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
不著撰人名氏。於《周礼》之中偶有所见，即摘其一节一语而疏之。以非解全《经》，故云《说略》。书中多引郝敬之说，则在敬以后矣。大抵议论多而考证少。如谓官属三百六十以象天，今检其数，乃赢其一，如《易》之大衍虚其一也。可谓穿凿无理。又如《牧师》“孟春焚牧，仲春通淫”，与《月令》季春游牧不合。盖鸟兽孳尾，多乘春气，《经》特略举其大凡。仲春、季春相去无几，不必过泥。而此书谓《月令》为秦时书，秦地寒凉，万物后动，故后《周礼》一月。不知秦地即周地，无中外南北之分也。是足见其随文生义，不能深考事实矣。
△《周礼文物大全》（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其版为蓝朱二色，首列六官之所属，次为制度器物诸图，终以诸儒传授图。大抵转相剿袭、摹写失真。如王宫制图，外朝为致民三询之地，雉门为人民观法之区，则外朝应在雉门之外，而此图列於库门之外。
他若裘冕无旒，六贽未备，坛壝市肆，亦弗详载。盖乡塾兔园册也。考宋乾道中，昌州杨甲作《六经图》，其《周礼》图曰《文物大全》，与此书之名相合。又国朝庐江卢云英，因其父所刻信州石本《五经图》重为编辑，其《周礼》图亦曰《文物大全》。然杨氏图凡四十有三，卢氏图凡五十有一，均与此本不符。疑坊肆书贾於卢氏《五经图》中摘其《周礼》诸图，而稍稍窜乱之，别为一书以售其欺耳。
△《周礼订释古本》（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前有康熙丁丑《自序》。
大抵宗俞庭椿之说而小变之，谓《冬官》未亡而不必补；《考工记》之文奇变而轨乎法，非周公莫能为之；虚其官而详具其法，官省则繁费减，法详则凡事有。
作五官可以兼摄，《冬官》可无设也。其说甚巧。然郑封於宣王时，秦封於孝王时，周公安得称郑之刀？又得称秦无庐？是开卷即无以自解，更奚论其他也？其解“九赋”云：“邦中四郊即乡遂地。”是并百里为郊、六乡在远郊、六遂在甸之异，亦未详考。惟《遂人》沟洫说云：“《遂人》所谓十夫者，十井之夫也。
其云十夫有沟，则是十井之遂同归於沟也，故《匠人》谓之井间。既谓之间，则非一井可知。”较旧注差为明晰耳。
△《高注周礼》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高愈撰。愈字紫超，无锡人。顺治中岁贡生。《江南通志》载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当即是书。其分卷各异，殆传写者不同也。书中采前人之说多本诸王昭禹《订义》，亦间有发明。其中有最驳者数条，如《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郑康成《注》谓其食者半、参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诸侯之贡也，不用先郑之说。愈谓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馀贡天子。其说颇诋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传》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杜注：“公侯地广，故取贡者多。”
如愈所说，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贡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贡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贡天子。则尊反贡轻，而卑反贡重矣。昭公十三年《传》又曰：“卑而贡重者甸服也。”杜注：“甸服谓天子畿内共职贡，即公卿大夫之采地。”郑玄《小司徒注》：“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卿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是食采者卑与尊同，故云卑而贡重。是周制甸服贡重，尚不过四分之一，岂邦国所贡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勋》文曰：“凡颁赏地，三之一食。”《注》云：“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与《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为王之所食，与《大司徒》文例义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独於此别生异说，似未贯洽全经也。又《小司徒》曰：“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注》曰：“此谓造都鄙也。”
愈乃曰：“四县为都，计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车六十四乘，视百乘之家犹逊焉。而《传》称先王之制，大都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当天子六乡、六遂十五之一。是犹不足称小都，而况大都乎？”今考《春秋》隐公元年《传》：“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杜《注》谓都城当国三分之一，非谓田邑车乘当国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为难。且四县为都，本小都也，积四小都乃为大都。今愈以四县之都为大都，於郑《注》尚未详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传》曰：“惟卿备百邑。”
杜《注》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为采邑之极。”《坊记疏》谓公之孤、侯伯之卿与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宁以不及百乘为嫌耶？至四县为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谓得兵车六十四乘，尤舛误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郑读“乘”为“甸”，谓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谓“乘”字不当改读，遂谓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
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若《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则兴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书以示讥耶？又《韩诗》“维禹陈攵之”，《毛诗》“陈攵”作“甸”。陈攵训曰乘，甸亦训曰乘。古陈、乘、甸三字音同，故读乘为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难郑氏也。他如谓郊社相对，社即祭地，更无北郊；九夫为井即十夫有沟，都鄙乡遂不异制：则均袭旧文，无庸更辨者矣。
△《周礼惜阴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典制罕所考证，惟推求於文句之间，好以臆断。如“王斋日三举”，所以增一举者，谓助气以行礼。
而世沐谓三字误，当作不。则致斋岂茹素之谓乎？《乐师》职“帗舞”，帗之为羽，无可疑者。而世沐独取先郑祓除之义，亦为未合。《考工记》“画缋之事，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为仁义相资，礼智相合，健顺相成，亦过於穿凿也。
△《周官辨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编力攻《周礼》之伪，历引诸经之相牴牾者以相诘难。大旨病其官冗而赋重。案古经滋后人之疑者，惟古文《尚书》与《周礼》。然古文《尚书》突出於汉魏以后，其传授无徵，而牴牾有证。吴棫所疑，虽朱子亦以为然。阎若璩之所辨，毛奇龄百计不能胜，盖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虽相排击，然先后二郑，咸证其非伪。通儒授受，必有所徵。虽其书辗转流传，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词，迄不能如《尚书》一经，能指某篇为今文，某篇为古文也。斯大徒见刘歆、王安石用之而败，又见前代官吏之滥，赋敛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无是事。
竟条举《周礼》而诋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惩羹吹齑，至於非毁古经，其事则终不可训也。魏禧疾明末诸臣屈身闯贼，遂疑《论语》论管仲、召忽一章为不出於孔子，其亦此类欤？△《周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皆设为或问，辨《周礼》出战国之末，不出刘歆。凡十七目：一论《周礼》非汉人伪作，凡四条。一论六官三官二官，凡二条。一论古无三司名。一论冢宰。一论《周礼》与《尚书》、《大戴礼》表里。一论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论司徒、司空。一论天地四时之名所始。一论宰夫。一论官名、官职同异。一论人数多寡。一论禄数不及人数。一论分土三等同异。一论九州闲田。一论《周官》非秦制。一论罗氏攻《周礼》之缪。一论与他经同文。而其书与目不甚相应，盖亦其门人所误题也。其持论是非相半。如《小宰》纪六官之属各六十，贾《疏》谓指宫正至夏采诸职。奇龄谓《经》文“其属六十”乃据六卿本职之下所属大夫士也。六卿各有长官，如后世所称堂上官。除一卿二中大夫外，所属有下大夫四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略无阙溢。今考《春官》除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拟一堂上官，不入六十之数，则《肆师》下大夫四人，即为属官，如后世所称曹郎矣。乃《肆师》之职曰：“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贾《疏》曰：“肆师与小宗伯同为中下大夫，命数如一，故二人同佐宗伯。”据此则肆师明为宗伯副贰之官，即经文亦明云肆师掌礼治事如宗伯之仪。今奇龄必屈肆师为属吏，同于后世之曹郎，其说似弗能通。奇龄又以《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合于《王制》、《孟子》，遂据《周礼》谓封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即不能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限之。特约为之制，公不过五百里，侯不过四百里，伯与子男以是为差。其说似巧。但《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七百里”，则奇龄所谓公不过五百里者则已过之矣。加封之制，不应己创之而己又隳之也。故《司勋》文曰：“凡赏无常，经重视功”。明乎加封亦不得立常数矣。奇龄立论，大率类此。其他不无翼经之说，然以为战国人作，则仍用何休六国阴谋之说，与指为刘歆所作者亦相去无几。阳虽翼之，阴实攻之矣。与其以《仪礼》为战国之书，同一好为异论，不足据也。
△《周礼节训》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钞》，已著录。是编名曰《节训》，盖节录而训释之也。《经》文既非完本，所辑注文又皆不著名氏。观其《自序》，盖家塾私课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备兔园之一册”云。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以《周官》为一编，《考工记》为一编，各分篇第，世亦两本别行。然前有顾琮《序》，称合《考工》为四十卷。则本非两书，特不欲以河间献王所补与《经》相淆，故各为卷目耳。其书体会《经》文，颇得大义。然於说有难通者，辄指为后人所窜，因力诋康成之《注》。若《太宰》：“以九赋敛财贿。”郑《注》：“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苞谓九赋即九职邦、郊、甸、稍、县、都之田赋，则农所贡公田之九穀与圃牧嫔妇之贡也。关市之赋，即商贾百工之贡也。山泽之赋，即虞衡之贡也。园圃薮牧，即邦、郊、甸、稍、县、都之地。农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即邦、郊、甸、稍、县、都之人。今考《载师》，首言园廛，次近郊，次远郊，次甸、稍、县、疆，明别园廛於甸、稍、县、疆之外，则九职之园圃，不得合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可知。苞以九职之圃牧、嫔妇、臣妾、闲民统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而九赋之关市、山泽岂独出於邦、郊、甸、稍、县、都之外，《经》文又何以别举之乎？苞不过因九职内百工商贾可以当九赋之关市，虞衡可以当九赋之山泽，而园圃、薮牧、嫔妇、臣妾、闲民於九赋更无所归，遂强入於邦、郊、甸、稍、县都之中，庶乎九职、九赋得混为一，即以斥郑《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郑《注》此文，实据本文“财贿”二字起义。《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锡予之财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此皆以泉为财。《荀子》曰：“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则以刀布为财，与田税为食对举。《经》於九府既云敛财贿，则知九赋内兼有泉矣。九赋所以供九式，故九赋曰财贿，而九式曰财用。凡祭祀、宾客、丧荒、羞服、工事、币帛、刍秣、匪颁、好用，资於穀者少，资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止有市征之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不过当关市之一赋，此外则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资泉於邦、郊、甸、稍、县、都等，则职岁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财用，恐终年常不给也。考《汉书本纪》，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贾捐之传》：“民赋四十，丁男三岁一事。”是一岁每丁不过赋十三钱有奇。又《新论》：“汉宣以来，百姓赋钱，岁馀二十万，仅二百贯耳。”
较之后代封椿、留州诸色目，不及万分之一。而周之九赋，视之亦云薄矣。乃苞袭宋人之说，犹以郑注“口率出泉”为厚敛。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国服为之息。”苞以刘歆增窜此节，附会王莽，且谓《司市》职“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则有赊而无贷明矣。今考《周书大匡解》曰：“赋洒其币，乡正保贷。”又《管子》：“发故屋，辟故窌，以假贷，而以公量收之。”则是齐之家有贷，由於国有贷也。又《左氏传》：“齐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注》曰：“除逋责。”又成二年《传》亦曰：“楚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考责即是贷，故《小宰》曰：“听称责以传别。”郑《注》：“称责为贷予。”贾《疏》：“称责谓举责生子。
於官於民，俱为称也。”故房玄龄注《管子》“责而食者几何家”，亦以责为出息也。然则贷民之制，自《泉府》外，既见於《小宰》，又见於《春秋传》、《管子》，而苞指为王莽创制，误矣。《管子治国篇》曰：“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徵矣。”《注》：“倍贷谓贷一还二。”此所谓横敛也。若以国服为之息，约所出不过十一，略使子馀於母，以为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济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鲜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经》，不亦过乎？又《载师》：“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苞亦指为刘歆之所窜。不知以近郊、远郊、甸、稍、县、都通计之，则四十分而税六，犹是什一而少强耳。贾《疏》引《异义公羊》云：“什一据诸侯邦国，《载师》特据王畿。王畿税法轻近而重远者，近者劳、远者逸故也。诸侯邦国无远近之差者，以其国地狭少，役赋事暇。”
据此，则赋逾什一者止王畿内四百里。而通邦国万里计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贡》因九州差为九等，荆州田第八、赋第三，雍州田第一、赋第六。
《通典》谓《禹贡》定税什一，而轻重有九等之不同。则知什一乃统九州计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礼义宗》谓税俱什一，而郊内、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诋《经》文，亦为勇於自信。盖苞徒见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经》义以行私，故鳃鳃然预杜其源，其立意不为不善，而不知弊在后人之依托，不在圣人之制作。
曹操复古九州以自广其封域，可因以议《禹贡》冀州失之过广乎！
△《周官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是书就《周礼》中可疑者摘出数条，断以己见，分《别伪》、《辨惑》二门。大旨以窜乱归之刘歆，凡十篇。已录入所著《望溪文集》中。此其初出别行之本也。
△《周礼集传》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谓：“朱子曾称《周礼》为天理烂熟之书，表章虽明，而训释未逮。诸儒之说，不能有醇无疵。因远稽博采，上推列圣之因革，下鉴列代之兴衰，以窃附於《诗》、《书》、《集传》之后。”其自命甚高。今观其书，不过随文释义，无所考证。
多引先儒议论及后世事迹，曼衍牵合，亦非诂经之正体。惟《考工记》之前，复旁搜官名於传记之中，以补《冬官》之阙，计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豕人、权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皆不言所据。昔钱<甹只>病俞廷椿以后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旧，因著《冬官补亡》三卷，所补凡二十有一。其与炤相同者，惟后稷、农正、农师、水师、匠师、工师、舟牧、工正、圬人九官，司空则不立大、小之名。馀尚有十一官，为文炤所未载。殆由未见<甹只>书欤？△《周官翼疏》三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进士。是书汇辑汉、唐、宋、明以来及国朝李光地、顾炎武、方苞之说，分为五部。凡疏解《经》义者，曰《正义》。於本义引伸旁通者，曰《通论》。考订注疏之失者，曰《辨正》。综列后世事迹、援史证《经》者，曰《馀论》。别著新义、以备参考者，曰《存异》。
书各六卷，而总以《翼疏》为名。其《正义》六卷，则又每卷自为上下。皆采辑前人之说，不以己见参之。书成於雍正丁未，前有自作《条例》十二则。
△《周礼会要》六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王文清撰。文清号九溪，宁乡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编以《周礼》注疏浩繁，但约括诸家，略疏字义，以便读者。其《凡例》称《经》文一字不遗，亦一字不动。然《叙官》亦《经》文也，自五官之长外，馀官则俱删之矣。
△《周礼质疑》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芝撰。青芝有《学诗阙疑》，已著录。是书摘《周礼》旧注及前人经训互相参证，间亦取后代之事以引伸其义，颇与郑、贾为难，然臆断多而考证少。宋儒事事排汉儒，独三《礼》注疏不敢轻诋，知礼不可以空言说也。青芝视之太易矣。
△《周礼辑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多本《周礼订义》，攻诘郑《注》。若谓匠人、遂人同制；井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马》“凡令赋，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非专指邦国；又力斥《小司徒》郑《注》旁加之说。此类皆袭前人绪论，不足深求。其自出新意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兆锡谓皆有舟与皆有罍对举，则舟、罍皆是尊名。今考礼图，六彝为上尊，盛三斗；六尊为中尊，盛五斗；六罍为下尊，盛一石。故《尔雅》曰：“彝、卣、罍，器也”。郭璞《注》云：“皆盛酒尊。”孙炎《注》云：“尊彝为上，罍为下，卣居中。”然则罍本下尊，不待兆锡申说。若以舟为尊，则未会此《经》之义。夫彝、尊、罍得列於上、中、下三尊者，以《司尊彝》於鸡彝、鸟彝则曰“祼用”，於献尊、象尊则曰“朝践用”、“再献用”，於罍则曰“诸臣之所昨”，独於舟不著所用，则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锡但知“皆有舟”与“皆有罍”对举，谓舟与罍同，而不知“皆有罍”句下有“诸臣所昨”明文，“皆有舟”句下别无明文，此舟、罍不同之明证也。考郑司农曰：“舟，尊下台，若今时承槃。”《乡射记》曰：“命弟子设丰。”《注》云：“设以承其爵。”《玉藻》曰：“大夫侧尊，用棜，士侧尊，用禁。”亦所以承尊。舟之承尊，盖亦犹是。安得曰尊？贾公彦《疏》谓舟宜若后世酒船，陆佃亦谓若今酒船。殆以形类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即舟也。如此之类，颇伤於臆断。至若辨贾《疏》北郊用裘之说，谓盛夏用裘必不能行，后世遂至天地合祭。谓《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为制赋之成数，《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为出军之实数。此类亦自树一义，不为无见。
然遽诋郑玄为过始，又谈何容易也？△《周礼拾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大濬撰。大濬，安溪人。是书采辑《注》、《疏》及诸家之说，间附以案语。然於礼家所聚讼者，如币馀之赋，马氏与林孝存、王与之之说不同；井田之法，《孟子》与《汉志》不同；九献之礼，诸儒各异：皆并采其说，不加论断。书中多载李光地说，盖大濬为光地之族云。
△《周礼三注粹钞》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宸撰。宸字北侍，福清人。雍正中诸生。是书诠释《周礼》，而不录《考工记》。其《冬官补亡篇》有云“俞庭椿著《复古编》，谓《冬官》不亡，杂出於五官之中。其后王次点、邱吉甫皆因之，吴草庐遂为《考注》”云云，是所据之本为俞廷椿《复古编》，则所谓“三注”当即指王、邱、吴三家。而书中不标名氏，直以己意融贯成文，又多迂阔不情之论，为三家之所无。莫明其体例何似。卷首《自序》一篇，亦泛论治法、道法，无一字及著书之旨。
○附录△《周礼井田谱》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夏休撰。休，会稽人。绍兴中进士。楼钥《序》云：“以上书补官，一试吏而止。”亦未详为何官也。其书因井田之法，别以己意推演，创立规制。於乡遂之官联、沟遂之纵横、王侯之畿疆、田莱之差数、兵农之相因、颁禄之多寡、门子游倅之法、兆域昭穆之制、郊社宗庙之位、城郭内外之分以及次舍庐室市廛次叙，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车和门八节，皆摹绘为图，若真可坐言起行者。
其考订旧文，亦多出新意。如曰：“野之莱田，以时治之而已，不必尽耕作也。
以其菰蒲之利，柴蒿之属，刈之复生，采之复出也。不然，既不谓之易，则一家之力岂能岁耕田百亩、莱二百亩？盖莱者刈获之名，虞人莱所田之野是也。”又曰：“庶人受一廛，耕百亩。適长用力，所谓可任用者家二人。適子之適，力复可耕，则可任用者三人矣，故適子之適谓之馀子。虽適子之適力未及耕，而有庶子及耕，则亦三人，故庶子谓为馀夫也。”又曰：“古之附庸不可以为国，地方百里则可以为同。《春秋》萧同叔子，何休注以为国名是也。”又曰：“五十里为则，《大宗伯》曰：‘五命赐则’。《注》云：‘则者未成国之名’。以汉制考之可见。”如是之类，尚可存备一说。至於以《管子》“经言”解《论语》“自经於沟渎”为经正沟渎之制，则附会甚矣。夫阡陌既开以后，井田废二千馀载矣。虽以圣人居天子之位，亦不能割裂州郡，劖平城堡，驱天下久安耕凿之民，悉夺其所有，使之荡析变迁，以均贫富。一二迂儒，乃窃窃然私议复之，是乱天下之术也。使果能行，又岂止王安石之新法哉？同时瑞安黄毅乃为作《答问》一篇，条举或者之说，一一为之疏通证明，殆不知其何心矣？陈傅良之《序》有曰：“其说以不能成都鄙者为闲田，不可为军师者为闲民，乡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摄，备其数，不必具其员，皆通论。馀多泥於度数，未必皆叶。”
似稍稍致其不满。永嘉之学，虽颇涉事功，而能熟讲於成败，此亦一证矣。此书《宋志》著录。明唐枢作《周礼论》，力斥其谬，则枢尚及见之。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盖无用之书，传之者少也。惟《永乐大典》之内全部具存，检核所言，实无可采。姑附存其目，而纠正其失如右。
△《周礼沿革传》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号庄渠，昆山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卿，迁国子监祭酒，未上卒。谥恭简。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取《周礼》六官之属，证以秦汉而下官制沿革，迄明代而止。仅有《天官》、《地官》、《春官》，盖未成之稿也。夫时殊事异，文质异宜，虽三代亦不相沿袭。校於数千年后乃欲举陈迹以绳今，不乱天下不止。其断断不可，人人能解，即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谈三代，世即不目为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论耳。《自序》一篇故摹典诰，亦此意也。
──右“礼类”《周礼》之属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内三部无数，《附录》二部，二十四卷，皆附《存目》。
△《释宫》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宋朱子撰”。原载《晦菴大全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然实李如圭作，编集者误入，说见如圭《释宫》条下。
△《仪礼节解》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敬所作《九经解》，皆好为议论，轻诋先儒。此编尤误信乐史“五可疑”之说，谓《仪礼》不可为经，尤其乖谬。
所解亦粗率自用，好为臆断。如《士昏礼》“升自西阶”一条，《经》於飨妇而后云“舅姑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则未飨以前妇固不得以主自处，壻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阶，在妇为无专制之义，在壻则亦犹舅姑於妇先以客礼之之义。而敬谓父在子不由阼，不知为人子者居不主奥，而此时何以即席于奥耶？盖由此升者，特以道妇故也。於“舅坐，答拜”一条，又谓新妇拜舅立，而使其舅坐答拜之，於理未当。不知此是妇人肃拜，故舅坐以答之。尊卑之分宜然，无可疑也。又如《士冠礼》七体、二十一体，度数宜详。《公食大夫礼》“鱼、肠胃、伦肤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则若七若九”，与陈祥道《礼书》谓诸侯当十三、天子当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数语了之。知其於考据之学终浅，非说《礼》之专门也。其间有可取者，如裼袭有衣之裼袭，有玉之裼袭，郑《注》泥《玉藻》之文，於《聘义》还玉还璋，皆以为易衣加衣之仪；《觐礼》“匹马，卓上”，盖卓立向前之义，郑《注》误以卓为的；及《公食大夫礼》又鼎{冖鼎}“若束若编”非以茅为鼏之类。敬之所辨，亦时有千虑之一得，然所见亦罕矣。
△《礼经集注》十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凤翔撰。凤翔字蓬元，堂邑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书主朱子《仪礼》为经之说，大旨以郑《注》为主。其间自出新义者，则多所未允。
如《士冠礼》文“降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於母。”郑《注》以适东壁为出闱门，贾《疏》谓母冠子无事在闱门外，故子出闱门见之。敖继公不从郑义，以适东壁为在东堂下，其说已非。凤翔又以为适东壁者又升自阼阶，适东壁房前，北面见母。是时母已在房，果如所言，则“降自西阶”之后，仍当有“升阼阶”之文，何以《经》文无之耶？此类数处，皆立异而不能精确也。
△《读仪礼略记》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是书於《经》文不全录，第曰自某至某。所录多敖继公、郝敬之说，取材颇俭。其自为说者，亦精义无几。
△《仪礼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逐节逐句分解，撮标注义，颇为明简，较所注他经稍善，然亦疏於考证。如《士冠礼》云：“阙项青组缨。”汲古阁本郑《注》：“阙读如‘有頍者弁’之頍，滕薛名蔮为頍。”
世沐谓字书无此蔮字而疑之，不知蔮本当作簂。《后汉乌桓传》云：“犹中国有簂、步摇。”注云：“簂音吉悔反，字或为帼。”盖簂、帼二字通。《续汉书舆服志》云：“太皇太后、太后入庙，翦氂簂。
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绀缯簂。”《广雅》曰：“簂谓之<巾皃>。”
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俱作簂字，可以正刊本作蔮之讹。至若《释名》曰：“簂，恢也，鲁人曰頍。頍，倾也，著之倾近前也。”
即郑《注》滕、薛名蔮为頍之确证。而《释名》作簂不作蔮，则汲古阁本郑《注》作蔮，其误显然。世沐心知其误而不能究其所以误，殊核之未审。又此书多载郑《注》所引古今文，然阙漏不可枚举。即如《士冠礼注》云：“古文闑为{埶木}，阈为蹙。”又云：“古文旅作胪。”又云：“今文纁皆作熏。”
又云：“古文盥皆作浣。”又云：“壹古文皆作一。”又云：“今文枋为柄。”
又云：“古文啐为呼。”又云：“古文亶为瘅。”又云：“今文格为嘏。”此九条俱失载，则他篇可知。又若《士冠礼》“戒宾”节在“筮宾”之前，而世沐谓戒宾当在筮宾之后。今考郑《注》，戒宾者，戒主人之僚友；筮宾者，筮其可使冠子者。盖先戒众宾，后乃於众宾内更筮其最吉，特使冠子。故贾《疏》谓取人之法先筮后戒。今以此宾是贤者，必知是吉，故先戒宾。宾已许，方始筮之。以其贤，恒自吉，故先戒后筮。此义最易晓，而世沐谓当先筮后戒，疏矣。至谓冠子一醮足矣，三醮则意复词缛，具文滋伪。又谓字冠者不当有祝词之类，尤臆断之说也。
△《丧礼吾说篇》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奇龄说经，好立异义，而颠舛乖谬，则莫过於是书。大旨以子夏《丧服传》为战国以后人伪作，故逐条攻击，务反其说。其叛经之尤者，如谓丧服有齐衰无斩衰。考《释名释丧服》曰：“斩衰，不缉其末，直翦斩而已。齐，齐也。”故郑注《丧服传》曰：“斩，不缉。齐，缉也。”与《释名》之义相符。奇龄乃谓齐而不缉，乃齐之本名。而从而缉之，则又以缉齐得名。三年之重齐不缉，期功则缉之。然所谓齐而不缉，仍是《释名》“斩衰，不缉其末”之说。又何必阳改其名而阴存其实乎？至谓期功以下之齐乃缉，则齐衰三年者皆已不缉，是改斩之名下同於齐，又改齐之实上同於斩。支离怪变，弥为不可究矣。奇龄以《周礼》、《仪礼》同出战国人伪撰，故於《周礼司服职》齐衰、斩衰之文，置之不道。至《左氏》乃奇龄所最信者也。考昭公十年《传》：“晋平公卒，叔向曰：孤斩焉在衰绖之中。”杜预《注》曰：“既葬，未卒哭，犹服斩衰。”明为斩衰之确证。乃引《杂记》“三年之丧如斩”语，谓非服斩之义。襄公十七年《传》：“齐晏桓子卒，晏婴粗縗斩，苴绖带杖，菅屦。”是断断不得谓之非斩服者。奇龄亦谓“斩”字下属“苴绖带”为句，乃斩苴麻以为绖带。《荀子》一书，亦奇龄之所最信也。考《三年问篇》明出斩衰之名，不能复辨，则曰《礼论篇》中但有齐衰无斩衰，《三年问篇》乃后人妄改。夫稍可穿凿之处，即改易其训诂句读以就己说。至必不可掩之处，则遁而谓之妄改。持是以往，天下复有可据之书乎？奇龄又谓三年之丧当为三十六月，不得折月，而又无解於《荀子礼论篇》“二十五月而毕”之文，遂谓毕者乃毕衰服也，至二十七月禫后又加禫服九月。考《间传》曰：“中月而禫，禫而纤，无所不佩。”孔颖达《疏》曰：“此谓禫祭既毕，吉祭以后，无所不佩。”又《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丧大记》曰：“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檀弓》曰：“是月禫，徙月乐。”
《间传》又曰：“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饮酒者先饮醴酒，食肉者先食乾肉，是徵诸礼经，显有典训。今奇龄谓禫后服綅冠素端者凡十月，与《经》义无一相合。岂先王制礼之意乎？其他若谓父在为母不当期年，父母不当为长子三年，皆据律以议《经》。至谓本生父母不当降在期服，传重者不必嫡孙，则不特叛《经》，且背律矣。岂非恃其博洽，违心巧辨哉？△《仪礼训义》十七卷（庶吉士蔡廷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题“康熙庚申”，则近时人也。其书以一篇为一卷，第约取《注》、《疏》而参以朱子及杨复之说。其馀诸家，概不采录。
虽颇简易，然礼制委曲，非一家之言所可尽，《注》、《疏》以外，限以朱子师弟二人，遂举诸儒而屏之，殆非该贯之道也。
△《仪礼释例》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标曰《释例》，实止释服一类，寥寥数页，盖未成之书。其释冕服一条，辨注家冕广八寸、长尺六寸、绩麻三十升布为之之误，谓礼家相传八十缕为升，古布幅阔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当今之五尺，二尺二寸当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经二千四百缕。是今尺一分之地，须容十七缕有奇，虽绩麻极细，亦不能为此。其说验诸实事，最为细析。又谓冕有前旒无后旒，故《大戴礼》及东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汉明帝制冕旒有前无后，正合古义。《玉藻》云“前后邃延”，不过谓冕长尺六寸，前延后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谓前后皆有旒也。其说与郑《注》互异，亦可相参。惟宗陈祥道之说，谓《周礼》之韦弁即爵弁，其说过新，不可信。考《士冠礼》“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头然。或谓之緅，其布三十升。”《周礼》“凡兵事韦弁服”《注》曰：“韦弁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此爵弁、韦弁显异者也。惟《书》云：“二人雀弁执惠。”伪孔《传》云：“雀韦弁。”似即以爵弁为韦弁者。然孔颖达《疏》云：“据阮谌《三礼图》，雀弁以布为之。此《传》言雀韦弁者，此人执兵，宜以韦为之。然下言冕执兵者不可以韦为冕，未知孔意如何。”则孔《疏》於此《传》原不深信。且即以爵韦为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韦弁。故《释名》曰：“以爵韦为之，谓之爵弁。韎韦为之，谓之韦弁。”二语极为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礼司服》有韦弁无爵弁，贾《疏》云：“爵弁之服，惟有承天变及天子哭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义颇得。如必谓韦弁即爵弁，《司服》未尝遗爵弁，则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杀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
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杀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韦弁不得服。
其制甚明。如韦弁即爵弁，士於礼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礼》曰：“爵弁服纁裳”乎？且《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既有爵弁服，而《聘礼》曰：“君使卿韦弁归饔饩。”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韦弁归礼。”则是既有爵弁，又有韦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载为疑也。永又补祥道之说曰：“《诗》方叔将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皆爵弁服之韠也。”
今考《诗》“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笺》曰：“云命服者，命为将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韦弁，服朱衣裳也。”据此，则即《左氏传》所云“韎韦之跗”《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韠，殊无显据。又《诗》“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笺》曰：“此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丧，服士服而来，未遇爵命之时，时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贤，任为将军。”《疏》曰：“将军之时，犹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据此，则《经》云“以作六师”，盖将受命为将军，非已临六师而以爵弁之韎韐为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即临戎可知。永引此二诗，亦未为确据。盖永考证本精，而此则草创之本耳。
△《仪礼易读》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駉撰。駉字德淳，山阴人。《仪礼》经文诘曲，《注》、《疏》浩繁，向称难读。是编刻於乾隆乙亥。於《经》文诸句之中，略添虚字联络之，以疏通大意。又仿高头讲章之式，汇诸说於上方。大约以郑《注》、贾《疏》为主，而兼采元敖继公《集说》、明郝敬《集解》及近时张尔岐《句读》诸书，间亦参以己意。取便初学而已，不足以阐《经》义也。
○附录△《五服集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骏撰。骏，常熟人。是书成於正统戊午。考论五服之制，设为问答以明之。大旨於古制遵朱子《家礼》，当代之制则遵明太祖《孝慈录》。所采诸书，不过十馀种而已。《明史艺文志》作一卷。此本六卷。考《序》末有“大明岁次壬申进德书堂新刊”字，则此本犹属旧刻，不由窜乱。《明史》误以六字为一字耳。
△《读礼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肃公撰。肃公有《诗问》，已著录。是书取礼家丧服之制意所未喻者辨之，又杂论俗礼之不合於古者共六十五条。间有可采，而师心之处为多。
△《服制图考》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建子撰。建子字辰起，秀水人。朱彝尊之从子也。是编集历代丧服礼制，每条下分古有今无、古无今有、古重今轻、古轻今重四目。后为《杂问篇》，凡三十九条。所引经传礼书及诸家文集，颇称该洽。然斩衰之丧有三十四条，而所引仅三十一条。如《政和礼》所载“夫为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从夫之丧”及《孝慈录》所载“为人后者，为所后祖母之丧”，皆古今异制，而建子未及详载。又齐衰杖期，如《仪礼》所载继母嫁，从，为之服报，大功九月。如《通典》所载为人后者，为本生祖父母服仪。亦古今异制，当一例详辨者，亦皆脱略。则考核尚未甚密也。
△《读礼纪略》六卷、附《婚礼广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董祥撰。董祥字熊占，长洲人。是书成於康熙乙卯，乃其居父丧时所作。皆以纠正世俗之误。其间有泥古而过者，如母丧齐衰三年，固古者丧无二斩之义。然自明洪武以后，凡律令之文，皆云为母斩衰。仍欲依《丧服》之文服齐衰，等而上之，将遵古礼为母期年耶？是乱王制也。昭穆祔迁之说，陆佃已与何、张异议。至同堂异室而无左昭右穆之次者，朱子已云“为礼者犹执祔祖之文，似无意义”，而两存其说矣。董祥必欲昭迁而穆不动，穆迁而昭不移，不几於亲尽者不必祧，而祧者不必亲尽乎？其他微文琐节，事事绳以古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实多滞碍而难行。至於丧亲匿丧之类，皆律有正条，悬如日月，更不待龂龂辨论矣。后附《婚礼广义》一卷，斟酌今古之间，较为易行。然皆前人家仪所已有，无劳复衍为也。
──右“礼类”《仪礼》之属九部，一百五卷，《附录》四部，二十二卷，皆附《存目》。
卷二十四 经部二十四
○礼类存目二△《批点檀弓》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谢枋得撰”。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宝祐四年进士。
宋末为江东制置使。临安破后，即弋阳起义兵。兵溃后遁迹浦城，元福建行省魏天佑迫胁送燕京，遂绝食而卒。事迹具《宋史忠义传》。是编莫知所自来。明万历丙辰，乌程闵齐伋始以朱墨版刻之。齐伋《序》称得谢高泉所校旧本，亦不言谢本出谁氏。书中圈点甚密，而评则但标章法、句法等字，似孙鑛等评书之法，不类宋人体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轨范》，依托为之。又题“杨升庵附注”，而与慎《檀弓丛训》复不相同。据齐伋《序》，称汇《注》、《疏》、《集注》、《集说》诸书，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简端。则齐伋之所加，非慎原注也。盖明季刊本，名实舛互，往往如斯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以七十二候分属於二十四气，各训释其所以然。
考《礼记月令》，本无七十二候之说。《逸周书时训解》乃以五日为一候。
澄作《礼记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义，然不闻更有此书。其说以《经》文所记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习见，乃博考《说文》、《埤雅》诸书，兼访之於农牧，著为此编。然考证名物，罕所发明。又既以蝼蝈为土狗，又载鼯鼠五技之说，自相矛盾。既以虹为日映雨气，又引虹首如驴之说，兼采杂书，亦乖解经之法。疑好事者为之，托名于澄也。
△《檀弓丛训》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杨慎撰。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以谏大礼，谪戍滇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此本前有慎《自序》，后有永昌张含《跋》。盖慎在滇中，采郑、孔、贺、陆、黄、吴诸家注义，以补陈澔《集传》所未备。然如胡寅以檀弓为曾子门人，与子思同纂修《论语》。魏了翁又断为子游门人。此书既单行，何得於著书之人略而不叙，但引孔《疏》数言，无所订正。又言思为子游之子，《注》复遗之。至大夫遣车五乘，与《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语。盖边地无书，姑以点勘遣日，原不足以言诂经也。
△《就正录礼记会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宗周撰。周字维翰，兴化人。嘉靖辛卯举人，官至马湖府知府。是编於先王之制、先圣之言多以意断制，悬定是非。其义皆不考於古，其体亦近於语录，颇不雅驯。
△《礼记明音》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觉撰。觉，江阴人。《江南通志》作武进人。嘉靖辛丑进士。书末有南京礼部郎中巴郡刘起宗《跋》，称沟东王子。沟东盖其别号也。是书大抵据陈澔《集说》，专标字音，因书而及其义，因声而及其形。其所引诸书，删节详略，初无体例，亦间有不著出典者。虽於订正俗读，不为无功，要亦乡塾课蒙之本而已。
△《礼记集说辨疑》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字章甫，长洲人。以选贡授绍兴府训导。是书所论，凡《曲礼》六条，《檀弓》九条、《王制》三条、《曾子问》二条、《文王世子》一条、《礼器》一条、《郊特牲》一条、《内则》五条、《玉藻》二条、《大传》一条、《少仪》一条、《丧大记》二条、《祭义》一条、《表记》一条、《缁衣》一条，盖未竟之书也。嘉靖丁未，陆粲刊冠所作《濯缨亭笔记》，附载於末。然笔记为杂说，而此书究为经解。今仍析为二，各著录焉。
△《礼记集注》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师曾撰。师曾有《今文周易演义》，已著录。是书以陈澔《集说》为未得《经》义，故别采先儒旧说以为此注。於郑、贾《注》、《疏》间能体会，然訾斥《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曾子问》云：“如将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之丧，则因丧服而冠，除丧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赐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庙，归设奠，服赐服，於斯乎有冠醮，无冠醴。”师曾谓齐衰、大小功待除而冠，未为迟，何必因丧而冠？冠礼三加而醮，冠毕而醴，若诸侯大夫服赐服，不云三加，安得有醮而无醴？遂指二句为误，当云“有冠醴，无冠醮”。
盖师曾以《仪礼士冠礼》之三醮一醴并为周人一代之制，故谓三醮之时各有醮，冠毕而又醴。今《经》文既无三加，则第当有醴，不当有醮。不知周制三加之时并无三醮，待冠毕而始一醴耳。其三加、三醮乃殷礼，故《经》文次在冠毕而醴之后，先本朝而后前代也。《士冠礼》郑《注》、贾《疏》甚明。此《经》因遭丧杀礼，故改冠后之一醴为一醮，自用周制。师曾不考《注》、《疏》，误执殷礼，故有是说。盖於三《礼》经义未能融合。仅随文而生义，宜其说之多误也。
△《礼记日录》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乾行撰。乾行字玉岩，福宁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重庆府知府。是书首有嘉靖乙卯锺一元《序》，言乾行以是经掇科第，拜京秩，膺命相礼衡藩，乃以公之士类。今观其书，割裂《周礼》、《仪礼》，散缀於《礼记》之中，不复别识。与朱子《经传通解》之例，已大相剌谬。又以小学故实窜入《经》文，混合为一，尤为庞杂。其注或一节附论一篇，或十馀节附论一篇，多牵引道学语录，义皆肤廓。
△《礼记辑览》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养相撰。养相，睢阳卫籍，凤阳人。嘉靖丙辰进士。其书盖为科举而设，不载《经》文，惟以某章某节标目，循文训释，不出陈澔之绪论。
△《礼记要旨补》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戈九畴撰，闻人德行增补”。蔡必大《序》又称：“古睦守戈公以闻人先生旧所传《要旨》版行，先生独弗是，曰是吾土苴也。因取旧稿改窜补缀，以备一家之言。”据此，则是书始终出德行手，九畴特刊行之耳，与标题殊相矛盾。又朱彝尊《经义考》载闻人德行《礼记要旨补》十六卷，又载戈九畴《礼记要旨》十六卷。戈氏书既载其后，不应闻人氏书先云补，尤为舛互。此本仅有十卷，而兼题二人之名。其书乃乡塾讲章，每节下缀以破题，最为猥陋。殆书贾以二家之言合并窜乱，以成此本欤？明季坊本，其不足信类如此，不足深诘也。九畴字雨泉，锦衣卫人。嘉靖己未进士。据蔡必大《序》，其官为严州府知府。德行字越望，馀姚人。嘉靖戊戌进士。据吕本《序》，其官乃由翰林外谪。其详则均不可考矣。
△《礼记中说》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马时敏撰。时敏字晋卿，陈留人。隆庆中贡生。是编不载《经》文，但如坊刻时文题目之式，标某章某节，而敷衍其语气。其名“中说”者，谓折众说而得其中也。然大旨株守陈澔《集说》，未见其折中者安在。
△《礼记新义》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汤三才撰。三才字中立，丹阳人。朱彝尊《经义考》叙其书於王翼明、赵宧光之前，盖隆庆、万历间人也。前有其子道衡《序》。其书与先儒传注多所牴牾，如解“纯素”谓纯字不当读准；解“负剑辟咡”谓负剑为长者背负童子：皆不可为训。惟於名物度数偶有考证，间或可备一解耳。
△《礼记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依文训义，多作语录之体。
间有新说，则多与《经》义违背。如《曲礼》：“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郑氏《注》：“纯，缘也。”《玉藻》曰：“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缟冠素纰，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纯以青。孤子，衣纯以素。”训最明晰。舜牧乃云《论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
此纯字亦将作饰缘解乎？是并字义未及详考，而漫与郑、孔为难也。
△《檀弓辑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与郊撰。与郊字子野，海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是书惟解《檀弓》上、下二篇。於郑《注》全录，於孔《疏》则删繁存简，谓之《疏略》。其陈澔诸家之说，则分行附书，各略以已意为论断。所论如《檀弓》名篇取首二字，不从《正义》非门徒而达礼之说；孔子少孤一条，释其慎也即如字，谓必诚必信曰慎，不从郑氏改慎为引之训：皆有可取。然於丧礼异同，反无是正，未免举小而遗大耳。
△《檀弓述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是书集郑《注》及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如二三子群居则绖，辨郑《注》以为朋友之非；速贫速朽取方希古之言，以为传者之缪：皆为有见。惟《经》文加以评点，非先儒训诂之法。如王廷相论立后笄榛，与王应麟考证苍梧之类，皆事关《经》义，而转与论文剩语列在上方，亦非体例也。
△《礼记通解》二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言《礼记》者当以郑《注》为宗。
虽朱子掊击汉儒，不遗馀力，而亦不能不取其《礼注》。盖他经可推求文句，据理而谈。三《礼》则非有授受渊源，不能臆揣也。敬作此注，於郑义多所驳难，然得者仅十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如谓“未仕者不税人”，税当为襚。“国君七个，遣车七乘”，个字同介。《月令》“冬祀行”是祀井，非祀道涂之行，若祀道涂，则祀土矣。又谓“乡人禓”是袒裼相逐，不读为阳，郑训为强鬼，非也。又谓“动乎四体”为人之四体，非龟也。凡此之类，有前人已言者，亦有自立义者，固足以匡郑氏之误。至於《曲礼》“葱处末”，郑训为熟葱，本自不误。盖上文有脍炙、有醯酱。脍为细切之肉，腥细者为脍，炙为炮肉，皆二物也。葱分生熟，亦承上二物而来。而敬引“井渫不食”，谓即渫字，通为屑，盖葱屑也。考之《尔雅》、《说文》、《玉篇》、《广韵》诸书，古无训为屑者也。又谓醆酒涚于清，汁献涚于醆酒，犹明清于旧泽之酒，本以茅泲醴盛於醆，和之以水，加郁金汁以献，如今人以水和饮陈酒之类。旧泽谓旧酒醲厚如膏泽。郑援《周礼》，谓明酌为事酒，醆酒为盎齐，清为清酒，汁献作汁沙，旧泽当作旧醳，皆误。今详推郑义，皆援据精详，无可驳诘。敬乃以意更易，徒形臆断。又谓袭上有衣，不宜又加以裼，多衣则累，古义不明。不知锦在裘上，上有絅衣，经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议古？又谓孚尹，孚为信，尹为割，郑作浮筠者非。不知玉之浮光旁达，犹诚信之及人，若第训孚为信，则下文固有信字在，岂非重文累句乎？大抵郑氏之学，其间附会谶文以及牵合古义者，诚不能无所出入，而大致则贯穿群籍，所得为多。魏王肃之学百倍於敬，竭一生之力与郑氏为难，至於伪造《家语》以助申己说。然日久论定，迄不能夺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聪明，不量力而与之角，其动辄自败，固亦宜矣。
△《礼记新裁》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童维岩撰。维岩字叔嶷，钱塘人。其书但标举题目，诠发作法。盖乡塾课本，专为制义而设者。
△《檀弓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姚应仁撰。应仁字安之，徽州人。是编取《檀弓》上、下二篇，删节陈氏《集说》，益以诸家评注，而参以已意，亦往往失之臆断。如“何居”之居，谓不应音姬，当作何处讲，则并不知古义。又“君子有终身之忧，故忌日不乐”，盖以丧期有限，而思慕无穷，故於此日戒之终身。而应仁谓一日不足以概终身，唯曾子不忍食羊枣，谓之日日忌，尤曲说矣。
△《礼记说义集订》二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梧撰。梧字凤阁，一字峄珍，泾阳人。万历壬子举人，官青州府同知。
是书不载《经》文，但如时文题目之式，标其首句，而下注曰几节。大旨以陈澔《礼记集说》、胡广《礼记大全》为蓝本，不甚研求古义。如郑《注》释“曾子吊於负夏”一条，谓“填池”当作“奠彻”。胡氏诠谓池以竹为之，衣以青布，所谓池视重霤者。填者县也，鱼以贯之，谓将行也。与郑大异。而此书但云填池当作奠彻，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复考订同异。又如“孺子<享黄>”一条，论设拨之制，谓设拨是设置拨榆沈之人。盖以榆性坚忍，所谓“不剥不木，十年成穀”者，性沈难转，故设拨以拨輴。其说本诸陆佃，与郑《注》读拨为拂者迥殊，亦不题出陆名及参校郑义。凡此之类，不可胜数。盖钞撮讲章，非一一采自本书，故不能元元本本，折众说之得失也。
△《礼记纂注》三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汤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阳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其父三才，尝作《礼记新义》三十卷，已著於录。此本乃道衡居忧之时，自采陈澔《集说》、徐师曾《集注》，掇其所长，裒为一编，而以己所偶得，附载书之下方，故名《纂注》。与《新义》截然二书。卷首标题，亦不名《新义》。
而李维桢、胡士容二《序》皆称曰《礼记纂注新义》，竟合两书而一之，殊为舛误。朱彝尊作《经义考》，但载三才书，而不及此书。殆亦误以为一也。独是刊书之时，道衡尚在，不应不一视维桢、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则理所不可解耳。
△《礼记手书》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鸿恩撰。鸿恩，黄冈人。万历中举人。此书成於崇祯癸未，乃乡塾课蒙之本。
△《檀弓通》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庆撰。昭庆有《考工记通》，已著录。此编亦取便於初学，体例与所解《考工记》同。其释“曾子易箦”一章，谓寝簟无定制，不过大夫华而士朴。
案古制流传，虽不可悉考，然以席之重数与夫粉纯、黼纯之异及车旂衣服之别推之，则大夫、士之簟亦必有辨。既明曰大夫之簟，则簟为大夫之制明矣，不必好立异说也。
△《礼记意评》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泰贞撰。泰贞字道子，海盐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汉儒说《礼》，考《礼》之制。宋儒说《礼》，明《礼》之义，而亦未敢尽略其制。盖名物度数，不可以空谈测也。泰贞此书，乃弃置一切，惟事推求语气。某字应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场屋之讲试题，非说经之道也。
△《说礼约》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许兆金撰。兆金字丙仲，馀姚人。天启中贡生，官弋阳县知县。是书乃坊刻讲章，於名物制度绝无考证。其注《王制》有曰：“三命玄，再命絺。”考《周礼》孤四命絺冕，非再命也。如此者比比而是，亦太疏舛矣。
△《礼记敬业》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杨鼎熙撰。鼎熙字缉庵，京山人。崇祯庚午举人。是书专为举业而作，径以时文之法诂经。又删去《曾子问》、《明堂位》、《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九篇。宋人《礼部韵略》，凡字出丧礼者不载，已为纰谬，然未敢删《经》也。至明代而丧礼不命题，士子亦遂弃而不读。如鼎熙辈者，汨于俗学，乃并《经》文去之。时文盛而经义荒，此亦一验矣。宋人亦以《檀弓》为丧礼，故“何居”之“居”，《韵略》不载，杨伯嵒《九经韵补》欲增之。此篇独有《檀弓》，盖以坊选古文多录之，以为有资於八比，故不敢去也。
△《读礼记略记》四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记》，已著录。是书以一篇为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无注亦存《经》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实义者仅十之一，馀皆诠释文句而已。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说，谓不可信，考证尤疏。惟前有《三礼总论》，言异同之故，乃颇有可采。
△《檀弓评》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编每章皆摘录陈澔《集说》，而以评语载於上阑，如唐韩愈、宋谢枋得、元吴澄、明杨慎、茅坤诸家悉采入之，而谢氏之说独多。
△《礼记提纲集解》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邱元复撰。元复字汉标，号嵋庵，诸城人。是书不列《经》文，但如时文之式，标某章某节题目，随文衍义，以陈氏《集说》为主。盖经生揣摩弋获之本也。前有李焕章《序》。焕章以淹通名，未必肯序此书，或托名欤？△《礼记疏略》四十七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沐於《易》、《诗》、《书》、《春秋》皆有完书。此《经》则但有《礼运》、《礼器》、《乐记》、《学记》四篇。其馀乃武进王渭、登封冯五典、上蔡李范世及其从子煓所分注，而沐总其成。书内又有张燧、张烒所注者，《内则》一篇，则又全用陈澔注。庞杂凑泊，无复体例。《自序》谓他经皆疏略，《五经》阙一不可。又谓“耄矣倦於勤，不得已，会同志而属之以分注”云云。夫诂经本著所心得，何必务取足数乎？△《礼记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为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每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所注多袭陈澔之文，而简略弥甚。如《月令》：“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於参保介之御间。”世沐释元日曰上辛，释元辰曰郊后吉日。
今考《正义》：“甲乙丙丁等谓之日，郊用上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谓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蔡邕《独断》曰：“青帝以未腊卯祖，赤帝以戌腊午祖，白帝以丑腊酉祖，黑帝以辰腊子祖，黄帝以辰腊未祖。”是皆祭之用元辰，与用元日异者也。今世沐知元日为上辛，而不知元辰之为亥日，但云郊后吉日，是并未考《正义》也。又《月令》：“令百工审五库之量。”世沐云：“库门设此五库。”今考《玉海》引《三礼义宗》曰：“因其近库，即以为名，非即於库门设此五库也。”《周书作雒篇》“应门库台元阃”，盖谓库门亦为台门之制。
《公羊传注》：“礼，天子诸侯台门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此两观、一观之地，岂遂以为可设五库乎？又《玉藻》曰：“日中而馂，奏而食。”世沐云：“疑朝食无乐，至日中馂馀乃用乐劝饫。”今考《膳夫》曰：“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卒食，以乐彻於造。”此非谓馂馀之食也，而侑食皆有乐，故《玉藻》孔《疏》曰：“言馂馀之时，奏乐而食。”馂尚奏乐，即朝食奏乐可知。此义甚显，而世沐疑其无乐，疏矣。观其《自序》，世沐手录此稿时，年七十四矣，可谓耄而好学，而其书如是。盖讲学家之谈经，类以训诂为末务也。
△《礼记偶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与所为《学礼质疑》相表里，皆欲独出新义，而多不能自通。如谓《士丧礼》所云乘车、道车、稾车即是遣车，则士亦有遣车，郑《注》谓士无遣车误。又谓牲体不载於遣车。今考《杂记》：“遣车，疏布輤，四面有章。”《注》：“輤其盖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阴翳牢肉。”而《既夕》记荐乘车，鹿浅幦、干笮、革靾，载旟，缨辔、贝勒，县於衡。但称鹿幦，则仅覆式之章，而无四面之章可知。又凡丧车之有輤者，《经》文必特著之。《杂记》曰：“其輤有裧，缁布裳帷。”又曰：“大夫以布为輤。”又曰：“士輤蒲席以为裳帷。”其於遣车，亦特著曰布輤。《士丧礼》经文於乘车详及幦、笮、靾、旃、及缨辔、贝勒之细，而不著輤及四面之章，则异於遣车明矣。又《士丧礼》：“乘车载皮弁，道车载朝服，稾车载蓑笠。”而《杂记》曰：“遣车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载粻。”盖载牲兼载粻也，与载皮弁、朝服、蓑笠不同。乃斯大谓遣车载粻而不载牲，乌知载皮弁、朝服之车又岂容兼载粻乎？又郑注“置於四隅”，谓以此遣车置於椁之四隅。故《周礼巾车》云：“大丧饰遣车。”郑亦云：“使人以次举之，以如墓。”盖遣车小，故可以人举之，置诸椁中。即斯大亦信其说。
若《士丧礼》之乘车、道车、稾车，贾《疏》云：“此三车皆当有马，故有缨、辔、勒。”则非人力之所能举而椁之所能容也，与遣车安得合而为一？《檀弓》曰：“诸侯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是遣车载牲之明证。乃斯大谓个与介通，七乘、五乘乃视七介、五介之数。今考《杂记》曰：“遣车视牢具。”《注》：“言车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体之数也。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车。”
据此，则《杂记》所云“牢具”，即《檀弓》所云七个、五个。惟遣车载牢具，故其数视牢具。其牢具有七个、五个，故《檀弓》有七乘、五乘。斯大乃谓遣车不载牲，於《檀弓》、《杂记》显相剌谬。《特牲礼》曰：“佐食盛肵俎，俎释三个。”郑《注》：“个犹枚也。”《有司彻》曰：“乃摭于鱼腊俎，俎释三个。”《士虞礼》曰：“举鱼腊俎，俎释三个。”《少仪曰》：“太牢则以牛左肩臂臑九个。”是个为牲体，诸经凿凿。斯大於《檀弓》乃废个之正文而从介之借读，影响甚矣。斯大又谓《杂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以上间月卒哭。若亦间日虞，则终虞与卒哭相去日远，於《檀弓》所言“必於是日也接”不合。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后或间五日，或七日，或九日。今考《檀弓》曰：“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归。”《注》曰：“有所用接之处，礼所谓他用刚日也。”贾疏《丧服小记》：“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后卒哭。彼据士礼而言，速葬速虞而后，卒哭之前，其日尚赊，不可无祭，谓之为变。大夫以上依时葬，及虞者后卒哭，虽远，其间不复祭。”据此，则大夫以上虞与卒哭异月，本是常礼，为赴葬、赴虞者设，并不为大夫以上虞、卒哭异月设也。然则虞、卒哭不相接，於大夫以上何嫌哉？《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故再虞、次虞，止间日一举。
若间五日、七日、九日一举，则与弗忍离之意太远。又《丧服》章：“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注》：“凡天子、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诸侯无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据此，大夫於虞讫受服，《经》明云三月受服，则大夫之卒哭自在五月，而初虞自在三月明矣。斯大谓大夫以上虞必与卒哭之日相接，因延虞期以下就卒哭之月，殊属臆测。又斯大谓鲁有周庙，即頖宫也。鲁立頖宫之学，以后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后人因頖宫祀文王，故以周庙为文王之庙。今考《文王世子》：“必释奠於先圣、先师。”
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又曰：“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师。”郑注《周礼》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国子，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此先师之类也。斯大谓鲁頖宫以后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未之前闻也。又考《襄公十二年传》曰：“吴王寿梦卒，临於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於外，同姓於宗庙，同宗於祖庙，同族於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於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於周公之庙。”杜《注》“宗庙，所出王之庙。”又考《檀弓》：“兄弟吾哭诸庙。”若頖宫则郑《礼器注》所谓郊之学也。为同姓哭临，不应在郊学，则周庙非頖宫明矣。《昭十八年传》：“郑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庙。”岂亦曰頖宫乎？是其尤不可通者也。其他若谓周每年时祭皆祫，《仪礼》、《觐礼》与《曲礼》天子当宁而立曰朝，本是一礼。深衣十二片，四片属於内衽，四片属於外衽。
其误已於所为《仪礼商》、《学春秋随笔》、黄宗羲《深衣考》中辨之。至谓祭天之圜丘即《觐礼》之方明坛，则尤骇见闻，不足深诘已。
△《曾子问讲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载许輶以下诸人质问之辞，而各为之答。大抵掊击郑《注》、孔《疏》，独标己见。其中决不可通者，如《经》文：“壻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壻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请，女家不许，壻然后别取，礼也。”盖孔氏以女家不许而男别取，与男家不许而女别嫁，互文见义。奇龄则谓壻辞婚后，女家复请重理前说，而男家反故以馀哀未忘，弗敢即取，然后女家徐徐嫁之。谓仍嫁此壻，弗别嫁也。殆因何孟春《馀冬序录》深疑此记之有讹，故奇龄解以此说。然案之《经》文，全不相合。夫读古人书，当心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滞於其辞。《礼记》此文，盖为届婚期而遭丧者，男或以中馈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丧，而先议别取。女或以摽梅之过期，不能待其壻免丧，而先议别嫁。故圣人明为之制，使必待三年免丧而后请。明未三年免丧以前，不容有异说也。使必待壻不取而后别嫁，必待女不嫁而后别取，明苟非壻不取、女不嫁，则断无别嫁、别取之理也。然则所谓壻不取、女不嫁者，乃充类至义之尽，要以必无之事，犹晋文公曰“待我二十五年而后嫁”耳。
何必作是曲说哉？况《左传》载齐桓公出蔡姬，蔡人嫁之。魏犨以嬖妾属其子曰：“必嫁之。”则嫁之为别嫁，明矣。何得解为仍嫁此壻，弗别嫁也？是皆横生臆见，殊不可从。惟谓三月庙见为庙见舅姑，谓除丧不复昏为不复行昏礼数条，尚能恪守《经》文《注》义，不为谲变之说耳。
△《礼记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其《自序》谓明太祖时专以《注》、《疏》衡士，及成祖始用陈氏《集说》。考《元史选举志》，仁宗皇庆中，已以《礼记注疏》取士，不始於明。觐祖考之未审也。其书於《注》、《疏》录十之五，兼采卫湜、吴澄、郝敬及诸家之说，大旨取足与陈澔《集说》相发明者。《自序》谓坊本诸讲，其标宗旨、剔字句、顺口吻、联脉络、化板为圆，亦足醒人心目，故编检而分载之，附先儒后。则其作书之旨，大略可知已。
△《礼记章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大意，谓《礼记》由汉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说者往往误断误连，当分章以明其义，故曰“章义。”
其说谓如《曲礼》“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当通下父子、兄弟二条为章，“儗人必於其伦”当通下君大夫、士庶各条为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牵合为篇者，如《经解》之“天子”以下，《聘义》之“问玉”之属。有简篇互错者，如《射义》篇首之“射必先燕”节，当是领起《燕义》、《乡饮酒义》之总辞。《燕义》篇首之“秋合诸射”节，当是领起《射义》之辞。逐条讨论，时有所见。至於孔氏之不丧出母及降妇人而后行礼诸条，皆徵引《仪礼》以驳前人之谬，亦间有考证。较之陈澔所注，固为稍密，而大致循文推衍者多。如《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此自孔子没后之事，兆锡乃注曰：“岂其未闻教之初则然欤？”是未详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也。疏略如是，而动辄排击郑、孔，谈何容易乎？△《校补礼记纂言》三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吴澄原本。国朝朱轼重订。澄有《易纂言》，轼有《周易传义合订》，皆已著录。是书篇目、注释，一仍原刻。惟轼有所辨定发明者，以“轼案”二字为别，附载於澄注之末，然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中间有旁涉他文者。如注《曲礼》“左青龙而右白虎”一节云：“轼按此节，一首绝好古诗。‘急缮其怒’四字，摹写入神。予尝阅兵，壁垒森严，旌旗四匝，中建大纛，鼓停金静，寂无人语。
已而风动大纛，如惊鸿乍起，急不可引。又如雷声，山鸣谷应，奔涛骇浪，澎湃冲击。乃知‘急缮其怒’四字之妙。”殆偶有所见，即笔於书，后来编录校刊之时失於删削欤？△《戴记绪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以《礼记》多出汉儒，不免有附会古义之处，而郑康成以下诸家，又往往牵合穿凿以就其说，乃参考诸经，旁采众说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为纲，而逐字逐句条辨於后。然自信太勇，过於疑经疑传，牵合穿凿，亦自不能免也。
△《礼记类编》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元沧编。元沧字麟洲，仁和人。康熙丁酉副榜贡生。以修书议叙，官文昌县知县。是书取《礼记》四十七篇分类排纂，先五典，次五礼，而冠以《通论》、《广论》。《通论》兼礼、乐，《广论》分敬、仁、行、学、治、政六条目。末附诸礼仪节。如《曲礼》毋不敬”至“乐不可极”数语，列於《广论》敬之首，“贤者狎而敬之”至“直而勿有”数语，列於《广论》行之首，“夫礼者所以定亲疏”至“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数段，列於开卷《通论》礼之首，颇为繁碎。《自序》云：“割截《经》文，各依门类，先儒有行之者。”且谓“此书非诵习之书，而考索之书也。诵习则《檀弓》有《檀弓》之文，《缁衣》有《缁衣》之文。考索则《曲礼》有《内则》之事，《内则》有《少仪》之事”云云。其书盖取检阅之便，然而《经》文变为类书矣。
△《学礼阙疑》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莲撰。青莲字华岳，襄城人。是书皆补正陈澔《礼记集说》之讹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无所疑者则不载焉。始於雍正戊申，至乾隆己未，仅成七卷，自《曲礼》至《奔丧》篇止。末一卷则其弟青芝所续成也。其驳陈氏之误者，如“入临不翔”，《集说》“临，哭也”，青莲则引《周礼注》“以尊适卑曰临”以驳之，谓“临”当解作“莅”；“礼不下庶人”，《集说》从黄氏之误续“大夫抚式，士下之”之下，此谓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为一节，辞句对属：皆颇有所据。其拾陈氏之遗者，如“黄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国”，《集说》俱云未详，此引《周礼注》及先儒旧说以补之，亦多可取。然详於议论，而略於考据，又时时横生臆说。如以丧服之免为明之网巾，与吴廷华之以免为即今之衬冠，同一杜撰也。
△《檀弓论文》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濩孙撰。濩孙字邃人，高邮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书专论《檀弓》之文，故圈点旁批，以栉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复缀以总评，亦附注其文义。其《凡例》谓《檀弓》有益举业，凡制义中大小题格局法律无一不备。是为时文而设，非诂经之书也。
△《礼记章句》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编前有康熙戊戌《自序》，盖其未通籍时所辑也。案《礼记》诸篇之分类，自刘向《别录》首肇其端。如以《内则》属子法，《文王世子》属世子法，《曲礼》、《少仪》、《王制》、《礼器》、《玉藻》、《深衣》属制度之类，今孔《疏》篇目犹备载之。其后魏有孙炎，复改易旧本，以类相从。而唐魏徵亦以《戴记》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上之秘府。其书今皆不传。至宋朱子，尝与吕祖谦商订三《礼》编次，欲取《戴记》中有关於《仪礼》者附之《经》，其不系於《仪礼》者仍别为《记》。
其大纲存於文集，而晚年编次《仪礼经传通解》，则其条例与前所订又有不同。
元吴澄作《三礼叙录》，别《投壶》，《奔丧》补《仪礼》之《经》，《冠》、《婚》、《乡饮》、《燕射》、《聘义》为《仪礼》之《传》。其馀三十六篇，为《通礼》者九，为《丧礼》者十有一，为《祭礼》者四，为《通论》者十二。
此则启运是书之所本也。然启运之意，则以朱子《经传通解》一书中丧祭二礼续诸黄氏，其於《礼记》不为完书，而伪本吴澄《考注》，分合增减，尚多未安。
惟国初芮城所定三十八篇，名《礼记通识》。其条分规合，远过伪吴氏本。然於启运之意，犹有异同。因复更其后先，补其阙略，定为四十二篇。以《大学》、《中庸》冠於首，《明伦》、《敬身》、《立政》次之，《五礼》又次之，《乐》又次之，《通论》又次之。其移易章次，如《深衣篇》全附入《玉藻》内，而又取《少仪》之句以附之。《服问篇》全附入《小记》内。《檀弓》则分其半合诸《问丧》、《三年问》、《间传》、《丧服四制》而总谓之《丧义》。《郊特牲》则分其半入《礼器篇》内，而其半分入《冠》、《昏》、《祭义》。其馀补附参合，或章或句，尚非一处。盖与刘向《别录》之以全篇分类者，大不同矣。
△《礼记汇编》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取《礼记》四十九篇，自以己意排纂，分为三编。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曰《圣贤训拾遗》；次以《大学》、《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遗》、《诸子拾遗》；又次以《乐记》。中编括《记》中礼之大体，曰《诸儒纪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编聚列《记》中琐节末事及附会不经之条，曰《纪录杂闻》。
其意盖欲别勒一经，踞汉儒之上。然自孙炎以来弗能也。况心敬乎？○附录△《夏小正解》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前明诸生。是编总题曰《榆墩集选》，盖其集中之一卷也。其注“鸣蜮”曰：“凡释者贵以迩言土名通之。释紥以宁县，释蜮以屈造，是犹释荇菜以接余弥令人不可解矣。”其注“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曰：“六字以为夏五可也。”是亦不务奥僻，不尚穿凿之旨。然注“爽死”以为爽鸠祭鸟，恐古文虽奥，不至此。解“俊风”为俊美之风，是又未考《尚书大传》“时有俊风，俊者大也”之文，而以意解之矣。
△《夏小正注》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砚北易钞》，已著录。《夏小正》一书，原载《大戴礼》中，自《隋志》始别为一卷。宋傅崧卿始分别经传而为之注。朱子沿用其例，稍加考定，附於《仪礼经传通解》中，而未言所本。元金履祥亦未见傅氏之书，遂以为朱子旧本，采附《通鉴前编》夏禹元年下，而句为之注，与《传》颇有异同。国朝济阳张尔岐合辑《传》、《注》为一编，附以己说。叔琳以《传》、《注》多相重复，乃汰其繁芜，以成是注，亦以己说附之。其称“传”者，《大戴礼》之文。其称“注”者，履祥之说。注中称“张氏曰”者，尔岐说。称“案”者，叔琳说也。其中如改“种黍菽糜”作“菽穈而下“菽穈”作“菽麋”；“鹿人从”，引《易》“即鹿从禽”；“丹鸟、白鸟”不主萤火、蝙蝠及蚊蚋之说；以匽为蝉；以“纳卵蒜”为二物：皆与旧说不同。至“鸣蜮”《传》中“屈造”之属，引《淮南子》“鼓造”之文，谓为虾蟆，则牵合甚矣。
△《大戴礼删翼》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编节录《大戴礼记》而自为之注。其孙奭跋其后曰：删翼者，因旧本而删其繁冗，翼其义理者也。删其繁冗，如《保傅篇》删去魏公子无忌等文。翼其义理，如《礼三本篇》据《荀子》“利爵”以正“利省”之误是也。
有注在《家语》而从略者，如《王言》、《五义》、《五帝德》、《盛德》等篇是也。有注在《礼记》而从略者，如《哀公问》、《礼察》、《曾子大孝》、《朝事》、《投壶》等篇是也。有注在《仪礼》外编而略互见其义者，如《夏小正》、《武王践阼》等篇是也。有旧本无注而笺解者，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圆》与《少间》、《本命》等篇是也。”其述兆锡之意颇悉。然古书存者仅矣，翼可，删不可也。
△《夏小正诂》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有《毛诗说》，已著录。是编解《夏小正》之文。或采他说，或出己意，欲仿郑玄之说《檀弓》、《注》简於《经》，故所注最略。然颇断以臆见。如“正月雉震呴”，此自感阳气而震动。旧解谓雷在地中，人不闻而雉闻之，已为穿凿。锦乃断“雉”为一句，“震”为一句，“呴”为一句，意训震为雷。正月安得有雷乎？“鸡孚粥”读粥如字，解为祝鸡声，引韩愈诗“群雌粥之”为证。然则“二月出初俊羔，助厥母粥”，亦解粥为祝鸡声乎？古文简奥，传写多讹，固不必一一强为之辞。必欲尽通之，则不凿不止耳。
──右“礼类”《礼记》之属四十一部，五百五十四卷，内一部无卷数，《附录》四部，七卷，皆附《存目》。
卷二十五 经部二十五
○礼类存目三△《礼经奥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考其文即《六经奥论》之一卷也。《六经奥论》本危邦辅托之郑樵。此更伪中作伪，摘其一卷，别立书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学海类编》中，失考甚矣。
△《三礼考》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真德秀撰”。诸家书目不著录，惟曹溶《学海类编》载之。书止五页，引程朱诸儒之说凡九条，条下系以案语。然案语内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礼》，又引吴澄《三礼考注》，德秀何由得见之？其伪不待言矣。
△《三礼考注》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据《尚书周官篇》以改《周礼》六官之属。分《大司徒》之半以补《冬官》，而《考工记》别为一卷。《仪礼》十七篇为正经，於《大、小戴记》中取六篇为《仪礼》逸经，取十六篇为《仪礼》传。别有《曲礼》八篇。然澄作《尚书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据《周官》以定《周礼》。即以澄《三礼叙录》及《礼记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经义混淆，先后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志》，宋濂《元史》澄本传，皆不言澄有此书。
相传初藏庐陵康震家，后为郡人晏璧所得，遂掩为己作，经杨士奇等钞传改正。
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罗伦《校刻序》皆疑其为璧所作，则当时固有异论矣。士奇又言：“闻诸长老，澄晚年於此书不及考订，授意於其孙当，当尝为之而未就。”
朱彝尊《经义考》言：“曾购得当所补《周官礼》，以验今书，多不合。”又张尔岐《蒿菴闲话》曰：“愚读《仪礼》，偶得吴氏《考注》，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郑、贾者四十馀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授祭肺’四字为有功於经，馀皆支离之甚。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云，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
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於逸经八篇，序详列其目，《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本书次第，略见於此。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云云，然则是书之伪，可以无庸疑似矣。
△《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乙丑进士，历官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从孔子“曲礼三千，经礼三百”之说，故曰“二礼”。以《戴记》《曲礼》附以《少仪》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为下经十七卷，《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别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
△《庙制考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总论凡七义，附录七十七图。
其中如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庙，其说主郑康成《注》。惟《书咸有一德》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似商以前已有七庙，无以为解。乃谓自太甲逆溯至相土为七世，所谓七世之庙专指相土。今考《鲁语》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将观列祖之德，何远不及契，近不及汤，而独举相土？又考《殷本纪》，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报丁、曰报乙、曰报丙、曰主壬、曰主癸、曰汤、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谓太甲上溯相土为七世，其说舛谬。盖缘伪古文《尚书》之言七庙，致生穿凿。不知《吕氏春秋》引《商书》实作“五世之庙”，无庸如是牵合也。本又谓禘非审谛昭穆，惟有功德而庙不毁者，则当禘於所出之祖庙，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长发》之《诗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汤，是特审谛其贤君而以汤配也。今考《鲁语》曰：“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则祀之。”是汤以上，惟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闻商人列诸不毁之庙。今本谓相土有功德而庙不毁，拟於三宗，殊为疏舛。况相土本在毁庙之列，而《长发》为大禘之诗，得及相土，则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得与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说，而本反引以为难乎？至谓公刘、太王、王季庙皆不当毁，不特文、武，则益不经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说，谓禘祫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营洛邑，特立文、武庙，父子同庙，而其庙无妣主。
今考《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传》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於同盟，不祔于姑，则弗致也。”据此，则夫人薨于寝、殡於庙、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庙矣，何得云妣主不得与於禘祫乎？《祭统》：“铺筵设同几，为依神也。”
郑《注》：“同之为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据此，则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诰》：“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又曰：“王入太室，祼。”孔《传》曰：“王宾异周公杀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庙亲告也。”据云皆至其庙，则祭文、武别庙可知。本何得云父子同庙？《雝诗序》：“禘太祖也。”郑《笺》：“太祖谓文王。”而其诗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则明以文母配也。本又何得谓洛邑之文庙独无文母乎？本又谓七庙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为尊，当於太祖庙之东，平行以次而东为四亲庙。今考庙以昭穆为左右，虽不见於经。然考《周礼冢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则昭穆分左右之明证也。故贾《疏》即以墓之昭穆推庙之昭穆。今本谓庙之昭穆皆在祖庙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别左右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贾《疏》引《祭义》注云：“周尚左。”又考《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纳於太庙。”
何休云：“文家左宗庙，尚尊。”据此，则於王宫之外立祖庙与社稷既尚左，而立祖庙与群庙则又尚右，何同一地而所尚顿异耶？真无据之谈也。本又谓禘祫在太庙，容主多，则太庙宜大。高祖以下群庙，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礼祭仆》言“小丧复于小庙”，《隶仆》言“大丧复於小寝、大寝”是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於僖公。”则《春秋》禘祭有于群庙者矣，而未见群庙之不容多主，则亦未见群庙之必小於太庙也。《周礼》言小寝、大寝、小庙非以规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郑《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记》曰：“庙门容大扃七个，於凡庙之门同。”可以知凡庙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别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语》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汤。”而本不信之，尤荒经蔑古之甚矣。其论历代庙制，若谓汉光武但当立高祖舂陵节侯以上四世庙，不当为宣、元、成、哀立庙，则明世宗《明伦大典》之说，时势所牵，又当别论者也。前明三《礼》之学，本最著称，后世儒者往往承其谬说，故举其最误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实焉。
△《三礼纂注》四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贡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诏。其书《周礼》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说，而变本加厉。不惟移其次第，且点窜其字句，涂改其名目，甚至於别造《经》文。后附《周礼馀》二卷，则《礼记王制》、《月令》两篇也。《仪礼》十六卷，以《礼记冠义》附《士冠礼》，《昏义》附《士昏礼》，《乡饮酒义》附《乡饮酒礼》，《射义》附《乡射礼》，《燕义》附《燕礼》，《聘义》附《聘礼》，《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丧服小记》四篇附《士丧服》，《问丧》、《间传》二篇附《士丧礼》，《丧大记》附《既夕礼》，《杂记》上下、《曾子问》三篇附《士虞礼》，《祭义》、《祭统》、《祭法》三篇附《有司彻》。后附《仪礼逸经》四卷，则《投壸》、《奔丧》、《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仪礼馀》八卷，则《曲礼》上下、《内则》、《少仪》、《玉藻》、《深衣》、《大传》、《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礼记》十二卷，所存者《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而《大学》、《中庸》不与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吴澄诸说。其《周礼序》自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盖袭《文中子》之言，尤昧於时势。前有万历九年应天巡抚宋仪望《序》，乃诋贾、郑诸人用力愈勤，大义愈晦，而称汝成是书，周公复起不能易。傎之甚矣。
△《三礼编绎》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嘉靖乙卯举人，万历中以翰林待诏徵，未至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以“三礼”为名，而实非历代相传之三《礼》。一曰《曲礼》，以《礼经》所载杂仪细曲者为《经》，以《表记》、《坊记》、《缁衣》为《记》。二曰《仪礼》，以十七篇为《经》，以《射义》诸篇为《记》。三曰《周礼》，以《周官》为《经》，而《考工记》、《大戴礼》、《家语》及《礼记》诸篇不可分入《曲礼》者，皆汇列於后为《记》。句下夹注，音训颇简，盖非所重。其自为发明者，则大书而附《经》文下，所谓“绎”也。
昔俞庭椿首乱《周礼》，儒者所讥。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虽列附《礼记》，而仍以《仪礼》为主，不过引经证经。至吴澄《礼记纂言》，始删削其文，颠倒其次。贡汝成因而更定三《礼》，弥为变乱纷纭，已大乖先儒谨严之意。至元锡此书，则非惟乱其部帙，并割裂《经》文，移甲入乙，别为标目分属之，甚至采掇他书，臆为窜入，古经於是乎荡尽矣。非圣人而删定六籍，不亦异乎？△《二礼集解》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为嘉靖间无锡人，亦据卷首题“锡山”、卷末题“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无他证也。是书以陈友仁《周礼集说》、杨复《仪礼图》为蓝本，故《周礼》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陈氏例。《仪礼》逐节分注各章之后，用杨氏例。其说率循文笺释，罕所考证发明。陆元辅称其自出新意者（案元辅说见《经义考》），如谓“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与焉。除太宰与府史胥徒，其馀六十二人，自宫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项官也。后五官仿此”云云一条，盖欲以解设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内，事事摄官，恐亦非先王之体制。又称“疑六官之属，卿大夫之数，与《礼记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条。不知《王制》一篇，汉文帝博士所作，各述所闻，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轇轕也。
△《礼经类编》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经纶撰。经纶字大经，号寅清，南丰人。正、嘉间诸生。是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大意谓圣人之命礼有三：曰经礼也，曲礼也，制度之礼也。经礼所以接神人，曲礼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礼所以治名物。后儒昧於分辨，知有经、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礼》、《经礼》、《制礼》三者为大纲，而各系以目。《曲礼》之目分为五：一曰《曲礼正经》、二曰《曲礼别经》、三曰《曲礼逸经》、四曰《曲礼传》、五曰《曲礼增经》。诸目中又杂分子目。
其《别经盛德篇》，皆《大戴记》之文。《逸经》则兼采三《传》、《国语》及《说苑》、《列女传》。其所谓《增经》则全录《乡党》、《孝经》文也。
《经礼》之目亦分为五：一曰《经礼之经》，二曰《经礼之变礼》，三曰《经礼之曲礼》，四曰《经礼之制礼》，五曰《经礼之传》。然仍以吉、凶、军、宾、嘉为经，而以五者纬焉。其经文有《正经》、《析经》、《逸经》、《补经》、《增经》之别，传亦如之。《正经》者，《仪礼》之正文。《析经》者，旧混为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采乎《家语》、藉田之采乎《国语》，则名《逸经》。
又如取《尚书康王之诰》增天王即位礼，取《夏官司士》之文补天王听朝礼，则名《增经》、《补经》也。《制礼》之目分为二：一曰《制礼之经》，则《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曰《制礼之传》，《学记》、《乐记》等篇是也。三大纲之后，又有《三礼通传》。谓经、曲、制度合而论者不可以强分，如《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是也。合是数者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大学》曰：“礼冒之经”，谓其规模节目之该括，如五玉之有瑁也，故其诸篇以明德、新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礼藉之经”，谓由博返约，所以为承藉，犹四圭之有邸也。其於《大学》，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诸篇之疵复者别为《外记》一卷，以示区别。其条分缕析，用力亦为勤挚。然而割裂《经》文，参糅杂说，取凭胸臆，随意增删，殊失先儒谨严之意。是欲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失其初旨者也。
△《三礼合纂》二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怡撰。怡一名遗，字自怡，初名鹿徵，号瑶星，江宁人。前明登莱总兵官可大之子。崇祯中，袁崇焕用陈继儒之言，杀皮岛帅毛文龙，边兵乘机为变，可大死之。荫怡锦衣卫千户。李自成僣位，逼之使降，不从。自成败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寿终。是书《凡例》，称从周子雪客借卫湜《礼记集说》。雪客为周在浚字，则康熙初年所作也。其书大体仿《仪礼经传通解》，而叙次微有不同。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以《大学》、《中庸》为首，《大学》从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本。次《王朝之礼》，则首《周官》，而以《仪礼》《觐》、《聘》、《燕》、《射》诸篇附焉。其言曰：“《礼记》昉於汉儒，中间性道微言、天人奥义，时时吐露。然真赝相杂，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诸篇，皆未经夫子删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强之术，详於政而略於教。《仪礼》皆周旋升降之节，仪则繁而义则疏。先儒欲推二书为经，以记为传，似非定论”云云。然《仪礼》、《礼记》彼此相应，《周官》所云，颇与之远，强为通之，必成轇轕。如因是而斥《周官》，则大不可。且以《周礼》为“有政无教”，《仪礼》为“仪繁义疏”，则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训之旨。大抵其解出於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学。
凡先王大典，皆视为粗迹，无足怪也。又其《凡例》云：“文义会通、彼此互举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案《仪礼》一书，有《经》有《记》，怡於《昏》、《聘》诸篇咸裁截《记》文，分附《经》次，较其发凡，亦属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复古编》之说，差为有见耳。
△《读礼窃注》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自务撰。自务字树本，号立菴，安邱人。岁贡生。是书撮举三《礼》，凡五十七条。其中间有可采者，若《释名》、《字林》皆以侄为兄弟之女称，自务引《仪礼丧服经》“侄丈夫妇人报”，证姑於兄弟之子亦有侄称，引据颇为明确。至谓《祭法》以王考、皇考、显考、祖考各称为始祖及高、曾之别为字义不清，又斥《坊记》“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不友也”为附会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经》，并无明证。又谓朱子以门屏之间为皋门，今检全集及各注并无此文。
若袭万斯大之论，以大社为方丘，不免好从异说。又述斯大之言曰“《曲礼》：‘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止是一礼。盖天子将入庙受觐，至宁，先下车而立。诸公於是分班朝见，以通姓名，即所谓朝也。觐礼不具，文之略也”云云。今考《仪礼》本篇未觐之前自郊劳授馆至於侯氏释币，既觐之后自三享听事至於三劳及赐车马，虽繁文曲节，无不详载。而独谓略此朝礼，殊考之未详。《郊特牲》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若天子先见诸侯於路门外，则其失甚於下堂矣。自务甚推此说，亦轻信也。观其篇首叙所见礼家诸书，寥寥无几。盖皆据理推测，而以意断制之耳。
△《稽礼辨论》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凝撰。凝字二至，南丰人。由贡生官崇义县训导。是书凡为《论》者十六、为《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证颇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论》一篇，谓太尉不始於秦，即《国语》之元尉及《夏官》之军司马。今考《汉百官表》，太尉与大司马更置。《黄霸传》亦云：“以丞相兼之。”《续汉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军司马，则位在小司马之下，与太尉尊卑悬绝。又《晋语》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为元尉。”韦昭《注》：“元尉，中军尉也。”又云：“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为舆尉。”韦昭《注》：“舆尉，上军尉也。”盖古者三军皆有尉。《尉缭子》曰：“长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兵尉即《国语》之元尉、舆尉也，其职位在军将下。今凝以元尉为太尉，尤属不伦。又若《续唐仲友周礼武成孟子论》一篇，谓诸侯百里为井者万，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为井者百万，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无分天子、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丘，十六井也。诸侯以十六井起乘，尚乖於制，则谓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论》一篇，谓《诗》、《左传》之公行即《周礼》之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专掌庶子之政令。《诸子》文曰“掌国子之倅”，对適子与母弟言之，故云副贰也。今考《诸子职》又云：“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於太子。”《周礼》全经凡称国子者，无不统有適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保氏》“养国子以道”，《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皆是也。
今凝独以诸子所帅之国子为妾子，与全经无一可通。且凝既知诸子即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太庙。”郑《注》：“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凝乃误以国子之倅为適子母弟之副贰，遂误以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於《左传》之公行。不特不会郑《注》“倅”字之义，且并《周礼》全经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剌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谓郊天未至泰坛，先服狐白裘，次加衮服，为裼衣，衮服上加大裘，狐白与黑羔相为表里，即《家语》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当祀之时，脱裘而服狐白及衮，即《家语》所云“既至泰坛，王脱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如凝之说，则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刘氏说，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说，谓六冕皆用狐青裘。盖冕服皆玄，羔及狐青裘色亦玄。今以衮表狐白裘，则裘裼异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郑《注》：“以羔与狐白杂为黼文。”而凝乃以内服狐白、外服黑羔为黼文，穿凿尤甚。凝是书於三《礼》之学颇勤，亦间能致力於汉魏诸书，而喜新好异，故持论往往不确焉。
△《昏礼辨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力诋三《礼》经文，引《曲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礼》乃不言行媒；引《曲礼》“齐戒以告鬼神”，谓亲迎必先告庙，而《士昏礼》不言告庙；引《春秋桓三年传》“夫人至自齐，朝至”之文，谓妇至之日当朝庙，而《士昏礼》不言朝庙；引《春秋》“齐侯越境以送女”，谓女之父既迎壻于门外，亦当送之门外，而《士昏礼》乃言不降送；引《穀梁传》“纳采、问名、纳徵、告期”谓止当有四礼，而《士昏礼》乃误增“纳吉”一礼，又误入亲迎於六礼之内；引《诗关雎》“琴瑟”、“钟鼓”，谓嫁娶亦当用乐，而《郊特牲》乃谓昏礼不用乐。其说颇为辨博。其中论告庙、朝至之仪，虽颇有根据，而核其大致，穿凿者多，未足据为定论也。
△《庙制折衷》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大抵宗王肃而驳郑康成。康成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祧为七。肃谓天子七庙，周加文、武二庙为九。汉唐以来言庙制者，互相祖述。
礼以义起，原不必胶执一说，然未有淆乱旧文如此书之甚者。夫天子七庙之见於《礼器》、《王制》、《祭法》、《穀梁传》者，奇龄既皆以为不专言周矣，然《礼器》称“周旅酬六尸”，则明明言周。郑《注》、孔《疏》谓后稷之尸发爵不受旅，馀自文、武及四亲庙凡六尸。周止七庙，此为确证。奇龄乃谓六尸为六庙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内，故祫祭出堂，后稷尸与文、武二尸俱南向，馀东西向。考《礼器》孔《疏》，旅酬之时，毁庙之主咸在，特无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传》曰：“文、武不先不窋。”《鲁语》亦曰：“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奇龄乃谓文、武二尸独与后稷同向，则毁庙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孙得跻其父祖，而谓文、武歆此祀乎？奇龄又谓《曾子问》七庙无虚主，明迁庙、文武庙皆可虚主。今考《曾子问》明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
据此，则得虚主者惟迁庙耳。至於文、武之庙，即奇龄亦知其为百世不迁者也，而乃於《经》文迁庙之外，强增一文、武庙，是又以不迁之庙为可虚主矣，与《经》文“迁庙”二字显相剌谬。盖奇龄谓周九庙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於七庙内，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庙於七庙外，又以其在七庙外，即不得云无虚主，故凿空杜撰而为此说也。其馀因袭前人已废之说者，尤难枚举。盖准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义，则天子九庙，於义未尝有乖。而一自奇龄言之，揆诸经传，反多未合。甚矣其强辨也。
△《大小宗通绎》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谓郑康成《礼记大传注》以别子之世长子为大宗，别子庶子之长子为小宗，则是别子一世无大宗，继别一世无小宗，凡国君继世必有三世无大小宗者，於是谓别子之身即为大宗。今考《大传》文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若别子即得为大宗，则《经》文曷不曰“别子为宗”乎？《经》文既明以祖与宗对举，即显然不可相混。而奇龄乃混之，是叛经矣。奇龄又谓康成以别子为妾子，万一仅有一母弟而无庶，将以无庶而反绝宗乎？今考《仪礼丧服传》曰：“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则兼据为父后者之同母弟，不专指妾子也。
故贾公彦《疏》云：“庶子，妾子之号，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远别於长子。”
则《仪礼》经文已以庶该嫡矣，何独於康成致难焉？至奇龄谓别子诸弟之子亦得各为小宗，不特别子、庶子之子而已，则其说颇有根据。《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韦昭《注》：“以为小宗。”可与奇龄此说相证。若如《丧服要记》别子之庶兄弟，其嫡继之，各有一大宗。则是别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与宗子统族之义殊有未合。奇龄谓《要记》各一大宗之说，当为各一小宗，其义较允。亦不可以好为强辨遂并没所长也。
△《学校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前答门人张希良问学校之名，继以答门人吴鼎问庙学中称先师设主，因及乡饮养老之礼。考夏后氏之学名序，与州学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无室，两不相蒙。州学之序，《尔雅》所谓“无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谢”，或作“豫”。而《尔雅》。又曰：“东西墙谓之序。”则室内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为墙名。是序之名有三，而义各殊。奇龄乃曰：“五架之屋，由户牖以北为室，户牖以南为序，为堂。而堂序之分则两楹以北为序，以南为堂。学之楹东为东序，楹西为西序。兼言庠序，则有室。单言序，则不及室。”殊为牵合溷淆也。
△《明堂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以门人姜尧问九室、五室之辨发端，而终於九宫卦位。其大意专訾郑康成之主五室为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庙，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庙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为室，则左右堂以四隅之室为室可知也。太庙太室仅一，《月令》系之中央土所居。奇龄乃云：“太庙太室五。”是并《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与堂而一之。轻议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
△《郊社考辨》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立论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龄。
△《三礼约编》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基撰。基字警斋，休宁人。是书取《仪礼》、《周礼》、《礼记》删汰全篇，节录其文，盖取其便於诵习。然若《周礼天官》六十职，删宫正、宫伯而宿卫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职，存闾师而删县师，则六乡有徵税之官，而都鄙丘甸遂无职长。此其关系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为点窜也。
△《三礼会通》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必刚撰。必刚字继夫，潜山人。乾隆壬戌进士。是书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谓礼本於天，因而胪举《礼》文之与天相应者以实之。夫天秩天叙，谁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后掇残缺之古经一名一物，必锱铢比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则几於凿矣。其间至以六门配六爻，果周公本义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社。自郊社与圜丘、方泽牵混，而国内外之社又相牵混，而其礼不明。汉郑氏以《郊特牲》之郊属孟春，不与圜丘混，其说本确，而王肃顾非之，因据《郊特牲》及《周礼》以证王肃之误，其说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误，引《逸周书》“辛亥柴上帝”、《汉史》“辛亥祀天位”两条以证之，其论亦辨。然於《周书》“丁未祀周庙”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说又不可通。遂谓五日误为三日，辛亥误为庚戌。操是术以往，将义有所窒，即改经文以就之。天下无不可通之说，天下亦竟无可据之经矣。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礼乐合编》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广撰。广，无锡人。是书成於崇祯癸酉。以经典古训与说部小史杂采成文。且每事不详其源流本末，但举其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阑入者，殊鲜条理。
所立门目，分《本纪》、《统纪》诸名，亦皆漫无体例。前有郑鄤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标榜之辞，不足据也。
△《礼学汇编》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盖仿《仪礼经传通解》、《续通解》之例而稍变通之，分为六十一篇，视朱子、黄榦旧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变其名，然往往参以臆见。如《王祭》一篇，郑康成《郊特牲注》谓朝践在堂，馈食在室。后儒相承，初无异说。而捴谦乃谓朝践在室，馈食在堂。引《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谓朝践用醴醆，醴醆在室户内，即知朝践当在室；馈食用粢醍，粢醍在堂，即知馈食当在堂。今考《仪礼特牲礼》：“尊於户东。”郑《注》云：“室户东。”《少牢礼》：“尊两甒於房户之间。”郑《注》云：“房西室户东也。”是皆在堂之明证。即此知醴醆虽在室，而朝践自得在堂；醍粢虽在堂，而馈食自得在室，亦犹《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行礼之地，与设尊之地异所耳。又安得以设尊之地即为行礼之地耶？又郑注《司尊彝》谓王以圭瓒酌郁鬯，后以璋瓒酌亚祼，则再祼也。
今捴谦乃据《大雅》“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之文，增以宾祼为三祼。考《周礼小宰》云：“祭祀行祼将之事。”《注》云：“又从太宰助王祼也。”《小宗伯》云：“凡祭祀宾客，以时将瓒祼。”《注》云：“将，送也，犹奉也。祭祀，以时奉而授王。宾客，以时奉而授大宗伯。”然则“殷士祼将”亦第奉而助王祼耳，岂自行祼祭乎？至所谓郊天当有十二献，不特为经典所不载，亦为史志所不传，益不足辨矣。夫三《礼》郑《注》，合经者十得八九，而捴谦必一一反其说。
舍康庄而旁骛，其惑於多岐，亦宜也。
△《仪礼节要》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分《冠》、《昏》、《丧》、《祭》四大纲。而《冠礼》后附以《学义》，《昏礼》后附以《士相见》、《乡饮酒》，於丧、祭二礼尤详。附图三卷，则其门人王叶滋所为，轼所订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礼》为主，杂采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意盖欲权衡於今古之间，故於今礼多所纠正，於古礼亦多所变通。然如《士相见》、《乡饮酒》二篇，朱子以为今不可行，盖通儒明晰事势之言。轼事事遵朱子，惟此条所见与朱子相左，必欲复之。然其说迄不可行，则终以朱子为是也。是书别有一本，仅三卷，乃轼之初稿。此本成於康熙己亥，盖其后来定本云。
△《礼乐通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抡撰。抡字应麟，武进人。抡以《仪礼经传通解》五礼杂糅。又不能各详始终本末，疑非朱子亲笔，故作是书。首以《通论》一卷，次《吉礼》、《凶礼》各六卷，次《宾礼》二卷，次《军礼》一卷，次《嘉礼》七卷，而终以《乐制》七卷。然其间杂引经史，丛脞少绪。且《仪礼经传通解》本朱子未竟之书，属黄榦续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证。抡欲窜改其书，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为之辞，谓非朱子之亲笔。盖即宋儒删改诸经托言於汉儒窜乱之故智。虽出尔反尔，足验好还，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仪礼经传内编》二十三卷、《外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内编》首《嘉礼》，以《士冠礼》冠之，《大夫冠礼》以下继焉。《昏礼》、《饮食》、《飨燕》、《宾射》、《脤膰》、《贺庆》又次之。次《军礼》。次《宾礼》。次《凶礼》。
次《吉礼》。《外编》为《丧服本经》，又《补丧服》，又《采经》四篇，终之以《图考》。大率以《仪礼》为主，《仪礼》所未备，则采他书以补之。类多因袭前人，发明最少。即如《大夫冠礼》，在古礼本无可据。此本但取《礼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又引《国语》“赵文子冠”一段，以此为足以补大夫之冠礼。是欲以空言当实义。揆其著书之意，盖欲补正《仪礼经传通解》，然不及原书远矣。
△《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六十九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国朝梁万方撰。万方字广菴，绛州人。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未竟之书，至黄榦乃续成之。此本名为“重刊”，实则改修。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又采近代诸说，参以己意发明之。其中间有考证，而亦颇失之芜杂。如所补《学礼书》数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许氏《说文序说》及《九章算经》为此篇。万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详，已无裁制。至於以“楷书运笔诸法”为一章，更为泛滥。又不采古人旧说，而惟取近时傅山、冯班之论。其中“傅山”一条云：“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那。点波人应侭，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讹。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掩其书名而观之，殆莫能知为《仪礼经传通解》之文也。
──右“礼类”《通礼》之属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郑氏家仪》（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郑泳撰。泳字仲潜，浦江人。官温州路总管府经历。义门八世孙涛之弟也。
其书依五礼分为五篇，盖本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而损益之，并录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编次成书。后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记》二首，又附十五世孙崇岳《祭田号亩记》。是书为崇岳所刊，盖即所附入也。
△《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琼山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庄。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取世传朱子《家礼》而损益以当时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馀注及考证，已非原本之旧。惟所称“文公《家礼》五卷，不闻有图。今刻本载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书。《通礼》曰立祠堂，而图以为家庙，一也。深衣缁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图则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缕而图下注用白，三也。《丧礼》陈袭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仪礼》质杀二冒，图乃陈之，四也。本文大敛无布绞之数，而图有之，五也。大敛无棺中结绞之文，而图下注则结於棺中，六也。《尺式图》下载天台潘时举说，末识岁月曰嘉定癸酉。
是时距文公没时庆元庚申，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为文公作哉！”又称“或曰信如此言，图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见《丧礼》及前图’八字。愚案南雝旧本，於立祠堂下注圈外止云‘主式见《丧礼》治葬章’，并无‘见前图’三字。不知近本何据改‘治葬章’三字为见前图”云云。其辨证颇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条下并无“见治丧章”字，乃有“详具图”三字，与濬所言不合。又图散於各章之中，庞杂错落，殊无伦叙。其《香案图》前以二丫髻童子执幡前导，如释家之状，决非旧图所有，亦决非濬之所为。盖又坊刻所窜乱者也。
△《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书杂论冠、昏、丧、祭之礼，皆与门人问答之辞。末载《入学仪》及渭阳公《祭仪》之类，则此书之附录也。
朱彝尊《经义考》载柟《礼问》内外篇二卷，云“未见”。今本卷数相符，而不分内外篇，或彝尊传闻未确欤？其中如正《子夏传》“妾不得体君，为其父母遂”二语之误，本於郑《注》；解《曾子问》接祭之接为接续之接，本於卫湜《礼记集说》：持择颇为有见。至论庙制，谓古之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诸侯五庙。今考《王制》、《祭法》，诸侯五庙皆有始祖庙。则诸侯原祀及始祖，不特天子祀之也。况《王制》郑《注》曰：“太祖，别子始爵者。”
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谓王之弟封为诸侯，为后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别子为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为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则诸侯不得祖天子。
鲁有文王庙，郑有厉王庙，孔《疏》皆以为非礼之正，安得据以为通例耶？柟又谓《仪礼丧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期”，则从生母嫁者当三年。
不知《仪礼》经文必特著“从”之一字，是知继母嫁，必从乃服期，不从即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於卫。”郑《注》：“嫁母，齐衰期。”则知生母嫁即不从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继母，义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岂不念嫁母有绝族之义，安得与无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别从与不从，盖准郑义，柟说似过於情。其他条亦多循旧义，少所阐发。若全载《家祭》及《焚黄》文，则更为泛滥矣。
△《别本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明杨慎编，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前有慎《序》，词极鄙陋。核其书，即邱濬之本，改题慎名。其图尤为猥琐。《送葬图》中至画四僧前导，四乐工鼓吹而随之，真无知坊贾所为矣。
△《四礼初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号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礼，略仿古经词句而统用后世之法。如適子冠於阼，古制也。纁以为今制南面为尊，长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与宾。昏有六礼，今合纳采、问名为一，请期、纳币为一，与《家礼》所删并者又不同。大都以意为之也。
△《乡射礼仪节》（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其始末未详。据嘉靖丙寅烈《自序》，称尝於其乡之嵩阳社创射圃，择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乡射之礼。因作是书。前列《嵩阳射圃记》一篇，述复古之义。其书则节录《仪礼》经文，各略为诠释而系之以图。然意取简明，或往往刊削过甚，晦其本旨。如经文“司射”节“将乘矢”之下有云：“执弓不挟，右执弦。”盖司射既发乘矢之后，矢虽尽而弓不释。
其执弓之仪则右手执弦，左执弣也。烈於“将乘矢”之下删此二语，则执弓南面揖之节，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经》文“初射”节“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释弓，袭反位，立于司射之南”数语，烈又删去，则“降自西阶”之后，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袭之节，皆不可考。是书虽不主於释《经》，然《经》义不明，则仪节俱爽，於行事亦多违碍矣。
△《四礼疑》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坤字叔简，宁陵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通礼》一卷、《冠》、《昏》、《丧》、《祭》各一卷。
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学。其大旨亦本於《书仪》、《家礼》，然好用臆说，未可据为典要。如谓为庶母之有子者杖期，无子者当亦同制。长幼尊卑，未有不报者。嫡与妾不报服，犹云名分称尊。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为之期，而诸子不报，非礼也。今考《仪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期。”又《丧服记》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据此，则公之妾自为其子期，其子且不得为妾母服，则诸子安得为父妾报？又《丧服》“緦麻”章曰：“士为庶母。《传》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马融曰：“以有母名为之服緦。”盖妾之子於己为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己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为妾之有子者，盖取《仪礼》之义。《唐会要》载长孙无忌之奏，谓己之庶昆弟为其母不杖衰，而己与之无服。同气之内，凶吉顿殊。求之礼情，深非至理。请依典故，为服緦麻。则为庶母服緦麻，亦全从有子起义。妾若无子，则无为人母之道，《传》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及《明集礼》皆本《唐律》。坤乃横生异议，过矣。坤又谓《经》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刚日。
葬日即虞，安问刚柔？其意盖谓虞葬同日，葬既无刚柔定日，则虞又安得择刚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绳今，犹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礼》曰：“丧事先远日。”《注》曰：“葬与练祥也。”盖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经传，凡书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传隐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变此例耳。则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明会典》始虞、再虞无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礼，遽议《经》文，其说亦乖。其馀攻《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记》庶子摄祭，不假不配不归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称介，无爵称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丧及齐衰大功之丧则因丧而冠，不改冠为次于中门之外；三年之丧不吊哭诸条，坤皆谓非孔子之言。至《仪礼士冠礼》一篇，则逐句诘难，几无完肤。坤之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於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
△《四礼翼》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自序》谓以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可以家喻户晓者，析为条目。
凡《冠礼翼》二：曰蒙养，曰成人。《婚礼翼》二：曰女子，曰妇人。《丧礼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礼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四礼辑》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马从聘撰。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崇祯十一年灵寿城破，与三子同殉节。乾隆乙未，赐谥忠节。是书亦多以意为之。考《仪礼士冠礼》贾《疏》，古者天子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礼》称二十曰弱冠。《后汉书马防传》，年十六，仍自称未冠。
此书《冠礼目录》，谓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类，皆於古义未协，未可据为确论也。
△《明四礼集说》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韩承祚撰。承祚自署曰东鲁，不知何郡邑人也。是书成於万历壬子。大约宗朱子《家礼》，而参以《明会典》。冠、婚、丧、祭，以次分条，杂述前人之仪。而图说、仪注、祝文等，因类附焉。
△《四礼约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吕维祺撰。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陷开封，抗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目，皆因古礼之名而删除仪节，务趋简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则可，不宜制为程式以范天下也。
△《读礼偶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许三礼撰。三礼字典三，汤阴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尝受业於孙奇逢之门，故书中虽多参讲学语，而於五礼亦颇有证核。大抵据《书仪》、《家礼》、《会典》诸书，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礼，解误者八，释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礼仪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说》诸篇，皆颇有考据。惟谓丧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则其说颇谬。考丧服二十五月，不过王肃一家之说。
《士虞礼》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注：“中，间也。”
《丧服小记》：“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故二十七月而禫。《杂记》：“父在，为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为母、妻尚祥禫异月，岂三年之丧而祥禫反同月？戴德《丧服变除篇》：“礼，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论》：“三年之丧，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释名》：“间月而禫。”是皆为郑《注》确证。《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据丧事终，除衰去杖，其馀哀未忘，更延两月，非丧之正，故第据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诸儒多宗郑《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盖三年之丧，万世之通义也。三《礼》乃以王肃一家之说为古制，岂宏通之论乎？△《学记》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乃所定家仪。一曰《冠》，二曰《昏》，三曰《丧》，四曰《祭》，五曰《士相见》。塨学术出於颜元，其礼乐之学则出自毛奇龄。奇龄讲礼，好言谐俗，故是编亦多主简易。其《士相见礼》一卷，张潮摘录於《昭代丛书》中，然天下迄无行之者也。
△《家礼辨定》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字需人，号草堂，钱塘人。其书创始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礼》而增损之，仍分冠、昏、丧、祭四类。每类之中首以《事宜》，复礼所酌定者也。次以《论辨》，阐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鉴》，引古事以证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择日》，代卜筮也。
终以《启式》，为不娴文词者设也。其删去繁文，则用吕维祺之说。其删去图式，则用邱濬之说。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谱》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丧，成《家礼》。晚年多所损益，未暇更定。”朱子门人黄亦云：“其书始定，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殁，其书始出，今行于世。然其间有与先生晚岁之论不合者。”
又明邱濬云：“《家礼》不闻有图。今卷首图注多不合于本书，文公岂自相矛盾？未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之公作哉？盖杨氏赘入昭然也。”据是数说，则《家礼》实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稿。迨其复出，真赝已不可知。又参以门人所附益，固未可执为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为笃信朱子之学者，所作《白田杂著》，亦深以《家礼》为疑。复礼之辨定，未为不可。然所辨定者意在宜古宜今，然纯以臆断，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滥及五行家言，尤为芜杂。中引骂詈、斗殴、赌博诸律，已为不伦，又引“官吏宿娼律”一条，“擅食田园瓜果律”一条，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礼居何门哉？△《四礼宁俭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书以冠、昏、丧、祭四礼无贵乎繁重，宜崇尚质朴，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传《家礼》纂本，更为删易，务从省约。又名《丰川家规》，盖所以教其子弟者。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
△《昏礼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廷栋撰。廷栋有《易准》，已著录。是编详考昏礼，冠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不入卷数，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实，以类编次。然核其体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义，一则自天子达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则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礼，则当以贵贱各为门目，知等威之所别。古今各著沿革，知异同之所自。复各考核典文，釐为子目，以理其绪。而后以变礼（如《曾子问》所谓亲迎遭丧之类）、俗礼（如阴阳拘忌及催妆、撒果之类）、非礼（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类）别汇於后以备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资考证。廷栋此书，采摭虽富，而端绪糅杂。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妆资》为一门，此於古居何礼也？《媒氏》一门载索紞占冰下人语，韦固见老人月下检书。是直类书，非通礼矣。
△《齐家宝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张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钱塘人。是书本《书仪》、《家礼》诸书，酌为古今通礼：曰《居家礼》，曰《童子礼》，曰《义学约》，曰《师范》，曰《家诫》，曰《家规》，曰《宗讲约》，曰《乡约》，曰《社约》，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每门前引经传及新定仪注，间有附论，折衷颇为详慎。但据沈尧中之说，谓三年之丧当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主之，为二十五月之证。《士虞记》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至谓丧三十六月，则始于唐王元感，而张柬之驳之，其议遂寝。载在《唐书张柬之传》。文嘉乃取唐人已废之说，谓宣公新宫灾在薨后二十九月，其时主犹在寝，证古人丧不止於二十七月，尤为误中之误。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杜《注》：“三年丧毕，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据此，则宣公之主已入庙矣。《公羊传》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宣公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穀梁传》曰：“新宫者，祢宫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据此，则不称宣宫而称新宫，必不由於主不在庙。至胡《传》始引刘绚之说，谓不称宣宫，以未迁主，於三《传》略无所据。
然绚谓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於迁主，则以缓迁为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为三十六月之证，则是以二十八月主不迁庙为持丧之正经。其误又甚於绚矣。文嘉又谓凡期丧皆有禫。今考《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小记》曰：“为父，母、妻、长子禫。”是期之丧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长子耳。《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为妻禫。”明父在为妻不禫，则是母、妻期丧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谓凡期皆得禫，尤未详考。
盖是书未能穷源於《礼经注、疏》，第从《家礼》诸书略求节目，宜其说之有离合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十七部，八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二十六 经部二十六
○春秋类一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於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僣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徵、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於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於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馀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叶梦得谓纪事终於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徵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甯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朱春秋》载礻后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
《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於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穀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於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
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徵。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案《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案《汉艺文志》不题颜师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颜师古《注》曰：“名高（案此据《春秋说》彦《疏》《题词》之文，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於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於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又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
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於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於前，后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逌《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后。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複，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董逌所云，不为无理。故今从逌之说，定为唐人焉。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内府藏本）
晋范甯集解，唐杨士勋疏。其《传》则士勋《疏》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经》於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穀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
《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按此注在《隐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条下）。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穀梁子曰”。《传》既穀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著於竹帛，则不可考耳。《汉书艺文志》载《公羊》、《穀梁》二家《经》十一卷，《传》亦各十一卷。则《经》、《传》初亦别编。范甯《集解》，乃并《经》注之，疑即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条，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别属下文，颇疑其割裂。然考刘向《说苑》，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经》文以“春王”二字别为一节，故向有此读。至“公观鱼于棠”一条、“葬桓王”一条、“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一条、“曹伯庐卒于师”一条、“天王杀其弟佞夫”一条，皆冠以“《传》曰”字。惟“桓王”一条与《左传》合，馀皆不知所引何《传》。疑甯以《传》附《经》之时，每条皆冠以“《传》曰”字，如郑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后传写者删之。此五条，其削除未尽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
《晋书》本传称甯此书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今考书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甯别有《略例》百馀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士勋始末不可考。孔颖达《左传正义序》，称与故四门博士杨士勋参定，则亦贞观中人。其书不及颖达书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藉之资。又《左传》成於众手，此书出於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其《疏》“长狄眉见於轼”一条，连缀於“身横九亩”句下，与《注》相离。盖邢昺刊正之时，又多失其原第，亦不尽士勋之旧矣。
△《箴膏肓》一卷、《起废疾》一卷、《发墨守》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郑玄撰。《后汉书》玄本传称，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见《隋书经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废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
而又别出《穀梁废疾》三卷，注云“郑玄释，张靖笺”。似郑氏所释与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别行。至《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膏肓》、《废疾》二书，卷数并同，特《墨守》作二卷为稍异。其下并注“郑玄箴”、“郑玄发”、“郑玄释”云云，则已与休书合而为一。迨於宋世，渐以散佚。惟《崇文总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陈振孙所见本复阙宣、定、哀三公。振孙谓其错误不可读，疑为后人所录，已非《隋、唐志》之旧。其后汉学益微，即振孙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复见矣。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馀条、《起废疾》四十馀条、《发墨守》四条，并从诸书所引掇拾成编，不知出自谁氏。或题为“宋王应麟辑”，亦别无显据。殆因应麟尝辑郑氏《周易注》、《齐鲁韩三家诗考》，而以类推之欤？然《玉海》之末，不附此书，不应其孙不见，而后来反有传本也。今以诸书校勘，惟《诗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战泓”一条尚未收入，其馀并已蒐采无遗。虽不出自应麟手，要亦究心古义者之所为矣。谨为掇拾补缀，著之於录。虽视原书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薈萃，略存梗概。为郑氏之学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释例》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晋杜预撰。预事迹详《晋书》本传。是书以《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传》之义例归总於“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馀，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
地名本之《泰始郡国图》，《世族谱》本之刘向《世本》与《集解》。一经一纬，相为表里。《晋书》称预自平吴后，从容无事，乃著《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称孙氏僣号於吴，故江表所记特略。则其属稿实在平吴以前，故所列多两汉、三国之郡县，与晋时不尽合。至《盟会图》、《长历》则皆书中之一篇，非别为一书。观预所作《集解序》，可见史所言者未详。《晋书》又称，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惟秘书监挚虞赏之。考嵇含《南方草木状》，称晋武帝赐杜预蜜香纸万番，写《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则当时固重其书。
史所言者，亦未尽确也。其书自《隋书经籍志》而后，并著於录，均止十五卷。
惟元吴莱作《后序》，云四十卷。岂元时所行之本，卷次独分析乎？自明以来，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并有唐刘蕡原《序》。其六篇有《释例》而无《经》、《传》，馀亦多有脱文。谨随篇掇拾，取孔颖达《正义》及诸书所引《释例》之文补之。校其讹谬，釐为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还其旧。
吴莱《后序》亦并附焉。按预《集解序》云：“《释例》凡四十部。”《崇文总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颖达《正义》则云：“《释例》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终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宋卫遇於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书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广之，取其事之见《经》先后为序。
《长历》一篇则次之《土地名》、《世族谱》后，以《集解》序述历数在地名、谱第后也。《土地名篇》释例云：“据今天下郡国县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实，爰及四表，皆图而备之。然后以《春秋》诸国邑盟会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书》。
《春秋盟会图》别集《疏》一卷附之。释例所画图，本依官司空图，据泰始之初郡国为正。孙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贡图籍。荆、扬、徐三州皆改从今为正，不复依用司空图。”则是书应有图，而今已佚。又有《附盟会图疏》，胪载郡县，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晋初所有。而“阳城”一条，且记唐武后事。当是预本书已佚，而唐人补辑。又《土地名》所释亦有后人增益之语。今仍录原文，而各加辨证於下方。考预书虽有曲从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后人无以复加。其例亦皆参考《经》文，得其体要，非公、穀二家穿凿月日者比。挚虞谓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案故字文义未明，疑为当字之讹，以《晋书》原本如是，姑仍其旧文）。良非虚美。且《永乐大典》所载，犹宋时古本。观《夫人内女归宁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经》、《传》若干字，《释例》若干字。当时校雠精当，概可想见。如《长历》载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风氏薨。杜云：“十二月庚午朔，无壬寅。”近刻注疏本并作“十有一月”。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谓无壬寅也。又襄公六年《经》文本云“十有二月，齐侯灭莱”，而近刻《左传》本前则曰“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后则曰“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今考《长历》十一月丁丑朔，是月无丙辰。
十二月丁未朔，十日得丙辰。杜预系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误。可见今本《传》文两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讹也。如此之类，可以校订舛误者，不可缕数。
《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
缘是以求笔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薮矣。
△《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陆淳撰。盖释其师啖助并赵匡之说也。助字叔佐，本赵州人，徙关中。官润州丹阳县主簿。匡字伯循，河东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冲，吴郡人。官至给事中。后避宪宗讳，改名质。事迹具《唐书儒学传》。案《二程遗书》、陈振孙《书录解题》及朱临作是编《后序》，皆云淳师助、匡。《旧唐书》云：“淳师匡，匡师助。”《新唐书》则云：“赵匡、陆淳皆助高弟。”按吕温集有代淳《进书表》，称以啖助为严师，赵匡为益友。又淳自作《修传始终记》，称助为啖先生，称匡为赵子。馀文或称为赵氏。《重修集传义》又云：“淳秉笔执简，侍於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称助、匡为淳师友。当时序述，显然明白。刘昫以下诸家，并传闻之误也。助之说《春秋》，务在考三家得失，弥缝漏阙，故其论多异先儒。如论《左传》非丘明所作，《汉书》丘明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自起六传至贾谊等说，亦皆附会。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实。又云：“《春秋》之文简易，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其弊滋甚。《左传》序周、晋、齐、宋、楚、郑之事独详，乃后代学者因师授衍而通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杂采各国诸卿家传及卜书、梦书、占书、纵横、小说。故序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穀》之於《经》为密。”其论未免一偏。故欧阳修、晁公武诸人皆不满之。而程子则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助书本名《春秋统例》，仅六卷。卒后淳与其子异裒录遗文，请匡损益，始名《纂例》。成於大历乙卯，定著四十篇，分为十卷。《唐书艺文志》亦同。此本卷数相符，盖犹旧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为全书总义，第九篇为鲁十二公并世绪，第三十六篇以下为经传文字脱谬及人名、国名、地名。其发明笔削之例者，实止中间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后序》称此书废已久，所得为宝章桂公校本。闻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见。吴莱、柳贯二《后序》，皆称得平阳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礼部尚书赵秉文家本。是元时已为难得，其流传至今，亦可谓岿然独存矣。
△《春秋微旨》三卷（内府藏本）
唐陆淳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唐志》有淳《春秋集传》二十卷，今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未见。袁桷作淳《春秋纂例后序》称，来杭，得《微旨》三卷，乃皇祐间汴本。盖其书刻於开封，故南渡之后，遂罕传本。至桷得北宋旧椠，乃复行於世也。柳宗元作淳《墓表》，称《春秋微旨》二篇。《唐书艺文志》亦作二卷。此本三卷，不知何时所分。然卷首有淳《自序》，实称总为三卷。或校刊柳集者误三篇为二篇，修《唐书》者因之欤？是书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自序》谓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於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其书虽淳所自撰，而每条必称“淳闻之师曰”，不忘本也。《自序》又谓三《传》旧说亦并存之，其义当否则以朱墨为别。今所行本，於应用朱书者皆以方匡界画其起讫。意皇祐旧椠，以木本不能具朱墨，故用嘉祐《本草》之例，以阴文、阳文为别。后人传写，又艰於双钩，遂以界画代之。以非大旨所系，今亦姑仍其式，而附著旧例於此焉。
△《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陆淳所述啖、赵两家攻驳三《传》之言也。柳宗元作淳《墓志》，称《辨疑》七篇。《唐书艺文志》同。吴莱作《序》，亦称七卷。此本十卷，亦不知何人所分。刊本於莱《序》之末附载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贤学士曲出，言“唐陆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书，有益后学。请令江西行省鋟梓”云云，其分於是时欤？淳所述《纂例》一书，盖啖助排比科条，自发笔削之旨。
其攻击三《传》，总举大意而已。此书乃举《传》文之不入《纂例》者，缕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诘之，故曰《辨疑》。所述赵说为多，啖说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计十七条，但明所以删节《经》文、《传》文之故。其去取之义，则仍《经》文年月以次说之。中如“郑伯克段”《传》，啖氏谓郑伯必不囚母，殊嫌臆断。以是为例，岂复有可信之史？况“大隧”故迹，《水经注》具有明文，安得指为左氏之虚撰？如斯之类，不免过於疑古。又如“齐卫胥命”《传》，其说与《荀子》相符。当时去圣未远，必有所受。而赵氏以为讥其无礼。如斯之类，多未免有意求瑕。又如“叔姬归于纪”《传》，《穀梁》以为不言逆，逆之道微。
淳则谓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礼闻送媵，不闻逆媵，《传》固失之。礼闻亲迎妻，不闻亲迎娣侄，淳说亦未为得。如斯之类，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左氏》事实有本，而论断多疏。《公羊》、《穀梁》每多曲说，而《公羊》尤甚。汉以来各守专门，论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自是书与《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会。虽瑕瑜互见，要其精核之处，实有汉以来诸儒未发者，固与凿空杜撰，横生枝节者异矣。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蜀冯继先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是书所列人名，周一、鲁二、齐三、晋四、楚五、郑六、卫七、秦八、宋九、陈十、蔡十一、曹十二、吴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许十九、杂小国二十。《崇文总目》谓其以官谥、名字裒附初名之左。《文献通考》引李焘云：“昔丘明传《春秋》，於列国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称，多者或至四五。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继先集其同者为一百六十篇。”以是二端推之，是继先旧本本为旁行斜上，如表谱之体，故以图为名，而分至一百六十篇也。今本目次与振孙所言合。其每一人为一条，既非裒附初名之左，亦无所谓一百六十篇者，与《崇文总目》及李焘所说迥异。案岳珂《雕印相台九经例》云“《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刻本多讹错。尝合京、杭、建、蜀本参校，有氏名异同，实非一人，而合为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为二者。有自某国适他国，而前后互见者。有称某公与某年而经传不合者，或以传为经，或以注为传，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款牵连而无甲乙之别。今皆订其讹谬，且为分行，以见别书。”然则今本盖珂所刊定移易，非复李焘以前之旧本。观焘所称宋大夫庄堇、秦右大夫詹传，未始有父字，而继先辄增之。若子韩晰者，盖齐顷公孙，《世族谱》与《传》同。而继先独以为韩子晰，与楚、郑二公孙黑共篇。今检验此本，皆无此文，则为珂所削改明矣。
△《春秋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越、邾、莒、薛、小邾。”《馆阁书目》有《年表》二卷，元丰中杨彦龄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国。又《董氏藏书志》有《年表》，无撰人。自周至吴越，凡十国。征伐、朝觐、会同皆书。今此表正二十国，与《书录解题》所载同，盖即陈振孙所见也。其书在宋本自单行，岳珂雕印九经，乃以附《春秋》之后。
珂记云：“《春秋年表》，今诸本或阙号名，或紊年月，参之《经》、《传》，多有舛错。今皆为刊正。诸国君卒与立皆书，惟鲁阙，今依《经》、《传》添补。
廖本无《年表》、《归一图》。今既刊《公》、《穀》，并补二书以附《经》、《传》之后。”是此书经珂刊补，与冯继先之《名号归一图》同刻者。《通志堂经解》不考岳珂之语，乃与《名号归一图》连为一书，亦以为冯继先所撰，误之甚矣。
△《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孙复撰。复字明复，平阳人。事迹详《宋史儒林传》。案李焘《续通鉴长编》曰：“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其言简易，得《经》之本义。既被疾，枢密使韩琦言於上，选书吏，给纸札，命其门人祖无择即复家录之。得书十五卷，藏秘阁。”然此书实十二卷。考《中兴书目》，别有复《春秋总论》三卷，盖合之共为十五卷尔。今《总论》已佚，惟此书尚存。
复之论，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晁公武《读书志》载常秩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於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盖笃论也。而宋代诸儒，喜为苛议。顾相与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夫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不过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耳。使二百四十二年中无人非乱臣贼子，则复之说当矣。
如不尽乱臣贼子，则圣人亦必有所节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诸侯、大夫无一人一事不加诛绝者乎？过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虽其间辨名分，别嫌疑，於兴亡治乱之机亦时有所发明。统而核之，究所谓功不补患者也。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故特录存之，以著履霜之渐，而具论其得失如右。程端学称其《尊王发微》、《总论》二书外，又有《三传辨失解》，朱彝尊《经义考》因之。然其书，史不著录，诸儒亦罕所称引。考《宋史艺文志》及《中兴书目》，均有王日休所撰《春秋孙复解三传辨失》四卷，或即日休所撰之书，端学误以为复作欤？然则是驳复之书，非复所撰也。
△《春秋皇纲论》五卷（内府藏本）
宋王晰撰。自称太原人，其始末无可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龚鼎臣《东原录》，载真宗天禧中，钱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谓事，称晏殊以语翰林学士王晰，则不止太常博士矣。王应麟《玉海》云：“至和中，晰撰《春秋通义》十二卷，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阙者，用己意释之。又《异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
今《通义》、《异义》皆不传，惟是书尚存。凡为《论》二十有二，皆发明夫子笔削之旨，而考辨三《传》及啖助、赵匡之得失（按赵匡书中皆作赵正，盖避太祖之讳，其《尊王》下篇引《论语》作“一正天下”，亦同此例）。其言多明白平易，无穿凿附会之习。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专为诛乱臣贼子使知惧，则尊贤旌善之旨阙矣。”足破孙复等有贬无褒之说。其《传释异同篇》曰：“左氏善览旧史，兼该众说，得《春秋》之事迹甚备。然於《经》外自成一书，故有贪惑异说，采掇过当。至於圣人微旨，颇亦疏略。而大抵有本末，盖出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学本於议论，择取诸儒之说，系於《经》文。故虽不能详其事迹，而於圣人微旨，多所究寻。然失於曲辨赘义、鄙浅丛杂，盖出於众儒之所讲说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时言貌之恭惰与卜筮巫医之事推定祸福，靡有不验，此其蔽也。固当裁取其文，以通《经》义。如玉之有瑕，但弃瑕而用玉，不可并弃其玉也。二《传》亦然。”亦足破孙复等尽废三《传》之说，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谓不失古义。惟《郊禘篇》谓周公当用郊禘，成王赐之不为过，鲁国因之不为僣；《杀大夫篇》谓凡书杀大夫，皆罪大夫不能见几先去：则偏驳之见，不足为训矣。
△《春秋通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艺文志》，蹇遵品、王晰、家安国、邱葵皆有《春秋通义》，其书均佚不传。蹇氏、王氏书各十二卷，家氏书二十四卷，邱氏书二卷。此本仅存一卷，凡四十八条。编端冠以《小序》，称孔子之修《春秋》也，因其旧文，乘以新意，正例笔之，常事削之。其有缪戾乖剌，然后从而正之，别汇之曰特笔。而《小序》之后亦以“特笔”二字为标题。盖此卷为《通义》中之一种，但不知四家中为谁氏之书耳。然如“星陨如雨”一条，《公羊》引不修《春秋》曰：“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特润色旧文，非关褒贬。以为特笔，於义不伦。至华督有无君之心，而后动於恶，故先书殇公，后书孔父。《传》有明文，真特笔也，而反不及之，亦属挂漏。至於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终之以获麟，明乱极必治，而王者之迹卒不熄。则其说高於诸家多矣。
△《春秋权衡》十七卷（内府藏本）
宋刘敞撰。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人。庆历中举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据其弟攽作敞《行状》，及欧阳修作敞《墓志》，俱称敞《春秋传》十五卷、《权衡》十七卷、《说例》二卷、《文权》二卷、《意林》五卷。
王应麟《玉海》所记亦同。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原父始为《权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后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传》所不尽者，见之《意林》。”然则《传》之作在《意林》前，此书又在《传》前。敞《春秋》之学，此其根柢矣。《自序》谓《权衡》始出，未有能读者。又谓非达学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其自命甚高。叶梦得作《石林春秋传》，於诸家义疏多所排斥，尤诋孙复《尊王发微》，谓其不深於礼学，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惟於敞则推其渊源之正。盖敞邃於礼，故是书进退诸说，往往依《经》立义，不似复之意为断制。此亦说贵徵实之一验也。
△《春秋传》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刘敞撰。敞所作《春秋权衡》及《意林》，宋时即有刊本。此《传》则诸家藏弆，皆写本相传。近时通志堂刻入《经解》，始有版本。故论者或疑其伪。
然核其议论体裁，与敞所著他书，一一吻合，非后人所能赝作也。其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其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穀梁》。如以庄公围郕师还为仁义，以公孙宁、仪行父为有存国之功，以晋杀先縠为疾过，以九月用郊为用人，而“赵鞅入晋阳以叛”一条，尚沿二《传》以地正国之谬，皆不免於胶固。其《经》文杂用三《传》，不主一家。每以《经》、《传》连书，不复区画，颇病混淆。又好减损三《传》字句，往往改窜失真。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敞改为讨贼则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殊为踳驳。考黄伯思《东观馀论》，称考正《书武成》实始於敞，则宋代改《经》之例，敞导其先，宜其视改《传》为固然矣。然论其大致，则得《经》意者为多。盖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敞始。复沿啖、赵之馀波，几於尽废三《传》。敞则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故所训释为远胜於复焉。
△《春秋意林》二卷（内府藏本）
宋刘敞撰。《宋史艺文志》作二卷。王应麟《玉海》作五卷。马端临《经籍考》则并《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总题三十四卷。今考《权衡》实十七卷，《传》实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与《宋志》合。则《玉海》作五卷，传写误也。元吴莱常作是书《后序》曰：“刘子作《春秋权衡》，自称书成，世无有能读者。至《意林》犹未脱稿，多遗阙。今观其书，或仅标《经》文数字，不置一辞。或草草数言，文不相属，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条之下，别标他目一两字，与本文迥不相关。或诘屈聱牙，猝难句读。或仅引其端而词如未毕。其为随笔劄记，属稿未竟之书，显然可证。”莱所说诚不诬也。
又敞既苦志研求，运意深曲，又好雕琢其词，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然考叶梦得《石林春秋传》，称不知《经》者以其难入，或诋以为用意太过，出於穿凿。然熟读深思，其间正名分，别嫌疑，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文体之涩，存而不论可矣。
△《春秋传说例》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敞撰。案敞《行状》、《墓志》俱称《春秋说例》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以为一卷。盖传钞分合，互有不同。至《宋史艺文志》，独称敞《说例》十一卷，殆传写误衍一“十”字，或竟以十一篇为十一卷也。敞《春秋传》、《权衡》、《意林》三书，《通志堂经解》有刊版。《文权》与《说例》二书，则仅有其名，绝无传本。今检《永乐大典》，尚杂引《说例》之文。谨详加缀辑，仍釐为一卷。据《书录解题》称，《说例》凡四十九条。今之所裒，仅二十五条，止得其半。且多零篇断句，不尽全文。又惟《公即位例》、《与例》、《使来例》、《师行例》、《大夫奔例》、《杀大夫例》、《弗不例》七条载有原文标目，馀则说存而标目复佚。今并详释本文，仿原存诸条体例，为之校补。又诸书所载，俱称《春秋说例》，惟《永乐大典》加“传”字。案是编比事以发论，乃其《传》文褒贬之大旨，《永乐大典》所载，似尚属宋刻之旧。今亦从之。敞说《春秋》，颇出新意，而文体则多摹《公》、《穀》。诸书皆然，是编尤为简古。惟说《大夫帅师例》一条，称鲁不当有三军，而以《周礼》为后人附会，未免稍偏。又宣公十八年《经》文“归父还自晋”，敞《春秋传》从《左氏》作“至笙”，而是编则从《公》、《穀》作“至柽”，亦颇自相牴牾。其馀则大致精核，多得《经》意。而宋元说《经》诸家都未徵引，可知自宋以后，已称罕覯。是编崖略幸存，固《春秋》家所当宝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