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卷一
●卷一
○家学渊源
人之登显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业而得之者。其於学问也亦然。汉王充、郑康成，崛起者也。汉司马迁、班固、晋王隐、唐姚思廉、李延寿，则皆蒙业者也。崛起者，必特出之英才。蒙业者，英才固有之，不必英才而但因有所凭藉而底於成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余幼而愚鲁，长而钝拙，於人事一无所长。所幸先君邃於学而勤於教，虽寝食出入时，耳提面命，曾不少懈，以此得少有所窥。不然，为农为圃且不若人，况知经史为何物哉！先君既未及有所著述，而述安敢不溯其所由来乎！然先君之学，又皆自段垣公来也。故於《考信录》成之日，备载家学渊源於後。
△曾祖段垣公
○《魏县旧志》先段垣公传
崔缉鳞，字子敬，号振侯。天资聪敏。十五六岁，即於经书无所不读。至二十一岁，补弟子员；文宗蒋公甚器之。随伯父方伯公游宦两河、江、浙、湖、粤间，大小事务悉与参酌，每叹其识量之过人。戊午，中副魁。庚午，举於乡。方伯公每欲为援例，可速显达，而不屑焉。及方伯既捐馆，而以嫡侄任事，二十馀年，毫无染指，真可谓孝廉者与！
癸巳，任大城县学教谕。与诸生讲学论文，仅二年馀，多所成就。时子牙河分司黄公甚敬重之，不时就谈，称为先生，而且多所赠遗。乙未，解组归。大城之攀辕泣留者络绎不绝。非公之盛德感人，何以至是！
归来十馀年，杜门不出预外事，手不释卷；魏之名士多出於其门。其书法得锺、王之秘，远近求书者甚多。今八旬有二矣，作诗作文，书行书楷，毫无倦容。平生德行文艺，咸推第一。阖郡人士为之匾额曰“善人君子”云。
先段垣公行状（通世按：《无闻集》卷四作《上本县先曾祖段垣公行状》。）
曾孙述敬撰
先曾祖段垣公，讳缉麟，字振侯，初字子敬；先布政公之从子也。生於保定府之新安；从先布政迁於魏，为魏人。
幼为先布政所器，携之宦游四方。及长，河防民瘼，罔不与公谋议，所在奏绩；事详《先布政行略》中。先布政举子晚，家务无巨细悉委之公。公任事二十年，无尺布斗粟之私，以廉名於乡。
康熙戊午，中式顺天副榜。先布政素才公，以公长，屡欲为公援例进用，公固辞不愿也。庚午，中式举人。数试礼部，皆不第，作《银鬣马赋》以见志。筑室一间，读书其中，名之曰备庐，作《备庐说》。文俱载集中。
漳水之泛滥於广平也，安溪李相国光地方抚畿内，往视漳，知公练习河事，致书访焉。公覆书数千言，大指言宜开渠疏水以泄其势，且藉以兴水利，不当专恃堤防。相国深韪之，以群议不同而止。常於荒岁买田数顷，明年熟，悉召卖田者使自赎；赎者且过半。乡人德之。
将注选，例当治县，辞请教职，遂选为大城儒学教谕。当是时，督河副都御史黄公某分司子牙河，驻节大城，闻公名，折节与订交，晨夕相过从。时人两贤之。未二年，乞休归（通世按：《文集》“乞休”作“引疾”），诸生攀辕泣留者趾相属。
既归，为园於城南，构亭水上，题之曰逸老；杜门不预外事，以文史书弈自娱。求书者踵至。年虽高，作楷无倦容。为文必本於道，虽应酬杂文，率尔弄翰，皆足以羽翼圣学。与里中老人旬月一聚，仿古耆英真率故事，自肉馒头外，约无得置他品。常乘驴驾小车，从一童出，杖履蹁跹，见者以为神仙中人也。里居十馀载卒，年八十二。
里巷相传，以公园为段干木故居，故自号曰段垣。著有《段垣诗集》、《段垣文集》、《书法辑说》十馀卷，藏於家。
吾宗为魏望族，自先布政迁魏以来，甲第相接，仆马喧闾里间。而公独以文学行谊风流儒雅照映一时。前後令长皆敬礼公；後学多出公门。县人士共遗公门额，曰“善人君子”。旧志称公德行文艺咸推第一，盖当时已有定论云。
○附段垣公文一篇──《备庐说》
（先段垣公文集未果刻而没於水。此篇乃述兄弟幼时所抄读者，故得仅存。附录於此，以志一斑。）
戊寅冬，筑室一间，土为壁，芦为盖，仅容一几，坐可三人。客有访者，俯首屈腰而入，见其床无席，寒无火，一茶盏，主客递饮，笑曰：“过萧条矣！曷稍为备乎？”
予曰：“子谓我弗备耶？而我之弗备者，岂止於庐中之用耶！蔬不充，衣不完，出不能车，役不能仆，此非不备者乎？然而其小者也！何以无愧於心？何以无亏於身？何以答廊庙？何以慰苍生？何以名闻当时而声施後世？由此言之，我之不备可胜道哉！”
“然吾有此室，为之置经，而帝王圣贤备在焉。为之置史，而治乱兴废备在焉。为之置笔墨，而天地之大，日月星辰之远，风雨之变，山川之奇，鬼神之异，物类之繁，兵农水火礼乐之事，忠佞贤奸之人，歌舞啸咏之况，无不可由我记载考核抒写论断焉。不可谓之不备！”
“若夫彩梁画栋，碧瓦丹檐，锦屏翠帐，朱箔檀床，金猊吐焰，兽炉熨火，一切陈设之器，应用之物，精致希罕，光怪陆离，莫不压陶朱而欺金谷，则世俗之所谓备仍不自以为备，而日求备於无已者也！吾辈贫士，何能备此，亦何必备此！”
孟子曰：“‘万物皆备於我。’此室也，亦有皆备之我在，乌可谓之不备！子启我乎，吾得名吾之室曰备庐。”
又为之铭曰：“不备者吾之庐；皆备者庐之吾。吾有庐，庐有吾，乃可谓之备庐。”
○附《段垣诗订後序》
右诗二卷，先曾祖段垣公之所著而述之所订也。初，公所著《段垣诗稿》，《段垣文稿》各若干册，先君箧而藏之，将求文学士选而刻焉，已买梨板数十方矣。遭家难，达人复不时遇，事未及就而县没於漳水。是时先君方他出，而述兄弟亦在外，其稿遂失。归而寻之，竟不可得。
後十有五年，先君捐馆。又逾年，述於县人李氏案上见书一册，面角破烂，涂抹盈焉。取视之，则《诗稿》第一册也。乃出於水中，幸未甚坏者。喜极，携归。又数年，弟迈於仕望集舅氏家复得四册，而首册与前所得同，则县未经水时他人所抄本也。其文阙漏舛误颇多。乃假以归，较而录之；不可知者，则仍其故、未毕而迈寻卒，述复踵而讫之。其诗自庚午以前起，至乙未岁归自大城而止，凡三册。复自戊戌起至庚子止，凡一册，中缺丙丁两年及辛丑以後七年之诗。然则其间当复有一册，其後尚当有一两册，而皆亡之矣。乃并为三卷，题曰《段垣诗存》，言乎所存者之止於是也。
呜呼，公之学术识议多见於文，述幼时犹及见其一二，而不能记忆。诗，特一时兴之所寄而已，公固不以诗重也。乃文尽没於水而所存者惟诗，诗又仅存其半，且多缺误，噫，其可伤也已！然魏自经水以来，先达之遗书手迹与夫故家所藏书册画卷鼎彝之属荡然略尽矣，而此数册之诗，失而再得，亡而犹存，流离患难之际，一似有鬼神怜之而不忍尽没之，独留此不食之硕果以贻我後人者，其亦不可谓非幸也！
顾其前後次第犹多错乱，疑诗或系补录，未及更定。复於暇日详加考证，次其先後，并删其不经意之作，而重录之，共诗一百九十二首，分为二卷，题曰《段垣诗粹》，以遗後人而世守之。又择其尤者，别录为一卷，题曰《段垣诗粹》，以待问世。
呜呼，述不克亲侍段垣公，而订此诗也如见段垣公焉。吾先君不及订之刻之，而述之订之也如吾先君之自订之焉。吾先君之心慰，而弟迈之事亦终矣。惜乎吾先君之不及亲见之也！後之人倘亦犹是心也，则此诗也者，犹阙里之桧，已枯而复生者；其何忍不宝之惜之而爱护之也！其然与否，是在後之人矣。
乾隆戊申五月望後，曾孙述谨识。
△父ウ斋先生
○ウ斋先生墓志铭
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旧史氏钱塘汪师韩撰
河朔之地有真儒焉，曰ウ斋崔君，讳元森，字灿若。余自病废，衣食奔走，因以求友四方，所见士以理学名者，类依倚达官贵人，盗袭前人之说以欺世，而行不见信於宗族乡党，或际困厄，遇小利害，辄变易所守，义不胜利，往往而然。己卯庚辰间，假馆滏上，耳君之名。而在广平未久，癸未复北之保州。历十年，有孝廉素衣冠而过莲西，则君之子述也，手《行略》乞铭；而君之没且逾期矣。序而铭之，表余膺之夙服也。
君先世，大宁卫小兴州军籍。明永乐元年，迁大宁都司於保定，遂分置新安。其再迁魏县，则顺治间君之高祖赠通议大夫江苏按察使讳向化也。曾祖讳惟彦，早卒。祖讳缉麟，康熙庚午举人，大城县学教谕；生三子，长讳瀚，次讳濂，次讳沂，俱县学生。君乃濂之长子，出为瀚後。
少好学，於书博览强记。入夜，犹拥衾坐诵；或无灯，则映月然香而诵之。年十七，补邑弟子员；旋食廪饣气。自丙午迄丙辰，凡五试顺天，皆报罢。嗣是绝意进取。後贡成均，亦不赴。
君为学严儒、释之辨。北方自苏门孙徵君宗姚江王氏之学，远近信从；君独恪遵紫阳，而尤爱玩当湖陆清献公之书，躬行以求心得。薄世之无知妄作者，未尝著书。
先是叔沂无子，讳言立嗣。庚午沂病笃，乃议以从弟之子秉纯为後。族人觊家资，故挠其事。君讼於官，始得直。率秉纯拜於柩前，而悉以田产契券归焉。性甘淡泊，绝嬉戏；与人交必忠告，然务隐人过，独乐道人善以为常。丁丑後，漳水数入魏城，城中民居尽毁，君亦罔有定极而家益困。然君能安贫，甚至田宅见侵，不较也。时并魏县入大名，君先後为大名邑令所器重，不干以私。故君虽不得位，而朴学传於生徒，卓行称於里党，庶几乎孔子言“行己有耻，孝弟信果之谓士”与！其他懿美，有不必书者，亦有君之意所不欲言者，故所载止此。
君以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三。葬魏城南礼贤台之西。配同邑李氏，国子生九经女。子二人，述其长也，次迈。述以庚辰副贡，壬午与迈同举於乡，拣选知县。女四人，婿则成安诸生陈居阝，磁州张光，成安国学生逯纟臣，同邑刘孟集（後改名文朴）也。孙男女各一人。
铭曰：“漳号衡漳，其发滂湃。决旧溢新，为赵、魏害。丁年淫霖，魏废其县。河伯不仁，及积善。半岁七徒，崩榱断垣。露冷采扁；霜重衣禅。天以艰阻，显其令名。先生道大，後彦学成。莳花种蔬，高吟《衡泌》。羲皇上人；濠濮间意；体受全归，卜吉朔垂。何以示後？钻石埋辞。”
○先君教述读书法（先孺人教法附）
一，自述解语後，即教之识字。遇门联匾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务使分别四声。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识字稍多，则令读《三字训》若《神童诗》，随读随为讲说。以故述授书时，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亦颇略解其义，不以诵读为苦。即先君有事，或不暇授书，述亦能择取其浅显者自读之。
一，述五岁始授《论语》，每一字旁，必朱书平上去入字，不使误於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读百篇，以百钱置书左而递传之右。无论若干篇能成诵，非足百篇不得止也。既足，则令少憩，然後再授如前。《论语》既毕，继以《孟子》、《小学》。每日不过一生书，一温书，不令多读，恐心不专故也。惟《大学》、《中庸》乃先孺人於黄昏时口授述而成诵者，大约亦在五六岁时也。
一，《论》、《孟》既毕，即令述读朱子《小学》，以《小学》乃日用躬行之要，而文义亦易解，宜於初学。以故述自居家以至作吏，皆不敢有蹉跌，以有先入之言为主故也。
一，南方人初读《论》、《盂》，即合朱子《集注》读之；《大学》、《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则俟《四书》本文皆成诵後，再读经一二种，然後读《四书注》；而读注时亦连本文合而读之。先君教述读注皆不然。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後经注合读亦五十遍。於温注时亦然。谓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文之义为注所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故必令别读也。
一，世俗读《朱注》者多所删削，有两说者必删其一，甚至“某氏曰”、“愚谓”等字亦删之，文气往往不贯。先君教述读注，惟圈外注有与经旨未洽者不读，其馀皆读，不肯失其本来之面目也。
一，《易》自朱子始复古本之旧。至明复用今木刻朱子《本义》，坊间遂无复鬻古本者。先君乃遵古本，手自抄录，俾述读之。
一，先君课述兄弟读书，务令极熟，每举前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之语以语以勖之。十馀岁时，每夕侍寝，必令背诵旧所读书若文。且醒後亦如是。从行道中亦然。非止欲玩其理，亦兼以闲其心、述兄弟举於乡，暇中犹时命之背诵；有不记忆，则呵叱之令补读焉。
一，今人读书惟重举业，自《四书》讲章时文外，他书悉所不问，先君教述，自解语後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後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於学问者无不耳提而面命之。开讲後，则教以儒、禅之所以分，朱、陆之所以异，凡诸卫道之书必详为之讲说，神异巫觋不经之事皆为指析其谬。以故述自成童以来，阅诸经史百家之书不至“河汉而无极”者，先有以导其源故也。
一，先君教述兄弟，从不令阅时下讲章，惟即本文《朱注》细为剖析。有疑义，则取诸名家论辨之书，别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若陆稼书先生之《大全困勉录》、《松阳讲义》，尤所爱玩，不时为述讲授者。
一，先君教述为举业，必令先自化、治名家入手，以泰安赵相国所著《制义纲目》及所选《文统类编》为金针，使之文从字顺，章法井然，合於圣人语气，然後使读嘉、隆以後之文。每曰：“作文只是发挥圣贤道理，此外别无巧法。”於天、崇诸家内，有议论精卓，切於世事者，尤所深赏，使述熟读而效法之；不令其揣摩风气，敷衍墨调也。
一，先君教述兄弟虽严，然不禁其游览。幼时不过旬月，即携之登城（城在宅後故尔）。观城外水渺茫无际不觉心为之旷。外城上礼贤、迓旭两台，亦往往携之登眺。盖恐其心滞而不灵故也。其後述每遇佳山水，辄觉神识开朗，诗文加进，知幼时得力於景物者多也。
一，述自能行後，先君多以自随，不使与群儿戏。先孺人亦然。姻族兄弟有好戏弄斗訾者，必严禁述等不使与之接；虽至，必疏远之。先君尝馆於乡，以事他出，先孺人召述等读书於内室，不使与馆中诸童狎。由是述等不在父侧，则在母侧，市井之言罕接於耳，游荡之行不经於目。故今年虽已老，而自读书外，声色戏玩之事犹茫然无所解也。
述上有一兄，年十一而殇，先君痛之甚。故述之生也，钟爱莫与比，行坐多自提抱之，饮食居处无刻不萦於心，有疾则顾复抚摩，殊不自惜也。然虽爱之而未尝纵之；惟爱之，愈不肯纵之。幼时两餐皆为之限，非食时，虽饥不敢擅食；市中所鬻饼饵从不为买食之。衣取足以御寒，不令华美。有过，辄督责之不少贷。每语述：“异日若居官，当以稼书陆先生为法。”而述学行既无所成，仅治一县，亦未克有所展布，所为承先志者止有《考信录》一书。所以命名为述者如斯而已乎？故备录先君之所以教述之方，以见述之不才，有负於先君之善教。嘉庆己巳，男述谨识，时年七十，七月初七日也。
戊寅除夕，先君作诗示述。诗云：“壮强都浪掷；衰病此侵寻。奋励难追昔，修持不懈今。闲家情高々；启後意深深。率教违严训，贤愚尔自斟！”时述年十九，魏城第一次水後事也。此稿偶存，故附录云。
先孺人最慈爱子女。述幼时在家中读书，常舍之服手足之劳；或读於外塾，归家後亦必令之少事奔走：恐其坐多而血气滞，身弱易病也。北方昼长，盛夏未有不假寐者。述每自塾午归，母即按之床上令睡，饭熟乃唤之起，恐其饭後盹睡致停饮食也。父母之爱子至矣哉！述幼而羸弱，见者皆以余为不寿。使非吾父吾母调护周备，断不能至三十以後。犹记十四五岁时尝得腹疾，先孺人百方为之营救，竟以渐愈。而述自念生平毫无报答之处：竭力服劳以养口体，遂足尽人子之责乎！嗟乎，今生已矣！清夜自思，徒增悲感。偶因今岁病中饮食起居多不自，不觉忆念及此，遂附记於家学之後。时余七十四岁也。
○《先府君行述》摘录
（读书训士大略已见《自序》及《墓志》中，今不再录。惟《行述》中轶事尚有一二当存者，附录於此。）
丁丑五月，城没於漳，屋尽颓，资用悉沈於水。先君徙家城外，数月未有宁居，日惟以扁豆充饥。霜降於犹单衣；冬不能具炉火。明年春，水退。二月，复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风雨。三月，知府事朱公英命知县事王公沛生延入书院训士，饣粥始给。辛巳七月，水复没城，居村中月馀。复入时，水尚深数尺，出入皆自操舟。十一月，蹙凌水复至，复居村中。俟水尽退，然後入，时壬午秋七月也。先君既屡被水患，数迁徙，家益落，至无隔宿粮。而述方以文受知於知大名县事秦公学溥（时魏县废，并入大名），破格优待之。是秋，述与弟迈复同举於乡。然人间以讼事浼先君居间，许以金，必正色斥之。人见先君厄而介如故，後遂无复言者。秦公以是尤重先君，数恤其急。而乙酉、丙戌间水三入城，卒徙於礼贤台之上者，亦秦公力也。
先君平居含忍退让、人数负先君或侵取田宅，皆不与较。乡人以盛德目之。然临大事必力争是非，未尝稍退缩徇人意。屡以此致危困，终不为少改。自奉甚俭，虽疏粝无不饱；力即有馀，亵衣未尝用帛。平生不食烟，不佩荷包，囊止用布素。子妇有献，少逾常式即不免谴责。然义所当费，虽贫未尝吝。遇人有急，辄倾囊助之。少年时，尝谋刻段垣公遗集，节衣食，买梨板数百方。未果刻而没於水，每以为惜云。
先君以名字皆取显暴义，恶其文之著，故以“ウ”名其斋。
△母李孺人
○《先孺人行述》摘录
先府君少多疾；孺人侍汤药按摩，常竟夜不寐。
家常苦贫，先君以授馆为生，子女渐成行，所入不能敷。而孺人支持计算於米盐琐碎间，得以不冻馁。
母性勤慎，好整洁，作苦常无暇时。虽高年有子妇服劳，犹躬理家务，拄杖行视，日十馀次，恐他人不如己之尽心也。饮食务俭约；常有旨蓄以豫不虞。客至，则竭力营办无所惜。人讶其备，不敢谓其贫也。述兄弟举於乡，亲族多期其仕者，母独不愿，曰：“官不易为，吾望汝等读书作正人，而勤俭以治生，不望汝等以禄养也。”
△弟迈
○附记弟迈事
迈幼而颖慧，十岁能文。十二岁与述同补诸生，名噪一郡中。性喜博览，一书未见如负芒刺於背。闻有异书，必求之；常历十馀人转相嘱。得观之，然後已。读书目力甚捷，顷刻数页过，日览十馀册以为常。尝与述同读《海赋》，述成诵未及半，弟已熟之矣。少年颇好词赋，拟《上林》、《七发》等体，缤纷陆离，读者几不能句。尤爱为小词，仿宋柳耆卿，名其稿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渐老，多直抒所见，潮涌澜翻，浩浩汨汨，不自知其所终极。常好究考名人事迹，次其终始，辨其同异。暇则玩弄书翰，流连花树，以自娱乐。庭中种花无隙地，不复容步武。素耽山水，常以不得远游为恨。
○附记弟所著书
弟所撰，有《魏墟杂志》四卷，《魏郡琐谈》三卷，已成二卷，《讷笔谈》二卷，已成一卷，其末卷皆未成。自订其诗曰《寸心知集》，凡二卷；词曰《梦窗呓语》，凡一卷。其所订集乡先辈之文，曰《大名文存》，凡三册。卒後，余检其遗稿，复选订其自所著文为集一卷，又为续订《大名文存》一册，《大名诗存》三册，──一册每人皆有序，二册无序，盖皆未成书者也。此外复有《尚友堂说诗》一卷；《魏郡丛谭》、《金石遗文记略》、《杂记》三种，俱未成卷。以上各书，皆藏於家未刻。其但有草稿而未抄录者尚多；皆散乱无门类，字亦难辨。而余病目不能多览，尚未暇订正也。
○少年遇合记略
余何以能著《考信录》也？祖宗父母之所教养，亦师长先达之所扶持而长育之者也。余幼而家贫，少长即被水患，田庐悉没，性又拙於逢世；然往往有先达诸公重其才而怜其遇，导其前而恤其艰者，以故衣食粗给，闻见渐广，以至於今。三十以後，所遇渐多龃龉。四十以来，抑又甚焉。乡曲之豪排之厄之者常不乏人，而有权势者惟重财，不复问及士，几於不能自存矣。藉使少年时即如中年所遇，当不免於穷饿以死，何有於书！即幸而不死，而奔走困厄之馀，能糊其口足矣，何暇读书，又何暇於著此书也！余不才，不能有所建白於世，使天下後世指而目之曰，某人知人，某人知人，而仅於有此书，其何忍不溯其所由来乎！书既成，乃追记其少年遇合之略，以附於《考信录》之後云。
△朱英
朱龙坡先生，讳英，字临川，云南石屏人也。以雍正甲辰进士选授直隶赤城县知县。丁外艰；服阕，补怀安，调任邱，擢赵州直隶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旋改广平府同知；复擢大名府知府。公廉介宽厚，薪米皆用价自市之，从不以声色加属吏。然属吏皆畏公，不敢有大蹉跌，以公无所染也。顾独不能逢迎上官，以是久不迁。
乾隆甲戌，余年十五，与弟迈同应童子试至府，公见而奇之，命坐於大堂暖阁之侧，文既成，召入内署晚香堂後池上侍坐。良久，复命入内室见吕恭人，各赐以荷包银锭一；且命设食，使子士琬具宾主之礼。食毕已夜，以府堂烛笼送归寓。一时同试者皆以为荣焉。榜发，以余为冠。逮秋，遂与弟同入学。明年春，公召余读书於晚香堂，与诸子同笔砚。初延安庆张先生前赞训之，继复延归德李先生桓。李先生去，朱公遂自教之。由是余文日进，得捷庚辰顺天副榜。明年，复延松江丁先生夏陛。又明年，朱公移永州，士民攀辕祖道者亘十馀里不绝。余与弟送公至临清，遂入京师乡试，皆得举於顺天。而公至永岁馀，以与巡抚议事不合，竟以原官罢归。
公所至以成就人材为己任。才俊者招之入署，自教之；贫者恤其家，使不至徙业。在任邱时得人为最多：前提督山东学政侍讲学士李公中简，前两淮盐运使边公廷抡，皆公门下士也。公善政已详於余所作公墓志中，兹不悉赘。
公三子。长士琅，次士琪──乾隆庚寅举人，官儒学教谕，──皆能守家风，无纟丸繁华之习。次士琬，与余尤相得云。
余家故贫，薄产无几。自漳水入城後，资用悉沈於水，益贫困不可度。公嘱魏县知县王公沛生延先君入义学训士，饣粥始给。而余自入署後，非但从公学举业，且得纵观海内之书，交游天下之士，以扩其耳目而开其知识。向使余不遇公，即不穷饿以死，亦不过为乡人以终其身，何由能著此书！然则《考信录》之作由於公之玉成者不少也。
附《祭朱公文》（通世按：《文集》作《祭石屏朱公文》）
维乾隆四十年岁次乙未，四月初一日，受业门人崔述衔泣远致文於滇南，以昭告於老师大人之灵前曰：（通世按：篇首四十一字，原本省之；今据《文集》补）
呜呼，公德在民，公名在世，存顺没宁，公复何计！而述所以泣涕沾巾，悲公硕德，怀公旧恩。
公於家庭，事兄如父；从子相依，分甘共苦。公於居官，曰方以直；廿载不迁，一言辞职。自公之仕，四十馀年，身无厚奉，家无馀钱。尤务作人，启迪後学；郁郁门墙，高科显擢。
方述成童，公为太守，一试奇之，弁名於首。不阶尺书，罗之署内，扶持吹嘘，饮食教诲。八年终始，雨夕风晨，经传马帐，雪立程门。
衡漳为灾，汨我田里、庐舍荡然，半年七徙。嗷嗷中泽，孰恤余贫！赖公之德，八口以存。
公之南行，送公汶水；从此梦魂，湘江滇海。犹冀微官，驱驰王事，或能见公，於滇之ㄛ。十有三载，屡踬文场，私心未遂，公已云亡！没不知日，葬不知处，万里南天，攀号无路。缄辞六诏，以写哀思，公灵在天，尚其鉴之！
△朱士蜿
士琬，字松田。朱公之召余读书於晚香堂也，与松田共笔砚，松田天资聪慧，与余甚相知爱。余归省，或旬月未返，松田辄忆余不置；而余亦以不见松田常悒悒也。松田之随侍至永也，以道中题咏写寄余；余亦以入关道中所作报之。乙酉，余客京师，复作《忆旧游》诗寄之。其後余久不会试，遂与松田音信间阔。
朱公居官素廉，解组後，宦囊殊薄，而诸公子生长官署中，乍归田里，不能御贫，以此业日凋。松田尝於元旦题一联云：“为清白吏子孙最难，守分安贫，还要鼓光前志气。思童稚时繁华已歇，由奢入俭，全凭用克己工夫。”
余之在罗源也，松田远来视余，留署中者数月。因余宦况清苦，急思归里。留之，不可。临别以诗二首赠余。其一云“紫芝眉宇隔天，梦里相寻数十年。萍聚海滨添我老；榻悬官阁倚君怜。鸿词重叩边韶笥；骥足聊舒祖逖鞭。回首壮怀同一笑，羁情宦况冷於泉！”其二云：“别经三十七年馀，忽漫相逢叹老夫。竹径快谈当日事；荷亭恰绘晚香图，桑榆景暮身同健；风雨情深梦亦娱。最恨离丝终未断，翻嗟此会不如无！”手迹如新，履声已远，不知今生复能相见与否，每一临咏，益增怆感。
△秦学溥
秦公，讳学溥，号耐圃，山西凤台人。以举人为大名知县。自乾隆二十三年并魏县入大名，疆宇辽阔，鞭长莫及，吏胥恣於乡，豪强斗於野，而内黄盗薮与县接境，西南诸村尤苦之，县官莫之能制也。公至，始极力整顿，重惩悍民；四境肃然。其驭吏胥尤严，咸循循守法，莫敢妄为；亦未有敢美衣鲜食者。间有衣帛者，上堂时必易布衣着之，恐公嗔怒也。遇有劫掠之案，必为详办移提，多方掩捕，不自顾其处分（凡盗案，州县多抑勒事主以窃报上官，恐不得贼，致罹处分，疑升迁也）。余所知者，有陈二、来二两案，前後凡获十有四人；而公亦以处分故久不迁。然盗风亦自此熄矣。
时余年甫弱冠，公封翁一讳峤──闻人称余才，延余往见，且嘱公优恤之。公待余厚甚，时延之署内。公长子朴与余缔布衣交（俗谓之换帖）。余屡被水患，数年无宁居；公买室於礼贤台畔，俾余居之。公之迁保定同知也，余以诗送公行。内有云：“我时弱冠喜文翰，闭户耻作阳桥鱼。伯乐一顾倾冀北，罗之门下真吾徒。”又云：“文侯昔馆段干木，遗趾今在东南隅（礼贤台在魏城东南隅，俗传魏文侯馆段干木遗趾）。诛茅作室俾我宅，伯夷所筑聊可娱；”皆纪实也。後公擢易州知州，真定府知府，补顺德府知府，余皆尝至署内。旋擢苏、松粮道，以事罢官。
自公去大名，大名风气日变。暨公南行以後，益不可问，吏胥豪强之横，尤过於公未至之前；内黄盗风愈炽；大名境内竟夜不断火光。驯至张标劫至近京之县，两省会剿始能擒之。民事且悉置之度外，欲求有怜才好士如公者，真有天上人间之隔矣。
△秦朴
朴字苞文。与余交，数恤余急，且规余过，古人忠告通财之义盖兼有之，余深感焉。
苞文慷慨自许，期为良吏。初以举人分发直隶，署满城县事，严驭吏胥，有风厉名。苞文犹以未展其志为歉，尝寄余书，内有云：“竭力办理，苦无实效。”古人云：“坐而言者，起而行。不能不深自愧也。”既而以父在直隶为知府，改补山东平原知县。内外严肃，亦有政声。未几，以事忤巡抚意，被劾罢官。旋捐复，为湖北汉川知县。复以事革职，发遣伊犁。
壬子冬，余候铨京师，得遇苞文之从弟某，知苞文谪限将满，可望赦还，因寄书问讯苞文。後二年，始得苞文覆书。余方拟得缺後迟苞文至署，剪烛话旧，而苞文遽卒於伊犁，余亦远宦闽中。每忆良朋，不胜伤感也！
△史贻谟
史公，讳贻谟，江南溧阳人，大学士贻直之弟也。以进士入翰林，历迁至司经局洗马；都中人称为史十太爷云。
壬午顺天乡试，公分校闱中，得易一房；而余卷入公房。公见余文清真，甚爱好之。新涤砚易笔，因工为之圈点。阅至论（时第一场试《四书》文及论）。亦大赏识之。欲拟以元，阅卷面知为北皿，始大失望。盖故事，十八房官以一人科目最久者为领房，领房中无可为元者，始於他房选取。而余以庚辰副榜入闱，故与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省贡监同居北皿号中；恐其非直隶人，故不以拟元，──拟元必在贝号中也。榜发之次日，余至午门谢恩，知卷出公房，即於其地见公。公问知为余，连曰：“可惜！可惜！此本拟元卷也！”
公性耿直，不喜附和流俗，故宦不达。癸未会试之前，中翰长垣李君谓余弟曰：“此科房考绝无一关节者，惟史公及李公宗文耳。其馀诸公，但能分半以荐佳文，即为贤矣。”公之见信於人如是。
其後余五入会闱，未尝得邀一荐，无他，房考中无公在也。向使壬午一科公不得与房考之数，或余卷分入他房，中式与否固未可知也。余年四十以後始为《考信录》，而家计艰难，碌碌苦无暇日。幸有脱稿者，亦无人为抄录之。自挨选得作吏闽中，归里後尚可谋数年之食，始得陆续成稿，佣人抄录，今且谋梓行矣。然则余书之所由成，公之功固不可没也！
附录
△汪师韩
○上汪韩门先生书
去冬辱赐手书，言於初岁南旋，神沮志失者累日。即欲远达鄙忱，馆居乡塾无为邮者。今夏复闻改期秋末，幸际乡试之辰，敢泐寸函以闻左右。
述幼痴钝，长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独好参伍古今事迹，辨其是非真伪。日积月聚，似少有所见。尝欲著之於文，顾自以为年少识浅，又方劳心於科举衣食，未暇为也。自战国以来，邪说并作，皆圣人之言以取信於世，亦有圣人之徒传而失其真者。汉、晋诸儒罔能辨识。至唐、宋时，尊信日久，益莫敢以为非。《六经》之文有与传记异者，必穿凿迁就其说以附会之；又好征引他书以释经义，支离纡曲，强使相通。虽有一二有识之士论其舛谬，顾其考证抉摘犹多未尽，而世亦不尽然其说。二帝、三王之事，周公、孔子之意，其晦於後世者岂可胜道哉！述之所见虽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识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
自先君见背後，功名之念顿灰，家贫多病，益疏懒，自度难以进取，欲遂一抒所见。愧不能文，乃於去岁取昌黎、柳州、庐陵三家文熟玩其理。然执笔之时故态辄见，百不一似。岂天之降才果殊耶？将必久於其中然後可少得耶？抑自有所由入而述未之知耶？述为文，非欲貌为古人色泽，诚欲自抒所见，如孔子所谓“辞达”者可矣，然言固有能达，有不能达，有虽少而达，有必多而後达，有虽多而愈不达者。苏子瞻云：“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手者乎！”若之何其能使文不烦而意毕达也？
述所居壤僻，虽尝出游，亦罕所交接，未尝见有言及古文词者，伥伥然靡所就正，故敢略陈愚昧。惟先生鉴其诚而教之，幸甚！
△陈履和
○赠陈履和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自周之衰，杨、墨并起，继以秦火，《六经》几亡。汉初始求遗书，然以其求之切也，传而失实，驳而不纯者，皆得为圣贤所作以与世市，而莫能辨。武、宣以後，经学益重，学者藉此以取富贵，又多增其师说，旁采杨、墨之言，以乱圣人之旨。犹幸其时诸家并立，异同得失之故有可考证。及至後汉，马、郑起而诸家之传渐微。永嘉之乱，其书遂尽失，存於世者不一二家。而学者方崇王肃，复伪造古书以攻康成，以惑当世。後生末学习熟耳目，以为圣人之旨固然，《六经》於是大坏。唐、宋迭兴，诸儒林立，始颇发明圣人之道。然其言大抵以辟佛、老为事；至於前人讹误紊杂，相承而未及正者尚多。此固未尝不有待於後人之补苴者也。
余自束受书，奉先人之教，即专求信於经。及长，觉百家言益多可疑。以是每观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欲以探圣经之原，不惑於众说，顾家贫质钝，碌碌无读书之暇，即读，亦都不复记忆。且多病，遇劳则亟，不能自竟其业，尝冀有一二同志相与讲明而切究之，而居僻寡交游，所见学者多专攻举业，间有好古之士，只肆力於诗赋博览，竟不能有所遇，而余亦渐老矣！
乾隆壬子，余游京师，始得遇滇中陈介存履和於逆旅。介存嗜学好古，所为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误。余方幸其得友，而介存顾不自是，乃介朱笏山奕簪而请师余者至於再四。夫师所以求益，余之与介存，伯仲间耳，何能益！况师道不易行，自唐韩、柳且难言之。乃辞之者屡。而介存意坚不可移。岂以世无行古人之道者而欲以身励俗耶？抑好学之心笃而遂不暇深择其人邪？（通世按：《无闻集》卷三“好学”作“好古”）
虽然，余尝闻之，学以专而精，知以少而当。不使百家之言杂於经，而後经之旨可得。不强求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无所淆；故说经欲其自然，观理欲其无成见，於古人之言无所必於从，无所必於违（通世按：两“必於”、字《文集》皆作“於必”），唯其如乎经而己。苟如是，异日必将大有得焉。於以正群言之淆乱而明《六经》之旨，余将於介存乎是望，而如余者复何足为芥蒂哉！倘异日天假之缘，使余得与介存聚处数载，以余之所窥及其所未窥，相与讲明而切究之，以偿其平生之愿，以求万一之有几於道，则余虽贫且病以老，其亦可以无憾也夫！
壬子冬，先生还大名。履和援昌黎《师说》之例，以文为请。
明年，乃贻此序，皆先生自得之言，履和对病之药也。年加长而学不进，深负父兄师友之明教。三复斯篇，能勿愧惧！丁巳夏四月辛未朔，履和谨识。（通世按：嘉庆二年陈氏刻《上古》、《洙泗》二录，《正朔》、《祀》二考时，附刻本序，末加此跋语。今因补刊於此。）
余自三十以後，颇有所窥测，先达中赏鉴余者惟汪上湖先生。五十以後，颇有所论著，後进中推毂余者惟陈介存履和。不意今世乃有此二人也！其亦异事也已！故附录二篇於此。崔述识。
●卷二
题词（刚案：原无此题，今依目录补入。）
△曹衡姬
○《洙泗考信录》题词
考据详明，推勘周至，真必传之书也。
曹衡姬评。（字阿周，大名人。）
△刘
圣人，人知尊之。经传，人知读之。读之而不知考之，尊之而不敢议之，遂致圣人之真，圣人之正，混於附会伪之辞者，几二千年矣。夫圣如日月，岂阴霾浮之所可得而损之者哉！但世人之目为阴霾浮之所蔽而不得瞻其高高之象，究於日月何亏焉！今吾崔子，具卓识，出雄辨，博览群书，互参考证，发为议论，其意谆谆，其言侃侃，拨尽附会伪之辞，能使数千百年之蔽於阴霾浮之日月若忽浴咸池而初出也，其洗濯圣德为何如哉！其维持圣道为何如哉！如余之鄙陋，安能识此书，又安敢评此书。但既读此书，胸中自有此一段愚意，不禁而为之言耳，非敢为誉也。
刘评。（字从龙，魏人。）
△成询
○读《补上古考信录》
辩论古史真伪是非，即格物穷理之大端也。昔孔子论观人之法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盖人之善恶，自有实际；苟随众附会而不察，何异投之以食而以耳受之，知其味者鲜矣、虽众好恶之不差，亦必察之，实见其可好，实见其可恶，方为自己真实学问。观史之法何独不然。
孟子将尧、舜、禹、汤、文、武所行之事，及门人所称齐东野人之语，无不一一剖析真伪；辨别是非，所以求义理之所安，以解後世妄信之惑。程子称“其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此又得孟子所以为辩论之原矣。如孔子以後编古史者，人既非圣贤，其真伪是非岂能无待於辨者。然学不博，心不细，识不超，理不明，不能辨也。此书之辩论剖析，无坚不破，无疑不搜，固可征其学博心细识超理明矣。至於笔力之清醒，则又天才之过人者也。吾舅学问有馀而功名不足，或者天将命以辨论古史乎？
陆稼书先生论孔子作《春秋》，虽与《变风》诗人同是庶人之议，而力量大不同。此书之前，宋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不信传闻而信理，既以卓识标立於前矣，然人皆作古文读过，不甚留心其识见，故未能已後世编古史者之惑。此书专重辨论，逐一细剖，是尚不足以绝後儒之惑乎！甥以为此书力量直大於欧阳永叔数等。
甥成询谨质。
○读《夏考信录》
《夏考信录》今已读毕，甥获益良多；但愧无所发明耳。今将原书送还。至录中《启篇》、《太康篇》、《少康篇》、《桀篇》四大议论，悉为确当。其馀十六七条皆妥实，而《洚水》、《彭蠡》两条尤为快心。此皆有目所共赏，无庸甥之赘赞也。
甥成询。
赠诗（刚案：原无此题，今依目录补入。）
△黄文治
○送东壁先生归大名
皇帝元年秋，七月十三日，先生初下车，韬晦无人识。好问察迩言，能贫凛冰檗。民曰是矫情，胥谓不知律。岂知磊落怀，稷、契、伊、周匹。教学本父师，心行判南北。弱冠登贤书，二崔名藉藉（先生与弟迈同举於乡，并为大名守朱龙坡先生器重）。萧条三十年，屡回公车辙。垂老宰方隅，小鲜聊一割。从容摘发奸，神明杳莫测。桃紫陌春，皓月清秋节，岂不佳日多，所安在无逸。劳形案牍馀，不改耽书癖。斋厨淡泊供，甘之若椰蜜。日坐广益堂，如闻民瞅唧。阍人茧足行，不轻假辞色。（先生勤於政事，折狱日数次，无倦容。燕闲亦时在公堂，谘诹小民疾苦。与民相见，如家人父子然；阍人未有敢阻抑者。谁谓“侯门深似海”哉！）谠言忤上官，同列为挢舌。崎岖犯世嫌，徇人意终不（先生不避权贵，遇事侃侃直谈）。小民父母之，猾吏始股栗。罗治十六里，从此声洋溢。夫何借寇来，攀留间道出。棠阴花再繁，睹物心如结（先生於四年春奉檄署杭篆。供张祖道，自县治达郊外，梗塞不可行，先生乃从小西门出）。去冬心方夷，忽奉新纶，主政入内廷，为霖非补阙（先生以候选主事内升去任）。
鬼余椎鲁资，曾立程门雪。春风坐诸生，命讲乐正克。“好善天下优”，微言括治术（故事，初下车既谒圣行香讲害。先生命治讲《鲁欲使乐正於为政章》以见志）。经史踵讹谬，真赝久莫别。正学杂异端，圣贤事荒忽。卓哉《考信录》，千古鸿蒙辟！《五行》、《三大典》，创论超前哲（先生著有《补上古考信录》，及《唐虞》、《夏》、《商》、《丰镐》、《洙泗》诸考信录，《五行论》、《王政三大典》等篇，皆闳深肃括，数十年来惬心满志之书）生平所著书，足配《孟篇》七。歌诗本绪馀，优入杜韩室。裒集署《知非》，久不劳心血（先生行年五十即辍吟，颜其集曰《知非集》）。
方今玉烛调，樽俎不可越，六载竭焦劳，寒泉遍苍赤，犹云：“下负民，上何补於国！功名付英豪；山野臧迂拙。”（先生卸篆後，自题联句云：“向山野藏其迂拙；把功名付与英豪。”）窃意庙堂上，未许归衡泌；历览古循良，相继登台弼。兹当飘然去，士庶同悲咽。别泪空盈盈；归心已勃勃。临歧敢请言，莛叩难为力。先生自不朽，徒劳绘日月。
受业门人黄文治具稿。
陈跋三则（刚案：原无此题、今依目录补入。）
△嘉庆二年刻本跋
○初刻《上古》、《洙泗》二录《正朔》、《祀》二考跋
吾师东壁先生，直隶大名县人，壬午举於乡，今为福建罗源令。乾隆五十七年，履和拜先生於京邸，固请，得为弟子。先生授所著书数种。既归，复赐之序，所以开示化诲甚至。於今六年矣，南北奔走未尝不与是书偕也。履和窃惟先生之书考古必确，析理必精，或独电己见，或更畅前说，要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因以所钞《补上古考信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六卷、《经传祀通考》一卷、《三正通考》一卷，付诸剞劂。他著作未及钞者，俟异日重刻焉。先生教履和曰：“说经欲其自然，观理欲其无成见，於古人之言无所於必从，无所於必违，唯其如乎经而己。”呜呼，至矣！读先生书者，亦即是以求之而已矣！故此刻以序文殿。
履和少时闻乡先辈大名守朱公试童子，奇先生兄弟才，馆诸署，一时二崔名藉甚，又尝见先生所为太守公墓志，憾不从先生游。越二十年而事先生，事先生数月而别，别六年而未能合并。回首在京师时，敝车蹇驴宛转风雪中，从问经义，何其乐也！“及瓜载酒”，竟末由复斯言邪！（履和送先生还大名诗，有“及瓜应载酒，亲造子云居”之句。）先生方宰闽，而履和侍家君於豫章，相距不二千里，求先生之书，并以观先生之政，或者会有期乎？手是编，益心向往之矣。
嘉庆二年丁巳，夏四月甲申，石屏门人陈履和谨跋於南昌寓馆。
○又跋
是书刻既成，使人呈於先生，先生不许也。答以“《三正》、《祀》两考差可自信。馀二种尚多应更定者。近日胸中别有一部《上古考信录》矣。”
先生在罗源三年，引疾乞归。大吏方重先生，调署上杭；而先生归兴益浓，惟欲以著书老。戊午秋，示履和以《唐虞考信录》六卷、《三代经界通考》一卷，皆二十馀年不轻示人者。且言“《三代考信录》当复贻吾介存。唯舆介存约，毋复以吾未定书轻付梓人，乃敢相寄耳。”先生之心视世之易足而求炫者为何如？甚矣履和之浅也！
嘉庆五年春正月丙辰，履和谨识於广丰署中。
△嘉庆十三年刻本跋
○刻《唐虞考信录》跋
嘉庆十三年夏五月，履和侍家大人由赣州至南昌，将还滇，念从此去先生日远，而旧藏《唐虞考信录》未刻，乃以七月付梓；并使人诣大名以行告，且求书。八月哉生明，得读《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洙泗考信馀录》四卷，《考信录释例》二卷《易卦图说》一卷，重订前刻《正朔》、《经界》、《祀》三考各一本。其已成而未录寄者，《丰镐录》、《别录》、《杂著》、《伏枥寤言》，尚三十馀卷。
先生自闽归後，三迁而居彰德府，老年善病，又未有子，亟欲全刻所著书，印赠文学交游之士，盖寓书京师与履和商此者屡矣。而履和久不与礼部试，未得见。年来侍家大人於丰、章贡之间，簿书束缚，重以肺病足伤，闭户不出，乃如妇人女子。每病中夜坐，北风起，慨然远念，则取所刻诸录读之以当侍侧。计与先生别且十有六年矣，先生日以北，履和日以南。设使今不求书，则此十馀卷者又不知何日登堂而与其所未见之三十馀卷亲受之也。书至，家大人行有日，不及刻；乃取《考信录自序》一首系之《唐虞录》後，俾读者知先生生平著书原委如此。
於戏，先生视履和犹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犹父也！凡书之成而未见，见而未刻者，其敢不尽心焉！署中碌碌少暇，故三锓先生书皆在南昌闲居之日。自今以往，则又不患无暇而患无力矣。“有志者事竟成”，况诸书显晦颇关经史大纲，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事也，非师弟子一二人之私也，终勉之而已！谨识诸《唐虞录》後以自策焉。
中秋节，受业门人陈履和书於南昌豫章楼西馆中。
○附陈履和刻书始末
余为《考信录》，罕有人过而问焉者。独滇南陈履和见之即执弟子礼，既为刻《上古》、《唐虞》、《洙泗》录於江西矣，复谋尽取而刻之，亦贤矣哉！故附载其始末於此。
△乾隆五十七年书札
○客京师时致书
滇後学陈履和顿首顿首东壁先生函丈。旬月以来，捧读大著，辨古书之真伪，折群言之是非，期於尊经明道，无所淆乱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谓敌忾御侮之师。虽以和之下愚，亦使之昭然发蒙，略辨黑白，生平谒见所及，一人而已。
和少承庭训，稍知向学。然至今行年三十有二矣，於经传文义曾无牖隙之明，无论不知道也。私心抱憾，约有数端：质下，不能强记；家贫奔走，伏案无时；而滇居僻远，求书颇不容易；见闻寡少，知识谫陋；──诚二十年来所抱恨於心者也。然犹有甚於此者。独学无友，古人所戒。而师者於朋友一伦为最尊，故不能自得师则不可以为学。口耳占毕之教，习其读不足以明理，施诸行事不足以修身，非所谓师与学也。家居无所交接，间取古人文读之，於本朝诸家最推服李榕村、方望溪两先生，盖观其文知其为笃行君子；而不得与之同时。同时者，闻山左窦东皋先生、乡前辈钱南园先生文章行谊，心向往之；而又不得与之一面。嗟乎，有疑而莫与析也，有惑而莫与解也，若冥行而无烛焉耳矣！天鉴其衷，俾识先生於今日，是望溪、榕村同时而东皋、南园面对也，岂不幸哉！
昨浼朱君笏山为和先容，以致甘心北面之意，而先生见辞过坚，益深惶惧。岂先生弃下愚而以为不可教耶？抑和之诚有未至，而姑欲使之少安勿躁而深自省也？和闻君子之教人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先生弃和不教，是此生终已不得与於学问之事也。此则生平所抱憾，而兹复继之以悲者也！三日齐宿，谨以书献，唯先生察其意而受之。和将卜日进谒，以释二十年不自得师之恨。履和顿首。
○送别诗四首
送别客中贯，先生去始悲。那能终北学；竟得挽前绥。离合关吾道；风霜满大逵。自怜相见晚，廿载失攀追。
滇归未得，留此竟天心。要使风尘客，得闻金玉音。黄钟开大梦；白日散穷阴。不奉先生教，安知迷误深！
一旦为师弟，平生积恨消。任人惊雪日；从此乐箪瓢。往事怀三古；斯文扫六朝。侯芭方问字，愁听马萧萧。
太息金台路，频回长者车。何人能顾马，使我庆连茹？贫贱信知己；穷愁合著书。及瓜应载酒，亲造子云居。
滇屏受业陈履和未定稿。
△嘉庆初年书札
○自南昌寄罗源书摘略
兹先生书四种俱已刻竣，谨先印数十部寄呈。先生之书不待序而传，而非其人亦不可序，故不敢妄求人序。履和谨附数语於後，以识得师之幸及刻书年月而已。所呈本有已改正而後印者，有未及改正而先印者，书中恐尚有误，并祈示知。
履和质劣心乱，不能读先生之书，窃欲使天下能读之士皆得受而读之。伏祈将全集寄赐，俾得次第付梓，不胜大幸！
○又
去岁差旋，得读老夫子大人先後来书，谆谆以刻书为过举，仰见虚怀谦德非末学後生所能窥见，惘然自失者久之。既又念先生之书即果有一二条未定处，而使海内承学之士相与考订而商论之，未始非先生之所愿也。版成，印四百部，计寄闽及为人乞去者几二百部矣。《洙泗考信录》，今所更定者义例更为精严。他日复将定本重刻，自无不可。《唐虞》、《三代》考信之篇，《经界考》，及各种文集，恨不能负笈入闽，手录以归。尚望先生怜而示之！
○自广丰寄上杭书摘略
先生所著诸书不欲遽出问世，是以《唐虞考信录》、《经界通考》未敢续刻。第思先生之书，先生亦不宜终以自私；而校字之责实受业者所不得辞。今先生既有归志，履和亦拟於一二年中奉亲南还，不於此时尽求先生之书，从此南北阔绝，受业愈不易矣。伏祈吾师出全书，令人别录副本，俟到丰时尽以见赐，将使同志之士共得受而读之，非独履和一人之幸也！
○自广丰寄罗源书摘略
伏念吾师穷年著作，非徒一人一时之私论，而庭前尚未有读其书者。古人师弟视犹父子，卒业校字责有攸归。敢求全集而藏之，为吾师存此书，为天下後世人存此书，此履和区区之私，而不敢不再请於吾师者也！
△嘉庆十三年书札
○自南昌寄彰德书
受业门人陈履和顿首谨禀先生大人阁下。履和得侍先生十七年矣。履和不得侍先生亦十七年矣。十七年中，无日不思踵谒师门以偿夙愿，而今恐不可遽得矣！伏想先生北归以後，所著诸录及古今体诗文当已次第定有全书，即师母大人诗文，似亦宜附先生卷帙以传，自憾不得朝夕左右服校对之役为可惜也！
履和自七年三月随家大人采铜赴滇，十年二月，家大人复任广丰，私计一年後喘息稍定，即当禀之大人，负笈北行，受经魏台以归，然後侍奉严君，退休家园。成算在胸，谓操左券。乃是年五月，履和下堂伤足，不下床者逾月，不出户者数月，扶杖行者又数月，一年之久，蹒跚学步。今虽愈十之六七，而右股终不得力。已矣，负亲负师，长为无用之身矣！去年二月，大人奉调赣县。事繁费大，乃於五月告病，而大吏不许。十二月，再具文求退，始於今年二月朔卸事。五月交代毕，晋省。大人之复来江也，家眷俱未从，故今日治装尚易。履和归後，即将家务付弟辈经理，田租百石，仅足食米，须就邑中假馆以助薪蔬，从此侍奉老亲，甘为乡人，以不材终矣！回首见先生时年壮气锐，岂料今日病废至此！
夫不可知者数耳，功名事业诚有非人所能自为者；至於读书行己，岂得复归之时命！齿长而学不加进，且日损焉，履和所以焉自疚，而又伤心於离索廓落，不得长侍先生者也！虽然，履和不得长侍先生，以亲故也，每读先生书，又未尝不如在左右。先生《经界考》，十年二月，照罗源板重刻於南昌；《洙泗录》亦照改订处修好。今以六月刻《唐虞考信录》，七月可以蒇事。诚能得先生生平著作之全刻而传之天下後世，俾承学之士有所取信，而先生四十五年穷经论古之苦心亦永垂诸无穷，是则先生之志，而履和虽病亦不敢不以自任者。谨遣人诣先生求书，祈将《唐虞》以後《三代考信》诸录及古今体诗文全集寄赐。或有副本，则赐副本。或无副本，则请赐原本，俟抄录後仍将原本寄呈。师母大人诗文亦乞付与。可否附刻，不敢自定。履和受书之日，即当束装侍亲行矣。
窃念，先生视履和犹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犹父也。自今以往，倘二亲精神日强一日，履和足伤肺病日愈一日，二三年中，积累修脯之馀，刻先生书竣，亲赍一帙以见先生，先生须髯如昔，矍铄有加，且闻弟子至而欣然也。此愿偿否，唯有日焚一瓣香祈天而已！临禀怅结，不尽欲陈。
六月十一日，南昌豫章楼内路南寓斋，受业门人陈履和顿首拜书。
○附带去书目
《段垣诗粹》二本。新刊《正朔考》二本（系彰德所改刻）
《经界考》二本。《祀考》一本（内抽换两页）
《考信录释例》一本。《夏考信录》稿二本。
《商考信录》稿二本。《洙泗考信馀录》稿四本。
《易卦图说》一本。《二馀集》一本。
（此书不记何时寄去。以前後往来书札核计之，似当在此时。故附之於此。）
△嘉庆十四年书札
○自南昌寄彰德书略
退休以来，所著书从容订定，不朽之业又别有在。受书时，履和方将为赣州之行，未暇付梓。幸《唐虞录》已刻成，谨取《自序》一首附其後，复谨识数语於卷末，印请先生阅之。至於履和未见诸书，尤望早写副本全寄。传薪无尽，履和有志；望吾师鉴而许之，及早为之！明年春闱後，石屏南还之友必过彰德，已致书都中，将来行者谒吾师而求书。乞封固授之，内用油纸，外加油布密缝，庶可无虞也。
家大人因会审邻邑之案，忽须逗遛；此时案已定局，开印後可以请咨。经年闲住，资斧日空，到家何以自食！履和现京友改就教职，非甘自闲散，良以州县之局知难而退，亲老家贫，兼多疾病，计不得不出於此。
功名富贵，百念灰冷；唯有登先生之堂，刻先生之书，此志毕生以之！一旦获遂，则履和此生可以无憾。迟速要自有时耳。
△嘉庆十五年书札
○自贵州道寄彰德两书略
戊辰秋，获读吾师寄示各书。己巳春，曾具禀请安，并呈《唐虞录》刻本，不审得达左右否？
两年以来，家大人因会详邻案，及买铜核减，稽留江省。去冬始得请咨。今以三月三日行抵黔省；计四月初可抵石屏。家大人精神加健，途次平安，足慰师怀。履和肺病足伤亦似渐减。从此舌耕养亲，功名之念都已淡然；惟有省师一事，义不可缓，势不宜迟。然早迟殊难预定，踌躇四顾，未尝不终夜起坐，彷徨太息也！
（此覆和由江西归滇过贵州时所寄书也。贵筑途中寄一信；坡贡又寄一信。）
两书略同，故不复载。
自云南寄彰德书略（庚午十一月）
履和三月中於贵州途次曾具两函请安。四月抵家，得卢孝廉寄来书并《洙泗馀录》刻本，又於松田朱三叔处得《五行辨》、《救荒策》各一本，杂文稿二本，捧读如侍几席。
履和二十年来，簿书累之，疾病苦之，於吾师之学丝毫不能尽心；计惟收藏诸书，传之其人，或可稍尽弟子之职。然《夏商》二录虽得稿本，不识後来有无改定？至於《丰镐》二录，尚未见也。诗古文集在先生固属馀事，而生平踪迹往来，师友渊源，即此可以考见，似亦未可令其散失。此事和不敢不任，而又恐不能胜任，则私心抱恨无穷。
自惟肺病久成，足伤亦甚，自四月抵家，至今未尝独步出城，遇尊长勉强跪拜，扶而後起，昔年壮志如死灰矣！尚思远赴礼闱者，欲借此为省师受书计耳。今亦不克如愿。念此後远游之事愈难而受书之期愈远，不觉当食而起，废寝而坐也！
和选期已近，前曾京中友人代为改教，未果；今复欲人为之。缘家父归装，衣物图书外别无长物、不得不更谋禄养。
今岁石屏孝廉北上者，丁君运泰、许君应藻、胡君霖苍，均可之寄书。乞将师门一切近况详悉示知。凡邺中已刻各书，及《周考信录》诗古文稿，均乞交诸君寄赐。
呜呼，履和书《唐虞录》後云：“先生视履和犹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犹父也”，和抱此心，和何日尽此职哉？，临事惘惘，不罄欲言。
△嘉庆十八年书札
○癸酉十二月自云南寄彰德书
辛未冬，石屏公车诸君回，蒙老夫子赐书，并寄示《三代考信录》各书，均得捧读。壬申春、履和因告教未果，奉文截取；家贫亲老，不能不出。至今年五月，遂请咨赴选，一则为升斗计，一则欲借此省师。乃行至蜀中，风闻故乡疫作，心动奔归。到家两日，家大人卒中风痰，顷刻长逝。呜呼，鲜民之生，无父何怙，而今而後，履和长为无父之人矣，
履和肺病廿年，足伤九载，忧虞疾，未老先衰，今复惨遭大故，殆无复生理、然亦不敢不偷生苟活者，事亲之事未终，事师之事亦未终也。虽然，吾师老矣，履和亦复衰病，吾师未竟之业，付与何人？履和未了之志，酬於何日？言念及此，能不倍增伤痛乎！
今乘同乡孝廉公车之便，谨将先考平生大略录呈老夫子大人。倘蒙赐之文字，或志铭，或墓表，俾不孝子得刻一片石於墓门，则先考不啻复生，履和亦庶几可以不死。吾师著作，履和未得见者十五种，乞全赐之。或抄写一时难终，则请将《考信附录》、《五服考》、《国风蠡测》、《古文尚书辨伪》、《读经馀论》先发。凡吾夫子之书，履和能刻则刻之，不能则守之，有贤子弟良友朋则共传之。言不尽意，临风呜咽！
○附带去书目
《考信录总目》一本。《考信附录》二本（未全）
《丰镐别录周政盛衰通考》一篇。《五服异同汇考》三本。
《尚书辨伪》上卷。《读风偶识》摘带二本（即《国风蠡测》）。
《读经馀论》一本。
○附边印金书
受业边印金谨再拜上书老师大人函席。敬禀者，印将叩别北归，特此荒具寸函，略陈微悃。窃谓自世趋科目一途，遂致古学日湮，古道日泯，古风日息，而古诗古文日就废。士生斯世，必欲求一讲古学，行古道，存古风，独为古诗古文而岸然自成为古君子者而师之，行见寻之天下而终不一遇也。虽然，人特患好古之心不至耳，安得谓相需殷而相遇终疏也哉！
印生二十有五年矣，虽好窥览古籍，每病善忘，绝无所得，二十馀年尽成虚度。常欲得一如古大儒者北面事之，久之无所遇。到彰後，见小市有鬻故书者，或理学格言，或才人著作，辄谋买以归，如得拱璧，熟阅之不忍释手。天下赏心快事孰有加於此者乎！顾当时之所习闻者，不曰玩讲章，则曰读墨卷。彼盖功名富贵之念热於中，谓不如是不能取之易而得之捷也。人生世上，不过藉此为科第之阶梯已耳，何自苦为哉！於是将一切经世致用之书束之高阁，相戒勿窥。其有偶犯者，徒且见责於师，子弟复见责於父兄矣。其一生之事业尚可问哉！
印自谒吾师於邺城，拜於门下，见其同乎古，不宜乎今，合乎道而违乎俗，不禁始而讶，继而疑，终而恍然於天之爱道，不令大儒绝迹宇内，致圣道之失传，殆生是人焉而阴寄之乎！是以吾师本所学而达於政，未尽所长，退欲就删述之业，於帝王大经大法，圣贤轶事名言，考证详明，辨别精当，令伪者不得以乱真，而非者不误以为是，其功在後世者又近世诸儒之所未逮也！平湖陆子安得不幸继起有人为虚左以待之哉！
印之不肖，亦竟得附於门下，然则昔日之把卷沈吟者，今竟得觌面相质於几席间也！昔日之望古遥集，恨不同时者，今竟得瞻其丰采而亲其謦也！惜乎印痴钝无知，不能领略；以举业之牵，不获晨夕侍侧，常承雅训，得以稍窥万一。今又不久叩别，天各一方。嗟乎，岂吾师弟之缘遽止於此乎？抑人生之离合亦有定数而不可强耶？兴言及此，惟有仰天长叹，令人辄唤奈何耳！
谨将所受数卷藏於箧笥，俟他年邀天之幸，叨列科名，得以进步，定赴大名取先生所未刻出者付之剞劂，并附印名於下，藉以俱传，其荣多矣。岂让陈子介存专美於前耶！印於吾师所著书，既不能有所发明而能令後世知苦心孤诣之所在，即稍释前此之恨，亦聊尽弟子之心，亦可无憾。
要之，印爱慕之诚结於中已非一日，只因俗学牵绊，致从学之夙志未伸。前岁曾抑郁成疾，不食而饱。今将别矣，夫复何言！惟自勉为读书正人，不至有负师训，印之微志也。此时尚未定行期，乞吾师将生平得力要言训示数行，俾印明持身涉世之道与读书用功之法，佩之终身不敢有违。此尤印所切祷者也。
临别之际，百感茫茫。畅所欲言，尚多未尽。语无伦次，大略特陈。惟吾师曲谅其心，鉴其诚，终惠教之，则幸甚！
受业门人边印金谨禀。（未定稿）
○书考信录後
初，余幼，学为时文，应童子试，时县人争誉之。其後与弟同入学，岁试常在前列，同郡人亦争誉之。既而与弟同举於乡，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近三十岁，渐学为古诗文，三十以後，益留心於经史，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惟学问之士始推重焉。四十以後，为《考信录》及《王政考》，自二三君子外，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惟滇南陈履和於京师见余书，即执弟子礼，旋於江西刻《上古》、《洙泗》两录，《正朔》、《祀》两考。是时余宦闽中，闽之士大夫见此书，颇亦有贵重之者。而自余归後，全录陆续皆成，相、魏数百里之间，少年才俊之士，惟笃志时文，当务之为急，其肯寓之目而挂之齿颊者不过一二人，其馀罕有肯过而问焉者。是何学愈浅则称之者愈多，学益进则愿观之者益少哉！
昔宋玉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余之所言，不过耳目之前，《六经》、《三传》、《三史》之文，人人所可与知者，非有高远深微之论，如引商刻羽之调者可此，何以亦至於是，殊不可解也！此当余生前已如是，况於身後，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
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虽然，君子当尽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间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一言，以负天地而负父母乎！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
崔述自识
（刚按：此篇当时以刊书之便，置於《丰镐考信录》之後；今改置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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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三大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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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三代正朔通考
△本考作意
三正之文见于《夏书甘誓》，而其制详具於《春秋》；孔子言之，左氏释之，两汉诸儒阐而明之，魏明唐肃仿而行之，千有六百馀年未有疑而非之者也。至宋程子始谓‘《春秋》假天时以立义；以夏时冠周月’；然亦但谓周不改时耳，非谓月亦不改也。胡氏安国作《春秋传》，乃并周之月亦以为不改，而但改岁首於子；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孔子之所改矣。家氏铉翁作《原夏正》，又并《春秋》之月亦以为未尝改，而但改旧史之岁首於寅；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建寅之正月矣。自此二说出，世之学者往往疑焉而不能决。虽有一二好古之士驳其谬戾，顾其为说犹多未尽，征引或失之繁而抉摘未扼其要。余之究此久矣，乃考经传之文，综异同之故，溯流穷源，分条别贯，而详辨之如左。
△辨胡安国孔子改正朔之说
胡氏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改本朝之正朔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盖《诗》、《书》皆王者之迹，《乘》、《杌》、《春秋》皆诸侯之史；孔子修《春秋》以尊周室，明王法以继《诗》、《书》，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岂谓其改正朔，专黜陟哉！若改正朔，专黜陟而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由是言之，周果名为十有一月，孔子必不书曰正月；孔子既书曰正月，周必不名之为十有一月也。”
△辨胡安国孔子实行夏时之说
胡氏曰：‘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余按：为邦之答，持论也；《春秋》之作，纪事也。持论者欲其当；纪事者欲其实。周曰某月，孔子书曰某月，使後人皆得见其是非之实，可矣；不必问其当与不当也。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为岁首，则是正月固与夏同，但岁首异耳；周之正月固是，但岁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之时，将改其同且是者乎？将改其异且非者乎？必将改其异且非者也。今也，岁首之异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为‘行夏时’，圣人不应颠倒错乱如此也！
△家铉翁以《春秋》为夏正之非
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电，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电非异，震电而雪所以为异’。夫雪距震电八日，其与震电无涉也明矣。震电苟当其时，岂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异之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夏正之冬大雨雪，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以为‘连三月之雨雪’。然则‘秋，大雨雹’亦连三月雨雹、而‘六月，雨’亦连三十日雨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霜之杀草，果之再实，皆在亥月，非夏正也。家氏乃云：‘若以此为亥月，草不尽杀，犹或有之，何以遽书为灾？’此或江南如是；中原之草，亥月未有不杀者。且《经》但云‘不杀草’而家氏以为‘不尽杀草’，亦锻炼之甚矣。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夏正之春，非冰时也。家氏乃云：‘正月藏冰，二月开冰；为冰政不举，故书以讥之。’夫先王之政，鲁之不举者多矣，何独於冰！且‘无冰’为无藏冰，则‘无麦’亦为无积麦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冬十二月，螽。’夏正之十二月，非螽时也。家氏乃云：‘螽在夏秋，为其贼苗而书；在冬，则以阳气不敛，穷冬蛰出而记异也。’此亦或江南有之；若中土则固无是事也。且二百馀年中书螽凡十，何以皆在秋冬而不在夏乎？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之与苗，夏正五月事也。家氏乃谓‘麦苗’为麦之苗，以求合于夏正之秋。夫中原无麦之岁十而二三，故无麦不书，无禾亦不书，两无然後书之。若但无麦之苗即书，《春秋》何以止於两见？且北方秋遇大水，则播麦必多且美，何以反无麦之苗乎？庄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禾之有无，夏正八月事也。家氏乃谓岁终计所储蓄而言，以求合于夏正之冬。夫饥馑之年，民之望救，朝不及夕，若待丑月岁终而後计之，而後告籴，待其籴至而民之死者不已过半乎！其馀寒暑灾变尚不下数十事。若三‘饥’两‘有年’之书於冬，‘雨雪’‘陨霜杀菽’之书於十月，其断断不可谓之夏正者盖不可以枚数。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义例而通。’呜呼，吾不知家氏又将以何义例通之也？
△家铉翁斥杜预《长历》之非
自汉以来，修明历法之人无代不有，所推春秋时交食闰馀皆与周正合。此非杜氏一人之私言也。家氏乃谓元凯撰为《长历》以从《左传》之讹，又谓其借历法之不可知者以为遁词。呜乎，凡人之言，课虚则可欺，征实则难伪；今以历法推未来之交食历历可征，家氏谓为伪，何也？且《春秋》书‘公即位’者八，惟定公以在外故至六月乃即位，其馀皆在正月也。正月为周之岁首，明矣。家氏乃以正月为寅月，而岁首别在子月；孔子革周岁首，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信斯言也，是岁首旧在前年之十一月而孔子改之于此年正月矣。岁首既在十一月，则何以不於十一月即位而反於正月即位乎？
△胡、家二说之病因
虽然，二子之为此说亦有因焉。太初以来千数百年，夏之月名相沿已久，久而习，习而安，遂误以为月之本名，──故疑月数之不可改也。前乎周者以丑为岁首，而《书伊训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以亥为岁首，而《史记高帝本纪》云‘汉元年十月’──故疑古人之但改岁首而不改正月也。晋以十二月朔灭虢而卜偃以为在‘九月十月之交’，绛老人以三月朔生而云‘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郑祭足之‘取麦’《传》书于四月，‘取禾’《传》书于秋，谓《传》之不用夏正不可也。《豳风》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谓《诗》之不用夏正不可也。──故疑周人之未尝改月也。然而《春秋》之始，孔子书曰‘元年春王正月’，故不得已而为孔子改周正月之说，又为《春秋》正月即夏正月之说以曲全之。然则此二说者乃其病之证，而非其病之因也。孟子曰：讠皮辞知其所蔽。其讠皮也，其蔽也。今但攻其讠皮而未通其蔽，则学者之疑终不释而圣人之制犹未能明也。
△岁首必名正月
凡天地之化皆始於子，故历必起於子。夜半者，日之子也。合朔者，月之子也。日南至者，岁之子也。古之圣人因日之行地一周也，故制以为日；因月之与日一会也，故制以为月；因日之行天一周也，故制以为岁。月最近日曰朔，最远日曰望。日最近地曰南至，最远地曰北至。故朔望者，月之两端也；二至者，岁之两端也。故岁之必始於南至，犹月之必始於朔也。是则子月之为正月，自初有岁月日之名而已然；而後世圣人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乃名之为十有一月耳。习後其後之所改而反不信其前之有是名，其亦亻真矣！且夫岁之必首以正月，犹之乎每君之必首以元年，每月之必首以初一日也。今有人焉，即位之年谓之十有一年，间一年乃谓之元年，可乎？今有人焉，每月之首命曰二十九日，间一日乃谓之初一日，可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唐人省试第一人谓之省元；殿试第一人谓之状元。‘元’者，首也。所谓省元，状元，犹所谓岁首也；所谓第一人，第二人，犹所谓一月，二月也。然则谓周不以子为岁首则已耳，既以子为岁首，安得不以子为正月一月哉！
△辨胡、蔡二氏不改月之说
《伊训》一篇，出於孔壁。孔壁之书，则汉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当郑氏时，此篇已残缺不全，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说详见《古文尚书真伪考》中），其所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汉书律历志》所引《旧书伊训篇》之原文，而晋人采之以冠於篇首耳。《汉志》所谓乙丑，则子月冬至朔旦，非丑月也。以子月为十有二月，是前乎周者改月也。《史记》纪历代之事，以其时月参差，民听易惑，故每改用太初月数以归画一。颜师古《汉书注》云：‘凡月皆太初正历後追改；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是也。然亦不能尽改，往往自相抵捂。如‘汉元年十月：五星聚於东井’，以历推之，金、水附日当於前年七月在东井；而误载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旧史名之曰十月也。是迁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传》以周正纪晋事，而犹参用一二夏正而未及尽改也。以申月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正’者，正月也。‘正月’者，一月也。正月而但谓之‘正’，犹朔日而但谓之‘朔’也。改正月而但谓之‘改正’犹改元年而但谓之‘改元’也。数之始者必异其名，是故以‘元’异年，以‘正’异月，以‘朔’异日；犹卦爻之以一为‘初’也，犹长幼之次之以一为‘大’也。今胡氏既云‘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後乎周者以亥为正’矣，而又云‘月不易’，丑亥为正而寅之为正月如故，是分‘正’与‘正月’为二也。蔡氏《书传》沿此，遂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商以丑月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丑为正月而寅为一月，是又分‘正月’与‘一月’为二也。然则元年可谓之非一年，改元可谓之非改元年乎？是何异於唐人之谓《文选》但有班孟坚文而无班固文也！
△三正并行於侯国之证
至於《经》、《传》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时，三正虽迭建於帝廷，亦并行於侯国；犹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纪元於其国也。盖诸侯之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举兵而灭之耳，苟其能守旧典而无大过，圣人亦不强改其历使从己也。故启讨有扈氏，不责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弃三正’；犹商用助而公刘自用彻也。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历也，汤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犹彻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刘也（说详见《三代经界通考》中）。晋封於夏故墟，民习於夏正者久，故其历仍用夏正。以《竹书纪年考》之，曲沃庄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谓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谓之正月；晋赵武以襄二十五年秋为政，至昭元年正月当为八年，而祁午谓之七年。此乃晋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传》，亦多采旧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平郑之杀，《经》在明年春，《传》皆在前年冬；韩之战，《经》在十一月壬戌，《传》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纪他国之事亦间有用夏正者：如齐桓之卒，《经》在十二月乙亥，《传》在十月乙亥，是也。此或其国亦用夏正，或此国之事旁见於彼国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摘太杂，逐致参差不一。是以‘取麦’书於四月，‘取禾’书於秋也。左氏既未及尽考而正之，而杜氏《经传集解》既成，始见《竹书》，又未及追改原注，因致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顾宁人始揭此义。而余以推之《传》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闰亦互异。如王子朝之乱，卫侯辄之奔，《经》、《傅》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国皆自用其历，固不得以唐、宋郡县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时也。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历，南唐用齐政历，蜀用永昌、正象二历，国各异政，犹不足以为怪，而民间亦别有小历，唐末用符天，五代用万分；近代未尝有是事也。此虽皆以建寅为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闰馀之法，皆不能无异。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况三代以上乎！
△三正通用於篇章之证
古之时，三正既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文人学士之篇章──犹封建废为郡县而刺史太守节度观察使犹谓之诸侯，犹知府知县犹谓之守令也。盖诗之为体与纪事不同；歌谣之兴，始於虞、夏，其时方用寅正，其後欲以相沿──犹唐诗之多沿汉、魏、六朝语也，亦可据唐诗以证《唐书》之误乎！且纯用夏正者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一诗耳，其馀则周、夏之正义皆可通者较多。若《豳风》，则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谓之蚕月，此盖当时里巷之语云然，後世去古远而不可考耳──犹天津、泰安之为府已数十年而民犹呼之为天律卫泰安州，犹汴之为开封已数百年而民犹呼之为汴城也。张氏以宁虽极为《诗》辨，然不知诗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陈氏廷敬虽颇为《传》解，然未知侯国之於夏正原自兼行，则其说犹未备而其疑犹未释也。
△《周书》皆用周正
若夫王朝纪事之书则无不用周正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本《汉书》，与今《书》文小异）《国语》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汉书律历志》云：‘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癸巳，武王始发。’由是言之，其为周正明矣。若以夏正释之，则日当在元枵、И訾之间，辰且近营室矣，《国语》何得乃云然乎！《毕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汉志》以历推之，亦为周正。至《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虽无明文可考，然以二篇例之，皆为周正无疑。其尤显然较著者，则《洛诰》之‘十有二月戊辰，祭岁’。若果岁首在十一月，则十有二月何得祭岁乎！曰：然则《周官》、《月令》何以不用周正也？曰：此二书皆战国时所撰。《月令》出於不韦，乃阴阳家之说，所推中星皆在春秋以後，其非周制明甚。《周官》封建之制，山赋之法，皆与《诗》、《书》、《春秋》、《孟子》不合，安在正朔之独能得其实。（说并详见《丰镐考信录周公篇》中）惟《尚书》、《春秋》乃圣人之经，当时纪事之史。学者不此之信而反取《周官》、《月令》滋其疑，亦可谓亻真矣！且此二书多以‘孟春，仲夏’为文而罕举月数者，则亦以三代之正并行通用之故，故变文而称夏时，欲其对考而易辨耳；岂足为异也哉！
△《孟子》、《戴记》、《易彖辞》用周正
亦非惟纪事之书然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雨集’，‘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十一月涧水涸，十二月河水涸，至是乃可施工。’夫今之水涸皆在秋分以後，今之成梁亦皆在小雪以前，此虽田夫牧竖妇人孺子皆知之，且民之病涉莫如亥子丑之三月，若至丑月施工，则梁成且无所用，而何为劳民而伤财也哉！《记》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未闻有春日至，秋日至者，此汉儒记礼传闻者之误。’夫《戴记》诚不能以无误，然古人但言日至，原无春夏秋冬之名。孟子曰‘千岁之日至’，又曰‘至於日至之时’；《易传》谓之‘至日’；《春秋传》谓之‘南至，北至’；《月令》谓之‘长至，短至’。自汉以後概用寅正，乃呼之为‘冬至，夏至’。家氏乃欲以此律商、周乎！惟《易临卦彖词》所谓‘八月有凶’云者，或主周正而以为《遁》，或主夏正而以为《观》，或主商正而以为《否》，说皆可通，理难相胜；要之皆不甚合。盖由先儒误分十二月之卦，以子月为《复》，午月为《后》，故人不得其解耳。何以明之？二至者，气消长之极也；二分者，气消长之中也。《乾坤》者，卦消长之极也；《泰否》者，卦消长之中也。然则《乾坤》当配二至，《泰否》当配二分，丑月乃为《复》，未月乃为《后》耳。（说详见《易十二卦应十二月图说》中）未月者，周正之八月也。然则此文‘八月’乃《后卦》也。不然，由《遁》而《否》而《观》，以至于《剥》，无一非阳消阴长之卦，何所见而当专属之某卦？惟《后》，一阴初生，乃凶之始，前此未尝有凶也，故曰‘至于八月有凶’，──岂不理明而词顺邪！家氏乃云：‘文王之《彖》惟从夏正，此月次不易之明证。’夫此《彖》，家氏自解以为《观》耳，《经》何尝谓为《观》也哉！嗟夫，周正之文见於《经》、《传》者多矣，家氏概不之信，而偶得一二夏正之文则沾沾焉据之以攻左氏，其亦异矣！
△书‘王正月’见《春秋》用周正
且夫《春秋》正月之为周正，孔子固自言之矣，‘王正月’是也。孔子何以冠‘王’於‘正月’也？古之时，三正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篇章，孔子惧民听之惑乱，後之学者无所考证，故属正月於王，以别嫌而传信。‘王’也者，周也。‘王正月’也者，周正月也。不曰‘周’而曰‘王’者，以别於夏、商之丑正寅正则曰‘周正月’，以别於诸侯之丑正寅正则曰‘王正月’也。犹之乎诗之别於《商颂》则曰《周颂》，别於十五国风则曰《王风》也。《春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齐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云‘周’。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鲁臣’而曰‘公臣’也。──季氏亦鲁而陈氏亦齐也。後儒不知三代正朔之制，因而不知孔子书王之意，但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王，求其解而不得，遂疑圣人别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义训之，谬矣。夫文相属之谓词，词相属之谓章，若以‘王’间于‘春’与‘正月’之间而别为一义，不与上下相属，圣人之言安得如是之乱杂而无章乎！盖《召诰》、《多士》皆《周书》也，《周书》则周正矣，故不必自冠以‘王’；《春秋》诸侯之史也，诸侯固有用二代之正者，不冠以王则不可必其为子正，故书曰‘王正月’。由是言之，王正即周正也。孔子谓之周正，故左氏亦谓之周正。非左氏之言，孔子之言也。如胡氏之说，周不改月而孔子改之，则孔子不当诬之为王正月。如家氏之说，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则孔子不得殊之为王正月。然则非叛左氏也，叛孔子而已矣。
△辨程颐‘夏时冠周月’之说
曰：月之可改，固也，冬不可以为春，夏不可以为秋；然则程子‘夏时冠周月’之说或可信乎？曰：程子盖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春，《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皆不书夏，故疑‘正月’乃鲁史之旧文，周之本名，而‘春’为孔子之所加耳。然《春秋》者，鲁史记之本名，若果有月无时，何得加此不情之名？且周果改月而不改时，是周之改夏时犹有未尽。孔子不敢改周之月则亦已矣，乃反取周所未改之冬而名之春，是助周以改夏时也，其与‘爱礼存羊’之意亦大相悖矣。《洪范》曰：‘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又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皆不言时。何者？日也者，一昼夜之终始也；月也者，一朔望之终始也；岁也者，一寒暑之终始也。史之所书，三者而已。时也者，分一岁而四之也；旬也者，分一月而三之也；月之不必系以时也，犹日之不必系以旬也。尧未尝建子也，而‘正月’亦不书春，‘五月’亦不书夏。以是知有月无时乃史体之大凡。独鲁史有‘春、秋’，故以《春秋》名之，不得以《春秋》之例例《周书》也。盖正月者王之所建也，故系之於王；年也者随月而移者也，时也者自年而分者也，──孔氏所谓‘月改则春移’者是也，──故年与春不系之於王。乌有所谓‘以夏时冠周月’者哉！然程子之言虽未合於事理，要未尝有不改月之说。二子虽皆引此语以为据，然如胡氏之言则此正月非周之正月，如家氏之言则此正月即夏之正月，皆不可谓之夏时冠周月。是非但失孔子之旨也，亦并未达程子之意矣。
△周四时之名未正
曰：然则四时十二月次皆可以移易乎？曰：一二三四者，自岁首递数之，非寅卯辰巳之名也；子之年可以为元年，子之月独不可以为正月乎！惟其春子丑而秋午未，诚若未善。然古之惊蛰、谷雨，後世谓之雨水、清明矣；古之雨水、清明，後世谓之惊蛰、谷雨矣。古者河以南谓之‘河南’，明则河以北三府亦概称为‘河南’；元并广南两路于湖南，谓之‘湖广’，明无广南，以湖北益之，而仍称为‘湖广’。此何以说焉？乃曰‘子丑之为冬，午未之为夏，千载而上必无有名之为春与秋者也’，抑何其少见而多怪乎！且使四时之名果正，则孔子‘宪章文武’足矣，於‘夏时’又何取焉！
△乾隆己酉跋
此文创於癸巳元旦，凡五篇，题曰《春王正月论》。及秋，复增损为三篇，曰《三正辨》。今十有六年矣。去秋偶自披览，犹惜其说未备，乃复增而次之，间有前人之所已言而未畅其旨者，悉仍其意而更著之，不分篇帙，但以文义相次，命曰《三代正朔通考》，以待好学之士而贻之。乾隆己酉仲春，崔述自识。
△嘉庆乙丑跋
此书於嘉庆丁巳已刻于江西南昌。今秋，《考信录》既成，复取而阅之，仍有未惬心处，因复有所删改，其先後亦颇有所更定，乃复录而存之。计距己酉十六年矣。嘉庆乙丑季秋，述又识。
●卷二经传祀通考
△本考作意
之为礼，先儒说者纷然，愈变而其说愈巧，愈巧而其真愈失。大抵近世以来，人所通行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为不王不，鲁之为僭礼；说本《丧服小记》。其一，以为乃殷祭之名，三年一，五年一；说本《春秋说》文，自何、郑以来皆用之（唯杜氏以为三年一，其说小异）。其一，以为专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喾而配以稷，鲁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则本於王肃之《圣证论》，赵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经，参之於传记，说皆不合；而学者咸从之，良可异也。述自幼读《春秋》，即尝疑之；及今三十馀年，益晓然知其误。每叹三代之礼不明，《六经》之义日晦。但余人微言轻，徒取狂妄之讥，安能夺人之所共是！然既少有所窥，不忍缄默以误学者，乃辑经传记注之言者别其同异，次其先後，而附之以辨，欲使学者溯流穷源，是非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间。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该备，姑取所记忆者列之，足以略见梗概而已。谨条其文如左。
一，祭见於《春秋》经文者二，一太庙，一群庙，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
‘夏五月，乙酉，吉於庄公。’（《春秋》闵公二年）
△‘吉於庄公’非祭文王
按：既於庄公，则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本以祭文王；祭於庄公，非也；故书之以示讥。’曰：果以祭文王，则祭於庄公不得谓之矣。鲁自时祭庄公，《春秋》何得强名为而讥之！祭天之谓郊，祭山之谓望；今谓其望於天而郊於山，而从而讥之，可乎！赵氏亦自知其说之不合，故又曲为之解曰：‘於庄公，盖用祭礼物耳。’诚如是也，僭则有之矣，遂谓之则非也。设使用郊之牲，奏郊之乐，亦遂可谓之‘郊於庄公’乎！然则果专以祭文王，《春秋》必不书曰‘於庄公’；《春秋》书曰‘於庄公’，则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盖《春秋》之所讥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於庄公’而必曰‘吉於庄公’，书法甚明，非以於庄公为讥也。正如僖之‘於太庙’，乃讥其‘致夫人’，非讥其‘於太庙’也。谓书‘於庄公’为讥，则书‘於太庙’何说焉？
‘秋七月於太庙，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於太庙’非祭文王
按：《春秋》之辞别嫌明微。但系以‘太庙’而不异其文，则亦但於周公而非於文王可知也。《春秋》书‘’者二，书‘’者二，书‘尝’者一。尝皆不书其庙而独书者，盖尝同日而祭，不仅一庙，而或直或，不系以庙则不可知其为谁何。由是言之，太庙群庙皆有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若专以祭始祖所自出，则但书足矣，何必云‘於太庙’乎！
一，祭未书於《经》而但见於《左传》者三，皆群庙之祭，亦无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将於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叔弓氵位事，入而卒；去乐卒事。’（《左传》昭公十五年。按：此经文云‘有事於武宫’，则凡《经》言‘有事’者皆也。但於《经》无明文，故俱不载）
‘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辛卯，於僖公。’（《左传》定公八年）
△於武、襄、僖三公皆群庙
按此三事，皆群庙，非始祖所自出也。然则乃太庙群庙之通祭无疑矣。或曰：‘《左传》文多附会，而《礼记》者经也；始祖所自出，其说出於《礼记》，其可舍《经》而从《传》乎！’曰：《左传》容有可疑，与经异者，疑之可也；事荒唐而文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无荒唐抵牾之失，而证之於《经》‘於庄公’、‘於太庙’之文如合符，然其不当疑明矣。且《记》者，经也邪！孔子以前圣人所定，谓之经。春秋、战国之间贤人所传，谓之传。秦、汉之际儒者所记，谓之记。自汉以後解经与传记者，谓之注。自唐以後并经传记注而释之者，谓之疏。故传或采於经，记或采於传，其作之先後然也。传或彼此互异则衷之经，记或彼此互异则衷之传，此一定之理也。《曲台记》成於西汉之世，自刘向《七略》、班固《六艺》，皆未尝以为经；至郑康成注之，始跻之於经传。唐人分经取士，遂与《礼经》并行；然其时《三传》亦杂之经中，未尝崇《礼记》而黜《左传》也。宋人好言经学而不能辨真伪，反弃《礼经》而以《戴记》取士，然後世之习举业者遂以为真经耳。岂得以汉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载者哉！且即汉人亦未尝有是说，《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独《小记》、《大传》、《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赵氏之所云，特王肃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记》果有是说，尚不当以之疑《左传》；况王肃耶！左氏生於战国之初，礼时犹未废。王肃，魏人耳，去春秋时八九百年，姑无论二子之学相去天渊，而传闻猜度者亦当不如目见者之足征也。
一，“於庄公”一事，《三传》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为当祭始祖之父者。
“吉於庄公，速也。”（《左传》闵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吉於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公羊传》闵公二年）
“丧事未华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梁传》闵公二年）
△三传皆讥吉
按：《三传》之文如合符然，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于庄公’为讥者。假使果以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今以祭庄公，可谓大失礼矣，则三人者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绝无一人知之而绝无一言及之乎？李氏廉乃曰：‘《三传》皆知丧之失礼而不知鲁本不当。’呜呼，三子皆生于周之世，所见者周之书，所闻者周之礼，皆未尝读《小记》与《圣证论》也；‘不王不’之法，‘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三子固无由而知之也，唯赵匡乃知之耳！吾乡有学诗者，据《诗法入门》（近世书名）而笑杜甫之不知平侧。世之据赵匡而驳《三传》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之文见於《论语》者二，皆未明言其为何礼，不得以为祭始祖之父与五年一，不王不之证。
“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篇》）
△辨朱熹“失礼之中又失礼”之说
按：圣人不欲观之，故无明文，不可以悬度而定案。果以鲁非礼之故，亦当如《祭统》、《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礼乐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赵氏之说，以祭始祖之所自出为僭则当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观，何待既灌以往乎！朱子乃云：‘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亦可谓委曲而费词矣。
“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同上）
△辨朱熹“报本之中又报本”之说
按：圣人不答或人之故，亦无明文，不可臆断。然以经传之文推之，宗庙之祀见於《春秋》者凡三，曰，曰尝，曰，故《左传》云‘尝於庙’。礻龠虽见於《易》而以为薄祭，则庙中唯此三祀为正也。此三祀者，尝以荐新，以祭改岁，其取义皆易知：独行於春夏之间，又有直袷之分，先王立制之意有难以窥测者。然则或人之所以问，孔子之所以不答，或皆因於此，未可知也。朱子乃以为祭始祖所自出而谓‘报本之中又报本，追远之中又追远，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语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则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之祖者其理即难知。此谚所谓‘二十四拜皆已拜，何争此一抖’者也。余不敢信为然。
一，之文见於《左传》者三，其词甚明，亦皆与《戴记》合，初无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不王不之说。
‘凡君薨，而作主，特祀於主，尝於庙。’（《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云‘凡’见群庙皆然
按：‘凡’之云者，群庙皆然，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与尝同举，正与《王制》、《祭义》诸篇说同，亦不当为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传》襄公十年）
△鲁之失礼在乐
按：襄公十六年传，晋亦有，则乃诸侯通用之礼也，此文以鲁之乐比宋之《桑林》，则鲁所用之乐非诸侯通用之乐矣。然则鲁之失礼固不在而在乐也。盖鲁之但以用天子之祭器乐章为僭；其实乃诸侯祭群庙之通礼，不必为天子独有之祭，为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鲁为僭也。且云‘宾祭用之’，则此乐亦以之娱宾矣，不但僭而巳。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左传》襄公十六年）
△免丧然後
按：是年春葬晋悼公，平公既位，已於曲沃矣，而此文复云‘未祀’，则是既葬既可行，必免丧然後举也。何以必待于免丧？礼吉也。‘吉於庄公’，《经》书之矣，《传》言之矣。彼此互证，其理显然。盖祖宗之血食不可因丧而废，故尝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纯用吉礼，故免丧然後。此先王制礼，所以使丧祭不相妨，吉凶无所碍，其义为至精也。然则是以丧故，所以逾三年而後，非无丧而概以数年为常也。至之所以为吉，《传》无明文。而《祭义》、《郊特牲》皆谓有乐而尝无乐。考《春秋》中之用乐用万，皆也，而尝皆无文；其说似为得之。然《鲁颂》“秋而载尝”章有“《万》舞洋洋”，《祭统》亦云“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则又不知其何故也？岂尝本无乐而亦可以用乐耶？抑後世相沿之失耶？古书既缺不能详考。要之，所以异於尝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为五年殷祭与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一，之文见於《诗序》者二，说与《春秋经传》、《戴记》合，亦与祭始祖之父无涉。
“《》，太祖也。”（《毛诗序》）
△《》太祖指文王
按：此即《王制》所谓“直”，《春秋》所谓“於庄公”、“於太庙”者也。《王制》以为天子无直，而此云尔者，盖传闻之小异；疑此为得之。此诗词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以为“太祖”，盖以文王为太祖，犹《祭法》之云“祖文王”也。此於说《诗》虽出揣度，然言则固与《春秋经传》合，不以为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云：“喾於後稷之庙而词无及喾、稷者，恐《序》之误。”不知原不於喾，亦不皆於稷，故词不及喾、稷而《序》以为，非《序》误，乃以为始祖所自出者误也。
“《长发》，大也。”（同上）
△《长发》“大”即
按：此即《王制》所谓“”也。此诗遍述契、相土、汤，故《序》以为“大”。於此可见汉初儒者师弟相传，其说皆如是，初无有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不但《王制》、《祭义》等篇为然也。朱子《诗传》乃云：“大不及群庙之主；此宜为祭之诗。”盖由误信赵氏之说，不知大即，是以反疑《序》说为误。今但屏去赵说，则古传记之言者皆不误矣。然则是王、赵误而非古传记之误也。
一，《礼记》中泛记祭之时者六，皆列於时祭之内，兼有诸侯宗庙通用之文，绝无五年一及不王不，祭始祖之父之说。
“飨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而秋尝。”（《郊特牲》）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秋尝。……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有乐而尝无乐。”（《祭义》）
“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
△《郊特牲》等篇以为春祭
按：此三篇皆谓春秋尝，则乃每年之祭而非五年之祭也明矣。且《祭义》、《郊特牲》皆通论祭礼而其言如是，则乃诸侯群庙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独有之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独擅之祭，又明矣。
△朱熹释《中庸》尝之非
朱子《中庸章句》云：“，天子宗庙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庙而以太祖配之也。尝，秋祭也。四时皆祭，举其一耳。”余按此章自“修其祖庙”以下皆论祭祀之礼，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尝”明之，其为春秋尝，文义甚明。况《祭义》、《郊特牲》皆有“春秋尝”之文可互证乎！今殊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则以春秋包四时，後则以一尝该四祭，亦可谓迂曲深晦而费词矣。盖朱子亦以先入之言为主而强取而合之，故不复顾本章之文义耳。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衤勺，夏曰，秋曰尝，冬曰。”（《王制》）
“春祭曰衤勺，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衤勺、，阳义也；尝、，阴义也。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於尝。”（《祭统》）
△《王制》等篇以为夏祭
按：此二篇之文与前三篇小异。彼以为春祭，此则以为夏祭；彼以为每年两祭，此则以为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盖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时，其後说经之儒各据其师所传为说而分系之，是以或举其重，或兼其轻，或以为春，或以为夏耳。要之，皆以为每年之祭而非以为五年之祭也。夫《记》之言虽不足尽信，然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源流不归於一，非若後世为举业者同宗一注疏而无异说也。藉令果有五年一之事，四十馀篇之中岂得竟无一人言者，而不约而同皆以为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云云而无异词，则亦未尝以为不王不与祭始祖之所自出矣。
△郑玄分别夏、殷、周祭名之非
郑氏《王制》、《祭统》注云：“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日衤勺，以为殷祭。”余按：《祭统》言成王、康王赐鲁以尝重祭，则为周制无疑矣；《中庸》以春秋尝为武王、周公之达孝，则亦以春秋尝为周制也；乌得概谓之夏、殷哉！夏、殷之制，《记》尝言之矣，《王制》之“飨、食”，“收、”，《祭义》之“祭ウ、祭阳”，《郊特牲》之“尚气、尚声”，皆以夏、殷之文别之，未有不举其代号者。不举代号，皆周制也。如概以为夏、殷，则《王制》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郑氏以夏、商为有殷祭乎？无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袭其名，可也；即别命一名，亦可也；何为易之而又冒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为易之而又胃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冒夏、商时祭之旧名，复别制一时祭之名以代之？亦可谓委曲而繁扰矣！《记》之言凡十一篇，《祭法》记四代之，无论已；其馀十篇，无明文者五而以为时祭者五，未有一篇言为殷祭者。《记》之所采多周末之言，即汉亦去周为近，何故竟无一人肯述周制而皆远征之夏、商乎？
“天子直衤勺、、尝、。诸侯衤勺则不，则不尝，尝则不，则不衤勺。诸侯衤勺直，一直一，尝，。”（《王制》）
△“直、”非祭名
按此文，则是衤勺尝乃祭之名，而直与袷乃分合之谓，非祭之名也。分祭则谓之直；合祭则谓之袷。直，即直也，专之义也。，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犹右之加示而为佑也。尝皆有袷，则尝之外不得复有袷祭矣。犹《诗》之言“黍稷童，直稚菽麦”，不得谓黍稷菽麦之外别有童直稚之四也。至其直制，实本《春秋经传》而来。所谓之直者，即《春秋》之“於庄公，於太庙”也。所谓者，即《春秋》之“大事於太庙”也。所谓尝袷者，即《春秋》之但书“己卯”，“乙亥尝”，而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即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概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袷不得平列为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属之也明矣。且既有直有袷，则非以祭始祖之父矣。云“诸侯一直一袷”，则亦以为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之说矣。
一，《礼记》中专记鲁之制者三，但以为用天子器乐，亦但有祭周公之文，绝无不王不及祭始祖之父之说。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祭统》）
“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祭统》、《明堂位》见鲁之僭
按此二篇之文，则是鲁之所以为僭者专於祭器乐章见之，非以为僭也，非以其太祖之所自出为僭也。黄目玉瓒皆灌时所用，与《论语》“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乐，与《春秋传》“鲁有乐”之言合；鲁之僭可以互证而无疑矣。且《祭统》所称重祭凡四，而郊社尝皆与焉。郊固天子之礼，若社尝乃诸侯所通用，又何独疑於而遂以为非天子不得行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赐鲁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周令主，不应有是过举。管仲之“三归、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亦岂有人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正如楚伯州犁所云“辞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一篇皆以侈鲁国之盛，若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祀文王，此之巨典尤为煌煌者，何得通篇竟无一言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庙”乎？然则之非以祭文王可知矣。“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杂记下》）
△《杂记》概举五庙
按：此文云“有事於祖”，则亦概举五庙言之，而未见其为专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谓七月始於献子，恐未必然。范氏《梁传注》已辨之矣。
一，自《丧服小记》始有“不王不”之说，乃因《礼运》之文而误；其实，《礼运》未尝以为天子之礼。
“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运》）
“礼，不王不。”（《丧服小记》。《大传》同）
△《礼运》“非礼”之误解
按：《小记》之文乃本《礼运》之意以为言者。然《王制》等三篇泛言礼，未尝有一篇以为天子之礼者；而《礼运》、《祭统》、《明堂位》三篇专言鲁，则皆以为天子之礼。然则是鲁为天子之礼，非即为天子之礼，明矣。盖《礼运》所谓“非礼”即《祭统》、《明堂位》所云“黄目、玉瓒、《大夏》、《大武》”之属，其“郊”并举亦即《祭统》“郊社尝”并举之意；非以为天子始得行也。《礼运》以此文为孔子之言，虽未必果然，大都此语相传已久。《小记》，汉儒所纂，但闻鲁非礼而未详其所以非礼，但闻鲁之郊皆非礼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之，而以为不王不耳。《小记》本杂缀古人之语以成篇者，而此文亦与上“其祖”之文不相属。盖上文本谓王者始得“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误以为王者始得而加此文，纂辑者未之考而概列之於篇中也。
△《大传》误采《小记》
至於《大传》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述”以下见於《服问》，“别子”以下见於《小记》；则此文亦即采之《小记》可知。盖因其与上文皆论，故取而合之。然则《大传》之作又後於《小记》矣。後儒但见《大传》此文，遂不复考其所由来而概以为不王不，其亦疏矣。由是言之，不王不之说乃一人误解之，一人又误采之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一也。
一，自《春秋说文》始有五年一之说，乃因《公羊传》及《尔雅》之文而误；其实，《公羊传》未尝以为五年之殷祭。
“春曰祠；夏曰衤勺；秋曰尝；冬曰。”（《公羊传》桓公八年）“大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末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传》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衤勺；秋祭曰尝；冬祭曰。……，大祭也。”（《尔雅释天》）
“三年一；五年一。”（《春秋说》文。《礼纬》同）
△《公羊》“殷祭”与《尔雅》“大祭”之误解
按：《春秋说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传“五年再殷祭”之文；而其所以以为殷祭者，则因於桓八年传时祭不言之故。然观《传》之本文，但五年再耳，非谓一而一也。《传》曰“大袷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袷也。曰：“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即合祭也。然则“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即五年而再大袷也；何尝谓别有一，与袷相间以祭於五年之中，而为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袷，则上文亦当有一言及，何得独言袷乎！假使袷果皆殷祭，则闵二年“於庄公”之传亦当有一言及之，何得独言之於袷乎！盖此传之文正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大袷”，即《王制》之“袷”也；
所谓“五年而再殷祭”，即《王制》之“一直一袷”也。但一直一袷则四年而再袷，与此五年之文少别。盖亦约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尝不同，不得平分为二祭以当五年再举之数也。至於四时之祭独不言，此亦不足为异。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时，故殷以一岁为“一祀”，《礼》以祀事为“岁事”；但每岁有此数祭，非每时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时一祭，则当以一时为一祀，何得反以一岁为一祀乎！古礼既缺，说经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系之四时，是以互有同异，或有此而无彼，或有彼而无此耳；非谓此外不得复有祭也。《祭义》、《郊特牲》皆但言尝而不言，亦可以为五年之殷祭乎！《左传》云：“尝於庙。”至纪祭时则云：“始杀而尝，闭蛰而。”
独不言，是无定时也。故，於《经》有“五月”“七月”之异，於《传》有“二月”“十月”之殊，於《记》则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说。或者公羊氏以无定时，故不分系於四时耶？安得因此文之未言而遂强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数也！《尔雅》四时祭名全录《公羊传》文；以《传》之未言也，故别出“，大祭”之文以补之。然揆其意，亦但谓祭较祠衤勺尝为大耳，非以此当《传》文“五年再殷祭”之数也。若果以相间为五年之殷祭，则文当云“、，皆大祭也”，何得独言而偏遗袷乎！《春秋说文》见不列时祭之内，遂误以《尔雅》之“大祭”为即《公羊》之“殷祭”，因分为二而以“三年”“五年”别之，以求合於《传》文、呜呼，谬矣！
“袷”也者，即“合”也。“示”，特传写者所加耳。三年之袷，即合祭之也。是以经传无袷祭之名而但有“尝”“袷”之文。若五年之不合祭，则非殷祭矣。若亦合祭，则仍是大耳。岂得分彼为而此为也哉！何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昔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未尝有也。纵使果然，而之合食反多於袷、岂得反不谓之袷也哉！至於所推春秋袷之年，尤为穿凿。之见於《经》者二，而相距八年，乌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说，自继数之，自继袷数之，则三十年中凡十袷六，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传》岂得谓之“五年再殷祭”乎！
△“、祠”疑一祭
又按：《春秋》有无祠，《诗》有祠无，经未有祠并举者；《祭义》、《郊特牲》，为春祭，此传亦祠为春祭；《王制》、《祭统》以与衤勺尝为四，此传亦以祠与衤勺尝为四：安知与祠非一祭而异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姒”，诗与《梁》作“弋”。楚之氏，《左氏》一传之中或作“”，或作“”。“衤勺”之文不见於经，而《诗》、《易》皆有“礻龠祭”，郑氏以为“衤勺，即礻龠也”。今“”与“祠”音亦相近；而从“У”，У与祠音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即他经传之而异其文者乎！姑阙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异而遽曲为之说也！盖西汉之世，公羊之学最盛，自董仲舒屈瑕邱江公，《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学官，而《戴记》亦未出，学者说经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贵，故每增其师说，傅以己意而授弟子，以自为功，其风气然也。是以《春秋说文》演为此说，而《礼纬》则又见《春秋说文》之语而袭之者，犹《大传》之采诸《小记》也。此虽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之说，然混於，其失更大於《小记》矣。由是言之，五年一之说亦汉儒之误解而误采焉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二也。
一，为始祖所自出之说者皆引《丧服小记》、《大传》为据，然观二篇之文实大不然。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丧服小记）
△《小记》主旨在明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
按：此文义甚明，且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其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袷也。高曾祖考，天子之所独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诸侯之所同祖，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谓之“其祖”而谓之“其祖所自出。”天子之，高曾祖考之主皆与始祖之主同陈於太庙，故曰“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何尝有“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说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则其意尤显然。何者？九庙之说始於刘歆。自歆以前，儒者多谓“天子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庙，诸侯则与太庙而为五，周则加文、武世室而为七”。此篇盖汉儒所记，故不言立六庙而言“立四庙”。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则“其祖”之为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谓始祖，则当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庙”，不得云立四庙矣。此篇本记丧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庶之分，言王者世相传，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则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时，以後稷为其祖之所自出而之，以文、武、成、康为其祖而立四庙配之。至鲁与卫，则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鲁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也。若无子，或子有他故而庶子立为王，则当奉大宗之统而祭与子同，其子孙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而不仅祭及於其祖之为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孙而命之也；犹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犹《春秋传》之於王孙牟、燮父、禽父而皆谓为“王母弟”也。郑氏所谓“正体在上，下正犹为庶”者是也。然则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与“兼祭其祖之所自出”为庶之别。若其祖即为後稷而所自出者为喾，财祭稷者即祭喾，庶原无分别，何故复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义本极易解，特後之说者互相沿袭而遂失其真。学者不取信於《春秋经传》而泥汉儒之记，已为舛谬；况并不求其前後文义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为说乎！无怪乎《六经》之日晦也！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袷及其高祖。”（《大传》）
△《大传》文义与《小记》无异
按：《大传》文即采之於《小记》，前於“不王不”之文已言之矣。“诸侯”以下虽《小记》所无，然其意亦与《小记》无异。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於高祖为远，故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自出”则始祖也，最远，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义显然，无可疑者。然则《大传》之意亦谓“其祖之所自出”为始祖耳，非谓“其祖”为始祖而别有“所自出”之人而之也。若以其祖为即始祖，则诸侯始封之君──若鲁卫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别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概称之为“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别之，何其不伦之至也哉！
一，以为祭喾，以喾为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鲁语》、《祭法》为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据，且与《小记》、《大传》“其祖所自出”之语无涉。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禹。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鲁语》）
△《鲁语》之主于祀有功
按：《国语》一书，语多荒唐，文亦冗蔓，乃战国之人取春秋之事而拟其语言者。是以所称三代制度，列国世系，率与经传不合；而自相矛盾者亦复不少。如《周语》以齐为四岳之後，《郑语》又以齐为伯夷之後；《晋语》以炎帝为姜姓，《周语》又以四岳为共工之孙而赐姜姓；如此之类不可枚举。此固不足道也。自司马迁误以为左氏所著，汉末学者因之题曰《春秋外传》，而人遂无敢议其非者；即明知其悖於经传，亦必委曲而为之说，良可笑也。然此虽有“喾”之文，亦非以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何者？此章之意皆主於祀有功，以明爰居无功而不当祀。故曰：“法施於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仁者讲功；无功而祀之，非仁也。”然则医喾之但以其有功故之耳，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自社稷以下凡十有九祀，皆先举其功而後记其祀。故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云云。然後继之曰“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云云。然则喾之但以其“能序三辰以固民”故之耳；使喾不能序三辰以固民，则周固不之矣，喾之，非以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且虞郊尧而商舜，皆非其祖所自出也。若必其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谛之，则不幸而所自出之帝无功而反有过，若宋之祖帝乙，郑之祖厉王者，则将之乎？将不之乎？若亦之，则与前後所称“圣王制祀”“仁者讲功”之语自相剌谬，而岂有是文理也哉！由是言之，《国语》“喾”之文虽不经，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盖此章之与经传所称之皆不同，此章“喾”之文舆《小记》、《大传》“其祖之所自出”之意亦不相涉，固不得强附会之为一而以为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入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祭法》）
△《祭法》窜易《国语》之三谬
按：《祭法》此文乃窜易《国语》之文而失其意者。无论祀典未确，即文理亦不通。然汉以後诸儒咸信从之而无异言，殊可笑也！何者？《国语》此章之意在制祀之以功，故先言圣王制祀之法而後举十九祀以实之；由社稷而郊祖宗报，皆先叙其功而後记其祀；章法井然，不可紊也。《祭法》独摘此文冠之篇首，而置其全文於篇末，遂致前文突然，後文缺然；中又间以天地庙社群神之祀六七百言，遂使前後文义了不相贯。一谬也，《国语》郊祖宗之祀凡十三人，故此十三人皆祖叙先其功。《祭法》改“宗舜”为“宗尧”，“舜”为“喾”，删舜之祀而仍序舜之功，不删“郊稷”之文而反删稷喾叙功之语，遂致记祀则十二人中有稷而无舜，叙功助十二人中有舜而无稷，前後不符，自相矛盾。二谬也。《国语》叙十三人之功，记十三人之祀，皆以世代先後次之。《祭法》於记祀则概以郊祖宗为次，喾、鲧、在颛顼前而契居冥後，於叙功则又先言喾、尧，舜、鲧、禹而後以黄帝、颛顷继之，世代淆乱，祖孙颠倒。三谬也。具为录人之旧，不问可知。且共所记七庙五祀之制皆与经传他篇互异，则此篇出於汉儒之手明甚。若《国语》此章，则首尾完密，文义明顺，乃其人之所自作无疑也。嗟乎《国语》，战国之文，本不足道，而《祭法》采之，又窜易之而失其本意，则作《祭法》者其识又出《国语》下远甚；然而後之儒者见其在《戴记》中，遂真以为周公之制而不敢议，反以为《国语》采《祭法》之文，则後儒之识又出《祭法》下远甚矣！磁州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以他人之货置杨氏肆中，则价高而人争贸之。呜呼，世之不辨真伪而但以其名焉者，皆若是而已矣！虽然，《祭法》固不足信，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说也；但其所采《国语》全文倒在篇後，人但见其首而未暇细审其尾耳。此又不可以诬《祭法》矣。
一，自郑康成始以《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然所自出者乃谓天神，非人鬼，与《祭法》“殷、周喾”之文无涉。
“，大祭也。始祖感天神灵而生，祭天则以祖配之。”（郑康成《小记注》）
凡大祭曰。‘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郑康成《大传注》）
△《郑玄》以天神为其祖之所自出
按：太微五帝之说本出《春秋纬》，谓黑帝为契所自出，苍帝为稷所自出。後汉最重谶纬，是以郑氏信之而以为祭天，以所自出为天之五帝，由是不得不以“其祖”为始祖耳。此说至为荒唐，而以为郊尤属乖谬。王肃、赵匡非之，是已。然以“其祖所自出”为“其始祖所自出”，则其误实始於此。夫郑以“所自出”者为天神，故以“其祖”为始祖。今王、赵既以“所自出”者为人，则是此祖之前尚有一代，岂得称此祖为始祖乎！此理甚明，不待言者。不知朱子何以从其说也？
“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谓祭吴天於圆丘也。”（郑康成《祭法注》）
《郑玄》解之三说
按：“圆丘”之文本於《周官》，即郊也。郑氏於《小记》、《大传》既以为郊矣，而此文又郊并举，故不得已而分郊与圆丘为二以曲全其说耳。此说之误显然易见，不待辨者。韦昭之解《国语》，与郑正同，疑即采之《郑注》。或东汉时旧有此说，亦未可知也。郑氏於，为说凡三，而以《王制》、《祭统》等篇为夏、殷之礼者不与焉。《祭法》之，圆丘也。《小记》、《大传》之，郊也。《春秋经传》、《论语》之，宗庙之也。大抵郑氏说经，其失在分。《戴记》诸篇本非一人所撰，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是以彼此互异。郑氏不辨其是非，务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其失也。然於宗庙之仍以为祭後稷群庙，不以为祭喾也。然则郑氏之失在分，其得亦在分。分之，而误者自误，不因一误而并经传他记之文而尽误也。此犹郑氏失中之得也。
一，自王肃始合《大传》、《祭法》及诸经传之为一，以为周人喾即其祖之所自出；赵匡从而演之；其後朱子《集注》及宋、元、明诸儒之说皆本於此。
黄帝，是宗庙五年祭之名。故《小记》云：‘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孔颖达《礼记疏》节录王肃《圣证论》）
“《礼大传》及《丧服小记》云：‘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则诸侯不得行礼明矣。盖帝王立始祖之庙，百世不迁：犹谓未尽其追远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庙，就以始祖为配。此祭不兼群庙之主，为不敢亵狎故也。其年数，或每年，或数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为始祖，喾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则以稷配天而则以稷配喾，无可疑也。（李廉述赵匡语）
△王肃以《五帝》世系并合《祭法》、《小记》之谬
按：《祭法》之文采之《国语》，本後人所伪，不足为据，且亦与《小记》、《大传》之毫不相涉。《祭法》之意，但谓黄帝与喾有功於世故当祀耳，非谓其为祖之所自出也。《小记》、《大传》则欲以明嫡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但问其为所自出与否，不问其有功与否也；王氏不达其意，乃附会之使合为一，见《大戴礼》、《史记》所称五帝世系有可假借者，遂以为黄帝与喾因颛顼、稷之所自出而得。其说诚巧，然於本篇之意则大相悖矣。且《大戴》与《史记》乌在其可据耶？《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於近。”然则颛顼氏之去黄帝也远矣。而《大戴》以为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项，谬矣。《传》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曰“族”，曰“世济”，则由高辛氏以至於尧不一世矣。而《大戴》乃以高阳为黄帝孙，高辛为黄帝曾孙，而尧为高辛之子，又谬矣。尧之二女，舜之妻也。而《大戴》与《史记》乃以为尧、舜同出於黄帝，尧与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无论乱伦渎礼，诬圣人而得罪於名教，而其年亦不合。此乃齐东野人之语，而肃据之以驳郑氏，一何亻真乎！至以稷、契为喾之子，尧之兄弟，则其谬尤显然可见。《书》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舜命稷也。若果尧之兄弟、则尧享国百年而殂落，又三年而後舜即位命官，稷於此时少亦不下百数十岁，然後举为舜臣，有是理乎！故张融曰：“尧有贤弟，七十不用，须舜举之，此不然明矣。”由是言之，稷固非喾之子，周人安得以喾为稷所自出而之哉！肃既误合二篇之说为一，又以为即宗庙五年之，而汉儒所论之旧说遂尽变而大失其真矣。欧阳子序《帝王世次图》曰：“孔子没，异端之说兴，往往反自於孔子之从以取信於世。学者习传盛行之异说而不知取舍真伪、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奈之何据《史记》之世次而遂欲以折《经》之衷，尽黜《三传》先儒之旧说乎！
△赵匡加“始”与“祖”而续“帝”於“所自出”之谬
《记》云：“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未尝言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亦未尝言所自出之为帝也。“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谓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以前岂遂无人，而莫知其为谁，故即以此祖为始祖而奉之於太庙；若复别有所自出之人，则此祖不得谓之始祖矣。赵氏乃加“始”於“祖”之上而续“帝”於“所自出”之下，以诬《小记》、《大传》。既谓之始祖矣，复安得别有所自出之帝乎哉！王者继天立极，报本追远，虽天地犹将父母之，乃於己之真始祖则祧之而不使入庙，而但取第二代之祖强名之曰始祖而纳之於太庙，百世不祧，而真始祖仅於数年之内一借享於第二代祖之庙而止，是岂仁人孝子之所忍乎！然则稷之前果更有一喾，则周之始祖乃喾非稷矣。曰：“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曰：诸侯不敢祖天子者，谓始祖之世见为天子而己见为诸侯，故不敢以卑亵尊，以旁支乱正统也。若世已失天下数千馀年，其後嗣或灭或绝，不能自振，而己身为天子，岂得止祭及其分封之祖，而分封之祖之父曾有大功於世以启佑後人者遂甘绝其血食而不问呼！且是乃天子不敢祖天子，非诸侯不敢祖天子也。是故，商之世，纣也，武庚也；微仲以下当祖微子。然至武庚亡而宋封，则必祖契而不仅祖微子矣。晋之世适，文侯也，昭侯也；武公以下当祖桓叔。然至翼灭而曲沃命，则必祖唐叔而不仅祖桓叔矣。由是言之，喾果为稷之父，则周必以喾为始祖；周但以稷为始祖，则喾必非稷之父矣。若之何其以喾为稷之所自出也！盖上古之时人情朴鲁，典册不多，自稷以前皆已无考，是以即以稷为始祖；岂容於始祖之前而复别求所自出哉！且礼以卑就尊，未闻有以尊就卑者。群庙之主皆太祖子孙也，故得以升而合食焉。毁庙之主则不合食於未毁之群庙矣，太祖之父岂得反就其子而合食耶，凡祭必有主。太祖之父之主，平日藏於何所？苟且而藏之他室。则不可。若亦为之立庙，则何不就其庙而祭之？庙於彼而祭於此，不亦远於礼乎！王氏之学去郑本远，而专与郑为难。以魏、晋俗重门阀，而肃父为魏三公，女为晋太后，由此与郑齐名。然晋以降，若杜预之《左传解》，范甯之《梁注》，孔颖达之《礼记疏》，皆仍用旧说，不从王义也。自赵氏欲借之以攻《左传》，始据王说以为难端。逮朱子采其言以入《集注》，遂为不刊之典，而《传记》先儒之说始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相沿既久，人且不知其出於肃，况复能溯流穷源而知其误，并知其所由以误乎！此其悖於经传者三也。
△结论
呜呼，之为礼，书於《经》，详於《传》，而难见於《戴记》，众矣；其文历历具在，人人所共见也。以为不王不者，独《小记》、《大传》耳。以为五年一者，乃《说文》、《礼纬》文耳。以为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至王肃、赵匡始有此说耳。《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欧阳子曰：“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然则学者於，从《经》、《传》而置後儒之说焉，可也。即不然，从其多而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经》则曰“本不如是，书之以其失礼也”，於《传》则曰“《传》诬，不足据也”，於《记》则曰“此夏、殷之礼也”。古之圣贤千言而犹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遽从之，抑何其颠倒也！无亦贵耳贱目，骤闻其说之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经传乎？朱子一代儒宗，不及察其误，余窃惜之。是非余之好求异於前人，乃前人之自异於经传，故余不得不一言也。
●卷三三代经界通考
△本考作意
三代经界之制，具於《孟子》而杂见於《论语》、《诗》、《书》、《春秋经传》之文。汉、晋以来，儒者相承而发明之，不可谓无功矣。然自周之衰，王制缺微，旧典散失，学士之所称述或不免有传闻附会之言。及至後世，去古益远、益不悉其时势之详；或以近代郡县之规裁中古封建之世，或以春秋既变之法为先王初立之章。至於先儒之说与经传相龃龉者，咸莫敢议其失；往往反取经传之文曲为之解，以斡旋而两全之。是以其说愈巧，其真愈失，遂致三王体国经野之政淆而不明，学者疑焉而莫能通也。余幼读《孟子》时，即好其说，数十年来，积渐究考，参之经传所称，乃觉稍稍得其梗概。不敢匿其鄙陋，妄为附和，因条其说如左，以待好学深思者正之。
△辨商、周变易井疆之说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说者云：“汤有天下，改夏之贡为助，增五十亩为七十亩。武王有天下，改商之助为彻，增七十亩为百亩。”夫取十夫有沟，百夫有洫之地而画之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沟，百夫之洫，势必尽坏以前之封疆涂畛而别造之，民之扰不可胜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复别取他夫之邻田以益他夫，递移递益，举天下之众皆嚣然而不得宁，尚得为王政乎！则又为之解曰：“先王将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王者兴利除弊，制礼作乐，进贤而退不肖，继绝世，举废国，谨权量，审法度，岂尚不足新天下之耳目，而必取民之井疆变易之，使之不安其居，乃可谓之新乎！且圣人之治天下，以安民也。不恤民之安与否而姑欲新天下之耳目，中主犹不肯为，况圣人邪！或又为之解曰：“三代之亩，大小不同。夏之一亩，当周之二亩；二亩，当商之三亩强。商之七十亩，实即夏之五十亩。周之百亩，实即商之七十亩。其名虽改，其实则同。”若然，则商、周之授田与夏无异，仍其名焉，可矣；何必改之使若多者？是欺天下之人而教之以伪也。圣人创一代之法？因革损益，仅如是之儿戏乎！
△彻与助不能相兼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又云：“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按：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後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无公田，无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别为上耕其田以代税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彻自彻，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则不能为彻，彻亦不能复为助也。果用彻而通力作之、计亩分之与？则八家共耕此九百亩之田而君与民共分其粟；十外一也，安能指某田为公而某田为私？果用助而中为公田，外为私田与？则八家各自耕其百亩而代耕上之十亩，十亩之粟以奉上，百亩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谓之通力而作，计亩而分乎？税其田之谓贡；不税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谓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此贡助彻之法也。十夫有沟，八家同井，其经画之形势然耳。使沟间之田不税而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贡。使井中之田有税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助。贡助彻之名分於法，不分於形势。既谓之彻矣，安得复有所谓行贡法，行助法者哉！近世讲章又云：“虽周亦助”，犹言“虽彻亦助”。周之彻法即是殷之助法，但改名为彻耳。按孟子云：“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则是助彻之法迥然不同。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彻，犹助也”，不当分而异其说也。孟子云：“惟助为有公田”，则是彻无公田甚明。若彻果即助，则孟子当云“虽彻亦有公田”，不当以公田专属之助也。此说最为无理，而世亦多信之。甚矣，讲章之为《六经》之蠹也！
△宜公税亩与有若“盍彻”之对。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馀亩，复十收其一。”《论语》，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注云：“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十取其一，则为十而取二矣。故有若但请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也。”按：公田私田之名惟助有之，彻未尝有也。如以为本助而今税亩，则有若不当对以“盍彻”，孟子不当云“周人百亩而彻”也。如以为本彻而今税亩，安得复有所谓“公田”，所谓“馀亩”者乎？朱子以为鲁本用彻，是矣。然同沟之田，十夫共耕之，民固未尝自私其百亩也。所谓以一奉君而以其九分於民者，粟之数耳，非亩也。若於九中复取其一，乃倍赋其粟耳，非税亩也。犹是粟也，犹是君民共有之田之粟也，此一斛粟谓之彻法所取，彼一斛粟谓之逐亩而取，粟何别焉？名何异焉？至於“共井”云者，亦沿“杜注”之误。此自助法，非彻法也。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各耕其田，各取其粟，不得亦谓之通力合作，计亩均分也、且玩有若之对，似彻法已废而欲复之者。若鲁但於助彻之外多取其一，则是助彻未当废也；请罢税亩可矣，何以云“盍彻”乎？增一以为二，君之所取诚倍矣；益八以为九，民之所加无几也。丰歉之殊有相倍蓰相什佰者，勤惰之异有自九人至五人者；八分益一，渺乎小矣。遂谓之“百姓足”，恐足民不若是之易也。哀公之问，患用不足也。为不足计者，当损乎？当益乎？有若果欲哀公节用，何不竟以“盍节用”对而但以“盍彻”对？不劝其俭於出，惟劝以俭於入，一何问答之相悖邪！晋士鞅之来聘也，公臣之能射者不备三耦，取於家臣以足之，公室不可谓不贫矣；犹以为奢而欲节之，然则必使一耦不备乃可以为国乎！
△一井、一国之助与天下之助
曰：“然则三代何以异制？周何以亦助？鲁之税亩果何如法也？”曰：此不难知，顾人下细考耳。古者非分田有助法也，即制禄亦莫不以九一为程：一以奉上，所以训恭俭；八以逮下，所以示慈惠。是故有一井之助，有一国之助，有天下之助。中之一为公田，外之八为私田；公田以养君子，私田以食野人，──此助之行于井者也。中之一为乡遂，外之八为都鄙；乡遂以奉君（《齐语》所谓“参其国”，《孟子》所谓“君十卿禄”者是也），都鄙以为卿大夫之采邑（《齐语》所谓“伍其鄙”，《孟子》所谓“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是也。其在天手之畿，则《书》所谓“大都小伯”，《传》所谓“王官之邑”，《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视伯”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国者也。九州之地约方三千馀里，为方千里者九，而要荒之服不与焉，中之一为王几，外之八为侯国。土畿以奉天子（《书》所谓“五百里甸服”，《孟子》所谓“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者是也），侯国以封亲贤神明之裔（《书》所谓“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孟子》所谓“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是也）──此助之行于天下者也。是故齐、晋、宋、鲁，外诸侯也；秦、温、郑、虢，内诸侯也。自平王东迁郏、辱阝而秦、郑乃渐列於会盟，其初实畿内也。鲁公室之卑以乡遂分於三桓，而都鄙如故也。晋公室之弱以都鄙并於四卿，而乡遂如故也。自桓公东迁屯留而韩赵乃尽分其乡遂，其初实公邑也。邦畿之外亦有王田：《书》之“三亳阪尹”是也。都鄙之中亦有公邑：鲁季孙之取下，取公邑为私邑者也；楚子重之请申、吕，请公邑为私邑者也。此其分田之制，由王畿而侯国，而采邑，自先王之世已不必悉同，而逮春秋以降，天下务於富强，变法改制者所在有之，尤不得执一格以相绳也。
△贡、助、彻法为三代圻内之制
是故，夏之“五十而贡”，夏之圻内，夫授田五十亩，而行贡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五十而贡也。殷之“七十而助”，殷之圻内，夫授田七十亩，而行助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七十而助也。周之“百亩而彻”，周之圻内，夫授田百亩，而行彻法也；诸侯之国不必皆百亩而彻也。故《诗》云：“彻田为粮，豳居允荒。”公刘当夏、商之际，乃不行贡助而行彻，是夏、殷之贡助不必尽行於天下之明验也。周之先世既用彻法，是以大王迁岐，文王居丰，武王居镐，皆因之而不改；非殷时天下诺侯皆用助，至武王而尽变易天下之井疆以为彻也。然则殷之先世亦必本行助法，故汤因之；非夏时天下诸侯皆用贡，至汤而尽变易天下之沟涂以为助也。故《诗》云，“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然则申伯未封以前，谢固未尝用彻，封申以後乃行彻耳。故《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然则江、汉之间，诸侯固多不用彻也。盖彻之行於诸侯者，皆已灭之国，新造之邦，乃以彻整齐之；至於慕义来归之国，则悉仍其故制，不拘拘也。然亦必所灭之国法度废弛，疆界紊乱，势不可不更定，然後以彻行之；若法度未尽废，疆界未尽紊，亦必不夷其故址而更造之。故《春秋传》称“鲁、卫疆以周索，晋疆以戎索。”然则初封之国亦有行彻不行彻者，非概天下而必束之以一涂也。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盖夏居安邑，地陋人众；设在大河南北，稍平广；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旷土；此因乎地者也。古者风气初开，制作未备，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後世器日利，人日巧，故授田亦渐多；此因乎时者也。然则圣人於此皆因势以制宜，期於便民革弊，非苟然徒以新天下之耳目已也。
△周之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周人百亩而彻”，周之乡遂用彻也。“虽周亦助”，周之都鄙用助也。何以言之？“雨我公田”，《大田》诗也，自《楚茨篇》至此，皆公卿有采邑世禄者祭祀稼穑之诗，──故曰：“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侯国大夫之妻称“主妇”，故天子大夫之妻称“君妇”也。曰：“诸宰君妇，废彻不迟。”大夫之臣，故称“宰”也，──此以知用助者之为都鄙也。至於《周颂》之文，则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疆侯以”，非通力合作者不能，此以知乡遂之用彻也。然则周人彻自彻，助自助，助彻兼行，非彻而亦用助法矣。故曰“惟助为有公田”，明贡彻之皆无公田也。故曰“虽周亦助”，言虽周亦兼用助，非谓虽周之彻亦即是助也。盖此章以“取民有制”句为纲领，而其下分释之。
“夏后”以下六句，言乡遂之制，君所自取於民者也；引阳虎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什一为准也。“世禄”以下六句，言都鄙之制，世禄之家所取於民者也；引龙子之言以发之者，见当以用助为善也。故曰“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言世禄当用助法，世禄既行则助法断不可不行也。周虽用彻，而其於世禄未尝不兼用助，然则龙子之言或即为世禄而发，未可知也。若以世禄与助为二事，谓二者均王政之要，不可偏废，则“世禄”一语上与龙子之言不相承，下与《大田》之诗不相贯，横插此句於中，安得有是文理乎！其後答毕战之问，亦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九一而助”，即“世禄”六句都鄙之说也。“什一自赋”；即“夏后”六句乡遂之说也。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云云者，申言乡遂之政也。
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云云者，申言都鄙之制也。“乡”即乡遂之乡。“徙”者，乡之属有州有党，由此州而徙彼州，由此党而徙彼党，皆不得出其乡。“乡田同井”者，井之授田，每夫百亩，乡之授田亦每夫百亩，与井同也。“八家皆私百亩”文在下，而於此先言“同井”者，犹《班爵禄章》“禄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文在下，而先言“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也。自《集注》以“同井”为“八家”，近世说者遂以此为治野之政，则井中安得有乡；由此井而徙彼井又何以谓之不出其乡乎！由是言之，《孟子》此章始终皆分乡遂都鄙言之，两两相承，其文最为明显。後人不加熟读，概以为一事，故於“虽周亦助”之文困而不能解，乃云：“周乡遂用贡法，都鄙用助法。”夫既为贡为助矣，又何得复为彻！不但先王之制淆乱不明，即孟子之言亦格而不通矣。
△鲁之税亩与彻法之不同
鲁之税亩，变彻法而别为一法也，诺侯所自食者乡遂；三桓所共分者乡遂，所谓“公室”者也。周人乡遂用彻；鲁秉周礼，故其乡遂亦彻。都鄙者，卿大夫之禄邑耳，无关於哀公之足与不足也。由是言之，鲁由彻而变税亩，故有若请仍用彻，非由助之同养公田而加之税亩也。税亩之法虽不可考，然吾尝以其名思之，彻者，通也，通众夫共耕之，不以亩别而但计其粟多寡而取之也。今日“税亩”，则是不复以粟多寡为程，而但计亩之多寡为粟之程也。既各计其亩之多寡为程，则是亦无待於通众夫而共耕之也。然则非但加一为二与彻之数不符，而履亩定税亦必与彻之制不同矣。吾又尝以鲁事考之，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宋乐祁犁曰：“鲁君丧政四公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皆以宣公为失民之始。考三军之作在襄公世，中军之舍在昭公世，曷为皆自宣公数之？然则失民之故当与税亩相表里。盖助彻之法，民隶於君，而计民以授田；税亩，则田隶於君，而计田以征赋是以三桓得乘其隙而私其民为己有，但计应纳之赋以贡於公，而公遂不之问也。吾又尝以他国之事推之，《齐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子产之治郑也，使田有封洫。夫先王之制，计夫授田，不得自为多寡，为之封洫，以防水旱而制兼并，安得有所谓“田甫田”者，而亦何待於子产之使？是知春秋之时，王制已废，井疆已紊，但计田以取粟而不复计夫以授田矣。今论者皆以阡陌之开咎商鞅；然鞅所开者秦之阡陌耳，关东诸侯何以亦无复有存焉者也？然则自周东迁以来，固已陆续废坏，豪强兼并，多寡不均。
税亩之法，恐亦类是。尚未必计夫以授田，何况通力合作，计亩均分，而能悉仍彻之故制也哉！由是言之，税亩自别一法，故有若欲革今法以复古制；非助彻如故而但於助彻之外别税其亩为十而取二也。盖无故而加赋，其名不顺而其势亦难行，故必变其旧制，别设新法以巧取之。是以《三传》皆以加赋为讥。因加赋而变法，故所讥在加赋，非法不变而但加其赋也。大抵彻之取民，名为少，而君与民一体，贫富同之，是以人咸尽力，田畴辟，家室盈，而财亦无中饱旁漏，故国用常宽然有馀；税亩之取民，名为多，而君与民不一体，始则取必於田而不问民，继且取必於粟而亦不深问田，久之而君与民遂不相知，是以君民交困，利归私室，甚至兼并之豪，居奇之贾皆得藉以自润，而公室常苦贫，无以待凶荒也。
正如明代中盐之法，其初纳粟甚少而边实饷赢；其後改为折色，利加五倍，未数十年而田畴荒芜，粟价涌贵，竭天下之力以给边而国用遂大绌。事固有见为少而反足，见为多而反致不足者。故汉宣帝云：“良吏之治，日计不足，月计有馀；月计不足，岁计有馀。”有若之请用彻，意盖如是，因哀公专为己虑其不足，故复言君民一体以悟之。其实，彻乃兼足君民之术，非专欲损君以益民也。
△区画之各异
盖先王之整齐天下也，自王畿而侯国，而邑，而田，莫不以九一之法区画之。当其盛也，地各异宜，本不能以一致；及其衰也，国各异政，尤不可以强同。以此区别而推求之，则不但授田之制可知，而凡治赋居民之政之见於经传者皆可以徐核其实矣。
△兵车不尽计民以赋
经传多称“千乘之国”。或云：“八十家出车一乘。大国地方百里，为成者百，为井者万，故云千乘。”或云：“成方十里，凡八百家而出车一乘；千乘之地则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余按：古者行军皆征发於乡遂。故《费誓》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周官》，天子六乡，乡为一军；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万二千五百人为军。《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士乡十五乡二千家，而为万人之军者三。是所谓“三军”者，皆乡遂也。则所称“千乘”者，亦乡遂也。《鲁颂》云：“公车千乘，朱英绿，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纟┪，徒增增。”然则古之徒兵率多十其甲士之数，──正如《周官》，胥一人则其徒十人，──是以车称千乘，徒号三万。
成八百户，户出一卒，则三万之卒不过四十成之地。而自东迁以来，诸侯亻并吞，其国渐大，故其乡遂之地自足以赋千乘之车徒，原不必通国而计之也。若夫都鄙之地，则私邑以供卿大夫之役使，而公邑以守境，兼以待仓卒之调发。故《论语》云：“陈文子有马十乘。”《孟子》云：“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此隶於卿大夫者也。《春秋传》，齐侯伐晋，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晋栾书伐楚，败申、息之师於桑隧：此守境以待仓卒之调发者也。盖古者以民为兵兴师动众非旦夕可具，──故齐邴意兹曰：“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後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是以常藉边鄙之邑仓卒之患，而不以参於国之正赋，不容通一国而统计之为千乘也。先儒惑於《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後自相抵捂；
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山军之数”以曲解之。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为依据，而《鲁颂》此章叙伐楚一事，其文连属而下，安得於徒则但言行者，於车则兼言居者，为此一口两舌之言乎！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卫之地与民非能十倍其初，车何以遂十倍？又不称其开疆拓土之勋，而悉以为“布衣、帛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之效。然则是贫故车少，富故车多，而亦不尽称徒以造车也。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鞍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丘之会，有甲车四千乘，晋地虽辟於前，然岂能数倍於文公之世！然则是晋、楚争霸以来，诸侯兢以兵力相胜，是以其车益增，而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
盖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晋之伐郑也，败其徒兵於洧上。车与徒分道以御敌而初不必相参，则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矣。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
△大邑与小邑
经传或称“百室之邑”，或称“千室，十室之邑”。《周官小司徒》云：“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杜氏《春秋传》“郑赐予展八邑”《注》云：“八邑，三十二井。”至“卫与免馀邑六十”，则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余按：均是邑也，既以四井为一邑矣，有时而又以一乘为一邑，名实瞀乱，闻者何所从，徒以供桀黠者之上下其手耳；先王讵宜如是！且积四邑为丘，积数丘而又名之曰邑，从来宁有如是之制度乎！盖邑之始，本以号夫建国之地。故《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书》云：“天其永我命於兹新邑。”皆以称天子之所居。其後相沿，而诸侯之国，卿大夫之采，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谓之邑。邑既为通称矣，於是天子称“京师”，诸侯称“国中”以别之，而其馀则但谓之“邑”。然则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数多寡定之为经制也。故《传》云：“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对野而言则皆谓之邑也。故《易》云：“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言三百户，有不三百户者也。故聚人多则为大邑，聚人少则为小邑；“千室”、“百室”“十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卫免馀所称“唯卿备百邑”者，则通大小，截长补短而计之者也。然小邑又统属於大邑，故大邑亦谓之“都”，小邑或谓之“鄙”。故《传》云：“齐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其大邑而六十其所属之小邑也。故楚启疆曰：“韩氏七邑，皆成县也。”卿大夫七人而皆各一邑，则是但举大邑言之，小邑固不计其数也。盖自周室东迁以来，诸侯之国渐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复别有属邑。故晋至与周争侯阝田，而曰：“温，吾故也。”士モ、赵武、韩起欲得州田，而赵武曰：“温，吾县也。”二子曰：“自称以别三传矣。”然则温其大邑而侯阝与州其属邑也。先儒未尝详考古制，乃以意揣度之而云“四井为邑”，又因其大小不合，从而为之说，谓“有四井之邑，有一乘之邑”以曲全之，误矣！
△私田与公田
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注云：“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经界章注》又云：“周制，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余按：孟子称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於滕“请野九一而助”？若私田各百亩而公田仅十亩，是十一而取一，统谓之什一亦足矣，不得反减其数，别之为九一也。邑之大者千室，小者仅十室，举其中而计之，则田之远者去邑尚不及二里，其於耕获近矣，无须别授一宅。即欲为多桑计而树之两地，何如授五亩於邑而树之一地之为便乎！《诗》云：“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盖耕耘之日恐风雨之不时，颖栗之秋虑寇盗之不禁，故於田中庐焉，为憩息守望计耳。故不称室而称“庐”，明不成乎室也。为时不久，需地无多，不必分邑宅之半也。由是言之，中田之庐不必减公田百亩之数，犹之种瓜之疆埸亦初不以减私田百亩之数也。大抵古人之制皆期於大体之不失，原未尝琐琐焉尺寸而计之也。
△班禄之制
若夫班禄之制，亦与分田相为表里。分田之法，合其下而计之也：合则数多，故田上少而下多。班禄之法，析其下而别之也：析则分殊，故禄上多而下少。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之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递损其半为率。三等之国皆君十卿禄，固也。天子地方千里，取九一为乡遂，则为十同若十一同，而卿受地视侯，为地一同，亦君十卿禄也。天子乡遂十同，公侯封国一同，亦君十卿禄之意也。然则大国之卿当受一成，而君之乡遂当为十成，明矣。故鲁为“千乘之国”而孟献子称为“百乘之家”。故曰“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也。伯七十里，是伯当公侯之半也。子男五十里，是子男当伯之半也。大夫受地视伯，大夫亦当卿之半矣、元士受地视子男，元士又当大夫之半矣。惟大国之卿四大夫，次国三大夫，其降杀独多。然窃尝思之，大国之大於次国，次国之大於小国者仅倍耳，天子之畿且百大国，不应天子之卿仅二大夫而大国反四大夫。《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是卿亦大夫也，大夫与士则名分礼秩迥然相悬，又不应大夫士之降杀反少而卿与大夫反多。盖孟子所言特王制之略：大国地广政繁，小臣数多；故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地狭政简，小臣数少，故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三等之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之降杀均当有异。以卿与大夫为降杀之始，故於此言之，以见位递尊则禄递异，位递卑则禄递同耳。不然，大国之地四小国，何以君禄仅倍之？次国倍小国，何以君禄仅俞其半？此可知大夫以下，其禄亦必少浮於倍。以此推之，天子之卿大夫士，其降杀亦必更甚於大国；但大略皆以倍为率，故孟子亦多以倍言之。故曰：“尝闻其略，其详不可得闻也。”其在正禄之外者，则诸侯有“汤沐之邑”而卿大夫士有“圭田”。鲁之许田，卫之有阎之士，此朝觐时汤沐之邑也。郑之礻方，卫之相土之东都，此天子巡狩时诸侯汤沐之邑也。此又孟子之所未及者也。若夫卿大夫家臣之禄，则孟子亦末尝及之；然举一反三，其降杀差等皆当与公臣略同。但有禄以邑者《春秋传》“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是也；有禄以栗者，《论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是也。窃疑其初本皆受粟，其後诸侯之国渐大，卿大夫之禄亦渐厚，其居位久而受邑多者然後往往分邑以禄其贵臣；未必先王之制即然也。
△辨《周官》诸公方五百里之说
曰：“君取国之九一，臣分君之十一，以《孟子》与《王制》推之，诚然矣。《周官》九畿为方万里，天子之地仅居百一，而诸公方五百里；乃当天子四之一，故尤儒疑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而《王制》为汉儒所撰，不足征信，未可概谓以九一十一为率也。”曰：学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伪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仅六百馀岁，周公之书果存，孟子岂容不知；即不知度亦必不至安为之说。孟子於本朝之大经大法犹迳庭若是，况尧、舜、禹、汤之道，其何足以知之！《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论语》云：“可以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易》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传》云：“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则传记皆以百里为封国之制，孟子之言非臆说矣。且以今地里考之：鲁为今曲阜，若方四百里，则邾、滕在封内矣；宋在今归德界，若方五百里，则曹、杞在封内矣。宋、鲁当春秋时兼并之馀，犹仅二三百里，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方百里者五，为方二百二十里有奇）况当成王之世，安所得四百里五百里者而封之！而得洛以东至海仅二千里，以西至积石亦不逾三千里，又安所得万里者而区画为九畿乎！此宜少有目者皆不可欺，而儒者式反据之以疑孟子，其亦异矣！况天子并其都鄙计之仅四诸公之禄，而诸公乃二十五於诸男之禄，君臣之降杀何太近，同为诸侯者其降杀何反太远？其断非先王之制亦明矣。吾愿世之学者本孟子之言而参考之经传，以求先王分田制禄之大凡，而毋为注疏异说之所惑也。
△画井不必尽方
然此九一之法非拘拘然必方必齐而不可变通也。尧都冀州，而甸侯绥三服每面皆谓之“五百里”。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其於天下於国如是则田邑可知矣。今说者每谓井田之制必平坦广大之地乃能区画，而山国泽国不可行。不知平坦广大之地始可行者，沟洫之法然耳。沟洫行於国中，建国之地平广者多，故为千夫万夫之制。若井田，乃治野之法，方三里即可为九井，二里即可为四井，一里即可为一井，不择於地之广狭也。至於山泽林麓，则古人但以蕃草木鸟兽，原不以赋於民。即负山临河之地，亦但置之以为闲田，或授之於馀夫，而不在画井之数。然此亦论其常耳；若果其国山溪深阻，地势逼隘，则广二百步者可修四百五十步，广百五十步者可修六百步，广百步者可修九百步，皆当方里之数，即皆井也。即沟洫之地亦不必其四面如一：缩於广则赢其修，啬於左则丰其右，期不失乎大体而已。譬如今世算田者，东长於西则损东以益西，南阔於北则减南以加北，皆并两长两阔而折半算之，田不尽方而算自方，是以谓之“方田”。夫井田沟洫之法亦若是而已矣！盖先王之制务正其大纲，而细目或有所不拘；後儒之论务详於细目，而大纲或反有所未明。均天下之田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经界则九一而区之、赋税则十一而征之，此王制之大纲也。其馀节目之详，自可以因时而制宜，非拘拘焉如世所云云也。嗟夫，自战国以来，既无复以经界为事者，任其赢缩兼并而以为固然，而称先则古者又或拘泥於注疏，不能详考先王之制，深求先王之意，无惑乎三代之经界之不再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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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风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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