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卷一
●卷一
△定本自识
初，余为《洙泗考信录》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携至京师，遇石屏陈履和，见而钞之。既而履和随任江西，余亦选得闽之罗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罗源。然是时馀已多所增易，与初本不同。既归河北，山居无事，乃复益加删改，录为定本。以贫，未及梓也。恐阅者以两本互异致疑，故特志其首尾，弁於简端。庚午二月，述自识。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事在春秋前，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饣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同上）
【备览】“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鲁语》）
按：《国语》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实；此虽无害於理，然难竟信，故别之以备览。後凡称“备览”者并仿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左传》隐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於郑而立之。”（《左传》桓公二年）
【存疑】“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公羊传》桓公二年）
△孔父先死之臆度
按：孔父之死，《经》但书气“及”，与仇牧、荀息同，而《三传》皆以为在弑殇公之前。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称名者多矣，曰“华孙”，曰“司马”“司城”者比比也，仅一不称名遂足以信其为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为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论甚美；即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窃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为据也。故附次於《经》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说，荒谬已甚，故今不录，仍别为辨於左：
△辨目逆之说
《左氏》“目逆”之说，《二传》无之。余按：古者妇人车必有帷；士庶人之家出犹必拥蔽其面，况卿之内子乎！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齐庆克诈为妇人，蒙衣乘辇而入於闳，晋士モ、乐王鲋二妇人辇以如公，卫世子蒯与浑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称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见之也。是古者妇人之出，人不能见，明甚；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诬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备览】“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史记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於备览。
△《家语》世次不可信
《家语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夷；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余按：鄹叔以前，见於《春秋传》者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见於《史记世家》者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见於传记。《史记》之言余犹不敢尽信，况《史记》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为华督所杀，其子避祸奔鲁，可也；防叔，其曾孙也，其世当在宋襄、成间，於时华氏稍衰，初无构乱之事，防叔安得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乎！《家语》一书本後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於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如《相鲁篇》采之於《春秋传》、《史记》，《辨物篇》采之於《春秋传》、《国语》，《哀公问政》、《儒行》两篇采之於《戴记曲礼》，《子贡》、《子夏》、《公西赤问》等篇采之於《戴记》、《春秋传》；以至《庄》、《列》、《说苑》、谶纬之书无不采，未有一篇无所本者。然取所采之书与《家语》比而观之，则其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辞必浅陋，远不如其本书，甚或失其本来之旨，其为剿袭显而可按。而世不察，以为孔氏遗书，亦已惑矣！《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则是孔氏先世之书已亡，而此书出於後人所撰，显然可见。且《家语》在汉已显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学，岂容不见，而待肃之据之以驳己耶！此必毁郑氏之学者伪撰此书以为己证。其序文浅语夸，亦未必果出於肃，就令果出於肃，肃之学识亦不足为定论也。故今不见於经传而但见於《家语》者概不敢录，宁过而阙，不敢过而诬也。後并仿此。
“Τ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左传》襄公十年）
“高厚围臧纥於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於旅松。鄹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运之而复。”（《左传》襄公十七年）
按：鄹叔纥，《史记》作叔梁纥。《左传》近古而文义亦顺。鄹，鲁邑；叔，其字；纥，其名：犹云卫叔封、申叔时也。《史记》之文未知所本，当从《左传》称鄹叔纥为正。
△辨颜父商婿之说
《家语本姓解》云：“叔梁纥娶於鲁之施氏，生女九人，无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颜氏。颜父问三女（云云），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见於《戴记檀弓篇》，其称为颜氏女则本之於《史记孔子世家》；然他经传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谬不可累举，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载颜父之言，浅陋鄙俗，不复成语。遍览《春秋传》中，亦从未有因长疑婚，与女商婿者。其事其言皆非当日之所宜有，其为臆撰无疑。故今不录，虽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檀弓》、《世家》之谬详见後各条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
△孔子生年月日之考定
《公羊》、梁两传记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传》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与《梁》年同而月异。《史记孔子世家》则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传》者一年。余按：《春秋》后阝、费之堕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记》之年证之孔子所书而不合也。《鲁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鲁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记》之年即证之其所自为之书而亦不合也。故今从《春秋传》。鲁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则周灵王之二十年己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无闰月则十一日中不得复有庚子，故今从《梁》。周正之冬十月，则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记孔子生日之非
《孔庭纂要》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梁传》，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则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为二十二年生者，《史记世家》文耳；《世家》未尝言为十月庚子生也。以粱氏为不可信乎，则“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粱氏为可信乎，则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从《世家》改为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梁》之月日，方底圆盖，进退皆无所据。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为何说也！
△辨麟吐玉书之说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书於阙里，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为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麟虽瑞物亦胎生也；书者，人之所为，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为书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西狩获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时果有麟至，乃真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苍龙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语亦谬戾。此说至为无稽，而世亦或信之，嘻，其真可异也已！
△辩孔子形相之异
《史记》载郑人之言云：“孔子颡似尧，项似皋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韩诗外传》载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孔丛子》载苌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而《孝经钩命诀》又云：“孔乎牛唇，虎掌，龟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乐道之。余按：唐、虞之时未有土木之像，亦无有所谓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头目项喙之详，後人何由历历知之？且同一颡与目也，彼以为似黄帝，此以为似尧、舜；同一似禹也？彼以为身，此以为颈；同一似皋陶也，彼以为项，而此又以为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浅陋，至姑布子卿与苌宏之语尤不雅驯，明系秦、汉人之所为，有一言之类《论语》、《春秋传》者乎！其言尚非当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为当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拟圣人之形於尧、舜、禹、汤，妄加之，犹不免於诬；况拟之於牛虎，其侮圣人也孰甚焉！其为说尤不经，荐绅之所难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为影，据之以作像，甚矣其乐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曹交问曰：“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为之而已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固不在於形也。执形以求圣人，浅矣，况其伪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圣人之真。
【备览】“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孔子世家》）
△辨《史记》孔子名字说
《孔子世家》云：“祷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余按：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於祷；又谓之因於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孔子父卒之年不可考
《家语》云：“孔子三岁而叔粱纥卒。”按《孔子世家》但云“丘生而叔梁纥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传闻犹异词，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见於经传，无可考。今阙之。
【备览】“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世家》）
△辨鲁君赐鲤之说
《家语》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余按：《家语》称伯鱼卒年五十，颜渊卒年三十有二，又称颜渊少孔子三十岁。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则伯鱼之卒当在颜渊卒後；而据《论语颜渊死章》，伯鱼之卒乃在颜渊卒前，是《家语》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则官之氏，赐鲤之说，亦安知其不出於附会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贱”，则年二十之时盖尚未仕，安能遂动国君而赐之鲤！故今并缺之。伯鱼卒年之误，详见後《考终篇颜渊条》下。
△《年谱》记“委吏、乘田”之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观其文若确有所传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岁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为何官。谓孔子为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无此理；谓孔子二十五年皆隐不仕，直待阳虎作乱之时方仕，尤无此事也。然而《年谐》竟不言者，《论语》、《孟子》、《春秋传》、《孔子世家》之所不载，《年谐》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年谐之初无所传，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为何年，《年谱》何由知之而载之乎？盖撰《年谐》者因见《家语》赐鲤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语》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贱。”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谓之少贱。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几人哉；官虽卑，禄足以自奉，岂容遽谓之贱乎！今移置之於後。
△《年谱》记孔母卒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四岁，圣母颜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见於经传；《世家》载之十七岁前而无年月；《年谱》以为二十四岁，亦臆断也。观孟懿子之事可知矣。古者男子以氏别，妇人以姓系。《世家》、《家语》皆称为颜氏女，虽不足据，然谓为颜氏之女，非谓女为颜氏也。颜非姓也，何以称焉？《年谱》乃谓之“颜氏夫人”：“夫人”之称或仍当代封号，谓之“颜氏”则不合。今并阙之。
△辨殡衢封墓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於五父之衢，问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陈氏浩驳之曰：“颜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圣人，人伦之至，岂有终母之世不寻求父葬之地，至母殡而犹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殡於衢路，必无室庐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为耳；圣人，礼法之宗主，而忍为之乎！此经杂出诸子所记，其间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余按《世家》载此事无年月，而在十七岁前，是以孔子为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预自命为“东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门人”乎？《年谱》盖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载之二十四岁之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至二十四岁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则十年之所学者何事乎？孔子为鲁司寇，不用，去而卫、宋、陈、蔡诸国，不得已焉耳，当二十四岁时何以预知其至是？孔子仅二十四，则门人长者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为孔子修墓。陈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与墓崩之说亦谬。《易》云：“上古不封不树。”是三代以来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葬处？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坚；一日之间遇雨而遽崩，尚可谓之墓乎！故今皆不录。
△辨衰与享之说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季氏享士，孔子与往，阳虎绌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礼，居丧者三年不饮酒食肉；小功纟思麻。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酒肉尚不可饮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轻丧尚不与人乐之，况重丧乎！孔子如是，不几贻笑於阳虎耶！《家语》亦觉其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谓阳虎吊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虽衰，亦欲与往，”以示不非阳虎之意，则其谬更甚焉。何则？虎吊而言享士，即失礼，其小焉者耳；衰而往，失礼大矣，以此答之，不亦亻真乎！且虎果失礼，不非之足矣，曷为而更甚之，是谄也；不往而伪告以欲往，是欺也。圣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录。
○初仕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
△《史记》言初仕之误
《世家》云：“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岂为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职”，二字亦误。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初仕之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虽无明据，然郯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为贫而仕，亦其时也。且能自通於国君，则非庶人可知。孔子之受职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篇》）
△助祭之年
《世家》不载此事。今按，入庙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鄹人之子”呼圣人，则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辨鲁庙欹器之说
《荀子》云：“孔子观於鲁桓公之庙（《韩诗外传》作“周庙”），有欹器焉，顾谓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於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词意，正与周庙金人之铭相类，皆似黄、老家言，以语於圣人之道则浅矣。且其事不类春秋时事，其语亦不类《论语》中语，必後人所。故今不录。
【附录】“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庙助祭之年未有明据，则此未知在其前与，抑在其後与。姑附次於此。
△辨齐景公鲁之说
《孔子世家》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舆晏婴鲁，景公问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称之，以为可以王云云。（《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略同》）余按：齐君如鲁，史未有不书者，而《春秋经传》皆无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当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岂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传》，是年齐侯疥，遂┲，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几，返於遄台，此何暇远涉於鲁境耶！且其辞甚浅陋，必战国策士之所伪。今不录。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後也，而灭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馀言，已见前《原始篇》，今不复举）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後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礼事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後，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孟僖於卒在孔子助祭後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孙ㄑ卒”。其明年，昭公孙齐，《世家》所谓“鲁乱而孔子齐”者也。孔子之助祭，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庙”之後。
△《史记》言懿子、敬叔学礼於孔子年十七时之谬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即“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余按：《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是以《史记》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非惟孔子之年未可为师，而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乎！近世学者动谓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驳之非是；今《史记》此言岂无所本者，而何以误也？特学者道听途说，不肯详考，故遂以汉儒为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阙里志》云（刚案：“云”字疑衍）《孔子年谱》亦载此事於十七岁；然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辨问礼老子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周问礼，见老子。老子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庄申韩列传》又云：“孔子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老子其犹龙耶？’”余按：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戴记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古人以自尊其说。
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诸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诎诸黄帝以诎尧、舜；以黄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且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辩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为者？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藉令孔子果尝称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与门弟子必当再四言之，何以《论语》反不载其一言？“以德报怨”，《论语》辨之矣；此世俗所传老聃之说也。其说虽过，然犹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语之尤为不经也。
孔子闻之，当如何而辟之，当如何而与门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称美之以为“犹龙”，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谓孔子称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中，不应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仅十三，亦不能从孔子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鲁，鲁亦无君之可请矣。诸侯之相朝会，容有在丧及幼稚者，彼为国之大事，不获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则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周，以学礼也，而独不念周之非礼乎！且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由是言之，谓敬叔从孔子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益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大其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
《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犹之乎言兵者之以《阴符》之黄帝，《六韬》之太公也；犹之乎言医者之以《素问》、《灵枢》之於黄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非黄、老，皆杨氏也，犹之乎不辟神农而辟许行也。如使其说果出老聃，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而独归罪於杨朱乎？秦、汉以降，其说益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於杨氏，遂有以杨、墨为已衰者，亦有尊黄、老之说而仍辟杨、墨者。扬子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盖皆不知世所传为黄、老之言者即“为我”之说也。自是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故今概不录其事与言，以绝後人之疑。
△《家语》载问礼事尤谬
《家语观周篇》亦载问礼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颇增益，其语尤为纰缪。所载孔子言云：“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记曾子问篇》为近古，然所称述亦皆礼之繁文末节，──子贡所谓“识其小”者是也，──乌睹所谓“通礼乐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传以为老聃言者，《道德经》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论道德谬矣，──韩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谓德也。”──乌睹所谓“明道德之归”者哉！孔子学官於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孔子之学亦颇得诸四方考订之功。《诗》曰：“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太庙骏奔之人岂必皆尝闻道者乎！然则孔子即果周，因问礼於老聃以证鲁礼有无流传之误，此亦寻常事耳，谓足供圣人之采择则可矣，岛有以为己师而往从之者哉！韩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於其口，而又笔之於其书。”此言正为《家语》而发。呜呼，以异端攻吾道，胜不胜犹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而已，《家语》则载敬叔之言，全录《左传》孟僖子将死之语。夫此语僖子属其大夫则可，敬叔以周请於君，何必详叙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鲁，弟子益进”而巳，《家语》则云“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岂一见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时孔子年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语》一书本魏、晋间人杂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缀辑增益以成书者，其时方崇老、庄，故其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为孔子重者，其识又远出司马迁下，而文亦浅陋鄙弱，本不足较。然自宋以来，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没圣人之实，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为之辨。
△辨周庙金人之说
《观周篇》又云：“孔子入後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时然後言圣人之德恂恂便便；圣贤之戒言也，曰“讷”，曰“无易”，曰“玷不可为”，如是焉而已。三缄其口，则过於慎矣。孔子曰：“慎而无礼则葸。”推斯说也，必有缄默以取容，浮沉以处世者，不可以为训也。且周之太庙谁得而漫置之而漫铭之耶？其由来也必远，最近亦当在周初时；今其文乃似周末战国时人之语，何耶？而其所言“执雌守下”云云者，又皆与《道德经》之旨若合符焉，其为习黄、老之术者所甚明。故不录。
△《家语》载庄子言之非
《观周篇》又云：“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庄子》之《天运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庄子》一书特欲张大其荒诞之说，以言清净者之宗老聃也，故多为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为实然也。《家语》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谬矣！孔子年三十馀而周，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难行”耶！尚未历经列国，何得云“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语乃载之於《观周篇》中，疏矣！《庄子》一书乃异端之最无忌惮者；撰《家语》者自谓孔氏遗书，乃信庄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岂非孔子之罪人乎！呜呼，《庄》、《列》之书，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语》采之，斯无不信之矣，是误後人者《家语》也，非《庄》、《列》也。故余於《庄》、《列》异端之书不辨，亦不胜其辨；采於《家语》，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语》也。
△《年谱》记访乐问礼之年不可信
《年谱》云：“三十四岁，访乐於苌弘；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周；见老聃而问礼焉。”余按：《戴记曾子问篇》四言“闻诸老聃”，《乐记篇》言“闻诸苌弘”，孔子少时或尝周亦未可定。要之，自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况其年耶！鲁之去周千有馀里，是时孔子尚贫，治行亦大不易，既访乐於苌弘，何不即问礼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谱》於访乐则载《孔丛子》“河目隆颡”之语，於问礼则采《史记》“骨朽言在”之文，乃杨朱氏所撰以诋孔子者，尤君子所必辟也。然《年谱》皆载之，则《年谱》非孔氏遗书而为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录】“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
△“八佾”之言即为襄公事而发
朱子《论语集注》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余按：春秋之时，三桓之僭多矣，圣人何独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则此事即《传》所称“於襄公”之事无可疑者；但《论语》文简质，而此事乃当时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详也。此事《传》不详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记之。然《传》所追记者四事，而此事独在後，则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谓“孰不可忍”云者，正谓逐君之事亦所忍为。然则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将逐君，非徒恶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齐，据《世家》正在此年，但谓鲁乱而後齐；而玩此章语意，已有“乱邦不居”之心，则孔子之去鲁当即在此时，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圣人见几之哲。传记虽无明文，然幸此章犹存，而其详又备载於《左传》，可以深思详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齐”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称“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者，谓此类也。
○在齐
△辨为高张家臣之说
《世家》云：“孔子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观远臣，以其所主。”况於为之臣乎！百里奚，贤人耳，或谓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犹辞而辟之，况圣人而为小人之家臣以干时君乎！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若孔子果为家臣以通乎时君，则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贡之言一何谬与！且此篇前云“景公舆晏婴来鲁，问孔子（云云），景公说。”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为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谬也如此。此必无之事，故今不录。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
△“语乐”，“闻《韶》”非一事
《世家》云：“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盖因《论语》“子语鲁太师乐”之文而误。不可从。
△闻《韶》不必在初至齐之日
《说苑》云：“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将作！’”余按：乐之感人诚有如《说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齐数年矣，何时不可闻《韶》，不必初来之日会《韶》乐之作而後得闻之也。《韶》之作也，不在於庙朝，则在於乐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国之日，亦无由即入其庙朝官府而观其乐之理，而何趣驱之之有哉！此特想像臆度之词，虽无害於理，实未必然。故不录。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篇》）
△辨齐景公问庙灾之说
《说苑》云：“周庙焚，齐景公问孔子曰：‘何庙也？’孔子对曰：‘必王（《左传》作僖王；僖，古迩作）庙也。王变文王之制，舆马奢侈，故天殃其庙。’左右入报曰：‘是王之庙也。’景公惊曰：‘圣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书并无王庙灾之文，《左传》所记王亦无变法奢侈之事，盖即《左传》哀公三年料鲁桓、僖庙灾一事而传之者误耳。《家语》以为两事而兼载之，则益误矣。世俗所重於圣人者皆此类事，而不知圣人之初无借於此也。况由鲁而之周，由陈而之齐，又以舆马之侈附会之，传闻之词尚足较乎！且此幸而犹有左传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误之书既亡，待谁得而辨其真伪也者；乌知其不皆类此也！故凡不见於经传者概不录。
△辨晏婴谮沮孔子之说
《世家》云：“景公将以尼溪之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张子厚云：“晏婴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婴，齐之贤大夫也，孔子之为圣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国，则晏子必无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犹当荐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为孔子不足贤耶，则齐大夫如黎Θ、粱邱据辈贪谀谲诈而窃禄者何限，婴何以悉不言而反靳之於孔子耶？以为孔子将夺己之权耶，则婴之在齐固无权，婴即不肖亦断不至是，婴何为而沮孔子哉？
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林放问礼之本，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岂“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者哉！伯鱼、颜渊之葬虽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类然，“破产厚葬”之讥为不伦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说、乞贷”云云，尤与儒者不类，况孔子耶！凡谮人者，虽非其实，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会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与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谮人者乎！《春秋传》中记晏子言多矣，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曰“先王之济五昧，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礼乐称先王以规当世之失，──《孟子》所记亦然，──非儒者而能为是言乎！
今此《世家》之文独以儒为诟病，是今而非古，蔑礼而弃乐，不但所言皆与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与晏子平生之言见於《左传》、《孟子》者亦无一不相反，而岂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无有所谓“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者也，亦无有以是讥人者。自战国时淳於髡、慎到、庄周、颜触、张仪、苏秦之徒并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著者；其人虽非儒，然以其处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产厚葬”之讥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则此言出於战国时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浅陋，亦似战国、秦汉，绝不类《左传》、《孟子》所述者。《索隐》曰：“此说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异。”然则此文乃战国以後墨氏之徒之所伪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俭，故之，而撰《晏子》者又从而妄采之耳。
彼司马迁固不足怪，子厚号为道学而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孙齐之时，四十年矣，次年以论彗星见於《传》，自是以後无闻焉；而彗星不书於《经》，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为本年之事，然则孔子至齐之时，晏子或犹存；若去齐之日，则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淅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孟子》）
△辨齐致廪丘之说
《说苑》云：“齐景公致廪丘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禄。今说景公，未行而赐廪丘，其不知丘甚矣！’遂辞而行。”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禄养廉亦人君之正。景公与孔子邑，孔子辞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讥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见行可之仕”，言仅有行之机也，於卫灵公曰“际可之仕”，则全未尝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禄，於景公何辞焉？且其语殊浅陋，孔子既非说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称其谥。其为後人所，明甚。故不录。
【存疑】“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论语微子篇》）
△“齐景公待孔子”语可疑
按：《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五十岁，其後复在位二十馀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伯，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偷，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渐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论】“孟子曰：‘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
△去齐之年
孔子之至齐，《世家》载之昭公之世，在为鲁司寇之前，而《春秋传》无之，其年无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是孔子自为司寇以後，去鲁，卫，过宋，以至乎陈，无由北行以至齐也。《春秋》，齐景公卒在鲁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陈、蔡之间，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鲁之後不复能有见齐景公之时，则孔子至齐之必在於为鲁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孙齐，国中无君，权臣擅命，正伯玉出近关，须无弃十乘之时，度孔子此时亦必不肯在鲁与季氏周旋。《世家》之说是也。其至齐之岁，前《将条》下己详言之。惟其去齐之岁未有明据；以理度之，孔子归鲁当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栖他国，迨定公立然後归鲁，均未可知。大抵自为司寇以前，传记多阙，事难臆断。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则在乎好学深思者之善悟也。
△《年谐》记三至齐之谬
《世家》，孔子止一至齐，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年谱》则三至齐：三十一岁景公遣使来聘，孔子齐，居齐者凡三岁；及三十六岁，又在齐闻《韶》而反乎鲁；明年复自齐归於鲁。说与《世家》大异。余按：《年谐》从《世家》，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其所云三十一岁者，谓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将有达者”，“将在孔丘”，将之为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时名犹未甚著，望犹未甚隆也。僖子本国之大夫，景公则异国之君也，僖子“苟能礼者从之”，景公则未尝有好礼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孙齐，二十一年鲁无事也，孔子不应无故而去，又不应将乱而忽归。以时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齐三年矣而不闻《韶》，又三年之後乃以闻《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齐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来，逾年而又遽往，又遽来，孔子何求於齐而仆仆若是乎？然则孔子至齐，《世家》之说近是。今从之。
○自齐反鲁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篇》）
△“为政”语之年
此语年月无可考。《集注》以为在定公初年，是时季氏专政。《集注》近是，今从之。
△谏用玉敛为仲粱怀事
《家语》云：“季平子卒，将以君之敛，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宝玉，是犹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传》，此乃季氏家臣仲粱怀事，而《家语》移之於孔子。呜呼，人即欲为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萤之火附之！人即欲为岱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即欲媚圣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孙武叔毁孔子，子贡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於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余谓圣人非但不可毁，亦并不可誉；人虽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为不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敛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为焉？又按：昭、定之间，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孔子又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撰《家语》者徒知止季氏之敛之为美，而不知无道则隐，不与鄙夫共事君者之尤为不可及也。盖凡《孔丛子》、《家语》之见类如此，其称圣人也小，而诬圣人也大。故皆不录。
△辨穿井获羊之说
《国语》云：“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罔两，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贲羊。’”《世家》采之，以为在定公五年。余按：《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获一土怪而并木石水之怪而详告之，是孔子好语怪也，不与《论语》之言相剌谬乎！桓子，鲁之上卿，获羊而诡语狗以试圣人，何异小儿之戏，此亦非桓子之所宜为也。且土果有羊怪，则当不止一见，如水之有龙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则古人何由识之？既数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馀年更不复有穿井而得羊者？岂怪至春秋之时而遂绝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国语》又有与吴使论骨事，《世家》亦载之於此年；而吴堕会稽，据左传乃在哀元年，谓其在此年，亦非是。说见後《主司城条》下。
【备览】“孔子不仕，返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世家》）
△退教弟子之年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阳虎作乱之後。其作乱年月与《左传》合；惟所云“桓子嬖臣仲梁怀”者，按《左传》怀乃平子旧臣，秉正以拒阳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独此数语为得圣人之实。盖乱人在朝，乃君子独善之时。故附次於此。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篇》）
【存疑】“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则住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阳货、阳虎似非一人
朱子《论语集注》云：“阳货，季氏家臣，名虎，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是阳货即阳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虽专政，未尝为大夫，正如季氏虽专鲁，亦未尝僭称鲁侯也，孟子岂得称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其奔齐也，书曰“得宝玉大弓”；而皆不书其名，其叛与奔亦略而不记，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纵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岂得遂以大夫之礼尊虎也哉！《孟子》一书盖亦成於其门人之手，淮、泗入江之误，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类是乎！又按：《论语》有阳货而无阳虎；《左氏传》有阳虎而无阳货。《传》记阳虎凡数十事，独无馈豚一事；《传》称阳虎凡百数十见，皆称为阳虎，未尝一称为阳货。则似乎货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传》称人好错举其名字谥号，如随会又称士会、范会，又称随季、士季，又称随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称屈巫，又称子灵；胥臣又称臼季，又称司空季子之类；独阳虎未尝一称阳货，则似乎“货”自货，非虎，“虎”自虎，非货也。《孟子书》称阳货者一，阳虎者一；其於“归豚”则称为阳货，与《论语》合，不称为阳虎也；其於“为富不仁”，则称为阳虎，与《春秋传》鲍文子之言合，亦不称为阳货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即货而货之即虎也哉？今若以货与虎为二人，则孟子之言了然分明，无可疑者。但经传皆无明证，未敢骤变旧说；而《论语》但云馈豚，亦不言其为大夫与否。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论语》後，以俟考焉。
△《年谱》记为宰及司空之年之谬
《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余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後，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鲁之乱莫甚於阳虎时，是“天地闭，贤人隐”之日也，孔子於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何耶？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不能少改其德，可谓“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终不肯去鲁；及桓子受女乐，小於阳虎之恶多矣，乃不税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矣乎？盖撰《家语》者为《世家》所误而附会之以事，撰《年谱》者又为《家语》所误而并附会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谬也。故今皆不取。
●卷二
○为鲁司寇上
△为宰为司空事有无不可知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世家》云：“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家语》云：“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也，何但鲁国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时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由司空为司寇（云云）。”余按：孟子称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考其时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为宰，则是再仕，非“初仕”也。阳虎作乱，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阳虎始败；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会。中间为时无几，安得为宰二年始为司空，由司空乃为司寇乎！《春秋传》云：“周礼尽在鲁矣”，鲁之制非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为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谓“四寸”、“五寸”云者，谓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之语，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与《檀弓》之文不类；而治天下之语尤夸大，非圣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据《左传》在为司寇时，非为司空时事；而“别五土之性”云者，语亦肤廓，无实事可指。然则《家语》所载皆出於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又按《左传》，鲁之孟孙世为司空，未尝失职；而都邑之宰其职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为政”之问，阳货有“怀宝迷邦”之讥。鲁人固欲得孔子为大夫，但孔子以鲁乱故不仕耳。阳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当仅以为宰也。然则孔子固不能为司空，即有为中都宰之事亦当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说也，又按《春秋经传》，鲁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谓“中都”者；既谓之都，不宜泯泯无闻如此。且《檀弓篇》所记舛谬殊多，而此章所载曾子“速贫”“速朽”之语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则事之有无盖不可知，而为宰为司空又俱不见於他传记，故今皆不录。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传》定公元年）
△为司寇之年
孔子为鲁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於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後，夹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辨《新序》为司寇时事
刘向《新序》云：“鲁沈犹氏旦饮其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恶。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鬻牛马者善豫价。孔子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走，鬻牛马者不豫价（云云）。”《家语》亦采此事而词小异。余按：此数事皆理之所有；然圣人盛德感人，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化当不止此。此皆狐偃、子产辈之所能为；纵有之，亦不足以为圣人重。且其事不见於经传，其有无不可知。故今不录。
【辨父子同狴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赦之。季孙不悦。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废刑，则大乱之道也。况於元恶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语》此文本之《旬子》，而《韩诗外传》亦有之，所载又与此异，云季孙欲杀而孔子止之云云。且以季孙为康子，而不言孔子为司寇，则是其事固在自卫反鲁後也。详玩其语，盖即《论语》“如杀无道’之问，而传之者过当；若《荀子》则又所闻异词者也。原其意皆不过欲明圣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审，遂流入於异端而不自知。呜乎，说经引古又乌可以不惧乎哉！
△辨进众议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识者之所能；即有之，不足为圣人重。且其语殊鄙陋，显为後人所撰。故今不取。
【附录】“孔子之仕於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孟子》）“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同上）
【附录】“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篇）
此事无年可考。包氏云：“孔子为鲁司寇，以原宪为宰。”说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於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左传》定公十年）
△夹谷之会不因孔子得政
《世家》云：“齐大夫犁Θ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若孔子己得政於鲁者。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见用未尝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当会夹谷之时，孔子不过为司寇耳，非有事权，安能危齐！若孔子於此年已听国政，至十二年，逾“三年”矣，何不闻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尽知孔子之能兴其国，何至终其身而不见用？况犁Θ狙诈之人，尤不足知圣人，安有遽以“危齐”为忧者乎！且《传》所谓“相”者，谓相礼也，非相国也。相国者，治一国之政；相礼者，但襄一时之礼，与国政无涉也。故鲁季孙世秉国政，而襄公如晋，孟献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晋韩宣子为政，而晋侯之享齐侯，中行穆子相。郑子皮当国，子产为政，而郑伯之朝晋侯，公孙段相。此盖《史记》误以相为相国之相，又因《传》有犁弥欲以兵劫鲁侯之事，而遂误以会时之策为在国之谋，而不知其谬也。曰：然则齐何故而与鲁为会也？曰，经传之文甚明，学者自不察耳。盖自昭公以前，诸侯莫不事晋，自召陵会後而晋渐以失诸侯，故定公之七年，“齐侯郑伯盟於咸”，“齐侯卫侯盟於沙”。独鲁事晋如故，不与诸侯之会，而又为晋讨郑讨卫，故齐使国夏再伐鲁，而鲁亦两侵齐。直至阳虎奔後，而鲁始与齐平，会於夹谷。明年，又与郑平。故《左传》云，“始叛晋也”。然则鲁自因叛晋而与齐会，岂齐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哉！故今不载《史记》之文。
△辨具左右司马之说
《世家》又云：“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云云）。’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余按：春秋诸侯之会皆以兵车，唯齐桓公有衣裳之会：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盖难之也。况此时齐、鲁新和，猜嫌未释，定公必无以乘车往之理。以《传》考之，鲁亦未尝有左右司马之官。盖《史记》因见《梁传》中“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之语，而误以传者论孔子之言为孔子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马止之”之文，遂附会而增具左右司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犁弥言於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为不祥，於德为愆义，於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同上）
△辨奏四方乐之说
《梁传》云：“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氏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世家》云：“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请奏四方之乐，ユ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於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余按：《梁传》文与《左传》词小异，颇不雅驯，疑左氏采之鲁史梁氏则得之传闻而撰为文者，要其意不相远；《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而附会之，以致失其本来之意者也。何者？《传》所谓“鼓噪而起”者，乃战鼓之鼓，非乐鼓之鼓：诸侯相会原无奏乐之事，矛戟剑拨亦不可以云乐，况鲁君将为所执，孔子尚得命之为乐乎！所谓“视归乎齐侯”者，乃孔子言时目视齐侯耳，非谓莱人视也；莱人受命劫鲁，此何暇左右视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八年不见经传，安得复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谏乎！故今从《左传》而不从《世家》。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於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辨奏宫中乐之说
《梁传》云：“罢会，齐人使优施舞於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世家》云：“有顷，齐有司请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余按：此即《左传》齐侯将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盖传闻者异词，梁氏误采之；而《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不达其意而滋误焉者也。何者？莱人之劫，意将以惧鲁也，会毕之享，言欲以合欢也；若使优施舞於鲁之幕下，欲何为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异处鼓噪以劫鲁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罚轻重之颠倒耶？《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茹柔而吐刚，圣人必不如是！且粱氏之意以为会毕而舞於鲁之馆，故鲁司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乐於会所，则齐君在前鲁有司安得加法於齐人乎！至《家语》则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复载《左传》之语於盟後，遂致一事而两述之。齐之乐人既斩於鲁有司，而复欲以乐事鲁君，不亦远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附录】“齐人来归郓、ん、龟阴田。”（《春秋》定公十年）
△齐归汶阳之田不因谢过
《左传》云：“将盟，齐人加於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梁传》云：“齐侯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罢会”，此下复有优施舞事，乃云“齐人来归郓、ん、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世家》云：“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云云）。’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余按：《世家》之文本之《粱》，而颇增益其词，殊不近理。一劫不成，何遂至於大恐，遽归田以谢过！即云为义所屈，景公之贤亦不能至是。且《梁传》所载景公责其群臣之言，乃在夹谷退会之时，非谓其归国而悔过也。然《梁》之文本不分明，所谓“盖为此”者，为会故乎，为鼓噪故乎，为司马行法故乎，於文意皆可通，何由决知其所指耶？惟《左传》之文甚为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书於《经》，恐亦出於附，未敢必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齐；其冬，及齐平，齐人归成：盖此皆非齐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齐者，齐、鲁既和则复归之，本不足异，亦不必为之说也。郓、ん、龟阴乃九年阳虎以之奔齐者，皆在汶水之阳，故《传》前云“反我汶阳之田”，後云“来归郓、ん、龟阴之田。”《世家》云：“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亦误。《家语》云：“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分以为二，又分“龟”与“阴”为二邑，则尤谬矣。至《正义》所云“鲁筑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谢城”者，说尤浅陋，不足辨。
△《年谱》分司寇、大司寇为二官之谬
《年谱》云：“五十岁，迁司寇。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三岁，为大司寇。”余按：《年谱》此文盖见《家语始诛篇》首有“为司寇摄行相事”之语，其後又有“为大司寇”之文，遂误分为二官，且并属之於两时耳。不知司寇即大司寇，若少司寇必加少以别之。《家语》但袭古人成语用之，非殊之也。以为二官，误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摄朝政哉！今不取。
○为鲁司寇下
（通世案：旧本脱此标题，今据嘉庆二年刻本补之）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堕后阝，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於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诺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左传》定公十二年）
△《世家》堕都年误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经传》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误。
△司寇为政之故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为政者，宋乐喜以司城，郑子产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为政。故曰：“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辨公山弗扰召孔子之说
《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余按《春秋传》云：“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然则是弗扰叛而孔子伐而败之耳，初无所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弗扰既以费叛，是乱臣贼子也，孔子肯辅之乎！《春秋》於晋赵鞅书曰“入於晋阳以叛”，於荀寅士吉射书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鲁阳虎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孔子之恶叛臣如此，肯辅之乎！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卫，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
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见阳货，主弥子，况肯辅弗扰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为东周，必将讨天下之乱臣贼子也；弗扰既身为乱贼矣，安肯讨人！纵使肯讨，人亦不服，不见楚灵王之戮庆封乎！且夫弗扰，庸鄙狡诈之小人也；劳仲梁怀而不见敬也，则劝阳虎为乱；不得志於季氏也，则与阳虎谋杀季孙；不欲堕费也，则帅费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谋甚拙，安能为东周邪！夫费，弹丸地耳，其民素服属於季氏，必不久从弗扰叛也。观后阝与成之叛皆请降於齐，费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鲁以大师攻之，不数月破矣；欲为东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圣人之谦也如是。且方是时，周礼未改，非战国时可同，而谓孔子公然欲自为东周乎！
又按《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於人情耶！费可以为东周，鲁之大反不可以为东周乎！《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然则是主堕费之议者孔子也。弗扰不肯堕费，至帅费人以袭鲁，其仇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扰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辅弗扰以为东周，一何舛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后阝之叛也数月而两围之，成之叛也伐不腧时焉，费之叛何以独历四年而无事耶？
定十二年《传》云：“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使费果以九年叛，则费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堕之；子路当先谋讨费，不当先谋堕都也。《史记》既移费叛於九年，又采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历聘诸侯而不遇之词也，今孔子但尝至齐耳，尚未卫，宋，陈、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谓弗扰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谓在九年亦不合；总之，此乃必无之事也。
△《论语》之误
曰：然则《论语》亦有误乎？曰：有。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也。《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是《齐论》与《鲁论》互异也。《汉书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元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惟王阳传《齐论》，馀四人皆传《鲁论》者）是《鲁论》中亦自互异也。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然则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於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
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伦者，正如《春秋》之有《续经》，《孟子》之有《外篇》，司马迁之《史记》之有元、成时事，刘向之《列女传》之有东汉时人者然，又如近世《杜诗》、《韩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诸本并存，後人犹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张禹，汇合《齐》、《鲁》诸本而去取之，定为一书，当时学者以其官尊宦达，逐靡然而从之，以致诸本陆续皆亡。故《汉书张禹传》云：“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二人皆传《齐论》者）采获所安。”又云：“‘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浸微。”《隋书经籍志》云：“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
然则今之《论语》乃张禹所更定，非龚奋、韦贤之旧本，篇目虽用《鲁论》，而其实兼采《齐论》之章句者也。嗟夫，张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贵耳，汉宗社之存亡不问也，况於圣人之言乌能测其万一；乃竟公然辑而合之，其不当删而删，不当采而采者，盖亦不少矣！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其事或悖於经传，而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传经者不知其伪而误增之而禹又误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赵岐删之；《春秋》之《续经》，幸而《公羊》、《梁》两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圣人之笔；惟《论语》一书不遇如赵岐者而反遇一张禹，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乃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断不敢议采辑者千虑之一失，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
曰：圣人道大德宏，无可无不可，非可以寻常去就之义律之也。卫辄之不道，孔子尝立於其朝矣，於费奚择焉？曰：圣人者，义之归也。圣人所为？天下将以为法。己则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谓“无可，无不可”者，犹之乎“无，无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鲁；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为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义而无成见，是之谓无可无不可耳。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孟子曰：“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乌有悖礼义而自以为无害者哉！至於卫辄之事尤与弗扰不类。辄虽无道，然卫之君也，春秋固已“卫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卫，乃公养之仕；不为卫君，子贡言之矣。
若欲以费为东周，为耶，不为耶？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大经大法，圣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虽甚盛德亦必有所不为。故舜必不臣尧，周公必不代成王践阼，孔子必不从弗扰、佛以叛。战国之初，异端并起，始好为圣人不凝滞之说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苏代以灭燕矣。再盛於西汉之季，说经者牵合附会以诬圣人，而王莽践帝位，刘歆以亡汉矣。三盛於东汉、魏、晋之交、名士风流，皆云“礼岂为我辈设”，而华歆、殷仲文之属争附叛臣，七贤、八达之流遂从而乱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犹藉口於无可无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虽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义？曰：苟可以为东周，则何为卒不往？苟往有害於义，则又何为欲往？盖卒不往者，经传无其事也；欲往者，纵横之徒相传有是说也。即此亦足以见其为伪矣。此乃圣人行事大节之所关，非小小者比，故余不揣固陋，不顾非笑，而为之辨。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篇》）
“公伯寮诉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篇》）
△子路为季氏宰时事
此二事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为季氏宰之时。按：鲁定公五年，公山不狙以费宰见於《传》，至十二年奔齐而费始无宰，然则子羔之举当在季氏初堕费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废言之，似不仅为子路发者，盖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实相表里，子路见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则伯寮之诉当在孔子将去鲁之前也。故并次之於此。
△辨行摄相事之号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以其贵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传》，孔子但为司寇，未尝为相。《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孟子》云：“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然则是季孙为鲁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为鲁相也。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谓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摄。盖夹谷之会当使上卿相礼，以孔子之知礼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让赵衰者然，故或谓之摄相；传闻者不知，遂误以为相国之相耳。至於摄相而有喜色，亦非圣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正考父之鼎铭曰：“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岂舜、禹、正考父不乐以其贵下人者乎！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鲁，所云“十四年行摄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录。说并见後《季桓条》下。
△辨诛少正卯之说
《世家》云：“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家语》云：“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饬（或作“泽”，又作“饰”）。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扌取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乌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横，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论语》、《春秋传》言之详矣；贱至於阳虎、不狃，细至於微生高，犹不遗焉；而未尝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尝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亦并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家语又载孔子言云：“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傅乙，子产诛史何。”按：尹谐等五人之诛不见经传，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辨行坚，荧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无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附录】“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篇》）
△定公问
此二条无年可考，然皆当在为鲁司寇之时。故附次於此。
【附录】“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
△孟懿子问
此亦无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几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归未久而懿子卒；惟为司寇之时同朝相见，为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孟子》）
【存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篇》）
△齐归女乐事可疑
按孟子但言“不用，从而祭，不税冕而行”，未尝言“归女乐”一事。而《论语》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与孟子所称“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及“迟迟吾行”之语若相悖者。且《春秋》於归俘、归、归礻遂之事无一不书，而女乐之归独不书於《经》，亦并不见於《传》；惟《论语缴子篇》有之，而是篇篇残简断，语多不伦，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於“不税冕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辨犁Θ谋遗女乐之说
《世家》云：“与闻国政三月，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Θ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於政事。”此盖因《论语》之言而附会为之者。其谋与秦穆公间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汉以後诈伪人之所为，不类春秋时事。《三传》所纪，春秋时绝无此等事；独《史记》数数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载，定公十年，犁Θ已有“鲁用孔子，其势危齐”之语，既有沮之之方，彼时何不用之，乃为会於夹谷？是年齐归汶阳之田，已致地矣，仅三四年，何以又谋致地？是年会毕之时，景公方责犁Θ，谓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获罪於鲁君，今日何以又听犁Θ之谋乎？详《世家》之文，先後矛盾，首尾背驰，乃必无之事，盖皆战国策士之所伪撰。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前《夹谷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并《孟子》）
△去鲁之年
《史记鲁世家》，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堕后阝”、“堕费”，《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孟子所谓“见行可之仕”者，即此夏堕后阝堕费之时。既云“三月不违”，则三月以后鲁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馀日事耳。然则孔子之去鲁当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孔子世家》误也。又《十二诸侯年表》，去鲁亦在定十二年，与鲁世家合，当从之。
【附录】“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於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左传》定公十二年）
△围成在孔子去後
《史记孔子世家》，围成之事在去鲁前，缘其以去鲁为十四年故也。今去鲁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而《春秋》书围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则其在去鲁之後无疑也。且不知其弗克而辄围之，围之弗克而遂置之，轻举妄动，有始无终，皆非圣人所为，不待辨而明者。故附录於去鲁之後。
△《年谱》记摄政五年之谬
《史记孔子世家》，摄相去鲁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其年虽未合，要其时不甚久也。《年谱》则云“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五岁，鲁国大治，齐人致女乐（云云），遂卫。”是谓孔子摄政已历五年矣。余按《论语》，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己可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明孔子见用未尝至於一年也。若果摄政五年，不可谓不久矣，孔子何以言无用己者乎？其说更疏於《世家》，且与孟子所称“见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卫
按孟子谓“孔子不悦於鲁、卫”，是去鲁後郎即也。《史记世家》、《年表》皆言自鲁卫与《孟子》合。故次“卫”於“去鲁”之後。
“於卫，主颜仇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按《孟子》作“颜仇由”，《世家》疑误。其谓“子路妻兄”云者，盖因弥子为子路僚胥而误也。今不从。
【附录】“子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
此似初至卫时之言，故附次於此。
“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辨致粟六万之说
《世家》云：“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按《春秋传》，秦钅咸、楚比之属皆以班爵各受应得之禄；《世家》所云颇似战国养士之风，殊欠雅驯。今不取。
【附录】“王贾问曰：‘与其媚於奥，宁媚於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
按王孙贾见於《论语》、《春秋传》者皆在灵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辨主蘧伯玉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将陈、过匡，过蒲。月馀，反乎卫，主蘧伯玉家。”此後乃有见南子之事。余按《论语》，孔子曰：“齐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又曰：“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所谓际可，盖即礼貌盛衰之义。孔子去卫，必不待於灵公之疑，乌有恐获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陈则喳陈耳，匡在卫南，过匡可也，蒲在卫西，过蒲何为？卒不陈，月馀而反乎卫，又何为乎？孙林父将作乱，先谒之蘧伯玉，伯玉从近关出，时鲁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为其卿所重如此，当不下四十岁。下至鲁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当百馀岁矣。庄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果有期颐之寿，庄子必不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鲁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即不复见於传，又不容晚节竟无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则孔子卫之时，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卫之大夫莫有贤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仇由？既主仇由矣，在外月馀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将谓与仇由有隙邪，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盖《论语》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语，故《史记》妄意孔子尝主伯玉；又因其与《孟子》不合，故为去卫复返之说以两全之，而不知其误也。余谓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时；其平日或尝一见，或两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强为之说。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畏匡条》下。
【存疑】“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篇》）
△子见南子事可疑
此章，汉孔安国固已疑之。孔氏曰：“旧以‘南子者，卫灵公夫人，淫乱而灵公惑之。孔子见之者，欲因以说灵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说，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咒誓，义可疑焉。”盖男女之别，本不应见，加以淫乱，益非所宜；而指天为誓，亦与《论语》所记圣人平日之言不伦。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说，不复别陈所见，则晏亦疑之矣。自晋以来，乃或曲为之说，栾肇训“否”为“屈”，蔡谟训“矢”为“陈”，谓“孔子为子路陈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厌；见南子者，时不获已也。”其说巧矣；然文义则牵强难通，事理则无所发明，且孔子在卫乃际可之仕，礼貌衰则去之，亦不至於时不获已而自屈也。朱子谓“仕於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且据世家之文，以为“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其说似矣；然古礼不可考，《春秋传》中亦殊不见，则朱子亦仅出於臆度，恐不足据也。或又以南子为南蒯；南蒯固不优於南子，而其时亦不合，所谓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辞者，其说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後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於篇末。且《论语》记孔子事皆称“子”，惟此章及《侍坐》、《羿》、《武城》三章称“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则此下三章盖後人采他书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别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为之解也。说并见前《堕费》及後《佛》，《论语》条下。
△辨为夫人次乘之说
《世家》见南子後，“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宋；桓魃欲杀孔子，孔子郑。遂至陈，主於司城贞子家。居陈三岁；去陈，过蒲，遂卫街。”余按：孔子之圣，必不为夫人次乘；灵公虽无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见几而作，礼貌衰则去之，为夫人次乘不仅衰而已，孔子岂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无者。且孔子既去卫而陈矣，居陈三岁，无故而复卫，何耶？岂困於陈而遂忘前此之辱邪？与其复来，则何如前日之不去之为愈邪！使灵公又辱孔子，孔子当何以处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录；而桓之难，贞子之主，悉载之“问陈”之後。详见後《际可条》下。
△辩与蒲人盟之说
《世家》云：“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卫。灵公闻孔子来，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云云）。’灵公曰：‘善！’然不伐蒲。”余按《春秋经传》无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经》云：“卫公叔戍来奔。”《传》云：“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而《世家》以去卫为定公卒之岁，又居陈三岁而後过蒲，则公叔氏之亡也久矣。蒲既畔卫，孔子何难纡道避之，乃轻入险地以自取祸。况蒲在卫西，陈在卫南，自陈来不由蒲也，孔子过蒲何为焉？要盟，神固不听，然既许之，甫出而即背之，亦岂圣人之所为邪！蒲，卫之属邑耳，灵公好战，屡伐晋，而独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对灵公之问陈，而於灵公之不伐蒲独力劝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战国人之所伪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辨佛召孔子之说
《论语阳货篇》云：“佛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於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事《世家》载之自蒲卫之後。余按：佛以中牟畔，是乱臣贼子也；孔子方将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与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鲁大夫也；孔子往，将臣二人手？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则其势不能，臣於二人则其义不可，孔子将何居焉？夫坚者诚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坚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诚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圣人诚非小人之所能污，然未有恃其不能污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
若孔子之坚白非佛之所能磨涅，则弥子、瘠环、痈疽亦岂独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为“无义无命”乎！故不磷不缁之说为见阳货解则可，为往赴不狃、佛之召解则断不可。昔有人蓄玉环古剑各一，有昆仑奴能没水取物，皆爱之谓之三宝。每涉江湖，必投环剑水中，使奴取之，以为笑乐。尝过洞庭，投之；奴没而出，泣曰：“环剑巳堕骊龙项下，不可取矣。”固强之，遂并奴溺焉。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尝试之者，未有不为骊龙之所攫者也。且孔子往将何为耶：不助之耶，固无所用於往，往亦将不相容；助之耶，则已磷且缁矣，尚得自谓坚白乎哉！又按：佛之畔乃趟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
《新序》云：“赵之中牟畔，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并代，为天下强。”《列女传》亦以为襄子。（注二）襄子立於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传》定十三年，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苟寅於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夏，赵鞅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佛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乎！此盖战国横议之士欲诬圣人以便其私，但闻不狃尝畔鲁，则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闻佛尝畔晋，则又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
彼横议者固不足怪，独怪後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谈性命，细摘章句，竟无一人降心究考，肯为我先师孔子辨其诬者，良可叹也！惟汉王充《论衡》独以往应佛、公山之召为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诬，反议圣人之有遗行，则其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犹委曲而诬之曰欲往，圣贤处世将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犹不敢公然代白其无欲往之心，儒者之於圣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称甲於乙之词也，《春秋传》皆然；未有称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时，始称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时无是称也。故子禽、子贡相与称孔子曰夫子，颜渊、子贡自称孔子亦曰夫子，盖亦与他人言之也。称於孔子之前，则曰“子如不言”，曰“愿闻子之志”，曰“子将奚先”，不曰夫子也。称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两章及此章而已。盖皆战国时人之所伪撰，非门弟子所记。吾不知後世读《论语》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与不狃之召皆削之不书，且为之辨。馀见前《堕费条》下。
【附录】子击磬於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篇）
△击声於卫似在灵公时
《世家》载此事於灵公之世，佛既召之後。今按经无明文可考，则未知其为灵公之世与，孝公之世与。但孝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孝公之心，似於灵公之世为宜。姑从《世家》，附之於此。
△辨学琴师襄之说
《世家》於击磬之後载学琴於师襄一事。今按：《论语大师挚章》有“击磬襄”，先儒皆以为鲁人。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则以挚等八人为鲁人者近是。孔子不当学之於卫也。圣人固无常师，然学琴当在少年时，在齐闻《韶》，圣人之於乐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挚之属，孔子反鲁之後挚方在官，则襄於孔子似为後起，襄之琴恐不足为孔子师也。此其事之有无盖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之语皆不雅驯，与《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大不类。盖皆後人所。今不敢载。
△辨欲见赵鞅之说
《世家》於学琴之後又云：“孔子既不得用於卫，将西见赵简子。至於河，而闻窦呜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云云）。’乃还而反乎卫。”此後乃有问陈之事。余按《春秋经传》，定八年，赵鞅使涉佗盟卫侯，扌其手及腕；十三年，入於晋阳以叛；哀三年，杀周苌弘。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党奸酿乱之事史不绝书，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见之？至窦鸣犊、舜华之死，抑末矣，鞅之善恶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为临河而遽返邪？晋大夫之见於《传》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即赵氏之家臣董安于、尹铎、邮无恤之伦皆得以其才见於《传》。两人果贤大夫，传记何为悉遗之乎？且鞅，卫之仇仇也；孔子虽未受职於卫，然曰际可之仕，则亦有宾主之义焉，无故去之而往见其仇，於义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遂，复返乎卫，不知何以对灵公？灵公亦安能待之如旧邪？佛，赵氏之叛臣也，赵氏，卫之仇国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卫，忽而中牟，忽而晋，忽而复反乎卫，其仇与叛皆不计焉？亦何异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战国时人之所伪，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录。
“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末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篇》）
△答灵公语与答孔文子相类
此事与《春秋传》答孔文子语大相类，而彼尤详备，盖本一事而传闻异辞，或以为灵公，或以为文子耳。但此乃《论语》之文，而彼仅见於《左传》，又无他书可以证其孰误，未敢据彼而废此，故两存之。说并见後《孔文子条》下。
【备览】“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世家》）
△去卫之故
此文与《孟子》“际可”之义合。疑卫灵礼貌渐衰，故孔子见几而作，亦不专因於问陈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圣人去卫之故固有人不能尽知者。故附次於此。
【附论】“孟子曰：‘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孟子》）
△《世家》四去卫之谬
《世家》，孔子於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陈，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陈也，以定公卒之岁，乃定公十五年；宋，遭桓司马之难，至陈，主於司城贞子，盖本之於《孟子》。其再陈也，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於《论语》。余按：《论语》、《孟子》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而《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遂谓孔子至陈三岁而反乎卫，由卫而再陈以实之。不思定公卒之岁距灵公之卒仅二年，而孔子居陈三岁，并曹、宋、郑、蒲之滞及在卫临河之日计之，当不下四五年，如此，则灵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有问陈事乎！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於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此两章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词。《世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陈，一属之再至陈。夫既思狂简而反卫矣，而又至陈，奚为者？至陈而又思归以裁狂简，何其行止之无常乎？其谬二也。过匡之役，以恐获罪而去，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也，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不得已而复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去果是也，则不当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则毋宁始之不去之为愈乎，而何为乎仆仆於道途而不惮其烦也？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卫，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谓孔子三至卫而三至陈，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过宋之文，《论语》问陈之事，合而为一，在陈之叹，《论语》、《孟子》所记亦取而合之，则事理晓然明白，孔子并无由卫而再陈，由陈而再返卫之事矣。至其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谓鲁定公卒之岁去卫者近是。由此过来至陈而主贞子，正与《孟子》合；但无自陈反卫而再陈之事耳。馀已详前数条。
△《年谱》窜易《世家》
《年谱》误以孔子自卫陈之後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与《世家》同；而其文尤烦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卫去卫之年亦与《世家》迥异：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观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晓。既无所本，考之时势亦俱不合。盖《年谱》之作实本於《世家》，而故稍窜易之以泯其迹，使若别有所据者然。较之《世家》尤不足信。
【注一】（颉刚案：本条自“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以下，至“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止，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今附录原文於下。那珂通世案语谱云：“嘉庆二年刻本，此段专论《论语》采辑不免驳杂，而未归罪於张禹。今转载於此，聊以见东壁考证之进化。”）
《论语》者，非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之所作也。曾子於门人中年最少，而《论语》记其疾革之言，且称孟敬子之谥，则是敬子已没之後乃记此篇，虽回、赐之门人亦恐无复有在者矣。《论语》之文往往重出，亦间有异同者。《季氏》一篇俱称“孔子”，与他篇不同。盖其初各记所闻，篇皆别行，其後齐、鲁诸儒始辑而合之，其识不无高下之殊，则其所采亦不能无纯之异者，势也。今按：《季氏》以下五篇，其文多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似《曲礼》，或似《庄子》，或记古今杂事；而《武城》、《佛》两章於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时语，前十篇及《春秋传》皆无之；然则其采之也杂矣，其作之也晚矣。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其事或悖於经传。而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采书者不知其伪而误载之也。夫《春秋》、《史记》、《庄子》、《列女传》诸书，皆有後人续之补之以乱其真，吾恶知非周、秦间之儒者得此数篇而因续之於《论语》之後邪！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者，当世史臣之所记，犹不能以无失，况於传闻追记者乎！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不敢议记者一言之误，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
【注二】（颉刚案：本条自“又按佛之叛乃赵襄子时事”以下，至“《列女传》亦以为襄子”止，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今附录原文於下。）
《左传》《晋语》及《史记》《赵世家》皆无佛畔事，惟《韩诗外传》及《列女传》有之；然皆以为赵襄子时，非简子也。之二书者固不足以取信，然其所记判然两事，非互相剿袭者，而皆以为襄子，然则此事固疑在襄子时也。《左传》於定、哀之际记简子事详矣，自获麟以後乃梢略焉，襄子之及见於《传》者仅两事耳，而《晋语》记简子亦不减十馀事，皆不应独遗此一事，然则此事固应在襄子时也。
●卷三
○过宋
按《孟子於卫章》，是孔子去鲁去卫之後，过宋而後至陈也。《世家》亦记过宋於去卫之後，如陈之前，盖本之此。今从之。
“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孟子》）
△过宋未必入宋都
按孟子云“过宋”，则是孔子未尝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云“不悦於鲁、卫”，其下文云“主司城贞子”？则是孔子由卫至陈，经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国也。曰“将要而杀之”，曰“微服而过宋”，则是知孔子将过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徽服而行则人不知其为孔子，故获免也。“其如予何”之言当在此时，事理甚明，无可疑者。《世家》乃云：“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树下，拔其树，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犹曰“其如予何”，不亦迂乎？故今不载。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
△“天生德”谱之词气失真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词婉，此章之词夸。盖圣人言之，圣人原未尝自书之，弟子以口相传，其意不失而词气之间不能不小有增减移易以失其真者，学者不可以词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辨见宋君之说
《家语贤君篇》有孔子见宋君相问答之事，称宋公为“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说苑》，以为梁君；春秋时未有梁也，汝《家语》改之为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战国策士之馀，申、商名法之论，孔子固无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诬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语》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过宋。”则是孔子未尝立於宋之朝也，乌得与其君相问答也哉！“主君”之称，自韩、魏、赵分晋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时尚无是称，亦不得以之称宋公也。且其文本韵语，《家语》少窜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数语又独浅陋，与前後文不类。然则是《家语》录《说苑》，而非《说苑》之录《家语》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犹信《家语》，何耶？
【附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
“子畏於匡，颜渊後，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篇》）
△辨状类阳虎及弹琴解甲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孔子去卫，将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甯武子臣於卫，然後得去。遂过蒲，月馀而反乎卫。又月馀，然後去卫过宋而至於陈。”余按：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至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馀年，甯氏之亡亦数十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虽朱子亦采之，其亦异矣！《家语》云：“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余按：此言本之《庄子外篇》；《庄子》本不足信，而《家语》之采之也又并失《庄子》之意。《庄子》云：“孔子游於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是歌自歌，围自围也，歌不因於围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孔子欲以歌退敌矣。《庄子》云：“无几何，将甲者进词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匡人真以歌退师矣。而岂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临河读孝经以退敌者，未必非此言之误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过欲明安命无为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会之，以自伸其说耳。《家语》以为实然，误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矣，何以《论语》云“颜渊後”乎？此必孔子闻匡人之将杀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仓卒避难，故与颜渊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围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为所拘所围矣，生死系於其手，而犹曰“其如予何”，圣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则此事当与微服过宋之事相类，不得如《世家》、《家语》之说也。孔子既欲陈则陈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卫月馀而後始陈也。灵公既不召孔子，孔子无故去而复返，不但为其所轻，吾恐其疑将加甚焉。然则孔子果以陈之故过匡，当在後日去卫过宋之时，不得云自匡返卫而後去也。故附次於过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语》之文概不载焉。
【畏匡过宋似一事】
又按：定公六年《传》云：“侵郑取匡，往不假道於卫。”是匡在郑东也。“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是匡在卫南也。鲁虽取匡，势不能有，杜氏疑为归之於晋；《庄子》、《荀子》皆以匡为宋邑。郑东卫南，则去宋为近，去晋为远。晋之灭Τ阳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时，宋方事晋，匡归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与过宋之事相类，又与其时相同，若匡又宋地，则似畏匡过宋实
本一事者。吾恶知非闻孔子陈，将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误分之为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二章语意正同，亦似一时一事之言，而记者各记所闻，是以其词小异；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难即为是言也。然则畏匡之与过宋绝似一事，恐不得分以为二也。然於经传皆无明文，故今不敢遽合为一。姑两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说并见前《不悦条》下。
△《世家》记陈由郑之谬
《世家》於孔子过宋之後，云：“郑，与弟子相失，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云云）。”余按：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陈，必不由郑。且子产，郑相，其卒不久，郑人或犹有及见者；尧、禹、皋陶千七百馀年矣，郑人何由知其形体之详，而分寸乃历历不爽矣乎？至比圣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说者，皆圣门之罪人也！此乃齐东野人之语，故今皆削之，而并为之辨。
○厄於陈蔡之间
“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孟子》）
△陈侯之名
《世家》，孔子至陈之时，陈侯为公越；而《孟子》作“陈侯周”。《史记》多误，当从《孟子》名周为是。
△辨吴子问大骨之说
《国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出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时方在陈，吴使安能发币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吴使於鲁廷哉！孔子不语神怪，《论语》言之矣，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况吴使原未明问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远征神怪以夸之，岂圣人之所为乎！《尧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窜三苗於三危，殛鲧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戮之，禹亦残忍矣哉！且防风氏人耶，神耶：人也，则与“致群神”之书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载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陈，又云“吴败越王勾践会稽。”夫会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则定五年又何得预载之？然此本无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说并见前《或谓条》下。
△辨陈侯问苦矢之说
《国语》又云：“仲尼在陈，有隼集於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云云）。’”余按：肃慎氏之去陈也远矣，隼为石所贯，安能飞数千里至於陈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语，而《国语》所载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语怪焉，一似孔子生平专以语怪为事而他特其馀者。则何以《论语》二十篇中从未载其一事；《左传》之艳而诬，亦从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盖称圣人者欲见其博，而不知其以诬圣人，小圣人也。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葬陈惠公”，孔子至陈之时，据《史记》当为陈公；而云惠公，亦谬。
△辨观凌阳台之说
《孔丛子》云：“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十人，又执三监吏。夫子见陈侯，与俱登台而观焉，曰：‘美哉斯台！自古圣王之为城台，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陈侯默而退，掳赦所执吏。”余按：谈言微中固足解纷，然特滑稽之雄阵於髡、东方朔辈之所为，不但孔子屑层为此，春秋时尚未有此等语也。盖滑稽者所。故不录。陈惠公之误，说已见前条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左传》哀公三年）
△闻火亿中事可疑
按：《论语》孔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而无亿中之事。《左传》所载列国大夫多亿中，能预决人之成败生死，窃疑其皆出於事後附会之言而不足为据。夫圣人固有先见之明，然观入庙而每事问，谦慎小心，盖知而常自处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轻而易也。故余不敢尽信。姑存之於此。
△辨冉求自陈归鲁之说
《世家》云：“季桓子病，谓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将召之，公之鱼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云云）。’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此後乃有蔡之事。余按：《论语》《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词，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从孔子反卫，则必无自陈归鲁之事矣。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记者因记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与焉。《记》云：“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历观所云，皆似冉有始终相从於陈、蔡间者。然则冉有归鲁当在反卫之後，不当在桓子甫卒之时也；冉有为季氏臣，不可谓之“大用”。冉有、子贡，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请归孔子，不必待子贡之诫；子贡之颖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辞，不足信。而孔子思归之叹，亦当在将反卫之际，不当在未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归与条》下。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篇》）
“叶公问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篇》）
△孔子无至州来及叶之事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云云）。”余按：《左传》哀公二年，蔡迁於州来。四年，叶公诸梁致蔡於负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乱，叶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叶公兼摄令尹司马；国宁，乃老於叶。则是孔子在陈之时，叶公在蔡不在叶也。蔡既迂於州来，去陈益远，来往当由楚境，孔子未必远涉其地；而《论语》、《孟子》、《春秋传》中亦俱无孔子与蔡之君大夫相与周旋问答之事、则是孔子所谓“从我於陈、蔡”者，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镁也。叶公本楚卿贰，与闻国政，不当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镇之，而孔子在陈、蔡之间，因得相与周旋；及其请老，乃归於叶。《史记》但见《论语》、《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误以为州来之蔡；又因叶公有“问政”，“问孔子於子路”之事，欲别出“自蔡如叶”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误分一事为两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叶公之问於在蔡之时，而无孔子如州来及颡之事。
【存疑】“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篇》）
【存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从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筱。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接舆》、《沮溺》、《荷筱》三章叮疑
《世家》载沮、溺丈人之事於自叶反蔡之时，而载接舆事於在楚。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庄子》，与《论语》他篇之首不伦，以《晨门》、《荷篑》两章较之可见；而此篇杂记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门人之手者。後两章末虽载孔子、子路之言，然於圣人忧世之深心无所发明；而分“行义”与“行道”为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阳岂得概谓之乱伦乎！恐系後人之所伪，姑存之，以俟有识者决之。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时代先後为序，则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论语》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无盖不可知，亦无庸深考也。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篇》）
△厄於陈、蔡非一日事
此事无年可考。《世家》置之迁蔡之言。朱子据《论语》文，以为当在去卫如陈之时。按：孔子言“从我於陈、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陈、蔡之间”，则是孔子往来於陈、蔡间原无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陈南，自蔡反卫亦必由陈始达，则是孔子至蔡之後盖尝复归於陈而後反卫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为“无上下之交”，而过宋之役主司城贞子，不得谓之无交。然则《论语》或统言之，未必其事陈在於问陈之後也。故次之於叶公问答之後。
△辨陈、蔡大夫围孔子之说
《世家》云：“孔子迁於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於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於野。不得行，绝粮。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说世多信之，余窃疑焉。《论语》曰：“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见礼以至於贫乏耳，初未尝云有兵以围之也。匡人之难两见於《论语》，宋桓司马之难一见於《论语》而详载於《孟子》，而皆不言陈、蔡之围。若如《世家》所记，两国合兵围之，其事大於恒、匡人之难多矣，而《论语》、《孟子》反皆不言，但谓之“绝粮”，谓之“无交”，岂理也哉！
楚，大国也，陈、蔡之畏楚久矣。况是时吴师在陈城下，陈旦夕不自保，何暇出师以围布衣之士？陈方引领以待楚救，而乃围其所聘之人以撄楚怒，欲何为者？哀之元年，楚子围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请迁於吴；二年，迁於州来。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围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吴，陈方事楚，楚围蔡而陈从之，陈围蔡而吴伐之，陈之与蔡，仇仇也。且蔡迁於州来，去陈远矣；孔子时既在蔡，蔡人欲围孔子斯围之耳，不必远谋之陈；比陈知孔子之往，则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者，妄也。陈、蔡合兵而来，当不下万馀人，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围而杀之，如反掌耳。围之七日，至於绝粮而不肯杀，又不肯絷之以归国，老师费财，意欲何为？
设使楚竟不救，将坐俟其饿死而後去乎？其为谋亦拙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使之绝粮，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时势之所必无，人情之所断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异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独其於陈、蔡也，则曰“无上下之交”。盖古之他国者，其君大夫必馈之饣气，而陈、蔡皆无之，以此致厄，如晋重耳之不礼於郑、卫，乞食於五鹿者然；乌有所谓“发徒役以围孔子於野”者哉！《春秋传》云：“陈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国语》亦言陈之道路不修，宾旅无所依，故单子知其必亡。盖陈之国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宾旅，孔子亦不乐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务富国强兵，非能尊贤养士之国，虽有贞子、叶公之辈，度亦暂与相依而未必遂久与相处，是以往来两地未有定居，其窘饿穷乏盖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陈、蔡之间”，言其非一时，非一地也。其反卫也，曰“公养之仕”，言其仅能免於昔日之绝粮也。後之人但闻有绝粮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国大夫之相厄者，因附会而为之说，而不知其舛也。故今昔不载。蔡乃楚境之说，详见前《叶公条》下。
△陈、蔡之围为庄子寓言
又按：陈、蔡之围，经传未有言者，独《庄子》书数数言之。後人相传之言盖本於此。不知庄子特讥孔子之好言礼义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陈、蔡一事，遂附会之以自畅其毁礼灭义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则其事亦安得遂以为实事也！《世家》、《家谱》之文采之《庄》、《列》者半，当其在《庄》、《列》也，犹见有一二人以为异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谱》也，则虽名儒亦信之矣。呜乎，阳辟其名而阴袭其说而不之觉者盖不乏人矣，岂独姚江之徒乃为阳儒而阴释哉！故凡不见於经传者，余概不敢妄录。
△《史记》绝粮说不信者多
又按：孔氏注《论语绝粮章》云：“吴伐陈，陈乱，故乏食。”说与《世家》不同。赵氏注《孟子厄於陈蔡章》亦不用《世家》说。是司马迁虽载之《史记》，而汉人固不以为然也。朱子《论语序说》云：“是时陈、蔡臣服於楚，若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安敢围之！”是朱子固亦尝辟之矣。自明季讲家矜言博览，且为科场逢世之计，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为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见其非先儒之说。
△《论语》“愠见”一事之敷衍失真
《世家》：“孔子以固穷告子路，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贡，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贬焉？’告颜回，颜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余按：子路愠见而曰“君子亦有穷乎。”虽不能无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尝有信道不笃之心。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其自信果决如是，乌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
子贡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又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孟子曰：“子贡智足以知圣人。”若欲孔子自贬其道，识趣之卑陋甚矣，何以为子贡！南宫问於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颜渊之言固当，然遽欣然而笑，欲为之宰，毋乃近於好谀矣乎！余观《论语》所载诸弟子未有不尊信圣人者，而孔子常有谦逊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则是诸弟子自颜渊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琐琐然自明其过之不在己也，何其与《论语》相反乃尔耶？此必无之事，不待详辨者。至於《论语》“多识”、“一贯”之文，与“绝粮”、“固穷”之义毫不相蒙，自当别为一章。
今朱子《集注》分之，是也；《世家》连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见於《韩诗外传》及《说苑》，而文复与《世家》互异；但有与子路问答语，而不及於颜渊、子贡。然其文尤繁碎，决系秦、汉文字，不足缕辨。其谬最显而易见者，孔子以鲁哀公六年自陈反卫，至十三年，吴夫差始赐伍员属镂以死，而《外传说苑》述孔子之言并有“子胥抉目於吴东门”之语；孔子以鲁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灭吴，已後越始通於诸夏，而《说苑》述孔子之言复有“句践霸心生於会稽”之语。未来之事，孔子何由预知之而预告之乎？盖此三书之文皆本《论语》“愠见”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词，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闾巷所传之《三国》、《残唐》、《东西汉晋》演义，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语，加之以枝叶，以悦世人之耳目，彼固不问其义理时势之合与否也；
三子者不察而误采之耳。至《家语在厄篇》则又兼采三书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乱杂无章；且於“勾践”、“子胥”二语亦存之而不删，正与阮逸所作《伪文中子元经》以隋人而避唐庙讳者同。其为伪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觉而信为实也？故今一概不载。
△辨子西沮封之说
《世家》云：“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卫。”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季康子问“由、求、赐可使从政也与”，当是时，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犹不敢信如此；况於陈、蔡之时，予贡尚未出使於诸侯，颜渊、宰予皆无所表见，子路亦未尝为将帅，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称，然未尝有嫉贤妒能之事，白公之复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虽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肖也。而是时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吴师，竟卒於军，亦非议封孔子时也。且书传皆无见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无之，则此必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至所称“书社地七百里”者，语亦误。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盖古之禄邑多以社计，故《春秋传》云：“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荀子》云：“与之书社三百。”旧说盖言楚欲以书社七百为孔子禄邑，《史记》误以书社为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则《戴记》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即之楚也。吾恶知其谓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传有至楚之事，故疑以为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为子西之沮之也。吾恶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会而为之说乎？故今皆不载。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篇》）
△思归之年
《世家》载此语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叶，反乎蔡；居蔡三岁，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卫。夫孔子既思归矣，乃反南辕而蔡楚，又四五年而始反卫，何为耶？然则此叹当在反卫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绝粮之後。
【附论】“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附论】“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孟子》）
△【反卫之年】
《史记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过宋至陈，哀四年迁於蔡，六年反卫，而迁蔡之前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年表》则以定十四年至陈，哀三年过宋，十年自陈反卫，其年皆与《孔子世家》不合，而亦无再往来之文。《陈》、《卫》、《宋》世家略与《年表》同，而多阙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当鲁哀之二年，则《年表》所无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鲁，卫灵公以哀二年卒，则以为定十五年去卫至陈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陈，则不应复於哀之三年过宋。《论语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是二手皆尝从孔子反卫也。哀七年《传》云：“吴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是子贡於反卫後先归鲁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卫，则子贡不得於七年已在鲁，故以为哀六年反卫者近是。此皆当从《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据也。孔子曰“从我於陈、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皆连举之而无所分。孟子谓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亦不言陈、蔡。大抵陈、蔡不能尊贤礼士，不可依以久处，是以孔子往来其间，初无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缕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谓反卫而再至陈者似无其事，当从《年表》。说已见前《卫篇》中。
△《年谱》置《世家》五年事於一年中之谬
《年谱》误以孔子自陈反卫之後复有如陈而再反卫之事，与《世家》同。其至陈去陈之年，亦与《世家》颇异。最可异者，六十三岁“自卫如陈，自陈如蔡，自蔡如叶，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来聘，陈、蔡围之；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卫”，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国？行万有馀里，往来如传舍然。较之《世家》，尤为疏脱。
○反卫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人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卫君为出公辄
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词意，良然。按《春秋传》哀公七年，公会吴於曾阝，太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十一年，冉求为季氏宰，及齐师战於郊，则是孔子至卫之後，二子自卫先归鲁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为而遂去耶？然则此章问答，当在孔子反卫之初，哀公六七年间。故次之於此。
【附录】“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
△正名之论似为辄发
《世家》以此章及《鲁卫之政章》皆为卫君辄之时。余按：卫自灵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叹不可必其为辄；而鲁、卫连及，又似初从鲁来焉者，其说未可据。唯此章正名之论似为辄发，《世家》之说近是，先儒亦多从之。然无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辨脱骖赙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习！’”余按：孔子之用财，如子华之使齐，原思之为宰，颜路之请车，或与或不与，皆因乎人与己之本量所当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犭旬一时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应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恶涕之无从”之故而脱骖赙之，则是可以偶然与之，亦可以偶然不与，圣人之用财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记》之文本多附会；此或别有其故而传者失其真，或本无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录。
“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左传》哀公十一年）
△拒孔文子问较答卫灵为得实
按此文“胡簋”四句与《论语问陈章》“俎豆”数语相类，其事亦相类，未必两事相符如此而又皆在卫，盖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问陈之失小，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如以“临事，好谋”戒子路者然，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此文为得其实。故两存之，以俟夫有识者删其一焉。说并见《前卫灵公》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孟子》）
△卫孝公即出公
《史记》卫无荐公，而孔子反卫在出公辄之时，故朱予以孝公为辄。余按《春秋经传》，哀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十六年正月，卫侯辄来奔（《传》在十九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养之为辄无可疑者。辄亡在外，故称出公。出，非谥也，辄之谥盖史逸之矣。卫人既以蒯聩得罪於灵公而辄之拒之为是，则谥之为孝亦无足怪者。故从朱子之说。
△在卫为孔文子所留
孔子之於卫孝公，其详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传：“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哀十五年《传》：“大子与五人介，迫孔悝於厕，强盟之，孔悝立庄公。”则是灵、孝之世孔氏实执国政。孔子之在卫，文子实留之，故有“择木”之喻；若文子非执卫柄，不过卫诸大夫，孔子不答所问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其为人必好贤礼士者，是以孔子为之留连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传记所载从无孔子与卫孝公问答之语，则是孝公年少，尚未知与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饔饣气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谓之“公养之仕”，明非立其朝而贪其禄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辅孝公以行道，不然则疑孔子之苟利其养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为之解。
○归鲁上
△辨冉有荐孔子之说
《世家》云：“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余按：所载冉有之言浅陋不足以称圣人，必後人所伪无疑，故今不取。而《春秋传》言“师及齐师战於郊”，《世家》云“郎”，亦误。
△辨息驾河粱之说
《家语》云：“孔子自卫反鲁，息驾於河粱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圆流九十里，鱼鳖不能道，鼋鼍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问焉（云云）。”余按：此书本之《庄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观於吕粱，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数百步而出，被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则《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无为之旨，故设为丈夫孔子问答之言以畅其说耳，非实事也。《家语》以为实然，愚矣。庄周书中，玄蛇、河海、光景、无有，皆有问答之语，亦将谓光景、无有皆能为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无伦理。吕梁之水，县三十仞，可也；自卫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县之！孔子观於吕梁，可也；自卫反鲁，去河绝远？安得河梁而息驾焉！丈夫游之而复出，孔子问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则与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与之语乎！呜乎，《庄子》之言之必无者，《家语》皆以为诚有也；《庄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语》则又改之使之必无；此何为耶？又按，《列子黄帝》、《说符》两篇亦载此事，一与《庄子》文同，一与《家语》文同。盖《列子》亦後人之所伪撰，──故柳子厚谓其书多增窜，高氏亦谓後人会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两采之；较之《家语》尤不可信。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
△《国语》记田赋
《国语》亦载此事，而文颇与此异：盖《国语》皆後人所推衍，非当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内传》而多与诸经不合，不如《内传》为近其实。故弃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於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聚敛即用田赋
按《论语》、《孟子》所称乃一事而其文小异者。既云“赋粟倍他日”，则所谓“聚敛”者即《左传》“用田赋”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详略，故并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
△归鲁之年
正乐与用田斌未知孰为先後。然孔子之归在孔文子访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葬滕隐公之後，则是孔子岁暮始归鲁也。田赋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间当无几时。故次此文於用田赋之後。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
△正乐
按：“语乐”即“正乐”之事，“盈耳”即“得所”之验，故并次之於此。
【附录】“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篇》）
△雅言
此孔子平日事，不仅归鲁以後为然。以其与正乐之事同类，故附次於此。
△辨删《诗》之说
《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说。孔氏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也。”而宋欧阳氏修云：“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馀君而取一篇着。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诸侯千有馀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则又皆以迁言为然。余按：《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诃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後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是十五国之外本无风可采；不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常删也。“丝麻菅蒯”之句不逊於“缟衣茹芦”之章，即华室远”之言亦何异於“东门不即”之意；此何为而存之，彼何为而删之哉？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颂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馀年而又逸其七。古义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尚书》百篇，伏生仅传二十八篇，逸者七十余篇；孔安国得多十馀篇，逸者尚数十篇。礼之逸者尤多。自汉以来易竹以纸，传布最易，其势可以不逸，然其所为书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势之常，不必孔子删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删《诗》之说悉不敢载。
△辨删《书》之说
《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常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而下。”《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为《简书》。”後世多以其说为然。余按：《传》云：“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圣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农、黄帝之书传於後世，孔子得之当如何而爱护之，当如何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详，而皆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则高辛氏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唯《春秋传》颇言上古时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诡，与《尧典》、《禹贡》大不类，盖皆出於传闻，必非当时之书之所载也。《三坟》、《五典》之名虽见於《传》，然不言为何人所作，故杜氏《注》但云“皆古书名。”若《书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不注耶！《虞书》曰：“慎徽五典。”又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者。安知《传》之所云非此五典欤？古者以竹木为书，其作之也难，其传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则遂取是而考订整齐之以传於门人耳，非删之也。《世家》但云“序《书》”，亦无删《书》之文。《汉志》虽有《周书》七十馀篇；然皆後人之所伪撰。刘向但云“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亦未尝言孔子之所删也。故今於删《书》之说悉不敢载。
【附录】“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数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
△学《易》之年
此语无年可考。观其词意，盖在归鲁以後。故附次於“正乐”之後。
△辨作易《传》之说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说。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後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系词》、《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於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遗馀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
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後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於时仲尼造之於鲁尚未播之於远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无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於彼处为宜。
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得遂以为“善之长”“会”者“合”也，故前云“嘉之会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礼”；若云“嘉会足以合礼”，则於文为复，而“嘉会”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干事，是以虽随无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语之上，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然则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非孔子所为也。《论语》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所自言；而《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为，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为《序卦》，而以前“序《书》传”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义，初无孔子作《传》之文。盖其说之晦有以启後人之误。故今皆不载。
【附录】“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与吊。”（《左传》哀公十二年）
【附录】“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後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同上）
●卷四
○归鲁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孙氏之车子Θ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传》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の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
△作《春秋》与获麟之先後不可知
按：《春秋》终於获麟，则成於获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先儒或谓文成致麟；然麟至见获，非瑞乃灾，其说非是。杜氏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似矣；然《二传》皆未尝言，故今亦阙之。
△辨作《春秋》以自见之说
《世家》载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圣人之意。今不取。
【备考】“《春秋古经》十二篇。”（《汉书艺文志》）
【附论】“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并《孟子》）
△作《春秋》非专黜陟之权
胡氏安国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灭，为後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为无其位而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专黜陟之大权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犹所谓“王者之迹”也。《书》，天子主事也；《诗》，天子之事也；《乘》、《杌》、《春秋》。则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据周礼以书列国之事，所关者天下之治乱，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与《诗》、《书》同而非《乘》、《杌》之比也，岂谓其专黜陟之大权哉！若僭其黜陟即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谓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故余不得不辨。
△修《春秋》循旧书法
又按《春秋传》，晋韩起聘於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鲁之《春秋》本据周礼以书时事。但自东迁以後，时异势殊，盟会擅於诸侯，政事专於大夫，一切战争弑夺之事皆成周盛时所未尝有者，秉笔者苦於无例可循，而其识亦未必足以及之，则其书法不合於周礼者当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严内外之防，尊卑有经，公私而别，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见，恶不待贬而自明，大义凛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耳，非以其专黜陟为足惧也。惜乎後之儒者过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来之意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篇》）
“齐陈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传》哀公十四年）
△辨程子论请讨陈恒之谬
程子云：“左氏记孔子之言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若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与国以讨之。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馀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余按：《传》文前云“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则已告哀公以义之当讨矣；而公以“鲁为齐弱”致疑，故复言此以释其疑，非以力不以义也。哀公之所惧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讨耶！程子未尝详绎《传》文，但节其後数语，遽谓之以力不以义，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齐，战，疾。”圣人举事固主於义，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谋定而後战，乌有举数万人之命冒然一掷而不虑其事之所终乎哉！诸葛武侯之表怀帝也，曰：“今南方己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论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义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胜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盖义以民心为主，故孔子以“民之不与”言之，非论力，正沦义也。况当是时：天子已微，自晋失伯以来，天下亦无方伯，与国如宋如卫皆不足与有为，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齐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邻国，谓因齐民为以力而率与国则为以义，非独迂於论事，抑亦疏於论义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传》之谬。但《传》文不若《论语》醇古，疑记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与《论语》互有详略，足相发明。而孔子之辞亦与《论语》不同，未知孰是。故并存之。
【附录】“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
【附录】“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篇》）“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季康子患盗，问於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上）“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上）“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篇》）“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论语乡党篇》）
【附录】“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篇）“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哀公、季康子、孟武伯诸问皆在归鲁後
以上十一条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归鲁之後无疑。故并附次於请讨陈恒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盖采《为政篇》文而误以哀公为康子也。又因此文与答樊迟之语相类而误易之，则益舛矣。今不从。
△两答“颜渊好学”疑本一事
《论语先进篇》亦载答颜渊好学语，而以哀公为季康子，且遗“不迁怒”等三句。孙觉曰：“夫子之对季康子与哀公同，而有略有详：於臣略，於君详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极相类，疑亦本一事而所记有详略异同，正如《史记》误以“举直错枉”为答康子语耳，不必曲为之解也。《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论语》诸篇非一人之所记，故其中往往有重出异同之语；必尽以为二事，则泥古之过也。故今止载《雍也篇》文。
△辨以黍雪桃之说
《家语》载有“哀公赐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时风尚近古，以黍雪桃必无此事。且此亦小事耳，圣人之词简质而气浑厚，况侍食於君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韩非，非所引事初无实录，姑妄言以为说资者；此说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语》亦采之。呜呼，盖亦无有不采者矣！
【备览】“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於是乎书。”（《杂记》）
【存疑】“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篇》）
△辞见孺悲事可疑
按：孺悲果有过，孔子责之可也；若有大过而不可教，绝之可也；胡为乎阳绝之而阴告之，有如儿戏然者？恐圣人不如是之轻易也。使悲果能闻歌而悔，则责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责之而竟不知悔，即闻歌奚益焉？孔子於冉有之聚敛，弟子也，责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责之而已；未有故绝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独《阳货篇》有之。《阳货篇》之文固未可以尽信也。或当日曾有辞孺悲见之事，而传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考终
△辨梦奠两楹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於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於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谦逊之辞而无自圣之意，皆明民义所当为而不言祸福之将至。独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谓，而预决其死於梦兆，殊与孔子平日之言不类；恐出於後人传闻附会之言。故不敢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孔子卒年月日之考定
社氏《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余按：杜氏所以如是注者，盖因哀十五年《传》文中有闰月，递推而下，则四月不当有己丑耳；不知《传》虽有此闰月，鲁实无此闰月，己丑正当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时，列国置闰互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乱，《经传》之文皆差一月，盖《经》本之鲁史，《传》采之周史；鲁於六月置闰，周於十二月始置闰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经》、《传》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与鲁皆不置闰也；《传》於十二月後始书闰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闰也。王猛之居皇也，《经》书於夏而《传》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经》书於秋而《传》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经》书於冬十月而《传》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闰月以前，经之纪事无不先《传》一月，是鲁於六月已置闰也。且以《传》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闰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则十二月当为癸卯朔，而《经》何以书“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则是《传》之闰月即《经》之十有二月，而周、鲁诸闰之不同，众证明白，晓然而无疑矣。哀十二年《传》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是哀公之世，鲁历後天而失一闰之明证也。哀十六年，《续经》书云：“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於卫，卫侯辄来奔。”而《传》乃在十五年之闰月；盖缘鲁失一闰，故卫闰月之事在鲁明年正月，《传》采之卫史，而《续经》所书则鲁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鲁不置闰之明证也。由是言之，《续经》所书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当有己丑，月日皆不误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杜氏偶未深考，但以《传》之日月为据；《经》有与《传》异者，於他国事则以为从告，於鲁事则以为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学者不可据《注》而疑《经》也。故今仍从《续经》；周正之夏四月已丑；盖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谱》僭改经文之谬
《年谱》云：“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说实本之社氏《左传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长历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误，不则月或误耳，故曰“日月必有误”，犹有阙疑之意焉，未尝决以为乙丑也。《年谱》公然僭改《经》文，以己为乙，断以为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为言之不确，则人疑己之无所传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无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则作《年谱》者本无所据，而但掇拾注疏诸子之唾馀以成书也，昭昭然矣。《年谱》不知何人所撰，今见於《阙里志》，云出《素王》事纪。然观其中亦似尝有所删节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语》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叹矣夫！
△年七十四
《史记孔子此家》及杜氏《春秋注》皆谓孔子年七十三，盖皆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从《二传》以为襄公二十一年生，则孔子至是当年七十有四。而《索隐》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则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丘卒，公讠耒之曰：‘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
【附录】“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
△辨哀公问儒服之说
《戴记儒行篇》云：“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晔，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语夸而复，文浅而放，乃战国之风气，非春秋之语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见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问之也。且玩其语意，乃谓宋人冠章甫，鲁人衣逢掖，孔子随所在国俗而服之，不斤斤於礼耳；非谓一时兼用之也。後人合以为一，反以为孔子之礼服，误矣。《庄子外篇》亦有与哀公论儒服之事，与此如出一口，盖皆放荡之士疾世儒之拘谨，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为是言以诋之耳；岂得以其托诸孔子，载诸《戴记》，而遂以为实然也哉！今不录。
【附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篇》）“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
△辨齐侯问商羊之说
《家语》云：“齐有一足之鸟飞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水祥也。童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余按：五石之陨，六之退，《春秋》为宋志之；《左氏传》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书？《左传》何以不载？自春秋来，大雨水者无虑千计，何以未有一人见商羊乎？孔子之所以圣，以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传道於万世，不以小才小艺故也。即以才艺言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则所谓“博学”“多能”云者，亦谓兵农礼乐射御书计之属，非若《山海经》、《淮南子》之所为也。後之人但闻孔子博学多能，遂误以为搜神志怪之流。然《国语》犹颇征引往昔以附会之，而此则直以诵童谣之故圣之，嘻，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诵之，童子之智胜孔子矣，何不圣童子而圣孔子也？卜偃、师己皆能诵童谣以推未来之事，将皆得为圣人乎？此乃无识之士妄撰以见圣人之博，而不知其以小圣人也。故今不录。说并见後条下。
△辨楚王问萍实之说
《家语》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於鲁，问於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唯霸者为能获焉。吾昔之郑，过陈，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实之事荒诞不经，童谣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无此等事，亦并无此等语；而世信之，何耶？童谣之占，自《春秋传》、《国语》始有之，皆附会耳，非实事也。然瞿鹆谣於文、武之时，弧服应以褒句之狱，人固莫之测也。汉、唐以降，此类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东君”、“雨帝”之属，其文似皆别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离合以推之於时事。即间有一二斥言者，亦终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类），谣者亦莫知其为何应也。从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详尽，如“商羊”“萍实”之谣者。以童子为无知而妄言乎，何以历历分明如是？以童子为知之而故言乎，已见之物群臣莫之识也，未来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陈，偶耳，陈而闻此谣，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过陈，或过陈而偶不闻此谣，不几无以答楚王乎？他人不闻耳，闻之复谁不能解者，亦不必为孔子贵也。此与商羊之事皆本《说苑》；《家语》复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并不录。说并见前条下。
【附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篇》）
【附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
△辨延射扬觯之说
《戴记射义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於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云云），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云云），盖仅有存者。”余按：《论语》云：“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圣人之教人之不轻绝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乌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点之言，“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不乱”，此七十子之所难，而乃以责之众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圣人者有几人乎？此必传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语》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数语云：“射既阕，子路进，曰：‘由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观其语乃如今世演剧者之打诨然，鄙哉！有如是之轻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语》但坟一语即未有不陋者，大率如此。故今并不录。
△辨束帛赠程本子之说
《韩诗外传》云：“孔子遭齐程本子於郯，倾盖而语，终日。顾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赠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见於经传，孔子重之如此，而《论语》、《戴记》中顾无一言称之，何耶？子夏问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先生”，谓父兄也；春秋时亦未闻有以先生称人者。且其所载子路孔子问答之言皆浅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录。
△《孝经》非孔子作
世多以《孝经》为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余按：《孝经》十八篇中多孔子与曾子问答之语，然则是曾子之门人笔之於书耳，非孔子所自为书也。果孔子所自为，岂得称其门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经”也者，後世尊古圣人之书之称，孔子、孟子之时无此语也。自汉以後，始有经名；孔子之不题以经，明矣。藉令孔子之时即有此语，亦止以经名《诗》，以经名《书》与《易》，可矣，不应自名其言以为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圣人之谦也如是，而谓以经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虽莫大於圣人，然圣人之心必不自以为孝；而乃曰“吾行在《孝经》！”其陋三也。然则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补】“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鱼先孔子卒，见於《论语先进篇》，与《史记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称“年五十”者，与颜渊之卒年互相抵捂。故今采《世家》文列之，而删伯鱼之年，传信也。说见後《颜渊条》下。
△辨孔氏再世出妻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则安能！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为伯鱼，由是遂谓孔子尝有出妻之事；伯鱼乃出妻之子，为母当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书》云：“观厥刑於二女。”《诗》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古之圣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国与天下者也。孔子之圣不异於舜、文王，何独不能刑其妻，使有大过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为贤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过；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悦而诚服，独其妻不能率孔子之致以自陷於大过，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夫妇之道亦然。若无大过而辄出之，孔子之於夫妇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丧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为母期。孔子既在，伯鱼为母期而除之，亦有何异；而解者必委曲迁就之以蕲合乎丧出母之说，然则伯鱼必何如服而後可谓其母之非出耶？《史记孔子世家》亦无出妻之事，《史记》之诬且犹无之，後儒何得妄以加圣人乎！至於“道污则从而污”之语，尤大悖於圣贤之旨；“出母”之称，古亦无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称“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为何人；後儒过於泥古，又从而附会之，遂致孔氏顿有再世出妻，三世无母之事。伯鱼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不贤，而为圣贤者必皆不能教其妇；抑为圣贤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为圣贤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传》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无几，而贤人之妻无闻焉，然则不但孔子必无出妻之事，即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宁过而不信，不敢过而信之以诬圣贤。故今一概不录。说并见後《子思篇》中。
【附录】“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篇》）
△《世家》估鱼之年不足信
按此文，则伯鱼之卒在颜子前甚明。《家语》乃称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伯鱼年五十而卒，则是伯鱼卒时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称颜回少孔子三十岁，三十二而死，则是颜子卒时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则颜子反先伯鱼而卒，而岂不谬也哉！朱子《或问》云：“有以‘鲤死’之言为夫子之设言；以人情考之，不应如此。”其说是矣。盖“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语》见其然，故撰为“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之语以合之。不知《史记》之年本不足信，强取以附会之，是以劳而卒至於抵捂也。
【备览】“伯鱼生，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世纪》作“谦，字子顺”）尝为魏相。子慎生鲋，（《世纪》“字於鱼，一字甲”）为陈王涉博士，死於陈下。”（《孔子世家》）
△《世家》孔氏世次尚可信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汉世益近，《世家》所载世次名字或无大误，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记年几何云者，必不能详密如是。孔子、伯鱼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则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并删之。
○遗型
“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後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後归。”（《孟子》）
【备览】“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内，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於汉，二百馀年不绝。”（《孔子世家》）
△辨将死遗秘书之说
《论衡》云：“孔子将死，遗秘书曰：‘不知何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颠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鲁，观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术圣人能之，而非所以为圣人也。然所谓前知者，不过剥复倚伏之理，治乱循环之运，非若後世射覆乌占之术然也。况为秘书以遗後世，欲何为乎？汉人好信谶纬，故其为言如此；其亵圣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参】“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檀弓》）
△《檀弓》记弟子丧服疑有误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丧，二三子皆而出。群居则；出则否。”按既云“而出”，又云“出则否”语殊难解。注以为“朋友相为服”，然与上文意不相贯，疑有缺误。故不录。大抵《檀弓》之文纰缪者多，间有当采录者，亦仅列之存参，志慎也。
【附论】“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孔子弟子无三千
《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则是孔子之门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汉人所称“六艺”即今《六经》，非《周官》“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远，圣人亦不轻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备考】“《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汉书艺文志》）
△《论语》成於後儒纂辑
《汉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余按：《鲁论语》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属皆以谥举，曾子、有子皆以子称，且记曾子疾革之言，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後，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然其义理精纯，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赐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间也。
△《论语》後五篇之可疑
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抵捂，《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三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自言与门人言则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阳货篇》纯驳互见，文亦错出不均；《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略与《季氏篇》同；而《武城》、《佛》二章於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之言，非春秋时语。盖杂辑成之者、非一人之笔也。《子张篇》记门弟子之言，较前後篇文体独为少粹；惟称孔子为“仲尼”，亦与他篇小异。至《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谬矣！窃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续入，如《春秋》之有《续经》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记》补《周官》者然，其中义理事实之可疑者盖亦有之，今不能以遍举，学者所当精择而详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进篇侍坐章》文体少异，语意亦类庄周，而皆称“夫子”，不称子，亦与《阳货篇》同；至《乡党篇》之《色举章》，则残缺无首尾而语意亦不伦，皆与《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续入者。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其书者续有所得辄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体互异。惜乎後世未有好学深思之士为之分别而正之也！呜呼，《孟子》之十一篇，刘歆已合之矣，幸而赵氏去古未远，知其本异，而其识又足以辨其真伪，遂断然以後四篇为後世之所依仿而之者，决然删而去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赵氏力也。彼张禹、马融、何晏之辈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无所分别，何也？及至於宋，传益久，尊益至，则虽以朱子之贤，亦且委曲为之解说而不敢议。然则如赵氏者，可不谓孟子之功臣也与！尤可异者，宋复有《孔子集语》，明复有《论语外篇》，若犹以《论语》为未足而益之者。取《庄》、《列》异端小说之言而欲跻诸经传之列，呜呼，人之识见相越可胜叹哉！说并见前《堕费》、《南子》、《楚狂》诸条下。
△《论语》之文之重复
《论语》之始，篇皆别行，各记所闻，初不相谋，而後儒汇合之。故其文有自相复者：《巧言章》，《学而》、《阳货》两篇皆有之；《博学章》，《雍也》、《颜渊》两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宪问》两篇皆有之，是也。有复而有详略者：《学而篇不重章》，《子罕篇》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复而有异同者：《宪问篇不患章》，《卫灵篇》作“君子病无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尝两与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闻以诏门人，或但一言之而所传闻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辑之时未及删耳。至《八佾篇太庙章》，《乡党篇》止有“入太庙，每事问”六字；《子罕篇齐衰章》，《乡党篇》作“虽狎必变，虽亵必以貌”；此则後人记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详略异同，不足异也。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雍也篇哀公章》，《先进篇》作季康子问；《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为桓发，是也。此未必果为两事，或所传闻小异。後儒尊之不敢复议；相沿既久，乃复强为之说，以其词之小异为圣人之区别，恐未必然也。
△《论语》之文与他书复
《论语》之文有与他书复者：“克己复礼，为仁”，告颜渊也；《春秋传》作“克己复礼，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论楚灵王者。“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问仁也；《春秋传》作“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乃晋胥臣告文公者。“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伪古文尚书》作“为山九忉，功亏一篑”，乃召康公训武王者。“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谓伯鱼也；《伪古文尚书》作“不学墙面”，乃成王训迪百官者。余按：《春秋传》之文於义皆通，但不如《论语》之条畅自然；盖传闻者异词，疑《论语》为得实。《书》之二语则雕琢裁整，酷类晋、宋间人手笔矣。夫此语本之《论语》则可，若在《论语》前则深属难解：“九仞”岂足言山，所亏宁仅“一篑”；而“墙面”之上下无“犹正”“而立”之文岂复成文义耶！且《克已》、《出门》二章皆答门人之问，述古语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鱼初未尝问，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为无谓；至《为山章》乃孔子所自言，《书》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剿说乎！由是言之，刘焯之书其为伪作无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觉刘书之伪，而反谓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谓信《冠子》而反訾贾谊之《鸟赋》为录人之旧也。
【附通论】“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以上并《论语》）
△孔子自言
按：人之知圣人，不如圣人之自知。其词虽谦，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学者即是而求之，则圣人之真可见。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论赞之前。
【附通论】“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卫公孙朝问於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叔孙武叔语大夫於朝曰：‘子贡贤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於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何患於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以上并论语）
△颜渊、子贡论孔子
按圣门中知圣人者莫如颜渊、子贡；圣道之尊於世，子贡之功为多。至仪封人未列门墙，能知圣人於一见之间，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非生知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是孔子非生知，乃学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为生知矣。余按；《论语》他章或可指为谦己诲人之语，至《志学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进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逾矩”，历历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学而至，安能凭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门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遗馀力矣，而未有一语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谦逊之意，门弟子必不代孔子谦逊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门弟子皆不言孔子为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为生知乎？《记》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与学知劳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圣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为天子者也；学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诸侯，升而为天子者也，舜、禹、汤、武王是也；不得谓生而为天子者尊於升而为天子者也。然则孔子虽学知，於至圣无所损；虽生知，於至圣无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为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为学知，後儒即姑从孔子而信其为学知，亦似无所害，何故必以孔子为生知乎？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学知利行也。而无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与汤、文王并处於“闻知”之数而尧、舜不与焉，然则孟子之意盖亦以孔子为学知矣。余笃信圣人之言而不敢小有异者，且恐人之皆以圣人为生知而不知学知之为功大也，故附辨於门人论赞之後。
【附通论】“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洽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公孙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圣人之於民，亦类也。出於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以上并《孟子》）
△孟子论孔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圣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终焉。
△孔子无见知闻知之人
孟子历叙道统之传，自尧、舜至汤、文王皆有“见知”、“闻知”之人；独至孔子，则曰“无有乎尔”，然则孔子之道将无传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谓知也。夫禹、阜陶之知尧、舜也，伊尹、莱朱之知汤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德之相去也不远，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远也。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予，”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颜子能见且知而不能传，孟子能知而不能见，是孔子无见知者也。两汉以来，诸儒递相授受，圣人之道藉以不坠；至於唐而有韩子见圣学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圣言之详。然赖其言而世之学者得以知所向往，不迷入於异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则二千馀年间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传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传焉者也。圣人在上，则文播之礼乐；圣人在下，则文诸简编。孔子之文，《六经》备之矣。自秦火以来，残缺失次，儒者穿凿附会，其义之晦而不明者，盖亦不可胜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历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独举《春秋》一书，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绝笔以後，游、夏皆未有所发明；虽有公羊、梁、左氏三子者为之作传，而亦不尽合於圣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谓为“无有”，诚然，非虚语也。
△本书宗旨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闻知虽不易得，然识大识小之人皆不可废。余每怪先儒高谈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迹者，以致沿讹踵谬，而人不复知有圣人之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者日读孔手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憾一也！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又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见之，然则孔子之事迹未尝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贤识小”之义。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几有所采择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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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镐考信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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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颉刚按：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