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斋初学集初学集卷一百一
初学集卷一百一
○《太祖实录》辨证（一）
太祖高皇帝以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壬戌十八日丁丑未时降诞于钟离。
（元天历戊辰，娄宿降灵，高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娄星复明。周世宗征淮，以荆、涂二山，乃濠州之朝冈，有王者气，命断之。有梅族居此，因曰断梅山。后三百年，而太祖出焉。元末童谣曰：“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我太祖定都建康，改至正二十七年为吴元年，实丁未也。
壬辰二月，乱兵焚皇觉寺，上无所避难，甚忧之，乃祷于神云云。
（从《实录》则太祖忧乱避兵，祷于伽蓝神，固守旬月，而后有相招迫胁之事。以《皇陵碑》及御制文集考之，则先有相招迫胁之事，而后祷于神也。宋太祖微时，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丕，因取以占其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自小较以上至节度使，皆不叶，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晏元献为留守，题诗庙中曰：“庚庚大横兆，謦咳如有闻。”帝王之兴，一何其相类也？
壬辰闰三月甲戌朔，上入濠城，郭子兴留置左右。
（《滁阳王庙碑》云：“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王亲驰活之。”《实录》云：“人以告子兴，子兴遣人追至。”亲驰之与遣人，其缓急则有间矣。《庙碑》为太祖亲稿以授张来仪者，《实录》不据此，何也？
居数月，子兴与妻张氏谋以马公季女妻上，张氏曰：“吾意亦如此。”子兴意遂决。即孝慈高皇后。
滁阳王夫人张氏，次夫人亦张氏。据张来仪《庙碑》，初劝滁阳馆高帝于贰室者，次夫人也。滁阳被械，携二子从高帝奔告鲁淮者，亦次夫人也。厥后女为上妃，生三王二公主。人知滁阳能识真主于鱼服之中，不知皆次夫人启之也。滁阳夫人生三子，皆与高帝不协。而次夫人独能知高帝，且以其子相托。当滁阳信谗疑忌，高帝忧疑疾之时，其所以周旋侧陋，解释间，又可知矣。高帝亲稿滁阳事实，盖亦深著次夫人之功。而《实录》但云子兴夫人张氏，尽没其实，大失高帝之意。余故表而出之。
癸巳冬，彭早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称永义王。
按《实录》癸巳夏五月后书云：“彭、赵二帅既据濠州，挟德崖等为己用。是冬，早住自称鲁淮王，均用称永义王。”所谓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阳王庙碑》及《皇明本记》记二姓僭称，俱在壬辰奔濠之时，与《实录》异。以《高帝纪梦》考之，则云明年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收残民数百，献之上官，以我为镇抚。当年冬，彭、赵僭称，部下多凌辱人。所谓当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时势言之，二姓虽草草僭称，亦当在元兵解围之后，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当以《实录》为正。又按《元史 顺帝纪》：“辛卯八月，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往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败，则彭大当与君用俱奔濠。《实录》不书彭大而书早住，又书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阳之后，云未逾月，彭、赵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辞弗往。未几，二人自相吞并，早住亦亡，惟君用专兵柄云云。按《顺帝纪》又于丁酉岁书赵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据淮安，赵僭称永义王，彭僭称鲁淮王。则丁酉岁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与君用并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实录》于早住既亡之后，记上使人说君用，及赂其左右以解子兴，而《庙碑》与《天潢玉牒》俱云：彭、赵东屯泗州，挟王以往，遣人赂彭、赵，得纵归。则又早住不死之明证也。《龙凤事迹》云：先是芝麻李故将赵均用、彭早住据淮安。僭称王。早住死，均用益自专。未几奔山东，依宋将毛贵。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证也。二姓僭称之事，在壬辰、癸巳间者，诸书载之甚确。而《顺帝纪》又载于丁酉岁者，盖彭大既亡之后，早住与君用同陷盱、泗，同据淮安，君用仍僭称永义，而早住袭其父之旧，仍称鲁淮，故《元史》又从而记之也。《元史》称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实录》者，殆未及考耳。己亥岁，君用杀毛贵，旋为续继祖所杀。独早住不知其所终。而丙午岁梅思祖以淮安降，上谕之曰：“汝等多故赵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继归张氏，复食其禄。”则数年之内，君用辈披猖淮、泗间，略可想见。惜纪载阙如，无从援据耳。姑书此以订《实录》之误。
甲午七月，南略滁阳，道遇定远人李善长来谒，留置幕下，俾掌书记。
郑晓《名臣记》云：上尝与善长从容谈论天下事。善长称上豁达大度，类汉高祖，天下不足定也。上因问善长：“卿可方萧何，徐达可方韩信，谁可方张良者？”善长称金华宋濂。上曰：“孤所闻青田有刘基。”按高皇帝是时居滁阳甥馆，名位在诸将之后，安得偃然称孤，以汉高君臣相命？善长典司书记，上戒令勿言诸将得失，遑及其他。龙凤戊戌克婺，上始召见濂，庚子克处，始有人荐基。此时殆未必知有两人也。流俗有《英烈传》，称太祖三顾中山，中山谈经世大略，仿佛如韩侯、葛生。识者嗤之。不谓郑氏通儒，亦剽取俗说如此。又黄金《开国功臣录》，载善长当元季隐居东山，思佐明主以安天下。按庚午诏书，善长挈家草莽，诣军门，俯伏于前。岂隐居高尚者耶？太祖之于善长，一则曰以文吏相从，一则曰知小吏之心。善长之为吏审矣。必欲讳胥吏之名，标隐遁之目，则侯、雍奴，将不得为两汉之宗臣乎？俗儒肤陋，往往如此，宜痛削之。
乙未春正月，上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取和阳。
谨按《太祖实录》：壬辰闰三月，上从滁阳王起义，命为九夫长。癸巳六月，以上为镇抚。乙未春，子兴命上率兵二千规取和阳，上率镇抚徐达参谋李善长等数十人径进。中山王之称镇抚，见于此。当是时，中山虽隶太祖麾下，其实属滁阳王部曲。太祖与中山之为镇抚，皆滁阳命之也。史家不悉本末，皆云一见上，即授镇抚，位诸宿将上。不知乙未之春，子兴命太祖总兵，和阳诸将犹不肯率从，久而后定。中山岂能遂踞诸将之上乎？太祖御制《神道碑》云：命为帅首，凡有微征以代朕行。至克姑孰，始云命王为将。定建业，始云命王为大将。此可见史家夸大之词，皆非事实也。渡江以后开帅府，丙申为吴国公，以逮于称吴王，凡有拜除，皆出龙凤之命，或如藩镇承制故事。国史多忌讳，皆没而不书。然亦往往有可考见。以太史公《秦楚月表》之意求之，不没其实可也。
乙未六月，克太平，命冯国用典亲兵，任以腹心。
镏三吾《宋国公追封三代碑》云：陈也先来犯和州，人马三倍我师，以庙算制胜，获其全军。也先死不得，则愿款附。刑牲与盟，饮血而呕，知其怀贰，必不令终矣。其军之投戈环上而寝，悉去其兵士，唯公一人侍侧，竟达曙无他。是后公先陷阵，众乘势崩之，遂禽也先。据《实录》，上悉屏旧人于外，独留国用侍卧榻旁。而镏学士《追封碑》，归其事于胜。当时国用最为上所亲信，周旋宿卫，胜封宋国，诰文犹以国用为言。令侍侧者为胜，则诰文必不独举国用也。胜在开国，其功未得比于常、邓，而与六公之列者，亦以国用故也。安得掠其兄之劳以归胜乎？丙申三月，降陈兆先三万众，择五百人置麾下，上知其疑惧，悉令入卫以安之。及攻集庆，多得其力，而碑以为陈也先之众。也先于乙未六月伪降，已而诱其部曲复叛，至有绐上临军受俘之事，上安得不心疑之，而令其降卒入卫乎？碑又云：是后公先陷阵，遂禽也先。乙未九月，也先追袭我军于溧阳，为青衣兵所杀，未尝有再禽之事，国初诸公记载之文，独镏学士最多讹缪，未可枚举。王世贞撰《冯胜传》，则云：独国用与胜擐甲侍帐中。两人既并侍帐中矣，何云独乎？郑晓《异姓诸侯传》云：上释也先，胜兄弟察其有异志，曲防之，竟不能为害。此皆因三吾之碑而傅会者也。史家曲说如此，并当删去。又按《开国功臣录》，冯国用从克镇江以下，皆镏三吾碑所载胜功次也。丙申七月，上开行省金陵，即以国用为亲军都指挥使。今乃云在克宜兴之后，则缪甚矣。国用既掌亲军，在帝左右，亦无出守御宜兴之理。王世贞撰列传，因《开国功臣录》之误，而又云：兄弟俱授万户，俱进大元帅，国用寻擢亲兵都指挥。以己意杜撰傅合，何所据依？失之远矣。
乙未七月，陈先以众数万来攻太平。战于城下，遂擒先。
太平城下之战，《实录》与宁河、东瓯《神道碑》互异。而《实录》宁河本传，又与《神道碑》合，则《实录》与本传又互异也。参互考之，《实录》则云：上遣徐达、邓愈、汤和引兵出姑孰东迎战，后命别将绕出其后。宁河《神道碑》云：上亲督兵御之，调王与魏国以奇兵出其后。东瓯《神道碑》云：王击其水军，中山、宁河二王由东门转战城北，破其步军，遂擒先以献。以二碑参考之，则从上督兵御之者，东瓯也；以奇兵绕出其后者，中山、宁河也。《实录》所载殊脱略，当以二碑正之。
丙申七月，徐达围常州，张士诚遣其弟九六来援。达设伏擒之。
“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填海欲衔精卫石，驱狼愿假祖龙鞭。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右陈基敬初《夷白集》诗也。基，临海人，至正初以荐授经筵简讨。谢归，教授吴中。张士德入吴，网罗一时名士，延致幕下。仕伪吴为学士，入国朝，预修《元史》。集中所称楚公及平章荣禄公者，皆谓士德也。平章荣禄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国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实录》，士德以丙申二月据平江，秋七月援毗陵。中山武宁王设伏擒之。我太祖高皇帝御制武宁《神道碑》，亦首载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诗，则以为楚公身将楼船百战捐躯之地，此所谓传闻异辞矣。基身在士德幕中，是诗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当为无稽之言。
而丰碑国史，简册昭然，又岂宜有错误哉？今年采辑《开国功臣事略》，于宋文宪《銮坡后集》，得《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阴。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张士德出挑战，公麾兵而进，士德就缚。士德，士诚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无锡诸寨。以武桓之碑观之，则基之诗为有征矣。文宪身任国史，奉诏撰此碑，必经呈进。士德之就擒，开国之大事也，安得无所援据，而轻以武宁之功状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缚之下又曰：士德，士诚之弟也。其属词郑重，似有意欲疏通证明之者。余因是而详复考之，则《实录》之误，诚不可得而掩矣。《实录》七月擒张九六，十月，士诚以其弟被擒，遣孙君寿请和，愿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
刘辰《国初事迹》以为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诚既以失弟而耸惧，其母又以痛子而请和，士诚之遗书，何以了不置喙。高皇帝之复书，则曰：攻围常州，生擒张、汤二将，尚以礼待，未忍加诛。尔所获詹、李，乃吾偏裨，无益成败。张、汤二将，尔左右手也，尔宜三思。我师既擒士德，获其谋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张、汤二将耶？其误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诚兵陷杭州，杨完者击败之。陶九成《辍耕录》纪杭州之役，士德与王与敬偕往。以诸书互考之，则士德陷杭在七月，其败归平江当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误二也。《元史》《顺帝纪》及《达识帖睦迩传》，张士诚为书请降，达识帖睦迩承制令周伯琦抚谕之，诏以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时士德已为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则去士诚纳款，已一载余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达识帖睦迩传》，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士德寻为大明兵所擒，则其事在旬月间矣。《元史》之书法甚明。其误三也。士德以好贤下士，创造伯业，如王逢、杨维祯、杨基者，颂慕之辞，久而不替。不独陈基辈流召致馆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吴，七月就缚，居吴不及半载，又提兵往来三郡，无须臾之暇。士德虽有过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误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开藩之三月，令部将王左丞晟书使踵海上招至吴中，以予避地无锡，说晟劝张楚公归元，擢淮省都事。予辞不就。逢他日游昆山怀旧伤今之诗，亦云：“桓桓张楚国，挺生海陵鄙。
玄珠探甓社，白马饮浙水。三年车辙南，北向复同轨。量容甘公说，情厚穆生醴。誓击祖逖楫，竟折孙策棰。天王诏褒赠，守将躬岁祀。”士诚之归元，其谋皆出于士德，逢以元之遗老，与有谋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为俘虏，逢虽欲缓颊，何以自效？其误五也。《元史》记丁酉岁士诚屡为杨完者所败，然后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谕在八月。则士德被擒时，归款之事已定矣。《实录》谓我欲留士德以诱士诚，士德间遗书士诚，俾降元以谋我，故诛之。国史既误记士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谋降元之事，故曲为之辞，非事实也。其误六也。由此言之，则士德被擒之事，断以赵武桓之碑为正，而《实录》之误为无疑也。予又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阴州，攻尝熟，获张士诚弟士德以归。
《皇明本纪》云：明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皆与《武桓碑》相合。湖桥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为舟师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见其处。《本纪》曰宜兴，传写之讹也。又考《实录》，丁酉七月丁丑，徐达兵徇宜兴，取常熟，击张士诚兵败之，获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众。《武桓碑》记攻常熟在丙子，《实录》纪在丁丑，相去止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云徐达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领军先锋听大将调遣，常熟之兵，亦听武宁调遣，遂没而不书。独于取尝熟下，脱士德就缚之事，则以丙申误记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传讹者，盖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张、汤二将军，十一月又擒其枭将张德，用兵之际，羽书交驰，奏报错互。
流传既久，即圣祖制碑之日，亦止据一时功状书之，未及是正耳。《平吴录》载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为无据。其他纪录载纷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异同，必取衷于国史，而国史多不足信。至如开国元勋之碑，出自御笔，传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伦亻疑，而犹或未免于传疑。史家之难，岂不信哉！余以万历戊午读《夷白集》，怀疑胸臆，如有物结啬（者。迄今数年，排缵鲜剥，稍有条理，乃敢次第书之。未知后之君子，其以为何如也？天启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杨完者于徽州城下。九月，汪同来降。
（徽州城下之战，宁河《神道碑》记宁河与越国同事，而《实录》本传从之。胡越国《新庙碑》记此战专属越国，而《实录》从之。按：是时宁河守徽州，越国进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宁河以守将御寇，而越国还兵合击之。则此战两公共事无疑也。碑载是战在十月，《实录》在七月。考程国胜《神道碑》，国胜以是年十月从卫公战败苗军。则当以十月为正。奏报偶异，史家之参错多矣。又按《实录》，七月丙申，杨完者率兵十万欲复徽州，胡大海还师与战城下，大败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帅汪同等诣雄峰翼降。《国胜神道碑》载同与国胜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战，国胜已在行间，则较《实录》所载，盖大相矛盾矣。考宁河《神道碑》，城下之战，在是年十月。盖宁河、越国之拔徽州在七月，而城下之战则在十月。惟战在十月，故国胜既降，遂得奉宁河调遣。如战在七月，而同等降以九月，则绝不相蒙矣。此可以订《实录》之误，当与《宁河事略》互观。
己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孙间道来降。
《实录》：处州守将石抹宜孙遣元帅叶琛等屯桃花岭诸要害，胡深守龙泉，以拒我师。至是深叛。宜孙间道来降，且言处州兵弱易取。大海大喜，即出军与耿再成合攻之，遂克处州。按《神道碑》与《行述》，深出见大海在克处州之后，而《实录》则以为深间道来降，乃献谋取处州，此大异也。以《实录》本传考之，似当从碑与行述。胡公受石抹公国士之遇，既解甲内附，而又献谋以取处州，此穿窬小人之为，而谓君子为之乎？苏伯衡撰《缪美列传》云：上至金华，美从胡公大败处州胡深元帅军梅花门外，遂至菱道，尽获其辎重。金华遂降。己亥十一月，复从胡公击处州，军据矾岭，其地险隘，众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梃，鱼贯奋击，夺其壁以入我师。守将石抹参政弃城而窜。分兵略定浮云，得元帅叶琛使谕元帅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时自附，将谁与﹃力？且去年尔之众战而大败，今年我之师不战而胜，则天意亦可见矣。与其阻险偷生旦夕，孰若改图，可以保富贵也？”深然之，出降。龙泉、庆元皆平。遂以胡深、叶琛暨刘基入见。内出银碗文绮赐之，而遣还金华。按伯衡记缪美说降深事甚详，其在处州既下，石抹弃城之后彰彰矣。石抹既遁，深不得已来降，岂有背石抹来降，复献计取处之事哉？此可以证《实录》一时之讹，白仲渊千载之诬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诸将奉上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
《实录》：丙申七月，上取台城，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今考之，误也。是时置江南行中书省，亳都升上为行省平章。己亥五月，升行中书省左丞相。辛丑正月，乃为吴国公。俞本《记事录》次第载之甚详。据辛丑十一月叶子奇上书于孙炎，有曰：丞相以雄杰之才，绍开中兴之运。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犹赍行省平章宣命，则丙申之未开吴国，断可知矣。汉高未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称，光武初徇昆阳，但循太常之号。帝王之兴，岂以区区封爵蚤晚为重轻哉！史臣于是为无识矣。
初学集卷一百二
○《太祖实录》辨证（二）
庚子二月，征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金华宋濂至建康。基陈时政十八策，上嘉纳之。
按刘文成以至正十一年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十月辞疾归。十二年以浙东元帅府都事从纳麟哈刺筑庆元城。十三年以行省都事从帖里帖木耳招谕方氏，与朝议不合，羁管绍兴。十六年行省复以都事起公，与石抹谋括寇。十七年，石抹宜孙总制处州，分院治于处，以公为其院经历。又辟郡人胡深、叶琛、章溢参谋其军事。用公等谋，尽平处盗。十八年，我兵取兰，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上既定婺，即命耿再成驻兵缙云，以规取处。石抹遣叶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师。公虽不在行间，然未尝不在石抹院中。石抹盖倚之以谋我师也。《实录》本传云：改行枢密院经历，与石抹守处州，以拒国珍。当是时，石抹与耿泗国对垒于黄龙、樊岭间，其所拒者，非国珍也。国史纡其词耳。《元史》：是年经略使李国凤至浙东，承制拜宜孙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状载公迁右司郎中，李国凤上其功不录，则公之迁右司郎中，亦国凤承制拜之也。明年己亥十二月，我兵取处，而石抹弃城去矣。公久在石抹院中，其弃官归青田山中，或在石抹未败之先，要亦不甚相远也。李国凤巡抚江南，上公之功，在十八年十二月王师克婺之后，则《行状》《实录》、本传俱云弃官逃归青田山中，以其时考之，当在十九年春夏间，去石抹败时无几也。方孝孺撰《孙炎传》云：上克处，方欲用人，而秀民有能才者，皆伏匿山中不肯出。炎钩致一二人，录其姓名，为书遣使者招之。而刘基、叶琛、章溢尤为处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侠负气，自以为不当为他人用。使者再往反不起。以一宝剑奉炎，炎作诗封还之，为书数千言，开谕天命以谕基。基无以答，逡巡就见。炎遂致基于京师。又苏伯衡撰《缪美传》云：处州既下，龙泉、庆元皆平，遂以胡深、叶琛暨刘基入见。处平之后，公迁延避匿，待孙炎辈钩致，久之始入见，非独以仕元日久，不欲轻为我用，亦不忍负石抹也。读《覆瓿集》与石抹倡和诗，公之心事，二百年后，可以想见。《行状》载西湖见庆云，谓金陵有天子气，我当辅之，及上取金华，指乾象示人云云，吾以为皆佐命之后，其门人子弟从而为之词，非公之本心也。《封诚意伯诰》云：朕提师江左，兵至括苍，尔基挺身来谒于金陵，归谓人曰：“天星数验，真可附也，愿委身事之。”于是乡里顺化。《封弘文馆学士诰》云：当是时，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然则公之事我太祖，倾心佐命，盖在金陵谒见之后。太祖之知公深矣。为著其梗概若此。
庚子六月，康茂才遗书友谅，约为内应。
郑晓《异姓诸侯传》载茂才与友谅书辞云云。当时仓卒致书，战后于敌舟卧席下得之，安得雕刻书尺，流传人间？此郑氏傅会之陋也，今削去。辛丑九月，陶安为黄州府知府。
按《实录》：辛丑九月，以左右司员外郎陶安为黄州府知府。乙巳正月，调黄州府知府陶安知饶州府。相去凡五年。而本传则云：知黄州，寻移知饶州。徐《集传》云：癸卯，黄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镇之，遂命知黄州。改桐城令，寻移知饶州。谢理《太平人物志》亦然。皆与《实录》及本传不合。以《陶学士诗集》考之，自龙凤元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岁有《忆别》之作云：七年同在省东厅。则辛丑岁安未尝出守可知也。癸卯秋从征鄱阳，甲辰守黄州，有“今年春二月，玺书命守土，两日抵其州，又值连月雨”之句，则安以甲辰守黄州，在平陈理之时。当以徐《集传》为正。《陶学士事迹》载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其授黄州府知府，则龙凤十年二月□□日，授鄱阳府知府，则龙凤十年十二月□□日。则安之守黄移饶，皆在甲辰年无疑也。惟徐、谢理所记改桐城令，他无可考。而《学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发枞阳诗》自注云：“时迁往桐城旧县。”又记龙凤甲辰秋九月千秋节，亦在桐城。至闻除代者及召还之命，则云：“年残动归思，客至报除书。海内招文学，淮南起谪居。”又有《腊八日发桐城》诗。则知安守黄未几，谪为桐城令，至腊月召守饶州，乃发桐城也。札付所载授鄱阳年月，与诗悉合。乃知二传之有据，而实录与人传咸有脱误矣。俞本《记事录》：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简较酆永真、陈养吾、博士夏允中、磨陈子初等俱令家人私通敌境，于四沙易盐，及水阳王千户贿选坏法，提至军前，俱剥衣锁项，置小船中，置于黄鹤楼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李君瑞两腿扭一千下，安置桐城县。按《陶学士文集》，甲辰岁守黄未几，谪为桐城令。安之被谪，必以癸卯从征，令家人易盐之事也。俞本所记当不缪。其云俱置黄鹤楼下沉江而死，则当有误。盖主敬但谪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华也。《国初事迹》云：夏煜犯法，取到湖广，投于江。与俞本记合。
壬寅，上驻金陵。曹良臣以所部来附。
按至正壬寅，顺帝二十二年，即龙凤八年也。庚午诏书：持兵负固于两间，可观望而不观望，乃来归者，良臣居其次。黄金《录》以为在金陵、安丰两主之间，非也。太祖方以龙凤记年，开国承制，安得自命两主，如黄金所云耶？当是时，小明王都安丰，张士诚已降元，构兵安丰，与察罕相应，次年即有安丰之围。良臣聚兵立堡，不走张氏而走金陵，此所谓持兵两间，可观望而不观望者也，岂容以金陵、安丰为言？小明王自亳徙安丰，已而为张氏所困。自安丰徙滁，其势日蹙，依吾太祖以仅免耳，岂有方张之势，可与金陵称两大者，而嘉其择主自拔耶？俗儒不达时务，误解诏书，不足采也。
壬寅六月，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来致书。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东，江南震动。我太祖遣使通好，察罕亦致书相答。已而有张昶、马合谋之来，察罕为之也。上曰：“察罕书辞，欲以甘言啖我。”所谓甘言啖我者，即荣禄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来，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问亦至矣。野史所谓太祖闻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太祖闻察罕死，叹曰：“天下无人矣。”又曰：“元朝不达世变，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关系岂不重哉！刘辰《国初事迹》大书其事，无所隐避。国史虽多微词，亦不尽没其实。参互之可以考见，辰又云：太祖以孤军独守，别无趋向，成败当听其自然。在后灭陈擒张，信知天命有归。即位后，始图中原。然吾以为察罕一死，天意灼然归我明矣。呜呼！帝王之兴，岂不有天命哉！圣祖极推重察罕，即位后幸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后洪武九年，宋濂奉敕撰《方国珍神道碑》，历数一时群雄，皆直书其名，而于察罕则云齐国李忠襄王察罕，保河雒。其严重之如此，非本于圣祖之意，当时史臣，宁敢轻奖亡国之臣，以干圣怒耶？或曰：圣祖《祭忠襄文》，颇多讥评之语，亦非圣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玉珍破嘉定，尽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 顺帝纪》：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齐遣兵击败之。《实录》本传载在戊戌岁，则相去四年矣。玉珍之绝友谅，称陇蜀王，在庚子岁，而《元史》记于壬寅五月；其称帝改元在壬寅岁，而《元史》记于癸卯正月；至玉珍之攻陷云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史》记于壬寅之三月。其错互不一如此。盖《元史》修于洪武元、二陇蜀未入职方之时，而《实录》则平夏之后本其《载记》而存之也。断以《实录》为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达等击安丰。
黄伯生撰《诚意伯行状》云：中书设御座，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公骂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遂不拜。《实录》及本传皆不载此事。是时上方奉龙凤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应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丰之后。于事理为近。刘辰《国初事迹》云：张士诚攻安丰，刘基谏曰：“不应轻出，若救出来，发付何处？”此则文成不奉龙凤之本谋也。
癸卯四月，陈友谅攻洪都。元帅牛海龙、万户程国胜等皆战死。后俱配享洪都功臣庙。
《实录》记戊子之战，与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略相同。但《实录》以为韩成等先战死，张定边方犯御舟。《碑》则以为定边犯御舟之时，成等咸与格斗。御舟既脱，而成等以援绝死之也。《碑》所记比《实录》为核。《实录》又于韩成下脱国胜偕死事，则以癸卯四月误载国胜与牛海龙俱死洪都之事也。国胜与牛海龙夜劫友谅营，牛中流矢死，程泅水得脱，径达金陵，从太祖亲征，死鄱阳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录诸臣，南昌报程与牛俱死，得与祀赠侯。饶州又以国胜死康山事来上，又得与祀赠伯。当时事冗，不暇两相参订也。《实录》载国胜与海龙俱战死，盖据南昌所上国胜死事状也。甲辰立庙，国胜两得与祀，而《实录》则于两庙皆佚其名。后是有建议祀典重复，遂罢程豫章之祀。厥后有司又并罢康山之祀。修《会典》者亦因之，沿袭至今，国胜遂不复预两庙之祀矣。国史失于考核，遂成祀典百世之误，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与友谅师遇于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余艘，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韩成、元帅宋贵、陈兆先等皆死。
高阳侯韩成之死于鄱阳也，定远黄金著《开国功臣录》，以为成当太祖危急时，服御袍对敌自沉。史家竞传之，比于纪信之诳楚。而《实录》纪此战，则云彼军杀溺者甚众，我指挥元帅宋贵、陈兆先等亦战死。国史故多讳辞，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没而不书，难乎其为实录矣。丰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国胜神道碑》纪其事最详。盖当御舟胶浅，张定边奋前直犯之时，事势惶急。成与国胜、兆先等方左右格斗，及定边中矢，援舟骤进，御舟以水涌得脱，而成等反绕出敌舰之后，援绝而死。然则成等致命之时，定边之势已，御舟之厄已脱矣，宁有代死诳汉之事耶？且康山之役，与荥阳不同。羽围荥阳久，汉军乏食，汉祖计无所出，故纪信画诳楚之策，遂得以乘间遁去。康山之战，两军相持，雌雄未决，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瞀乱，军心尽解，我将何以自固？决机于两阵之间，我知其不出于此矣。《录》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诸臣于康山，以成为首。按《实录》，中书省列进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张志雄之次。《大明会典》载饶州忠臣庙在康郎山，祀枢密同知丁普郎、张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实未尝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则必首祀。成不首祀，则不代死。黄金之徒，并为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后死节之臣，追爵故万户程国胜安定伯，与梁国公赵德胜、济阳郡公丁普郎等一体庙祀。盖南昌庙以梁国为首，康山庙以济阳为首，其位次甚明，俗说流传既久，好事者遂造为首祀之言以实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岂不信哉！此邦有许生重熙，好谭国朝典故，尝为余言；韩成诳汉，事诬也。余因许生言，为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学士张元祯撰《重修康山庙记》，犹以丁普郎为首。正德中，御史唐龙刻《群忠录》于江西，成遂俨然首列，而济阳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据此为差次，则舛误甚矣，有识者宜厘正之。
友谅骁将张定边欲犯上舟。舟适胶浅，遇春从旁射中定边，定边舟始却。俞通海来援，舟进水涌，上舟遂脱。遇春舟亦胶浅，上麾兵救之。有败舟顺流而下，触遇春舟，舟亦脱。
鄱阳之战，开平射中张定边，脱御舟于险，其功最巨。《实录》纪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国胜《神道碑》，其系日亦同。宋文宪开平《神道碑》但记射中定边，而胶沙脱险，则书于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余矣。鄱阳之役，两军相持，我军殊死力战，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则彼以战败归，而我为邀击之师，其大势非前日比矣。御舟胶浅，及开平力战之事，其当在戊子无疑也。又宋文宪《张中小传》云：己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虏舟数四围之。其势甚危险，以为不可救，中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按己丑之战，六舟深入，疑陷没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也。《实录》不载，开平《神道碑》亦但记胶沙脱险，而不及深入陷没之事，知《铁冠传》误也。宋文宪记事最为详核，且开平《碑》《铁冠传》共记一事，出一人之手，而彼此错互，史家记载之难如此。
郭英以谨重见信，从攻陈友谅于鄱阳，有功。
郑晓《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祖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传》，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鼓动听闻。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按《实录》，上闻张铁冠言友谅死，乃遣乐人具牲酒往祭，以觇其死生。未几，有降卒来奔，言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当是时，友谅之死，我军尚未知。既死而降卒始来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杨文敏撰英《神道碑》云：友谅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问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文敏此碑，以其孙玄之请，据其家传次第之。盖友谅既毙，军中流传，或言此出矢于某某。郭氏家传，亦不过载此疑似之词，以夸示后世。而勋遂张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之言启之也。英既有此大勋，圣祖又亲问之，乃三年论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云南之役，有是理耶？刘三吾撰《陕国公神道碑》云：彭蠡之战，戒严所部，人百其勇，友谅计蹙，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陕国之事参互观之，则集矢之勋，其不出于营国，亦晓然矣。又按俞本《记事录》云：友谅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从船，而白船已至，箭铳交发，友谅左太阳中箭。须臾陈氏卒泅水报曰：“友谅死矣。”上大悦，谕众曰：“友谅中箭而死，将士之功，胜于赤壁走曹瞒远矣。稠人难辨射中者，均给重赏，以劳汝等。”俞本以骑士从征，其记录最确。以此益知文敏丰碑之文，出于傅会，不足信也。按郭勋以贵幸，欲骤进其祖配享，一时诸臣，严词驳正，可谓能举其职矣。诸疏援据虽详，亦多未核。至以永乐间之不得与享为言则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庙，则有愧矣，岂不得进于鸡鸣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沟河之役，曾亲逆成祖颜行。身死之日，赠恤有加，已为厚幸矣，又敢望庙食乎？以此为言，宜勋之不心服也。然则如之何？曰：罢太庙之侑享，而入祀于鸡鸣之两序，斯当矣。
癸卯五月，置礼贤馆。
按刘辰《国初事迹》：杨宪奏朱文忠在金华，用诸儒干预公事。上提等至京，诛屠性、孙履而及许元、王天锡发充书写。此事《实录》及行状俱不载。以家传考之，壬寅十一月，召入京都，则刘辰所记发充书写之日也。发书写未几，即有儒台之授，又与许元、王天锡俱入礼贤馆。刘辰所记，盖不谬也。而国史以为用文忠之荐入礼贤馆，盖文忠没后，家传特美其词，而国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汤和破士诚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
记杨山之战有二。以为癸卯破士诚兵于杨山拜中书左丞者，碑及本传也。以为甲辰三月击败杨山水军升平章政事者，《实录》也。癸卯则云：逐其将莫将军，获甲首五百级。甲辰则云擒刘文学等四十九人，风船六艘。功次各异，岂两战而各记之耶？抑一战而互记之耶？《实录》与本传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谕德诰》曰：出迎敌阵，夺姑苏之卒千艘；保障东郊，请阳羡之区十载。任于左辖，升以辨章。则辨章之升，以杨山之胜明矣。碑及本传又以为甲辰年，会开平救长兴，超迁辨章，此又与《实录》互异也，按开平救长兴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开平征武昌，下庐州即会宁河讨江西。长兴之役，岂有分身在行间，和与会师合战耶？断以《实录》所载，会长兴侯夹击为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当在杨山之役，不在长兴，一从《实录》，而碑与本传削之可也。
甲辰冬，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
胡大海殁之明年癸卯，立庙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国。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庙碑。碑用龙凤纪年，盖甲辰岁太祖为吴王时作也。首称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其为尊称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从王破宣城，所谓王者，指吴王也。所从之王，即我太祖也。不称帝，不称上，而称王，纪实之词也。此后则皆改而称上矣。当是时，我太祖虽专征四方，然犹用龙凤名号，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国，用龙凤之制也。碑所载上闻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赠者，圣旨耶？令旨耶？抑后事而追记之，非当时本称耶？今皆不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黄钺，屯兵和阳云云，则洪武改元，革除龙凤之后，史家追改之，断非旧文，无可疑者。家有旧版《逊志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莫糊，剞劂之痕迹宛然，二百年来改窜之遗迹，犹可想见。呜呼！隐、桓之间，秦、楚之际，若存若亡，可为叹息者多矣。姑识之，以质于好学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汤和师克延平，执陈友定送京师。
方孝孺撰东瓯《神道碑》云：师至延平，主帅陈友定怙险横甚，令其副出城降，观望持两端。王虏之以归，东南海上晏然。
按《实录》：友定誓众死守，见势穷蹙，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赖正孙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复苏，械系送京师，不屈，斩之。碑乃云令其副出降，观望持两端，诬矣。赖正孙之降，在友定仰药之后，安得谓友定使之？《实录》、汤和本传，削去此数语，亦以其非信史也。
初学集卷一百三
○《太祖实录》辨证（三）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黄金诸书，皆称安追封姑孰郡公。考《实录》本传，但追封其祖父、父为姑孰公，祖母、母为夫人。此安为江西参政时事，安固未尝赠公也。安本集载诰词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继妻陈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诰文。安之署衔，则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赠刘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时官御史中丞。盖国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书省左丞杨晔伏诛。
按《实录》；杨宪嗾侍御史刘炳劾奏汪广洋，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于狱。太史令刘基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令群臣按问伏诛。然则劾奏杨宪者刘基也。而《开国功臣录》则以为李善长。按刘辰《国初事坟》云：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李善长无大才。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又云：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尝言李善长无宰相材。太祖曰：“善长虽无宰相材，与我同里，自我起兵事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按国初太祖用勋旧相李善长，胡惟庸以乡曲相依附。而杨宪辈新进喜事，专务搏击，善长等皆畏之。太祖亦曰：“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则宪等气焰可知。宪等数言善长无相材，居然有蔡泽欲代应侯之意。故善长乘其排陷广洋，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长非欲援广洋也，以自救也。刘诚意则因凌说之弹善长，为善长解于上前，且又尝言宪不宜相耳。行状云：公与宪素厚，亦不载发宪奸状之事。《实录》诚意本传云：宪等欲诬陷基，未及发而伏诛。故知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者，善长也，非诚意也。此国史之误，当以《国初事迹》正之。善长与惟庸结党相比，盖已有年。庚午之祸，肇于此矣。
洪武三年，诏天宁寺禅僧祖阐、瓦官教僧克勤护送日本僧祖来还国。
宋文宪《送无逸勤公序》与《实录》记僧祖阐、克勤奉使日本事互相发明。序云：日本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无逸力争得免。据《实录》，祖来为良怀所遣。良怀方以窃据被逐，日本疑祖来，因疑护送祖来归国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阐住持天龙寺，先遣无逸还，无逸再三以死争之。日本既以祖来疑中国，其请住持，虽曰延之，实则拘留耳。此即圣谕所谓拘留二载，及十四年遗书所谓加以无礼者也。无逸归，见上端门，备陈其故。阐亦附奏岛夷不知礼义，微勤，臣不能再睹天颜矣。此《实录》所载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陈本国事体云云也。所载白金文绮之赐，皆与《实录》同。上顾侍臣言：“勤一沙门，乃能不辱君命。”谕其父华毅，使冠巾出仕。则日本之于阐、勤，以拘留始，以惭服终，盖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谓二僧攘赵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考功监丞，见《实录》。十年，高皇帝手诏谕山西布政司华克勤，见御制文集。《皇明驭倭录》谓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饰，误也。《实录》主存大体，故纪载颇略。赖《文宪集》稍志一二。高皇帝御制诗见于文宪跋，甚确。文宪身在禁林，岂肯附会僧徒，与国史抵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临济一宗，流传最盛。圣祖遣僧化导，有微权焉。万历初，虏王求僧及经，江陵命宣大巡抚勿拒，且云经必有高皇御制序文，方可与之。呜呼！知圣祖之微权者，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赠汪兴祖为东胜侯。
按黄金《开国功臣录》，兴祖以洪武三年封东胜侯。人有言其过者，上弗与诰券，令仍以都督职从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省部议封赠，授以原封铁券。《实录》于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纪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兴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显为永城侯，谪居海南，亦不记兴祖封侯不与券之事。但于四年十二月赏平蜀功之后，记追封兴祖为东胜侯及载其诰文而已。本传记追封兴祖，与《实录》同。合国史前后观之，则兴祖之侯，出于追赠，无可疑者。然《公侯铁券式》所载封兴祖《制词》，首尾完备，确然可据，又不得以《功臣录》为诬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诏书，条列所在随军征讨累有战将之功，未有总兵之名。而论旧封者十九人，东胜侯汪兴祖居第十。诏书所条列，凡追赠者皆不与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证也。况又有铁券可据耶？《昭示奸党第二录》载德胜男张宣云：东胜侯已前那里不曾厮杀？洪武二年投北来降的人，被别人杀了，却将东胜侯贬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厮杀，那里肯取他回来？以此招推之，则所谓封侯后，人有言其过者，言其杀降之过也。封侯而不与券，谪居海南，亦如薛显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还，令从征自效也。显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还，则兴祖之召还，又先于显也。兴祖封侯之后，以有过而夺券，及其从征死事，则尽复原封，以授其子。《实录》独书追赠，又稍节约其诰文，尽没三年封侯之实，斯可谓脱误之极矣。然则以铁券核之，三年封侯，当为二十九人，并永城为三十人，不当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则或以十二月与永城并封而同贬，不当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诏书，可以考证，不然，未有不据国史而刊别录者矣。国史之不足征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记事录》，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开国辅运推诚柱国晋王府左相东胜侯汪兴祖。俞本所载，与《功臣铁券式》合，又可以证《实录》之阙。
洪武八年三月，德庆侯廖永忠卒。
德庆侯廖永忠之卒也，《实录》为之立传，备书其功次与其卒之岁月，而又曰：上赙遗之甚厚，以其子权袭爵。史家因之无异词矣。刘辰《国初事迹》载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处死。王世贞《史乘考误》援据洪武十年圣祖戒谕勋臣之词，与永乐中纪纲狱辞，有廖永忠开国功臣僭犯被诛之语，谓刘辰所载为不诬。于是永忠之被诛始著，而人皆以国史之书法为有隐矣。余偶读《通鉴博论》记丙午年事云：是岁，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博论》盖洪武二十九年宁宪王奉敕编定。既成，表上之，镂版内府。其书实我圣祖所注意者。然后知永忠之被诛，虽为其僭侈犯上，实以沉韩林儿之故也。滁阳即世，上方孤军无倚，渡江以来，声势翕合，实有藉于龙凤。开省称王，承制行事，十余年不改。姑苏之役，犹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圣祖何嫌于奉龙凤哉？安庆之围，圣祖拒刘基之谏，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圣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间，大命既集，彼一牧竖耳，其何能为？圣公既死，光武犹怜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输税以终其身。圣祖何难于待韩氏而必欲剪灭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一旦沉林儿以逢上指，论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窥瞰上意，可谓果于诬上而巧于要君矣。圣祖对廷臣讼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后卒以不义赐死。圣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岂不愚而可怜哉！然则圣祖之诛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为词？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则弗可以袭矣。杀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诛丁公也，不遑录其后。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圣祖之于永忠，斯所谓义之尽仁之至也欤？于国史则讳之，于《博论》则彰之，其又何居？曰：国史之讳之，为一时也。《博论》之彰之，为万世也。曰沉韩林儿于瓜步，曰大明以永忠为不义，后赐死。于林儿则书其名，于大明则纪其号，于永忠则正其罪，曰不义，曰赐死，其词简而该，其义博而严。愚以为此非宁宪王之书法，而圣祖之书法也。《博论》之修，其即我圣祖之作《春秋》也欤？然则今之史家，刊落龙凤之事，使元、宋之际不得比于《秦楚之月表》，此后世媚臣腐儒之所为，而岂圣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复永城侯薛显所食禄。
按：永城以始封时削禄，至十年三月全给，《实录》载之甚明。王世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石，误也。《实录》凡列侯禄千五百石者，七年增千石，盖谓唐胜宗等。是时显全禄未给，当不在此例也。显坐胡党，见于庚午诏书及《实录》本传甚明，而《表》以为二十六年追论蓝党国除。世贞以熟习典故自负，往往无所援据，凿空杜撰，聋瞽后世，以为无从驳正，而姑妄为之说也，岂不异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吴祯卒。
靖海之功，不减于江阴。其殁也，恩礼备至。而《实录》不为立传，仅附数语于江阴之后而已。今考庚午诏书，靖海死后，亦坐胡党，国史之阙传，岂为是耶？然公侯坐胡党者，诏书所列，先后二十二人，独靖海之子忠袭封不替，岂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圣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诏书坐胡党者，皆不得祀鸡鸣山功臣庙，今得与享东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诏书载通胡谋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仍袭侯者，靖海也。子不袭而弟仍袭侯者，南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挥者，六安也。皆所谓已死不知其反之由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降指挥者，宣德也。所谓为胡、陈所诱，朝廷于礼无欠者也。详圣祖备条乱臣之意，一则涉于疑似，一则近于胁从，于罪为稍轻，故其子孙幸免参夷，得及宽政。若荥阳、汝南、永嘉之类，反状著明，负罪深重，则其后必无噍类，虽欲为愍隶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黄彬往临清练兵。
彬不知其所终。考《实录》不书卒之例，知其非令终也。考庚午诏书及《奸党录》，知其坐胡党也。《开国功臣录》云：十二年练兵临清。召还后数年卒。郑晓《异姓诸侯传》云：练兵临清，后坐胡党，上念其未尝失朝廷礼，宥之。数年卒。郑氏不见庚午诏书全文，误以彬等之坐党在十三年，故傅会以为上曲宥之。不知彬等党事，皆发于二十三年，诏书所谓“朝廷于礼无欠”者，谓朝廷待彬未尝失礼，岂谓彬未尝失朝廷礼哉？郑氏之误解，近于郢书燕说，而大书特书，标于史传，疑误后人，岂非大缪哉！王世贞《功臣表》书十七年薨，亦未足据也。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书右丞汪广洋贬海南，自缢卒。
废丞相汪广洋敕，见高皇帝御制文集。《实录》所载，与御制文集同，但稍文其辞耳。敕云：遣人追斩其首，特赐敕以刑之。而《实录》云：广洋得书惭惧，遂自缢卒。又云：坐事贬海南，死于道。乃知凡《实录》所书自经赐死，皆史臣有隐之词，非事实也。《实录》广洋本传云：至是御史中丞涂节言：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云云。广洋贬死在十二年之十二月，盖此时涂节已上变告惟庸。惟庸等当亦下吏。其狱成伏诛，则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据《昭示奸党录》诸招，广洋实与惟庸合谋为逆，而上但以坐视废兴诛之。盖此时胡党初发，其同谋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国初讳诛为废，曰废丞相汪广洋者，盖诛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
自洪武八年以后，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殆无虚月。或候上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各守四门；或候上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侯分守信地。皆听候惟庸调遣，期约举事。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或以宿卫严密不能举事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见于《奸党三录》者，五年之中，期会者无虑二百余。噫！亦危矣！诸公侯多宿将，惟庸辈亦文法老吏，一旦举事，如中风狂走，朝堂攘臂而大言，道涂连袂而抗议，岛夷草地，交关密约，流佣厮养，参预秘计，夜集晓散，会比期门，彼挽此推，号同邪许。此岂非天厌其恶，神夺其鉴，乘舆无触瑟之惊，庙门鲜ㄚ服之恐，使之贯盈败露，自取灭亡也哉！如其不然，则爰书具在，岂无傅致一时？反状已明，抑或传疑百世？后之君子，摩挲简牍，必有俯仰心悸，徨涕流者矣。为撮其要辞。胪列如左：
嘉靖中，赠故大监云奇为司礼太监，以其守西华门发胡惟庸谋逆也。南京城西华门内，有大门北向，其高与诸宫殿等，后堂甍栋具在，曰旧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眢井，即所谓醴泉出，邀上临幸，伏甲谋不轨者也。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请而加赠，何孟春据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贞《旧丞相府志》据国史以驳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当在禁中，而未有以核其实也。余考《奸党第二录》载卢仲谦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师令金火者引仲谦同仪仗户耿子忠等往见丞相，前去细柳坊胡府门首。又汝南侯火者寿童招云：胡丞相在细柳坊住，与我官人住近，尝与丞相往来饮酒。则惟庸私第在细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图志》，广艺街在上元县西，旧名细柳坊。一名武胜坊。又考《街市图》，广艺街在内桥之北，与旧内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证也。世贞云：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台为中书省，后为吴王，徙居旧内，而别立中书省。按《实录》，丙申，上入金陵，居富民王彩帛家。七月，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旧内在建康旧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新宫于钟山阳。戊申正月，自旧内迁新宫。《一统志》云：旧内城在京城中，元为南台地。本朝既取建康，首宫于此。比皇城大内宫殿成，此称为旧内。然则旧内则元御史台也。世贞谓上为吴王徙居旧内。误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书侍郎，当各有堂阁。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不闻六部皆属中书省为省中僚属也。世贞疑五部五府，即故中书省大都督府之遗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台，自当与旧内相近。其后改卜大内，居都城左偏一隅，不应预建省府及台于宫之两傍。夫上为吴王居旧内，则省府当近旧内。及既即大位，改筑新宫，则省府当近大内。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图》，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门外御街之东，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门外御街之西。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上诏礼曹绘图锓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则昔之省府，其不与大内相远亦明矣。第未知即此地否耶？俟详考之。
初学集卷一百四
○《太祖实录》辨证（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谋反，词连李善长等。赐惟庸、宁死，善长勿问。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长大逆罪状。廷讯得实，善长遂自经；赐陆亨等死。
按《洪武实录》：十三年正月，涂节告胡惟庸、陈宁等谋反，事连李善长及吉安侯陆亨等。上命群臣更讯得实，赐惟庸、宁死。群臣又请诛善长、仲亨等，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问。”至二十三年五月，有告元臣封绩为惟庸通朔漠讯，得反状，及善长私书。刑官请逮善长。诏勿问。会善长家奴卢仲谦等，亦发善长素与惟庸交通状。上命廷讯得实。召善长诣奉天门，抚遣归第。善长遂自经。此国史所纪善长得罪之始末也。尝窃疑善长以元勋国戚，结党谋叛，罪不容于死。业已更讯得实，群臣劾奏请诛，其义甚正，而上以勋旧曲赦之。十年之内，宠寄不衰，有是理乎？纵上厚待之，善长独不愧于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凉皆戆勇武夫，置之勿问犹可也。事露之后，上独无纤芥之疑，而出镇专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谋逆，以初起时股肱见贷。当时公侯，谁非丰沛故人，亦欲为仲亨所为，其孰能禁之乎？涂节等之上变，已经更讯。后十年再命廷谳，始致辟焉。将初辞犹未尽，而后狱乃致详乎？抑前之更讯者无左验，而后之具伏者乃定案乎？缓之十年，发之一日，劾奏者攘臂于先，而举首者接踵于后。天下后世不能不致疑于斯狱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奸党录》考之，庚午五月之诏，与善长等之招辞，胪列备载，乃知惟庸之谋逆，发于十三年。善长弟侄之从逆，发于十八年。而善长与吉安、平凉诸公侯之反状，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后发觉也。国史所记，其失实于是乎不可掩矣。上手诏云：三十九年已被瞒过。三十八年善长招云：十三年奸党事发，侥幸不曾发露。十八年弟李四被毛向糖说出胡党免死，发崇明安置，不曾推问善长情节。则善长之反状，二十三年以前未尝发觉，晓然无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韩公之恩礼弥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发觉，而逮问相错，诛夷殆尽，此事理之可信不诬者也。不知永乐初史局诸臣，何不细究爰书，而误于纪载若此？窥其大指，不过欲以保全勋旧，揄扬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顾当时之事实抑没颠倒，反贻千古不决之疑，岂不缪哉？国初《昭示奸党》凡三录，冠以手诏数千言，命刑部条列乱臣情辞，榜示天下，至今藏贮内阁。余得以次第考之，而厘正如左：
一、《实录》：刑官请逮善长。诏弗问。下善长从子佑、伸于狱，廷讯得实。上召善长于右顺门，抚慰遣归，善长乃自杀。是善长始终未尝下狱也。按太祖手诏云：敕锦衣诣置所提到亲弟侄，令九衙门共审，发觉知情缘由。则逮问者善长之弟存义，存义之长男伸与李存贤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备条乱臣情辞，则首列善长招辞，而次及存义与其子伸。善长倘终不下狱即讯，则法司何所援据，而有一名李善长之招乎？又按营阳家人小马招云：今年闰四月内，闻知李太师下。盖指二十三年之闰四月也。此非善长下狱之明证乎？俞本《皇明本记》云：国老太师李善长为逆党事伏诛，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余口悉斩之。然则善长之不下狱与归家自经，盖亦史臣有隐之辞，非事实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伸于狱。上曰：“吾欲赦佑等死，以慰太师。”群臣不可，佑即惟庸之婿也。李存义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发，钦蒙免死，发崇明安置。存义与伸俱免死安置，则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义、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无佑尚在之理。此必国史之误也。王世贞撰《韩公传》，于十三年书云：遂止诛存义，并赦佑。尤为失实无据。
一、《实录》：惟庸以兄女妻善长从子佑。善长之弟存义，佑之父也。惟庸令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悸曰：“尔言何为者？若尔，九族皆灭。”存义惧而去。十余日，惟庸又令存义告善长：“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本文吏，用计深巧，虽佯惊不许，然心颇以为然，又见以淮西之地王己，终不失富贵，且欲居中观望，为子孙计，乃叹息起曰：“吾老矣，由尔等所为。”存义还告。惟庸喜，因过善长。善长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长东面坐，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按《实录》所载与上手诏及善长、存义等招，大略相同。手诏之罪善长曰：李四以变事密告，善长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机，狐疑其事。以致胡、陈知其意，首臣既此，所以肆谋奸宄。善长自招，一云：寻思难答应。一云：这事九族皆灭。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时自去做。皆徘徊顾望，一无坚决之语。其所云：这件事若举，恐累家里人口；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举。此则其本情也。惟庸反谋已久，谋欲善长为己用，兄弟子侄，宾客朋旧，下及僮仆厮养，举皆入其彀中。善长昏姻谊重，家门虑深，目瞪口去，宛转受其笼络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显之邪谋，欲自发举，不忍犹与，以酿身后之祸。而况可责之于善长乎？坐此族灭，岂为不幸哉？庚午诏书，条列善长罪状，不过曰：平昔以吏心自处，默然不答，以致胡、陈知其意。所据者，善长与存义、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妇女一切招辞，牵连错互，虽胪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诏皆不及焉。盖圣祖之意，亦未必尽以为允也。呜呼！亦可哀矣哉！
一、国史序善长与惟庸谋反情事，皆援据当时狱辞。第按《昭示奸党录》条列善长诸招，则亦有未尽核者。盖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谋告李存义，使阴说善长，未得其要领，乃使其旧人杨文裕许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亲往说善长。善长犹趑趄未许。即国史所记惟庸西面坐，善长东面坐者是也。然此时善长未许。至十二年八月，存义再三往说，善长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语。今乃尽削去前后曲折，谓惟庸使存义说善长，善长不为动，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即叹息而起，遂自往面订逆谋。譬如赋诗，取义断章，岂可以为折狱定罪之法乎？惟庸过善长密语，据善长自招，则云知道了；据火者不花之招，则云善长怒骂李四，惟庸即去。正圣祖所谓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闻，遥见颔首。国史叙事，盖用太史公《淮阴》诸传之法，可谓妙于揣摩矣。以言乎实录，则犹有间也。
一、《实录》：善长家奴卢仲谦等发善长与惟庸往来状。惟庸为宁国知县，善长荐为太常少卿，惟庸以黄金三百两谢之。及惟庸欲谋反，善长阴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从惟庸。惟庸皆厚与金帛，以古剑谢善长，且言此回回国所献者。又以玉酒壶、玉刻龙盏、蟠桃玉杯奉善长。按《昭示奸党录》所载招辞，有云龙凤年间，举荐惟庸为太常司丞，以银一千两、金三百两为谢者。此太师火者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八年，太师在凤阳盖宫殿。三月间，胡丞相来点凤阳城池。丞相解剑赠太师，云是回回国所出，名木樨花并铁剑，不问甚么甲，层层透。十三年六月，太师命不花碎此剑。亦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二舍以千金宝剑送太师。至第三日，二舍人令人抬木匣一个，有小玉壶瓶一个，玉盘盏二副，玉龙头大盏一个，玉马盂一个，玉盘一个，桃样玉盏二个，摆起来恰好一卓子。
太师朝回，逐件看过，喜欢收了。至第二日，太师朝回往谢。酒间，丞相说：“玉器不打紧，我明日淮西地面盖起王府，拨五十家行院与你做家乐，那时才是富贵。”十三年，胡党事发，太师令脱脱火者将玉器并剑打碎，掷在河里。此火者来安之招也。有云洪武九年秋间，太师早朝回，唤家人卢仲谦及仪仗户陈进兴、耿子忠等四十人，各赏钞七十贯。至晚，太师又说胡丞相要几个人用，你们去根他，重赏赐你。即令金火者引仲谦等去细柳坊门首。李四官人引见丞相，丞相每人与银十两，又说：“你每是太师家里有用的人，常根我做贴身伴，当扶助我成得事业，教你每都做大官人。”仲谦等喜允，一向跟随本官出入，时常与李太师家商量事务。十三年，胡党事发，仲谦与陈仲良逃回太师家躲避。
此卢仲谦等之招也。《实录》所载狱辞，大抵援据各招，约略相合。第据诏书及善长等招，善长虽与惟庸结姻，初未知惟庸反情。十年十月，惟庸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善长，许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长方心动。至十二年八月，李存义来言，犹再三坚拒。而仲谦之招，以为善长遣往从惟庸，乃在九年之秋。果尔，则惟庸之反状，善长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仪仗户杂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长之不就己，而使其故人子侄宛转游说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内，太师常去胡丞相家商议，太师云：“若谋反，必要几个大公侯同谋。”如此则众公侯之从惟庸，皆善长主谋使之也。乃其身顾重自犹豫，不肯决然同事耶？仲谦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师使伴当耿子忠请吉安、淮安、临江、营阳、平凉、永嘉六侯吃茶。
太师云：“我请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谋反事务。”善长文吏奸深，何至矢口狂悖，如病易丧心者所为？岂仲谦等诸招，与夫杂出于家奴妇女之口者，亦有不足尽信者耶？或谓善长巧伪舞文，掩匿其通谋之状，而以狐疑观望，曲自抵讳，冀上怜而贳之。然以太祖之圣明，岂不能洞见其隐，而但据其抵谰之辞，以播告天下哉？核善长之罪状者，当以庚午诏书及善长、存义四招为正。如国史据拾仲谦诸招以傅爰书，则情事舛驳，疑信错互，千载而下，回翔翻阅，必有反抉谪其罅漏，为善长讼冤者矣。姑书之以俟后世焉。
一、《实录》：胡惟庸谋乱，密遣元臣封绩使于元主。惟庸诛，绩惧不敢归。蓝玉于捕鱼海获绩，善长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下狱，讯得反状及善长私书。庚午诏书谓耿忠、於琥在宁夏时，听胡、陈分付，送封绩往草地通信，后破胡营，获封绩，二人反情，由是发觉。初不及善长私书及匿不以闻事也。以《昭示奸党录》考之，则云洪武二十三年，善长于京民合迁之内，朝给长姊杨阿李，暮给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给亲人丁斌。朕见其深奸，提伊亲弟侄，令九衙门共审，供发知情缘由。善长自招云：今年不合将应迁逆民数内，给付姐姐，及将亲人丁斌妄奏。致蒙送问，供出李四缘由。蒙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长前项缘由。则善长之事，由丁斌发觉明矣。按丁斌者，扬州高邮人，西安护卫百户周祥之义男也。周祥有胆勇，系张氏同佥归附，出入胡丞相门下，参预谋议，得升本卫千户。祥在京师，尝以其女原奴许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殁于西安。斌与祥之子周，食贫无以为生，因太师从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与其婿黄质引见丞相。丞相讯知祥已死，为之叹惜，遂命袭职，除杭州卫；留斌出入门下，如祥在时。一日，斌与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与太师弟李四在西轩闲坐。丞相谓李四曰：“周千户在时，曾以女许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妇矣，汝侄神舍尚未娶。吾为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拜谢。七月，斌义姊遂归神舍。神舍者，李存贤之次弟，仁之亲弟，而太师之从子也。斌自此与李四叔侄侍丞相饮酒。丞相每告戒，令齐心举事，事成，富贵不小。斌等心识之，不敢泄。十三年，胡党事败，斌惧祸逃杭州，往依周。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为事处决。斌复来神舍家，闻石敏、黄质等事发，欲逃归。未果，为法司逮问。此丁斌招辞之大略也。由此观之，则李四父子之反形，因丁斌而发觉；善长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其不为封绩手书之故明矣。国史于善长一狱，不胜舛误。即所记台臣前后论劾，凛如秋霜，要亦史臣以己意文致其词，未必当时白简果如此也。封绩爰书，详具于后，其词亦未尝连善长。
一、封绩招云：绩系常州府武进县人。幼系神童，大军破常州时，被百户掳作小厮，拾柴使唤。及长，有千户见绩聪明，招为女婿。后与妻家不和，被告发，迁往海南住坐。因见胡、陈擅权，实封言其非为。时中书省凡有实封到京，必先开视。其有言及己非者，即匿不发，仍诬罪其人。胡丞相见绩所言，有关于己，匿不以闻。诈传圣旨，提绩赴京，送刑部鞠问，坐死。胡丞相著人问说：“你今当死，若去北边走一遭，便饶了你。”绩应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宁夏耿指挥、居指挥、於指挥、王指挥等处。耿指挥差千户张林、镇抚张虎、李用转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路，遇达达人爱族保哥等，就与马骑，引至火林，见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令儿子庄家送至哈剌章蛮子处，将胡丞相消息，备细说与，著发兵扰边。我奏了，将京城军马发出去，我里面好做事。按封绩招词甚详，绝不及善长私书，则善长事发，非为有人首沙漠之故，又居可知也。通胡手迹，此善长大逆不道第一公案。圣祖不以列手诏，刑部不以入爰书，而国史罗缕书之，独何所援据哉！以圣祖所条示为案，而力刊《实录》之误，可也。《实录》又云：封绩，河南人，故元臣来归，命之官不受，遣还乡，又不去，谪戍于边。故惟庸等遗书遣之。按绩本武进人而曰河南，童稚被掳，身为厮养，而曰元臣来归，且所记遣戍遗书之故，与绩招无一语相合者。国史之不足征，一至于此。
一、诏书云：于京民合迁之内，朝给长姊杨阿李，暮给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给亲人丁斌。善长招云：不合将应迁逆民数内姐姐给亲及将亲眷丁斌妄奏。《实录》云：京民通惟庸作乱者，法当徙边。善长受奸民赃，奏请数给其亲。《九朝野记》则云：京民为逆，﹃其半，迁其半于化外。善长复请免其党数人，按善长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党，合迁化外者。善长奏请免之，致将丁斌提问。若云以合迁京民奏给其姊及丁斌，恐无此理，当以《野记》为是。因诏书出自圣制，文义奥古，故《实录》误解耳。又如诏书云：陆仲亨年十七，持一斗麦藏草间。朕呼之曰：“来。”盖以罪状仲亨，著明其负恩忘旧，而《实录》援引，以为上对群臣曲赦仲亨之语，则不啻背驰矣。国史之多误如此。
一、太师妻朱氏招云：洪武十二年十月，听得李六十（即李仁）和太师说：“我有得多少人，和汤大夫处借些人。”太师自去请汤大夫前厅饮酒，太师说：“你的军借三百名与我打柴。”汤大夫说：“上位的军，不是我的军，我如何敢借与你。”酒散，太师对李六十说：“上位气数大，便借得军，也无军器，且慢慢理会。”（此招与《实录》相合）。
一、太师妻樊氏招云：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师为救仪仗户事，上位恼李太师，著人在本家门楼下拿去察院衙门。丞相奉旨发落归家。爷儿三个在前厅哭，发狠：“我做著一大太师，要拿便拿。”当月第三日，丞相来望太师说：“不是我来发落你，上位怎么肯饶你？”
火者不花招云：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师钦差往北平点树，回到瓜州。胡丞相差省宣使来说：“圣旨教你回凤阳住。”太师抱怨说：“我与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到教我老人家两头来往走。若是这等，事业也不久远。”八年三月，钦取太师回京。不数日，太师往告诉胡丞相：“上位如今罚我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
太师管田户潘铭招云：太师于洪武八年凤阳盖造宫殿，差往兴原转运茶。与陈进兴说：“许大年纪，教我运茶，想只是罚我。”九年三月回家，对胡丞相说：“许大年纪，教我远过栈道去，想天下定了，不用我。”（俞本《纪事录》：七年十二月，善长奉旨差诣汉中府，清理茶政，秦州、河州访察马政。上嘱曰：“卿到陕西使曾跟朕小厮两个跟前用，不要使宣使奏差。朕与汝银二百五十两，买酒肉与小厮吃，只教也支廪给，休扰那驿家。”）
太师仪仗户孙本招云：洪武九年七月，李太师对延安侯说：“我为盖凤阳府宫殿不好，上位好生怪我，教我无处安身。”吉安侯说：“我每都去胡丞相家商量。”
仪杖户闻保儿招云：十年三月，丞相对太师说：“上位这几日有些恼，为凤阳盖宫殿不如法。”太师说：“这等教我怎么好？”丞相说：“太师，我这等事也觑的小可。”以上诸招，皆善长平日怨望圣祖之事，国史所不载者。
一、太师火者来兴招云：洪武九年六月，胡丞相教人送一柜钞与太师。丞相云：“我抬这钞，不是与别人。你收拾些好伴当与我。”太师说：“我与你这伴当，不要与人知道。”当日太师拨伴当陈进兴、耿子忠等四十名送胡丞相。丞相云：“你常常跟著我，等至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下手。”（与卢仲谦招同。九年六月收拾伴当，约至十二年二月举事，何期会之蚤若此？）
又招：六年三月，胡左丞问太师：“我和你说的话，如今怎的？”太师说：“已知道了。明日有淮安侯管各门，约四月十二日点定人马下手。”（见淮安事中。时华云龙在北平，所约者小淮安侯华中也，恐无掌管各门之事。）
又招：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问梳头待诏许贵：“我要使你和太师老官人说些话，你敢说么？”许贵说：“我敢说。”丞相说：“我要和太师商量大逆的勾当。”（岂有大逆勾当使梳头待诏传说之理，似未可信。）
太师妻樊氏招云：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师家拜年节。丞相说：“天下的事，都在我手里掌著。我如今要作歹，你爷儿从不从？”太师说：“看丞相几时下手？我每爷儿也从。”九年十月，丞相约太师：“二十日下手，你著两个儿子，四官人、六官人爷儿各自领人。”
又招：八年八月十五日，胡二舍对太师说：“如今事都成了，有李四还在江那边，取他爷儿五个回来，交付人与他领。”太师即便使人取回。（李四与丞相结姻在洪武九年，岂有八年八月先取回领军之理。）
太师妻朱氏招云：洪武八年六月，太师伴当陈千户斫了胡丞相淮西坟上树。上位宣太师来问，脑揪太师赤脚走一遭。太师归家说：“我跟了上位许多年，听胡丞相说，便这等揪我。”李四说：“却又我说不差，你听我说，从了他，那里有这等事？”太师点头。（此亦在李四与惟庸未结姻之时，恐未足信。（）
李四妻范氏招云：洪武五年十一月，男李佑回家说：“今日早我父亲和太师、延安、吉安四人在胡丞相家板房里吃酒，商量要反。”范氏道：“可是真个？你吓杀我。”李佑回说：“是真了。”
又招：八年九月，李四回家说：“我早起和汪丞相、太师哥在胡丞相家板房吃酒，商量谋反，我也随了他。”范氏骂李四：“你发风，你怎么随他？”李四说：“我哥哥随了，我怎么不从他？”（善长既与惟庸再三面议反事，何以至十二年犹狐疑未决耶？（）
已上诸招，皆所谓杂出于家奴妇女之口，虽经刑部条示，而诏书皆未之及者也。三录所载，未可更仆数，姑存其梗概。
一、太师仪仗户周文通招云：洪武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太师坐前厅，“叫火者家人小厮都来听我发放。已前事务不成了，你每大小休要出去唱言。如今暗行人多，我好时小厮每都好，不好时都不好，出外小心，在家勤谨，休要说闲话。”小厮每都起去。
卢仲谦招云：洪武二十一年，仲谦到定远看太师新盖房子。仲谦跪说：“别公侯家都盖得整齐，大人如何不教盖得气象著？”太师说：“房子虽盖得好，知他可住得久远？”仲谦说：“大人有甚么事？”太师说：“你不见胡党事至今不得静办，我家李四每又犯了，以此无心肠去整理。”仲谦回说：“好歹不妨。”
仪仗户孙本招云：十九年十月，孙本去定远县见太师房屋不整齐。太师说：“李四见在崇明，胡党不息，不知我如何？”孙本说：“有甚么事？”
家人倪定住招云：十三年十月，太师在家饮酒，六官人和太师说：“已前和胡家商量的事，怕久后牵连我一家。”李二官人说：“父亲做太师，哥哥做驸马，料著我家无这等事。”
仪仗户赵猪狗招云：十六年六月，太师请延安侯饮酒。延安侯说：“我每都是有罪的人，到上位根前，小心行走。”太师说：“我每都要小心，若恼著上位时，又寻起胡党事来，怕连累别公侯每。”十七年五月，太师说：“上位寻胡党又紧了，怎么好？”吉安侯说：“上位不寻著我，且由他。”
十四年正月，平凉侯请太师饮酒。平凉侯说：“我每都是胡丞相作反的人，若上位寻起来，性命都罢了。”太师说：“早是也不来寻我。”平凉侯说：“若不寻著，我每且躲一躲，不要出头罢了。”
已上诸招，皆胡党发后，善长惶恐惧祸之事。观其告戒同党，晓谕僮奴，屏足掩耳，惴惴如不终日。至于凤阳第宅不事修葺，且有知他可住得久远之语，且悔且惧。其于善长情事，可谓逼真矣。他招谓善长欲为惟庸报仇，或云十六年谋之济宁，或云十八年谋之平凉，又谋之平凉侯男，或云十九年谋之吉安、营阳，或云二十一年谋之延安。善长老吏负罪，而心悸惟恐人知其影响，尚敢攘臂怒目，切切然谋为人报必不可报之仇也哉？爰书所列，此其最为失真者，断而削之可也。
一、祝允明《九朝野记》云：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肃清逆党，命刑部尚书杨靖备条乱臣情词。播告天下。上口诏几四千言。梅纯《备忘录》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又异于前。郑晓《异姓诸侯传序》云：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与前稍异，功高望重，连岁总兵者八人云云。二十三年五月，肃清逆党，命刑部尚书杨靖条示天下，上口诏几四千言。按庚午诏书，载于《九朝野记》者，首尾阙落，仅存其半。郑晓作《异姓诸侯传》，多援据此诏，第未见全文，概有舛错。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肃清逆党。此大缪也。功臣次第，即定于肃清逆党之榜，岂有两诏乎？如曰功臣次第为十七年所定，则蓝玉之进封凉国在二十一年十二月，此诏何以不称永昌而先称凉国耶？舳舻、航海，以二十年封，开国、全宁、西凉以二十一年封，又何以备列耶？郑氏之失考甚矣。黄金《开国功臣录》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勋臣五十七人，李善长犹居首。不知此诏在二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长等参夷之日。其榜列勋臣，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者也，岂以是优异善长等耶？《昭示奸党第三录》载营阳侯杨火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内舍人杨达读录榜文，想伊父五次卖阵，我兄弟又有大罪，本年六月，钦差官来察理旨意。观此招，则肃清逆党之诏，其榜列在二十三年五月明矣。《昭示奸党》诸录，则又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时也。此诏《实录》失载，几于湮没，今幸藏┑内阁，开国勋臣之事，其强半犹可考见。孔子二代之伤，公羊三世之论，君子不能不为之慨叹云。
一、善长子祺尚太祖长女临安公主。《开国功臣录》云：永乐元年，卒于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长罪，囚于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自溺。按大明主婿祺卒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开国功臣录》诸书皆缪也。大明主婿，永乐间编纂仁祖、太祖及亲王主婿谱牒，其可征信无疑，余故援以正之。又按《昭示奸党录》载李太师家教学贡颖之招云：洪武十六年，颖之见党事不绝，仍投李太师家，教李驸马舍人读书。二十一年，跟李驸马往凤阳定远县住。则知祺以二十一年还定远，次年卒，亦当在定远，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太祖大义灭亲，岂不能以欧阳伦之法处之耶？祺之得前死为幸，而韩公之后，其得存者必鲜矣。哀哉！
初学集卷一百五
○《太祖实录》辨证（五）
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病卒。
《实录》记亮祖之殁，以为病卒。而高皇帝《圹志》则曰：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尝讳也。《实录》云：上亲制《圹志》，仍以侯礼赐葬。后有读御制文集者，则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谓讳而不没其实者与？亮祖在镇不法，为道同所论列，上虽怒之，亦但知其为胡惟庸所使，擅专贪取而已。二十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党事提问，则知亮祖之坐胡党，亦发于二十三年也。郑晓《异姓诸侯传》云：罢职居江宁，又坐胡党，十三年卒。影响傅会，似是而实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后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盖皆毙于杖下也。太祖不讳，而国史概从讳词，何哉？
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为临川侯。
胡美，《实录》不载所终。《开国功臣录》《异姓诸侯传》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贞《功臣表》云：二十六年，坐蓝党论死，国除。今按高皇帝手诏，则美于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诛。而据吴也先之招，原系临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为事拨李太师家，其证佐甚明。是知诸书皆缪，而《功臣表》蓝党之说，尤为无稽。又按郑晓《异姓诸侯传》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后坐党事，二十六年卒。美于十七年伏诛，而胡党之发露，则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郑所记甚缪，今并正之。
洪武十三年七月，复封郑遇春为荥阳侯。
按遇春与陆亨、唐胜宗俱以多起驿马，降充指挥，发山西捕四达子。此洪武八九年间事，见于庚午诏书及《奸党录》诸招者也。《实录》略载仲亨事，而不及胜宗。遇春独于十三年七月书复封郑遇春为荥阳侯，而不详其谪降之故。惟十年五月，番酋寇凉州，书指挥郑遇春击却之。六年书荥阳侯郑遇春仍守朔州。而十年书指挥者，盖遇春夺爵之后，降为指挥守凉州也。考之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责降，九年复爵。诏书亦云：期年取回复爵。遇春家人杨保儿招亦云：九年回京。《实录》书遇春之复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复爵，则十年又何以书指挥也？岂《实录》前后错互，其不书于八年九年者为脱略，而书于十年十三年者为赘误耶？《开国功臣录》亦记十三年复封，与《实录》合。郑晓《异姓诸侯传》则云：坐累夺爵，逾年复侯。郑所据者，盖庚午诏书也。
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济宁侯顾时子敬袭爵。
《实录》不载敬所终。按《昭示奸党录》老济宁侯妻舅李赛儿招云：姊夫领大舍顾敬，时常到丞相家商议。十九年五月，小济宁侯以给亲具奏，今因事发提问。则二十三年敬以胡党连坐明矣。推国史不书卒之例，则敬之伏法可知。郑晓《异姓诸侯传》云：先是坐党，上特释时，以故子得嗣侯，后竟除。时殁时，党事未发，故身得赠谥，子得嗣侯。安有党事已败，而独释时之理乎？郑氏之传妄矣。然庚午诏书，独列顾时而不及其子敬者，何也？盖当时诸小侯从胡谋逆者，若顾时之子敬，陈德之子镛、杨之子通，皆其父谋逆，而其子亦与谋，故诏书列其父，而不及其子，举其重而书之也。至如申国公邓镇、小淮安侯华中，则其父不与逆，而其子自为之也。故独列其子之名，以著其为首恶也。诏书之书法简严，真不减于《春秋》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曹国公李文忠薨。
（按：曹国之薨，太祖痛悼辍朝，恩恤备至。而王世贞《史乘考误》载野史云：文忠多招纳士人门下，上闻而弗善也。又劝上裁省内臣。上大怒，尽杀其门客。文忠惊悸暴卒。上杀诸医及侍者百人。世贞初疑其诬，后以十九年景隆袭爵诰文考之，而知野史之言有自来也。诰云：非智非谦，几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终。又云：尔其鉴前人之失，保尔富贵。太祖之叮咛告诫，不释然于曹国也，可谓深切著明矣。曰身不免而自终，其与夫获考令终者，则有间矣。俞本《记事录》云：文忠病，淮安侯华中侍疾进药。上疑其有毒致薨，贬淮安侯，放家属于建昌卫，医士全家被诛。淮安进药之事，与刘诚意之死状略同。胡惟庸之毒诚意也，奉上命挟医而往。淮安之侍药，岂亦传上命耶？惟庸之于诚意，淮安之于曹国，与夫德庆之于龙凤，卒皆用以致辟，岂其事亦有相类者耶？若曹国得罪之故，史家阙如，无可征考，吾不得而知之矣。呜呼！亲则甥舅，功则元勋，殁享大，生传带砺。五刑无隐，谁薄卫医之鸩？万岁为期，如赐汉仪之酒。若乃中山马肝之谤，开平杜邮之疑。汲冢之科斗，与孔壁而并传；隐、桓之异辞，征宝书而莫辨。悠悠百世，可为陨涕者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进封征南功臣傅友德等。
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旧勋，余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禄皆二千石，子孙世袭指挥使。至十七年四月，论征云南功，进封颍川侯傅友德为颍国公，副总兵永昌侯蓝玉、安庆侯仇成、定远侯王弼等，先为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当爵及子孙，食禄二千五百石，仍各赐铁券。《实录》但举永昌、安庆、定远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袭，如安陆侯之子杰、宣国侯之子镇，则皆以十九年四月袭封矣。凤翔侯之孙纲，宣德十年犹乞袭封矣。盖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论功加世爵，而《实录》纪之，从省文耳。安陆、宣德皆先卒，其功自当与十二侯并论，考《袭封底簿》自明。
洪武二十年，靖宁侯叶进讨东川诸蛮，平之。
黄金《开国功臣录》载梁国公胡显，以洪武二十一年讨东川功得封。显，昭敬皇妃之父也。显之姓氏，始终不见于《实录》。考《实录》二十一年讨东川者，靖宁、景川也。二十二年讨九溪者，靖宁、东川、普定也。靖宁独得贼首，颁赏最厚。不闻援信国、颍国之例，自彻侯进封。而从征之胡显，以椒房故，猎封大国。圣祖慎恤名器，岂宜有此？且国封大事，国史虽多脱略，宁有没而不书之理耶？二十三年五月诏书，自三年大封以后，条例封公侯者凡五十七人，独不及显。洪武末年封爵，诏书不载者，惟永定、越隽二侯，皆二十三年五月以后封者也。显果以二十二年七月封，何不在建功一十五人之列耶？显之不封，此其明证也。王世贞云：据兵部黄及胡氏亲供甚明。余考吏部《公侯伯袭封底簿》皆据兵部贴黄，绝无梁国袭封始末。王氏又何从见之？斯亦妄矣。又按《楚昭王行实》云：王生母昭敬太充妃胡氏，都指挥同知胡显之女。《昭王行实》为王孙季所编，载充妃为显之女。而《开国功臣录》谓充妃为泉之妹，显之姑，则纰缪甚矣。《行实》称显止云都指挥同知，则其未尝开国封又明矣。《行实》载昭王事迹甚详，若有入奏召还胡显之事，安得不备载耶？其为傅会无疑也。余故据《楚昭王行实》，合之国史诏书，径削去之。恐后人尚承其讹，故存其辨于靖宁之后。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常袭封开国公。
按：《实录》自二十一年袭封，同诸功臣屡出练兵。自二十六年二月陕西召还之后，遂无闻焉。《公侯伯袭封底簿》载茂有弟常，生继祖，发云南临安卫安置，而不记之所终。郑晓《名臣记》：靖难兵至浦子口，与魏国公分道力战，已而见上得释。诸家记革除事，皆为立传，参列于魏、曹二国之间。今以《逆臣录》考之，则为蓝玉之甥，初与通谋，玉既伏诛，又于三山聚兵谋逆。反状已具，爰书胪列，而得免于圣祖之刑﹃，有是理乎？然则以二十六年伏法，无可疑者。《袭封簿》不记其所终，盖讳之也。既伏法，又安置其子于云南者，茂既无嗣，不忍复诛之子，此议功议亲之法也。若如郑晓所记，则于拒战得释之后，成祖遂释而贳之乎？抑亦既释而终不免乎？若释而贳其罪，则既得释矣，不应又放其子于临安也。若既释而仍不免，则以怒之故，放其子于临安，不应两年之内，旋召见而厚赐之也。故常之事，当以《逆臣录》《袭封簿》二书为正。其它革除诸书所载，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贞撰《开平世家》云：抗靖难师得罪，安置临安，以忧卒。此尤为附会，不足置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赐李善长从子佑及吉安侯陆亨等死。
按洪武《实录》，延安、吉安、平凉、南雄四侯，皆吉安家奴封帖木所告，与胡惟庸等同谋为变者也。《实录》于五月乙卯，但记赐善长从子佑及陆亨等死，而不详其事。延安等三侯，既不为立传，亦不载其所终。黄金《开国功臣录》于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贞《高帝功臣表》皆书二十六年卒，追论奸党，国除。仲亨之赐死，国史既大书其事，无可疑者。然延安三侯，皆与惟庸等约日为变，厥罪惟均。既赐亨死，则胜宗、聚庸，安得同罪而异罚耶？《实录》书云：赐亨等死。曰亨等，则其非一人可知。以书法推之，盖包括胜宗、聚庸而为之词，其必以同时赐死无疑也。按《昭示奸党第二录》，载延安侯唐胜宗招云：今蒙提问胡党情节，从实开招于后。又载平凉侯费聚全招，则胜宗与亨等俱下狱即讯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黄平公干，差成往苏州。闰四月，成到黄平回话回还。彼时胡党事正发，恐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宁县旧识人吕二家，本人同高里长赴官首告送问。按《实录》二十三年正月，胜宗讨平贵州平越苗蛮，即命同凤翔侯往黄平等处屯田练兵，与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黄平还，即恐胡家事发，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则胜宗之逮问，亦必以是年闰四月也。《实录》云：上复命诸司官谳之，亨等皆具伏。曰亨等皆具伏，则胜宗、聚庸举在其中矣。《实录》自二十三年五月后，延安四侯皆不复见，其以五月被诛可知。二十三年六月，载从胜宗之请，给云南诸卫耕牛。盖胜宗在黄平请之也。《实录》云：先是胜宗请给，至是诏给与之。则是年六月，胜宗不在黄平，又可推矣。黄金于功臣之诛，皆从讳词，概云二十六年薨。殊为失实。世贞曾见国史，多所援据，而于延安诸侯，悉因黄金旧文，不可晓也。今悉从庚午诏书及《昭示奸党三录》，又参互以实录，一一厘正如左。
平凉三侯与吉安同罪同辟，无可疑者。《开国功臣录 费聚传》云：二十三年，自云南召还，赐金帛还乡优老。二十六年卒，上为辍朝遣祭。黄金未见国史，故妄为粉饰如此。郑晓《异姓诸侯传》云：聚坐胡党。上曰：“聚往征姑苏，朕尝詈责，遂有反谋。”后竟得释。郑氏所记，亦出庚午诏书，第未见其全文。所谓后竟得释者，则因《功臣录》记其卒于二十六年，且有祭恤之典，求其说而不得，而曲为之词也。史家乖缪不可考信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东川侯胡海卒。
海之卒也，史为立传记，上为辍朝致祭。镏三吾又为撰墓志，其获考死无疑矣，然赠谥恩恤，概未有闻焉。《实录》云：海尝有罪，收其公田。蓝玉对胡王云：“你家也是为事的。”则知海虽死牖下，其实亦伏罪而没也。是时蓝党未发，其亦以胡党牵连者与？黄金《录》云：当时党论一兴，元功宿将，惴惴焉朝不谋夕。海独摆脱众中，一辞莫逮。卒荷宠灵，考终牖下。其亦以得托肺附之故，幸而免哉？东川三子，长斌以从征死，次玉坐蓝党，次观尚主卒，其子忠授孝陵指挥。观之子得不坐蓝党者，或以南康之故。而东川之有罪与其得免，则史既不书，他亦无可考也。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兴以帷薄不修伏诛。
王世贞《开国功臣表》大书于德兴之下曰：十八年，坐乱宫死。考庚午诏书，条列临川侯胡美罪状，盖如世贞所书。而德兴则以帷薄不修伏诛，见于国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岂世贞所见庚午诏书，载在《九朝野记》者，首尾脱略，不及深考，而误系于德兴之下耶？或如《逆臣录》所载王诚之招，则德兴之子骥实犯禁而并坐德兴耶？抑国史所记帷薄不修，盖亦史官之微词耶？余于诸招，自临川侯外，如李善长之二子，及费聚之子越，杨之子通、达，德兴之子骥，皆削而不载。后之取征者，考《奸党》《逆臣》二录全招，则知之矣。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凉国公蓝玉谋反，与吏部尚书詹徽等俱伏诛。
郑晓《异姓诸侯传》云：蓝玉反，狱上，集群臣廷议。玉强辨，转展扳染不肯服。詹徽叱玉吐实，无徒株连人。玉大呼曰：“徽即吾党。”遂并执徽。按《逆臣录》载徽招云：近日上位好生疑我，必是连我也拿下。则玉先伏诛，而徽后始败露也。郑晓所记，盖出稗史，近于戏矣。又史敬德招云：二月初九日，詹尚书对敬德说：“凉国公见拿在卫，你可打听，如招我，便来报我知道。”此招亦可以征郑记之妄。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宋国公冯胜卒。
（按：《实录》于宋公之卒，书其日月，又为立传。然考国史之例，书卒而以诛死者，王弼是也。书卒且立传而以诛死者，廖永忠是也。宋公之卒也，国史书其卒，则如颍国、定远，书其卒而立传，则又如德庆。然而宋公实以诛死，则国史正用二公之例，不可得而掩也。胜之得罪，不独以北征之故，如平凉之役，代大将军总制军事，不俟朝命，辄自引还，跋扈不臣，罪状显著。高帝岂能贳之？二十七年手诏，以家人违令琐事，频烦戒谕，至云祸福之来，皆人自致，念卿兄弟相从，开国有功，且连姻亲，不忍不为卿。君臣之际，猜疑切责如此，求其令终，岂不难哉！本传记北征之事，但云上以此深责之，其有所讳耶？抑亦使人习其读而问其传耶？俞本《记事录》云：宋国公胜、颍国公友德等为党逆事伏诛，家属悉令自缢，毁其居室而焚之。非俞本之录大书特书，则宋、颍被诛之事，遂不可考矣。凉国之诛在洪武二十六年，而宋、颍相继伏诛，俞本云为党逆事，其为蓝玉之党可知也。宋、颍诛而开国之元功尽矣。丰、沛旧臣，如晨星之仅存者，惟长兴、武定耳。呜呼！微孝庙之继绝，则开平之苗裔，尚夷愍隶；微世庙之议礼，则青田之帷幄，孰与享？又况菹醢陨身，参夷湛族者乎？史家疏缪，不稽本末，昧丹书之惨酷，悼信誓之凌夷，斯则文献无征，可为叹息者矣。
又按黄金《开国功臣录》，凡功臣赐死与伏诛者，皆讳而书卒，李善长、陆仲亨之类是也。郑晓《大事记》及列传，别起一例，于李善长、傅友德之类，皆书曰暴卒，惟蓝玉书伏诛。以暴卒别于伏诛，所以别诸公于玉也，晓之微指也。考之《实录》，则义例尤错互不一。有直书自经及赐死者，善长、亨之类是也；有直书其事而曰伏诛者，蓝玉、周德兴之类是也；有于卒之年月立传，且书其赙恤而实以诛死者，廖永忠也；有于卒之年月立传，而不载赙恤者，冯胜也；有卒之年月但书曰卒，而别立传于封爵之年月者，傅友德也；有止书其卒，而封爵之年月并不立传者，王弼也；有其人以诛死而没其事，并不记其所终者，胡美、黄彬之类也；有不记其所终，而略举其事，或在奉朝请之下，或在封爵之下者，陆聚、孙恪之类是也。国史大书特书，发凡起例，在诸公必信而有征，立乎定、哀以指隐、桓，将使谁正之哉？夫班、马传汉，不没韩、彭之婴﹃；欧、宋书唐，必著文静之抚膺。山河之誓未干，麒麟之图安在？逝者不作，来者难诬。安用出入多端，掩沉魂于青史；推敲只字，寄隐狱于丹书也哉？愚不能深知国史之微词，亦不敢妄效诸公之别例，传疑传信，良惧厚诬前人；知我罪我，庶几俟诸百世云尔。
初学集卷一百六
○读杜小笺（上）
归田多暇，时诵杜诗，以销永日。间有一得，辄举示程孟阳。孟阳曰：“杜《千家注》缪伪可恨，子何不是正之以遗学者？”予曰：“注诗之难，陆放翁言之详矣。放翁尚不敢注苏，予敢注杜哉？”相与叹息而止。
今年夏，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属陈司业无盟寄予，俾为其叙。予既不敢注杜矣，其又敢叙杜哉？
予尝妄谓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评杜诗者，莫不善于刘辰翁。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辰翁之评杜也，不识杜之大家数，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者，而点缀其尖新俊冷，单词只字，以为得杜骨髓，此所谓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寻扯为家当，此鲁直之隔日疟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近日之评杜者，钩深抉异，以鬼窟为活计，此辰翁之牙后慧也，其横者并集矢于杜陵矣。呜呼！大雅之不作久矣。德水北方之学者，奋起而昌杜氏之业，其殆将箴宋、元之膏肓，起今人之废疾，使三千年以后，涣然复见古人之总萃乎？苫次幽忧，寒窗抱影，纟由绎腹笥，漫录若干则，题曰《读杜诗寄卢小笺》，明其因德水而兴起也。曰小笺，不贤者识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卢，且道所以不敢当序之意。癸酉腊日虞乡老民钱谦益上。
（游龙门奉先寺）
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
蔡绦《西清诗话》：黄鲁直较本云：王荆公言天阙当作天阅，对云卧为亲切。予读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焉。此游龙门诗也，用阙字何疑？程大昌《演繁露》亦引《水经》以证之。予按韦应物《龙门游眺》诗：“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又云：“南山郁相对。”此杜诗注脚也。荆公妄改，殊不足信。
（冬日雒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
配极玄都，凭高禁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
仙李盘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
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
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各飞扬。
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调玉柱，露井冻银床。
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
（唐自高祖追崇老子为祖，天宝中，见像降符，不一而足，人主崇信之极矣。此诗直记其事以讽谏也。“配极”四句，言玄元庙用宗庙之礼为不经也。“碧瓦”四句，讥其宫殿壮丽逾制为非礼也。“世家遗旧史”，谓开元中奉敕升老子、庄子为列传之首，序《伯夷》上。然太史公不列于世家，终不能改易旧史，盖微词也。《道德》付今王，谓玄宗亲注《道德经》及置崇玄学，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词也。“画手”以下八句，记吴生画图也。世代之寥廓如彼，画图之亲切若此。冕旒旌旆，眩翟（耳目，不亦近于儿戏乎？“翠柏”四句，叙冬日之景也。“身退”以下四句，始略见大意。以谓《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净无为，理国立身。是故身退则周衰，经传则汉盛，即令不死，亦当藏名养拙，岂肯凭人降形，为妖为神，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诗虽极意讽谏，而铺张盛丽，语意浑然，所谓言之无罪，闻之足戒者也。
（投赠哥舒开府）
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轩墀曾宠鹤，畋猎旧非熊。
哥舒翰与安禄山、思顺并为节度使，禄山在范阳，思顺与翰分控河陇，故曰“受命边沙远”也。翰素与二人不协。天宝十一载并来朝，玄宗使高力士于城东崔驸马池亭宴会，赐热洛河以和解之，故曰“归来御席同”也。“宠鹤”、“非熊”，即御席之人，分别言之。言禄山、思顺，轩墀之鹤耳，岂如翰为畋猎之非熊乎？以卫懿公托讽玄宗，讥其昵于私幸，不能屏禄山、思顺而专任翰也。刘辰翁漫评之曰：“此语深愧士大夫。”实不知作何解，可为一笑。
（丽人行）
本朝杨慎云：古本多“足下何所著，红蕖罗袜穿镫银”二句。遍考宋版并无之。杨氏《诗话》，往往改窜伪托，以欺后人。流俗多为所误，故辨之于此。
（送高三十五书记）
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
吐蕃每至麦未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呼为吐蕃麦庄。哥舒翰遣将邀击，匹马不还。此诗记其事，又戒以勿逢迎人主好武之意，穷兵于石堡、河曲也。高为翰掌书记，故曰军事留孙楚。刘辰翁云：“崆峒，犹言一大地也。”纰漏至此，稍知《兔园册》者不为，而世犹宗之，何也？
（上韦左相）
霖雨思贤佐，丹青忆旧臣。应图求骏马，惊代得麒麟。
沙汰江河浊，调和鼎鼐新。韦贤初相汉，范叔已归秦。
天宝十三载，霖雨六十余日，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故曰“霖雨思贤佐”，非寻常使霖雨故事也。上以见素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故曰“丹青忆旧臣”。他本作老臣、直臣，皆非也。范叔归秦，此句托意最为深远。盖见素虽为国忠引荐，公深望其秉正，去国忠以匡时，故以范叔归秦讽之。国忠之在唐，犹穰侯以外戚擅秦也。今范叔已归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盖诡词以劝之。见素虽不能用公言，然公之谋国，用意深切如此，千载而下，可以感叹也。旧注以为喻见素父凑仕隋归唐。凑以永淳二年释褐，未尝仕隋。旧注纰缪，多此类也。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三山老人曰：“此诗讥天宝时事也。‘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泾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浊不分，而天下无纪纲文章也；虞舜、苍梧，思古之圣君而不可得也。瑶池、日晏，言明皇方耽于淫乐而未已也；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黄鹄哀鸣比之，小人贪禄恋位，故以阳雁、稻粱刺之也。按：此诗首言高标、烈风，登兹百忧，登高视下，岌岌乎有漂摇崩折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苍梧云正愁’，犹太白云‘长安不见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之不可以为常也。”宋人诗说多支离可笑，三山老人论此诗殊近理，故取之。程孟阳曰：“玄宗游宴，贵妃皆从幸。苍梧云正愁，暗指二妃之事也，故以瑶池、日晏惜之。”
（白丝行）
缲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象床玉手乱殷红，万草千花动凝碧。
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
春天衣著为君舞，蛱蝶飞来黄鹂语。落絮游丝亦有情，随风日宜轻举。
香汗轻尘污颜色，开新合故置何许？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
（《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不知余无能为益，以诗见。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沦不能自拔于世。余虽心知之，而末如之何。此屈非复文辞所了，故直戏以答其诗云。郭诗曰：“白素丝，织为寒女衣。寒女虽巧妙，不得秉杼机。天寒知运速，况复雁南飞。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人不取诸身，世士焉所希？况复已朝餐，曷由知我饥？”此诗用泰机之言而反之。泰机以白丝寒女自喻，而致憾于衣工之弃我，以冀咸之相荐。此诗谓白丝素质，不自贵重，而随时染裂春天衣著，随风轻举，亦可谓妙于趋时者矣。然而有“香汗轻尘”之污，有“开新合故”之置，向之汲汲求进，徒自点耳。所以才人志士，深思汲引之难，恐惧弃捐，而忍于羁旅也。此诗全用《选》诗，而属意尤为深婉，故曰熟精《文选》理。岂欺我哉！
（哀王孙）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玄宗凌晨自延秋门出，亲王已下多追之不及，故曰骨肉不待同驰驱也。王孙不肯道姓名，但乞为奴，困苦若此，且窜逃荆棘，身无完肤，形容变尽，几不可辨识矣。然隆准之子孙，千人亦见，其能免于逆胡之物色乎？故曰“龙种自与常人殊”，“王孙善保千金躯”，危之也，亦戒之也。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刳其心以祭庆宗。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王侯将相扈从入蜀者，子孙兄弟，虽婴孩皆不免刑戮。当时降逆之臣，必有为贼耳目，搜捕王孙妃主以献奉者。如张均者不难为贼毁阿奴三哥家事，又何有于王孙？故曰慎勿出口他人狙，又曰哀哉王孙慎勿疏，盖嘱其慎防此辈，不独如孙孝哲为贼宠任者也。有宋靖康之难，群臣为金人搜索，赵氏宗室，遂无遗种。逆臣媚子，千载如一辙，读此诗可为流涕。
（哀江头）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此诗兴哀于马嵬之事，专为贵妃而作也。苏黄门曰：“哀江头，即《长恨歌》也。”斯言当矣！清渭、剑阁，寓意于上皇、贵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门，过便桥渡渭，自咸阳望马嵬而西，则清渭以西，剑阁以东，岂非“蛾眉宛转”、“血污游魂”之地乎？故曰“去住彼此无消息”。行宫对月，夜雨闻铃，寂寞伤心，一言尽之矣。“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即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宋人谓一秦一蜀，托讽玄、肃父子之间，非也。“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兴哀无情之地，沉吟感叹，瞀乱迷惑，虽胡尘满地，至不知城之南北，此所谓有情痴也。陆放翁但以避死惶惑为言，殆亦浅矣。
（塞芦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
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
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
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
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是时贼据长安，史思明、高秀岩重兵趋太原，崤、函空虚。公以为得延州精兵万人，塞芦关而入，直捣长安，可以立奏收复之功也。首言“五城”、“荆杞”，惜其单虚，无兵可用也。思明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怀、卫。秀岩自大同与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两寇欲取太原，长驱朔方、河陇，而长安西门之外，皆为敌垒，故曰“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也。“疾驱塞芦子”，言塞芦子而疾驱长安，非壅塞之塞也。薛景仙守扶风，关辅响应。取道扶风，与景仙合力，则收复尤易也。寇方从事于西，而我出奇芦关以捣其虚，故曰“芦关扼两寇”。此公之深意也。兵贵神速，不可使寇知而备之，故曰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也。王深父以为不当撤西备而争利于东，宋人又有谓塞芦子以拒吐蕃者，荆公极推深父，不应无识至此。
（晚行口号）
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
江总十八解褐，年少有名。侯景之乱，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曰梁江总，以总在梁遇乱，尚少年也。刘辰翁云：“著一梁字，见其自梁入陈，又自陈入隋，归尚黑头也。”强作解事，可笑。不知总入隋年七十余矣。刘之不学如此！总后有《自梁南还寻草宅》诗云：红颜辞巩雒，白首入辕。”其非黑头可知矣。
（北征）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许彦周云：“祸乱既作，惟赏罚当则再振，否则不可支矣！元礼首议诛国忠、太真，无此举，虽有李、郭，不能奏兴复之功，故以活国许之。”予谓“微尔人尽非”，犹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其推许之至矣。
（行次昭陵）
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
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
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
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炉。
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举，石马汗常趋。
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
（此诗，《草堂诗笺》叙于北征之后，盖肃宗收京后作也。“往者灾犹降”，言安、史之乱，乃隋末之灾，再降于今日也。指麾、荡涤，序收复之功也。“石马汗常趋”，潼关之战，昭陵奏是日石人马皆流汗，事见《安禄山事迹》。李义山《复京》诗：“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韦庄《再幸梁洋》诗：“兴庆玉龙寒自跃，昭陵石马夜空嘶。”皆记此事也。黄鹤叙于天宝五年，今人多仍其谬，故正之。
（洗兵马）
已喜皇威清海岱，尝思仙仗过崆峒。
《雍录》：崆峒山在原州高平县，即笄头山，泾水之所发源也。肃宗自灵武起兵，而杜诗云云者。《元和志》：陇山在陇州之北，即灵州。灵州即灵武也。肃宗即位灵武，南回自原州入，即崆峒在回銮之地矣。
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肃宗即位后下制曰：复宗庙于函、雒，迎上皇于巴、蜀。道銮舆而反正，朝寝门而问安。朕愿毕矣。上皇至自蜀，即日幸兴庆宫，肃宗请归东宫，不许。已而听李辅国谗间，遂有移仗之事。其端已见于此。此诗盖援据寝门问安之诏，引太子东朝之礼以讽谕也。鹤驾龙楼，不欲其成乎为君也，其词严矣。湖州有颜鲁公《放生池碑》载其上肃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云：“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故以此谏也。”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
“攀龙附凤”，指灵武劝进之人。灵武之事，公心所不与。是时方加封蜀郡、灵武元从功臣，肃宗之意独厚于灵武，故婉词以讥之。“岂知蒙帝力”，“不得夸身强”，即介子推所谓二三子贪天功以为己力也。郭《高力士传》云：辅国趋驰未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与公诗意正相吻合。关中既留萧丞相，谓房也，自蜀奉册，留相肃宗，故曰既留也。张子房谓张镐也。时镐方代为相，故曰复用。与镐皆玄宗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用之而不终者也。萧丞相或以谓指杜鸿渐，据《新书》“卿乃我萧何”之语，失之远矣。
初学集卷一百七
○读杜小笺（中）
（晚出左掖）
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
《雍录》：宣政殿下有东西两省，别有中书、门下外省。又在承天门外，两省官亦分左右，各为廨舍。杜诗：“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其曰散，曰归，分班而出，东西各归其廨也。
（紫宸殿退朝口号）
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
《雍录》：政事堂在东省，属门下。自中宗后，徙堂于中书省，则堂在右省也。杜甫为左拾遗，作《紫宸殿退朝》诗云云。凤池者，中书也。左省官方自宫中退朝而出，则归东省者，以本省言也。已又送夔龙于凤池，殆左省官集政事堂白六押事邪？杜之为左拾遗在中宗后，则政事堂已在中书矣。故归东省而集于西省者，就政事堂见宰相也。岑参为右补阙，故杜答参诗曰：“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言分东西班，各退归本省也。又云：“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丞相罢朝，由月华门出，而入中书，凡西省官，亦随丞相出西也。左省官仍自东出，故曰“我往日华东”也。
（曲江对酒）
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谩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此亦怀玄宗南内之诗也。玄宗用万骑军以平韦氏，改为龙武军，亲近宿卫。今深居南内，无复昔日驻辇游幸矣。兴庆宫南楼下临通衢，时置酒眺望。然欲由夹城以达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曰“深驻辇”，“谩焚香”，则其深宫寂莫可想见矣。金钱之会，无复开元之盛，虽对酒感叹，意亦在上皇也。程大昌以谓龙武军中官主之，最为亲昵，初时拟幸芙蓉，后遂留驻龙武，盖有讥也。予以为不然。
（至德二年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公自拔贼中，间关九死，得达行在。近侍未几，移官远出。此诗盖深叹肃宗之少恩也。题云“自金光门出”，又云“因出此门”，此诗之题即序，亦即诗也。《招魂》曰：“魂兮归来，入修门些！”经年之后，再出国门，痛定思痛，犹有未招之魂。比《招魂》之言，尤可伤矣！“移官岂至尊”，犹云岂至尊乎？盖不忍斥言之也。“驻马望千门”，正古人去不忘君之义。公之移官，以上疏救房也，素负重名，驰驱奉册，致位宰相。肃宗以其为玄宗建议制置天下支庶，悉领大藩，心忌而恶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诏贬，并及刘秩、严武等，以党故也。《旧书》云：罢相，甫上言不宜罢。肃宗怒，贬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按杜集有至德二载六月有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盖以是时罢相，公论救，诏三司推问。以张镐救，敕放就列。至次年六月，复与俱贬也。然而诏书不及者，以官卑耳。镐代相，亦以是时罢。镐亦蜀郡旧臣，坐党也。公诗于、镐及武，深所推服，而代、肃间论时事，则始终以封建为得策，盖公与同心若此。然吾观贺兰进明之谮曰：“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又曰：“于圣皇为忠，于陛下非忠也。”肃宗恶，尽出其党，下诏表暴其罪。盖忠于圣皇之语，有以深中其心也。移仗之事，其端已见于此。李辅国特探其邪心而成之耳。公与之贬谪，关系玄、肃父子间事。此其事君交友，生平出处之大端，故表而出之。作年谱者，至谓公不知论何事而出，其陋甚矣！
（寄张十二山人彪）
时来故旧少，乱后别离频。世祖修高庙，文公赏从臣。
商山犹入楚，渭水不离秦。存想青龙秘，骑行白鹿驯。
耕岩非谷口，结草即河滨。
至德二载，蜀郡、灵武元从功臣，皆加封爵。次年四月，九庙成，备法驾自长安迎神主入新庙，故曰：“世祖修高庙，文公赏从臣。”借汉、晋以为喻，而宗庙之焚毁，阙廷之匡复，皆尽于十字之中矣。叙事简妙若此，真攒簇五行手也。商山、源水，不出秦、楚疆域，喻西都丧乱，而山人仍隐于嵩阳也。当天地翻覆之时，耕岩结草，想青龙而骑白鹿，静者之妙如此。此数句隐显映带，其妙处未易名言，亦可以悟作长律之法。肃宗赏功，独厚于灵武从臣，故曰“文公赏从臣”。引介子推之事以讥之也。传曰：定、哀多微词。公于玄、肃之际，其多微词如此。
（天末怀李白）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魑魅喜人过”，喜其来而择人以食也。即《招魂》之意。
（送远）
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
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
亡友顾云鸿朗仲曰：“亲朋一哭，鞍马孤城，送远之事尽矣。归而思之，草木之岁月如彼，关河之霜雪如此，别离之况，倏已昨日。因以见古人之情，莫深于送别，良有以也。”朗仲，恨人也，故其言如此。
（观兵）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尤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
妖氛拥白马，元帅待雕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
乾元元年，郭子仪领九节度围安庆绪于相州。明年，史思明引众来救，官军败而解去。先是李光弼请与朔方兵同逼魏城，则邺城必拔，鱼朝恩不可而止。而汾阳与光弼谋议不同，遂列大阵于城南十里。此诗谓官军当直捣幽、燕，破思明之巢穴，不当坚守城下以老师也。时汾阳与光弼不协，故败。光弼盖出公策，而汾阳亦千虑之失也。公岂徒诗人也哉？
（散愁）
百万传深入，寰区望匪他。司徒下燕赵，收取旧山河。
（此诗作于上元元年光弼胜贼河阳之后，所谓司徒下燕、赵者，盖喜而望之，非实事也。旧注失之。
（漫兴）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老学庵笔记》：“相”字从入声读。白乐天用“相”字，多从俗语，作思必切，如“为问长安月，如何不相离”是也。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声，至今犹然。
（戏为六绝句）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卢、王之文体，虽劣于汉、魏，而其源流实出于《风》《骚》，此所以“不废江河万古流”也。“劣于汉、魏近《风》《骚》”，“别裁伪体亲风雅”，公于此点出金刚眼睛矣。
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元裕之诗云：“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唾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又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别，分别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别裁伪体”，以亲《风》《雅》，文章流别，可谓区明矣。又必“转益多师”，“递相祖述”，无效嗤点轻薄之流，而甘于未及前贤也。裕之诗云：“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又云：“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别裁之道，思过半矣。
（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
窦侍御，骥之子，凤之雏。年未三十忠义俱，骨鲠绝代无。
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寒露之玉壶。
蔗浆归厨金碗冻，洗涤烦热足以宁君躯。政用疏通合典则，戚联豪贵耽文儒。
兵革未息人未苏，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凭陵气颇粗，窦氏检察应时须。
运粮绳桥壮士喜，斩木火井穷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战，三城守边却可图。
此行入奏计未小，密奉圣旨恩宜殊。绣衣春当霄汉立，彩服日向庭闱趋。
省郎京兆必俯拾，江花未落还成都，肯访浣花老翁无？为君酤酒满眼酤，
与奴白饭马青刍。
（《高传》：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绵、益二州各置一节度使，百姓劳弊。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论之请，罢东川节度，以一剑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减削。疏奏不纳。公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亦请罢东川兵马，悉付西川，与议合。而是时在成都，与公往来草堂，则罢东川捐三城之奏，必与公谘议而后行也。此诗云：“此行入奏计未小，密奉圣旨恩宜殊。”盖以此疏托侍御入奏，故题曰《入奏行》也。“兵革未息”以下，隐括入奏之语。“江花未落”以下，望其奉圣旨以苏蜀民，相与酤酒相贺，白饭青刍下及奴马，宴喜之至也。浣花老翁，参预国家大计，关心如此，良可感矣！
（渔阳）
渔阳突骑犹精锐，赫赫雍王都节制。猛将飘然恐后时，本朝不入非高计。
禄山北筑雄武城，旧防败走归其营。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
赵亻叟曰：公初闻雍王统兵，作此诗以讽河北诸将，谓飘然而来，犹恐后时，乃拥兵不入本朝，岂高计乎？故又举禄山往事以戒之。旧注以后事傅会，非公本意也。
（有感五首）
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
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
是时史朝义下诸降将奄有幽、魏之地，封王节镇，骄恣不贡。代宗懦弱，不能致讨。此诗云：“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安有节镇之近，不修职贡，而顾能从事远略者乎？盖叹之也。“息战”、“归马”，谓其不复能用兵，而婉词以讥之也。李翱云：“唐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正此意也。旧注以谓戒人主不当生事夷狄，真痴人说梦耳。
雒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
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自吐蕃入寇，车驾东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又以子仪新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代宗然之。子仪因兵部侍郎张重光宣慰回，附章论奏。代宗省表垂泣，亟还京师。其略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狭厄，才数百里间，东有成皋，南有二室，险不足恃，适为战场。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冫食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之直，则黎元自理，寇盗自平。中兴之功，旬月可冀。公诗云：“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正隐括汾阳论奏大意。
丹桂风霜急，青梧日夜雕。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
受钺亲贤往，卑宫制诏遥。终依古封建，岂独听箫韶。
初，房建分镇讨贼之议。诏曰：“令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诏下，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于兴复。禄山抚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肃宗即位，恶贬之。用其诸子统师，然皆不出京师，遥制而已。广德初，宗藩削弱，藩镇不臣。公追叹朝廷不用议，失强干弱支之义，而有事则仓卒以亲贤授钺也。“丹桂”言王室，“青梧”喻宗藩也。卑宫制诏，即天宝十五载七月丁卯制置天下之诏也。谓其分封诸王，如禹之与子，故以卑宫言之。《壮游》诗：“禹功亦命子。”此其证也。落句言不依古封建而欲坐听箫韶，不可得也。公之冒死救，岂独以交友之故哉？
胡灭人还乱，兵残将自疑。登坛名绝假，执玉尔何迟？
领郡辄无色，之官皆有词。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
李肇《国史补》：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专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此诗曰：“登坛名绝假”，谓诸将兼官太多。所谓坐而为使也。领郡辄无色，州郡皆权臣所管，不能自达，故曰“无色”也。“之官皆有词”，所谓为使则重，为官则轻也。《送陵州路使君》诗云：“王室比多难，高官皆武臣”，与此诗正相发明。注引东坡语，谓唐郡县多不得人，由重内轻外者，此天宝以前事，以言乎广德之时，则迂矣。
（送元二适江左）
刘会孟本，公自注：“元结也。”考颜鲁公《墓碑》及《次山集》：代宗时，以著作郎退居樊上，未尝至蜀。广德元年，授道州刺史，未尝适江左。次山《舂陵行》及广德二年《道州谢上表》，时月皆可据。所谓元二者，必非结也。宋刻善本，亦无此六字。
（阆州别房太尉墓）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
为宰相，听董庭兰弹琴，以招物议。此诗以谢傅围棋为比。围棋无损于谢傅，则听琴何损于太尉乎？语出回护，而不失大体，可谓微婉矣。刘禹锡和李德裕《房公旧竹亭》诗：“尚有松间露，永无棋下尘。”
（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
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
逶迤罗水族，琐细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终宴荣。
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领客珍重意，顾我非公卿。
留之惧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
今我一贱老，衤豆褐更无营。煌煌珠宫物，寝处祸所婴。
叹息当路子，干戈尚纵横。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肥轻。
李鼎死岐阳，实以骄贵盈。来赐自尽，气豪实阻兵。
皆闻黄金多，坐见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贶情？
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
《唐国史补》：严武少以强俊知名。及卒，其母曰：“吾知免官婢矣。”史称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穷极奢靡，赏赐无度。公是时在武幕中。故借此讽谕。明僭服之不祥，数奢淫之召祸，至举李鼎、来以深戒之。朋友责善之道，可谓至矣。不然，辞一织成之遗，而侈谈杀身自尽之祸，不疾而呻，岂诗人之义乎？
初学集卷一百八
○读杜小笺（下）
（诸将五首）
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
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此言胡虏入犯，陵墓焚毁，非解严安枕之日，所以责诸将也。《英华辨证》曰：《汉书》有朱旗绛天，此云曾闪朱旗北斗殷，则是因朱旗绛天闪见斗亦赤也。是殷字何疑？
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首章言胡虏入犯之事以责诸将，此又责诸将之反借助于胡也。自回纥助顺，收复两京之后，雍王之讨朝义，子仪之败吐蕃，皆用回纥之力，故曰“尽烦回纥马”。仆固怀恩曰：“朔方将士为先帝中兴主人，是陛下蒙尘故吏。”故曰“远救朔方”也。龙起犹闻晋水清，追叹晋阳起义之时，所谓以一旅取天下也。立意与首章迥别。
雒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觅尧封？
朝廷衮职谁争补？天下军储不自供。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
此责朝廷之大臣出将者也。两京残毁，幽、蓟盘踞，衮职未补，军储不贡，此乾坤何等时也？而将相大臣，当安危重任，不思何以归职贡，复封疆，补衮职于朝廷，供军储于天下。如王缙者，则不过募耕劝农，修承平有司之故事而已。曰稍喜者，婉词以致不满之意，非褒与之词也。朝廷衮职，思得中兴贤佐如仲山甫者，以补衮阙，非寻常谏诤之谓也。
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未全销。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
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圣朝。
此言朝廷不当使中官为将也。杨思勖讨安南、五溪，残酷好杀，而越裳不贡矣。吕太一收珠广南，阻兵作乱，而南海不靖矣。以中官拜兵部尚书者，李辅国也，所谓殊锡也。以中官为观军容使者，鱼朝恩也，所谓总戎也。炎风朔雪皆天王之地，不精求忠良以翊圣朝，偏用一二中人专将帅之重任，溃偾国事，岂不缪哉？诗之立意如此。而词意敦厚，不露头角，真诗人之风也。
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
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
卒章言蜀中将帅也。是时崔旰、杨子琳等交乱于蜀，杜鸿渐以姑息为政，奏以节镇刺史授之。公以鸿渐治蜀远逊严武，故作此诗。巫峡、锦江言西蜀之地形也。曰“正忆”，曰“往时”，感今而指昔也。鸿渐以三川副元帅兼节度，主恩尤重，而军令之分明，岂得如往时乎？如严武者，真出群之材，可以当安危之寄，而惜鸿渐之非其人也。然其指近而词文，非深思之，则但以为追诵严武而已。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
首章责诸将之防胡者，次章责诸将之用胡者，三章刺大臣之出将者，四章戒中官之出将者，末章则身在蜀中而婉刺镇蜀之将也。故其命题，总曰《诸将》。公诗凡长篇累章，皆铺陈排比，首尾照应。观此可以例知。
（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
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
李颀赠张颠诗：“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公诗云：“呜呼东吴精。”信无一字无出处也。
（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
禄山作逆降天诛，更有思明亦已无。汹汹人寰犹不定，时时战斗欲何须？
社稷苍生计必安，蛮夷杂种错相干。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
河北诸降将归顺之后，朝廷多故，招聚安、史余孽，拥兵擅地，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制。公闻其入朝，喜而作诗。首举禄山、思明，以立戒也。称周宣、汉武以耸动之，称孝子忠臣以劝勉之。题曰《欢喜口号》，虽曰欢喜，亦恫乎有余悲矣！
李相将军拥蓟门，白头惟有赤心存。竟能尽说诸侯入，知有从来天子尊。
光弼惧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人疑其有异志。田神功等诸军，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而薨。公独以诸将入朝归功光弼，以白头赤心许之。《八哀》诗云：“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箱箧。”此公之直笔也。
十二年来多战场，天威已息阵堂堂。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
末二章咏李、郭二公，使河北诸将知所表仪也。诗之主意章法如此。
本朝弘、正间学杜者，专法此等诗，模拟其槎牙突兀，粗皮老干，以为形似；而不知其敦厚隽永，来龙远而结脉深之若是也。今人惩生吞活剥之病，并此诗与《秋兴》《诸将》而嗤点之，如李于鳞所云子美篇什虽众，ㄨ然自放。则又矮人观场之见，岂足道哉！
（赠李十五丈别）
公制方隅，迥出诸侯先。封内如太古，时危独萧然。清高金茎露，正直朱丝弦。
公，李勉也。史称勉清廉坦率，好古尚奇，为宗臣之表。张彦远云：“曾祖魏国公与司徒公并佐霍国公关内三年幕府。公博古多艺，寄情蓄奇。许询、逸少，经年共赏山泉；谢傅、戴逵，终日惟论书画。”
（郑典设自施州归）
南谒裴施州，义合无俭僻。温温诸侯门，礼亦如古昔。敕厨倍尝羞，杯盘颇狼籍。
施州，裴冕也。冕性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二诗记公、施州事，皆诗史也。
（寄韩谏议（注））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
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骐翳凤皇。
芙蓉旌旗烟雾乐，影动倒景摇潇湘。星宫之君醉琼浆，羽人稀少不在傍。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昔随刘氏定长安，帷幄未改神惨伤。
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食枫香。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
美人胡为隔秋水？焉得置之贡玉堂。
孟阳云：“此诗疑为李泌而作。”予考之是也。泌从肃宗于灵武，既立大功，而李辅国害其能，因表乞游衡岳。优诏许之。绝粒怡神数年。代宗即位，号天柱峰中岳先生。无几，征入翰林。此诗云：“今我不乐思岳阳。”正思泌在衡山也。《外传》记泌居衡山，仙人羡门、安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灼山谷。“玉京群帝”以下，暗记其事也。肃宗猜忌蜀郡功臣，而泌在灵武，乃心上皇，故李辅国因而谮之，非独害其能也。张子房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以避吕氏。泌之心迹略相似，故以子房赤松为比，又曰“帷幄未改神惨伤”也。肃、代之际，安刘帷幄，比功子房，又欲从赤松子游者，舍泌其谁？韩以谏议为职，故公望其荐泌于朝，而贡之玉堂也。旧本韩名注。按：韩休之子ι，上元中为谏议大夫，风尚高雅，当即其人。注字或传写之误也。
（谒先主庙）
如何对摇落？况乃久风尘。孰与关张并？功临耿邓亲。
应天才不小，得士契无邻。迟莫堪帷幄，飘零且钓缗。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孰与关、张并”，公自许非关、张之流，犹言羞与哙等为伍也。“功临耿、邓亲”，以中兴贤佐自命也。《述古》诗：“吾慕寇、邓勋，济时亦良哉！”亦此意也。“迟莫”、“飘零”，徒有应天得士、惨淡风云之感而已。谒先主之庙而洒泪沾巾，公之自负如此。
（秋兴）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莫砧。
《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心悲。”宋玉以枫树之茂盛伤心，此以枫树之凋伤起兴也。《九日》诗云：“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源。他时一笑后，今日几人存？”丛菊两开，指樊川之菊，故云“他日泪”。系舟身万里，伏枕泪双痕。即所谓“孤舟一系故园心”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孤城落日”，怅望京华。曰“每依南斗”，盖无夕而不然也。只今石上之月，已映洲前，又是依斗望京之时候矣。请看二字，紧映“每”字，无限凄断，见于言外。如云已又过却一日矣，不知何年得归京华也？
千家山郭静朝晖，百处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千家山郭静朝晖”，一“静”字，写尽清秋惨澹之景。“百处江楼坐翠微”，一何其不自聊也？“渔人”、“燕子”，即所见以自伤，亦以自况也。“匡衡抗疏功名薄”，衡以数上疏陈便宜，不数年至公卿。公抗疏不减匡衡，而遭际不如，故曰“功名薄”也。《九叹》序曰：“向以博古敏达，典较经书，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向数奏封事不用，而典较《五经》，非其素志，故曰“心事违”，亦以自比也。《七歌》云：“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此所谓同学者，盖长安卿相也。曰“少年”，曰“衣马轻肥”，公之目当时卿相如此，其相轻之意，正在言外。
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左传》：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曰“长安似奕棋”，言当国者如弈棋之无定算，故贻祸于百年之远，而不胜其悲也。辛有曰：“不及百年，其为戎乎？”百年世事，用辛有之言也。当年误国之臣，如林甫、国忠辈，其第宅已更新主矣。自玄宗倚仗蕃将，专制节镇，而肃宗以中官居重任，文武衣冠，亦异于昔时矣。以致戎虏交侵，海内版荡，金鼓未息，羽书交驰。惜哉！鱼龙寂寞，故国平居，无所短长于世，而徒抱百年世事之悲也。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朝班。
此记蓬莱宫献三赋之事也。“瑶池”二句，记天宝时事，王母指贵妃也。唐人诗以王母喻贵妃，不一而足，以贵妃曾为太真宫女道士也。公诗亦曰“惜哉瑶池饮”，又曰“落日留王母”也。天宝元年，玄元降形，云有灵宝符在函谷关尹喜宅。上发使求得之，故曰“东来紫气满函关”也。虽记天宝承平遗事，而荒淫失政，亦略见矣。“云移”二句，记献赋时朝仪之盛。曰“识圣颜”者，公于是日以布衣亲见玄宗，所谓往时文彩动人主也。落句方及拾遗移官之事。
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朱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此记禄山陷长安事也。玄宗自秦幸蜀，故有瞿唐、曲江、万里风烟之句。开元中，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曰“通御气”，曰“入边愁”，则歌舞乐游之地，一切伤残，而宗庙宫阙，不言可知矣。此序事之妙也。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沈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此借武帝以喻玄宗也。《兵车行》云：“武皇开边意未已。”韦应物云：“少事武皇帝。”唐人皆然。“织女”以下四句，模写昆明池清秋景物，而天宝丧乱玄宗仙游之后，凄凉黯淡，如在目前。“关塞”、“鸟道”，眼中之地也。“江湖渔翁”，眼中之人也。故国旧臣，俯仰上下，情见乎词矣。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氵美陂。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游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此记在长安时游宴氵美陂之事也，仙侣同舟，指岑参兄弟辈也。此公最得意之游，最得意之诗。蜀中寂寞追思，故有吟望低垂之感。公诗云：“气冲星象表，诗感帝王尊。”此云彩笔昔曾干气象，盖公与岑参辈游长安，在天宝献赋之后，故《秋兴》卒章，更三叹于此也。《游城南记》曰：圭峰、紫阁在终南山寺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紫阁之阴即氵美陂。故曰紫阁峰阴入氵美陂也。
（收京）
衣冠却扈从，克复有群公。
刘辰翁曰：“衣冠却扈从”，为还京之喜，与先生之不及扈从而今扈从，道旁观者之叹，班行回首之悲，尽在一“却”字中。辰翁评杜，多于虚字著眼，亦小小间架耳，于杜诗实无所解。姑举此以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