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卷三
●卷三
○舜命官考绩下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书尧典》）
“後稷教民稼穑，树艺五；五熟而民人育。”（《孟子》）
△命稷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兴，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稼穑亦在禹治水之後。
稷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履迹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书尧典》）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命契
衣食足，然後礼义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人伦亦在稷教稼之後。
契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吞卵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书尧典》）
“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孟子》）
“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论语颜渊篇》）
△命皋陶
不教而杀谓之虐，教之不从然後齐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务，正民之要术，故舜先之。
皋陶似非庭坚，说见《夏皋陶篇》中。
△命禹与稷、契等不同之故
命稷、契、皋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让，帝已知其才也。命词何以详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略具於所咨，故从省也；因让而命者，事专见於所命，故从详也。
△稷、契、皋陶均非申命
《伪孔传》以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为新命，以稷、契、皋陶为美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此因禹之让而申命之，使仍旧职以终其事也。”余按：《经》之命官凡九，於弃曰“汝後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皋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乐”，於龙曰“命汝作纳言”，八人之命词如一：稷、契、皋陶为申命，何所见垂、益等五人之独为新命？垂、益等五人既为新命，则稷、契、皋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皋陶因禹之让而命之者也，夔、龙因伯夷之让而命之者也：苟因让而命之者即为申命，则夔、龙何得独不为申命乎？禹之为司空，自尧时者也，则其命必别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见其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见其功之尚未毕，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皋陶亦旧为此官，则亦当著之於命词之上，必不云“汝为稷、司徒、士”也。四岳、十二牧，皆旧职也，然所谓“四门”、“食哉惟时”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皋陶即使果仍旧职，亦岂得独为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尧时，尧未崩以前何以不书？舜即位後纪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时叙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颠倒舛谬之史官邪？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然则兹数人者，任官效职皆在舜时明甚。或初仕於尧世，要之必未为後稷、司徒、士，──故《史纪》云：“自尧时皆举用，未有分职。”──不得以舜为申命也。盖《伪传》之失在误以四岳为四人，是以与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谓稷、契、皋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与二十二人之数；由是凡舜时事皆以为尧时事，颠倒错乱，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传》出，始以四岳为一人，然则稷、契、皋陶无庸谓为申命矣，乃亦沿《伪传》旧说而不改，岂非习闻其说遂不觉其非邪！故今补其未备而详辨之。说并见前《命禹条》下。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附录】“垂之竹矢。”（《书顾命》）“垂之和钟。”（《明堂位》）“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存参】“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史记陈杞世家》）
△命垂、益
本务举而後末务可图，人性尽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众也？以其职少轻，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职也？以其职少轻，故略言之也。
△“谐”为偕义
《蔡传》云：“《史记》曰：‘朱、虎、熊、罴为伯益（《史记》称益未有加以“伯”者，《传》误）之佐’，则殳、┥、伯与当亦为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让稷、契、皋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让夔、龙也，帝曰“往钦哉”，独於垂、益之让则曰“往哉，汝谐。”“谐”，犹偕也，谓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允不垂、益之让；“汝谐”者，允垂、益之荐而用之也。稷、契、皋陶、夔、龙皆别命之，殳、┥、伯与、朱、虎、熊、罴皆不别命：既俞其荐，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为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传》文），亦多以所职名：垂共工而所让者曰殳、┥，益作虞而所让者曰熊、罴，则所让之人後即为二人之佐可知也。细核前後文义，谐之当为偕义显然。《伪孔传》乃释为“谐和此官”；《蔡传》因之，而引《史记》之文以见其为二人之佐：不知《史记》即因“汝谐”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於垂不言之者，盖《史记》引《尚书》文至“垂为共工”而止，无让殳、┥、伯与之语：此或司马氏误脱《尚书》文，或後人传写误脱《史记》文，均不可知，非《史记》别有所据，《书》但有朱、虎、熊、罴佐益之事而无殳、┥、伯与佐垂之文也。因《传》说未明，故今详释之。
△垂、益之佐之人数
“殳┥伯与”，《伪孔传》以为二人，《蔡传》以为三人。今以上“让於稷、契暨皋陶”之文推之，《蔡传》说是。“朱虎熊罴”，《伪孔传》亦以为二人，《蔡传》以为四人。疑亦《蔡传》得之。
△伯翳非益
《郑语》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记秦本纪》云：“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陈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时封於秦；项羽灭之。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汉书地理志》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颜氏注云：“柏益号伯翳，盖翳、益声相近故也。”是谓伯翳即益，而益为伯益矣。自是学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虽朱子注《论语》亦称之为伯益。（《舜有臣章》注云：“禹、稷、契、皋陶、伯益”）叶大庆《考古质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记》於《陈杞世家》则以为二人”。本注云：“益、翳乃一人；
声转，故字异耳。”余按：“益”“翳”声相近而致误，理诚有之；然非《史记》因声之转而误分为两人，乃《汉书》因声相近而误合为一人耳。《书尧典》云：“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皋陶谟》云：“暨益奏庶鲜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禹荐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阳城（刚案：“阳城”当作“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皆称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国语》称“伯翳”，《史记》作“柏翳”，亦未有徒称“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则概不称“伯”，遇翳则必加以“伯”与“柏”也？《春秋传》於列国最好溯其先世：於齐、许称炎帝、大岳；於陈称颛顼、幕、舜；於杞郐称夏，称後相；
於宋称商，称相土；於薛称奚仲、仲虺；於六蓼称皋陶、庭坚；於郯称少；於任宿、须句、颛臾称大：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国，晋、楚、鲁、卫之伦，亦往往及之。独於益之肤功，秦之大国，绝无一语。班氏生於汉代，何所见而知伯翳之必为益也？将谓二人之功相类邪，则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职亦不止於调驯鸟兽。且《秦本纪》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称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会：鸟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据此文而遂以柏翳为益，以益为伯益也！黍稷之稷，汉以来谓之粟，今北方农人谓之（南方人或呼为小）；祭（稷去声）乃黍属之不粘者：经传之文甚明，《说文》之训尤显，迥然两物也（语详《稷祭辨中》）。
而今北方往往读入为去，或遂有读稷与祭同音者。作《本草群芒谱》者不考之古，遂误以稷为祭。班氏之误，与此正同：不得据《班书》而疑迁《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称，“虞”者官名，而《汉志》云“为舜朕虞”，其误会《经》文如是：若必谓班氏不应有误，将“朕虞”亦果焉官名乎！嗟乎，《汉书》合之，误也，而反信之；《史记》分之，是也，而反讥之：是者必以为非，非者必以为是，吾真不解其何故矣！师古、大庆皆精於考核者，然犹如此，甚矣考古之难言也！大抵古人文字异者，非有显然之证，宁可从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与思，合之而祖孙易位矣。羲、和之与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乱矣。伊尹之与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没矣。羲、农之与太、炎帝，合之而世代颠倒矣。南容之与南宫敬叔，合之而贤哲受诬矣。故不必分而从古而分之，其失小，不当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载《国语》伯翳之文，《史记》大费之事。
△益非皋陶子
孔氏《尚书正义》称益为皋陶之子。张氏《史记正义》云：“《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大业乃伯翳父，张氏以益为柏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据此立说，遂谓朱子《论语集注》，蔡氏《书传》之有缺略。且云，“舜五臣，禹让稷、契、皋陶而不及益者，实因益为皋陶子也。”（此说太陋，故不欲举其名，见其书者自知之耳。）余按：鲧用於尧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与皋陶同时登用，比肩授职，绝不类为父子者然。禹为鲧之子，《尚书》言之，《春秋传》言之，《大戴记》、《史记》皆言之；益果皋陶之子，何以传记绝无言及者乎？刘向之书，诬者多矣，而《列女传》尤为纰缪：药酒之覆，馀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记为实事，唐刘知几讥之详矣；而五岁佐禹亦必无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为皋陶之子，犹不可信，况向但言“陶子”，何以见其当为皋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见言佐禹者之必为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岂得遂以为实！朱子、蔡氏盖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为讥议，人之无识何至於此！至以《论语》“五臣”为证，其说亦谬。谓五臣有益者《集注》文耳。或以为四岳，或以为伯夷，义皆可通，安知其决为益？且舜贤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让之；《经》言五人则以为四人者皆当让，如《经》言十人则以为九人者皆当让乎！此论尤为无理；恐後人为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书尧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书吕刑》）
△《吕刑》言伯夷“折民惟刑”之非
说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为皋陶。吴氏云：“《二典》不载有两刑官，盖传闻之谬也。”蔡氏云：“皋陶未为刑官之时，岂伯夷实兼之与？’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灵”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两项而言，则所谓士者非皋陶即伯夷明矣。稷、弃之世官也，故今（刚案：“今”当作“经”）传多称之；若皋陶则未闻有称士者。且既谓伯夷典刑矣，又谓皋陶为士，不但於政体有乖，即以文义论亦不可通。然则所谓“制百姓于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皋陶明矣。盖盛世之文多谨严，衰世之文多轻易；况事在千馀年前，传闻不一，盖有误以皋陶之事为伯夷者，作诰者因本之以为言。吴氏以为传闻之谬，是矣。蔡氏疑在皋陶之前，犹未免於曲为说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书》之《吕刑》，《诗》之《宫》皆不能无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称述者久远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实耳。故列之於存疑。
△《郑语》言姜为伯夷後之非
《郑语》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礼於神以佐尧者也。”余按：《春秋传》或以姜为大岳之後，或以姜为炎帝之後；《周语》、《晋语》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则谓四岳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则与四岳比肩事主，又四岳之所荐，安得四岳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为“佐尧”，亦误。故今不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书尧典》）
△夔一足非指人
《孔从子》称：“或问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皋陶为夔请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兽名，──故《鲁语》云：“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对，龙罔象。”夔之名夔犹龙之名龙也，犹朱、虎、熊、罢之名朱虎熊罢也。所谓“夔一足”者，谓夔之兽一足，非谓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经而不知所由误，乃撰为此事，又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劳矣！且九官皆官属之长，未有无佐者：垂之佐殳、┥、伯与；益之佐朱、虎、熊、罴；禹、稷、契、皋陶之伦亦必有佐，但不见於《经》耳。典乐教胄岂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独无佐乎！以无佐解一足，则龙之两角又何说焉？今不载。
△乐以志为本
世儒论古乐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来，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马君实之所争纷然不一。余之意独以为不然。《经》之言乐，此章详矣。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言而乐之事备矣。何者？凡乐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诗，──诗者，取志而宣诸喉舌者也。有诗而後有歌，──歌者，取诗而畅其音节者也。有歌而後有声，──声者，取歌而布之於丝竹者也。是故，诗曰“言志”，歌曰“永言”，声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诗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诗而长之之谓“永”，随其歌而应之之谓“依”。然则声之抑扬疾徐视其歌，歌之抑扬疾徐视其诗，而诗之抑扬疾徐视其志矣。
是故，志者本也，声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诗其歌其声从容舒畅，而俯仰迟速无不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诗，无益也；诗不美，求之於歌，无益也；歌不美，求之於声，无益也。故曰“作乐崇德”，“见其乐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声者何居？八音并作，彼此恐其不均，数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为律以考验之，使归於一耳；非以律为乐也。《书》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犹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长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无分杪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齐。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无几微之异，故受之以律而後调。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长短，而非所以为长短也；
量与衡者所以均多寡轻重，而非所以为多寡轻重也。後世儒者之为古乐也则不然，不求其原於志与诗而惟斤斤於律；声从律起而不自歌生，诗缘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语而颠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厘不爽於古，亦与古乐无与，况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为古乐，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礼也。曰：然则何以淑其志？曰：《经》言之矣，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直，《乾》之德也，宽简，《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温也，栗也，无虐且无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纯粹至善，所以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发之诗，著之歌，播之声，舜之乐所以为至也。故“诗言志”云云者，所以为乐也，古乐之与後世异者也；“直而温”云云者，所以为《韶》也，舜乐之与三代异者也。
故古今知乐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乐则《韶》舞”，“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此论乐之品也，为夫不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乐由古之乐也：百姓之疾首蹙而相告者，不与民同乐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与民同乐也”，──此论乐之本也，为夫不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者言之也。盖乐犹文也：文之本在明理达意，不如是则非文，孟子之论乐是也；文之品则有高下精粗纯杂之分，当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论乐是也。孔子之论乐，与颜、曾之徒知乐者言之也；孟子之论乐，与战国之君臣不知乐者言之也。彼且不知乐之本，何暇与之论高下。
譬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汉、盛唐之体，格於语言音响之间，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语之；非谓文之遂无高下也。宋韩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穷作乐之原，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斯则古之乐也，可以器象求乎！”呜乎，三代以还，知乐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诸儒所论，累黍为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长短为古乐者，吾不知乐，吾知其非乐也！
【备考】“有仍氏生女，<黑真>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後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忄林无餍，忿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後羿灭之，夔是以不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龙：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尧典》）
△九官以龙终之故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万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气和矣，夫然後礼乐可兴，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虑谗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龙终焉：此治化之成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言礼也；曰：“乐则《韶》舞，放郑声。”言乐也；而又继之曰“远佞人”，何？盖佞人不去，虽有贤臣不能为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长治者必以近佞人为永戒。舜之┾谗殄於制礼作乐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夔、龙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犹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之也。命夔、龙何以亦详於伯夷也？犹命稷、契、皋陶之详於禹也，亦因让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书尧典》）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同上）
△九官非一时所命
自“询咨四岳”以後，郑氏以为皆“格於文祖”时所敕命。《纲目前编》因之，悉载之於舜即位时，而以舜之三载为“考绩”之年，九载为“熙绩”之岁。余按：舜之摄政二十有八载矣，自弃以下八人，为知其材邪？为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载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尽用之？如云咨於众而知之，则何以二十八载之久而不一咨，独於此一日偏咨之也？向之为此官者，为称职邪？为不称职邪？称职邪，不应一日而尽易之。不称职邪，不应二十八载而不易。即云向无其官而今设之，亦不应二十八载之久而无一设，忽於此一日而偏设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众之举，皆非朝夕之故；盖以渐而知之，遂以渐而用之，而记事者连类而记之耳，不得以为一日之所命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圣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况巢窟者切肤之急祸，教养者治民之大纲，皆非可以须臾缓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礼乐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载而咸奏厥绩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决川距海”、“民乃粒”告之帝，则是此时水土固已平，树艺固已成矣；而帝方谆谆焉以“山龙黼黻”、“六律五声”与“庶顽谗说”为尤，则是此时礼乐犹未兴，讠殄犹未绌也。然则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龙始各任职耳。若与六官者同命而考，何至此时尚廑帝忧乎！曰：然则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简质，贵得圣人之意耳：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
而“典”之为体，综其始终本末言之，又与《春秋》之编年纪事者不同。即如“畴若予工”、“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者，岂果临朝一问而已乎！佥曰“垂哉”、“益哉”者，岂果同朝一应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岂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则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记》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然则舜之访盖不知几何，而众多称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询以言，试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书》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不宁惟是，韩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颜，汝为陈许帅，’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曰‘度，维汝予同，汝遂相予’”者，岂果一日之事，当日之言乎哉！夫《尧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呜乎，圣主贤臣之心与其经纶设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牵文义之儒者岂可胜道哉！故识其说如此。
“苗顽弗即工”。（《书益稷》）
“皋陶方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书尧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篇》）
【附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篇》）
△三苗丕叙在“顽弗即工”之後
按：三苗之见於《虞夏书》者凡四。其一，“窜三苗於三危”，乃尧时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考绩时事。其三，“苗顽弗即工，皋陶方施象刑”，乃舜、禹问答语：考其时势，当即分北之事。盖“苗顽”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记象刑之实，所谓“五流三居”者也。然则《典》正如《春秋》，直书其事；《谟》正如《左氏传》，详志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惟此当在最後：盖因顽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叙也。若先已丕叙，则禹不当谓之顽弗即工，舜亦不当分北之矣。盖水土虽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贡》实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载乃同”之文，“声教讫於四海”之语：是知此篇乃赋定功成後所记，故云丕叙也。三篇之文正相发明。自《伪孔氏古文》以《禹贡》为作於尧世，又撰禹摄政後征苗一事，於是丕叙之後复谓之顽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听矣，无故而又动大众以征之。首尾衡决，事实淆乱，莫此为甚。故今载丕叙於後篇，删征苗之伪誓，而取《谟》中禹、舜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学者可以一见而然也。说并见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体国经野上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禹贡》）
【存参】“禹乃遂与益、後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
△本录义例三──“敷土”置“咸熙”後
此篇与《尧典》羲、和之命相表里。四时之定，尧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时者，损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范围後世而开其始。故授时命於“庶绩”之先，敷土记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书禹贡》）
△九州之章法次第
篇名以《贡》，纪贡制也。《贡》冠以禹，志禹功也。水土既平，经制既定，天下诸侯怀舜之德，感禹之勤，已各择其土宜之贵重者以荐於帝畿，以致其爱戴之诚，史臣因而纪之於册以表禹之功，以见舜德化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贡。篚亦贡也，包亦贡也，贡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赋而後有贡，──赋者，庶人所以奉国君；贡者，国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赋先之。有田而後有赋，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与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涤，九泽未陂，何由辨土之色与性，而况於田赋贡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载”“既修”、“既作”，於山则曰“既艺”、“既旅”，於水则曰“既道”、“既入”，於泽则曰“既泽”、“既潴”，皆以明其为前日之事，──而因原贡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为一章，章各分三节：第一节平水土之事，第二节土田赋之别，第三节贡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识贡道终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冀州平治之序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河为大，故先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兖之患在东河，故西河之治记於冀，东河之治记於兖。壶口、梁、岐皆山之当河冲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顺流而南下，则东溢於太原、岳阳之间，故以三者为始事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言治河东之平地也。河既轨道太原，岳阳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怀绩，至于衡章”，言治河内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阳次之，覃怀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卫既从，大陆既作”，言治山东之平地也。自衡漳以东，北至海，地益下，多积水，二泊贯于南，两淀横于北，故自太原至于衡漳田既垦，赋既成，然後山东乃平治也。漳言衡者，漳逾山出东流，然後北折贯泊以入于河，故谓其东流者为衡，北流者为从也，次恒、卫、大陆於田赋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迟，田瘠赋轻，连覃怀、衡漳言之则嫌於田赋与全州无异，故先言田赋，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独详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环也，不言贡者，蔡氏所谓“天子封内之地无所事於贡”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难易轻重之异，而冀尤为明著；故详释之；八州可以类而推也。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大雅》）
【备考】“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左传》成公五年）
“梁山，晋望也。”（《尔雅》）
△梁山在河东
《伪孔传》云：“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传》云：“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狐岐之山。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经》必不载之於《冀州章》内；况雍之岐山距河数百里，与河何涉而连及之！《蔡传》驳之，是也。然不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韩墟，乃取《水经注》之吕梁当之。《注》称吕梁在离石之东北二百馀里其距河远矣。况《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与《伪传》同，非吕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经：皆不得指为《禹贡》之梁、岐也。夫《诗》咏梁山而云“维禹甸之”，则此梁山即《禹贡》之梁山明甚。然则梁山当在韩地。其後韩灭於晋，故《春秋传》、《尔雅》皆以梁为晋山。《水经注》谓即龙门者近之（《水经注》云：“大禹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但不当又以为在河西耳（《水经注》又云：“梁山原在冯翊夏阳县之西北”）。盖缘说者误以陕西之韩城县为古韩国，因谓梁山当在河西；不知韩实河东国也。何以言之？《诗》云：“韩侯入觐。”又云：“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则韩乃畿外之诸侯：河西，周畿内地，不得谓之“入觐”。亦不得锡之为连帅也。《春秋传》云，“秦伯伐晋，涉河，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则韩乃晋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晋侯亦不容谓之“寇深”也。晋惠公之入也，“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赂，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魏寿馀之伪叛也，“既济，魏人讠而还”，秦、晋以河为界，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韩晋既在河东，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无可考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荆之有荆山，梁徐之有蒙山，皆两书於《经》文：鸟得以雍州有岐遂谓冀州不得复有岐乎！盖此二山皆当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当在壶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记之於冀，犹九河之记於兖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属崩颓之馀，难以辨识，是以不得其实。要之《经传》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诗》、《春秋传》、《尔雅》之文悉载之於《冀州章》下，以见其为一云。
【存参】“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史记秦始皇本纪》）
△碣石在海岸
《伪孔传》云，“碣石，海畔山。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传》云：“冀州北方贡赋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馀里矣。”余按：《伪孔传》不知“皮服”之为贡，故以“右”且“入”者为禹；蔡氏以为贡道，是也。然谓“沦入于海”，则不若《伪孔传》之以为“海畔山”者为可据也。《经》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虽不同，而山势则不改。今太行恒山自易定东折，过古北、喜峰等口，转而南行，至临渝县东境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当求之於海中乎？《史记》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时碣石未沦於海也。《汉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汉时碣石亦未沦於海也。乌得以为“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传》所言，则与恒山太行之势中断者数百里，证之《经》文亦不合矣。盖《蔡传》之失皆由误信臣瓒之说，谓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无此山，故遂以为沦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尝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岛夷”而言，岛夷在渤海东，必由海道乃入于河，而海道漫澜无可指，故以山志之曰“夹右碣石”：言由海道夹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于河也，非谓夹右碣石之处即入河之处也。贡道言河凡七：兖、徐、豫之“达于河”，荆之“至于南河”，梁之“乱于河”，未有志其山者；入河自有常处，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积石”，下言“渭、”，皆河也，不志其山则不知为何地，故变文云“至于龙门、西河”。由海入河岂有两地，而烦志其山乎！且《禹贡》固有志其山者矣，“导河”之文是也：其东折也，志“华阴”焉；其北折也，志“大亻丕”焉。禹之於河防详且慎矣，况於入海之要地，岂容有大山而反不书：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谓入河者为“冀州北方贡赋”，亦非是。《经》所谓“入河”者，但承上“岛夷”文耳；冀固无贡，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无事於达河也。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复既泽；氵、沮会同。桑土既，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书禹贡》）
【备考】“徒骇、太史、马颊、覆、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尔雅释地》）
△徒骇等水未必即为九河
朱子以“简洁”为二水，并其七而为九。《蔡传》以“简洁”为一水，并其七则为八；其一则河之经流也。余按：《经》既统称九河，其水势当相等，不容别有经流，馀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说为长。然九河之名不见於经传，而《尔雅》记九州之名与《禹贡》殊异，──故郭氏不得已，疑以为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与经传异者，然则《尔雅》所载且未知果为禹之九河与否，况“简洁”之为一为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备考而不强为之说。
【存参】“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汉书沟洫志》）
△九河湮塞非沦于海
《通典》谓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记》谓钩盘在乐陵东南；马颊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谓简洁在临津；钩盘在乐陵；马颊即笃马河。（以上并本《蔡传》文）《蔡传》皆以为非是，独据汉王横言，“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又据程大昌言，引碣石为九河沦海之证，谓“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馀里。则是古河自今以为海处向北斜行，始分为九，其道已沦入于海矣。”余按：汉世近古，九河之迹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许商所言虽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骇、胡苏皆傍禹河故址，或不尽诬。若《通典》、《寰宇记》等书所指，则多在今德州、济南之间，地直大陆以东，於《经》文当云“又东播为九河”，不当云“又北播为九河”矣。
兼其地势东下，水不北流，必东行由海丰入海；无由与成平之徒骇，东光之胡苏同为逆河以达天津也。至笃马河，则《汉志》已明谓其在九河南矣，乌得以为马颊！且汉人仅知其三，更历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汉人而有馀，有是理乎！盖缘魏、晋以後，河日南徙，帝决分流往往而见，故川旧渠所在有之，学者僻於好古，遂附会之以为九河故道；犹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时北流之迹，而浅学者遂以为禹河也。大抵谈古迹者多无依据，故晋人避乱之城而以为文王之里，孔子时卫在今开、濮二州间，而卫辉城南有孔子击磬亭。此皆不学之人强不知以为知者。《蔡传》非之，是矣。然谓九河之地已沦於海，则其说亦不经。何者？秦、汉以上载籍固多缺略，然海水溢出至数百里之广，其所漂没国邑民居不知几何，此非常之大变，岂得传记皆不之载。
传记既不之载，横又何从得其说而传之乎？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仅数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馀里，则山当在南岸，何由复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东北斜行以趋永平，则及其入海时已抵北岸，何由复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为河入海之处，特出臣瓒之说，非《经》意也。《经》之“夹右碣石”，自记海道所经，非与“入于河”相连为文也。凡贡之入河，未有记其山者，有常地也；唯导河乃志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志之於导河，反记之於贡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则碣石即在海中尚不足为九河之证，况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谓九河之尚存与九河之悉沦者皆非也。惟郑康成以为八流皆塞，说独近是；然谓齐桓塞以自广，则诬。朱子与蔡氏据《孟子》“曲防”之禁驳之，固也。
然即使桓公无曲防之禁，而此八流亦非一时之所能塞，乃水势与人事积渐而为之耳。盖水之在山，势峻流急，故岸易崩，水常挟沙而下。若水盛而源远，挟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数斗。至平地则流缓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势必并於一而旁皆塞，──水势然也。古者川有涯ㄛ，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与水争地。自阡陌开，井田废，民尽其力之所至，以为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则突者渐夷，凹者渐满，不数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闻见，河北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尚皆断续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岁畅流，明岁已为平田者。况自禹以来数千年，岁岁沙之，岁岁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复存乃其常事。
而说者俱未言及，是将天下之水势各别邪？抑说《经》者下帷之日多，未尝久处河干，躬履水ㄛ，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为九，与其合而为一，孰大孰小，孰广孰狭，孰当先塞，孰能久存，不问而可知也。今大陆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阔且大者尚皆荡然平原，无复遗迹（余乡即禹时大河所经处）。况九河之狭且小者乃欲历历求其道乎！开州城南，唐、宋时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数仞，州民谓之南罔（盖河两岸有缕水堤，日久沙与堤平，故尔），但中有微凹耳；人亦不知其为河也。此数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况数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强求其所在，不得则曲为之说，亦可谓不达於事理矣！故今但载《汉志》许商之言以为参考之助，其馀诸家之说概无取焉。碣石见前《冀州条》下；大陆见後《夏禹篇》中。
●卷四
○舜体国经野下
“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海物惟错，岱畎丝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丝。浮于汶，达于济。”（《书禹贡》）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同上）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定。筱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同上）
△三江非吴之三江
朱子云：“有欲以扬州之‘三江’即为荆州之‘中江’、‘北江’，（文在《导水章》，荆州字疑误）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谓鄱阳；鄱阳实非彭蠡，说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之馀波未有号，则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无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泽’又悬隔辽而不相属也。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也。”《蔡传》云：“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产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吴越春秋》所谓‘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苏氏谓岷山之江为中江，れ冢之江为北江，豫章之江为南江。然江、汉会於汉阳，合流数百里至湖口而後与豫章江会，又合流千馀里而後入海，不复可指为三。
苏氏知其说不通，遂有味别之说。禹之治水本为民去害，岂如陆羽辈辨味烹茶为口腹计邪！余按：《导汉章》云，“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导江章》云：“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夫江有北有中，其有南可知也。有北有南，则为三江无疑矣。而朱子之言，乃若其强增一南江以求合於此文之“三江”者：不知有中江、北江可谓之无南江乎！有中江、北江、南江可谓之非三江乎！禹自言之，禹自注之，朱子与蔡氏乃不之信而反信庾氏《吴都赋注》，岂禹所自言者反自不知而庾氏反代禹知之耶！凡水之敌者，虽合流，《经》必并书之。故泗、沂合流入淮，而导淮曰“东会于泗、沂”；漆、沮合流入渭，而导渭曰“东过漆、沮”，敌故不可以偏举也。江、汉之水所受皆数十百川，势均力敌，相持而东，不容举汉而略江，亦不容据江而遗汉。
故导江云“入于海”，导汉亦云“入于海”，明二水之不相下，二名之不可以偏废也。伊、涧皆小於洛，《导水章》文皆统之於洛，然《豫州章》犹云“伊洛、涧既入于河”；况江、汉同为大川，《导水章》固已不相统，安见入海这不可以并举也哉！济之入于河也，《经》曰“溢为荥”，何以知溢者之为济而非河？其伏于荥也，《经》曰“东出于陶丘北，”何以知出者之仍为济而非他水？然则禹固有以别之矣。圣人之於水也，固不蕲于其味，然亦未尝不辨其性。禹能别济於河，岂独不能别汉於江；禹能於荥与陶之相隔数百里者而知其为一，岂独不能於江、汉之合流者而知其为二！谓必辨味烹茶为口腹计而後江、汉可分，则禹之别济於河，系陶於荥，又何说焉？惟以豫章江（即鄱阳）为南江，则未有以见其必然。
何者？此水既与江、汉并列，不应《经》无一语及之（彭蠡非鄱阳，说见《导江汉条》下；且既为北江，亦不得复为南江）。见於《经》者，惟九江为大。《荆州章》云：“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扬州章》云：“三江既入”。其文亦似相首尾者。恐所谓南江者当以九江为是。然《经》既无明文，揣度而言之不如不知而阙之也。且江之称为三，犹其称为九也。朱子、蔡氏之於九江既皆主胡氏洞庭之说矣，洞庭之水未尝不合流也：彼合流则可以云九，此合流则不可以云三，何其事同而论异乎！盖南方之水多呼为江，故“三江”之名楚、蜀、黔、粤之间往往有之，不但震泽下流然也。即水之入海者，大江以南亦无虑数十，岂得以其“实有三江”即当必为此文之三江邪！
古者河东、河内、河南谓之三河；而今顺天府亦有三河县，潼关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取三关，在今高阳、雄霸之间；而山西之雁门、宁武、偏头，直隶之居庸、紫荆、倒马，亦称三关。由是言之，即《吴都赋》之三江果如庾氏所注，亦不得遂指为《禹贡》之三江也。至於“既入”之文，记已然之事耳，不连下为义也。《雍州》章云：“弱水既西；泾属渭。”弱水去泾数千里，其悬隔辽，岂但如大江、震泽而已哉！其他若“九江既道”，“荥、波既猪”，“漆、沮从”者甚众，皆自为文义。而冀州“恒卫既从；大陆既作”之下，乃次以“岛夷皮服”。由是言之，“三江既入”之文与震泽之“定”毫不相蒙，不得以下文有震泽遂牵帅三江而属之松江也。历观说三江者，大抵四方之士多主《禹贡》，惟东南吴、越之间率主庾注。
（自朱子、蔡氏以後，若明归氏有光、夏氏允彝等皆然）无他，但据其所见闻而不求之於经传也。故舜之历山、河滨、雷泽，晋人以为在晋，齐人以为在齐，浙人则又以为在浙。余乡临古淇水（汉以後呼为白沟；隋以来称为御河），近世舆夫舟子往往以卫呼之，（泉水俗呼为卫河，驾舟者皆由泉水入淇，或遂并淇亦呼为卫；幕友书吏不能辨也，故文移书启中皆称为卫河：详见《大名县水道考》中）而修县志者遂误以为《禹贡》“恒、卫既从”之卫，修府志者遂谓淇水不知所在。此岂非由目验而得之者，而舛误乃如是！故论地理於今，当验之以目；论地理於古，仍当断之以《经》：若信目而疑《经》，非余所敢出也。朱子、蔡氏以中江、北江之文为误，详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屯栝柏，砺砥丹，惟苦，三邦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书禹贡》）
【备考】“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遂伐楚，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
“荆河惟豫州：伊、洛、、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书禹贡》）
【存参】“荥，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书正义》引郑云）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れ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ギ铁银镂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书禹贡》）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氵属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物，至于鸟鼠。原隰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同上）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大雅》）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小雅》）
△《禹贡》作于舜治定功成之後
唐宋学者承《伪孔传》之说，皆谓禹别九州之後，舜复改为十有二州。而稽之《经传》，夏称“九牧”，商咏“九围”、“九有”，其数皆不符；则又曲为之解，以为禹即位後复改之为九州。《纲目前编》因之，遂以尧之八十载为禹治水告成，定九州贡赋之年；八十一载为舜“肇十有二州，封山，川”之岁；舜之三十三载，禹既摄政，乃复九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应不书；九州既平无事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书曰“川”，然则其所者何川邪？吕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复安不忘危”之言曲为之解。夫既平之与未平之孰为轻重：何为於其轻者反记之而於其重者反略之乎？圣人立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既定为九州矣，舜无故分之为十二，未数十年，禹又合之为九，是苟然而已。
合为是，则舜不当分；分为是，则禹不当合。圣人立法不如是之轻易也。且田赋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数年之经营始成此画一之法，谓宜万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甫逾年而即取而易置之以为十二，其纷更孰甚焉！盖凡论唐、虞之事者，皆误以禹之治水为在尧世，是以其说颠倒舛谬而不能合。今但以《经》为据，则禹之平水土自舜即位後事，舜摄政之初固无有所谓州者，自舜肇设之。而是时洪水方横流，疆宇分裂，道路不通，故舜因其地势之宜分之以为十二，──故《汉书》云：“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及水患既平，则向之泽薮或为平陆，向之险阻或为坦涂，故舜复并其三而为九，──故《汉书》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
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伪孔传》之说以为取科第计，而不求之经，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沿为固然，以致圣人经世之苦心大略尽为其所掩耳。至於《禹贡》之作，尤在最後：不但不在尧世，亦并非水土初平时书也。何以言之？《兖州章》云：“作十有三载乃同。”则是九州成赋之後又历十三年以外乃著此书矣。《雍州章》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数年或十数年乃著此书矣。况三壤之则，九等之赋，必历数年而後高下可较；珠玉金贝贡篚之属亦非巢窟甫离之急务也。然则此书乃舜治定功成之後所作。故其末章云：“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盖舜之命禹虽重於平水土，实兼夫宅百揆，故禹於水土即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贡赋，布声教；待夫经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九州”、“五服”之文悉载之“熙绩”、“分苗”以後。说并见前《肇十二州》及《舜命禹》条下。
“九州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平水土及导山导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土田赋之文。
“锡土，姓。‘台德先，不距朕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贡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方将，帝立子生商。”（《诗商颂》）
“诞後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α，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诗大雅》）
△锡土姓之一例
按：封商、封邰，所谓“锡土”也。立子，所谓“锡姓”也。盖姬姓始於黄帝，故於稷不言赐姓；子姓则始於契，故独言之也。唐、虞锡土姓之事盖亦多矣，顾经传缺略，不可详考；惟此二事因商、周而传。故录之。一隅可以反三，一斑可以窥全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孟子》）“象不得有为於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同上）“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庳”（同上）
封象亦锡土之事，故附录於此。
△有庳非鼻亭
说者谓今道州、鼻亭为古之有庳国。按：孟子谓“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道州在九州之极南，北去帝都三四千里，安得源源而来！然则有庳当去帝畿不远；好事者因鼻与庳同音故附会之耳。今不取。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钅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书禹贡》）
【备考】“邦畿千里。”（《诗商颂》）“天子之地一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附论】“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书禹贡》）
【备考】“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书酒诰》）“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书君》）“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书召诰》）“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书大诰》後错简）“庶邦侯甸男卫。”（《书康王之诰》）“曹为伯甸。”（《左传》定公四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书禹贡》）
【备考】“先王居杌于四夷，以御魑魅。”（《左传》昭公九年）
△五服里数以绝长补短计
《蔡传》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然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则反弃於要荒。以地势考之，殊未可晓。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当舜之时，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贡》山川，以今地图考之，具在也。“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东南之地未尝弃也。恒山、碣石而北，别无山川见於《经》者，沙漠之地未尝不荒落也。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说者亦谓周之王畿，丰、镐八百里，郏、辱阝六百里，共为百同以成千里。然则古之所谓千里百里皆绝长补短而计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损於其间也。盖九州之地约方三千馀里，故孟子云：“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云：“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内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绥服共二千里。然则侯、绥二服乃九州以内地，所谓“州十有二师”者也。其外羁縻之国则附於九州而谓之要服。又外则来去不常，圣人听其自然，不勤於远，不受其贡，谓之荒服。其远近略与内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计之。然则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盖南有馀而北不足，综计之为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无少欹斜，无少有馀不足而後可也。《蔡传》又称《周官》九畿，四方相距万里，《汉地理志》东西南北亦弥万里，禹服狭而周、汉地广：疑荒服之外别为区画，如所谓“咸建五长”者。余按：冀、扬有岛夷，青有夷、莱夷，徐有淮夷，梁有和夷。夷也者，要服也。要服仅附见於九州，若荒服则又在外矣。荒也者，远也，略也。荒服已属区画之馀，不在九州之内，安得荒服之外复别有区画，别有所谓“五长”者乎！《周官》一书，本非周公所撰，所载封国之制乃至方数百里。春秋以後吞并之馀，鲁、卫、陈、蔡尚仅二三百里，况建国之初安所得此地而封之乎！至《汉志》所言乃驿道之远近，非经界之广狭，先儒所谓“以人迹屈曲取之”者是也。大名之距京师，南北不逾八百里，而驿道则千有一百馀里。至隔大山洪川，所差尤不止此。若之何据驿道之里数疑经界之定制哉！余恐圣人体国经野之制不明白於後世，是用剖析其故如右。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书禹贡》）
【存参】“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汉书地里志》）
△本录义例四──《禹贡》分隶两录
此篇《史记》载之《禹本纪》中，汉儒因而谓之《夏书》。余按：别九州，弼五服，乃舜体国经野之要，四海会同之实，不容於舜之世略而弗载。且既各为一篇，不相联属，是以後人失其先後之次。故今详加考核，置於《尧典》命官之後，以见舜经制之大凡。惟《导山》、《导山》二章，事专治水，时在初年，而《九州》诸章亦足以互见，无庸复举，故仍列之於《禹篇》中，以见禹治水之梗概次第。非敢割裂圣经，惟欲时事相从，使後人易考耳。
○舜治定功成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後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书益稷》）
△《韶》乐与夔言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传》曰：“先王以作乐崇德。”则舜德化之成莫如《韶》矣。《皋陶谟》记皋陶之交赞於帝前，他官皆不与焉，而独载夔之言二章，盖非地平天成，上下同流，莫能有此乐也！故以此为治定功成之验。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Ω》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拟作之舜歌一
《尚书大传》载舜时作《大唐之歌》，其词曰：“舟张辟雍，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又载舜之歌云：“卿烂兮，纟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尚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予一人！”帝乃载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於予论乐，配天之灵。还于圣贤，莫不咸听。{鼓长}乎鼓之；轩乎亻无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余按：此数歌者，浅而无味，泛而不切；惟“{鼓长}乎”以下四句颇有意义，而语意又与上文不伦，盖录他人之作而不知其不合者：其为後人所拟显然。试取“元首股肱”之歌比而熟玩之，则知其伪矣。而唐、虞之时但有十二牧九牧之官，亦无有所谓“八伯”者也。乃近世言诗者竟有录此诗於唐、虞之世者，殊可笑也！
【备览】“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乐记》）
△辨拟作之舜歌二
俗传舜《南风之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余按：赓载之歌词浑厚而意深远，此歌则词露而意浅，声曼而力弱，不类唐、虞时语，盖後世工於琴者所拟作，正如韩子《拘幽操》之拟文王，《履霜操》之拟伯奇耳。传之既久而浅识者遂以为舜自作，误矣。且所谓“歌《南风》”者，谓其声之协於南风耳，《传》所称“节八音而行八风”是也；非其词之为“南风”也。遂以南风为歌，亦属附会。故今不载。又按：《乐记》此文下云：“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石梁王氏曰：“夔制乐，岂专为赏诸侯！”其言良是。故今删之。
【备览】“昔有<风>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川，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左传》述董父
尝疑此事近於荒诞；後思《经》言“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圣人之德之感鸟兽如此，则此亦容或有之也。德可以致凤，何独不可以致龙乎！且但言龙归之而不言帝赐之，但言畜之而不言醢之，与刘累事亦似有别。故列之备览而附於“凤凰来仪”之後。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书益稷》）
△赓载之歌
按：舜之致治旷古今而独绝矣，然治定功成之後犹君臣相敬戒如此，宜乎其久而弥盛也。故《皋陶谟》以此终焉。
△舜无禅禹之事
自秦、汉以来，世之论者皆谓尧以天下与舜，舜以天下与禹。故世所传东晋《古文尚书大禹谟》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尧以天下与舜，诚有之矣；若舜以天下与禹，以《经》考之则殊不然。尧之禅舜也，《经》书详矣。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是尧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与人矣。曰：“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试哉！’”是尧举舜之意即欲以天下与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尧既试舜，欲与以天下，舜让不肯受，而尧乃使之摄政也。
自舜即位以後，但记其询岳，咨牧，命官，考绩，而禅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则舜未尝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尧之授舜也，言之详，词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终舜之身略之而不记乎！《典》者，所以记事也；《谟》者，所以载言也。《典》犹《春秋》也，事无大小必书；《谟》犹训诰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为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载之於篇中也。故《尧典》於二帝四岳九官之事无不书者；《皋陶谟》则但载皋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事皆不列焉。舜果尝授禹以天下，其事当载於《典》，不当载於《谟》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谟》反有之，然则是伪《尚书》者习於世俗所传舜禅於禹之言而采摘传记诸子之文以补之耳，乌足为据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将胥天下而迁之焉。”
又曰：“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而独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尧以不得舜为已，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於舜之得人乃以禹、皋陶并称，则舜、禹之事与尧、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盖自舜崩之後，天下诸侯皆归於禹，皋陶、稷、契皆让於禹。禹辞之不获而遂受其朝觐，治其讼狱耳。故禹终身不称“帝”而称“王”。何者？二帝之德难以为继，禹谦不敢，遂陟帝位与尧、舜齐；但以天下无主，姑称王以镇抚之，所谓“天下归往谓之王”也。不然，尧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独不帝而王也哉！曰：尧既以天下授舜矣，舜何为不以天下授禹？然则舜之圣将不逮尧乎？且舜既不授禹，将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夺之者也。
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强身後之天下使之从一人也。惟尧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礼乐亦未兴，己不能终其事，故举舜而授之，使代己治天下。若舜之世，则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礼乐固已兴矣，初无所待於人之终其事也；身没之後，听天下之自归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挟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盖尧之禅舜乃创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为一书而统名曰《尧典》。明乎两帝之犹一代也，不可以此为例而谓有一天子必复传之一天子也。晋羊祜欲伐吴，未及而卒，荐杜预以自代；预既克吴，不闻荐人以代己也。何者？事未毕而自择代者，臣之忠也；事已毕而听君之择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择夫代者，是臣侵君权也。
夫尧、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尧之使舜摄政也，在位七十二载，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尧以身後之事属之。若禹之年则与舜相近，舜没後甫十年而禹没矣，舜安知己之必先禹而没，而预以身後之事属之也哉！尧之世，大臣贤者莫如四岳，尧固已让之而辞之矣，共、之属则罪人也，其馀无可与舜肩随者，故舜之受禅无嫌焉。若禹、皋陶、稷、契、夔、益之伦则其年与名位略相埒，虽禹之功德尤茂而亦比肩伯仲也，即舜独拔禹而授之帝位，恐禹此时亦未必遂受也。由是言之，尧之禅舜，特也；舜之未尝禅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後人但见商、周之继，而遂以为自尧以前亦然；但见舜、禹之相继天子，而遂以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独不然，由是传贤传子之疑纷纷於世。故必明於舜、禹之事，然後禹、启之事可以迎刃而解。故今不载《伪大禹谟》之文而为之辨。说并详前後《尧启》篇中。
△引李绂语辨《伪书》“人心道心”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舜命禹之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云：“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於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余按：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则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当行之路也：今以人心为道心已不可况谓人心之外别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谓心有操舍思不思则可，谓有两心则不可也。圣贤之教曰：“存心”，曰“尽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尽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为不美而於此外别求一心者也。惟庄子、佛氏乃以心为己累，而谓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则蔑视人心而别立一道心之名者，乃异端之说而必非圣贤之教也明矣。余少读《尚书》及《中庸序》时，固已疑其语之不经；今二十馀年，得李巨来绂《古文尚书考》，而後知其语果本於道家也。因录其文於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古《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万编修云：‘即此数言，可证其赝。’“危、微”二语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经》，非《尚书》语也。梅尝言之矣。余覆考之，盖《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经》以为证，则《尚书》必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语。何也？荀子为李斯之师，其所著书在《诗》、《书》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诗》、《书》并称‘《诗》云’、‘《书》云’，而此独称‘《道经》曰’，则秦火之前荀子所见之《尚书》无危微语也。杨亻京勉强迁就，注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者，盖有道之经。’不知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且孔、孟为儒家而黄、老为道家，自战国至汉无异辞。道家之书则曰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皆是。《道经》之非《尚书》也明矣。”
按晋王坦之作《废庄论》，亦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二语，而不言其本於《虞书》；且与《庄子》“吹万不同，孰知正是”二语连举，则此语之出於诸子明甚。盖道家者流小仁义而外形骸，故分心以为二；荀子以性为恶，采之亦不足怪。若舜，则必无此言明矣。朱子宗孔、孟之道，辟异端之说，而乃以道家之言为圣人传心之要旨，无怪乎明季讲学者之尽入於禅也！故今不载。
△引崔迈语辨《伪书》伐苗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禹既摄政之後，舜命禹伐有苗：三旬，苗民不服；禹乃班师，舞干羽於两阶，七旬而有苗格。余按：《尧典》曰：“窜三苗於三危。”是舜未即位前三苗固已服罪而迁之矣。即位以後，虽禹有“顽弗即工”之语，史有“分北”之文，然亦止於旧俗未改，是以分而迁之，使之渐渍王化，正如《多方》、《多士》之於殷遗民然；非尚据险自恣也。果据险自恣，舜安能分北之乎！至其後“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固已革心而从化矣。及舜末年，尚安得有负固不服之三苗哉！圣人举事未有苟然者，况征伐尤天下之大事乎！使苗而可以德感也，舜必不轻命禹征之；使苗而当伐也，则当遂平之。周公东征至於三年之久；伐苗仅三旬耳，师未老，财未匮，何以遽班师也？且舜之敷文德六十馀年矣，即干羽之舞亦非始於此时，然卒不能感苗；七旬之间，有苗何以遽格？苗之去帝都远矣，七旬之内，何以遽知其有干羽之舞乎？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盖舜自中年以後，治定功成，万邦宁谧，道德一而风俗同，是以恭己南面而乐极其盛；若待末年使禹摄政时而苗尚未服，岂得谓之“无为”、“尽善”也哉！《伪书》此文，乃采之《韩诗外传》而增饰之者。《外传》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此本亦揣度之词，非当时事实，然但云“舜时有苗不服”，未尝以为舜末年禹摄政之後也；但云：“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未尝以为轻举大众，无功而遽班师也；但云“久喻教而苗请服”，未尝以为干羽之舞所化，七旬之内所格也。是其事尚近於情理。自《伪书》增饰之而遂为天下必无之事，岂不谬哉！《传》曰：“誓诰不及二帝”又曰：“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是舜之时尚未有誓明矣。《汤誓》之文古於《牧誓》，《甘誓》又古於《汤誓》；此文又在《甘誓》前，乃反卑靡芜弱出秦、费二誓之下，然则其为秦、汉以後文人之所拟作无疑也。余弟迈《讷笔谈》中亦尝辨之，今载於左：
【《讷笔谈》一则】“《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余谓《左传》子鱼之言固过其实，而伐崇之事究与此不类。崇，敌国也，虽不能服之而不得不伐之，虽伐之而原不期於一举而即灭之，岂得以之例舜也哉！况云：“复伐”，则亦非不用师而自格也。故今不载征苗之事。说并见前《分北条》及《周文王篇伐崇条》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书尧典》）
△舜自举迄崩之年
《史记》称舜三十而举，五十而摄，五十八而尧崩，六十一而践位，践位三十九年而崩。《伪孔传》言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为天子五十年，寿百一十二岁。《蔡传》言舜三十召用，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余按：《经》云：“五十载陟”。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则《史记》之误不待言矣。《二传》之说皆为近理，但《伪传》增服丧之三年，与《经》文似微异；《蔡传》无服丧之三年，於事理亦颇乖。窃疑古文皆约言其梗概，故於舜事以十计之，未必无奇零也。且古所谓”三载，皆兼首尾两年数之；然则历试、摄政、服丧，实止三十一年。如此，则舜当於六十一岁践位，百一十岁而崩，於《经》文事理皆可通矣。但年世久远，载籍缺亡，不知其果然否。姑附识之於此。要非大义所关，亦不必深究也。
“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孟子》）
△引韩愈文辨舜崩苍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舜葬於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史记》云：“舜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伪孔传》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苍梧之野而葬焉。”唐韩子《黄陵庙碑》，宋司马君实《史剡》“皆尝驳之。《史剡》之说未安；今载韩子之说於左：
【韩子《黄陵庙碑》】（节录）“《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书》曰：‘殷礼陟配天’。故《书》纪舜之没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为死也。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巡狩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余按：《尧典》之记巡狩皆至四岳而止。苍梧，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当远涉於此。孟子之说近是。《戴记》之文本多驳杂，而《史记》则又采诸《戴记》，《伪传》则又因《戴记》、《史记》之文而曲为附会者，皆不足信。韩子之辨是也。故今但载《孟子》之文，馀悉不录。
【附录】“舜有商均。”（《楚语》）
【备考】“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左传》哀公元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存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左传》昭公八年）“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左传》昭公三年）
【附论】“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尧、舜，性之也。’”“孟子曰：‘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并《孟子》）
△尧、舜、孔子不可轩轾
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程子曰：“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於尧、舜，语事功也。”後世学者尚论古圣，往往以宰我之言为实然。余按：世道民生所赖莫不始於尧、舜：安居乐业，尧、舜之奠之也；礼乐教化，尧、舜之开之也；天地万物之宜，尧、舜之乎成经理之也；禹之继治，继尧、舜也；汤、武之拨乱反正，反之乎尧、舜也；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尧、舜之道也。尧、舜何遽不如孔子哉！尧、舜为天子，权可以施之，则创制显庸以垂万世；孔子为布衣，权不足以施之，则修明《六经》以垂万世。其功之殊者，其遇之殊也。尧、舜，孔子，易地则皆然。非孔子则尧、舜无以传於後；非尧、舜则孔子亦无所述於前。故谓禹、汤、文、武、周公之不逮孔子，或然；
谓尧、舜之不逮孔子，则吾未有以见其必然也。孔子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其称尧、舜至矣；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此或圣人谦衷，过於推崇前圣。若颜渊、子贡辈，其称孔子可谓极矣，然“弥高，弥坚”之喻何殊“巍巍，荡荡”之称，“立、道、绥、动”之功何异“无为而治”之效，“犹天之不可阶”即所谓“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也。颜渊、子贡之尊孔子，亦不过如尧、舜而已。惟《孟子书》中载宰我语以为“贤於尧、舜”，而子贡、有若之言亦似有所轩轾者，皆与《论语》所言不类。窃疑其皆七十子之徒所追述而甚其词者，其意但欲致崇於此而遂不暇复顾於彼，犹论舜者及於称舜而遂无地以处尧耳，岂必皆的论哉！
孟子论圣人，於夷、惠、伊尹皆言其不若孔子；而叙道统，於尧、舜、孔子无轩轾焉，固未可以宰我一言为定论也。程子之言虽未免於回护宰我，要其意尚近於持平，若之何後人置其不异者而但取其异者轩轾之也！盖战国之俗好为大言，杨、墨之徒莫不自尊其师，非尧、舜，薄汤、武，而远称黄、农以驾乎其上；儒者较为醇谨，不敢放言高论，然亦不免染於风气，故欲尊孔子而遂不免於卑尧、舜。汉、晋以降，异端横行，其说益诞，其言益无所忌，又以尧、舜为不足卑而卑天地；故奉佛教者谓未有天地以前已先有佛，奉天主教者谓天地皆天主之所造，而生於後世者特佛与天主之化身。嗟夫，嗟夫，吾不意世俗之诞妄乃至於如是也！夫宇宙之间莫大於天地；自有天地以来，其德之崇，功之广，莫过於尧、舜。
孔子以尧、舜之道教天下後世，是以其圣与尧、舜齐。尧、舜犹太祖也，孔子犹太宗也；尊尧、舜者必尊孔子，《礼》所谓“尊祖故敬宗”者是也。若谓孔子别有一道加於尧、舜之上，则杨、墨、佛氏、天主之教皆自谓别有一道，不但藐尧、舜，抑且藐天地，亦何以见道统之正而服异端之心乎！故今於《唐虞录》通考圣贤先後所论而权衡之，而《洙泗录》中宰我、子贡、有若推崇之语仍载之《孟子》言中，不使与《论语》门人之言相混，庶学者可以察其故云。说并见《总目》、《唐虞》、《洙泗录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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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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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於舜；舜崩，天下归於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
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
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卷一
○禹上
“鲧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书洪范》）
△鲧非颛顼之子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史记夏本纪》因之。余按：上古天子本不相继，而帝颛顼至尧其世盖远；自《史记》及《帝王世纪》始皆谓其相继；然云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帝挚在位九年，则颛顼之崩下至尧之七十二载舜受终时亦当百有五十七岁：而鲧之用乃在尧世，鲧之殛乃在尧七十二截以後，鲧安得为颛顼之子也哉！唯《汉志》谓颛顼五世而生鲧，於事理较近；然传记无所见，而舜、禹不同姓，（舜，姚姓；禹，姒姓），恐亦出於臆度，未敢据以为实然也。由是言之，禹断非颛顼之孙，而亦未必果颛顼之裔。与其误信之而诬圣人之祖，何如姑阙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故今不录。说并详前《黄帝尧舜》篇中。
“鲧殛而禹兴。”（《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大戴记》称禹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禹云：“敏给克济（《史记》作“勤”），其德不回（《史记》作“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史记》作称以出）；穆穆，为纲为纪。”余按：此皆後人赞禹之词，然文皆浅近肤阔，不足以称禹之德；且自古圣贤之所同，亦不得独以称禹也。故不采。又考《大戴记》所称五帝及禹之德，其文皆略与《史记》同；然《史记》所无者皆其所不必增，所有者皆不如《史记》文义之明洁。疑古本《大戴》此篇已亡，而後人采《史记》之文以补之者。附识於此，俟好学深思者决之。说并详前《唐虞尧舜》篇中。
“禹、稷躬稼。”（《论语宪问篇》）
△“躬稼”非教稼
《论语集注》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种，身亲稼穑主事。”近世说者遂以後稷之“教民稼穑”为“躬稼”，且云：“禹未躬稼而言躬稼者，水土既平，稼穑乃可教也。”余按：南宫之意，以为羿、才力绝人，若可以无患，而反不得其死；禹、稷身居畎亩，若不能自奋，而反受天明命；以见天之所眷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语意甚明，无可疑者。若以“躬稼”为治水明农之事，则此乃济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义龃龉，而与上句语意亦不伦。禹、稷因躬稼故当有天下，岂羿、因有材力即当不得其死乎！“躬”者，身也。身自耕稼，乃可谓之躬稼；教民为之，非躬稼也。许行为并耕之说，孟子辟之，引稷之教民稼穑而以为不暇耕，然则教稼不得谓之躬稼明甚；况禹未尝教稼者乎！盖禹自鲧殛後，亦即降同庶人，亲历畎亩，而《诗》称稷匍匐以艺荏菽，则亦生长於田间者，故南宫云然：不得以治水明农之事当之也。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书洪范》）
“导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壶口、雷首，至於太岳；柱、析城，至於王屋；大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西倾、朱圉、鸟鼠，至於大华；熊耳、外方、桐怕，至於陪尾。”（《书禹贡》）
△逾河言山脉非言禹迹
《蔡传》云：“‘逾’者，禹自荆山而过於河也。孔氏以为荆山之脉逾河而为壶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之葬法所言也。”余按：《导水》诸章文云“至於合黎”，“至於三危”者，水至之也；云“过三ㄛ”、“过九江”者，水过之也；乃至云“迤”，云“会”，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独《导山》诸章则“至”为禹至之，“过”为禹过之，“逾”为禹逾之哉！文同说异，何以别焉？且禹八年於外，所至所过之地多矣，其来而复往，往而复来者，盖不可以悉数，何以独记此数章乎？禹之导山，固非若今术士为葬法计，然岂容不问其脉络首尾！
况山之脉络正与治水相表里：欲使水之轨道，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详辩之，然後能知某水当左，某水当右，某水於某处可出，某水与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视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以不问也！故同一不龟手之药也，宋人用之以纟光，吴王用之以与越战，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不可谓用之，行师者遂必弃之也；不可谓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资之也。今术士皆据五行以推人祸福，亦遂谓圣人不言五行乎！圣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祸福耳，未尝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且术士何足以知山脉；术士之谈山脉，正如其谈五行，非沿讹踵谬则穿凿附会耳，知山脉者，莫圣人若也，奈何反属之术士哉！《蔡传》又云：“河北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西流以入西河；
以东之水，东流以入於海──一支为壶口、太岳；一支南出为析城、王屋，西折为雷首；一支为大行；一支为恒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而为是诸山哉！”余按：此说特因堪舆家言有所谓“两山间必有水，两水间必有山”者，故疑隔水则山遂不相连属耳。不知此二语特言其大概，非以为尽然也。凡水固有循山而流者，亦有穿山而出者。大行自天井关东行北转历邢、相，抵易、定，环燕京而东南，以至於海，二千馀里绝无断处；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皆自山西逾山而东，安见隔水遂不相连属乎！余尝自洛入秦，循何而西，见河南之山皆如趋如赴，与河北诸山遥相连接；若河南地平，则河北亦平。然则冀南之山显然自雍、豫来，《伪传》之说是也。
且太原东即大行，山势北向，不南行；其西山则在汾水（即《蔡传》所谓“西流入西河”者）西，与河西山相连属；其中坦然平地，竟无处可指为脊者。河北诸山何由自代北来，特堪舆家猜度而为之说耳。吾故曰：术士不足以知山脉，知山脉者圣人也。由是言之，《经》之“逾於河”当属山，不当属禹，明矣。
“导れ冢，至於荆山；内方，至於大别。岷山之阳，至於衡山；过九江，至於敷浅原。”（同上）
△山分四重
导山凡两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远，由北而南。河、渭以北为第一重：岍、歧至太岳为西干，柱至碣石为东干；“壶口”二句与冀之“壶口”、“太原”四句相表里，“柱”四句兴冀之“覃怀”、“恒、卫”四句相表里。河、渭以南为第二重：西倾以下为西干，熊耳以下为东干。淮、汉以南为第三重：れ冢为西干，内方为东干。江南为第四重：惟岷山一干耳。近者文详，远者文略，故岍、歧以下所记凡十二山，西倾以下八，れ冢以下四，岷山以下并敷浅原乃三耳。犹导水之独详於河，九州之独详於冀也。
此以上并记禹导山之事。
△《山海经》为汉人作
世传《山海经》为禹与益所撰。余按：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後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故悉不采。
“导弱水，至於合黎，馀波入於流沙。”
“导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导河积石，至於龙门；南至於华阴；东至於柱；又东至於孟津；东过洛，至於大亻丕；北过洚水，至於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於海。”（同上）
【存参】“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於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於勃海。”（《汉书沟洫志》）
△评《沟洫志》语
按：禹酾二渠之文不见於《经》；郑渔仲谓“自秦时河决，始有二流”者，说近是。然所谓“水湍悍难行平地，乃北载之高地”者，则殊得其事实。故列之於存参。
△大陆在北泊之北
颜师古云：“洚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盖钜鹿有广阿泽，孙炎以为大陆，故师古云然。然广阿泽即今北泊，信都即今冀州：冀州在钜鹿北，正承泊水下流，则是河过洚水反在大陆之下，於《经》文为倒置，师古之说非也。《蔡传》於降水亦云：“今信都县枯洚渠也。”於大陆则云：“信洚之北，四无山阜，旷然平地”。是矣。然谓“隋改昭庆为大陆县，唐割鹿城置陆浑县，以邢、赵、深三州为大陆者得之”，不知昭庆（即今隆平）鹿城（即今束鹿）虽与钜鹿分隶三州，而实同临广阿一泽，故《地理今释》云：“广阿泽，跨今直隶保定府束鹿县，顺德府钜鹿县，正定府隆平县、宁晋县（二县今并分隶赵州）、深州（今直隶两司）”。则是其地仍即孙炎所指，未尝在信洚北，蔡氏之说亦非也。盖其误在洚水。河之所受数十百川，然所纪者独洛与洚，而济、沁、淇、漳、滹沱、桑乾不与焉，则洚必非小水明矣。今西山、、滏、沙、氵交诸水皆入於泊，漳之故道亦穿泊行，自泊以外更无馀水可指以为洚者。由此言之，则洚水非枯洚，乃泊水也。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洚之得名，盖取茫无津涯之义。今泊水浩渺环数百里，正与洚之名义相符；而“高平曰陆”，亦未闻有以之名泽者。由此言之，则泊水乃洚水，非大陆也。洚水既在泊，则大陆必在泊北；以其相近也，故後人因以其名名之，犹今人之呼为宁晋泊，非谓泊之遂为宁晋也。盖河自大亻丕而北，距西山仅百里，渐北渐斜而东，距山渐远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皆不可谓之“大陆”；过泊而北，然後平原迤逦亘数百里。然则大陆当在二泊以北，两淀以南，以其西山东河，南泊北淀，而中地广且平，故云大陆；不得如颜、蔡之说也。
△九河、逆河非西山诸水
钱氏（名字未审）云：“班固以滹沱为徒骇，盖禹时黄河北流，西山诸水皆东注入河，滹沱其一也。九河，即恒山以东诸水。逆河，即易水；与河合流而东，故曰‘同为逆河’。”余按：章首既云“导河”，则“至”也者河至之也，“过”也者河过之也，“为”也者亦河为之也。“播”也者，布也；布也者，分之义也。由合而分则曰“播为九河”；由分而合则曰“同为逆河”。若别有九河、逆河则当曰“过九河”、“过逆河”，不当曰“播为九河”、“同为逆河”矣。漳、汾、渭、洛诸水皆入於河，亦可曰河播为漳、汾、渭、洛，同为漳、汾、渭、洛乎！逆河云者，盖因海潮西来，河水东去，两水相迎而名，故《汉志》谓之“迎河”。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不得以易水当之也。至於《汉志》以滹沱为徒骇，言之不详；然窃揆其意，似以滹沱所流即徒骇之故道，非以徒骇、滹沱为一水也。盖九河、徒骇最北，而滹沱在河西，必由徒骇入河明甚；其後九河上游虽沙，而滹沱之流不能改，必仍由徒骇入河以达海，故谓汉之滹沱即古徒骇之故道耳。犹曹操遏淇水以入白沟，而《水经》云：“淇水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非谓内黄以上之淇皆古之白沟也。遂以滹沱为古徒骇，误矣！况并其南之八河而悉以为西山之水乎！且西山诸水皆不出冀州境，禹何得反记之於兖州邪！此说至为可笑，然学问之士亦有信之者，故略摘其谬如右云。
○禹下
“れ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ㄛ，至於大别；南入於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於澧；过九江，至於东陵；东迤北会於汇；东为中江，入於海。”（《书禹贡》）
【存参】“彭泽县：《禹贡》彭蠡泽在西。”（《汉书地理志》）
△彭蠡非鄱阳
此文“彭蠡”，说者以为鄱阳。朱子谓番阳在江南，非汉水所汇（文与《蔡传》略同，故不备载），乃从郑氏渔仲之说，以“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後又以衍文为未安，遂断以为《禹贡》之误。蔡氏作《传》，复申其说，略云：“番阳在江之南，去汉水入江之处已七百馀里，所蓄之水则合饶、信、徽、抚等州（今江西诸府及江南之徽州府）之流，非自汉入而为汇者。又其入江之处，石山峙立，水道狭甚，不应汉水入江之後七百馀里乃横截而南入於番阳，又横截而北流为北江。且既在大江南，於《经》宜曰南汇，不应曰‘东汇’；宜曰南会於汇，不应曰‘北会於汇’；宜曰北为北江，不应曰‘东为北江’。以今地望参校，绝为反戾。意当时龙门、九河等处，禹亲历而身督之；
若江、淮则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属往视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所居；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官属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非汉水所汇也。以此致误，谓之为‘汇’，谓之‘北江’，无足怪者。”余按：番阳非汉所汇明甚：前人委曲迁就，殊无别白；朱子乃亲察山川之形势以证其误，而蔡氏之辨复指画详明如是，可谓精核也已。顾吾独异朱子与蔡氏既知其误，乃不疑以番阳为彭蠡者之误，而反以《经》为误，为大不可解也！导汉文云“东汇泽为彭蠡”，故导江承之曰“北会於汇”；若无“东汇”之文，则所谓“北会於汇”者何汇也？导汉文云“东为北江”，故导江承之曰“东为中江”；若无“北江”之文，则谓之“中江”者何因也？
汉、江、济、淮皆入於海，故文次於导河；渭、洛皆入於河，故又次於济、淮；若导汉之文至入江而止，则当次於渭、洛之後，不当反在导江之前也。且文之衍必与上下之文乖剌，而此十三言者，承上开下，文相属，意相贯，乌得谓之衍乎！《禹贡》所记，治河为多，其次即莫若江、汉，而淮、济皆略焉；於梁言岷、れ之艺，於荆言江、汉之朝宗，於扬言彭蠡之潴，三江之入，详矣，即沱、潜、云、梦亦江、汉之水耳；三州之文言江、汉者大半焉，则禹之致力於江、汉者不少矣，乌得谓之“不待疏凿固已通行”乎！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禹之治水劳且久如是，必无以江、汉大川而不亲往，但遣官属之理；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为一河而馀皆不暇往，亦浅之乎视禹矣！
禹治水时，三苗窜已久矣；“顽弗即工”者未革其旧俗耳，非负固不服也。（禹无征苗之事，说见《唐虞治定篇》中）果负固不服，舜安能“分北”之？窜之则从，分之则从，独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岂理也哉！且以禹之圣，所辟官属必贤，果未亲历其地，必不强不知以为知；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而妄载之策也。由是言之，《经》固非衍而亦不容有误，其所以不合者乃以番阳为彭蠡者误也。盖汉之汇而为彭蠡，犹济之溢而为荥也。《春秋传》云：“潘党逐魏，及荥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郑氏云：“荥，今塞为平地，其民犹以荥泽呼之。”是荥在春秋时已通车马，至两汉时遂为田畴矣。盖此二地本卑，又近汉、济入江、河之处，是以潴此二泽；日久沙高，遂成平陆。
彭蠡与荥一耳，何独异焉！梁山泊在宋时回环号八百里，今仅数百年，已坦然平地，况数千年以前之薮泽乎！由是言之，《经》之彭蠡自别一地，自在江北，为汉水之所汇，而今亡耳，非番阳也。惟其在江北也，故导汉曰“东汇”，不曰南汇，导江曰“北会於汇”，不曰南会於汇。惟其在江北也，故不待横截而南而已汇为彭蠡，不待横截而北而已流为北江。《禹贡》所云，无一语之不符，无一字之可疑矣！岂惟《禹贡》为然，《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即今江西全省）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番阳在彭泽南而云“在西”，则彭蠡自别一地，非番阳明矣。又云：“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称番阳而称为湖汉，则番阳自名湖汉，非即彭蠡又明矣。
且不云有彭蠡泽，而云“彭蠡泽在西”，似彭蠡原不在县境中者；不直云彭蠡泽在西，而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又似彭蠡已塞，但其地尚约略可指，如人之呼荥泽者然。盖江虽东流，然常斜迤而北，故江南亦称江东，江北亦称江西：彭泽临江而县，则视上游江之北岸为西，故以为“在西”耳。然则班氏但因县之得名由於彭蠡，故注其地所在，非谓彭蠡必在彭泽境也。因彭泽之无彭蠡，遂南移之番阳，失之远矣！朱子乃云“《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岂知彭蠡自在江北，湖汉原非彭蠡；不但《禹贡》不误，即《汉志》亦不误，乃後人以为番阳者误耳。又按《春秋传》云：“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吴伐楚，舍舟於淮，自豫章与楚夹汉。”
徐、淮皆在郢之东北，而汉之豫章乃在郢东南千数百里，去汉水远甚，故杜氏注云：“此豫章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後徙在江南豫章。”然则不但彭蠡在江北，即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晋之渡江也，於淮汉之南侨置雍、豫、徐、兖诸州以处其民。豫章彭泽之在江南盖亦类此，如《传》所称“迁郢於若阝”然者；不得以彭泽县在江南，遂谓彭蠡亦当在江南也。以数千年之後地名水道改易之馀，沿讹踵谬而据之以断古书之是非，诚未可轻言也。此与三江之说皆无关於大义，然据《注》驳《经》，其端不可不杜，故备论之如此。说并见《唐虞体国经野篇扬州条》下。
“导氵允水，东流为济；入於河，溢为荥；东出於陶丘北；又东至於菏；又东北会於汶；又北东入於海。导淮自桐柏；东会於泗、沂；东入於海。”（《书禹贡》）
“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於澧；又东会於泾；又东过漆、沮，入於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於涧、；又东会於伊；又东北入於河。”（同上）
△导水次第有五
导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汉，故次江、汉。河以南，江、汉以北，惟济、淮皆独入於海，故次济、淮。雍水多归於渭，豫水半归於洛，然皆附河以入於海，故以渭、洛终之。先汉於江，先济於淮，先弱水於黑水，先北而後南也。先渭於洛，先上而後下也、
【附论】“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并《孟子》）
△“行所无事”之义
按：孟子以“行所无事”称禹，後世论治水者往往以为当任水所自趋，非也。水之决，情形各不同，或疏或塞，当审其全局之高下而权衡之，不得以一时一地之决为断也。若但任其决而不治，在决之地或可无事，在下流之受害者事乃不可胜言矣。所谓行其所无事者，正以能审地势高下之宜，当任则任，当改则改，当疏则疏，当塞则塞，顺其自然而己无所与焉，是之谓行所无事耳；非任水之所自趋也。果任水所自趋，何赖有禹；孟子何以有“疏、瀹、决、排”之文乎！世於此多未及，故附论之。
此以上，并记禹导水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民乃粒，万邦作。’”（《书益稷》）
△先导山而後导水
按：“随山刊木”，即《禹贡》之导山事也；“决川距海”，即《禹贡》之导水事也。而随山暨益同功，决川暨稷同功，则是导山既毕然後导水，显然两事无疑也。盖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故先随山而导之，使高田之害先除，然後循水而导之，使平田之害尽去；而不先导山亦无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潜心玩之，犹可见禹致功之次第云。
【备览】“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史记夏本纪》）
【附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
“‘娶於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书益稷》）
“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
【附论】“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於颖，馆於雒。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左传》昭公元年）
△禹以前无水道
禹治水事，世人多不详考；因见“尧有九年之水”之语，遂谓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非也。上古之时本无水道，此乃开辟以来积渐之水，日积日多，遂至“怀山”而“襄陵”耳。至禹，然後相视地形高卑，疏为水道，使皆流入於海，由是地皆涸出，人有宁居。孟子尝言之矣，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曰：“禹掘地而注诸海。”然则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禹以前固无所谓水道也。故定公曰：“微禹，吾其鱼乎？”春秋之时去古未远，故当时人人皆知之；今则知之者鲜矣。学者详加考核，庶知禹之为功大也！
【补】“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後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孟子》）
【备览】“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许；而後举益，任之政。”（《史记夏本纪》）
△辨始乱之说
《吕览》云：“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问曰：‘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乱自此始。’”余按：禹之德或尚逊於尧、舜，若其道则未有异也。禹所行者即尧、舜之政，初未尝有所变革，而何为遂至於生乱乎？洪水之灾，非禹莫能治之；禹之功大矣，而反谓禹始乱，岂不谬哉！盖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皆好援古而非今，故造为此言，借唐、虞以毁三代；吕氏之客无知而妄采之耳，此事虽至无理，然亦有信之者，故不可以不辨。
△辨泣问罪人之说
《说苑》云：“禹出见罪人，下车泣而问之。左右曰：‘君王何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余按：此亦後人推度圣人爱民之心以为言者，其意则善而不必实有是事也。至禹自谓不如尧、舜，禹之存心固应如是，若论者遂以是为优劣则固矣！且其言亦浅俗。故今不录。
【补】“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
“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战国策》）
按：此虽见於《国策》，然与《孟子》之言合，当非误引。故从传记之例。
“禹闻善言则拜。”（《孟子》）
△辨县钟鼓磬铎之说
《淮南子》云：“禹县钟、鼓、磬、铎，置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幡曰：‘教导寡人以道者击鼓；喻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召。’”余按：此皆形容圣人好善之诚，非真有此事也。後世君门万里，下情不能上达，於是设鼓以防壅蔽；当禹之时，君与民如一身，谁能阻之，而尚赖於钟鼓之县乎！齐威王之求言也，令初下而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何况於禹！且其文殊浅弱，非虞、夏时语，而道义与事亦不得分为三，其为後人形容之语甚明。故今不录。
“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
△辨戮防风氏之说
《鲁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四凶之罪大矣，然尧、舜所以处之者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戳之，禹亦残忍矣哉！防风氏者，人邪？神邪？人也，则与“致群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矣，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在陈之时；然则不但禹必无戮防风之事，即孔子亦初不得有答吴使之言也，此乃好谈神怪而不考其实者之所为，故不载。
【备览】“十年，禹东巡狩，至於会稽而崩。”（《史记夏本纪》）
△禹崩年与崩地
按：孟子称禹荐益七年而崩，而此篇谓禹立而荐皋陶，皋陶卒，乃荐益，凡立十年而崩，则与孟子之文约略相符，其年或有所据。惟崩於会稽，未见其必然；恐系战国之时传流之误，如舜之崩於苍梧者然。但会稽，扬州地，尚非苍梧之比。姑存之。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附论】“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篇》）
○附：皋陶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书皋陶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同上）
“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於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於上下，敬哉有土！’”（同上）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赞赞襄哉！’”（同上）
【附录】“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左传》文公五年）
△庭坚非皋陶字
《春秋》文公十八年传，高阳氏才子八人，有曰“庭坚”者，杜氏注云：“庭坚，即皋陶字。”余按：文五年《传》，楚成大心灭六，公子燮灭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乃似六、蓼两国之祖一为皋陶，一为庭坚者。不知杜氏别有所据邪？若即因此文而合之，则未有以见其必然也。《史记夏本纪》云：“皋陶之後封於英、六”，亦不言蓼，则似六乃皋陶之後而蓼乃庭坚之後者。《正义》因杜氏之说，遂谓英即蓼，亦恐未然也。且尧、舜、禹，天子也，而《尚书》皆称其名，是唐、虞之时未有字也；九官惟伯夷似字，然舜亦称之为“伯”，是唐、虞之时名字未分，伯夷即其名也，皋陶何以独有字乎？《典》、《谟》之称皋陶多矣，帝称之，同朝之臣称之，史臣称之，皆以皋陶，乃至後世之诗人称之，儒者称之，亦同词焉，从未有一人称为庭坚者，何所见而知庭坚之为皋陶乎？故今阙之。
●卷二
○启
【补】“禹荐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
【附论】“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同上）
【附论】“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
△禹无家天下之心
世之论者皆云：“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韩子《对禹问》云：“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後世争之之乱也。”又云：“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者，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又云：“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余按：韩子之说，以後世之时势论之则当矣，遂以此为古圣人之心事则非也。《经》、《传》之文多以尧、舜并称，而禹常舆皋陶、稷、契同举；《书》合尧、舜事为一《典》，而禹舆皋陶皆有《谟》：禹之德未必遂与尧、舜齐也。益与禹同在九官之列，佐禹“烈山泽”，“奏鲜食”以成大功：益之德亦未必远下於禹也。
然则益之视禹恐亦当如禹之视舜。（刚案：“亦当”疑“不当”之误）今因尧、舜、禹之相继为天子而益不得与，遂谓禹为其人而益非其人，其毋乃以成败立论也哉！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益亦稷、契伦也，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己为其人而益非其人也。且禹果虑其争则尤不可传子。何者？唐、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而禹独欲传之子，天下必有议其私者矣。不见吴光之弑僚乎？故传子之不争，论谒则可，若至夷末，兄终弟及已三世矣，传弟则不争而传子则必争，此理甚易见也，禹安得以传子为忧後世也哉！若虑益再传而致争，则启之再传亦何尝不争也！羿、浇之祸，民生涂炭，王嗣流离，使益再传而得贤者，或未必遂至是；即不然，亦不过如是止耳，安见传贤之不若传子乎！
曰：然则禹何以传之启？抑禹传之益而启夺之耶！曰：孟子言之是已。“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禹固未尝传之启，亦未尝传之益也。盖自唐、虞以前，天下诸侯皆自择有德之人而归之，天子不能以天下传之一人也：不惟无传子者，亦并无传贤者。独尧以天下多难，故让位於舜而使治之；非尧虑身後之争天下而传之舜以绝觊觎也。（说已详前《唐虞考信录》中）尧之初意原非传舜，故舜亦未尝以传禹；禹之不传人何怪焉。故舜以禹为相，舜之事毕矣；禹以益为相，禹之事亦毕矣，禹崩之後，天下之归於益与归於启，禹不得过而问之也。天下不归於益，亦不归於启，而别归於有德之诸侯，禹亦不得过而问之也。何者？上古之天子原无以天下传之人之事也。自羲、农、黄帝以来，皆若是而已矣。
（神农、黄帝皆无传子之事，说详《上古考信录》中）若谓禹必传之一人然後为忧後世，则包羲、黄帝、颛顼岂皆不忧後世者乎！後人但见商、周以来天子世世相继，遂以之例虞、夏，而以为天子之後必当更以天下授之一人，不传於贤则传於子。以启之继禹而王也，故遂以为禹传之启，於是乎有“德衰”之讥；不则以为禹传之益而启夺之，於是乎有“杀益”之谤；不则又以为禹阳传之益而阴传之启，於是乎有“以启人为吏”之诬。即能尊信圣人如韩子者，亦但以为忧後世之争故传之启而已。其说虽不同，而其失圣人之真则一也。且启继禹而王，亦仅一世止耳。太康失国，相居帝丘，夏已降同於诸侯矣；有过之难，厥祀遂殄。会羿、浞淫暴，民不归心，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是以天下复归於夏。
藉令少康仅属中材，或虽有茂德而先有圣人者出，灭羿、以安天下，则少康不得复中兴矣。是故，少康之兴，禹之所不料也。禹何尝有家天下之心哉！又幸而杼“能帅禹”，天下归於夏者先後四世，其间干天位者皆以恶终为天下笑，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安於夏政，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虽庸主抚之而诸侯皆惩於羿、而不敢生心，然後夏遂家天下耳。由是言之，夏之家天下，天也，非禹也。故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但禹无家天下之心，纵使有之，而唐、虞禅让之天下，禹亦安能独取而畀之於子孙，至四百馀年也哉！及至有商继世而王，已有成迹，而又有伊尹之辅政，太甲之自艾，故复循夏故辙。其後甫衰而即有贤圣之君出而振之，由是遂家天下六百馀年。
至周，遂为一定之例而不可变。然则三代之家天下，其端萌於启，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贤圣六七君，与禹初无涉也。故凡论唐、虞、三代之事者，惟孟子得其梗概。盖孟子之智足以知圣人，而又幸生秦火以前，古书未尽散失，得以考而知之，固非後人所当轻议也。韩子乃不之信而信流俗之言，以为禹传之启；又以圣人不私其子，复为前定不争之说以曲全之，过矣！嗟乎，孟子，亚圣也，韩子，大儒也，孟子之言犹不能取信於韩子，况以余之愚陋，乃独排世儒之论而推阐孟子之说，其亦可谓不量力矣！说并详前《尧舜》及後《少康篇》中。
“大战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则孥戮汝。’”（《书甘誓》）
【备览】“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於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
【补】“夏启有钧台之享。”（《左传》昭公四年）
【附录】“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逸夏书》，见《左传》文公七年）
△辨《伪尚书》引缺语
《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以“戒之用休”四语为禹之言於舜世者。其文云：“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余按：《左传》却缺所引《书》文止此四语，而自以己意释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然则《尚书》原文必无“水、火，”、“正德”等语明矣。余弟迈《笔谈》云：“今《大禹谟》明系掇拾却缺之语，後世尽为所欺。不知《书》果说明，却缺又何必费解；却缺何不全引《书》文，而乃隐其词而详解之乎？”又按：《左传》引此文，以为《夏书》。《离骚》云：“启《九辨》与《九歌》兮。太康娱以自纵。”则是《九辨》、《九歌》皆作於启之世，不但非禹之言，亦必不在舜之时矣。今《楚辞》中亦有《九辨》、《九歌》，然则《九辩》、《九歌》乃古乐章之名而楚人拟为之，如晋、唐人之拟汉乐府也。故今附录於此。
【附录】“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後曰：‘拜手稽首後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淮，兹惟後矣。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书立政》）
【附录】“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物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神奸。故民人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於上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
△九鼎未必禹铸
按：《立政篇》“有室大竞”，不言何王之时，则非专指禹可知也。九鼎之铸，世皆以为禹事；然《传》既不称禹，而禹在位不久，恐亦未暇及此，或启或少康未可知也。故今附录於启之後，亦阙疑之义尔。又按：《传》文“远方”以下十有二字，《注》以四字为句，以“贡金九牧”为九州之牧贡金，於文理殊未协。且九州不必皆产金，安得九牧皆贡金乎！余谓当以六字为句：远方之国图物贡金，而九州之牧铸鼎象物，庶於文理为顺。
【备览】“夏后启崩，子太康立。”（《史记夏本纪》）
○夏中衰之世（夏裔太康仲康相）
【补】“启《九辨》与《九歌》兮，太康娱以自纵。”（《楚词》）
【备览】“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於洛，作《五子之歌》。”（《史记夏本纪》）
△辨《伪书五子之歌》
按：世所传《伪尚书五子之歌》，其语多采之《春秋传》。若《春秋传》所无者，则皆词意浅陋，不类三代时语。至“郁陶予心”两句，采之《孟子》，尤失万章之意。其为後世浅人之所伪，显然可见。故今不采。
【备览】“太康崩，弟中康立。”（同上）
【存疑】“义、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同上。《书序》文同）
△引崔语辨《伪书胤征》
《伪古文尚书胤征篇》首云：“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於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後儒多疑荒酒罪小，不足加以六师，於是曲为之解：或谓羲、和忠於夏，羿假仲康之命征之；或谓羲、和党於羿，仲康藉荒酒之罪除之。金氏《通鉴前编》因之为说曰：“仲康继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师，其规模举措固已有大过人者。羲、和不共王职而归於有穷者，是以有徂征之师。君子是以知仲康之能自振，而胤侯之为王室倚重矣。”余按：此篇系《伪古文尚书》，本不足信；就令可信，而其文言但言废职荒酒，则忠於夏与党於羿均无可征。止据我之猜度，定古人之功罪，可乎！且羲、和党於羿，仲康安能征之！仲康在内，则权不在己，征之，羿必沮之；在外，则国势微弱，征之，羿必救之。仲康无如羿何，又安能如党羿者何！盖此篇本因《书序》之言而附会之者，後人递加附会，遂至以无为有，凭空造一羲、和罪案，诬矣！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此篇之谬，今录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书序》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为可疑。盖《古文》不足信，而《书序》亦未敢以为然也。《尧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和废厥职’，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盖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国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国都者，在国都何用以六师征之乎？《胤征》巧为之辞曰：‘酒荒於厥邑’。即在其采邑而未尝据地拒命，则亦无事於张皇六师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废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兴师动众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国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出於王命也。可疑四也。《书序》无仲康字，不著其时，《史记》谓当帝中康时。《唐志》以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经世书》以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时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为据也。可疑五也。苏氏以为羲、和贰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谓以《经》考之，羲、和盖党羿恶，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诛之，止责其废厥职，荒厥邑；今《经》中亦全不见此意，则亦工於猜疑者耳。说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异。此时仲康不知实在何地：在安邑，则号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则羲、和党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陈氏大猷曲说羲、和所以当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过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汤以为始征。学者不疑汤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过也。’此说亦殊愦愦。即果如所言，义、和之罪过於葛伯，而汤於葛为敌国，仲康於羲、和为天子，其理势同乎否乎？且谓‘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者，《书序》之陋也。观孟子所言，汤非以不祀征葛也，为其杀童子而征之也。陈氏未读《孟子》，不足与辨也！”
按：《书序》之文往往失《经》本意，固不敢谓然，而《伪胤征》之文亦未必尽《书序》之意；《笔谈》所论备矣。且古者六师皆六卿分掌之，《甘誓》所记甚明；至春秋时犹然。自《周官》（今谓之《周礼》）始谓司马掌六师，而《伪书周官篇》因之；春秋以前无是言也。果夏时书，安得有是语哉！故今《伪书》及《前编》之语概不载，而列《史记》所采《书序》之文於存疑。
【备览】“中康崩，子相立。”（同上）
【补】“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左传》哀公元年）
【备考】“卫迁於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曾阝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卫之罪也。’”（《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辨羿立仲康与分河而治之说
太康失国之事，《史记》不载其详。《伪孔传》云：“羿废太康，而立其弟仲康为天子。”《正义》云：“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时必废之也。《传》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则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杀羿，必是羿握其权。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由是叙古史者皆谓羿相仲康而握其柄，如莽之於婴，操、懿之於献帝、齐王然者。金仁山《通鉴前编》驳之云：“自唐、虞以来，都於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则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薛氏谓今拱州太康县即太康故城，而《传》亦称相居帝丘，然则太康为羿所拒，不能济河，而更都南夏，以传仲康；迄於後相，皆在兖、豫之境，古大河之东南。羿据冀方，因夏民以代夏政，称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
至浞灭相，而夏统始中断。”又云：“《传》称羿代夏政，号‘帝夷羿’，岂立仲康而为之臣者！仲康虽立国於外，然‘肇位四海’，诸侯之尊夏固自若也。”余按：古之所谓篡者，夺也；德不足服天下而以力强夺之之谓篡，非有若後世之阳奉其名而阴操其柄，待其势固而後移其社稷，若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也。况当唐、虞之後，夏有天下仅及二世，原不以继为常；羿既力能夺夏之国，正不必奉仲康以号令於民也。且仲康既在故国，相何以又在帝丘；羿既篡仲康於故国，浇何以又灭相於帝丘哉！此盖作《伪传》者习於魏、晋之事，而以今例古，以为亦然耳，《前编》之辨是也。然谓分河南北而治，诸侯尊夏自若，则仍惑於伪书之说而不免乖谬於事理。何者？王畿虽或跨河而南，然《禹贡》冀州不言贡，而豫州之文无异於他州，故《逸书》云：“维彼陶唐，有此冀方”，是王畿之在河南者固无多也。
仲康、後相流离播迁之馀，微弱不振，安能朝诸侯，有天下哉！平王之东也，天下安於周者已十馀世，然朝觐者不过晋、郑近畿诸侯，亦仅羁縻之耳。齐、晋迭霸，天下始知尊王，犹但以空名相维系，号令不能行也。况夏有天下未久，太康失道即与朱均无异，而安能使诸侯戴之如故乎！且使诸侯果仍服属於夏而羿但有冀州之地，则以天下之力不难恢复一州，何以听其坐大而卒为其所灭？以羿之强，方且并夏而逐其君，乃於诸侯之百里五十里者听其朝觐於夏而不问，此亦事之必不然者也。盖夏之失国以德衰，羿之并夏以力强。以力争者必蚕食以岁月，其取冀方也盖非一日之故，渐渍吞噬，而夏乃避於河外，迁於帝丘，日浸微弱，卒至於相而灭於浞。然当时亦必有二三强大诸侯，若商、相土者，能坐镇一方而不事羿，以故羿之力不能及远，而夏得苟安於帝丘耳。
乌有所谓分河而治，尊夏自若者哉！太康之时，去天子不相继之时仅二百年，去异姓相继为天子之时仅数十年，是以天下诸侯畏羿者自事羿，亲夏者自附夏，而稍远者则各自保其土；不得以汉、晋之事例夏初也。故《伪传》、《前编》之说概不采。说并见前条下。
○干位夷羿寒浞
【补】“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Θ迁於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ζ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後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左传》襄公四年）
“羿善射。”（《论语宪问篇》）
【存参】“羿焉跸日？乌焉解羽？（《楚词》）
【补】“浞行媚於内而施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於穷门。靡奔有鬲氏。”（《左传》襄公四年）
“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於是杀羿。”（《孟子》）
【附论】“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同上）
△辨射日之说
说者云：“羿，尧时人，善射。尧时十日并出，金烁草木焦枯。尧命羿射之，中其九。其後有穷之君亦善射，故人以羿号之，实非羿也，”余按：羿射日事，杨氏慎尝辨之。语云：“羿射日落九乌。”言羿善射，一日之中获九乌耳。後人误读“羿射日”为句，遂谓“日中有乌：落九乌，落九日也”，谬矣！且“十日并出”者，状尧德之明，天下无所不见耳。舜“明四目”，岂舜面实生四目乎！说者因有此语，遂附会之，以羿为尧时人，谓羿射落其九而存其一，则益谬矣！至《楚词》中此语，观二“焉”字，亦似不以为然而驳之者。後人反取此文以为羿射九日之证，亦非是。此事之荒唐本不足辨，然观此可知秦、汉以後不经之谈皆由误会古人之意，或误读古人之句，转相传述，转相附会；以至大误；後人习闻其说，以为所从来久，遂不敢轻议耳。故举之，以为能以一隅反三隅者之助。
【补】“浞因羿室，生浇及。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於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於过；处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於过；後杼灭於戈。”（《左传》襄公四年）
“（‘’‘浇’古通用）荡舟。”（《论语宪问篇》）
【存参】“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楚词》）
△荡舟之义
《论语集注》以“荡舟”为“陆地行舟”。或引此文为据，以“荡舟”为“覆舟”。余按：以舟行陆，於事无取；释荡为覆，於义未圆。《春秋传》云：“齐侯与蔡姬乘舟於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则荡乃摇动之意。盖古字“荡”“汤”通用，以一人之力，摇斟氏之舟而覆之也。蔡姬所荡者囿中游戏之小舟，所荡而覆之者两军交战之大舟，此所以为材力之绝人也。如此，於文义似平允。
○少康杼
【补】“後缗方娠，逃出自窦，归於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左传》哀公元年）
△家天下之始
《皇王大纪》於少康生之年即书“少康元载”，以绍夏统。《纲目前编》因之。余按：上古之世本无相承之统，由黄帝至帝喾皆隔百数十年而後代兴；自尧、舜、禹而後相继，然皆异姓也。至禹崩时，皋陶已亡，益亦避去，其馀稷契之伦大抵皆已前没，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是以天下归之。此乃然事耳，非以夏为一代之统而必世世子孙相承不绝也。启崩之後，天下诸侯之朝觐讼狱者断不能归於太康也明矣；况仲康、相之微弱者乎！但此时别无圣人能得天下心者，是以天下未归於一。会少康复有令德，诸侯归之，而又得贤子杼继之，然後天下久归於夏；久则难变，而槐、芒、不降得以蒙业而安耳。由是言之，夏之世守天下至少康、杼之後始然，当其初固与上古之代兴者无以异也。然则羿、浞之在当时，与蚩尤之在上古，赢秦之在战国略相似，初非若新莽、周之窃统於汉、唐者可比，而何必继其统使相承不绝哉！况少康仕於诸侯，为其牧正，为其庖正，方且北面而臣事之，亦断不可於此时嗣天子之统也。学者不知夏所以家天下之故，故论禅让继统革命之事多谬於理而乖於势。故今申而明之，而以羿、附於启、太康之後。说并见前《启太康》篇中。
【备览】“少康崩，子予立。”（《史记夏本纪》）
【补】“杼，能帅禹者也。”（《鲁语》）
【备览】“予崩，子槐立。槐崩，子芒立。芒崩，子泄立。泄崩，子不降立。不降崩，弟扃立。扃崩，子廑立。廑崩，立不降之子孔甲。”（《史记夏本纪》）
△夏后名号
按：禹之後嗣见於传记者，曰启，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上古质朴，故皆以名著，无可异者。惟太康、少康则不似名而似号。不知二后何故独以号显？且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贤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称为“康”也？仲康见於《史记》，当亦不诬；何故亦沿康号而以仲别之？至孔甲则又与商诸王之号相类，岂商之取号於甲乙已仿於此与？古书散失，不可考矣。姑识其说於此。
○孔甲皋
【备览】“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史记夏本纪》）
【存疑】“有夏孔甲扰於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学扰龙於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左传》，《史记》言孔甲之异
按《春秋传》称“孔甲扰於帝”，而《史记》谓其“德衰，诸侯畔之”，语殊相左。考《传》所言“帝赐乘龙”及“醢以食夏后”事颇荒诞，未可取信，不如《史记》之为近理。故采《史记》之文载之，列《传》文於存疑而删“醢龙”之语。
【备览】“孔甲崩，子皋立。”（《史记夏本纪》）
【备考】“ゾ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备览】“皋崩，子发立。发崩，子履癸立，是为桀。”（《史记夏本纪》）
○桀
“惟帝降格於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於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於帝之迪：乃尔攸闻。”（《书多方》）
“上帝引逸，有夏不逸，则惟帝降格，向於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有辞。”（《书多士》）
【备览】“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晋语》）
△辨酒池糟丘之说
《韩诗外传》云：“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新序》云：“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余按：古者人情质朴，虽有荒淫之主，非有若後世秦始、隋炀之所为者。且桀岂患无酒，而使之“可运舟”，“望十里”，欲何为者？此皆後世猜度附会之言，如子贡所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者。故不录。
【附录】“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四年）
此事无年可考，不知在伐施之前与？抑在其後与？姑附录於此。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书立政》）
【备览】“自孔甲以来，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
△引崔迈语辨“敷虐万方”之文
《伪古文尚书汤诰》云：“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之，今载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耳；四方诸侯之国，彼不能暴虐也。故《汤誓》数桀之罪，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汤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数纣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伪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伪泰誓》则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顾其理之所安也。”
余按：《多方篇》称“有夏之民叨忄质日钦，劓割夏邑”，《微子篇》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天毒降灾荒殷邦”，皆言“夏邑”、“殷邦”而不及天下，与《汤》、《牧》二誓同。盖因其暴也，故诸侯叛之。是以《微子篇》云：“我其弗或乱正四方”，四方皆分崩离析，不受其约束，故惟畿内罹其虐政而已。《笔谈》之说是也。撰《伪书》者本晋以後人，故以秦、汉之事例之耳。谗并见後《商汤》及《周文武》篇中。
“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书汤誓》）
△辨伊尹闻歌劝桀之说
《尚书大传》云：“夏人饮酒，相和而歌，曰：‘盍归於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闲居，深听乐声，更曰：‘觉兮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乐兮！’伊尹入告於王，王亻间然叹，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亡则吾亦亡矣！’”《新序》云：“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败今。我王废兮！趣归薄兮，薄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乔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天命之至，举觞而告桀；桀拍然而作，哑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余按：二书所截歌词，言语小异，然皆浅近不类夏、商以前，明系後人拟作；或有其事而附会之，以致失其真者。且伊尹，圣人也，虽曰“治亦进，乱亦进”，要必可以格君之非，然後为之；安有桀之阽危至此，伊尹尚立其朝而不肯去，坐待与之同亡同死？此微、箕之所不为也，况伊尹异性之臣乎！又按：《汤誓》之文本以日比桀；《大传》乃以日比民，《新序》又以日比天下，而皆以天自比，殊非《尚书》之意，亦与下“日亡吾亡”之言不相应。故皆不录。
【备览】“桀杀关龙逢。”（《韩诗外传》）
此事不见於经传，即《史记夏本纪》亦无之。然相传皆以为如是，於理固当有之。姑列之於备览。
【附录】“桀克有缗而丧其国”。（《左传》）
【附录】“伊、洛竭而夏亡”。（《周语》）
按，克有缗与伊、洛竭皆无年可考，姑附录於此。
“桀有昏德，鼎迁於商。”（《左传》宣公三年）
“汤放桀。”（《孟子》）
【备览】“桀奔南巢。”（《鲁语》）
【备览】“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夏本纪》）
【存参】“汤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汤。桀与属五百人南徙十里，止於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属五百人徙於鲁；鲁士民复奔汤。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尚书大传》）
△汤放桀之事实
按，汤之伐桀，传记皆未详载其事。《孟子》书中有“汤放桀”之文，《国语》云：“桀奔南巢。”《史记》云：“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则是桀兵败出奔，未尝死也。《尚书大传》亦称：“士民奔汤，桀与属五百人南徙。”则是桀逃於外，汤未尝追袭之，以是谓之“放”也。虽其言未雅驯，或不能无附会，要其情形大概於理为近。姑附存之，以备参考。
【附论】“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
【备考】“禹为姒姓；其後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史记夏本纪》）
△《史记》言禹裔有误
按：此所记禹之後裔，得失参半。有扈氏为启所伐，戈为所封，其非禹後明甚；疑司马氏误也。辛、冥、有男、彤城，亦莫知其所本。姑存之以备考。殷後仿此：不悉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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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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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
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
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
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卷一
○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商颂》）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方将，帝立子生商。”（同上）
【备览】“契母，有氏之女。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赐姓子氏。”（《史记殷本纪》）
△引苏洵文辨契母吞卵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行浴，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其说盖因《商颂玄鸟》之诗而附会者。郑氏康成遂采之以笺《诗》，由是世多信之。余按：《毛诗传》云：“春分玄鸟降，简狄祈於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欧阳永叔云：“秦、汉之间，学者喜为异说；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谶纬诸书，故於怪说尤笃信。由是言之，义当从毛。”而明允苏氏辨尤详，今载其文於左。说并详《周後稷篇》中。
【苏明允《喾妃论》】“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禄，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圣人而有异於众庶也，吾以为天地必将储阴阳之和，积元气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堕卵於前，取而吞之，简狄其丧心乎？巨人之迹，隐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践之，何姜原之不自爱也？又谓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简狄、姜原为淫无法度之甚者，帝喾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虽然，史迁之意必以《诗》有‘天命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惟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惟後稷’而言之。吁，此又迁求《诗》之过也！毛公之传《诗》也，以‘鸟降’为祀郊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行。及郑之《笺》而後有吞践之事。当毛之时，未始有迁史也。迁之说出於疑《诗》，而郑之说又出於信迁矣。故天下皆曰圣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或曰：然则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无无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郑庄公寤生，惊姜氏，姜氏恶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恶夫异也，恶夫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弃之而牛羊避，迁之而飞鸟覆，吾岂恶之哉！”
按：说《诗》者当求其意，不得泥其文。若以“玄鸟降”为吞卵，则“维岳降神”亦将谓之吞石；以“履帝武”为践迹，则“绳其祖武”亦将为束缚其迹乎！苏氏之论得之矣。故今不载吞卵之事。惟以稷、契之母为喾妃，则亦沿《史记》之误。说已详前《唐尧篇》中。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诗商颂》）
【备览】“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史记殷本纪》）
○相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商颂》）
“隐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襄公九年）
【备览】“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韦昭《国语注》作“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史记殷本纪》）
【存参】“冥勤其官而水死。”（《鲁语》）
【备览】“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史记殷本纪》）
【存参】“上甲微，能帅契者也。”（《鲁语》）
【备览】“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史记殷本纪》）
△商先世之推测
按：商先世《诗》、《书》多缺，不可详考。窃以时世推之，相土为契之孙，当在夏太康世。盖因太康失国，羿、浞淫暴，诸侯无所归，而相土能修其德政，故东方诸侯咸归之。商邱在东，而西北阻于羿、，是以号令东讫於海，而云“海外有截”也。又相土居商邱，而汤居亳，相距绝远。疑上甲微以後亦尝中微，如不之窜戎，太王之迁岐者然；但不可知其为何世耳。
○成汤上
△成汤为本号
按：《尚书酒诰》、《多方》、《立政》等篇皆称为“成汤”，无但称汤者。盖禹，名也；成汤，号也。古多以一字名，未闻有以一字号者。然则成汤乃其本号，汤则後世之省文也。《商颂殷武》亦称“成汤”；《玄鸟》称“武汤”；唯《长发》或但称“汤”，或称为“武王”。盖史册主於纪实，诗人主於颂美，故其称参差不一。武王者，子孙追崇之称，即後世谥法所自仿；既或省文为汤，因以“武”加之为武汤耳。春秋，战国以後，率但称汤，称成汤者鲜矣。今从本号称为成汤，不敢从省，亦致慎之义也。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诗商颂》）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
【附论】“孟子曰：‘汤，武，反之也。’”（《孟子》）
“汤以七十里。”（《孟子》）
【备览】“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史记殷本纪》）
以上乃汤修身立国之略，故录之於篇首。
【补】“葛伯仇饷”（《逸书》）
“汤事葛。”（《孟子》）
【备览】“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孟子》）
△《孟子》葛伯仇饷事不尽实
按此事殊琐细，不类夏、商间事，亦不类国君之所为。牛羊既可遗，何难复与之以黍稻；而葛民非少，亦何至用亳众往耕？且其文颇繁碎，与《诗》、《书》皆不类。盖亳尝有童子以黍肉饷父兄而为葛伯所杀，是以《书》有“葛伯仇饷”之文；而当时说《尚书》者传其事如此，孟子因而述之：其大概则不诬，而其事之曲折则未必悉如此文云云也。或孟子但言其略而门人累累记之，亦未可知，不敢尽据为实录也。故但列之备览。
【补】“汤一征，自葛始。”（《逸书》）
△征葛在最前
按《逸书》以葛为始征，则是征葛在最前也。葛小国而愍不畏汤，则是此时诸侯尚未归於商也。是以《商颂》於“受共球”之後记汤之伐韦、顾、昆吾、夏而无葛，葛之征盖前此矣。故次之於此。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孟子》）
【存参】“葛伯不祀，汤使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史记殷本纪》）
△《史记》征葛事失孟子意
按《孟子》文，汤以仇饷征葛，非以不祀征葛也。《史记》此言殊失孟子之意。至汤、伊尹之言，不知采於何书；《孔壁古文》所多十六篇中无《汤征》，岂别有所本与？要之，《史记》所采经传之文往往有所窜易而失其真，观此篇後文所采《汤诰》之文可见矣。故但列之存参。
“帝命式于九围。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恳不悚，百禄是总。”（《诗商颂》）
△诸侯归商
按此文在“有虔秉钺”之前，则是汤自征葛以後，诸侯已陆续归商也。汤德已为四方所归，然後乃有韦、顾、昆吾之伐以除暴安民，故孟子云：“为天吏则可以伐之。”非地丑德齐而专以兵力胜也。然则未伐夏以前，汤已非复人臣之度矣。说详见後《伐夏条》下。
【备览】“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史记殷本纪》）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商颂》）
△征伐次序
按：此文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是汤先伐韦、顾，次乃伐昆吾，最後乃伐夏也。盖汤之初国小，其力不能伐昆吾；而桀之虐未甚，其心亦不忍伐夏。逮至韦、顾既灭，地广兵强，已无敌於天下，然後乃伐昆吾。昆吾既灭，而桀犹怙恶不悛，视诸大国之亡藐不以介意，然後不得已乃伐夏耳。然则未伐夏以前，汤非复七十里之侯服明矣。说详见後《伐夏条》下。
△武王非自号
《史记》云：“汤曰，‘吾甚武，号为武王。’”余按：《论语》载汤言云：“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圣人之谦且慎如是，乌有自高其功，为号以自标美者哉！盖谥法虽相传为周制，而其实亦由渐而起。成汤既没，其子孙群臣以为拨乱反正，创业垂统，功莫之及，故追崇之而号之为武王。周人因之，以文、武谥二王，而其後子孙群臣遂相沿以为例耳。不得泥《大戴记》之文，遂谓周以前必无谥，而武王为汤之自号也。说详见《丰镐别录》中。
“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孟子》）
“我後，後来其无罚！”（《逸书》）
【备览】“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记殷本纪》）
△辨阻贡观动之说
《说苑》云：“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民困已极，不得已往而救之耳，非有心於取天下也。乌有姑试伐之以观其可取与否者哉！且九夷之去夏远矣，汤与桀近在千里之内，而夏民方引领以待“偕亡”，九夷之师於缓急何济焉！此乃战国之时智取力争者之所为；彼固习见当世之如此，而遂自以其不肖之心度圣人而为是说耳。故今不录而为之辨。说并见《丰镐录武王篇》中。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後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书汤誓》）
【备览】“桀败於有之虚，奔於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史记殷本纪》）
【附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彖下传》）
【附论】“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辨囚汤夏台及汤为桀臣之说
《史记夏本纪》云：“桀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伐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曰：‘吾侮不杀汤於夏台，使至此！’”《儒林传》载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事，云：“桀、纣虽失道，君也；汤、武虽圣，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过，反因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由是後之儒者皆以征诛为汤、武病。余按：为是说者皆误以汤为桀之臣故尔；而其实不然。《汤誓》曰：“今尔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桀固无如汤何也。使桀果尝囚汤，商民安得曰“夏罪其如台”乎！《汤誓》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诸侯也。使桀犹为天下共主，则当云“割万方”，岂得但云“割夏邑”而已乎！《汤誓》曰：‘今尔有众，女曰‘我後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
是汤之伐桀，民亦有窃议之者也。使桀与汤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以大义责之而反但言舍穑之细事乎？《商颂》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是汤未伐桀时已受诸侯之朝觐矣。若汤果臣於桀，安得晏然受之？以桀之暴，虽无罪犹囚之，况受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颂》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汤未伐桀时已灭数大国矣。若桀果为天下共主，汤安得擅灭之？桀既力能囚汤，岂有听其坐大而不问，乃束手以待其伐己者乎！由《诗》、《书》之言观之，则汤与桀之事固不如世所传云云也。盖三代封建之制，与後世郡县之法异；而夏当家天下之始，其事又与商、周不同。昔者禹有圣德，天下归之，启能继禹之遗，则又归之，禹初未尝传之子也。大康既失德、则民之视之犹虞、夏之视朱、均耳。
羿、浞迭起，後相远逃，天下之无主已数世矣。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然後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当是时，人以继为然，非以继为必然也。孔甲既衰，诸侯复叛，韦、顾、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国然，但一二小弱诸侯畏其威力耳。是以汤之受球，受共，伐韦，伐顾，安然而无所疑，桀亦听之而不复怪。何者？诸侯本不臣属於桀也。桀安能召汤而囚之夏台哉！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继尧，禹继舜，人以为固然也。会禹有贤子，间两世而又得少康、後杼之孙，天下附於夏者数世，由是遂以传子为常；犹齐之伯仅一世，而晋之伯遂至於数世也。然一姓之子孙必不能历千百世而皆贤，不贤则民受其殃，必更归於有德而後民安；而既已传子，又必不能复传之贤，则其势必出於征诛而後可。
故揖让之不能不变而为征诛者，天也！圣人之所不能违也；虽尧、舜当之，亦若是而已矣！圣人之道，犹水也。清而不污，柔而能受，润物而使遂其生者，水之德也。纡徐萦洄，一泻千里者，水所遭之势也。水非有心於纡徐萦洄与一泻千里也，水不能违地故也。以一泻千里之水为有异於纡徐萦洄之水而优劣之者，诬水者也。以征诛之圣人为有异於揖让之圣人而优劣之者，诬圣人者也。自战国以後，杨、墨并起，而杨氏之言尤横，常非尧、舜，薄汤、武，毁孔子，以自张大其说；一变而於黄、老，再变而流为名法。是以《史记自叙》，六术之中有墨而无杨。何者？黄、老、名、法，即杨氏也。习黄、老者务以清净无事为贵，故以尧，舜为扰民，以汤、武为弑君。习名法者务以苛刻惨忍，先发制人为强，故谓启尝杀益，大甲尝杀伊尹以保其国；
桀尝释汤於夏台，纣尝释文王於里而卒亡其身。其意惟欲人主之果於杀戮耳，岂顾其事之虚实哉！司马谈受道论於黄公，兼通名法之学，迁踵之而成书，故其中多载异端之说。然观辕固生之与黄生争论，则汉初儒者犹不惑於杨、墨，但以景帝讳言放伐之事，是以後此学者莫敢昌言明汤、武之受命耳。（语详《史记儒林传》）逮至魏、晋以後，狐媚相仍，遂公然借禅让之伪訾征诛之真，而曲学阿世之徒从而和之。相沿既久，习为固然，虽儒者亦不敢驳其谬，反若为不刊之论者然，良可叹也！曰：然则齐宣何以谓之“臣弑其君”也？曰：齐宣之问亦为杨氏邪说所误；《春秋传》中贤士大夫曾有一人之为是言者乎？然其所谓君臣云者，亦但就天子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为食其禄而治其事之君臣也。
故孟子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正谓夏、商失道，政不行於天下，故不得谓之共主，非谓汤、武亲立桀、纣之朝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谓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义断之，而未暇详申其说耳。後儒惑於异端先入之言，不察其实，遂疑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误矣！嗟夫，世之陋儒斥杨、墨为异端而薄汤、武以为亏君臣之义，不知汤、武之弑君、其说乃出於杨、朱，而孔、孟无是言也！此无他，不学而已矣！故今不载夏台之事，而并纠黄生之谬。说并详後《文王》、《武王》篇中。
【备览】“诸侯心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於泰卷（陶）、中[B216]作诰。”（《史记殷本纪》）
△《伪书仲虺之诰》之谬
《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乃掇拾经传之文而参以己意联属成篇者；浅弱排比，绝不类夏、商间语，不但与诰体不相似也。尤可笑者：随季所引止“取乱侮亡”四字，子皮所引止“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八字，即前文而有详略耳；其“兼弱攻昧”乃随季自述武经之语，“推亡固存”乃子皮自告大夫之言；今乃悉取以入篇中，而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重复堆砌，不成文理，亦足以见其窘於词而穷於凑矣！故今不采其文。其篇首所称“惟有惭德”者，亦非是。说见後篇《吴公子札条》下。
【存参】“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从诸侯之位，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後汤即天子之位。”（《尚书大传》）
△辨卞随、务光自沈之说
《吕氏春秋》云：“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乃自投於颍水而死。又让於务光，务光乃负石而沉於募水。”余按：汤之伐夏，谋於国之卿大夫则有之，必不谋之隐士。天下者，天之天下，非汤所得私也，岂容私让之一二人！故《史记》云：“诸侯心服，汤乃践天子位。”正与朝觐讼狱之归舜、禹者同。《大传》亦称“汤会三千诸侯，三让，莫敢即位”，其言虽浅近，要其大概当如是。若《吕氏春秋》所云，乃杨氏为黄、老说者之所伪撰以非汤武者，其二人姓名亦假设言之。而後世之人称隐士者遂以随、光为首，谬矣！故今载《史记》语，并取《大传》之文删而存之，而《吕氏春秋》之言削之不录。
○成汤下（外丙、仲壬附）
【补】“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引汤言可信
按此文与《汤誓》、《立政》相表里，非圣人不能为此言也。盖圣人之伐国，非以辟土地，创大业也；圣人之用贤，非以示己恩，希厚报也。凡皆奉天以行事耳，圣人无所容心於其间也。且其人曰“帝臣”，明不敢私以为己臣也；举而用之，谓之“不蔽”，明此爵禄乃贤人所固有，己但不沮抑之，非分己所有以予之也。其於所举之人犹如是，况天下之民，天下之土地乎！然则圣人之心，一天也；圣人之心之光明，一日月也。汉高帝云：“贤士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其市恩之念固不足以相方。《伪尚书伊训》云：“敷求哲人，俾辅於尔後嗣。”其气量之大小，心体之广狭，亦岂可以同日语哉！呜呼，此汤之所以继尧、舜而得列於“闻知”者也！此章前载尧之命词颇失圣人之意，後载周之新政虽无可疑，然亦不若此文纯粹，盖由所采之书不一，斯其文亦不均。此必当日史臣实录，故今独取此文以补《诗》、《书》之缺。学者即是求之，庶圣人之心犹可见其万一云。
此文据孔注，以为伐桀告天之词。而《伪古文尚书》在《汤诰》中。玩其词意，似克夏後而告天者。故置之於此。
【补】“商汤有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後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史记殷本纪》）
△《史记》引《汤诰》
按：《史记》所载《尚书》诸篇，凡《今文》所有者，若《尧典》、《禹贡》、《皋陶谟》之属，皆全录其文；其余或仅载其略，或但记其由，虽小有异同而大意不失。若《今文》所无，独《孔壁古文》有者，惟此篇颇载其略，而语亦似欠醇古；其馀未有录者。窃疑科斗书废已久，时不能识，其二十八篇（《今文》所有），幸有《今文》书存，可以参证而得之；至二十四篇（《今文》所无），则安国但以己意揣度读之，不能无阙误；故《史记》、《汉书》并言“得多十馀篇”，而不言其文之可读。然则此十六卷（即二十四篇），不待王莽之乱，固已非全书矣，是以儒者多不传也。然与刘焯所传《古文尚书汤诰》之文无一语相同者，则彼为後人所伪撰而不出於安国，不待言矣。
“亦越成汤，陟丕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书立政》）
按：此文言“陟耿命”，又言“四方丕式见德”，盖统汤之始终言之。故次之於此。
“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孟子》）
“仲虺（即中[B216]，古字通用）居薛，以为汤左相。”（《左传》定公元年）
按，伊尹之为相与汤相始终，仲虺之封薛亦当在汤有天下之後。故因“三宅三俊”之文，并次之於此。
【备览】“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史记殷本纪》）
【附论】“孟子曰，‘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
△“立贤无方”之故
按，三王皆以进贤为务，而孟子独以“无方”称汤者，其时势不同也。禹承二帝之治，百僚皆得其人，十年而崩，无大变革。周则世有哲王，贤多出於亲旧，且其得天下缓，则其举直错枉亦当以渐；即有一二遗佚骤起，如伯夷太公者，要之为数无多。若汤则崛起於七十里，承夏失政之後，贤人失职者多，骤灭诸大国而一天下，“後”之民非悉择人以安辑之不可，是以广搜岩穴惟日不足，而用人多不次：其时势然也。故汤告天之词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盖不伐暴则虽有贤而无所用，不举贤则伐暴亦徒然而已。然则宅俊之用与夏、昆吾之伐正相表里，不分轻重。故汤生平所汲汲者惟此二事为要，而孟子亦专以是归於汤也。故今於伐夏事毕之後，悉次以汤得人之事。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商颂》）
△引张┉、李廷机言辨以身为牺之说
世传“汤时大旱，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遂斋戒，剪，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已，大雨乃数千里。”宋南轩张氏、明九我李氏皆辨其谬，今载於左。
【张南轩曰】：“史载成汤祷雨，乃有剪、断爪、身为牺牲之说。夫以汤之圣，当极旱之时，反躬自责，祷於林野，此其为民吁天之诚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所云！且人祷之占，理所不通，圣人岂信其说而毁伤父母遗体哉！此野史谬谈，不可信者也。”
【李九我曰】：“大旱而以人祷，必无之理也；闻有杀不辜而致常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祷也！古者六畜不相为用。用人以祀，惟见於宋襄、楚灵二君。汤何如人哉？祝史设有是词，独不知以理裁；而乃以身为牺，开後世用人祭祀之原乎！天不信汤平日之诚，而信汤一日之祝；汤不能感天以自修之实，而徒感天以自责之文；使後世人主一遇水旱，徒纷纷於史巫，则斯言作俑矣！”
余按：《公羊》桓五年《传》云：“大雩者，旱祭也。”注云：“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疏云：“皆《韩诗传》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然则是以六事自责乃古雩祭常礼，非以为汤事也。僖三十一年《传》云：“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注云：“《韩诗传》曰，‘汤时大旱，使人祷于山川’是也。”然则是汤但使人祷于山川，初未尝身祷而以六事自责也；况有以身为牺者哉！且雩，祭天祷雨也，三望，祭山川也，本判然为两事，──虽今《诗》、《传》已亡，然观注文所引亦似绝不相涉者，──不识传者何以误合为一，而复增以身为牺之事以附会之也？张、李二子之辨当矣。又按：诸子书或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或云：“尧时十年九水，汤时八年七旱。”尧之水见於经传者多矣，汤之旱何以经传绝无言者？尧之水不始於尧，乃自古以来积渐泛滥之水，至尧而後平耳。汤之德至矣，何以大早至於七年？董子云：“汤之旱乃桀之馀虐也。”纣之馀虐当亦不减於桀：周克殷而年丰，何以汤克夏而反大旱哉？然则汤之大旱且未必其有无，况以身为牺乃不在情理之尤者乎！故今并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言“惭德”不关伐夏
“惭德”，杜氏《注》云：“惭於始伐”。撰《伪尚书》者因之，遂云：“成汤放桀於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余按：《象Ω南龠》，文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犹有憾！”《大武》，武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王不伐商而反憾之，武王伐商而反不憾，然则惭德未必以伐夏故矣。所惭所憾，盖皆自乐论之，後世古乐亡而不可考耳，不得以揣度之词断之也。圣人举事，皆奉天而行者也，故必审度再四，无毫之疑，然後敢为之。伐夏果有未安，圣人必不轻举；果无未安，何容既伐之後复有惭德！故《论语》记汤之言曰：“有罪不敢赦。”赦之既不敢矣，伐之又何惭焉！若赦之不可，伐之又不可，是无一途可兔於罪戾也，天下有是理乎！盖凡为是说者，皆为杨氏邪说所误，以为汤尝立桀之朝故尔；而不知其未尝有是事也。然自异端言之，人有多疑之者；注经者采之，而人遂往往信之。至采其文以入《尚书》，而人遂无复敢议之。而乌知夫《伪经》之反本於《注》，《注》反本於异端之说哉！且即使季札果有此意，汤亦必不容有此言也。说已详前《伐夏条》下。
【存参】“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土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还。”（《左传》襄公十年）
△汤乐名之异
按：《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乐名。”则是汤之乐也。汤乐名《韶》，又名《大》，此何以称《桑林》？岂一乐而两其名与？抑有两乐与？姑存之以参考。
【附论】“孟子曰：‘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孟子》）
【补】“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当作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长孙也。”（《史记殷本纪》）
△辨太甲继汤之说
外丙、仲壬二王，自《孟子》、《史记》逮《帝王世纪》皆同，无异词者。至《伪孔传》及唐孔氏《正义》因《书序》有“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之文，遂谓汤没之岁即太甲之元年，并无外丙、仲壬两代。由是唐、宋诸儒皆叛孟子而信其说。《蔡传》驳之云：“儒者以序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与《本纪》所载，是可叹也。”其论是矣。然《伪孔传》所言亦初非《书序》意。何者？《序》言“成汤既没”，但为太甲失教，伊尹作书张本，非谓必没於作书之年也。《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孟子》云：“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神农没之年，黄帝固犹未作，何况尧、舜！尧、舜之尚有禹、启，何得遂云“暴君代作”也！古人於文，不过大概言之，乌得以词害其志乎！遂以此为太甲继汤之据，误矣。乃元、明以来编古史者因程、邵皆从《伪传》之故，遂以《蔡传》为谬，而削外丙、仲壬两代，因复论之如左。
程子云：“古人谓岁为年。汤崩时，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惟太甲稍长，故立之也。”东斋陈氏深以此说为然。余按：人君在位称几年，常事也；若其生之年，则必言“生”以别之。《春秋传》云：“逆周子於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又云：“盈生五年而武子卒。”而楚共王亦云：“不谷不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有徒言“年”而不言“生”者。且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则仲壬长於外丙矣，於文当先言仲壬，何以先弟而後兄乎？
邵尧夫《皇极经世书》谱帝王世次，汤起乙未，太甲起戊申，无外丙、仲壬。於是东斋陈氏，双湖（当考）胡氏并据此以立说，以为尧夫精於数学，必能推知帝王世数，无可疑者。余按：天下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学而後知者──理，可以思而得者也；事物名数，必待学而後知者也，──尧夫安能以数而知三千年以前帝王之名与世哉！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故其作《春秋》也，有不知则缺之。孔子不能以数知之，而尧夫能以数知之，将尧夫更圣於孔子乎！孟子生於战国之初，典籍犹存，其言必本之於古史。尧夫之书不过据前人传记以为说，既相传以为然，因亦以为然而未暇考耳，岂果以数知之；而乃据宋人之书疑孟子之言乎！且凡术数之学，可以得其仿佛而已，从未有能真知确见者也。汉眭孟知当有匹夫为天子者矣，而不知其应乃在宣帝。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骨肉相残，非道晏驾，又知江州当出天子矣，而以为义康当之，不知其应乃在元凶劭与孝武。此其术皆不可谓不工，然卒不能得其实而反以杀身。是以术数之学，儒者之所不道；奈何欲以此折衷经传之是非乎！嗟夫，不求之经传而求之数，此东方朔“上天”之说也，恶乎其穷之！瞽者以生辰推人祸福，有不合，则曰：“必尔时误也，移以为某时则合矣。”二子之信《经世书》而疑《孟子》也，毋乃类是？
△辨胡宏立嫡孙之说
胡氏《大纪》云：“二帝官天下，定於与贤。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尊祖也。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戮力创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开後世争夺之端乎！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与？’孔子曰，‘否，立孙。’孔子，殷人也，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义理知其非也。”南氏《纲目前编》遂遵其说以纪商年，而世亦多信之。余按：三王惟禹在汤之前，而禹荐益於天，初不传启，岂惟未尝定於立嫡，抑且未尝定於立子。立嫡之所由来，非定也，乃渐也。盖上古之时，天子本不相继；至唐、虞而後相继，然惟其德，不惟其一姓也。启之继禹，偶然者耳；以德而继，虽传子犹之乎传贤也。大康失道，羿、浞迭起，天下之乱由於异姓之争。
是以少康中兴，遂以一姓相继为常，然後异姓之觊觎息。然虽薪於一姓，仍惟其德，不惟其嫡与庶，弟与子也。及商中叶，兄弟争立，乱至数世，昔日异姓之患移於同姓。於是远虑之主复以嫡长相继为常，然後同姓之觊觎息。是故，一姓之传，非禹为之，羿、浞为之也；嫡长之立，亦非禹、汤为之，南之中叶为之也。由是言之，由传贤而为传子，由传子而为传嫡，皆渐耳。夫谁定於立嫡，而乃以责汤之遵守！是犹责史籀，李斯之不能为楷，而笑陶潜、鲍昭之不能为律也，岂不可笑也哉！然所谓立嫡者，特立子耳，尚未闻有立孙者也。《记》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盾而立衍。”然则嫡孙之立当在成、康以後。孔子所谓“立孙”者，自谓仲子当然耳；古今不同，时势各异，非谓古圣贤皆当立孙也。
胡氏据此，遂谓汤必无立外丙之事，然则文王亦无立武王之事，微子亦无立微仲之事乎！当汤之没，天下之定未久，此非少主所能临也明矣。武王之疾，周公请以身代，虑成王之不能安天下也；幸而武王又数年而始崩，然成王之立，天下犹几至於乱。况太甲本非令主，立之必至颠覆汤之典刑：宁坐视天下之乱，宗社之墟乎？抑将立庶子以安宗社，以靖天下也？是故，太甲之放，伊尹所不得已也；藉令二王得永其世，伊尹可以无桐宫之事矣。为伊尹者，必立嫡而放之乎？抑立庶而事之之为愈也？况放君与立庶孰为轻重：胡氏不怪放君之为乱伦坏制，而独怪立庶之为乱伦坏制乎！且嫡长之立，未见其必胜於立弟与立庶也。秦成公之立穆公，周明帝之立武帝，皆弟也；韩献子之立起，赵简子之立毋恤，皆庶也；
然卒兴其国家。而晋武帝之不肯易嫡，周武帝之不肯废其子ど，唐太宗之不立庶子吴王恪，齐武帝之不废太孙而立庶子子良，皆可谓不乱伦坏制；然其後竟以致乱，或遂亡国。是故，立贤，上也；立嫡，非尽善也。顾蕲於立嫡者，非以是为义也，贤否无形而嫡庶易见，蕲於立贤则必至於立爱，故无宁立嫡之为可常耳，非谓遭人伦之变者少易之而即得罪於名教也，况商、周以前淳朴之世哉！嗟夫，圣人者，义之的也，经传者，圣人之案也，故求义必於圣人，求圣人必於经传；今胡氏乃自以其臆见断汤之事而绌孟子之说，二王之有无不足计，吾恐此说行而世之无忌惮者皆将挟其私见以悬断帝王之事而致失圣人之真也！故不可以不辨。
○附：伊尹
“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书君》）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同上）
△辨七十不遇之说
《帝王世纪》云：“伊挚丰下锐上，色黑而短，偻身而下声，年七十而不遇。汤闻其贤，设朝礼而见之。”（见《後汉书冯衍传》注）余按：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其在汤朝必历有年所，其後又相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不下数十馀年，则伊尹之遇汤当在中年；以为七十，谬矣！至於短黑偻身云者，亦皆战国策士抑扬之词，非实事。故不录。
“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於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後知，使先觉觉後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同上）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同上）
【附论】“孟子曰：‘伊尹，圣之任者也。’”（同上）
【备览】“伊尹去汤夏。既丑有夏，复归於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史记殷本纪》）
△辨五就汤、桀之说
《孟子》书中有“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语，论者因之，或以为伊尹罪。余按：孟子辫伊尹要汤事，称其非义非道，禄以天下弗顾；汤以币聘犹不肯往，必无一旦无故去商而欲辅桀之事。即就桀矣，桀之暴戾不可化诲，伊尹岂不见之；即由亳而夏，复由夏而归亳，一已足矣，五何为焉！孟子称伊尹言“何事非君”，而《史记》载《书序》复有“丑夏归亳”之事，然则伊尹固尝夏，或仕於桀，或未尝仕於桀，或如孟子在梁为齐客卿者然，皆未可知。惜乎《女鸠》、《女房》之篇已亡，其事不可详考。要之，五就汤，五就桀，则必无之事也。战国游说之士多喜妄谈古人，既流俗相传有至夏之事，遂从而甚其词，以为五就桀耳。且伊尹初就者，汤也，若果五就汤，五就桀，则当终於夏，何由复至商！其非实事，亦已明矣。大抵相传之言，往往过甚其词。《论语》中记子张言云：“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然以《传》文考之，初未尝有此事。子文初代子元为令尹，见於《传》；後让令尹於子玉，见於《传》。其间何时已之，何时再仕，何时再已，何时三仕，何以《传》无一言及之？楚自成王以後，令尹无不见於《传》者：代子文者何人，何以独不见於《传》？且子文之不为令尹，乃自欲授政於子玉，初未有人已之。然则其事为无征矣。春秋之世，列国执政之人从未有忽废忽用者，非若後世之以罢相复相为常事也，子文何以独有此事？子文之为令尹，始终皆在楚成之世。子文忠於楚者，楚子何故已之？後又何故用之？揆之事理，亦殊乖剌。然则此亦莫须有之事矣。盖子文之初为令尹也，自毁其家以纾国难，故相传以为“无喜色”也。其後授政子玉，绝无恋位之心，故相传以为“无愠色”也。相传日久而甚其词，故遂以为三仕三已而无喜愠焉耳。窃意伊尹之事亦当类此。记《孟子》者习於流俗所传，因误采之入於《孟子》言中耳，──正如汝、淮、泗皆入海而以为入江也。盖圣贤言之，圣贤初未尝自书之；後人记其言者但取其大意如是，原不保无一二语之失实。《论语》前十篇中犹不免有之，况《孟子》书中乎！此章乃辨淳于髡言道之不同，偶及尹尹，非其意所专注；若《要汤章》乃专辨伊尹事，必得其实。学者当取信於彼，不必以此为疑也。故今不载《孟子》此文。
【补】“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逸书》）
【补】“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孟子》）
【附论】“公孙丑曰：‘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同上）
△伊尹伪书五篇
《伪古文尚书》伊尹之书凡五篇：曰《伊训》，曰《太甲》三篇，曰《咸有一德》。然其文义率多浅易，文势颇杂排偶，非惟不类夏、商间语，亦并不类秦、汉时文。其中虽有名言佳论，而皆掇拾经传之文及经传所引《逸书》之语（如“昧爽丕显”及“作孽，犹可违”之类）而联缀以成篇者，正如集腋为裘者然；其为魏、晋後人之所拟作无疑。且《伊训》与《汉书》所引之文不同；《太甲》三篇，据《史记》乃褒太甲之书，而今乃戒太甲之语；《咸有一德》据《史记》乃作於汤世，而今乃以为太甲时伊尹归政之後。故今皆不录。
【备览】“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史记殷本纪》）
△阿衡、保衡非伊尹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名阿衡。”郑康成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汤倚而取平，故以为官名。”是以伊尹、阿衡为一人也。《伪古文尚书》因之，遂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云云。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皆以伊尹之事为阿衡、保衡之事。余按：《书》云：“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则是伊尹、保衡为二人明甚，安有同是一人而两举之，一则属之成汤，一则属之太甲，变其称谓以为奇乎！谓保衡即伊尹，亦可谓巫贤即巫咸乎！《诗》曰：“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夫曰“中叶”，即太甲世也；曰“有震且业”，即太甲居桐宫事也，但言阿衡之辅太甲耳，初未尝见有辅成汤之事也。《传》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孟子》书记伊尹事尤多，皆无有称之为保衡、阿衡者。何由而知保衡、阿衡之必为伊尹也哉？考古称谓之例，多以官名冠人名者。《诗》曰：“维师尚父”。师，官名也；尚父，太公字也，《书》曰：“保，其汝克敬”。保，官名也；，召公名也。《春秋传》中所载史佚、卜偃、祝它、师旷之属尤多，不可悉数。然则“阿”“保”当为官名，而“衡”当为人名矣。古者有师，有傅，有阿，有保；传记所载，未闻有以“衡”名官者。盖衡尝为阿，又尝为保，故或称阿衡，或称保衡耳。若以二字皆为官名，则一官既不应两称，两官又不必俱以衡名而又皆使伊尹兼之，其不然审矣。嗟夫，伏羲之与太皋，神农之与炎帝，南容之与南宫敬叔，明明为两人也，而後世皆以为一人；则皋陶之与庭坚，伊尹之与保衡，其两举於经传者，吾又安敢附和之而概以为一人乎！然王良伯乐，《国语》明明一人者，後世又分为两人；复何怪夫宋人之以尧、舜为一人，而唐人之以班固与班孟坚为两人也！是皆可为之一噱也。故今保衡、阿衡之文惧不载於《伊尹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