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卷首

考信录卷首

　　（刚（顾颉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夏》、《商》、《丰镐》诸录之例，由《总目》内录出补入。）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俊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卷上

　　○释例

　　△时代与识见（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於《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顾自秦火以後，汉初诸儒传经者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於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言，杂然并传於後，而其时书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於检核考正，以别其是非真伪。东汉之末，始易竹书为纸，检阅较前为易；但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轶，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惟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於世。於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於是大失其实。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特太仓ㄗ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时印本盛行，传布既多，稽核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忄吴者。或为文以辨之（如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泰誓论》，苏明允《喾妃论》，王介甫《伯夷论》之类），或为书以正之（如《郑樵诗辨妄》，赵汝谈《南塘书说》之类），或作传注以发明之（如朱子《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蔡氏《书传》之类）。盖至南宋而後《六经》之义大著。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於人耳目，习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後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於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逐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非敢自谓继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虑之一得云尔。

　　△人言不可尽信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马援之薏苡以为明珠矣；然犹有所因也。无兄者谓之盗嫂，三娶孤女者谓之挝妇翁，此又何说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於人之手，莫之制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馀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为然。又数年，见诸家历书果与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从而信之！郡城刘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传，咸谓先时尝落星於其第，化而为石。余自幼即闻而疑之。稍长，从刘氏兄弟游，亲见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细诘之，则曰：“实无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状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为戏耳。”此现有石可据，有文可征，然且非实，人之言其又安从而信之！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继是复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六字共一书名，与温公《通鉴》、朱子《纲目》无涉）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圣人之读经，犹且致慎如是，况於传注，又况於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然则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

　　△少见者多误

　　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唐卫退之饵金石药而死，故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谓韩退之作《李于墓志》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无他，彼但知有韩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见则多所误也。余崔在魏，族颇繁，然外县人罕识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试场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优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畜优也。此耳目之前，身亲之事，犹若此，则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许允事也，而近世类书以为许浑。韩魏公在扬州与客赏金带围，王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世类书以为王曾。晋、宋之事且犹不免传讹，况乎三代以上，固当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颜阖之事载为颜渊，阚我所为移之宰我，诸如此类盖不可数。但此幸而本书尚存，犹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吕氏春秋》亡，人必以论东野毕者为颜渊，《左传》亡，人必以陈恒所杀者为宰予。虽聒而与之语，终不见听，必曰：“古者言如是，夫岂无所传而妄记者！”然则唐、虞、三代之事，战国、秦、汉所述，其移甲为乙，终古不白者，岂可胜道哉！故尧之臣多矣，乃见“重、黎”，遂以为必羲、和也；纣之臣亦多矣，乃见“父师少师”，遂以为必箕、比也；禹之佐岂止一人，乃见“大费”，遂以为必益；太甲之佐亦岂止一人，乃见阿衡，遂以为必伊尹：无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仿佛近似者遂以为必此人。犹之乎许允之事移之浑，王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宫载宝，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复白圭之贤受诬於百世。犹之乎卫退之饵金石药，而以饵药而死为昌黎罪也。故今《录》中凡事之不见於经者，度其不类此人之事，则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难为眇见寡闻而粗心浮气者道也！（孔毅夫《杂说》，昔人有辨其系伪撰者，故今但称“宋人杂说”，不欲古人之受诬也。）

　　△以己度人（以下七章，皆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於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汉疏广为太子太傅，以老辞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论者谓广见赵、盖、韩、杨之死故去。无论盖、韩、杨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宽大之主，遂终己不去乎！何其视古人太浅也！昭烈帝临终孤於诸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後世论者谓昭烈故为此言以坚武侯之心。然则将使昭烈为袁本初、刘景升而後可乎！此无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犹论古人也。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车。有肥乡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倾己囊以成之。议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倾其囊。”夫僧之心吾诚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则损己以利人也，损己利人而犹谓其欲损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犹他人事也。余之在闽也，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淡泊清贫之况，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乡之人隔数千余里终不知也，归里之後，人咸以为携有重赀。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见其饭一盂，蔬一盘，犹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於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於战国、秦、汉以後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於《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

　　△虚言衍成实事

　　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类，不一而足。虽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非以为实有此事也。乃汉、晋著述者往往误以为实事而采之入书，学者不复考其所本，遂信以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见於《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扌舀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大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无是事，有是语，而递衍之为实事者。《春秋》传，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後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後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尤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韩婴竟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由是言之，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况乎战国游说之士，毫无所因，凭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见汉人之书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过矣。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於战国以後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於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古语失解後之妄说

　　战国、秦、汉之书非但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古者日官谓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为帝尧臣，主出纳日，以故谓之日御。後世失其说，遂误为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属支离可笑。又有误以御日为浴日者，故《山海经》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渊”，则其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常仪古之贤臣，占者占验之占；常仪之占月，犹羲、和之占日也。仪之音古皆读如娥。故《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又云：“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皆与“阿”“何”相协。後世传讹，遂以“仪”为“娥”，而误以为妇人。又误以占为“占居”之意，遂谓羿妻常娥窃不死之药而奔於月中。由是词赋家相沿用之；虽不皆信为实，要已诬古人而惑後世矣。诸如此类，盖不可以胜数。然此古语犹间见於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於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诬，其亦惑矣！

　　△儒者采谶纬语

　　先儒相传之说，往往有出於纬书者。盖汉自成、哀以後，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其後相沿，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先儒之说如是，遂靡然而从之。如龙负河图，龟具洛书，出於《春秋纬》。黄帝作《咸池》，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帝尧作《大章》，出於《乐纬》。诸如此类，盖不可以悉数。即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缘纬书之文而递变其说者。盖纬书称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郑氏缘此，遂以为祭天，而谓《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虽驳郑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复别有一祖在，岂非因纬书而误乎！余幼时尝见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稽之经传，并无此文。後始见何休《公羊传序》，唐明皇《孝经序》有此语；然不知此两序本之何书。最後检阅《正义》，始知其出於《孝经纬》之《钩命诀》也。大抵汉儒之说，本於《七纬》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颇有核正，然沿其说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学者动曰汉儒如是说，宋儒如是说，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议之！呜乎，汉儒之说果汉儒所自为说乎？宋儒之说果宋儒所自为说乎？盖亦未尝考而已矣！嗟夫，谶纬之学，学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谶纬之书之言，则学者皆遵守而莫敢有异议，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为之解也已！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刘知几《史通》云：“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此《五经》指《公羊》、《梁》、《礼记》之文，非古经也）、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韩氏攻赵（按《史记》攻赵者屠岸贾，非韩氏，此文盖误）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子罕相国，宋睦於晋，而云晋将伐守，觇其哭於阳门介夫（原注：出《礼记》）。其记时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昭夫人（原注：出《列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壮王葬焉（原注：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之年（原注：出刘向《七录》）；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乐书仕於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齐，而云觏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原注：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後，或以後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会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几者肯详考而精辨之耳。顾吾犹有异者，知几於秦、汉之书纪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杂史之文而疑经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汉仅数百年，而其舛误乖刺已累累若此，况文、武之代去西汉千有馀年，唐、虞之际，去西汉二千有馀年，即去战国亦二千年，则其舛误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数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无《左传》一书证其是非耳，岂得遂信以为实乎！故今为《考信录》，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

　　△洪迈驳近代浅妄书

　　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之事，其误者亦复不少。洪景卢《容斋随笔》云：“俗间所传浅妄之书，所谓《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其一云：‘姚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崇自武後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後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信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丛谈》所载张、杜、范、赵、欧阳、司马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处日月而纠驳之。然则虽近代之书述前数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尽信者，况於战国、秦、汉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误固当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编年之史不存於今，无从一一证其舛误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经传确有明文，显然可征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喾崩之後百十余年，而世乃以为喾之子，尧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长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践阼。公山弗扰之畔，孔子方为司寇，听国政，佛之畔，孔子卒已数年，而世以为孔子往应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异於《开宝遗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几，景卢复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门之事，而与之上下今古也！

　　△杂说流行之故

　　自宋以前，士之读书者多，故所贵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几、景卢然也。至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务搜览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应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冠》矣！公然自诧於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实事之传误（以下五章，论汉人解诂之有误。）

　　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言武陵渔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遂与外人间隔。此特汉、晋以前，黔、楚之际，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无神仙诞妄之说也。而唐韩昌黎《桃源图诗》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又云：“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刘梦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惊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寻无踪。”皆以渊明所言者为神仙；虽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误则一也。至宋洪兴祖始据渊明原文以正韩、刘之误，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渊明之冤始白。向使渊明之记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时，後之人但读韩、刘之诗，必谓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则以为渊明之妄言；虽百洪兴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岂有是事哉！晋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晋讳，故作“明”）《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後唐杜子美咏昭君村，遂有“千载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词人相沿用之，世之学者遂皆以琵琶为昭君嫁时之所弹矣。然此现有石崇之词可证，少知读书者犹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词遂亡，後之人但见前代诗人群焉称之如此，虽好学之士亦必皆以为实，谁复知其为乌孙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汉以来学未有过於昌黎者，而子美号为诗史，说者谓其无一字无来历，然其言皆不可指实如是，然则汉、晋诸儒之所传者其遂可以尽信乎哉！乃世之学者多据为定案，惟宋朱子间纠驳其一二，而人且曰：“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者”。然则韩、杜之诗岂皆无据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国史既无存於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於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讠其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记忆失真之弥缝

　　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於携带，纂书之时无从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真之故也。此其误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顾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亦误也；必曲为之说曰：“记商制也”（说详《唐虞考信录》中），此非大误乎！《春秋传》成公之母呼声伯母曰姒，伯华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长妇稚妇皆相呼以姒也。卫庄公娶於陈曰厉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妹随姐嫁者称娣也。而《尔雅》云：“长妇谓稚妇为娣，稚妇谓长妇为姒。”误矣。必曲为之说曰：“长妇稚妇据妻之年论之，不以夫之长幼别也。”此非大误乎！郑氏之注《礼》也，凡《记》与《经》异及两记互异者，必以一为周礼，一为殷礼；不则以一为士礼一为大夫礼。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误，欲使两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误者也！夏太康时，有穷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尧时羿射日之事，说者遂谓羿本尧臣，有穷之羿袭其名也。晋文公舅子犯，戴记谓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说苑》误以为平公时人，说者遂谓晋有两咎犯，一在文公时，一在平公时也。凡兹之误，皆显然易见者。推而求之，盖不可以悉数。而东周以前，世远书缺，其误尤多。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於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传闻异词之重出

　　传记之文，往往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者。《春秋传》，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至从郑伯，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按此时晋四军，楚三军，晋非用三军不足以敌楚；若郑则国小众寡，以一军敌之足矣；必无止以两军当楚，复以两军当郑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误，显然易见者。按後文云，“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传云，“中行、二必克二穆”，然则是至以新军当楚右军，而後萃于王卒，无缘得从郑伯；从郑伯者，独韩厥一军耳。襄二十七年《传》，齐庆封聘于鲁，其车美，叔孙讥之；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二十八年《传》，庆封奔鲁，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讥之；叔孙食庆封，庆封汜祭，使工为之赋《茅鸱》。此二事绝相似，亦必有一误。且叔孙既食庆封以不敬故而讥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讥之，胡为者！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除也，复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误。不然，前既不肯毁人之庙矣，後又何为而欲毁之乎！《春秋左传》于诸传记中为最古，然其失犹如是，则他书可知矣。是以《史记》记周公请代武王死，又记周公请代成王死，一本之《金》，一本之《战国策》，而不知其实一事也。《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於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其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战国策》中如此之类不可枚举，而《家语》为尤甚，亦不足缕辨也。由此观之，一事两载乃传记之常事，或因传者异词，亦有两事皆非实者。正如唐人小说，以饼拭手之事，或以为肃宗，或以为宇文士及；误称犹子之事，或以为赵需，或以为何儒亮耳。必尽以为两事，误之甚矣！以此例之，汉以来之书以误传误者甚多，不得尽指以为实也。

　　△曲全与误会

　　後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致大谬於事理者。《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信如所言，则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仅十年耳。而《序》称十有一年伐殷，《书》称十有三祀访范，其年不符。说者不得已，乃为说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称元年为十年。（说详《丰镐考信录》中）《春秋》书齐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殡於十二月辛巳，距卒仅七日耳。而《传》采夏正之文，以为卒於十月乙亥；则卒与殡遂隔六十七日。说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会之以为尸虫出於户。此岂近於情理哉！前人之为此言，不过一时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犹皆前人之误之有以启之也，若乃经传本无疑义，而注家误会其意，及与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凿以蕲其说之通者，亦复不少。如《尧典》之“四岳”，注者误以为四人，因与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为申命，以治水明农为在尧世矣。《书序》之“以箕子归，说者误以为本年之事，因与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为观兵，以《序》之度孟津为有月日而无年矣（说并详《唐虞丰镐》两《考信录》中）。凡兹之误，其类甚多。展转相因，误於何底。姑举数端，以见其概。乃学者但见其说如是，不知其所由误，遂谓其事固然而不敢少异，良可叹也！故今为《考信录》，悉本经文以证其失，并为抉其误之所由，庶学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经传之文不至於终晦也。

　　△强不知以为知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夫圣人岂不乐於人之尽知，然其势必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则必并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无所不知者，并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远矣，言语不同，名物各异，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之不失真！《韩文考异》，阁、杭、蜀本互相异同，石本亦有舛误。宋祁所藏《杜诗》，与行世本迥异。近者如此，远者可知。以为不知，夫亦何病。而学者必欲为之说以通之，此古书之所以晦也！偶阅《谷杂记》，记苏子瞻集二事，其事虽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过虔州，有“行看凤尾诏，下虎头州”之句，虎头盖指虔也；虔与虎皆从[C065]，董德元言“虔州俗谓之虎头城”是也。注者乃云“虎头，顾恺之也；恺之常州人，盖是时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头之为虔，固其学之不广，然天下之书岂能尽见，缺之未为大失也。强以意度之，而属之顾恺之，则其失何啻千里！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则其类此者盖亦不少矣，特古书散轶，无可证其误耳，乌在其可尽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记韩定辞事，见於《北梦琐言》。以《琐言》校《苏集》，则《苏集》误以“幕客”作“慕容”，“银笔之僻”作“银笔之譬”，“从容”作“从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读。夫以宋人读宋人之书，时代甚近，宜无误也，然其误尚如此，况二千年以前之书，又无他书可校者乎！故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取名拾实（以下三章，论东晋以後伪书。）

　　磁州故产磁器。有孙某者，仿古哥、定、汝诸窑之式造之。既成，择其佳者埋地中。逾两年，取出，市於京师、保定诸贵人家，见者莫不以为真也。由此获利十倍。州中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价视他肆昂甚，贸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给，则取他肆之物，印以杨氏之号而畀之。人咸以为美；虽出重价，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贵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实者也。郑康成，东汉名儒也，所注虽不尽是，然亦未尝尽非，而王肃百计攻之以求胜。然而公道难夺，卒不可胜。於是其徒杂取传记诸子之文，伪撰《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家语》虽有王肃序，然玩其文，亦系其徒伪撰，非肃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肃说。至於隋、唐之际，复遇刘焯、孔颖达者，不学无识，妄为表章，由是郑学遂微，郑书遂亡，後之学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圣人之经犹日月也，其贵重犹金玉也，伪作者岂能袭取其万一；乃世之学者闻其为“经”辄不敢复议，名之为“圣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即有一二疑之者，亦不过曲为之说而已，是贵人之买磁器而市贾之贩烟草也！司马迁，汉武帝时人也，而今《史记》往往述元、成时事。刘向，西汉人也，而今《列女传》有东汉人在焉。谓此二子者有前知之术乎？抑亦其书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纪》，李德裕之客所为也，而嫁名牛僧孺。《碧》，小人毁君子者之所为也，而嫁名梅尧臣。然则天下之以伪乱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为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是其师书则尊信之，非其师书则诋讠其之，而不复问其是与非矣！是故，辨异端於战国之时最易，为其别名为杨、墨也；辨异端於两汉之世较难，而人亦或不信，为其杂入於传记也：辨异端於唐、宋以後最难，而人断断乎不之信，为其伪之圣言也。故余谓读经不必以经之故浮尊之，而但当求圣人之意；果知圣人之文之高且美，则伪者自不能乱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伪书诬古人

　　自明以来，儒者多象山、阳明，以为阳儒阴释，而罕有辨《尚书》、《家语》之伪者。然吾谓象山、阳明不过其自为说之偏，而圣人之经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见决事，然於朝廷无加损也。若伪撰经传，则圣人之言行悉为所诬而不能白，譬如权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为所潜移默转而不之觉，其所关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其後有人讼之，始知其伪。陈师道言王通《元经》，关子明《易传》，及李靖《问对》，皆阮逸所伪撰，盖逸尝以草示苏明允云。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然後圣人之真可得，岂得尽信以为实乎！然亦非但有心伪造者之能惑世也，盖有莫知谁何之书，而妄推奉之，以为古之圣贤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书者。庄周，战国初年人也，而其书称陈成子有齐国十二代；《孔丛子》，世以为孔鲋所作也，而其中载孔臧以後数世之事：然则其言之不出於庄周、孔鲋明甚。古书之如是者岂可胜道，特世人轻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尝谓自汉以後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无过赵岐；过之大者，无过汉张禹、隋二刘、唐孔颖达、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删《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书精一纯粹，不为邪说所乱，实大有功於圣人之经。禹采《齐论》章句杂入於《鲁论》中，学者争诵张文，遂弃汉初所传旧本。焯、炫等得江左之《伪尚书》，喜其新奇，骤为崇奉。颖达复从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数百年，虽有聪明俊伟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异词者，皆此数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敛之法，恐人之议己也，乃尊《周官》为周公所作以附会之，卒致蔡京绍述（京亦以《周官》附会徽宗之无道者），靖康亡国之祸，而周公亦受诬於百世。象山、阳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买菜求益

　　昔人有言曰：“买菜乎？求益乎？”言固贵精不贵多也。《韩昌黎文集》，李汉所订也。其序自称“收拾遗文，无所失坠，”此外更无他文甚明。而好事者复别订有《外集》，此何为者邪！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朱侍讲校定异同，定归於一，多所发明，有益後学。《外集》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但欲明世间问答之伪，而不悟此书为伪之尤也。方氏未足责，晦翁识高一世，而其所定者尔，殆不可解。案《外钞》云，‘潮州灵山寺所刻’；未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晚乃由兵部为吏部，流俗但称‘韩吏部’尔，其谬如此。又潮本《韩集》不见有此书，使灵山旧有此，刻集时何不编入？可见此书妄也。”（原文太繁，今节录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辈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旧，无负於古人可矣，不必求胜於古人也。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不为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况於其全！学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圣人，诵此亦已足矣。乃学者犹以为未足，而参以晋人伪撰之《家语》。尚恨《家语》所采之不广也，复别采异端小说之言为《孔子集语》及《论语外篇》以益之，不问其真与赝，而但以多为贵。嗟乎，是岂非买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闽时，尝阅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所自订者，其序有云，“异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称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为厉鬼以击之！”呜呼，为人订《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者痛心切齿而为是言，夫亦可以废然返矣！故今为《考信录》，宁缺毋滥；即无所害，亦仅列之“备览”：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於後世。其庶几不为厉鬼所击也已。

　　△《孟子》不可信处（以下三章，论经传记注亦有不可尽信之语。）

　　经传之文亦往往有过其实者。《武成》之“血流漂杵”，《汉》之“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孟子固尝言之。至《宫》之“荆、舒是惩，莫我敢承”，不情之誉，更无论矣。战国之时，此风尤盛，若淳于髡、庄周、张仪、苏秦之属，虚词饰说，尺水丈波，盖有不可以胜言者。即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廪，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汤，五就桀”，其言未必无因，然其初事断不如此，特传之者递加称述，欲极力形容，遂不觉其过当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而以为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监殷，乃武王使之，而属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记者失其词，均不可知，不得尽以为实事也。盖《孟子》七篇，皆门人所记，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当日之言；既流俗传为如此，遂率笔记为如此。正如蔡氏《书传》言《史记》称朱虎、熊、罴为伯益之佐，其实《史记》但称为益，从未称为伯益，蔡氏习於世俗所称，不觉其失，遂误以伯益入於《史记》文中耳。然则学者於古人之书，虽固经传之文，贤哲之语，犹当平心静气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词而害其意，况於杂家小说之言，安得遽信以为实哉！

　　△传记不可合於经

　　传虽美，不可合於经，记虽美，不可齐於经，纯杂之辨然也。《曲台杂记》，战国、秦、汉诸儒之所著也，得圣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会失实者正复不少。大小两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尽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谬累累，固已不可为训。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乃诬圣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一书，尤为杂驳，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後，记所传闻而傅以己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号为《三礼》。魏、晋以後，遂并列於学官。迨唐，复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浅说遂与《诗》、《书》并重。尤可异者，孔氏颖达作《正义》，竟以《戴记》备《五经》之数，而先儒所傅之《礼经》反不得与焉。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於斯极矣！朱子之学最为精纯，乃亦以《大学》、《中庸》跻於《论》、《孟》，号为《四书》。其後学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诗》、《书》、《春秋》诸经之上。然则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之误

　　朱子《易本义》、《诗集传》，及《论语》、《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旧说。其偶有特见者，乃改用己说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父”句，《赵注》以为太王之名；《朱注》亦云：“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父”句，《毛传》以字与名两释之；《朱传》亦云：“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旧说，显然可见。《豳风鸱篇》，《传》采《伪孔传》之说，以“居东”为“东征”，遂以此诗为作於东征之後。及後与蔡九峰书，则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书传》改用新说。然则朱子虽采旧说，初未尝执一成之见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於汉人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大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即朱子所自为说，亦间有一二误者。卫文公以鲁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庄子犹见於经，则武子固未尝逮事文公矣。而《论语宁武子章》注云，“武子在位，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误矣。盖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数，朱子仕为朝官，又教授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书又不下数百馀卷，则其沿前人之误而未及正者，势也；一时偶未详考而致误者，亦势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惟其不执一成之见，乃朱子所以过人之处。学者不得因一二说之未当而轻议朱子，亦不必为朱子讳其误也。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以下二章，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大抵古人多贵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於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开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管仲子卒也，预知竖刁、易牙之乱政，而历诋鲍叔牙、宾须无之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苏洵知之，故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而苏氏责管仲之不能荐贤也。之礼，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赵匡知之，故《三传》皆以未三年而吉祭为讥，而赵氏独以为当於文王，不当於庄公也。汉李陵有《重答苏武书》，陵与武有相赠之诗，班婕妤有《团扇诗》，扬雄有《剧秦美新》之作，司马迁、班固不知也，而梁萧统知之，故《史记》、《汉书》不载其一字，而其诗文皆见於《昭明文选》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学远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见者经而已，其次乃有传记，且犹不敢深信，後人则自诸子百家，汉、唐小说，演义，传奇，无不览者。自《庄》、《列》、《管》、《韩》、《吕览》、《说苑》诸书出，而经之漏者多矣。自《三国》、《隋唐》、《东西汉》、《晋》演义，及传奇、小说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无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胜於古人也！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数百年，而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後人之学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不考虚实而论得失

　　有二人皆患近视，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村中富人将以明日悬匾於门，乃约於次日同至其门，读匾上字以验之。然皆自恐弗见，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门，甲先以手指门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见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问之曰：“所言字误否？”主人曰：“误则不误，但匾尚未悬，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数尺之匾，有无不能知也，况於数分之字，安能知之！闻人言为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为大误也。《史记乐毅传》云：“毅留犭旬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唯独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归国以後，日攻齐城，积渐克之，五载之中共下七十余城，唯此两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无足异者。而夏侯太初乃谓毅下七十余城之後，辍兵五年不攻，欲以仁义服之：以此为毅之贤。苏子瞻则又谓毅不当以仁义服齐，辍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尽弃：以此为毅之罪。至方正学则又以二子所论皆非是，毅初未尝欲以仁义服齐，乃下七十馀城之後，恃胜而骄，是以顿兵两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论，皆似有理，然而毅初无此事也！是何异门上并无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读书者与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录》之故。）

　　嗟夫！古今之读书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贵者无论已。聪明之士，意气高迈，然亦率随时俗为转移：重词赋则五字诗成，数茎须断；贵宏博则雪儿银笔，悦服缔交。盖时之所尚，能之则可以见重於人，是以敝精劳神而不辞也。重实学者惟有宋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为道学，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学益杂，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禅门，架上必杂置以佛书，乃为高雅绝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门之事，虽沿讹踵谬，无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读书，为人而已，亦谁肯敝精劳神，穷年，为无用之学者！况论高人骇，语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谤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为之！虽然，近世以来亦未尝无究心於古者也。吾尝观洪景卢所跋赵明诚《金石录》及黄长睿《东观馀论》，未尝不叹古人之学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盘盂之微，一杯勺之细，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汉也。亭之序，羲之之书，亦何关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为真本，孰为赝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独於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遗，补前人之缺，则《考信录》一书其亦有不容尽废者与！

　　●卷下

　　○总目

　　△考辨古书之方法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史记》直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宋时，有与其从兄子讼析赀者，几二十年不决。赵善坚以属张氵昊。讼者云：“绍兴十三年，从兄尝鬻祖产，得银帛楮券若干，悉辇而商；且书约，期他日复置如初。”氵昊曰：“绍兴三十年後方用楮币，不应十三年汝家已预有若干；汝约伪矣！”由是其讼遂决。此岂非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乎！夫氵昊以考古名於时，宜其不长於吏事矣，然乃精於听讼若此，何哉？考古之与听讼，固一理也。是故《易传》之述包羲，帝而称王（唐、虞以前无称“王天下”者，说见《补上古录》中），《蔡传》之引《史记》，益而加伯（《史记》以前称益，未有加以伯者，说见《唐虞录》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觉也。《传》之《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但云“皆古书名”，及《伪书序》既出，而《林注》遂历历数之：无他，文必因乎其时故也。所以汉人好谈谶纬，则所撰之《泰誓》，“乌流”、“火覆”，祥瑞先呈；晋人喜尚排偶，则所撰之《泰誓》，“胫”、“剖心”，对待独巧。誓诰不及二帝，而《伪古文书》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诅不及三王，而《吕氏春秋》武王有四内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经》，以隋人而避唐讳。是知伪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然而世之学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则心粗气浮，不知考其真伪；一则意在记览，以为诗赋时文之用，不肯考其真伪；一则尊信太过，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为之解，而断不信其有伪也。正如绍兴三十年後方行楮币，此宜当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难考而得之，乃历二十年而讼不决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战国时之躔度，少通历法者皆能辨之，而《伪周书》有之，人遂以此为周公之制。嗟夫，嗟夫，此《考信录》一书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上达与下学

　　自明季以来，学者大抵多为时文，购买讲章墨卷，晨夕揣摩，以为秘笈；此外不复寓目。其能读书不专为时文者，千百人中或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记览为宏博，以诗赋为风雅。其能不仅为记诵词章之学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为当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学自命，谨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则竟出入王、陆。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陈言，其驳者固皆拾庄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过述宋儒性理之剩说。其真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学问之难言也！述自读诸经《孟子》以来，见其言皆平实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无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饱可暖，皆人所不能须臾离者。至於世儒所谈心性之学，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无所当。正如五色彩纸，为衣可以美观，如用之以御寒蔽体，则无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盖本於《书尧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学篇》始推之於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为本。逮宋以後，诸儒始多求之心性，详於谈理而略於论事，虽系探本穷源之意，然亦开後世弃实征虚之门。及陆、王之学兴，并所谓知者亦归之渺茫空虚之际，而正心诚意遂转而为明心见性之学矣。余窃谓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述赋性愚纯，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於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贤，甘为识小之人，亦有鉴於魏、晋之谈名理而尚《老》、《庄》，卒至有陆沉之祸也。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後，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於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经》之精粹也。惟《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後五篇亦间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後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至於《礼记》，原非圣人之经，乃唐孔颖达强以经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饫闻之，更无足异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书高下真伪本不难辨，但人先有成见者多耳。昔有显官之任，遇陆羽於江浒，邀共品茶，使仆以十馀盎渡江往取潭水。归舟遇风，盎水半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扬而视之，但云“非是”。过半，乃云：“此潭水矣。”显官诘仆，仆以实告。苏子瞻使人买金华猪，中途而逸，以他猪代之。及宴客，莫不称美者。既知非金华猪，始相视而笑。此无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见在心，而羽无成见故耳。余生平不好有成见，於书则就书论之，於事则就事论之，於文则就文论之，皆我人之见存。惜乎今之读书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识古书之真伪，如陆羽之辨水者，必不以余言为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後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於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於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於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右前录四卷

　　○《唐虞考信录》四卷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体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

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有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羽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沉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

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於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夏考信录》二卷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于舜。舜崩，天下归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录》二卷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丰镐考信录》八卷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何为始於稷也？稷播种以开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犹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洙泗考信录》四卷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绩，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精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丰镐别录》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洙泗馀录》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世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实录》二卷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续说》三卷

　　《考信录》成，其义有未尽者，有事在周室东迁以後者，亦有泛论古书，不可分系於一代者故为《续说》以补录之。

　　○《附录》二卷

　　《考信录》之後，何以复有《附录》也？此录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为之後者而後有所授。故历历溯其所由来以附於後也。

　　右《後录》十二卷

　　△答过细之讥

　　谚云：“打破沙锅纹到底。”盖沙锅体脆，敲破之，则其裂纹直达於底；“纹”与“问”同音，故假借以讥人之过细而问多也。然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唐何文哲、赵赞邻居，并为侍御史。赵需应举至京，投刺於赞，误造何第。何，武臣，以需进士称犹子谒之，喜召入宅。不数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谓需曰，“侄名宜改，（何需）似涉戏也。需乃自言姓赵。文哲大愧，乃遣之去。当时传以为笑（《唐国史补》作何儒亮误谒赵需，今从《唐语林》）。然此犹小事，无足为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决北杜村、小王庄，会而东下，直趋大名府城，环城大水。未数日，上决於三台，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绝，大名水始渐退。大名道问水所自来，县丞某遂以三台对。大名道亦不复详察，遽移文河南（三台乃河南临漳县境）。以妨运道为词，俾塞三台之口。幸而水势难挽，塞之无功，若三台果塞，而杜村等两口如故，大名之城其能不为沼乎！然终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两县田禾悉没。若此者，岂非其问之不周，察之不审，以致是与！然而世皆以含糊为大方，以过详为琐碎，虽偾事而不悔，其亦异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见长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卤莽。中年以後，所见少於余者则多贵卤莽而厌分明：其发言也，务不使之分晓，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听言也，亦不肯问之使分晓，而但以意度之。以此为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为已知也。至於听讼，尤为要事，然人皆漫视之；以曲为直，以直为曲者，比比皆然。余为吏，每听讼，未有言余误断者，然有谓余过细者。况於《考信》一录，取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以过细讥余者当更不知几许。嗟夫，嗟夫，此固难为世人道也！

　　△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曰：传记所载，何为多降一字书之？何为或冠之以“补”也？曰：降而书者，不敢以齐於经，且惧其有万一之失实也。然或提纲挈领，为事所不可缺，而经无文，不得不以传记补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经而今旁见於传记者，故以“补”别之也。曰：《洙泗录》及《馀录》何以不降一字而书也？曰：圣贤之事，记於经者少而见於传记者多，不可概用降书。且传记之作，率在百年以内，世近则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远而传闻者易失实也，故不复分之也。

　　△备览，存疑

　　曰：何以有“备览”“存疑”也？曰：其书所载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无可疑，不敢遂谓其非实也，则列之於“备览”。其书所载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难取信，不敢概谓其皆实也，则列之於“存疑”。皆慎重之意也。曰：《国语》、《史记》诸书概列之於“备览”，何以有时但降一字书之，不复别於传也？曰：其文虽见於此书，而其事实本於经传，信而有征，不得因其书而疑之，故跻之於传也。

　　△附录，附论

　　曰：何以有“附录”、“附论”也？曰：《唐虞录序例》中言之矣。其时不可详考，而其事不容遗漏，则从其类而附载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虽非纪事而与事互相发明，则因其事而附见之，不敢概从略也。

　　△备考，存参

　　曰：何以有“备考”、“存参”也？曰：《唐虞录序例》中亦言之矣。事虽後日之事而有关於当时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证异说之纷纭，虽不能无醇疵之异，要皆当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也。

　　△答词费之问

　　曰：子之说诚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杀，毋乃费於词乎！余曰：诚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尧典》、《禹贡》之文简矣，而《商》、《周书》则繁。《论语》之文简矣，而《孟子》书则繁。《左传》之纪事简矣，而《史纪》则繁。古之人岂好为其繁哉！夫亦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为正，商以丑为正，周以子为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为正月，则丑寅为二三月可知。丑为正月，则寅卯为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说，皆谓商、周虽以子丑为正，而仍以寅为正月，卯辰为二三月。於是说者纷纷，而後儒辨之者亦纷纷，其书至於不可车载而斗量。设当日云“以子为正月，丑为正月，寅为正月”，止须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为此说，亦无庸琐琐而辨之，车载斗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书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记》之文非故欲繁於《论语》、《左传》也，世变所至，异说争鸣，歧之中又有歧焉，少省其词则因端附会者遂开後世无穷之疑，故不得已而宁为其繁耳。余之词费，固因於才短，亦虑省之而献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当有以谅其苦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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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上古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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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考信录提要》下卷录出补此。）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于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

　　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于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

　　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于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于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卷上

　　○前论一则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五帝之文见於《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吕氏春秋》以黄帝、炎帝、太、少、颛顼为五帝，盖本之《春秋》传；而月令因之。《大戴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盖本之《国语》；而《史记》因之。至《三统历》则又以包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其说以《易传》为据，而近代五峰、双湖两胡氏并用之。《秦本纪》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而郑康成则以女娲配羲、农为三皇；谯周易以燧人；宋均又易以祝融；惟《三五历》本《秦本纪》为说，而易泰皇为人皇，其语尤荒唐不经（郑康成以下，并本《补三皇本纪》）。後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

《诗》云“皇王惟辟”，“皇王哉”，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後凭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献之皇祖”，《传》云“皇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於“《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於《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

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於《易传》五帝，亦偶举之，而刘歆遂附会其说，以为少、颛顼诸帝，周迁其乐，故《易》不载，诬矣！《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坟”为皇书，“典”为帝史。然黄帝以帝称而反为皇，名实迕矣！

少与太、炎帝均列於《春秋》传、《吕纪》、《月令》，而去彼存此，可乎！作此《序》者亦为刘歆所误，而以炎帝、太为即羲、农，故独取少以代黄帝而为五，然则《序》之出於刘歆以後而非安国所撰明矣！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战国以後；《周官》後人所撰，是以从而述之。学者不求其始，习於其名，遂若断不可增减者；虽或觉其不通，亦必别为之说以曲合其数，是以各据传注，互相诋讠其。不知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夺彼以与此也哉！故今但取古天子之见於传者次第列之，而绝不以三五约其数焉。“五德”之谬，三皇、女娲、炎帝、太之误，说并见後篇中。

　　○开辟之初

　　△驳邵雍元会运世之说

　　宋邵尧夫作《皇极经世书》，谓“天地之一终始为一元，元十二会，会各万八百年。天开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尧、舜当巳、午会之间。自会而下，为运，为世，为年，为月，为日，为时，皆以十二与三十递乘之。”後之儒者奉为玉律，莫有异辞矣。余独以为不然。夫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以其有礼义也。夫妇之道，自生民之初而已然矣。有夫妇於是乎有父子，有父子於是乎有君臣，有君臣於是乎有书契、政事、宫室、粒食、冠裳、葬埋之制。此数者，皆人道之不可废者，而皆始於羲、农以後，然则羲、农之上距开之初，固无几时也。若如《经世书》之言，则是生民仅有九会，而前四会之人养生送死初无以大异於禽兽，及其稍知礼义而天地之化已将半矣，岂不诬哉！日三十而为月，月十二而为岁，其偶然者耳，然且有朔虚，有闰馀，不能齐也。至於三十年为一世以父子相继之岁约略计之耳，日有十二时，历家随意分之以辨刻漏耳，非如日之有出入，月之有朔望，为一终始而不可增减者也。《春秋传》云“日有十时”，今又分时为二十四，时岂有定数乎！今因是二者之偶同，遂皆以此两数乘之，其亦凿矣！且历法十九年而闰馀一终始，二万数千馀年而岁差一终始，与元、会、运、世之说皆不合，则《经世书》之不足信也明矣。曰：尧、舜不为中天，然则何以独盛？曰：物之良者，皆於其朔，不於其中也。是故，日莫良於旦，岁莫良於春，人莫良於孺子。尧、舜之时其犹平旦乎！是天地清明之候也。自尧、舜以後，生聚之蕃，文物之盛未必不过於昔，而其气益昏而杂，其治益卑而淆，犹之自春徂夏，物生日众而毒螫亦日多，自少及庄，人知日开而变诈亦日甚也。是故，西汉之午在孝武，而孝文则其平旦也；李唐之午在天宝，而贞观则其平旦也。故孟子亦以平旦之气为性善之验。吾故曰：“羲、农之上距开辟之初固无几时”也。

　　【补】“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朋男女，然後有夫妇。有夫妇，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易序卦传》）

　　【存参】“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於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咕嘬之；其颡有Г，睨而不视。夫Г也，非为人Г，中心达於面目。盖归，反{艹累}里而掩之。”（《孟子》）

　　△驳三皇及十纪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此言上古者之所始也。《春秋纬》称：“自开辟至於《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流讫当黄帝时。《河图》及《三五历》称：“天皇氏十六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春秋纬》以下，并本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采文。）後世序古史者往往采之。以余观之，谬莫甚焉。《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世又传仓颉始作书契，然则书契之起於羲、农以後，必也。羲、农以前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後人何由知之？且其历年如此之久，圣人为天子者如此之多，其间名臣、贤相哲人、知士，且不知凡几，必无至於羲、农之世而书契犹未兴，生者犹无衣服，死者犹无棺椁之理也。夫《尚书》但始於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於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後诸家遂上溯於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後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後人所知乃反详於古人如是也。又按：《史记》邹衍始为闳大不经之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终始，治各有宜；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如赤县神州者九，有裨海环之，莫能相通；如此又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然则其说本出於衍而後世学者又各以其意增饰之耳。当衍之时，列国分争，疆理不远，故莫能穷其妄。自隋、唐以降，征伐所及，海贾所通，至於夜不能熟羊胛，目可以尽南极，何尝有所谓“裨海九区、天地之际”者！衍言之妄，居可睹矣。则其所谓“天地剖判、五德转移”者，亦如是而已矣。鸣呼，《史记》犹以其言为不经，奈何後人自命为儒学者反取之以补经之缺乎！故余於包羲氏之前，但取《易序卦传》文冠之篇首，附以《孟子》上世葬亲之语，以见太古之大凡。其馀三皇、十纪之说概不载也。

　　○包牺氏

　　包牺，一作伏羲，一作庖羲，一作宓羲。今《传》既作包牺，当从之。包牺非太，说见後《炎帝》、《太》篇中。

　　【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传》。按唐、虞以前未闻有称“王”者。“王天下”云者，据三代之称而加之上古者也。此《传》之所以不逮《经》，学者不可以辞害意也。）

　　△驳龙马负图之说

　　朱子《论语集注》云：“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余求其所本，经传皆无之。《书》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易大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皆未言为龙马所负，亦不言圣人为谁何也。《春秋传》、《史记》皆不及伏羲时事，无可证其真伪者。惟《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以为伏羲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八卦》，《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亦以《河图》为《八卦》，而皆不言所本何书。（《书孔传》有“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以画八卦”之语，此系後人伪撰，故不引。）孔氏颖达《周易正义》云：《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等并云伏羲得《河图》而作《易》。”又云：“《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然则龙马负图之事乃出纬书而孔、刘采之者。纬书者，异端方士之言耳，朱子何为而信之哉？且如纬书之言，则《河图》、《洛书》同出於伏羲之世；而孔、刘乃以《八卦》、《九畴》分属之，尤不可解。不知後儒何以皆用之也？《传》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不言则《河图》以为卦也。使画卦果本於《河图》，则此乃当时大事，千古异祥，《传》当特举之，何得概等诸鸟兽之文而已乎！孔氏颖达固已疑及於此，但以前人旧说不敢驳证，乃为扶同迁就之词，以为《易》理宽宏，何妨更法《河图》，亦可谓游移而失据矣！《外纪》又谓伏羲氏有龙马负图之瑞，故以龙纪官，盖见《补本纪》有龙瑞之文，因附会之以为巧合。不知以龙名官者乃太，非伏羲也，见其诬而已矣！故今於伏羲氏不载龙马负图之事。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余惟孔子之言是从焉耳。

　　【补】“作结绳而为纲罟，以佃以渔。”（同上。按《传》文所谓取诸某卦者，不过言其理相通耳，非谓必规摹此卦然後能制器立法也。而古未有书，後人亦无由知其所由作，故称盖焉──盖者，疑词也。今并删之，後不复注。）

　　△驳伏羲氏造书契制嫁娶之说

　　《补三皇本纪》称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余按《易大传》文，易结绳以书契在“黄帝、尧、舜氏作”之後，则必起於黄帝以来明矣；谓造於伏羲氏，乃《伪书孔安国序》文，此序晋以後人所撰，前人辨之详矣。至以俪皮为礼，经传亦无文；惟谯周《古史考》言之，不足信。故并不载。

　　△驳伏羲氏为六甲之说

　　《外纪》称伏羲氏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又称黄帝命大挠作甲子，十干，十二枝，相配以名日。夫伏羲氏既造六甲矣，又何待於黄帝之作之？此盖所传异词而两采之，故致自相矛盾。要之，谓黄帝时为近。故今不载於此。

　　△燧人等十七氏有无不可知

　　世传上古之天子，有燧人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谯周《古史考》以燧人备三皇，谓在庖羲之前。《补三皇本纪》则本《春秋纬》，以女娲备三皇而谓在庖羲之後。至於大庭以下十有五氏，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并在庖羲之後，《补三皇本纪》则据《三五历》而以为并在庖羲之前，其说纷纷不一。余按《春秋传》、《国语》最好称引上古事，然亦但述黄、炎以後，未有称羲、农者也；独《易传》以《易》故，言及於羲、农耳。《孟子》书中，有许行为神农之言，而《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言皆当在战国以後。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之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於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惟“大庭氏之库”见於《春秋传》，“女娲氏之笙簧”见於《明堂位》；然府库之兴当在唐、ね以後，况库犹存於春秋时，世之相隔亦必不远，而《明堂位》亦战国後之书，且序女娲於垂叔之後，未见其必为上古也。推此而求，则彼十五氏者，纵使果有其人，亦必非黄帝以前之天子矣。《补本纪》乃据《管子》，谓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首有无怀氏；不知《管子》乃後人所伪撰，而封禅亦汉儒之邪说，彼固采战国时异端小说之言而附会之者，又乌足为据也哉！且炎帝、太在黄帝之後，传记之文甚明也，犹误以为庖羲、神农，而列之於黄帝之前，况彼十五氏者，传记之所不言，又恶知其果有与无，果在庖羲之前与其後乎！故今十七氏者皆不载。

　　○神农氏

　　△烈山氏非神农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历山氏，《礼》曰‘历山氏之有天下’，是也。”余按《左传》称烈山氏，初不言有天下；若《礼记祭法》之文乃采之《国语》者，《国语》记上古事率荒唐，此盖亦想当然之词，不足以为据也。古者“烈”、“厉”同音，《祭法》之厉山乃传写之误，亦非有两号也。郑氏以神农制耒耜，遂以神农当之，而云“厉山，神农所起”，小司马氏从而采之，误矣！杜氏《左传注》云：“烈山氏，神农氏诸侯。”较郑氏为近理。然《左传》、《国语》皆未有称及黄帝以前者，亦未敢必其然，故今并不载。神农非炎帝，说见後《炎帝条》下。

　　【补】“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上）

　　△驳神农氏重八卦，作蜡祭、鞭草木之说

　　《补本纪》称：“神农氏重八卦为六十四，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余按：《易大传》言包牺作《八卦》、纲罟，至神农氏则但言其为耒耨、市易，初无一言及於重卦者。果有此事，曷为连类及之而独遗之乎！康成之徒因《传》文内有取诸《益》与《噬嗑》之语，遂臆度而附会之，以为神农所重，谬矣！《传》特泛言其理，何尝以为伏羲时止有三画之离，神农时乃有六画之《噬嗑》哉！《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今移之神农时，於经传亦未有确据，盖亦以为耒耜故臆之耳。至以赭鞭草木，乃方士荒唐之说，尤为不经。故并不取。

　　△驳神农氏作《本草》之说

　　世传神农始为《本草》（今所谓《本经者》），《汉书艺文志》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外纪》因之，遂谓炎帝尝药，一日遇七十毒，遂作方书以疗民疾。所谓炎帝，乃沿《补本纪》之误，意即谓神农也。余按书契始於黄帝以後，然犹未有篇策，神农之世安得有策书乎！且《本草》文浅陋，多用後世地名，少有识者自能辨之。《补本纪》谓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此或然耳；然传记皆无文，而後世方技之士多之古圣人者，难以征信。故今阙之。

　　【备览】“神农伐补遂。”（《战国策》）

　　【存参】“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老师与民并耕而食，饔食而治。’……又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市，莫之或欺。’”（《孟子》）

　　△驳神农氏八世五百馀年之说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立一百二十年，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谖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纲目前编》云：“神农在位百四十年，子临魁八十年；临魁子承六十年，承子明四十九年；明子宜四十五年；宜子来四十八年；来子襄四十二年，襄曾孙榆罔五十五年”此说世皆信以为然。余按：《易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夫人谓之没，国谓之亡，不曰包牺、神农氏亡，而曰包牺、神农氏没，则是二帝既没，其子孙即不复嗣为帝也，乌有所谓八世五百馀年者哉！且经之所不书，传之所不述，彼晋以後之人何从而知之？《补本纪》以榆罔为神农曾孙，则榆罔之後尚当有五世，而《纲目前编》即以榆罔为第八世，其年数亦不符，然则二家之说已自不合，学者又何由知其孰是而信之乎？夫事略者易知，详者难考，神农之与炎帝，经传之文甚明，此易知者也，而二家尚不知其为两人，况其子孙之名，之年，之谱牒，反能知之而历历不爽，有是理耶！

　　△古之天子无禅无继

　　且唐、虞以前初未尝有继世为天子之事也：有圣人者出，则天下尊之为帝，圣人者没则已耳，其子孙皆不嗣为帝也；又有圣人者出，然後天下之又尊之；无所为继，亦无所为禅也。自唐、虞而後有禅，自夏、殷而後有继，故孔子曰：“唐、虞禅；夏後、殷、周继。”如之何其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也！齐桓之霸也仅一世，而晋文之霸也乃十一世：不得以其後之继霸而遂谓其前之亦继霸也。晋文、襄之霸也，其卿未有世者；间有父子皆为卿者，而初不袭位於其父卒之日；景、厉以後，荀林父卒而子庚代之，士会老而子亦燮继之，而卿遂为世及；鲁、郑亦然：不得以其後之继卿而遂谓其初之亦继卿也。夫古之天子亦若是而已矣！故今於诸家所载神农以後诸帝概削之不录焉。呜呼，後世之儒所以论古之多谬者，无他，病在於以唐、宋之事例三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以为继世有天下自羲、农已然，故於虞、夏授受之际妄以己意揣度，以致异说纷然而失圣人之真。故余於神农之世先发其端。学者知唐、虞以前原无禅继，然後尧、舜、禹、启相承之事可得而论。说并详後《通考》及《尧》、《舜》、《禹》、《启》篇中。

　　△引柳宗元文驳包牺、女娲、神农蛇身牛首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女娲氏皆蛇身人首，神农氏人身牛首。余按：唐柳子厚《观八骏图说》辨此甚明，今载其文於左。惟其所引书，以牛首为伏羲，与此小异；要之其诬则一，亦不足分别也。

　　【柳子厚《观八骏图说》】“古之书有记周穆王驰八骏升昆仑之墟者，後之好事者为之图，观其状甚怪，咸若骞，若翔，若龙、凤、麒麟，若螳螂然。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则其言圣人者亦类是矣！故传伏羲曰牛首，女娲曰其形类蛇，孔子如亻其头，若是者甚众。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今夫马者，驾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视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草饮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骏，亦类也。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圣，亦类也。然则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骅骝、白羲、山子之类若果有之，是亦马而已矣，又乌得为牛，为蛇，为亻其头，为龙、凤、麒麟、螳螂然也哉！

　　△驳包牺、神农作瑟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作二十五弦之瑟，神农氏作五弦之瑟。余按：风会之开必有其渐，故包牺氏教佃渔，神农氏教耕耨，黄帝氏垂衣裳，虽圣人不能一世而尽创也。然则礼乐之兴当在唐、虞之世，包牺、神农未暇此也；安有茹毛饮血而吹笙鼓瑟者哉！苟能制茧成丝，则何不先为衣冠而乃以为弦；苟能斫木盛器，则何不先为栋宇棺椁而乃以为瑟也！此皆後人猜度附会之言，故并不取。

　　△驳《连山》、《归藏》为羲、农时书说

　　《周官太卜》，有《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孔颖达云：“神农曰连山氏，亦曰烈山氏；黄帝曰归藏氏。”余按：《易传》言《易》详矣，《春秋传》亦多说《易》者，然皆未有《连山》、《归藏》之名。《周官》乃後人所撰，其然否未可知也。即使果然，亦当出於後世，郑氏以为夏、殷者，或有之；若羲、农之世，则未有篇策，安得有文字传於後世哉！至因康成以厉山为神农之误，而并《连山》之名归之，则尤谬矣！故今不取。

　　○黄帝氏

　　△辨黄帝姓名之谬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又云：“黄帝为有熊氏。”按《国语》云黄帝姓姬，且公孙者，公之孙也，公族未及三世则无氏，氏之以公孙，非姓也，况上古之时安有是哉！《大戴记》云：“黄帝曰轩辕。”又曰：“黄帝居轩辕之邱。”其意盖谓因所居以为号耳，非谓轩辕为黄帝名也。有熊之称亦不见於传记，《本纪》乃以轩辕为名而号有熊，殊失《大戴》之意。《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有轩冕之服，故号曰轩辕。”谓轩辕为号，似矣，而谓因始有轩冕之故，则亦出於臆度而已。又《大戴记》、《史记》皆以黄帝为少典子，盖本之《国语》；然《国语》本不足据，故今并阙之。说并见後《战於阪泉条》下。

　　【补】“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易系辞下传》）

　　【备览】“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心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

　　△《大戴记》称黄帝德无事实可指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或作“慧”，《史记》作“询”）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史记》作“战”），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此八字，《史记》作“淳化鸟兽虫蛾”），历离（《史记》作“旁罗”）日月星辰，极田（《史记》作“水波”）土石金玉，劳（《史记》“劳”下有“勤”字）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余按：“神灵”五句乃後人想像推崇之词，圣人大抵如是，非独黄帝然也。而“齐”、“敦敏”、“聪明”，亦初无先後可分。“死生”、“存亡”数语颇类杨氏（即所谓黄老家）。“时播”以下文多难解，不如《史记》之文明顺：不知《戴记》之文久而讹邪？抑司马氏润色之邪？要之皆系肤阔之辞，初无可指事实，且文亦卑弱，与《尧典》、《皋陶谟》首节大不类，显为後人所撰，故并不录。

　　【补】“黄帝氏以纪，故为师而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驳黄帝举四相之说

　　《本纪》云：“黄帝举风後、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汉书艺文志》叙兵书，有《风後》十三篇、《力牧》十五篇。《世纪》遂从而附会之，言“黄帝梦风吹，尘垢皆去；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曰：“天下岂有姓风名後，姓力名牧者哉？”於是求而得之，以为将相。”余按黄、炎之世，卿相之名未有见於传者，则四人恐亦後人之言。纵使有之，而其时未有典册，则兵法非其所著明矣。後者，君也，风後盖谓风国之君。古未有姓名连称者，乌得以“风”、“力”为姓，而“後”、“牧”为名也哉！至垢去土为後，人驱羊为牧，此特後世之谜语耳，稍知文学者耻言之。而《纲目前编》、《广舆记》皆从而采之，嘻，亦异矣！今一概不录。

　　△驳黄帝制十二律之说

　　世之言律者云：“律有十二，六为律，六为吕。黄帝使伶伦采竹於解谷，雄声六，雌声六以应十二月数，曰黄钟，曰大吕，曰大蔟，曰夹钟，曰姑洗，曰仲吕，曰蕤宾，曰林钟，曰夷则，曰南吕，曰无射，曰应钟。”余按：律之见於经传者莫先於“典”、“谟”；然《皋陶谟》但云六律，不言为十二也。《春秋传》云：“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孟子云：“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云六律，无云十二律者。如果律有十二，不当咸称为六；果有六律六吕，亦不当皆举律而遗吕也。惟《国语》载伶州鸠言，六律之外复有六间，自大吕至应钟云云，然亦未尝与黄钟等平列为十二也。自《吕氏春秋》始以律与历强相附会，以十二律应十二月，而刘歆、班固等递述之，非古也。《国语》之文固已多所附会，至《吕氏春秋》所采乃邹衍阴阳家之言耳。学者不信经传之文，而闻异端之说则喜道之，甚哉其可异也！又按：大吕、姑洗、无射，皆古钟名；黄钟、夹钟、林钟、应钟，其名虽不见於经传，然皆名之为钟，则亦本钟名也。谓其以律名名钟乎，当钟未铸之时，何由预知後世之以名钟，而先以夹钟、应钟名之？盖古六律之名本不可考，後人因某钟之声近於某律，遂取钟名以名之耳，非黄帝所制也。且十二律果制於黄帝，伶州鸠何不述之，而但泛称为“古之神瞽”乎？由是言之，黄钟、大吕之名皆起於春秋、战国以後，尚未知其与舜之六律果相应否，况於其度之长短广狭有何确据，而乃苦争之於九分十分之异，亦惑矣！刘歆岂圣人与，何以後之学者奉歆之说如奉圣人言也！

　　【附录】“遇黄帝战於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备览】“修德振兵，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炎帝非兄弟

　　《晋语》云：“少典娶於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余按：《春秋传》云：“黄帝以氏纪，故为师而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观其文义，乃二帝各自为国，各自为代，非兄弟也。《易传》云：“神农氏殁，黄帝、尧、舜氏作。”又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则是黄帝、圣人也，炎帝虽不可知，然在上古而为人所归，则亦贤人也：果圣贤与，必无同胞兄弟而用师以相攻伐之理，且所谓异德者果何哉？舜之与象，周公之与管叔，皆不异姓也。如之何其可以德异而并姓异之乎！盖《晋语》此文，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於古之圣人，正如齐东野人之语谓尧北面而朝舜者，後人奈何遽从而信之邪！故今并不从。说并见後条及《炎帝篇》中。

　　【附录】“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书吕刑》）

　　【备览】“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战国策》）

　　【备览】“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

　　△驳黄帝传兵法之说

　　《汉书艺文志》叙兵法，有《黄帝》十六篇，《图》二卷。马镐《中华古今注》引《河图》文云：“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天遣元女授黄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余按：《易大传》文，书契之兴，弓矢之作，皆在黄帝以降，黄帝之时安得有兵书及图传於後世哉！此乃战国之时权谋之士所作，伪之黄帝耳。至於兽身、人语，元女授法，语尤不经。盖唐以前人多好怪，见此等语以为新奇，辄采之以入书，而不知其惑世为甚大也。故今并论之。

　　△驳黄帝作指南车及华盖之说

　　《古今注》云：“指南车起黄帝。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又云：“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气，金枝玉叶，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余按：《易大传》文，“服牛乘马”在“黄帝、尧、舜氏作”之後，则黄帝时尚未必有车也。纵使有之，制车之始亦岂遂能工巧如是！至於华盖之作，文饰益盛，尤非上古俭朴之风。盖皆後人之所称，故今不录。

　　【存参】“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鲁语》）

　　此语虽未必确实，然尚无大谬，姑列之存参。

　　△驳黄帝巡游封禅之说

　　《本纪》云：“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鸡头；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又云：“置左右大监，监於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余按：此皆战国、秦、汉之间方士异端所述，所谓黄老家言、阴阳家言是也。盖既其术於黄帝，因伪撰黄帝之事以实之耳。尧自举舜以前，其事尚不可详考，况黄帝踪迹之所至乎！故今不录。

　　△驳黄帝作《素问》、《灵枢》之说

　　世所传《素问》一书，载黄帝与岐伯问答之言；而《灵枢》、《阴符经》或亦称为黄帝所作。至战国诸子书述黄帝者尤众（若《庄子》书称黄帝问道於广成子之类）。余按：黄帝之时尚无史册，安得有书传於後世；且其语多浅近，显为战国、秦、汉间人所撰。盖战国时杨、墨之徒欲绌尧、舜，故称尧、舜以前之黄帝以驾乎其上；而工於艺术者亦欲藉古圣人之名以取重於世，因假之以为言耳。此类甚多，不足缕辨，亦不胜缕辨也。姑举其略，以例其馀。

　　△驳黄帝诸子别十二姓之说

　　《晋语》云：“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渔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任、荀、僖、佶、儇、依，是也。惟青阳与仓林氏同於黄帝，故皆为姬姓。”後之言姓者多宗之。余按：上古之时，人情朴略，容有未受姓者，故因锡土而遂赐之，所以《禹贡》有“锡土、姓”之文，非每人皆赐之以姓也，安有同父而异姓者哉！姓也者，生也；有姓者，所以辨其所由生也；苟同父而各姓其姓，则所由生者无可辨，有姓曷取焉？且十二姓之见於《传》者，姬、祁、己、任、吉，五姓而已，然皆相为昏姻。後稷取於吉，王季取於任，春秋时晋之栾与祁昏，鲁之孟与己昏，而姬、刘、祁、范乃世为昏姻，皆无讥者。果同祖也，可为昏乎？若同祖者易其姓而即可为昏，则吴之孟子何讥焉？《春秋传》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与有济之祀。”又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观其文，皆似古帝王之孙世守其姓而不改者。唯虞後本姚姓，而陈乃妫姓，故晋史赵以为周之所赐，盖偶然之事。时或有他故焉；要之，妫犹姚耳，非姚与妫之遂可以相为昏也。自《国语》始有一人子孙分为数姓之说，而《大戴记》从而衍之，《史记》又从而采之，遂谓唐、ね、三代共出一祖，而帝王之族姓遂乱杂而失其真矣！然则是诬古圣而惑後儒者，皆《国语》为之滥觞也。且前既云“青阳与夷鼓为己姓”，後又云“青阳与仓林为姬姓”，是青阳一人而有两姓矣！此文既云“黄帝之子青阳，夷鼓皆为己姓”，《郑语》又云“祝融之後己姓，昆吾、苏、顾、温、董”，是己一姓而又有两祖矣！其自相矛盾如是，乌可为信哉！《晋语》此文，本因文公之纳怀嬴而为之掩饰者，是以其情诬而不忌，其辞游而自穷。纵令果出胥臣，亦不足以为据，况後人之所伪乎！而世之学者乃皆相沿，以为受姓之原固然，亦可异矣！故今并不取。说并见前条下。

　　△引王充书驳黄帝骑龙上天之说

　　《史记封禅书》称：“齐人公孙卿有札书，言黄帝仙登於天，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王充《论衡》尝辨其谬，今录於左：

　　【《论衡道虚篇》】“世称尧若腊，舜若居，心愁忧苦，形体羸癯。使黄帝致太平乎，则其形体宜如尧、舜；尧、舜不得道，黄帝升天，非其实也。使黄帝废事修道，则心意调和，形体肥劲，是与尧、舜异也，异则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实也。五帝三王皆有圣德之优者，黄帝不在上焉。如圣人皆仙，仙者非独黄帝；如圣人不仙，黄帝何为独仙？世见黄帝好方术，方术，仙者之业，则谓帝仙矣；又见鼎湖之名，则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而龙垂胡髯迎黄帝矣──是与说会稽之山无以异也。夫山名曰会稽，即云“夏禹巡狩，会稽於此山上，故曰会稽。”夫禹至会稽治水，不巡狩，犹黄帝好方伎，不升天也；无会稽之事，犹无铸鼎，龙垂胡髯之实也。里名胜母，可谓实有子胜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谓民朝起者歌乎？”

　　余按：黄帝升天之说本不足辨，司马氏载之，正以见其荒谬耳。王氏以为非实，是矣。然言“黄帝好方术”，则尤惑於世之邪说而未之察也。上古原无方术，而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岂至为方士之所欺哉！世之言神仙者多之於黄帝、老子，类此者非一，而文学之士亦有采之入书者。恐其久而惑世，故录此篇以例其馀。

　　●卷下

　　○炎帝氏

　　△炎帝非神农氏

　　《汉书律历志》以炎帝为神农氏，太为包羲氏，後之学者编纂古史皆遵之无异词。以余考之不然。《易传》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是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也。《春秋传》曰：“黄帝氏以纪，故为师而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是炎帝，太在黄帝之後也。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炎帝，太在黄帝之後，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氏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

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後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其後又云：“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又不言炎帝，然则帝於黄帝之前者自神农氏，与炎帝无涉也。《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夫十有二家中既有神农，复有炎帝，其为二人明甚，乌得以炎帝为神农氏也哉！《战国策》曰：“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亦列神农於黄帝前而不云炎帝。《晋语》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亦列炎帝於黄帝後而不云神农。《春秋传》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

与《国语》“炎帝姜姓”之说合，皆云炎帝，不云神农。《孟子》书有许行者，为神农之言，并耕同贾之说语虽不经，然亦因神农有作耒耜，为市廛之二事故之，亦云神农，不云炎帝。盖自《史记》以前，未有言庖羲风姓为龙师，神农姜姓为火师者；亦未有言太画《八卦》，作纲罟，炎帝制耒耜，为市廛者。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自战国以後，阴阳之术兴，始以五行分配五帝，而《吕氏春秋》采之，《月令》又述之，遂以太为木，为春，炎帝为火，为夏，少为金，为秋，颛顼为水，为冬，黄帝为土，为中央；然亦但言其德各有所主，不谓太先於炎帝，炎帝先於黄帝也。宣、元以後，谶纬之学日盛，刘歆不考其详，遂以五行相生之序为五帝先後之序，而太遂反前於炎帝，炎帝遂反前於黄帝矣！

然考之《易传》，前乎黄帝者为庖羲、神农，其名不符，考之《春秋传》，炎帝，太皆在黄帝之後，其世次又不合。於是不得已，谓太即庖羲氏，炎帝即神农氏，而《春秋传》文为逆数：谓少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故先言黄帝，上及太也。呜呼，有是文理也哉！《传》云：“火出，於夏为三月，於商为四月，於周为五月。”又云：“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此皆由今溯昔，然且不用逆数，况於泛举古帝王之沿革，乃反无故而逆数耶！杜氏不察其谬，乃用歆说以释《左传》，固已误矣。而小司马《史记索隐》释《封禅书》非惟不斥其诬，反欲曲全歆说，谓：“神农後子孙亦称炎帝，黄帝与炎帝战於阪泉，岂黄帝与神农身战乎！”

夫神农果即炎帝，其子孙对黄帝而言，称炎帝，犹可也，继神农之後而别之曰炎帝，可乎！且封禅十二家皆易姓受命者，《史记》，《诗传》之文甚明，若炎帝为神农子孙，则是十一家，非十二家矣。或云：谯周《古史考》即以神农，炎帝为两人，与《史记》同；惜余未得见其书也。由是言之，误刘歆，班固者，《吕纪月令》；而误杜预，司马贞者，歆与固也。自是以後，学者益以口耳相传，而黄、炎之世次历二千年遂无复有正之者矣！曰然则《史记》黄帝之後何以不列炎帝、太？曰：《史记》亦不列少，不但太，炎帝也，将亦谓少在黄帝之前乎！盖迁之叙五帝本之《大戴记》（记虽删於《大戴》，而书实在迁前），而《记》本之《鲁语》，然《鲁语》但举其有功者言之，实未尝有五帝之名，亦不谓其间不得复有帝也。

若《月令》之五帝，则本之《春秋传》，然《传》实亦未有五帝之说。大抵後人之说皆沿之古人而附会之，以致浸失其意。要之，自司马迁以前，未有言炎帝，太之为庖羲、神农者，而自刘歆以後始有之。学者当取信於古传记，不必斤斤焉执异端谶纬之说，後儒附会之言以自益其惑也！

　　【补】“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炎帝与黄帝同时

　　《晋语》云：“少典娶於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韦昭《国语》解云：“神农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灭其子孙耳；言生者，言二帝本所生出也。”小司马《索隐》又云：“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炎、黄二帝凡隔八帝五百馀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馀年而始代炎帝後为天子乎！”後之纂古史者咸以其言为然。余按：《国语》所云“生”者，本谓一父一母所生，文甚明也。幼同生而长不同德，故曰“成而异德。”如韦氏之说，是与炎帝同生者乃黄帝之远祖？与黄帝用师者乃炎帝之耳孙，则所谓“成而异德”者，其祖乎？其孙乎？如小司马之说，是生炎帝者一少典氏，生黄帝者一少典氏，则所谓娶於有乔氏者，炎帝之父乎？黄帝之父乎？於文皆不通矣！况炎帝既在黄帝前数百年，则当先言炎帝，不当每文皆先言黄帝也。盖二家之失，在误信刘歆，班固之言以炎帝为神农，是以世代不符；虽委曲以为解，卒辗转而不通。若但据《左传》、《史记》文，则炎帝承黄帝自可同时，不必曲为之说也。然《国语》之文本亦出於附会，故今并不载。说已详前《黄帝篇》中。

　　【备考】“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左传》）

　　△姜姓所自出

　　按：《左传》原姜姓者二：一，此文，以为炎帝之後；一，庄二十三年，以为太岳之後。或太岳即出於炎帝与？其说犹可通也。《国语》原姜姓者三：一，《晋语》谓炎帝姓姜，与此文合。一，《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船⒄姜，盖即《传》之太岳。但炎帝即姓姜，则非至四岳而始赐姓；共工承炎帝後而改制度，则非出於炎帝明甚：二篇必有一误也。一，《郑语》谓姜为伯夷之後。伯夷与四岳比肩事舜，齐一国安得祖两人乎！大抵《国语》所述姓氏皆不足据。窃意《左传》犹近古，故列之以备考。

　　○共工氏

　　△共工世次

　　《汉书律历志》列共工於神农之前。余按：《春秋传》，共工在黄、炎後，其文甚明；刘歆泥於《吕纪》五德之说，误以《传》为逆数，遂以炎帝为神农，太为伏羲，因致失共工之世次耳。今既据《传》文正其失，则共工固当次之於此。说已详前《炎帝篇》中。

　　【补】“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存参】“共工虞於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隋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周语》）

　　△驳触山补天之说

　　《鲁语》云：“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补本纪》云：“女娲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余按：共工氏之为帝为霸，不可考矣；但以《春秋传》推之，则与黄、炎、二固未有差别也。不知《国语》有所传耶？抑以共工似官名，不似代名，遂臆度之而云然耶？大抵《国语》之文附会者多，“後土”本非人名，乃不云其子曰勾龙，而云其子曰後土，基舛如是，固不可为据也。所称“虞於湛乐”云者，或其子孙之事亦未可知。“少之衰，九黎乱德”，“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楚语》、《史记》并有是言，则於共工亦何怪焉。故姑存之於此。至於“触山”、“补天”之说，本之《淮南子》，《淮南》又因《楚辞》之文而附会之者。《楚辞》、《淮南》本皆荒唐之数，不可为实。而《楚辞》但言地倾，初无触山补天之说，亦绝不言为共工也。头能触山而使之崩，山能倾天地而使之缺折，则鲁阳之挥日，愚公之移山，真可谓平平无奇矣！小司马乃信以为实而载之史，吾恐千百年後将有采稗官小说以补正史之缺者。况祝融乃颛顼之裔，安得越千百年之前而与共工战乎！大抵唐人好奇而轻信，不辨黑白而一概取之，率皆如是，亦不足尽辨也。

　　○太氏

　　太或作太昊。按《春秋传》作太，《传》文近古，或当不误，今从之。

　　【补】“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与有济之祀。”“陈，太之虚也。”（并《左传》）

　　△太非包羲氏

　　《汉书律历志》以《春秋传》之太氏为即《易传》之包羲氏；患其世次不合，遂以《春秋传》文为逆数。余按：《传》文如果逆数，则当由少以至极前之包羲：乃由黄帝逆数以至包羲，而忽以极後之少承之，文理尚可通乎！且太、少二帝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名？而太纪官为龙，少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然则少氏固当继太而帝，《左传》非逆数，太非包羲矣。又按：《春秋传》，太之後曰任、宿、须句、颛臾，其虚在陈；少之後曰郯，其虚在鲁；颛顼之後曰陈，其虚在卫；而黄、炎、共工三代惟炎帝之後见於《传》，至其虚则皆无闻焉，岂非以近者易考而远者难详乎！《国语》虽尝述黄帝、共工之後，然其文殊乖舛，不足据。然则郯子所言之世次，其非逆数亦明矣。故今列太氏於共工之後，从《左传》也。馀并见前《炎帝篇》中。

　　○少氏

　　△金天氏非少

　　《汉书律历志》云：“少号曰金天氏。”余按：金天氏之名见於《春秋传》，但云“裔子为玄冥师”而已，未言为少也。刘歆盖以《月令》秋帝少秋於行为金，故谓金天氏为少耳。不知五德之说本邹衍之妄谈；且颛顼不取号於水，宁少必取号於金乎！少氏之子虽尝为玄冥，然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为稷，颛顼氏之子黎为火正，高辛氏之子阏伯亦为火正，则玄冥一官亦不必少氏之子孙而後可为也；故今宁阙之。说并详前黄帝以下诸帝篇中。，或作昊；今从《左传》作，已详前篇。

　　【补】“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并《左传》）

　　【补】“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传》）

　　△《大戴记》之青阳、玄嚣俱非少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高辛。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又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氵氐水；昌意降居若水。自《史记》始以青阳为玄嚣，而《汉书律历志》遂并以青阳为少，而其子孙名挚。由是皇甫谧以来诸编古史者皆以少为黄帝之子矣。余按：《大戴》、《史记》之文本难征信，然《大戴》云“青阳降居氵氐水”，是明谓青阳不为天子矣。《史记》云：“自玄嚣与乔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是亦谓玄嚣不为天子矣。青阳、玄嚣皆不为天子，恶得以为少氏也哉！且以挚为少子孙之名，则当凤鸟未至之前，将以何者名其官乎？盖此皆缘刘歆误以《春秋传》郯子之言为逆数，而炎帝、共工、太皆在黄帝前，至少则不可复谓其在太前，而《大戴》、《史记》又皆无少之代，故妄意其即青阳耳。不知四代实皆在黄帝後，《史记》自沿《大戴》之文以颛顼直继黄帝而遗之，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然《史记》以玄嚣为青阳，亦非《大戴》本文之意。盖其前文云“黄帝产玄嚣，产昌意”者，乃因叙高阳、高辛之世系而溯及其祖父，非谓黄帝止有此二子也。後文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意”者，乃因二人同母，故因昌意而并及之，非必此二人即前二人也。司马氏见其前有玄嚣而无青阳，後有青阳而无玄嚣，遂妄意为一人，误矣！又《国语》以青阳为方雷氏之甥，亦与《大戴》文异。大抵《国语》、《大戴》、《史记》本皆不足为据；而《汉志》以为少，说尤荒唐，皆由於不察前人之言而妄以意度之，是以愈转愈误。而更後之人又震於其名，以为必有所据而云然，是以帝王之事颠倒错乱，不可复正；而不知其所据皆此类也！故今并不取。

　　○颛顼氏

　　△颛顼为高阳或高辛不可考

　　《大戴记》云：“高阳，是为帝颛顼。”按《春秋传》有高阳氏，有颛顼氏，而为一为二无明文。唯《离骚》自谓高阳之苗裔，而《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左传》以祝融为颛顼氏之子，则似高阳果颛顼也。然《郑语》云“黎为高辛氏火正”，《楚语》云“颛顼命火正黎司地”，又似颛顼为高辛者。要之，唐、虞以前事多难考，《国语》、《离骚》皆难据以立说，与其误断而颠倒之，不若阙疑而姑置之之为愈也！

　　【补】“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陈，颛顼之族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邱。”（并《左传》）

　　△《大戴记》称颛顼德无事实可指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济於流沙，东至於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励。”余按：“洪渊”、“疏通”二语乃贤哲之常事；“养材”、“履时”二语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历离日月星辰，时播百草木”等事也。其馀云云，亦皆古贤帝王通用之言，非有事实可指不可移之他人者也。其为後人所撰甚明，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篇》中。

　　○帝喾氏

　　△《国语》始称喾

　　按：《春秋传》有高辛而无喾；至《国语》始称喾；《大戴记》始以喾为《高辛》。《国语》固多附会，然妄合姓氏，谬举神怪则有矣，若无故撰此一代，恐《国语》尚未至是。且言之不一而足，理固当有之，不容略也。《传》既无文，故即以国语文补之。唯以喾为高辛，则未敢决，宁阙之可也。说并见前《颛顼篇中》。

　　【补】“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鲁语》）

　　【存参】“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周语》）

　　△《大戴记》称帝喾德与黄帝、颛顼不异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德；仁而威，惠而信，取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余按：此所称“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者，即黄帝之“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也。“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者，即黄帝之“成而聪明”也。“明鬼神而敬事之”者，即颛顼之“洁诚以祭祀”也。“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者，即颛顼之“日月所照，莫不励也。”“顺天之义，取地之财”者，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颛顼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也。盖撰此文者亦苦於无可言，故少窜易其词，而实仍即前之所云云也。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颛顼》篇中。

　　○黄帝以後诸帝通考

　　《传》文有不能详其世代者，统录於此。

　　【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传》）

　　【补】“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补】“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补】“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补】“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补】“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补】“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补】“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并同上）

　　△引欧阳修文《大戴记帝系篇》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帝辛，是为帝喾。帝喾产稷；产契；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勾芒；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其後司马迁之《五帝本纪》、皇甫谧之《帝王世纪》并因之。世之学者莫不信之。至宋，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及《後序》始其谬。今载其文於左：

　　【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

　　“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谓显人矣，而後世犹失其传者，岂非以其远也哉！是故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方孔子时，周衰，学废，先王之道不明而异端之说并起。孔子患之，乃述《诗》、《书》、《史记》以止纷乱之说；而欲其传之信也，故略其远而详其近。於《书》断自唐、虞以来，著其大事，可以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尝道者，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没，异端之说复兴，周室亦益衰乱，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先王之道中绝。汉兴，久之，《诗》、《书》稍出而不完。当王道中绝之际，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时。学者既不备见《诗》、《书》之详，而习传盛行之异说，世无圣人以为质，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於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唯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已。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於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迁所作《本纪》出於《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於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而为纣，王季下传一世而为文王，二世而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谬哉！呜呼，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业见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论著之矣；其久远难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为圣人者，其智知所取舍皆如此。”

　　【永叔《後序》】“予既略论帝王世次而见世纪之失，犹谓文、武与纣相去十五六世，其谬较然不疑，而尧、舜、禹之世相去不远，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复以《尚书》、《孟子》、孔安国、皇甫谧诸书参考其寿数长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据《书》及诸说云：‘尧寿一百一十六岁，舜寿一百一十二岁，禹寿百岁。尧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试之；二年乃使摄政，时舜年三十；居试摄通三十年，而尧崩。舜服尧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摄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当尧得舜之时，尧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则是尧年五十七，已见四世之玄孙生一岁矣！舜居试摄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寿百年，以禹百年之间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丧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则当舜摄试之初年，禹才六岁：是舜为玄孙年三十时，已见四世之高祖方生六岁矣！至於舜娶尧二女，据图为曾祖姑；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然则诸家世次，寿数长短之说，圣经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颛顼、尧、舜皆不出於黄帝

　　余按：《春秋传》：“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於近。”夫自黄帝以至颛顼，中间四五代而各有制作，不相沿袭，则颛顼与喾之上距黄帝也远矣，乌得以颛顼为黄帝之孙而喾为黄帝之曾孙也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高辛，高阳之子孙至於尧时已各有分族而传数世，则高辛、高阳之下逮尧也又远矣，乌得以尧为高辛之子而高阳之从孙也哉！《书》云：“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孟子》云：“尧之於舜也，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夫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同高祖以下，其亲属尤近，果如《大戴》所记，尧与舜之高祖为同高祖昆弟，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

纵使上古之时礼制未详，然使尧、舜而非圣人也则可，尧、舜而皆圣人也，必不为是乱伦渎礼之事明矣！且不告而娶，万章犹疑之，孟子犹数辨释之，若以近属而为姻婚，其所关者更大，何得万章、孟子反皆不置一言？至其世数之参差，则欧阳子已言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乌得谓尧、舜、禹之同出於黄帝也哉！惟舜出於颛顼，《春秋传》尝言之，而其名亦不符。然於陈言舜而但及於颛顼，不及於黄帝，则是以颛顼为不出於黄帝也。於陈言舜而必及於颛顼，於范氏言陶唐而不及於黄帝，则是亦不以尧为出於黄帝也。至《国语》始好牵连数姓以为同出一祖，固已诬矣，然其所称黄帝之後十二姓者，有祁而无姚，有姬而无子、姒、则是犹未以唐、虞、三代为皆出於黄帝也。自战国以後，杨、墨并起，而杨氏尤好为大言：以儒者之称尧、舜而述孔子也，乃称黄帝以求加於尧、舜，述老聃以求加於孔子，故其後遂称为黄、老。

犹以为未足快其意，乃又诬孔子为老聃之弟子，尧、舜、禹、汤、文、武为黄帝之子孙，以见夫儒者之所推崇而尊重者实皆吾师之末流馀派也。《大戴》诸篇本战国以後所撰，是以惑於其说而载之。而司马氏故崇黄、老，其信而采之尤不足怪。独怪汉、晋以降千有馀年，文人学士自命为圣人之徒者不知凡几，而皆以为实然，此何说也？唯欧阳子独能取信於《经》而不从杨、墨之邪说，其识可不谓卓哉！乃此论既出，而自宋以来编纂古史者犹沿《大戴》、《史记》之谬，则尤可怪矣！岂以欧阳子之论犹有未尽耶？故余既全录欧阳子之文，而於《黄帝》、《尧》、《舜》篇中复为推其前後而详辨之，期於永绝世儒之疑，杜杨、墨之说，虽其词烦於古人而不敢避也。後世果有大儒出焉，庶知余心之独苦耳！说并见後《唐虞录》中。

　　△少至尧四代皆非相继而立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以为古帝皆相继而立者。《帝王世纪》衍之，复据《汉书》而小变其说，谓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其後少在位八十年，年百岁；其後乃为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造唐而致禅。後之辑古史者大率本其年数以为上古甲子之实。余按：少、颛顼不继黄帝，前篇固已详言之矣，然即少至尧四代中，更无他天子，而亦前後不相及也。《国语》云：“少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少既衰，颛顼乃兴，是颛顼与少不相及也。《传》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高阳、高辛至尧时已数世而分数族，是尧与二代亦不相及也。然则上古帝王其交会之间皆当有数十百岁，此衰而後彼兴，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继为天子者哉！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後世例之，故误以为相承不绝；不知古之天子无禅无继，有一圣人出焉，则天下皆归之而谓之帝，圣人既没则其子降而夷於诸侯，又数十百年复有圣人出则天下又归之，如是而已。自唐、虞逮夏初，天子相继，而天下之局始一变；少康以後又一变；至周，又小变；而秦、汉以下则又大变。学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启之继统，汤、武之革命，皆显然无可疑矣。余尝读《春秋传》，襄、昭之世较之定、哀已不同，闵、僖又不同，隐、桓之世则迥乎判然矣。二百馀年之间犹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於羲、农、黄帝之时，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至其年岁尤属无征。上世既无典籍，经传又乏明文，即广搜博采不辨真伪如司马迁者犹且不能言其年岁，彼皇甫谧生於晋代，又安从而知之？东方朔告武帝云：“陛下以臣为欺妄，愿使人上天问之。”世之述上古之年岁者何以异是！故今概不之采，但取《传》所载之帝因其先後次第之。说并见前《神农》及後《尧》、《舜》、《禹》诸篇中。

　　△驳大坟等八师之说

　　《韩诗外传》载子夏之言云：“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余按：大坟以下八人无见於经传者，而有间见於《庄》、《列》异端之书者，则此语乃杨、墨之所言可知也。商、周之世，《诗》、《书》具在，何以无一言及之乎？《诗传》妄采异端之说，又伪为子夏之言，不亦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新序》亦载此语而文小异，盖即本之《诗传》而记有差池者。故今皆不录。

　　△驳尧以前乐名

　　世传上古乐名，《乐记》有《大章》、《咸池》，《周官》有《门》、《大卷》、《大咸》，而皆不言何人所作。《乐纬》以《咸池》为黄帝乐，《大章》为尧乐，如是，则当先言《咸池》，何以《乐记》乃先《大章》而後及《咸池》也？郑《注》谓“《咸池》即《大咸》，乃黄帝乐，尧增修而用之。”以曲为解。然特出於猜度，非有确据；而一代之乐，功德所存，尧亦不应无故改黄帝之乐，使後人不得见其真也。孔、贾二《疏》又曲为郑《注》解，谓“《大章》即《大卷》，与《咸池》皆黄帝之乐：尧增修者，存其本名曰《咸池》；不增修者，别为立名曰《大章》，至周，又改名为《门》。”其说尤为纡曲。何者？尧亦圣人，何为不自作乐而但增修前代之乐，改前代之乐名以为己乐？且增修者宜改名而反仍其旧名，不增修者不当改名而反别立新名，倒行逆施，莫此焉甚！而尧既改之矣，周又改之，义何取焉？按：尧以前之乐无见於经传者。《春秋传》，季札之观乐亦上至《韶》而止。盖上古天下未平，民害尚多未去，圣人为之制衣服、饮食、宫室、书契之属，日不暇给，以故未遑作乐；不则有之而世远年湮，不传於後世也。战国以来，学者多好揣度附会谈上古之事，记者各据所闻记之，是以互相差异。为《注》、《疏》者轻於取信而不加别择，务曲为之说，使之两全不悖，是以展转反覆而卒不可通也。《乐纬》又称“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而《周官》，《乐记》皆无之；刘歆以为周迁其乐；贾氏以为遵黄帝之道，无所改作。夫古圣人之乐果存於周，周人当爱护之不暇，何故而反迁之？岂必改黄帝之道然後其乐可存乎！然则自尧以前，本无乐传於後，而乐纬妄名之也明矣。嗟乎，後之儒者皆知尊圣经而黜谶纬矣，然所述帝王之事大率皆本於纬书，虽袭纬书之说而殊不自知也，其亦可叹也已！故今一概不录。

　　△驳三帝乘龙之说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科乘马，黄黼黻衣。”余按：乘龙之说最为荒唐，盖本方士之言，黼黻衣裳亦属约略之词：《本纪》删之，是也。所谓“其文不雅驯”者，盖谓此等。故今亦不录。嗟乎，司马迁犹恶其不雅驯而删之者，後之学者反或广搜不雅驯之文以增之，亦独何哉！

　　【补】“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牧；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补】“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同上）

　　【补】“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後土。”（同上）

　　【补】“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同上）

　　【存参】“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人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楚语》）

　　【存参】“黎为高辛氏火正。”（《郑语》）

　　△重、黎五疑

　　按《传》文，重乃少氏之子，“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似即官於少世者；而《楚语》谓“颛顼命重司天”，又似重於颛顼世乃为勾芒者：可疑一也。黎本颛顼氏之子，故《楚语》称“颛顼命黎司地”；而《郑语》又云“黎为高辛氏火正”，《大戴记》云“高辛是为帝喾”，则是黎於喾世乃为祝融：可疑二也。《周书》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其後乃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三苗之窜在尧、舜世，又似重、黎非颛顼所命者；《楚语》虽云“尧育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要是曲全其说，究与《周书》文义不合：可疑三也。《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而《楚语》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则又不似楚之先君也者：可疑四也。重、黎本二人：程伯与司马氏，重之後与，黎之後与，何得不别而言之？可疑五也。上古本无典籍可稽，而《国语》文多附会，又不出於一人之手，是以互相矛盾；即《吕刑》亦非《典》、《谟》可比，伯夷典刑之误，昔人已言之矣；皆未容据此而驳彼也。烈山氏亦不知为何代人，郑氏以为神农，杜氏以为神农时诸侯，要皆想当然，非有所据也。故今统列之於诸帝之後而不敢以某代系之，阙疑也，志慎也。

　　○後论一则

　　△驳五德终始之说

　　近代纂古史者咸云：“伏羲以木德王；神农以火德王；黄帝以土德王；少以金德王；颛顼以水德王；帝喾、尧、舜以降，皆以五行周而复始。”余按：帝王之兴果以五德终始，则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三王之誓诰必有言之者。即不言，若《易》、《春秋传》穷阴阳之变，征黄、炎之事，述神怪之说，详矣，亦何得不置一言也？下至《国语》、《大戴记》，所称五帝事最为荒唐，然犹绝无一言及之。然则是战国以前原无此说也明矣。《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不言其为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帝王受命者，“曲直”、“从革”之属抑末矣，何故舍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细者乎？《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鸟纪。”

是帝王之兴各因物以取义，不必於五行也；各因义以立名，无所谓终始也。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龙、鸟，何说焉？《传》曰：“陈，水族也。”又曰：“卫，颛顼之墟也，其星为大水。”此自谓颛顼之应乎水耳，非谓帝王皆以五行相终始也。若皆以五行相终始，则舜以土德王，何以论陈者不近系之舜之土，而反远系之颛顼之水乎？夫五行之说於《洪范》，上古帝王之事详於《春秋传》，《洪范》不言，《春秋传》之说不合，然则是为五德终始之说者乃异端之论而非圣贤之旨也明矣。五德终始之说起於邹衍；而其施诸朝廷政令则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记封禅书》及《始皇本纪》、《孟子荀卿列传》言之详矣。其说以为“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

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皆以所不胜者递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谓水德，而汉贾谊、公孙臣皆谓汉当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尚黄，用衍说也。盖自周道既衰，异端并起，大略分为六术，《史记自叙》所谓儒、墨、道德、名、法、阴阳，是也。阴阳之术，其初疑亦本於杨氏，而衍以专门名家，遂别为一术，是以《汉志》九流，次阴阳於道家、法家之间；而其书目有《驺子》四十九篇，《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史记》亦云：“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不可胜数也。”则是司马迁固已非之矣。且“龙止”、“银溢”皆荒唐无可证；“赤乌之符”虽见於河内女子之《泰誓》，然“白鱼入舟”不又为金德乎？

此固大雅君子所不道也。以秦之愚，至於焚《诗》、《书》，求神仙，其为衍说所欺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亦为其所欺耶？然衍虽有五德终始之说，而初不以母传子，固未尝以木、火、土、金、水为五帝相承之次第也。以母传子之说，始於刘氏向、歆父子；而其施诸朝廷政令，革故说，从新制，则在王莽篡汉之时──《汉书律历》、《郊祀》两志及《王莽传》言之详矣。其学以为“庖羲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德始於木；其後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共工氏以水德间於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是以王莽自言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而光武之起，亦据《赤伏符》之文改汉为火德，用歆说也。

盖自《吕氏春秋》始以五帝分配五行，春帝太，夏帝炎帝，秋帝少，冬帝颛顼，季夏之帝黄帝，向见此文，遂以为其世之先後固然，而太、炎帝乃庖羲、神农之异名。不知炎帝、太自在黄帝之後，秦、汉以前从未有以为即庖羲、神农者；《吕纪》所云，但谓五帝之德各有所主，正如勾芒以下五官各擅其神者然，非以此为先後之序也。安得公然遂取帝王相继之序颠倒置之，废传记之明文，任揣度之私智乎！且衍之说虽诬，然殷尚白，周尚赤，犹有可附会之端；若歆所说周为木德，则何为不尚青而尚赤也？乃强为之解曰：“尚其德所生也。”不尚其德而尚其德所生，有是理乎！而殷又不尚其所生而尚其所由生，此又何说焉？至於蛇母之哭，野人相传之妄语耳，不然，则篝火狐鸣之小智耳，岂遂得以此定千古之疑，断帝王之前後哉！

若夫水之继木，其世不永，谓秦可也，唐、虞以前皆不传子，不得独以不永贬共工也。莽以土继火，可谓次序矣，何为亦不永乎？以莽之诈，方且借《虞书》，《周官》以饰其篡，其用歆说以欺天下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皆祖述其欺人之言耶？嗟夫，自光武以之为国典，班固载之於国书，魏、晋以後遂皆以为其事固然；至於唐、宋，谶纬之学虽衰，而学者生而即闻五德之说，遂终身不复疑，亦不复知其说之出於衍与歆矣！且夫衍、歆之学，稍知道术者所不屑称也，然其所创之说，则後世之大儒硕学皆遵之不敢异，宁背经传而不敢背此二人之言，亦可谓慎矣！故今概不取。太、炎帝在黄帝後，说已详前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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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虞考信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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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总目》内录出补此。）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

　　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习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沈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

　　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于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

　　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卷一

　　○序例三则

　　△尧、舜之典不可分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有《尧典》，无《尧典》。孔安国、杜林等所传《古文尚书》，於《尧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残缺不全，不行於世。东晋以後，《伪古文尚书》出，有《大禹谟》以下二十五篇，仍无《舜典》。至齐代，有姚方兴者，称於大航头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谓之《舜典》。其本渐传於北。至唐，孔颖达遂黜孔、杜相传古本而遵之作《正义》；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尧、舜之事果分二典，则《尧典》当尽於尧殂落後；岂有尧尚为天子，舜但摄政，而遽以其事属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众弃之邪？虽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礼伤教，其谬一也。《尧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称尧而不复名。

《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後文亦当以帝称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尧，帝者谁耶？称名不正，其谬二也。“帝曰钦哉”与“慎徽五典”，前後文义相承也。乃画《尧典》至“钦哉”止，则《尧典》文散漫无尾，而“慎徽五典”等语无所因。文理不通，其谬三也。《孟子》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然则秦火以前原通为《尧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孔门所授果分《舜典》，传《经》者必不通以为《尧典》矣。故“尧”之称止於篇首一见，而舜於尧崩之後尚称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

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称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尧之殂落称为“帝”也。何者？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义例甚明，後之学者自不察耳。曰：然则二帝何以合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万古之所以开，由於禹、稷、契、皋陶诸圣人，而诸圣人之用由於舜，舜之举由於尧：故《虞书》记天下之治必归功於尧，而记尧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绩之後，然後尧得人之仁可见也。尧之逊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然则一篇之中所命皆尧之命，所为皆尧之事，舜特终尧之事云尔，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虽异，二帝之治则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统名曰《尧典》：称尧则足以兼舜，称舜则不足以兼尧也。

《史记》於两人事相首尾者则为合传，夫《尧典》亦若足而已矣。曰：舜之事统於《尧典》，尧之典何以反属之《虞书》也？曰，《虞书》者，兼《九共》、《汨作》、《皋陶谟》等篇而统命之者也，诸篇皆纪虞事，无涉於唐，不可通名为《唐书》；而虞之成功实始於尧，《尧典》实兼虞事，故以《尧典》冠《虞书》也。余初为《考信录》，仿司马氏本纪，分唐、虞为二；既十余年，始自觉其谬，乃因《尚书》之旧合为一云。

　　△本录义例一──《尧典》为主而补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之体，与《书》他篇不同。他篇但纪一事之始终，《尧典》则统二帝之始终而纪之：其文简，其义宏，其首尾完密，其脉络条贯，杂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杂辑《诗》、《书》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独於唐、虞，但列《尧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见於他篇及《逸书》者则皆从《传》例，低一字书之，如纲挈目，如经持纬，不敢淆也。然《尧典》所记特其梗概；其经画之制，诰诫之言，则《皋陶谟》、《九共》等篇实备之。盖《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纲已具；其後皆诸臣所自为事，故各随其事之首尾载之，《典》不胜其载也。譬诸後世之史：《典》，本纪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贡》、《皋陶谟》，列传也。其文本互相发明，而自秦、汉以来缺亡者多，存於今者仅二三篇，说《经》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载，取《禹贡》、《皋陶谟》之文补之；而分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尧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尧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终。第二篇，尧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两篇则尧、舜之为天下得人，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者也。惟第四篇当唐、虞之交会，乃政事之纪纲，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备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诸器然：尧之事犹盖也，舜之事犹底也，盖与底相覆而相承。则信乎尧、舜之事不可分，而尧、舜之治法为千古之祖也！

　　△本录义例二──传记之文之著录部次

　　唐、虞之事，较诸三代尤多难考。战国处士横议之言，《伪书》、《伪传》揣度附会之说（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之失实固不待言矣，即传记之文亦有未可概论者。孔子作《春秋》也，隐、桓、庄、闵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备载：无他，远近之势然也。况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数百年，传闻异词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谈唐、虞，犹以两汉之世而说丰、镐也，苟非圣人，安能保无一二言之误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雅》、《颂》所述次之，至《春秋传》则得失参半矣；岂非以远故哉！虽以《论语》、《孟子》之纯粹，而其称唐、虞事亦间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为後人所追记（如“尧命舜”之类），或门弟子所言（如“尧完廪”之类），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书之者也（虽孟子所自言，亦有记者之误，观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见）。故今於《唐》、《虞》之录尤致慎焉；必其详审无疑，乃敢次《经》一等书之；否则宁列之“备览”，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时无的据，文非纪载而义足发明，则列之於“附录”、“附论”。唯“备考”、“存参”，事或春秋，言或秦、汉，但取其可参伍相证，虽有不醇，不区别矣。其馀揣度附会之言，杂家小说之语，则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驳者采之；所未驳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为世所信者，时亦往往从简。非敢过为吹求，妄行去取；诚欲异说之纷纭，还本来之面目，使二帝经营之次第，设施之先後，然如指诸掌。盖凡二十馀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学深思之士当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尧建极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尧典》）

　　△《大戴记》称尧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尧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富而不骄，贵而不豫（《史记》作“舒”）；黄黼黻衣（《史记》作“黄收纯衣”），丹（《史记》作“彤”）车白马。”余按：《经》云“钦明文思安安；“钦”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条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从容，仅六言而圣人之德备矣。至“戴记”则肤阔语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则形容之词，非德之实也。“不骄”、“不舒”，以言圣人，浅矣。车服之色，尤无当焉。学者试取《经》文熟读而对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载。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同上）

　　△辨尧与稷、契为喾子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帝喾上妃姜原氏产後稷；次妃简狄氏产契；次妃陈隆（《史记》作“锋”；《世纪》作丰）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史记》云：“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王世纪》云：“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乃受帝禅，封挚於高辛”。後之学者皆信之不疑；余独以为不然。《书》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艰食也。若稷果喾元妃之子，则喾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岁，又历挚之九年，尧之百载，百有六十岁矣；契於此时亦当不下百数十岁；有是理乎！尧之兄弟有如此两圣人而终尧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荐，迨舜然後举之，可谓不自见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侧陋”之“扬”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是高辛氏之子孙当尧之时已传数世而分数族矣，尧安得为高辛之子哉！《传》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迁实沈於大夏。”若尧亲高辛之子，则阏伯、实沈当为尧之兄弟，《传》文何得乃云尔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继为天子者。黄帝之子不继，颛顼之子不继；挚非圣贤也，何以独继喾而帝？《传》云：“少挚之立也，凤鸟至。”则是挚本少氏之名；或者後世传讹而误以为在喾之後因疑为喾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尧与稷、契非喾之子，即挚之继喾亦未必然也。且即以《大戴记》之文论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执中而获天下。”然则高辛亦贤圣之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尧之圣，独取一庶而不善之挚立之，以致为诸侯所废，尚得为“聪明执中”乎！

　　△尧有天下之故

　　曰：然则尧何以有天下？曰：经固尝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经》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言尧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归之，而尧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别之。柳子所谓“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故近者聚而为群”是也。《经》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尧能推其德以渐於异姓，而异姓之长亦各率其九族归之，而尧始建国也。邦同，故以姓别之。柳子所谓“德又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於是有诸侯之列”是也。《经》曰：“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言尧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无不各率其百姓归之，而尧始为海内生民主也。柳子所谓“德又大者，诸侯之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然後天下会於一”是也。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虽有一二败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藉於先业也。若尧不藉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羲、农、黄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於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舜虽大圣，相尧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尧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尧哉！孟子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非独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即令其贤而能治燕，而世传之业亦非子哙之所得专；父兄之天下，尧安得而专之哉！汉儒考古不详，误信战国无稽之说而列之於《记》，载之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婴，曹操假之以篡献。不独婴与献之实未尝禅也，即令果禅，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汉之天下非婴、献之所得专也。使莽、操之得自於禅让者，乃汉儒考古不详之有以启之也。故今於《大戴》、《史记》之文并不载而为之辨。

　　○尧授时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书尧典》）

　　△羲、和非重、黎

　　《汉书律历志》云：“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後，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余按《经》文，四时之纪，闰之疏密，期之日数多寡，皆至尧而後定；非旧已有成法而中废，至尧又修复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语》。然《楚语》云“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赢缩也。故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皆谓宗祝祭祀事耳，与羲、和之司历法者无涉也。历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乱自在蛮夷，相距数千馀里，三苗安能废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闰馀乎！至《楚语》所称“尧复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吕刑》之文，非袭《尧典》之语。尧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为尧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则尧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刘歆、班固误合《楚语》於《尧典》，後学祖而述之，遂谓黄帝以来历数已有成法，然则《尧典》之累累而验之，谆谆而命之，与夫史臣之琐琐而记之者，不皆赘乎！韦昭《国语解》及《尚书伪孔传》、《蔡传》并以重、黎为羲、和，皆沿《汉志》而误。今正之。

　　“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同上）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毛先>。”（同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奥，鸟兽毛。”（同上）

　　△求岁率先定四时之中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盖历有三率：一昼夜为“日率”，一盈亏为“月率”，皆易知者；独一寒暑为“岁率”，其间赢缩奇零最为难齐，故历法以成岁为要。然岁之终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为四时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验之。时之终始尤无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时之中。中得，则前推之即为始，後推之即为终。此圣人建中之治，虽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鸟”、“星虚”者，考之以躔度；犹惧其未也，复验之於人物出入变化之节，而後四时可定。四时定则日数可得，月闰不差而岁成矣。故其纲曰“敬授人时”。而孔子告颜渊亦曰“行夏之时”。所重在时，故不言日月岁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百工，庶绩咸熙！’”（同上）

　　△历法始於尧

　　曰：此其记尧之命羲、和，何也？曰，记历法所自始，四时所由定，而岁所由成也。盖历数自黄帝以来有之，故《传》云：“少氏鸟名官：凤鸟氏，历正也。”然历之为法，必积久而後差数可见，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故必行之数百年，至尧，而後期之日数多寡可校，闰之疏密可推。尧犹惧其未符，又命官分验於四方渐损渐益，而後四时不爽，乃始定为画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记其命书，以志历所自始。《汉志》六历虽有黄帝、颛顼之称，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迭加损益而推广以成书，非黄帝、颛顼之所自为也。曰：历法政事之一端耳，何为详记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时。四时不爽，然後农桑可兴，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尽，天地阴阳之化可得而辅相变理，书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尧典》载尧之政特详於此，而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亦以“行夏时”为第一义也。所谓“夏时”，即尧所定之历。盖殷、周皆别起一方，故用其国旧历；而夏承虞，虞承唐，故历皆不改：《汉志》所以有三代历而无唐、虞历也。故此章之文与《禹贡》相表里。四时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别，所以平地。天时正，然後政典举，故尧、舜之治始於授时；土功度，然後政化成，故尧、舜之治终於敷土也。

　　△夏世撰典得之传闻

　　曰：然则尧在位七十载止有授时一事，别无功可纪乎？曰：亦非也。尧以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变”，其丰功仁政超前古而贻後世者盖不知凡几矣。但唐、虞时人情淳朴，虽有简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龙之徒以为尧、舜功德隆盛，实开万世之天，生民以来未有伦比，不可不著之策以传於後，故撰《尧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时已当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见者或多，若舜摄政时则见者希矣。至尧七十载前，则多得之传闻，难可依据；而古人又慎重，不肯传疑，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盖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录之耳。然尧开天救世之功实成於舜，故尧之事业尤以举舜敷治为最大。既已载尧求舜之切，用舜之奇，与舜摄政命官之事，则尧之功即此已见，政不必取七十载以前之政条举而缕叙也。不善读书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尧之生平碌碌无所表见，有贤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创制显庸者：其失《尚书》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记尧之授时而备论之。

　　【附录】“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

　　△孟子引放勋语非命契词

　　《集注》疑此文为命契之词，盖以《孟子》载於“契教人伦”之後也。然按《尧典》，契为司徒在舜即位以後，恐此文别有所谓，孟子以其意足相发故引之耳。尧能使民“於变时雍”七十载以前岂无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属之契也。又按：《典》、《谟》之文质直，无用韵者，惟歌乃有韵；独《论语》、《孟子》所引尧之命皆有韵（躬、中、穷、终，一韵；来、直、翼、得，一韵），而其文亦较浅，与《典》、《谟》皆不类，恐後人所润色，非当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录於此。

　　【附录】“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襄公九年）

　　此二事皆无从考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并附录於命羲和之後。

　　△《左传》述阏伯、实沈

　　【备览】“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於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主辰；迁实沈於大夏，主参。”（《左传》昭公元年）

　　此以上条证之，其为尧事无疑。故杜氏云：“後，帝尧也。”然《传》此篇颇近铺张，不能保无失实。故与下条并列之於备览。

　　△《左传》述台骀

　　【备览】“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艹辱}、黄，实守其祀。”（《左传》昭公元年）

　　此“帝”，杜氏以为颛顼。余按：《经》、《传》徒称帝者多谓尧、舜；况上文之帝方谓尧，此文之帝又谓颛顼，殊为不类：恐亦尧时事耳。故随上文而次於此。

　　○尧求舜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へ讼，可乎！’”（《书尧典》）

　　△“胤子”之义

　　《伪孔传》云：“胤，国；子，爵。”按：《史记》以“胤子”为嗣子，“朱”为丹朱；《蔡传》从之：於义为长。《伪传》非是。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亻孱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字误

　　“滔天”，《蔡传》云：“与下文相似，疑有舛误。”或云，衍文也。说近是。

　　【附录】“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书吕刑》）

　　△《吕刑》记苗民

　　按：舜摄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静言”两章记共、、鲧之事；独三苗以在外而不与。故今取《吕刑》之文附录於此，以补其缺。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弗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书尧典》）

　　△流四凶本尧心

　　此其记放齐、兜及鲧之用，何也？曰，所以为举舜张本，亦所以为流四凶之张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兜相与比周，鲧功又不克成，是以尧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共工、兜皆为尧所斥绝，即鲧之用亦非尧意是以舜摄政後流之放之於远方也。曰：然则尧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当尧之时，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犹欲冀其成功，望其悔过；及舜摄政後而情状日以显著，功既难冀其成，过亦无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简质，未及详载其由耳；非尧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盖尧之心但欲庶绩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数人，故舜流之放之而无所嫌。故《虞书》於舜未摄政之先记此数章，以见四凶之流放本皆尧之心，舜特体尧之心，终尧之事，以成尧之美，而初未尝反尧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尧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尧、舜之心者莫如作《尧典》之人，然则此篇亦非圣人不能为矣。

　　△四岳非羲、和四子

　　《伪孔传》以四岳为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尧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尧欲以天下与四人。”《蔡传》因之，谓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者。余按《国语》以四岳为一人；《春秋传》有大岳，杜氏谓即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职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则咨之；羲、和四子，历官之属耳，况又在外，安得常与朝廷之事乎！盖唐、虞之有“四岳”，犹汉之有“五官中郎将”，唐之有“四门博士”耳。当从朱子无疑。（或云，“说本孔平仲，”未见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Τ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孟子》）

　　“当尧之时，水逆行，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同上）

　　△洪水不自尧时始

　　说者多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其语盖本《尧典》“九载”之文。然九载而鲧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则是水不自尧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维时懋哉！”则是水亦不自尧除也。盖上古之时水原未有定道，圣人制衣食、宫室、器用、书契，日不暇给，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过ㄜ下之地注之，故犹得以苟安；积久而水日多，至尧时遂至“怀山襄陵”耳。自禹始开水道，使归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即然也。故曰：“禹之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若但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为难矣。世於此多汶汶，故今本《尧典》、《孟子》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书尧典》）

　　△称舜为鳏之故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鳏”称也？以下“降二女”，故於此称鳏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简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左传》昭公八年）

　　【存参】“幕，能帅颛顼者也。”（《鲁语》）

　　△辨舜出於黄帝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立敬康；敬唐产勾芒（《史记》作“望”）；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因之。余按《春秋传》云：“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国语》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颛顼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记》之世次无之？而勾芒，据《春秋传》乃少氏之子，亦不得为颛顼裔也。且《大戴记》以尧为黄帝之玄孙，则是尧典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近属，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与尧之女等乎！盖谓舜之出於颛顼，可也；谓颛顼、舜与古帝王之皆出於黄帝，则不可。谓幕有功德而传於世，可信也；谓舜先世之名无不历历皆传於世，则不可信。然则《大戴》之文不若《春秋传》之为近理矣。而《传》文又与《国语》同，或当不诬。故弃彼而采此。说并见前《黄帝》乃《尧建极》篇中。

　　△韦昭以幕为舜後之误

　　韦昭《国语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为夏诸侯。”按《传》此文，则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国语》称“上甲微帅契”，“高圉大王帅稷”，皆在汤、武前，惟杼在禹後则以为“帅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谓之“帅舜”，乃谓之“帅颛顼”乎！韦氏盖因《大戴》、《史记》叙舜先世无幕，故曲为之说；而以幕为思，所谓因误而益误也。今正之。

　　“舜发於畎亩之中。”（《孟子》）

　　【附论】“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同上）

　　△辨历山让畔之说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人皆让畔；渔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後人追美舜德之词，不必实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历山、雷泽之人岂皆贤而无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极为形容者。都、邑、聚，皆後世之名，显为後人所撰，非古本有是语也。大抵称古人者多过其实：以舜之不顺乎亲也，则谓舜即升庸之後，瞽瞍犹欲杀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则谓舜当耕稼之时，人已化而归之。试比而观之，无乃感一家太难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恶乡原，孟子称“士憎兹多口”，故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虽上古人情淳笃，与後世不同，要未敢信为必然也。故不载。

　　△历山、雷泽、河滨皆冀州地

　　历山、雷泽、河滨，说者各异：或以为皆冀州地，或以为皆青、兖州地。自晋、唐以来，相争驳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於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孟子虽有“东夷”之语，然但较文王而东耳。《传》称“桀走鸣条”，鸣条亦冀州境，岂得遂以为青、衮哉！要之，《史记》所称有无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へ，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书尧典》）

　　此後尧必召舜见之，观其气象，语言，行事，果有德者，乃妻以女；《经》文简耳。

　　△辨舜、象异母之说

　　《史记》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爱後妻子，常欲杀舜。”余按《史记》此文采之《书》及《孟子》，而《书》、《孟子》皆未言为後母，则《史记》但因其失爱故意之耳。郑武姜恶庄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独孤後之言立广而废勇，岂必皆异母哉！汉刘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至，琮妻也。遂爱琮而谮琦；而世俗相传，谓琦与琮异母；亦以其爱故意之也。吾恶知舜之於象不亦如琦之於琮乎？《经》既无文，阙之不失为慎。

　　“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于父母。”（《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逸书》）

　　【附论】“孟子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豫。瞽瞍豫而天下化；瞽瞍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

　　△瞽瞍允若在降之前

　　按：《经》但言舜之父母顽へ，未言不顺於父母也。《孟子》中引古语，始有“号泣天”之事。以圣子而遇顽へ之父母，不顺固理所有；然云“往于田”，则亦在四岳举舜之前，非妫嫔虞之後矣。且《逸书》云“载见瞽瞍，夔夔齐栗”，即《尧典》之“克谐以孝，”也；云“瞽瞍亦允若”，即《尧典》之“不格奸”也。然则“允若”亦在降以前，降以後不得复有不顺之事明矣。惟孟子称九男二女事舜，百官牛羊仓廪备，而舜尚如穷人之无所归，则是降以後犹未允若。盖《孟子》一书亦出於门人所记，特欲极言舜之慕亲非外物所能移，而词气抑扬不无过当，非果登庸摄政之时尚有号泣于天之事也。故今“号泣”、“允若”之文并置於《经》“顽へ”、“谐孝”之後：非敢与《孟子》有异，要期无悖於《经》而已。说并见後《慎徽条》下。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帝曰，‘钦哉！’”（《书尧典》）

　　△降後之舜职

　　此後尧必授舜以职，乃有“慎徽五典”等事。《经》不详者，或舜所历不一官，不可详记，或舜陟後故老多没，上古史册未备，其详不可得知，故但记其所可知者而已。

　　“舜尚见帝；帝馆甥於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对父母。是以不告也。’”（同上）

　　△辨不告而娶之说

　　按《经》记嫔虞事绝未见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尧为天子，瞽瞍即不欲舜娶，势亦无如之何；而“，不格奸”之後，何至尚欲其鳏以终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将制舜使不得仕：即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独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战国时多好谈上古事，而传闻往往过其实：孟子但以义裁之，苟不害於大义，亦不甚核其事实之有无也。故今仍存之，而附识其说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书尧典》）

　　△《左传》、《孟子》言举舜以後事之失实

　　此舜即举以後，未摄政以前事。据《春秋传》引此文以证举元、恺，去四凶，地平天成，内平外成之事，则舜此时已执大政，成大功矣。据《孟子》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则舜此时犹在田间，未受职也。余按：《经》云“纳于百揆”，“宾于四门”，舜之不在田间明甚。且尧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当试之，不容厚奉养之而不畀以职事。则《孟子》所称为不然矣。《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三载为时无几，安能即建平成之绩！且果天地内外俱已平成，後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为者？则《春秋传》所称亦不然矣。盖立言者欲畅其旨於此，往往不暇复顾於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贵而灭慕亲之心，而忘既举之後不容复在畎亩；《传》但欲明舜进贤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经》所称者乃三年以内事，其化尚未至此。《传》言固多夸，即《孟子》亦其门人所记，或不无言过其实者也。读者当察其意，不可泥其词，以致失其事实。故举元、恺，去四凶事置於後篇，而《孟子》此文亦不录。

　　【存疑】“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扌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引司马光语辨完廪浚井之说

　　此事，宋司马君实《史剡》尝辨之。今载其文於左。

　　【《史剡》一则】“顽へ之人，不入德义则有矣；其好利而恶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瞍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瞍之心岂得不利其子之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杀之，瞽瞍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

　　余按：《经》曰：“克谐以孝，，不格奸。”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於奸，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杀己者乎！瞽瞍且欲杀舜，何以谓之不格奸；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杀己，何以能使之不格奸哉！舜既见举受官，则慎徽五典，纳百揆，宾四门，将惟日不足，何暇闲居家中而完廪，浚井，而鸣琴也！使瞽瞍之制舜肘至此，舜亦安能为尧尽职乎！象之恶舜，虽封之犹不使得有为於其国，况乃使之治己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盖舜之家事见於《经者》，“父顽，母へ，象傲”而已；因其顽へ而傲也，遂相传有不使娶之说，相传有欲杀舜之事。谚曰：“尺水丈波”，公明贾曰：“以告者过也”，天下事之递述而递甚其词者往往如是。君实之辨是也。程子、苏氏亦皆以此事为乌有。故今列之存疑。但君实、子由皆讥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逆志”之说，而按此文乃万章之语，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圣人於弟子之无藏怒耳，非必谓万章所言历历皆实事。况《孟子》七篇乃门人所记，亦未必无遗漏润色，恐不当遂以是疑孟子也。

　　【附论】“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

　　△《史记》不采《大戴记》舜德

　　《大戴记》称舜云：“好学、孝友、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天命，依於倪皇（字疑误），明通知为天下王。”余按：此语至为肤浅，且百王群圣之所同，不得独以称舜。《五帝本纪》亦不之采，岂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记》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浅谬；其文与《史记》异同者皆不如《史记》之完善。或《史记》有所删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讹误增益邪？故今不载。

　　△《伪舜典》言舜德之谬

　　《伪舜典》首云：“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玄德”乃老、庄氏语，《六经》所不道。（《经传》称“玄”，皆色也。契称“玄王”，亦非以德名。）盖宋、齐间《老》、《庄》方盛行，故其言如是。此文之伪，说已见前《序例》。

　　【附论】“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

　　△尧之事业莫大於举舜

　　《尧典》何以纪尧求舜如此之详也？尧功之大大於舜，尧功之成成於舜也。盖朝觐、巡狩、制礼、作乐、地平，天成之绩皆自舜而熙，则舜者万古之一人也。以万古之一人而隐於田间，困於顽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则此一人者亦万古之一人也。吾故读《尚书》而见舜之奇，而见尧之尤奇也。故尧在位七十载，其济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独於求舜之事致详焉者，尧之事业莫有大於举舜者也。然则举舜以前何以历记放齐、兜之事也？所以著尧忧民之切也。尧之心无一刻不以天为念，无一刻不以民为念，所以无一刻不以得一大圣人为念。即使天下并无舜，而尧求之之心终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为尧敷治理於天下，垂治法於万世也。大哉尧之为君也，孔子所以深叹美之而拟之於天也！读《尚书》者於此求之，庶可得圣人之万一。不然，徒津津於“危微执中”之云，以渐入於空虚无用之学，其视圣人何以异於近世讲学之儒也！

　　●卷二

　　○舜相尧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书尧典》）“尧老而舜摄也。”（《孟子》）

　　△舜摄政之不得已

　　按《经》文，尧之命舜曰“汝陟帝位”，是尧之心欲舜此时即居天子位，犹让岳之云“巽朕位”也。舜之承命“让于德，弗嗣”，是舜之心欲己终身不行天子政，犹岳之辞以“忝帝位”也。其下文乃云“受终于文祖”。“受终”者何？孟子所谓“尧老而舜摄”者是也。盖尧欲舜即居天子位而舜不肯，舜欲己终不行天子政而尧又不肯，於是乎尧不得已降心以从舜而使之摄政，舜亦不得已降心以从尧而为尧摄政。两圣人各欲行其心之所安，而时势所迫，遂创千古之奇，而得乎天理人情之正。故摄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与势相摩而圣人之权生焉。故曰尧、舜为万世之法也。然则何以谓之“受终？”尧之事未毕，授之舜使终之，故曰受终也。

　　【存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命舜词之可疑

　　按：汉儒所传之《古文尚书》（谓《史》、《汉》所称，马、郑所传之《孔壁古文》；非隋刘焯所传之《伪古文孔氏传》），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尧之让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绩以安天下耳，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其常保而无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其赓载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绩以终尧之功耳，亦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常保而无失也。下至汤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拨乱为言，绝无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时，周公、召公迭进相诫，始多儆以保守先业之难：此为守成之主，贤人以降言耳，固不足为唐、虞大圣人道也。

然周公之《立政》、《无逸》犹仅微露其意，惟《召诰》乃谆谆焉。吾故读《尚书》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圣贤之浅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徙也。”又曰：“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禄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论语》所载尧命舜之词，乃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授舜以天下，岂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穷；舜之不令四海困穷，又岂徒为永终天禄计哉！且舜，固尝“让于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命伯夷也，伯让之於夔、龙；垂则让之殳、┥、伯与；益则让之朱、虎、熊、罴：是知古之圣人其於进退得失之际无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职之罚也。

“三载考绩”虽有“黜陟”之文，然此特为庶官言之，非此数圣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让而不居，而尧乃以“天禄永终”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又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尔；若禅让时，则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不征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师，始称天以令众。然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乃曰“天用剿绝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征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远，人道迩；天无迹而难凭，人有为而共见：岂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历数为据，使後世ウ干者得藉为口实乎！

无怪乎曹丕之自谓知舜、禹而晋、宋以後篡杀之主之咸征符瑞也！且历数在躬，於何见之？於民之视听见之耶，则何不言人之所共见而但言人之所不见乎？孟子曰：“汤执中。”《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无定位者也，故必酌乎两端乃有中。然此皆论古人云尔：自事後观之，则为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执中，则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为中：中不难於执而难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谓中，虽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谓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绝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诏之乎！且《尧典》纪尧禅舜之事详矣，此文果系尧命舜之要言，果系帝王传授之心法，较之玑玉衡，封山川，孰为轻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载乎！曰，然则《论语》之文亦可疑乎？

曰：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尚书》深信之，然至《吕刑》称伯夷之播刑则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颂》深信之，然至《宫》述太王之翦商则吾不敢信矣。固因其为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叙者数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传闻失实乃理势所常有。故此章纪汤、武事皆不谬於圣人，而记尧、舜事独可疑，远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论语》本两篇，篇仅一二章；《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论语》之末者，初不知其传自何人。学者当据《尚书》之文以考证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为实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决之。

　　“在玑玉衡，以齐七政。”（《书尧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补尧授时之未备，故首及之。

　　“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後。”（同上）

　　此记布政於内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专也。

　　△“群牧”未有定数

　　按：“群牧”云者，数不定之词也。盖其初但因地之相近而董率之，未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数。自舜肇十二州，始定为十二人，使各统一州耳。尧、舜之事皆夏时所追记，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为几人，故曰“群牧”，亦阙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岂得不云九牧邪！说并见後《肇十二州条》下。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後，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同上）

　　此记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者，内外一也，无所不用其敬也。

　　△《史记》五岳名不足据

　　《史记封禅书》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华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山也。”後世传《尚书》者皆因之。余按：四岳惟岱宗见於《经》，无可疑者。华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当不诬。若衡乃在荆州南境，独为远“使汝、洛间诸侯涉数千里而往会焉，殊不近於人情。且《禹贡》以霍山为大岳，《春秋传》亦称四岳为大岳，则大岳似当为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恒山也。大抵三代以上年远文缺、不可考者较多，不如阙之为善。至增嵩为五岳，尤为无据。《尧典》但称四岳，而《春秋传》亦云“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大室，即今嵩高。──然则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盖秦、汉之间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无所采。《尔雅》亦载五岳之名，与《史记》大同小异：皆不足据也。

　　【附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载一巡守，群後四朝。”（《书尧典》）

　　此总上内外之政言之。

　　△舜立朝觐巡狩之制之故

　　《尧典》於舜摄政之日，何以详记其朝觐巡狩也？曰：朝觐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尧以前，圣帝迭兴，其时亦必有朝觐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至舜而後垂为常典，故记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摄也，必有大变革，大号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记他事殊少，独记朝觐巡狩乃过半焉，何也？曰：此圣人御天下之要道也。盖天子以一人而临四海，虽有如天之仁，而远方遐国，穷檐屋，势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以称尧之德先以“钦明”，述尧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纪舜之命官先以“四门，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明之？今夫人主数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左右之臣不能欺矣：然则人主数与天下牧民之吏接，则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数与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则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觐巡狩者，天子之所以为明也。盖以天下之广，诸侯之众，其仁与暴，勤与惰，政事之修举废坠，天子皆无由知之。虽有百即墨大夫，而不胜毁言之日闻；虽有百阿大夫，而不胜誉言之日至。虽尧、舜之臣必无拥蔽者，然圣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为惧，故使之岁一朝以尽诸侯之情而考其职；又虑其暴而饰为仁，惰而饰为勤，废坠而饰为修举也，故又五岁一巡狩，以尽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证所述之职之虚实。由是言之，朝觐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将以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巡狩之典，非以极观游，博景物也，将以验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盖尧、舜虽躬圣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子贡曰：‘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曰：‘尧、舜其犹病诸！’”惟其病也，是以定为朝觐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为典礼固然，能知圣人之深意者少矣。盖圣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为用，不可偏废。故《尧典》於舜摄政时纪察吏之事，必终之以“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所以明徒察之无益也；於舜即位後纪用人之事，必终之以“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同上）

　　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进贤之大略。

　　△舜之进贤

　　此即记十二牧，禹、皋陶之伦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职，在舜未即位前，固已，即九官虽命於舜即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尧时：《史记》所谓“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是也。顾此文殊略者，古者俗淳事朴，史册未兴，而《尧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称，时之先後，无由详考；而古之史皆传信不传疑，故但浑举其概：犹舜即位後称“十有二牧”，而《肇十二州》前但云“群牧”，其人数不可得详也。且命官，大事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职终，故详之；若登用之始则小事耳，爵或屡进，官或屡迁，所登用者亦当不仅此数十人，固不胜其详也。然此三言者虽略，而用人之道已备：不先以“奏言”，则无由辨其贤否而试之；不继以“试功”，则无由决其贤否而庸之。孟子所谓“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者，正谓此也。後世恩泽之举，资格之授，诗赋时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即一言契主，朱绂旋加，若汉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其後卒以罪殛，甚者如元载、王安石，为国大奸，贻害无穷：岂非“明试”之道疏乎！然则此三言者，何异班超平平之论，听之若老生之常谈，而行之实经验之良方，百用而百效者哉！前後两篇皆记尧、舜用人之事，此篇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进贤与後《流共工章》之退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进贤开後篇命官咨牧之端，後文之退不肖结前篇举共用鲧之案，亦章法也。

　　【备览】“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ㄨ岂攵、ρ、大临、ζ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记八元、八恺之失实

　　《传》於此文後引《书》“五典克从，百揆时叙”之语以证之；《史记》因此，遂载其事於舜未摄政时。余按：《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则舜未摄政时仅三年耳。《史记》谓舜举二十年而後摄政，故云然；若仅三载，则当在舜摄政时明矣。舜初自田间来，安能悉知元、恺之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传》但引《书》以证舜功，非谓其必在此时也。且《传》语颇夸，未必不失实，故列之备览而次之於此。此即“车服以庸”之一事也。又《传》称“尧不能用”，语亦非是。尧亦圣人，舜亦圣人，尧何遽不如舜！尧能举舜於田间，独不能举元、恺於世族乎！元、恺之未用，或其年尚未逮，才尚未著耳。史克但欲极称舜功，遂不暇为尧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删之。说并见前《慎徽五典》及後《四罪》，《殂落条》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川。”（《书尧典》）

　　此舜平地之政，所以开“禹敷土”之先声。首成天，次治人，次平地，三才之道备矣。

　　【存参】“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汉书地理志》）

　　△“肇十二州”以前无九州

　　蔡氏《书传》云：“古但为九州，禹治水作《贡》，亦因其旧。及舜即位（当是“摄政”耳，文误）以冀、青地广，始分冀东（当是“北”，文误）恒山之地为并州，其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余按：“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则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误固不待言矣（详见後篇）。然即古之九州亦初无是事也。何者？“肇”之为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设之之谓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为十二，细事耳，非舜代尧致治之大政也：特书之，何居焉？然则古固未尝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为十二州以属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记之曰“肇十有二州”，以志州所自始。“州”之为文，本取两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说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铉曰：“今别作洲，非是。”是时洪水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为州。故舜摄政之初但曰“日觐四岳群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数也；及舜即位则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群牧”，牧已有常额也。其後禹别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群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

　　△十二州名无可考

　　至十二州之名，《经》、《传》皆无之。幽、并、营之为州虽见於《周官》、《尔雅》，然彼自记九州之名，与舜之十二州初无涉也。冀、帝畿也，地虽少广，尚不逮雍、荆、扬、梁；若分裂之以为幽、并，则冀之所馀者几何？畿内不应若是小也。汉以後，河南徙，兖地大半入於河北，又东灭朝鲜，置乐浪，乃并建冀、幽、并三州，然并犹跨河而侵入雍州之界。当舜时，河犹在大亻丕、洚水：若又以辽东为营，其间安得容三州乎！《书》云：“海岱惟青州。”东际海，西界岱，则辽东之不在青州域内明矣。《尔雅》云：“齐曰营州。”齐，今之青州府，则《尔雅》之营州即青州而非辽东明矣。又安得以辽东为营、为青之故境也哉！《周官》一书本非先王之制：封国之不合，章章可见矣。《传》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正指今忻代以北而言，则是周人亦以为冀，未尝以为并也。至於《尔雅》，乃汉儒释《经》之书，其於九州亦初不言为商制。孙炎以其非夏非周，不得已故疑为商制。作《尔雅》者非商人也，何为不述周制而述商制？果商制邪，又何不明书为商而乃以周之国名冠之乎？盖自战国以来，古书散轶，即有之，而简策繁重，得见者少，见之亦或不能记忆，非若後世印本之书轻便而有之者多之便於检核也；故秦、汉间书多与《经传》异者，公羊子所谓“所传闻异词”者是也。是以《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尔雅》有幽、营而无青、徐，乃事理之常，不足为怪。而後儒必欲曲为之解，使之并行不悖，过矣！况欲以此补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十二州名无可考证，则亦已矣；见《周官》、《尔雅》有幽、并、营三州名为《禹贡》所无，遂附会之以补舜十二州之数。巧则巧矣，而不知其误且诬也！或者又谓陶唐都冀，声名文教自冀四达，冀之北土所及固广：则又从而为之辞者。使北之所及果广，则其山川亦当有一二见於《禹贡》，何以太原、碣石而北寂然一无所记载乎？故今概无所采，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於九州未定之前。说并见後《舜命禹》及《禹别九州条》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书尧典》）

　　此舜恤刑之事。所以次於此者，圣人尚德缓刑，先赏後刑，故待庶政毕叙然後及之。

　　△刑有大小常变之分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吕刑》所述“墨、劓、非刂、宫、大辟”是也。刑重则流远，刑轻则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後章所称“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当刑而宥之者，《蔡传》所谓“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教刑者，居学校而不率师长之教训；赎刑则常人之犯小罪者（说见後条）。三者皆不丽於五刑，故不残其肢体，不流之远方。然纵之不问，势必至於无所忌惮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惩之也。“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刑之变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恶，故论其事尤论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时势所迫，不得已而误陷於罪，从而刑之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故赦之──《康诰》所谓“尔，时乃不可杀”者也。怙恶不悛，恃法之止於是而故屡犯之，以常罪罪之则不足以止奸而善良罹其毒，故贼之──《康诰》所谓“自作不典，式尔，乃不可不杀”者也。“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统前事而言之，慎之至，仁之至也。或谓此章乃命官之词，其上疑有缺文。说近是。

　　△赎刑之义

　　“金作赎刑”，《伪孔传》通承上文而言，谓“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蔡传》但承上两句而言，谓“所赎者官府学校之刑”（《吕刑》篇题下）；“盖罪之极轻，虽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尧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则是流与五刑相表里，五刑有当宥者则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则是五刑五流之外别有此三种刑，各用於所宜用，而与五刑不相涉也。若谓误入於五刑者以金赎罪，则文当云“流宥五刑，金赎五刑”；即所赎者官刑教刑，亦当变文以明之：皆不当言“作赎刑”，与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语文同义均，平列而为三也。且下文云“眚灾肆赦”，误入於刑非眚灾乎，何以或赦或赎而官刑教刑皆许之赎？倘有恃其多金而违误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处之？然则此三刑者本各自为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即三者亦渺不相涉也；盖官刑专以治官府，教刑专以治学校，赎刑不言所施，则为泛言可知；但所犯罪小，不丽於五刑，是以不忍残其肢体，亦或未宜加以鞭扑，故以赎为之刑，即後世所谓“罚”也。古未有罚名，故谓之赎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财物细事而起，如近世侵占田宅，攘取钱帛之属。彼惧於失金则不敢轻犯；亦有畏罚甚於畏鞭扑者，故罚之自足以止奸，不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五刑非可以轻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扑止用之於官府学校，则轻罪将何以治之？《传》曰：“刑罚清而民服”。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然则有刑则必有罚，各视其所犯以加之，非罪当刑而可以罚代也。自周穆王以刑聚财，始取五刑之疑者而罚之，汉世建入赎罪之法，遂并不问其疑与否而概许之赎，於是刑罚相乱，或当罚而遽罹於刑，或当刑而仅致其罚，以致贫者含冤而富者轻於犯法；宁唐、虞之治而有是哉！《两传》所言，盖皆习於後世之事，欲曲全之而未得其解者。故今正之。

　　“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同上）

　　此因上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略。

　　△《左传》言殛鲧之诞

　　《左传》：子产对韩起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余按：此说殊为荒诞；且与昭元年对叔向事绝相似，而彼於义为长。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异词，著书者遂两载之耳。故今不采。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书吕刑》）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常；鳏寡无盖。”（同上）

　　【备览】“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周。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楚语》）

　　【存疑】“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へ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潜庸回，服谗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へ，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缙氏有不才子，贪於饮食，冒於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於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四凶为传闻之误

　　此文，《史记》载於《舜本纪》历试时，而载“四罪咸服”於《尧本纪》舜摄政时，则是以为二事也。杜氏《左传集解》谓浑敦即兜，穷奇即共工，杌即鲧，张氏《史记正义》谓饕餮即三苗，则一事矣。余按：以为二事，则彼称“四罪”，此言“四凶”，事既不异，数亦符，不应如是之巧；况合而计之，当为八罪八凶（刚案：当作“四罪四凶”），又不应《经》独记彼，《传》独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为一事，则同此四人，《传》何不明言之而但为隐词？况鲧有过人之才，如《传》所云，四岳及廷臣无因共荐之；而三苗之杀戮无辜亦不应仅斥其贪冒聚敛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各异，犹皋陶典刑而或以为伯夷也。谓别为一事固不可，谓即此四人亦不可也。况史克之语夸甚，安能保其不失实；必委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学者之大病也。故列之於存疑，而即附之“四罪咸服”之後。又《传》“尧不能去”之语尤非是，故删之。说已详前《元恺条》下。

　　【附录】“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殛鲧，兴禹非一时事

　　《纲目前编》以尧之七十一载为舜殛鲧之年，七十二载为舜用禹之岁。余按：鲧，大臣也，其德虽不可用，其才未必无可观：使其诛果不可暂缓，尧不待舜之摄政当即殛之；使犹可暂缓而责其後效，舜必不於摄政之初而即殛之也。舜之摄政，不过尧老而代之理事以终尧之功；非尧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後能之也。学者亟於称舜，遂至往往无以处尧，亦已过矣！《书》曰：“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但言禹兴於鲧殛之後耳，非谓鲧甫殛而禹即兴也。若鲧甫得罪而禹即任事，揆诸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独不少为禹地乎！况舜之即位，禹虽已为司空，然尚未平水土，则是舜之举禹虽在尧世而为时亦不甚久也。然则鲧之殛当在舜摄政数年以後，禹之举当在尧殂落数年以前，乃於事理为近。故附次此文於尧之末载。说并见後《命禹条》下。

　　【附录】“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

　　△益掌火在作虞前

　　按：《书》益“奏鲜食”与禹“随山刊木”同时，而《孟子》此文在治水前者，盖禹导山在前，导水在後，──随山刊木，导山事也；决水距海，导水事也，──益之烈山泽在导山时，故在导水之前也。舜之即位，禹已前为司空，则导山当自尧之末年始；导水乃在舜世耳。然则益此事当在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尧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既平後，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鸟兽耳；与烈山泽事无涉也。但益之事於《经》无明文，故附次於此。说并详後《命禹》及《夏禹导山条》下。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书尧典》）

　　△辨尧时歌谣祝语

　　世传尧在位时，有《康衢之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击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有华封之祝曰：“顾圣人富、寿、多男子。”云云。余按：《康衢之谣》乃剽窃《雅》、《颂》之文，“帝力何有”乃杨氏为黄、老之言者所为，而“富、寿、多男”之说义亦浅近，皆後人所拟作，不足采。故不录。

　　【附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孟子》）

　　△舜摄政年数

　　《史记》称舜得举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盖以《经》之“二十八载”为自举舜时数之也。《蔡传》云“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则是自舜“受终”时计之矣。余按：《经》云：“乃言可绩，三载。”不容舜举已二十年而可绩者止三载。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不容初举历试之时即以相尧称之。蔡氏之说是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孟子》）

　　△尧让舜非传舜

　　《尚书大传》云：“尧为天子，丹朱为太子，舜为左右。尧知丹朱之不肖，必将坏其宗庙，灭其社稷，而天下同贼之，故尧推尊舜而尚之，属诸侯焉。”《史记五帝本纪》云：“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由是世之论者皆谓尧舍其子丹朱而以天下与舜。余按：不以天下与子，自古圣人皆然，不独尧也。盖上古之时，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大德之圣人出焉则相率而归之，圣人没则已耳；非若後世创业之主以兵受命，征伐攻取而後能得天下，而子孙世守其业者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无所受，其後皆无所授。自羲、农、黄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尧以丹朱不肖故独不传之子也。

且尧亦未尝传天下於舜也，尧之初意但欲让舜以天下耳。故《尧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又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是尧本期得舜之後即以天下与之，但以舜不肯受而让於德弗嗣，不得已乃使舜受终摄政，至尧崩而後践位焉；初非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而始属之舜也。曰：尧不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何为汲汲焉以天下与舜也？曰：此尧之所以为大也。尧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盖当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犹蠢蠢焉去禽兽不甚远：此之为治，犹辟荒田而驭生马，不但非一圣人所能独理，亦并非数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尧与舜两大圣人耘Θ驯扰，相继於百五十载之久，则治功不成。且夫禹、皋、稷、契数圣人者，亘古不再得之人也，而非尧七十载之培植涵濡则无以钟其秀，非舜八十载之试功考绩则无以尽其材。

是以尧之治至於“於变时雍”而犹以为未足，自惟年老不能终其事，乃咨於众而得舜於畎亩之中，授之天下而使治之。虽舜不肯陟帝位，而受终摄政固已代尧敷其治；至尧崩而天下诸侯卒共戴舜以为天子，然後水土平，礼乐兴，庶绩咸熙而开万世无穷之业，使後世贤圣之君有所遵守以安其民。由是言之，生万世之人者天也，治万世之人者尧也，尧之心一天而已矣。故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此尧之所以创前古所未有而授舜以天下也。是故，尧之所以为圣，在乎能为天下得舜而不在乎能以天下与人。孟子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圣人之视天下，犹敝徙也：其去其留，无所关其意焉。当其生也且欲巽位，况其子与天下之利病尚何待於较量！《大传》所言固与圣人之心刺谬，即《史记》以为不私其子者其视尧亦甚浅：盖二子皆以己之心揣度圣人而为之说，而不知圣人天地日月之心之不如是也。

後之人不肯细绎《经》文，──尧让舜以天下，非传舜以天下，──又不知尧所以与舜天下之故，但见舜继尧为天子，遂以《大传》、《史记》之言为实，误谓尧不传子而传之舜，不以为善为子谋，则以为不私其子；因而以之度舜，遂并以之疑禹：圣人之心之晦於後世也久矣！故今於尧首发明之，而概不载後人揣度之言。说并详前章及後《舜禹篇》中。

　　【附录】“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书益稷》）“尧有丹朱。”（《楚语》）

　　【备考】“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モ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考绩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书尧典》）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

　　“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左传》文公十八年）

　　△辨舜让石户、北人之说

　　《吕氏春秋》云：“舜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去之，终身不反。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後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而游於尧之门；又欲以其辱行漫我！’遂自投於苍岭之渊。”余按：尧、舜之德至矣，天下岂有能加於尧、舜者哉！如以尧、舜为不屑，则是丧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假设此言以遂其“非尧、舜，薄汤、武”之私，吕氏无知而妄采之耳。

　　【附论】“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衤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询于四岳；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书尧典》）

　　【附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孟子》）

　　△辨朱熹《舜其大知章》之释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里：孟子所言，其纲也；《中庸》所言，其目也。其义，则朱子《章句》尽之矣。惟所云“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者，尚未尽善。何者？此章之意，本谓舜之大知不在乎己有过人之识而在於能集众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则是舜所以过人者，乃在“好问好察”之前别有操持以成其为“大知”；非此章本意也。盖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为是则不“好问”，自以为高明则不“好察迩言”，有好名妒忌之心则不肯“隐恶扬善”，偏听阿好，喜谀恶直，而於事多卤莽灭裂则不能“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是以虽有谏臣拂士，远猷高识，皆阻而不得达，达而不之采，而但任一己之聪明，以致处事失当。惟舜不然，是以其知为独大也。圣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好问好察之属夫谁不能，但不肯耳。若归其功於在我权度之精切，则人必曰“圣人天之聪明，非人所可及”。即不然，而不求诸明白易为之事，乃求之於空虚难见之心，听之若愈精而学之乃愈远矣。

　　【备考】“许，大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姜，大岳之後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辨四岳为共工从孙之说

　　杜氏云：“大岳，尧四岳也。”按：《周语》亦称齐、许、申、吕为四岳後，其说或不诬。但《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佐禹有功，命为侯伯，赐姓曰姜”，则语殊失实。何者？四岳乃尧、舜之相，荐鲧及禹者，不得复为禹佐；而四岳本长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为侯伯”也。且《传》及《晋语》皆称炎帝为姜姓祖：炎帝在四岳前，非至四岳始赐姓矣。至共工氏，乃继炎帝为水师者，与炎帝不同族：四岳果炎帝後，又安得为共工之从孙乎！大抵《国语》之文本多荒诞，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为之说，──如贾侍中之以共工为诸侯，与高辛争王者；韦氏之以为炎帝世衰，其後变易，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谓劳而罔功矣。故今但载《传》文而《国语》文不载。说并见《命伯夷条》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书尧典》）

　　△岳牧与稷、契等之区别

　　四岳十二牧皆旧官；以舜新即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职也。旧官，故书其官於前而曰“询”曰“咨”，见其非新命也。然则稷、契、皋陶之非旧官可知矣。四岳不载命词者，统率群僚无专责也。十二牧共一命词者，域异职同，无分别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书尧典》）

　　△九官先命禹之故

　　唐、虞之时，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五不登，禽兽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须臾缓也，而禹又前为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

　　禹非颛顼孙，说见《夏禹篇》中。

　　△禹已前为司空

　　命禹何以先咨於岳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职而不命以官也？禹已前为司空，无庸复也。且云“汝作司空”则嫌於始为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为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词之上。语简意明，其斯为圣贤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说，《经》义尽晦矣。

　　△舜命官必诹於众

　　“佥曰：‘伯禹作司空。’”《伪孔传》以为四岳同词而对，《蔡传》以为四岳及诸侯也。余按：《伪传》误以四岳为四人；《蔡传》更之，是已。然用大臣当谋之廷臣，不当专谋之诸侯：诸侯朝觐有时，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则“佥”也者，廷臣佥耳。舜咨四岳，廷臣何以佥对也？盖古文简质，所记特其梗概：以四岳相臣，故特咨之，特记之；其实咨岳之後於众无所不诹，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当时廷臣亦未必人人荐禹，但荐禹者多；“佥”也者，举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从荐禹者之言，故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读者当善会其意，不得但泥其词也。此九官之首，故发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

　　△禹治水在舜世

　　禹平水土，据《经》此文在舜即位以後；而《伪孔传》误以为尧时事，乃以此章为命禹作百揆而称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录其旧绩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纲目前编》遂以尧之七十三载为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载为禹告成功之岁。余按：《经》云：“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则是禹於尧之季年已为司空，但莅事不久，水土犹未平，故舜仍其官而专责之以平水土，词意甚明。若别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进居之，则文当曰“汝作百揆，惟时懋哉！”今舜绝口不以告禹而但称其以前之功，禹尚不知己为何官，将何所遵循邪？古今来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时懋哉”文相承也；

今以“乎水土”为录旧绩，以“惟时懋”为勉新功，则上句语气未毕，下句语意无根，於文义亦不通矣。帝曰“畴若予工”则命垂曰“汝共工”；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则命益曰“汝作朕虞”；曰“有能典朕三礼”，则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即其所咨者也。然则禹之平水土即所谓熙帝载而宅百揆，不待言矣。盖洪水者帝之所忧，而六府之修，三壤之则，定贡赋，布声教，则百揆实兼之，故舜之咨岳云云。惟禹已为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止此与八人小异耳。若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所命自为一事，所咨自为一官；然则秩宗之外亦将谓别有典三礼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又曰：“予乘四载，隋山刊木。”

又曰：“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然则是当舜初载，禹尚以洪水之故日孜孜而不暇有言也。若尧八十载前水患已平，历三四十年之後复何待禹之孜孜此事乎！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然则是舜、禹问答之时土功始毕，故禹举其略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尧世，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时犹为此言不几赘乎！是则禹之治水，於《典》为舜世，於《谟》亦为舜世。而自舜摄政後，尧未崩前，初未尝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为司空当及尧世，至其决九川，弼五服，断断为舜时事明矣。故《论语》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记五帝本纪》及《夏本纪》亦皆以禹治水为舜即位後事，良有以也。盖《伪传》之失皆由误以四岳为四人，则并九官十二牧为二十五人，必减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数，故不得已以稷、契、皋陶之命为称其前功而不与焉。

然教稼明伦皆在平水土後，而并禹减之又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因一误而又三四误也！於是唐、虞之事靡不颠倒错乱：禹功之告成反在《尧典》“川”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贡》“丕叙”之後；而禹所别九州，舜改之为十二；禹又改之为九。展转相因，误无所底，遂使圣人经世之略晦而不彰者几二千年；而皆自误以四岳为四人始。嗟夫，释《经》一字之误，其流弊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慎也！

　　△“百揆”非官名

　　曰：然则“百揆”非官名乎？《周官》云：“内有百揆四岳”。朱子以百揆为朝廷之长，四岳为十二牧之长，何也？曰：《经》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於百揆，百揆时叙；宾於四门，四门穆穆。”五典四门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独为官名！《传》曰：“百揆时叙，无废事也。”然则百揆者犹言“百事”耳，岂得以为官名也哉！尧之用鲧也咨於岳，举舜也咨於岳，舜之命禹命伯夷也皆咨於岳，而百揆无闻焉：尧、舜之用朝臣何以反谋之外之长而不谋之内之长乎？盖《伪书》与《伪传》本出一人，彼於《尧典》既以百揆为官名矣，故於《周官》遂撰是语：是亦因误而误耳，岂得以《伪书》证《伪传》乎！且朱子与蔡氏既以四岳为一人，则《伪传》之误解无庸复遵矣，乃亦以百揆为官名，治水为往事：是《伪传》因《尧典》而误《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误《尧典》也。故今取《经》文正其误，而以孟子所称禹治水事列於其後。说并见後《命皋陶》与《分北》《三苗条》下及《舜体国经野篇》中。

　　△《孟子》言禹绩有误

　　按：禹治水事又见於《有为神农章》；然误以汝、淮、泗为入江，与《禹贡》水道皆不合。朱子以为记者之误，是也，故舍彼而录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