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五十四
陈氏曰：直学士院李椿年仲永撰，其门人鄱阳吴说之景传所述，胡邦衡为作序。《疑问》者，说之所录其问答之语也。
※晦庵《易传易本义易学启蒙传》十一卷，《本义》十二卷，《启蒙》一卷
《朱子语录》曰：《易》只是卜筮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八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来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便要说道理，纵饶说得好，只是与《易》元不相干。圣人分明说“昔者圣人之《易》，观象、设卦、系辞焉以明吉凶。”几多分晓。某所以说《易》只是卜筮书者，此类可见。问读《本义》所释《卦辞》，若看得分明，则《彖辞》之义亦自明，只须略提破此是卦义，此是卦象、卦体、卦变，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当初作此文字时，正欲如此。盖彖辞本是释经之卦辞，若看卦辞分明，则《彖》亦可见。但後来要重整顿过，未及，不知解者能如此本意否？又曰：某作《本义》，欲将文王卦辞只大纲依文王卦辞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子彖辞中发之。且如“《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卦者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刚上而尚贤”等处，乃孔子发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则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见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顿耳。 某之《易》简略者，当时只是略搭记，兼文义伊川及诸儒皆已说了，某只就语脉中略牵过这意思。近得赵子钦书云：“《语》、《孟》说极详，《易》说大略。”此譬如烛笼，添一条骨，则障了一路明。若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乃更好，盖著不得详说也。上经犹可晓易解，下经多有不可解难晓处。不知是某看到末梢懒了解不得，为复是难解？又曰：《系辞》也如此，只是《上系》好看，《下系》没理会。
陈氏曰：晦庵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复以吕氏《古易经》为《本义》，其大指略同，而加详焉。首列九图，末著揲法，大略兼义理、占象而言。《启蒙》之目曰《本图书》、《原卦画》、《明著筮》、《考变占》凡四篇。
※《周易变体》十六卷
陈氏曰：吏部郎中都洁圣与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专论之卦为主。
※《系辞精义》二卷
陈氏曰：吕祖谦伯恭集程氏诸家之说，程《传》不及《系辞》故也。《馆阁书目》以为祖谦之名。
※《大易粹言》十卷
陈氏曰：知舒州曾童献之集二程、张载、游酢、杨时，外及二郭之学为一书。童尝受学於郭白。
※吕伯恭《古易》、《音训》共十四卷
陈氏曰：伯恭所定，篇次与吕微仲同，《音训》则其门人王莘叟笔受。晦庵刻之临漳、会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说，所著《本义》，据此本也。
※吴仁杰《古周易》十二卷
陈氏曰：仁杰所录，以《爻》为《系辞》，今之《系辞》为《说卦》。其言《十翼》谓《彖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上中下、《文言》、《序卦》、《杂卦》、并上、下经为十二篇。按汉世传《易》者，施、孟、梁邱、京、费。费最晚出，不得立於学官，其学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经。自刘向校中古文《易经》，诸家或脱“无咎”、“悔亡”，惟费氏与古文同。东京名儒马、郑皆传之。其後，诸家皆废，而费学孤行，以至於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经，盖自康成、辅嗣以来，展转相传，学者遂不识古文本经，甚至於今世考官命题，或连《彖》、《象》、爻辞为一，对大义者，志得而已，往往穿凿傅会，而经旨破碎极矣。凡此诸家所录，虽颇有同异，大较经自为经、传自为传，而於传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复古文之旧，均有补於学者，宜并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见吴氏书篇末，今古文参用，视诸本为无据云。又有程迥可久《古易考》十二篇，见後。
※《程大昌易原》十卷
陈氏曰首论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参之《河图》、《洛书》大衍之异同，以此为《易》之原也，以及卦变、揲法，皆有图论，往往断以已见，出先儒之外。
※《李舜臣隆山易本传》三十三卷
陈氏曰：其自序以为《易》起於画，舍画无以见《易》。因画论心，以中为用如舍本卦而论他卦，及某卦从某卦来者，皆所不取。洪景卢为之序。
※《沙随易章》十卷，《外篇》一卷，《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
陈氏曰：程迥可久撰。其论占法，杂记占事尤详。迥尝从喻樗子才学，登科，仕至邑宰。及与前辈名公交游，多所见闻，故其论颇有源流根据。《古易考》十二篇，阙《序》、《杂卦》。
※《杨诚斋易传》二十卷
陈氏曰：其序以为《易》者，圣人通变之书。惟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又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画即字也。
※《林黄中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语录》曰：林黄中以互体为四象八卦。林侍郎来言，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体为太极，内外为两仪，内外及互体为四象，又颠倒取为八卦。”先生曰：“如此则不是生，是包也。始画卦时，只是阴阳奇耦，一生两，两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为太极，未有两仪也，由太极而後生两仪；方其为两仪，未有四象也，由两仪而後生四象；方其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谓生。若以为包，则是未有太极，已先有两仪；未有两仪，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也。”先生曰：“包，如母之怀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产子，子在母外。”
陈氏曰：黄中淳熙中表进其书。末卷为《六十四卦立成图》。言圣人以八卦重为六十四，未闻以《复》、《后》、《泰》、《否》、《临》、《Т》变为六十四也。以辨邵尧夫、朱子发之说。其与朱侍讲违言，以论《易》不合，为朱公所辟也。
※《数学》一卷
陈氏曰：杂录象数诸图说，不知何人所录。
※《赵善誉易说》二卷
陈氏曰：善誉为潼川漕，进《易说》，每卦为论一篇。
※《何万易辩》三卷，《渊源录》三卷
陈氏曰：万为《辩》三十三篇，大抵多与先儒异。《渊源录》者，盖其《易解》未成书，仅有《乾》、《坤》二卦而已。万受知阜陵，官至右司郎中、知漳州。
※《戴溪易总说》二卷
陈氏曰：每卦为一篇。溪，嘉定初为东宫端尹，作此以授景献。
※《项安世周易玩辞》十六卷
陈氏曰：安世当庆元中得罪时论，居江陵。杜门潜心不出。诸书皆有论说，而《易》为全书。其自序以为读程《易》三十年，此书无一字与之合；合则无用乎此书矣。世之君子，以《易传》之理观吾书，则本末条贯，无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传》之文观吾书，则恐有“西河疑女”之诮。大抵程氏一於言理，尽略象数，而此书未尝偏废。程氏於小象颇欠发明，而此书爻象尤贯通。盖亦遍考诸家，断以已意，精而博矣。
※《林至易禅传》二卷，《外篇》一卷
陈氏曰：至撰。凡三篇：曰《法象》，本之太极；曰《极数》，本之天地之数；曰《观变》，本之揲蓍十八变。《外篇》则曰《反对》、《世应》、《互体》、《纳甲》、《卦气》之类，凡八条。
※《述释叶氏易说》一卷
陈氏曰：叶正则为《习学记言》，《易》居其首。门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释焉。聘儒，绍熙进士。
※《王炎易笔记总说》共九卷
陈氏曰：炎尝以《上、下经解》进表，作十卷，今但六卷，并《系辞》二卷为八，关《说卦》。於象数颇有发明。
※《郑汝谐易翼传》二卷
陈氏曰：“翼”云者，所以为程《传》之辅也。大抵以程《传》为主，而附以已见之异。然汝谐立朝，多为善类所不可，至互相排击。仕至吏部侍郎。
※《赵南塘易说》三卷
陈氏曰：专辨《十翼》非夫子所作，其说多自得之见也。
※《真西山复卦说》一卷，《吴如愚准斋易说》一卷，《冯椅厚斋易学》
《中兴艺文志》：椅为《辑注》、《辑传》、《外传》。盖以程沙随、朱文公虽本《古易》为注，犹未及尽正《孔传》名义，乃改“彖曰”、“象曰”为“赞曰”，以系卦之辞即为《彖》，系爻之辞即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释《彖》、《象》，与商飞卿说同。又改《系辞》上下为《说卦》上中，以《隋经籍志》有《说卦》三卷云。
●卷一百七十七 经籍考四
○经（书）
孔安国《尚书序》曰：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於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於屋壁（颜师古曰：“《家语》云：‘孔腾，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於夫子旧堂中’。而《汉记 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
（《汉 艺文志》云：“《尚书经》，二十九卷。”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传》云：“伏生名胜，为秦博士。以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颜师古曰：“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陆氏曰：“二十馀篇即马、郑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颖达曰：“《泰誓》本非伏生所传，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传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
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汉书》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数十篇。其说与此序不同，盖传闻异辞尔。至於篇数亦复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品》、《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贾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甚伪之说，详见本篇，此未暇论也）。至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於《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馀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陆氏曰：恭王，汉景帝子，名馀。《传》，谓《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经，谓之《传》。科斗，虫名，虾子，书形似之。为隶古定，谓用隶书以易古文。吴氏曰：伏生传於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後之义，其亦可谓难矣。
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二十五篇者，谓《大禹谟》、《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ぁ命》也，复出者，《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为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同序者，《太甲》、《盘庚》、《说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
又《大禹》、《皋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为四十六卷也。其馀错乱摩灭者，《汨作》、《九共》九篇、《槁饫》；《帝告》、《沃》、《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甲》、《祖乙》、《高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於将来。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详此章虽说《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而未尝以为孔子所作。至刘歆、班固始以为孔子所作）。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隋 经籍志》曰：汉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之子，世世传之，至曾孙欧阳高，谓之《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受业於张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子建，别为小夏侯之学。故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讫汉东京，相传不绝，而欧阳最盛。初，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馀篇简错乱，不可复读，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傅，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於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後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元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馀绝无师说。晋世秘府所顾，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於大航头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馀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於齐、梁之，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
孔颖达曰：“孔君作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伪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ぁ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为十六卷，盖亦略见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复出《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及《泰誓》，共为三十四篇，而伪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数也。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元之徒，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此为古文之书，服虔杜预亦不之见，至晋王肃始似窃见。而《晋书》又云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谧又从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赜，赜乃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汉书》所引《泰誓》云：诬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历志》所引《伊训》、《毕命》，字画有与古文异同者，疑伏生口传，而晁错所属读者。其引《武成》，则伏生无此篇，必张霸所伪作者也）。
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於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至於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而见。
石林叶氏曰：《书》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鲁恭王所坏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书後传欧阳歙，鲁恭王壁中《书》，孔安国为之传。汉兴，诸儒传经，次第各有从来。伏生当文帝时年已老，口授晁错，颇杂齐鲁言，或不能尽辨。他经专门，每辄数家，惟《书》传一氏。安国无所授，独以隶古易科斗，自以其意为训解，不及列於学官。故自汉讫西晋，言《书》惟祖欧阳氏。安国训解晚出，皇甫谧家所谓二十六篇者，虽当时大儒杨雄、杜预之徒，皆不及见。刘向以鲁恭王书校伏生本，《酒诰》亡简一，《召诰》亡简二，字之不同者尤多。《书》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随其世不一体，其授受异同复若此，然大抵简质渊悫，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说之辞，则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为圣贤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与往来，告戒论说，则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远。自《立政》而下，其君则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则伯禽、君陈、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辞则一时太史之所为也，视前为有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过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尔。自安国学行，欧阳氏遂废，今世所见，惟伏生大传，首尾不伦，言不雅驯，至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谓《金》作於周公没後，何可尽据？其流为刘向《五行传》，夏侯氏灾异之说，失孔子本意益远。安国自以为博考经传，采摭群言，其所发明，信为有功，然余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与今文异同。《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证《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疑亦未能尽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田观宁王”，以“庶言同则”亡“绎”字，其乖误有如此者。微孔氏则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经》残缺之馀，於千载淆乱之後，岂不甚难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欧阳公《日木刀歌》云：“传闻其国居大海，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钅肃涩短刀何足云。”详此诗，似谓徐福以诸生带经典入海外，其书乃始流传於彼也。然则秦人一烬之烈，使中国家传人诵之书皆放逸，而徐福区区抱编简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独存夷貊，可叹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经书，往往有外国本云。
《汉志》：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师古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注录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两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兴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书大传》三卷
《崇文总目》：汉济南伏胜撰。後汉大司农郑元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诸儒，故博引异言授，援经而申证云。
黾氏曰：胜，孝文时年且百岁，欧阳生、张生从学焉。音声犹有讹误，先後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胜终之後，数子各论所闻，以已意弥缝其阙，而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
陈氏曰：凡八十有三篇。当是其徒欧阳、张生之徒杂记所闻，然亦未必当时本书也。印板元刂阙，合更求完善本。
※《牟长章句》
本传：长习《欧阳尚书》，建武时，为博士，迁河南太守。注《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
※周防《尚书杂记》
本传：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建武时以明经举孝廉，拜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後仕至陈留太守。
※《孔安国尚书注》十三卷
晁氏曰：安国《古文尚书》至晋、齐始显（详见总论）。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颇改其辞。如旧“无颇”，今改“无陂”之类是也。按安国既定古文，会有巫蛊事，不复以闻，藏於私家而已。是以郑康成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氏》、赵岐注《孟子》，遇引今《尚书》所有之文，皆曰“逸《书》”，盖未尝见古文故也。然尝以《礼记》较《说命》，《孟子》较《泰誓》，大义虽不远，而文不尽同，意者安国以隶古定时失之耳。
陈氏曰：考之《儒林传》，安国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涂恽、桑钦。至东都，则贾逵作训，马融、郑元作传、注解，而逵父徽实受《书》於涂恽，逵传父业，虽曰远有源流，然而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也。岂惟两汉，魏、晋犹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经传，有援《大禹谟》、《五子之歌》、《允征》诸篇，皆曰逸《书》，其援《泰誓》，则云今《泰誓》无此文，盖伏生《书》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献者，或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得之，所载白鱼火乌之祥，实伪书也。然则马、郑所解，岂真《古文》哉！故孔颖达谓贾、马辈惟传孔学三十三篇，即伏生书也，亦未得为孔学矣。颖达又云，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於乱其纪纲，以为太康时。皇甫谧得《古文尚书》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之。盖自太保郑冲授苏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赜为豫章内史，奏上其《书》，时已亡《舜典》一篇。至齐明帝时，有姚方兴者，得於大航头而献之，隋开皇中搜索遗典，始得其篇。夫以孔注历汉末无传，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而散在民故邪？然终有可疑者。
石林叶氏曰：今孔氏《尚书》，本所谓《古文尚书》，出鲁恭王毁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国为之传，会巫蛊事作，不得列於学官，故汉儒虽扬雄之徒，多未之见。西汉所传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扬雄《法言》称《酒诰》之篇俄亡矣。《艺文志》所谓“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者也。惟太史公尝从安国授《书》，故班固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今《史记》所引《书》及《叙》，皆与孔氏本合，其馀诸儒所引字与训诂，或不同者，皆出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以来，不列於学官，故左氏《传》所引者，杜预辄注为《逸书》。刘向《说苑 臣术》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责中外不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语与《说苑》所载正同。而诸家注释，至於颜师古，皆不能援以为证。今之《泰誓》，初未尝有此语也。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然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今不复可考。
《朱子语录》：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盖因说《书》云。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省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於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馀，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於舜方止，今说是让，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说历试诸难，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後诸篇皆然。况他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文章。况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
※孔颖达《尚书正义》二十卷
晁氏曰：颖达因梁费《疏》广之。《唐儒学传》称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经》义训百馀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马嘉运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就加增损，始布天下。《艺文志》云：“颖达与李子、王德韶等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覆审，长孙无忌、李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传记事多参差，此为尤甚。所记撰著人姓氏，颖达往往不同。
陈氏曰：其序云：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说，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国所注，寝而不用。及魏、晋稍兴，故马、郑诸儒莫睹其学，江左学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顾彪，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穿凿烦杂，炫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未为得也。
※陆德明《尚书释文》一卷
《崇文总目》：皇朝太子中舍陈鄂奉诏刊定。始，开宝中，诏以德明所释乃《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定今文异，令鄂删定其文，改从隶书。盖今文自晓者多，故音切弥省。
陈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馀篇，即马、郑所注是也，可证马、郑非见《古文》。又言梅赜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又言“若稽古”至“重华协於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或此下更有“哲文明”至“乃命以位”总二十八字。
※《石经尚书》十三卷
晁氏曰：伪蜀周德真书。经文有“祥”字皆阙其画，亦阙“民”字之类，盖孟氏未叛唐时所刊也。以监本校之，《禹贡》“土梦作”，倒“土”、“梦”字；《盘庚》“若网在纲”，皆作“纲”字。按沈括《笔谈》云“土梦作，”太宗时得古本，因改正；以“纲”为“网”，未知孰是。
※《古文尚书》十三卷
晁氏曰：汉孔安国以隶古定五十九篇之《书》，盖以隶写籀，故谓之隶古。其书自汉迄唐，行於学官，明皇不喜古文，改从今文，由是古文遂绝。陆德明独存其一二於《释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较陆氏《释文》，虽小有异同，而大体相类。观其作字奇古，非字书傅会穿凿者所能到。学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夹氵祭郑氏曰：“按《易》、《诗》、《书》、《春秋》皆有古文，自汉以来，尽易以今文，惟孔安国得屋壁之书，依古文而隶之。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郑元为之注，亦不废古文，使天下後学於此一书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开元文字者谓之“野书”。然易以今文，虽失古意，但参之古书，於理无碍，亦足矣。明皇之时，去隶书既远，不通变古之义，所用今文，违於古义尤多。臣於是考今《书》之文，无妨於义者从今，有妨於义者从古，庶古今文义两不相违，曰《书考》。迨《武成》而未及终编，又有《书辨讹》七卷，皆可见矣。
按：《汉儒林传》言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唐 艺文志》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言元宗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然则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隶书，秦、汉通行，至唐则久变而为俗书矣，何《尚书》犹存古文乎？盖安国所得孔壁之书，虽为之传，而未得立於学官。东京而後，虽名儒亦未尝传习，至隋、唐方显，往往人犹以僻书奥传视之，缮写传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国所定之隶书，而未尝改以从俗字，犹今士大夫蓄书之家有奇异之书，世所罕见者，必是旧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书》，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此二十五篇者，书虽传，而字复不谐於俗。传於汉者为科斗书，传於唐者为隶书，皆当时之人所罕习者。盖出自孔壁之後，又复晦昧数百年，而学者始得以家传人诵也。
※《尚书广疏》
《崇文总目》：伪蜀冯继先撰。以颖达《正义》为本，小加已意。
※《尚书断章》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按其书略序众篇大旨。
※《尚书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顾临、蒋之奇、姚辟、孔武仲、刘敞、王会之、周范、苏子才、朱正夫、吴牧所撰。後人集之为一编，然非全书也。
※《胡翼之洪范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门人所录，无铨次首尾。
※《张晦之洪范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张景晦之撰。景当景三年为房州参军，著论七篇。
※《杨元素书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杨绘元素撰。其序云《诗》、《书》、《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删或修，莫不有笔法焉。《诗》、《春秋》先儒皆言之，《书》独无其法邪？故作《断尧》、《虞书》、《夏书》、《禅让》、《稽古》、《商书》、《周书》、《费誓》、《泰誓意》九篇。
※苏明允《洪范论图》一卷
晁氏曰：三论皆援经系传，斥末以归本。二图，一以指歆、向之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孙莘老《书解》十三卷
晁氏曰：觉仕元。谓康王以丧服见诸侯为非礼。苏氏之说本此。
※《新经尚书》十三卷
晁氏曰：王元泽撰。熙宁时颁是书於学官，用以取士，或少违异，辄不中程，由是独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学者喜攻其短，自开党禁，世人罕称焉。
陈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宁三年，臣安石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进。八年，下其说太学颁焉。”盖述其父之学，王氏《三经义》，此其一也。熙宁六年，命知制诰吕惠卿充修撰经义，以安石提举修定，又以安石子、惠卿弟升卿为修撰官。八年，安石复入相，新传乃成。盖主是经者也。王氏学独行於世者六十年，科举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辈谓如脱墼然，按其形模而出之尔，士习胶固，更丧乱乃已。
《朱子语录》曰：荆公不解《洛诰》，但云其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荆公穿凿，他有如此处。後来人解《书》，须要尽解。王说伤於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处。
※《王氏洪范传》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刘向、董仲舒、伏生明灾异为蔽，而思别著此传。以庶徵所谓“若”者，不当训“顺”，当训“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寒、燠、风而已。大意谓天人不相干，虽有变异，不足畏也。
※《东坡书传》十三卷
晁氏曰：熙宁以後，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异其说为多。
陈氏曰：其於允征，以为羲和贰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诰》，以释衰服冕为非礼。曰：“予於《书》见圣人之所不取而犹存者有二。”可谓卓然独见於千载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哀痛之语；平王当倾覆祸败之极，其书与平康之世无异，有以知周德之衰，而东周之不复兴也。”呜呼！其论伟矣。
《朱子语录》：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东坡《书解》好，他看得文势好。
※《书义辨疑》一卷
晁氏曰：杨时中立撰。其书专攻王之失。
※《古三坟书》一卷
晁氏曰：张天觉言得之於比阳民家，《坟》皆古文，而传乃隶书。所谓《三坟》者，山、气、形也。《七略》、《隋志》皆无之，世以为天觉伪撰。
陈氏曰：元丰中，毛渐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辞诡诞不经，盖伪书也。《三坟》之名，惟见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盖自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无徵不信，不复采取，於时固已影响不存，去之二千载，而其书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谓之“坟”，“帝”谓之“典”，皆古史也，不当如毛所录，其伪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张商英伪撰，以比李筌《阴符经》。
石林叶氏曰：《古三坟书》为古文，奇险不可识，了不知其为何语，其妄可知也。
夹氵祭郑氏曰：三皇太古书亦谓之《三坟》。一曰《山坟》，二曰《气坟》，三曰《形坟》。天皇伏羲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人皇神农氏本《气坟》而作《易》，曰《归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坟》而作《易》，曰《坤乾》。虽不画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以山；《归藏》之大象有八，曰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而统以气；《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气，而统以形。皆八而八之，为六十四。其书汉魏不传，至元丰中始出於唐州比阳之民家，世疑伪书。然其文古，其辞质而野，其错综有经纬，恐非後人之能为也。如纬书犹见取於前世，况此乎。且《归藏》至晋始出，《连山》至唐始出，则《三坟》始出於近代，亦不为异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书》，其亡於秦火，而汉世所不复见者，盖杳不知其为何语矣。况《三坟》已见削於夫子，而谓其书忽出於元丰，其为谬妄可知。夹氵祭好奇而尊信之，过矣。又况详孔安国《书序》所言，则坟典，《书》也，盖百篇之类也；《八索》，《易》也，盖彖、象、文言之类也。今所谓《三坟》者，曰《山坟》、《气坟》、《形坟》，而以为《连山》、《归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谓大象、六十四卦，则亦是《易》书，而与百篇之义不类矣，岂得与五典并称乎？
※《颜吴范司马无逸说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吴安诗、范祖禹、司马康元中侍讲筵、颜复说书崇政殿日所进讲说也。
※《伊川书说》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门人记其师所谈四十馀篇。
※《洪范会传》一卷
晁氏曰：皇朝孙谔撰。谔元中博士，其说多本先儒，颇攻王氏之失。
※《二典义》一卷
陈氏曰：陆佃农师撰。佃为王氏学，长於考订。
※《石林书传》十卷
陈氏曰：叶梦得少蕴撰。少蕴博极群书，强记绝人。《书》与《春秋》之学，视诸儒最为精耳。
《中兴艺文传》曰：其为书颇采诸家之说，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经术，博士业《书》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说，莫能自致其思，余窃悲之。因参总数家，推原帝王之治，论其世，察其人，以质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颇自纪辑，为书二十卷，十二万有馀言。
※《书裨传》十三卷
陈氏曰：太常丞吴或才老撰。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辩》，曰《臣辩》，曰《考异》，曰《诂训》，曰《差牙》，曰《孔传》，凡八篇，考据详博。
※《书辩讹》七卷
陈氏曰：枢密院编修官郑樵渔仲撰。其目曰《纠谬》四，《阙疑》一，《复古》二。樵以遗逸召用，博物治闻，然颇迂僻。
※《陈博士书解》三十卷
《中兴艺文志》：绍兴时太学始建，陈鹏飞为博士，发明理学，为《陈博士书解》。
陈氏曰：秦桧子喜尝从之游。在礼部时喜为侍郎，文书不应令，鹏飞辄批还之。喜浸不平。鹏飞说书崇政殿，因论《春秋》“母以子贵”，言《公羊》说非是。桧怒，谪惠州以没。今观其书，绍兴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骊山之祸，申侯启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偿怨。郑桓公友死於难，而武公复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国耻，难矣。呜呼！其得罪於桧者，岂一端而已哉！
※《无垢尚书详说》五十卷
陈氏曰：张九成子韶撰。无垢诸经解，大抵援引详博，文意澜翻，似乎少简严，而务欲开广後学之见闻，使不堕於浅狭，故读其书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书谱》二十卷
陈氏曰：本以解经，而不尽解，有所发明，则篇为一论。
※《程大昌禹贡论图共》四卷
陈氏曰：凡论五十三篇，後论八篇，图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汉、济、黑、弱水七大川，以为旧传失实，皆辩证之。淳熙四年上进。宇宙广矣，上下数千载，幅员数万里，身不亲历，耳目不亲闻见，而欲决於一心，定於一说，乌保其皆无牾？然要为卓然不诡随传注者也。
※《东莱书说》十卷
大愚叟《书後》曰：《尚书说》自《秦誓》至《洛诰》，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诸生，而笔之册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诗》、《书》、《礼》、《乐》训授学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尝喜为书也。然听之有浅深，记之有工拙，传习既广，而漫不可收拾，伯氏盖深病之。一日，客有来告者，曰：“记录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闻，而复有详略得失之异，则其差为甚矣。非有以审其是，学者何从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书》置几而为之说。先之《秦誓》、《费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溯於唐虞之际也。辞旨所发，不能不敷畅详至者，欲学者易於览习而有以舍其旧也。讫於《洛诰》而遂以绝笔者，以夫精义无穷。今姑欲以是而废夫世之所笔录，盖非所以言夫经也。未再岁，伯氏下世。整次《读诗记》，犹未终篇；《书》及《三礼》皆未及次第考论，而《书》则犹口授而非传闻。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学官，书来，求纪其本末，义不得辞也。因书其所知，以附於卷末。
陈氏曰：今世有别本全书者，其门人续成之，非东莱本书也。
《朱子语录》曰：吕伯恭解《书》自《洛诰》始。某问之曰：“有解不去处否？”曰也“无”。及数日後谓某曰：“《书》也，是难说。今只是强解将去尔。”要之，伯恭是伤於巧。
※晦庵《书说》七卷
陈氏曰：晦庵门人黄士毅集其师说之遗，以为此书。晦庵於《书》一经独无训传，每以为错简脱文处多，不可强通。今惟《二典》、《禹谟》、《召诰》、《洛诰》、《金》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极”有辩，其他皆《文集》、《语录》中摘出。
※《书古经》及《序》共五卷
陈氏曰：晦庵所录，分《经》与《序》，仍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峰《书集传》
《自序》：庆元已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没。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呜呼！《书》岂易言哉。沉自受读以来，沉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乃述旧闻。《二典》、《禹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亦有经承先生口授指画，而未及尽改者，今悉更定，见本篇）。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云。
※《尚书讲义》三十卷
陈氏曰：参政张纲彦正撰。纲政和时及第，仕三朝，历蔡京、王黼、秦桧三权臣，乃不为屈。绍兴末预政。此书为学官时所作。
※林少颖拙斋《书集解》五十八卷
陈氏曰：少颖从吕紫微本中居仁学，而太史吕祖谦则其门人也。其自序谓，初著之时，每日诵正经自首至尾一遍，虽有他务不辍。平心定气，博采诸儒之说而去取之。苟合於义，虽近世学者之说，亦在所取；苟不合於义，虽先儒之说，亦所不取。
《朱子语录》曰：林书亻尽有好处，但自《洛诰》以後，非其所解。
※黄度文叔《书说》七卷
陈氏曰：度笃学穷经，老而不倦。晚年制阃江、淮，著述不辍，时得新意，往往晨夜叩书塾，为朋友道之。
※袁洁斋《家塾书钞》十卷
陈氏曰：其子乔崇谦录其家庭所闻，至《君》而止。
※袁氏《家塾读书记》二十三卷
陈氏曰：题四明袁觉集。未详何人。大略仿《吕氏读诗记》，集诸说或述已意於後，当是洁斋之族。
※《尚书精义》六十卷
陈氏曰：三山黄伦彝卿编次，或书坊所。
※梅教授《书集解》
陈氏曰：其书三册，不分卷，不著名，未详何人。
※柯山《书解》十六卷
陈氏曰：柯山夏亻巽元肃撰。集二孔、王、苏、陈、林、程颐、张九成及诸儒之说，便於举子。
※《书少传》十八卷
陈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书说》三卷
陈氏曰：赵汝谈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然於伏生所传诸篇，亦多所掊击排，则似过甚。
●卷一百七十八 经籍考五
○经（诗）
《汉 艺文志》：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孔氏曰：《史记 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者，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也。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见在为数。
欧阳氏曰：迁说然也。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谱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馀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删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删其字。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此《小雅 唐棣》之诗也，夫子谓其以室为远，害於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衣锦尚纟，文之著也。”此《风 君子偕老》之诗也，夫子恶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此《小雅 节南山》之诗也，夫子以“能”之一字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隋 经籍志》曰：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於浮邱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汉书》师古注曰：“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学官。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河献王好之，未得立。後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於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色。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元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於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又有《业诗》，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
石林叶氏曰：《诗》有四家，《毛诗》最後出而独传，何也？曰：岂惟《毛诗》。始，汉世之《春秋》，公为盛，至後汉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独左氏焉。《礼》家之学五传弟子分曹教授，盖小戴最为後出，而今之言《礼》者，惟小戴为众所宗。此无他，《六经》始出，诸儒讲习未精，且未有他书以证其是非，故杂伪之说可入，赵宾之《易》，张霸之《书》是也。历时既久，诸儒议论既精，而又古人简书时出於山崖屋壁之，可以为证，而学者遂得即之以考同异，而长短精粗见矣。长者出而短者废，自然之理也。《六经》自秦火後，独《诗》以讽诵相传，《韩诗》既出於人之讽咏，而《齐》、《鲁》与《燕》语音不同，训诂亦异，故其学往往多乖。独《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书贯穿先秦古书，其释《鸱》也，与《金》合；释《北山》、《民》也，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黄鸟》、《皇矣》，与《左传》合，而序《由庚》等六章，与《仪礼》合，盖当毛氏时，左氏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学者亦未能信也。惟河献王博见异书，深知其精。迨至晋、宋，诸书盛行，肄业者众，而人始翕然知其说近正。且《左氏》等书，汉初诸儒皆未见，而毛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齐诗》亡於魏，《鲁诗》亡於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今韩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齐诗》犹有见者，然唐人既谓之亡，则书之真伪，未可知也。
东莱吕氏曰：《鲁》、《齐》、《韩》、《毛诗》，读异，义亦不同。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馀可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得其真也。
※《诗序》
《释文》：旧说云“《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此以下则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
《後汉 儒林传》：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色。
石林叶氏曰：世人疑《诗》序非卫宏所为，此殊不然。使宏凿空为之乎，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说为之，则虽宏有馀矣。且诵宏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有杂取诸书所说而重衤复互见者，有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不可不论也。“《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於《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於《金》；“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於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其文全出於《左传》；“微子至於戴公，其礼乐废坏”，其文全出於《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後明矣。此吾所谓专取诸书所言也。《载驰》之诗，“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矣，又曰“卫懿公为狄人所灭”。《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善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吾所谓杂取诸书之说，而重衤复互见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复继之以“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乞言”。此又吾所谓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义也。即三者而观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汉氏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後於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诗序》为孔子作，初无据，口耳之传也。惟《隋 经籍志》以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卫宏润益之。今定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传之，是亦尝经孔子所取，亦何伤乎。大抵古书未有无序者，皆系之於篇末，盖以总其凡也。今《书》有序，孔安国以为孔子作，自安国始，迁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辞，王辅嗣迁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扬子《法言》，皆其遗法。况《诗》皆记其先王之政与列国之事，非见其序，盖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虽圣人，人事之实，亦安能臆断於数百载之下，犹之《春秋》，必约鲁《史》而後可为，郑忽与晋文公出入晋、郑，不以告，鲁《史》所不得书，则孔子不能强笔而削之也，而谓卫宏能之，可乎？所谓卫宏从谢曼卿受学而作者，范晔之言尔。据史，毛公，赵人，与河王同时，三传而为徐敖。初无谢曼卿者，独《东汉贾逵传》言“父徽，学《毛诗》於谢曼卿”，“至显宗，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同异”。盖汉自中兴後，《毛诗》始见，郑康成与卫宏略先後，岂有不知，而以宏之言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谓古者凡有是诗，则有是序，如今之题目者，故太师陈之，则可以观风俗，遒人采之，则可以知训戒，学者诵之，则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删《诗》，既取其辞，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为之，则於理为近矣。
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後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於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於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後。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於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後，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後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
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於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於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於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又论《邶 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於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
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会书史，依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为不遇於君，此则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後人之罪，不可掩矣。盖其偶见此诗冠於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後加以此谥。
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时世之先後，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书疑於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辩。又论《桑中序》曰：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其下云云者，乃复得之《乐记》之说，已略见本篇矣。
而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於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然後为刺也哉。此说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也。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後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
且夫子答颜渊之问，於郑声亟欲放而绝之，岂其删《诗》乃录淫奔者之辞，而使之合奏於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鉴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於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邪！
其亦误矣。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邪？曰：大序指《柏舟》、《绿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於此耳，非谓篇篇皆然。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夫子之言，正为人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说，则恐亦未足为据也。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於《韶》、《武》之音也邪？
《诗》、《书》之序，自史传不能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经，则依古经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於《诗 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巳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於《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读《清庙》者，深味“於穆清庙”之一章，则“祀文王”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而敷衍附会之，一语稍烦，则祗见其赘疣而已。
至於读《国风》诸篇，而後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於诗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於叙述；风谕之意，浮於指斥。盖有反覆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
《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知四诗也，非子《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於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於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
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於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於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之词也，出於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於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夫《苜》、《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於诗辞之外矣？何独於《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
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於《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谓：序者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刺其君。
愚亦谓文公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淫谑。如《静女》、《木瓜》以下诸篇是也。文公又以为序者之意，必以为《诗》无一篇不为刺时君国政而作，轻浮险薄，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愚谓古者庶人谤，商旅议，亦王政之所许，况变风、变雅之世，实无可美者，而礼义消亡，淫风大行，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纵使讥讪之辞太过，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忧国，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讽讪之名，而自处於淫谑之地，则夫身为淫乱，而复自作诗以赞之，正孟子所谓无羞恶之心者，不可以人类目之，其罪浮於讪上矣，反得为温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并行而不相悖也。
愚以为未然。夫《春秋》，史也；《诗》，文词也。史所以纪事，世之有治，不能无乱，则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录文、武而弃幽、厉也。至於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为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说是也。夫後之词人墨客，跌荡於礼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辈，作为乐府，备狭邪妖冶之趣，其词采非不艳丽可喜也，而醇儒庄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词，家不蓄其书，惧其为正心诚意之累也。而《诗》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录之於经，又烦儒先为之训释，使後学诵其文，推其义，则《通书》、《西铭》必与《小山词选》之属兼看并读，而後可以为学也。或又曰：文公又尝云：“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後始知其如此。
亦复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愚又以为不然。夫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之行，所谓不可对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与之语者，能道其宣淫之状，指其行淫之地，则未有不面颈发赤，且惭且讳者。未闻其扬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张揄扬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夫子谓宰我曰：“汝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於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
序求《诗》意於辞之外，文公求《诗》意於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後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於男女夫妇之，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覆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
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於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於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之人所自赋也（夫子曰：“思无邪。”
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疑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作也。
夫子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宾客乎？”愚又以为未然。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弦歌，合之音乐，则《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
《采》、《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乌知《郑》、《卫》诸诗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际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太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差齿}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
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於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或曰：序者之辞，固有鄙浅附会，居然可见者，先儒疵议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谓不可废者，谓《诗》之所不言，而赖序以明者耳。至诗之所已言，则序语虽工，不读可也，况其鄙浅附会者乎。盖作序之人，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然郑氏谓毛公始以诸诗之首，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其去作诗之时，盖未甚远也。千载而下，学者所当遵守体认，以求诗人之意，而得其庶几，固不宜因其一语之赘疣，片辞之浅陋，而欲一切废之，凿空探索，而为之训释也。
姑以近代词人之作譬之。如所谓“皇帝二载初，闰八月初吉”。如所谓“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则辞意明白，无俟序说者。也放翁之诗曰：“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其题曰：“沈园”而已。诚斋之诗曰：“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必胜狙公。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其题曰“无题”而已。是三诗者，不言所谓，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刘後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诚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赋，以为虽脱吏责，尚縻闲廪，不若相忘於物外也。”
然後三诗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说，即三诗之序也。後村之於杨、陆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长老之所诵说，口耳之所习闻，笔之简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倘後乎此千百载，说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别为之说，则虽其体认之精，辩析之巧，亦终於臆说而已。有引文公之於《诗》序，於其见於经传，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之类是也；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说，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曰：是则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於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宾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而《韩诗》说《关雎》，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
《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说也，则诋毛而从韩。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说矣。然《列女传》出於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说可信，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後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愚岂好为异论哉。
或曰：夫子何以删《诗》？昔太史公曰：古诗本三千馀篇，孔子去其重衤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亦未必皆可施於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之三说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说，则《诗》元未尝删矣。今何以有诸逸诗乎？盖文公每舍序以言《诗》，则变风诸篇，祗见其理短而词哇，愚於前篇已论之矣。但以经传所引逸《诗》考之，则其辞明而理正，盖未见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其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几不可训矣，而何以录之？
盖尝深味圣人之言，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然则圣人之意，盖可见矣。盖诗之见录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轶而不录者，必其序说之无传，旨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为卫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则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说虽自毛、卫诸公而传，其旨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鸱》之序，见於《尚书》；《硕人》、《载驰》、《清人》之序，见於《左传》，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非後人之臆说也。若序说之意，不出於当时作诗者之口，则《鸱》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终篇，亦不见郑伯恶高克之迹，後人读之，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
盖尝妄为之说，曰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录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苜》、《鹤鸣》、《蒹葭》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於其可知者，虽词意流，不能不类於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於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
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欧阳公《诗谱补亡》後序曰：“後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伥伥然於去圣千百年之後，不见先儒中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论，果有能哉？”此说得之。盖自其必以为出於卫宏、毛公辈之口，而先以不经之臆说视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见，与之较短量长，於辞语工拙之，则祗见其龃龉而不合，疏缪而无当耳夫使序诗之意，果不出於作诗之初，而皆为後人臆度之说，则比兴讽咏之词，其所为微婉幽深者，殆类东方朔“声尻高”之隐语，蔡邕“黄绢幼妇”之氵词，使後人各出其智，以为猜料之工拙，恐非圣经诲人之意也。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解者，尽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
或出於国史之采录，或出於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则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矣。至如其辞语之鄙浅，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辞不必玩也。夫以夫子之圣，犹不肯杂取诸逸《诗》之可传者，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而後之君子乃欲尽废序以言《诗》，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然。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诗》之意，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
●卷一百七十九 经籍考六
○经（诗）
《汉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许叔才以下不著录三家，三十三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两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兴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韩婴《诗外传》共十卷
本传：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殊，然归一也。
晁氏曰：《汉志》本十篇，《内传》四，《外传》六。隋止存《外传》，析十篇。其及经盖寡，而遗说往往见於他书，如“逶”、“迤郁”夷之类，其义与《毛诗》不同。此书称《外传》，虽非其解经之深者，然文辞清婉，有先秦风。
容斋洪氏《随笔》曰：《艺文志》有《韩家诗经》、《韩故》、《内传》、《外传》、《韩说》五书。今惟存《外传》十卷，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馀字。”予家有其书，百卷第二章，载孔子南游楚，见处子佩而浣，乃令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 汉广》游女之章，其谬戾甚矣。他亦无足言。
陈氏曰：今所存惟《外传》，而卷多於旧（旧六卷，今十卷），盖多杂说，不专解《诗》。不知果当时本书否也。
※《毛诗故训传》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诗》，世谓其解经最密，其序，萧统以为卜子夏所作，韩愈尝以三事疑其非，盖本於《东汉 儒林传》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独谓诗人所自制。《韩诗》序《苜》曰“伤夫也”，《汉广》曰“悦人也”，序若诗人所自制。《毛诗》犹《韩诗》也，不应不同若是。况文意繁杂，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论欤！
陈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汉 儒林传》称毛苌传《诗》，而孔氏《正义》据郑《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於其家，河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则未知苌者大毛公欤？小毛公欤？郑氏曰“笺”者，按《正义》云：郑於诸经，皆谓之“注”，独此言“笺”者。《字林》云：“笺，表也，识也。”郑遵毛学，表明毛言，记识其事，故称为“笺”。又按《後汉传》注引张华《博物志》：“郑注《毛诗》曰‘笺’，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为北海相，郑是郡人，故以为敬。”虽未必由此，然汉、魏间达上之辞，皆谓之“笺”，则其为敬明矣。其间与毛异义者甚多，王肃盖尝述毛非郑云。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
《崇文总目》：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陆玑撰。世或以玑为机，非也。机自为晋人，本不治《诗》，今应以玑为正。然书但附《诗》释义，窘於采获，似非通儒所为者。将後世失传，不得其真欤？
陈氏曰：《馆阁书目》称玑字元恪，吴郡人，据陆氏《释文》。非晋之士衡，而其书引郭璞注《尔雅》，则当在郭之後，亦未必吴时人也。孔《疏》、吕《记》多引之。
※《毛诗正义》四十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太尉长孙无忌诸儒刊定。国朝端拱初，国子司业孔维等奉诏定正。《诗》学之家，此最为详。
晁氏曰：颖达据刘炫、刘焯疏为本，删其所烦，而增其所简云。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虽未必尽得圣人之意，而刑名度数亦已详矣。自兹以後，大而郊社、宗庙，细而冠婚、丧祭，其仪法莫不本此。元丰以来，废而不行，甚无谓也。
※《诗谱》一卷
《两朝国史志》：欧阳修於绛州得注本，卷首残阙，因补成进之，而不知注者为太叔求也。
欧阳公自序曰：毛、郑於《诗》，其学亦已博矣。予尝依其《笺》、《传》，考之於经，而证以《序》、《谱》，惜其不合者颇多。盖《诗》述商、周，自《生民》、《玄鸟》，上陈稷、契，下迄（一作讫）陈灵公，千五六百岁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鱼虫之名，与其风俗善恶、方言训故（一作诂）、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然则孰能无失於其间哉？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易者，意其为说不止於《笺》、《传》，而恨己（一作已恨）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一作辨），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於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传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秘书所藏亦无之。庆历四年，奉使河东，至於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阙，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考。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第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井於卫，桧、魏无世家，其可考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後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周大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後《陈》，此今诗次第也。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後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以见予於郑氏之学尽心焉耳。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者哉。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谱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颖达《正义》所载之文补足，因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周旧注云）。增损涂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一有矣字）。
※《毛诗小疏》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为本，删去要义，辅益经注云。
※《毛诗指说》
《崇文总目》：唐成伯撰。略序作《诗》大指，及师承次序。
※《毛诗断章》
《崇文总目》：唐成伯撰。大抵取《春秋》赋《诗》断章之义，钞取《诗》语，汇而出之。
※《石经毛诗》二十卷
晁氏曰：伪蜀张绍文书。与《礼》记同时刻石。
※《毛诗解题》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总叙诗义，次述章旨，盖近儒为之者欤？
※《诗折衷》二十卷
陈氏曰：皇中，莆田刘宇撰。凡毛、郑异义，折衷从一。盖仿唐陈岳《三传折衷论》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欧阳《诗本义》十六卷
晁氏曰：欧公解《诗》，毛、郑之说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质诸先圣则悖理，考於人情则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尝著书以《周易》、《河图》、《洛书》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鸟》之诗为怪说。苏子瞻曰：“帝王之兴，其受命之符，卓然见於《诗》、《书》者多矣。《河图》、《洛书》、《玄鸟》、《生民》之诗，岂可谓诬也哉。恨学者推之太详，流入谶纬，而後之君子亦矫枉过正，举从而废之，以为王莽、公孙述之流缘此作乱。使汉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归罪三代受命之符，亦过矣。”
《朱子语录》曰：欧公《诗本义》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论》。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也无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有了，也害事。
陈氏曰：其书先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然後断以己见。末二卷为《一义解》、《取舍义》，《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於卷末。
※《新经诗义》三十卷
晁氏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说。《毛诗》，先命王训其辞，复命安石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云。
※苏子由《诗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说以《毛诗序》为卫宏作，非孔氏之旧，止存其首一言，馀皆删去。按司马迁曰“周道缺而《关雎》作”，扬雄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与今《毛诗序》之意绝不同，则知《序》非孔子之旧明矣。虽然，若去《序》不观，则《诗》之辞有溟氵幸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诗说》二首
晁氏曰：伊川门人记其师之所谈之经也。
※《毛诗辨疑》一卷
晁氏曰：杨时中立撰，一卷。
※陈氏《诗解》二十卷
晁氏曰：陈少南撰，凡二十卷。
※《诗学名物解》二十卷
陈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婿，故多用《字说》。其目自《释天》至《释杂》，凡十类，大略如《尔雅》，而琐碎穿凿，於经无补也。
※《诗物性门类》八卷
陈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说文》，今考之，盖陆农师所作《埤雅》也。详见《埤雅》。
※广川《诗故》四十卷
《中兴艺文志》：董撰。谓班固言《鲁诗》最近，今徒於也书时得之。《齐诗》所存不全，或疑後人为，然章句间有自立处，此不可易者。《韩诗》虽亡阙，《外传》及章句犹存。《毛诗训故》为备，以最後出故独传，乃据毛氏以考正於三家，且论《诗序》决非子夏所作。建炎中，载是书而南，其志公学博，不可以人废也。
陈氏曰：说兼取三家，不专毛、郑。谓《齐诗》尚存，可据。按《藏书志》有《齐诗》六卷，今《馆阁》无之。自言隋、唐亦巳亡久矣，不知今所传何所从来，或疑後世依为之。然则安得便以为《齐诗》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诸家文义，与《毛氏》异者，亦足以广见闻，续微绝云。
※《毛诗补音》十卷
陈氏曰：吴或撰。其说以为《诗》韵无不叶者，如“来”之为“”，“庆”之为“羌”，“马”之为“姥”之类。《诗》音旧有九家，唐陆德明始定为《释文》。《燕燕》以“南”韵“心”，沈重读“南”作“尼心切”，德明则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扬之水》以“沃”韵“乐”，徐邈读“沃”“郁缚切”，德明亦所不载。颜氏《纠谬正俗》以傅毅《郊祀赋》“穰”有“而成切”，张衡《东京赋》“激”有“吉跃切”。今之所作，大略仿此。其援据精博，信而有证。朱晦翁注《楚辞》亦用或例，皆韵。其韵或又有《韵补》一书，不专为《诗》作也。要之古人韵缓之说，是为确论，不必一一改字。详见《韵补》。
《朱子语录》曰：吴才老《补韵》甚详，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寻得，当时不曾记，今皆忘之矣。如“外御其务”叶“也无戎”，才老无寻处，云“务”字古人读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严”，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严”为“庄”，云避汉讳，无道理。其後读《楚 天问》，见一“严”字乃押从“庄”字，乃知是叶韵，“严”，读作“昂”也。《天问》，才老岂不读，往往无甚意义，只恁他打过去也。或问：“吴氏叶韵何据？”曰：“他皆有据。泉州有其书，每一字引十馀证，少者亦两三证。他说元初更多，後来删去，姑存此耳。然犹有未尽。”
※夹氵祭《诗传》、《辩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後，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齐诗》亡於魏，《鲁诗》亡於西晋，隋、唐之世，犹有《韩诗》可据，迨五代之後，《韩诗》亦亡。致今学者，只冯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今作《诗辩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
陈氏曰：辩妄者，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尽削去之，而以己意为之序，可乎？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殆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也。
按：夹氵祭专诋《诗序》，晦庵从其说，所谓“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者，大意谓《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为譬之听讼，《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毛诗》本书具在，流传甚久，譬如其人亲身到官，供指详明，具有本末者也。《齐》、《鲁》、《韩》三家，本书已亡，於他书中间见一二，而真伪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无可追对，得之风闻道听，以为其说如此者也。今舍《毛诗》而求证於《齐》、《鲁》、《韩》，犹听讼者以亲身到官所供之案牍为不可信，乃采之於傍人传说，而欲以断其事也，岂不误哉。
※李樗《毛诗详解》三十六卷
陈氏曰：博取诸家之说，训释名物文意，末用已意为论以断之。樗，闽之名儒，於林少颖为外兄。林，李出也。
※《诗风雅颂》四卷《序》一卷
陈氏曰：晦庵所录。以为《序》出後，不当引冠篇首，故别录为一卷。
※晦庵《诗集传》、《诗序辨说》共二十一卷
陈氏曰：以《大》、《小序》自为一编，而辨其是非。其序《吕氏读诗记》自谓少年浅陋之说，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几什一云。
※《吕氏读诗记》三十二卷
陈氏曰：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後陈文义，翦截贯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於此书者也。然自《公刘》以後，编纂已备，而条例未竟，学者惜之。
※岷隐《续读诗记》三卷
陈氏曰：戴溪撰。其书出於吕氏之後，谓吕氏於字训章已悉，而篇意未贯，故以《续记》为名。其实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黄度文叔《诗序》三十卷
水心叶氏序曰：公於《诗》，尊叙伦纪，致忠达敬，笃信古文，旁录众善。博厚惨怛而无迂重之累，缉绪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则性情不蔽，而《诗》之教可以复明，公其有志於是欤！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诗》集传之善者亦数家，大抵欲收拾群义，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书既将并行，读者诚思其教，存其性，教明、性明而《诗》复，则庶几得之。
※项安世《毛诗前说》一卷
陈氏曰：考定风、雅篇次，而为之说。其曰前说者，末年之论，有少不同故也。
※陈鹏飞《诗解》二十卷
陈氏曰：不解《殷》、《鲁》二《颂》，以为《商颂》当阙，而《鲁颂》可废。
※王景文《诗总闻》三卷
陈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几三十年”。其书有《闻音》，谓音韵；《闻训》，谓字义；《闻章》，谓分段；《闻句》，谓句读；《闻字》，谓字画；《闻物》，谓鸟兽草木；《闻用》，谓凡器物；《闻迹》，谓凡在处山川土壤州县乡落之类；《闻事》，谓凡事实；《闻人》，谓凡人姓号。共十闻，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等。其说多出新意，不循旧传。
※白石《诗传》二十卷
陈氏曰：宗正少卿乐清钱文子撰。所居白石岩，因以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