存参】“《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後汉书注》）
△《宾筵》非刺王
按《宾筵》诗意、与《抑》略相类，重在饮酒耳。此说近是。至《诗序》以为“刺王”，则篇中未见此意。故舍彼而采此。
△平戎事来可信
《史记》，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佐周，平戎有功。余按：《大雅》篇次无颠倒者；而《抑》在《桑柔汉》之前，故《序》以为厉王时诗。若武公於厉王时已为诸侯，则非立於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恐《史记》有误也。观《史记》於齐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说见《孟子事实录》中），则此年世宁可深信。故今不敢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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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泗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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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孔子为万世师；其道载於《六经》，而其行事则《史记世家》外，《家语》、《孔丛》诸书皆有所记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无谬妄，何有於馀子！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当如是，而况乎万世之师！当孔子时，列国之君虽不能显其身，而贤人君子莫不知其为圣。及乎战国，异端竞起，阳尊之而阴诋之，依附会，思欲凌驾其上以自伸己说。二千年来，展转相传，真伪杂出，有识之士虽或随事纠正，而沿袭既久，未能粲然旷然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备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动莫非道之见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
大名崔东壁熟读三代圣贤之书，尽祛後世纰谬之说因疑而征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录而辨之，题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别为《洙泗考信录》四卷，正讹辟妄之功与诸录等。其门人陈介存刻於南昌。越十馀年，东壁覆加审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东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录，而以忧去官，《洙泗》一录未及付梓。孔生广沅，介存之门人也，行谊最笃，受书於介存而出资刻之；请序於予，为予尝序其《三代考信录》也。
自孔子设教洙、泗之间，七十子之徒传其所学，遭秦历汉，师承不绝。晋氏永嘉丧乱，古学遂湮。唐、宋以来，词章义理帖括之学此盛则彼衰，其弊也记诵繁芜而寡要，议论驰骋而无根，洙、泗一源不啻流为潢污行潦矣。崔东壁曰：“学者日读孔子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一憾也。”此其著录之大指也。
孔生师介存，介存师东壁，皆能不负所传，庶几古人师承不绝之义乎？介存归里，孔生复从予游，为予与介存少同学，长同游也。然则是书之传，岂不由於师友之相得哉！
嘉庆戊寅岁，九月，望日，浪穹王崧（旧名藩）乐山撰。
●自序
（刚案：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洽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
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续，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
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
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
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心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剌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
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