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
吕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问》及《五论》。企明，宋赵鹏飞字，所著有《春秋经筌》。廷善，明姜宝字，所著有《春秋事义考》。而浸大俱曰未详。是即此数家，尚未窥全帙，甚至引杜预《集解》亦称之为杜《疏》，尤为无据。盖所见未博，故议论多而考证少也。
△《春秋义》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顾懋樊撰。懋樊有《桂林点易丹》，已著录。是书朱彝尊《经义考》云“未见”。前有懋樊《自序》，称以胡《传》为宗，参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诸儒之说。今观其书，直敷衍胡《传》为举业计耳，未尝订正以三《传》，亦未订正以诸儒之说也。
△《锺评左传》三十卷（内府藏本）
是编为毛晋汲古阁所刻。惟录杜预《左传集解》。较坊本兼刻林尧叟《注》者，特为近古。然缀以锺惺评点，改其名为《锺评左传》，殊为蛇足。惺撰《诗归》，别开蹊径，尚能成一家之言。至于诂经，则非其所长也。
△《春秋左传评注测义》七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栋，乌程人。是书诠释《左传》，以杜预《注》为宗，而博采诸说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间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谥号、封爵标於卷首，以便检阅，然皆冗碎不足观。朱彝尊《经义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与彝尊所记合，知《通志》为传写误矣。
△《麟传统宗》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书饾飣成编，漫无体例。隐公之前，冠以《国语》十数条，以志周东迁始末。盖仿冯梦龙《春秋衡库》为之，而疏略尤甚。《经》文之下，或录《左氏》，或取《公》、《穀》、《国语》隶之。或标《传》名，或不标《传》名。其附录者，或有“附”字，或无“附”字。
端绪茫然，猝难究诘。又如“费伯”之注误在“盟唐”之下。“楚杀公子侧”《传》上，忽注云：“出宋楚平《传》”。“卫州吁弑君”下只载《诗绿衣》一章，并无他注。“壬午大阅”，全录《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则，亦不置一词。如是者指不胜屈。文震孟《序》乃称其得於经术者深，亦可异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梅之熉撰。之熉字惠连，麻城人。是编专为《春秋》制义比题、传题而作，每题必载一破题而详列作文之法。盖旧制以《春秋》一经可命题者不过七百馀条，虑其易於弋获，因而创为合题。及合题之说纷纭淆乱，试官举子均无定见，於是此类讲章出焉。夫信《传》不信《经》，先儒以为诟厉，犹为三《传》言之也。至於弃置《经》文而惟於胡《传》之中推求语气以行文，《经》已荒矣。
其弊也，又於胡《传》之中摘其一字、两字，牵合搭配，以联络成篇，则并《传》亦荒矣。此类讲章，皆经学之蟊贼，本不足录。特一以见场屋旧制。所谓比题、传题者，其陋如此，并非别有精微。一以见明季时文之弊，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割裂《传》文，於圣人笔削之旨，南辕北辙。均可以为炯鉴。故附存其目，为学《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传衷考》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编虽以三《传》为名，实以胡《传》为去取。凡胡《传》所驳，概从刊削，故所存仅三《传》之事迹。又杂引《诗》、《书》、《礼记》及《国语》之文以足之，特取备时文之捃摭而已。
△《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刘城撰。城字伯宗，贵池人。是编前列国名，后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时代为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仅一二字，多亦不过六七字。盖随手集录，姑备记诵，无所考正。视后来高士奇、江永二家之书不及远矣。
△《春秋五传平文》四十一卷（内府藏本）
明张岐然编。岐然字秀初，钱塘人。其书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胡安国《传》而益以《国语》。《国语》亦称《春秋外传》，故谓之“五传”。曰“平文”者，明五《传》兼取，无所偏重之义也。其《自序》曰“尝与虞子仲皜泛览《春秋》七十二家之旨，盖鲜有不乱者。及观近时经生家之说，殆不可复谓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参诸家而过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传》，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从胡《传》中牵合穿凿，并不知有《经》。
此所谓乱之极也”云云。考胡安国当高宗之时，以《春秋》进讲，皆准南渡时势以立言。所谓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为言之者也。元、明两代，时异势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国作《传》之初意。元制兼用三《传》，明制兼用张洽《传》，盖亦阴知胡安国之多僻，而补救其偏。永乐中修《春秋大全》，袭用汪克宽《纂疏》，乃专尊胡《传》，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广等之《大全》，虽偏主一家，伤於固陋，犹依《经》立义也。其后剽窃相仍，弃《经》诵《传》，仅摘《经》文二三字以标识某公某年。迨其末流，《传》亦不诵，惟约略《传》意，标一破题，转相授受而已。盖又并非修《大全》之初意矣。
岐然指陈流弊，可谓深切著明，故其书皆参取四《传》以救胡《传》之失。虽去取未必尽当，要其针砭俗学，破除锢习，於《春秋》不为无功。惟五《传》皆具有成编，人所习诵，不待此刻而传。故取其卫《经》之意，而不复录其书焉。
△《春秋年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后有《自跋》，称初成於天启甲子，重订於崇祯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峨”，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
不知为何许人也。其书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例，以年为经，以国为纬，各书大事於年下。然体例颇为丛杂。如周为第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称“宰咺来赗仲子”。此内鲁之词，当系之鲁，不当系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称“武氏子来鲁求赙”，则称“来”似内鲁，称“鲁”又似外鲁，更无体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晋，则排纂有讹；晋获秦谍增晋伐秦字，则事实或误：均不足以为据。
卷三十一 经部三十一
○春秋类存目二△《春秋程传补》二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孙承泽撰。承泽有《尚书集解》，已著录。是编以程子《春秋传》非完书，集诸儒之说以补之。其词义高简者重为申明，阙略者详为补缀。书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传》，《宋史艺文志》作一卷。陈亮《龙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盖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殁。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陈振孙《书录解题》云：“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
考程子《春秋传序》作於崇宁二年，书未定而党论兴，至《桓公九年》止。门人间取《经说》续其后，此陈亮所谓可见者二十年也。是书《桓公九年》以前全载程《传》，十年以后以《经说》补之，《经说》所无者采诸说补之，中取诸新安汪克宽《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书坚守胡安国《传》，则仍胡氏之门户而已，未必尽当程子意也。又所补诸《传》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无《传》者亦为补之。则是自为一书，特托名於程子耳。考陈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间，其义甚精，其类例甚博。学者苟优柔厌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阙也。”然则何藉承泽之补乎？△《左传统笺》三十五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姜希辙撰。希辙字二滨，馀姚人。明崇祯壬午举人。国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书循文衍义，所据者特杜预、林尧叟、孔颖达三家，参以朱申《句解》。
其所引证，又皆不标所出，犹沿明季著书之习。
△《春秋家说》三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称大义受於其父，故以“家说”为名。其攻驳胡《传》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为高论，不顾其安，其弊乃与胡《传》等。如文姜之与於弑，夫之谓不讨则不免於忘父，讨之则不免於杀母。为庄公者，惟有一死而别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诛。不知子固无杀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岂有杀嫡母之理？视生母为母而视嫡母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见，可引以断《经》义乎？闵公之弑，夫之谓当归狱於庆父，不当归狱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与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压天伦。此亦牵于俗情，以常人立论。不知作乱於国家，即为得罪於宗庙。唐武后以母废中宗，天下哗然而思讨，君子不以为非。彼独非母子乎？首止之会定王世子，所以消乱端於未萌。世子非不当立，则不得谓之谋位。诸侯非奉所不当奉，则不得谓之要狭。夫之必责以伯夷、叔齐之事，则张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类，皆以私情害大义。其他亦多词胜於意。全如论体，非说经之正轨。至於《桓公元年》，无端而论及人君改元宜建年号之类，连篇累牍，横生支节，於《春秋》更无关矣。
△《春秋传注》三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人。前明诸生。其说谓孔子欲讨陈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隐公者，以隐有锺巫之难，特托以发凡。不终於陈恒、简公之事而终以获麟者，欲以讳而不书，阴愧三家之心。又谓《春秋》治大夫，非治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为经，而其馀为纬。以文公以前为宾，而以后为主。经之义当明，纬之义可以不问。主之义当明，宾之义可以不问。
又谓《春秋》一字一句皆史旧文，圣人并无笔削。其意盖深厌说《春秋》者之穿凿，欲一扫而空之，而不知矫枉过直，反自流於偏驳也。
△《春秋论》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严珏撰。珏字佩之，无锡人。前明诸生。是书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枢《纪事本末》之例，标举事目，类聚《经》文於前，而附论於下。其体在经义、史评之间。而持论严酷，又颇伤轻薄。其《庄公忘父雠》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夺新昏之宴而复叙淫奔之好也。文姜数数与齐侯享会，是又庄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结欢於齐侯而有狩猎之驰骋、卫俘之弋获也？”是岂儒者说经之体耶？△《春秋正业经传删本》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金瓯撰。瓯字完城，一字宁武，秀水人。是书专为举业而设，以胡《传》为主。凡《经》文之不可命题者，皆删去之，极为诞妄。又上格标单题、合题等目，每题缀一破题而详论作文之法，与《经》义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艺以来，坊本五经讲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时文家利於剽窃，较先儒传注转易於风行。苟置之不论不议，势且蔓延不止，贻患於学术者弥深。故存而辟之，俾知凡类於此者，皆在所当斥焉。
△《春秋传议》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书意在折衷三《传》，归於至当，然发明胡《传》之处居多，犹未敢破除门户。同时有乐安李焕章为尔岐作《传》云：“著《春秋传议》，未辍而卒。”今此本阙略特甚，盖未成之稿而好事者刻之也。
△《学春秋随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斯大曾编纂《春秋》为二百四十二卷，毁於火。其后更自蒐辑，以成此书。其学根柢於三《礼》，故其释《春秋》也，亦多以《礼》经为据，较宋元以后诸家空谈书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说《经》，以新见长，亦以凿见短。如解《闵二年》“吉禘于庄公”，谓四时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恶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书，非谓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与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无据。斯大谓每年皆祫，即以时祭为祫祭，盖袭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说，而不知皇氏固未尝以时祭为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注》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如谓禘、烝、尝即是祫，则与祫无分先后，何以《经》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后言禘、烝、尝，於诸侯先言禘、烝、尝而后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疏》谓：“诸侯当夏禘时，不为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谓诸侯夏时若祫则不禘，若禘则不祫。俱谓时禘不与祫并行也。若时禘即是祫，则《经》文又何以云“禘一犆一祫”耶？至於谓四时之祭，夏禘为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为牵合穿凿。《周礼司勋》曰：“凡有功者铭书於王之大常，享於大烝。”
《礼记祭统》曰：“内祭则大尝禘。”是尝烝亦得称大矣。乌得执一大字，独断为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斯大谓祔於祖庙，主不复反於寝。引黄宗羲之说，谓祥禫则於祖庙，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於主。
烝尝禘则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於庙。今考郑玄《士虞礼注》：“凡祔已，主复於寝。”说最精确。《大戴礼诸侯迁庙》曰：“徙之日，君玄服，从者皆玄服，从至於庙。”卢辩《注》：“庙谓殡宫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从，有司皆以次从。出庙门至於新庙。”据此，则迁庙以前，主在殡宫明矣。
郑《注》谓练而迁庙，杜《注》谓三年迁庙。若卒哭而祔之后，主常在庙，则於练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殡宫迁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说，谓迁庙礼出庙门至於新庙，是自所祔之庙而至新庙。今考《丧服小记》：“无事不辟庙门。”《注》曰：“庙，殡宫。”《杂记》曰：“至於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殡。”凡以殡宫为庙，见於经传者甚多。其以《大戴礼》出庙门之庙为祔庙，由不知殡宫之亦名庙也。又考《礼志》云：“更衅其庙。”则必先迁高祖於太庙，而后纳祖考之主。
又候迁祖考於新庙，然后可以改衅故庙，而纳新祔之主。是新主祔於祖庙即迁於祖庙甚明。谓自所祔之庙迁於新庙，则是祔者一庙，迁者又一庙矣，与《礼志》全悖。斯大乃袭其说，而反攻郑玄及朱子，尤误。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
斯大谓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一居中以御车。
间有四人共乘者，则谓之驷乘。鲁畏齐强，车增一甲，皆为驷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传》，叔孙得臣败狄于咸，富父终甥驷乘，在《文十一年》。则是成元年以前鲁人已有驷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为驷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传》：“齐侯伐卫，烛庸之越驷乘。”然则驷乘者岂特鲁乎？谓鲁畏齐始为驷乘，尤属臆测。又《成十年》：“齐人来媵。”《左氏》曰：“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故杜《注》谓书以示讥。斯大袭刘敞之说，谓诸侯得以异姓媵。今考《公羊》曰：“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之。”《白虎通》曰：“备侄娣从者，为其必不相嫉也。不娶两娣何，博异气也。娶三国何，广异类也。”又《周语》曰：“王御不参一族。”韦昭《注》：“参，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侄娣以备三，不参一族之女。据此，则是同姓异族者得媵也。
若异姓同媵，则《周语》当云“不参一姓”，不得云“不参一族”矣。至以仲子为惠公嫡配，孟任为庄公元妃，以叔姬归于纪为归于纪季，则尤不根之论，全凭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秀琦撰。秀琦有《读易近解》，已著录。是书为表者八：曰《春秋事迹年表》，曰《春秋大纲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鲁十二公年表》，曰《列国年表》，曰《经传小国年表》，曰《列国卿大夫世表》。为书法者四：曰《书法精义》，曰《书法条例》，曰《书法比事》，曰《书法遗旨》。表以考事，书法以考义也。考《南史》称司马迁作表，旁行斜上，体仿《周谱》。盖以端绪参差，恐其瞀乱，故或国经而年纬，或国纬而年经，使一纵一横，丝牵绳贯，虽篇章隔越，而脉络可寻。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国年表》不失古法，其馀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页分为数格，横读之成文，纵读之即不相贯。半页以外，则格数宽狭多寡互异，并横读亦不可通。其《经传小国年表》、《列国卿大夫世表》，或半页之中、一行之内，参差界书，各自为文，更纵读、横读皆不相属，乌在其为年表也？《书法精义》皆依违胡安国之文，《书法条例》亦剽窃崔子方之式，惟《书法比事》谓有顺文上下以为比者，有分别事类以为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会虫牢，著其无王；楚灭江而晋伐秦，讥其不救；既伐邾而公如齐，则侵小附强可知；介再朝而后侵萧，则求援举兵可知。如斯之类，皆顺文上下，以见褒贬，其说为沈棐诸家所未及。又《书法遗旨》自抒己论，虽不免间有骑墙，而驳正处时有特见，其长亦不可没耳。盖秀琦之说，本可分系《经》文之下，共为一书，而必欲变例见奇，多分门目，转致重复纠结，治丝而棼。亦可谓不善用长矣。
△《春秋备要》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翁汉麐撰。汉麐字仔安，常熟人。其书以胡《传》为主，亦节录《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书之上阑标破题，下阑标合题，则全非诂经之体矣。
△《春秋类义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以《左氏》、《公羊》、《穀梁》、胡《传》为主，亦间采程子及临川吴氏、庐陵李氏诸家以为之注。其自出己见，则加“臆解”二字以别之。后附《总论》二十条。书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称《公羊》袭取《穀梁》之书而续为之，其说不知所据。大旨谓《左传》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谬戾；惟《穀梁》犹不失圣门之旧。前有自题《口号》云：“自读《春秋》四十年，只如群动对青天。
迩来深考流传义，始觉先儒多误传。”其命意所在，可概见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是书以《经》文为鲁史，以《左传》为孔子所作。谓孔子取鲁史尊之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
△《春秋类考》十二卷、《春秋疑义》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华学泉撰。学泉字天沐，无锡人。顺治中布衣。其书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门，以类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诸家之注，间缀己说。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传》。其《疑义》一卷，则专抒《类考》中未尽之蕴。然有无庸疑而疑者。如谓《司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车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当八万五千三百家而后足一军之数。天子六乡止七万五千家，不能供一军。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军之法也；每一家即出一人者，乡遂出军之法也。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不出自采地。六乡以七万五千家而出七万五千人，何患不足六军之数？学泉混二法而为一，宜其疑也。如此之类，颇为失考。近时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体例亦略仿此书，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说之《春秋分纪》。疑二人皆未见公说书也。
△《春秋辑传辨疑》（无卷数，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集凤撰。集凤字翙升，山海卫人。今其地为临榆县。集凤尝官洛阳县丞。《畿辅通志》称其淹贯群籍，尤善《春秋》。汇先儒注解，讨辨详核，历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后成书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细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册，不分卷帙，盖犹其未编之稿。以纸数计之，当得一百馀卷，《通志》所言似未确也。其书所载《经》文，皆从胡《传》，而三《传》之异同则附录之，未免信新本而轻古《经》。说经则事多主左，义多主胡，故并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拟亦为不类。其诸家所解，则胪列而参考之。徵引浩博，辨论繁复，殆有《尧典》二字说十四万言之势焉。
△《春秋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经》义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断断不能称夏正，而必回护其说，谓冠之以春正，见周正之不善，言外见行夏时之意。至《经》末“春西狩获麟”，亦谓春为夏之冬，盖终以夏时之意。《经》必一时无事，乃空书首月以备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则正月可以不书，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盖因穀梁氏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家断“春王”二字别为一条，其文实与“三月”相贯。世沐见其别为一条，遂以为无君不可书正月，故但书“春王”二字。圣人有是书法乎？郑伯克段则谓郑庄谋逐其弟，鲁当讨之。圣人书此，与讨陈恒同义。是为臣讨君，纲常倒置矣。“纪履緰来逆女”，则疑鲁丧制未满，不应嫁女，圣人用以示讥。考是时距隐公即位已二十二月。逾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经几月，安见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节外生枝，率皆此类。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后，每年必增书孔子事。
夫《左传》书孔子卒，二《传》纪孔子生，先儒已以为非礼。以先师家牒、年谱增入国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鲁有两公。尊圣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荫枢撰。荫枢有《大易蓄疑》，已著录。是编以治《春秋》者信《传》而不信《经》，故於《经》文各条下列三《传》及胡氏《传》为案，而以己意断其得失。於胡《传》尤多驳正，颇能洗附会穿凿之习。而或并《左传》事实疑之，则师心太过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春秋提要补遗》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节录三《传》及胡安国《传》，参证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补春秋集解绪馀》一卷，则其门人钱塘凌嘉邵所补辑也。凡捴谦之说，称曰“应氏”，而嘉邵之说则退一格以别之，皆摘论《经》中疑义。又附《春秋提要补遗》一卷，如军赋、祭祀等事，分门类记，不书捴谦姓氏，当亦嘉邵所著欤？△《春秋遵经集说》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邱锺仁撰。锺仁字近夫，昆山人。康熙戊午应博学宏词，老不与试，特赐中书舍人。其《凡例》称，是编本述孟子、朱子说《经》之义，故冠二子之说於简端。其《集说》则兼取诸家。然其书瑕瑜互见。如“春王正月”之说，自张以宁以后辨析已无疑义，乃仍以夏时谬论反覆支离。又如“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乃以为志楚之强，所以旌将来齐桓之功。凡此之类，多不足据。其他如“叔孙得臣卒”一条，以不日为阙文，而以胡安国之从《公羊》为非。“许世子止”一条，用欧阳修之说，而证以蔡景公之书葬。凡此之类，亦间有可取。
然统核全书，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条贯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初，康熙乙丑，奇龄充会试同考官，分阅《春秋》房。旧制，《春秋》一单题、二双题、一脱经题。是时初罢脱经题，其双题犹未罢（按合题罢於乾隆初）。奇龄与监试御史论双题不合，因举及《经》之条贯必出於《传》语（按此杜预之说）。奇龄以为《经》文自有条贯，不待於《传》，乃排比《经》文，标识端委，使自相联络，以成此书。大致用章冲《类事本末》之意。惟冲类《传》，而奇龄则类《经》。冲於《传》有去取，奇龄於《经》则十二公事仍其旧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条之下。又每条各附论说以阐发比事属词之义耳。其以《隐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郑人来输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条为一贯，盖据金履祥《通鉴前编》之说，以尹氏为郑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见《经》，与叔肸之以公弟书者不同。似巧合而实附会，是为不当合而合。至於《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会邾仪父盟于趡。秋八月，及宋人、卫人伐邾”，其间邦交离合，事亦相因，而归单简，是为不当分而分。以其体例而论，既於《经》文之首各题与某事相因，则何不仍《经》文旧第而逐条标识其故，脉络亦自可寻。又何必移后缀前，使相陵乱？奇龄说《春秋》诸书，颇有可观。惟此一编，则欲理之而反棼之，殆无取焉。
△《春秋大义》（无卷数，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黄安人。康熙乙丑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
是编前有《自序》，谓：“善说《经》者莫若康侯。私心窃有所未满者，圣心忠恕，刻则离；圣心简直，曲则离；圣心明白而正大，纤则离。左氏即未亲见圣人，亦必窃窥鲁史。公、穀二氏得之传闻，难以依据。康侯据二氏以驳左，亦未为尽得。故一本左氏，错综当时之事势。平心以想圣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时日诸例概所不取。”其持论甚确。然如《文公四年》“甯俞来聘”，谓以纳饘货医而书；《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谓以仲尼学官而纪。岂《成公三年》之孙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孙剽、《七年》之孙林父尽属卫之君子，而《春秋》书来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问乎？此又过执《左氏》，以《经》外附录之事横生议论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谓八月之内同登鬼录，有阴夺其魄者。《春秋》之法，论是非，不论祸福。以是立义，所见弥浅矣。
△《春秋参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仍以胡安国《传》为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间有附论一二，然必援朱子。盖恐人议其异於胡氏，故称朱子以证之。犹之《书经参义》恐人议其异於蔡氏，亦必称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纲领》三十三条，於孔孟之说题曰“特标”，於诸儒题曰“汇辑”、“汇录”，惟於《朱子语录》六则题曰“遵录”。其宗旨可以概见云。
△《春秋事义慎考》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书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后》各一卷。《考》上曰《纪时》，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丧纪》，曰《祀典》，曰《赋税》，曰《工役》，曰《军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属》，曰《会盟之属》，曰《侵伐之属》，曰《归遗之属》，曰《徵求之属》，曰《告假之属》，曰《取窃之属》，曰《游观之属》，曰《奔执之属》，曰《归入之属》，曰《削亡之属》，曰《弑杀之属》，曰《灾荒之属》，曰《变异之属》。《考下》曰《事词通义》，曰《事同书异》，曰《书同文异》，曰《释文明义》，曰《隐文存义》，曰《省文约义》，曰《互文推义》，曰《单文错义》，曰《阙文》，曰《衍文》，曰《误文》。《考前》曰《圣经本末》，曰《列传本末》，曰《王侯邦国》，曰《王侯世系》，曰《庶邦杂服》，曰《伯功本末》，曰《圣治本末》。《考后》曰《传有经无》。每条皆分晰辨论，大旨主於羽翼胡《传》。然《春秋》一书，古今聚讼，胡氏曲为之解，已多牴牾，兆锡复从而割裂分配，弥繁琐而失当也。
△《公穀汇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其书以《公》、《穀》二《传》主於发义，与《左传》主於纪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诬，其事文与义不待言。至二《传》中有混其文以害义者，有泥其文以害义者，并有窜其文而事与义俱害者。惟正终以正始、贵道不贵惠之属，固卓乎道义之权衡、圣哲之轨范也，故择之宜慎焉。因汇编二《传》异同之处，别白其是非。而《左氏》发例释《经》之文亦附见焉。於三家褒贬之例，无所偏主，颇足以资参考，较兆锡所注诸经似为可取。然《春秋》事迹，二《传》多据传闻，《左氏》所述则皆据简策。兆锡驳二《传》之事迹，往往并《左氏》而驳之，则终不出宋人臆断之学也。
△《春秋义疏》（无卷数，检讨萧芝家藏本）
国朝蒋家驹撰。家驹有《尚书义疏》，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蓝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终不出胡《传》苛刻之习。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谓孝公、惠公贤未著，隐为贤君，是以托始。且称隐亲亲而尊王，睦邻而守礼。夫让桓，可谓亲亲。若平王葬而不会，凡伯聘而不报，可谓尊王乎？无骇入极，翚伐郑，伐邾，败宋，可谓睦邻乎？易祊於郑，矢鱼于棠，可谓知礼乎？后文每事示讥，而开卷极词称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归仲子之赗。《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驹谓以仲子为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并赗以示意。
是以车马之锡为灰钉之赐，讽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后事》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储欣、蒋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举人。景祁字京少。皆宜兴人。
是书於三《传》及胡氏《传》外多取冯梦龙《春秋指月》、《春秋衡库》二书，盖科举之学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国语》之文；《后事》一卷，备录《左传》小邾射来奔以下诸事：亦用冯氏之例。
△《春秋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大旨，事迹多取《左传》，而论断则多主胡《传》。间有与胡《传》异同者。如胡《传》以惠公欲立桓为邪心，隐公探其邪心而成之。觐祖则谓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不当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观之，不可以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隐终让，可不谓之贤君？其论颇为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则驳杜、孔从君於非之说；於滕子来朝，则从杜、孔时王所黜之说：亦时时自出己意。然徵引诸家，颇伤芜漫。又略於考证，而详於议论。如夏正、周正，累牍连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领。而《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传》，则又谓圣人笔削，宁为深求，不可泛视。存此意以说《春秋》，宜失之穿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无卷数，左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编。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录。是篇杂采宋元诸家之说，而不加论断。前有《总论》、《凡例》，亦皆采集旧文。卷首有自注脱落未写者四十二条，书中亦多空白。盖与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稿也。
△《或庵评春秋三传》（无卷数，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源撰。源字昆绳，号或庵，大兴人。康熙癸酉举人。是书本名《文章练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传》为首，百家以《公羊传》、《穀梁传》为首。然六宗仅《左传》有评本，百家亦惟评《公羊》、《穀梁》二传而已。经义、文章，虽非两事，三《传》要以《经》义传，不仅以文章传也。置《经》义而论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点论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录《左传》，古无是例，源乃复沿其波乎？据其全书之例，当归《总集》。以其仅成三《传》，难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类焉。
△《春秋钞》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不全载《经》文，但有所论说者标《经》文为题，而注某年於其下。其《叙》虽称“惟恪守胡《传》，间有词旨未畅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陈管窥之见”，然驳胡《传》者不一而足。
如“春王正月”即驳夏时之说，“伯姬归于纪”即驳诸侯亲迎之说，“州吁弑其君完”即驳不称公子为责君之说，桓公、宜公书“有年”即驳变异之说，“诸侯盟于幽”即驳首叛盟之说，“楚宜申来献捷”即驳当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说，“齐人侵西鄙，公追齐师”即驳书人见示弱、书师见伏众之说，“阳处父救江”即驳责晋不合诸侯之说，“齐人弑其君商人”即驳归罪国人之说，“楚子围郑”即驳嘉楚讨贼之说，“新宫灾”即驳神主未入哭为非礼之说，“甯喜弑其君剽”即驳废立之说，“叔孙豹会虢”即驳尚信之说，“公如晋，至河乃复”即驳从权适变之说，“暨齐平”即驳暨为不得已之说，“季孙意如会厥慭”即驳力不能加之说，“盗杀卫侯之兄絷”即驳归狱宗鲁之说，“从祀先公”即驳出于阳虎之说。
如斯之类，不可殚数。所谓恪守胡《传》，盖逊词耳。至於攻击《左传》，则颇伤臆断。如以郑叔段“餬口四方”为诡词，谓段果出奔，郑庄岂置之不问？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为凡伯忍辱而自归，非戎挟之以去；以“楚执蔡世子有用之”为犹后世执盖行酒之类，断无杀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执曹伯阳”为未尝灭曹：揆之古书，皆无佐证；核以事理，亦未尽安。他如“以成宋乱”之说，从刘敞而驳杜预。然圣《经》之意，正以始於义而终於利，两节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书先公之助乱，暴扬国恶，《春秋》无此法也。“许叔入许”，责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复国，机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声楚僣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说为定，而必谓苟以去王号责楚，迫於大义，当无不从，似非当日之事势。至首止之会，责王世子不能为伯夷、泰伯，抑又强天下以所难矣。其持论大旨，往往类此。虽驳胡《传》，实仍在胡《传》门径之中，不及所作《周易传义合订》远矣。
△《春秋比事目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苞既作《春秋通论》，恐学者三《传》未熟，不能骤寻其端绪。乃取其事同而书法互异者，分类汇录，凡八十有五类。然宋沈棐、元赵汸皆已先有此著。沈书仅有钞本，赵书亦近日始刊行。
苞在康熙中，二书未出，故不知而为此屋下之屋。犹之顾栋高未见程公说书，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传纂凡表》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卢轩撰。轩字六以，海宁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其书以三《传》所言书法之例，汇而为表。《经》文直书为经，《传》文横书为纬。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旧文，而於其同异是非不加考证。盖轩欲作《三传择善》一书，故先纂此表，以便检阅，尚未及订正其得失也。
△《左传拾遗》二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师晦，上元人。康熙己丑进士。是书摘取《左传》一百一十事，为文一百一十有一，盖仿《东菜博议》之体。惟《博议》多阐《经》义，此则颇订《传》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过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元英则以不日为特笔，讥《左氏》不知圣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请观周乐，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语，元英以为训诂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谓差分为衰分。
其说皆不能确也。
△《春秋说》十二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说》，已著录。是书以胡《传》为主，三《传》有为胡《传》所采者，亦附录之。胡《传》所引事实，则依《春秋大全》小注录之。卷首兼论作文之法。盖其书专为举业而设。至於遣调练词，皆入《凡例》，与说经之体远矣。
△《春秋义》十五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嘉淦撰。嘉淦字锡公，兴县人。康熙癸巳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定，嘉淦以《春秋》一书比事属辞，《经》本甚明，无藉於《传》，乃尽去各《传》，反覆《经》文，就事之前后比而属之，寻其起止，通其脉络。
其事俱存，义亦可见。至日月、名氏、爵谥之间，则不复为之穿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书之说为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尽惬。后自觉其失，旋毁其版。此犹其初刊时所印行云（语详杨方达《春秋义补注》条下）。
△《春秋集传》十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大旨宗胡《传》而稍采诸说，变其面貌，往往蔓延於《经》义之外。如解元年而牵及改元，已为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誉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卫桓书葬，是为据事而笔诸册，乃牵及卫侯不当谥桓，谓以著卫人之私。然则凡葬必书谥，以何者别其非讥耶？许世子不尝药，引张氏之说，谓其必用砒霜锻之不熟，已属臆揣，又责以不能穷理居敬，去本事不太远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绪言，而未尝知三《传》之古义者耳。
△《左传杜注补义》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苏本洁撰。本洁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举人，官兴化府知府。是编因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有所未尽，乃作此以补之。多推求文句，体味语意，而罕所引据考证，故名曰《补义》。前有康熙庚子陶贞一《序》，称本洁原本兼补林尧叟注义，贞一为删之。知所据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左传姓名考》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传地名考》，已著录。是编盖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如不论嫡妾皆谓之夫人，已於篇首发例，而於齐乃别出“悼公妾季姬”一条。有世系者从其世系不论岁月，亦於篇首发例，而晋丕郑父丕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随，楚伯州犁、吴伯嚭仍系之晋、楚，管修仍系之齐，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鲁妇人戴己、楚妇人斗伯比妻、齐妇人棠姜、陈妇人夏姬、宋妇人荡伯姬之类，各出一条，而他国皆不载。“僖负羁”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画一。鲁君女纪伯姬、楚君女江羋之类，亦各出一条，而他国不载。秦女简璧、卫孔伯姬并列之夫人条中，尤为舛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晋优施、寺人披、竖头须并以贱役列之士。许叔名见於《传》，削之不载。滕、薛、杞、莒皆自为篇，而虢公、虞公、纪侯、随侯皆俨然躬桓之班，乃与潞子婴儿、介葛卢等并为一篇。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於展卷皆然，不能备数。
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春秋测微》十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奇龄撰。奇龄字与三，号拙斋，海宁人。康熙中贡生。是书前冠以《王朝列国世次族系》一卷，《经》文则一公为一卷。其说多主胡《传》，而稍纠其刻酷过当之论。然胡《传》之所未及，而奇龄从而锻炼者亦复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据理断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实，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称声子为继室，此娣侄之名。而奇龄见今人继妻称继室，遂谓声子为嫡妻，而隐公为嫡子，称其当立。胡《传》指灭项为季氏，已为不考，然尚无主名。
奇龄遂归狱於行父，以执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类，皆失之不考。至於“葬卫桓公”一条，谓桓之为谥，不宜加於卫完，闵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恶谥，故《春秋》因之。然则倘有失德，孔子当为改恶谥乎？“戎伐凡伯”一条，本在卫地，乃责鲁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责之主人。然则凡有使臣，皆当大具甲卒，卫入本国而后返乎？以此说《经》，恐非笔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经》解《经》。然说“刺公子买”一条，言鲁无杀大夫者，惟此一事，则未检《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说“刺公子偃”一条，谓“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隐杀之之谓，则又未检“刺买”一条《经》书“不卒戍，刺之”，《传》亦称“以不卒戍说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难言以《经》说《经》矣。
△《春秋三传同异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陈琬撰。琬字宝崖，钱塘人。其书取三《传》人名、地名相异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别三《传》义例得失，而断以己意。
△《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顾宗玮撰。宗玮字廷敬，吴江人。其书每一年为半页，横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鲁，三曰列国，四曰灾异，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会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筑，十曰土田。各以《经》文散书其内，而《传》文为《经》所不载者亦附见焉。据其《凡例》，尚有《三传异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参同》一卷，《春秋提要发明》一卷，《春秋图谱》一卷，《春秋笺释》一卷，《春秋馀论》一卷。今皆未见，盖非完书也。
△《左绣》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冯李骅、陆浩同编。李骅字天闲，钱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载《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预《经传集解》及林尧叟《左传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则时多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及国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二书与杜氏有异同者，附於其后。别无新义。上格皆载李骅与浩评语，则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矣。
△《春秋剩义》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著录。是编亦摘《经》文标题而各为之说。其论“春王正月”，以为夫子行夏之时，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陈因之论。
△《春秋义存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力破《春秋》一字褒贬之说，颇能扫《公》、《穀》拘例之失与宋儒深刻严酷之论，而矫枉过直，谓孔子全因旧史之文，然则所谓笔削者安在？所谓其义窃取者又安在？况《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记河阳书狩之语，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举一二节可例其馀。乃谓除此数条之外，悉因鲁国之成书。然则必如倪思之《班马异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篇篇分本词入乐，而后信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传》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经》解《经》之空谈。而乃别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书、纬书所引，不问真伪，一概阑入，已为芜杂。至於其文与《春秋》无关，如《庄公八年》“齐无知”一条引《坊记》曰：“子云：君不与同姓共车”一节，又引《文言传》“积善之家”一节，注曰“按前条之义为齐僖言也，后条之义为齐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无一语不因《春秋》而发者，有是理耶？至于《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条引《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一节，以合于《左传》夷礼之说，而又注“案杞称子《左传》以为《经》夷之，不若《谷》注时王所黜之说为善”，是并驳孔义矣。
全书大抵类是。是皆务高求胜之过也。
△《春秋笔削微旨》二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绍攽有《周易详说》，已著录。是编采《公》、《穀》二传附会之说，与孙、胡诸家臆断之论汇为一书，而更以己意穿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为褒贬，而掊击《左传》尤力。其说谓《左氏》不过叙事，於《经》义毫无发明，不知有事迹而后有是非，有是非而后有褒贬。但据书字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绍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据书人为贬矣，其所以贬之故，绍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赗惠公仲子为贬，设无《左传》，何由知仲子为妾而贬之？齐高子来为褒，设无《左传》，何由知为高徯存鲁而褒之？幸藉《传》而知其事，又讳所自来，以《传》为不足据，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春秋通论》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是书与所著《笔削微旨》相为经纬，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发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条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隐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庄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变之甚者。”又《庄十五年》“郑人侵宋”一条云：“外书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终《哀十三》晋魏曼多侵卫。书伐二百一十三，始《隐二年》郑人伐卫，终《哀十三》公子申伐陈。天下之无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一条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执蔡世子有，用之’。其虐为已甚矣。”夫日食之为灾，侵伐之为无道，杀人以祭之为虐，亦何待赘言乎？△《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通行本）
国朝牛运震撰。运震有《空山堂易传》，已著录。是编说《经》，不信三《传》，动相驳难，盖宋刘敞、孙复之流。由其记诵淹通，足以济其博辨，故异论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见》（无卷数，奉天府尹采进本）
国朝魏枢撰。枢有《东易问》，已著录。是书杂采《春秋》三《传》及胡《传》之文，亦以己意附注於后。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门径。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鲁史，以鲁纪年，故正月书王以明有统。枢乃擅改《经》文，以周纪年，以鲁附注。是但知窃袭《通鉴纲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纪年则正月书王为复。与伪本元《经》既书“某帝某年”，又书“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自当以获麟为重，枢乃谓：“冬猎曰狩，《经》虽绝笔於十四年之春，而实则十有三年之冬。不没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统之尊。必终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顺四时之序。盖隐寓行夏时之意。”
是又节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己说矣。如斯之类，比比而然，皆不足为训也。
△《春秋义补注》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方达撰。方达有《易学图说会通》，已著录。初，孙嘉淦作《春秋义》，大旨祖胡安国之说。后渐悟其非，旋自毁版（案嘉淦自毁其版，事见此书《凡例》第三条中）。方达尝受知於嘉淦，因为删补其文，以成是编。大旨於三《传》多取《公》、《穀》《经》文。如“裂繻”作“履緰”，“矢鱼”作“观鱼”、“叔孙婼”作“叔孙舍”、“定姒”作“定弋”之类，亦多从《公》、《穀》。
其《左传》事迹，往往在所摈斥。如“天王狩于河阳”，《传》有明文，乃云：“或鲁史本书狩，或夫子书狩，皆不可知。”是并其可取之说亦不信也。於诸家多取宋以后，其唐以前之说仅采刘向《灾异》一两条。如“文公丧娶”一条，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标董仲舒之名，盖讳言宗汉儒也。其持论尤务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讥弹者，惟“叔姬归于纪”、“纪季以酅入于齐”、“纪叔姬归于酅”、“葬蔡桓侯”、“齐师、宋师、曹师城邢”、“齐侯伐楚，次陉，盟于召陵”、“诸侯遂救许”、“宋公御说卒”、“狄救齐”、“楚人救卫”、“甯俞来聘”、“叔肸卒”、“伯姬归于宋”、“仲孙蔑卒”、“宋伯姬卒”、“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孙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刘卷卒”十八、九条而已。而召陵之盟、宁俞之聘，嘉淦所许者，方达又推论其失，咎齐桓不声楚僣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鲁而不知朝周。实则倖邀宽论者，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谓隐公为篡，又谓桓公为弑，是以讨篡为弑也。既谓州吁弑桓公而王不问，卫人立晋而王不问，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卫，又罪其知顺逆而不知众寡。是为天王者进退无不干咎也？朱子称孙复说《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书者又岂止于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书之说，於十二公之薨，即终於路寝合礼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贬。然则苟无所贬，则国君易代，史可不详欤？至於“纪季姜归于京师”，谓季姜非嫡长，不可以为王后；“许叔入于许”，谓许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据矣。
△《春秋原经》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经》文，亦不及《经》中所书之事，惟泛论孔子之意。分为四篇：一曰《讲读八法》，二曰《通论》，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诸儒论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为主，持论甚正。其谓孔子不以一字为褒贬，亦足以破诸家纷纭轇轕之陋。而矫枉过直，加以悬揣臆断，不顾事理之安。至谓《左传》事迹皆圣人之所删，不当复存其说。考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者，左史类也。
《春秋》者，右史类也。刘知几作《史通》，叙述源流，至为明析。心敬乃援《尚书》为例，谓事迹之可存者圣人必存，如典、谟、训、诰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圣人必删，如《左传》所载是也。因而尽废诸《传》，惟以《经》解《经》。
不思《经》文简质，非《传》难明。即如“郑伯克段於鄢”一条，设无《传》文，则段于郑为何人，郑伯克之为何故，《经》文既未明言，但据此六字之文，抱遗经而究终始，虽圣人复生，沈思毕世，无由知其为郑伯之弟，以武姜内应作乱也。
是开卷数行，已窒碍不行，无论其馀矣。况自有《六经》以后，历汉至今，通儒辈出，其失经意者固多，得经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谓孔子之后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后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谓孔门诸子未见《春秋》，故《论语》无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见《春秋》，故《中庸》亦无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阙里，始见本经。揆以事理，岂其然乎？△《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谓孔子既因鲁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载事实，即为之传。今《左传》中叙而不断，言约旨精者，即孔子所作。
其有加注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类；又加论赞，如“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词气浮夸，多与《经》旨相悖，乃属左氏增设。书内皆列之小注，使不与本《传》相混。其有《传》无《经》者，则全删不录。按近时河南张沐著《春秋疏略》，以左为列於《经》左之义，不为人姓。伯政盖踵是说。然又觉《传》中论赞或称孔子、或称仲尼，究不类孔子所自作，故更变其说，归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无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则有《周礼》“正月正岁”之文显然可据。伯政但摭经书中夏正之文以相诘难，盖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传》“王周正月”一语，尤为确证。伯政并此二字诋为不通，以为后人所加。则凡古书之害於己说者，悉以后人窜入概之，天下无不可伸之论矣。
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节气时刻，俾二百四十年间置闰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见，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说，似乎可据。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
其月虽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则六十甲子刚及一周。不论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尝改，不足以为建寅之据。亦不揣本而齐末也。
△《春秋集古传注》二十六卷、《或问》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书成於乾隆乙丑。首为《纂例》十五篇，末为《或问》六卷，言所以去取诸家之意。《经》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纪子帛”改从伯、“君氏卒”改从尹、“郑人来渝平”改从输三条耳。其事迹亦据《左氏》。其所集传注，多用杜预、孔颖达、啖助、赵匡、陆淳、孙复、刘敞、孙觉、程子、许翰、胡安国、高闶、陈傅良、张洽、赵鹏飞、家铉翁、吴澄十七家之说，而别采宋元诸家以辅之。在说《春秋》家，亦非纯尚空谈者。然持论亦伤深刻，又时时好出新意，而不尽允协。如改“君氏”为“尹氏”，仍以为即公囚於郑之“尹氏”，则沿袭金履祥之说，殊为附会。又如赵盾弑君越境乃免，赵匡、刘敞、孙觉、朱子、吕祖谦诸儒皆以为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问》中则云：“越境而不返乎？晋国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传注》中则云“去国不返，然后君臣之义绝。越境乃免之言，为今无将之心者开一门路”云云。
夫《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曾谓圣人而为后世开一门路，使奸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说，其《传注》本主刘敞，而《或问》则以为主孙复。二书之中，不免偶伤牴牾，犹其小节矣。
△《春秋义解》十二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梦鹏撰。梦鹏字云翼，蕲水人。乾隆辛未进士，官饶阳县知县。是书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论《春秋》者为《述孟》、《述朱》。次为《王朝世次考》、《列国世次考》、《鲁世次考》。以下十二公为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谓：“《公》、《穀》比事属辞，义不诡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号以求例，曾谓《春秋》之旨尽如是乎？若《左氏》纪事多而误，说《经》疏而谬。如莒密州之事，《经》不云世子展舆也，而《左》以为展舆。莒庶其之事，《经》不云世子仆也，而《左》以为仆。蔡侯申之事，《经》贱者书盗也，而《左》以为公孙翩。晋州蒲之事，《经》不云栾书、中行偃也，而《左》以为栾书、中行偃。晋夷皋之事，《经》以为赵盾也，而《左》以为穿。郑伯夷之事，《经》以为归生也，而《左》以为宋。吴僚之事，《经》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为公子光。郑髡顽，《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騑之谋。楚子麇，《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公子围之逆。齐阳生，《经》以为卒也，而《左》以为陈乞以说於吴。其他大夫奔殿，《经》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数人。会盟侵伐，《经》各有其事，而《左》或牵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国，经载分明，而《左》误合为一。缘陵、城杞，实系两地，而《左》以为俱系淳于。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为鲁、郑相易。
子帛、君氏，讹误字也，而《左》以为名称。甲戌、己丑，两存日也，而《左》以为再赴。葬桓王，讳也。而《左》以为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为杀。
子牙，卒也，而《左》以为鸩。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误，难以殚述。”其持论甚辨，几於季本、郝敬、毛奇龄。然《经》垂书法、《传》述事实。必以《经》所不书即为增设，则河阳之狩，周天子真巡狩矣。其论似通而实谬。至於深文过当，凭臆率断。如以隐为窃国，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馀年；以子同生为哀姜张本，自子生至妇入，见其过期不娶，昏姻不时；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齐得复，故贼闵公者乃季友非庆父；以齐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为立景而生逆谋；以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乃南越芊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谓果於自信者矣。
△《读左补义》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诗序补义》，已著录。是书欲破说《春秋》者屈《经》从例之弊，谓《春秋》无例，《左传》所言之例皆史氏之旧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旧典，二曰东迁后列国相沿之例，三曰鲁史自相传授之例，四曰霸国更定之例，五曰鲁君臣私定之例。杜预所谓凡例皆周公之礼经，变例皆圣人之新意者，未为定论。其援据颇典博，参考亦颇融贯。然谓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据以推测圣经可也？谓《春秋》全因五例之旧文，则圣人直录鲁史，不笔不削，何以云其义窃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观《襄公二十年传》甯殖曰“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经》书“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出奔齐”。是亦不尽用策书之明证矣。所注用社《解》者十之六七，兼采他说并参以己意，亦颇简洁。而《传》后必附以说，简端又冠以评，或论事，或论文，如坊选古文之例，殊非注经之体也。
△《春秋经传类求》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从添、过临汾同编。从添号石芝，常熟人。临汾，长洲人。是书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分为一百二十门。每门前列书法，后载事类，事类之中又自分《经》、《传》。其《自述》谓本於苏轼“《春秋》当以类求”一语。虽亦欲发比事属辞之旨，然割裂繁碎，弥难寻检。卷首列《春秋诸国图说》一篇，亦取之苏轼《指掌图》。不知《指掌图》后人赝作，非轼书也。
△《春秋一得》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
国朝阎循观撰。循观有《尚书读记》，已著录。然《尚书读记》多推求文句，未能阐帝王经世之大法，是编则於笔削大义多所发明。如曰：“胡氏夏时冠周月之说，理所必无。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来求赙，罪鲁也。”曰：“州吁不称公子，绝之於卫也。胡氏谓庄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为为人君父之戒，何以惧乱臣乎？”曰：“诸侯不得专杀大夫，故凡大夫之杀，《春秋》皆称国举官，不论有罪无罪及杀当其罪否也。此意先儒多误会。”曰：“说者谓王不称天为《春秋》贬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则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亲缟素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崩山之壅河流者矣。此术者之言也。左氏曰：君为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变异而外为此文者，必有恐惧修省之心生於内，徒举其文而无实以先之，何以弭灾变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类此。惜止八十八条，未能成书也。
△《左传评》三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渊撰。文渊字静叔，益都人。《春秋左传》本以释《经》，自真德秀选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论文。近时宁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阐尤详。文渊以二家所论尚有未尽，乃自以己意评点之。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渊夭逝，书遂未毕。其兄文藻裒次遗稿，编为三卷，刊版於潮阳。末有文藻《跋》，称其潜心《易》、《礼》两经，取古人图象、传注罗而绎之者数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评阅，多未终卷云。
△《春秋日食质疑》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国朝吴守一撰。守一字万先，歙县人。是书推考岁差加减，以证《春秋》所载日食之误，《春秋》日月，以《长历》考之，往往有讹，见於杜预《释例》。
此更详其进退迟速以求交限，末附《诗书日食考》二条，以互相参证。但其云《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当是三月己巳朔，书二月者，晦朔之误；《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当是五月癸丑朔，书三月者，或夏正之讹。近者陈厚耀作《春秋长历表》，以为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退一月就之，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实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闰月小建为之迁就，则隐、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为当是三月甲戌。而顾栋高《春秋长历拾遗表》以为当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递食，守一与栋高皆从《大衍历》，以为八月无食。其他守一、栋高说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数千载之后，必欲求岁差於秒忽之间，亦未见其悉得。姑存其说焉可矣。
△《春秋不传》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汤启祚撰。启祚字迪宗，宝应人。其书自称“不传”者，谓於四《传》无所专从也。今观所说，特不从《左传》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馀论，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笃。然三家之《传》皆以讥贬为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启祚乃专取三家严刻锻炼之说，合为一书。如其所论，是圣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韩非也。
△《春秋集解读本》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应申撰。应申字文在，歙县人。以《春秋》经解卷帙浩繁，难於遍读，因会萃众说，择其合於《经》旨者详注《经》文之下，以资记览。《自序》谓词可计日而诵，为愚鲁者计甚便。盖特课读之本，非有意于阐发《经》义者也。
△《春秋三传事实广证》（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采诸书所载春秋时事迹列於三《传》之下，意取互相参证。
然左氏亲见国史，公、穀两家已不及其确实，乃兼采诸子杂说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庞杂而已矣。於《经》义无补也。
──右“春秋类”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内十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案：明科举之例，诸经传注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又未注《春秋》，以胡安国学出程子、张洽学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
盖重其所出之渊源，非真有见於二人之书果胜诸家也。后张《传》以文繁渐废，胡《传》竟得孤行，则又考官举子共趋简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经虽限以一说立言，犹主经文。《春秋》一经，则惟主发挥《传》义。其以《经》文命题，不过《传》文之标识，知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观张朝瑞《贡举考》，备列明一代试题。他经皆具经文首尾，惟《春秋》仅列题中两三字，如盟密、夹谷之类，其视经文不为轻重可知矣。是《春秋》虽列在学官，实以胡《传》当一经，孔子特拥其虚名而已。经义之荒，又何足怪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总括众说，折衷圣言，凡安国迂谬之谈，悉一一驳正。此足见是非之公，终有不能强掩者矣。
今检校遗书，於明代说《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举俗学，蚀圣经之本旨云尔。）
卷三十二 经部三十二
○孝经类蔡邕《明堂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审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然授受无绪，故陈骙、汪应辰皆疑其伪。今观其文，去二戴所录为近，要为七十子徒之遗书。使河间献王采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惟其各出别行，称孔子所作，传录者又分章标目，自名一经。后儒遂以不类《系辞》、《论语》绳之，亦有由矣。
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语见黄氏《日钞》）。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
△《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经》一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颇多。
昔僧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云云。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称“西条掌书记山井鼎辑，东都讲官物观补遗”。中有《古文孝经》一卷，亦云古文《孔传》，中华所不传，而其邦独存。又云“其真伪不可辨，末学微浅，不敢辄议”云云。则日本相传，原有是书，非鲍氏新刊赝造。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考元王惲《中堂事纪》有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来朝，宴於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高丽、日本比邻相接，海东经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奝然不与郑《注》并献，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经正义》三卷（内府藏本）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二月，上重注，亦颁天下。”《旧唐书经籍志》《孝经》一卷，玄宗注。《唐书艺文志》“今上《孝经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称“制旨”者，犹梁武帝《中庸义》之称“制旨”，实一书也。
赵明诚《金石录》载《明皇注孝经》四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称家有此刻，为四大轴。盖天宝四载九月，以《御注》刻石於太学，谓之《石台孝经》。今尚存西安府学中，为碑凡四，故拓本称四卷耳。玄宗《御制序》末称：“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义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则义阙。今存於《疏》，用广发挥。”《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於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为蓝本。然孰为旧文，孰为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
《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注，其书出自刘炫，而《隋书》已言其伪。至唐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其文具载《唐会要》中。厥后今文行而古文废。元熊禾作董鼎《孝经大义序》，遂谓贞去《闺门》一章，卒启玄宗无礼无度之祸。明孙本作《孝经辨疑》，并谓唐宫闱不肃，贞削《闺门》一章乃为国讳。夫削《闺门》一章，遂启幸蜀之衅，使当时行用古文，果无天宝之乱乎？唐宫闱不肃诚有之，至於《闺门章》二十四字，则绝与武、韦不相涉。指为避讳，不知所避何讳也？况知几与贞两议并上，《会要》载当时之诏，乃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误》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为大罪。又不能知唐时典故，徒闻《中兴书目》有“议者排毁，古文遂废”之语，遂沿其误说，愦愦然归罪於贞。不知以《注》而论，则孔佚郑亦佚。孔佚罪贞，郑佚又罪谁乎？以《经》而论，则郑存孔亦存，古文并未因贞一议亡也，贞又何罪焉？今详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玄宗此《注》始。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诏邢昺等修此《疏》始。众说喧呶，皆揣摩影响之谈，置之不论不议可矣。
△《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内府藏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以宋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案宋《中兴艺文志》曰：“自唐明皇时议者排毁古文，以《闺门》一章为鄙俗，而古文遂废（按此说舛误、辨已见《孝经正义》条下）。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又范祖禹《进孝经说札子》曰：“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为《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见，又为之说。”《书录解题》载光书、祖禹书各一卷。此本殆以二书相因而作，故合编也。王应麟《玉海》载光书进於至和元年，时为殿中丞，直秘阁，与祖禹说小异。然《光集》所载《进表》，称“尝撰《古文孝经指解》，皇祐中献於仁宗皇帝，窃虑岁久不存，今缮写为一卷上进”云云，则祖禹所说者初进之本，应麟所说者重进之本耳。《孝经》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载王劭、刘炫以来，即纷纷聚讼。
至唐而刘知几主古文，司马贞主今文。其彼此驳议，《唐会要》具载其词，至今说经之家亦多递相左右，然所争者不过字句之间。观光从古文而句下乃备载唐元宗今文之注。使二本南辕北辙，可移今文之注以注古文乎？宋黄震《日钞》有曰：“按《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於大义固无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
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於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其说可为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说，读者观其宏旨以求天经地义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争，直谓贤者之过可也。胡爌《拾遗录》尝讥祖禹所说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误为《经》文。今证以朱子《刊误》，爌说信然。然亦非大义所系，今姑仍原本录之，而附载爌说，以纠其失焉。（按：注《孝经》者驳今文而遵古文，自此书始；五六百年门户相持，则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误》始：皆逐其末而遗其本也。今特全录黄震之言，发其大凡，以著诟争之无谓。馀一切纷纭之说，后不复载，亦不复辨焉。）
△《孝经刊误》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书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华州云台观时作也。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曰“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案胡宏高宗时为礼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峰论语指南》一卷），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
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按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案汪应辰，孝宗时为端明殿学士），亦以此书多出后人附会。於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窃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语录》考之，黄记云：“《孝经》除了后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后面引《诗》，便有首尾。”又云：“‘以顺则逆，民无则焉’，是季文子之词。‘言斯可道，行斯可乐’一段，是北宫文子论令尹之威仪，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全无意思。”又叶贺孙记云：“古文《孝经》有不似今文顺者。
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为二，恐不是。”又辅广记云：“‘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岂不害理？如此则须是如武王、周公方能尽孝道，寻常人都无分，岂不启人亻朁乱之心？”是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欧阳修《诗本义》曰：“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节南山》三诗为证。朱子盖阴用是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注其下曰：“抱遗经於千载之后，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后学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拟议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录，见诸儒渊源之所自与门户之所以分焉。
△《孝经大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董鼎撰。鼎有《尚书辑录纂注》，已著录。初，朱子作《孝经刊误》，但为厘定《经》、《传》，删削字句，而未及为之训释。鼎乃因朱子改本，为之诠解。凡改本圈记之字，悉为芟除。改本辨正之语，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谓“右传之几章释某义”者，一一顺文衍出，无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谓不解《经》而别发一义者，亦即以《经》外之义说之，无所辨诘。惟增注今文异同为鼎所加耳。其注稍参以方言，如云“今有一个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类”，略如《语录》之例。其敷衍语气，则全为口义之体。虽遣词未免稍冗，而发挥明畅，颇能反覆以尽其意，於初学亦不为无益也。前有熊禾《序》，盖大德九年鼎子真卿从胡一桂访禾於云谷山中，以此书质禾，禾因属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称朱子为“桓桓文公”。按《书》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孔《传》曰：“桓桓，武貌。”《尔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与著书明道之旨无关，颇为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颠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焉。
△《孝经定本》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此书以今文《孝经》为本，仍从朱子《刊误》之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误》凡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栽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并附录於后。后有大德癸卯澄门人河南张恒《跋》，称澄“观邢《疏》而知古文之伪，观朱子所论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齐诸说，附入己见，为家塾课子之书。不欲传之，未尝示人”云云。盖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谓汉初诸儒始见此书，盖未考魏文侯尝为作《传》，见於蔡邕《明堂论》中。至其据许氏《说文》所引古文《孝经》“仲尼居”无“闲”字，知古文之“仲尼闲居”为刘炫所妄增。又据桓谭《新论》称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与今文异者四百馀字。今刘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闺门》一章二十四字外，与今文异字仅二十馀字。则较司马贞之攻古文但泛称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据。
所定篇第虽多分裂旧文，而铨解简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误》既不可废，则澄此书亦不能不存。盖至是而《孝经》有二改本矣。
△《孝经述注》一卷（永乐大典本）
明项霦撰。霦始末无可考。惟《江西志》载：“项霦，浙江临海人。洪武间为按察司佥事。”与黄昭《原序》所言合，当即其人也。是编用古文《孝经》本。
其所诠释，不务为深奥之论，而循文衍义，案章标旨，词意颇为简明，犹说经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亦不载其名。惟《永乐大典》仅存此本，然编次佚脱，以第七章《注》文入第六章《经》文下，遂使六章无《注》，七章无《经》。今以所佚《经》文案古文原本补入。所佚《注》文，则世无别本，无从葺完矣。以其沉埋蠹简之内三百馀年，世无能举其名者，今幸际昌期，发其光耀，亦万世一时之遭际。故特采掇出之，俾闻於后，不以残阙而废焉。
△《孝经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是书作於廷杖下狱之时。其作书之旨，见於门人所笔记者，曰：“《孝经》有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於礼，约礼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三也。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以是五者，别其章分，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丽之。其《自序》中所谓“五微义”、“十二著义”者，不出於此，实其著书之纲领也。然其初说以引《诗》数处各属下章，如《中庸尚絅章》例，今则仍附於各章之后，盖亦自知其说之不安。
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论孝敬渊源，三论反文归质。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学衍义》之体。今本则仍依《经》文次第，而杂引经记以证之，亦与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误后序》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道周此书，盖与之暗合。其推阐颇为详洽，盖起草於崇祯戊寅，卒业於癸未，屡变其例而后成，故较所注《礼记》五篇成於一岁之中者为精密云。
△《御注孝经》一卷顺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经》词近而旨远，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广之，自闺门可放诸四海；专而致之，即愚夫、愚妇可通於神明。
故语其平易，则人人可知可行；语其精微，则圣人亦覃思於阐绎。是编《御注》约一万馀言，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文、古文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考历代帝王注是《经》者，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有《孝经义疏》，今皆不存。惟唐玄宗御注列《十三经注疏》中，流传於世。
司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范围。今更得圣制表章，使孔、曾遗训，无一义之不彰，无一人之不喻。回视玄宗所注，度而越之，又不啻万倍矣。
△《御纂孝经集注》一卷雍正五年世宗宪皇帝御定。《孝经》书止一卷，而虞淳熙称作传注者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几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其书虽岁久多佚，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於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遗文绪论，传者寥寥。宋以后之所说，大抵执古文以攻今文，又执朱子《刊误》以攻古文，於孔、曾大义微言，反视为馀事，注愈多而去《经》愈远。世宗宪皇帝以诸注或病庸肤，或伤芜杂，不足阐天经地义之理，爰指授儒臣，精为简汰，刊其糟粕，存其菁华，仿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体，纂辑此编。凡斧藻群言，皆亲为鉴定，与世祖章皇帝《御注》并发明圣教，齐曜仪璘。盖我世祖章皇帝四海会同，道光缵绪。我世宗宪皇帝九重问视，礼备承颜。孝治覃敷，胪驩万国。以圣契圣，实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衡鉴众论，得所折衷，於以建皇极而立人纪，固非儒生义疏所能比拟万一矣。
△《孝经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皆驳诘朱子《孝经刊误》及吴澄《孝经定本》二书。设为门人张燧问而奇龄答，凡十条。一曰《孝经》非伪书，二曰今文古文无二本，三曰刘炫无伪造《孝经》事，四曰《孝经》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经》、《传》无据，六曰《经》不宜删，七曰《孝经》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吴氏删《经》无优劣，九曰闲居侍坐，十曰朱氏极论改文之弊。
然其第十条乃论明人敢诟刘炫，不敢诟朱吴，附及朱子之尊二程过於孔子，与所标之目不相应。盖目为门人所加，非奇龄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於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
──右“孝经类”十一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孝经》文义显明，篇帙简少，注释者最易成书。然陈陈相因，亦由于此。今择其稍有精义者，略录数家，以见梗概，故所存独少。）
○孝经类存目△《孝经句解》一卷（内府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礼句解》，已著录。是编注释极浅陋。如“仲尼闲居”句下注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闲居谓闲暇居处之时。”“曾子侍”句下注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侍孔子坐。”“子曰”句下注曰“孔子言曰”。
“参”字下注曰：“呼其名而告之。”盖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以言诂经者也。卷首题《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而书中以今文章次标列其间，其字句又不从朱子《刊误》本，亦殊糅杂无绪。《通志堂经解》刻之，盖姑以备数而已。
△《孝经正误》一卷、《附录》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潘府撰。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府以《孝经》皆孔子语，不应强分《经》、《传》。因旧本而校正之，或数章而合为一章，或一章而分作数章，一节之内，前后互移，数节之中上下变置，定为一十三章。其注则兼采诸儒之说。附录《曾子孝实》一卷。卷首有府《自序》，并载《总说》六条。自谓幸复圣经之旧，然亦孰见圣经之旧本而证其能复否乎？△《孝经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罗汝芳撰。汝芳字维德，南城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布政使参政。《明史儒林传》附见《王畿传》中。此书皆发明《孝经》之大旨，用问答以畅己说，与依文诠释者不同。汝芳讲良知之学，书中专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标题。
朱彝尊《经义考》以为“未见”，而陈继儒《秘笈》中实有此本，彝尊殆偶然失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又别引一说，以为罗洪先撰，亦非也。
△《孝经疑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以《孝经》语意联贯，不应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开宗明义》、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无所取义，因悉为删去。其所诠释，则皆老生常谈也。又谓《经》文多出汉儒附会。如“则天之经，因地之利，以顺天下”等语，似类汉儒之言。
“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义不接续，并宜删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诗》、《书》为结，与《韩诗外传》、《天禄阁外史》相类。夫《孝经》今文、古文虽至今聚讼，然自汉以来即分章，无合为一篇者也。其字句异同，虽以朱子之学，因古文而作《刊误》，终不能厌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变乱古籍乎？况惟圣人能知圣人，舜牧何所依据而能一一分别此为孔子之语，此非孔子之语，若亲见圣人之原本耶？△《孝经集讲》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原本首题“直隶扬州府泰州端本社学教读后学草茅臣熊兆集讲”，又有“直隶扬州府知府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再呈看过收受”字。盖乡曲陋儒投献干进之书也。
其训释皆词旨鄙陋，一无可观。前列一图，以圈内为五品人伦之正，圈外为万物之偏邪。又以元为天、父、君，亨为长男、中男、少男，利为长女、中女、少女，贞为地、母、后。又演为《天经地义人行之图》、《修学致用推孝为忠之图》，皆迂谬穿凿，毫无义理。盖无知妄作之尤者也。
△《孝经注义》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号贞菴，柏乡人。顺治丙戌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乾隆元年追谥文毅。是书以《孝经》分章诠释。其训诂字义者，标题曰“注”。其敷衍语意者，标题曰“义”。词旨浅近，盖课蒙之作也。
△《孝经集解》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蒋永修撰。永修字慎斋，宜兴人。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平越府知府。是编顺文诠释，以训童蒙，乃其官给事中督学湖广时所作。本与《小学》合刊，名曰《孝经小学集解大全》。以宋儒杂纂之本与圣经并为一编，拟不於伦，难於著录。今分为二书，各存其目焉。
△《读孝经》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是撰。是字敬非，号敬斋，宜黄人。康熙己酉举人。是书以唐宋注疏为主，参以陈选《集注》及各家之说。其自为之注者，称“愚案”。多循文摘句，无所发明。
△《孝经类解》十八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之騄撰。之騄字耳公，歙县人。康熙壬子举人，官绩溪县教谕，迁镇江府教授。是书多引经、史、子、集以证《经》文。然释经在发挥微意，不当旁引后代故实，牵合比附。若释中於“事君”句所引之经，则《曲礼》“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语；所引之史，则文天祥起兵入卫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类书一门。典籍浩博，岂复胜载乎？△《孝经正文》一卷、《内传》一卷、《外传》三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书成於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经刊误》为本。首为《正文》一卷，《经》文每章之后，缀以注释数语，词旨颇为浅略。次为《内传》一卷，杂引经、史、子、集之言与《孝经》相证佐者。次为《外传》三卷，则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实也。
△《孝经详说》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是书遵用今文，全载唐玄宗之《注》，节录邢昺之《疏》，兼采元董鼎、明瞿罕、陈士贤诸家之说，末附以朱子《刊误》。而大旨则在辨定吕维祺所著《孝经本义》、《大全》、《或问》三书。所附《吕氏或问摘录》一篇，既逐条阐发其义，复附《馀义》一篇，以纠其误。盖维祺之学兼入陆王，觐祖则恪守程朱，故所论有合有不合也。顾所载维祺《表章孝经疏》后附录拟题数目，有单句题、双句题、连句题、摘段题、搭截题、全章合章搭章题诸名，非诂经之体，亦非讲学之道。觐祖顾深取之何耶？△《孝经》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注。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用吴澄考定之本，而略为推衍其义。凡不题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称“轼按”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称“其书不标目第，自称曰朱某学。
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捴谦若是”云云。按汉儒传经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书》之类，多不立名目，轼盖从此例。又何休注《公羊传》，称“何休学”，亦非轼所自创也。
△《孝经三本管窥》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隆元撰。隆元有《易宫》，已著录。是编首为《孝经今古文考》，次为《古文本》，次为《今文本》，次为《朱子刊误本》。其大旨以古文为是，盖以朱子《刊误》用古文本云。
△《孝经集解》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星徽撰。星徽号北山，永城人。自朱子作《孝经刊误》，始删削字句，分别《经》、《传》，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后儒已不能无疑。至国朝蔡衍鎤又合为《经》一章，《传》十章，以合於朱子更定《大学》之本。夫圣《经》贤《传》，其垂训之意并同，而文章体例则非有一定。今《大学》一《经》十《传》，《孝经》亦必一《经》十《传》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时文程式，必限以八比矣。有如是之圣贤乎？衍鎤所见殊误，星徽乃遵而用之，即所解可知矣。
△《孝经章句》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书一遵朱子《刊误》本，而於《传》之十章增“君子无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与《礼记》小有异同，而今本《孝经》皆无之。启运《自序》称得之山西佛寺中，疑为熊安生所传之本。又云：“王肃於《家语》言本文有见《戴记》者，后人辄於《家语》除其文。此章之阙，亦必因本文见《戴记》而后人於此除其文也。”按熊安生为北齐人，其传本安得至今犹在？其说无徵。且马昭以《家语》为王肃伪作，其说今载《礼记疏》中，言之凿凿。启运乃又引以为证，恐此章亦王肃《家语》之类矣。
△《孝经通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华玉淳撰。玉淳有《禹贡约义》，已著录。是书成於雍正甲寅。大旨谓《孝经》一篇，首尾通贯，不必分《经》与《传》。其间字句删削，则从朱子《刊误》。简文错误，则从吴澄所考定。盖《孝经》至玉淳而又变一本矣。
△《孝经本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随文诠释，别无考订，仅塾师课蒙之本。
△《孝经通释》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庭栋撰。庭栋有《易准》，已著录。此书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载於下。其辑注则徵引颇备，所录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国朝十家，旁证诸说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经》词义显明，不比他经之深隐，诸说大同小异，特多出名氏而已。
──右“孝经类”十八部，五十三卷，皆附《存目》。
（案：虞淳熙《孝经集灵》，旧列经部。然侈陈神怪，更纬书之不若。今退列於《小说家》。黄榦《孝经本旨》、江直方《孝经外传》、李长桂《孝经纲目》、朱鸿《经书孝语》，绝不笺释《经》文，今别列於《儒家》。若李之素《孝经内、外传》犹列《孝经正文》后，则姑附存焉。）
卷三十三 经部三十三
○五经总义类汉代经师如韩婴治《诗》兼治《易》者，其训故皆各自为书。宣帝时，始有《石渠五经杂义》十八篇。《汉志》无类可隶，遂杂置之《孝经》中。《隋志》录许慎《五经异义》以下诸家，亦附《论语》之末。《旧唐书志》始别名“经解”，诸家著录因之，然不见兼括诸经之义。朱彝尊作《经义考》，别目曰“群经”。
盖觉其未安而采刘勰《正纬》之语以改之，又不见为训诂之文。徐乾学刻《九经解》，顾湄兼采总集经解之义，名曰《总经解》，何焯复斥其不通（语见沈廷芳所刻何焯《点校经解目录》中），盖正名若是之难也。考《隋志》於统说诸经者虽不别为部分，然《论语类》末称《孔丛》、《家语》、《尔雅》诸书，并“五经总义”附於此篇，则固称“五经总义”矣。今准以立名，庶犹近古，《论语》、《孝经》、《孟子》虽自为书，实均《五经》之流别，亦足以统该之矣。其校正文字及传经诸图并约略附焉，从其类也。
△《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郑玄所驳许慎《五经异义》之文也。考《后汉书许慎传》，称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於是撰为《五经异义》，传於世。《郑玄传》载玄所著百馀万言，亦有《驳许慎五经异义》之名。《隋书经籍志》有《五经异义》十卷，后汉太尉祭酒许慎撰，而不及郑玄之《驳议》。《旧唐书经籍志》：“《五经异义》十卷，许慎撰，郑玄驳”。《新唐书艺文志》并同。盖郑氏所驳之文，即附见於许氏原本之内，非别为一书，故史志所载亦互有详略。至《宋史艺文志》，遂无此书之名，则自唐以来失传久矣。学者所见《异义》，仅出於《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所引，而郑氏《驳义》则自《三礼正义》而外，所存亦复寥寥。此本从诸书采缀而成，或题宋王应麟编，然无确据。其间有单词只句，《驳》存而《义》阙者，原本错杂相参，颇失条理。今详加釐正，以《义》、《驳》两全者汇列於前。其仅存《驳》、《义》者，则附录以备参考。
又近时朱彝尊《经义考》内亦尝旁引郑《驳》数条，而长洲惠氏所辑则蒐罗益为广备，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采，参互考证，除其复重，定著五十七条，别为《补遗》一卷，附之於后。其间有《异义》而郑无驳者，则郑与许同者也。
两汉经学，号为极盛，若许若郑，尤皆一代通儒，大敌相当，输攻墨守，非后来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编虽散佚之馀，十不存一，而引经据古，犹见典型。
残章断简，固远胜后儒之累牍连篇矣。
△《郑志》三卷、《补遗》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案《隋书经籍志》，《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后汉书》郑玄本传则称：“门生相与撰玄答弟子，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刘知几《史通》亦称：“郑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谓之《郑志》。
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不问答，谓之《郑记》（案《通典》及《初学记》所引《郑记》，均有王赞答词，与知几所云更不问答者不合。考《孝经疏》引此文作“各述师言，更为问答”，知“不”字乃“为”字之讹。王应麟《玉海》、朱彝尊《经义考》并沿用误本，殊失订正。又《通典》所引《郑志》，皆玄与门人问答之词，所引《郑记》，皆其门人互相问答之词，知《志》之与《记》，其别在此。《曲礼正义》引《郑志》，有崇精之问，焦氏之答。《月令正义》引《郑志》有王权之问、焦乔之答，焦氏之问、张逸之答。疑本《郑记》之文，校刊者惟据《史通》“更不问答”之说，改为《郑志》也）。”其说不同。然范蔚宗去汉未远，其说当必有徵。《隋志》根据《七录》，亦阮孝绪等所考定，非唐宋诸《志》动辄疏舛者比、断无移甲入乙之事。疑追录之者诸弟子，编次成帙者则小同。
《后汉书》原其始，《隋书》要其终。观八篇分为十一卷，知非诸弟子之旧本也。
《新、旧唐书》载《郑记》六卷，尚与《隋志》相同。而此书则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总目》始不著录，则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谁氏。
观书中《礼运注》“澄酒”一条答赵商之问者，前后两见，而详略小异；又陈铄之名前后两见，而后一条注一作铿：知为好郑氏之学者惜其散佚，於诸经《正义》裒辑而成。然如所载“弼成五服”答赵商问一条，不称《益稷》而称《皋陶谟》，则正合孔《疏》所云郑氏之本。又卷首冷刚问《大畜》“童牛之牿”一条，今《周易正义》中不见，而《周礼正义》引之，较此少冷刚问云以下六十馀字。
《周礼正义》引答孙皓问一条，较此少“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阳气出，地始温，故礼应开冰，先荐寝庙”五句。其《皋陶谟注》与《经典释文》及《正义》所引，亦互有详略，而《尧典注》一条乃不载《正义》中，则亦博采诸书，有今日所不尽见者，非仅剽剟《正义》。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先师，鲁人。”此本“先师”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师非指仲梁子。如此之类，亦较他书所载为长。足证为旧人所辑，非近时所新编也。间有蒐采未尽者，诸经《正义》及《魏书礼志》、《南齐书礼志》、《续汉书郡国志注》、《艺文类聚》诸书所引尚有三十六条。又《郑记》一书，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见者，尚有《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所引三条。并附录之，以存郑学之梗概。并以见汉代经师专门授受，师弟子反覆研求，而后笔之为传注，其既详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与胡纮争宁宗持禫之礼，反覆辨难，终无据以折之。后读《礼记丧服小记疏》所引《郑志》一条，方得明白证验。因自书於《本义》之后，记其始末，有“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所断决”语。是朱子《议礼》，未尝不折服於玄矣。后之臆断谈经而动辄排斥郑学者，亦多见其不知量也。
△《经典释文》三十卷（内府藏本）
唐陆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吴人。贞观中官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
事迹具《唐书》本传。此书前有《自序》云：“癸卯之岁，承乏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古今并录，经注毕详，训义兼辩，示传一家之学。”考癸卯为陈后主至德元年，岂德明年甫弱冠即能如是淹博耶？或积久成书之后，追纪其草创之始也。首为《序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老子》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其列《老》、《庄》於经典而不取《孟子》，颇不可解。盖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经，而《老》、《庄》则自西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於陈季，犹沿六代之馀波也。其例，诸经皆摘字为音，惟《孝经》以童蒙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经》者用墨书，音《注》者用朱书，以示分别。今本则《经》、《注》通为一例。盖刊板不能备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阴阳字，自宋以来已混而并之矣。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馀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
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自宋代监本注疏，即析附诸经之末。故《文献通考》分见各门后，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与注相淆，不可辨别。此为通志堂刻本，犹其原帙。何焯《点校经解目录》，颇<口蚩>顾湄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讹，规模自在，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柢焉。
△《七经小传》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刘敞撰。敞有《春秋传》，已著录。是编乃其杂论经义之语。其曰“七经”者，一《尚书》，二《毛诗》，三《周礼》，四《仪礼》，五《礼记》，六《公羊传》，七《论语》也。然《公羊传》仅一条，又皆校正《传》文衍字，於《传》义无所辨正，后又有《左传》一条、《国语》一条，亦不应独以《公羊》标目。
盖敞本欲作《七经传》，惟《春秋》先成。凡所札记，已编入《春秋传》、《意林》、《权衡》、《文权》、《说例》五书中。此三条一校衍字，一论都城百雉，一论禘郊祖宗报，於经文无所附丽，故其文仍在此书中。其标题当为《春秋》，故得兼及《外传》。传写者见第一条为《公羊》，第二条末亦有“公羊”字，遂题曰《公羊》而注曰“《国语》附”，失其旨矣。《论语》诸条，有与诸经一例者，又有直书《经》文而夹注句下如注疏体者，亦注《论语》而未成，以所注杂录其中也。吴曾《能改斋漫录》曰：“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於原甫。”（案《读书志》亦载此文，以为元祐史官之说）晁公武《读书志》亦证以所说“汤伐桀升自陑”之类，与《新经义》同，为王安石剿取敞说之证。大旨均不满於敞。
《朱子语类》乃云“《七经小传》甚好。”其说不同。今观其书，如谓《尚书》“愿而恭”当作“愿而荼”、“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烝也无戎”当作“烝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士田贾田”当作“工田贾田”，“九{筮合}，五曰巫易”当作“巫阳”；谓《礼记》“诸侯以《貍首》为节”当作“以《鹊巢》为节”：皆改易经字以就己说。至《礼记》“若夫坐如尸”一节则疑有脱简，“人喜则斯陶”九句则疑有遗文，“礼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则疑有倒句。而《尚书武成》一篇考定先后，移其次序，实在蔡沈之前。盖好以己意改经，变先儒淳实之风者，实自敞始。
又如解《尚书》“鸟兽跄跄”，谓古者制乐或法於鸟，或法於兽；解《毛诗》“葛之覃兮”，谓葛之茂盛，则有人就而刈之，以为絺绤，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则王者就而聘之，以为后妃；解《论语》“乘桴浮於海”，谓夫子周流列国，如桴之在海，流转不定：其说亦往往穿凿，与安石相同。故流俗传闻，致遭斯谤。
然考所著《弟子记》，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实与新学介然异趣。且安石刚愎，亦非肯步趋於敞者。谓敞之说经，开南宋臆断之弊，敞不得辞。谓安石之学由於敞，则窃鈇之疑矣。且略其卮词，采其粹语，疏通剔抉，精凿者多，又何可以末流之失并废敞书欤？△《程氏经说》七卷（通行本）
不著编辑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经语也。《书录解题》谓之《河南经说》，称《系辞》一、《书》一、《诗》二、《春秋》一、《论语》一、《改定大学》一。又称程氏之学，《易传》为全书，馀经具此。其门目卷帙，与此本皆合，则犹宋人旧本也。其中若《诗书解》、《论语说》，本出一时杂论，非专著之书。
《春秋传》则专著而未成，观崇宁二年《自序》可见。至《系辞说》一卷，《文献通考》并於《易传》，共为十卷。《宋志》则於《易传》九卷之外，别著录一卷。然程子《易传》实无《系辞》，故吕祖谦集十四家之说为《系辞精义》以补之。此卷疑或后人掇拾成帙，以补其阙也。《改定大学》兼载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说互相参考欤？明徐必达编《二程全书》，并《诗解》二卷为一卷，而别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为八卷。然《经义考》引康绍宗之言，谓《孟子解》乃后人纂集《遗书》外书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吕大临，朱子辨证甚明，亦不得窜入《程氏经说》，增此一种。故今所录，仍用宋本之旧焉。
△《六经图》六卷（通行本）
宋杨甲撰，毛邦翰补，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进士。《成都文类》载其数诗，而不详其仕履。其书成於绍兴中。邦翰不知何许人，尝官抚州教援。其书成於乾道中。据王象之《舆地记胜碑目》，甲图尝勒碑昌州郡学。今未见拓本，无由考其原目。陈振孙《书录解题》引《馆阁书目》载邦翰所补之本，《易》七十图，《书》五十有五图，《诗》四十有七图，《周礼》六十有五图，《礼记》四十有三图，《春秋》二十有九图，合为三百有九图，此本惟《易》、《书》二经图与《馆阁书目》数相合。《诗》则四十有五，《礼记》四十有一，皆较原数少二。《周礼》六十有八，较原数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较原数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书录解题》载有东嘉叶仲堪字思文，重编毛氏之书，定为《易图》一百三十、《书图》六十三、《周礼图》六十一、《礼记图》六十三、《春秋图》七十二，惟《诗图》无所增损。其卷则增为七，亦与此本不符。然则亦非仲堪书。盖明人刊刻旧本，无不臆为窜乱者。其损益之源委，无从究诘。以其本出杨毛二家，姑从始事之例，题甲及邦翰名云尔。
△《六经正误》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谊父，或曰义甫。义、谊，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
免解进士晃之子，晃尝著《增注礼部韵略》及《禹贡指南》。居正承其家学，研究六书。嘉定十六年，诏国子监刊正经籍，当事者聘居正司校雠。已釐定四经，会居正目疾罢归，其《礼记》及《春秋三传》遂未就。然所校四经，亦以工人惮烦，诡窜墨本以绐有司，版之误字未改者犹十之二三。居正乃裒所校正之字，补成此编。杨万里为作《序》，述其始末甚详。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唯讲偏旁之疑似。今观是书，校勘异同，订正讹谬，殊有补於经学。其中辨论既多，不免疏舛者。如“敕”古文作“敕”，隶变作“敕”。居正乃因高宗御书石经误写作“敕”，遂谓来字中从两入，不从两人。“享”字古文作“亯”，隶变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谓享字训祭，亨字训通，两不相溷。“坤”古从土从申，隶别为“巛”。居正乃谓“巛”是古字，乾、离、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画之形。“<辶犀>”、“遟”古文本一字，《说文》以为“<辶犀>，籀文作”者是也。居正乃谓两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赖”字古从贝从剌，俗误书作“頼”。居正乃谓赖从束从负。其於六书皆未确。又《周礼大行入》“立当前疾”，“疾”乃“”字之误。“”在车辕前，郑康成所谓车辕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为应作“軏”。“軏”前掩版，实与不相涉。如此类者，於《经》义亦不合。然许氏《说文解字》、陆德明《经典释文》亦不免小有出入，为后人所摭拾，在居正又乌能求备？论其大致，则审定字画之功，固有不可泯没者矣。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岳珂撰。珂字肃之，号倦翁，汤阴人，居於嘉兴。鄂忠武王飞之孙、敷文阁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宋时《九经》刊版，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为善。廖刚又釐订重刻，当时称为精审。珂复取廖本《九经》，增以《公》、《穀》二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二书，校刊於相台书塾。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余仁仲《左传字辨》尝论其误，以杜《注》“不皆与今说《诗》者同”倒写为“皆不与今说《诗》者同”，则尚见原刻。今则诸经印本，率已罕传。仅王弼《易注》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真。《春秋年表》及《名号归一图》有重刻之本，亦颇非其旧。惟此《总例》一卷，尚行於世。其目一曰《书本》，二曰《字画》，三曰《注文》，四曰《音释》，五曰《句读》，六曰《脱简》，七曰《考异》。皆参订同异，考证精博，釐舛辨疑，使读者有所据依，实为有功於经学。其论字画一条，酌古准今，尤属通人之论也。
△《融堂四书管见》十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钱时撰。时有《融堂书解》，已著录。此编凡《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大学》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乔行简奏下严州取时所著书之一也。俱先列《经》文，略加音训，而诠释其大旨於后。《孝经》用古文。《大学》但析为六章，不分《经》、《传》。盖时之学出於杨简，简之学出於陆九渊，门户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论语》“崇德辨惑”章，谓“诚不以富，亦祗以异”二句乃证爱欲其生、恶欲其死者之为异。“齐景公有马千驷”节，合上文为一章，谓“其斯之谓与”句乃指夷齐，便是求志达道而言。又《大学》“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谓是圣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晓人之意。亦俱根据旧文，不肯信为错简。朱子《与陆九渊书》所谓“各尊其所闻，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学，惟凭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时则以笃实为宗，故其诠发义理，类多平正简朴，不为离析支蔓之言，又敖继公《仪礼集说后序》所谓“以鲁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绍兴己丑时《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钱可则《刊书跋》。《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皆不著录，独张萱《内阁书目》有之。虽以“四书”为名，所解不及《孟子》。与朱子所称“四书”者异，故附列於《五经总义类》焉。
△《四如讲稿》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宋黄仲元撰。仲元字善甫，号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进士。授国子监簿，不赴。宋亡，更名渊，字天叟，号韵乡老人。教授乡里以终。考《福建通志》暨《莆田县志》，皆载仲元有《四书讲稿》。今观是书所讲，实兼及诸经，不止《四书》。其说多述朱子之绪论，然亦时出新义，发前儒所未发。如“行夏之时”，则据《礼运》“孔子得夏时於杞”《注》，谓夏四时之书而不取三正之说。《周官》井田，则谓周时皆用井田而不取郑氏畿内用贡、都鄙用助之说。伯鱼为《周南》、《召南》，则据《诗鼓钟》及《内传》季札观乐，谓南即是乐。又谓周、召为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虽按之经义，不必一一吻合，要为好学深思，能自抒所见者也。此本出其裔孙文炳家藏，已有残阙。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经义考》但载其所著《经史辨疑》，而不及是书。当由刊在家塾，闽中僻远，偶然未见传本欤？△《六经奥论》六卷（浙闽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曰：“成化中旴江危邦辅藏本，黎温序而行之，云是郑渔仲所著。荆川唐氏辑《稗编》从之。”
今观其书，议论与《通志》略不合。樵尝上书自述其著作，胪列名目甚悉，而是书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审矣。后昆山徐氏刻《九经解》，仍题樵名。今检书中论《诗》，皆主毛、郑，已与所著《诗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条引及樵说称夹漈先生，足证不出樵手。又论《诗》一条引晦菴说《诗》。考《宋史》樵本传，卒於绍兴三十二年。朱子《诗传》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号则始於淳熙二年，皆与樵不相及。论《书》一条并引《朱子语录》，且称朱子之谥，则为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验。不知顾湄校《九经解》时，何未一检也。第相传既久，所论亦颇有可采，故仍录存之，缀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则从删焉。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书中《春秋传》“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宣圣赞》，但标真宗，不称宋，又称御制，则为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题曰“明本”者，宋时刊版多举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类。此盖明州所刊本，即今宁波府也。末题“岁次丁亥梅隐书堂新刊”，不著年号。考丁亥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书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颇染乡塾陋习，然所音俱根据《经典释文》，犹为近古。《释文》一字数音者皆并存之。如《金縢》“辟”字下云：“孔音辟，法也。《说文》音必。郑音辟。”《大诰》“贲”字下云：“音坟。王读为《贲卦》之贲。”《礼内则》“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郑音捷。王、杜并以为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坛”，“坎”字下云：“《注》作禳祈，《孔丛子》以为祖迎。”《祭义》“爓”字下云：“徐廉反。古音燖。”《周礼太宰》“圃”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刘音茂。”
“颁”字下云：“郑音班。徐音坟。”《笾人》“茆”字下云：“茆音卯，又音柳”。《遗人》下云：“遗音位，刘音遂，乃与卷首《序》‘遗人’音推异。”
如此者不可枚举，固非后来坊本直音，以意属读，惟趋便捷者比也。惟《礼记》：“敖不可长。”《释文》：“敖，依《注》五报反，慢也。王肃五高反，遨游也。
长，竹丈反。卢植、马融、王肃并直亡反。”此书云：“敖王音平。”则《释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长”字下又注云：“长，张上，又平”。则又兼用郑《注》“竹丈反”。一句之内，於郑《注》半从半违，遂使“敖”字、“长”字音义两不相应。又《周礼太宰》“斿贡”“斿音留，燕游也。”今考郑《注》“斿读如燕游之游。”此书既用郑义，则“斿”当作“以周反”。其作“良周反”音“留”者，乃《春秋传》“鞶厉游缨”之“游”，更自相矛盾。又《月令》“审端径术”下云：“术，《注》作遂。方曰：径，道之小。术，道之末。则如字是。”今考《学记》：“术有序。”《注》：“术当为遂。”《水经注》引《学记》“术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
《公羊传》、《汉书五行志》“术”并作“遂”。是古字术遂本通。此书反信方氏之曲说，殊为未协。又《中庸》“壹戎衣”下云：“《书武成》作如字者是，《注》读为殷者无据。”今考古“衣”字作“”，从反身，殷字从此。
故读殷为，音与衣同。《白虎通》曰：“衣之为言隐也，所以隐身也。”
则衣隐音近。《楚词》“新浴必振衣”，与“汶、尘”合韵，则衣、殷二字音通。
是书以为无据，亦为失考。然核其大致，则多能决择是非。如於三《礼》虽多守方悫《注》，然如《祭法》“幽宗”，《注》读如“禜”，方悫“宗”作如字，则兼存郑义。又《书武成》“识”字下云：“陆无音，汉翟酺《疏》引此作恭。”
则补苴阙遗，亦颇能有所考据。又《檀弓》“卜人师扶右”下云：“卜读为如字者非。”考郑《注》：“卜当为仆，声之误也。”仆人、射人皆平生时赞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则於义无取，此书不用《释文》所载前儒之说最当。又《周礼醢人》“菭”字下云：“音治，又音代。”今考《释文》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说文》“菭，水衣。”本作“菭”，从草，治声。水衣之“菭”既以“治”为声，则“丈之反”乃为“菭”之古音矣。故“菭藩”草名作“澄之切”，可以相证。是书用“丈之切”为本音，而以“代”为又音。较之《释文》以“丈之切”为无出，考核尤精。且《释文》所载皆唐以前音，而此书则兼取宋儒。如於《诗》、《中庸》、《论语》、《孟子》则多采朱子，於《易》则兼采程、朱，於《礼》则多采方悫，其他经引胡瑗、司马光音读尤多，与陆氏之书尤足相续。
在宋人经书音释中，最为妥善。若《九经》前后失次，则当为坊刻之误。既无关大旨，固无庸深论矣。
△《五经说》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元熊朋来撰。朋来字与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进士，仕元为福清县判官。
事迹具《元史儒学传》。朋来之学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书》亦言《洪范》错简，《诗》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传》。盖当时老师宿儒，相传如是，门户所限，弗敢尺寸逾也。
惠栋《九经古义》诋其论《大学》“亲民”一条不知亲新通用本马郑之解《金縢》为夏虫之见；又诋其论“言乃讙”一条不考《史记鲁世家》所引《无逸》及裴骃《集解》所引郑《注》，论《周礼乐师》“皋”字与《大祝》“皋”字不考皋、告、皞三字相同，乃谓郑氏先后异读，均为妄下雌黄。盖於古义、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书发明义理，论颇醇正，於《礼经》尤疏证明白。在宋学之中，亦可谓切实不支矣。寸有所长，固无妨录备一家也。
△《十一经问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何异孙撰”，不著时代。考其第二卷中论《孟子》彻法、助法，称大元官制承宋职田，则当为元人。第一卷中论《论语》“暮春者”，称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学讲此一章。稼村为王义山之号。义山，宋景定中进士，入元官江西儒学提举。异孙及见其讲经，则当在元初。故论《孟子》“恒心”、“恒产”一条，谓老儒犹读“恒”为“常”，避宋真宗讳，今当读“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证也。所说凡《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诗》、《书》、《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十一经。其叙次先后，颇无伦理；又以《大学》、《中庸》各为一经，亦为杜撰：皆颇不可解。其书皆仿朱子《或问》之体，设为问答。《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致用《章句集注》，而小有异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则以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礼义教化与中州同，不可谓之为陋（案郑汝谐《论语意原》已先有此说，异孙盖与之暗合）。至於“日至之时皆熟矣”，则以为夏至；“君子不亮，恶乎执”，以“恶”字读去声：皆不为无理。至於“菉竹猗猗”，因毛《传》“绿，木贼”之说，遂以切磋琢磨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忧”，谓孟武伯为人多忧，夫子宽以他事不必忧，惟当忧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谓孔子之言为碍理；“人皆谓我毁明堂”：谓当时七国皆僣造明堂：则未免横生异说。他若以《汲冢纪年》为淳于髡所作，谓《孝经》十八章次序为唐玄宗所定，尤凿空无据矣。其馀说《诗》多据郑玄《谱》，说《书》多据蔡沈《传》，说三《礼》、三《传》多撮举注疏。然其间随文生义，触类旁通，用以资幼学之记诵，亦不为无益。其论赵岐注《孟子》曰“《六经》、《论语》、《孟子》，前后凡经几手训解，宋儒不过集众说以求一是之归。如说《易》便骂王弼，讲《周礼》便责郑康成、贾公彦，解《尚书》便驳孔安国，伤乎已甚。毕竟汉儒亦有多少好处。赵岐在夹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谅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论也。
△《五经蠡测》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蒋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宁州人。洪武初，以明经官训导。是书乃其元季避兵蓝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题年号，但称“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馀年”语推之，知为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稿於其裔孙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书》一卷、《诗》三卷、《春秋》一卷。后有文振附记，曰“右五经，《诗》说独多，《易》、《书》次之，《春秋》为少，《礼记》亡阙。今犹题曰《五经蠡测》，仍其旧也”云云。今观其书，或载经文，或但标章句之目，所说或大书，或夹注，体例绝不画一，盖犹未成之草稿。又《尚书太甲篇》首有曰：“《诗》、《书》、《小序》，前已详言之矣。”然以前绝未论《诗》、《书》、《序》，则不但《礼记》散佚，并《尚书》亦有佚脱也。其说《易》，多斟酌程《传》、《本义》之异同。如解《颐卦》“虎视耽耽，其欲逐逐”，谓大臣之求贤为助，如虎之求肉为食。穿凿太甚。如解“龙战于野”，谓坤象不得称龙，龙即乾卦六爻之龙；阴盛而与之战，嫌於无阳，故称龙以明阳未尝无。则立义特为正大。其说《书》，於蔡沈《集传》多所订正。解《盘庚》，疑有错简三章，未免因王柏谬说又加推广。至於《高宗肜日》，谓果为高宗之事，则当称王，不当首称庙号；用邹氏音释之说，以为祖庚祀高宗：亦不为无见。其说《诗》，谓《小序》固有纰缪，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诸篇同异，务持两家之平。在元明之间，可谓屹然独立，无依门傍户之私。至其以《鸤鸠》为美周公，乃《豳风》之诗，错简入於《曹风》，则又臆断之馀习矣。《春秋》仅说“滕子来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孙于齐”、“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公及夫人会齐侯于阳谷”、“齐仲孙来”六条（案“孙于齐”与“会禚”合为一条），而“仲孙”一条与“阳俗”一条年月又复颠倒。其说不甚主胡《传》。然既曰胡《传》不合笔削之初意，又曰圣人复生，亦将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尽合於笔削之初意，则於胡《传》亦尚在疑信间也。大抵僻处穷山，罕窥古籍，於考据引证，非其所长，而覃精研思，则往往有所心得。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上也。
△《简端录》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邵宝撰。宝有《左觿》，已著录。是编皆其读书有得即题释简端，积久渐多，其门人天台王宗元钞合成帙，因以“简端”为名。凡《易》三卷，《书》二卷，《春秋》三卷，《礼记》一卷，《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孟子》合一卷。前有宝《自序》。又有雍正壬子华希闵《重刊序》，称“格物一义，顿悟者方欲扫除一切。先生则曰：格物犹言穷理也，理即物之所以为物也。
不曰穷理而曰物者，要之於其实也”云云。盖时方趋向良知，以为圣人秘钥。儒者日就玄虚，宝所学独笃实不支，故其言如此。全书大旨，不外於斯。虽步步趋趋，尚未为沈酣经窟，然马、郑、孔、贾之学，至明殆绝，研思古义者，二百七十年内，稀若晨星。迨其中叶，狂禅澜倒，异说飚腾，乃并宋儒义理之学亦失其本旨。宝所劄记，虽皆寥寥数言，而大旨要归於醇正。亟录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五经稽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睦撰。睦有《易学识遗》，已著录。据《明史睦传》，称其万历五年举周藩宗正，领宗学。约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讲《易》、《诗》、《书》，午后讲《春秋》、《礼记》，虽盛寒暑不辍。所撰有《五经稽疑》六卷。
《艺文志》载睦《五经稽疑》六卷外，又载睦《春秋经传辨疑》四卷。
其《春秋稽疑》又有别行之本，析为四卷，乃与《明史》所称《春秋经传辨疑》合，考睦《自序》，称“少靡所好，游心《六经》，尝作《春秋稽疑》，馀未及为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称睦以万历五年举宗正，又三年卒，则其卒当在万历八年。癸未乃万历十一年，与史文不合，疑史误也。）杜门谢客，乃取四经，时披阅焉。或有疑者，参订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
据其所言，绝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一字。殆初注《春秋》四卷，名以《经传辨疑》，先行於世。后乃足成《五经》，并为一帙，统改今名。著录家各据所见之本，遂析而为二耳。《明史睦传》但称作《五经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经传辨疑》，从其最后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稿，盖以全力为之。大旨取直书其事、美恶自见之义。其中如误以邾仪父为邾命卿，盖沿程端学之曲说，不思及晋处父盟，《经》自有例。未免伤於武断。然如“春正月”不书王，“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天，“谭子”不书名，“柯之盟”不书日“祭叔来聘”不书使之类，以为传写脱误，非孔子有意笔削。旁引曲证，足破穿凿附会之论。又谓“穀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二“朝”字当作“奔”；“郑游速帅师灭许”，“灭”当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穀”为“城穀”之非，《公羊》谓“晦不书事”之误。则精核者居多。《易》、《书》、《诗》、《礼》所说殊略。
《易》多误采郭京之本。书既以古文为疑，又以《大禹谟》、《皋陶谟》篇首之语为后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说，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驳“放勋”之非号。亦颇涉矛盾。《诗》多采用《小序》，亦乏新义。《礼》则所辨后儒增益之词，颇为有见。而末附以所定八条，则亘古说经无此体例矣。以其考证古义，尚时有可取，亦并录之。钞本不分卷帙，今约其篇页，以四经各为一卷，《春秋》为两卷，仍合於《明史》所载之卷数焉。
△《经典稽疑》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陈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确山人。万历庚戌进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书取汉、唐以来说经之异於宋儒者，分条辑载。上卷为《四书》，下卷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礼》。先儒专门之学，各有师承，非同臆说。耀文欲存诸经古训，但当采郑、王、贾、孔遗言，不应杂以明人议论。
又如“宰予昼寝”，但取《七经小传》寝为内寝之说，而不引《资暇集》所载梁武帝绘画寝室一条。“窃比老彭”，但取《经典释文》所引郑云“老，老聃。彭，彭祖”之说，而不引《礼记疏》、《文选注》所载郑注“老聃，周之太史。彭，彭咸也”一条。“乾，元亨利贞”，但取《子夏传》始、通、和、正之说，而不引《义海撮要》所载梁武帝义“始为元，遂为亨，益为利，不私为贞”一条。此类颇多，亦伤漏略。又如《周礼》备载宋元诸儒攻驳之语，则徒启纷纷。《孟子》备载《笔谈》所纪王圣美因何却见梁惠王之言，则更涉谐谑。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钦定繙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初，钦定繙译《四书》，续繙译《易》、《书》、《诗》三经，续又繙译《春秋》、《礼记》二经。至乾隆四十七年，而圣贤典籍释以国书者，灿然备焉。案郑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阯，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书不通。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碍耳。”其说良是，然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语言，自有契若符节者，又何声音之能障碍乎哉？考《隋书》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译《孝经》之旨，教於国人，谓之《国语孝经》，《经籍志》载其书作一卷。
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学其识，均未窥六艺之阃奥，故能译者仅文句浅显之《孝经》，而诸经则未之及耳。我国家肇兴东土，创作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复御定《清文鉴》，联字成语，括一切义。精微巧妙，实小学家所未有。故六书之形声训诂，皆可比类以通之。而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译《四书》，示初学之津梁。至於《五经》，《易》则略象数之迹，示其吉凶；《书》则疏佶屈之词，归於显易；《诗》则曲摹其咏叹，而句外之寄托可想；《春秋》则细核其异同，而一字之劝惩毕见；《礼记》则名物度数，考订必详，精理名言，推求必当，尤足破讲家之聚讼。盖先儒之诂经，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鲜通；此编之诂经，则疏通其意，故明白而无误。不立笺传之名，不用注疏之体，而唇吻轻重之间，自然契删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学者守是一编，或因经义以通国书，而同文之圣化被於四方；或因国书以通经义，而明道之遗编彰於万世。其有裨於文教，均为至大。虽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於兹哉！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原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东都讲官物观校勘”。详其《序》文，盖鼎先为《考文》，而观补其遗也。二人皆不知何许人。验其版式纸色，盖日本国所刊。凡为《易》十卷、《书》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诗》二十卷、《左传》六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别《孟子》於《七经》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国，殆犹用唐制欤？前有《凡例》，称其国足利学有宋版《五经正义》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诗》二通、皇侃《论语义疏》一通、《古文孝经》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礼记》一通、《周易》、《论语》、《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十三经注疏》本。
崇祯本即汲古阁本也。其例首《经》，次《注》，次《疏》，次《释文》，专以汲古阁本为主，而以诸本考其异同。凡有五目：曰《考异》，曰《补阙》，曰《补脱》，曰《谨案》，曰《存旧》。按所称古本为唐以前博士所传，足利本乃其国足利学印行活字版。今皆无可考信。书中所称宋版《五经正义》，今以毛居正《六经正误》及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引宋本参校，如《尚书益稷篇注》“粉若粟冰”，《六经正误》引绍兴本作“粟冰”，监本作“粟水”，兴国军本作“粟米”，今汲古阁本作“粟冰”，而此书不引“粟水”、“粟米”二条；《毛诗鸱鸮章》“予尾翛翛”《经传沿革例》引监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今汲古阁作“翛翛”，古阁作“矛尾翛翛”，而此书不引“脩脩”一条；
《生民章笺》“訏谓张口呜呼”，《经传沿革例》引余仁仲本“呜”作“鸣”，今汲古阁本作“呜”，而是书不引“鸣”字一条；《春秋左氏传隐四年》“老夫耄矣”，《六经正误》引潭本“耄”作“耄”，今汲古阁本作“耄”，而此书不引“耄”字一条；《襄三十一年》“夭厉不戒”，《六经正误》引临川本“夭”作“天”，今汲古阁本作“夭”，而此书不引“天”字一条；《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经传沿革例》引蜀大字本、兴国本“偏”作“遍”，今汲古阁本作“偏”，而此书不引“遍”字一条：悉与毛、岳两家所称宋本不符，不知所据宋本定出谁氏。然如《周易小过》九四《注》“不为责主”，此书引宋版“责”作“贵”，与《六经正误》所引善本合。又《春秋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此书引宋永怀堂本“级”作“伋”，与《六经正误》所引兴国本合。
《昭二十四年注》“不佞献王”，此书引宋版“王”作“玉”，与《六经正误》所引临川本合。《僖三十一年注》“济水荥阳东过鲁之西”，此书引宋永怀堂本“荥”作“荧”，与《经传沿革例》所据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怀其安，实败名”，此书引宋永怀堂本“其”作“与”，与《经传沿革例》所引监本、蜀本及诸善本合。《礼记曾子问注》“则卒哭而致事”，此书引宋版“则”作“周”；《丧服小记》“殇无变文不缟”，此书谓“缟”乃“缛”字之误：皆与《经传沿革例》所引兴国本合。
考《经传沿革例》所载宋版二十一种，多不附《释文》，其附《释文》者独有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书载宋版《毛诗》、《左传》，独附《释文》，则或为监本及蜀中大字本欤？又鼎称足利本乃统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尚书舜典注》云“使各陈进治理之言。古理作礼”，而《六经正误》所引监本亦云“理”作“礼”，则知古本非无稽也。至所正《释文》错误，多称“元文”，不知“元文”为何本。
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盖徐本未出以前，其书已传入彼国矣。欧阳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今考此书所列《尚书》，与中国之本无异。又明丰坊伪造诸经，皆称海外之本。今考此书与坊本亦无一同，是亦足释千古之疑也。
△《九经误字》一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炎武撰。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已著录。是书以明国子监所刊诸经字多讹脱，而坊刻之误又甚於监本，乃考石经及诸旧刻作为此书。其中所摘监本、坊本之误，诸经尚不过一二字，惟《仪礼》脱误比诸经尤甚。如《士昏礼》“视诸衿鞶”下脱“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十四字；《乡射礼》“各以其物获”下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燕礼》“享于门外东方”下脱“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馈食礼》“长皆答拜”下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振之三”下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其一两字之脱，尚有二十处。皆赖炎武此书校明，今本得以补正，则於典籍不为无功矣。惟所引石经“子朝奔郊”四字，字体与唐不类，考《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师军於京楚，辛丑伐京。”《注》云：“京楚，子朝所在。”
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尹。”《注》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则子朝无奔郊之事，此四字为王尧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复采之，未免泥古之过，然不以一眚掩也。
△《经问》十八卷、《经问补》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说经之词，其门人录之成编。皆一问一答，故题曰“经问”。其后三卷，则其子远宗所补录也。其中如论褚师声子不解袜；论肃容、肃揖、肃拜三者之分；论妇人不称敛衽；论稽首、顿首之误用；论杜预注丘甲之非；论《仪礼》出二戴，《礼记》不出二戴；论甘盘不遯於荒野；论姓分为氏，氏分为族；论以字为氏，不必定用王父；论兄弟不相为后，破汪琬以弟后兄之说；以《史记诸侯年表》正《赵世家》记屠岸贾之讹；谓卫宣公无烝夷姜事；谓《孟子》记齐楚伐宋时，宋犹未灭滕；谓《春秋》桓公多阙文；论公行子有子之丧；论微子、微仲；论郑康成误注剿说为雷同；论孔子非摄相；论孔子适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论畏厌溺；论鲁鼓、薛鼓非无词；论媒氏禁迁葬嫁殇；论子文三仕三已；论束牲载书：皆证佐分明，可称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钱丙、蔡氏之类，多隐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则不足齿录。其傲睨可云已甚。李塨《序目》称“仁和汪祭酒尝答人书，谓西河论经，终不见有绌理。似乎郑康成、杜预、孔颖达、贾公彦辈皆有赢有绌，而西河随问随答，无不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胜，务取给一时，不肯平心以度理，亦於是见之。可谓皮里阳秋矣。然以马、郑之淹通，济以苏、张之口舌，实足使老师宿儒变色失步，固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十三经义疑》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浩撰。浩字养斋，华亭人。是书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考订之力颇勤。如季本《读礼疑图》以万人为一军，浩袭其说。於《诗》“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不主郑《笺》举成数之解，而引《司马法》“又以一乘总三十人”定千乘当三万人，而疑贾《疏》附会此法为畿内之制。今考《大司马》：“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天子诸侯同制。《小司徒疏》谓《司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内采地法。又《司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国法。此周之定制也。《齐语》：“管子制国，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为师，故万人为军。”韦昭《注》：“万人为军，齐制也。
周则万二千五百人为军。”此春秋列国之变制也。僖公之《颂》正当齐桓之时，或其时即用齐法，亦未可知。浩据以疑《周礼》则非也。浩又於《仪礼聘礼》引崔灵恩之说，谓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诸侯虽正卿，犹不敢称大。《史记》谓鲁以孔子为大司寇，若然，岂鲁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后，故有大司马。楚之有大司马也，因僣称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甯戚艺粟尽地利，立为大司徒。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则春秋时诸侯正卿明称大，而称大司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传》曰：“向为人为大司寇。”则宋称大者又不特司马矣。鲁司寇为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称司寇，而概谓诸侯正卿皆不得称大，则亦弗之考也。又《周礼》“乃立春官宗伯”，郑《注》引“夏父弗忌为宗人”。浩谓《春秋内外传》俱作“我为宗伯”，宗人虽亦掌礼之官，但位卑权轻，焉能擅为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衅夏献其立夫人之礼。对曰：无之。公怒曰：汝为宗司。”
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庙之中，则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礼及宗庙。”与郑氏《周礼大宗伯注》“宗官典国之礼与其祭祀”合。又《大戴礼诸侯迁庙》“齐，祝、宗人及从者皆齐，宗人摈。”与《周礼大宗伯职》掌王之傧相合。郑注宗伯为宗人，盖即据此。此天子、诸侯之宗人也。《鲁语》：“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韦昭《注》：“宗，宗人。”《晋语》：“范文子谓其宗祝。”韦昭《注》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为位卑权轻，是以卿大夫之宗人与天子、诸侯之宗人合为一也，考核颇疏。其他如释《左传》“得祏於橐中”，谓大夫士亦有主，与蔡谟之说合。而引《说文》“大夫以石为主”，则出前儒所引之外。释《尔雅》“昏，强也”，谓“昏”当作“昬”。《书》“不昬作劳”，“昬”音“闵”，与暋同，强也。又《尔雅》：“夏日复胙。”
郭《注》：“未见所出。”浩引《穀梁》杨《疏》云：“复胙者，复前日之礼。”
《有司彻》贾《疏》云：“复胙者，复昨日之胙祭。”则均可补郭注，其说亦颇有可采者，盖於注疏之学虽未能贯通融会，而研究考证，具有根柢。视剽剟语录，枵腹谈经，徒以大言臆断者，则胜之远矣。
△《九经古义》十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国朝惠栋撰，栋有《周易述》，已著录。是编所解，凡《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十经。其《左传》六卷，后更名曰《补注》，刊版别行，故惟存其九。
曰“古义”者，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於今者也。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岐。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釐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反古，是曰乱常。至於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栋作是书，皆蒐采旧文，互相参证。其中爱博嗜奇，不能割爱者，如《易》之《需卦》，据《归藏》作“溽”，於《象传》饮食之义固符，於爻词“需泥”、“需沙”则义不相协。《书》之“曰若稽古”，用郑康成之义，实则训古为天，经典更无佐证。《仪礼士昏礼》之“皇舅某子”，申《注》、《疏》、张子、李子之义，驳顾炎武之说，实则《春秋传》所谓男妇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称号。《礼记檀弓》之“子夏丧明”，“汉冀州从事郭君碑”作“丧名”，实系假借之字，乃引《尔雅》“目上为名”，谓名为目珠，实则目珠不在眉目之间。《公羊隐十一年传》，蔡邕石经以“弑”为“试”，引《白虎通》证之，已属附会，又引《荀子议兵篇》“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句为证，实则此“试”字又别一意，蔡邕所书，义不缘此。《成二年传》“是土齐也”，自以何休《注》文为正解，而引《周礼》、《司马法》解“土”为“杜”，实则尽东其亩，原非杜塞邻国之交通。《论语》之“咏而归”，据郑康成、王充之说，以“归”为“馈”，实则风雩无馈祭之理。如斯之类，皆不免曲循古人，失之拘执。又如据《周礼牛人》谓“任器”字出於经文，不出子、史，驳宋祁《笔记》之误，则体同说部，与经训无关。引《荀子》、《墨子》证《学记》之“撞钟”，引《荀子》证秦穆公之能变，引《墨子》证许止不尝药，引杨方《五经钩沈》证《论语》生知，亦皆牵引旁文，无关训诂，未免为例不纯。
然自此数条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较王应麟《诗考》、郑氏《易注》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
△《经稗》六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郑方坤撰。方坤字则厚，号荔乡，建安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兖州府知府。是编杂采前人说经之文，凡《易》、《书》、《诗》、《春秋》各一卷，三《礼》共一卷，《四书》共一卷。以多摭诸说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犹正史之外别有稗官耳。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玄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
宋代诸儒，惟朱子穷究典籍，其馀研求经义者，大抵断之以理，不甚观书。故其时博学之徒，多从而探索旧文，网罗遗佚，举古义以补其阙。於是汉儒考证之学，遂散见杂家笔记之内。宋洪迈、王应麟诸人，明杨慎、焦竑诸人，国朝顾炎武、阎若璩诸人，其尤著者也。夫穷经之要在於讲明大义，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秘为长。然有时名物训诂之不明，事迹时地之不考，遂有凭臆空谈，乖圣人之本旨者。诸人於汉学放失之馀，捃摭而存一线，亦未始非饩羊之遗也。顾诸家无谈经之专书，篇帙纷繁，颇难寻检。方坤能薈稡众说，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为有裨。特录存之，亦朱子注《中庸》不废沈括《梦溪笔谈》之意也。
△《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园，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是编校正《十三经注疏》，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而音义《释文》则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凡《周易》三卷、《尚书》五卷、《诗》十四卷、《周礼》十卷、《仪礼》十一卷、《礼记》十五卷、《左传》十卷、《公羊传》四卷、《穀梁传》二卷、《孝经》一卷、《论语》二卷、《孟子》一卷、《尔雅》三卷。考诸经《正义》，宋端拱、咸平、景德，递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来公私刻版，亦有据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书，每条标其本句，而疏其讹误於下。其据某本改者，并显出之。
有未定者，则以疑存之。或有据某人说者，亦缀附焉。於形声六体，尤所究详。
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隶书，偏旁点画，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许慎之所述。
又经师口授，各据专门。《春秋》则三《传》异文，《诗》则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复错出於其间。故“曰若”、“越若”，《书》自不同；“桑葚”、“桑椹”，《诗》亦各体：此一经自不相同者也。《周礼》之“篡”，不可通乎《周易》之“筮”；《仪礼》之“庿”，不可通於《礼记》之“庙”：此诸经各不相谋者也。郑康成之屡称旧书，陆德明之多引别本，更不论矣。故是书所举，或漏或拘，尚未能毫发无憾。至於参稽众本，考验六书，订刊版之舛讹，祛经生之疑似。注疏有功於圣经，此书更有功於注疏。较诸训诂未明而自谓能穷理义者，固有虚谈、实际之分矣。
△《朱子五经语类》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程川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书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五经》者，州分部居，各以类从，以便参考。凡《易》四十卷、《书》九卷、《诗》七卷、《春秋》三卷、《礼》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孙鉴，尝缉文公《易说》二十三卷，又缉《诗传遗说》六卷。国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而《书》与《春秋》卒无专书。特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而已。且其间各以意为去取，不能尽睹其全。又不著为某氏某年所录，亦无以考其异同先后之由。黎靖德所编《语录》，虽薈稡无遗，然不及一一诠次，亦猝不得其端绪。川此编於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馀则以经文为序，并各著某人所录於下，且注其年月及朱子是时年若干岁於首条。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其间记录或失其真，前后偶异其说者未为一一辨明，然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见矣。三《礼》之末，缀以《大戴礼记》，似乎不伦。考是书历代史志皆著录於礼类。史绳祖《学斋佔毕》称宋时尝并《大戴记》於《十三经》末，称《十四经》。虽绳祖不详事在何朝，然谅非诬说。且其文与三《礼》多相出入，可以为参考之资。附录於末，亦不得以泛滥为疑矣。
△《群经补义》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中庸》、《论语》、《孟子》九经，随笔诠释，末附杂说，多能补注疏所未及。惟有过矫郑义者，如《礼记补义》云：“主常在室，朝事虽延尸出户，而主不动。故云：‘诏祝於室，坐尸於堂。’堂上有尸无主也。《大司乐职》云：‘尸出入则令奏《肆夏》。’而《司巫》无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注》曰：“朝事延尸於户西，南面。布主席，东面。取牲膟膋燎於炉炭，洗肝於郁鬯而燔之。入以诏神於室，又出以堕於主。
主人亲制其肝，所谓制祭也。时尸荐以笾豆，至荐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奥。尸来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康成此《注》虽不见於经传，必有根据。今永谓坐尸於堂，则堂上无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於主”，谓荐孰时也。《经》亦但云“祝於主”，不云“祝於尸”，岂亦得谓荐孰时尸不在室乎？盖言室则统有主，言主则统有尸。《经》以互文见义，盖以见尸主之不相离也。况《大司乐》“尸出入奏《肆夏》”，《注》谓出入庙中。如第据出入庙中，则《曾子问》曰“主出庙、入庙必跸”，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问》也。《公羊传》曰：“祫祭者，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周旅酬六尸，则毁庙有主而无尸。若朝践之节，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则毁庙之主不得与於朝践之礼矣。”《曲礼》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识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与主不相离。”《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室而尸在堂，则朝践之节，神一依於在堂之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无统，非所以明精专也。《论语补义》又谓：“鲁禘行於秋尝之时。周正之秋，实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於明堂’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吉禘於庄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庙。”《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庙。”
《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庙。”《昭十五年》：“二月，禘於武宫。”
《定八年》：“冬，禘於僖公。”据此，则鲁之禘祭四时皆举，不得拘以尝月也。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於明堂。”《杂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称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则六月实建巳之月，於周正为夏，不为秋也。永既据《明堂位》六月为禘月，而以六月为周正之秋，则是以六月为建未之月矣。同一鲁也，记者於正月、七月称日至，则用周正，而於六月则又用夏正，恐无是理。永又引《祭统》“内祭则大尝禘”书“禘”於“尝”下，明大禘在尝月。不知“禘”在“尝”下，不过错举之词，犹之《传》曰“烝尝禘於庙”，尝在禘前而错举之，则曰“禘尝”也。然则“经”文“尝”在“禘”上，原不谓禘在尝月也。永又引《鲁颂》“秋而载尝，夏而福衡，白牡骍刚”为禘在尝月之证。
不知毛《传》曰“诸侯夏禘则不礿，秋祫则不尝，惟天子兼之”，郑《笺》曰“秋尝祭，於夏则养牲”，是毛、郑皆不以此节为禘祭也。今据《鲁颂》为禘尝同月，尤为未允。然其他条则典确不磨。若《尚书补义》以西海为青海，谓西海郡虽始立於王莽，而《山海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则西海之名甚古，并不始於莽也。《春秋补义》谓兄终弟及、宗庙昭穆之世，天子诸侯不得过四亲，而昭穆之庙不必限以四，并斥万斯大所据明堂五室之说。又谓春秋之世兵农已分，引《管子》“制国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乡。”是在当时，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论语补义》谓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缕为升，三十升则二千四百缕。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缕，朱子已谓其极细，如今之细绢，岂更可倍为二千四百缕？然则麻冕亦不过十五升。辨析尤为精核。其他於《禹贡》之舆地、《春秋》之朔闰，皆考证赅洽，於《经》文、《注》义均有发明，固非空谈者所及，亦非捃拾为博者所及也。
△《经咫》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祖范撰。祖范字亦韩，亦字见复，常熟人。雍正癸卯会试中式举人，未及殿试。乾隆辛未荐举经学，特赐国子监司业衔。是书皆其说经之文。名“经咫”者，用《国语》晋文公“咫闻”语也。祖范膺荐时，曾录呈御览。此其门人归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条、《书》十二条、《诗》七条、《春秋》十三条、《礼》六条、《论语》十三条、《中庸》二条、《孟子》十条，而以杂文之有关《礼》义者八篇列於《礼》后。其论《书》不取梅赜，论《诗》不废《小序》，论《春秋》不取义例，论《礼》不以古制违人情，皆通达之论。《原序》称“文不离乎《六经》、《四书》，说不参乎支离怪僻。”视萧山毛奇龄之专攻前人，同一说经，而纯驳显然。今观其书，如驳《公羊传》“弟为兄后”之说，而取其“母以子贵”之文；驳婚礼不告庙之非；《论语》“无所取材”主郑康成桴材之说；谓甯武子不及仕卫文公；谓“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类：取奇龄说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尚书》显然立异耳。祖范学问笃实，必非剽取人书者。
或奇龄之书，盛气叫嚣，肆行诽诋，为祖范所不欲观，故不知先有是说，偶然暗合耶？然如奇龄经说，以诸贤配享为多事，而谓学宫祀文昌、魁星为有理，则祖范终无是也。
△《九经辨字渎蒙》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炳震撰。炳震，归安人。是书校正《九经》文字。第一卷为《经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类。第二卷为《经无重文》。如褫字、豮字之类。第三卷为《经典传讹》。如《文言传》“重刚而不中”，“重”字《本义》疑衍；《象传》“履霜坚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类。第四卷、第五卷为《经典传异》。以注疏本列於上，以石经不同者列於下。其诸书援引异文，亦并附著。
第六卷为《经典通借》。如“君子以顺德”，“顺”王肃本作“慎”；“磐桓，利居贞”，“磐”《释文》“一本作盘”之类。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为《先儒异读》。如《易》“大人造也”，“造”刘歆引作“聚”；“君子体仁”，“仁”董遇本作“信”之类。第十卷为《同音易义》。如“彖”本训豕走，而《易》之“彖”则训为断；“毒”本训害，而王弼注《师卦》“毒天下”训为役之类。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为《易音易义》。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於岐山”，则读飨。“乾坤”之“乾”，在《噬嗑》“乾胏”则读“干”之类。
并其音而改之矣。并附以《异字同义》。如《易》之“鼫鼠”，即《诗》之“硕鼠”。《易》之“臲卼”，即《书》之“杌”之类。第十二卷则《注解传述人》也。其排比钩稽，颇为细密，可以因文字之异同，究训诂之得失，於经学颇为有裨。惟末卷《注解传述人》，全录陆德明《释文》所载，无所考证，苟盈篇帙，殊无可取。骈拇枝指，姑置而不论可矣。
△《古经解钩沉》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余萧客撰。萧客字仲林，长洲人。是编采录唐以前诸儒训诂。首为《叙录》一卷，次《周易》一卷、《尚书》三卷、《毛诗》二卷、《周礼》一卷、《仪礼》二卷、《礼记》四卷、《左传》七卷、《公羊传》一卷、《穀梁传》一卷、《孝经》一卷、《论语》一卷、《孟子》二卷、《尔雅》三卷，共三十卷。
而《叙录》、《周易》、《左传》均各分一子卷，实三十三卷也。自宋学大行，唐以前训诂之传，率遭掊击，其书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说经者遂凭臆空谈，或荡轶於规矩之外。国朝儒术昌明，士敦实学，复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诏校刊《十三经注疏》，颁行天下，风教观摩，凡著述之家，争奋发而求及於古。萧客是书其一也。其《叙录》备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义训。其书尚存者不载，或名存而其说不传者亦不载。馀则自诸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凡唐以前之旧说，有片语单词可考者，悉著其目。虽有人名而无书名、有书名而无人名者，亦皆登载。又以传从经，钩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书。并仿《资暇集》、《龙龛手镜》之例，兼著其书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经文同异，皆以北宋精本参校，正前明监版之讹阙。《自序》谓创始於己卯，成稿於壬午。昼夜手录，几於左目青盲而后成帙。其用力亦可谓勤矣。至梁皇侃《论语义疏》，日本尚有全帙。
又唐史徵《周易口诀义》，今《永乐大典》尚存遗说。是书列皇氏书於佚亡，而史氏书亦未采。盖海外之本，是时尚未至中国，而天禄之珍，庋藏清秘，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经生耳目之所及者，则捃摭亦可谓备矣。
○附录△《古微书》三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孙瑴编。瑴字子双，华容人。考刘向《七略》，不著纬书。然民间私相传习，则自秦以来有之。非惟卢生所上见《史记秦本纪》，即吕不韦《十二月纪》称某令失则某灾至，伏生《洪范五行传》称某事失则某徵见，皆谶纬之说也。
《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尤其明证。荀爽谓起自哀、平，据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著录八十一篇。燔烧之后，湮灭者多。至今仅有传本者，朱彝尊《经义考》称《易乾凿度》、《乾坤凿度》、《礼含文嘉》犹存，顾炎武《日知录》又称见《孝经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张师禹所撰，非其旧文。《援神契》则自宋以来不著於录，殆炎武一时笔误，实无此书。则传於世者，仅《乾凿度》、《乾坤凿度》二书耳。皇上光崇文治，四库宏开；二酉秘藏，罔弗津逮。又於《永乐大典》之中搜得《易纬稽览图》、《通卦验》、《坤灵图》、《是类谋》、《辨终备》、《乾元序制记》六书，为数百年通儒所未见，其馀则仍不可稽。盖遗编残图，十不存其一矣，瑴尝杂采旧文，分为四部，总谓之《微书》：一曰《焚微》，辑秦以前逸书。一曰《线微》，辑汉、晋间笺疏。一曰《阙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删微》，即此书。今三书皆不传，惟此编在，遂独被《微书》之名。实其中之一种也。所采凡《尚书》十一种、《春秋》十六种、《易》八种、《礼》三种、《乐》三种、《诗》三种、《论语》四种、《孝经》九种、《河图》十种、《洛书》五种。以今所得完本校之，瑴不过粗存梗概。又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去隋未远，所引诸纬，如《河图圣洽符》、《孝经雌雄图》之类，多者百馀条，少者数十条。瑴亦未睹其书，故多所遗漏。又摘伏胜《尚书大传》中《洪范五行传》一篇，指为神禹所作，尤属杜撰。
然其采摭编缀，使学者生於千百年后，犹见东京以上之遗文，以资考证，其功亦不可没。《经义考毖纬》一门其所引据，出瑴书者十之八九，则用力亦可谓勤矣。纬与经，名虽相辅，实各自为书。卦气之说，孟喜始据以诂《易》，何休、郑玄援引尤多。宋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劄子》欲於注疏中全削其文，而说不果用。
魏了翁作《九经正义》，始尽削除。此实说经家谨严之旨，与孙复说《春秋》而废《传》，郑樵说《诗》而废《序》，深文巧诋，务排汉学者不同。然义理则当尊正轨，考证则不废旁稽。如郑玄注《礼》，五天帝具有姓名，此与道家符箓何异？宋儒辟之是也。至於蔡沈《书集传》所称“昆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实《洛书甄耀度》、《尚书考灵耀》之文。“黑道二去黄道北，赤道二去黄道南，白道二去黄道西，青道二去黄道东”，实《河图帝览嬉》之文。朱子注《楚词》“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实《河图括地象》之文。“三足乌，阳精也”，实《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条皆朱彝尊《经义考》之说）。以至“七日来复”，自王弼以来承用；六日七分之说，朱子作《易本义》亦弗能易，实《易稽览图》之文。《洛书》四十五点，邵子以来传为秘钥，其法出於太乙九宫，实《易乾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尽废之。然则瑴辑此编於经义亦不无所裨，未可尽斥为好异，故今仍附著《五经总义》之末焉。
──右“五经总义类”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录一部、三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汉儒《五经》之学，惟《易》先变且尽变，惟《书》与《礼》不变，《诗》与《春秋》则屡变而不能尽变。盖《易》包万汇，随举一义，皆有说可通。
数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说，故一变再变而不已。《书》纪政事，《礼》具器数，具有实徵，非空谈所能眩乱，故虽欲变之而不能。《诗》则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训诂，则不可意解也；《春秋》则其褒其贬，可以词夺，其事迹始末，则不可以词夺也：故二经虽屡变而不尽变。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徵实而难巧。”此虽论文，可例之於说经矣。今所甄录，徵实者多，不欲以浮谈无根启天下之捷径也。盖自王柏诸人以下，逞小辨而汨圣籍者，其覆辙可一一数矣。）
卷三十四 经部三十四
○五经总义类存目△《五经图》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雍正癸卯，襄城常定远得明章达原本重刻。达《序》称是本得自卢侍御，卢又得之信州铅山，为鹅湖石刻本。考明卢谦字默存，庐江人。万历甲辰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参政。初官永丰县知县时，得信州学《五经图》石本，庐江县知县章达为刻之。其始末见李维桢《序》及谦孙云英重编《五经图》中。此本称章达刊，当即谦所传信州石本也。前有万邦荣《序》，称是书与信州石本对校，前后参错，多所不同。盖又有所窜乱矣。且原书兼图《周礼》，是以名为“六经”。此本仍存《周礼》诸图，而改题曰“五经”，名实亦相舛迕。又每经缩为八页，而诸图杂列其间，大图之馀隙，即填小图补之，尤毫无体例矣。
△《群经辨疑录》三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周洪谟撰。洪谟字尧弼，长宁人。正统乙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安。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盖其官祭酒时与诸生讲论之语。凡辨正《四书》、《五经》训释与经旨违误者百有四条，又发明先儒言外之旨者百有九条。《自序》称宁为朱子忠臣，无为朱子佞臣。成化十五年尝疏进於朝，并请敕修诸经。宪宗以《大全》诸书久为学者所诵习，不允所请。观此书，颇可得其用意所在。然其说以三光五行为七政，则不及古传日月五星之确。其辨《周书》八诰及苏轼之说，以为思殷叛周者皆纣所比昵之罪人，则於当时情事未合，仍不及苏《传》之允当。
至谓社稷之神，龙柱农弃以前，仍当有所谓稷者，其言虽似有理，然亦无所依据。
至下卷则多属空言，益无所取矣。
△《石渠意见》四卷、《拾遗》二卷、《补阙》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见》，已著录。考《明史》恕本传，其初致仕在成化二十二年。孝宗立，复召用。后与邱濬不合，求去，以弘治六年闰五月复致仕。
自是家居凡十五年。此本首篇自题云“己未季秋”，据《七卿表》，当在弘治十二年，则是书作於再致仕时。故《自序》称作《意见》时八十四，作《拾遗》时八十六，作《补阙》时八十八。可谓耄而好学矣。其书大意以《五经》、《四书》传注列在学官者，於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诠解而笔记之。间有发明可取者，而语无考证，纯以臆测武断之处尤多。如谓《左传》为子贡等所作之类，殊游谈无根也。
△《五经心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崇庆撰。崇庆有《周易议卦》，已著录。此本又合所著《书经说略》、《诗经衍义》、《春秋断义》、《礼记约蒙》与《议卦》共为一编。唯《周易》无序，馀皆有《自序》。大抵皆剽掇旧文，罕所心得。
△《十三经解诂》五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陈深撰。深有《周礼训隽》，已著录。是编凡《易》三卷、《书》三卷、《诗》四卷、《周礼》六卷、《仪礼》四卷、《礼记》十卷、《左传》十四卷、《公羊传》三卷、《穀梁传》二卷、《论语》一卷、《孝经》一卷、《尔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传》及《本义》，各标其名。《书》惟取孔《传》、蔡《传》，不复分别。《诗》取《小序》及朱子《集传》，亦兼采子贡《诗传》。《周礼》分《序官》於各职之前，使长属相统，用王应电本，称曰“古本”。《礼记》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问》前。《左传》主夏正之说，谓用周正为诬。《论语》、《孝经》、《孟子》俱无注，惟《孟子》加以评点，用世所称苏洵本。馀亦皆钞录旧注，无所发明。
△《说经札记》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字子木，号白石，德清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明史文苑传》附见《高叔嗣传》中。是编《说易》、《说书》、《说诗》、《说春秋》、《说礼记》、《说论语》、《说学庸》、《说孟子》各为一卷，末附《太极问答》数则。史称汝楠以忧归，聚诸生石鼓书院，讲求经义。此书即是时作也。汝楠少尝从湛若水游，晚更友邹守益、罗洪先，其学皆本於良知，欲以治经为治心之功，故所说多如语录，罕博考之功云。
△《五经异文》十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