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提要
《梁书》提要
心一典智·中华人民共和国 （提要）
【概要】
《梁书》五十六卷，记萧梁一代五十六年（502—557）的兴亡。六篇本纪、五十篇列传，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全书最要紧的一个特点是：**它没有志**。食货、刑法、天文、地理、礼乐、职官、艺文，一概没有，全部内容只有帝王的编年和人物的传记。所以读这部书，凡是制度性的东西，都得自己从本纪的诏书和列传的奏议里一条一条捡出来，再拼成一幅完整的图景。这也是下面这篇提要为什么要分出这么多门类来讲的缘故——缺的志，由传来补。
梁朝的轮廓大致是这样的：萧衍以齐朝宗室疏属、雍州刺史的身份，在襄阳起兵，一年半打下建康，受禅称帝，是为梁武帝。此后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南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几个皇帝之一。他的前三十年，几乎是南朝最像样的一段太平：定五礼、置五经博士、开五馆、立国学、修律令、减赋役、开言路，史臣说“魏、晋已来，未有若斯之盛”，这不全是谀辞。他的后十几年则一路滑坡：佞幸当权，朱异专政，皇帝本人四次舍身同泰寺、终日讲经不食，八十多岁时轻信一个刚刚叛变东魏又刚刚兵败的降将侯景，于是台城被围五个月，建康化为焦土，武帝饿死在净居殿，皇族被屠戮殆尽。此后的简文帝是傀儡，被侯景用土囊压死；元帝在江陵即位，三年而西魏兵至，城陷被杀，十余万士民被驱入关中为奴；敬帝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两年后禅位于陈霸先，梁亡。
所以这是一部头重脚轻的书：前三卷武帝纪写了四十八年，密密麻麻全是制度和祥瑞；后三卷简文、元帝、敬帝加起来不到十年，满纸是城陷、奔逃、遇害。五十卷列传里，前四十卷是开国功臣、文学儒林、良吏处士，后十卷骤然变成死节、俘囚、僭号和一卷独立的《侯景传》。读完全书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断裂感，而这断裂本身就是史实——梁朝不是衰落的，是被一刀砍断的。
【成书与作者：父子两代、三朝史官】
这部书的来历值得先说清楚，因为它直接影响书里的口气。
据附录曾巩《梁书序》：“《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
也就是说，这书的真正起草人是姚察——他是梁朝史官姚僧垣之子，入陈官至吏部尚书，入隋后仍领史职，一生跨梁、陈、隋三朝，亲历了梁末的全部祸乱。他动笔时距侯景之乱不过二三十年，很多事是他亲见亲闻的。书里大量史论署名“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那是父亲的原稿；少数署“史臣曰”的，是儿子姚思廉在贞观年间补写的。卷六末尾还附了一大段“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征曰”，那是唐朝官方对梁朝四帝的总评，与姚氏父子的口吻截然不同——魏征讲的是治乱鉴戒，话说得极重，直指武帝“得其所难而滞于所易”“开门揖盗，弃好即仇”。
一部书里并存三种声音（姚察的、姚思廉的、魏征的），是《梁书》的一个特别之处。读史论时留意署名，能看出同一件事在陈代史官和唐代宰相眼里有多不一样。
文体上还有一点要先讲：**《梁书》的叙事文字多用散体，不像《南齐书》那样通篇骈俪**。这在南朝诸史里是异数。原因大约在姚察本人的取向，也与梁代裴子野一派“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的风气有关（卷三十）。所以《梁书》读起来比《南齐书》省力，叙事清楚，不被辞藻牵着走；但它收录的章表诏令又极长极富，一篇《南征赋》、一篇《郊居赋》动辄数千字，这些是原始文献的照录，与史家自己的笔是两回事。
【纪年与大势】
梁朝用过的年号依次是：
**武帝萧衍**（502—549，在位四十八年）：天监（502—519，十八年）、普通（520—527）、大通（527—529）、中大通（529—534）、大同（535—546）、中大同（546）、太清（547—549）。
**简文帝萧纲**（549—551）：大宝（550—551）。
**元帝萧绎**（552—554）：承圣（552—554）。元帝在江陵未即位前仍沿用“太清”纪年，所以史文里有“太清四年”“太清六年”这样本朝早已改元、他却坚持不改的写法——这是他不承认侯景所立傀儡的表示。
**敬帝萧方智**（555—557）：绍泰（555）、太平（556—557）。
另有两个僭号：侯景所立萧栋的“天正”，武陵王萧纪在蜀中的“天正”——两人同年同号，书里特地点出这件怪事：“‘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两人都只做了一年。侯景自己篡位后改元“太始”。临贺王萧正德被侯景推为帝，改元“正平”。这些伪号在本纪里都有记录，是梁末政治碎裂的直接证据。
几个关键年份：
- **502 年（天监元年）**：四月丙寅受禅即位，封齐和帝为巴陵王，一个月后即鸩杀。同年定律令、置建康三官、大赦、免宫人、下诏举士。
- **505—507 年**：第一次大规模北伐。临川王萧宏为统帅，军容极盛而一战即溃；但次年韦叡、曹景宗在钟离大破魏中山王元英，魏军溺死十余万，是南朝对北朝少有的大捷。
- **514—516 年**：筑浮山堰，想用淮水灌寿阳。役夫二十万，死者枕藉，堰成四月而决，淹死沿淮十余万人。这是梁朝最大的工程灾难。
- **525—527 年**：裴邃、夏侯亶等北伐，克寿阳，复置豫州。这是梁朝北境最盛之时。
- **529 年**：陈庆之以七千白袍兵护送元颢入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童谣曰“千兵万马避白袍”。但元颢得志而骄，六十五日而败，陈庆之落发为僧间道而还。
- **547 年（太清元年）**：东魏司徒侯景以河南十三州来降。朝议多以为不可，朱异力主纳之，武帝纳之。次年八月侯景反。
- **548—549 年**：侯景渡江，围台城一百三十余日，城中死者十之八九，三月城陷。五月，武帝崩。
- **552 年**：王僧辩、陈霸先平侯景。
- **554 年**：西魏破江陵，元帝被杀，江陵士民十余万被驱入长安为奴，书籍十四万卷焚于一旦（此事见于他书，《梁书》只记“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
- **555 年**：王僧辩迎北齐所送贞阳侯萧渊明为帝；九月陈霸先袭杀王僧辩，立敬帝。
- **557 年**：敬帝禅位于陈。
【开国：从襄阳到建康】
梁朝的创业过程，本纪卷一写得极细，几乎是一部战役日志，值得单独理一遍，因为它解释了梁初的权力结构。
萧衍是齐高帝的族弟之子，本属疏宗。他的起家资本有三：一是竟陵王西邸的“八友”交游（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齐名），这给了他文士集团的人脉；二是建武二年援义阳、四年邓城之战的军功——邓城大败，诸军尽没，“惟高祖全师而归”；三是建武五年出为雍州刺史，拿到了襄阳这个兵马之地。
他早有预谋。在襄阳“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积茅如山，别人不懂，只有吕僧珍看出意思，私下备了几百张橹。永元二年其兄萧懿在建康被东昏侯杀害，消息一到，当夜召王茂、吕僧珍、柳庆远、张弘策定议，次日建牙起兵，“收集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檀溪的竹木捞起来就是战舰，茅草盖上就能用，诸将争橹时吕僧珍拿出存货，每船两张。这段是梁初诸将传里反复被提到的得意事。
起兵之后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打仗，是荆州。荆州行事萧颖胄手里有和帝（南康王），东昏侯又派刘山阳带三千精兵假道荆州袭襄阳。萧衍用的是“驰两空函定一州”之计：派王天虎带着给荆州全体官员的信去，信上只写“天虎口具”，而天虎又什么都不说，于是人人生疑，刘山阳不敢前进，萧颖胄为自明心迹只好斩了王天虎，又伏甲斩了刘山阳。这是全书写得最漂亮的一段心战。萧衍自己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
接下来是郢城。诸将主张分兵东下，萧衍不许，坚持先取郢、鲁二城以通沔汉。郢城围了半年，城中十万口“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开城时死者给棺。这一战后，东昏的江州刺史陈伯之望风而降，建康城下王茂、曹景宗、吕僧珍在大航大破王珍国二十万众，“投淮死者，积尸与航等”。十二月张稷、王珍国斩东昏侯，送首请降。
入城之后，萧衍做的第一件事是约束军纪与清理府库（吕僧珍、张弘策先入清宫，“秋毫无犯”），第二件事是连下数令：大赦、除昏制谬赋淫刑滥役、通检东昏时的冤案、葬敛死者收恤遗孤、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第三件事才是接受相国、梁公、梁王、九锡的一整套禅代程序。
这一套流程与宋、齐无异，但有一点不同：**萧衍没有杀前朝宗室**。这是他与刘裕、萧道成最大的分别，后面要专门讲。
【国策与政治】
梁武帝治国的章法，集中在天监元年到十八年的一系列诏书里。本纪把这些诏书几乎全文照录，是全书制度内容最密集的地方。把它们按性质归一归：
**一、整顿选举。**
天监元年他上表齐帝（实为自拟），痛论当时选官之弊：谱牒讹误，冒袭良家即成冠族；甲族二十岁登仕，寒门过三十才试吏，“是则世禄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他主张“设官分职，惟才是务”，恢复选簿制度，使“冠屦无爽，名实不违”。
天监四年正月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以经术为做官的门槛。
天监五年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天监七年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
天监八年诏：“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天监九年“革选尚书五都令史用寒流”——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原本由寒人充任的尚书五都令史改用士流，提高了事务官的地位。
要注意的是：这一套诏令的方向是对的，执行却打了折扣。卷二十一王暕传说他“世贵显，与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众颇谓为刻薄”；卷三十四张缵居选“其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被郑重记下来，正说明这是例外而非常态。
**二、开言路。**
天监元年置谤木函、肺石函于公车府：“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
天监元年又许尚书右丞“风闻奏事”。
此后几乎每隔数年便有一诏求直言：三年遣使巡行州部，六年许四方士民“陈言刑政，益国利民”者由刺史二千石代奏，十年令三槐八座“入陈启”，大同二年诏“凡厥在朝，各献谠言”。
最有名的一次结果是大同二年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极言得失，武帝下诏：“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钟过，不能自觉。”这道诏书读来很动人。但同样是进谏，中大同年间贺琛上四事条奏，武帝却“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写了一篇极长的辩驳文字（见卷三十八），逐条反击，并反问“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明言其事”，逼贺琛点名。贺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有指斥”。
**这一怒一容之间，正是武帝前后期的分界。**
**三、钱法。**
天监元年诏“逋布、口钱、宿债勿复收”。
普通四年十二月“始铸铁钱”——南朝唯一一次大规模行铁钱，结果是物价腾贵、私铸盛行。
中大同元年诏禁“九陌钱”（以九十文作一百用）：“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是心有颠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钱。”违者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
敬帝太平元年“班下远近并杂用古今钱”，二年“铸四柱钱，一准二十”，旋改“一准十”，又“复闭细钱”。短短一年之内币值改了三次，这是梁末经济崩溃的直接证据。
**四、恤刑与养老。**
置孤独园于京师（普通二年）：“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官办收容机构。
天监十七年诏“以兵驺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为平民”。
简文帝即位第一道诏书即放免“诸州见在北人为奴婢者，并及妻儿”。
【职官与典章】
梁朝官制比齐有几处明显变动，散见各纪传：
**十二卿。** 天监七年五月“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这是把汉代九卿扩充为十二卿的一次系统化改制。
**将军号的重整。** 天监六年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又“改骁骑为云骑，游击为游骑”，置中卫、中权将军；七年“增置镇卫将军以下各有差”。梁代将军号之繁密远过前代，读列传时满眼“信威”“仁威”“智武”“贞威”“云麾”“宣惠”，就是这一轮改制的产物。
**中书通事舍人的权重。** 这是梁朝政治最要害的一个位置。周舍“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朱异“自周舍卒后，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到后来“境外虚实，定计于舍人之省；举将出师，责奏于主者之命”（侯景表语），宰相形同虚设。卷三十八史臣直接把太清之乱归咎于此。
**台佐加貂。** 卷四十一记褚球“自魏孙礼、晋荀组以后，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卷三十八记贺琛“旧尚书南坐无貂；貂自琛始也”。这类小节，正是《梁书》无《舆服志》而仍可考见服章变迁的地方。
**五礼与律令的编纂。** 这是梁朝典章工程的主体，详见下文“礼乐”一节。律令方面：天监元年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二年四月“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参与者还有柳恽（“与仆射沈约等共定新律”）。
【民生、赋役与户口】
《梁书》没有食货志，但民生材料并不少，散在本纪的诏书和三四篇重要奏议里，合起来看，能看出梁朝经济的全部关节。
**赋税的基本盘。** 卷五十三《良吏传》序里有一句总纲：“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这是梁初最重要的一项赋税改革——废掉按资产评估的“人赀”，改为按丁口计征布帛。配套的是“昏时杂调，咸悉除省，于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
**户口与流民。** 这是贯穿全朝的难题。天监十七年正月有一道极长的诏书，专讲招抚流民，条款具体到罕见：凡天监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流移他境者，“开恩半岁，悉听还本，蠲课三年”；流寓过远的“量加程日”；不愿回去的“即使著土籍为民，准旧课输”；回乡而旧宅已无的，“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被籍没的人家，“田宅车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没入，皆优量分留”；并明令“其商贾富室，亦不得顿相兼并”。
此后天监元年、大通元年、大同五年、七年、十年、中大同元年、太清元年，几乎每次大赦都附带“流移他乡，听复宅业，蠲课五年”。赦令越频繁，恰恰说明流亡从未止住。
**土地兼并。** 大同七年十一月的诏书说得最直白：“如闻顷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以与贫民，伤时害政，为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得假与豪家；已假者特听不追。”同一道诏还规定废宅没田“悉以分给贫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
**山泽之禁。** 天监七年九月诏：“薮泽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资。而顷世相承，并加封固……凡公家诸屯戍见封熂者，可悉开常禁。”大同七年十二月又重申，且把打击面扩大到寺院：“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致细民措手无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爰至僧尼”四个字很要紧：这位以崇佛著称的皇帝，对寺院占山封泽是明令禁止的，可见其泛滥之甚。
**最沉重的一篇文献：贺琛四事。** 中大同年间，散骑常侍贺琛上封事四条，是《梁书》里最有分量的经济批判（卷三十八）：
其一论户口流散：“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又特别指出东境空虚“皆由使命繁数”：“今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每有一使，属所搔扰。”
其二论风俗侈靡导致吏治贪残：“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
其三论百司竞进、吹毛求疵，“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
其四论国用空虚，主张大规模省费休民：“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自普通以来，二十余年，刑役荐起，民力雕流。今魏氏和亲，疆埸无警，若不及于此时大息四民，使之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蓄积，一旦异境有虞，关河可扫。”
武帝的答诏同样全文照录，是一篇自辩：他历数自己“绝房室三十余年”“日常一食”“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三更出理事……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又说“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个人节俭是真的，但他用个人节俭回答制度性的批评，恰恰是答非所问。贺琛被噎得“但谢过而已”。二十年后侯景的十大罪状表里，照样在骂朱异、陆验、徐驎“明言求货，非令不行”。
**灾异与赈济。** 天监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四年“大穰，米斛三十”；十二年“京邑大水”；中大通五年“京邑大水，御道通船”；大同三年“饥”，九月南兖州大饥；太清三年“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自春迄夏，大饥，人相食，京师尤甚”。赈济的办法是蠲课、赐谷、给棺、设粥。良吏传里的人物几乎人人做过这些事：萧景“计口赈恤，为饘粥于路”，王志“每旦为粥于郡门，以赋百姓”，陈庆之“开仓赈给，多所全济”。
【刑法】
梁朝刑法最可注意的是“赎刑”的三开三闭，这条线索散在本纪三卷里，串起来是一部完整的政策摇摆史：
- 天监元年诏“依周、汉旧典，有罪入赎，外详为条格”。理由是“死者不可复生，刑者无因自返”。
- 天监三年十一月诏除赎罪之科：“今遐迩知禁，圄犴稍虚……金作权典，宜在蠲息。”
- 天监十四年“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路已壅，并可省除”——废除肉刑代死。
- 大同十一年十月又诏复开：“中年依古，许罪身入赀，吏下因此，不无奸猾，所以一日复敕禁断。川流难壅，人心惟危，既乖内典慈悲之义，又伤外教好生之德。《书》云：‘与杀不辜，宁失不经。’可复开罪身，皆听入赎。”
“内典慈悲”四字，点明了这位皇帝的刑法观里佛教的分量。同样出于这个理路的还有：
- 天监二年诏诸州“月一临讯”，五年诏“凡犴狱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递录囚徒”。
- 天监十一年诏“刑法悼耄，罪不收孥……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
- 中大同元年诏：“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无赖子弟过于禽兽，至于父母并皆不知。多触王宪，致及老人。耆年禁执，大可伤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预今恩。”
- 中大同元年“初去宗庙牲”“去宗庙荐修，始用蔬果”（天监十六年），郊庙不用血食。
反面也要记：梁律本身并不宽。吉翂一案（卷四十七）是全书最精彩的一段法庭记录——十五岁的吉翂击登闻鼓，请代父死。武帝不信一个孩子能有此心，敕廷尉卿蔡法度“严加胁诱，取其款实”。法度“盛陈徽缠，备列官司，厉色”问他，他答：“囚虽蒙弱，岂不知死可畏惮？顾诸弟稚藐，唯囚为长，不忍见父极刑，自延视息。”法度改用温言诱导，他又答：“凡鲲鲕蝼蚁，尚惜其生；况在人斯，岂愿齑粉？”狱吏可怜他，脱去两副刑具只留小的，他不肯：“翂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岂可减乎？”最后武帝赦免了他父亲。事后丹阳尹王志要以此举荐他为纯孝，他拒绝了：“若翂有靦面目，当其此举，则是因父买名，一何甚辱！”
还有傅岐在建康令任上的一案（卷四十二）：斗殴致死，郡里拷掠不服，移狱于县，傅岐“命脱械，以和言问之，便即首服”。法当偿死，适逢冬节，傅岐放他回家过节，部下力争“古者乃有此，于今不可行”，傅岐说：“其若负信，县令当坐。”囚犯如期而返。
【社会与风俗】
**门第与寒素。** 梁朝是门阀制度的回光返照期。琅邪王氏一门之盛，卷二十一、四十一两卷几乎就是王氏家谱：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王锡、王佥、王规、王承、王筠……王筠的自述最能说明这种自豪：“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约也说：“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王承一门“三世为国师”（祖俭、父暕、承本人皆为国子祭酒），谢举一门“三为吏部”，谢览“自祖至孙，三世居选部”。这种世职化，正是梁朝政治活力衰竭的根源之一。
与之对照的是寒人的上升通道：朱异“起微贱，以经术逢时”，沈峻“家世农夫”，孔子袪“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皆位至清显。武帝诏令里“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的话不是空言，但真正做到的只是个别人。
**丧葬风俗的改革。** 徐勉上疏（卷二十五）揭露当时“朝终夕殡，相尚以速”：“殡以期日，润屋豪家，乃或半晷……故属纩才毕，灰钉已具”，有时人还没断气就入殓了。他引《礼记·问丧》“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敛。如有不奉，加以纠绳”。诏可其奏。这是一条实实在在改变了民间习俗的立法。
与此相对的是另一股风气：薄葬。顾宪之、刘歊、陶弘景、袁昂、刘杳、刘訏临终都留下极简的遗令。顾宪之的《终制》写得最好：“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载以輴车，覆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刘歊更著《革终论》，从形神关系讲起，主张“气绝不须复魂，盥洗而敛。以一千钱市治棺、单故裙衫、衣巾枕履……不须砖甓，不劳封树，勿设祭飨，勿置几筵”。
**奢侈与蓄妓。** 这是梁代士大夫生活最显眼的一面。羊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家有弹筝人陆太喜“著鹿角爪长七寸”，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儛”，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他赴衡州时“于两艖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夏侯夔“后房伎妾曳罗縠饰金翠者亦有百数”，部曲万人马二千匹。曹景宗“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鱼弘的名言是全书最赤裸的一句：“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
反面的清素之士，书里同样不吝笔墨：范述曾、孙谦、何远、伏暅、庾荜、江革、顾协、裴子野。江革离任时船太轻不能行，“乃于西陵岸取石十余片以实之”；裴子野“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妻子恒苦饥寒”；顾协在省十六载，“器服饮食，不改于常”，门生送钱二千，他“发怒，杖二十”；朱异则相反，“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这些对比不是偶然并列，是姚察有意的布置。
【军事：南北攻守五十年】
梁朝与北朝的战争，贯穿全书。按时间和地理，大致可分五段：
**一、天监初的防守（502—504）。** 梁初立国未稳，魏乘机大举。天监二年魏围司州（义阳），刺史蔡道恭守城的记载是全书最精彩的攻城战之一（卷十）：城中不满五千人，粮仅支半年，魏“作大车载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堑”，道恭“于堑内列艨冲斗舰以待之”；魏“潜作伏道以决堑水”，道恭“载土犭屯塞之”；相持百余日。道恭病危时召诸将曰：“吾受国厚恩，不能破灭寇贼……汝等当以死固节，无令吾没有遗恨。”又取所持节交给侄儿：“禀命出疆，凭此而已；即不得奉以还朝，方欲携之同逝，可与棺柩相随。”五月卒，八月城陷。援军主将曹景宗“顿兵不前”，被御史中丞任昉弹劾，武帝以功臣“寝而不治”。这是梁初最大的败笔。
**二、钟离之捷（505—507）。** 天监四年大举北伐，统帅是武帝之弟临川王萧宏，“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但萧宏是个懦夫，洛口一战未打就班师，部队溃散。真正的战果出自两位将领：
韦叡在合肥，“堰肥水”灌城，自造高与城齐的斗舰四面临之；魏援军五万突至，众请增兵，他笑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临难铸兵，岂及马腹……‘师克在和不在众’，古之义也。”军监劝他退保巢湖，他怒曰：“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令树伞扇麾幢于堤下以示不动。他体弱，“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指挥。
钟离之战（507年三月）是南朝对北朝最大的一次胜利。魏中山王元英、杨大眼号百万之众围钟离，城中仅三千人，昌义之以泥补城、弯弓应弦。曹景宗、韦叡率二十万救援，夜筑营垒于距魏军二十里处，“比晓而营立”，元英惊曰：“是何神也！”待淮水暴涨，以载草膏的小船焚其浮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魏军大溃，“赴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生擒五万余，“淮水为之不流”。昌义之闻报，“且悲且喜，不暇答语，但叫曰：‘更生！更生！’”
这一战的另一面是将帅和睦。武帝事先敕曹景宗：“韦叡，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曹景宗果然执礼甚谨，武帝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战后分功，曹景宗争先启捷，韦叡独居其后。两人赌钱时曹景宗掷得雉，韦叡“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故意把赢的一掷改成输，世人以此为贤。
**三、浮山堰之役（514—516）。** 这是梁朝最大的一次失败，也是全书最惨烈的一段工程记录（卷十八康绚传）。魏降人王足献计堰淮水灌寿阳，引童谣为证。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勘地形后都说“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武帝不听，“发徐、扬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役人与战士共二十万。
堰将合时淮水冲决，有人说江淮多蛟“其性恶铁”，于是沉下东西二冶的铁器“数千万斤”；还不行，“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天疫病流行，“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冬天“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七八”。天监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淹地数百里，魏寿阳守军被迫迁上八公山。
然后是结局：康绚调走，继任的张豹子“不修堰”，当年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坏决，奔流于海”——史文不说死了多少人，但沿淮十余万家在堰下。祖暅因此下狱。卷十八史臣说：“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这句归咎天象，其实是不敢直说人祸。
**四、普通、大通间的全盛（520—530）。** 这是梁朝武功的顶点。
裴邃是这一期最出色的将领（卷二十八）。普通四年袭寿阳，一日九战，因后军失道而退；次年“复整兵，收集士卒，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邃自为黄袍骑”，连下狄丘、甓城、黎浆，屠安成、马头、沙陵诸戍，“是冬，始脩芍陂”。五年破魏新蔡，“汝颍之间，所在响应”。寿阳守将长孙稚、元琛率五万出战，他“勒诸将为四甄以待之”，诈败诱敌，“四甄竞发，魏众大败，斩首万余级”。他死在军中，“淮、肥间莫不流涕，以为邃不死，洛阳不足拔也”。
夏侯亶、夏侯夔兄弟继之，大通元年克寿阳，“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口七万五千人，米二十万石”，复置豫州。两人先后牧豫州，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频仍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夏侯夔在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
陈庆之的洛阳之役（529年）是全书最传奇的一段（卷三十二）。他本是武帝的棋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四十多岁才领兵。送元颢北归时只有七千人，“自发铚县至于洛阳，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荥阳城下，魏援军三十余万将至，士众皆恐，他解鞍秣马宣喻：“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一鼓登城而克。“庆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洛阳童谣：“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但元颢入洛即“荒于酒色，不复视事”，又猜忌陈庆之，拒绝增兵。尔朱荣挟魏主百万来攻，陈庆之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终因洛阳陷落而退，途中遇山洪，“军人死散”，他“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才得生还。
陈庆之后来在南司州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豫州饥荒时“开仓赈给，多所全济”。他的为人：“性祗慎，衣不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一个不会骑射的名将。
**五、太清的全面崩溃（547—554）。** 寒山堰之败（547年），统帅贞阳侯萧渊明不听羊侃三次建议，“众军败”，渊明被擒。涡阳之败（548年），侯景全军溃散，只剩八百人奔寿阳。此后便是侯景之乱，详后。
【军事技术与守城器械】
《梁书》没有兵志，但羊侃守台城一段（卷三十九）几乎是一份完整的攻守器械清单，价值极高：
- 贼造“尖顶木驴”攻城，矢石不能破，羊侃“作雉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
- 贼东西两面起土山临城，他“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
- 贼作“登城楼车，高十余丈”，他说：“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不劳设备。”果然倒了。
- 贼筑长围，朱异、张绾主张出击，他反对：“贼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长围，欲引城中降者耳。今击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贼，若多，则一旦失利，自相腾践，门隘桥小，必大致挫衄。”不听，果然大败。
- 后来大雨土山崩，贼乘势垂入，他“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里筑城”。
侯景一方的器械也记得很细：“飞楼、橦车、登城车、登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又“筑土山以逼城”，又用降将宋嶷之计“引玄武湖水灌台城，城外水起数尺，阙前御街并为洪波”。
守城之惨也只有这里写得出来：筑土山时“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
【武艺】
梁朝尚武之风，列传里有一组极生动的片断，值得专门提出来：
- **两刃槊。** 大同三年乐游苑之宴，少府新造两刃槊成，“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武帝赐马给羊侃试之，“侃执槊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武帝作《武宴诗》三十韵相示，羊侃即席应诏，武帝览后说：“吾闻仁者有勇，今见勇者有仁。”
- **刀楯与惊军骑。** 王神念“少善骑射，既老不衰，尝于高祖前手执二刀楯，左右交度，驰马往来，冠绝群伍”。同时有杨华“能作惊军骑，并一时妙捷”。
- **马射。** 康绚“虽居显官，犹习武艺”，武帝幸德阳殿戏马，敕他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当日即命画工图其形。
- **膂力。** 羊侃“所用弓至十余石。尝于兖州尧庙蹋壁，直上至五寻，横行得七迹。泗桥有数石人，长八尺，大十围，侃执以相击，悉皆破碎”。曹景宗少年时在泽中逐鹿，“每箭杀一蛮”，射鹿“应弦辄毙”。陈庆之之子陈昕“七岁能骑射”。羊侃之子羊鹍最后在松江船上用槊刺杀了侯景。
- **讲武与田猎。** 本纪里有“车驾幸乐游苑戏马”“舆驾亲耕籍田”的记载；卷二十九说庐陵王萧续“膂力绝人，驰射游猎，应发命中”，武帝叹曰“此我之任城也”。
- 另一面是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卷五十六），陶弘景早有诗讥之：“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后来侯景果然据昭阳殿。何敬容也说过：“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话说完不久，侯景之乱就起了。
【外交】
梁朝的外交对象前后三变：前期是北魏，中期是东魏、西魏并立，后期是北齐、西周。《梁书》记外交，主要通过使节、国书和降人三条线索。
**与北魏。** 天监初年连年交兵，直到普通元年后才有“魏遣使来聘”的记录。中间的和战之际，有几篇文字极可看：
- 丘迟《与陈伯之书》（卷二十）是南朝第一名篇。陈伯之降魏，天监四年北伐时丘迟奉临川王之命作书招之，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之句，陈伯之“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一封信抵得一支军队。
- 使节的才辩。永明中萧琛衔命至桑乾；魏使李道固来，宴上不肯受酒，说“公庭无私礼，不容受劝”，萧琛徐答：“《诗》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普通初魏使刘善明来聘，点名要见王锡、张缵，“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随方酬对，无所稽疑”，善明叹曰：“不有君子，安能为国！”
- 裴子野受诏作《喻魏文》，“受诏立成”，武帝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观之，“时并叹服”。武帝看着他瘦小的身材说：“其形虽弱，其文甚壮。”
- 江革被魏人俘于下邳，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逼他写碑文，他骂同被拘的祖暅“卿荷国厚恩……今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自己则“厉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
**与东魏、西魏、北齐。** 这一段外交直接导致了亡国。太清元年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内附，朝议时“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朱异力主接纳，又逢武帝做了“中原平、举朝称庆”的梦，于是纳之。次年寒山兵败，萧渊明被俘，东魏高澄遣使议和，朱异又主和。中领军傅岐独排众议（卷四十二）：“高澄既新得志，其势非弱，何事须和？此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今若许澄通好，正是堕其计中。”朱异等固执，武帝从异议。八月侯景果反。萧介也上表切谏（卷四十一）：“侯景兽心之种，鸣镝之类……高欢坟土未干，即还反噬。逆力不逮，乃复逃死关西；宇文不容，故复投身于我……狼子野心，终无驯狎之性；养虎之喻，必见饥噬之祸。”武帝“省表叹息，卒不能用”。
梁末的外交已是乞援：元帝遣徐陵聘于邺，王僧辩向北齐称臣迎贞阳侯，萧詧引西魏兵攻江陵。《梁书》把高澄与侯景往来的两封长信（卷五十六）全文照录，把王僧辩与北齐、与贞阳侯的往返启答（卷四十五）也全文照录，这些是研究南北外交辞令最完整的样本。
【天文、历算与术数】
《梁书》无天文志，但本纪逐年系录天象，列传中也有若干专门人物，合起来仍可见梁代天学的大概。
**本纪所记天象**（这是最成系统的部分）：日食（天监五年三月、十五年三月、普通三年五月“既”、四年十一月）、月犯氐、月犯东井、太白昼见（出现极频繁，几乎每隔两三年一见）、岁星昼见、岁星见南斗、荧惑在南斗、“荧惑守心”（太清三年正月、三月两见，这是最凶的星占，恰在台城陷落前后）、长星见、星陨如雨（中大通四年七月）、“有星晨见东方，光烂如火”（普通元年九月）、“天西北隆隆有声，赤气下至地”、“天西北中裂，有光如火”（太清二年十二月）、白虹贯日（太清元年二月）、“两月夜见”（太清二年五月）。
最常出现的一条是“老人星见”——几乎每年八月必记一次，共数十次。老人星（南极老人）主寿考，这是祥瑞而非灾异，与梁武帝的长寿相应，史官显然是有意逐年登记的。
地震也记得很勤：京师地震见于天监十一年、普通三年、中大通五年、大同三年、六年、七年、太清三年，另有“闰月丙申，地震，生毛”（大同九年）这样的奇异记载。
**历算人物。** 祖暅是祖冲之之子，书里两次出现：一次是作为浮山堰的勘测者，判定“淮内沙土漂轻，其功不可就”，堰决后下狱；一次是被魏人俘于下邳，元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铭》”——欹器与漏刻都是精密仪器，这说明他的身份首先是器械与数术专家。
崔灵恩（卷四十八）解决了一个长期的理论争执：“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于浑，论浑不合于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这是中国天文学史上“浑盖合一”说的一次重要表述。
陆倕奉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卷二十七）——漏刻是国家授时的核心器具，为它作铭是一件大事。
陶弘景“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又尝造浑天象，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卷五十一）。一个道士造浑天仪，理由是修道需要——这是南朝术数与天学混融的典型。
庾诜“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著《易林》二十卷，其子庾曼倩“注《算经》及《七曜历术》”。
**卜筮与术数。** 书中此类记载极多：张有道为阮孝绪布卦得《遁》（卷五十一），蒋光济为邓元起筮得《蹇》，邓元起叹“吾岂邓艾而及此乎”（卷十）；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太史令蒋道秀在禅代前夕“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何敬容未达时沙门宝志对他说“君后必贵，然终是何败何耳”，后来果然被河东王誉所劾罢官。这类材料在今天看是迷信，在当时却是政治合法性的组成部分——所以史官必须记。
**符瑞。** 梁朝的符瑞多到泛滥：甘露、嘉禾（“一茎十二穗”“一茎九穗”）、嘉莲（“一茎三花”）、白雀、白鹿、白鸠、驺虞、毛龟、八目龟、一角玄龟、灵龟、山车、铜剑、野蚕成茧、嘉树生花。武帝本人对此的态度前后不一：普通二年五月他下过一道诏停贺瑞：“若其泽漏川泉，仁被动植，气调玉烛，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无惭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远臻冥贶？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贺瑞。”——这道诏书写得很清醒。但停而未绝，大同以后祥瑞又多起来。
【地理与州郡】
《梁书》没有州郡志，州县建置只能从本纪的零散记录里辑出，但这些记录恰好反映了梁代政区的两个特点：**侨州郡的土断**与**州的急剧分割**。
**土断。** 天监元年“复南兰陵武进县，依前代之科……改南东海为兰陵郡。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这是梁初整顿户籍地理的一项基本措施。
**分州。** 从天监到大同，分州置州的记录密集得惊人：天监六年“分湘广二州置衡州”，七年“分广州置桂州”“分豫州置霍州”；普通四年“分益州置信州，分交州置爱州，分广州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分霍州置义州”；五年“分扬州、江州置东扬州”；大通元年“以涡阳置西徐州”；中大通二年“改魏郢州为北司州”；大同六年“置桂州于湘州始安郡……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悉改属桂州”；太清元年“以悬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改合肥为合州，北广陵为淮州，项城为殷州，合州为南合州”。
州越分越多，辖区越分越小，刺史的含金量越来越低——这是南朝后期政区的普遍趋势，《梁书》提供的是最密集的一份样本。
**首都建设。** 天监元年复建南北郊；九年“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迄东冶，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十年“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十二年“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新作太庙，增基九尺”；普通二年“改作南北郊”，又“于震方简求沃野，具兹千亩”改籍田于东郊；大同七年“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宫室记载还有一项灾异：普通二年“琬琰殿火，延烧后宫屋三千间”，大同三年“朱雀门灾”，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灾”。
**浮山堰、芍陂、苍陵堰。** 这三项水利工程前已述。另有沈瑀在永泰元年为建德令时“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顷之成林”，与明帝时治方山埭“开四洪，断行客就作，三日立办”，筑赤山塘“所费减材官所量数十万”。
【礼乐与舆服】
这是《梁书》无志而材料最丰的一个门类，因为五礼的编纂本身就是梁朝最大的文化工程，而徐勉的《上修五礼表》（卷二十五）把始末全记下来了。
**五礼编纂始末。** 起于齐永明三年伏曼容的建议，由王俭主持，未成而俭卒；转何胤，经九载未毕；建武四年付徐孝嗣，永元中孝嗣遇祸，稿本散落；东昏末“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逾太半”。天监元年何佟之请定存废，尚书参详本想省去礼局，武帝下诏斥之：“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但顷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学进；其掌知者，以贵总一，不以稽古，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于是重新分工：
明山宾掌吉礼，严植之掌凶礼，贺玚掌宾礼，陆琏掌军礼，司马褧掌嘉礼，何佟之总参其事（佟之死后伏暅代，暅迁官后《五经》博士缪昭代），又加沈约、张充、徐勉三人同参，徐勉总知，后又加周舍、庾于陵参知。遇疑义则“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各言同异，条牒启闻，决之制旨”——仿前汉石渠、后汉白虎的办法，由皇帝裁断，“凡诸奏决，皆载篇首，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则”。
成果的具体数字，徐勉表里一一开列：
《嘉礼仪注》十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
《宾礼仪注》十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同年五月二十日上）；
《军礼仪注》十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天监九年十月上）；
《吉礼仪注》二十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天监十一年十一月上）；
《凶礼仪注》四十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同年十一月上）。
**合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普通五年二月缮写校定完毕。
这是中国礼制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编纂。徐勉自己比较说：“周代三千，举其盈数；今之八千，随事附益。”
**礼议的具体案例。** 书里保存了好几场完整的礼学辩论，是《梁书》无《礼志》的最好补偿：
- **慈母之服。** 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薨，引发皇子为慈母服丧的争论。司马筠依宋制主张依《礼》刊除，武帝亲自下场反驳，分辨“慈母”有三种（妾子无母而使他妾养者服三年；嫡妻之子无母而使妾养者服小功；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者无服），指出郑玄“不辨三慈，混为训释”，最后定为“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卷四十八）。
- **大功之末可否冠子嫁女。** 皇太子议“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贺琛驳之，层层析辨经义，“遂从琛议”（卷三十八）。
- **封禅之议。** 有人请封会稽、禅国山，武帝“雅好礼”，集儒学之士草封禅仪将行之。许懋上议力阻（卷四十），这是全书最漂亮的一篇考据文章：他指出“封禅”不见于正经，郑玄所据乃《孝经钩命决》之类纬书“曲说”；管仲所说七十二君封禅，历数下来“裁可得二十余主”，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三皇结绳而治，书契未作，未应有镌文告成”；又无怀氏是伏羲后第十六主，怎么会在伏羲之前封泰山；神农与炎帝本是一人，却被分为二人。最后一句最狠：“若是圣主，不须封禅；若是凡主，不应封禅。当是齐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举怪物以屈之也。”武帝“嘉纳之……请者由是遂停”。**梁朝终究没有封禅，这篇文章是直接原因。**
- **祭服与雩祭。** 许懋又请造大裘，改郊天祭服由衮冕为大裘：“《礼》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远，须贵诚质。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驳雩祭燔柴：“雩祭燔柴，经无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请改为“悉从坎瘗”，诏并从之。
- **郊庙去牲。** 天监十六年四月“初去宗庙牲”，十月“去宗庙荐修，始用蔬果”。这是武帝用佛教戒杀改造国家祭祀的最大一步。随之而来的是乐辞的改撰：萧子云发现“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仍唱“式备牲牷”，北郊仍奏“牲云孔备”，清庙仍称“我牲以洁”——于是奏请改定。武帝敕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并规定“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萧子云于是“惟用《五经》为本，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全部重撰（卷三十五）。
- **车辇之议。** 大同五年贺琛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二郊请用素辇，籍田往还乘常辇，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将军及太仆。”诏付尚书博议施行，改素辇名“大同辇”，“昭祀宗庙乘玉辇”。
- **印绶之议。** 张缵“议南郊御乘素辇，适古今之衷；又议印绶官备朝服，宜并著绶，时并施行”（卷三十四）。
- **婚礼觌见之仪。** 临城公纳夫人，依晋宋旧例“初婚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徐摛据《仪礼》《杂记》辨其非，太宗从之（卷三十）。
**乐。** 除郊庙乐辞外，可记的有：天监四年“省《凤皇衔书伎》”；武帝“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中大通二年“舆驾幸德阳堂，设丝竹会”，太清元年“幸德阳堂，宴群臣，设丝竹乐”——这类记载极少，正说明梁宫中常年无乐。民间与士大夫家的音乐反倒兴盛：柳恽传戴安道琴法，“特穷其妙”，竟陵王以谢安旧琴授之，他“弹为雅弄”，子良赞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他又“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羊侃自造《采莲》《棹歌》两曲。
【儒学】
梁朝是南朝儒学复兴最用力的一代，《儒林传》（卷四十八）的序文把这段历史讲得很清楚：
“汉末丧乱，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武帝的补救措施，前后有这么几步：
- **天监四年**，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以明山宾、沈峻、严植之、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
- **天监七年**，诏“宜大启庠斅，博延胄子”，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武帝“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
- **天监九年**，“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又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年底再“幸国子学，策试胄子”。
- **大同七年**，“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由朱异、贺琛、孔子袪“递日执经”。皇太子、宣城王也在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
**制旨义疏。** 武帝亲自著述经义，这是梁代儒学最特别的一点。卷三所列：《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中大通四年萧子显表请“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所释《孝经义》”——皇帝的经说进了国学，成了专门一经。刘之遴因《左氏》独缺高祖义疏，特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上之，武帝大悦，答诏历数《左》《公》《谷》三传源流，说自己“昔在弱年，乃经研味，一从遗置，迄将五纪”。
**儒林十四家的学问分布。** 《儒林传》所收：伏曼容（《老》《易》）、何佟之（《三礼》）、范缜、严植之（《丧服》《孝经》《论语》，兼郑氏《礼》《易》《诗》《左传》）、贺玚（《三礼》，《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司马筠（《三礼》）、卞华（《五经》，兼通钟律绝学）、崔灵恩（《三礼》《三传》，《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孔佥、卢广、沈峻（《周官》）、太史叔明（三玄）、孔子袪（《古文尚书》）、皇侃（《三礼》《孝经》《论语》，《礼记讲疏》五十卷、《论语义》十卷）。
**《三礼》是梁代儒学的绝对主流**——十四人中九人以《三礼》名家。其次是《孝经》《论语》。《春秋》学以崔灵恩为代表，他本习服虔注，“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助教虞僧诞精杜学，作《申杜难服》反驳，“世并行焉”——南北学风在建康正面交锋的一个实例。
**南北学风之异**也记得明白：卢广“天监中归国”，当时北来的儒者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沈峻精《周官》，陆倕荐他时说：“《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口音居然是学术传播的障碍。
讲学规模也值得一记：严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皇侃、贺玚“馆中生徒常百数”；太史叔明讲三玄“听者常五百余人”；刘瓛、何胤在齐梁之际各自授徒数百。
**儒学与玄学、佛学的交涉。** 谢举“尤长玄理及释氏义”，为晋陵郡时“常与义僧递讲经论，征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北来儒者卢广在国学发讲，仆射徐勉以下毕至，谢举“造坐，屡折广，辞理通迈。广深叹服，仍以所执麈尾荐之”。王褒《幼训》一章把三家并列得最清楚：“儒家则尊卑等差，吉凶降杀……道家则堕支体，黜聪明，弃义绝仁，离形去智。释氏之义，见苦断习，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
【史学】
梁代是南朝史学最繁盛的时期，《梁书》里著录的史书数量惊人，可以列一份清单：
- **沈约**：《晋书》一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
- **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齐书》六十卷（即今《南齐书》）、《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他是齐豫章王之子，以齐宗室而修齐史，书成表奏，“诏付秘阁”。
- **萧子云**：《晋书》一百一十卷、《东宫新记》二十卷。他“以晋代竟无全书，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书成”。
- **裴子野**：《宋略》二十卷。其曾祖裴松之受诏续何承天《宋史》未成，他“常欲继成先业”，在沈约《宋书》已行之后另撰此书，“其叙事评论多善，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又有《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众僧传》二十卷、《百官九品》《方国使图》等。他还想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
- **吴均**：《齐春秋》三十卷——这是一桩文字狱。“先是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书被烧了，人被免官，不久又起用他撰《通史》。另有注《后汉书》九十卷、《庙记》《十二州记》《钱唐先贤传》。
- **武帝《通史》**：六百卷，“躬制赞序”。他对萧子显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萧子显应声答：“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人以为名对。吴均曾参与，“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这部六百卷的大书后来全部亡佚。
- **刘昭**：《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其伯父刘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今本《后汉书》的志，即是刘昭从司马彪《续汉书》补入并作注的。
- **刘之遴**校《汉书》古本。鄱阳嗣王萧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命刘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参校异同，他列出“异状十事”，包括古本题“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古本《叙传》号为“中篇”、古本纪表志传“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次《外戚》下、述赞文句不同、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这是汉书版本学的一份珍贵记录。
- 另有张缅《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王规注《续汉书》二百卷；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元帝《孝德传》《忠臣传》《丹阳尹传》《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江革之子江子一续《黄图》及班固九品；丘仲孚《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江蒨《江左遗典》三十卷（未就）；阮孝绪《七录》及《高隐传》。
**特别要提阮孝绪的《七录》**（卷五十一）——这是继刘歆《七略》、王俭《七志》之后最重要的一部目录学著作，“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行于世”。《梁书》没有艺文志，但《七录》的存在本身说明梁代的图书整理达到了什么水平。与之配套的是国家藏书的整理：任昉为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殷钧“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别为品目”；王泰因齐末宫火“图书散乱殆尽”，“表校定缮写”。私人藏书也极盛：沈约聚书二万卷“京师莫比”，任昉万余卷“率多异本”，王僧孺万余卷“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张缅万余卷，何点、裴子野、顾协各有专藏。任昉死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皇家藏书反过来向私家补配。
【文学】
梁代文学的分量，《梁书》用了两整卷《文学传》（卷四十九、五十）外加散见各处的大量别传来承载。这一部分可按四条线索读：
**一、八友与永明体的延续。** 武帝本人是竟陵王西邸“八友”之一，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齐名。立国后，这批人成了文坛的核心：“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沈约的《郊居赋》、江淹的狱中上书、任昉的表奏，都是全文照录的名篇。任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时谚“任笔沈诗”即出于此。
**沈约的声律说**是文学史上的大事：“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皇帝不信四声，这一笔很有意思。
**二、昭明太子与《文选》。** 卷八昭明太子传：“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他所著《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梁书》对《文选》只有这七个字，但这七个字背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总集。昭明太子的文学趣味是雅正的：泛舟后池，番禺侯说“此中宜奏女乐”，他不答，只咏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围绕他的文士集团：刘孝绰（“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乐贤堂先画其像）、王筠、陆倕、到洽、殷芸、张率、刘勰、刘杳、王规、张缅、明山宾、殷钧、陆襄。
**三、宫体的兴起。** 卷三十徐摛传记其源：“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武帝听说后大怒，召徐摛责问，见面后“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反而更受宠。简文帝本传也说他“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最重要的文论文献是《太宗与湘东王书》**（卷四十九庾肩吾传）。简文帝在这封信里批评当时文风“懦钝殊常，竞学浮疏，急为阐缓”，反对以经典语句写抒情之作：“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他批评学谢灵运者“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学裴子野者“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结论是“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他推崇的是“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这封信是“宫体”一派的理论宣言，也是研究梁代文学论争最直接的材料。
**四、文学批评的三部大书。** 梁代产生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梁书》都给了相当的篇幅：
- **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卷五十），《序志》篇全文照录。他讲动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又历评前人：“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批评他们“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书成之后“未为时流所称”，他“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沈约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刘勰最后出家，改名慧地，“未期而卒”。
- **钟嵘《诗品》（书中称《诗评》）**（卷四十九），《序》亦全文照录。开篇“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论五言之源流自李陵、班婕妤、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到建安曹氏父子“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太康“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永嘉“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之风尽矣”，直到谢灵运“才高辞盛，富艳难踪”。他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又批评专用比兴则“意深则辞踬”，但用赋体则“意浮则文散”。对当时诗坛的讥评极辛辣：“至于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视终沦平钝。次有轻荡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
- 此外还有刘峻《辨命论》与《广绝交论》（卷五十、卷十四），前者论命定，后者借任昉身后萧条痛论“五交三衅”——“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是六朝最尖刻的一篇社会批评。
**诗人与名句。** 何逊“八岁能赋诗”，沈约说“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元帝评：“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他与刘孝绰并称“何刘”。王籍游若邪溪所作“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为文外独绝”。柳恽“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被王融书于斋壁。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斅之，谓为‘吴均体’”。周兴嗣奉敕作《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即流传至今的《千字文》——《梁书》只用了这八个字记它。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妹徐悱妻作祭文，徐勉“本欲为哀文，既睹此文，于是阁笔”。
【佛教】
佛教是梁朝的国教，也是这个王朝最具标识性、争议最大的一面。《梁书》的材料极丰，可分六层来看。
**一、皇帝的佛教实践。**
武帝“兼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
本纪明确记载的**舍身**共四次：大通元年三月“舆驾幸同泰寺舍身”，三日而还宫并改元；中大通元年九月“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中大同元年三月“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四月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当夜同泰寺灾）；太清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
讲经的记录也密：中大通三年十月“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盘经》义”，十一月又“为四部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义”；中大通五年二月“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
他又在钟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台内立至敬等殿，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又“绝房室三十余年”“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
最极端的一条是普通元年所下诏：“夫有天下者，义非为己。凶荒疾疬，兵革水火，有一于此，责归元首。今祝史请祷，继诸不善，以朕身当之。永使灾害不及万姓，俾兹下民稍蒙宁息。不得为朕祈福，以增其过。”侯景围城时，七岁的建平王萧大球听说祖父“若有众生应受诸苦，悉衍身代当”的誓愿，便说“官家尚尔，儿安敢辞”，也日日六时礼佛代众生受苦——童稚之语，读来最惨。
**二、阿育王塔与舍利。** 卷五十四在《扶南国传》里插入了一大段建康长干寺阿育王塔的历史，是全书最详细的一次佛教考古记录：吴时有尼在此建小精舍，孙綝毁之；晋中宗渡江重修；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轮及承露”。西河胡人刘萨何暴亡复苏，自称见观世音，告以洛下、齐城、丹阳、会稽皆有阿育王塔，于是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登越城望见长干里有异气，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大同三年八月武帝改造此塔，“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镮钏钗镊等诸杂宝物。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镂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他亲自礼拜，“以金钵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隐钵不出，高祖礼数十拜，舍利乃于钵内放光”。九月五日设无遮大会迎请，“风景明和，京师倾属，观者百数十万人”，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
同卷还记了晋咸和中高悝于张侯桥获金像、三十余年后光趺各自从海中浮出而合的故事，以及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的铭文。这些内容本属“释老志”的范围，《梁书》把它们放进《诸夷传》，是因为佛法自海外来——这个编排本身很有意思。
**三、名僧与居士。** 书中出现的僧人有：宝志（屡发谶语，预言何敬容“终是何败何”，预言侯景“掘尾狗子自发狂”）、僧祐（刘勰依之十余年，定林寺经藏即勰所定）、慧震、慧龙（北渡道人，以治眼术愈鄱阳王恢目疾）、僧通道人（侯景败前的狂僧，“取肉揾盐以进景”，预言其尸被盐封）。
居士更多：何点、何胤兄弟“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何胤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刘慧斐“尤明释典，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居东林寺，“自远法师没后，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张孝秀“专精释典”；庾诜“晚年以后，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遍”，临终“举室咸闻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弥陁净域矣’”；陆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门传》三十卷”；到溉弟洽卒后“便舍为寺，因断腥膻，终身蔬食，别营小室，朝夕从僧徒礼诵”；皇侃“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刘霁为母疾“诵《观世音经》，数至万遍”；刘杳“及睹释氏经教，常行慈忍……自居母忧，便长断腥膻，持斋蔬食”。
受菩萨戒是梁朝士大夫的普遍仪式。江革一事最能见其情形（卷三十六）：“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又手敕：“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江革于是“启乞受菩萨戒”。萧昱因铸钱获罪流放，中途敕追还，“且令受菩萨戒”——受戒甚至成了一种刑罚替代。
**四、寺院经济与社会影响。** 何敬容“舍宅东为伽蓝，趋势者因助财造构，敬容并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饰，颇为宏丽。时轻薄者因呼为‘众造寺’”。前引大同七年诏斥“僧尼”封山占泽。这些是寺院势力膨胀的侧影。
**五、最有力的反对声音：范缜《神灭论》。** 《梁书》把这篇文章**全文照录**在《儒林传》里（卷四十八），这是《梁书》最了不起的一个编纂决定——一部由崇佛王朝的史官所写、在崇佛风气最盛时成书的史书，完整保存了反佛最彻底的一篇论文。
缘起是竟陵王萧子良问他：“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答：“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神灭论》采问答体，核心论点是“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并用刀与利的比喻说明：“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又分辨“知”与“虑”：“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是非之虑“心器所主”，即五藏之心。又论生死：“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荣木变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
最后一问“知此神灭，有何利用”，答语是全篇的落脚点，也是全书对佛教最严厉的批评：“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
结果：“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六、曾巩的辟佛序。** 北宋校书时，曾巩为《梁书》作序（即附录），通篇是一篇辟佛论。他开宗明义：“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他的辩驳路径与范缜完全不同——范缜从形神关系立论，曾巩则从“圣人之内”立论：佛徒自谓“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曾巩反问“彼恶睹圣人之内哉”，然后用“思曰睿，睿作圣”“穷理”“尽性”“诚”“化”一路推演儒家的内圣之学，结论是“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最后点明作序的用意：“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一部梁史，开头是一位崇佛皇帝，中间保存了一篇神灭论，末尾附了一篇宋人的辟佛序——这三层叠在一起，构成了全书最有张力的一条思想线索。
【道教与方技】
相对佛教，道教在《梁书》里的篇幅小得多，但有一个极重要的人物。
**陶弘景**（卷五十一）是南朝道教的集大成者，书里给了他一篇很完整的传：母梦青龙入怀而生；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永明十年挂朝服于神武门，上表辞禄，“公卿祖之于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隐居句容句曲山（茅山），自号华阳隐居，“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他在山中“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
他的学问范围极广：“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又尝造浑天象。”又“善辟谷导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壮容”。
他与梁朝政治的关系很深：禅代之际“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武帝即位后“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世称“山中宰相”（此语《梁书》未载，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询”的意思已具）。大通初“令献二刀于高祖，其一名养胜，一名成胜，并为佳宝”。
他同时又受佛教影响：“曾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一个道教宗师受佛戒，这是梁代三教混融最典型的个案。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屈申如恒”，诏赠中散大夫，谥贞白先生。
他还有一首预言诗，前已引：“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
**民间道教与妖贼。** 与士大夫道教相对的是下层的教团叛乱，《梁书》记了四起：
- 天监九年吴承伯“挟祅道”聚众攻宣城，杀太守朱僧勇，转寇吴兴，蔡撙临阵斩之。
- 中大通年间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僧强颇知幻术，更相扇惑，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陈庆之“曾未浃辰，斩伯龙、僧强”。
- 大同元年鄱阳郡民鲜于琛“服食修道法，尝入山采药，拾得五色幡眊，又于地中得石玺”，自以为神，“结其门徒，杀广晋令王筠，号上愿元年，署置官属……有众万余人”，陆襄击破擒之。
- 大同八年安成人刘敬躬“挟左道以反”，“妖党遂至数万”，攻庐陵取豫章，次年被擒斩于建康市。
“挟祅道”“挟左道”“服食修道法”——这些词指的都是民间道教的教团组织。四起都在江南腹地，四起都迅速平定，但频率本身说明问题。
**方技与机巧。** 庾诜“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祖暅造欹器、漏刻；陶弘景造浑天象；崔灵恩合浑盖；王僧辩军中以“楼船”“水栅”“木桔槔”“虾蟆车”“障车”攻守；康绚筑堰用“井干”填石。另有相术：相工指吕僧珍“此有奇声，封侯相也”；陈显达屏人对吕僧珍说“卿有贵相”；宝志相何敬容。
【医学】
《梁书》无方技传，医学材料零散但不少，归拢起来有这么几条：
**宫廷医药。** 武帝“手疏治疽方以赐之”给患风疽与疠疾的周兴嗣——皇帝亲自开方。大臣病重时“中使医药，一日数至”“日有十数”（郑绍叔、吕僧珍、冯道根、孔休源皆有此待遇）。殷钧久病，武帝“服膳医药，皆资天府”。沈约病中“高祖遣上省医徐奘视约疾，还具以状闻”——宫廷医生兼有侦察之责。
**疾病记录。** 沈约自述病状极详细，是一篇珍贵的病历：“常须过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体不复相关。上热下冷，月增日笃，取暖则烦，加寒必利，后差不及前差，后剧必甚前剧。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周兴嗣“两手先患风疽……又染疠疾，左目盲”。严植之“少遭父忧，因菜食二十三载，后得风冷疾”。褚修“父丧毁瘠过礼，因患冷气”。江革“素不便马”。殷钧“体羸多疾，闭阁卧治”。
**疫病。** 天监二年“是夏多疬疫”，三年“是岁多疾疫”；郢城围城“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浮山堰“夏日疾疫，死者相枕”；台城被围“城中疾疫，死者太半”。又郢州“夏口常为兵冲，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
**地方病与药物。** 殷钧治临川，“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自钧在任，郡境无复疟疾”。阮孝绪为母合药须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就视，果获此草”。沈崇傃母卒患心痛，“医方须三升粟浆”。
**医者与医术。** 北渡道人慧龙“得治眼术”，为鄱阳王恢下针，“豁然开朗”。严植之山行见患者，“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又救塘侧弃病人，“载还治之，经年而黄氏差”——这是士人行医施药之例。
**尝粪验疾。** 庾黔娄（卷四十七）为父病，医者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他“辄取尝之，味转甜滑，心逾忧苦”。这是二十四孝“尝粪忧心”的本事，但从医学史看，它记录的是六朝已用粪便的味道判断病情（甜味示危）的诊法。
**佛教与医疗的交涉。** 江紑之父患眼，梦僧云“患眼者，饮慧眼水必差”，后舍宅为慧眼寺，掘故井得清泉，“依梦取水洗眼及煮药，稍觉有瘳，因此遂差”。滕昙恭五岁时母思寒瓜，有桑门分瓜与之。刘霁诵《观世音经》万遍而母病延期。这类“孝感”“佛佑”的记载在《孝行传》里成批出现，它们记录的是疾病，解释的是宗教。
【艺能】
**书法。** 萧子云是梁代书家第一（卷三十五）。他“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自述学书历程：“年二十六……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澈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武帝评他：“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子萧特亦善草隶，武帝说：“子敬之书，不及逸少。近见特迹，遂逼于卿。”
其他书家：王志“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徐希秀称他为“书圣”；殷钧“善隶书，为当时楷法”；陶弘景、萧几、刘慧斐、张孝秀“工篆隶”；到沆“工篆隶”。武帝本人“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且“雅好虫篆”。
**绘画。** 张繇（僧繇）见于卷五十四：长干寺大同中改建，“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陆杲“工书画”。另有多次“使画工图其形像”的记载——高祖图张缅形于台省以励当官，图康绚马射之状，图冯道根之像，这是一种制度化的旌表方式。昭明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
**围棋。** 梁代棋风极盛。武帝“棋登逸品”，与到溉“每与对棋，从夕达旦”，还拿到溉家的奇石和《礼记》一部打赌。柳恽“善奕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官修棋谱与棋品。陈庆之少年时因陪武帝通宵下棋、“闻呼即至”而得亲信，这是他发迹的起点。陆云公“善弈棋”。朱异“博弈书算，皆其所长”。
**音律。** 柳恽著《清调论》；卞华“江左以来，钟律绝学，至华乃通焉”；羊侃自造乐曲；武帝制《乐社义》并亲定郊庙乐辞。
**字书与类书。** 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书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卷三十五）——这是《玉篇》成书过程的唯一记载。范岫著《字训》，顾协“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撰《异姓苑》《琐语》。刘峻奉安成王之命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天监十五年敕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即《华林遍略》），何思澄、刘杳、顾协等五人与焉。
**机巧。** 庾诜“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祖暅造器；刘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并献古器四种于东宫，所记铭文（“建平二年造”“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初平二年造”）是六朝金石著录的珍贵片段。
【宗室政策：梁朝最特别的一项制度实验】
这是《梁书》里一条很容易被忽略、却最能见出梁朝性格的线索，值得单独立一节。
**对前朝宗室的宽容。** 卷三十五萧子恪传记了一段武帝对齐室诸王的长篇谈话，是全书最重要的政治文献之一。他说：
“夫天下之宝，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无期运，虽有项籍之力，终亦败亡……宋孝武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无不因事鸩毒……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劝我云：‘时代革异，物心须一，宜行处分。’我于时依此而行，谁谓不可！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此是一义。二者，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二世，宗属未远……三者，建武屠灭卿门，致卿兄弟涂炭。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
他又让内侍传话给齐室诸郎：“我今日虽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诸郎得安耳。但闭门高枕，后自当见我心。”
结果是实实在在的：萧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萧子显官至吏部尚书，萧子云至国子祭酒。姚察的史论把这一点看得很重：“昔魏藉兵威而革汉运，晋因宰辅乃移魏历……抑前代宗枝，用绝民望。然刘晔、曹志，犹显于朝；及宋遂为废姓。而齐代，宋之戚属，一皆歼焉。其祚不长，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规，故子恪兄弟及群从，并随才任职，通贵满朝，不失于旧……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对本朝宗室的放纵。** 这是同一政策的另一面，而这一面是灾难性的。卷二十二至二十四写太祖五王、高祖诸弟、从弟，几乎人人出镇大州、久任不徙。临川王萧宏是最突出的例子：他北伐一战而溃，却历任扬州刺史、司徒、司空、太尉，“在州二十余年，未尝以吏事按郡县，时称其长者”；他的儿子萧正德“少粗险，不拘礼节”，曾逃奔北魏，“又自魏逃归，高祖不之过也。复其封爵”——叛国投敌回来还能复爵。后来正是这个萧正德“潜运空舫，诈称迎荻，以济景”，把侯景的军队渡过长江。
豫章王萧综是武帝次子，其母吴淑媛本是东昏侯宫人，“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者”。他私祭齐氏七庙，微服拜齐明帝陵，又“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并杀一男，取其骨试之”——用滴骨验亲，然后在普通六年镇彭城时叛逃北魏，改名萧赞，为东昏侯服斩衰。
邵陵王萧纶“以侵渔细民”被告发，便“令客戴子高于都巷刺杀之”，杀了告发的少府丞何智通，武帝围其第捕凶手，他藏匿不出，“坐免为庶人。顷之，复封爵”。
武帝自己的辩解见于卷三十五：对兄弟宗室，他要的是“弗取前规”；但对犯罪的宗室一再宽纵，终于养成了萧正德、萧综这样的祸根。魏征的总评说他“溺于释教，驰于刑典，每断重罪，则终日弗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这一句虽不在《梁书》原文，但《梁书》本身提供的全部材料都指向这个结论。
**宗室相攻。** 梁末最惨的一幕不是侯景杀人，而是萧家人自相残杀。元帝萧绎在侯景围台城时按兵不动，先派儿子萧方等去打侄子河东王萧誉（“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为誉所败死”），再派鲍泉、王僧辩围长沙一年，城破斩萧誉；又遣王僧辩逼走弟弟邵陵王萧纶，萧纶最后死于西魏之手；又拒绝弟弟武陵王萧纪还蜀的请求，兵败后“有司奏请绝其属籍，世祖许之，赐姓饕餮氏”。
邵陵王给元帝的那封信（卷二十九）是全书最痛切的文字：“伏以先朝圣德，孝治天下，九亲雍睦，四表无怨……岂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今已丧钟山，复诛犹子，将非扬汤止沸，吞冰疗寒……夫征战之理，义在克胜；至于骨肉之战，愈胜愈酷，捷则非功，败则有丧，劳兵损义，亏失多矣。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正为藩屏盘固，宗镇强密。若自相鱼肉，是代景行师。景便不劳兵力，坐致成效，丑徒闻此，何快如之！”
元帝的回信只是“陈河东有罪，不可解围之状”。萧纶读后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
【侯景之乱始末】
这是《梁书》的终局，也是全书最详尽的一段连续叙事（卷五十六独占一卷，另散见卷三、四、五、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六）。按时间理一遍：
**降与纳（547）。** 侯景是怀朔镇兵出身，为尔朱荣、高欢所用，“性残忍酷虐，驭军严整；然破掠所得财宝，皆班赐将士，故咸为之用”，高欢死前对儿子说：“侯景狡猾多计，反覆难知，我死后，必不为汝用。”他于是以河南十三州降梁。朝议不可，朱异主纳，武帝因一个梦而决。
梁朝为他出兵寒山，大败，萧渊明被俘。东魏以放还萧渊明为饵议和，侯景试探性地伪造东魏国书索要自己，朝廷答复“贞阳旦至，侯景夕反”，他于是确知必被出卖。
**反（548年八月）。** 以“清君侧、诛朱异”为名，“募兵得三千人”。十月袭谯州、历阳，萧正德“先遣大船数十艘，伪称载荻，实装济景”。他从采石渡江，“马数百匹，兵千人，京师不之觉”。
**围城（548年十月—549年三月）。** 台城被围一百三十余日。守城主将是羊侃（器械之精已见前），朝廷方面的荒唐事接连不断：王质无故退兵让出江防；庾信在朱雀航“见景至航，命彻航，始除一舶，遂弃军走”；援军四方云集“众号百万”，却“连营相持，已月余日”不进，柳仲礼被推为大都督而“不遑贯甲”地冒进受伤后便不再出战；韦粲在青塘营垒未成遇袭战死，“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
城中的惨状：“城中疾疫，死者太半”；“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城外更惨：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米斛数十万，人相食者十五六”。
中间有一次和议。侯景粮尽求和，刘邈劝他“未若乞和，全师而返”，于是西华门外设坛歃血。但他的谋臣王伟说：“王以人臣举兵背叛，围守宫阙，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秽宗庙，今日持此，何处容身？愿王且观其变。”侯景遂背盟，上了那封列举武帝“十失”的长表。沈浚奉命出城责问，侯景“横刃于膝，瞋目叱之”，沈浚正色答：“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岂畏逆臣之刀乎！”不顾而出。侯景说：“是真司直也。”——然后记恨在心，后来专门索要他杀掉。
三月城陷。
**武帝之死（549年五月）。** 城陷后侯景入见，这一段是全书写得最见人物的场面：“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升殿。拜讫，高祖问曰：‘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景默然。又问：‘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对，从者代对。”出来后侯景对部下说：“吾常据鞍对敌，矢刃交下，而意气安缓，了无怖心。今日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再见之。”
但八十六岁的皇帝毕竟只剩这点威仪了。“时有事奏闻，多所谴却”；侯景派兵入殿，他问制局监周石珍“是何物人”，答“丞相”，他故意说“何物丞相”，答“是侯丞相”，他怒曰：“是名景，何谓丞相！”最后“每所征求，多不称旨，至于御膳亦被裁抑，遂忧愤感疾而崩”。
**废立与弑杀（550—551）。** 侯景立简文帝，自为大丞相、相国、汉王，又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简文帝看到诏文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大宝二年八月废简文帝，杀皇太子大器及诸王二十余人，立豫章王萧栋，改元天正；十月以土囊压杀简文帝。简文帝在幽闭中题壁自序：“有梁正士兰陵萧世缵，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他临死前对殷不害说“吾昨夜梦吞土”，不害答以重耳馈块之典，“及是见弑，实以土焉”。
十一月侯景篡位，改元太始，追尊其祖为大丞相、父为元皇帝。他不知七庙为何物：王伟请立七庙，他问“何谓为七庙”，又问七世名讳，他说：“前世吾不复忆，惟阿爷名标。”众人窃笑，最后由王伟编造了一套世系，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
**平定（551—552）。** 转折点是巴陵。王僧辩据巴陵坚守，侯景“设长围，筑土山，昼夜攻击，不克。军中疾疫，死伤太半”；胡僧祐、陆法和在赤亭大破任约并生擒之，侯景连夜遁走。此后王僧辩东下，连克鲁山、郢城、湓城；陈霸先自南江出，与僧辩会于白茅洲登坛盟誓（盟文由陈霸先作，全文照录，是一篇极有力的檄文）。
承圣元年三月，两军至建康，石头城北一战，侯景大败。他“不入宫，敛其散兵，屯于阙下，遂将逃窜”，王伟揽辔谏之，他说了一段话，是全书最后一次听他自述：“我在北打贺拔胜，破葛荣，扬名河、朔，与高王一种人。今来南渡大江，取台城如反掌，打邵陵王于北山，破柳仲礼于南岸，皆乃所亲见。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于是“以皮囊盛二子挂马鞍”东奔，在松江被侯瑱追及，“推堕二子于水，自沪渎入海”，至壶豆洲为羊鹍所杀（羊侃之子，一直伪装追随以伺机）。
尸体运到建康，“百姓争取屠脍啖食，焚骨扬灰。曾罹其祸者，乃以灰和酒饮之”。首级送江陵，“世祖命枭之于市，然后煮而漆之，付武库”。王伟被烹于市，“百姓有遭其毒者，并割炙食之”。
**《侯景传》的写法。** 卷五十六是《梁书》唯一一篇完全独立成卷的个人传记，体例上属于“贼臣传”。它的特点是：大量照录文书（侯景降表、高澄与侯景往返书、侯景十失表、矫诏），使双方的理据都呈现出来；同时密集记录谶谣与异象（“青丝白马寿阳来”、宝志“掘尾狗子”谣、朱耽梦犬羊据御坐、陶弘景诗、临篡时野鸟翔集与白虹贯日、僧通以盐封肉）。
最后的史论说：“国之将亡，必降妖孽。虽曰人事，抑乃天时。昔夷羿乱夏，犬戎厄周，汉则莽、卓流灾，晋则敦、玄构祸，方之羯贼，有逾其酷。”
【四夷】
卷五十四《诸夷传》是《梁书》唯一一篇地理民族志，分三部分：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其价值在中国古代中外交通史上极高，因为它记录了大量其他史书没有的内容。
**海南诸国。** 序文讲交通史的脉络：汉元鼎中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吴孙权时遣朱应、康泰通使，“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少；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
- **林邑国**（今越南中部）：记其地产“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又出“吉贝”（木棉）与“沉木香”，并解释沉香的辨别法：“置水中则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浮不浮者，曰{栈}香也。”风俗：“居处为阁，名曰于阑，门户皆北向；书树叶为纸；男女皆以横幅吉贝绕腰以下，谓之干漫……国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杀之。其大姓号婆罗门。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也……死者焚之中野，谓之火葬。”
- **扶南国**（今柬埔寨）：篇幅最长。记其建国传说（混填梦神赐弓，乘舶入海，射柳叶之舶而娶之，“生子分王七邑”），记范蔓“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记其神判法：“有罪者，先斋戒三日，乃烧斧极赤，令讼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镮、鸡卵投沸汤中，令探取之，若无实者，手即焦烂”，又以鳄鱼与猛兽决狱。又记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又记天神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
- **顿逊国**：“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这是记载古代东南亚国际贸易枢纽最早最明确的一条史料。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
- **毗骞国**：长颈王“身长丈二，颈长三尺，自古来不死”，“国法刑罪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国内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杀而啖之”。
- **自然大洲的火浣布**：“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若小垢洿，则投火中，复更精洁。”——石棉布。
- 其余有盘盘、丹丹、干陀利、狼牙修、婆利诸国。干陀利国王梦僧之事与其“写梦中所见高祖容质，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使人到建康后“模写高祖形以还其国，比本画则符同焉”——这是古代中外肖像画交流的一则奇闻。诸国上表全文照录，辞藻华丽，满篇佛教语汇（“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伏惟皇帝是我真佛”），是研究南海佛教国家外交文书的第一手材料。
- **中天竺国**：记恒河“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记火齐（云母）“别之则薄如蝉翼”，记苏合香的制法与郁金的流通：“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与佗国也。”又记大秦王安敦遣使、大秦贾人秦论到交趾见孙权之事，以及扶南苏物使天竺往返四年的行程。
- **师子国**（斯里兰卡）：记其“旧无人民，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估来共市易，鬼神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显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这是“哑贸易”最早的中文记载之一。又记晋义熙初所献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与戴安道佛像、顾恺之维摩画并称“三绝”，“至齐东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为嬖妾潘贵妃作钗钏”。
**东夷。** 高句骊（记东明传说、丸都之战、官制“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加”、风俗“兄死妻嫂”“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明”）、百济（“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檐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这是中国文化输出朝鲜半岛的明确记录；又记太清三年百济使者到建康“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而囚之）、新罗（“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普通二年始随百济奉献）、倭（详记从带方到邪马台的行程、卑弥呼事、赞弥济兴武五王）。
**最特别的是扶桑国**：齐永元元年沙门慧深到荆州所说，“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其地多扶桑木，“绩其皮为布以为衣”，“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又说其国本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又记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这段记载后世引发了无数关于“扶桑是否美洲”的争论，无论结论如何，它都是《梁书》最著名的一段文字。
**西北诸戎。** 河南国（吐谷浑，记青海“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又“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棉花，又“有朝乌者，旦旦集王殿前，为行列，不畏人”）、滑国（嚈哒，“兄弟共妻”“无城郭，毡屋为居”“事天神、火神”“无文字，以木为契”）、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龟兹、于阗（“有水出玉，名曰玉河”“书则以木为笔札，以玉为印。国人得书，戴于首而后开札”）、渴盘陁、末国、波斯（“城外佛寺二三百所”，中大通二年“遣使献佛牙”）、宕昌、邓至、武兴、芮芮（柔然，“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
史臣的总结很诚实：“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地穷边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异，怪类殊种，前古未闻，往牒不记。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辩方物土，莫究其极。”
【卷目提要】
全书五十六卷，另附曾巩序一篇。以下逐卷说明内容与要点。
**卷一·本纪第一 武帝上**
记萧衍的家世、仕齐经历，直到中兴二年受禅前夕。先叙其出身兰陵萧氏、为齐高帝族弟之子，少与沈约等为竟陵王西邸“八友”；记建武二年援义阳、四年邓城之败而“独帅众距战……惟高祖全师而归”，这是他军中威望的起点。永元二年其兄萧懿被杀，他在襄阳召王茂、吕僧珍、柳庆远、吉士瞻定议起兵，檀溪沉竹木、积茅盖屋的伏笔在此揭晓。随后是“驰两空函定一州”赚杀刘山阳、与萧颖胄合谋奉南康王、长篇移檄京邑、围郢城半年、加湖破吴子阳、招降陈伯之、大航破王珍国二十万众、斩东昏侯、入屯阅武堂连下数令（大赦、除昏制谬赋、通检冤狱、收葬死者）。最后是相国、梁公、梁王、九锡的整套禅代文书，包括那篇历数“此又公之功也”十余次的策文。本卷是一部完整的创业实录，也是梁初诸将列传的总纲。
**卷二·本纪第二 武帝中**
起天监元年四月受禅，讫天监十八年，凡十八年。这是全书制度材料最密集的一卷：即位告天文、改元大赦、封齐帝为巴陵王（一月后鸩杀）、追尊考妣、分封诸弟、定律令（二年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置谤木肺石二函、许端右风闻奏事、三开三闭的赎刑之议、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立孔子庙、七年大启庠斅、九年亲临国子学讲肆、复置十二卿、土断南徐州侨郡县、“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十七年招抚流民的长诏、免兵驺奴婢为平民。军事上则有四年北伐、五至六年钟离之捷、十年马仙琕克朐山、十三年起浮山堰。灾异有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四年“大穰，米斛三十”的对照。读梁朝制度，此卷不可略过一句。
**卷三·本纪第三 武帝下**
起普通元年，讫太清三年武帝崩，凡三十年。前半是武功与佛事交替：普通五年裴邃北伐、六年萧综叛魏、七年克寿阳复置豫州；大通元年、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太清元年四次舍身同泰寺；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晋安王纲为太子；大同三年开阿育王塔出舍利；大同七年立士林馆。后半急转直下：太清元年纳侯景、八月北伐寒山大败、二年八月侯景反、十月渡江、三年三月台城陷、五月“高祖崩于净居殿，时年八十六”。
卷末有一篇极长的武帝评述，是了解这个人最完整的一份材料：生知淳孝、六岁丧母水浆不入口三日；“少而笃学，洞达儒玄……燃烛侧光，常至戊夜”；著《制旨孝经义》等二百余卷、《通史》六百卷、文集一百二十卷、《金策》三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日止一食……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断房室”；“不饮酒，不听音声”。史臣曰则归咎于“及乎耄年，委事群幸……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
**卷四·本纪第四 简文帝**
萧纲，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前半记他历镇南兖、荆、江、南徐、雍诸州的履历，与在襄阳北伐“克平南阳、新野等郡……拓地千余里”的战绩；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后越次立为皇太子。后半是傀儡生涯：太清三年五月即位，大宝元年、二年两年中记的全是“侯景逼太宗幸西州”“景自进位相国”“景自加宇宙大将军”，直到二年八月被废幽于永福省、十月被王伟等以土囊压杀，年四十九。
传末评他：“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武帝试之后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雅好题诗……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庄子义》各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
**卷五·本纪第五 元帝**
萧绎，武帝第七子，生而眇一目。前半记他在荆州十余年的经营；太清三年受密诏为侍中、假黄钺、司徒承制。此后的记载有一个特别之处：他坚持用“太清四年”“太清五年”“太清六年”纪年，不承认侯景所立。
本卷的主体是三件事：一是与宗室的相攻（杀河东王萧誉、逼走邵陵王萧纶、拒武陵王萧纪而杀之）；二是王僧辩东下平侯景的全过程，包括那篇驰檄四方的长文；三是劝进与固让的往复（王僧辩等三上表，徐陵自邺奉表，最后承圣元年十一月即位于江陵）。
结局在承圣三年：九月“世祖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十月“魏军至于襄阳，萧察率众会之……停讲，内外戒严”——讲《老子》讲到一半敌兵到了城下，这个细节史官写得极冷。十一月城陷，十二月被害，年四十七。“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
传末记其学问：“博综群书，下笔成章……才辩敏速，冠绝一时”，著述有《孝德传》《忠臣传》《丹阳尹传》《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玉韬》《补阙子》《老子讲疏》《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筮经》《式赞》、文集五十卷。史臣的评语是“禀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无术”。
**卷六·本纪第六 敬帝**
萧方智，元帝第九子，十三岁被王僧辩、陈霸先立为太宰承制。本卷实际是陈霸先代梁的编年：绍泰元年九月陈霸先袭杀王僧辩、黜贞阳侯、立敬帝；此后两年是平杜龛、张彪、徐嗣徽、任约、萧勃的连续战事，以及北齐军队数次南下被击退。太平二年十月禅位于陈，“奉帝为江阴王，薨于外邸，时年十六”。
本卷末附魏征的总论，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史评，分评四帝。论武帝：“其雄才大略，固无得而称矣……大修文教，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魏、晋已来，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得其所难而滞于所易，可谓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矣。”论简文：“文艳用寡，华而不实。”论元帝：“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论敬帝：“时无伊、霍之辅，焉得不为高让欤？”
**卷七·列传第一 皇后**
收太祖献皇后张氏、高祖德皇后郗氏、太宗简皇后王氏、高祖丁贵嫔、高祖阮修容、世祖徐妃六人。序文点出梁朝后宫的特殊之处：“高祖拨乱反正，深鉴奢逸，恶衣菲食，务先节俭。配德早终，长秋旷位，嫔嫱之数，无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储藩，而妃并先殂，又不建椒阃。”——武帝即位时元配已死，此后四十八年不立皇后，太宗、世祖也都没有皇后，所以这一卷实际是一卷“无皇后的皇后传”。
最重要的是丁贵嫔传，因为她是昭明太子生母，由此引出“母以子贵”的一场礼议，详载有司奏议：“贵嫔载诞元良，克固大业，礼同储君，实惟旧典……谓贵嫔典章，与太子不异。”于是“贵嫔备典章，礼数同于太子，言则称令”。她本人“性仁恕……不好华饰，器服无珍丽，未尝为亲戚私谒。及高祖弘佛教，贵嫔奉而行之，屏绝滋腴，长进蔬膳……尤精《净名经》”。张缵所作哀策文全文照录。
末附世祖徐妃昭佩，只有极短的几行：“太清三年五月，被谴死，葬江陵瓦官寺。”史臣评：“世祖徐妃之无行，自致歼灭，宜哉。”
**卷八·列传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怀太子**
三位未及即位的储君。重心全在昭明太子萧统。
他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性仁孝，丁贵嫔薨时“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武帝屡敕劝食，他“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
政事上：“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皆即就辩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天下皆称仁。”又“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又出主衣绵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贫冻”。
中大通二年他上疏谏止吴兴漕渠之役，是一篇极好的民情奏议：“所闻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此虽小举，窃恐难合，吏一呼门，动为民蠹……不审可得权停此功，待优实以不？”
文学上：“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著《正序》十卷、《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他薨于中大通三年，三十一岁，“京师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闻丧皆恸哭”。王筠所作哀册文全文载入。
哀太子大器，简文帝长子，大宝二年被侯景所杀，年二十八。被执时“方讲《老子》，将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颜色不变，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要用衣带绞他，他说“此不能见杀”，自己指帐竿下的绳子。此前侯景西上败归，左右劝他趁乱北逃，他说：“家国丧败，志不图生；主上蒙尘，宁忍违离？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谓避贼。”
愍怀太子方矩（元良），元帝第四子，与元帝同为西魏所害。评语只有八个字：“聪颖，颇有世祖风，而凶暴猜忌。”
**卷九·列传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庆远**
开国三将。
王茂是起兵时的首席将领，自郢城到建康“每遣茂为前驱”，大航一战“纵兵追奔，积尸与航栏等”。他“性宽厚，居官虽无誉，亦为吏民所安。居处方正，在一室衣冠俨然，虽仆妾莫见其惰容”。晚年“天下无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颇怏怏，侍宴醉后，每见言色”——武功之臣在偃武修文之世的失落，写得很含蓄。他死前梦钟磬自堕，醒后命奏乐，“钟磬在格，果无故编皆绝，堕地”。
曹景宗是全书最鲜活的人物之一。少年逐鹿“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钟离之役与韦叡并力破魏。他那段著名的自述把南朝武人的全部性情说尽了：“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他又“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虽公卿无所推揖；惟韦叡年长，且州里胜流，特相敬重”。但他也有污点：义阳之围“望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坐视蔡道恭死守城陷。
柳庆远是文职型的佐命功臣，“义兵起，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入城后宫中夜火，武帝“悉敛诸钥，问‘柳侍中何在’”，庆远至，尽付之——这个细节最见信任。
**卷十·列传第四 萧颖达 夏侯详 蔡道恭 杨公则 邓元起**
荆州集团。
萧颖达与兄颖胄是荆州起兵的主事者，赚斩刘山阳的具体执行人。颖胄在建康将平时“忧愧不乐，发疾数日而卒”，州中秘不发丧，“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本卷还载任昉弹劾萧颖达“启乞鱼军税”的奏文，是研究梁代御史制度的好材料。
夏侯详的《献议》是一篇完整的攻守兵法：“穷壁易守，攻取势难；顿甲坚城，兵家所忌……若使贼人众而食少，故宜计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众而攻之。若使粮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宝，纵反间。”他后来在湘州任上，于“刺史登此山辄被代”的山头起台榭延僚属，“以表损挹之志”。
蔡道恭守义阳百余日而死，事已详前。
杨公则守湘州、下江州，“号令严明，秋毫不犯”；城下观战时弩矢“贯胡床”，他只说一句“几中吾脚”。北伐时已病，仍强起登舟：“马革还葬，此吾志也。”
邓元起平蜀。他的故事最有警示意味：入蜀之初用庾黔娄、蒋光济，“城内财宝无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论财色。性本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蜀人翕然称之；但舅子一句“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便疏远了二人，“治迹稍损”；交卸时“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被继任的萧渊藻表奏，收付州狱自缢。他母亲早有预言：“贫贱家儿忽得富贵，讵可久保，我宁死不能与汝共入祸败。”
**卷十一·列传第五 张弘策（庾域） 郑绍叔 吕僧珍**
三位心膂之臣。
张弘策是武帝的从舅，星夜论天象定君臣之分的那一幕即在此卷：“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请定君臣之分。”他入城后“申勒部曲，秋毫无犯”，天监元年死于东昏余党夜袭，“弘策方救火，盗潜后害之”。
郑绍叔的故事是一段反间：东昏派他哥哥郑植来做刺客，他直接告诉武帝，武帝设宴戏之：“朝廷遣卿见图，今日闲宴，是见取良会也。”又带郑植参观城防武备，郑植退而叹“雍州实力，未易图也”。兄弟南岘相别，“相持恸哭”。他的为臣之道很特别：“每为高祖言事，善则曰：‘臣愚不及，此皆圣主之策。’其不善，则曰：‘臣虑出浅短……殆以此误朝廷，臣之罪深矣。’”武帝身后说他“立志忠烈，善则称君，过则归己，当今殆无其比”。
吕僧珍是寒门出身的禁卫重臣。檀溪橹的伏笔、白板桥以三百人破李居士万人的战斗都在本卷。他最出名的是任南兖州刺史时的几件事：堂兄之子贩葱，想求州官，他说“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乡人劝他拆督邮官廨扩宅，他怒曰“督邮官廨也……岂可徙之益吾私宅”；姐姐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他“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在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气鞠躬，果食未尝举箸”，有一次醉后取柑一枚，武帝笑曰：“便是大有所进。”
**卷十二·列传第六 柳惔（弟忱） 席阐文 韦叡（族弟爱）**
本卷的重心是**韦叡**，梁朝第一名将。
他的用兵风格是“怯防勇战”的反面——极稳而极决。合肥之役堰肥水、造高舰、拒退保之议；钟离之役夜筑营垒使元英惊呼“是何神也”、乘淮水暴涨焚桥破敌；安陆之役“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讥其示弱，他说：“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勇。”
他的体质与作风也特别：“叡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墙壁，皆应准绳”。
为人则谦退到极点：钟离战后“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叡独居后”；赌钱故意反掷；“于故旧，无所遗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晚年“慕万石、陆贾之为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
最后一笔尤可注意：“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在举国崇佛的朝廷里公开不随俗，只有韦叡做得到。
其子韦黯在侯景围城时守西土山，“昼夜苦战”，卒于城内。
**卷十三·列传第七 范云 沈约**
佐命二文臣，合传的用意很明显：两人都是“谋谟帷幄，实寄良、平”。
范云最可记的是他的直谏。竟陵王时代他“每献损益，未尝阿意”，谏书百余纸“辞皆切直”，齐武帝读后说“不谓云能尔”；文惠太子观刈稻说“刈此亦殊可观”，众人唯唯，他独曰：“夫三时之务，实为长勤。伏愿殿下知稼穑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梁初武帝纳东昏余妃“颇妨政事”，他与王茂力谏，终使武帝把余氏赐给王茂。他“性笃睦，事寡嫂尽礼”，友人王畡死于官舍无宅，“云乃迎丧还家，躬营含殡”。
沈约是劝进的主谋。那一段他与范云先后入见、他先期进殿“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的描写，把一个急于定策的谋臣写活了。武帝说：“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
但他的晚年很不堪。“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于是写了那封给徐勉的长信陈情乞退，病状写得极详。他与武帝交恶的两件事：一是栗事之对（“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二是为张稷辩解触怒。他惊惧之下“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事泄，“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谥议本为“文”，武帝改为“隐”：“怀情不尽曰隐。”
他的著述与学术：《晋书》一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等；聚书二万卷“京师莫比”；《四声谱》“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姚察的评语是“约高才博洽，名亚迁、董”，但也说他“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卷十四·列传第八 江淹 任昉**
两位文章大家。
江淹的《狱中上书》全文照录，是六朝骈文名篇：“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此也。”他为齐高帝析沈攸之“五胜五败”，也是一篇出色的军情判断。为御史中丞时弹劾中书令谢朏以下一大批人，“内外肃然”，明帝称他“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晚年他对子弟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本传最后一句是文学史上的著名公案：“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
任昉是梁初文坛的中心。“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为秘书监时校定秘阁四部“由是篇目定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为人则“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坐上宾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任君”。在义兴、新安任上“儿妾食麦而已”“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死后“阖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
本卷最有分量的附录是**刘孝标《广绝交论》全文**——因为任昉死后“诸子皆幼，人罕赡恤之”，刘孝标愤而作此。文中分“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五术，又言“三衅”，最后直指任昉身后：“及瞑目东越，归骸雒浦，繐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呜呼！世路险巇，一至于此！”
**卷十五·列传第九 谢朏 弟子览**
谢朏是齐梁之际士大夫气节的标本。齐受禅之日他当值侍中，按例应解玺授齐王，他“佯不知”，说“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请他称疾，他说“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齐武帝请诛之，高帝说：“杀之则遂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耳。”
入梁后他是被反复征召而终于出仕的头号隐士。武帝为他开了极高的礼遇：“角巾肩舆，诣云龙门谢。诏见于华林园，乘小车就席”；“舆驾出幸朏宅，宴语尽欢”；“敕材官起府于旧宅，高祖临轩，遣谒者于府拜授，诏停诸公事及朔望朝谒”；元会时“诏朏乘小舆升殿”。
他在吴兴太守任上给弟弟送酒并写信：“可力饮此，勿豫人事。”又自言“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其侄谢览“自祖至孙，三世居选部”，在吴兴太守任上逐走中书舍人黄睦之的子弟，“自是睦之家杜门不出”。
**卷十六·列传第十 王亮 张稷 王莹**
三人都是齐末的旧臣，入梁后境遇各异，合传的用意在“取舍”二字。
王亮是全书被批评得最重的人物。义师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亮独不遣”，武帝见他只说一句：“颠而不扶，安用彼相。”虽然仍用为尚书令，但天监二年元会他称疾不登殿而“语笑自若”，被弹劾“大不敬”，削爵为民。本卷载范缜为他鸣不平、任昉弹劾范缜、武帝玺书诘问范缜的全套文书，是一场完整的朝堂公案。史臣的评语最严：“王亮之居乱世，势位见矣。其于取舍，何与三仁之异欤？……其自取废败，非不幸也。”
张稷是斩东昏侯的主谋之一。他在西钟下对百官说的那段话（“今独夫自绝于天，四海已归圣主，斯实微子去殷之时，项伯归汉之日”）是改朝换代的宣言。他“性烈亮，善与人交。历官无蓄聚，俸禄皆颁之亲故”，去吴兴郡时“候稷者满水陆。稷单装径还京师，人莫之识”。最后在青冀二州刺史任上因“宽弛无防，僚吏颇侵渔之”，被州人夜袭所杀。他的女儿楚瑗“以身蔽刃，先父卒”。
王莹“性清慎，居官恭恪”，一生平稳。最后的异事是印章六铸六毁：“印工铸其印，六铸而龟六毁，既成，颈空不实，补而用之。居职六日，暴疾卒。”
**卷十七·列传第十一 王珍国 马仙琕 张齐**
三位降将与边将。
王珍国在南谯太守任上“发米散财，以拯穷乏”，齐高帝手敕褒之；罢桂阳内史还都“还装轻素”，柳世隆叹为“良二千石”。他是斩东昏的另一主谋，事前“密遣郄纂奉明镜献诚于高祖，高祖断金以报之”。后来武帝问：“卿明镜尚存，昔金何在？”他答：“黄金谨在臣肘，不敢失坠。”钟离之役前武帝问方略，他说：“臣常患魏众少，不苦其多。”
马仙琕是全书最典型的“后服”之臣。义师起时他斩了来劝降的故人姚仲宾，城陷后“号哭经宿，乃解兵归罪”。武帝慰之曰“射钩斩袪，昔人弗忌”，他答：“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此后北伐“每战，勇冠三军”，却“与诸将论议，口未尝言功”，说：“丈夫为时所知，当进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愿也。何功可论！”为将“能与士卒同劳逸。身衣不过布帛，所居无帷幕衾屏，行则饮食与厮养最下者同。其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庭，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姚察说：“及其临边抚众，虽李牧无以加矣。”
张齐是个文盲名将：“手不知书，目不识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修。”他在益州多年，“讨击蛮獠，身无宁岁……调给衣粮资用，人人无所困乏”，又在巴西“沿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还“上夷獠义租，得米二十万斛。又立台传，兴冶铸”。
**卷十八·列传第十二 张惠绍 冯道根 康绚 昌义之**
四位战将，梁初北境防务的主力。
张惠绍以水军起家，宿预、钟离诸役皆与。
冯道根的传写得最有味道。他少年孝贫，十六岁救蔡道斑成名；永元中母丧在家，闻义师起，说“金革夺礼，古人不避，扬名后世，岂非孝乎”，率乡人从军。天监二年守阜陵，初到便“修城隍，远斥候，有如敌将至者，众颇笑之”，他说：“怯防勇战，此之谓也。”城未修完魏军就到，他“命广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军战，败之”。又能“走马步地，计马足以赋功，城隍立办”。他“性谨厚，木讷少言……每所征伐，终不言功，诸将讙哗争竞，道根默然而已”，部下抱怨，他说：“明主自鉴功之多少，吾将何事。”武帝指着他对沈约说：“此人口不论勋。”沈约答：“此陛下之大树将军也。”他的居处“不营墙屋，无器服侍卫，入室则萧然如素士之贫贱者”。赴豫州前武帝宴别并命画工图其形像，他说：“臣所可报国家，惟余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无可死之地。”武帝常说：“冯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复忆有一州。”
康绚是浮山堰的主持者，事已详前。他“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又“宽和少喜惧，在朝廷，见人如不能言，号为长厚。在省，每寒月见省官繿缕，辄遗以襦衣”。
昌义之守钟离，是钟离大捷的基础。“时城中众才三千人”，魏军以车载土填堑，“英与大眼躬自督战，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他“以泥补缺”“善射，其被攻危急之处，辄驰往救之，每弯弓所向，莫不应弦而倒。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者万计，魏军死者与城平”。援军到后他“率轻兵追至洛口而还”，见韦叡报捷只叫得出“更生！更生！”
**卷十九·列传第十三 宗夬 刘坦 乐蔼**
荆州的三位文吏，姚察称之为“楚之镇也”。
刘坦行湘州事的一段是全书最精彩的平乱记述之一：湘部诸郡尽反，“惟临湘、湘阴、浏阳、罗四县犹全。州人咸欲泛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镇军钟玄绍密谋内应，刘坦“伪为不知，因理讼至夜，而城门遂不闭，以疑之”；次日钟玄绍来问缘故，“坦久留与语，密遣亲兵收其家书……玄绍即首伏，于坐斩之。焚其文书，其余党悉无所问”。
乐蔼是地方行政的能手。齐豫章王问他荆州风土城隍山川，他“随问立对，若按图牒”；有人谮他“廨门如市”，豫章王派人去看，“方见蔼闭阁读书”。巴东王之乱后府舍文书尽焚，他“缮修廨署数百区，顷之咸毕，而役不及民”。又有一件博物之事：长沙宣武王将葬，车府忽然自燃油络，要追究主事者，乐蔼说：“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万石必然。今库若有灰，非吏罪也。”检之“果有积灰”。
其子乐法才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将至百金，县曹启输台库”，武帝说：“居职若斯，可以为百城表矣。”
**卷二十·列传第十四 刘季连 陈伯之**
两位叛臣。
刘季连据蜀而败。本传详记益州两年的全面崩溃：从天监元年起，新城、晋原、巴西、江阳、广汉连续民变，“乘佛舆，以五彩裹青石，诳百姓云：‘天与我玉印，当王蜀’”。最后城中“升米三千，亦无所籴，饿死者相枕。其无亲党者，又杀而食之”。他降后入见，“自东掖门入，数步一稽颡”，武帝笑道：“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岂无卧龙之臣乎。”赦为庶人，四年后被仇家所杀。
陈伯之的传是一篇寒人武将的完整画像。少年偷稻，被田主呵斥“楚子莫动”，他答“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然后“杖刀而进”；做劫盗被斫掉左耳。他“不识书，及还江州，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于是政事全落在邓缮、褚緭、朱龙符手里，终于被怂恿反叛。失败后奔魏。天监四年丘迟写了那封《与陈伯之书》，他“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
与他同叛入魏的褚緭结局最妙：魏元会时他戏作一诗“帽上著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为始平太守，“日日行猎，堕马死”。
**卷二十一·列传第十五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 王泰 王份 张充 柳恽 蔡撙 江蒨**
琅邪王氏与三位名士，是一卷“士族群像”。
王瞻“性率亮，居选部，所举多行其意。颇嗜酒，每饮或竟日，而精神益朗赡，不废簿领”，武帝称他有“射、棋、酒”三术。
王志为政以“和理”著称：宣城郡民张倪、吴庆争田经年不决，他一到任，“父老乃相谓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乡里乃有此争。’倪、庆因相携请罪，所讼地遂为闲田”；东阳太守任上冬至放十余囚归家，“过节皆返，惟一人失期”，次日自诣狱，辞以妇孕。他“善草隶，当时以为楷法”，被称为“书圣”。为人“尤惇厚。所历职，不以罪咎劾人。门下客尝盗脱志车<车宪>卖之，志知而不问，待之如初”，马蕃巷诸王被称为“长者”。
王暕是名公子而被讥“刻薄”：“世贵显，与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其子王训二十六岁而卒，武帝说“今之王训，无谢彦回”。
王泰掌吏部“不通关求，吏先至者即补，不为贵贱请嘱易意，天下称平”。
张充的传里有一封给王俭的长信，是六朝书牍中难得的一篇真性情文字：“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怀，三十六年，差得以栖贫自澹……半顷之田，足以输税；五亩之宅，树以桑麻。啸歌于川泽之间，讽味于渑池之上。”他少年时臂鹰牵狗遇父船，“一身两役，无乃劳乎”的对答也很有名。后为国子祭酒“登堂讲说，皇太子以下皆至。时王侯多在学，执经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当也”。
柳恽以琴、诗、棋三绝著称，详见“艺能”一节。
蔡撙在吴兴太守任上临阵斩吴承伯，是文士守城的例子。
江蒨“方雅有风格”，与王规一同不肯向权重的徐勉屈礼，徐勉为儿子求婚，他“不答”，媒人再言，“乃杖景四十”。
**卷二十二·列传第十六 太祖五王（临川王宏 安成王秀 南平王伟 鄱阳王恢 始兴王憺）**
武帝的五个弟弟。这一卷是观察梁朝宗室政策的核心材料。
**临川王宏**是庸懦与贪纵的代表：北伐统帅而一战即溃，但“在州二十余年，未尝以吏事按郡县，时称其长者”。他在母丧中的孝行写得很详（“水浆不入口者五日”），与他的政绩之空形成对照。其子萧正德后来引侯景渡江。
**安成王秀**是五王中政绩最好的。京口任上“招怀抚纳，惠爱大行。仍值年饥，以私财赡百姓”；赴江州时主者求坚船载私物，他说“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于是“以牢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结果遇风“斋舫遂破”；到州后听说前任用陶潜曾孙为里司，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夏天水涨津梁断，有司请照旧收渡钱，他说“刺史不德，水潦为患，可利之乎！给船而已”。在郢州“夏口常为兵冲，露骸积骨于黄鹤楼下，秀祭而埋之”。他薨于赴雍州途中，“四州民裂裳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蛮迎秀，闻薨，祭哭而去”。他又“精意术学，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
**南平王伟**是五王中最爱文学的。“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芳林苑之盛“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王曼颖死后无以殡敛，江革刚说“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使者就到了。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学，著《二旨义》”。
**鄱阳王恢**在益州“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解决了百姓被征私马的苦累。他有一段议论很见梁代宗王的自我定位：“汉时王侯，藩屏而已，视事亲民，自有其职。中山听乐，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于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国，当佐天子临民，清白其优乎！”
**始兴王憺**是五王中最得民心的。荆州大水，“亲率府将吏，冒雨赋丈尺筑治之……乃刑白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又募人救被水百姓，“一口赏一万”。他对佐吏说：“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于我何伤？吾开怀矣，尔其无吝。”民为之歌：“始兴王，民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他与兄安成王秀的友爱也是一段佳话：“自天监初，常以所得俸中分与秀，秀称心受之，亦弗辞多也。”
**卷二十三·列传第十七 长沙嗣王业（兄孝俨 弟藻） 永阳嗣王伯游 衡阳嗣王元简 桂阳嗣王象**
武帝诸兄之子。开篇先补叙长沙宣武王萧懿——他是梁朝得国的直接导因。萧懿在梁州拒魏、在建康平崔慧景，“授侍中、尚书右仆射，未拜。仍迁尚书令”，功高震主，被茹法珍等谮死。亲信劝他西奔，他说：“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耶？”遂遇祸。
萧藻是本卷最出色的人物。年未弱冠平焦僧护之乱，“乘平肩舆，巡行贼垒。贼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楯御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他“性谦退，不求闻达。善属文辞，尤好古体，自非公宴，未尝妄有所为，纵有小文，成辄弃本”；“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则”；“自遭家祸，恒布衣蒲席，不食鲜禽，非在公庭，不听音乐”。武帝每叹：“子弟并如迦叶，吾复何忧。”侯景乱中他说：“吾国之台铉，位任特隆，既不能诛翦逆贼，正当同死朝廷，安能投身异类，欲保余生。”绝食而死。
**卷二十四·列传第十八 萧景（弟昌 昂 昱）**
武帝的从弟一家。萧景是宗室中难得的能吏：永宁令任上“政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在郡门榜曰“诸县有疑滞者，可就永宁令决”；南兖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职，文案无壅，下不敢欺”；领军将军任上“在职峻切，官曹肃然。制局监皆近幸，颇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监扬州时“尤称明断，符教严整”，有老妇持符到县，县吏不即办，她说：“萧监州符，火爄汝手，何敢留之！”
雍州任上他处理群蛮归降一事见识极高：有人主张趁机把蛮族杀光，他说：“穷来归我，诛之不祥。且魏人来侵，每为矛盾，若悉诛蛮，则魏军无碍，非长策也。”于是开樊城受降，并出兵大破魏军。
其弟萧昱是宗室中的问题人物，因不肯出任外郡而上表求退，武帝手诏痛责（全文照录，是了解梁代宗室任官制度的好材料）；后又“于宅内铸钱”下狱当死，减死徙临海，中途敕还“且令受菩萨戒”，从此“恂恂尽礼，改意蹈道”，在晋陵太守任上“除烦苛，明法宪，严于奸吏，优养百姓，旬日之间，郡中大化”，暴卒后“百姓行坐号哭，市里为之喧沸，设祭奠于郡庭者四百余人”，有百余岁老妇扶曾孙出郡恸哭。
**卷二十五·列传第十九 周舍 徐勉**
两位真正的宰辅之臣，本卷是梁朝中枢运作的核心史料。
**周舍**“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舍素辩给，与人泛论谈谑，终日不绝口，而竟无一言漏泄机事”。他“性俭素，衣服器用，居处床席，如布衣之贫者。每入官府，虽广厦华堂，闺阁重邃，舍居之则尘埃满积。以荻为鄣，坏亦不营”。王亮获罪归家无人敢往，“舍独敦恩旧，及卒，身营殡葬”。他死后武帝两次下诏追念，第二次特别为当年一桩风闻之劾道歉：“往者，南司白涡之劾，恐外议谓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
**徐勉**是天监以后的首席宰相。他总知五礼编纂（上表全文已详前），又“博通经史，多识前载。朝仪国典，婚冠吉凶，勉皆预图议”；改丧礼为三日大敛的疏也出自他手。他掌选时“居选官，彝伦有序，既闲尺牍，兼善辞令，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最有名的是“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一语——门客虞暠在夜宴上求官，他正色作此答。
他的《诫子崧书》是六朝家训中最好的一篇，全文照录。核心是“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他详述自己拒绝置田园、立邸店、营货殖的经过，又写卖掉东田小园的始末，中间有一段极美的园林描写：“桃李茂密，桐竹成阴，塍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迥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蒋，湖里殊富芰莲。”卖园是为了给儿子盖房，他引谢灵运诗“中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自解：“吾此园有之二十载矣，今为天地物，物之与我，相校几何哉！”结尾写自己晚年的愿望：“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间隙，负杖蹑屩，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
次子徐悱死，他作《答客喻》自解哀痛，也是一篇好文章。他著述极富：《流别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弹事》五卷、《选品》五卷、《太庙祝文》二卷、《会林》五十卷（“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文集四十五卷、《妇人集》十卷。
**卷二十六·列传第二十 范岫 傅昭（弟映） 萧琛 陆杲**
四位清慎之臣。
范岫“尤悉魏晋以来吉凶故事”，沈约称“范公好事该博，胡广无以加”，范云说“诸君进止威仪，当问范长头”。他“为长城令时，有梓材巾箱，至数十年，经贵遂不改易。在晋陵，惟作牙管笔一双，犹以为费”。
傅昭的清廉有两个著名细节：在中书通事舍人任上“常插烛于板床”，明帝赐他漆盒烛盘，敕曰“卿有古人之风，故赐卿古人之物”；临海太守任上郡有蜜岩，“前后太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他“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教勿封。又儿媳得娘家送的牛肉，他召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他“终日端居，以书记为乐，虽老不衰。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
萧琛“少而朗悟，有纵横才辩”，年少时“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俭坐”去见王俭。他在宣城得北僧所藏《汉书序传》古本，“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吴兴郡项羽庙“甚有灵验”，历任太守都避居他室，“琛至，徙神还庙，处之不疑。又禁杀牛解祀，以脯代肉”。他自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年长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衰。”
陆杲“性婞直，无所顾望”。山阴令虞肩贪污，中书舍人黄睦之来说情，他不答；武帝当面问他，他说有这回事，武帝指着在座的黄睦之说“此人是也”，陆杲对睦之说：“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属南司？”领军将军张稷是他从舅，他照样弹劾，张稷诉于武帝，武帝说：“杲职司其事，卿何得为嫌！”
**卷二十七·列传第二十一 陆倕 到洽 明山宾 殷钧 陆襄**
五位东宫文士。
陆倕“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他奉敕撰《新漏刻铭》《石阙铭》，武帝赞曰“辞义典雅，足为佳作”，赐绢三十匹。任昉赠他的《感知己赋》全文照录。
到洽“弹纠无所顾望，号为劲直，当时肃清”。本卷载昭明太子悼念陆倕、明山宾、到洽三人的令，是一篇动人的文字：“陆生资忠履贞，冰清玉洁，文该四始，学遍九流……明公儒学稽古，淳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傥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风神开爽，文义可观，当官莅事，介然无私。”
明山宾是五礼中吉礼的主持人。他最有名的故事是卖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买主遽追取钱。”阮孝绪叹曰：“此言足使还淳反朴，激薄停浇矣。”他在北兖州开仓赈灾，后因簿书遗失被追责“籍其宅入官”，“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听说他盖不起房子，送钱并赠诗。著《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
殷钧校定秘阁四部书、料检法书古迹，前已述。他在临川内史任上“体羸多疾，闭阁卧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盗皆奔出境”，曾擒获劫帅“不加考掠，但和言诮责。劫帅稽颡乞改过，钧便命遣之，后遂为善人”。
陆襄在鄱阳内史任上平鲜于琛之乱，邻郡趁机罗织“皆不得其实，或有善人尽室离祸，惟襄郡部枉直无滥”，民歌曰：“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有陆君。”又有彭李二家互讼，他“引入内室，不加责诮，但和言解喻之”，又设酒食令其尽欢，“酒罢，同载而还”，民又歌曰：“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仇共车。”他“弱冠遭家祸，终身蔬食布衣，不听音乐，口不言杀害五十许年”。
**卷二十八·列传第二十二 裴邃（兄子之高 之平 之横） 夏侯亶 韦放**
北伐的主力将领，事迹已详“军事”一节。
裴邃“十岁能属文，善《左氏春秋》”，是儒将。他曾因在魏武庙论帝王功业被人告发“多大言，有不臣之迹”而左迁始安太守，愤而致书吕僧珍：“昔阮咸、颜延有‘二始’之叹。吾才不逮古人，今为三始，非其愿也。”在竟陵、北梁秦二州两度开屯田，“仓廪盈实，省息边运”，吏民馈绢千余匹，他说“汝等不应尔；吾又不可逆”，只收两匹。
裴之横少年“好宾游，重气侠，不事产业”，兄长用粗被蔬食激他，他叹曰“大丈夫富贵，必作百幅被”，后来平侯景有功任吴兴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
夏侯亶、夏侯夔兄弟前后牧豫州的政绩与民歌已见前。夏侯亶“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也”。
韦放（韦叡之子）涡阳之役最见胆气：魏将费穆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众请突围，“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于是士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他与张率有指腹为婚之约，张率死后他仍践约：“吾不失信于故友。”
**卷二十九·列传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南康王绩 庐陵王续 邵陵王纶）**
武帝的三个儿子。南康王绩七岁为南徐州刺史即能察觉胥吏舞弊；“寡玩好，少嗜欲，居无仆妾，躬事约俭，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后，府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
邵陵王纶是三人中最复杂的。早年“以侵渔细民”杀人、“坐免为庶人”又复封；侯景乱起后却是宗室中少数真正起兵勤王的，钟山一战“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兵败后辗转郢州、齐昌、汝南，最后被西魏所杀，“不为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经日颜色不变，鸟兽莫敢近焉。时年三十三。百姓怜之，为立祠庙”。他给元帝那封力劝停止骨肉相残的长信是全书最沉痛的文字。
其子萧确勇冠诸将，钟山之役“所向披靡，群虏惮之……带甲据鞍，自朝及夕，驰骤往反，不以为劳”。他看穿侯景的和议是诈：“侯景虽云欲去，而不解长围，以意而推，其事可见。”被父亲以“汝欲反邪”相逼，又被赵伯超按刀威胁（“我识君耳，刀岂识君”），只好流涕入城。后来归于侯景帐下，射飞鸢应弦而落，“贼徒忿嫉，咸劝除之”，终被害。
史臣的评语：“纶聪警有才学，性险躁，屡以罪黜，及太清之乱，忠孝独存，斯可嘉矣。”
**卷三十·列传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顾协 徐摛 鲍泉**
**裴子野**是梁代史学与文章的一个标杆。他续曾祖裴松之未竟之业，在沈约《宋书》已行之后另撰《宋略》二十卷，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他的文风是对时流的反动：“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有人问他为何写得快，他说：“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虽有见否之异，其于刊改一也。”武帝使他作《喻魏文》，“受诏立成”，又命他连夜作书喻元叉，“五鼓，敕催令开斋速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他的生活极清苦：“无宅，借官地二亩，起茅屋数间。妻子恒苦饥寒，唯以教诲为本”；“末年深信释氏，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他还考出了白题、滑国的来历（“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受命撰《方国使图》二十国。
顾协“博极群书，于文字及禽兽草木尤称精详”。他的清苦：初为廷尉正时“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说“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恐顾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遗之”；为舍人十六年“器服饮食，不改于常”，门生送钱二千被杖二十；“自丁艰忧，遂终身布衣蔬食”。他少时聘舅家女未婚而母亡，免丧后不再娶，“至六十余，此女犹未他适，协义而迎之”。
徐摛是宫体之号的由来者，详见“文学”一节。他在侯景陷城时的表现最可记：贼众奔入永福省，“侍卫奔散，莫有存者。摛独嶷然侍立不动，徐谓景曰：‘侯公当以礼见，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惮摛”。
鲍泉是湘州之役的前线将领，被王僧辩锁于床下时说的那句话很有分量：“稽缓王师，甘罪是分，但恐后人更思鲍泉之愦愦耳。”后在郢州与萧方诸“不恤军政，唯蒲酒自乐”，贼骑至，“方诸与泉方双陆，不信”，城遂陷。他“于《仪礼》尤明，撰《新仪》四十卷”。
**卷三十一·列传第二十五 袁昂（子君正）**
袁昂一人独占一卷，因为他是“忠于前朝而终为新朝台鼎”的典型。
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受命”。武帝手书招谕，他回信说：“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为役……窃以一餐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惟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踌躇，未遑荐璧。”——措辞不卑不亢。城平后他“束身诣阙，高祖宥之不问”。天监二年授官，他上谢启自陈“往年滥职，守秩东隅，仰属龚行……独在愚臣，顿昏大义”，武帝只答了八个字：“朕遗射钩，卿无自外。”
此后他历仕四十年，官至司空、尚书令，“公器宇凝素，志诚贞方”。临终遗疏不受赠谥，敕诸子不得上行状立志铭，说：“吾释褐从仕，不期富贵，但官序不失等伦，衣食粗知荣辱，以此阖棺，无惭乡里……脱有赠官，慎勿祗奉。”
其子袁君正则相反：“当官莅事有名称，而蓄聚财产，服玩靡丽”，侯景部将来攻，戍主劝他拒守，他“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悦。子悦既至，掠夺其财物子女，因是感疾卒”。父子两传并列，意思很明白。
**卷三十二·列传第二十六 陈庆之 兰钦**
两位骁将。陈庆之洛阳之役已详前。
兰钦是另一路的猛将，专在西南用兵：攻魏萧城、彭城，“破其大都督刘属众二十万”；讨桂阳、阳山、始兴叛蛮，“至即平破之”；又破天漆蛮帅、长乐诸洞；入梁州破通生、擒行台元子礼，“梁、汉底定”；破魏都督董绍、张献于高桥城，“追入斜谷，斩获略尽”，西魏宇文泰“致马二千匹，请结邻好”；经广州破俚帅陈文彻兄弟。最后到广州任上，“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厨人置药于食，钦中毒而卒”——南朝官场的另一面。
**卷三十三·列传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张率 刘孝绰 王筠**
四位文士。
王僧孺出身寒素，“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他做南海太守时拒绝了惯例的外贸抽利：“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乃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无所取。”——这是南朝海外贸易制度的一条珍贵记载。他母亲当年曾卖纱布为生，带他上市时被中丞卤簿驱入沟中；他后来自己拜御史中丞，“引驺清道，悲感不自胜”。他因得罪典签汤道愍而免官，所作辞府笺与《与何炯书》全文照录，是六朝自述身世最沉痛的文字之一：“且士无贤不肖，在朝见嫉；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家贫，无苞苴可以事朋类……外无奔走之友，内乏强近之亲。是以构市之徒，随相媒糵。”他撰《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是梁代谱牒学的代表。
张率“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本卷载其《舞马赋》全文。他“嗜酒，事事宽恕，于家务尤忘怀”：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石回吴宅，到家少了大半，僮仆说是“雀鼠秏也”，他笑曰“壮哉雀鼠”，竟不追问。
刘孝绰七岁能文，舅父王融称为神童，说“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他“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但他“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与到洽结怨，被弹劾“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武帝为他隐恶，把“妹”改成“姝”）而免官。兄弟群从子侄七十人皆能属文。
王筠的自序是中国读书史上的名篇：“余少好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自年十三四，齐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沈约极赏他，“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又说“晚来名家，唯见王筠独步”。他“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凡一百卷”。侯景乱中“夜忽有盗攻之，惊惧坠井卒”，家人十余口同遇害。
**卷三十四·列传第二十八 张缅（弟缵 绾）**
张弘策的三个儿子，一门三尚书。
张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晋书》成《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为御史中丞“推绳无所顾望，号为劲直，高祖乃遣画工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昭明太子悼他的信情辞俱佳。
张缵是本卷的主角。他十七岁为秘书郎，“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如此数载”。他掌吏部“其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与何敬容不协，有过他家的客人来访即拒之门外：“吾不能对何敬容残客。”
本卷载其《南征赋》全文，是现存梁赋中篇幅最大的一篇，沿途历数建业、姑孰、雷池、彭蠡、鄂渚、洞庭、汨罗、黄陵的史事人物，可当一篇长江中游的人文地理志读。他在湘州“停遣十郡慰劳，解放老疾吏役，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一皆省并”，“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在政四年“流人自归，户口增益十余万”。
但他也是梁末祸乱的一个引线：他轻视河东王萧誉，又密告元帝“河东已竖樯上水，将袭荆州”，“荆、湘因构嫌隙”。姚察的断语极重：“以缵之风格，卒为梁之乱阶，惜矣哉。”
张绾在豫章内史任上述《制旨礼记正言》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又与朱异、贺琛在士林馆递述《制旨礼记中庸》义。
**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九 萧子恪（弟子范 子显 子云）**
齐豫章王萧嶷的四个儿子，即齐朝宗室在梁朝的代表。武帝那篇长篇谈话即在本卷，是梁朝宗室政策的纲领性文献。
萧子恪本人“少亦涉学，颇属文，随弃其本，故不传文集”，并说：“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
萧子范为南平王制《千字文》（注意：与周兴嗣所次《千字文》是两回事），“其辞甚美”；他历官十余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诸弟并登显列，意不能平”，常吟《汉书》杜缓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以自况。
萧子显是《南齐书》的作者。“伟容貌，身长八尺。好学，工属文”；著《鸿序赋》，沈约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他性情很傲：“性凝简，颇负其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撝而已，衣冠窃恨之。”死后请谥，武帝手诏四字：“恃才傲物，宜谥曰骄。”——以“骄”为谥，史上罕见。他的《自序》写创作状态：“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
萧子云是书法家兼史家，二十六岁成《晋书》一百一十卷；郊庙乐辞的改撰出其手；书法事已详“艺能”一节。侯景乱中“逃民间……东奔晋陵，馁卒于显灵寺僧房”——饿死。
本卷末姚察的史论，是全书最重要的几段议论之一，已引于“宗室政策”一节。
**卷三十六·列传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任昉称之为“孔独诵”。武帝要找一个“有学艺解朝仪者”做尚书仪曹郎，徐勉举他，“是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晋安王府长史任上，武帝敕王曰：“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王“常于中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长史坐’，人莫得预焉”。普通七年扬州刺史出缺，“贵戚王公，咸望迁授”，武帝说：“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识通敏，实应此选。”他“在州昼决辞讼，夜览坟籍”，“出入帷幄，未尝言禁中事”。
江革的骨鲠已详“外交”一节。他另有两件事可记：一是为官“不受饷”——离会稽时“送故依旧订舫，革并不纳，惟乘台所给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于是“于西陵岸取石十余片以实之”；二是监吴郡时“境内荒俭，劫盗公行”，他只有仗身二十人，“广施恩抚，明行制令，盗贼静息”。他少年时家贫，谢朓来访“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
**卷三十七·列传第三十一 谢举 何敬容**
两位后期宰相，是观察梁朝政风转变的关键一卷。
谢举“少博涉多通，尤长玄理及释氏义”，三为吏部（祖庄、父綍与他本人，“前代未有也”）。但他“虽居端揆，未尝肯预时务，多因疾陈解”——这就是梁末宰相的常态。
何敬容恰恰相反，而正因此被讥。他“久处台阁，详悉旧事，且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萧琛之子萧巡“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他“处之如初，亦不屑也”。
他对时局的两次判断都对：侯景涡阳败后传言身死，太宗说“侯景定得身免”，他答“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问故，他说：“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又太宗频讲《老》《庄》，他对学士吴孜说：“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
本卷末姚察的史论是全书对南朝政风最深刻的一段批评：“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何国礼之识治，见讥薄俗，惜哉！”
**卷三十八·列传第三十二 朱异 贺琛**
梁朝覆亡的直接责任人与最后的诤臣，合为一卷，编排意图昭然。
朱异“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二十一岁破格起用。周舍死后他独掌机密三十余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接纳侯景、与东魏议和，两次关键决策都是他促成的。鄱阳王范、羊鸦仁屡报侯景有异志，他“并抑而不奏”，还对使者说：“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
他的生活：“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四方所馈，财货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侯景举兵以“诛朱异”为名，太宗作《围城赋》末章讥之：“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之为谁？”朱异“因惭愤，发病卒”。
贺琛的四事封奏与武帝的驳诏，是全书分量最重的一组对照文献，已详“民生”一节。他另有学术贡献：“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撰《新谥法》“至今施用”，又驳大功冠嫁之议。他“容止都雅”，“每见高祖，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为之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
姚察的史论直指要害：“异遂徼宠幸，任事居权，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败国，实异之由。祸难既彰，不明其罪，至于身死，宠赠犹殊。罚既弗加，赏亦斯滥，失于劝沮，何以为国？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乱，能无及是乎。”
**卷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树 元愿达 王神念（杨华） 羊侃（子鹍） 羊鸦仁**
北来归附之人。元氏三人是北魏宗室，梁朝待以殊礼，“并降恩遇，位重任隆，击钟鼎食”，还曾几次打算立他们为“魏主”送回北方。
王神念“少好儒术，尤明内典”，又是武艺高手。他“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青冀州石鹿山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
杨华是北来的勇士，其事涉及一段著名的宫闱传闻：“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辞甚惋惋焉。”
**羊侃**是本卷的重心，也是梁末第一忠臣。他的家世、南归经过（率三万精兵袭兖州不克，被围十余重，“夜溃围而出，且战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渣口分别时“士卒并竟夜悲歌”）、两刃槊、豪侈生活都已见前。他守台城的全部事迹是梁末唯一的亮色：火攻木驴、地道破土山、预言楼车自倒、反对出击、火城断路。
最惨烈的一幕是其长子羊鷟被侯景所获，押到城下示众，羊侃对儿子说：“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幸汝早能杀之。”几天后又押来，他说：“久以汝为死，犹复在邪？吾以身许国，誓死行阵，终不以尔而生进退。”说完引弓射之。“贼感其忠义，亦不之害也。”
他与侯景部将傅士哲的城头对话，是南朝最后一场漂亮的论辩。傅士哲说侯景是来“问讯天子”，他答：“侯将军奔亡之后，归命国家，重镇方城，悬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称兵？今驱乌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虏马饮淮，矢集帝室，岂有人臣而至于此？”傅士哲说侯景“正欲面启至尊，以除奸佞”，他答：“圣上临四海将五十年，聪明叡哲，无幽不照，有何奸佞而得在朝？欲饰其非，宁无诡说。且侯王亲举白刃，以向城阙，事君尽节，正若是邪！”傅士哲无以应，只请求“愿去戎服，得一相见”，羊侃“为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
他死于太清二年十二月，城陷前三个月。其子羊鹍后来手刃侯景。
**卷四十·列传第三十四 司马褧 到溉 刘显 刘之遴（弟之亨） 许懋**
五位学术型近臣。
司马褧治嘉礼，“学尤精于事数，国家吉凶礼，当世名儒明山宾、贺玚等疑不能断，皆取决焉”，撰《嘉礼仪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溉“身长八尺，美风仪……性又率俭，不好声色，虚室单床，傍无姬侍。自外车服，不事鲜华，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他与武帝对棋从夕达旦，拿山池奇石和《礼记》打赌输给皇帝。晚年失明居家，“门可罗雀”，惟朱异、刘之遴、张绾三人每年“鸣驺枉道，以相存问”。
刘显“博闻强记”。任昉得一篇残简文字，遍示诸人莫能识，他说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检《周书》果然；沈约策问经史十事，他答对九条，沈约自己只能答二条；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人能识，“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
刘之遴好古器，校《汉书》古本十事，前已详。
许懋是封禅之议的终结者，其议文全文照录，是全书最精彩的一篇考据。他又请造大裘、议雩祭，“凡诸礼仪，多所刊正”。
**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五 王规等十七人**
一卷十七人，是梁代中后期士族名士的总汇。
王规普通初年对陈庆之洛阳之捷的判断最见识力：百僚称贺，他独退而言曰：“道家有云：非为功难，成功难也。羯寇游魂，为日已久，桓温得而复失，宋武竟无成功。我孤军无援，深入寇境，威势不接，馈运难继，将是役也，为祸阶矣。”“俄而王师覆没，其识达事机多如此类。”
其子王褒是梁末入北的代表人物，所著《幼训》一章论儒道释三家，已引于“儒学”一节。
王承“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惟承独好之”。
褚翔与王承兄弟“当时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门”——朱异当朝，门庭若市，申英指着他家门说：“此中辐辏，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东阳。”
萧介谏纳侯景的表文（“狼子野心，终无驯狎之性；养虎之喻，必见饥噬之祸”）已引于“外交”一节。
刘孺、刘览、刘遵、刘潜（孝仪）、刘孝胜、刘孝威、刘孝先，是彭城刘氏文学家族的群像。刘览“当官清正，无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从兄吏部郎孝绰，在职颇通赃货，览劾奏，并免官。孝绰怨之，尝谓人曰：‘犬啮行路，览噬家人。’”简文帝悼刘遵的令是一篇极好的祭文。
殷芸“性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门无杂客”。
萧几“末年，专尚释教”。
**卷四十二·列传第三十六 臧盾（弟厥） 傅岐**
臧盾在中大通五年同泰寺大会上的那一幕是全书最生动的场面之一：“南越所献驯象，忽于众中狂逸，乘轝羽卫及会皆骇散，惟盾与散骑郎裴之礼嶷然自若。”武帝由此拜他兼领军。他“为人敏赡，有风力，长于拨繁，职事甚理”。
其弟臧厥“为政严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罚，百姓谓之‘臧虎’”，但“辨断精详”，凡兰台廷尉不能决的案子都付给他；他死后有人击登闻鼓求付清直舍人，武帝说：“臧厥既亡，此事便无可付。”
傅岐的两件事已见前：建康令任上纵囚归家过节、力谏不可与东魏通和。他的判断全中：“此必是设间，故令贞阳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侯景求和立盟时，众人喜跃，他又独言：“贼举兵为逆，未遂求和，夷情兽心，必不可信，此和终为贼所诈也。”众人“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叹服”。
姚察的论赞：“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岐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
**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七 韦粲 江子一（弟子四 子五） 张嵊 沈浚 柳敬礼**
殉国者的合传，是梁末最悲壮的一卷。
**韦粲**是援军中唯一真正懂大局的人。在豫章听说侯景渡江，内史刘孝仪还在置酒怀疑消息真假，他“怒，以杯抵地曰：‘贼已渡江，便逼宫阙，水陆俱断，何暇有报；假令无敕，岂得自安？韦粲今日何情饮酒！’即驰马出”。
诸军会师后互不相下，裴之高耻居柳仲礼之下，他在众人前抗言：“今者同赴国难，义在除贼，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形势，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然后单舸去见裴之高，“切让之”，裴之高垂泣而服，诸将定议。
最后他顿兵青塘，“值昏雾，军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过半，垒栅至晓未合”，侯景登禅灵寺门楼望见，率锐卒来攻。副将劝他据栅待敌，他不从，出击而败，“左右牵粲避贼，粲不动，犹叱子弟力战，兵死略尽，遂见害”，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太宗闻之流涕：“社稷所寄，惟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
**江子一**兄弟三人同日战死。他启奏太宗：“贼围未合，犹可出荡，若营栅一固，无所用武。”请与弟子四、子五率百余人开承明门挑战，“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独进，群贼夹攻之，从者莫敢继。子四、子五见事急，相引赴贼，并见害”。
**张嵊**在吴兴举义，邵陵王板授他征东将军，他说：“朝廷危迫，天子蒙尘，今日何情，复受荣号。”留板而已。兵败后“释戎服，坐于听事，贼临之以刃，终不为屈”，与子弟十余人同被杀。
**沈浚**责侯景的那一幕已详前。
**柳敬礼**与南康王会理谋袭侯景，又曾约兄柳仲礼在饯别席上行刺：“景今来会，敬礼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杀，敬礼死亦无所恨。”仲礼见侍卫严密，不敢动，事遂不果。
**卷四十四·列传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简文帝的十一个儿子，几乎全在大宝二年秋同时遇害，年龄从十岁到二十九岁不等。本卷读来像一份屠杀名录，但史官给每人都留了一两笔：
寻阳王大心十三岁为郢州刺史，“虽不亲州务，发言每合于理”；南海王大临在守城时独排众议：“物乃赏士，而牛可犒军”，取牛千余头飨士；南郡王大连“妙达音乐，兼善丹青”，被执后与贼约“军民之事，吾不预焉。候我存亡，但听钟响”；浏阳公大雅城陷时“犹命左右格战……乃自缒而下。因发愤感疾，薨，时年十七”；西阳王大钧七岁时武帝问读何书，答“学《诗》”，“因命讽诵，音韵清雅”，赐王羲之书一卷，死时十三岁；建平王大球代众生受苦事已引，死时十一岁；义安王大昕四岁丧母“便哀慕毁悴，有若成人”，死时十一岁；绥建王大挚京城陷时叹曰“大丈夫会当灭虏属”，奶妈掩其口，他笑曰“祸至非由此言”，死时十岁。
世祖二子：忠壮世子方等，因母徐妃失宠而自危，作论曰“人生处世，如白驹过隙耳……吾尝梦为鱼，因化为鸟。当其梦也，何乐如之”，后主动请征河东王，临行对所亲说：“吾此段出征，必死无二；死而获所，吾岂爱生。”果然战败溺死，“世祖闻之，不以为戚”。贞惠世子方诸“明《老》《易》，善谈玄”，在郢州“不恤军政，日与鲍泉蒲酒为乐”，城陷被执，后为侯景所害。
**卷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九 王僧辩**
梁末第一重臣，独占一卷。
他的起点很不光彩：台城陷后“与柳仲礼兄弟及赵伯超等，先屈膝于景，然后入朝”。之后西就元帝，讨河东王时因等待竟陵部曲而迟发，元帝大怒按剑：“卿惮行邪！”亲自砍他，“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辩闷绝，久之方苏”，下廷尉。后因岳阳王袭江陵，元帝遣人入狱问计，才赦为城内都督。
巴陵保卫战是他的转折点。侯景倾巢西上，他“悉上江渚米粮，并沉公私船于水”，闭城“偃旗卧鼓，安若无人”。贼骑到城下喊话“城内是谁”，答“是王领军”；贼说“事势如此，何不早降”，他答：“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僧辩百口在人掌握，岂得便降。”守住巴陵，侯景从此一蹶不振。
此后东下平侯景，与陈霸先会于白茅洲登坛歃血，盟文全文照录。克建康后他有两处失德，史官都记了：一是“军人卤掠京邑，剥剔士庶，民为其执缚者，衵衣不免。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缘淮号叫之声，震响京邑，于是百姓失望”；二是对降将赵伯超的那番话：“朝廷昔唯知有赵伯超耳，岂识王僧辩？社稷既倾，为我所复；人之兴废，亦复何常。”说完自觉失言，又“瞿然”改口。
最后的败亡在于迎立贞阳侯。北齐送萧渊明来，他起初“不纳”，裴之横战败后改变主意，与北齐、与贞阳侯的往返文书全文照录。陈霸先“恶其翻覆”，自京口举兵十万袭建康，他仓促无备，“据南门楼乞命拜请”，被纵火焚楼，与子同被执。陈霸先问：“我有何辜，公欲与齐师赐讨？”又问：“何意全无防备？”他答：“委公北门，何谓无备。”当夜被杀。
本卷还为他母亲魏夫人立了一小段传，写她在他下狱时“流泪徒行，将入谢罪”，出狱后“深相责励，辞色俱严，云：‘人之事君，惟须忠烈，非但保祐当世，亦乃庆流子孙。’”后来“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朝野咸共称之，谓为明哲妇人也”。
姚察的论断：“僧辩位当将相，义存伊、霍，乃受胁齐师，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义，何忠义之远矣？树国之道既亏，谋身之计不足，自致歼灭，悲矣！”
**卷四十六·列传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顗（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龛） 阴子春**
元帝麾下诸将。
胡僧祐是个怪人：“性好读书，不解缉缀。然每在公宴，必强赋诗，文辞鄙俚，多被嘲谑，僧祐怡然自若，谓己实工，矜伐愈甚。”但他是救巴陵的主将，出征前对儿子说：“汝可开两门，一门拟朱，一门拟白。吉则由朱门，凶则由白门。吾不捷不归也。”后在江陵守城“亲当矢石，昼夜督战，奖励将士，明于赏罚，众皆感之，咸为致死”，中流矢而卒，“于是内外惶骇，城遂陷”。
徐文盛是反面例子：在宁州“推心抚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风俗遂改”，东讨时屡破任约；但侯景把他留在建邺的妻子送还，“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无战心”，终于溃败，最后死在狱中。他与同囚的任约有一段对话：“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任约答：“门外不见卿马迹，使我何遽得降？”“文盛无以答。”
杜氏一族（崱、岸、幼安、龛）是襄阳豪族，太清中归元帝，为平侯景的主力。杜龛最后被陈霸先所杀。
**卷四十七·列传第四十一 孝行**
收滕昙恭、徐普济、宛陵女子、沈崇傃、荀匠、庾黔娄、吉翂、甄恬、韩怀明、刘昙净、何炯、庾沙弥、江紑、刘霁、褚修、谢蔺十六人。
序文说：“高祖创业开基，饬躬化俗，浇弊之风以革，孝治之术斯著。每发丝纶，远加旌表。”
这一卷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孝感”记载：滕昙恭遇桑门分瓜、门外树起神光见佛像；沈崇傃庐墓时“每夜恒有猛兽来望之，有声状如叹息者”；甄恬庐墓有玄黄杂色鸟“恬哭则鸣，哭止则止”，又有白雀栖庐；韩怀明祷母疾闻空中有人语，母病豁然平复，又有双白鸠巢其庐；庾沙弥渡浙江遇风“抱柩号哭，俄而风静”；刘霁诵《观世音经》万遍梦僧延母寿；江紑梦僧告以慧眼水。这些是六朝孝感故事的标准形态，背后是佛教因果观与儒家孝道的结合。
二是**吉翂代父**一案（详见“刑法”节），这是全卷最有史料价值的一篇。
还有一位无名的“宛陵女子”：“与母同床寝，母为猛虎所搏，女号叫拿虎，虎毛尽落，行十数里，虎乃弃之。女抱母还，犹有气，经时乃绝。”太守萧琛为之赙，表言其状，“有诏旌其门闾”。
史臣的议论很有分寸：孔子说“毁不灭性”，制丧纪是为了“教民无以死伤生”，但“若刘昙净、何炯、江紑、谢蔺者”都是毁灭而死——他既旌表又惋惜。
**卷四十八·列传第四十二 儒林**
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严植之、贺玚（子革）、司马筠、卞华、崔灵恩、孔佥、卢广、沈峻（太史叔明）、孔子袪、皇侃十四人。序文叙儒学盛衰与梁初五馆之设，已详“儒学”一节。
本卷最重要的是**《神灭论》全文**，以及司马筠慈母服议中武帝的长篇辩驳。
几个人物的细节：伏曼容“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又“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严植之“好行阴德”，两次在路上救治陌生病人，一个死了为他棺殓，一个治愈后愿终身为奴以报，他“不受，遗以资粮，遣之”，死时“丧无所寄，生徒为市宅，乃得成丧焉”；沈峻“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
**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 文学上**
收到沆、丘迟、刘苞、袁峻、庾于陵（弟肩吾）、刘昭、何逊、钟嵘、周兴嗣、吴均十人。序文论文学的地位：“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又记武帝“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
本卷含两篇重要文献：**《太宗与湘东王书》**（在庾肩吾传中）与**钟嵘《诗品序》**，均已详“文学”一节。
袁峻的苦学值得一记：“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
周兴嗣次韵《千字文》、吴均《齐春秋》被焚，也在本卷。
**卷五十·列传第四十四 文学下**
收刘峻、刘沼、谢几卿、刘勰、王籍、何思澄、刘杳、谢征、臧严、伏挺、庾仲容、陆云公、任孝恭、颜协十四人。
**刘峻**的传最长。他少年被掠至北，“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南归后“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被称为“书淫”。武帝“招文学之士……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于是作**《辨命论》**（全文照录），论“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历数古今贤者困顿：“伍员浮尸于江流，三闾沉骸于湘渚……此岂才不足而行有遗哉？”又言“言而非命，有六蔽焉”，逐一驳斥。他的《自序》自比冯敬通，列“三同四异”，是六朝自传文学的名篇。
**刘勰**传载《文心雕龙序志》全文及负书干沈约于车前的故事。
**刘杳**传是一卷活的博物学问答录：与沈约辩宗庙牺樽形制（引魏世鲁郡出土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晋永嘉曹嶷发齐景公冢所得为证），答何承天《纂文》所载张仲师、长颈王出处，考“千日醉”为“桂阳程乡有千里酒”，答王僧孺谱牒源起于周（引桓谭《新论》“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答周舍“紫荷橐”之名出《张安世传》。沈约、任昉每有遗忘“皆访问焉”。
谢几卿与庾仲容是梁代放诞之士的代表：“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边酒垆，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时观者如堵，几卿处之自若”；后来两人都免官，“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既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
伏挺与徐勉的往返书信全文照录，是研究梁代隐逸与仕进心态的好材料。他后来“因事纳贿，当被推劾……遂变服为道人”，遇赦出家，又还俗。他的儿子伏知命“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尽心事景”，侯景的军中书檄都出自他手，最后死于狱中。
颜协是颜之推之父，“工于草隶”，所撰《晋仙传》《日月灾异图》“遇火湮灭”。传末一句：“有二子：之仪、之推，并早知名。”
**卷五十一·列传第四十五 处士**
收何点（弟胤）、阮孝绪、陶弘景、诸葛璩、沈顗、刘慧斐、范元琰、刘訏、刘歊、庾诜、张孝秀、庾承先十二人。
序文把隐者分为三等：“或耻闻禅代，高让帝王，以万乘为垢辱，之死亡而无悔。此则轻生重道，希世间出，隐之上者也”；“或托仕监门，寄臣柱下……此所谓大隐隐于市朝，又其次也”；“或裸体佯狂，盲喑绝世……此全身远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
**何点**被称为“通隐”：“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屩，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他在朱雀门街被人偷了衣服，“见而不言”，旁人抓住小偷交给他，他“乃以衣施盗，盗不敢受，点命告有司，盗惧，乃受之，催令急去”。武帝与他有旧，即位后手诏召之，追忆旧游：“昔因多暇，得访逸轨，坐修竹，临清池，忘今语古，何其乐也。”他入华林园“赋诗置酒，恩礼如旧”，但始终不受官。
**何胤**在秦望山讲学，武帝遣何子朗等六人就学，并下敕：“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闾阎搢绅，鲜闻好事。吾每思弘奖，其风未移……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他与使者王果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他托使者转奏三件事（正郊丘、铸九鼎、树双阙），并解释“阙者，谓之象魏。县象法于其上，浃日而收之”；王果说不敢议国典，他又开玩笑说“卿讵不遣传诏还朝拜表，留与我同游邪”，王果愕然“古今不闻此例”，他说：“《檀弓》两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
**阮孝绪**是《七录》的作者。他“年十三，遍通《五经》”；十五岁时父亲训诫，他答：“愿迹松子于瀛海，追许由于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尘累。”自此“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尝出户，家人莫见其面”。义师围城时家贫无柴，僮仆偷邻人的柴来烧，他知道后不吃饭，“更令撤屋而炊”。外兄王晏贵显，他预知其必败，“常逃匿不与相见。曾食酱美，问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飧覆醢”。任昉想见他而不敢，“望而叹曰：‘其室虽迩，其人甚远。’”他著《高隐传》并论曰：“丘、旦将存其迹，故宜权晦其本；老、庄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迹……若能体兹本迹，悟彼抑扬，则孔、庄之意，其过半矣。”
**陶弘景**传已详“道教”一节。
**范元琰**的故事最美：“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菜，元琰遽退走，母问其故，具以实答。母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不泄也。’于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
**刘歊《革终论》**全文照录，是六朝形神论与丧葬观的一篇重要文献，前已引述。
**庾诜**的两件事可记：乘舟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三十石，到家后寄载者说“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诜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邻人被诬为盗，他“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邻人获免来谢，他说：“吾矜天下无辜，岂期谢也。”
**庾承先**在荆州讲《老子》，“湘东王亲命驾临听，论议终日，深相赏接。留连月余日，乃还山。王亲祖道，并赠篇什，隐者美之”。
**卷五十二·列传第四十六 止足**
收顾宪之、陶季直、萧眎素三人。这是《梁书》独创的一个类目（上承《宋书·止足传》），专收主动退让、知足知止的人。
序文的议论很精彩：“古人之进也，以康世济务也，以弘道厉俗也。然其进也，光宠夷易，故愚夫之所干没；其退也，苦节艰贞，故庸曹之所忌惮。虽祸败危亡，陈乎耳目，而轻举高蹈，寡乎前史。”
**顾宪之**是梁初最有名的能吏之一。建康令任上判牛案：“时有盗牛者，被主所认，盗者亦称己牛，二家辞证等，前后令莫能决。宪之至，覆其状，谓二家曰：‘无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径还本主宅，盗者始伏其辜。”时人号为“神明”，京师好酒被称为“顾建康”，“言醑清且美焉”。
他在衡阳内史任上做了两件事：一是郡境连年疫病，“死者太半，棺木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傍”，他“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二是革除“山民有病，辄云先人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的风俗，“宪之晓喻，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
他又曾抗议竟陵王在宣城三县界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固陈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即命无禁。
他的《终制》已引于“风俗”一节。
陶季直“五岁丧母，哀若成人”，四岁时祖父散枣栗于床，诸孙争取，他独不取，说“若有赐，当先父伯，不应度及诸孙”。他拒绝参与刘秉、袁粲谋除齐高帝之事，说“袁、刘儒者，必致颠殒”，后来果然。他“常称仕至二千石，始愿毕矣”，便辞疾还乡；武帝说：“梁有天下，遂不见此人。”死后“家徒四壁，子孙无以殡敛”。
萧眎素“性静退，少嗜欲，好学，能清言，荣利不关于口，喜怒不形于色”，初拜丹阳尹丞时武帝赐钱八万，“眎素一朝散之亲友”。
**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七 良吏**
收庾荜、沈瑀、范述曾、丘仲孚、孙谦、伏暅、何远七人。
序文是全书论梁初吏治最完整的一段，前已引其要：“齐末昏乱，政移群小，赋调云起，徭役无度。守宰多倚附权门，互长贪虐……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台建，仍下宽大之书，昏时杂调，咸悉除省，于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又记选官之法：“每选长吏，务简廉平，皆召见御前，亲勖治道”；“又著令：小县有能，迁为大县；大县有能，迁为二千石”。
**孙谦**是全书最长寿的清官，活到九十二岁。他做巴东、建平二郡太守时朝廷给他募兵千人自随，他辞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到郡后“布恩惠之化，蛮獠怀之，竞饷金宝，谦慰喻而遣，一无所纳。及掠得生口，皆放还家”。他“每去官，辄无私宅，常借官空车厩居焉”。“居身俭素，床施蘧除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帱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年逾九十，强壮如五十者，每朝会，辄先众到公门。”九十岁时还“每朝见，犹请剧职自效”，武帝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
**何远**是最有个性的循吏。武昌太守任上“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远患水温，每以钱买民井寒水；不取钱者，则摙水还之”；“江左多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太守王彬巡县，“诸县盛供帐以待焉，至武康，远独设糗水而已”，送别时“进斗酒双鹅”，王彬开玩笑说：“卿礼有过陆纳，将不为古人所笑乎？”
他“性果断，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为立祠”；“田秩俸钱，并无所取，岁暮，择民尤穷者，充其租调，以此为常”。但他也“性刚严，吏民多以细事受鞭罚者，遂为人所讼”，两次被劾免官。
他的自我标榜很有趣：“每戏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则谢卿以一缣。’众共伺之，不能记也。”史官的评语是：“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
**伏暅**传里有一桩公案，极见梁代官场心态：他与何远同以廉白著称，何远屡被擢用而他只循资迁阶，“意望不满，多托疾居家”，又借迎妹丧之机滞留会稽筑宅，自表求解。武帝下诏说：“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伏暅，为政廉平，宜加将养，勿使恚望，致亏士风。可豫章内史。”——皇帝公开承认是怕他怨望。治书侍御史虞<日爵>为此上了一道措辞极重的弹章（全文照录），说他“冒宠不辞，吝斯苟得”，请以“大不敬论”，“应弃市刑”。武帝“有诏勿治，暅遂得就郡”。这一正一反的两份文件并列，把梁代清官的真实处境写尽了。
**沈瑀**在余姚打击豪族的手段很酷烈：“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阶下，以法绳之”；又把豪族老者派去看石头仓、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见富吏穿鲜衣，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耶”，“悉使著芒矰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史官补了一句很重要的背景：“瑀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清官也有私怨。他最后“于路为盗所杀”，“多以为颖达害焉”。
姚察的论赞说梁朝“破觚为圆，斫雕为朴，教民以孝悌，劝之以农桑，于是桀黠化为由余，轻薄变为忠厚……若夫酷吏，于梁无取焉”——所以《梁书》有《良吏传》而无《酷吏传》。
**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 诸夷**
分海南诸国、东夷、西北诸戎三部分，内容已详“四夷”一节。本卷另含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的完整记录，是《梁书》最重要的佛教史料所在。
**卷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九 豫章王综 武陵王纪 临贺王正德 河东王誉**
四个叛逆或僭号的宗室，是《梁书》的“宗室贼臣传”。
**萧综**叛魏，滴骨验亲事已详前。他所作《听钟鸣》《悲落叶》二辞全文照录，是全书情调最凄凉的文字：“听钟鸣，听听非一所。怀瑾握瑜空掷去，攀松折桂谁相许？昔朋旧爱各东西，譬如落叶不更齐”；“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当时见者莫不悲之。”
**萧纪**在蜀僭号，杀谏臣王僧略、徐怦，永丰侯萧撝叹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国之基也，今反诛之，不亡何待！”元帝给他的两封书信全文照录，第二封写兄弟之情最切：“甚苦大智！季月烦暑，流金烁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体，辛苦行阵。乃眷西顾，我劳如何？……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写得情深，实则已决意杀之。兵败后“樊猛获纪及其第三子圆满，俱杀之于硖口”，“有司奏请绝其属籍，世祖许之，赐姓饕餮氏”。
**萧正德**是引侯景渡江的人。侯景给他的密信与他的反应（“侯景意暗与我同，此天赞也”）都录了下来。侯景立他为帝，改元正平，台城陷后降为大司马，“正德有怨言，景闻之，虑其为变，矫诏杀之”。
**萧誉**是元帝屠戮骨肉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幼而骁勇，兼有胆气，能抚循士卒，甚得众心。及被围既久，虽外内断绝，而备守犹固”。城破被执时说：“勿杀我！得一见七官，申此谗贼，死亦无恨。”主者答：“奉命不许。”遂斩之。
**卷五十六·列传第五十 侯景**
独立一卷的贼臣传，内容已详“侯景之乱”一节。
本卷的文献价值极高：侯景降梁表、高澄与侯景往返的两封长书、侯景列武帝“十失”的长表、他篡位前后的一系列矫诏，全部照录。这些文书从对立双方的角度陈述同一组事实，是研究六世纪中叶南北政治最完整的一组原始材料。
人物描写也极精彩：“景长不满七尺，而眉目疏秀。性猜忍，好杀戮。刑人或先斩手足，割舌劓鼻，经日方死。曾于石头立大舂碓，有犯法者，皆捣杀之”；“自篡立后，时著白纱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马游戏于宫内，及华林园弹射乌鸟”；“所居殿常有鸺鹠鸟鸣，景恶之，每使人穷山野讨捕焉”；“所乘马，每战将胜，辄踯躅嘶鸣，意气骏逸，其奔衄，必低头不前”。
末附王伟小传：“陈留人。少有才学，景之表、启、书、檄，皆其所制。景既得志，规摹篡夺，皆伟之谋。及囚送江陵，烹于市，百姓有遭其毒者，并割炙食之。”
**附录·梁书序（曾巩）**
北宋嘉祐年间曾巩等校正《梁书》时所作的叙录，内容已详“佛教”一节。它交代了本书的作者与取材（“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然后用全篇篇幅辟佛，以“圣人之内”对抗佛氏之“内”，结语是：“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读法】
先把六卷本纪通读一遍，掌握五十六年兴亡的大纲。本纪的读法与别史不同：武帝三卷要**逐条读诏书**，那里面藏着这部书缺掉的全部志；简文、元帝、敬帝三卷则要快读，看的是崩坏的速度。读完本纪立刻接读卷六末魏征的总论，再回头读卷三末姚察对武帝的那段记述——一个讲他的失，一个讲他的得，两篇对看，这个人物就立体了。
接着读三组核心列传：卷九至卷十二（开国诸将）、卷二十五（周舍、徐勉）、卷三十八（朱异、贺琛）。这三组分别对应梁朝的开创、鼎盛与败亡，读完这三组，政治史的骨架就有了。
此外有若干条线索贯串全书，专门挑出来连着读，一事的首尾就清楚了：
一、**宗室问题**。合卷三十五武帝对萧子恪的谈话、卷二十二太祖五王、卷二十九高祖三王、卷五十五四个叛逆宗室、卷四十四被屠的太宗诸子来看，就能看出同一套政策的两面：对前朝宽，是梁朝最可称道的一点；对本朝纵，是它灭亡的一个原因。读卷二十九邵陵王给元帝的那封信，再读卷五十五元帝给武陵王的两封信，骨肉相残的全过程尽在其中。
二、**侯景之乱的责任链**。合卷三十八朱异传、卷四十二傅岐传、卷四十一萧介谏表、卷五十六侯景本传、卷四十三殉国诸人、卷三十九羊侃守城来看。关键在于：反对接纳侯景的人（谢举、傅岐、萧介、羊侃、鄱阳王范、羊鸦仁）全都说对了，而他们的话全都被朱异压住没有上达。这不是一个人的昏聩，是一套制度的失灵。
三、**南北攻守**。合卷十二韦叡、卷九曹景宗、卷十八昌义之（钟离之捷）、卷十八康绚（浮山堰之败）、卷二十八裴邃与夏侯兄弟（寿阳之复）、卷三十二陈庆之（洛阳之役）来看，五十年攻守的得失大体可见。再以卷十蔡道恭守义阳、卷三十九羊侃守台城两篇对照，一胜一败，守城之法尽于此。
四、**佛教这条线最长也最重要**。合本纪三卷的舍身与讲经、卷五十四的阿育王塔舍利、卷四十八范缜《神灭论》、卷五十一陶弘景与诸居士、卷四十七孝行诸人的感应、卷三十六江革受菩萨戒、末尾曾巩的辟佛序来看，从皇帝到士大夫到百姓，从信仰到经济到政治，一代佛教的全貌都在里面。特别注意：**《梁书》一边记录国教的盛况，一边完整保存了反对它的最强论证**，这是史家的分寸。
五、**礼与学**。合卷二十五徐勉《上修五礼表》、卷四十许懋论封禅与祭服、卷四十八司马筠慈母服议、卷三十八贺琛冠嫁议、卷三十五萧子云改撰乐辞、卷四十八《儒林传》序来看，梁朝文治的实际内容就清楚了。一千一百七十六卷的五礼、五馆数百生、士林馆、制旨义疏二百余卷——这些是“魏晋已来未有若斯之盛”的具体所指。
六、**文学与史学**。合卷十三沈约、卷十四任昉、卷八昭明太子、卷四十九至五十两卷《文学传》来看，永明声律—文选—宫体的演变脉络可循；《文心雕龙序志》《诗品序》《太宗与湘东王书》三篇文论并读，六朝文学批评的三种路数（体系、品第、论争）一齐具备。史学则合卷十三沈约、卷三十五萧子显与萧子云、卷三十裴子野、卷四十九吴均、卷五十刘昭、卷四十刘之遴校《汉书》、卷五十一阮孝绪《七录》来看。
七、**清与浊**。合卷五十三《良吏传》、卷五十二《止足传》与卷三十八朱异、卷二十八鱼弘、卷三十九羊侃的豪奢对读，梁代官场的两极就显出来了。尤其读卷五十三伏暅那一段——廉吏因为升迁不如人而怨望，御史因此要论他“弃市”，皇帝下诏安抚——这段比任何赞语都更真实。
八、**中外交通**。卷五十四一卷可单独抽出来精读，它是六世纪中国人海外知识的总结：顿逊的国际市场、扶南的神判、师子国的哑贸易、天竺的香料贸易、高昌的白叠子、于阗的玉河、扶桑国的争议。配合海南诸国上表的佛教辞令，可以看出南海诸国与梁朝之间以佛教为共同语言的外交格局。
读这部书还要留意四点。
其一，**没有志**。食货、刑法、天文、地理、礼乐、职官、艺文七门全缺，所以凡遇制度问题，须自行从本纪诏令与列传奏议中辑录，或取《隋书》诸志、《通典》、《南史》相补。《隋书·经籍志》尤其重要，因为《梁书》所载的那几百部著作，绝大多数只能在那里查到著录与存佚。
其二，**三种声音**。“陈吏部尚书姚察曰”是陈代史官的原稿，“史臣曰”是唐初姚思廉所补，卷六末“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征曰”是唐朝官方定论。同一件事，姚察常从当事人的处境着眼，魏征则一味追究治乱之由。留意署名，可以看出一桩史事在两代人眼中的不同分量。
其三，**曲笔与直书**。姚察的父亲姚僧垣是梁朝旧臣，他本人也是梁朝遗民，所以对梁朝多有回护：浮山堰决口不说死了多少人，只归咎于星象；武帝舍身只记日期不加一字评论；元帝杀兄弟记得清楚，却不议其是非（要等魏征来说）。但他的直书之处也极可贵：朱异之贪、王僧辩的纵兵剽掠、沈瑀的私怨、伏暅的怨望、萧纲文风“伤于轻艳”，都没有遮掩。
其四，**文体**。《梁书》叙事多用散体，这在南朝诸史中独树一帜，读起来比《南齐书》省力得多；但它收录的文献极长极富，一篇《南征赋》《郊居赋》动辄数千言。初读可以先跳过大赋，专看叙事与奏议；重读时再回头读那些赋，它们本身就是梁代文学的标本。
最后，宜与《南史》对读。李延寿把宋齐梁陈四书合为一编，删去骈语而增补轶事，于梁代尤详；凡《梁书》语焉不详处（如昭明太子与武帝的嫌隙、武帝晚年的起居），《南史》往往有补。再取《魏书》《北齐书》《周书》参证南北交兵与侯景、王僧辩诸事，取《文选》《文心雕龙》《诗品》参证文学，取《高僧传》《弘明集》参证佛教，一代的轮廓就立体了。
【原书】心一阁藏/史藏/正史/梁书（57卷 / 1915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