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卷一十
五月乙丑朔。丙寅，制河阳节度使张汉瑜同平章事。宴百僚于崇勋殿，上赞述全忠之功业，因言御楼前一日所司亡失赦书，赖元帅府收得副本施行，几失事矣，中书不得无过。裴枢等起待罪。中饮，帝更衣，召全忠曲宴阁中，全忠恳辞。帝曰：“朕以全忠功业崇高，欲斋中款曲，以表庇赖耳。全忠既不欲来，即令敬翔来，朕与之言。”全忠令敬翔私退，奏曰：“敬翔亦醉而出矣。”己巳，全忠辞赴大梁，宴于崇勋殿，是日雨甚。乙酉，翰林学士、左谏议大夫、知制诰沈栖远守本官，以病陈乞故也。丁亥，敕河南府畿县先减尉一员，可准京兆府例，复置县尉一员。癸巳，中书奏：准今年四月十一日赦文，陕州都督府改为兴唐府，其都督府长史宜改为尹，左右司马为少尹，录事为司录，陕县为次赤，余为次畿。从之。
六月甲午朔，邠州杨崇本侵掠关内，全忠遣硃友裕屯军于百仁村。丙申，通议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杨注可充翰林学士。庚子，三佛齐国入朝使薄诃粟可宁远将军。丁未，制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卢绍可太子太保致仕。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天水男、食邑三百户赵崇可检校右仆射。甲寅，以京兆少尹郑韬光为太常少卿，前侍御史韦说为右司员外郎，前进士姚顗为校书郎，前进士赵颀、刘明济、窦专并可秘书省校书郎正字，从柳璨奏也。荆南襄州忠义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江陵尹、襄州刺史、上柱国、楚王、食邑六千户赵匡凝宜备礼册命。七月癸亥朔，全忠率师讨邠、凤。甲子，自汴至洛阳，宴于文思球场。全忠入，百官或坐于廊下，全忠怒，笞通引官何凝。丙寅，制金紫光禄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国韩仪责授棣州司马，侍御史归蔼责授登州司户，坐百官傲全忠也。甲戌，制以中大夫、中书舍人、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杜彦林为太中大夫、守御史中丞。丁丑，制以兵部郎中萧颀为吏部郎中，户部郎中徐绾为兵部郎中，司勋员外郎张茂枢为礼部郎中，监察御史郄殷象为右补阙。己卯，制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等州观察处置兼三司水陆发运淮南西面行营招讨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西平王、食邑三千户杜洪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二百户。庚寅，中书奏：“西京旧有凌烟阁，图画功臣，今迁都洛阳，合议修建。副元帅梁王勋庸冠世，请凌烟阁之侧别创一阁，以表殊勋。”从之。
八月壬辰朔。壬寅夜，硃全忠令左龙武统军硃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弑昭宗于椒殿。自帝迁洛，李克用、李茂贞、西川王建、襄阳赵匡凝知全忠篡夺之谋，连盟举义，以兴复为辞。而帝英杰不群，全忠方事西讨，虑变起于中，故害帝以绝人望。帝自离长安、日忧不测，与皇后、内人唯沉饮自宽。是月壬寅，全忠令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阳，与友恭等图之。是夜二鼓，蒋玄晖选龙武衙官史太等百人叩内门，言军前有急奏面见上。内门开，玄晖每门留卒十人，至椒殿院，贞一夫人启关，谓玄晖曰：“急奏不应以卒来。”史太执贞一杀之，急趋殿下。玄晖曰：“至尊何在？”昭仪李渐荣临轩谓玄晖曰：“院使莫伤官家，宁杀我辈。”帝方醉，闻之遽起。史太持剑入椒殿，帝单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弑之。渐荣以身护帝，亦为太所杀。复执何皇后，将害之。后求哀于玄晖，玄晖以全忠止令害帝，释后而去。帝殂，年三十八，群臣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二年二月二十日，葬于和陵。
本纪第二十下 哀帝
哀皇帝讳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积善太后何氏。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于大内。乾宁四年二月，封辉王 ，名祚。天复三年二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天祐元年八月十二日，昭宗遇弑。翌日，蒋玄晖矫宣遗诏，曰：“我国家化隋为唐，奄有天下，三百年之睹兵戈之屡起，赖勋贤协力，宗社再安。岂意宫闱之间，祸乱忽作，昭仪李渐荣、河东夫人裴贞一潜怀逆节，辄肆狂谋，伤疻既深，已及危革。万机不可以久旷，四海不可以乏君，神鼎所归，须有缵继。辉王祚幼彰岐嶷，长实端良，裒然不群，予所钟爱，必能克奉丕训，以安兆人。宜立为皇太子，仍改名柷，监军国事。于戏！孝爱可以承九庙，恭俭可以安万邦，无乐逸游，志康寰宇。百辟卿士，佑兹冲人，载扬我高祖、太宗之休烈。”是日迁神柩于西宫，文武百僚班慰于延和门外。其日午时，又矫宣皇太后令曰：“予遭家不造，急变爰臻，祸生女职之徒，事起宫奚之辈。皇帝自罹锋刃，已至弥留，不及顾遗，号恸徒切。定大计者安社稷，纂丕图者择贤明，议属未亡人，须示建长策。承高祖之宝运，医元勋之忠规，伏示股肱，以匡冲昧。皇太子柷宜于柩前即皇帝位，其哀制并依祖宗故事，中书门下准前处分。于戏！送往事居，古人令范，行今报旧，前哲格言。抆泪敷宣，言不能喻。”帝时年十三，乞且监国，柩前即位，宜差太常卿王溥充礼仪使，又令太子家令李能告哀于十六宅。丙午，大行皇帝大殓，皇太子柩前即皇帝位。己酉，矫制曰：“昭仪李渐荣、河东夫人裴贞一，今月十一日夜持刃谋逆，惧罪投井而死，宜追削为悖逆庶人。”蒋玄晖夜既弑逆，诘旦宣言于外曰：“夜来帝与昭仪博戏，帝醉，为昭仪所害。”归罪宫人，以掩弑逆之迹。然龙武军官健备传二夫人之言于市人。寻用史太为棣州刺史，以酬弑逆之功。
庚戌，群臣上表请听政。甲寅，中书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诞，请以其日为乾和节。”从之。乙丑，百僚赴西宫 ，殓讫，释服。皇帝见群臣于崇勋殿西廊下。中书帖：今月二十四日释服后，三日一度进名起居。丙辰，敕：“朕奉太后慈旨，以两司纲运未来，百官事力多阙，旦夕霜冷，深轸所怀。令于内库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委御史台依品秩分俵。”是日，皇帝听政。丁巳，敕：乾和节方在哀疚，其内道场宜停。戊午，遣刑部尚书张祎告哀于河中，全忠号哭尽哀。庚申，敕：“乾和节文武百僚诸军诸使诸道进奏官准故事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只许酒果脯醢。”辛酉，敕：“三月二十三日嘉会节。伏以大行皇帝仙驾上升，灵山将卜，神既游于天际，节宜辍于人间。准故事，嘉会节宜停。”
九月壬戌朔，百官素服赴西内临，进名奉慰。戊辰，大行皇帝大祥，百官素服赴西内临。己巳 ，敕右仆射、门下侍郎、礼部尚书、平章事裴枢宜充大行皇帝山陵礼仪使，门下侍郎、平章事独孤损宜充大行皇帝山陵使，兵部侍郎李燕充卤簿使，权知河南尹韦震充桥道使，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庚午，皇帝释服从吉。中书门下奏：“伏以陛下光继宝图，纂承丕绪，教道克申于先训，保任实自于慈颜。今则正位宸居，未崇徽号。伏以大行皇帝皇后母临四海，德冠六宫，推尊宜正于鸿名，敬上式光于睿孝，望上尊号曰皇太后。”奉敕宜依。又敕辉王府官属宜停。辛巳，山陵桥道使改差权河南尹张廷范，其顿递陵下应接等使，并令廷范兼之。庚寅，中书奏：太常寺止鼓两字“敔”上字犯御名，请改曰“肇”。从之。
十月辛卯朔，日有蚀之，在心初度。壬辰，全忠自河中来朝，赴西内临祭讫 ，对于崇勋殿。甲午，敕检校太保、左龙武统军硃友恭可复本姓名李彦威，贬崖州司户同正。检校司徒、右龙武统军氏叔琮可贬贝州司户同正。又敕：“彦威等主典禁兵，妄为扇动，既有彰于物论，兼亦系于军情。谪掾遐方，安能塞责？宜配充本州长流百姓，仍令所在赐自尽。”河南尹张廷范收彦威等杀之。临刑，大呼曰：“卖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操心若此，欲望子孙长世，可乎？”呼廷范，谓曰：“公行当及此，勉自图之。”是日，全忠归大梁。丙申，制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师、中书令，兼郓州刺史、上柱国、东平王、食邑七千户张全义本官兼河南尹、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判六军诸卫事。皇帝即位行事官、左丞杨涉进封开国伯，加食邑四百户。吏部侍郎赵光逢进开国公，加食邑三百户。右散骑常侍窦回、给事中孙续、户部郎中知制诰封舜卿等加勋阶。礼仪使、太常卿王溥与一子八品正员官。书宝册官吏部尚书陆扆、刑部尚书张祎，扆与一子八品正员官，祎加阶。太子太保卢绍卒。魏博罗绍威进救接百官绢千匹、绵三千两。
十一月辛酉朔。癸酉午时，日有黄白晕，旁有青赤纫。杨行密攻光州，又急攻鄂州，杜洪遣使求援 ，全忠率师五万自颍州渡淮，至霍丘大掠以纾之，行密分兵来拒。乙酉，敕：“据太常礼院奏，于十二月内择日册太后者。朕近奉慈旨，以山陵未毕，哀感方缠。凡百有司，且虔充奉，吉凶之礼，难以并施。太后册礼，宜俟山陵毕日，庶得桥山攀慕，彰尽节于群臣；兰殿承荣，展盛仪于朕志。情既获遂，礼实宜之。付所司。”己丑，岭南东道辨州宜改为勋州。十二月辛卯朔。癸卯，权知河南府尹、和王傅张廷范宜复本官。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河东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充山陵副使、权知河南尹、天平军节度副使韦震权知郓州军州事。
二年春正月庚申朔，杨行密陷鄂州，执节度使杜洪，斩于扬州市。鄂、岳、蕲、黄等州入行密。全忠自霍丘还大梁。甲子，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谥号、庙号 ，乃敕右仆射、平章事裴枢撰谥册，中书侍郎柳璨撰哀册。辛未，敕：“朕祗荷丕图，仰惟元训，方迫遗弓之痛，俯临同轨之期。将展孝思，亲扶护卫。皇太后义深鸣凤，痛切攀龙，亦欲专奉灵舆，躬及园寝，兼尽追摧之道，用终克敬之仪。其大行皇帝山陵发引日，朕随太后亲至陵所，付中书门下，宜体至怀。”群臣三表论谏，乃止。
二月庚寅朔。壬辰，制以前知鄜州军州事、检校尚书左仆射刘鄩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充右街使。检校左仆射硃汉宾为右羽林统军。丙申，群臣告谥于西宫。己亥，敕：“今月十一日 ，大行皇帝启攒宫。准故事，坊市禁音乐，至二十日掩玄宫毕，如旧。”庚子，启攒宫，文武百僚夕临于西宫。丁未，灵驾发引，濮王已下从，皇帝、太后长乐门外祭毕归大内。己酉，葬昭宗皇帝于和陵。庚戌，制以太常卿王溥为工部尚书。壬子，制以汝州刺史裴迪为刑部尚书。泰宁军节度、检校司空、兗州刺史、御史大夫葛从周检校司徒、兼右金吾上将军致仕，从周病风，不任朝谒故也。以左金吾上将军卢彦威为左威卫上将军。是月社日，枢密使蒋玄晖宴德王裕已下九王于九曲池，既醉，皆绞杀之，竟不知其瘗所。丙辰，左仆射裴贽等议迁庙，合迁顺宗一室，从之。己未，昭宗皇帝神主祔太庙，礼院奏昭宗庙乐，曰《咸宁之舞》。
三月庚申朔。壬戌，制以前平卢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兼青州刺史、上柱国、琅邪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王师范为孟州刺史、河阳三城怀孟节度观察等使，从全忠奏也。甲子，制以特进、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裴枢可守尚书左仆射。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河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独孤损可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护 ，充静海军节度、安南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以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博陵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崔远可守尚书右仆射。以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事、上柱国、河东县男、食邑三百户柳璨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
以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文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以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左丞、上柱国、弘农县伯、食邑七百户杨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庚午，敕：“朕以宰臣学士，文武百僚，常拘官局，空逐游从。今膏泽不愆，丰年有望，当兹韶景，宜示优恩。自今月十二日后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选胜追游。付所司。”壬申，以检校司徒、和王傅张廷范为太常卿。丁亥，敕：“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杨注是宰臣杨涉亲弟，兄既秉于枢衡，弟故难居宥密，可守本官，罢内职。”四月己丑朔。壬辰，敕河南府缑氏县令宜兼充和陵台令，仍升为赤县。癸巳，敕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
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禄俸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祗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凡百臣庶，宜体朕怀。”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
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丙午，前棣州刺史刘仁遇检校司空，兼兗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泰宁军节度使。乙未，制左仆射裴枢、新除清海军节度使独孤损、河南尹张全义、工部尚书王溥、司空致仕裴贽、刑部尚书张祎，并赐一子八品正员官，以奉山陵之劳也。敕曰：“朕以宿麦未登，时阳久亢，虑阙粢盛之备，轸予宵旰之怀。所宜避正位于宸居，减珍羞于常膳，谅惟眇质，深合罪躬。自今月八日已后，不御正殿，减常膳。付所司。”辛丑，侍御史李光庭郗殷象、殿中丞张升崔昭矩、起居舍人卢仁烱卢鼎苏楷、吏部员外郎崔协、左补阙崔咸休、右补阙杜承昭罗兗、右拾遗韦彖路德延，并宜赐绯鱼袋；兵部郎中韦乾美、比部郎中杨焕，皆赐紫金鱼袋：并以奉山陵之劳也。
壬寅，敕：“朕获荷丕图，仰遵慈训，爰崇徽号，已定礼仪，冀申为子之心，以展奉亲之敬。昨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册礼。再奉慈旨，以宫殿未停工作，蒸暑不欲劳人，宜改吉辰，固难违命。册礼俟修大内毕功日，所司以闻。”癸卯，太清宫使柳璨奏修上清宫毕，请改为太清宫，从之。甲辰夜，彗起北河，贯文昌，其长三丈，在西北方。丁未，敕：“设官分职，各有司存，铨衡既任于吏曹，除授宁烦于宰职。但所司注拟申到，中书过验酌量，苟或差舛，难可尽定。近年除授，其徒实繁，占选部之阙员，择公当之优便，遂致三铨注拟之时，皆旷职务。且以宰相之任，提举百司，唯务公平无私，方致渐臻有道。应天下州府令录，并委吏部三铨注拟。自天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后，中书并不除授，或诸荐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
庶各司其局，免致紊隳，宰相提纲，永存事体。付所司。”辛亥，以彗孛谪见，德音放京畿军镇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无轻重，递减一等，限三日内疏理闻奏。壬子，敕：“朕以冲幼，克嗣丕基，业业兢兢，勤恭夕惕。彗星谪见，罪在朕躬。虽已降赦文，特行恩宥，起今月二十四日后，避正殿，减常膳，以明思过。付所司。”丙辰，敕：“准向来事例，每贯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为贯，每陌八十五文。如闻坊市之中，多以八十为陌，更有除折，顿爽旧规。付河南府，市肆交易，并以八十五文为陌，不得更有改移。”戊午，敕：“东上阁门，西上阁门，比常出入，以东上为先。大忌进名，即西上阁门为便。比因阉官擅权，乃以阴阳取位，不思南面，但启西门。迩来相承，未议更改，详其称谓，似爽旧规。
自今年五月一日后，常朝出入，取东上阁门，或遇奉慰，即开西上阁门，永为定制。付所司。”又敕：“朕以上天谪见，避殿责躬，不宜朔会朝正殿。其五月一日朝会，宜权停。”五月己未朔，以星变不视朝。敕曰：“天文变见，合事祈禳，宜于太清宫置黄箓道场，三司支给斋料。”壬戌，敕：“法驾迁都之日，洛京再建之初，虑怀土有类于新丰，权更名以变于旧制。妖星既出于雍分，高闳难效于秦余，宜改旧门之名，以壮卜年之永。延喜门改为宣仁门，重明门改为兴教门，长乐门改为光政门，光范门曰应天门，乾化门曰乾元门，宣政门曰敷政门，宣政殿曰贞观殿，日华门曰左延福门，月华门曰右延福门，万寿门曰万春门，积庆门曰兴善门，含章门曰膺福门，含清门曰延义门，金銮门曰千秋门，延和门曰章善门，保宁殿曰文思殿。
其见在门名，有与西京门同名者，并宜复洛京旧门名。付所司。”乙酉夜，西北彗星长六七十丈，自轩辕大角及天市西垣，光辉猛怒，其长竟天。丙寅，有司修皇太后宫毕。中书奏：“皇太后慈惠临人，宽仁驭物，早叶伣天之兆，克彰诞圣之符。今轮奂新宫，规摹旧典，崇训既征于信史，积善宜显于昌期。太后宫请以积善为名。”从之。又以将卜郊禋，预调雅乐，宜以太常卿张廷范充修乐悬使。丁卯，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奏为故使成汭立祠宇，从之。己巳，太清宫使柳璨奏：“近敕改易宫殿门名，窃以玄元皇帝庙，西京曰太清宫，东京曰太微宫，其太清宫请复为太微宫，臣便给入官阶。”从之。庚午，敕：“所司定今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制礼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祭器宜令张文蔚、杨涉分判，仪仗车辂宜令太常卿张廷范判。”
壬申，制新除静海军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护、河南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独孤损可责授朝散大夫、棣州刺史，仍令御史台发遣出京讫闻奏。敕曰：“朕谬将眇质，叨荷丕图，常怀驭朽之心，每轸泣辜之念。谅于黜责，岂易施行。左仆射裴枢、右仆射崔远，虽罢机衡，尚居揆路，既处优崇之任，未伤进退之规。不能秉志安家，但恣流言谤国，颇兴物论，难抑朝章。须离八座之荣，尚付六条之政，勉思咎己，无至尤人。枢可责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远可责授朝散大夫、莱州刺史，便发遣出京。”兵部郎中韦乾美贬沂州司户。甲戌，敕中书舍人封渭贬齐州司户，右补阙郑辇密州莒县尉，兵部员外卢协祁州司户，并员外置。乙亥，敕吏部尚书陆扆贬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淄州司户。
司天奏：“旬朔已前，星文变见，仰观垂象，特轸圣慈。自今月八日夜已后，连遇阴雨，测候不得。至十三日夜一更三点，天色暂晴，景纬分明，妖星不见于碧虚，灾沴潜消于天汉者。”敕曰：“上天谪见，下土震惊，致夙夜之沈忧，恐生灵之多难。不居正殿，尽辍常羞，益务斋虔，以申禳祷。果致玄穹覆祐，孛彗消除，岂罪己之感通，免贻人于灾沴。式观陈奏，深慰诚怀。”丙子，敕户部郎中李仁俭贬和王府咨议，起居舍人卢仁烱安州司户，寿安尉、直弘文馆卢晏沧州东光尉。丁丑，陈许节度使张全义奏：“得许州留后状申，自多事以来，许州权为列郡，今特创鼓角楼讫，请复为军额。”敕旨依旧置忠武军牌额。戊寅，宴群臣于崇勋殿，全忠与王镕、罗绍威置宴也。庚辰，敕特进、检校司徒、守太保致仕赵崇可曹州司户，银青光禄大夫、兵部侍郎王赞可濮州司户。
辛巳，敕责授登州刺史裴枢可陇州司户，责授棣州刺史独孤损可琼州司户，责授莱州刺史崔远可白州司户。壬午，敕司勋员外韦甄责授和王友，洛阳县令李光序责授左春坊典设郎。甲申，秘书监崔仁鲁可密州司户，国子祭酒崔澄陈州司户，太府少卿裴钅咸徐州司户，卫尉少卿裴纾曹州南华尉，左补阙崔咸休宁陵尉，司封员外薛氵高辉州司户，前盐铁推官独孤宪临沂尉，秘书少监裴鉥郓州司户，长安尉、直史馆裴格符离尉，兵部郎中李象郑州司户，刑部员外卢荐范县尉。丙戌，颍州汝阴县人彭文妻产三男。丁亥，敕以翰林学士、尚书职方郎中张策兼充史馆修撰，修国史。
六月戊子朔，敕：“责授陇州司户裴枢、琼州司户独孤损、白州司户崔远、濮州司户陆扆、淄州司户王溥、曹州司户赵崇，濮州司户王赞等，皆受国恩，咸当重任。罔思罄谒 ，唯贮奸邪，虽已谪于遐方，尚难宽于国典。委御史台差人所在州县各赐自尽。”时枢等七人已至滑州，皆并命于白马驿，全忠令投尸于河。己丑，敕：“君臣之间，进退以礼，矧于求旧，欲保初终，苟自掇于悔尤，亦须行于黜责。特进、守司空致仕、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裴贽早以公望，常践台司，靡闻竭力以匡时，每务养恬而避事。洎从请老，不谓无恩，合慎枢机，动循规矩。虽云勇退，乃有后言，自为簿从之酋，颇失人臣之礼。谪居郡掾，用正朝纲，可责授青州司户。刑部郎中李煦可莱州司户。”
辛卯，太微宫使柳璨奏：“前使裴枢充宫使日，权奏请玄元观为太清宫，又别奏在京弘道观为太清宫，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亲事南禋，先谒圣祖庙，弘道观既未修葺，玄元观又在北山，若车驾出城，礼非便稳。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庙一所，其玄元观请拆入都城，于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行事。”从之。壬辰，敕：“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刺史等，部内有新除朝官、前资朝官，敕到后三日内发遣赴阙，仍差人监送。所在州县不得停住，苟或稽违，必议贬黜。付所司。”癸巳，敕：“卫尉少卿敬沼是裴贽之甥。常累于舅，或以明经挠文柄，或以私事窃化权。贽已左迁，尔又何追！可贬徐州萧县尉。”丙申，敕：“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
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蜡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戊戌，敕：“密县令裴练贬登州牟平尉，长水令崔仁略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陆珣沂州新泰尉，泥水令独孤韬范县尉，并员外置，皆裴枢、崔远、陆扆宗党也。壬寅，湖南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之侧，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圮，臣复修庙了毕，乞赐名额者。敕旨黄陵二妃祠曰懿节，洞庭君祠曰利涉侯，青草祠曰安流侯；三闾大夫祠，先以澧朗观察使雷满奏，已封昭灵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处分。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记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观移入都内，于清化坊取旧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宫，准备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缘延资库盐铁并无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军诸卫张全义指挥工作讫。”
优诏嘉之。丁未，敕：“太子宾客柳逊尝为张浚租庸判官，又王溥监修日奏充判官，授工部侍郎，又与赵崇、裴贽为刎颈之交。昨裴枢等得罪之时，合当连坐，尚矜暮齿，且俾悬车，可本官致仕。”戊申，敕前司勋员外郎、赐绯鱼袋李延古责授卫尉寺主簿。七月戊午朔。辛酉，赐全忠《迎銮记功碑文》，立于都内。全忠进助郊礼钱三万贯。癸亥，再贬柳逊曹州司马。辛巳，敕全忠请铸河中、晋、绛诸县印，县名内有“城”字并落下，如密郑、绛、蒲例，单名为文。壬午，宰臣柳璨、礼部尚书苏循充皇太后册礼使。是日，于积善宫行礼毕，帝乘辇赴太后宫称贺。丙戌，太常礼院奏：“每月朔望，皇帝赴积善宫起居，文武百官于宫门进名起居。”从之。
八月丁亥朔。戊子，制中书舍人姚洎可尚书户部侍郎，充元帅府判官，从全忠奏也。洛苑使奏谷水屯地内嘉禾合颖。乙未，敕：“伪称官阶人泉州晋江县应乡贡明经陈文巨招伏罪款 ，付河南府决杀。庚子，敕：“汉代元勋，邓禹冠诸侯之上；晋朝重位，王导居百辟之先。皆道著匡扶，功宣寰宇，其于崇宠，迥异等伦。朕获以眇躬，重兴丕运，凡关制度，必法旧章，实仗勋贤，永安宗社。副元帅梁王正守太尉、中书令，忠武军节度使、河南尹张全义亦正守中书令，俱深倚注，咸正台衡。其朝廷册礼、告祀天地宗庙，其司空则差官摄行，太尉、侍中、中书令即宰臣摄行。今太尉副元帅任冠籓垣，每遇行礼之时，或不在京国，即事须差摄太尉行事。全义见居阙下，任正中枢，不可更差别官又摄中书令事。其太尉官，如梁王朝觐在京，便委行事，如却赴镇，即依前摄行。所合差中书令，便委全义以本官行礼。其侍中、司空、司徒即临时差官。付所司。”壬寅，敕：“前太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司空图俊造登科，硃紫升籍，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而钓名。志乐漱流，心轻食禄。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载省载思，当徇幽栖之志。宜放还中条山。”癸卯，敕太常卿张廷范宜充南郊礼仪使。丁未，制削夺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在身官爵。是月乙未，全忠遣大将杨师厚讨匡凝，收唐、邓、复、郢、随等州，全忠自率亲军赴之。荆襄之军，阵于汉水之阴。
九月丁巳朔。辛酉，杨师厚于襄州西六十里阴谷江口伐竹木为浮梁。癸亥，梁成，引军渡江。甲子，赵匡凝率劲兵二万 ，阵于江之湄。师厚一战败之，遂乘胜蹑之，阵于城下。是夜，匡凝挈其孥溃围遁去。乙丑，师厚入襄阳。丙寅，全忠继至。壬申，匡凝牙将王建武遣押牙常质以荆南降。言权知荆南军府事赵匡明今月十一日弃城上峡，奔蜀川。敕曰：“梁王躬临貔武，收复荆、襄，拔岘首若转丸，平荆门如沃雪，连收两镇，并走二凶。乃睠勋庸，载深嘉注，宜赐诏奖饰。”内出宣旨：“妳婆杨氏可赐号昭仪，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准杨氏例改封。”中书奏议言：“乳母古无封夫人赐内职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汉顺帝以乳母宋氏为山阳君，安帝乳母王氏曰野王君，当时朝议非之。
今国祚中兴，礼宜求旧。臣等商量，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曰福圣君，第二王氏曰康圣君。”从之。己巳，敕武成王庙宜改为武明王。乙酉，敕先择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备物之间，有所未办，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十月丙戌朔，制梁王全忠可充诸道兵马元帅，别开府幕，加食邑通前一万五千户，实封一千五百户。金州冯行袭奏当道昭信军额内一字，与元帅全忠讳字同，乃赐号戎昭军。制削夺荆南留后赵匡凝官爵。丁亥，敕：“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已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每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业田，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
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付河南府。”甲午，起居郎苏楷驳昭宗谥号曰：“帝王御宇，由理乱以审污隆；宗祀配天，资谥号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伏以陛下顺考古道，昭彰至公，既当不讳之朝，宁阻上言之路。伏以昭宗皇帝睿哲居尊，恭俭垂化，其于善美，孰敢蔽亏。然而否运莫兴，至理犹郁，遂致四方多事，万乘频迁。始则阉竖猖狂，受幽辱于东内；终则嫔嫱悖乱，罹夭阏于中闱。其于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敢言溢美，似异直书。按后汉和、安、顺帝，缘非功德，遂改宗称，以允臣下之请。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时。将期允惬列圣之心，更下详议新庙之称。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圣主无私之明。”
楷，礼部尚书循之子，凡劣无艺。乾宁二年应进士登第后，物论以为滥，昭宗命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渥覆试黜落，永不许入举场，楷负愧衔怨。至是，全忠弑逆君上，柳璨陷害朝臣，乃与起居郎罗衮、起居舍人卢鼎连署驳议。楷目不知书，手仅能执笔，其文罗衮作也。时政出贼臣，哀帝不能制。太常卿张廷范改谥曰恭灵庄闵孝皇帝，庙号曰襄宗。全忠雄猜物鉴，自楷驳谥后，深鄙之，既传代之后，循、楷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丁未，所司改题昭宗神主，辍朝一日，癸丑，敕成德军宜改为武顺，管内藁城县曰藁平，信都曰尧都，栾城曰栾氏，阜城曰汉阜，临城为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
十一月乙卯朔，敕潞州潞城县改为潞子，黎城曰黎亭。全忠平荆襄后，遂引军将攻淮南。行次枣阳，阻雨 ，比至光州，道险涂潦，人马饥乏。休止十余日，乃趋固始。进军距寿州三十里，寿人闭壁不出，左右言师老不可用。是月丙辰，全忠自正阳渡淮而北，至汝阴。全忠深悔此行无益。丁卯，至大梁。时哀帝以此月十九日亲祠圆丘，中外百司礼仪法物已备。戊辰，宰相已下于南郊坛习仪，而裴迪自大梁回，言全忠怒蒋玄晖、张廷范、柳璨等谋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玄晖、柳璨大惧。庚午，敕曰：“先定此月十九日亲礼南郊，虽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来年正月上辛。付所司。”辛巳，制：“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诸道兵马元帅、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修宫阙制置、度支解县池场、亳州太清宫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中书令、河中尹、汴滑郓等州刺史、上柱国、梁王、食邑一万五千户、实封一千五百户硃全忠可授相国，总百揆，其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忠武、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二十一道为魏国，仍进封魏王，依前充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加食邑五千户，实封八千五百户，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兼备九锡之命，仍择日备礼册命。
又制以杨师厚为襄州兵马留后，左龙武统军张慎思为武宁军兵马留后。壬午，中书门下奏：“相国魏王总百揆，百司合呈纳本司印。其中书门下印，堂候王仁珪呈纳，中书公事，权追中书省印行遣。”从之。甲申，敕河南告成县改为阳邑，蔡州襄城改为苞孚，同州韩城改为韩原，绛州翼城改为浍川，郓州郓城改为万安，慈州文城改为屈邑，泽州晋城改高都，阳城改为濩泽，安州应城改为应阳，洪州丰城改为吴高。全忠令判官司马鄴让相国总百揆之命。十二月乙酉朔。戊子，诏蒋玄晖赍手诏赴魏国，不许陈让锡命。辛卯，制：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柳璨可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进封河东县开国伯，通前食邑七百户，充魏国册礼使。
制：“相国魏王曾祖赠太傅茂琳追封魏王，谥宣宪；祖赠太师信追封魏王，谥武元；父赠尚书令诚追封魏王，谥文明。敕右常侍王钜、太常卿张廷范、给事中崔沂、工部尚书李克助、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膳部员外知制诰杜晓、吏部郎中李光嗣、驾部郎中赵光胤、户部郎中崔协、比部郎中杨焕、左常侍孔拯、右谏议萧颀、左拾遗裴彖、右拾遗高济、职方郎中牛希逸、主客郎中萧蘧等，随册礼使柳璨魏国行事。先是，北院宣徽使王殷使寿州行营，构蒋玄晖于全忠，全忠怒，急归大梁。上令刑部尚书裴迪赍诏慰劳全忠，全忠忿恨，语极不逊，故行相国百揆之命以悦其心。蒋玄晖自至大梁陈诉，全忠怒犹不解。帝忧之。甲午，上召三宰相议其事，柳璨曰：“人望归元帅，陛下揖让释负，今其时也。”
帝曰：“运祚去唐久矣，幸为元帅所延。今日天下，非予之天下，神器大宝，归于有德，又何疑焉。他人传予意不尽，卿自往大梁，备言此怀。”乃赐璨茶、药，便令进发。乙未，敕：枢密使蒋玄晖宜削在身官爵，送河南府处斩。丰德库使应顼、尚食使硃建武送河南府决杀。庚子，敕：枢密使及宣徽南院北院并停。其枢密公事，令王殷权知。其两院人吏，并勒归中书。其诸司诸道人，并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并于中书论请。其延义、千秋两门，只差小黄门三人勾当，其官健勒归本军。敕：“魏王坚辞宠命，过示捴谦。朕以国史所书元帅之任，并以天下为名，爰自近年，改为诸道，既非旧制，须在正名。宜追制改为天下兵马元帅，余准诏旨处分。”辛丑，敕：“汉宣帝中兴，五日一听朝，历代通规，永为常式。
近代不循旧仪，辄隳制度，既奸邪之得计，致临视之失常，须守旧规，以循定制。宜每月只许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其入阁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挥；如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不计日数。付所司。”又敕：“宫嫔女职，本备内任，近年已来，稍失仪制。宫人出内宣命，寀御参随视朝，乃失旧规，须为永制。今后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擅出内门，庶循典仪，免至纷杂。”壬寅，戎昭军奏收复金州，兵火之后，井邑残破，请移理所于均州，从之。仍改为武定军。乙巳，汴州别驾蒋仲伸决杀，玄晖季父也。又敕：“蒋玄晖身居密近，擅弄威权，鬻爵卖官，聚财营第，而苞藏悖逆，稔浸奸邪。虽都市已处于极刑，而屈法尚慊于众怒，更示焚弃之典，以惩显负之踪。
宜追削为凶逆百姓，仍委河南府揭尸于都门外，聚众焚烧。”玄晖死后，王殷、赵殷衡等又谮于全忠云：“内人相传，玄晖私侍积善宫，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之交，求兴唐祚。”戊申，全忠令知枢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于积善宫，又杀宫人阿秋、阿虔，言通导蒋玄晖。己酉，敕以太后丧，废朝三日。百官奉慰讫。又敕曰：“皇太后位承坤德，有愧母仪。近者凶逆诛夷，宫闱词连丑状，寻自崩变，以谢万方。朕以幼冲，君临区宇，虽情深号慕，而法难徇私，勉循秦、汉之规，须示追降之典。其遣黄门收所上皇太后宝册，追废为庶人，宜差官告郊庙。”庚戌，敕：“朕以谬荷丕图，礼合亲谒郊庙，先定来年正月上辛用事。今以宫围内乱，播于丑声，难以惭恧之容，入于祖宗之庙。
其明年上辛亲谒郊庙宜停。”壬子，敕积善宫安福殿宜废。癸丑，敕光禄大夫、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柳璨责授朝议郎，守登州刺史。又敕：“太常卿张廷范、太常少卿裴磵温銮、祠部郎中知制诰张茂枢等，蒋玄晖在枢密之时，与柳璨、张廷范共为朋扇，日相往来，假其游宴之名，别贮倾危之计。苟安重位，酷陷朝臣，既此阴谋，难宽大辟。柳璨已从别敕处分，廷范可责授莱州司户。裴磵等常同聚会，固共苞藏，磵可青州北海尉，銮临淄尉，茂枢博昌尉，并员外置。”甲寅，敕：“责授登州刺史柳璨，素矜憸巧，每务回邪。幸以庸才，骤居重位，曾无显效，孤负明恩。诡谲多端，苞藏莫测，但结连于凶险，独陷害于贤良。
罪既贯盈，理须窜殛。可贬密州司户，再贬长流崖州百姓，委御史台赐自尽。”是日斩于上东门外。又敕：“张廷范性唯庸妄，志在回邪，不能保慎宠荣，而乃苞藏凶险。密交柳璨，深结玄晖，昼议宵行，欺天负地。神祇共怒，罪状难原。宜除名，委河南府于都市集众，以五车分裂。温銮、裴磵、张茂枢并除名，委于御史台所在赐自尽。柳璨弟瑀、瑊，送河南府决杀。”
三年春正月乙卯朔，全忠以四镇之师七万，会河北诸军，屯于深州乐城。戊午，敕右拾遗柳瑗贬洺州鸡泽尉 ，璨疏属也。乙丑，全忠自汴河赴魏州。丙寅，制：“定乱安国功臣、镇海镇东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淮南东面行营招讨营田安抚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侍中、兼中书令、杭越两州刺史、上柱国、吴王、食邑九千户、实封五百户钱镠，总临两镇，制抚三吴。道途阻艰，未行册命，宜令所司择日备礼。”己巳夜，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杀其衙内亲军八千人。戊午，全忠自内黄入魏州。是月，魏博衙外兵五万自历亭还，分据绍威贝、博等州，汴军攻围之。壬申，敕：“相国总百揆魏王顷辞册命，宜令所司再行册礼。”辛巳，国子监奉：“奉去年十一月五日敕文，应国学每年与诸道等一例解送两人，今监生郭应图等六十人连状论诉。”敕旨：“取士之科，明经极重，每年人数，已有旧规，去夏条疏，盖防渝滥。今国子监、河南府俱有论奏，所试明经，宜令准常年例解送礼部，放人多少，酌量施行。但不徇嘱求，无致侥幸。付所司。”二月甲申朔，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宜许于本镇置三代私庙。癸卯。敕今年礼部所放进士，据依去年人数外，更放两人。
三月甲寅朔。甲戌，敕：“河中、昭义管内，俱有慈州，地里相去不远，称谓时闻错误 ，其昭义管内慈州宜改为惠州。”壬戌，全忠奏河中判官刘崇子匡图，今年进士登第，遽列高科，恐涉群议，请礼部落下。戊寅，制元帅梁王可兼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户部事，充三司都制置使。辛巳，敕贬西都留守判官、左谏议大夫郑賨崖州司户，寻赐死。四月甲申朔，日有蚀之，在胃十二度。戊申，魏博罗绍威奏：“臣当管博州聊城县、武阳莘县武水博平高堂等五县，皆于黄河东岸，其乡村百姓渡河输税不便，与天平军管界接连，请割属郓。”从之。
五月癸酉朔，追赠故荆南节度使成汭、鄂岳节度使杜洪官爵，仍于本州立祠庙，从全忠奏也。丙申，敕：“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于金州置戎昭军 ，割均、房二州为属郡。比因冯行袭叶赞元勋，克宣丕绩，用奖济师之效，遂行割地之权。今命帅得人，畴庸有秩，其戎昭军额宜停，其均、房二州却还山南东道收管。”六月癸未朔，甲申，敕：“襄州近因赵匡凝作帅，请别立忠义军额，既非往制，固是从权。忠义军额宜停废，依旧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己亥，权右唐州事卫审符奏，州郭凋残，又不居要路，请移理所于泌阳县，从之。制以京兆尹、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青州节度使，代王重师；以重师代建为京兆尹。壬寅，敕：“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阁于贞观殿。贞观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群臣朝贺。比来视朔，未正规仪，今后于崇勋殿入阁。付所司。”左拾遗、充史馆修撰裴彖以堂叔母危疾在济源，无兄弟侍疾，乞假宁省，从之。七月壬子朔。己未，全忠始自魏州归大梁，魏博六州平定。检校工部尚书、守宗正卿、嗣邠王震停见任，落下袭封，以请告于外也。辛未，皇妹永明公主薨，罢朝三日。
八月甲辰，全忠复自汴州北渡河，攻沧州。乙未，魏博奏割贝州永济、广宗，相州临河、内黄、洹水、斥丘等六县隶魏州 ，从之。
九月辛亥朔。丁卯，全忠在军至沧州，军于长芦。是月积阴霖雨不止，差官宗禜都门。十月乙未，两浙钱镠请于本镇立三代私庙 ，从之。
十一月庚戌朔。丙子，废牛羊司。御厨肉河南府供进，所有进到牛羊，便付河南府收管。十二月己卯朔，淮南伪署宣歙观察使、检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 ，从钱镠奏也。茂章背杨渥，以宣州降钱镠故也。己丑，全忠奏文武两班一、五、九朝日，元帅府排比廊飧。敕曰：“百官入朝，两廊赐食，迁都之后，有司官阙供。元帅梁王欲整大纲，复行故事，俾其班列，益认优隆，宜赐诏奖饰。”甲辰，河阳节度副使孙乘贬崖州司户，寻赐自尽。闰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诣阙，请为节度使王审知立德政碑，从之。乙丑，华州镇国节度观察处置等使额及兴德府名，并宜停废，复为华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仍隶同州为支郡，所管华、商两州诸县，先升次赤，次畿并罢，宜依旧名。西都佑国军作镇已来，未有属郡，其金州、商州宜隶为属郡。京兆府奉先县本属冯翊，栎阳连接下邽，奉先县宜却隶同州，栎阳宜隶华州。丙寅，夺西川节度使王建在身官爵。戊辰，李克用与幽州之众同攻潞州，全忠守将丁会以泽、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为留后。甲戌，全忠烧长芦营旋军，闻潞州陷故也。乙亥，贬兴唐府少尹孙秘长流爱州，寻赐死，孙乘弟也。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壬寅，全忠自长芦至大梁，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贻矩赍诏慰劳。全忠自弑昭宗之后，岐、蜀、太原，连兵牵制 ，关西日削。幸罗绍威杀牙军，全获魏博六州。将行篡代，欲威临河朔，乃再兴师临幽、沧，冀仁恭父子乞盟，则与之相结，以固王镕、绍威之心。而自秋迄冬，攻沧州无功，及闻丁会失守，烧营遽还。路由魏州，罗绍威知失势，恐兵袭己，深赞篡夺之谋，他日如王受禅，必罄六州军赋以助大礼，全忠深感之。至大梁，会薛贻矩来，乃以臣礼见全忠。贻矩承间密陈禅代之谋，全忠心德之。贻矩还奏曰：“元帅有受代意，陛下深体时事，去兹重负。”帝曰：“此吾素怀也。”乃降诏元帅以二月行传禅之礼，全忠伪辞。
二月壬子，诏文武百官以今月七日齐赴元帅府。癸丑，宰相百官辞，全忠以未断表为词。
三月戊寅朔，全忠令大将李思安率兵三万，合魏博之众，攻掠幽州。思安顿兵临其郛，会仁恭子守光率兵赴援，思安乃还。庚寅，诏薛贻矩再使大梁，达传位之旨。甲辰，诏曰：
敕宰臣文武百辟，籓岳庶尹，明听朕言。夫大宝之尊，神器之重，傥非德充宇宙，功济黔黎，著重华纳麓之功，彰文命导川之绩，允熙帝载，克代天工，则何以统御万邦，照临八极。元帅梁王，龙颜瑞质，玉理奇文，以英谋睿武定寰瀛，以厚泽深仁抚华夏。神功至德，绝后光前，缇油罕纪其鸿勋，讴诵显归于至化。二十年之功业，亿兆众之推崇，迩无异言，远无异望。朕惟王圣德，光被八纮，宜顺玄穹，膺兹宝命。况天文符瑞，杂沓宣明，虞夏昌期，显于图箓。万机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久违，神祇叶心，归于有德。朕敬以天下，传禅圣君，退居旧籓，以备三恪。今敕宰臣张文蔚、杨涉等率文武百僚，备法驾奉迎梁朝，勉厉肃恭，尊戴明主。冲人释兹重负，永为虞宾，获奉新朝，庆泰兼极。中外列辟，宜体朕怀。
乙酉，乃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文蔚充册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中书侍郎、平章事杨涉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策为副。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左丞赵光逢为副。甲午，文蔚押文武百僚赴大梁。甲子，行事。册曰：
皇帝若曰：咨尔天下兵马元帅、相国总百揆梁王，朕每观上古之书，以尧舜为始者，盖以禅让之典垂于无穷。故封泰山，禅梁父，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则知天下至公，非一姓独有。自古明王圣帝，焦思劳神，惴若纳隍，坐以待旦，莫不居之则兢畏，去之则逸安。且轩辕非不明，放勋非不圣，尚欲游于姑射，休彼大庭。矧乎历数寻终，期运久谢，属于孤藐，统御万方者哉！况自懿祖之后，嬖幸乱朝，祸起有阶，政渐无象。天纲幅裂，海水横流，四纪于兹，群生无庇。洎乎丧乱，谁其底绥。洎于小子，粤以幼年，继兹衰绪。岂兹冲昧，能守洪基？惟王明圣在躬，体于上哲。奋扬神武，戡定区夏，大功二十，光著册书。北越阴山，南逾瘴海，东至碣石，西暨流沙，怀生之伦，罔不悦附。矧予寡昧，危而获存。今则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是土德终极之际，乃金行兆应之辰。况十载之间，彗星三见，布新除旧，厥有明征，讴歌所归，属在睿德。今遣持节、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等，奉皇帝宝绶，敬逊于位。于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王其祗显大礼，享兹万国，以肃膺天命。
全忠建国，奉帝为济阴王，迁于曹州，处前刺史氏叔琮之第。时太原、幽州、凤翔、西川犹称天祐正朔。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帝为全忠所害，时年十七，仍谥曰哀皇帝，以王礼葬于济阴县之定陶乡。中兴之初，方备礼改卜，遇国丧而止。明宗时就故陵置园邑，有司请谥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中书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称宗，存谥而已。知礼者亦以宣、景之谥非宜，今只取本谥，载之于纪。
史臣曰：悲哉！土运之将亡也，五常殆尽，百怪斯呈，宇县瓜分，皇图瓦解。昭宗皇帝英猷奋发，志愤陵夷，旁求奇杰之才，欲拯沦胥之运。而世途多僻，忠义俱亡，极爵位以待贤豪，罄珍奇而托心腹。殷勤国士之遇，罕有托孤之贤，豢丰而犬豕转狞，肉饱而虎狼逾暴。五侯九伯，无非问鼎之徒；四岳十连，皆畜无君之迹。虽萧屏之臣扼腕，岩廊之辅痛心，空衔毁室之悲，宁救丧邦之祸？及扶风西幸，洛邑东迁，如寄珠于盗跖之门，蓄水于尾闾之上，往而不返，夫何言哉！至若川竭山崩，古今同叹；虎争龙战，兴替无常。纵胠箧之不仁，亦攫金之有道。曹操请刑于椒壶，盖迫阴谋；马昭拒命于凌云，窘于见讨。诚知丑迹，得以为词，而全忠所行，止于残忍。况自岐迁洛，天子塊然，六军尽斥于秦人，四面皆环于汴卒。冕旒如寄，纤芥为疑，迎銮未及于崇朝，剚刃已闻于涂地。立嗣君于南面，毙母后于中闱，黄门与禁旅皆歼，宗室共衣冠并殪。复又盗钟掩耳，嫁祸于人。何九六之数穷，偶天人之道尽，目击斯乱，言之伤心。哀帝之时，政由凶族。虽揖让之令，有类于山阳；而凌逼之权，过逾于侯景。人道浸薄，阴骘难征，然以此受终，如何延永！
赞曰：勋华受命，揖让告终。逆取顺守，仁道已穷。暴则短祚，义则延洪。虞宾之祸，非止一宗。
志第一 礼仪一
《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欲无限极，祸乱生焉。圣人惧其邪放，于是作乐以和其性 ，制礼以检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觐之礼立，则朝廷尊；郊庙之礼立，则人情肃；冠婚之礼立，则长幼序；丧祭之礼立，则孝慈著；搜狩之礼立，则军旅振；享宴之礼立，则君臣笃。是知礼者，品汇之璿衡，人伦之绳墨，失之者辱，得之者荣，造物已还，不可须臾离也。五帝之时，斯为治本。类帝禋宗，吉礼也；遏音陶瓦，凶礼也；班瑞肆觐，宾礼也；诛苗殛鲧，军礼也；厘降嫔虞，嘉礼也。故曰，修五礼五玉，尧、舜之事也。时代犹淳，节文尚简。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礼六乐，各有典司，其仪大备。暨幽、厉失道，平王东迁，周室浸微，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节，《野麕》之刺兴焉；君臣废朝会之期，践土之讥著矣。葬则奢俭无算，军则狙诈不仁。数百年间，礼仪大坏。虽仲尼自卫返鲁，而有定礼之言，盖举周公之旧章，无救鲁邦之乱政。仲尼之世，体教已亡。遭秦燔炀，遗文殆尽。
汉兴，叔孙通草定，止习朝仪。至于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鸣球之备物 ，介丘璧水之盛猷，语则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礼重儒术，屡访贤良，河间博洽古文，大搜经籍，有周旧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礼》十七篇。王又鸠集诸子之说，为礼书一百四十篇。后仓二戴，因而删择，得四十九篇，此《曲台集礼》，今之《礼记》是也。然数百载不见旧仪，诸子所书，止论其意。百家纵胸臆之说，五礼无著定之文。故西汉一朝，曲台无制。郊上帝于甘泉，祀后土于汾阴。宗庙无定主，乐悬缺金石。巡狩非勋、华之典，封禅异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诏儒官草定仪注，经邦大典，至是粗备。汉末丧乱，又沦没焉。而卫宏、应仲远、王仲宣等掇拾遗散，裁志条目而已。东京旧典，世莫得闻。自晋至梁，继令条缵。鸿生钜儒，锐思绵蕝，江左学者，仿佛可观。隋氏平陈，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炀帝在广陵，亦聚学徒，修《江都集礼》。由是周、汉之制，仅有遗风。
神尧受禅，未遑制作，郊庙宴享，悉用隋代旧仪。太宗皇帝践祚之初，悉兴文教 ，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玄龄等始与礼官述议，以为《月令》礻昔祭，唯祭天宗，谓日月而下。近代礻昔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又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汉建武中封禅，用元封时故事，封泰山于圆台上，四面皆立石阙，并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书。石检十枚，于四边检之，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设石封，高九尺，上加石盖。周设石距十八，如碑之状，去坛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数尺。今案封禅者，本以成功告于上帝。天道贵质，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此法不在经诰，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近又案梁甫是梁阴，代设坛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多二十九条。余并准依古礼，旁求异代，择其善者而从之。太宗称善，颁于内外行焉。
高宗初，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未尽，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玄、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才孙自觉贺纪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显庆三年奏上之 ，增损旧礼，并与令式参会改定，高宗自为之序。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其所损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后，学者纷议，以为不及贞观。上元三年三月，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仪凤二年，又诏显庆新修礼多有事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然贞观、显庆二《礼》，皆行用不废。时有太常卿裴明礼、太常少卿韦万石相次参掌其事，又前后博士贺敱、贺纪、韦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议定。则天时，以礼官不甚详明，特诏国子博士祝钦明及叔夏，每有仪注，皆令参定。叔夏卒后，博士唐绍专知礼仪，博学详练旧事，议者以为称职。先天二年，绍为给事中，以讲武失仪，得罪被诛。其后礼官张星、王琇又以元日仪注乖失，诏免官归家学问。
开元十年，诏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专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改撰《礼记》 ，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司行用焉。
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预定日奏下。小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亲祭享 ，则三公行事；若官缺，则职事三品已上摄三公行事。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散斋之日，昼理事如旧，夜宿于家正寝，不得吊丧问疾，不判署刑杀文书，不决罚罪人，不作乐，不预秽恶之事。致斋惟为祀事得行，其余悉断。若大祀，斋官皆于散斋之日，集于尚书省受誓戒，太尉读誓文。致斋之日，三公于尚书省安置；余官各于本司，若皇城内无本司，于太常郊社、太庙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斋所。至祀前一日，各从斋所昼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给明衣。若天子亲祠，则于正殿行致斋之礼。文武官服裤褶，陪位于殿庭。车驾及斋官赴祠祭之所，州县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见诸凶秽及缞绖者，哭泣之声闻于祭所者权断，讫事依旧。斋官至祠所，太官惟设食。祭讫，依班序馂，讫，均胙，贵者不重，贱者不虚。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余皆同大祀之礼。
武德初，定令：
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景帝配。其坛在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坛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每祀则天上帝及配帝设位于平座，藉用藁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及众星，并皆从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坛之第二等；内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坛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坛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苍犊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犊各一，内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祗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坛在宫城之北十四里。坛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则地祇及配帝设位于坛上，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神州在坛之第二等。五岳已下三十七座，在坛下外壝之内。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祗及配帝用犊二，神州用黝犊一，岳镇已下加羊豕各五。
孟春辛日，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苍犊二。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景帝配，牲用苍犊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元帝配，牲用苍犊二。五人帝、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犊二。
贞观初，诏奉高祖配圆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专配感帝，自余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礼官等奏议曰：
臣等谨寻方册，历考前规，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预入有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示安。伏见永徽二年七月，诏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纵圣德，追奉太宗，已遵严配。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率意定仪，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深乖明诏之意，又与先典不同。
谨案《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诏意，义在于斯。今所司行令殊为失旨。又寻汉、魏、晋、宋历代礼仪，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祀，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孝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类，是谓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
又案《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岂有生来受职，殁同配之，降尊敌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传》曰：“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传》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谓祖、宗合祀于明堂也。
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南齐萧氏以武、明昆季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经，未足援据。又检武德时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贞观初缘情革礼，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迁世祖专配感帝。此即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取法宗庙，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构室有周，建绝代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德迈发生，道符立极。又世祖元皇帝潜鳞韫庆，屈道事周，导浚发之灵源，肇光宅之垂裕。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昔者炎汉高帝，当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请遵故实，奉祀高祖于圆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渎，拯率土之涂炭，协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请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迁庙；两圣功大，各得配天。远协《孝经》，近申诏意。
二年七月，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等又奏议：
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议，圆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谨按郑玄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天，皆谓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圆丘所祭昊天下帝为北辰星曜魄宝。又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严父配天，皆为太微五帝。考其所说，舛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丽于天，百谷草木丽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诗传》云：“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又检太史《圆丘图》，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与郑义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北辰自在第二等，与北斗并列，为星官内座之首，不同郑玄据纬书所说。此乃羲和所掌，观象制图，推步有征，相沿不谬。
又按《史记天官书》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亦如房心为天王之象，岂是天乎！《周礼》云：“兆五帝于四郊。”又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惟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经》惟云“郊祀后稷”，无别祀圆丘之文。王肃等以为郊即圆丘，圆丘即郊，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符合经典，其义甚明。而今从郑说，分为两祭，圆丘之外，别有南郊，违弃正经，理深未允。且检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载圆丘。式文既遵王肃，祠令仍行郑义，令、式相乖，理宜改革。
又《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为但祭星官，反违明义。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谷于上帝。”《左传》亦云：“凡祀，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故郊祀后稷，以祈农事。”然则启蛰郊天，自以祈谷，谓为感帝之祭，事甚不经。今请宪章姬、孔，考取王、郑，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谓之北郊，
分地为二，既无典据，理又不通，亦请合为一祀，以符古义。仍并条附式令，永垂后则。
敬宗等又议笾、豆之数曰：“按今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岳镇、海渎、先蚕等，笾、豆各四。祭宗庙，笾、豆各十二。祭社稷、先农等，笾、豆各九。祭风师、雨师，笾、豆各二。寻此式文，事深乖谬。社稷多于天地，似不贵多。风雨少于日月，又不贵少。且先农、先蚕，俱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农之神，尊于释奠，笾、豆之数，先农乃少，理既差舛，难以因循。谨按《礼记郊特牲》云：‘笾、豆之荐，水土之品，不敢用亵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此即祭祀笾、豆，以多为贵。宗庙之数，不可逾郊。今请大祀同为十二，中祀同为十，小祀同为八，释奠准中祀。自余从座，并请依旧式。”诏并可之，遂附于礼令。
乾封初，高宗东封回，又诏依旧祀感帝及神州。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曰：
显庆新礼，废感帝之祀，改为祈谷。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检旧礼，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仍旧复祈谷为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礼见配圆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礼。按《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殷人禘喾而郊冥，周人禘喾而郊稷。”郑玄注云：“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又按《三礼义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于南郊”，即《大传》所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则禘须远祖，郊须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于典礼无所据。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阴用事，故以此时祭之，依检更无故实。按《春秋》“启蛰而郊”，郑玄注“礼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礼义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于北郊。”请依典礼，以正月祭者。请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总议定奏闻。其灵台、明堂，检书礼用郑玄义，仍祭五方帝，新礼用王肃义。
又下诏依郑玄义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并准敕祭祀。于是奉常博士陆遵楷、张统师、权无二、许子儒等议称：“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议，北郊同用正月，然皆无指据。武德来礼令即用十月，为是阴用事，故于时祭之。请依旧十月致祭。”
乾封二年十二月，诏曰：
夫受命承天，崇至敬于明祀；膺图纂箓，昭大孝于严配。是以荐鲦鲿于清庙，集振鹭于西雍，宣《雅》、《颂》于太师，明肃恭于考室。用能纪配天之盛业，嗣积德之鸿休，永播英声，长为称首。周京道丧，秦室政乖，礼乐沦亡，典经残灭。遂使汉朝博士，空说六宗之文；晋代鸿儒，争陈七祀之议。或同昊天于五帝，分感帝于五行。自兹以降，递相祖述，异论纷纭，是非莫定。
朕以寡薄，嗣膺丕绪，肃承禋祀，明发载怀，虔奉宗祧，寤寐兴感。每惟宗庙之重，尊配之仪，思革旧章，以申诚敬。高祖太武皇帝抚运膺期，创业垂统，拯庶类于涂炭，寘怀生于仁寿。太宗文皇帝德光齐圣，道极几神，执锐被坚，栉风沐雨，劳形以安百姓，屈己而济四方，泽被区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于是咸亨。掩玄阙而开疆，指青丘而作镇。巍巍荡荡，无得名焉。《礼》曰：“化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内生于心也。是以惟贤者乃能尽祭之义。”况祖功宗德，道冠百王；尽圣穷神，业高千古。自今以后，祭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庶因心致敬，获展虔诚，宗祀配天，永光鸿烈。
仪凤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礼郑玄义，祀五天帝，王肃义，祀五行帝。《贞观礼》依郑玄义祀五天帝，显庆已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礼并依贞观年礼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礼行事。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未审依古礼及《贞观礼》，为复依见行之礼？”时高宗及宰臣并不能断，依违久而不决。寻又诏尚书省及学者详议，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贞观、显庆二《礼》。
则天临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议圆丘、方丘及南郊、明堂严配之礼。成均助教孔玄义奏议曰：
谨按《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于天，推父比天，与之相配，行孝之大，莫过于此，以明尊配之极也。又《易》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郑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并配。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于圆丘，义符《孝经》、《周易》之文也。神尧皇帝肇基王业，应天顺人，请配感帝于南郊，义符《大传》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义。又《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义。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于明堂，义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
太子右谕德沈伯仪曰：
谨按《礼》：“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伏寻严配之文，于此最为详备。虞、夏则退颛顼而郊喾，殷人则舍契而郊冥。去取既多。前后乖次。得礼之序，莫尚于周。禘喾郊稷，不间于二王；明堂宗祀，始兼于两配。咸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别，文王为父，上主五帝；武王对父，下配五神。《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严武王以配天，则武王虽在明堂，理未齐于配祭；既称宗祀，义独主于尊严。虽同两祭，终为一主。故《孝经纬》曰“后稷为天地主，文王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两祭便，则五祭十祠，荐献频繁，礼亏于数。此则神无二主之道，礼崇一配之义。窃寻贞观、永徽，共尊专配；显庆之后，始创兼尊。必以顺古而行，实谓从周为美。高祖神尧皇帝请配圆丘、方泽，太宗文武圣皇帝请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迈九皇，功开万宇，制礼作乐，告禅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赖，窃惟莫大之孝，理当总配五天。
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议曰：
伏惟高祖神尧皇帝凿乾构象，辟土开基。太宗文武圣皇帝绍统披元，循机阐极。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业，廓文武之宏规。三圣重光，千年接旦。神功睿德，罄图牒而难称；盛烈鸿猷，超古今而莫拟。岂徒锱铢尧、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谨案见行礼，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皇帝兼配。今议者引《祭法》、《周易》、《孝经》之文，虽近稽古之辞，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顺美。窃以兼配之礼，特禀先圣之怀，爰取训于前规，遂申情于大孝。《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寻厥旨，本合斯义。今若远摭遗文，近乖成典，拘常不变，守滞莫通，便是臣黜于君，遽易郊丘之位，下非于上，靡遵弓剑之心。岂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诚，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终追远，良谓非宜。严父配天，宁当若是？伏据见行礼，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当依旧无改。高宗天皇大帝齐尊曜魄，等邃含枢，阐三叶之宏基，开万代之鸿业。重规叠矩，在功烈而无差；享帝郊天，岂祀配之有别。请奉高宗天皇大帝历配五祠。
制从万顷议。自是郊丘诸祠皆以三祖配。
及则天革命，天册万岁元年，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亲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为始祖文皇帝，后考应国公追尊为无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礼。其后长安年又亲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诸郊丘，并以配焉。
中宗即位，神龙元年九月，亲享昊天上帝于东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崇配，其仪亦依乾封故事。至景龙三年十一月，亲祀南郊，初将定仪注，国子祭酒祝钦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议曰：“谨按《周礼》：‘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享。’又《内司服》：‘职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统》曰：‘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据此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请别修助祭仪注同进。”上令宰相与礼官议详其事。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建议云：“皇后南郊助祭，于礼不合。但钦明所执，是祭宗庙礼，非祭天地礼。按汉、魏、晋、及后魏、齐、梁、隋等历代史籍，兴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礼，史不阙书，并不见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并无皇后助祭之礼。”尚书右仆射韦巨源又协同钦明之议，上遂以皇后为亚献，仍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执笾豆焉。
时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阴阳人卢雅、侯艺等奏请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为吉会。时右台侍御史唐绍奏曰：“礼所以冬至祀圆丘于南郊，夏至祭方泽于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极于南北之际也。日北极当晷度循半，日南极当晷度环周。是日一阳爻生，为天地交际之始。故《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岁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为六旬之首，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会，晷运未周，唯总六甲之辰，助四时而成岁。今欲避环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准《漏刻经》，南陆北陆并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极，即不得为至。”上曰：“俗谚云，‘冬至长于岁’，亦不可改。”竟依绍议以十三日乙丑祀圆丘。
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将有事南郊，有司立议，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设皇地祇位。谏议大夫贾曾上表曰：
微臣详据典礼，谓宜天地合祭。谨按《礼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传曰：大祭曰禘。然则郊之与庙，俱有禘祭。禘庙，则祖宗之主俱合于太祖之庙；禘郊，则地祇群望俱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异于常祀之义。《礼大传》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礼。《虞书》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类于上帝，祇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此则受命而行禘礼者也。言“格于文祖”，则馀庙之享可知矣。言“类于上帝”，则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属于地，群望尚遍，况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神祇，以和邦国，以谐万人。”又“凡六乐者，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则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乐也。
《三辅故事》汉祭圆丘仪：昊天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东。又《东观汉记》云：“光武即位，为坛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于洛阳城南依鄗为圆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两汉时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于圆丘设地位，明是禘祭之仪。又《春秋说》云：“王者一岁七祭，天地合食于四孟，别于分、至。”此复天地自常有同祭之义。王肃云：“孔子言兆圆丘于南郊，南郊即圆丘，圆丘即南郊也。”又云：“祭天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说。惟郑康成不论禘当合祭，而分昊天上帝为二神，专凭纬文，事匪经见。又其注《大传》“不环不禘”义，则云：“正岁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乐》圆丘，则引《大传》之禘以为冬至之祭。递相矛盾，未足可依。
伏惟陛下膺箓居尊，继文在历，自临宸极，未亲郊祭。今之南郊，正当禘礼，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岂可不崇盛礼，同彼常郊，使地祇无位，未从禘享！今请备设皇地祇并从祀等座，则礼得稽古，义合缘情。然郊丘之祀，国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将阙。臣术不通经，识惭博古，徒以昔谬礼职，今忝谏曹，正议是司，敢陈忠谠。事有可采，惟断之圣虑。
制令宰臣召礼官详议可否。礼官国子祭酒褚无量、国子司业郭山恽等咸请依曾所奏。时又将亲享北郊，竟寝曾之表。
玄宗即位，开元十一年十一月，亲享圆丘。时中书令张说为礼仪使，卫尉少卿韦绦为副，说建议请以高祖神尧皇帝配祭，始罢三祖同配之礼。至二十年，萧嵩为中书令，改撰新礼。祀天一岁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高祖神尧皇帝配，中官加为一百五十九座，外官减为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笾、豆各用十二，簋、簠、、俎各一。上帝则太樽、著樽、牺樽、象樽、壶樽各二，山罍六。配帝则不设太樽及壶樽，减山罍之四，余同上帝。五方帝座则笾、豆各十，簋、簠、、俎各一，太樽二。大明、夜明，笾、豆各八，余同五方帝。内官每座笾、豆二，簋、俎各一。内官已上设樽于十二阶之间。内官每道间著樽二，中官牺樽二，外官著樽二，众星壶樽二。正月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高祖配，五方帝从祀。其上帝、配帝，笾、豆等同冬至之数。五方帝，太樽、著樽、牺樽、山罍各一，笾、豆等亦同冬至之数。孟夏，雩昊天上之帝于圆丘，以太宗配，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勾芒等五官从祀。其上帝配帝、五方帝，笾、豆各八，簋、簠、、俎各一。五官每座笾、豆各二，簋、簠及俎各一。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从祀。笾、豆之数，同于雩祀。夏至，礼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从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贞观之礼。地祇、配帝，笾、豆如圆丘之数。神州，笾、豆各四，簋、簠、、俎各一。五岳、四镇、四海、四渎、五方、山林、川泽等三十七座，每座笾、豆各二，簋、簠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坟衍、原隰等三十座，笾、豆、簋、簠、、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笾、豆各十二，簋、簠、、俎各一。自冬至圆丘已下，余同贞观之礼。
时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仍建议曰：
按《贞观礼》，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显庆礼》，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祈谷。《左传》曰：“郊而后耕。”《诗》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则祈谷之文，传于历代，上帝之号，允属昊天。而郑康成云：“天之五帝递王，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灵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谷。”据所说祀感帝之意，本非祈谷。先儒所说，事恐难凭。今祈谷之礼，请准礼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记》曰：“有其举之，莫可废也。”请于祈谷之坛，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谷之宗也。今请二礼并行，六神咸祀。
又按《贞观礼》，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显庆礼》，则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且雩祀上帝，盖为百谷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乐，以祈谷实。”郑玄云：“雩上帝者，天之别号，允属昊天，祀于圆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请二礼并行，以成大雩帝之义。
又《贞观礼》，季秋祀五方帝、五官于明堂，《显庆礼》，礼昊天上帝于明堂。准《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号，皆属昊天，郑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礼》曰：“王将旅上帝，张氈案，设皇邸。祀五帝，张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与五帝，自有差等，岂可混而为一乎！《孝经》云：“严父莫大于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郑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别名，神无二主，故异其处。”孔安国之：“帝亦天也。”
然则禋享上帝，有合经义。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有其举之，难于即废。亦请二礼并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义。
天宝十载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故将祭郊庙，告高祖神尧皇帝室。宝应元年，杜鸿渐为太常卿礼仪使，员外郎薛颀、归崇敬等议：“以神尧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请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请宗庙，亦太祖景皇帝酌献。谏议大夫黎干议，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干进议状为十诘十难，曰：
集贤校理润州别驾归崇敬议状及礼仪使判官水部员外郎薛颀等称：禘谓冬至祭天于圆丘，周人则以远祖帝喾配，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配昊天于圆丘。
臣干诘曰：“《国语》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喾。”俱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一也。《诗·商颂》曰：“《长发》，大禘也。”又不言昊天于圆丘，二也。《诗·周颂》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三也。《礼记·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殷人、周人俱禘喾。”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四也。《礼记·大传》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五也。《尔雅·释天》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六也。《家语》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谓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七也。卢植云：“禘，祭名。禘者谛也，事尊明谛，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八也。王肃云：“禘谓于五年大祭之时。”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于圆丘，十也。
臣干谓禘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诗》、《礼》经传，文义昭然。今略举十诘以明之。臣惟见《礼记·祭法》及《礼记·大传》、《商颂·长发》等三处郑玄注，或称祭昊天，或云祭灵威仰。臣精详典籍，更无以禘为祭昊天于圆丘及郊祭天者。审如禘是祭之最大，则孔子说《孝经》为万代百王法，称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喾于圆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经》俱无其说，圣人所以不言。轻议大典，亦何容易。犹恐不悟，今更作十难。
其一难曰：《周颂》：“《雍》，禘祭太祖也。”郑玄笺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颂》云：“《长发》，大禘也。”玄又笺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颂》，其文互说。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庙之大祭，详览典籍，更无异同。惟郑玄笺《长发》，乃称是郊祭天。详玄之意，因此《商颂》禘如《大传》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庙”，《尔雅》“禘大祭”，虽云大祭，亦是宗庙之祭，可得便称祭天乎？若如所说，大禘即云郊祭天，称禘即是祭宗庙。又《祭法》说虞、夏、商、周禘黄帝与喾，《大传》“不王不禘”，禘上俱无大字，玄何因复称祭天乎？又《长发》文亦不歌喾与感生帝，故知《长发》之禘，而非禘喾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群经众史及鸿儒硕学，自古立言著论，序之详矣，俱无以禘为祭天。何弃周、孔之法言，独取康成之小注，便欲违经非圣，诬乱祀典，谬哉！
其二难曰：《大传》称“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者，此说王者则当禘。其谓《祭法》，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喾，“不王则不禘，所当禘其祖之所自出”，谓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喾，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无宗庙，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说，非但于父，在母亦然。《左传》子产云：“陈则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称出于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之谓也。及诸侯之禘，则降于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诸侯及其太祖”，此之谓也。郑玄错乱，分禘为三：注《祭法》云“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一也。注《大传》称“郊祭天，以后稷配灵威仰”，笺《商颂》又称“郊祭天”，二也。注《周颂》云“禘大祭，大于四时之祭，而小于祫，太祖谓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为三，颠倒错乱，皆率胸臆，曾无典据，何足可凭。
其三难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义昭然。自汉、魏、晋已还千余岁，其礼遂阙。又郑玄所说，其言不经，先儒弃之，未曾行用。愚以为错乱之义，废弃之注，不足以正大典。
其四难曰：所称今《三礼》行于代者，皆是郑玄之学，请据郑学以明之。曰虽云据郑学，今欲以景皇帝为始祖之庙以配天，复与郑义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庙。”玄云：“此周礼也。”七庙者，太祖及文、武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据郑学，夏不以鲧及颛顼、昌意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为例，其义又异是。爰稽邃古洎今，无以人臣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喾次妃简狄，有戎氏之女，吞玄鸟之卵，因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于商。故《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谓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为帝喾妃，出野履巨迹，歆然有孕，生稷。稷长而勤于稼穑，尧闻，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于邰，号曰后稷。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故《诗》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谓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间，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职，则播百谷，敷五教。禹让功，则平水土，宅百揆。故《国语》曰：“圣人之制祀也，功施于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契为司徒而人辑睦，稷勤百谷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孙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其五难曰：既遵郑说，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于郑义可乎？
其六难曰：众难臣云：“上帝与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训众，则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虽训众，出于《尔雅》，及为祭名，《春官》训陈，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则季氏旅于泰山，可得便是四镇耶？
其七难曰：所云据郑学，则景皇帝亲尽，庙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错乱祖宗。夫始祖者，经纶草昧，体大则天，所以正元气广大，万物之宗尊，以长至阳气萌动之始日，俱祀于南郊也。夫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扫地而祭，质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犊，诚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至尊至质，不敢同于先祖，礼也。故《白虎通》曰：“祭天岁一，何？天至尊至质，事之不敢亵黩，故因岁之阳气始达而祭之。”今国家一岁四祭之，黩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阙，怠亦甚矣。黩与怠，皆礼之失，不可不知。夫亲有限，祖有常，圣人制礼，君子不以情变易。国家重光累圣，历祀百数，岂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当时通儒议功度德，尊神尧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为日已久。今欲黜神尧配含枢纽，以太宗配上帝，则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岂礼意乎！非止神祇错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称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尧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为郊祀宗祀，无以加焉。
其八难曰：欲以景皇帝为始祖，既非造我区宇，经纶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汉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晋始祖宣帝、国家始祖神尧皇帝同功比德，而忽升于宗祀圆丘之上，为昊天匹，曾谓圆丘不如林放乎？
其九难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为始祖，晋武帝炎以宣帝懿为始祖者。夫孟德、仲达者，皆人杰也。拥天下之强兵，挟汉、魏之微主，专制海内，令行草偃，服衮冕，陈轩悬，天子决事于私第，公卿列拜于道左，名虽为臣，势实凌君。后主因之而业帝，前王由之而禅代，子孙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其十难曰：所引商、周、魏、晋，既不当矣，则景皇帝不为始祖明矣。我神尧拔出群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于涂炭，则夏禹之勋不足多；成帝业于数年之间，则汉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为始祖，汉以高帝为始祖，则我唐以神尧为始祖，法夏则汉，于义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礼，易太祖之庙，事之大者，莫大于斯，曾无按据，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
以前奉诏，令诸司各据礼经定议者。臣干忝窃朝列，官以谏为名，以直见知，以学见达，不敢不罄竭以裨万一。昨十四日，具以议状呈宰相，宰相令朝臣与臣论难。所难臣者，以臣所见独异，莫不胜辞飞辩，竞欲碎臣理，钳臣口。剖析毫厘，分别异同，序坟典之凝滞，指子传之乖谬，事皆归根，触物不碍。但臣言有宗尔，岂辩者之流也。又归崇敬、薛颀等援引郑学，欲芜祀典，臣为明辩，迷而不复。臣辄作十诘十难，援据坟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严配不失其序，皇灵降祉，天下蒙赖。臣亦何顾不蹈鼎镬？谨敢闻达，伏增悚越。
议奏，不报。
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实受命之祖，百神受职，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阳。代宗疑之，诏百僚会议。太常博士独孤及献议曰：
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为太祖。继太祖已下六庙，则以亲尽迭毁。而太祖之庙，虽百代不迁。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则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汉氏崛起丰沛，丰公太公，皆无位无功，不可以为祖宗，故汉以高皇帝为太祖，其先细微也。非足为后代法。
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王业，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为有天下之号，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迁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犹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创业，当跻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尊汉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业，同丰公太公之不祀，反古违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庙号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礼也。若配天之位既异，则太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尊祖报本之道，其坠于地乎！汉制，擅议宗庙，以大不敬论。今武德、贞观宪章未改，国家方将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间，恐非所宜。臣谨稽礼文，参诸往制，请仍旧典。
竟依归崇敬等议，以太祖配享天地。
广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礼仪使杜鸿渐奏：“郊、太庙，大礼，其祝文自今已后，请依唐礼，板上墨书。其玉简金字者，一切停废。如允臣所奏，望编为常式。”敕曰：“宜行用竹简。”
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亲祀南郊。有司进图，敕付礼官详酌。博士柳冕奏曰：“开元定礼，垂之不刊。天宝改作，起自权制，此皆方士谬妄之说，非礼典之文，请一准《开元礼》。”从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诏：“郊礼之议，本于至诚。制礼定名，合从事实，使名实相副，则尊卑有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济烝人，礼著明祀。论善计功，则朕德不类，统天御极，朕位攸同。而于祝文称臣以祭，既无益于诚敬，徒有渎于等威。前京兆府司录参军高佩上疏陈请，其理精详。朕重变旧仪，访于卿士，申明大义，是用释然。宜从改正，以敦至礼。自今已后，祀五方配帝祝文，并不须称臣。其余礼数如旧。”
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于南郊。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上问礼官：“亚献、终献合受誓诫否？”吏部郎中柳冕曰：“准《开元礼》，献官前七日于内受誓诫。辞云：‘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今以皇太子为亚献，请改旧辞，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从之。
十五年四月，术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于四季月郊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归崇敬曰：“准礼，立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立秋后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祭黄帝。秋、冬各于其方。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土生于火，用事于木，而祭于秋，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合于典礼。彭祖凭候纬之说，据阴阳之书，事涉不经，恐难行用。”乃寝。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将有事于南郊。穆宗问礼官：“南郊卜日否？”礼院奏：“伏准礼令，祠祭皆卜。自天宝已后，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飨太庙，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并不卜日。”从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礼毕，有司不设御榻，上立受群臣庆贺。及御楼仗退，百僚复不于楼前贺，乃受贺于兴庆宫。二者阙礼，有司之过也。
志第二 礼仪二
隋文帝开皇中，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造明堂木样以献。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炀帝时 ，恺复献明堂木样并议状，属迁都兴役，事又不就。终于隋代，季秋大享，恆在雩坛设祀。
高祖受禅，不遑创仪。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贞观五年，太子中允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上言曰：“臣伏寻前敕 ，依礼部尚书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以为‘从昆仑道上层祭天’。又寻后敕云：‘为左右阁道，登楼设祭。’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皆名基上曰堂，楼上曰观，未闻重楼之上而有堂名。《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楼、明观，其义一也。又明堂法天，圣王示俭，或有翦蒿为柱，葺茅作盖。虽复古今异制，不可恆然，犹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飐秸，器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古之文，实堪疑虑。按《郊祀志》：汉武明堂之制，四面无壁，上覆以茅。祭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为基上，下防惟是基下。既云无四壁，未审伯庄以何知上层祭神，下有五室？且汉武所为，多用方士之说，违经背正，不可师祖。又卢宽等议云：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是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岂有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往则劳勚圣躬。侍卫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诰，全无此理。臣非敢固执愚见，以求己长。伏以国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群臣详议。”侍中魏征议曰：“稽诸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百虑一致，异轸同归。洎当涂膺箓，未遑斯礼；典午聿兴，无所取则。裴頠以诸儒持论，异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适从，遂乃以人废言，止为一殿。宋、齐即仍其旧，梁、陈遵而不改。虽严配有所，祭享不匮，求之典则，道实未弘。夫孝因心生，礼缘情立。心不可极，故备物以表其诚；情无以尽，故饰宫以广其敬。宣尼美意，其在兹乎！臣等亲奉德音，令参大议，思竭尘露，微增山海。凡圣人有作，义重随时，万物斯睹，事资通变。若据蔡邕之说，则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为，则又伤于质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议，非无用舍。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有则象，又事多故实。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人神不杂，礼亦宜之。其高下广袤之规，几筵尺丈之制，则并随时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师古。廓千载之疑议，为百王之懿范。不使泰山之下，惟闻黄帝之法；汶水之上，独称汉武之图。则通乎神明，庶几可俟，子来经始，成之不日。”议犹未决。
十七年五月，秘书监颜师古议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简牍，全文莫睹。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众说舛驳，互执所见，巨儒硕学，莫有详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断。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徒以战国纵横，典籍废弃；暴秦酷烈，经礼湮亡。今之所存，传记杂说，用为准的，理实芜昧。然《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门、雉门，据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及左个、右个，与四时之次相同，则路寝之义，足为明证。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带以弓蜀，祠于高禖。下九门磔禳以御疾疫，置梁除道以利农夫，令国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观其所为，皆在路寝者也。《戴礼》：“昔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堂一筵。”据其制度，即大寝也。《尸子》亦曰：“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斯皆路寝之征，知非别处。大戴所说，初有近郊之言，复称文王之庙，进退无据，自为矛盾。原夫负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库之内，亦何云于郊野哉？《孝经传》云“在国之阳”，又无里数。
汉武有怀创造，询于搢绅，言论纷然，终无定据，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远近，无择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虽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议营创。孔牢等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其实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称经传无文，不能分别同异。中兴之后，蔡邕作论，复云明堂太庙，一物二名。郑玄则曰：“在国之阳，三里之外。”淳于登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颍容《释例》亦云：“明堂太庙，凡有八名，其体一也。”苟立同异，竞为巧说，并出自胸怀，曾无师祖。审夫功成作乐，理定制礼，草创从宜，质文递变。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权衡，前后不一，随时之义，断可知矣。假如周公旧章，犹当择其可否；宣尼彝则，尚或补其阙漏。况郑氏臆说，淳于謏闻，匪异守株，何殊胶柱？愚谓不出墉雉，迩接宫闱，实允事宜，谅无所惑。但当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贻范于来叶。区区碎议，皆略而不论。
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发德音，久令详议。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为五帝之后，两汉已前，高下方圆，皆不相袭。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于万代，何必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庭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昔汉武欲草封禅仪，博望诸生，所说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宽劝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礼。臣之愚诚，亦望陛下斟酌繁省，为其节文，不可谦拒，以淹大典。”寻以有事辽海，未暇营创。
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玄幽赞，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应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纪处天之业。且合宫、灵府，创鸿规于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于中叶。虽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其归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聿遵孝享，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今国家四表无虞，人和岁稔，作范垂训，今也其时。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务依典礼，造立明堂。庶旷代阙文，获申于兹日；因心展敬，永垂于后昆。其明堂制度，令诸曹尚书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国子秘书官、弘文馆学士同共详议。”
于是太常博士柳宣仍郑玄义，以为明堂之制，当为五室。内直丞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义，以为九室。曹王友赵慈皓、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诸儒纷争，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议为是，乃令所司详定形制及辟雍门阙等。
明年六月，内出九室样，仍更令有司损益之。有司奏言：
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并不用。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飨，总于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玄、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其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圆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余基，节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一丈一尺。内样：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同，请依为定。其户依古外设而不开。内样：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屋盖形制，仍望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色。请施四垣及四门。
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三辅黄图》云“水广四周”，与蔡邕不异，仍云“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位》、《阴阳录》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今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
殿垣，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陈设，犹恐窄小。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玄阃，四角造三重魏阙。
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尚书左仆射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等请为五室。高宗令于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帝曰：“明堂之礼，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未果营建。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工部尚书阎立德对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暗，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由是且止。
至乾封二年二月，详宜略定，乃下诏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绪。奉二圣之遗训，抚亿兆以初临，驭朽兢怀，推沟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检玉泥金，升中告禅，百蛮执贽，万国来庭，朝野俱娱，华夷胥悦。但为郊禋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犹阙合宫。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辍寝，讨论坟籍，错综群言，采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赜，斟酌前载，制造明堂。栋宇方圆之规，虽兼故实；度筵陈俎之法，独运财成。宣诸内外，博考详议，求其长短，冀广异闻。而鸿生硕儒，俱称尽善，搢绅士子，并奏该通。创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礼获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司，及时起作，务从折中，称朕意焉。”于是大赦天下，改元为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明年三月，又具规制广狭，下诏曰：
合宫听朔，阐皇轩之茂范；灵府通和，敷帝勋之景化。殷人阳馆，青珪备礼；姬氏玄堂，彤璋合献。虽运殊骊翰，时变质文，至于立天中，建皇极，轨物施教，其归一揆。考图汶上，仅存公玉之仪；度室圭躔，才纪中元之制。属炎精坠驾，睿宫毁籥，四海沦于沸鼎，九土陷于涂原。高祖太武皇帝杖钺唐郊，收钤雍野，纳祥符于苍水，受灵命于丕山。飞沈泳沫，动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协降火而登坛；丰谷断蛇，应屯云而鞠旅。封金贷岭，昭累圣之鸿勋；勒石丸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堂，显庸太室。傍罗八柱，周建四门，木工不琢，土事无文，丰约折衷，经始勿亟，阙文斯备，大礼聿修。
其明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总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十步。当中置堂，处二仪之中，定三才之本，构兹一宇，临此万方。自降院每面三门，同为一宇，徘徊五间。按《尚书》，一期有四时，故四面各一所开门；每时有三月，故每一所开三门；一期十有二月，故周回总十二门。所以面别一门，应兹四序，既一时而统三月，故于一舍而置三门。又《周易》三为阳数，二为阴数，合而为五，所以每门舍五间。院四隅各置重楼，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维，故四楼。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异色，故其墙各依本方之色。
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礼》“黄琮礼地”。郑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则知地形八方。又按《汉书》，武帝立八觚坛以祀地。登地之坛，形象地，故令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径二百八十尺。按《汉书》，阳为六律，阴为六吕。阳与阴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为阳数，八为阴数。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尺。按《汉书》，九会之数有四十，合为二百八十，所以基径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错综阴阳之数。以明阳不独运，资阴和以助成；阴不孤行，待阳唱而方应。阴阳两顺，天地咸亨，则百宝斯兴，九畴攸序。基每面三阶，周回十二阶，每阶为二十五级。按《汉书》，天有三阶，故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故周回十二阶。又按《文子》，从凡至圣，有二十五等，故每阶二十五级。所以应符星而设阶，法台耀以疏陛，上拟霄汉之仪，下则地辰之数。又列兹重级，用准圣凡。象皇极之高居，俯庶类而临耀。
基之上为一堂，其宇上圆。按《道德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按《汉书》：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又按《周礼》，“苍璧礼天”。郑玄注：璧圆以象天。故为宇上圆。堂每面九间，各广一丈九尺。按《尚书》，地有九州，故立九间。又按《周易》，阴数十，故间别一丈九尺，所以规模厚地，准则阴阳，法二气以通基，置九州于一宇。堂周回十二门，每门高一丈七尺，阔一丈三尺。按《礼记》，一岁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门。又按《周易》，阴数十，阳数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阳数五，阴数八，故阔一丈三尺。所以调兹玉烛，应彼金辉，叶二气以循环，逐四序而迎节。堂周回二十四窗，高一丈三尺，阔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明。按《史记》，天有二十四气，故置二十四窗。又按《书》，一年十二月，并象闰，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数一，地数十，故阔一丈一尺；又天数九，地数十，并四时成二十三，故二十三櫺。又按《周易》，八纯卦之本体，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窗，象风候气，远周天地之数，曲准阴阳之和。
堂心八柱，各长五十五尺。按《河图》，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长五十五尺。耸兹八柱，承彼九间，数该大衍之规，形符立极之制。且柱为阴数，天实阳元，柱以阴气上升，天以阳和下降，固阴阳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为四辅。按《汉书》，天有四辅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内以八柱承天，外象四辅明化，上交下泰，表里相成，叶台耀以分辉，契编珠而拱极。八柱四辅之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易》，天数五，地数十，并五行之数合而为二十，故置二十柱。体二仪而立数，叶五位以裁规，式符立极之功，允应刚柔之道。八柱四辅之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记》，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则乾图，上符景宿，考编珠而纪度，观列宿以迎时。八柱四辅之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汉书》，有八节、八政、八风、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调风御节，万物资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区仰而贻则。外面周回三十六柱。按《汉书》，一期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岁时而致用，顺寒暑以通微，璇玑之度无愆，玉历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总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为三才，故置柱长短三等。所以拟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体万物以资生，长短兼运。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礼记》，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为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职设官，翊化资于多士；开物成务，构春厦藉于群材。其上槛周回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汉书》，九会之数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采坤策之玄妙，法甲乙之精微，环回契辰象之规，结构准阴阳之数。又基以象地，故叶策于坤元；柱各依方，复规模于甲子。
重楣，二百一十六条。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条。所以规模《易》象，拟法乾元，应大衍之深玄，叶神策之至数。大小节级拱，总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汉书》，会月之数，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远采三统之文，傍符会月之数，契金仪而调节，偶璇历以和时。重干，四百八十九枚。按《汉书》，章月二百三十五，闰月周回二百五十四，总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奥义，象举正之芳猷，规模历象，发明章、闰。下璟，七十二枚。按《易纬》，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节，取规贞候，契至和于昌历，偶神数于休期。上璟，八十四枚。按《汉书》，九会之数有七十八。又按《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司马彪注：天地四方为六合。总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范二仪，包罗六合，准会阴阳之数，周通气候之源。枅，六十枚。按《汉书》，推太岁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该历数，包括阴阳，采甲乙之深微，穷辰子之玄奥。连栱，三百六十枚。按《周易》，当期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准当期之日，顺平分而成岁，应晷运以循环。小梁，六十枚。按《汉书》，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构此虹梁，遐规凤历，傍竦四宇之制，遥符六甲之源。牵，二百二十八枚。按《汉书》，章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应长历之规，象中月之度，广综阴阳之数，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尚书》，五行生数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结栋分间，法五行而演秘；疏楹叠构，叶生数以成规。南北大梁，二根。按《周易》太极生两仪，故置二大梁。轨范乾坤，模拟天地，象玄黄之合德，表覆载以生成。阳马，三十六道。按《易纬》，有三十六节，故置三十六道。所以显兹嘉节，契此贞辰，分六气以燮阴阳，环四象而调风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汉书》，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规，合通法之数。是知疏椽构宇，则大壮之架斯隆，积月成年，则会历之规无爽。大梠，两重，重别三十六条，总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时，五日一风，一年有七十二风，故置七十二条。所以通规瑞历，叶数祥风，遥符淳俗之年，远则休征之契。飞檐椽，七百二十九枚。按《汉书》，从子至午，其数七百二十九，故置七百二十九枚。所以采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数。且午为阴本，子实阳源，子午分时，则生成之道自著；阴阳合德，则覆载之义兹隆。
堂檐，径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纬》云，年有七十二候，合为二百八十八，故径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远承贞候，顺和气而调序，拟圆盖以照临。堂上栋，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数九，地数十，以九乘十，数当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圆清，下仪方载，契阴阳之至数，叶交泰之贞符。又以兹天九，乘于地十，象阳唱而阴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尺。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拟大《易》之嘉数，通惟神之至赜，道合万象，理贯三才。上以清阳玉叶覆之。按《淮南子》，清阳为天，合以清阳之色。
诏下之后，犹群议未决。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
则天临朝，儒者屡上言请创明堂。则天以高宗遗意，乃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听群言。垂拱三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ＬＲ、勣，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鸾鷟，黄金饰之，势若飞翥。刻木为瓦，夹纻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万象神宫。因改河南县为合宫县。诏曰：
黄轩御历，朝万方于合宫；丹陵握符，咨四岳于衢室。有虞辑瑞，总章之号既存；大禹锡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阳馆以辨方；周室凝图，立明堂以经野。用能范围三极，幽赞五神，展尊祖之怀，申宗祀之典。爰从汉、魏，迨及周、隋、经始之制虽兴，修广之规未备。朕以庸昧，虔膺厚托，受寄于缀衣之夕，荷顾于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属意于阳馆，故京辅之县，预纪明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总章之号。朕于乾封之际，已奉表上尘，虽简宸心，未遑荣构。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处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舟车是凑，贡赋攸均，爰藉子来之功，式遵奉先之旨。
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比者鸿儒礼官，所执各异，咸以为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国阳明之地。今既俯迩宫掖，恐黩灵祇，诚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朕乃为丙巳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今故裁基紫掖，辟宇彤闱，经始肇兴，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严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负扆临人，则茅宇土阶，取适而已，岂必劳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诚以获执蘋蘩，虔奉宗庙故也。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来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圣，以配上帝。宜令礼官、博士、学士、内外明礼者，详定仪礼，务从典要，速以奏闻。
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兼赐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来贺。载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复亲飨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政于群后。其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
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亲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于是春官郎中韦叔夏奏曰：“谨按明堂大享，唯祀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则《曲礼》所云‘大享不问卜’，郑玄注云‘谓遍祭五帝于明堂，莫适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故《孝经》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据此诸文，明堂正礼，唯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余神，并不合预。伏惟陛下追远情深，崇禋志切，于明堂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享，此乃补前王之阙典，弘严配之虔诚。往以神都郊坛未建，乃于明堂之下，广祭众神，盖义出权时，非不刊之礼也。谨按礼经：其内官、中官、五岳、四渎诸神，并合从祀于二至。明堂总奠，事乃不经。然则宗祀配天之亲，杂与小神同荐，于严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请每岁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请依礼于冬、夏二至，从祀方丘、圆丘，庶不烦黩。”从之。时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始起建构，为大风振倒。俄又重营，其功未毕。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寻时又无云而雷，起自西北。则天欲责躬避正殿。宰相姚璹曰：“此实人火，非是天灾。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长；汉武建章，盛德弥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则天乃御端门观酺宴，下诏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极言无有所隐。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
臣闻自古帝王，皆有美恶，休祥所以昭其德，灾变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则休祥屡臻，不可矜功而自满；灾变奄降，不可轻忽而靡惊。故殷宗以桑谷生朝，怀惧而自省，妖不胜德，遂立中兴之功；辛纣以雀生大鸟，恃福而自盈，祥不胜骄，终至倾亡之祸。故知灾变之生，将以觉悟明主，扶持大业，使盛而不衰。理须祗畏神心，惊惧天诫，饬身正事，业业兢兢，则凶往而吉来，转祸而为福。昔殷汤祷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风，宋公忧荧惑之灾，而应三舍之寿，高宗惩雊鼎之异，而享百年之福，此其类也。
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洊臻狎委，非臣所能尽述。日者变生人火，损及神宫，惊惕圣心，震动黎庶。臣谨按《左传》曰：“人火曰火，天火日灾。”人火因人而兴，故指火体而为称；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灾言之。其名虽殊，为害不别。又《汉书·五行志》曰：“火失性则自上而降，及滥焰妄起，灾宗庙，烧宫馆。”自上而降，所谓天火；滥焰妄起，所谓人火。其来虽异，为患实同。王者举措营为，必关幽显。幽为天道，显为人事，幽显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无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宫，复非延火之所。孽煨潜扇，倏忽成灾，虽则因人，亦关神理。臣愚以为火发既先从麻主，后及总章，意将所营佛舍，恐劳而无益。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绀宫，言存汲引？既僻在明堂之后，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构崇大，功多难毕。立像弘法，本拟利益黎元，伤财役人，却且烦劳家国。承前大风摧木，天诫已显；今者毒焰冥炽，人孽复彰。圣人动作，必假天人之助，一兴功役，二者俱违，厥应昭然，殆将缘此。
臣以为明堂是正阳之位，至尊所居，展礼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会，神灵依凭。营之可曰大功，损之实非轻事，既失严禋之所，复伤孝理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犹申寅畏之旨，群僚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岂合承恩耽乐，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圣德，睹变憎惶，神体克宁，岂非深悦。但以火气初止，尚多惊惧，余忧未息，遽以欢事遏之。臣恐忧喜相争，伤于情理。故传曰：“可忧而为乐，取忧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墉，积阴之气，祈之以禳火灾。火，阳之气，欢乐阳事，火气方胜，不可复兴阳事。臣闻灾变之兴，至圣不免，聿修其德，来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称，“当弥勒初成佛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实非君臣之正论。晻昧王化，无益万机。夫天道虽高，其察弥近；神心虽寂，其听弥聪。交际皇王，事均影响。今大风烈火，谴告相仍，实天人丁宁，匡谕圣主，便鸿基盆固，天禄永终之意也。伏愿陛下乾乾在虑，翼翼为怀，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审其致灾之理，详其降眚之由，无瞢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靡穷，幸甚，幸甚。
则天寻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上施宝凤，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饶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天册万岁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号为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翼日，则天御通天宫之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布政于群后。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兗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时又造大仪钟，敛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贵于质朴，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为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于通天宫。以契丹破灭，九鼎初成，大赦。改元为神功。
圣历元年正月，又亲享及受朝贺。寻制：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司礼博士辟闾仁谞奏议曰：
谨按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礼记·玉藻》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于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则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而郑玄注《玉藻》“听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听朔，必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郑注之误也。故汉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谓宣布时令，告示下人，其令词云其帝其神耳。所以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时而务其业。每月有令，故谓之《月令》，非谓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察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诸候之礼也。故《春秋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又郑注《论语》云：“礼，人君每月告朔于庙，有祭谓之朝享。鲁自文公始不视朔。”是诸候之礼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闻也。按郑所谓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虽并功施于人，列在祀典，无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谨检《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并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为代无明堂，故无告朔之礼，则《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则无明堂而著其享祭，何为告朔独阙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则周、秦有明堂，而经典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历观今古，博考载籍，既无其礼，不可习非。望请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国经。窃以天子之尊，而用诸侯之礼，非所谓颁告朔、令诸侯、使奉而行之之义也。
凤阁侍郎王方庆又奏议曰：
谨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盖所以顺天气，统万物，动法于两仪，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虽有五名，而以明堂为主。汉代达学通儒，咸以明堂、太庙为一。汉左中郎将蔡邕立议，亦以为然。取其宗祀，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谓之太室；取其向阳，则谓之明堂；取其建学，则谓之太学；取其圜水，则谓之辟雍。异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于南郊总受十二月之政，还藏于祖庙，月取一政班于明堂。诸侯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月取一政而行之。盖所以和阴阳、顺天道也。如此则祸乱不作，灾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称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礼告庙，则谓之告朔；听视此月之政，则谓之视朔，亦曰听朔。虽有三名，其实一也。
今礼官议称“经史正文无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谨按《春秋》：“文公六年闰十月，不告朔。”《谷梁传》曰：“闰，附月之余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传》云：“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臣据此文，则天子闰月亦告朔矣。宁有他月而废其礼者乎？博考经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礼·太史》职云：“颁告朔于邦国。闰月，告王居门终月。”又《礼记·玉藻》云：“闰月则合门左扉，立于其中。”并是天子闰月而行告朔之事也。
礼官又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国都鄙。’干宝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听朔矣。今每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听朔之礼毕，而合于《周礼》、《玉藻》之文矣。《礼论》及《三礼义宗》、《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及祠令，无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谨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郑注云：“朝日，春分之时也。东门、南门，皆谓国门也。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于路寝。凡听朔，必以特牲告其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谓今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及布政，自是古礼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庙之礼耳，而月取一政，班于明堂，其义昭然，犹未行也。即如礼官所言，遂阙其事。
臣又按《礼记·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旧说，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问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时迎气，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礼官立义，王惟岁首一入耳，与先儒既异，臣不敢同。郑玄云：“凡听朔告其帝。”臣愚以为告朔之日，则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则灵威仰，夏则赤熛怒，秋则白招拒，冬则叶光纪，季月则含枢纽也，并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于其月而享祭之。鲁自文公始不视朔，子贡见其礼废，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犹可识其礼，羊亡其礼遂废，故云：“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汉承秦灭学，庶事草创，明堂、辟雍，其制遂阙。汉武帝封禅，始造明堂于太山，既不立于京师，所以无告朔之事。至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庶几复古，乃建明堂、辟雍焉。帝祫祭于明堂，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余人助祭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汉末丧乱，尚传其礼。爰至后汉，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董卓西移，载籍湮灭，告朔之礼，于此而坠。暨于晋末，其马生郊，礼乐衣冠，扫地总尽。元帝过江，是称狼狈，礼乐制度，南迁盖寡，彝曲残缺，无复旧章，军国所资，临事议之。既阙明堂，宁论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为《礼论》，虽加编次，事则阙如。梁代崔灵恩撰《三礼义宗》，更无异文。《贞观》、《显庆礼》及祠令不言告朔者，盖为历代不传，其文遂阙，各有由绪，不足依据。今礼官引为明证，在臣诚实有疑。
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礼，犹阙旧间，钦若稽古，应须补葺。若每月听政于明堂，事亦烦数，孟月视朔，恐不可废。
上又命奉常广集众儒，取方庆、仁谞所奏，议定得失。当时大儒成均博士吴扬吾、太学博士郭山恽曰：“臣等谨按《周礼》、《礼记》及《三传》，皆有天子告朔之礼。夫天子颁告朔于诸侯，秦政焚灭《诗》、《书》，由是告朔礼废。今明堂肇建，总章新立，绍百王之绝轨，树万代之鸿规，上以严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时，使人知礼乐，道适中和，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今若因循颁朔，每月依行，礼贵随时，事须沿革。望依王方庆议，用四时孟月日及季夏于明堂修复告朔之礼，以颁天下。其帝及神，亦请依方庆用郑玄义，告五时帝于明堂上。则严配之道，通于神明；至孝之德，光于四海。”制从之。
长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悲，停读时令。”中宗即位，神龙元年九月，亲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礼毕，曲赦京师。明年驾入京，于季秋大享，复就圆丘行事，迄于睿宗之世。
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九鼎铭》。其《蔡州鼎铭》，天后御撰，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降鉴，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从之。五年正月，幸东都，将行大享之礼。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冯宗陈贞节等议，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议曰：
明堂之建，其所从来远矣！自天垂象，圣人则之。蒿柱茅檐之规，上圆下方之制，考之大数，不逾三七之间，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岂非得房心布政之所，当太微上帝之宫乎？故仰叶俯从，正名定位，人神不杂，各司其序，则嘉应响至，保合太和。
昔汉氏承秦，经籍道息，旁求湮坠，详究难明。孝武初，议立明堂于长安城南，遭窦太后不好儒术，事乃中废。孝成之代，又欲立于城南，议其制度，莫之能决。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创造于南郊，以申严配。光武中元元年，立于国城之南。自魏、晋迄于梁朝，虽规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斯盖百王不易之道也。
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运，崇朴素之风，四夷来宾，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诏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群儒纷竞，各执异端，久之不决，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谓财不足、力不堪也。将以周、孔既遥，礼经且紊，事不师古，或爽天心，难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则天太后总禁闱之政，藉轩台之威，属皇室中圮之期，蹑和熹从权之制。以为乾元大殿，承庆小寝，当正阳亭午之地，实先圣听断之宫。表顺端闱，储精营室，爰从朝享，未始临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毁之后，雷声隐然，众庶闻之，或以为神灵感动之象也。于是增土木之丽，因府库之饶，南街北阙，建天枢大仪之制；乾元遗趾，兴重阁层楼之业。烟焰蔽日，梁柱排云，人斯告劳，天实贻诫。煨烬甫尔，遽加修复。况乎地殊丙巳，未答灵心，迹匪膺期，乃申严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镂，土不文。今体式乖宜，违经紊礼，雕镌所及，穷侈极丽。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垲，事资虔敬，密迩宫掖，何以祈天？人神杂扰，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两京上都，万方取则，而天子阙当阳之位，听政居便殿之中，职司其忧，岂容沉默。当须审考历之计，择烦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随宜适用，削彼明堂之号，克复乾元之名，则当宁无偏，人识其旧矣。
诏令所司详议奏闻。
刑部尚书王志愔等奏议，咸以此堂所置，实乖典制，多请改削，依旧造乾元殿。乃下诏曰：“古之操插皇纲、执大象者，何尝不上稽天道，下顺人极，或变通以随时，爰损益以成务。且衢室创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礼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盖称视朔，先王所以厚人伦、感天地者也。少阳有位，上帝斯歆，此则神贵于不黩，礼殷于至敬。今之明堂，俯邻宫掖，此之严祀，有异肃恭，苟非宪章，将何轨物？由是礼官博士、公卿大夫，广参群议，钦若前古，宜存露寝之式，用罢辟雍之号。可改为乾元殿，每临御宜依正殿礼。”自是驾在东都，常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贺。季秋大享祀，依旧于圆丘行事。十年，复题乾元殿为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礼。二十五年，驾在西京，诏将作大匠康纻素往东都毁之。纻素以毁拆劳人，乃奏请且拆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依旧为乾元殿。
志第三 礼仪三
封禅之礼，自汉光武之后，旷世不修。隋开皇十四年，晋王广率百官抗表，固请封禅。文帝令牛弘、辛彦之、许善心等创定仪注。至十五年 ，行幸兗州，遂于太山之下，为坛设祭，如南郊之礼，竟不升山而还。
贞观六年，平突厥，年谷屡登，群臣上言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 ，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礼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侍中王珪对曰：“陛下发德音，明封禅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书监魏征曰：“随末大乱，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养之则至仁，劳之则未可。升中之礼，须备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太宗深嘉征言，而中外章表不已。上问礼官两汉封山仪注，因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坛迹。是年两河水潦，其事乃寝。至十一年，群臣复劝封山，始议其礼。于是国子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互设疑议，所见不同。多言新礼中封禅仪注，简略未周。太宗敕秘书少监颜思古、谏议大夫硃子奢等，与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递相驳难，纷纭久不决。于是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堪行用而与旧礼不同者奏之。
其议昊天上帝坛曰：“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谒敬之仪，方展庆成之礼。固当于坛下止，预申齐洁。赞飨已毕 ，然后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渐。今请祭于泰山下，设坛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坛长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议制玉牒曰：“金玉重宝，质性贞坚，宗祀郊禋，皆充器币，岂嫌华美，实贵精确。况乎三神壮观，万代鸿名，礼极殷崇，事资藻缛。玉牒玉检，式韫灵奇。，传之无穷，永存不朽。今请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长短阔狭一如玉牒。其印齿请随玺大小，仍缠以金绳五周。”又议玉策曰：“封禅之祭，严配作主，皆奠玉策，肃奉虔诚。今玉策四枚，各长一尺三寸，广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简，俱以金编。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议金匮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匮，归格艺祖之庙室。今请长短令容玉策，高广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方石再累曰：“旧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犹盛书箧笥，所以或呼石箧。今请方石三枚，以为再累。其十枚石检，刻方石四边而立之。缠以金绳，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泰山上圆坛曰：“四出开道，坛场通义，南面入升，于事为允。今请介丘上圆坛广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设一阶。御位在坛南，升自南阶，而就上封玉牒。”又议圆坛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积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号。谓之封禅，厥义可知。今请于圆坛之上，安置方石，玺缄既毕，加土筑以为封。高一丈二尺，而广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于其内。祀禅之土，其封制亦同此。”又议玉玺曰：“谨详前载方石缄封，玉检金泥，必资印玺，以为秘固。今请依令用受命玺以封石检。其玉检既与石检大小不同，请更造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玺，以封玉牒。石检形制，依汉建武故事。”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显扬功业，登封降禅，肆觐之坛，立碑纪之。”又议设告至坛曰：“既至山下，礼行告至，柴于东方上帝，望秩遍礼群神。今请其坛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禅方坛及余仪式，请从今礼。仍请柴祭、望秩，同时行事。”又议废石阙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设，意取牢固，本资实用，岂云雕饰。今既积土厚封，足与天长地久。其小距环坛，石阙回建，事非经诰，无益礼义，烦而非要，请从减省。”
太宗从其议，仍令附之于礼。
十五年，下诏，将有事于泰山，复令公卿诸儒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议。时论者又执异见，颜师古上书申明前议。太宗览其奏，多依师古所陈为定。车驾至洛阳宫，会有彗星之变，乃下诏罢其事。
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麟德二年二月，车驾发京，东巡狩，诏礼官、博士撰定封禅仪注：
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斋戒。于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于行从中台，云：“来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禅社首，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上斋于行宫四日，致斋三日。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事群官、诸方客使，各本司公馆清斋一宿。前祀一日，诸卫令共属：未后一刻，设黄麾半仗于外壝之外，与乐工人俱清斋一宿。
有司于太岳南四里为圆坛，三成、十二阶，如圆丘之制。坛上饰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坛及壝三重。又造玉策三枚，皆以金绳连编玉简为之。每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为字。又为玉匮一，以藏正座玉策，长一尺三寸。并玉检方五寸，当绳处刻为五道，当封玺处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为金匮二，以藏配座玉策，制度如玉匮。又为黄金绳以缠金玉匮，各五周。为金泥、玉匮、金匮。为玉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玺，封玉匮、金匮。又为石感，以藏玉匮。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匮。感旁施检处，皆刻深三寸三分，阔一尺。当绳处皆刻深三分，阔一寸五分。为石检十枚，以检石感，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寸。皆刻为印齿三道，深四寸。当封玺处方五寸，当通绳处阔一寸五分。皆有小石盖，制与检刻处相应，以检擫封泥。其检立于感旁，南方、北方各三，东方、西方各二，去感隅皆七寸。又为金绳以缠石感，各五周，径三分。为石泥以泥石感，其泥，末石和方色土为之。为距石十二枚，分距感隅，皆再累，各阔二尺，长一丈，斜刻其首，令与感隅相应。
泰山之上，设登封之坛，上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坛上饰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壝，随地之宜。其玉牒、玉匮、石感、石检、距石，皆如封祀之制。又为降禅坛于社首山上，方坛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坛上饰以黄，四面依方色。三壝，随地之宜。其玉策、玉匮、石感、石检、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
至其年十二月，车驾至山下。及有司进奏仪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于是皇后抗表曰：
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者？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俗，意在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己。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
妾谬处椒闱，叨居兰掖。但以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蘋、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祗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今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睠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深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诚，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裨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
于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大妃为终献。
丙辰，前罗文府果毅李敬贞论封禅须明水实樽：“《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云：‘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数石。’王充《论衡》云：‘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水于月，相去甚远，而火至水来者，气感之验也。’《汉旧仪》云：‘八月饮酎，车驾夕牲，以鉴诸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云：‘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准郑此注，则水火之器，皆以金锡为之。今司宰有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阴鉴形如方镜，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阳燧取火，应时得；以阴鉴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替明水之处。”奉敕令礼司研究。敬贞因说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礼金锡相半，自是造阳燧法，郑玄错解以为阴鉴之制。仍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诸，引《淮南子》等书，用大蛤也。”又称：“敬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奉常奏曰：“封禅祭祀，即须明水实樽。敬贞所陈，检有故实。”又称：先经试验确执，望请差敬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与所司对试。”
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独不改张，斯乃自处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禅，即用玉牒金绳，器物之间，复有瓦樽秸席，一时行礼，文质顿乖，驳而不伦，深为未惬。其封祀、降禅所设上帝、后土位，先设飐秸、瓦甒、瓢杯等物，并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从文。其诸郊祀，亦宜准此。”于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苍，皇地祇褥以黄，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方色，内官已下席皆以莞。
三年正月，帝亲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礼之坛，如圆丘之仪。祭讫，亲封玉策，置石感，聚五色土封之。圆径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坛封玉策讫，复还山下之斋宫。其明日，亲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上，降禅之坛，如方丘之仪。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翌日，上御朝觐坛以朝群臣，如元日之仪。礼毕，宴文武百僚，大赦改元。初，上亲享于降禅之坛，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皆趋而下。宦者执帷，皇后率六宫以升，行礼。帷帟皆以锦绣为之。百僚在位瞻望，或窃议焉。于是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之碑，各于坛所。又诏名封祀坛为舞鹤台，介丘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以纪当时所见之瑞焉。
高宗既封泰山之后，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于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阳县。其年七月，敕其所造奉天宫。二年正月，驾幸奉天宫。至七月，下诏将以其年十一月封禅于嵩岳。诏国子司业李行伟、考工员外郎贾大隐、太常博士韦叔夏裴守贞辅抱素等详定仪注。于是议：
立封祀坛，如圆丘之制。上饰以玄，四面依方色。为圆坛，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坛上径一十六步，三等各阔四步。设十二陛，陛皆上阔八尺，下阔一丈四尺。为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内壝距五十步。燎坛在坛东南外壝之内，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坛，圆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为一壝，饰以五色，准封祀。禅祭坛，上饰以金，四面依方色，为八角方坛，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坛上方十六步，每等广四步，设八陛。其上坛陛皆广八尺，中等陛皆广一丈，下等陛皆广一丈二尺。为三重壝之大小，准封祀。为埋坎，在坛之未地外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觐坛，于行宫之前为坛。宫方三分。壝二，在南。坛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两陛，余三百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感为圆封，上径一丈二尺，下径三丈，高九尺。禅祭，五色土封为八角方封，大小准封祀制度。所用尺寸，准历东封，并用古尺。诸坛并筑土为之，礼无用石之文。并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禅，四出陛各当四方之中，陛各上广七尺，下广一丈二尺。封祀玉帛料，有苍璧，四圭有邸，圭璧。禅祭有黄琮，两圭有邸，无圭璧。
又定登封、降禅、朝觐等日。准礼，冬至祭天于圆丘，其封祀请用十二日。准东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禅祭，十四日朝觐。若有故，须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礼无妨。
又辇舆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辂，还乘金辂。皇太子往还金辂。禅祭，皇帝、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东封祠祭日，天皇服衮冕，近奉制，依《贞观礼》服大裘。又云：衮冕服一具，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回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斋则服远游冠，受朝则公服远游冠服，马上则进德冠服。
当时又令详求射牛之礼。行伟、守贞等议曰：“据《周礼》及《国语》，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汉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余祀，亦无射牲之文。但亲舂射牲，虽是古礼，久从废省。据封禅礼，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銮刀割牲，质明而行事。比銮驾至时，牢牲总毕，天皇唯奠玉酌献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伤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伤晚。若依汉武故事，即非亲射之仪，事不可行。”诏从之。寻属高宗不豫，遂罢封禅之礼。
则天证圣元年，将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号嵩山为神岳，尊嵩山神为天中王，夫人为灵妃。嵩山旧有夏启及启母、少室阿姨神庙，咸令预祈祭。至天册万岁二年腊月甲申，亲行登封之礼。礼毕，便大赦，改元万岁登封，改嵩阳县为登封县，阳成县为告成县。粤三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又二日己丑，御朝觐坛朝群臣，咸如乾封之仪。则天以封禅日为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为金阙夫人；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登封坛南有槲树，大赦日于其杪置金鸡树。则天自制《升中述志碑》，树于坛之丙地。
玄宗开元十二年，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玄宗谦冲不许。中书令张说又累日固请，乃下制曰：
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尝不封泰山，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此。越自魏、晋，以迄周、隋，帝典阙而大道隐，王纲弛而旧章缺，千载寂寥，封崇莫嗣。物极而复，天祚我唐，武、文二后，应图受箓。洎于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怀百神，震六合，绍殷、周之统，接虞、夏之风。中宗弘懿铄之休，睿宗沐粹精之道，巍巍荡荡，无得而称者也。
朕昔戡多难，禀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业。是用创九庙以申孝敬，礼二郊以展严禋，宝菽粟于水火，捐珠玉于山谷。兢兢业业，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实以奉遵遗训。至于巡狩大典，封禅鸿名，顾惟寡薄，未遑时迈，十四载于兹矣。今百谷有年，五材无眚，刑罚不用，礼义兴行，和气氤氲，淳风澹泊。蛮夷戎狄，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阙廷；奇兽神禽，甘露嘉醴，穷祥极瑞，朝夕于林御。王公卿士，罄乃诚于中；鸿生硕儒，献其书于外。莫不以神祇合契，亿兆同心。斯皆烈祖圣孝，垂裕余庆。故朕赖宗庙之介福，敢以眇身，颛其克让。是以敬奉群议，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高祖之鸿烈。永言陟配，追感载深。可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太山。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
于是诏中书令张说、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绦、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等，与礼官于集贤书院刊撰仪注。
玄宗初以灵山好静，不欲喧繁，与宰臣及侍讲学士对议，用山下封祀之仪。于是张说谓徐坚、韦绦等曰：“乾封旧仪，禅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飨。王者父天而母地，当今皇母位，亦当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飨，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监孔明，福善如响。乾封之礼，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为亚献，越国太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圆丘，韦氏为亚献，皆以妇人升坛执笾豆，渫黩穹苍，享祀不洁。未及逾年，国有内难，终献皆受其咎，掌座斋郎及女人执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资革正。斯礼以睿宗大圣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议奏闻。上从之。
旧礼：郊祀既毕，收取玉帛牲体，置于柴上，然后燔于燎坛之上，其坛于神坛之左。显庆中，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因修改旧礼，乃奏曰：
谨按祭祀之礼，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祭地则瘗血，宗庙则焫萧灌鬯，皆贵气臭，同以降神。礼经明白，义释甚详。委柴在祭神之初，理无所惑。是以《三礼义宗》等并云：“祭天以燔柴为始，然后行正祭。祭地以瘗血为先，然后行正祭。”又《礼论》说太常贺循上言：“积柴旧在坛南，燎祭天之牲，用犊左胖，汉仪用头，今郊用胁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胁，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晋氏故事，亦无祭末之文。既云汉仪用牲头，头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胁。唯有《三礼》、贺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复云今仪用胁九个，足明燔柴所用，与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别燔牲体，非于祭末，烧神余馔。此则晋氏以前，仍遵古礼。唯周、魏以降，妄为损益。缘告庙之币，事毕瘗埋，因改燔柴，将为祭末。事无典实，礼阙降神。
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别。苍璧苍犊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骍犊之属，祀之所须。故郊天之有四圭，犹祀庙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势相因，并事毕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礼引用苍璧，不顾圭瓚，遂亦俱燔，义既有乖，理难因袭。又燔柴作乐，俱以降神，则处置之宜，须相依准。柴燔在左，作乐在南，求之礼情，实为不类。且《礼论》说积柴之处在神坛之南，新体以为坛左，文无典故。请改燔为祭始，位乐悬之南，外壝之内。其阴祀瘗埋，亦请准此。
制可之。自是郊丘诸祀，并先焚而后祭。
及玄宗将作封禅之礼，张说等参定仪注，徐坚、康子元等建议曰：
臣等谨按显庆年修礼官长孙无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状称“祭祀之礼，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者。臣等按礼，迎神之义，乐六变则天神降，八变则地祇出，九变则鬼神可得而礼矣。则降神以乐，《周礼》正文，非谓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义，不为燔之先后。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则殷人尚声，祭天亦燔柴，何声可燔先迎神乎？又按显庆中无忌等奏称“晋氏之前，犹遵古礼。周、魏以降，妄为损益”者。今按郭璞《晋南郊赋》及注《尔雅》：“祭后方燔。”又按《宋志》所论，亦祭后方燔。又检南齐、北齐及梁郊祀，亦饮福酒后方燔。又检后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后燔。据此，即周遵后燔，晋不先燎。无忌之事，义乃相乖。
又按《周礼大宗伯》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注》云：“礼为始告神时荐于神也。”下文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皆有牲币，各如其器之色。”又《礼器》云：以少为贵者，祭天特牲。”是知苍璧之与苍牲，俱各奠之神座，理节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时，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于其方迎气所用，自分别矣。今按显庆所改新礼，以苍璧与苍牲、苍币，俱用先燔。苍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苍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骍牲，充其实俎。混昊天于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为二犊。深乖礼意，事乃无凭。
考功员外郎赵冬曦、太学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从祭义，后焚为定。”中书令张说执奏曰：“徐坚等所议燔柴前后，议有不同。据祭义及贞观。显庆已后，既先燔，若欲正失礼，求祭义，请从《贞观礼》。如且因循不改，更请从《显庆礼》。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圣意所至，则通于神明。燔之先后，臣等不敢裁定。”玄宗令依后燔及先奠之仪。是后太常卿宁王宪奏请郊坛时祭，并依此先奠璧而后燔柴、瘗埋，制从之。
时又有四门助教施敬本驳奏旧封禅礼八条，其略曰：
旧礼，侍中跪取匜沃盥，非礼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将致洁而尊神，故能使小臣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于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诏祝于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非礼。按《周礼·大宗伯》曰：“郁人，下士二人，赞裸事。”则沃盥此职也。汉承秦制，无郁人之职，故使近臣为之。魏、晋至今，因而不改。然则汉礼，侍中行之则可矣，今以侍中为之，则非也。汉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时籍孺为之，惠帝时闳孺为之，留侯子辟强年十五为之。至后汉，楼坚以议郎拜侍中，邵阖自侍中迁步兵校尉，秩千石，少府卿之属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与少府丞班同。魏代苏则为之。旧侍中亲省起居，故谓之“执兽子。”吉茂见谓之曰，“仕进不止执兽子”，是言其为亵臣也。今侍中，名则古官，人非昔任，掌同燮理，寄实盐梅，非复汉、魏“执兽子”之班，异乎《周礼》郁人之职。行舟不息，坠剑方遥，验刻而求，可谓谬矣。
夫祝以传命，通主人之意以荐于神明，非贱职也。故两君相见，则卿为上傧。况天人之际，其肃恭之礼，以两君为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义也。然则周、汉太祝，是礼矣。何者？按《周礼·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辞。”大宗伯为上卿，今礼部尚书、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员外郎、太常博士之比也。故可以处天人之际，致尊极之辞矣。又汉太祝令，秩六百石，与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与南台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职，斯又刻舟之论，不异于前矣。
又曰：
旧礼，谒者引太尉升坛亚献，非礼也。谒者已贱，升坛已重，是微者用之于古，而大体实变之于今也。按《汉官仪》：“尚书御史台官属有谒者仆射一人，秩六百石，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又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光禄勋官属有郎中、员外，秩比二千石；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谒者，秩异等，今谒者班微，以之从事，可谓疏矣。
又曰：
旧礼，尚书令奉玉牒，今无其官，请以中书令从事。按汉武帝时，张安世为尚书令，游宴后宫，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为中书谒者令。至成帝，罢宦者，用士人。魏黄初改秘书，置中书监令。旧尚书并掌制诰，既置中书官，而制诰枢密皆掌焉。则自魏以来，中书是汉朝尚书之职。今尚书令奉玉牒，是用汉礼，其官既阙，故可以中书令主之。
议奏，玄宗令张说、徐坚召敬本与之对议详定，说等奏曰：“敬本所议，其中四条，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临时量事改摄。”制从之。
十三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玄宗服衮冕于行宫，致斋于供帐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备法驾，至山下。玄宗御马而登，侍臣从。先是玄宗以灵山清洁，不欲多人上，欲初献于山上坛行事，亚献、终献于山下坛行事。因召礼官学士贺知章等入讲仪注，因问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礼成于三，初献、亚、终，合于一处。”玄宗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诸神座于山下坛行事。玄宗因问：“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对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足。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