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学纪闻卷十五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运于掌。”又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极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于圣训，著于令甲，于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体尊。数百年陵犯之习，片言而革。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
高宗之诏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布告中外，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大哉，王言！几于典诰矣。
崔伯易《感山赋》：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会计有录，非以增赋也。陈君举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藏富于州县，所以培护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体，曰：“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信，用人不以才胜德。恩结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馀。”
袁机仲言于孝宗曰：“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机仲之言未尽也。台谏为宰相私人，权在下则助其搏噬，以张其威；权在上则共为蔽蒙，以掩其奸。刘时可应起。谓：台谏之议论，庙堂之风旨，颇或参同。夹袋之欲汰，白简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犹婉而言之也。开庆初，边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虏虽强，而必亡之势已见。”咸淳初，召洪君畴长台端，御史自造谤诗，以尼其来，罔上诬善。至此，岂但参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汉高帝三章之约，我艺祖陈桥之誓，所谓若时雨降，民大悦者也。
周益公云：“《续通鉴长编》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记》之偏，王定国《甲申录》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旧闻证误》“执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国《闻见录》为证，与王沂公《笔录》不同。修《长编》时，未见定国书，故专用《笔录》，然则《长编》所采摭，犹有遗也。
晁景迂谓：今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谓：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李微之谓：布缕之征三，谷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盖用其十矣。
止斋谓：本朝名节，自范文正公。议论文章，自欧阳子。道学，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殆有天意。
《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托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
绍兴重修《哲宗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中兴后事，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鹤山谓：小人为不善，于传世诒后之书，必遏绝之，自唐许、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宁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坏之而有馀。”元祐中对策。刘行简曰：“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馀。”绍兴中奏疏。皆至论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礼。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讲郊礼。真宗东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后，三岁一郊为定制。
《元城语录》艺祖造薰笼事，周益公谓：误以元丰后官制，为艺祖时官制。
吕正献公书坐右曰：“不善加己，直为受之。”本后汉张霸戒子之语。吕居仁《杂录》曰：“少年毋轻议人，毋轻说事。”本魏李秉《家诫》。
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馀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间，天所以续斯道之绪也。
元祐之党，刘元城谓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庆元之党，黄勉斋谓本非党者甚多，群小欲挤之，借此以为名耳。
欧阳公为《周君墓表》云：“笃行君子，孝于其亲，友于其兄弟。”而《集》缺其名与字。周益公考之《舂陵志》，乃周尧卿，字子俞。《东都事略》有传，其行事与墓表合，而字子馀。未知《事略》据何书而立传也。”荆公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婴、徐仲坚，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扬子，当求郡志而补之。二表皆载于《文鉴》。
宗庙乐有舞。建隆初，窦俨定太庙四舞，僖祖曰《大善》，顺祖曰《大宁》，翼祖曰《大顺》，宣祖曰《大庆》。列圣皆以“大”为名。中兴后，自僖祖基命，至钦宗端庆，以原庙殿名为舞名，礼官之失也。
《长编》宣和五年，求石晋故疆，不思营、平、滦三州，乃刘仁恭遗虏，虏不肯割。按《五代史》，刘仁恭无割地遗虏之事。《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唐无滦州。《武经总要》：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帅王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按贾耽说，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唐?贾循传》：张守珪北伐，次滦河。《薛讷传》：师至滦河。
仁宗时，制科十五人：天圣，何泳、富弼；景祐，苏绅、吴育、张方平、田况；庆历，钱明逸、彦远；皇祐，吴奎；嘉祐，夏噩、陈舜俞、钱藻、苏轼、辙、王介。东坡诗：先帝亲收十五人。注者多误。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细故；烝民咸睭，靡分乎尔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与陈正献书》曰：“卑辞厚礼，乞怜于仇雠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于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细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庙之雠者，而忍以薄物细故捐之哉？”
孝皇独运万几，颇以近习察大臣。《中庸或问》“敬大臣”之说，《大事记》“大臣从臣”之说，皆以寓箴讽之意。《文鉴》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论》、文潞公《晁错论》、苏明允《任相论》、秦少游《石庆论》之类，皆谏书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风俗之弊，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则此习犹未革也。
高宗庙号未定，有议为光宗、宁宗者，见周益公《思陵录》。其后两朝用之。高宗陵名，尝拟永阜，其后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参决庶务手诏，洪景卢所草也。礼部太常官堂白手诏，用贞观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宁以来，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宗”字误，当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致堂《原乱赋》建承宗之旄纛，亦误。
李微之问勉斋云：“南轩赐章服，两为胡忠简缴还，而不闻引避；东莱除职，既遭陈叔进行词醜诋，乃复受之而不辞。皆所未晓。”勉斋答云：“先辈非后学所敢轻议，然辞受合尚严，令当严者反宽，是以不免为具眼者勘破，学者所当戒也。”
微之又云：“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庄献神御于慈孝寺彰德殿，则庄献不入景灵。按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以奉圣祖。其为原庙，自元丰五年始。前此帝后馆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庄献也。
《攻媿?跋曹子方书》以为祐陵时上书论时事，靖康至枢管。愚谓：有两曹辅，其一字子方。与苏、黄游，若论事为枢管者，字载德。龟山为铭，合为一人，非也。又《淮海楼记》考《国史传》秦少游调定海主簿，而《文集》无一语及之。愚谓：少游为蔡州教授时，选人七阶未改，主簿乃初阶，非历此官也。
《律疏》与《刑统》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统》参用后敕，虽引《疏》义，颇有增损。天圣中，孙奭校定《律文》及《疏》为《音义》。
江休复《杂志》：驾头，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传四世矣。”按《国史?舆服志》：驾头，七宝床也，覆以绯罗绣帕，内臣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亲宅，内侍堕马，驾头坏，遂以阁门祗候，内侍各二员，挟驾头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
景祐二年，郊赦，梁适上疏，论朱全忠唐之贼臣，今录其后，不可以为劝。仁皇是其言，记姓名禁中。石介亦论赦书不当求朱梁、刘汉后，遂罢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异焉，岂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张说、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辞免，降诏，直学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间，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严绶江陵节度使、孟元阳右羽林统军制，皆奏请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师臣避免拜之礼，执政辞迁秩之命，苏轼当撰答诏，言其不可，卒如所请。今除用执政，非节度统军、免拜迁秩比，二人辞免不允诏书，臣未敢具草。绍熙中，谯熙载自遥郡观察使除正任，辞免，降诏，倪思封还词头，亦引苏轼论不当撰，辞免不允诏者凡三。嘉定中，师睪廾知临安府，辞免，蔡幼学当草诏，奏曰：“不允必有褒语，臣无词以草。”淳祐中，别之杰参知政事，尤焴不草答诏。此禁林缴奏故事也。唐末，韦贻范起复，命韩偓草制，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上疏论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辈不以为故实。
蒋希鲁居姑苏，延卢仲甫秉后圃。希鲁曰：亭沼粗适，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时来则有之。林木譬名节，非素修弗成。”
欧阳公《辨尹师鲁志》曰：“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条之名不著，《馆阁书目》有《郑条集》一卷。条，蜀人，自号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宽问和静尹先生曰：“伊川谓欧阳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辈不言人短，每见人论前辈，则曰：‘汝辈且取它长处。’”吕成公《与朱文公书》曰：“孟子论孟施舍、北宫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圣门先达，其敢轻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静之言，当表而出之。”
刘应起时可，淳祐初为太学博士，言定大计曰：“谋之而臧，则文子文孙，宜君宜王；谋之不臧；则生天王家以为大慼。”此人所难言也。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侂胄。嘉定后，政在弥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曰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晋同辙，哀哉！
苏绅、梁适，谓之“草头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极、胡榘，谓之“草头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杂记》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继其后者又甚焉。当时谓侍从之臣，无论思，有献纳，它可知矣。以阴召阴，极于天下无邦。
仁宗阅审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适对以“黄霸”，盖宽饶字。高宗阅刑部奏案，有“生人妇”，而汤思退对以见《魏志?杜畿传》。皆简上知，至辅相。然以记问取人，则许敬宗贤于窦德玄矣。
四渎，济水独绝。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为济阴王。嘉定末，济王之封，岂权臣亦取济水之绝乎？又萧衍篡齐，降和帝为巴陵王，而济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为大臣者，不知则不学，知之则何以示后？
绍兴建储，欲更名晔，周益公谓与唐昭宗同，而亟改之。景定建储，更名乃与蜀汉后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与唐中宗同，而当时无言者。
范正献公曰：“后世人君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其论正矣。然自唐奸臣为《时政记》，而史益诬，近世尤甚。余尝观《宝庆日历》，欺诬之言，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议不泯尔。
葛文康胜仲。《与王黼书》曰：“天下无事则宰相安，宰相生事则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实历不登六载。朱文公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义重而爵位轻，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济筑室犍为之西山，《告家庙文》曰：“少时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颍大夫士，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学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国乱，先人载家使蜀，免焉。”大父，康节先人伯温也。
梁世荣录南轩语云：“温公作相，夫人闻其终夜长吁，问之。曰：‘某所奏盗贼，某所又奏某事。吾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长吁也。’”按《温公集》张夫人终于元丰五年，此记录之误也。
乾道壬辰，黄定《对策》谓：以大有为之时，为改过之日月。又云：“虽有无我之量，而累于自喜；虽有知人之明，而累于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术，顾眄周行，类不适用，则曰腐儒，曰好名，曰是党耳。于是始有弃文尚武，亲内疏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违，而察一己之独向？”其言皆剀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见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笔者未之纪焉。
徐景说霖。以书义冠南宫，上书言时宰奸深之状曰：“不与天下之公议争，而与陛下之明德为仇。每潜沮其发见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渐，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长广充，以窥见其奸而或觉之也。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景说由是著直声。
唐及国初，策题甚简，盖举子写题于试卷故也。庆历后，不复写题，寖失之繁。今有数千言者，问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此晋谢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此唐陆贽之言也。二苏公之对，不能无所遗。
龟山志游执中曰：“尝以昼验之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未也。”
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
吕文靖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为名相，而扬其父之美。史直翁为相，非无一善可称，子为权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礼闱策士云：“发德音，下明制，宁皇遗诏。”下谓之遗诰，盖避时宰家讳也。蒋良贵签判安吉州，时水灾后修城，郡守赵希观属良贵作《记》。用浩浩字，希观欲改，良贵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艺祖皇帝所望于金枝玉叶也。”闻者壮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义，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义不明，人欲横流，始也不知邪正，终也不知逆顺。
唐内殿《无逸图》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所以分也。仁宗宝元初，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哲宗元符间，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书省图画进览，陈师锡奏曰：“《六经》载道，诸子谈理，历代史籍、祖宗图书，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以此为图，天地在心，流出万物；以此为画，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观心于此，则天地冲气生焉；注目于此，则日月祥光丽焉。心以道观则正，目以德视则明。”噫，使徽宗能置其言于坐右，则必能鉴成败、别淑慝矣。以规为瑱，听之藐藐而画学设焉。“黍离麦秀”之风景，其可画乎？
绍兴间，李谊言：《汉?循吏传》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传》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传》十五人而出于武德、贞观之时者半，《酷吏传》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时者亦半。吏治视上之趋向。
富文忠公使虏还，迁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皆力辞，愿思夷狄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嘉定初，讲解使还，中书议表贺，又有以和戎为二府功，欲差次迁秩。倪文节公思曰：“澶渊之役，捷而班师，天子下诏罪己，中书枢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反以为庆？”乃止。
延平先生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
王时雍、徐秉哲等为卖国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与虏人者，开封捉事使臣窦鉴也。李邺以越守降虏，而袖石击虏伪守者，亲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谓蔡季通曰：“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诚之尝语真希元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此吾辈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宁《对策》曰：“天下至大，宗室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坏之有馀。”擢为第一。景定中，有擢伦魁者，其破题云：“连一心之乾，开三才之泰，可以观世道之消长矣。”
先儒论本朝治体云：“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然考之史策，宋与契丹八十一战，其一胜者，张齐贤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韩一范使西贼骨寒胆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纪不见沮于耿、汪、黄三奸，则中原可复，雠耻可雪。采石却敌，乃眇然幅巾缓带一参赞之功。儒岂无益于国哉？缙绅不知兵，介胄不知义，而天下之祸变极矣。
元祐诸贤不和，是以为绍圣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韩、曾不和，是以为崇宁小人所陷。绍兴赵、张不和，是以为秦氏所挤。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则无私矣。曰三孤，孤则无朋矣。无私无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恶极矣，曾布、张商英是以窃君子之名。
止斋曰：“国初以科举诱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
夬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号有厉，以危小人之复。元祐诸贤，似未知其危乃光之义。
胡文定公曰：“宰相时来则为，不可擅为己有。”余谓：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元祐司马公是也。夸者死权，绍兴之秦、绍定之史是也。
陈恕定茶法，以中等为可行。张方平论盐法，以再榷为不可。
王仲山以抚州降，仲薿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责词云：“昔唐天宝之乱，河北列郡并陷，独常山、平原能为国守者，盖杲卿、真卿二颜在焉。尔等顷以家声，屡尘仕版，未闻亏失，浸预使令，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诚不支，死犹有说。临川先降，宜春继屈，鲁、卫之政，若循一途，虽尔无耻，不愧当时之公议。顾亦何施面目，见尔先人于地下哉？”[秦桧，仲山之婿。]
虞公以玉失国，楚子常以佩丧邦。近岁襄阳之事，亦起于榷场之玉带。
淳祐甲辰，宰相起复。太学诸生黄恺伯等上书曰：“弥远奔丧而后起复，嵩之起复而后奔丧。”徐仁伯元杰。兼说书，对经幄，其言当帝心。台谏刘晋之、王瓒、胡清献、龚基先联章论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笔，逐四人。遂寝起复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斋赵茂实志之，徐景说铭之。
自荆舒之学行，为之徒者，请禁读史书。其后经筵不读《国风》，而《汤誓》、《泰誓》亦不进讲。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睹矣。
小人之毁君子，亦多术矣。唐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而田令孜之党，伪作谏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于殿内立揭谛道场。本朝邹浩谏立刘后，而章厚之党，伪作谏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语。其诬善丑正，不谋而同。然不可泯者，千万世之清议也。
邓志宏肃谓：崇宁以来，蔡京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部使者以学宫成坏为州县殿最。学校之兴，虽自崇宁，而学校之废，政由崇宁。盖设教之意，专以禄养为轻重，则率教之士，岂复顾义哉？崇宁学校之事，概见于此。昔之所谓率教者犹若此，今之所谓率教者又可见矣。
大观八行，因《周礼》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奸臣不学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学未若临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宽，制行劣于莆田之懿，居贫愧于义乌之安。”临邛，魏鹤山了翁。南海，崔菊坡与之。莆田，陈宓。义乌，徐侨。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肃之，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受之，馆于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程子弗问，谢处安焉。如是逾月，豁然有省，然后程子与之语。
吕子约曰：“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
谯天授定之学，得于蜀曩氏夷族；袁道洁溉之学，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
卷十六 考史
汉河渠考
美哉禹功！万世永赖。云何汉世河决为害？盖自战国，壅川壑邻，决通堤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渎遂改。碣石九河，皆沦于海。微禹其鱼，遗黎之思，披图案谍，用缀轶遗。
孝文十二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
陈留郡酸枣县，今属开封府。秦拔魏置县。地多酸枣，因以为名。金堤河堤在东郡白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堤，在滑州白马县东五里。《郡县志》：在酸枣县南二十三里。《舆地广记》：酸枣县有金堤，汉文时河决金堤即此。王尊为东郡太守，请以身填金堤。程子曰：“汉火德，多水灾。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复决濮阳瓠子。注：钜野通淮泗，鄃居河北。鄃，音输，《后汉注》音俞。
东郡顿丘县。今澶州开德府濮阳、清丰两县。汉勃海郡在勃海之滨。今沧、棣、霸、滨诸州之地。《水经注》、《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开德府濮阳县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济州钜野县东北有大野泽，即钜野也。《禹贡》：大野既猪。清河郡鄃县，《通典》：鄃故城在德州平原县西南。[大名府夏津县，本鄃县。程氏曰：“周时河徙砱砾，至汉又改向顿丘东南流。”]
元封二年，自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筑宣防宫。
《水经》：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注：县北十里为瓠河口，亦谓瓠子堰、宣房堰。《括地志》：故龙渊宫，俗名瓠子宫，亦名宣房宫，在濮阳县北十里。决河，在鄄城以南，濮阳以北，广百步，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汉王横云：“《九域志》：濮州雷泽县有瓠子河，澶州濮阳县有瓠子口。万里沙在莱州掖县。济州东阿县有鱼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钜野溢。”东阿，今属郓州。
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
《河渠书》：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则漯川也。”臣瓒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注勃海。禹时不注也。”贝丘，贝州清阳县。熙宁四年，省入清河县。漯水，出东郡东武阳，省入大名府莘县、澶州朝城县。至千乘，青州千乘县。入海。降水故渎，在冀州南宫县东南六里。《大事记》：周威烈王十三年，晋河岸倾壅龙门，至于底柱。春秋后河患见史传，始于此。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馆陶县，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馆陶，今属大名府。《通典》：魏州贵乡县有屯氏河。大河故渎，俗曰王莽河。章武县、沧州鲁城县，周省入清池县。《九域志》：大名府馆陶县、夏津县，有屯氏河。南乐县有大河故渎。
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清河之灵县鸣犊河口，《地理志》：清河郡灵县，河水别出为鸣犊河，东北至蓨，入屯氏河。灵县，隋省入博州博平县。蓨，音条，县属德州，后属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决东郡金堤。河堤成，以五年为河平元年。三年，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济南，齐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县北。
鸿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寻等言：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
信都冀州，[信都县，禹导河，北过降水即此。亦曰枯降渠，西南自南宫县界入。]《禹贡》九河既道，《尔雅》：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曰覆鬴，五曰胡苏，六曰简絜，七曰钩盘，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经流。先儒不知河之经流，遂分简絜为二。徒骇，《寰宇记》：在沧州清池。许商云：“在成平。”马颊，《郡县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记》：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即笃马河也。覆鬴，《通典》：在德州安德。胡苏，《寰宇记》：在沧州饶安、临津、无棣三县。许商云：“在东光。”简絜，《舆地记》：在临津。钩盘，《通典》、《寰宇记》：在沧州乐陵东南，从德州平昌来。《舆地记》：在乐陵。鬲津，《寰宇记》：在乐陵东，西北流入饶安。《通典》：在饶安。许商云：“在鬲县。”《舆地记》：在无棣。太史。不知所在。汉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欧阳忞《舆地记》又得其一。或新河载以旧名，或一地互为两说，皆似是而非，无所依据。郑氏以为齐桓塞其八流以自广。夫曲防，齐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为也。程氏以为九河之地，已沦于海，谓今沧州之地，北与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馀里，禹之九河当在其地。郦道元亦谓：九河碣石，苞沦于海。笃马河在平原县。今德州，乐史以为马颊，误矣。
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无堤防壅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见鲧堤，无禹堤。鲧堙洪水，故无功。禹则导之而已。”
贾让言：禹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
《水经》：河水南过河东北屈县唐慈州吉昌。西，注：《吕氏春秋》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曰鸿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河水又南过皮氏县河中府龙门。西，又南出龙门口。注：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也。崩浪千寻，悬流万丈，迄于下口。《慎子》曰：“下龙门，非驷马之迅也。”潏水李氏曰：“同州韩城北有安国岭。东临大河，有禹庙，在山断河出处，禹凿龙门，起于唐张仁愿所筑东受降城之东，自北而南，至此山尽。两岸石壁峭立，大河盘束于山峡间。至此山开岸阔，豁然奔放，声如万雷。”《通典》：绛州龙门县，今属河中府。有龙门山，即大禹所凿。《三秦记》云：“鱼鳖上之即为龙，否则点额而还。”黄河北去县二十五里，乃龙门口。《舆地记》：同州韩城县，有龙门山。颜氏曰：“龙门山，其东在今龙门县北，其西在今韩城县北，而河从其中下流。”《水经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决，水流疏分，亦谓之三门山。伊阙、碣石，见前。
淇口以东。
《通典》：淇水出共山，东至卫州卫县界入河，谓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馀岁。平帝时。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郡县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阴县汉荥阳县，唐属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荡渠。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汉命王景修渠。《汉书》有荥阳漕渠，如淳曰：“今砾溪口是也。”《水经注》：王景即荥水故渎，东注浚仪，谓之浚仪渠。
章帝建初三年，罢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县东南，流经五台山北，东南流过定州入海。邓训治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石臼河在定州唐昌县东北。本汉苦陉县，今省入安喜县。《通典》：岚州宜芳县，即汉汾阳县。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石磴萦委，若羊肠焉。《水经注》：按《郡国志》，常山南行唐县，有石臼谷。
《张骞传》：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
汉武帝以于阗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昆仑。《博雅》曰：“昆仑虚，赤水出其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后汉书》注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山有昆仑之体，故名之。朱文公曰：“二书之语，似得其实。《水经》言昆仑去嵩高五万里，恐不能若是之远。《通典》：今吐蕃中河，从西南数千里向东北流，见与积石山下河相连。聘使涉历，无不言之。吐蕃自云：“昆仑山在国中西南，则河之所出也。”《尚书》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后汉书》云：“西羌在汉金城郡之西南，滨于赐支。”《续汉书》：河关县属金城郡，今积石军。西可千馀里有羌，谓之赐支，盖析支也。然则析支在积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昆仑在吐蕃中，当亦非谬。《楚辞注》：《尔雅》：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离骚》吾道夫昆仑，《九歌》登昆仑兮四望。
灵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兰会西宁湟州积石军。
历代田制考
秦废井田，开阡陌。周显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馀，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朱文公《开阡陌辩》曰：“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横从，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当以后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于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横从而命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畜洩，备水旱，为永久之计。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归授之际，必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犹杨炎疾浮户之弊，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所谓开者，乃破坏剗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大事记解题》曰：“决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画坚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决裂之，不能遽扫灭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使井田不废，何患田之不实乎？”
汉董仲舒请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贫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时，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终不能行者，以人主自为兼并，无以使民兴于廉也。”
赵过教民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传注》：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左传》：晋作爰田。《晋语》云：“作辕田。”辕，易也。《汉?地理志》：秦商君制辕田。“辕”与“爰”同，易也。《食货志》：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盐铁论》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
师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馀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
建武十五年，诏州郡检核垦田户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阡陌既弊，又为隐核。隐核之法，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
后魏孝文太和九年，诏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刘氏恕曰：“后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绝户田出租税，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似指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
北齐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
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京辅三河地少人众，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十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给田之制，盖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后给田之制不复见，盖官田益少矣。”林氏勋曰：“周制步百为亩，百亩仅得唐之四十馀亩。唐之口分，人八十亩，几倍于古。盖贞观之盛，户不及三百万，永徽唯增十五万。若周则王畿千里，已有三百万家之田，列国不与焉。是以唐制受田倍于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狭乡虽裁其半，犹可以当成周之制。然按一时户口，而不为异日计，则后守法难矣。既无振贫之术，乃许之卖田，后魏以来弊法也，是以启兼并之渐。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逾制，贾敦颐举没三千馀顷，赋贫民。”
开元九年，宇文融为劝农使，括逃户及籍外田。
陆贽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请为占田条限。
后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图》赐诸道，诏艾颖等分行诸州，均定田租。[《会要》云：“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农务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实状，又令里正书手等傍为稳审，并不遣官吏擅到村乡，略无欺隐。除去逃荒，其馀顷亩，取两税元额，通计七县沃瘠，一例作分抽税。”苏氏曰：“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多而税少。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少而税多，侥倖一兴，税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虚编户，以补失陷之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馀万，岁得钱数百万，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张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
历代漕运考
汉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县东北，至华州华阴入河。刘仲冯曰：“今渭汭至长安，仅三百里，固无九百馀里，而云穿渠起长安，旁南山至河，中间隔灞、浐数大川，无缘山成渠之理。此说可疑，今亦无其迹。《西都赋》：通沟大漕，溃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兴元府褒城县。出衙领山，至南郑入沔。斜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县。出衙领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凤州梁泉县。
河内。
怀、卫二州之地。
东冶，零陵、桂阳峤道。
东冶，福州闽县。零陵郡，南临源岭。永州。桂阳郡，腊岭。郴州。
沮下辨。
沮县，汉属武都，隋为兴州顺政。沔水发源于此，一名沮水，今沔州。下辨县，汉下辨道属武都，西魏改同谷，唐为成州同谷。《续志》下辨东三十馀里，有狭，中当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辄溢。虞诩使人烧石，以水溉之，石皆裂，因镌去石，遂无泛溺之患。
斜谷。
《郡国志》：右扶风武功县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长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长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凤翔府郿县。
魏
陈项、寿春。
《通典》颍州，魏汝阴郡，邓艾屯田于此。陈项，陈州宛丘、项城县。寿春，见前。《晋志》：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通典》：陈州宛丘县有百尺堰。《隋志》：颍川郡北舞县有百尺沟。《郡县志》：百尺堰在颍州汝阴县西北一百里。
晋
滍、淯水，杨口。
《汉?地理志》：滍水出鲁阳县鲁山，东北至定陵入汝。鲁阳，汝州鲁山县。定陵故城，在蔡州郾城县西北。育水出郦县西北，南入汉。郦故城，在邓州临湍县。《通典》：复州沔阳县，汉云杜县，杜预为荆州刺史，开杨口，达巴陵径千馀里。内避长江之险，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桂阳。
石门。
《水经注》：荥渎水受河水，有石门谓为荥口石门。
千金堨。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于许昌，以通运。《水经注》：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阳记》曰：“千金堨，旧堰榖水，魏时更修，积石为堨。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堨。堨是都水使者陈协造。水历堨东，注：谓之千金渠。许昌，许州，今颍昌府许田镇。刘曜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以灌之。
隋
蒲，陕，卫，汴，黎阳，汾，晋，渭水，广通渠，大兴城，潼关。
蒲州。河中府。汴州。开封府。黎阳。今濬州。汾州。唐为慈州。晋州。平阳。京兆府万年县，隋改为大兴县。广通渠，在华州，置广通仓。《隋纪》：幸霸水，观漕渠。潼关，在华州华阴县。渭水，在万年县北五十里，东流二百四十里，至华阴县，东北流三十五里，自永丰仓入河，谓之渭口。
山阳渎。
楚州山阳县。今淮安州。
砥柱。
陕州硖石县，今省入陕县。有底柱山，俗名三门山，在县东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见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破之，三穿既决，河出其间，有似于门，故亦谓三门。唐太宗勒铭。
通济渠，榖、洛水，板渚，邗沟。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阴县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济渠。隋炀帝开导，西通河、洛，南达江、淮。河阴后属孟州。汴州有通济渠，隋炀帝开引黄河水以通江、淮漕运，兼引汴水，即浪宕[与蒗荡同。]渠也。《隋志》：在浚仪县。《九域志》：汴水，古通济渠也，在开封县。《周语》榖、洛斗，注云：“洛在王城之南，榖在王城之北，东入于瀍。至灵王时，榖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山海经》：涧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涧水，经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经》：河水又东合汜水，又东径板城北。注云：“有津谓之板城渚口。”在孟州汜水。《左传》：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云：“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隋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自楚州宝应县北流入淮。
永济渠。
《国史志》：大名府永济县有永济渠。今省为镇，入临清县。
东莱海口。
东莱郡莱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东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门，河阴，柏崖，集津仓，盐仓。含嘉仓，太原仓。
裴耀卿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泝河而入渭。三门山，见前砥柱。《地理志》：河南府河阴县，开元二十二年，置领河阴仓。会昌三年属孟州。河清县，咸亨四年，置柏崖县，寻省，有柏崖仓。陕州平陆县三门西有盐仓，东有集津仓，陕县有太原仓。《六典》：东都曰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之太仓。自洛至陕运于陆，自陕至京运于水。杨慎名为含嘉仓出纳使。刘晏移书曰：“陕郊见三门、集津遗迹。”曾子固曰：“宋兴承周制，置集津之运，转关中之粟，以给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以避底柱之险。《九域志》：陕州平陆县三门、集津镇。
浐水，望春楼，广运潭。
《地理志》：京兆府万年县有南望春宫，临浐水，西岸有北望春宫，宫东有广运潭。华州华阴县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会灞、浐，经广运潭至县入渭。天宝三载，韦坚开。《会要》：自华阴永丰仓以通河渭。望春楼在禁苑东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据高明，烛幽隐，所以因龙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风，洋川。
商州上津县。汉长利县。扶风郡凤翔府。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德宗治上津道置馆。洋川郡洋州。溯江、汉而上至洋川。陆运至扶风。汴水堙废漕运，自江汉抵梁洋。梁州，兴元府。
汴水，梁公堰。
刘晏疏浚汴水，见宇文恺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阴县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开皇七年，使梁睿增筑汉古堰，遏河入汴。《会要》：开元二年，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堰破漕梗，发汴郑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滨，纪其绩。
甬桥，涡口，蔡水。
甬桥，在宿州苻离县。涡口，在濠州钟离县九十里。杜佑以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李勉治蔡渠，引东南馈。《通典》：汴州浚仪县有蔡水。《九域志》：祥符县有蔡河。建隆元年，浚蔡河，设斗门。二年，导闵水，自新郑与蔡水合，贯京师南，历陈颍，达寿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为闵河，东南为蔡河。开宝六年，改闵河为惠民河。与蔡河一水。李泌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
金、商运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里。
渭桥，东渭桥。
渭桥，《三辅故事》：秦昭王作，长三百八十步。《郡县志》：中渭桥，在咸阳县东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县三里东渭桥，在万年县东。《后汉注》：渭桥，本名横桥，在咸阳县东南。
扬子院，淮阴，项城，颍，溵。
扬州扬子县，今属真州。广明元年，高骈奏改扬子院为发运使。淮阴县，楚州。项城县，陈州。颍水出阳城县阳乾山，东至下蔡，入淮。溵水，《唐志》：陈州溵水县，今改商水县。水出颍川阳城少室山，东入颍。
后周
汴水埇桥，见前。泗上。
《汉志》有两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县至方与入沛。泗上，今招信军相对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开宝六年改为广济河。自都城北历曹济及郓，其广五丈以通东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陈承昭于京城之西，夹汴河，造斗门。自荥阳凿渠百馀里，引京、索二水通城壕，入斗门，架流于汴，东汇于五丈河，以便东北漕运。以京、索河为源，《禹贡》之菏泽。《九域志》：在祥符县、东明县。
蔡水。见前。
蔡河贯京师，兼闵水、洧水、潩水以通陈颍之漕，盖古琵琶沟也。元祐四年，知陈州胡宗愈，议古八丈沟可开浚，分蔡河之水，自为一支，由颍、寿入淮。杨侃《皇畿赋》：天设二渠，曰蔡曰汴。通江会海，萦畿带甸。千仓是兴，万庾是建。
原武。
原武县，属郑州。
两汉崇儒考
汉高祖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史记?世家》：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皇览》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茔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本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其树者。民传言，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方树来种之。”《水经注》云：“《从征记》曰：‘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阙里背洙泗墙，南北一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门各有石阃，北门去洙水百馀步。’《孔丛》曰：‘夫子墓茔方一里。’”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庙遇火烧之。《儒林传》：高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道化好礼乐之国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为博士置弟子。
晋灼曰：“西京无太学。”公孙弘曰：“请因旧官而兴焉。其肄习之地，则太常也。传授之师，则五经博士也。”《三辅黄图》：汉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关中记》：在安门之东，杜门之西。何武歌太学下，王咸举幡太学下，则有太学矣。或曰：“晋灼以汉初言，《黄图》记武帝时。”
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
《三辅故事》：石渠阁，在未央宫殿北，藏秘书之府。《黄图》云：“萧何造，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
成帝绥和元年，封孔吉为殷绍嘉侯。匡衡、梅福以为宜封孔子世为汤后。刘向说上宜兴辟廱，设庠序。未作而罢。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为褒成侯。
《汉表》：殷绍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兖州瑕丘县。《后汉?孔僖传》：平帝时，封孔均，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建武十三年，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学，帝还视之。十九年，又幸太学。中元元年，起辟廱。
明帝永平二年，临辟雍，行大射养老礼。十五年，至鲁，诣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诏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元和二年，至鲁，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于阙里，还幸太学。
《洛阳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述征记》：在国子学东二百步。《汉官仪》：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入。三月、九月于中行大射礼。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顺帝阳嘉元年、二年，灵帝熹平六年，并临辟雍。孔子宅，在兖州曲阜县，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东北也。梅福曰：“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永平二年，郡县学校行乡饮，祀孔子，犹未立庙也。梁天监四年，初立孔子庙。唐武德二年，始诏国子学立庙。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北宫白虎门，于门立观。
顺帝永建六年，修缮太学，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水经注》：汉置太学于国子堂东。石经东有一碑，阳嘉八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年积毁坏。永建六年九月，诏修太学，用作工徒十一万二千人。阳嘉元年，作毕，碑南面刻颂。”灵帝初平四年，太学行礼，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光和五年，幸太学。
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太学门外。
《水经注》：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东侧。蔡邕自书丹于碑，《洛阳记》：高一丈许，广四尺。
魏文帝黄初二年，封孔羡为宗圣侯。
晋封二十三世孙震，为奉圣亭侯。后魏延兴三年，封二十七世孙乘，为崇圣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鲁，亲祠孔子庙，改封二十八世孙珍，为崇圣侯。北齐封三十一世孙，为恭圣侯。周武帝改封邹国公。隋文帝仍旧封，炀帝改封绍圣侯。唐贞观十一年，封裔孙德伦，为褒圣侯。开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后为文宣公。宋太平兴国二年，孔宜袭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无择言不可以祖谥加后嗣，诏封宗愿为衍圣公，今世袭。后魏太和十六年，谥孔子曰文圣尼父。唐贞观二年，升孔子为先圣；十一年，尊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开元二十七年，谥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谒文宣王庙，谥玄圣文宣王；五年，改谥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