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
国朝王梦白、陈曾同撰。梦白字金孺，曾字衣圣，皆无锡人。梦白谓明初《诗经大全》有裨朱《传》，但所采群经典故，未备本末，所引诸儒论说，未有折衷，因与曾推广之。大略以《集传》为主，而间存诸说。前有韩菼《序》，引顾炎武言“自《五经》有《大全》而经学衰”，兹编虽为广《大全》而作，然其采择精详，诠释简当，或有功於朱《传》。今考是书，虽溯源《注》、《疏》，然未能深研古义。其训释名义，亦惟以蔡卞、冯复京二书为蓝本，罕所考正。宜菼之有微词也。
△《复菴诗说》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承烈撰。承烈字复菴，泾阳人。康熙己丑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是书奉朱子《诗集传》为主，以攻击毛、郑。其菲薄汉儒无所不至，惟淫诗数篇稍与朱子为异耳。盖扬辅广诸人之馀波，而又加甚焉者也。其中间有不从《序》亦不从《传》者，如谓《关雎》为周公拟作之类，皆悬空无据。至於注释之中，附以评语，如论《周南》云：“《周南》十一篇只就文字而论，其安章、顿句、运调、炼字、设想，无一不千古倾绝。”论“女曰鸡鸣”云：“弋禽饮酒，武夫之兴何其豪。琴瑟静好，文人之态又何其雅。”如是之类，触目皆是。是又岐入锺、谭论《诗》之门径矣。
△《毛朱诗说》一卷（通行本）
国朝阎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书疏证》，已著录。是书论《小序》为不可尽信，而朱子以《诗》说《诗》为矫枉过正，皆泛论两家得失，非章句训诂也。
所引《尚书》、《左传》以为《诗》之本《序》，诚为确凿，其馀则多悬揣臆断之词，不类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诗经序传合参》（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顾昺撰。昺有《周易摘钞》，已著录。是编为其三经解之三。大旨从苏辙之说，以《小序》第一句为国史之旧文，次句以下为后儒之附益，因以朱子《集传》互核其异同，而断以己见，故曰《合参》。多采李光地《诗所》之说，持论颇平允。然推究文义，以意断制者多，未能元元本本，合众说以断两家之是非也。
△《毛诗说》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字襄七，号草庐，秀水人。雍正甲辰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外补知县，改补教授。乾隆丙辰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官至右春坊右赞善。是篇以《小序》为主，故题曰《毛诗》。《序》文惟存首句，用苏辙之例。
不释全《经》，惟有所心得则说之，用刘敞《七经小传》例也。首为《通论》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风》，所说凡五十八篇；下卷《豳风》至《商颂》，所说凡二十七篇。疏证旁通，时有新意，而亦不免於附会古义。如以死麕、死鹿为古俪皮之礼；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为陈执州吁由戴妫内援之证；以“西方之人兮”即《方言》之“凡相哀怜，湘潭之间谓之人兮”；以《木瓜》为刺卫於齐桓没后同宋人伐齐；以《水经注》段干冢证《十亩之间》；以春秋时秦境东至於河证“所谓伊人”为思周；以僖负羁之妻证“季女斯饥”：皆有强经从我之失。
其《长发篇》后附《禘说》三篇，谓孔颖达《春秋疏》以祫为禘，其说固是。而谓颖达之误在以《王制》、《祭统》、《郊特牲》有“春禘”、“夏禘”之文，遂误混大祭於时祫，则失之诬。考《王制》曰：“春曰礿，夏日禘。”《祭统曰》：“春祭曰礿，夏祭曰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尝。”《祭义》曰：“春禘秋尝。”俱据时禘而言，与祫祭略不相涉，经文最为明晰。孔尚不能混时禘於时祫，又何至混大禘於时祫？是无故而罹之咎也。推锦之意，不过以《王制》又有祫禘、祫尝、祫烝之文，因祫禘二字相连，遂以为时禘亦兼祫，而疑孔《疏》缘此而误。不知《王制注》曰：“天子先祫而后时祭。”盖三时各先为祫祭，而后更举禘、尝、烝。是时祭之祫，本不兼祫。孔即略不晓事，何至以大禘混时禘，又混时祫耶？然则孔《疏》之误，在於信《春秋》不书祫祭而竟废《礼记》，不在附会《礼记》以解《春秋》也。锦又谓：“汉儒据《春秋》书禘，一春一夏，因以附会《礼记》，遂有春禘、夏禘时祭之名。”今考《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宫”。则所谓一春也。《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庄公。”则所谓一夏也。然《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禘于太庙”之文，汉儒果因《春秋》书禘一春一夏，遂附会春禘、夏禘为时祭之名，何以秋禘独不附会乎？至於三代之礼，制同名异者多，如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周弁、殷冔、夏收之类，不一而足。今锦必斥春祫、夏禘、秋尝、冬烝、夏殷之制为非，持论殊偏。若谓郑玄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为据《春秋》非礼之制，则又聚讼之绪馀，无庸辨矣。
△《学诗阙疑》二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芝撰。青芝字芳草，襄阳人。雍正丁未进士，改庶吉士，未散馆卒。
是编皆引旧说以驳朱子《诗集传》。从毛《传》、郑《笺》者十之三四，从苏辙《颖滨诗传》者十之六七，其偶涉他家者不过数条耳。《诗序》之见废，始于郑樵，而成于朱子。诸儒之论，自宋代即有异同。青芝是编，大抵前人所已辨。其中自为说者，往往推求於字句之间。如《行露》以为实未成讼，不过设言以拒之，此泥《经》文二“虽”字也。然於《经》文二“何以”字义又不协矣。
△《诗贯》十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张叙撰。叙有《易贯》，已著录。是书首载《诗说》一卷、《诗本旨》一卷、《诗音表》二卷。后案《经》文次序为之注释，凡十四卷，颇多与朱子异同。如以《关雎》为后妃求贤之诗，义本《小序》，而遂谓此篇并下二篇皆后妃自作。又以《駉篇》为美伯禽而非颂僖公，引《书经费誓》“窃马牛有常刑”之语，谓出师时丁宁马牛如此，则平日之留心牧事可知。夫伯禽固勤牧事，又何以知僖公之独不然乎？其说皆不免於牵合。且各章训释已详《经》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体别为《本旨》一卷冠之於前，於体例亦伤繁赘也。
△《毛诗订韵》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谢起龙撰。起龙字天愚，馀姚人。是书成於雍正癸丑。其《自序》诋吴棫《韵补》之谬，而发明陆德明“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持论最确。乃核其所注，则仍谓古音之外有所谓叶韵，但以音属读，取其顺吻而止，绝不究音韵之本原与古人之旧法。则与吴棫之书均为臆定，未可同浴而讥裸裎也。观其於《汉广》末章云“蒌有闾、楼二音，驹亦有居、钩二音，只从《传》读闾读居可也。如《桃夭》首章，华、家古读敷、姑，今入麻韵，不妨依今韵读之。韵者使之叶於音而适於口也。叶且适於吟咏矣，何必斤斤古之是泥”云云，是於此事茫然未解，殆无从与之诘难矣。
△《诗义记讲》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夏宗澜撰。宗澜有《周易札记》，已著录。是编卷首标题“江阴杨名时讲授”。然观名时之《序》，则名时以李光地《诗所》授宗澜，宗澜读而自记所见，非名时书也。《郑风》之首有名时批二段，其不出名时审矣。
△《诗经提要录》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铎撰。铎有《易经提要录》，已著录。是书以朱子《集传》为宗，而亦参取《小序》。大旨多本李光地《诗所》、杨名时《诗经札记》二书。盖铎为名时之门人，名时则光地之门人也。
△《丰川诗说》二十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大旨谓自宋至今，毛氏之《传》废於朱《传》之盛行。郝敬云：“《序》近古而朱在后，不合以后说而反废前说。固为得之。然使后说而合《经》，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后？且齐、鲁、韩三家尽在《毛诗》之前，而皆以毛《传》尽废，安在后之更合者不可独行？又将谓毛《序》必承传有自，不可改。不思三家之《传》亦必承传有自，而一废尽废，何也？”其持论颇近和平。故其书从毛《传》及郝敬解者居其大半。然自二家以外，诸儒之书无一字引及，则亦抱残守匮之学耳。其每节必效乡塾讲章敷衍语气，尤可以无庸也。
△《诗经拾遗》十三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叶酉撰。酉字书山，桐城人。乾隆己未进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补翰林院编修。是书专以《诗》之次第立说，分《正编》、《附编》、《馀编》，不取《小序》，并不取《左传》。以季札观乐所列诸国不足信，而断以“左氏失之诬”一语。以《木瓜》美齐桓为穿凿悖谬，而断以“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一语。
又以《雅》、《颂》分什为毛、郑之可笑，而分合其数篇，别为编次。盖汉以来相传之古《经》，自酉而一变其例矣。
△《风雅遗音》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史荣撰。荣自号雪汀道人，鄞县人。其书据朱子孙鉴所作《诗传补遗后序》，定朱子《集传》原本有音未备，其音多后人所妄加。因以《集传》与音互相考证，得其矛盾之处，条分缕析以辨之。一曰《集传》用旧训义而无音，二曰《集传》有异义而不别为之音，三曰音与《传》义背，四曰古今未有之音，五曰声误，六曰韵误，七曰音误，八曰误音为叶，九曰误叶为音，十曰四声误读，十一曰泛云四声之误，十二曰《邶风》注与某同之误，十三曰补音，十四曰叶音阙误，十五曰叶音志略。又附录《经》文误字、《经》文疑义、京本音切考异、《释文》叶韵纪原、吴棫《韵补》考异、《集传》相沿之讹、俗书相沿之讹、《集传》偶考、俗音订误九门，共二十四类。其音与义背、用旧义而无音、异义而不别音三门，辨论颇为精确。误音、误叶、补音及俗音订误四门，亦多可取。
惟未有之音与四声误读二门，所言即是音误，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四声及《邶风》音与某同二门，则有意吹求，未为平允。又荣考今音颇详，而古音则茫无所解，故叶音阙误、叶音志略二门所言，往往大谬。吴棫《韵补》见行於世，荣自言未见其书，摭诸书所引为考异，尤为赘疣。至於旧音舛谬之处，动辄漫骂。
一字之失，至诋为全无心肝，亦殊乖著书之体。盖考证颇有所长，而芜杂亦所未免焉。
△《诗深》二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许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录。是书用苏辙之说，以《小序》首句为古《序》，而以其馀为续《序》。次列《集传》，次列《辨义》，於《集传》多所攻难，而所立异义不能皆有根据。
△《毛诗广义》（无卷数，编修曹锡龄家藏本）
国朝纪昭撰。昭字懋园，献县人。乾隆丁丑进士，官内阁中书舍人。是编全载毛苌之《传》。其以《小序》冠各篇之首，亦从毛氏，故题曰《毛诗传》。及《小序》之下，杂引郑《笺》、孔《疏》及诸儒之说以发明之。大旨以毛《传》与朱子《集传》互相勘正，以己意断其短长。其间不尽用毛说，故名曰《广义》云。
△《诗经汇诂》二十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范芳撰。芳字令则，如皋人。其书大旨以朱子《集传》为主，而衷诸常熟杨彝、太仓顾梦麟之说。盖彝与梦麟同辑《诗经说约》者也。全书共一千二百五十馀番，约六十万言。采摭非不详赡，而本意为科举而设，於《经》义究鲜发明。
△《诗经正解》三十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姜文灿撰。文灿字我英，丹阳人。是书首为《诗经字画辨疑》，次为《天文、舆地、服饰、礼乐、器具、车马、兵制图考》，次为《姓氏》、《草木》、《禽兽》、《鳞介》诸考。大抵袭《六经图》及《名物疏》诸书而为之。其训释亦颇浅易。
──右“诗类”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内八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十九 经部十九
○礼类一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辨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考《大司乐》章先见於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三《礼》并立，一从古本，无可疑也。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於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玄有《易注》，已著录。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事迹具《旧唐书儒学传》。《周礼》一书，上自河间献王。
於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惟《横渠语录》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曰“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云云（案此条所云，惟《召诰》、《洛诰》、《孟子》显相舛异，至《禹贡》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赜古文《尚书》，《王制》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为难，其说盖离合参半），其说差为近之，然亦未尽也。夫《周礼》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馀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
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脩，脩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徵，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迨乎法制既更，简编犹在，好古者留为文献，故其书阅久而仍存。此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传本，不足异也。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赝，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於《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
而《仪礼聘礼》宾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瓮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
《礼记杂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又何难牵就其文，使与经传相合，以相证验，而必留此异同，以启后人之攻击？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考工记》称郑之刀，又称秦无庐，郑封於宣王时，秦封於孝王时，其非周公之旧典，已无疑义。《南齐书》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奇，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则其为秦以前书亦灼然可知。虽不足以当《冬官》，然百工为九经之一，其工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存之尚稍见古制。俞庭椿以下，纷纷割裂五官，均无知妄作耳。郑《注》《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乃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玄於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欧阳修集》有《请校正五经札子》，欲删削其书。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
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称错简，则亦不必苛责於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
《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盖宋儒惟朱子深於《礼》，故能知郑、贾之善云。
△《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事迹详《宋史》本传。晁公武《读书志》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经说》。“三经”，《书》、《诗》、《周礼》也。”新经《毛诗义》凡二十卷，《尚书义》凡十三卷，今并佚。《周礼新义》本二十二卷，明万历中《重编内阁书目》尚载其名，故朱彝尊《经义考》不敢著其已佚，但注曰“未见”。然外间实无传本，即明以来内阁旧籍，亦实无此书。惟《永乐大典》中所载最夥。盖《内阁书目》据《文渊阁书目》，《文渊阁书目》即修《永乐大典》所徵之书。其时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详也。考蔡绦《铁围山丛谈》曰“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诗》、《书》盖多出元泽及诸门弟子手，《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
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吴氏资多有王丞相文书。於是朝廷悉藏诸秘阁，用是吾得见之。《周礼新义》，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云云，然则《三经义》中惟《周礼》为安石手著矣。安石以《周礼》乱宋，学者类能言之。然《周礼》之不可行於后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尝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击，於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迨其后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丛生，而宋以大坏。其弊亦非真缘《周礼》以致误。罗大经《鹤林玉露》《咏安石放鱼》诗曰：“错认苍姬六典书，中原从此变萧疏。”是犹为安石所绐，未究其假借六艺之本怀也。因是而攻《周礼》，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礼》，是宽其影附之巧谋，而科以迂腐之薄谴矣。
故安石怙权植党之罪，万万无可辞。安石解《经》之说，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应麟均取其《尚书义》，所谓言各有当也。今观此书，惟训诂多用《字说》，病其牵合。其馀依《经》诠义，如所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具有发明，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故王昭禹、林之奇、王与之、陈友仁等注《周礼》，颇据其说，钦定《周官义疏》亦不废采用。又安可尽以人废耶？安石神宗时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录》，载安石所引《周官》及杨时《龟山集》中所驳平颁兴积一条，其文皆在《地官》中。今《永乐大典》阙《地官》、《夏官》二卷，其说遂不可考。然所佚适属其瑕类，则所存者益不必苛诋矣。安石本未解《考工记》，而《永乐大典》乃备载其说。据晁公武《读书志》，盖郑宗颜辑安石《字说》为之，以补其阙。今亦并录其解，备一家之书焉。
△《周礼详解》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王昭禹撰。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昭禹，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王与之作《周礼订义》，类编姓氏、世次，列於龟山杨时之后，曰字光远，亦不详其爵里。当为徽、钦时人。”今按其书，解“惟王建国”云：“业格于上下谓之王，或而围之谓之国。”解“匪颁之式”云：“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级之曰颁。故匪从匚从非，言其分而非藏也。颁从分从页，言自上而颁之下。”解“圃”曰：“园有众甫谓之圃。”解“鲍鱼”曰：“鱼之鲜者包以致之。”解“鱐”曰：“鱼之乾者肃以致之。”解“司徒”云：“於文反后为司，盖后从一从厂从口，则所以出命，司反之则守令而已。从一则所以一众，司反之则分众以治之而已。从厂则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则以君之爵为执事之法而已。”其附会穿凿，皆遵王氏《字说》。盖当时《三经新义》列在学官，功令所悬，故昭禹因之不改。然其发明义旨，则有不尽同於王氏之学者。如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云：“各以其所服国事贾物为息。若农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周之衰，不能为民正田制地，税敛无度，又从而贷之，则凶年饥岁无以为偿矣。下无以偿，上之人又必责之，则称贷之法，岂特无补於民哉？求以国服为之息，恐收还其母而不得。”盖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阴破其说矣。至其阐发《经》义，有足订《注》、《疏》之误者。如解《载师》“里布屋粟”，谓“国宅无征，民居有征无布。以其不毛，使之有里布。民出耕在田庐，入居在里，其屋有田以出粟。今不耕田，则计屋而敛之，谓之屋粟。”
不从先儒以里布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为三夫之粟。又解“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固当时正役，后因远近剧易而制云云，皆为先儒所未发。故宋人释《周礼》者，如王与之《订义》、林之奇《讲义》多引其说，固不得以遵用新说而尽废之也。五官皆不载《叙官》。宋末朱申作《句解》，盖从其例，究为一失。今姑仍旧本录之。内附载陆德明《释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今考昭禹《自序》末云：“因《释文》而作。”或后人所增入，以德明时代在前，遂题诸昭禹上欤？今仍录其音释而德明之名则附著於此，不复并列简端焉。
△《周礼复古编》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寿翁，临川人。乾道八年进士，官古田令。是书《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标曰：“陈友仁编”。盖友仁订正《周礼集说》，而以此书附其后也。庭椿之说，谓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其羡者皆取以补《冬官》。
凿空臆断，其谬妄殆不足辨。又谓《天官世妇》与《春官世妇》、《夏官环人》与《秋官环人》，为一官复出，当省并之。其说似巧而其谬尤甚。二世妇与二环人无论职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妇为王之后宫，故与九嫔八十一御女皆无官属。至於《春官》世妇为王之宫官，故每宫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与《天官世妇》显异。郑《注》以汉之大长秋、詹事、中少府、太仆为证，其说本确。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误以《春官》之世妇为妇人也。至於《司马》环人之属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环人之属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环人是一官，何所属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异说者之适以自蔽也。然复古之说始於庭椿，厥后邱葵、吴澄皆袭其谬，说《周礼》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门别户，辗转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书，著窜乱圣经之始，为学者之炯戒焉。
△《礼经会元》四卷（内府藏本）
宋叶时撰。时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及第，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官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文康。其立朝无大功过，惟函韩侂胄首以乞和，出时之谋。
是书前有《竹野先生传》，不著撰人名氏。称时奏“侂胄专政无君，罔上不道，乞枭首置之淮甸，积尸丛冢之间以谢天下，上纳之”云云（案此《传》称宁宗为上，当出宋人之笔），曲讳其事，非实录也。其书括《周礼》以立论，凡一百篇。
第一篇泛论《礼经》，乃其总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亡。
其发挥《经》义者实九十七篇，内《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系以图。其《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乐舞之图。盖刊本舛讹，移於前幅。其说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体例略同，议论亦多相出入。
时於伯谦为前辈，然《竹野先生传》中称其晚居嘉兴，乃著此书，以授门人三山翁合。则二书之作，相去不远。或伯谦取时书而约之，或时因伯谦书而广之，均未可定。然伯谦所论或有驳杂，时则大体无疵。惟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之类，颇迂阔尔。其《注疏》一篇谓刘歆诬《周礼》，犹先儒旧论。至谓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为累《周礼》，且谓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其说凿空无据。又谓郑康成《注》深害《周礼》，诋其不当用纬书注耀魄宝等帝名及用《国语》注分野，用《司马法》注邱乘，用《左传》注冕服九章，用《礼记》注袆衣副编。夫康成引纬，欧阳修《乞校正五经劄子》已专论之，无烦时之剿说。至於《国语》、《司马法》、《左传》、《礼记》皆古书也，时乃谓不当引以证《经》，然则注《周礼》者当引何等书耶？其《补亡》一篇，谓《冬官》散见五官，亦俞庭椿之琐说。时不咎其乱《经》，阴相袭用（案《补亡》用庭椿之说，而不言说出於庭椿），反以读郑《注》者为叛经，傎又甚矣！《传》称其与紫阳朱文公相友善，然朱子於《诗》攻康成，於《礼》不攻康成。此足知朱子之得於《礼》者深，时之得於《礼》者浅也。以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故数百年来，讲礼者犹有取焉。
△《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内府藏本）
宋郑伯谦撰。伯谦字节卿，永嘉人。官修职郎、衢州府学教授。王与之《周礼订义》，首列宋代说《周礼》者四十五家，伯谦为第三十一，居黄度、项安世之间。盖宁宗、理宗时人。是书发挥《周礼》之义。其曰《太平经国书》者，取刘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语也。首列四图：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汉官制》，一曰《汉官制》，一曰《汉南北军》。所图仅三朝之职掌宿卫，盖其大意欲以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统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图，明古制也。其书为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宫民》、《官刑》、《揽权》、《养民》、《税赋》、《节财》、《保治》、《考课》、《宾祭》、《相体》、《内外》、《官制》、《臣职》、《官民》、《官卫》、《奉养》、《祭享》、《爱物》、《医官》、《盐酒》、《理财》、《内帑》、《会计》、《内治》。其中《内外》一门、《会计》一门，又各分为上、下篇，凡论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类聚贯通，设为问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参证后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论《天官玉府》诸职一条，车若水《脚气集》颇称之。然其间命意，间有不可解者。如《齐东野语》记韩侂胄之败，殿司夏震尚声喏於道旁。《梅磵诗话》记绍定辛卯临安大火，九庙俱毁，独丞相史弥远赐第以殿司军救扑而存。故洪咨夔诗有“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之句。其时武统於文，相权可谓重极，而此书《宰相》一篇，尚欲更重其权。又宋人南渡之馀，湖山歌舞，不复措意中原，正宜进卧薪尝胆之戒，而此书《奉养》一篇，乃深斥汉文帝之节俭为非，所论皆不可为训。毋乃当理宗信任贾似道时，曲学阿世以干进欤？以他篇贯通《经》义，尚颇有发明，旧本流传，久行於世，姑节取焉而已。
△《周官总义》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易祓撰。祓有《周易总义》，已著录。是书陈振孙《书录解题》不载，惟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称许仪为之序，刻於衡阳。今衡阳本世已无传，惟《永乐大典》尚载其《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记》，而《地官》、《夏官》亦佚。谨裒合四官之文，编次成帙，以存其旧。其《地官》、《夏官》则采王与之《周礼订义》所引以补其亡。仍依《读书附志》所列，勒为三十卷。
虽非完帙，然十已得其八九矣。其书研索《经》文，断以己意，与先儒颇有异同。
如论《大宰》“九赋”，则援《载师》之任地及《司市》、《司关》、《卝人》、《角人》、《职币》等职以驳口率出泉之说。论宗庙“九献”，则合《笾人》、《醢人》、《内宰》、《司尊彝》及《行人》“王礼再祼”之文，以驳列祼事於九献之说。论《肆师》之“祈珥”，则引《羊人》、《小子》及《山虞》诸条，以纠改“祈”为“刉”、改“珥”为“衈”之说。论《辀人》之“四旗”，则历辨《巾车》、《司常》、《大司马》、《大行人》与《考工记》不合，以明《曲礼》车骑为战国之制。诸如此类，虽持论互有短长，要皆以《经》释《经》，非凿空杜撰。至於《内宰》“二事”，则改为副贰之贰；於《酒正》“式法”，则指为九式之法；於园廛、漆林诸赋，则谓以什一取民，又於一分、中分、十一、十二、二十而三数等而输之於王；於《凌人》“斩冰”，则谓十二月为建亥之月，先令之於亥月，而后三为凌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藏：亦皆自出新义。而於《职方氏》之地理山川，尤为详悉。盖祓虽人品卑污，而於《经》义则颇有考据，不以韩侂胄、苏师旦故掩其著书之功也。
△《周礼订义》八十卷（内府藏本）
宋王与之撰。与之字次点，乐清人。淳祐二年六月行在秘书省准敕访求书籍，牒温州宣取是编。知温州赵汝腾奏进，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后终於通判泗州。
此本省牒、州状、都司看详及敕旨均录载卷首，盖犹宋本之旧。前有真德秀《序》，作於绍定五年壬辰，下距进书时十年。又有赵汝腾《后序》，作於嘉熙元年丁酉，下距进书时六年。故汝腾奏称“素识其人”，又称“德秀殁后，与之益删繁取要，由博得约，其书益精粹无疵也。”所采旧说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等六家，其馀四十五家则皆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盖以当代诸儒为主，古义特附存而已。德秀称“郑、贾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为无功，而圣人微旨终莫之睹。惟洛之程氏、关中之张氏独得圣经精微之蕴。永嘉王君，其学本於程、张”云云，盖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故所取宋人独多矣。其注《考工记》，据古文《尚书》、《周官司空》之职，谓《冬官》未尝亡，实沿俞庭椿之谬说。汝腾《后序》亦称之，殊为舛误。然庭椿淆乱五官，臆为点窜，与之则仅持是论而不敢移掇《经》文，视庭椿固为有间。至其以《序官》散附诸官，考陆德明《经典释文》、晋干宝注《周礼》，虽先有此例，究事由意创，先儒之所不遵，不得援以为据也。惟是四十五家之书，今佚其十之八九，仅赖是编以传。虽贵近贱远，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义，而蒐罗宏富，固亦房审权《周易义海》之亚矣。又案邱葵《周礼补亡序》称：“嘉熙间东嘉王次点作《周官补遗》，由是《周礼》之六官始得为全书。”今本实无《补遗》，未审别为一书，或附此书内而佚之。然凭臆改《经》之说，正以不存为最善，固无庸深考也。
△《鬳斋考工记解》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肃翁，福清人。端平二年进士，景定间官司农少卿，终中书舍人。自汉河间献王取《考工记》补《周官》，於是《经》与《记》合为一书，然后儒亦往往别释之。唐有杜牧注，宋有陈祥道、林亦之、王炎诸家解，今并不传，独希逸此注仅存。宋儒务攻汉儒，故其书多与郑康成《注》相剌缪。然以绠参分寸之二为轮外两边有护牙者，以较为车箱前横在式之上，则不合於轮舆之制；於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郑氏《注》。其图乃以鼓为倨，股为句，则不合於磬折之度；於戈之长内则折前，谓援与胡、句相并如磬之折；於皋鼓之倨句磬折，谓“鼓为圆物，何缘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脱文”：皆於古器制度未之详核。特以《经》文古奥，猝不易明。希逸注明白浅显，初学易以寻求。且诸工之事非图不显，希逸以《三礼图》之有关於《记》者，采摭附入，亦颇便於省览。故读《周礼》者，至今犹传其书焉。
△《周礼句解》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朱申撰。申事迹无考，里贯亦未详。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继宣，宋太学生。又李心传《道命录》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结衔题“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似为二人，不知此书谁所著也。逐句诠释，大略根据《注》、《疏》，义取简约。其中所见有与《注》、《疏》异者。若太宰之职“五曰贡赋”，郑《注》曰：“赋，口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是书则易之曰：“赋，税也。贡，献也。”有力主《注》、《疏》而曲为引证者。若《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则坚守注中“半为附庸”之说，而不执《孟子》、《王制》以疑《周礼》。至於《注》、《疏》之疑不能决者，若《小司徒》“四丘为甸”以下，《注》谓旁加之数乃治洫浍之数；《大司乐》“圜锺为宫”以下，《注》谓天宫夹锺不用中吕等律，以其与地宫同位之类，则皆阙而不载。虽循文诂义，无大发明。而较之窜乱古《经》、横生新义者，犹不失谨严之义。惟《序官》乃《经》文之纲领，申以其无假诠释，遂削而不载，颇乖体要。是则因陋就简之失矣。
△《周礼集说》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陈友仁《序》，称其友“云山沈则正近得此书於霅，编节条理与《东莱读诗记》、《东斋书传》相类，名氏则未闻也。癸未携以归，训诂未详者，益以贾氏、王氏之疏说。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辈诸老之议论”云云，盖友仁因宋人旧本重缉也。友仁字君复，湖州人。《序》题“丙子后九岁”。丙子为宋亡之岁，友仁不题至元年号而上溯丙子以系年，盖亦宋之遗民，故仿陶潜不书年号，但称甲子之例。然陶潜在晋诸诗，亦但题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详考耳。卷首有《总纲领》一篇、《官制总论》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条阐说，极为赅洽。每官之前，又各为《总论》一篇，所引《注》、《疏》及诸儒之说，俱能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经义》采摘尤多。盖安石《三经新义》虽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义》则王昭禹述之於前（见所作《周礼详解》），林之奇述之於后（案之奇学出吕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礼全解》亦用安石之说，见王与之《周礼订义》），故此书亦相承援引，不废其文也。
《考工记》后附俞庭椿《周礼复古编》一卷，殊为疣赘，有失别裁。然不肯变易古《经》而兼存其说，以待后人之论定，较庭椿之妄诞则略有间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总论》亦佚。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云“关中刘储秀尝补注以行”，今未之见，亦姑仍其旧阙之焉。
△《周官集传》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元毛应龙撰。案张萱《内阁书目》称“应龙字介石，豫章人。大德间尝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轶其名，始末已不可详考矣。是书於诸家训释，引据颇博，而於郑锷之《解义》、徐氏之《音辨》及欧阳谦之之说，所采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则题“应龙曰”以别之。其中有沿袭误说、未考古义者。如《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杜子春、郑康成皆以“九夏”为乐曲，而应龙独引欧阳谦之说，谓“《左传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诗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声，可以金奏而无诗可歌明矣”。今考孔颖达《左传疏》云：“作乐先击钟，故称金奏。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於《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其说足与郑《注》相发明。如以《九夏》之文统“金奏”之下，即以为非乐曲，则《钟师》又有“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之文贯於“金奏”下，岂亦均非乐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马”，郑《注》：“禂读如诛之诛，今侏大字也。为牲祭求肥充，为马祭求肥健也。”应龙亦主谦之说，谓：“禂，稠也，祷牲稠盛也。”以康成改读为非。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读。扬雄《国三老箴》“负乘覆餗，奸寇侏张”，《晋书慕容垂载记》苻坚报书曰“侏张幽显”，《魏书恩倖传》“侏张不已”，《北齐书源彪传》“吴贼侏张”，侏张即诪张。侏与诪，犹侏与禂，音同故义借，安得指为康成改读乎？又《栗氏》为鬴，应龙引郑锷之说曰：“《晏子》谓六斗四升为鬴，《管子》谓百升而成釜，康成则谓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为六斗四升。以下文观之，其臀一寸，其实一豆。豆当为斗釜之臀，一寸而容一斗，则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斗，无可疑者。十斗则百升，正管仲所谓釜也。
康成谓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区至釜而六斗四升。彼殊不考之於《梓人》也。
梓人为饮器，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夫一献则一升矣，三酬则九升也。以一合九，非十升为豆而何？而康成谓四升为豆，失之矣。”今考康成谓鬴六斗四升，实据《经》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盖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锷以鬴容一石，则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於《经》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盐百升而釜。”
房玄龄注谓：“盐十二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当米六合四勺。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七铢、二累为釜，当米六斗四升。”则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实百升之盐，非实百升之粟也。今锷以《管子》量盐之鬴为《栗氏》量粟之鬴，比拟已为不伦。至於康成注《梓人》，以豆为斗，实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献三酬之数。锷误以豆为饮器，遂牵合十升之文，反诋改豆为斗之非。不知古以斗饮，不以豆饮。《诗行苇篇》毛《传》曰：“大斗长三尺。”《战国策》曰：“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与代王饮，即因反斗击之。”此斗为饮器之证也。《越语》曰：“觞酒豆肉。”《韩子外储篇》曰：“取一豆肉。”是豆实食器，而非饮器之证也。又安得引《梓人》之文为《管子》之旁证乎？诸如此类，皆未免胶执旧文，疏於考核。至於冕服车旗之度、庙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义弓之异名、正岁正月之并用，条列引证，颇为明晰。宋以来诸家散佚之说，尚因是以存其崖略。则蒐辑之功，固亦非鲜矣。
其书诸家著录，皆云二十四卷。今散见於《永乐大典》者，《地官》、《夏官》适当阙帙。其馀四官，首尾颇为完具。谨录为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计之仍其旧第也。应龙所著。别有《周官或问》五卷，在《集传》之外。
《永乐大典》割附《集传》之后。其存者仅《天官》十九条、《春官》十四条、《秋官》、《冬官》各一条，篇幅寥寥，不能别成一帙。今仍附於各《传》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说互相参证，亦足以资发明焉。
△《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王应电撰。应电字昭明，昆山人。嘉靖中遭倭乱，避居江西，遂终於泰和。
受业魏校之门，其书中称“师云”者，即述校语。故《明史儒林传》即附之《校传》后焉。史称“应电笃好《周礼》，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俞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不亡、杂见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乃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
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以绎大，成《周礼传诂》数十卷”云云，盖应电於《周礼》之学，用力颇深。此三书虽各为卷帙，实相辅而行。核其大致，亦瑕瑜互见。其《传》十卷，黜《考工记》不录，犹曰专解古《经》，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职相统者，使区分部居，各以类从，则颇嫌窜乱。然论说颇为醇正，虽略於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其《图说》二卷，用以稽考《传》义。中如《职方氏》“九州”之类，有图无说。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诸辨，有说无图。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录无书。盖原本所阙。下卷阙《井邑》、《邱甸》诸图、则别见《翼传》，故不复载也。所说间有舛误者。如谓“社即地祗，夏至有事于方泽，乃祭大社”。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於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郑康成《酒正注》列社稷於小祭，其说本明。应电以当地祗大祭，殊於《经》义有乖。至谓明堂即王之六寝，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於王之寝地，当在南郊，与郊天同。迎尸则於明堂。又谓郊天迎尸，亦当於明堂。考《通典》载：“南郊去国五十里，明堂在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则相距凡四十馀里，安有祭时迎尸，远在四十里外者？《周礼掌次》：“凡祭祀，张尸次。”盖尸幄切近壝宫，迎尸即於此幄。应电未核《注》、《疏》，故有此讹。他如图南郊於朝日之前，既从其序，而图祈穀於迎暑之后，又颇颠舛。
然其《自序》，谓旧《周礼》图冕服则类为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则类为大方隔，而沟洫仍不分：则亦颇有所订正。今姑与其《传》并存，以备一家之说。其《翼传》二卷，凡分七篇。上卷曰《冬官补义》，曰《天王会通》、曰《学周礼法》、曰《治地事宜》。下卷曰《握奇经传》、曰《非周礼辨》、曰《经传正讹》。其《冬官补义》拟补土司空、工师、梓人、器府、四渎、匠人、垒壁氏、巡方、考工、准人、啬夫、柱下史、左史、右史、水泉、鱼政、盐法、豕人十八官，未免意为揣测。其《天王会通》，以《天官书》所列诸星分配诸官，以为王者宪天而出治，亦多涉附会。其《学周礼法》，论《周礼》有必不可复者，及后人假仿之妄，旧注解释之谬，改声改字之非与细物为自古相传之遗，官事有兼涉不扰之法，皆为有见。馀则多录旧文。其《治地事宜》，直欲复井田之制，殊失之迂。其《握奇经传》，杂参以后世之法，亦失之驳。其《非周礼辨》，驳正诸家，尚为明析。其《经传正讹》，则於《周礼》以外兼涉群经。非惟以篆改隶，并欲以籀改篆，则拾其师魏校《六书精蕴》之说，而不知其流於诡诞矣。大抵三书之中，多参臆说，不尽可从。以《周礼》、《仪礼》至明几为绝学，故取长弃短，略采数家，以姑备一朝之经术。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三书凡十四卷，《明史》作数十卷，盖约举之词。朱彝尊《经义考》惟载《传》十卷，《图说》二卷，《学周礼法》一卷，《非周礼辨》一卷，而不载《翼传》之名，颇为疏漏。
又所引黄虞稷语，乃《翼传》之解题，而系之《周礼传》下，亦为舛误。岂偶然疏略，未及检其全书欤？△《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柯尚迁撰。尚迁字乔可，长乐人。自号阳石山人。嘉靖中由贡生官邢台县县丞。其书自《天官》至《冬官》凡十二卷，又附以《周礼通论》、《周礼通今续论》各一卷。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论》一篇，《六官目问》四篇，《全经纲领》十二条，《释原凡例》七条。书中训解，其称“释”者，皆采辑古注。
其曰“原”者，则尚迁推阐作《经》本意也。《周礼》本阙《冬官》，尚迁宗俞庭椿之说，稍为变易，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为《冬官》，自遂人至旅下士正六十人，以符六官各六十一之数，故曰“全经”。较庭椿之纷更割裂，似为稍胜，唐顺之、姜宝皆深是之，然仍不出宋人错简之曲说。且改《经》文“安扰那国”为“富邦国”，又以吴澄所补“惟王建国”以下四十字冠於《冬官》之首，则犹之乎窜乱古经矣。以其训诂《经》义尚条畅分明，有所阐发，故与王应电书皆节取以备一家，朱彝尊《经义考》所载，与此本卷数相同，而注云：“内《源流叙论》一卷，《通论》一卷。”今此本《通论》之外，尚有《续论》，而《源流叙论》乃在卷首，不列十四卷之中，与彝尊所注不合。或彝尊未及细检，亦如王应电书欤？△《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明王志长撰。志长字平仲，昆山人。万历中举人。《明史文苑传》附见其兄《志坚传》中，称其亦深於经学。是书於郑《注》、贾《疏》多刊削其繁文，故谓之“删”。又杂引诸家之说以发明其义，故谓之“翼”。《周礼》一书，得郑《注》而训诂明，得贾《疏》而名物制度考究大备。后有作者，弗能越也。周、张、程、朱诸儒，自度徵实之学必不能出汉唐上，故虽盛称《周礼》，而皆无笺注之专书。其传於今者，王安石、王昭禹始推寻於文句之间；王与之始脱略旧文，多集新说；叶时、郑伯谦始别立标题，借《经》以抒议。其於《经》义，盖在离合之间。於是考证之学渐变为论辨之学，而郑、贾几乎从祧矣。志长此书，亦多采宋以后说，浮文妨要，盖所不免。而能以《注》、《疏》为根柢，尚变而不离其宗。且自朱申以后，苟趋简易，以《叙官》为无用而删之，《经》遂有目无纲。
俞庭椿、邱葵以后，又多骋臆见，窜乱五官，以补《冬官》之亡，《经》遂更无完简。沿及明代，弥逐颓波，破碎支离，益非其旧。志长能恪遵古本，亦为力遏横流。在经学荒芜之日，临深为高，亦可谓研心古义者矣。惠栋作《精华录训纂》，因金荣误引其文，遂并以村书诋志长，乃相轻已甚之词，不必尽允也。
△《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也。考《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故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
马融、郑玄所注，犹称《周官礼》。迨唐贾公彦作《疏》，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实非本名。今仍题曰《周官》，从其朔也。首冠以御制《日知薈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曰正义，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也。二曰辨正，后儒驳正，至当不易者也。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者也。四曰馀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阐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又或已经驳论，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废者也。六曰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即惬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者也。
七曰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者也。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窜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说《周官》者以郑氏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短，亦不可没其长。是书博徵约取，持论至平。於《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尤合圣人阙疑之义也。
△《周礼述注》二十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号茂夫，安溪人。大学士光地之弟也。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其家居不仕，潜心经学，著有《三礼述注》，此即其一也。其书取《注》、《疏》之文，删繁举要，以溯训诂之源。又旁采诸家，参以己意，以阐制作之义。虽於郑、贾名物度数之文，多所刊削，而析理明通，措词简要，颇足为初学之津梁。考其兄光地《榕村集》中，有《周官笔记》一卷，皆标举要义，不以考证辨难为长。其侄锺伦亦有《周礼训纂》，与光坡此书体例相近。盖其家学如是也。宋儒喜谈三代，故讲《周礼》者恒多。又鉴於熙宁之新法，故恒牵引末代弊政，支离诘驳，於《注》、《疏》多所攻击，议论盛而《经》义反淆。光坡此书，不及汉学之博奥，亦不至如宋学之蔓衍，平心静气，务求理明而词达。
於说经之家，亦可谓适中之道矣。
△《周礼训纂》二十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锺伦撰。锺伦字世得，安溪人。康熙癸酉举人，未仕而卒。此书自《天官》至《秋官》，详纂注疏，加以训义。惟阙《考工记》不释，盖以河间献王所补，非周公之古《经》也。书后有乾隆丁丑其子广平府知府清馥《跋》，称锺伦初受三《礼》於其叔光坡。康熙癸酉乡荐公车后，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出督顺天学政，复迁直隶巡抚，十馀年中，锺伦皆随行，得其指授。又多与宣城梅文鼎、长洲何焯、宿迁徐用锡、河间王之锐，同里陈万策等互相讨论。故其学具有本源。凡所诠释，颇得《周官》大义。惟於名物度数，不甚加意，故往往考之弗详。如《巾车》“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彫面鹥总。
皆有容盖。”《注》：“总以缯为之，著马勒，直两耳与两镳。容为幨车，山东谓之裳帷。车衡輨亦宜有焉。盖如今小车盖也。皆有容有盖，则重翟、厌翟，谓蔽也。安车无蔽，谓去饰也。”锺伦谓：“总惟当施马，於车义无所取。”考蔡邕《独断》曰：“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左画苍龙，右画白虎，系轴头。”《续汉舆服志》曰：“乘舆重牙斑轮，升龙飞軨。”注引薛综《东京赋注》“飞軨以缇油，广八寸，长注地。系轴头。”所云缇油，即注所云总，以缯为之。所云轴头，即注所云輨。然则飞軨即总之在车者，而锺伦谓总惟饰马，误矣。锺伦又谓：“容以缯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之下际则以翟为蔽。”
考《经》文“皆有容盖”，实兼承上重翟、厌翟、安车而言。但重翟、厌翟二车既有容盖，又有翟蔽两旁，以画饰，安车则惟有容盖，而无翟饰耳。既无翟饰，即惟藉裳帷为障蔽。裳帷之制，当四面围合，上下通彻。故《诗》曰：“渐车帷裳。”《笺》云：“帷裳，童容也。”《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衤童褣”。童容与衤童褣义同。盖衤童褣长襦，上下相连以覆体，车之帷裳垂覆上下，形相似也。又《士昏礼》：“妇车亦如之，有裧。”《注》“裧，车裳帷。”《续汉书舆服志》注：“旧典传车骖驾赤帷裳，惟郭贺为冀州，敕去襜帷。”《释名》：“衽，襜也。在襜襜然。”云襜帷，盖如裳衽下垂也。凡此皆同於《巾车》之安车，但有帷裳，无重翟、厌翟者也。如锺伦所云“帷裳但结四旁之上际，其四旁下际以翟为蔽”，则安车但蔽上际，不复蔽下际矣。《释名》曰：“容车，妇人所载小车也。其盖施帷，以隐蔽其形容也。”若容但蔽上际，不及下际，岂能隐蔽形容乎？如此之类，颇为疏舛。然如辨禘祫、社稷、学校诸篇，皆考证详核。又如《司马法》谓：“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锺伦据蔡氏说，谓：“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轻车用马驰者，更有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今考《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
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起於五人，讫於百人，盖军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验，足证其说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术，训《大司徒》土圭之法，谓：“百六十馀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诸实测，非同讲学家之空言也。
△《周官集注》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会试中式举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落职修书，特赐侍讲衔致仕。是编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谓：“其书皆六官程式，非记礼之文。后儒因《汉志周官》六篇列於礼家，相沿误称《周礼》。故改题本号，以复其初。”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众说者，不复标目。全引一家之说者，乃著其名。凡其显然舛误之说，皆置不论。惟似是而非者，乃略为考正。有推极义类、旁见侧出者，亦仿朱子之例，以圈外别之。训诂简明，持论醇正，於初学颇为有裨。其书成於康熙庚子。后苞别著《周官辨》十卷，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莽传》事迹，历指某节、某句为歆所增，言之凿凿，如目睹其笔削者。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瑶先有是论，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
△《礼说》十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农易说》，已著录。是编不载《周礼》经文，惟标举其有所考证辨驳者，各为之说，依《经》文次序编之，凡《天官》二卷，计六十一条。《地官》三卷，计六十三条。《春官》四卷，计九十五条。《夏官》二卷，计六十一条。《秋官》二卷，亦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计四十条。
古圣王经世之道，莫切於《礼》，然必悉其名物而后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后可语其精微，犹之治《春秋》者不核当日之事实，即不能明圣人之褒贬。故说《礼》则必以郑氏为宗，亦犹说《春秋》者必以左传为本。郑氏之时，去周已远。
故所注《周礼》，多比拟汉制以明之。今去汉末复阅千六百年，郑氏所谓犹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为何语。而当日经师训诂，辗转流传，亦往往形声并异，不可以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书，於古音、古字皆为之分别疏通，使无疑似。复援引诸史百家之文，或以证明周制，或以参考郑氏所引之汉制，以递求周制，而各阐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时说《礼》之家，持论最有根柢。其中如因巫降之礼，遂谓汉师丹之使巫下神为非惑左道；因《貍首》之射，遂谓周苌宏之射诸侯为非依物怪；因庶民攻说，翦氏攻禜，遂谓段成式所记西域木天坛法禳虫为周之遗术：皆不免拘泥古义，曲为之词。又如因含玉而引及餐玉之法，则失之蔓衍。因《左传》称仍叔之子为弱，遂据以断犁牛之子为犊，亦失之附会。至於引《墨子》以证司盟之诅，并以证《春秋》之观社，取其去古未远，可资旁证可也，遂谓不读非圣之书者非善读书，则词不达意，欲矫空谈之弊，乃激而涉於偏矣。
然统观全书，徵引博而皆有本原，辨论繁而悉有条理。百瑜一瑕，终不能废其所长也。
△《周官禄田考》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自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后人多从其说。即有辨者，不过以摄官为词，彤独详究周制，以与之辨。因撰是书，分《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凡田、爵、禄之数不见於《经》者，或求诸《注》。不见於《注》者，则据《经》起例，推阐旁通，补《经》所无乃适如《经》之所有。其说精密淹通，於郑、贾《注》、《疏》以后，可云特出。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谓子、男之国不得有中士。考《孟子》称小国地方五十里，有“中士倍下士”之文。赵岐《注》曰：“子、男为小国。《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颖达《疏》谓：“诸侯统公、侯、伯、子、男。”则子、男有中士矣。《王制》又曰：“其有中士、下士，数各居其上之三分。”郑《注》谓：“上、中、下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周礼太宰》贾《疏》释此文，谓：“朝聘之位，次国之上士当大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小国之上士当次国之中士，中士当下士，下士当其空。故云各居其上之三分。”若子、男无中士，则小国之士不敷三分之数，与《经》文戾矣。
彤又谓：“加田之制，国八十里者，其加田极於百里，四十里者，极於五十里。
二十里者，极於二十五里。”考《司勋》文曰：“凡赏地无常，轻重视功。”又曰：“惟加田无征。”郑《注》曰：“加田，既赏之又加赐以田。”夫赏田且无常数，况加田乎？《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又赏士伯以瓜衍之县。”《襄公二十六年传》：“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赐之先辂三命之服，先八邑。”《襄公二十七年传》：“公与免馀邑六十。”《襄公二十八年传》：“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此无论其为赏为加，率无常数，正可与《司勋》文相证。而彤定以二十里、十里、五里，稽诸经传，略无明文。又彤算畿内百万井，去山陵林麓等三十六万井，存田六十四万井，以为三分去一，本於班固《刑法志》。
今考百万井而去三十六万井，乃二十五分而去九。《班志》本不云三分去一，彤所引殊为误记。且《班志》非为《周官》作注，故立算不必尽据《经》文。今彤既据《经》文，即当参校《经》义，求其吻合。考郑《载师注》算近郊百里则用三分去一之法，算六遂以外则用十八分去五之法。盖近郊以内，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相通三夫，而受六夫之地。至六遂以外，上地家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家百亩，莱百亩；下地家百亩，莱二百亩。相通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其所受之田，既较近郊为加多，则所去之地，即当较近郊为加少。故郊内三分去一，而遂外仅十八分去五也。夫以三分去一算遂外之地，且犹病其过多，而况於二十五分而去九乎？此不信郑《注》之所以疏也。至谓《遂人》十夫亦为井田，乃袭宋人绪论，尤疏於考校。然其百虑一失者仅此三四条耳，亦可云湛深经术者矣。
△《周礼疑义举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书融会郑《注》，参以新说，於《经》义多所阐发。其解《考工记》二卷，尤为精核。如《经》文：“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轸与轐焉，四尺也。”轸围尺一寸，见於《经》文，而轐围不著。并轸、轐以求七寸之崇，颇为难合。郑《注》亦未及详解。永则谓“轸方径二寸七分有半，自轴心上至轸面，总高七寸。毂入舆下，左右轨在毂上，须稍高，容毂转，故毂上必有轐庋之。轐之围径无正文。《辀人》当兔之围，居辀长十之一，方径三寸六分，辀亦在舆下庋舆者，则兔围与当兔同可知。
轴半径三寸二分，加轐方径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毂半径五寸一分弱，中间距轨七分强，可容毂转。以五寸八分，加后轸出轐上者，约一寸二分，总高七寸。舆版之厚上与轸平，亦以一寸二分为率。后轸在舆下馀一寸五分，辀踵为缺曲以承之。算加轸与轐之七寸，当从辀算起，盖辀在轴上，必当舆底相切。而两旁伏兔，亦必与辀齐平。故知辀之当兔围，必与兔围等大。后不言兔围者，因辀以见”云云。考《释名》曰：“轸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枕也。枕，横也，横在下也。荐版在上，如荐席也。”似舆板在上而轸在下。永谓轸面与舆版相平，似乎不合。然舆版之下仍馀轸一寸五分，则其说仍不相悖。又考《说文》曰：“，车伏兔下革也。”则是伏兔钳毂之处，尚有革承其间。永算伏兔距毂崇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尚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无妨於约算也。又《经》文曰：“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详於《曲礼》孔《疏》。其说谓车箱长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后二，横一木，下去车床三尺三寸，谓之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谓之为较。至宋林希逸，又谓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为之。永则谓“揉两曲木，自两旁合於前，通车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谓之式。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处言之。两端与两輢之植轵相接，军中望远，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覆旁式。《左传》长勺之战‘登轼而望’是也。若较在式上，如何能登轼而望？若较於隧三分之前横架一木，则在阴版之内，车外不见式矣。《记》如何云苟有车，必见其式”云云。考郑《注》曰：“兵车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则《经》所云“一在前者”皆为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仅於两輢之中横架一木，名之曰式，则一木前后更不为式，《注》又何得以深浅度式乎？孔《疏》谓横架一木於车箱内，盖未会郑《注》“式深”二字之义。又郑《注》云“较，两輢上出式者”，两輢则两箱版也。上出式而度之以两輢，则两较各在两箱之上明矣。故《释名》曰：“较在箱上”，不云较在式上，是其明证。孔《疏》之误显然。至於《经》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谓“揉之使直”，尤属不考。均不及永之所说确凿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类此。其於古制，亦可谓考之详矣。
──右“礼类”《周礼》之属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周礼》古谓之《周官》，钦定《三礼义疏》已复其本名。以诸家注本题《周礼》者十之九，难於一一追改，故姑从郑玄以来相沿之称。）
卷二十 经部二十
○礼类二△《仪礼注疏》十七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馀，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一曰戴圣本，亦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其下则《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觐礼》第十七。一曰刘向《别录》本，即郑氏所注。贾公彦《疏》谓：“《别录》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其《经》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谓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玄注参用二本。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士冠礼》“闑西阈外”句注“古文闑为{埶木}，阈为蹙”是也。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士冠礼》“醴辞”“孝友时格”句注“今文格为嘏”是也。
其书自玄以前，绝无注本。玄后有王肃《注》十七卷，见於《隋志》。然贾公彦《序》称“《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则唐初肃书已佚也。为之义疏者有沈重，见於《北史》；又有无名氏二家，见於《隋志》：然皆不传。故贾公彦仅据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顾炎武《日知录》曰：“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而其《注》、《疏》遂亡。《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箪，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监刻矣”云云，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於如是也。今参考诸本，一一釐正，著於录焉。
△《仪礼识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书乃乾道八年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氏《释文》一卷，淳为之校定，因举所改字句，汇为一编。其所引据，有周广顺三年及显德六年刊行之监本，有汴京之巾箱本，有杭之细字本，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陆氏《释文》、贾氏《疏》，核订异同，最为详审。近世久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以为已佚。惟《永乐大典》所载诸条，犹散附《经》文之后，可以缀录成编。其《乡射》、《大射》二篇适在《永乐大典》阙卷中，则不可复考矣。《朱子语录》有曰：“《仪礼》士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
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
又曰：“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今观其书，株守《释文》，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则朱子所谓不能无舛谬者，诚所未免。然是书存而古《经》汉《注》之讹文脱句藉以考识，旧椠诸本之不传於今者亦藉以得见崖略。其有功於《仪礼》，诚非浅小。今覆加检勘，各疏明其得失，俾瑜瑕不掩。原本残阙数处，亦考订补辑，附於下方。其书《宋史艺文志》作一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考淳《自序》言：“裒所校之字，次为二卷，以《释文》误字为一卷，附其后，总为三卷。”则《宋志》一卷为传写之误明矣。
今仍釐为三卷，存其旧焉。
△《仪礼集释》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字宝之，庐陵人。官至福建路抚干。案《文献通考》引宋《中兴艺文志》曰：“《仪礼》既废，学者不复诵习。乾道间有张淳，始订其讹，为《仪礼识误》。淳熙中，李如圭为《集释》，出入经传，又为《纲目》以别章句之旨，为《释宫》以论宫室之制。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盖习於礼者”云云，则如圭当与朱子同时。而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如圭淳熙癸丑进士，《文献通考》引振孙语，又作绍兴癸丑进士。考淳熙纪元凡十六年，中间实无癸丑。绍兴癸丑为高宗改元之三年。朱子校正《仪礼》，乃在晚岁。疑当为绍熙癸丑，陈氏、马氏并讹一字也。宋自熙宁中废罢《仪礼》，学者鲜治是经。如圭乃全录郑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为之释，多发贾公彦《疏》所未备。又撰《纲目》、《释宫》各一篇，世无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云：“俱未见。”今从《永乐大典》录出，排纂成书。十七篇中，首尾完具者尚十五篇。惟《乡射》、《大射》二篇在《永乐大典》阙卷内，其纲目一篇亦阙，无从考补，姑仍其旧。然已得其十之九矣。《仪礼》一经，因治之者希，《经》文并《注》，往往讹脱。如圭生於南宋，尚见古本。今据以校正，补注疏本《经》文脱字二十四，改讹字十四，删衍字十，补《注》文脱字五百有三，改讹字一百三十二，删衍字一百六十九。并参考唐《石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张淳《仪礼识误》及各本文句字体之殊，应加辩证者，不胜指数，各附案语於下方。其《乡射》、《大射》两篇，如圭之释虽佚，亦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本，补《经》文脱字七，改讹字四，删衍字二，补注文脱字四十一，改讹字三十九，删衍字十七，以成《仪礼》之完帙。如圭旧本本十七篇，篇自为卷，其间文句稍繁者，篇页太多，难於分帙，今析之得三十卷。其《释宫》则仍自为一书，别著於录焉。
△《仪礼释宫》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如圭撰。如圭既为《仪礼集释》，又为是书以考论古人宫室之制。仿《尔雅释宫》，条分胪序，各引《经》、《记》、《注》、《疏》，参考证明。
如据《顾命》东西序、东西夹、东西房之文，证寝庙之制异於明堂，而不用《郑志》成王崩在镐京，宫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诸侯之说（按《郑志》此条见《顾命》孔《疏》）。又如大夫士东房西室之说，虽仍旧注而据《聘礼》“宾馆於大夫士”证其亦有右房。据《乡饮酒》及《少牢馈食》证大夫士亦有左房、东房之称，与天子诸侯言左对右、言东对西者同。其辨析详明，深得《经》意，发先儒之所未发，大抵类此，非以空言说礼者所能也。考《朱子大全集》亦载其文，与此大略相同，惟无序引。宋《中兴艺文志》称朱子尝与之较定礼书。疑朱子固尝录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为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犹苏轼书刘禹锡语题姜秀才课册，遂误编入轼集耳。观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於《乡饮酒》“荐出自左房”、《聘礼》“负右房”，皆但存贾《疏》，与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证矣。古者宫室皆有定制，历代屡更，渐非其旧。如序、楹、楣、阿、箱、夹、牖、户、当荣、当碑之属，读《仪礼》者尚不能备知其处，则於陈设之地、进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后世之规模臆测先王之度数，殊失其真。是编之作，诚治《仪礼》者之圭臬也。宋陈汶尝序《集释》，刻之桂林郡学舍，兼刻是篇。今刻本不传，惟《永乐大典》内全录其文，别为一卷，题云《李如圭仪礼释宫》。盖其所据犹为宋本。今据以录出，仍与《集释》相附。其间字句与朱子本稍有异同，似彼为初稿，此为定本。今悉从《永乐大典》所载，以存如圭之旧焉。
△《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内府藏本）
宋杨复撰。复字茂才，号信斋，福州人。郑逢辰为江西漕，以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献於朝，赠文林郎。是书成於绍定元年戊子。《书录解题》谓成於淳祐中，盖未核其《自序》也。《序》称严陵赵彦肃作《特牲、少牢二礼图》，质於朱子。朱子以为更得《冠昏图》及堂室制度更考之乃佳。复因原本师意，录十七篇《经》文，节取旧说，疏通其意，各详其仪节陈设之方位，系之以图，凡二百有五。又分《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为图二十有五，名《仪礼旁通图》，附於后。其於是《经》，可谓用心勤挚。惟是读《仪礼》者必明於古人宫室之制，然后所位所陈，揖让进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仪礼通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皆特出《释宫》一篇，以总挈大纲，使众目皆有所丽。是书独废此一门，但随事立图，或纵或横，既无定向，或左或右，仅列一隅。遂似满屋散钱，纷无条贯。其见於《宫庙门》仅止七图，颇为漏略。又远近广狭，全无分数。如序外两夹，刘熙《释名》所谓“在堂两头，故曰夹”是也。图乃与房、室并列，则《公食大夫礼》“宰东夹北西面”，《疏》云“位在北堂之南”，《特牲馈食礼》“豆、笾、鉶在东堂”，《注》云“房中之东当夹北者”，皆茫然失其处所矣。门与东西塾同在一基，图乃分在东隅西隅，则《士虞礼》“七俎在西塾之西”无其地及《士冠礼》“摈者负东塾”之类，皆非其处所矣。如斯之类，殊未能条理分明。然其馀诸图，尚皆依《经》绘象，约举大端，可粗见古礼之梗概，於学者不为无裨。一二舛漏，谅其创始之难工可也。
△《仪礼要义》五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魏了翁所撰《九经要义》之一，於每篇各为条目，而节取《注》、《疏》，录於下方，与《周易要义》略同。盖其著书本例如是也。《仪礼》一经，最为难读，诸儒训诂亦稀。其著录於史者，自《丧服》诸传外，《隋志》仅四家，《旧唐志》亦仅四家，《新唐志》仅三家。今惟郑玄《注》、贾公彦《疏》存耳。郑《注》古奥，既或猝不易通。贾《疏》文繁句复，虽详赡而伤於芜蔓，端绪亦不易明。《朱子语录》谓其不甚分明，盖亦有故。了翁取而删剟之，分胪纲目，条理秩然，使品节度数之辨，展卷即知，不复以辞义轇轕为病。其梳爬剔抉，於学者最为有功。虽所采不及他家，而《仪礼》之训诂备於郑、贾之所说，郑、贾之精华备於此书之所取。后来诠解虽多，大抵以《注》、《疏》为蓝本，则此书亦可云提其要矣。
△《仪礼逸经传》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篇掇拾逸经，以补《仪礼》之遗。
凡《经》八篇。曰《投壶礼》，曰《奔丧礼》，取之《礼记》。曰《公冠礼》，曰《诸侯迁庙礼》，曰《诸侯衅庙礼》，取之《大戴礼记》，而以《小戴礼记》相参定。曰《中霤礼》、曰《禘于太庙礼》、曰《王居明堂礼》，取之郑康成《三礼注》所引逸文。其编次先后，皆依行礼之节次，不尽从其原文，盖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例。其引二戴《记》著所出，郑《注》不著所出，则与王应麟《郑氏易》同。由古人著书，不及后来体例之密，不足异也。其《传》十篇，则皆取之二戴《记》，曰《冠仪》，曰《昏仪》，曰《士相见仪》，曰《乡饮酒仪》，曰《乡射仪》，曰《燕仪》，曰《大射仪》，曰《聘仪》，曰《公食大夫仪》，曰《朝事仪》。其《乡射仪》、《大射仪》取《礼记射仪篇》所陈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射，釐之为二。其《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仪则取宋刘敞之所补。敞拟《记》而作者尚有《投壶仪》一篇，亦见《公是集》中，澄偶遗之。明何乔新尝取以次《朝事仪》后，并为之跋。通志堂刻《九经解》，复佚其文。盖所据乃未补之旧本，非乔新本也。又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十一篇曰：“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谓之《逸礼》。平帝时，王莽立之，旋废。犹相传至东汉，郑康成注三《礼》曾引之。《天子巡狩礼》云：制币丈八尺，纯四<羽只>。《中霤礼》云：以功布为道布，属于几。《烝尝礼》云：射豕者。《军礼》云：无干车，无自后射。《朝贡礼》云：纯四<羽只>，制丈八尺。《禘于太庙礼》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则己亥、辛亥亦用之，无则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礼》云：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设席于奥。
祀户之礼，南面设主于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肾为俎，奠于主北。又设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肾再。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庙之仪。《王居明堂礼》云：出十五里迎岁。又云：带以弓韣，礼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又《中霤礼》云：祀灶之礼，先席于门之奥，东面设主于灶陉，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
又设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毋宿于国。又《中霤礼》云：祀《中霤之》礼，设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礼。又云：祀门之礼，北面设主于门左枢，乃制肝及肺、心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其他皆如祭灶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仲秋九门磔禳，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又云：仲秋农隙，民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农也。又《中霤礼》云：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軷上，乃制肾及脾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祭肉，肾一，脾再。
其他皆如祀门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孟冬之月，命农毕积聚，系牧牛马。
又云：季冬命国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小人乐。又云：仲秋乃命国醵。《逸奔丧礼》云：不及殡日，于又哭，犹括发即位，不袒。告事毕者，五哭而不复哭也。又云：哭父族与母党于庙，妻之党于寝，朋友于寝门外，壹哭而已，不踊。
又云：凡拜吉丧，皆尚左手。又云：无服袒免为位者唯嫂与叔，凡为其男子服，其妇人降而无服者麻。凡二十五条。为篇名者八，吴草庐《逸经》八篇，仅及其三”云云，则亦不免有所疏漏。然较之汪克宽书，则条理精密多矣。《明一统志》：“沅州刘有年，洪武中为监察御史，永乐中上《仪礼逸经》十有八篇。”杨慎求之内阁，不见其书。朱彝尊《经义考》谓有年所进即澄此本，《逸经》八篇，《传》十篇，适符其数。其说似乎有据。今世传《内阁书目》，惟载澄书，不著有年姓名。盖当时亦知出於澄矣。
△《仪礼集说》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敖继公撰。继公字君善，长乐人，家於吴兴。赵孟頫尝从受业。后以江浙平章高彦敬荐，授信州教授。是书成於大德辛丑。前有《自序》，称“郑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删其不合於《经》者，意义有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以一得之见”，又疑《丧服传》违悖《经》义，非子夏作，皆未免南宋末年务诋汉儒之馀习。然於郑《注》之中录其所取，而不攻驳所不取。
无吹毛索垢、百计求胜之心。盖继公於《礼》所得颇深，其不合於旧说者，不过所见不同，各自抒其心得，初非矫激以争名。故与目未睹《注》、《疏》之面而随声佐斗者，有不同也。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尚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卷末各附《正误》，考辨字句颇详，知非徒骋虚词者。其《丧服传》一篇，以其兼释《记》文，知作於《记》后。又疑为郑康成散附《经》、《记》之下，而不敢移其旧第。又十三篇后之《记》，朱子《经传通解》皆割裂其语，分属《经》文各条之下。继公则谓诸篇之《记》有特为一条而发者，有兼为两条而发者，有兼为数条而发者，亦有於《经》义之外别见他《礼》者，不敢移掇其文，失记者之意，自比於以鲁男子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卷末特为《后序》一篇记之。则继公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遗，固异乎王柏、吴澄诸人奋笔而改《经》者也。
△《经礼补逸》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汪克宽撰。克宽字德辅，祁门人。泰定丙寅举于乡。元亡不仕。明初徵修《元史》，以老疾辞归。洪武五年卒於家。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书取《仪礼》、《周官》、大小戴《记》、《春秋三传》以及诸经之文有涉於《礼》者，以吉、凶、军、宾、嘉五礼统之。吉礼之目六十有八，凶礼之目五十有七，军礼之目二十有五，宾礼之目十有三，嘉礼之目二十有一，而以《礼经附说》终焉。克宽究心道学，於礼家度数，非所深求。於著书体例，亦不甚讲。如每条必标出典，是矣。乃一类之中，条条连缀书之，合为一篇，文相属而语不属，遂参差无绪。又此书实考典文，非考故事，乃多载《春秋》失礼之事，杂列古制之中。
如祠礼之昭公十五年有事於武宫；尝礼之桓公十四年壬申御廪灾，乙亥尝；烝礼之桓公八年正月、五月再烝；大阅礼之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阅；朝礼，《春秋》之书朝三十六；遇礼，隐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会礼之《春秋》书会九十五；锡命礼之庄公元年王使荣叔锡桓公命；燕飨礼之庄公四年夫人飨齐侯于祝丘：尚略系以论说，纠正其谬。至於祫尝礼之文公二年跻僖公，又诸侯大祫礼亦引此条。
赙赗礼之隐公元年宰咺，归惠公仲子之赗，三年武氏子来求赙。襚礼之襄公二十八年楚人使公亲襚。会葬礼之襄公二年诸姜宗妇来送葬：皆失礼之尤。乃胪列其文，不置一语，不几使读者谓古礼当如是乎？至於祭寒暑礼下诋郑康成徒见木铎徇令一节与《夏书》孟春合，遂指正月为夏正，似未见《隋书经籍志》载康成注《书》只有二十九篇。又王居明堂礼谓《月令》汉儒所作，指为吕不韦作者，不知何据，似未见《吕氏春秋》有十二月纪，亦殊疏漏。程敏政《篁墩集》有书是书后曰“环谷汪先生，著书凡十馀种。先生既殁，悉被一人窃去，攘为己书。《经礼补逸》一编，尤号精确，乃百计购得之。其原本虽被改窜，然有附丽而无刓补。真赝之迹，皦然甚明。先生元孙文汇等力图刊布。因为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编首，别为《附录》一卷”云云。此本有附录关文、行状之类，而无其像，亦无敏政此《跋》，或后人别得改窜之本刻之欤？以其元人旧帙，议论尚不失醇正，姑存以备一家焉。
△《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二部也。其诠释七例，与《周官义疏》同。分《经》文为四十卷，冠以《纲领》一卷，《释宫》一卷，不入卷数，殿以《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仪礼》至为难读，郑《注》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为名物度数之学，不可以空言骋辩。故宋儒多避之不讲，即偶有论述，亦多不传。惟元敖继公《仪礼集说》，疏通郑《注》而纠正其失，号为善本。
故是编大旨以继公所说为宗，而参核诸家以补正其舛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同异，则全采郑《注》，而移附音切之下，《经》文、《记》文之次第，则一从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说。所分章段，则多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以杨复、敖继公之说互相参校。《释宫》则用朱子点定李如圭本，《礼器》则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用杨复《仪礼图》本，而一一刊其讹缪，拾其疏脱。举数百年庋阁之尘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以得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岂非遭遇圣朝表章古学、万世一时之嘉会欤？△《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张尔岐撰。尔岐有《周易说略》，已著录。是书全录《仪礼》郑康成《注》，摘取贾公彦《疏》而略以己意断之。因其文古奥难通，故并为之句读。
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廷鸾《仪礼注疏序》，称其家“有景德中官本《仪礼疏》。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因以监本附益之，手自点校。并取朱子礼书与其门人高弟黄氏、杨氏续补之编，分章析条，题要其上。”今廷鸾之书不传。尔岐是编，体例略与相近。案《礼记》曰：“一年视离经辨志。”注曰：“离经，断句绝也。”则句读为讲经之先务。沈约《宋书乐志》於他乐歌皆连书，惟《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有声音而无文义，恐迷其句，遂每句空一字书之。则难句者为之离析，亦古法也。至於字句同异，考证尤详。所校除监本外，则有唐开成石经本、元吴澄本及陆德明《音义》、朱子与黄榦所次《经传通解》诸家。其谬误脱落、衍羡颠例、《经》《注》混淆之处，皆参考得实。又明西安王尧惠所刻《石经补字》，最为舛错，亦一一驳正。盖《仪礼》一经，自韩愈已苦难读，故习者愈少，传刻之讹愈甚。尔岐兹编，於学者可谓有功矣。顾炎武少所推许，而其《与江琬书》云：“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颇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又其《广师》一篇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乃推挹之甚至，非徒然也。尔岐《蒿菴集》中有《自序》一篇，称尚有《吴氏仪礼考注订误》一卷，今不在此编中。然此编乃新刊之本，无所佚脱。或是卷又自别行欤？△《仪礼商》二卷、《附录》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字充宗，鄞县人。是书取《仪礼》十七篇，篇为之说，颇有新义，而亦勇於信心。前有应捴谦《序》，称“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笃论也。其《聘礼》解“衣之裼袭”谓：“裘外之衣谓之裼衣，裼衣即礼服。
《聘礼》既聘而享，宾主皆裼以将事。推此则凡裘外之裼衣皆礼服矣。”考《聘礼》郑《注》曰：“裼者，免上衣，见裼衣。”则裼衣之上更有衣明矣。贾《疏》曰：“假令冬有裘，衬身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则礼服也。”如斯大之说，则裼衣之上不得更有皮弁、祭服之等矣。至《玉藻》所谓“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盖诸侯皮弁视朔，特以锦衣为裼，未闻其不加皮弁服而专用锦衣也。《玉藻》又谓：“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绡衣以裼之。”大夫助祭，服爵弁纯衣，亦特以玄绡衣为裼，未闻其不用纯衣而用玄绡衣也。然则谓裼衣之上无礼服，不特迕《注》，且悖《经》矣。斯大又谓：“袭衣乃於裼衣上加深衣。盖裼衣直衿，故露美；深衣交衽，故不露美也。”今即以聘服皮弁考之，皮弁服之下为朝服，朝服之下为玄端，玄端之下为深衣。深衣为庶人之服，聘礼重聘而轻享。若享时皮弁而裼，聘时深衣而袭，则聘服反杀於享服三等矣，隆杀之义何在乎？且主国之君与使臣行聘於庙，而各服庶人之服以相见，以为此其充美，无是理也。其《庙寝图》列东西箱在东西堂之下，如今廊庑。考《公食大夫礼》云：“宾升，公揖，退于箱下。”
又云：“公降，再拜。”若箱在堂下，则既退於箱，又何降乎？故郑《注》以箱为堂上东夹之前。《汉书董贤传》：“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箱。”则东箱非廊庑间明矣。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右个清晏。”李善注引杜预《左传注》曰：“个，东西箱也。”东西个在堂上，则东西箱不在堂下明矣。斯大所图，亦非《经》义也。然斯大学本淹通，用思尤锐，其合处往往发明前人所未发。卷末附《答应嗣寅书》，辨治朝无堂，尤为精核。弃所短而取所长，亦深有助於考证也。
△《仪礼述注》十七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书取郑《注》、贾《疏》总撮大义，而节取其辞。亦间取诸家异同之说，附於后。其中《注》、《疏》原文有可以删削者。如《士冠礼》：“筮人执荚抽上韇。”《注》曰：“今时藏弓矢者谓之韇丸也。”考《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徒释甲执冰而踞。”
杜注：“冰，韇丸。或云：韇丸，箭筩。”《方言》曰：“弓藏谓之鞬，或谓之韇丸。”《后汉书南匈奴传》曰：“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广雅》作“<卖皮><皮丸>”。此傍借韇丸以明韇字之训，非《经》之正义，删之可也。至如《士冠礼》“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注》：“赞酌者，宾尊，不入房。”光坡节此二句，则宾不自酌而用赞者，义遂不明，为删所不应删矣。又《注》载古文、今文，最关《经》义。如《士丧礼》“设决丽于”《注》引古文“”作“捥”。考《管子弟子职》：“饭必捧，羹不以手。”《吕览本味篇》：“述荡之。”高诱注曰：“，古手捥之字也。”据此，则以古文之捥证今文之，义更明晰。而光坡概节之，亦为太简。其旁采诸家之言，尤时有未审，如《公食大夫礼》曰：“饮酒、浆饮，俟于东房。”《注》：“饮酒先言饮，明非献酬之酒也。”又曰：“宰夫右执觯，左执丰，进设于豆东。”《注》：“食有酒者，优宾也。”光坡引杨孚之说曰“上‘饮酒、浆饮、俟于东房’《疏》云：酒浆皆以酳口。此‘进设于豆东’《疏》又云：浆以酳口，不用酒，主人犹设之。是以优宾两说，牴牾不同。下文：‘祭饮酒于上豆之间，鱼腊酱湆不祭。’夫鱼腊酱湆不祭，而祭饮酒，则知酒以优宾，但宾不举耳，岂酳口之物哉？当以优宾之义为正”云云。今考贾前《疏》云：“酒浆皆以酳口。”谓二饮本并设以待宾用也。后《疏》云：“浆以酳口，不用酒。”谓二饮虽并设，其实宾止用浆耳。前后一义相承，并无牴牾。
杨氏殊未解《疏》意。至於郑《注》‘优宾’之义，亦谓宾酳口止用浆，而主人仍特设酒，故曰：‘优宾’。下文之祭饮酒，乃宾加敬以报酳礼之优，与他篇献酬之酒、祭酒不同。观郑上《注》，明云饮酒非献酬之酒，则为饭后洁口之物可知。杨氏以设饮酒为优宾，而谓饮酒非以酳口，於郑《注》‘优宾’之义亦为未明。且考《周礼酒人》曰：“共宾客之礼酒、饮酒而奉之。”《注》：“礼酒，飨燕之酒。饮酒，食之酒。”贾《疏》：“‘饮酒，食之酒’者，《曲礼》曰：‘酒浆处右’。此非献酬之酒，是酳口之酒。”则杨氏谓饮酒非酳口之物，与《酒人》《经》、《注》皆相矛盾矣。光坡取之，实未深考。然如《士冠礼》：“母拜受，子拜送。”光坡谓：“母拜受乃受脯而拜，非拜子也。”其义最允。
盖此“拜受”，如《大射仪》“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东北面献于公，公拜受”，乃拜受觚，非公先拜其卿大夫也。又如《特牲馈食礼》：“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乃拜受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孙也。凡此之类，颇有可取。
又如《丧服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万斯同据以为嫂叔有服之证，光坡不取其说，亦深有决择。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注其书者寥寥数家，即郝敬《完解》之类稍著於世者，亦大抵影响揣摩，横生臆见。盖《周礼》犹可谈王谈霸，《礼记》犹可言诚言敬，《仪礼》则全为度数节文，非空辞所可敷演，故讲学家避而不道也。光坡此编，虽瑕瑜互见，然疏解简明，使学者不患於难读，亦足为说《礼》之初津矣。
△《仪礼析疑》十七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大指在举《仪礼》之可疑者而详辨之，其无可疑者并《经》文不录。苞於三《礼》之学，《周礼》差深。晚年自谓治《仪礼》十一次，用力良勤，然亦颇勇於自信。如《士冠礼》“缁布冠缺项”，郑康成读缺如頍弁之頍。敖继公则谓：“以缁布一条围冠为缺项，别以一物贯之，其两相又以缨属。”自来讲《仪礼》者多用其说。苞谓：“既有紒以束发，何为又以缁布围冠？据《经》文乃以青组为缁，后属缺项，而前系於两相，以结於颐下。”不知郑氏读缺为頍，固为改字。而别注云：“项中有纟屈。《疏》谓两头皆为纟屈，别绳穿纟屈中结之。《广韵》训纟屈为缺。《类篇》曰：‘纟屈，结也。’则郑之此注，大可依据。明是缺项有布为之结，然后加绳。”敖继公说犹有未详，苞则去敖氏更远矣。《士昏礼》“纳徵：玄纁束帛”，苞云：“致币之仪不具，何也？士庶人所通行，人皆知之。”夫《经》文“俪皮”以下既曰“如纳吉礼”，则非以人所通行而略之也。且束帛为十端，详於《周礼》郑《注》、《礼记杂记注》，十个为束，二端相向卷之，共为一两。苞第云“执一两以致辞”，则一两不知为何语矣。《有司彻》“侑俎”二字，盖总挈羊左肩左肫以下，下节“阼俎”，则以起羊肺诸品。而苞以前文有侑有俎，谓此衍文。
果如所说，则与下“阼俎”不配，皆不详考之故也。然其用功既深，发明处亦复不少。於《士相见礼》辨《注》谓宾反见即有燕礼之非，辨张侯下纲之文所以见於《乡射》而不载於《大射仪》之故，皆由《周礼》以通之。於《聘礼》“公答再拜，摈者出，立于门中以相拜”，以为待公既拜，然后反还振币。於《觐礼》“侯氏近于帷门之外，再拜”，解使者不答，以王命未宣，不敢受拜礼。皆细心体认，合乎《经》义。其他称是者尚夥。检其全书，要为瑜多於瑕也。
△《仪礼章句》十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吴廷华撰。廷华字中林，初名兰芳，仁和人。康熙甲午举人，由中书舍人历官福建海防同知。乾隆初，尝荐修三《礼》。杭世骏《榕城诗话》称：“廷华去官后，寄居萧寺，穿穴贾、孔，著《二礼疑义》数十卷。”案廷华所著《周礼疑义》，今未之见。而此书则名《章句》，未审别有《仪礼疑义》，抑或改名《章句》也。其书以张尔岐《仪礼句读》过於墨守郑《注》，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以句读为主，笺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补二书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节次。每节之内，析其句读。其训释多本郑贾笺疏，亦间采他说，附案以发明之，於《丧礼》尤为详审。如《丧服》“嫡孙”条，《疏》谓祖孙本非一体，此谓祖为适子服斩，故於孙不重服，特隆於大功，《疏》说非是。《士丧礼》“陈大敛具”条，熬黍稷各二筐，敖继公谓置此代奠，此独从《注》说，谓设以聚蚁，去熬而蚁亦俱去，盖善法也。又谓《既夕礼》“皆木桁久之”句，久当作“庐人灸诸墙”之灸，柱也，以辨《注》、《疏》之非。又谓：“祖奠，主人当在柩东，奠在其南，则亦在柩东，《注》谓主人及奠俱在柩西，非是。”颇见精确。惟於三年之丧，过信毛奇龄三十六月之说。不知此说倡自唐王元感，当时已为礼官所驳，阎若璩《潜邱劄记》辨之尤悉。廷华盖偶未考。又谓：“袒免之免，疑衬冠者。”案《疏》谓髽与括发，以麻布自项乡前交於额上，却绕紒。免亦如之，但布广一寸为异。未闻有衬冠。其说亦穿凿。然其章分句释，笺疏明简，於经学固不为无补也。
△《补飨礼》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有《毛诗说》，已著录。是编以《仪礼》十七篇有燕礼，有公食大夫礼，而独无飨礼。然其见於《周官》、《春秋传》、《礼记》者，犹可得而考。元吴澄作《纂言》及《考注》，尝有《补经》八篇，《补传》十篇，独於飨礼之文未有特著。盖缘《聘》、《觐》篇中俱兼及飨食，谓其可以相通而略之，殊不知飨之为礼也，大非一聘觐所能该。有祭帝、祫祭之大飨，复有天子享元侯，两君相见及凡飨宾客之不同。使不自为一篇，则虽诸书可考，亦无自而察其全。因据《周官》宾客之礼，联事而比次之。并取《左传》、《礼记》中相发明者，条注於下，为《补飨礼》一卷。考敖继公《仪礼集说序》曰“《公食大夫礼》云：‘设洗如飨。’谓如其公飨大夫之礼也。而今之《经》乃无是礼，则是逸之也。”云云，据其所考，则《仪礼》本有《飨礼》一篇，《经》文可证。锦之所补，非属凿空。且是编以《周官》为宗，《经》固《仪礼》纲领。以经补经，固无訾於不类。至於分注之传记，证佐天然，咸有条理，尤非牵强附会之比。至荐笾、不荐笾之异文，庭燎、门燎掌於阍人、甸人之殊说，并两存其义，不生穿凿，亦胜於空谈臆断之学。虽寥寥不满二十叶，而古典所存，足资考证，不以其篇帙之少而废也。
△《礼经本义》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蔡德晋撰。德晋字仁锡，无锡人。雍正丙午举人，乾隆初以杨名时荐官司务。是书前十六卷皆本经，第十七卷附吴澄所辑《逸礼》八篇，皆引宋、元、明以来诸家之说，与《注》、《疏》互相参证，大旨皆不戾於古。名物制度，考辨颇悉。亦间出新义。如《士冠礼》文：“白屦以魁柎之。”郑《注》：“魁，蜃蛤。柎，注也。”盖以蛤灰柎注於屦，取其洁素。《说文》所云魁蛤，是其确证。乃引万斯大之说，谓“魁以木为之。明时巾帽以木为范，名曰魁头，盖本於此。”殊不免杜撰无稽。然如《士冠礼》《经》文曰：“即筵坐栉，设笄。”
敖继公以为固冠之笄。德晋则谓：“笄有二种，一是髻内安发之笄，一是弁冕固冠之笄。此未加冠，明是安发之笄，继公所说为误。”则亦颇辨析精密，为前儒所未及也。
△《宫室考》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书於李如圭《释宫》之外别为类次，曰门、曰观、曰朝、曰庙、曰寝、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门大小广狭、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据颇为详核。惟谓房东为东厢，西为西厢。北牖、东牖、西牖南户属诸堂东，为东堂，西为西堂。堂上东西墙曰序，序东为东夹室，西为西夹室。南墉、东墉、西墉北户偏诸东，东为东堂，西为西堂。如其所说，则东西厢在房之东西。东西夹室在堂之东西。东西厢之南，东西夹室之北，则四东西堂矣。然考之经传，实全无根据。《仪礼觐礼篇》《注》曰：“东厢，东夹之前，相翔待事之处。”《特牲馈食礼》《注》曰：“西堂，西夹之前，近南，”《疏》曰：“即西厢也。”《尔雅释宫》曰：“室有东西厢曰庙。”郭璞《注》曰：“夹室前堂。”据此，则东西厢即东西堂，明在东西夹室之前，而启运谓在东西夹室之后，误矣。《公食大夫礼》曰：“公揖退于厢下，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乡立。”《注》云：“厢东夹之前，俟事之处，受束帛于序端。”盖东厢即接序端，公当于序端受东帛，故先立于东厢以俟之。地近则事便也。若东厢在东房之东，夹室之北，则南距序端，中间隔一正堂，使於此而俟事，则往来不便孰甚焉？是证以《经》文，无一相合。又《汉书周昌传》：“吕后侧耳於东厢听。”颜师古注曰：“正寝之东西室皆曰厢。”若东厢僻在房东，远在夹北，则又何从侧耳听乎？又《金日磾传》：“莽何罗从外入，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盖从东堂趋室内，故云从外入也。若东厢在房东夹北，则是从内出矣。《后汉书周举传》：“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
则东厢不应在房东夹北明矣。是核以史事，亦无一相合。且《仪礼燕礼》：“小臣共槃匜在东堂下。”《注》曰：“为公盥也。”下又云：“公降盥。”盖降东阶就槃匜，故共槃匜在东堂下，就近也。启运谓东堂在东夹北，则是公降盥于东夹北之堂下，岂《经》义乎？又《特牲馈食礼》：“主妇视饎爨于西堂下。”
《注》曰：“近西壁，南齐于坫。”如东堂在东夹北，则《注》於堂下当云北齐于坫矣。启运不究《仪礼》全经，自立新说，故其失如此。又谓周之为学者五：中曰成均，左之前曰东胶，左之后曰东序，右之前曰瞽宗，右之后曰虞庠。於四郊先为四国学：南之东曰东胶，北之东曰东序，南之西为瞽宗，北之西为虞庠。
今考周太学曰东胶，在公宫南之左。小学曰虞庠，在西郊。见於《王制》《注》。
三代之学，所在无文。至刘敞始谓辟廱居中，其北为虞学，其东为夏学，其西为殷学。至陆佃《礼象》始谓辟廱居中，其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启运盖袭其说，遂谓四代之学皆在学中，而不考其无所出。又《三礼义宗》曰：“凡立学之法，有四郊及国中。在东郊谓之东学，在南郊谓之南学，在西郊谓之西学，在北郊谓之北学。故郑注《祭义》曰：周有四郊之虞庠。”据此，则周特为虞庠於四郊，而启运谓并立东序、瞽宗於郊，尤为特创，不足据也。他若谓宗庙在雉门内，引《礼运》“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穀梁传》“礼，送女，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如此之类，则颇为精审，可以与郑《注》相参矣。《仪礼》一经，久成绝学。启运能研究钩贯，使条理秩然。中间有疵谬，而大致精核，要亦不愧穷经之目矣。
△《肆献祼馈食礼》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是编以《仪礼》特牲、少牢馈食礼皆士礼，因据三《礼》及他传记之有关於王礼者推之，不得於经，则求诸注疏以补之。五篇：一曰《祭统》，二曰《吉蠲》，三曰《朝践》，四曰《正祭》，五曰《绎祭》。其名则取《周礼》“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内，又各为节次。每节皆先撮己说，而自注其说之所出，其后并附载经传。较之黄榦所续《祭礼》，更为精密。
其中如《吉蠲篇》“省牲视濯”节曰：“饔人溉鼎，廪人溉甑甗，司宫溉豆笾及勺爵。”今考《周礼天官世妇》曰：“掌祭祀之事，帅女官而濯溉，为齐盛。”
贾《疏》谓：“《少牢》濯溉以饔人、廪人、司宫者，彼大夫家无妇官，故并使男子官。此天子礼，有妇官，与彼异。”启运此书，既推天子之礼，而仍据《少牢》之文。则《世妇》“帅女官濯溉”之文，遂无归宿。又“列位”节，启运谓：“同姓皆在阼阶，自北而南，以序昭穆爵位。则於一世中自西而东，以尊卑为序。
盖世异则子不可先父，世同则弟不妨先兄。观《中庸》於燕毛言序齿，则昭穆不序齿可知。”案同姓之位，旧说多岐。《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庙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孔《疏》谓：“同姓无爵者从昭穆，有爵者则以官，与公侯列西阶。”孔意盖欲使《中庸》与《文王世子》二义并归一义，其说尚为意测。《祭统》曰：“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舆穆齿，群有司皆以齿，此之谓长幼之序。”
《注》曰：“昭穆犹《特牲少牢馈食礼》之众兄弟。”则兄弟赐爵以齿，其位亦以齿，确有明文。启运不用孔义，又不用郑义，别创昭穆不序齿之说，与《经》义殊为不合。又《正祭篇》有“荐币”节，自注云：“据薛氏礼图，郑氏、孔氏皆未及引《大宰》、《小宰》文及《大戴礼诸侯迁庙礼》为据。”今考《大宰》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上承祀五帝之文，不与宗庙相涉。《小宰》曰：“凡祭祀赞玉币爵之事、祼将之事。”贾《疏》云：“赞玉币爵，据祭天。
而下云祼将，是据祭宗庙。”则赞币非祭宗庙明矣。《大宗伯》以玉作六器，其币各以其方之色，亦是据祀五帝也。惟《诸侯迁庙礼》有云：“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币告于皇考。”今考宗庙之礼，惟告奠有币，而祭无币。故《曾子问》曰：“凡告用牲币。”《注》曰：“牲当为制字之误也。制币一丈八尺。”
又《大祝注》云：“告用牲币。”《诸侯迁庙礼》明云：“成庙将徙，敢告。”
又云：“告事毕，乃曰择日为祭焉。”则告礼而非祭礼明甚。而启运以之证宗庙正祭，亦为牵附。又《正祭篇》曰：“后又羞笾二，糗饵粉餈，羞豆二，酏食糁食。内饔赞荐。”自注云：“孔《疏》但云内饔荐，兹据薛氏《礼图》。”今考《内饔职》曰：“凡宗庙之祭祀，掌割亨之事。”无荐内羞明文，孔《疏》亦无所出。又《春官内宗》曰：“掌宗庙之祭祀，荐加豆笾。”夫加豆笾隆於内羞，王后已不亲荐，况内羞乎？启运沿薛图之误，亦为失考。然大致综核诸家，首尾融贯，极有伦要。如后荐朝事豆笾，启运列在纳牲之前，薛图列在三献之后。今考《内宰疏》曰：“王出迎牲，时祝延尸于户外之西，南面。后荐八豆笾，王牵牲入。”则启运之说确有所本。又考《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门，夫人荐豆笾。”其下云：“君亲牵牲，大夫赞币而从。”据此，则朝事荐豆笾贾《疏》列在纳牲之前甚确。薛图舛谬，亦复显然。又后荐馈食之豆笾，启运列在五献之前，薛图列在五献之后。今考郑《司尊彝注》曰：“馈献荐孰时，后于是荐馈食之豆笾。”云“荐孰时”，则其时初荐孰而未及五献甚明。故《少牢礼》主妇荐韭菹、醯醢、葵菹、蠃醢尚在尸未入以前，即知后於馈食荐豆笾必不在五献以后。凡此之类，启运考正薛图之误，俱精核分明。存而录之，与《续仪礼通解》亦可以详略互考焉。
△《仪礼释宫增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朱子《仪礼释宫》一篇（案《释宫》本李如圭之书，误编於朱子集中。永作此书之时，《永乐大典》尚未显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笔。今仍其原书所称，而附著其故於此），为之详注，多所发明补正，其稍有出入者仅一二条，而考证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郑《注》谓大夫、士无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决。考《诗正义》曰：“《乡饮酒义》：‘尊於房户之间，宾主共之。’由无西房，故以房与室户之间为中。又《乡饮酒礼》：‘席宾于户牖间。’《乡饮酒义》曰：‘坐宾于西北。’则大夫、士之户牖间在西，而房户间为正中明矣。”此大夫、士无西房之显证。
永乃谓：“宾坐户牖间，主人自阼阶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宾於西北。其实在北而正中。”不知《乡饮酒义》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东北。”若以永说推之，则《乡饮酒礼注》所谓主席阼阶上，西面。介席西阶上，东面。”其东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而不在西南也。《乡饮酒礼》所谓僎席在宾东者，自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东北也。其说殊有难通。且《乡饮酒义》亦云：“主人坐于东南。”即知坐宾西北。自据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
又《诗斯干》云：“筑室百堵，西南其户。”郑《笺》谓天子之寝左右房，异于一房者之室户也。永谓《诗》“南东其亩”，谓或南其亩，或东其亩，与此“西南其户”，语势正同。此燕寝室内或开西户以达於东房。考燕寝西户之制，不见於《经》。《玉藻》曰：“君子之居恒当户，寝恒东首。”则燕寝也。而《注》以当户为向明，则燕寝之户南向也。即以汉制考之。《汉书龚胜传》云“胜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使者入户西行，南面立。”若为西向之户，则入户即东行矣。然则燕寝户皆南向，同於正寝。西向之说，略无所据也。其他若谓东夹、西夹不当称夹室，《杂记》、《大戴礼》夹室二字乃指夹与室言之，本各一处，《注》、《疏》连读之，故相沿而误。又谓门屏之间曰宁，乃路门之外，屏树之内。邢《疏》前说为得，其后说又以为路门之内，则误。又谓李巡《尔雅注》“宁，正门内两塾间”，乃与《诗》之“著”义同，非门屏间之“宁”也。如此之类，不可殚举。其辨订俱有根据，足证前人之误，知其非同影响剽掇之学矣。
△《仪礼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是书取《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五篇，为之疏笺，各数十条。每篇后又各为监本刊误。卷末附《左右异尚考》一篇，考证颇为精核。如谓牲二十一体兼有髀，《周礼》《内饔》及《士昏礼》两《疏》，乃不数髀，陈祥道则去髀而用觳，殊为舛误；又谓祥道以骨折乃止折脊胁、不及肩臂臑之骨，不知《士虞记》云“用专肤为折俎，取诸脰膉”；折亦谓之折俎，则脊胁亦折可知；又辨万斯大解缁布缺项及庙寝之误；又辨《士丧礼》“众主人在其后”郑《注》所云“庶昆弟”于死者乃为众子，是斩衰之亲，敖继公谓齐衰、大功之亲殊误；又谓“妇人侠床东面”郑《注》所云“妻妾子姓”乃谓死者之妻，万斯大乃云凡《仪礼》丧祭称主妇者皆宗子之妻，非宗子之母，殊失郑义：凡斯之类，其说皆具有典据，足订旧义之讹。其中过於推求，转致疏舛者。如《士冠礼》注：“今时卒吏及假吏也。”彤谓《后汉志》司隶校尉、州刺史并有假。刘昭注引《汉官》：“雒阳令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吏者，疑吏字衍。考《后汉书光武纪》有“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百官志》谓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廷尉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司隶校尉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皆有从事假佐。佐即吏也，故《志》称佐吏以下，则郑《注》假吏之文灼然不误。又《士冠礼》：“设洗直于东荣，”《注》云：“荣，屋翼也。”《释宫》引《说文》：“屋梠之两头起者为荣。”梠即檐也，檐之东西起者乃曰荣。彤据此，指郭璞《上林赋注》所云“南荣，屋南檐”者为误。考《景福殿赋》曰：“南距阳荣，北极幽崖。”是南檐通名荣之显证，亦不得云郭《注》为误。又《士丧礼》：“牢中旁寸。”《注》云：“牢读为楼。”彤虽深信郑《注》，而终以牢读为楼无他证。考焦延寿《易林》曰：“失志怀忧，如幽狴牢。”又曰：“失羊补牢，无益于忧”为韵。《淮南子本经训》：“牢笼天地，弹压山川。”
高诱《注》曰：“牢读如屋霤之霤，楚人谓牢为霤。”盖萧肴豪尤四韵，古音本通，郑《注》即从当时之读。又考《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至鄯善，入牢兰海。”牢兰即楼兰，尤与郑《注》暗合。彤疑无证，是未深考。
又《丧服》曰：“布总、箭笄、髽、衰三年。”《注》曰：“髽，露紒也、犹男子之括发。斩衰括发以麻，则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卻绕紒，如著惨头焉。”彤不取此《注》，别用《丧服小记疏》所引皇侃之说，谓斩衰麻髽、齐衰布髽皆未成服之髽。其既成服，则髽不用麻布，惟露紒耳。且引此条《注》中“紒，露紒”之文以证麻布二髽外别为一露髻之髽。不知郑《注》虽云“髽，露紒”，而其下更有“髽亦用麻”之文。其注《士丧礼》亦同。盖《注》中“露紒”二字，乃明髽之去纚，既去纚而露紒，又以麻自项却交於额，则髽之制始全。皇侃乃止取《丧服注》“露紒”二字，而截去其下髽亦用麻等句，遂指郑《注》以髽服三年之髽为露紒之髽，不用麻布，斯亦诬矣。彤安得据以攻郑耶？然自此数条之外，则大抵援据淹通，无可訾议。盖彤三《礼》之学亚於惠士奇，而醇於万斯大。此书所论，亦亚於所作《周官禄田考》，而密於所作《尚书小疏》焉。
△《仪礼集编》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龙里县知县。是书成於乾隆丁卯。裒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断以己意。《浙江遗书总录》作十七卷，且称积帙共二千馀翻。为卷仅十七者，案《经》篇数分之，不欲於一篇之中横隔也。
然此本目录列十七卷，书则实四十卷。盖终以卷轴太重，不得已而分之。《总录》又称末附《勘正监本石经》，补顾炎武、张尔岐之阙。此本亦有录而无书，岂《总录》但据目录载之欤？其谓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析诸篇之《记》分属《经》文，盖编纂之初，不得不权立此例，以便寻省，惜未卒业而门人继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吴澄亦疑其《经》、《传》混淆为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编《经》自为《经》，《记》自为《记》，一依郑氏之旧。其《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经》、《记》传注传写混淆者，则从蔡沈考定《武成》之例，别定次序於后，而不敢移易《经》文。其持论颇为谨严，无浅学空腹高谈，轻排郑、贾之锢习。又杨复《仪礼图》久行於世，然其说皆本《注》、《疏》，而时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诸家谬误，辨证尤详。虽持论时有出入，而可备参考者多。在近时说礼之家，固不失为根据之学矣。
○附录△《内外服制通释》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车垓撰。垓字经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从兄若水皆受业於季父安行，安行受业於陈埴，埴受业於朱子。故垓是书，一仿文公《家礼》而补其所未备。有图，有说，有名义，有提要。凡正服、义服、加服、降服，皆推阐明晰，具有条理。牟楷《序》谓《家礼》著所当然，此释其所以然。盖不诬也。朱彝尊《经义考》曰：“车氏书，余所储者阙第八卷以后。卷八书目为《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而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大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緦麻》。卷九为《深衣疑义》。”其标题则仍称九卷，注“存”，而不注“阙”。盖未敢断后二卷之必佚。然今所传写，皆与彝尊本同，则此二卷已佚矣。据马良骥所作垓《行状》，其《深衣疑义》本别为一书，特附录於此书之后。良骥所举，用皇氏广头在下之《注》，以续衽为裳之上衣之旁者，说亦颇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字原一，号健菴，昆山人。康熙庚戌进士第二，官至刑部尚书。是编乃其家居读《礼》时所辑。归田以后，又加订定，积十馀年，三易稿而后成。於《仪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记》，则仿朱子《经传通解》，兼采众说，剖析其义。於历代典制，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及《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诸书。立纲统目，其大端有八：一曰丧期、二曰丧服、三曰丧仪节、四曰葬考、五曰丧具、六曰变礼、七曰丧制、八曰庙制。丧期历代异同则有表，丧服暨仪节、丧具则有图。缕析条分，颇为详备。盖乾学传是楼藏书甲於当代，而一时通经学古之士如阎若璩等亦多集其门，合众力以为之，故博而有要，独过诸儒。乾学又欲并修吉、军、宾、嘉四礼，方事排纂而殁。然是书蒐罗富有，秦蕙田《五礼通考》即因其义例而成之，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於是焉。
──右“礼类”《仪礼》之属，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仪礼》不专言《丧服》，而古来丧服之书则例附於《仪礼》。盖《周官》凶礼无专门，《礼记》又《仪礼》之义疏。言丧服者大抵以《仪礼》为根柢，故从其本而类附也。）
卷二十一 经部二十一
○礼类三△《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
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於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於《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於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祐、高诱、郑玄、卢植。
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玄《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澔《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谨附订於此）。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
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虙撰。虙，慈溪人。庆元丙辰进士，官至国子祭酒。是编乃虙端平初入讲幄时所纂。未及竟，以病归。家居时乃续完之，表进於朝。十二月各自为卷。
奏称每一月改，则令以此一月进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虽未免过胶古义，不尽可见诸施行，然辞义晓畅，於顺时出政之际，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刘向《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当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遗事，在《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之内者。《吕氏春秋》录以分冠十二《纪》。马融、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郑康成、高诱以为即不韦作。论者据《汉百官表》言太尉为秦官，或又据《国语》晋有元尉、舆尉之文，谓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舆尉遂断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韦采集旧文，或傅益以秦制欤？今考其书，古帝王发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变通之，未尝非通经适用之一助。至其言误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庶徵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虙解皆未能驳正。然列在《礼经》，相沿已久，亦不能独为虙咎也。原书因随月进御，故凡解见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见。《永乐大典》所载，合为一编，多删其复，於例为协。间有删之不尽者，今并汰除，以归画一焉。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卫湜撰。湜字正叔，吴郡人。其书始作於开禧、嘉定间。《自序》言日编月削，几二十馀载而后成。宝庆二年官武进令时，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阁。后终於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绍定辛卯，赵善湘为鋟版於江东漕院。越九年，湜复加核订，定为此本。自作《前序》、《后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详。盖首尾阅三十馀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於《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陈澔注立於学官，而湜注在若隐若显间。今圣朝钦定《礼记义疏》，取於湜书者特多，岂非是非之公，久必论定乎。又湜《后序》有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於人。后有达者，毋袭此编所已言，没前人之善也。”其后慈谿黄震《读礼记日抄》、新安陈栎《礼记集义详解》，皆取湜书删节，附以己见。黄氏融汇诸家，犹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见黄氏《日钞》）。陈氏则不复标出（案栎书今不传，此见定宇集中栎所作《自叙》）。
即此一节，非惟其书可贵，其用心之厚，亦非诸家所及矣。
△《礼记纂言》三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案危素作澄《年谱》，载至顺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於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然要为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书每一卷为一篇。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凡《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於《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虞集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考得，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纠纷固泥於专门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条理，无复馀蕴”，其推重甚至。考《汉书艺文志》，《礼记》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删为八十五，戴圣删为四十九。与《易》、《书》、《诗》、《春秋》经圣人手定者固殊。然《旧唐书元行冲传》，载行冲上《类礼义疏》，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历代传习，著为经教，不可刊削。魏孙炎始改旧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
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云云，则古人屡经修缉，迄不能变汉儒旧本。唐以前儒风淳实，不摇惑於新说，此亦一徵。澄复改并旧文，俨然删述，恐亦不免亻朁圣之议。以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较诸王柏删《诗》，尚为有间，故录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
△《云庄礼记集说》十卷（通行本）
元陈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云庄其号也。是书成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贾所合并也。初，延祐科举之制，《易》、《书》、《诗》、《春秋》皆以宋儒新说与古注疏相参，惟《礼记》则专用古注疏。盖其时老师宿儒，犹有存者，知《礼》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书，又在延祐之后，亦未为儒者所称。明初，始定《礼记》用澔注。胡广等修《五经大全》，《礼记》亦以澔注为主，用以取士。遂诵习相沿。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於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皆不似澔注之浅显。宋代莫善於卫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注之简便。又南宋宝庆以后，朱子之学大行。而澔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馀荫，得独列学官。其注《学记》“术有序”句，引《周礼乡大夫》“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周礼乡大夫》实无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贾公彦《仪礼疏》，乃孔颖达《礼记疏》文，正与贾说相反。颇为论者所讥。然朱子注《诗》“騋牝三千”引《礼记》“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礼记》无此文。注《孟子》“神农之言”引史迁“所谓农家者流”，《史记》无此文。蔡沈注《书》“厘降二女於妫汭”引《尔雅》“水北曰汭”，《尔雅》无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记》“纣使胶鬲观兵”，注“星有好雨”引《汉志》“轸星好雨”，《史记》、《汉书》亦均无此文。是皆偶然笔误，未足以累全书。且何休汉代通儒，号为学海，而注《公羊传》“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语，尚误记《尔雅》为《礼》文，又何有於澔？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馀，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特《礼》文奥赜，骤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於古。於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
是以国家定制，亦姑仍旧贯，以便童蒙。然复钦定《礼记义疏》，博采汉唐遗文，以考证先王制作之旨，并退澔说於诸家之中，与《易》、《诗》、《书》三经异例。是则圣人御宇，经籍道昌，视明代《大全》抱残守匮，执一乡塾课册以锢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礼记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以陈澔《集说》为宗，所采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
朱彝尊《经义考》引陆元辅之言，谓“当日诸经《大全》，皆攘窃成书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书，非诸臣所排纂”云云，虽颇涉邻人窃鈇之疑。然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以他经之蹈袭例之，或亦未必无因欤？诸经之作，皆以明理，非虚悬而无薄。故《易》之理丽於象数，《书》之理丽於政事，《诗》之理丽於美刺，《春秋》之理丽於褒贬，《礼》之理丽於节文，皆不可以空言说，而《礼》为尤甚。陈澔《集说》，略度数而推义理，疏於考证，舛误相仍。纳喇性德至专作一书以攻之，凡所驳诘，多中其失。广等乃据以为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过笺释文句，与澔说相发明。顾炎武《日知录》曰：“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诚深见其陋也。
特欲全录明代《五经》，以见一朝之制度，姑并存之云尔。
△《月令明义》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崇祯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礼记》五篇以进，此其一也。其说以二至、二分、四立皆归於中央之土为取则於《洛书》之中五，而五气於以分布。此岁功所由成，政事所从出，故作《月令气候生合总图》。又以《月令》载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图》，并细载中星距极远近度数及寅泰、卯大壮等十二卦彖象，以为此圣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为一章，其日躔星度则各列原本於前，而别列授时历新测於后。考《尧典》中星与《月令》不同，故《大衍历议》曰：“颛顼历即夏历。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记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韦更考中星，断取近距。”然先儒论说，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经》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旧文，更附益时事，名《御删定月令》，改置《礼记》第一。故《开成石经》於昏旦中星悉改从唐历。宋延祐二年，仍复旧本《月令》，而唐《月令》别行，以其变乱古经，不足垂训故也。道周乃别立《经》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东壁，昏参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为未协。特其所注杂采《易象》、《夏小正》、《逸周书》、《管子》、《国语》，参稽考证，於《经》义颇有阐发。
其胪举史传，亦皆意存规戒，非漫为推衍禨祥。则改《经》虽谬，而其因事纳诲之忱，则固无悖於《经》义也。
△《表记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二。《自序》以为古者窥测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为《表记》之所由名。考《说文解字》，表里字皆从衣。此篇名《表记》者，盖谓人之言行，犹衣之章身，故郑康成云“以其记君子之德，见於仪表者也”。先儒旧义，本无可疑，道周乃谓取於八尺之表，殊为附会。又是篇古注分九节，《正义》曰“称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发端起义，记者详之，故称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说其理，则直称子曰。今检上下体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诸节脉络相承处，必详记之。如云“此经又广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节总明仁义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广明仁义之道”。前儒说经，於章段离合之间，其慎如此。
陈澔《集说》，不用注疏次第，强分四十馀章，已乖违古义。道周乃约为三十六章，并强立篇名，随心标目，尤为自我作古，无所师承。其说则全引《春秋》解之，谓《坊》、《表》二记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发其条理，则百世而下，有所稽测，得其晷影。夫《坊记》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又云“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其通于《春秋》，初无事强合。至《表记篇》则多言君子恭敬仁义之德，而必以《春秋》证之，於《经》旨亦为牵合。然其借《春秋》之义，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而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於世教，遂亦不可废焉。
△《坊记集传》二卷、附《春秋问业》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三。《自序》以为圣人之坊乱，莫大於《春秋》。故是书之体，以《坊记》为经，而每章之下皆胪举《春秋》事迹以证。但《国语》所载，若内史过之论虢亡，近於语怪，而以为借神怪以防欲，义涉荒忽。《隐公元年》“郑伯克段於鄢”，而以为为三桓而发。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详矣，乃谓寓其意於郑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论其影也。又《戴记》本为一篇，而分为三十章，章各创为之目，其臆断亦与《表记集传》等。第其意存鉴戒，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原其乱之所自生，究其祸之所终极，颇为剀切。且《坊记》之文，如曰“治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
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是隐为《春秋》书大夫之强起例。又云“《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亦明著《春秋》之法。则道周此书，固非漫无根据，尽出附会矣。
△《缁衣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创立名目。
案郑康成云：“《缁衣篇》善其好贤者之原，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是本有辨别善恶之义。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说，证以史事。於爱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详明剀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传》略采经史关於好恶、刑赏、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馀条，以系於篇。其於经济庶务条目之间，虽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亦略云备。”盖庄烈帝锐於求治，而暗於知人，轻信轻疑，漫无鉴别。十七年内，易阁臣者五十，贤奸淆杂，卒至於亡。贺逢圣致仕之时，断以“振作无绪”一语，可云先见。道周此书，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权衡进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长之间，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儒行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五。虽亦有强分篇目之失，然《记》文称“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云云，则章旨本《经》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较《表记》、《坊记》、《缁衣》之目尚近於自然。其所集之《传》，亦杂引历代史传，以某某为能自立，某某为刚毅，意在上之取士，执此为则，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后世不学，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并举以明之。使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盖《经》为儒者言，道周之《传》则为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诸经，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学。观其与及门朱朝瑛、何瑞图、刘履丁辈往复商榷，至再至三，所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者也。其《孝经集传》，亦历六年而成，故推衍亦为深至。
若《礼记》五篇，则借以纳谏，意原不主於解《经》，且一年之中，辑书五种，亦成之太速，故考证或不免有疏。然赋诗断章，义各有取；郢书燕说，国以大治。
苟其切於实用，则亦不失圣人垂教之心。故虽非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焉。
△《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所讲，皆经御定，而未及编次成帙。皇上御极之初，乃命取繙书房旧稿，校刊颁行。礼为治世之大经。《周礼》具其政典，《仪礼》陈其节文。《礼记》一书，朱子以为《仪礼》之传，然特《冠义》等六篇及《丧服》诸篇与《仪礼》相发明耳，至於他篇，则多整躬范俗之道，别嫌明微之防，不尽与《仪礼》相比附。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则多谨於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
故圣贤之微言精意，杂见其中，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编推绎《经》文，发挥畅远，而大旨归於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於轨物。卫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说，镕铸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圣人制作之意，惟圣人能知之矣。
△《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三部也。《经》文四十九篇，釐为七十七卷，附载图五卷。其诠释七例，亦与《周官义疏》同。三《礼》以郑氏为专门，王肃亦一代通儒，博观典籍，百计难之，弗胜也。后儒所见，曾不逮肃之弃馀，乃以一知半解，譁然诋郑氏不闻道。韩愈所谓不自量者，其是类欤？然《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此编广摭群言，於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辨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前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至於御纂诸经，《易》不全用程《传》、《本义》，而仍以程《传》、《本义》居先。《书》不全用蔡《传》，而仍以蔡《传》居先；《诗》不全用朱《传》，而仍以朱《传》居先；《春秋》於胡《传》尤多所驳正刊除，而尚以胡《传》标题，列三《传》之次。惟《礼记》一经，於陈澔《集说》仅弃瑕录瑜，杂列诸儒之中，不以冠首。仰见睿裁精审，务协是非之公。尤足正胡广等《礼记大全》依附门墙，随声标榜之谬矣。
△《深衣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书前列己说，后附《深衣》经文，并列朱子、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五家图说，而各辟其谬。其说大抵排斥前人，务生新义。如谓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为前后四幅，自掖而下杀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内衽连於前右之衣，外衽连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缝与裳同七尺二寸。盖衣每一幅属裳狭头二幅也。今以其说推之，前后四幅下属裳八幅外，右衽及内左衽亦各下属裳一幅，则裳之属乎外右衽者势必掩前右裳，裳之属乎内左衽者势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图止画裳四幅。
盖其后四幅统於前图，其内掩之四幅，则不能画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后各六，自汉唐诸儒沿为定说。宗羲忽改创四幅之图，殊为臆撰。其释“衽，当旁也”，谓“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当旁”。考郑《注》：“衽，裳幅所交裂也。”
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际也。”云“裳际”，则为裳旁明矣，故《释名》曰：“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盖裳十二幅，前名襟，后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误袭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经》文“当旁”二字之义，遂别以衣左右衽当之。是不特不知衽之为裳旁，而并不以衽为裳幅。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误矣。其释“续衽”也，谓“裳与衣相属，衣通袂长八尺。裳下齐一丈四尺。衣裳相属处乃七尺二寸。则上下俱阔而中狭，象小要之形，故名续衽”，其说尤为穿凿。其释“袂圆以应规”也，谓：“衣长二尺二寸，袂属之亦如其长。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运肘，以渐还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缝者，非谓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说文》：“袪，袂也。”《礼玉藻》郑《注》谓：“袪，袂口也。”盖袂末统名曰袪。今谓袂口半不缝者乃名袪，则袂口之半缝者岂遂不得名袪乎？且袂口半缝之制，《经》无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据也。宗羲经学淹贯，著述多有可传。而此书则变乱旧诂，多所乖谬。以其名颇重，恐或贻误后来，故摘其误而存录之，庶读者知所决择焉。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性德有《删补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已著录。是编因陈澔《礼记集说》疏舛太甚，乃为条析而辨之。凡澔所遗者谓之“补”，澔所误者谓之“正”。皆先列《经》文，次列澔说，而援引考证以著其失。其无所补正者，则《经》文与澔说并不载焉。颇采宋元明人之论，於郑《注》、孔《疏》亦时立异同。大抵考训诂名物者十之三四，辨义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澔注多主义理，故随文驳诘者亦多也。凡澔之说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颇为详核，而爱博嗜奇，亦往往泛采异说。如《曲礼》“席间函丈”，澔以两席并中间为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驳之，是也。而又引王肃本文作“杖”，谓可容执杖以指挥，则更谬於《集说》矣。《月令》“群鸟养羞”，性德既云《集说》未为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鸟羞白鸟”及项安世“人以鸟为羞”之说，云足广异闻。则明知《集说》之不误，而强缀此二条矣。《曾子问》鲁昭公慈母一条，既用郑《注》、孔《疏》以补澔注，又引陆佃之谬解，蔓延於《集说》之外。是正陆氏，非正《集说》矣。凡斯之类，皆徵引繁富，爱不能割之故。然综核众论，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
即其据理推求者，如《曲礼》“很毋求胜，分毋求多”，澔注称“况求胜者未必能胜，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则谓“此乃不忮不求，惩忿窒欲之事。陈氏所云，不免计较得失。若是则可以必胜，可以必多，将不难於为之矣”。是虽立澔於旁，恐亦无以复应也。然则读澔注者，又何可废是编与？△《礼记述注》二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编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读陈氏《集说》，疑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如《序》内称郑氏祖谶，孔氏惟郑之从，不载他说，以为可恨。郑氏祖谶，莫过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郑二说，各为胪列。其他自五礼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何妄诋欤？又《礼器篇》斥后代封禅为郑祖纬启之。秦皇汉武，前郑数百年，亦郑《注》启之乎？又多约注疏而成，鲜有新意，而指《注》、《疏》为旧说。凡此之类，抵冒前人，即欺负后人，何以示诚乎？抑讥汉唐儒者说理如梦，此程朱进人以知本，吾侪非其分也。今於《礼运》则轻其出於老氏，《乐记》则少其言理而不及数。其他多指为汉儒之附会，逐节不往复其文义，通章不钩贯其脉络。而训《礼运》之本仁以聚，亦曰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轶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论可谓持是非之公心，扫门户之私见。虽义取简明，不及郑、孔之赅博。至其精要，则亦略备矣。
△《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司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飨腥序荐璧用乐、荐血实柴之次一条，谓凡经传中言郊礼而有献荐者，皆为祭稷之事。其论至为明晰。於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一条，取荆南冯氏之言，引《楚茨》之诗，以为尝当有乐。於《内则》天子之阁一条，谓《疏》以阁为庖厨非是，盖阁所以置果蔬饴饵也。又付豚一条，《注》、《疏》解为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丧服小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一条，谓庶子之子立祢庙，则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一条，谓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摄祭，则义当使亲子弟，虽无爵者可摄，无摄以宗子之义也。于《祭统》祭之日一献一条，谓祭礼献酬交错，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献饮未终而爵命群臣以间之。惟特假於庙，故简其礼而用一献。
今《注》谓一献一酳尸，《疏》谓其节当在后，编者误列於前。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他如谓执雁、奠雁皆为舒雁，而非雁鸿之雁。不知礼用雁贽，取其不失时，能守节也。若舒雁，则何守节之有？又谓《深衣》“纯袂，缘，纯边”，纯即缘也，缘字疑衍。其意盖谓当作纯袂纯边。按郑《注》曰：“缘，緆也。”
孔《疏》云：“《既夕礼》郑《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方氏悫曰：“褎口谓之袂，裳下谓之缘，衣侧谓之边，其纯皆半寸。”缘字自有典，则非衍字也。凡斯之类，未免武断，然无伤於宏旨。其最不可训者，莫如别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涖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记”一段。夫《礼记》糅杂，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删定《六经》，维圣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闻奋笔删削也。朱子改《大学》、刊《孝经》，后儒且有异同。王柏、吴澄窜乱古经，则至今为世诟厉矣。苞在近时，号为学者，此书亦颇有可采。惟此一节，则不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录存其书，而附辨其谬於此，为后来之炯戒焉。
△《檀弓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鹤亭，钱塘人。明於算术，雍正初以荐授钦天监左监副。其书以《礼记》出自汉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会，乃摘其可疑者，条列而论辨之。如以脱骖旧馆人为失礼之正；以夫子梦奠之事为杳冥渺茫，皆非圣人所宜出；又亲丧哭无常声，不应以孺子泣为难继；居雠者不反兵而斗为启乱端；曾点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为，非狂肆之狂；倚门而歌，断无此事；以王姬为齐襄公妻，非鲁庄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刘知几之横生臆解，惑古疑经者可比。惟“师及齐师战於郎”一条，泰衢以郎字为郊字之误，盖据《春秋》“战於郊”之文。不知鲁有二郎，《隐公元年》费伯所城之郎，在今废鱼台县地。《哀公十一年》与齐战之郎，则为鲁近郊地（案说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谓郎即郊则可，谓郎为误则不可。又“乘丘之战”一条，泰衢疑鲁庄公败绩之误。不知古人军溃曰败绩，车覆亦曰败绩，《左传》所云败绩覆压者是也。概以战衄为疑，亦疏於考据。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礼记训义择言》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自《檀弓》至《杂记》，於注家异同之说，择其一是，为之折衷。与陈澔注颇有出入，然持论多为精核。
如《檀弓》“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吕氏谓祔祭即以其主祔藏於祖庙，既除丧而后迁於新庙。永据《左氏传》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谓祔后主反殡宫，至丧毕乃迁新庙。引《大戴礼诸侯迁庙礼》奉衣服由庙而迁於新庙，此庙实为殡宫。今考《顾命》：“诸侯出庙门俟。”孔《传》曰：“殡之所处曰庙。”又《仪礼士丧礼》曰：“巫止於庙门外。”《注》曰：“凡宫中有鬼神曰庙。”
贾《疏》曰：“庙门者，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则曰庙，故名適寝曰庙。”
然则《大戴礼》所云由庙者，实由殡宫，非由祖庙。永说有据，可以解程、张诸儒之异同。又如《玉藻》曰：“袭裘不入公门。”《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袭衣，袭衣之上有正服。”据《曲礼疏》，袭衣即所谓中衣。永谓裼衣上即谓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注》曰：“锦衣复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即为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复有中衣可知。虽孔《疏》所说据《玉藻》有长中继掩尺之文，然继掩尺之中衣，不袭裼衣。《后汉舆服志》：“宗庙诸祀，冠长冠，服袀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绔纟末”《汉书万石君传注》：“中帬若今中衣。”
《释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亵衣也。然则中衣但得袭亵衣，不得袭裼衣也。孔《疏》显误，亦以永说为确。又《杂记》曰：“如三年之丧，则既顈，其练祥皆行。”《注》曰：“言今之丧既服顈，乃为前三年者变除，而练祥祭也。此主谓先有父母之服，今又丧长子者。其先有长子之服，今又丧父母，其礼亦然。”永谓：“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谓未顈以前，值练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论后丧变麻可补行之说，非谓既顈而值前丧一期再期也。”今考上节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疏》曰：“谓母死既葬，后值父应大祥，除服以行祥事。”
然则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后补行明矣。永於下节既字、乃字之义，疏解明确，即上下二节之义，亦俱可贯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为免冠及皇氏髽衰为露紒髽之误，尤为精凿不磨。至《丧服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王肃谓计己之生不及此亲之存，则不税。永特宗其说，而於《经》文之弟字，虽不敢如刘知、蔡谟直以为衍文，乃谓言弟者因昆连及之。
则其说臆度，终不如郑《注》为得。然全书持义多允，非深於古义者不能也。
△《深衣考误》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深衣之制，众说纠纷。永据《玉藻》“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云：“如裳前后当中者，为襟为裾，皆不名衽。惟当旁而斜杀者乃名衽。”
今以永说求之训诂诸书，虽有合有不合，而衷诸《经》文，其义最当。考《说文》曰：“衽，衣衤金也。”衤金即襟，永以裳之前为襟，而旁为衽。《说文》乃以衣襟为衽，则不独裳为衽矣。又《尔雅》曰：“执衽谓之袺，扱衽谓之襭。”
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则裳之下皆名衽，不独旁矣。然《方言》曰：“褛谓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与《说文》前襟名衽义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际也。”云裳际则据两旁矣。永之所考，盖据璞《注》后说也。又刘熙《释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风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后当见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证以永说，谓裳前襟后裾，皆直幅不交裂，则即《释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谓在旁者乃名衽，则即《释名》“在旁襜襜”之义也。其释《经》文“衽，在旁”三字实非孔《疏》所能及。其后辨续衽钩边一条，谓续衽在左，前后相属，钩边在右，前后不相属。
钩边在汉时谓之曲裾，乃别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缀於右后衽之上，使钩而前。孔《疏》误合续衽、钩边为一。其说亦考证精核，胜前人多矣。
○附录△《大戴礼记》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汉戴德撰。《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总目》云：“《大戴礼记》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兴书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读书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而韩元吉、熊朋来、黄佐、吴澄并云两七十三，陈振孙云两七十二。盖后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别出《明堂》一篇为六十七。其馀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为七十二。或至《诸侯迁庙》第七十二改为七十三。或至《诸侯衅庙》第七十三改为七十四。故诸家所见不同。盖有新析一篇，则与旧有之一篇篇数重出也。汉许慎《五经异义》论明堂称《礼》戴说、《礼盛德记》，即《明堂篇》语。《魏书李谧传》、《隋书牛宏传》俱称《盛德篇》，或称《泰山盛德记》。知析《盛德篇》为《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后。又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
《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书有《注》者八卷，馀五卷无《注》，疑阙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殆以《注》归之康成。考《注》内徵引康成、谯周、孙炎、宋均、王肃、范宁、郭象诸人，下逮魏晋之儒。王应麟《困学纪闻》指为卢辩注。据《周书》，辩字景宣，官尚书右仆射。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其兄景裕谓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缵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而《永乐大典》内散见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校订，附案语於下方。史绳祖《学斋佔毕》言《大戴记》列之十四经中，其说今不可考。然先王旧制，时有徵焉，固亦《礼经》之羽翼尔。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骏，山阴人。官至给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礼记》之一篇。《隋书经籍志》始於《大戴礼记》外，别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谓隋重赏以求逸书，进书者遂多以邀赏帛，故离析篇目而为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复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大戴礼夏小正传》云：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则三国时已有《传》名。疑《大戴礼记》旧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无其《传》。戴德为之作《传》别行，遂自为一卷，故《隋志》分著於录。后卢辩作《大戴礼记注》，始采其《传》编入书中，故《唐志》遂不著录耳。又《隋志》根据《七录》，最为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为三代之书，漫题德撰。疑《夏小正》下当有“传”字，或“戴德撰”字当作“戴德传”字。今本讹脱一字，亦未可定。观《小尔雅》亦《孔丛》之一篇，因有李轨之《注》，遂别著录。是亦旁证矣。崧卿以为隋代误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屡经传写，《传》与本文混淆为一。崧卿始仿杜预编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传》於下。每月各为一篇，而附以注释。又以关浍藏本与集贤所藏《大戴礼记》本参校异同，注於下方。其关本注释二十三处，亦亻并附录，题曰“旧注”以别之。盖是书之分经传，自崧卿始。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经传，实沿其例。
其诠释之详，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鉴前编》所注，实无以胜之。於是书可谓有功。儒者盛称朱子考定之本，与履祥续作之注，而不以创始称崧卿。盖讲学家各尊所闻，非公论也。其中如正月之“斗柄县在下”、五月之“菽糜将闲诸则”、九月之“辰系於日”、十一月之“於时月也，万物不通”，皆宜为《经》文，而误列於《传》。其正月之“始用畅”，乃以解初岁祭耒，明用畅以祭自此始。宜为《传》文，而误列於《经》。皆为未允。然大戴之学，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崧卿独稽核旧文，得其端绪，俾读者有径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资矣。
──右“礼类”《礼记》之属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录》二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大戴礼记》旧附於经，史绳祖《学斋佔毕》亦有《大戴礼记》宋列为十四经之说。然绳祖所云，别无佐证。且其书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学官，未可臆加以经号。今以二戴同源，附录於《礼记》之末，从其类也。）
卷二十二 经部二十二
○礼类四△《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聂崇义撰。崇义洛阳人。周显德中累官国子司业。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因取三《礼》旧图，凡得六本，重加考订。宋初上於朝，太祖览而嘉之，诏颁行。考礼图始於后汉侍中阮谌。其后有梁正者，题谌图云：“陈留阮士信受学於颍川綦母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称《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二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则所谓六本者，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然勘验《郑志》，玄实未尝为图，殆习郑氏学者作图，归之郑氏欤？今考书中宫室车服等图，与郑《注》多相违异。即如《少牢馈食》“敦皆南首”，郑《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饰也。饰盖象龟。周之制，饰器必以其类。龟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龟上、下甲。”盖者意拟之辞，而是书敦与簠簋皆作小龟，以为盖顶。是一器之微，亦失郑意。沈括《梦溪笔谈》讥其犠象尊、黄目尊之误。欧阳修《集古录》讥其簋图与刘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赵彦卫《云麓漫钞》讥其爵为雀背承一器，犠象尊作一器绘牛象。林光朝亦讥之曰：“聂氏《三礼图》全无来历，穀璧则画穀，蒲璧则画蒲，皆以意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带銙上粟文耳。”是宋代诸儒亦不以所图为然。然其书钞撮诸家，亦颇承旧式，不尽出於杜撰。淳熙中陈伯广尝为重刻，题其后云：“其图度未必尽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犹愈於求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旧帙录之，以备一家之学。此书世所行者为通志堂刊本。或一页一图，或一页数图，而以说附载图四隙。行款参差，寻览未便。惟内府所藏钱曾也是园影宋钞本，每页自为一图，而说附於后，较为清整易观。今依仿缮录焉。
△《三礼图》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
是书所图，一本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诸书，而取诸《博古图》者为尤多，与旧图大异。考汉时去古未远，车服礼器犹有存者。
郑康成图虽非手撰，要为传郑学者所为。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时儒风淳实，尚不以凿空臆断相高。聂崇义参考六本，定为一家之学。
虽踵谬沿讹，在所不免，而递相祖述，终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图》所载，大半揣摩近似，强命以名。其间疏漏多端，洪迈诸人已屡攻其失。绩以汉儒为妄作，而依据是图，殊为颠倒。然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如齐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犠尊纯为牛形，王肃据以证凤羽婆娑之误。齐景公器出晋永康中，象尊纯为象形，刘杳据以证象骨饰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时，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时，沈括据以证蒲形、禾形之谬。此书并采用其说，亦足以备一解。至於宫室制度，舆轮名物，凡房序堂夹之位、輢较贤薮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补崇义之阙，且以拾希逸之遗。其他珽荼曲植之属，增旧图所未备者又七十馀事。过而存之，未始非兼收并蓄之义也。
△《学礼质疑》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考辨古礼，颇多新说。如谓鲁郊惟日至一礼，祈穀不名郊，自鲁亻朁行日至之郊，其君臣托於祈穀以轻其事。后人不察郊与祈穀之分，遂以鲁为祈穀。见《春秋》不书祈穀，遂以祈穀为郊。今考《襄公七年传》孟献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传》曰：“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与孟献子之言亦合。斯大既不信《左氏》，又据《诗序》谓《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说。不知《大戴礼公符篇》载郊祝曰：“承天之神，兴甘风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则郊兼祈穀之明证。
《家语》虽出依托，然皆缀缉旧文。其《郊问篇》称：“至於启蛰之月，则又祈穀於上帝。”王肃注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与郑、杜二家尤为契合。斯大别为创论，非也。斯大又谓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国中。今考《五经通义》：“大社在中门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贾《疏》及《通典》俱宗其说。又《左传闵公二年传》：“间於两社，为公室辅。”杜预注：“周社、亳社两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疏》曰：“鲁是周之诸侯，故国社谓之周社。”则国社之所在为朝廷执政之所在，其为中门内无疑。诸侯之国社，与天子之大社同也。《周书作雒篇》曰：“乃设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国中。”国中与南郊对举，则大社不在郊而在国可知。斯大所云，误亦显著。斯大又谓士止为小宗，不得为大宗，以士无祖庙也。今考《丧服小记》曰：“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
又《荀子》曰：“故王者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杨倞《注》曰：“继别子之后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迁之大宗也。”据此，则士亦得为大宗明矣。又《丧服小记》曰：“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郑玄《注》曰：“宗子之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孔颖达《疏》曰：“若宗子是士，无曾祖庙，故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又《曾子问》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郑《注》曰：“祭於家，容无庙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无爵，其家无庙，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无庙而为宗子者矣。
今斯大谓有始祖庙乃得为大宗。充其说，不特士不得为大宗，据《祭法》则大夫、止有曾祖庙，将大夫亦不得为大宗乎？斯大又变其说，谓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祢，引《大传》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谓虽无庙而得与有庙者合祭。”大夫盖祫於曾祖庙而上及高祖，上士则祫於祖庙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则祫於祢庙而上及祖与曾祖、高祖，又安得援为皆得有庙之证乎？斯大又谓《小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则祔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庙。今考《小记》孔《疏》曰：“妾无庙，为坛祔之耳。”则妾虽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庙。观《杂记》“父母之丧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殇”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庙。则曾祖嫡孙为之立坛，祔小功兄弟之长殇於从祖，立神而祭，不为从祖立庙也。又安得谓高祖之妾有庙乎？凡此皆自立异说，略无显据。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精确。宗法十馀篇，亦颇见推阐。
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学也。
△《读礼志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是编以三《礼》之书多由汉儒采辑而成，其所载古今典礼，自明堂、清庙、吉、凶、军、宾、嘉以及名物、器数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龃龉不合。因取郑、孔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书，务得其中。并旁及《春秋》律吕与夫天时人事可与《礼经》相发明者，悉为采入。
其有疑而未决者则仍阙之。故曰《读礼志疑》。案《礼经》自经秦火，虽多残阙不完，而汉代诸儒去古未远，其所训释，大抵有所根据，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义理虽精，而博考详稽，终不逮注疏家专门之学。陇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诣之醇，诚近代儒林所罕见。至於讨论三《礼》，究与古人之终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笃信郑《注》，往往不免附会。而陈澔《集说》，尤为弇陋。
陇其随文纠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实非俗儒所能及。如论孔疏《月令》引《太史职》郑《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并举则分年岁，单举则可互称。又祥禫主郑驳王，庙制尊刘驳郑。於“礼有摈诏，乐有相步，温之至也”之文，谓温直是蕴藉，不当如孔《疏》所云以物承藉。於“未卜禘不视学”，取孔《疏》不当禘祭之年亦待时祭之后，驳《集说》不五年不视学之说。谓《司尊彝》变朝践为朝献、变再献为馈献为省文、互文之法。皆自抒所见，绝无门户之私。至於缁、纟才、纯三字，谓纯当作纟才，古人字亦误用，后来不可不慎。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黄《群书备考》以贾公彦讹作贾逵，人所共知，何烦深辨？而亦特立一条，为之驳正。此盖阅书时随笔标记，门弟子编次校刊，乃误入正文，未加简择，固不足为陇其病矣。
△《郊社禘祫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前答门人李塨问南北郊分祀及问有禘无祫之说，末附艾堂问。自注云：“同郡学人集於艾堂所问，此则专论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见於《周礼》，本有明文。
疑无北郊之祀者，本无庸置辨。奇龄性喜攻驳，反覆诘辨，未免繁杂。至於时祭之外，禘为大祭，所谓“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者，语出纬书，本不足据。祫对犆为义，不对禘为义也。奇龄辩大禘与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时祭必合祭，故称祫。则皆发昔儒所未及，於《经》义不为无补。录存其说，亦足资礼家之采择焉。
△《参读礼志疑》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汪绂撰。绂一名烜，字灿人，号双池，婺源人。是书取陆陇其所著《读礼志疑》，以己意附参於各条之下。其於三《礼》大端，若谓南郊即为圜丘、大社即为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寝不得仿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飨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说，皆主王肃而黜郑玄，故颇与旧注相左。其谓东西夹室不在堂之两旁，而在东西房之两旁。考《仪礼公食大夫礼》：“公迎宾入，大夫立於东夹南，士立於门，小臣东堂下，宰东夹北，内官之士在宰东上，介门西。”
盖均即位於堂之上下。如绂所云，则大夫及宰乃违众而独立於堂后及东西房两旁隐蔽之地矣。又《聘礼》设飨，亦云堂上之馔八、西夹六。盖数馔於宾，其陈设皆自堂及庭及门，取其罗布目前。如绂所云，则馔亦设於堂后矣。绂又谓士无朝服，玄端即士之朝服，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考《士冠礼》曰：“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既云素韠，则素裳矣，与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无以异，未尝独以黄裳、玄裳、杂裳之玄端为朝服也。又《鲁语》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则士固非无朝服。绂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谓大夫、士无西房，故《士丧礼》主人括发，众主人免於房，而妇人乃独髽於室，以无西房故也。其说本孔《疏》，可破陈祥道《礼书》之惑。又谓大夫、士庙亦当有主，与《通典》所载徐邈及清河王怿之议相合。如斯之类，亦多深得《经》义，固可与陇其之书并存不废也。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郑康成有《三礼目录》一卷。此三《礼》通编之始。其文不可分属。
今共为一类，亦《五经总义》之例也。其不标三《礼》之名，而义实兼释三《礼》者，亦并附焉。）
△《礼书》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师友纪谈》称其许少张榜登科。
又称其元祐七年进《礼图》、《仪礼注》，除馆阁校勘。明年用为太常博士，赐绯衣，不旬馀而卒。又称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义郎。《宋史》则作官至秘书省正字。然晁公武《读书志》载是书，亦称左宣义郎太常博士陈祥道撰，与廌所记同。廌又称尝为《礼图》一百五十卷，《仪礼说》六十馀卷，内相范公为进之，乞送秘阁及太常寺。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则称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宋史陈旸传》则称礼部侍郎赵挺之上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案《乐书》实二百卷、《宋史》字误），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则廌，振孙所记为确，公武朝廷闻之之说非其实也。其中多掊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穀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天子五庙之说异。论禘祫谓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说。
论禘大於祫并祭及亲庙，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皆王安石客（案祥道为王安石之徒，见晁公武《读书志》祥道《论语解》条下），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佃《礼象》今不传，惟神宗时详定郊庙礼文诸议，今尚载《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别解，与祥道驳郑略同。盖一时风气所趋，无庸深诘。然综其大致，则贯通经传，缕析条分，前说后图，考订详悉。
陈振孙称其论辨精博，间以绘画，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晁公武，元祐党家；李廌，苏门宾客：皆与王氏之学异趋。公武则称其书甚精博，廌亦称其《礼》学通博，一时少及。则是书固甚为当时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仪礼经传通解》，宋朱子撰。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朱子《乞修三礼劄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於礼者，皆以附於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其劄子竟不果上。
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后，嘉定丁丑始刊版於南康。凡《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为四十二篇。
中阙《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八篇尚未脱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则仍前草创之本，故用旧名《集传集注》。是为《王朝礼》。中阙《卜筮》一篇，目录内《践阼》第三十一以后，序说并阙。盖未成之本也。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釐析。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乃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记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杂记》“女子十五许嫁，笄”之文续《经》，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虽不免割裂古经，然自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朱子纠其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因撰是书以存先圣之遗制。分章表目，开卷了然，亦考礼者所不废也。其丧祭二门则成於朱子门人黄榦，盖朱子以创稿属之。杨复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则榦之所编，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仅修《丧礼》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礼》则尚未订定而榦又殁。越四年壬午，张虙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后杨复重修《祭礼》，郑逢辰进之於朝。复序榦之书云：“《丧礼》十五卷前已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称《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憾，则别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书云：“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虙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以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复所重修。合前《经传通解》及《集传集注》，总六十有六卷。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略备於是矣。
△《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其书虽仿《仪礼经传通》解之例，而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实多能补所未及，非徒立异同。如《士冠礼》“屦，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前，《通解》移置《经》文“陈器服”节末。是书亦沿袭其说，不故相诘难。至於《士昏记》“父醮子，命之辞曰”以下三十一字，《通解》列在“陈器馔”节下。而是书改列在“亲迎”节下。又《通解》以《记》文“妇入三月，然后祭行”二句，别为“祭行”一节，在“奠菜”节之前。而是书以此二句附於“庙见”节之末。盖是书“庙见”，节《通解》之所谓释、奠也。揆以《礼》意，较《通解》为有伦次。又《通解》割《士冠礼》“无大夫冠礼，而有婚礼”以下四句，谓当在《家语冠颂》内，疑错简於此《经》，颇涉臆断。是书则仍《记》文之旧，不从《通解》，尤为详慎。亦未尝曲相附合也。盖《通解》，朱子未成之书，不免小有出入。其间分合移易之处，亦尚未一一考证，使之融会贯通。永引据诸书，釐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视胡文炳辈务博，笃信朱子之名，不问其已定之说、未定之说，无不曲为袒护者，识趣相去远矣。
△《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蕙田撰。蕙田字树峰，金匮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恭。是书因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一门，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礼之目，古经散亡，鲜能寻端竟委，乃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有五。以乐律附於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总名曰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赅本博。故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於《学礼》载钟律诗乐，又欲取许氏《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书数篇》而未成。则蕙田之以类纂附，尚不为无据。其他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非剽窃饾飣，挂一漏万者可比。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矣。
──右“礼类”《通礼》之属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通礼所陈，亦兼三《礼》。其不得并於三《礼》者，注三《礼》则发明经义，辑通礼则历代之制皆备焉。为例不同，故弗能合为一类也。）
△《书仪》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考《隋书经籍志》，谢元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有《书仪》二卷。以至王宏、王俭、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妇人书仪》八卷、《僧家书仪》五卷。盖《书仪》者，古私家仪注之通名。《崇文总目》载唐裴茝、郑馀庆、宋杜有晋、刘岳尚皆用斯目。光是书亦从旧称也。凡《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朱子语录》：“胡叔器问四先生礼，朱子谓：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又《与蔡元定书》曰“《祭仪》只是於温公《书仪》内少增损之”云云，则朱子固甚重此书。后朱子所修《祭仪》为人窃去，其稿不传。则此书为礼家之典型矣。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廷鸾之言，谓《书仪》载妇入门之日即拜先灵，废三月庙见为非礼，引《朱子语录》，以为惑於陈针子先配后祖一语。又谓《檀弓》明言“殷练而禘，周卒哭而禘”，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书仪》载祔庙在卒哭后，於礼为太遽。
案杜预《左传注》谓礼逆妇必先告庙而后行，故楚公子围称告庄共之庙。郑忽先逆妇而后告庙，故谓先配而后祖。其事与庙见无关，光未必缘此起义。又古者三月庙见，乃成为妇，故有反马之礼；有未及三月而死，则仍归葬母家之礼。后世於亲迎之日即事事成其为妇，三月之内设有乖忤，断不能离婚而逐之；设有夭折，断不能轝柩而返之也。何独庙见之期坚执古义乎？至於殷练而祔，孔子善之，其说虽见《檀弓》，考《宋史礼志》所载祔庙之仪，实从《周礼》。国制如是，士大夫安得变之？亦未可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礼》所图，不内外掩袭，则领不相交。此书释曲袷如矩以应方句，谓“孔《疏》及《后汉书马融传注》所说，似於颈下别施一衿，映所交领，使之正方，如今时服上领衣。不知领之交会处自方，疑无他物”云云，阐发郑《注》交领之义最明。与《方言》“衿谓之交”郭璞《注》为“衣交领”者，亦相符合。较《家礼》所说，特为详确。斯亦光考礼最精之一证矣。《礼记大全檀弓》“忌日不乐”条下，载刘璋之说，引司马氏《书仪》“忌日则去华饰之服，荐酒食”云云，此本无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尚从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阙佚者。或刘璋偶误记欤？△《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家礼考》，曰“《家礼》非朱子之书也。《家礼》载於《行状》，其《序》载於《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於《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於《家礼附录》。自宋以来，遵而用之。其为朱子之书，几无可疑者。乃今反复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李公晦叙《年谱》，《家礼》成於庚寅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不记年月，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语，以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其录得携来，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
黄勉斋作《行状》，但云所辑《家礼》，世所遵用，其后有损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丧时，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家礼后》亦然。敬之，朱子季子。
公晦、勉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参错，不可考据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其论《祭仪》、《祭说》，往复甚详。汪、吕书在壬辰、癸巳，张书不详其年，计亦在其前后也。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何为绝不之及，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陈安卿录云：‘向作《祭仪》、《祭说》，甚简而易晓，今已亡之矣。’则是所亡者乃《祭仪》、《祭说》而非《家礼》也明矣。《文集》、《语录》自《家礼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礼范后》云：‘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顾以衰病，不能及已。后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子虽耋老，岂尽忘之，至是而乃为是语耶？窃尝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盖自附於后之君子，而传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而於《家礼》反有不合。《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而《序》中绝不言之，以跋语所未有也。其《年谱》所云‘居母丧时所作’，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敬之但据所传，不加深考，此如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公晦从游在戊申后，其於早年固所不详，只叙所闻以为谱，而勉斋《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馀年。其时《家礼》已盛行，又为敬之所传录，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词略而不尽。其《书家礼后》，谓《经传通解》未成为百世之遗恨，则其微意亦可见矣。后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传，又见《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虽云尊用其书，实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谬误，亦不及察，徒口相传以熟文公《家礼》云尔。惟元应氏作《家礼辨》，其文亦不传，仅见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礼》中。其辨专据《三家礼范》跋语，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遍考《年谱》、《行状》及朱子《文集》、《语录》所载，俱附於后，而一一详证之。
其应氏、邱氏语，亦并附焉。其他所载谬误亦数十条，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而余亦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证最明。又有《家礼后考》十七条，引诸说以相印证。《家礼考误》四十六条，引古礼以相辨难。其说并精核有据。懋竑之学，笃信朱子，独於《易本义》九图及是书龂龂辨论，不肯附会。
则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然自元明以来，流俗沿用。故仍录而存之，亦记所谓礼从宜、使从俗也。
△《泰泉乡礼》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香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詹事。
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佐之学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是书乃其以广西提学佥事乞休家居时所著，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乡射礼》别为一卷附之。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视所补注之《皇极经世》支离曼衍、敝精神於无益之地者，有空言实事之分矣。
△《朱子礼纂》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书於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二书外，凡说礼之条散见於《文集》、《语类》者，以类纂集，分为五目：曰《总论》、曰《冠昏》、曰《丧》、曰《祭》、曰《杂仪》。缕析条分，具有统贯。虽采辑不无遗阙。若《文集》有《答潘恭叔书》论编《仪礼、礼记章句》，《答王子合书》论居丧家祭，又有《周礼三德说》、《乐记动静说》、《书程子禘说后》等篇，此书皆不见录。又《与吴晦叔书》论太庙当南向、太祖当东向，虽与此书所录《答王子合书》大义相似，然答晦叔书更为详尽，今乃删详而存略。又《集》载《鄂州社坛记》，前列罗愿在鄂州所定坛壝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合典礼，故详述之，以补礼文之阙，而此书乃尽删前篇，但存某案以下云云，亦失朱子备载之意。然朱子说礼之言，参差散见，猝不能得其端绪。光地类聚而区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学礼者亦为有功矣。
△《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一名《二重礼谱》。盖欲成丧祭二礼，嗣以丧礼别有《吾说编》，因惟存祭礼。其说取古礼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为名。凡分七门：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时》、五曰《祭仪》、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条，虽间与朱子《家礼》为难，不出奇龄平日嚣争之习。然考《朱子年谱》，《家礼》成于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时四十一岁，其稿旋为人窃去。
越三十年，朱子没后始复有传本行世。儒者或以为疑。黄榦为朱子弟子之冠，亦云为未暇更定之本。则《家礼》之出自朱子手定与否，尚无显证。即真获朱子已失之稿，而草创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笃信朱子，而所作《白田杂著》，乃反覆辨是书之依托。其言具有根据。则奇龄之辨，又不能尽以好胜目之矣。其间如谓汉唐以来，人臣无建庙之文，南渡绍兴、嘉泰诸年，为秦桧、韩侂胄立庙，而制终未定。考宋龚鼎臣《东原录》称文彦博家庙不作七间，乃用唐杜岐公家旧式，则安得谓汉以后人臣无建庙之文。其论后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县不同於封建为证，其说是也。然井田废而正供之义不废，封建废而臂指相维之义不废，世官废而宗子支子之义不废。《汉书》载当时诏令，每称赐天下为父后者。其时已不世官，而云为父后，则有不为父后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长孙於祖父母之丧服斩衰三年，即宗子为后之义，灼然可推。安能一举而废之，使主祭之时但以行辈年齿为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条，谓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亲之祭，致凡为人子者不得祭父，则所祭四亲系他人之亲，并非己亲，所祭之父系他人之父，并非己父。措语尤乖，皆不免於瑕颣。
盖其大意务通人情，故不免有违古义。然大致斟酌变通，於古礼之必不可行及俗礼之误托於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釐然有当，固不妨存备一家之说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五部，三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犹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
卷二十三 经部二十三
○礼类存目一△《周礼补亡》六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元邱葵撰。葵字吉甫，莆田人。《闽书》作同安人，未之详也。是书本俞庭椿、王与之之说，谓冬官一职散见五官。又参以诸家之说，订定天官之属五十九、地官之属五十七、春官之属六十、夏官之属五十、秋官之属五十七、冬官之属五十四。又云：“先王不能以禄食养无用之官，故《周官》虽曰三百六十，而兼摄相半。如掌葛徵絺绤、掌染草敛染草之类，每官掌一事，无是事未必有是官也。”
其说皆自信不疑。《周礼》一书，不过阙《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间，俞、王二家倡为异说，而五官俱乱。葵又从而推波助澜。《闽书》称宋末科举废，葵杜门励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翁。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今诸书散佚，惟此书为世所诟病，转以见异而存。据葵《自序》，书盖成於泰定丙子，葵年八十一矣。
虚殚一生之力，使至今谈《周礼》者称俞庭椿为变乱古经之魁，而葵与王与之为煽助异说之党，不亦傎欤？其书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题曰《周礼注》。其一即此本，不分卷数，而题曰《周礼冬官补亡》。《经义考》又作《周礼全书》，而注曰：“一作《周礼补亡》。”案此书别无他长，惟补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补亡》之名著录焉。
△《周礼集注》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何乔新撰。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景泰甲戍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谓《冬官》不亡，大约沿俞庭椿、王与之、邱葵及晏璧伪托吴澄之说，臆为窜乱。如引邱葵说，谓太史直笔而书，为天官之属无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读礼书而协事”，又曰“以书协礼事”，又曰“执其礼事”，然则《太史》当入《春官》，《经》有明文可据。《唐职官志》以太史合属礼曹，是其遗意。今并入《天官》，既不通经，且不明史矣。又如引伪本吴澄《考注》说，谓诸子掌国子之倅，使之修德学道，当入教官之属，不知《诸子》之职曰“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盖主以戎事诏国子，故隶《司马》。今徒以修德学道之语，并入《司徒》，则《夏官都司马》之职曰“掌其政学”，亦未尝不及於教，将并移入《司徒》欤？是皆妄取前人谬戾之论，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故前后义例，率不能自通，徒为谈《周礼》者所诟病耳。
△《周礼定本》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笺》，已著录。兹编亦其所著《梓溪内集》之一。大旨祖俞庭椿《冬官》不亡，杂出於五官之说，而参以伪本吴澄《考注》，复以己意进退之。凡为《五官叙辨》五篇、《六官图说》一篇、《周官剔伪》一篇、《周礼正经》六篇。删旧本《考工记》，移《天官太宰》、《地官大司徒》之文以入於《冬官大司空》。移《小司徒》及《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之掌舍、幕人、掌次，《地官》之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土训、诵训、司稼、草人、稻人、场人、囿人、载师、闾师、县师、均人、稍人、旅师、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舂人、舍人、仓人、廪人、遗人、委人、稿人，《夏官》之掌畜、职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邍师、司勋、量人，以属《冬官》。《明史》芬本传称：“芬精於《周礼》，尝谓《周礼》视《仪礼》、《礼记》犹蜀之视吴、魏。疾革，其子请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礼》为恨。”
於是经可云笃信。夫俞氏之书为荒经蔑古之祖，芬不能订正其讹，乃嘘其已烬之焰而更加厉焉。甚且删削旧文，十几二三。自命曰“定本”，傎弥甚矣。
△《读礼疑图》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辨论《周礼》赋役诸法，祖何休、林孝存之说，以为战国策士之所述。前三卷以其疑《周礼》者为图辨之。后三卷依据《孟子》立断，因及后代徭役、军屯之法，论其得失。大旨主於轻徭薄赋，其意未始不善，其说亦辨而可听。然古今时势各殊，制度亦异，有不得尽以后世情形推论前代者。至其牵合《鲁颂》“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则欲改《小司徒》“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之文，谓四当作五。又增“四都为同”一语，则更辗转窜乱矣。盖本传姚江之学，故高明之过，其流至於如斯也。
△《考工记述注》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此编因《考工记》一书文句古奥，乃取汉唐注疏参订训诂以疏通其大意，於《记》文皆旁加圈点，缀以评语。
盖仿谢枋得批《檀弓》标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使童蒙诵习，以当古文选本，於名物制度绝无所发明。末附《考工记图》一卷，亦林希逸之旧本，无所增损也。
△《周礼训隽》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深撰。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举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是书略无考证，而割裂五官归于《冬官》，则沿俞庭椿辈之谬论，无足录也。
△《周礼因论》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是书以民极为《周礼》本原，盖本叶时《礼经会元》之说，谓《诗》蔽以一言曰“思无邪”，《周礼》蔽以一言曰“为民极”也。其驳夏休《井田谱》之妄，亦卓然有识。然其文如语录，寥寥数条，未为详备，不足以言诂经也。
△《周礼发明》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沈瑶撰。瑶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兵部郎中。是编於六官之后各为总论一篇。《冬官》一职则杂取司徒之属补其阙，盖用《三礼考注》之本。所录《经》文颇多删节，所谓发明者寥寥数页，亦仅如乡塾之讲章。
△《周礼述注》六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明金瑶撰。瑶有《六爻原意》，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己卯。前有瑶《自序》并所作《凡例》十条，谓《周礼》之文为汉儒所窜改，其中有伪官乱句，悉为考定，别以阴文书之。大旨本元吴澄《三礼考注》、明何乔新《周礼集注》之说，而又以臆见更定之。其《补冬官》之末，附以《改官议》、《改文议》二篇，即评论二氏之得失者也。案《冬官》不亡、乱入五《官》之邪说，倡于宋俞庭椿，益之以元之邱葵，皆变乱古文，为经学之蟊贼。至吴澄《三礼考注》，本晏璧所伪托，实亦沿三家之流弊。何乔新之《集注》，又其重佁也。瑶未见俞、邱之书，遂奉吴、何为鼻祖。所定伪官乱句诸条。若亲得周公旧本，一一互校而知者，其无稽更不足辨矣。
△《周礼说》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徐即登撰。即登字献和，又字德峻，号匡岳，丰城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书前十三卷解五官，不载《考工记》。末一卷为《冬官阙疑》，盖亦取俞庭椿之说，但尚未敢改《经》耳。然明言某官移易为最允，某官移易为未协，已毅然断为当改矣，何阙疑之云乎？△《批点考工记》一卷（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
明郭正域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谥文毅。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取《考工记》之文，圈点批评，惟论其章法、句法、字法。每节后所附注释，亦颇浅略。盖为论文而作，不为诂经而作也。
△《周礼完解》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此书亦谓《冬官》散见於五官而又变幻其辞，谓阳分六官以成岁序，阴省冬官以法五行，穿凿尤甚。中间横生枝节，不一而足。如《典瑞》职“王晋大圭，执镇圭”，晋即搢字，郑众《注》本不误。
贾《疏》云：“搢，插也。谓插大圭长三尺玉笏於带间，手执镇圭尺二寸。”其义亦最明。而敬谓“接见曰晋。晋，进也。行礼从容渐进，如日之升”，以附会於《经》文“朝日”之语。果终岁如是乎？此亦务胜古人之过矣。
△《周礼古本订注》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字道宪，莆田人。万历中以荫官太仆寺寺丞。是编《自序》，谓俞庭椿、王与之、邱葵、吴澄、何乔新五家补本分割殊甚，不知《冬官》可以不补，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阙，何必强臆以乱成经。
因取古本订正之。其持论甚允。而附叶时《冬官补亡》一篇於《考工记》之前，仍俞庭椿等《冬官》散在五《官》之说，又自相矛盾矣。其注亦皆揣摩文句，无所考正，非解三《礼》之法也。
△《古周礼》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郎兆玉撰。兆玉字完白，仁和人。万历癸丑进士。是书谓之古《周礼》者，自别於俞庭椿诸人之改本也。其注皆抄撮旧文，罕能通贯。然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视他家之变乱古经，与其妄也宁拘矣。
△《考工记通》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庆撰。昭庆字穆如，宣城人。是书《凡例》有曰“此注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参之郑康成，下而合之周启明、孙士龙诸家，用成是帙。惟欲取便初学，故自忘其固陋”云云。今观其书，多斤斤於章法、句法、字法，而典据殊少，则《凡例》盖道其实也。其中时亦自出己意，攻驳前人。如“貉逾汶则死”，此汶本齐鲁间水，陆德明音释不误，而昭庆谓此是岷江，不当音问，引《史记》为证。不知《史记》固汶与岷通，未尝以《考工记》之汶为岷山也。
△《重订古周礼》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仁锡撰。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著录。是编不用俞庭椿改本，与郎兆玉相同。其称“重订”，当即因兆玉本也。然五官皆移《叙官》於“惟王建国”之前，亦非古本。又其《凡例》曰：“考《汉艺文志》，是书原阙《冬官》，汉儒补以《考工记》，未免割裂圣经，不必妄为补缀。”而六卷仍列《考工记》，乃自违其说。其注释多剽窈朱申《句解》，体例尤为猥杂。殆庸劣坊贾托名，未必真出仁锡也。
△《周礼注疏合解》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采撰。采字受先，太仓人。崇祯戊辰进士，官临川县知县，福王时为礼部员外郎。《明史文苑传》附见《张溥传》中。采与溥为复社领袖，在当日声望动天下，然此书疏浅特甚，岂亦托名耶？△《读周礼略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是书不全录《经》文，但每段标其起止，云自某句至某句。其注於汉唐旧说颇不留意。如《稻人》下驳郑氏每井九夫，旁加一夫，以治沟洫。不知旁加一夫即所谓闲民者也。大概朝瑛涉猎九经，而三《礼》则用功较浅云。
△《古周礼释评》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孙攀撰。攀字士龙，宣城人。是书因朱申《周礼句解》稍为订补，别以音释、评语标注上方，如村塾读本之式，均无足采。惟当明之季，异学争鸣，能不删削《经》文，亦不窜乱次序，兢兢守郑、贾之本，犹此胜於彼焉。
△《考工记纂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明哲撰。明哲字如晦，歙县人。是书主於评点字句，於《经》义无所发明。名为《纂注》，实仅剿袭林希逸《考工记图解》之文。其误亦皆沿林本，惟《经》中“軓”字皆改为“轨”，独与林本不同。考《诗匏叶篇疏》曰：“《说文》云：轨，车辙也。軓，车轼前也。”轨声九，軓声凡。《辀人》之“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郑司农云：“軓谓轼前也。《大驭》‘王祭两轵，祭軓，乃饮’古书軓为范。”杜子春云：“軓当为范。”《小戎传》曰：“阴，掩軓也。”《笺》曰：“掩軓在轼前，垂辀上。”然则诸言轼前，皆谓軓也。《中庸》云：“车同轨。”《匠人》云：“经涂九轨。”《注》云：“轨谓辙广也。”是二字辨别显然，林希逸《图解》尚不误。今明哲于希逸之误皆袭之，其不误者转改之，亦可谓不善改矣。
△《周礼说略》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