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卷五十五
※《诗古音辨》二卷
陈氏曰：从政郎信安郑犀撰。
※《诗考》五卷
浚仪王应麟撰。自序汉言《诗》者四家，师异指殊。贾逵撰《齐》、《鲁》、《韩》与毛氏异同，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唯《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鲁》、《齐诗》亡久矣。诸儒说《诗》，壹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矣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已守残之陋，学者讽咏涵濡，而自得之跃如也。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罔罗遗轶，传以《说文》、《尔雅》诸书，萃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於斯。
●卷一百八十 经籍考七
○经（礼）
《汉艺文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师古曰：“委曲防闲，每事为制也”）。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韦昭曰：《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臣瓒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师古曰：“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孟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学官。《礼古经》者，出於鲁淹中（苏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仓等推《士礼》而致於天子之说（师古曰：“与愈同。愈，胜也。”刘氏曰：“孔氏学七十篇，即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当作学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隋经籍志》曰：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於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馀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苍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於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後汉唯曹元传庆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虽存并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後以古经校之，取其於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逐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於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於国学，其馀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汉志》：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礼，其流传於汉世，《周官》、《仪礼》、《戴记》三书而已，《艺文志》所述皆三书也。然其末则以《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议奏》三十八篇继之，而皆以为《礼》家。按封禅，秦、汉之事，难厕其书於礼经之後，今析入《仪注》门。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行冲以下不注录十六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内十一部入《仪注》门）。
《宋两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内一部入《仪注》门）。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内一部入《仪注》门）。
《宋中兴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仪礼注》十七卷
韩文公《读仪礼》：余尝苦《仪礼》难读，且又行於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於今，诚无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辞奥旨著於篇，学者可观焉。惜吾不及其时，揖让进退於其间。呜呼，盛哉！
晁氏曰：《仪礼》十七篇，郑氏注。西汉诸儒得古文礼凡五十六篇，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为《仪礼》，《丧服传》一卷，子夏所为。其说曰：“《周礼》为本，圣人体之；《仪礼》为末，圣人履之。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凶、宾、军、嘉为次；为末则轻者在前，故《仪礼》先冠、婚，後丧祭。”
《朱子语录》：知看《仪礼》有绪，甚善。此书虽难读，然多是重衤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後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久之自通贯也。礼书如《仪礼》，尚完备如他书。《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後来刘原甫补成一篇。学《礼记》下言语，只是解他《仪礼》。《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是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极细密，极周纟致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今《仪礼》多是士礼。如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礼，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礼》以致天子、诸侯之礼。”是班固作《汉书》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今注疏中有引援处，不知是甚时失了。可惜！汉时，儒者专门名家，自一经之外，都不暇讲。故先儒为圣经不亡於秦火，而坏於汉儒，其说亦好。温公论景帝太子既亡，当时若立献王为嗣，则汉之礼乐制度必有可观。陈振叔亦亻尽得见。其说《仪礼》云：“此乃仪，更须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类，是说大经处。这是礼，须自有个文字。”
※《仪礼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贾公彦撰。齐黄庆、隋李孟η各有《疏义》，公彦删二疏为此书。国朝尝诏邢是正之。
《朱子语录》曰：《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
先公《仪礼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尝读《仪礼》之书。一日，从败箧中得景德中官本《仪礼疏》四帙，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盖古有明经学究专科，如《仪礼经注》，学者童而习之，不待屑屑然登载本文，而已熟其诵数矣。王介甫《新经》既出，士不读书，如余之於《仪礼》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将寻访本书传抄，庶几创通大义。然余老矣，惧其费日力而卒无所补也。长儿《跋》曰：“家有监本《仪礼经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观览。”意欣然，命之整缉，为九帙，手自点校，并取朱氏礼书与其门人高弟黄氏、杨氏诸家续补之，编分章析，条题要其上，遂为完书。拊而叹曰：“兹所谓《仪礼》者欤！韩昌黎之言，岂欺我哉！其为书也，於奇辞奥旨中，有精义妙道焉；於纤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级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严於冠、昏、朝聘、乡射，而尤严於丧、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礼》而达之天子，以为残阙不可考之书。徐而观之，一士也，天子之士与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经，何制之备也！子夏之传，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彦之疏，何学之博也！小子识之。”
※《古礼》十七卷，《释文》一卷，《释误》三卷
陈氏曰：永嘉张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贡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录一卷，载大、小戴、刘向篇第异同，以古监本、巾箱本、杭细本、严本校定，识其误而为之序，谓高堂生所传《士礼》尔。今此书兼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礼，决非高堂所传，其篇数偶同。自陆德明、贾公彦皆云然，不知何所据也。
朱子曰：张淳云：“如刘歆所言，则高堂生所得，独为《士礼》。而今《仪礼》乃有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居其大半，疑今《仪礼》非高堂生之书，但篇数偶同耳。”此则不深考於刘说所订之误，又不察其所谓《士礼》者，特略举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盖专指冠、昏、丧、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则士岂有是礼而可推邪！
《朱子语录》曰：《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张忠甫所校《仪礼》甚子细，然於目录中《冠礼》玄端处便错了。但此本较他本为最胜。又谓汉初未有《仪礼》之名，疑後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遂合而名之。
※《古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 《集传集注》十四卷
陈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为主，而取《大》、《小戴》及他书传所载系於礼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巳成书，阙《书数》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删改，曰《集传集注》云者，盖此书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旧云。
《中兴艺文志》：熹书为《家礼》三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其曰《仪礼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岁所亲定，惟《书数》一篇缺而未补。其曰《仪礼集传集注》者，即此书旧名，凡十四卷，为《王朝礼》，而《卜筮篇》亦阙。熹所草定，未及删改。
《朱子语录》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本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书附益於其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於前，而附《礼记》於其後。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巳得二十馀篇。若其馀《曲礼》、《少仪》，又自作一项，而以类相从。若《疏》中有说制度处，亦当采取以益之。礼书异时必有两本，其据《周礼》，分经传，不多取《国语》杂书、迂僻蔓衍之说者，吾书也。其黜《周礼》，使事无统纪；合经传，使书无间别；多取《国语》杂记之书，使传者疑而习者蔽，非吾书也。《答应仁仲书》曰：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
先公曰：愚按记不随经，注疏各为一书，读者不能遽晓，此犹古《易》之《彖》、《象》、《文言》、《系辞》各自为书，郑康成所以欲省学者两读，而为今《易》也。文公於礼书之离者合之，於《易》书之合者离之，是亦学者所当知也。
※《古礼经传续通解》二十九卷
陈氏曰：外府丞长乐黄直卿撰。，晦庵之婿，号勉斋。始，晦庵著礼书，《丧》、《祭》二礼未及伦次，以属续成之。
《朱子语录》：贺孙因问：“《祭礼》附《祭仪》，如说孝许多，如何来得？”曰：“便是祭礼难附。兼《祭仪》前所说多是天子礼，若《仪礼》所存，唯《少牢馈食》、《特牲馈食礼》是诸侯大夫礼。兼又只是有《馈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间祭腥等事，如所谓‘建设朝事，燔燎膻芗’。若附《仪礼》，此等皆无入头处。意问欲将《周礼》中天子祭礼逐项作一总脑，以《礼记》附。如疏中有说天子，皆编出。”因云：“某巳衰老，其间合要理会文字，皆起得个头在。及见其成与不见其成，皆未可知。万一不及见此书之成，诸公千万勉力整理，得成此书，所系甚大。”“古礼於今实是难行，当祭之时，献神处少，只说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献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妇，酢祝及佐食宰、赞、众宾等，交相劝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继之以烛。窃谓後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过，令人苏醒，不必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简而易行耳。温公《仪》人所惮行者，只为闲辞多，长篇浩翰，令人难读，其实行礼处无多。某尝修《祭仪》，只就中间行礼处分作五六段，甚简易晓。後被人窃去，亡之矣。
信斋杨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乡》、《邦国》、《王朝礼》，以《丧》、《祭》二礼属勉斋黄先生编之。先生伏膺遗训，取向来《丧礼》稿本，精专修改。书成，凡十有五卷。复伏读，曰：大哉书乎！秦、汉而下未有也。近世以来，儒生习诵，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开元以後之《礼》，而不知有《仪礼》。今因其篇目之仅存者，为之分章句，附传记，使条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礼者有所据依，不至於弃经而任传，遗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礼，关於纲常者为尤重，《仪礼》既阙其书，後世以来，处此大变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临时，沿袭鄙陋，不经特甚，可为慨叹。今因《小戴 丧大记》一篇，合《周礼》、《礼记》诸书，以补其阙，而王侯大夫之礼，莫不粲然可考，於是《丧礼》之本末经纬，莫不悉备。既而又念《丧礼》条目散阔，欲撰《仪礼 丧服图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没矣。呜呼！此千载之遗憾也。先生所《祭礼》，本经则《特牲》、《少牢》、《有司彻》，《大戴礼》则《衅庙》（以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补者，则自天神地、百神宗庙，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国迁都、巡狩师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终，其纲目尤为详备。先生尝为复言，《祭礼》用力甚久，规模已定，每取其书纟番阅而推明之，间一二条，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呜呼！《礼》莫重於《丧》、《祭》，文公以二书属之先生，其责任至不轻也。先生於二书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诸儒异同之论，掊击後世蠹坏人心之邪说，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远也。而《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恨，後之君子有能继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复又闻之先生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规模更定之。’”呜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责而卒不果也，岂不痛哉！同门之士，以复预闻次辑之略，不可以无言也，复因敬识其始末，以告来者。《丧礼》一十五卷，前以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丧礼》始克成编，以次将修《祭礼》，即以其书稿本授复，曰子其读之。盖欲复通知此书本末，有助纂辑也。复受书而退，启缄伏读，皆古今天下大典礼，其关系甚重，其条目甚详，其经传异同。注疏抵捂，上下数千百载间，是非淆乱，纷错甚众。自此朝披夕阅，不敢释卷。时在勉斋左右，随事咨问抄识，以待先生笔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遗憾。日迈月征，今十馀年，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ж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学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礼》稿本，未有取其书而修定之者。顾复何人，敢任其责。伏自惟念齿浸衰，曩日幸有所闻，不可不及时传述。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以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云。
※《集释古礼》十七卷，《释宫》一卷，《纲目》一卷
陈氏曰：庐陵李如圭宝之撰。绍兴癸丑进士，尝为福建抚。《释宫》者，经所载堂室、门庭，今人所不晓者，一一释之。
《中兴艺文志》：《仪礼》既废，学者不复诵习，或不知有是书。乾道间有张淳始订其讹，为《仪礼识误》。淳熙中李如圭为《集释》，出入经传，又为《纲目》，以别章句之指；为《释宫》，以论宫室之制。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盖习於礼者。
※《周礼》十二卷
晁氏曰：郑玄注。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阙。至孝成时，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序列，著於《录》、《略》，为群儒排弃，歆独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时，杜子春初能通其读，郑众、郑兴亦尝传受，康成皆引之，以参释异同云。
陈氏曰：按《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本注云“王莽时歆置博士”。颜师古曰“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足之。”愚尝疑《周礼》六典与《书 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二官各有攸司，盖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职，则巳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乡遂稼穑之事，殆皆司空职耳。《周官》初无邦事之名，今所谓事典者，未知定为何事？书阙亡而以《考工记》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邪？先儒固有疑於是书者，若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经之书，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甚者或谓刘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郑康成博览，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学遂行於世。愚按此书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数，可考不诬，其为先秦古书，似无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驳杂，与夫刘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乱天下，犹未论也。玄之学出於扶风马融，而参取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之说。子春，河南缑氏人，生汉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馀，郑众、贾逵皆受业焉。大夫者，河南郑兴少赣也。司农者，郑众仲师，兴之子也。融，字季长。
《朱子语录》曰：《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许，但未敢令学者看。此非是不可学，亦非是不当学，只为学有先後，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学《周礼》自後一截事。而今把来说看，还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语是他人做。如今时宰相提举敕令，岂是宰相一一下笔？有不是处，周公须与改。至小可处，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书。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不曾行得尽。後世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
颖滨苏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详於《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为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
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野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徒者十有六，封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故无是也。《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
千乘，虽古之大国，而於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者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馀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於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楚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杜预以町为小顷町）。
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井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
五峰胡氏曰：谨按孔子定《书 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刘歆所成《周礼》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统五官之典，以为治者也，岂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则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属六十，小宰也、司会也、司书也、职内也、职岁也、职币也。是六官之所掌，辞繁而事衤复，类皆期会簿书之末，俗吏掊克之所为，而非赞冢宰，进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国子民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县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夫君相守恭俭，不尚末作，使民务本，此足用长财之要也。
百官有司，谨守其职，岂敢逾越制度，自以足用长财为事？若刘歆之说，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剥其民，以危亡其国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礼寡欲，由义而行，无所忌讳，不畏灾患。今《天官 甸师》乃曰：“丧事，代王受眚灾。”此楚昭、宋景之所不为者也，而谓周公立以为训，开後王忌讳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库门之外，所以别内外，严贵贱也。今宫正乃“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又曰“去其奇邪之民”，则是嫔妃、宫吏，众庶杂处，帘陛不严，而内外乱矣。“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郑玄以为诸吏之庶，宿卫王宫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谨之以门卫，严之以城郭沟池，环之以乡遂县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卫，守之以夷蛮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
今周公乃於宫中置诸吏，又以其士庶子卫王宫，何示人不广，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职，恭俭不妒忌，帅夫人嫔妇，以承天子、奉宗庙而已矣。今内宰“凡建国，左右立市”，岂后之职也哉。“内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则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则亦如之”。“阍人掌守王宫中门之禁”。说者以为二官奄者、墨者也。妇人无外事，以贞洁为行。若外通诸侯，内交群下，则将安用君矣。夫人臣尚无境外之交，曾谓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门，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士遇诸涂，弗与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恤左右，缀衣、虎贲，欲其皆得俊之人。今反以隐宫刑馀近日月之侧，开乱亡之端乎？寺人内竖，贱人，非所贵也。女祝，掌宫中祷祠禳礻会之事。
夫祭祀之礼，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嫔妇供祭服笾豆於内。凡天地宗庙、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么祷祠禳礻会於宫中？此殆汉世女巫执左道入宫中，乘妃姬争妒，与为厌胜之事耳，刘歆乃以为太宰之属，置於王宫，其诬周公也甚矣。冢宰常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内嬖嫔妇敌於后，外宠庶孽齐於嫡，宴游无度，衣服无章，赐与无节，法度之废，将自此始，虽在内庭为冢宰者，真当任其责也。若九嫔之妇法，世妇之宫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内政，典妇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职也，王安石以为统於冢宰，则王所以治内，可谓至公而尽正矣。夫顺理而无阿私之谓公，由理而无邪曲之谓正，修身以齐家，此王者治国平天下之定理，所自尽心者也。
苟身不能齐家，而以付之冢宰，为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谓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奸人哉！四方贡职，各有定制，王者为天下主财，奉礼义以养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不可以有公私之异。今大府乃有贰贡之馀财，以供玩好之用，不几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龄之欺罔者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货贿之藏，不几有如汉桓、灵置私库者乎！内府，乃有四方金玉齿革良货贿之献，而共王之好赐，不几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羡馀之轻侮者乎！王之裘服，宜夫人嫔妇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缝人、屦人等九官，则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职固不可废，又有腊人、盐人等十有六官，则皆掌饮食者也。医师之职固不可废，又有兽医等五官，皆医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废，而皂隶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
凡此，既不应冗滥如是，且皆执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为“冢宰进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属，何也？汉兴，经五伯七雄，圣道绝灭，大乱之後，陈平为相，尚不肯任廷尉内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为太师，乃广置宫闱，猥亵衣服饮食技艺之官以为属，必不然矣。其末则又有夏采之官焉，专掌王崩复土者也。呜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礼官临大变，一时行之可矣，乃预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职，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属，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则五卿之属可知矣。而可谓之经，与《易》、《诗》、《书》、《春秋》配乎！
按：《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烦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於《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後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於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後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於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之；
三代而後，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愎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孙，家主之於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其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之类是也）。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货，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卿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艺，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
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弊焉，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视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
其有疲懦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巳极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计。於是国家之法制率以简易为便，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太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土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夥，则不胜其渎乱矣。
昔子产听郑国之政，其所施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舆人诵之曰：“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而诵之曰：“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按郑国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则一郡耳。夫以子产之贤智，而当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伪，其念虑必足以洞究得失，决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从事也。而周制在当时亦未至尽隳，但未能悉复先王之旧耳。然稍欲更张，则亦未能遽当於人心，必俟磨以岁月，然後昔之谤ゥ者转而为讴歌耳。况贤不及子产，所莅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载之後。先王之制久废，而其遗书仅存，乃不察时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变常平而为青苗，诿曰“此《周官 泉府》之法也。”
当时诸贤极力争之，苏长公之言曰：“青苗虽云不许抑配，然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苏少公之言曰：“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受责如此，则鞭笞必用，而州县多事矣。”是皆言官与民赊贷之非便也。盖常平者，籴粜之法也；青苗者，赊贷之法也。籴粜之法，以钱与粟两相交易，似未尝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简便。赊贷之法，捐钱以予民，而以时计息取之，似实有以济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繁扰。然籴粜之说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汉宣帝，三代之时，未尝有此。而赊贷之法，则《周官 泉府》明言之，岂周公经制，顾不为其简易者，而欲为其繁扰者乎？
谓《周礼》为不可信之书，则《左氏传》言郑饥，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宋饥，司城子罕请於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齐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则春秋之时，官之於民，固有赊贷之事也。虽当时未尝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为，然熙宁诸贤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盖以为贫者愿贷，贷无之而不能偿，则亏官；富者不愿贷，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贫者，代偿所逋，则损民。两无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听从民便之，为简易两得也。然左氏所述郑、宋、齐之事，谓之善政，以为美谈，未尝见其有熙丰之弊，何也？盖郑、宋、齐，列国也，其所任者，罕氏、乐氏、陈氏，则皆有世食禄邑，与之分土而治者也。
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馀辈，与夫州县小吏，则皆干进徇时之徒也。然非郑、宋、齐之大夫尽贤，而介甫之党尽不肖也。盖累世之私土子人者，与民情常亲，亲则利病可以周知，故法虽繁，而亦足以利民。暂焉之承流宣化者，与民情常疏，疏则情伪不能洞究，故法虽简而犹惧其病民也。以青苗赊贷一事观之，则知《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於郡县之後。必知时变者，而後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
●卷一百八十一 经籍考八
○经礼
※《周礼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贾公彦撰。公彦，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学博士。史称著此书四十卷，今并为十二卷。世称其发挥郑学最为详明。
陈氏曰：其序《周礼》废兴，起於成帝刘歆，而成於郑玄。又言郑众以为《书 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书》止一篇，《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非《书》类是则然矣。但《周礼》六官实本於《周官》，《周官》举其凡，《周礼》详其目，则郑众之说，未得为失。而其大可疑者，则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馆阁书目》：“按《艺文志》谓之《周官经》，此《礼器》所谓经礼者是也。”《志》有《周官经》六篇，《传》四篇，但曰经传云尔，便以为经礼，尤为可笑。《广川藏书志》云：“公彦此《疏》，据陈邵《异同评》及沈重《义疏》为之。”二书并见《唐艺文志》，今不复存。
※《石经周礼》十二卷
晁氏曰：伪蜀孙朋古书，以监本是正。其注或羡或脱，或不同至千数。
※《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宁中，设经义局，介甫自为《周官义》十馀万言，不解《考工记》。按秦火之後，《周礼》比他经最後出，论者不一，独刘歆称为周公致太平之迹，郑氏则曰周公复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林孝存谓之黩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昔北宫问孟子周室班爵禄之法，孟子以谓诸侯恶其害己，灭去其籍，则自孟子时巳无《周礼》矣，况经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刘、郑何所据而言，然又自违异不同。王莽尝取而行之，敛财聚货，渎祀烦民，冗碎诡异，离去人情远甚。施於文则可观，措於事则难行，凡莽之驯致大乱者，皆以此。厥後唯苏绰、王通善之，诸儒未尝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书理财者居半，爱之，如行青苗之类皆稽焉，所以自释其义者，盖以其所创新法尽傅著之，务塞异议者之口，後其党蔡卞、蔡京绍述介甫，期尽行之，圜土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齐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子氏，曰姜氏。赵，嬴姓，京乃令帝女称帝姬。噫！至於姓亦从焉，何其甚也。久之祸难并起，与莽曾无少异，殆《书》所谓“与乱同事”者邪！
陈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历载千数，而太平之遗迹扫荡殆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於是时，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知其数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尤难”。新法误国，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宁八年，诏颁之国子监，且置之义解之首。
※《周礼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杨时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书。
※《周礼中义》八卷
陈氏曰：祠部员外郎长乐刘彝执中撰。彝，诸经皆有《中义》。
※《周礼详解》四十卷
陈氏曰：王昭禹撰，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
※《周礼讲义》四十九卷
陈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陈君举《周礼说》三卷
陈氏曰：其书曰《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各四篇。
《中兴艺文志》称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纲领三，养君德、正朝纲、均国势也。郑注之误三，《王制》，汉儒之言，今以释《周礼》；《司马法》，兵制，今以证田制；汉官制皆袭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学於傅良，记所口授，而为书曰《微言》。傅良为《说》十二篇，专论纲领。
《朱子语录》曰：於丘子服处见陈、徐二先生《周礼制度菁华》，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即陈君举所奏《周官说》。先生云：孝宗尝问君举：“闻卿博学，不知读书之法当如何？”陈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尝用心推考。今《周官》数篇已属藁，容臣退，缮写进呈。”遂写进御。大概推《周官》制度亦稍详，然亦有杜撰错说处。如云冢宰之职，不特朝廷之事，凡内而天子饮食、服御、宫掖之事，无不毕管。盖冢宰以道诏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说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属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礼，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马；盖周家设六官互相检制之意。此大不然，何圣人不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复疑之邪？或问：“如何？”先生曰：“宾客属秋官者，盖诸侯朝觐、会同之礼既毕，则降而肉袒请刑，司寇主刑，所以属之，有威怀诸侯之意。夏官掌诸侯土地封疆，如职方氏皆属夏官。盖诸侯有变，则六师移之，所以属司马也。”又问：“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盖司马职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画井田，创置纤悉，必属於司空，而今亡矣。”
※《周礼井田谱》二十卷
陈氏曰：进士会稽夏休撰，绍兴时表上之。淳熙中，楼钥刻之，永嘉止斋陈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谱》，亦有志矣。郑氏井邑若画棋然，盖祖《王制》，《王制》晚杂出汉文帝时，以海内尽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为国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货志》亦谓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为庐舍盖人二亩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汉以来诸儒鲜或知之者。其说畿内广成万步，谓之都；不能成都谓之鄙，不能成鄙即成县者与之为县，成甸者与之为甸，至一丘一邑尽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谓之田；以其不可为军、为师，而无所专系，故谓之闲民。乡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摄，备其数，不必具其员，岁登下民数於是，损益之，是谓相除之法，皆通论也。馀至纤至悉，虽泥於数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与时务合，不为空言，去圣人远。《周礼》一经，尚多三代经理遗迹，世无覃思之学，顾以说者谬，尝试者复大谬，乃欲一切尽为慊。苟得如《井田谱》与近时所传林勋本《政书》者数十家，各致其说，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则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庶几於治矣。”
※《周礼丘乘说》一卷
陈氏曰：项安世撰，一卷。
※黄度《周礼说》五卷
陈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记》。
水心叶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刘歆遽行之，大坏矣，苏绰又坏矣，王安石又坏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坏，而是书所存无几矣。《诗》、《书》、《春秋》皆孔子论定，孟轲诸儒相与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从；井洌於逵，众酌饮焉，惟其量尔，故治虽不足而书有馀也。孔子未尝言《周官》，孟子亦以为不可得闻，一旦骤至，如奇方大药，非黄帝、神农所名，无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乱颠错几希，故用虽有馀而书不足也。虽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书，他经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书，他经其缓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齐备，义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实政在是也，柰何使降为度数事物之学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为之说，乎孔、孟之以理贯事者必相发明也，恻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纬经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设邦家非自尊也。养民至厚，取之至薄；为下甚逸，为上甚劳；洗涤三坏之腥秽，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虽未能表是书而独行，犹将合他经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时永嘉陈君举亦著《周礼说》十二篇，盖尝献之绍熙天子，为科举家宗尚。君举素善文叔，论议相出入，所以异者，君举以後准前，由本朝至汉，溯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後，由春秋、战国至本朝，沿而别之。其叙乡遂沟洫，辩二郑是非，凡一字一语，细入毫芒，不可损益也。
※史浩《周礼讲义》
《中兴艺文志》：孝宗为建王，浩分讲《周礼》，多启发，孝宗称之。然止於《司关》。
※郑锷《周礼解义》
《中兴艺文志》：《周礼》一经，说者仅一二家，又多舛或凿。淳熙中，锷为《解义》，详制度，明经旨，学者宗其书。
※《周礼纲目》八卷《摭说》一卷
陈氏曰：绍兴府教授括苍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鹤山《周礼折衷》二卷
陈氏曰：枢密临邛魏了翁华父之门人税与权所录。条列经文，附以传注。鹤山或时有所发明，止於《天官》，馀未及。凡二卷。
※《礼记》二十卷《郑玄注》
晁氏曰：汉戴圣纂，郑康成注，即所谓小戴者也。此书乃孔子没後，七十子之徒所共录。《中庸》，孔作；《缁衣》，公孙尼子作；《王制》，汉文帝时博士作；河间献王集而上之。刘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删，八十五篇；小戴又删，四十六篇。马融传其学，又附《月令》、《明堂义》，合四十九篇。
陈氏曰：汉儒辑录前记，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驳而不纯，独《大学》、《中庸》为孔氏之正传，然初非专为礼作也。唐魏徵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盖有以也。
夹氵祭郑氏曰：戴圣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为扬州刺史，圣惧，自免。後为博士，毁武於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戴圣为礼家之宗，身为赃吏，而子为贼徒，可不监哉！学者当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语录》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後杂乱，不切於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学《礼》，先看《仪礼》，《仪礼》无全书，其全皆是讲说。如《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大学》、《中庸》是说理之书，《儒行》、《乐记》非圣人之书，乃战国贤士为之。有许顺之者说：人谓《礼记》是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尝有《礼记》中说话来？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如何说得到这里。想必古来流传，得此个文字如此。《礼记》有王肃注，煞好。太史公《乐书》载《乐记》全文，注家兼存得王、郑。如陆农师《礼象》、陈用之《礼书》亦该博，陈氏胜陆氏。如後世礼乐，全不足取，但诸儒仪礼，颇有好处，此不可废，当别类作一书。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当时此学自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事，便用此等人议之。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王肃议礼，必反郑玄。
※《礼记正义》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颖达等贞观中奉诏撰。其序称：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门；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爰从晋宋，逮於周、隋，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为义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见於世，然皇甫为胜，今据以为本，其有不备，则以熊氏补焉。
《朱子语录》：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答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礼记外传》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撰。《义例》两卷，五十篇；《名数》两卷，六十九篇。虽以《礼记》为目，通以《三礼》言之。刘明素序，张幼伦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删定，李林甫等注。序谓吕氏定以孟春日在营室，不知气逐闰移，节随斗建，於是重有删定，俾林甫同陈希烈等八人为之解。国朝景初改从旧文，由是别行。
《宋三朝国史艺文志》：初，《礼记 月令篇第六》即《郑注》，唐明皇改黜旧文，附益时事，号《御删月令》，升为首篇，集贤院别为之注。厥後学者传之，而释文、义疏皆本《郑注》，遂有别注小疏者，词颇卑鄙。淳化初，判国子监李至请复行《郑注》，诏两制、三馆、秘阁集议，史馆修撰韩丕、张亻必、胡旦条陈唐本之失，请如至奏；馀皆请且如旧，以便宣读时令。大中祥符中，龙图阁待制孙又言其事，群论复以改作为难，遂罢。
※《石经礼记》二十卷
晁氏曰：伪蜀张绍文所书，不载年月，经文不阙唐讳，当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题云“御删定”，盖明皇也；“林甫等注”，盖李林甫也。其馀篇第仍旧。议者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为首，孝明肆情变乱，甚无谓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颢撰。陈得之江涛，涛得之曾天隐，天隐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杨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杨时撰。时载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盖亦犹王氏之说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学者以中庸为二事，虽程正叔亦然，故说是书者，皆穿凿而二之。於是本诸胡先生、司马温公、程明道、张横渠、王肃、郑玄作是传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门人。
※《中庸大学广义》一卷
陈氏曰：司马光撰，一卷。
※芸阁《礼记解》十六卷
晁氏曰：吕大临与叔撰。与叔师事程正叔，《礼》学甚精博，《中庸》、《大学》，尤所致意也。
陈氏曰：按《馆阁书目》作一卷，止有《表记》、《冠》、《昏》、《乡》、《射》、《燕》、《聘义》、《丧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礼》上《下》、《中庸》、《缁衣》、《大学》、《儒行》、《深衣》、《投壶》八篇。此晦庵朱氏所传本，刻之临漳射垛书坊，称《芸阁吕氏解》，即其书也，《读书目》始别载之。
※方悫《礼记解》二十卷
陈氏曰：政和三年表进，自为之序。以王氏父子独无解义，乃取其所撰《三经义》及《字说》申而明之，著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义亦明白。
《朱子语录》曰：方、马二《解》，合当参考，尽有说得好处，不可以其新学而黜之。
※马希孟《礼记解》七十卷
陈氏曰：希孟字彦醇，未详何人，亦宗王氏。
※《礼记新义》
《宋中兴艺文志》：陆佃撰。亦牵於《字说》。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礼记》
《中兴艺文志》：夏休以《礼记》多汉儒杂记，於义有未安者，乃援《礼经》以破之。然《中庸》、《大学》实孔氏遗书也。
※燕山《中庸说》一卷
陈氏曰：太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张无垢《中庸说》六卷，《大学说》二卷（少仪解附）
朱子《杂学辩》曰：张公始学於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於释，既自以为有得矣。而其释之师语之曰：“左右既得{列巾}柄，入手开道之际，当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涂同归，则住世出世间，两无遗恨矣。然此语亦不可使俗辈知，将谓实有恁么事也”（见大慧禅师《与张侍郎书》，今不见於《语录》中，盖其徒讳之也）。”用此之故，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而阴释，其离合出入之际，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虽欲复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师者，其二本殊归，盖不特庄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巳也。窃不自揆，尝欲为之论辩，以晓当世之惑，而大本既殊，无所不异，因览其《中庸说》，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於篇。其他如《论语》、《孝经》、《大学》、《孟子》之说，不暇遍为之辩，大抵遽急迫，其所以为说，皆此书之类也。
※吕氏《大学解》
朱子曰：吕氏之先，与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按《正献公神道碑》载：公进读，上语及释、老虚寂之旨，公曰：“尧、舜虽知此，乃以知人安民为急，此其所差之端也。”尧、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贯之，其所知者，似与释、老不相似也。以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此，则末流之弊，岂可胜道哉。”）。今论其一二，以补其阙，盖其他说之近正者，则君子犹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陈氏曰：会稽石子重集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君享，凡十家之说。晦庵为之序。
※《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各三卷
陈氏曰：朱熹撰。其说大略宗程氏，会众说而折其中。又记所辩论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後。皆自为之序，至《大学》，则颇补正其脱简阙文。
《朱子语录》曰：《大学》一书，有正经，有《或问》，看来看去，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伊川旧日教人看《大学》，那时未有解，而今有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仔细去看。《大学》解本文未详者，於《或问》中详之。《或问》未要看，俟有疑处，方可去看。
又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书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学者之於书，未有不得於辞而能通其意者。《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对说将来，直是整齐。某旧读《中庸》，以为子思做，又时复有个“子曰”字，读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参夫子之说，著为此书。自是沈潜反覆，遂渐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摆布得来，直是恁细密。《中庸》全在章句，其《或问》中皆是辩诸家说，恐未必是。问：《中庸》编集得如何？曰：便是难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亻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剥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有人说。
※《中庸辑略》二卷
陈氏曰：晦庵既为《章句》，复取石子重所集解，删其繁乱，名以《辑略》。其取舍之意，则《或问》详之。
※《曲礼口义》二卷，《学记口义》二卷
陈氏曰：戴溪撰。
※《中庸说》一卷
陈氏曰：项安世撰。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陈氏曰：直秘阁昆山卫正叔集诸家说，自注疏而下为一书，各著其姓氏。宝庆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秘。魏鹤山为作序。
※《孔子居讲义》一卷
陈氏曰：慈湖杨简敬仲撰。
※《大戴礼》十三卷
晁氏曰：汉戴德纂，亦河间王所献百三十一篇，刘向校定，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德删其烦重，为八十五篇。今书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盖因旧阙录之。每卷称“今卷第几”题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圣也，德为信都王太傅，盖後人误题。
陈氏曰：汉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圣次君皆受《礼》於后苍，谓《大》、《小戴礼》者也。汉初以来，迄於刘向校定中书，诸家所记殆数百篇，戴德删其烦重，为八十五篇，圣又删为四十九篇，相传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书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载卷数，皆与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阙三十八篇，末阙四篇，所存当四十三，而於中又阙四篇，第七十二衤复出一篇，实存四十篇。意其阙者，即圣所删邪？然《哀公问》、《投壶》二篇，与今《礼记》亦不异，他亦间有同者；《保傅传》，世言贾谊书所从出也，今考《礼》篇，汤武、秦定取舍一则，尽出谊疏中，反若取谊语剿入其中者；《公符》篇至录汉昭帝《冠辞》，则此书殆後人好事者采获诸书为之，故驳杂不经，决非戴德本书也。题九江太守，戴圣所历官，尤非是。
《朱子语录》曰：《大戴礼》无头，其篇目缺处，皆是元无，非小戴所去取。其间多杂伪，亦有最好处。然多误，难读。《大戴礼》本文多错，注尤舛误，或有注，或无注，皆不可晓。武王诸铭，有直做得巧了切题者，如《鉴铭》是也，亦有绝不可晓者。想他古人只是述戒惧之意，而随所在写记，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为此铭，便要就此物上说得亲切。其间亦有切题者，如汤《盘铭》之类。至於武王《盥盘铭》，则又切似个船铭，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错杂处。《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然尚有零碎好处在。 淳问：《大戴 保傅篇》多与贾谊《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说‘秦无道之暴’，此等语必非古书，乃後人采贾谊《策》为之，亦有孝昭《冠辞》。”
周氏《西麓涉笔》曰：《大戴礼 公冠篇》载汉昭帝《冠辞》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辞，皆典驯简仆，有史佚祭公风味。班固徒取《麟》、《马》以下夜祠诸篇文词峭美者入《礼乐志》，此皆不录，可恨也。
※《三礼义宗》三十卷
《崇文总目》：梁明威将军崔灵恩撰。其书合《周礼》、《仪礼》、二戴之学，敷述贯穿，该悉其义，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闳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灵恩，武城人，少笃学，尤精《礼》、《传》。仕魏，归梁，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经理，尽极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经术，咸事虚谈，公卿士大夫盖取文具而已，而灵恩经明行修，制《义宗》、《诗》、《易》、《春秋》百馀卷。终桂州刺史。此书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两戴、王、郑异同，皆援引古谊，商略其可否，为礼学之最。
陈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条。其说推本《三礼》，参取诸儒之论，博而矣。《本传》四十七卷，《中兴书目》一百五十六篇，皆与今卷篇数不同。《书目》又云“庆历中高阳许闻诲为之序”，家本亦无此序也。
※《礼略》十卷
《崇文总目》：唐京兆府栎阳尉杜萧撰。采古经义，下逮当世，概举沿革，附礼见文。以其言约旨详，故自题略云。
※《礼粹》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宁州参军张频纂。凡一百三十五条，直钞崔氏《义宗》之说，无他异闻。
※《丧礼极义》一卷
《崇文总目》：唐商价集。杂序先儒五服轻重之论，然首末不伦。
※《三礼图》二十卷
晁氏曰：聂崇义周世宗时被旨纂集，以郑康成、阮谌等六家图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赐紫绶犀带，奖其志学。窦仪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尧、舜之典则，总夏、商之礼文，命崇义者此书，不以世代迁改，有所抑扬，近古云。
陈氏曰：盖用旧图本六参定，故题《集注》。诏国学图於先圣殿後北轩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论堂之上，以笺代壁，判监李至为之记。吾乡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创论堂缋《三礼图》，当是依仿京监，今堂坏，不存矣。
※《编礼》
晁氏曰：皇朝吕大临编。三卷。以《士丧礼》为本，取《三礼》附之。自始死至祥练，各以类分，其施於後学者甚惠，尚恨所编者，五礼中凶礼而已。
※《礼象》十五卷
陈氏曰：陆佃撰。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器，与聂《图》大异。戴岷隐分教吾乡，作阁斋馆池上，画此图於壁，而以礼象名阁，与论堂《礼图》相媲云。
※《太常礼书》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陈祥道用之撰。祥道，元初以左宣义郎仕太常博士，解《礼》之名物，且绘其象，甚精博。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今世传止五十卷。予爱之而恨其阙少，得是本於叙州通判卢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饰之，於是始见其全书云。
陈氏曰：论辩详博，间以绘画。於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元中表上之。
※《丁丑三礼辩》
《中兴艺文志》：李心传撰。以《仪礼》之说，与郑氏辩者八十四；《周礼》之说，与郑氏辩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书，疑者三十，小戴之书，疑者一百九十八；郑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辩其所以而详识之。
夹氵祭《乡饮礼》七卷
陈氏曰：郑樵撰，计七卷。
※《丧服加减》
《崇文总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杂记服制增损，文无伦次。
※《周公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谥法始於周，学者录之，因以名篇。
晁氏曰：其序曰：“维周公旦、太公望闻嗣王发建功於牧野，及终，将葬，乃制谥。”计一百九十馀条云。谥，《隋志》附《论语》类中，今迁於此。
※《春秋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于《周公谥法》。
晁氏曰：与《周公谥法》相类，而小有异同。
●卷一百八十二 经籍考九
○经（春秋）
《汉 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献，贤也。孔子自谓能言夏、殷之礼，而杞、宋之君文章贤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礼也）。”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师古曰：仍亦因也），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师古曰：谓人执所见，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宜，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梁》立於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隋 经籍志》曰：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後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於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後，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後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於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後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先公曰：论《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获麟，而文止於所起。逾再岁，而夫子梦奠矣。故欧阳公谓此夫子既老而成之书。《春秋纬演孔图》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书，以九月而成。
《汉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公史》四篇）。
按班固《七略》无史门，故以古来及秦、汉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书渐多，故志艺文者，以史自为一部，难以厕之圣经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内《世本》十五篇，至《汉大年记》五篇入史门，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王元度以下不著馀二十三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两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兴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经》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经为本，其与《公》、《》不同者，注於下。
※《春秋经》一卷
陈氏曰：每事为一行，广德军所刊古监本。晦庵又刻於临漳四经之一。其於《春秋》，独无所论著，惟以《左氏》经文刻之。李焘仁甫又定《春秋古经》一卷。
眉山李氏《古经後序》曰：《汉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经》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梁》二家所传，吴士始为之注，《隋氏》载焉，又有贾逵《春秋三家经训古》十二卷，宋《三家经》二卷；《唐志》又有李铉《春秋二传异同》十二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三传异同》三卷，元和国子监修定《春秋加减》一卷。士、贾逵、宋及李、冯、元和诸书今皆不存，独抱遗经者，莫为正。盖《公羊》得立学官最先，《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贾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并宋以下异同加减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举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学特盛，二家浸微（陆德明《音义》、《隋经籍志》皆云）。自杜预集解《左氏》，合经传为一，贞观十六年，孔颖达承诏修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重上《正义》，丘明传学愈益盛矣。而仲尼遗经无复单行，学者或从《杜解》抄出，独存《左氏》，摈落二家。幸陆德明与颖达同时於太学，自著《音义》，兼存二家本书，仍各注《左氏》别字，顾亦无决择（德明为国子博士，贞观十七年也）。惟贞元末陆淳《纂例》，列三传经文差缪，凡二百四十一条，自言考校从其有义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缪不止二百四十一条，惜啖、赵集传，今俱失坠，无从审覆耳（《唐志》：陆质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传《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辩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辩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尝欲即三家所传，纯取遗经，心以为是者，则大书之，仍细书其不然者於其下。数十年间，游走东西，志弗获就。会潼川谢畴元锡来从余游，其治《春秋》极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书成，旁远引，不一而足，反说以约，厥功弥著。余抚其书喜甚，亟刻板，与学者共之。昔司马迁言《春秋》文成数万，张晏曰《春秋》才万八千字，迁误也。今细数之，更阙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数，最易见者，尚尔错误，何况圣人笔削之旨乎！余乡所谓心以为是者，众未必以为是也，亦独纂例考校，从其有义理者云耳。既心以为是，则於证据操舍，必具成说，其说自当别出，兹第刻《春秋》纯经，庶学者相与尽心焉。仍用《汉志》旧名，题曰《春秋古经》，十二公各为一篇，不复分为十一卷，盖卷第於经义初无当也。
按《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仪父盟於蔑”，《左氏》以为“蔑”，《公》、《》以为“昧”，则不知夫子所书者曰“蔑”乎？曰“昧”乎？“筑”，《左氏》以为“”，《公》、《》以为“微”，则不知夫子所书曰“”乎？曰“微”乎？“会於厥”，《公》、《》以为“屈银”，则不知夫子所书曰“厥”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讹耳，其事未尝背驰於大义，尚无所关也。至於“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馀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於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後，又复引经，以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以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於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尊其师授而增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增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扌入之，後世诸儒复据其见於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於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与卦爻为二，而王弼合之；《诗》、《书》有序，本与经文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合之；《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於是取其巳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然彖象之与卦爻，序之与经，毛、孔、王三公虽以之混为一书，尚未尝以己意增损於其间，苟复析之，即古人之旧矣。独《春秋》一书，三传各以其说与经文参错，而所载之经文又各乖异。盖事同而字异者，“及邾仪父盟於蔑”、“於昧”之类是也；事字俱异者，“尹氏”“君氏”之类是也；元未尝书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则自三传中所取出之经文，既有乖异，又有增益，遽指以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择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则《左氏》为优。何也？盖《公羊》、《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扌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後，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然获麟而後引经以至仲尼卒，则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为《春秋》本终於获麟，弟子欲记圣师之卒，故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而终於此。然则既续之於获麟之後，宁保其不增益之於获麟之前，如《公》、《》所书孔子生之类乎？是亦未可尽信也。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刘子骏曰：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在七十子後，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也。
杜元凯曰：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後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後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陈氏曰：自昔相传，以为左丘明撰，其好恶与圣人同者也。而其末记晋智伯反丧於韩、魏，在获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没亦二十六年，不应年少後亡如此。又其书称“虞不腊矣”，“见於尝酎”及“秦庶长”，皆战国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称左丘明，别自是一人为史官者。其释经义例，虽未尽当理，而具得当时事实，则非二传之比也。
《朱子语录》曰：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於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世事，皆功利之说。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左氏得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
※《石经左氏传》三十卷
晁氏曰：不题所书人姓氏，亦无年月。按文不阙唐讳及国朝讳，而阙“祥”字，当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传董仲舒，以《公羊》显於朝；又四传至何休，为《经传集诂》，其书遂大传。郑玄曰：“《公羊》善於谶。”休之注，引谶为多。
※《石经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皇初知成都日刊石。《国史艺文志》云：“伪蜀刻《五经》，备注传，为世所称”。以此言观之，不应无《公》、《》。岂初有之，後散毁邪？
※《春秋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应劭《风俗通》称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皆未详也。自孙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传，至汉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经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载年月及所书人姓氏。按文不阙唐及伪蜀讳，而阙“恒”字，以故知刊石当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况也。
《朱子语录》：问：“《公》、《》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公羊》、《梁》考事甚疏，然理义精。此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曾见国史。 问：“《公》、《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後门人弟子始笔之於书耳。”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晋杜预元凯集刘子骏、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颖子严之注，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故题曰《经传集解》。其发明甚多，古今称之，然其敝则弃《经》信《传》。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战，《传》载秦败绩而《经》不书，以为晋直秦曲，则韩役书战。时公在师，复不须告；克获有功，亦无所讳。於《左传》之例皆不合，不曰《传》之缪，而猥称经文阙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陈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详之矣。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後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敝或弃经而信传，於传则忠矣，如经何？
夹氵祭郑氏曰：杜预解《左氏》，颜师古解《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之者，如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经，苟为文言多而经旨不见，文言简而经旨有遗，自我说之後，後人复有说者，皆非笺释之手也。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二子之通《尔雅》也！颜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杜氏为星历地理之言，无不极其致，至於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颜氏於训诂之言甚畅，至於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
※《公羊传诂解》十二卷
陈氏曰：汉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为太傅陈蕃属，蕃败，坐禁锢，作解诂，覃思不窥门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党禁解，拜议郎，终谏议大夫。其书多引谶纬，其所谓“黜周王鲁”，“变周文、从殷质”之类，《公羊》皆无明文，盖为其学者相承有此说也。“三科九旨”，详具《疏》中。
※《梁传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汉、魏以来，《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数家，而范甯皆以为肤浅，於是帅其长子参、中子雍、小子凯、从弟邵及门生故吏，商略名例，博采诸儒同异之说，成其父汪之志。尝谓三传之学，《梁》所得最多；诸家之解，范甯之论最善。
陈氏曰：晋豫章太守顺阳范甯武子撰。甯尝谓王、何之罪，深於桀、纣，著论以排之。仕为中书侍郎。其甥王国实惮之，乃相驱扇，因求外补。抵罪，会赦，免。甯以为《春秋》惟《梁氏》无善释，故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税驾於吴，帅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六籍三传。盖甯父汪为徐、兖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吴郡时也。汪没之後，始成此书。所集诸家之说，皆记姓名，其称“何休曰”及“郑君释之”者，即所谓《发墨守》、《起废疾》也；称“邵曰”者，甯从弟也；称“泰曰”、“雍曰”、“凯曰”者，其诸子也。汪，范晷之孙，晷在《良史传》。自晷至泰，五世皆显於时，甯父子祖孙同训释经传，行於後世，可谓盛矣。泰之子晔，亦著《後汉书》，以不轨诛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汉董仲舒撰。史称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於後世。今溢而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详。《隋》、《唐》卷目与今同，但多讹舛。
《崇文总目》：其书尽八十二篇，义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问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题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陈氏曰：按《隋》、《唐》及《国史志》，卷皆十七，《崇文总目》凡八十二篇，《馆阁书目》止十卷，萍卿所刻亦财三十七篇。今本乃楼攻鬼得潘景宪本，卷篇皆与前志合，然亦非当时本书也。先儒疑辩详矣，其最可疑者，本传载所著书百馀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属，今总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则皆其篇名，此决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览》所引，皆今书所无者，尤可疑也。然古书存於世希矣，姑以传疑存之可也。又有写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庄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别为一卷；前本虽八十二篇，而阙文者三，实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绍兴间董某所进。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矣。又班固记其说《春秋》凡数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无之。《寰宇记》曰：“三皇驱车抵谷口”，《通典》曰：“剑之在左，苍龙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此数语者，不独今书所无，且其体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书之非本真也。牛享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则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杜、乐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则“玉杯”，“竹林”同为物，又可想见也。汉、魏间人所为文，名有“连珠”者，其联贯物象，以达己意，略与杜、乐所引同，如曰“物胜权则衡殆，形过镜则影穷”者，是其凡最也。以连珠而方古体，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欤？其名其体，皆契合无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达监，馆本有《春秋繁露》，既尝书所见於卷末，而正定其为非古矣。後又因读《太平御览》，凡其部汇列叙古《繁露》语特多，如曰：“禾实於野，粟缺於仓”，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千土则五伤，土千金则五不成。”张汤欲以鹜当凫祠祀宗庙，仲舒曰：“鹜非凫，凫非鹜，愚以为不可。”又曰：“以赤统者，帻尚赤。”诸如此类，亦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谬也。《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辑，此时《繁露》之书尚存，今遂逸不传，可叹也已。
※《春秋决事比》
《崇文总目》：汉董仲舒撰。丁氏平，黄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武帝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於是作《春秋决疑》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至吴太史令吴汝南丁季、江夏黄复平正得失，今颇残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以为几焚弃於董卓荡覆王室之时者也。仲舒，通经醇儒，三策中所谓任德不任刑之说，正心之说，皆本《春秋》以为言。至引“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以折江都王，尤为深得圣经贤传之旨趣。独灾异之对，引两观、桓、僖、亳社火灾，妄释经意，而导武帝以果於诛杀，与素论大相反，西山真公论之详矣。《决事比》之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王、何以老、庄宗旨释经，昔人犹谓其罪深於桀、纣，况以圣经为缘饰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杀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汉 刑法志》言：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於是见知腹诽之狱兴。《汤传》又言，汤请博士弟子治《春秋》、《尚书》者补廷尉史。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岂有是哉！常秩谓孙复所学《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释例》十五卷
晁氏曰：晋杜预注。凡四十部。集《左传》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偕显其同异，从而释之，发明尤多。昔人称预为“《左氏》忠臣”，而预自以为有《传》癖，观此尤信。
陈氏曰：唐刘ナ为之序。
《崇文总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总目》：汉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贾逵事，因记《左氏》所短，遂颇流布，学者称之。後更删补为定。今每事左方辄附郑康成之学，因引郑说窜寄何书云。书今残逸，第七卷亡。
陈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书，郑康成作《针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以排之。休见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书多不存，惟范甯《梁集解》载休之说，而郑君释之，当是所谓《起废疾》者。今此书并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录。《馆阁书目》阙第七篇，今本亦正阙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为第七卷，当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阙定、哀，固非全书也。而错误殆未可读，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述议传》
《崇文总目》：隋东京太学博士刘炫撰。本四十篇，唐孔颖达《正义》盖据以为说而增损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义》三十六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按汉张苍、贾谊、尹咸、郑众、贾逵皆为诂训，然参用《公》、《》二家。至晋杜预，专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据杜说。贞观中，颖达据刘学而损益之，长孙无忌等又复损益，其书乃定。皇朝孔维等奉诏是正。
晁氏曰：自杜预专治《左氏》学，其後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有《义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毁，规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馀事，义特浅近，然比诸家，犹有可观。今书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
陈氏曰：自晋、宋，传杜学为《义疏》者，沈、苏、刘，沈氏义例粗可，经传极疏。苏氏不体本文，惟攻贾、服。刘炫好规杜失，比诸义疏，犹有可观。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证浅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彦撰。皇朝邢等奉诏是正。始令太学传授，以备《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书以何氏三科九旨为宗，本其说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尔。总而言之，谓之三科，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陈氏曰：《广川藏书志》云：“世传徐彦撰，不知何代，意其在贞元、长庆後也。”
※《春秋梁传疏》十二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四门助教杨勋撰。皇朝邢等奉诏是正，令太学传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卢仝撰。其解《经》不用《传》，然旨意甚疏。韩愈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盖实录也。祖无择得之於金陵。《崇文总目》所不载。
巽岩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传》害《经》，最为韩愈所称。今观其书，亦未能度越诸子，不知愈所称果何等义也。旧闻仝解惠公、仲子曰“圣辞也”，而此乃无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传》、《纂例》、《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总目》：唐给事中陆淳纂。初，淳以三家之传不同，故采获善者，参以啖助、赵匡之说，为《集传春秋》。又本褒贬之意，更为《微旨》，条别三家，以朱墨记其胜否。又摭三家得失，与经戾者，以啖、赵之说订正之，为《辩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闽人。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微旨》自为序。公武尝学《春秋》，阅古今诸儒之说多矣，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後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均之失圣人之旨，而穿凿之害为甚。啖氏制统例，分别疏通其义，赵氏损益，多所发挥。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陈氏曰：初，润州丹阳主簿赵郡啖助叔佐明《春秋》，传洋州刺史河东赵匡伯循，质从助及伯循传其学。助考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补以己意，为《集传》、《集注》。又撮其纲，例目为统。助卒，质与其子异缮录以诣伯循，请损益焉，质随而纂会之。大历乙卯岁，书成。质本名淳，避宪宗讳改焉，故其书但题陆淳。助之学，以为《左氏》叙事虽多，解意殊少；《公》、《》传经密於《左氏》。至赵、陆，则直谓《左氏》浅於《公》、《》，诬谬实繁。皆孔门後之门人，但《公》、《》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丘明，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焚书之後，学者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以为邱明。且《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门人见事迹多不入《传》，或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以广异闻。自古岂止一丘明姓左乎？按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於千载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唐志》有质《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辩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见。质，梁陆澄七世孙，仕通显。党王叔文，侍顺宗东宫，会卒，不及贬。然则其与不通《春秋》之义者，相去无几耳。
※《春秋加减》一卷
《崇文总目》：唐元和时国子监承诏修定，以此经字文多少不同，故志其增损，以防差。陈氏曰：称元和十三年国子监奉敕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经文字之类。此本作小缋册，财十馀板，前有睿思殿书籍印，末称臣雩校定。盖承平时禁中书也，不知何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论》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陈岳撰。以三家异同三百馀条，参求其长，以通《春秋》之义。
晁氏曰：其书以《左传》为上，《公羊》为中，《梁》为下，比其异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从锺传，辟为江西从事。
※《春秋指掌》
《崇文总目》：唐试左武卫兵曹李瑾撰。瑾集诸家之说，为《序义》、《凡例》各一篇；称孔颖达，《正义》，为五篇；采摭馀条，为《碎玉》一篇；集先儒异同，辩正得失，为三篇；取刘炫《规过》，申证其义，为三篇。大抵专依杜氏之学，以为说云。
巽岩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杜氏《释例》及陆氏《纂例》，瑾所自著无几。而《序义》以下十四卷，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学者第观《正义》及二《例》，则此书可无。且瑾之意，特欲以备科试应猝之用耳，初不为经设也。其名宜曰《左氏传指掌》，不当专系《春秋》。本朝王尧臣《崇文总》目及李ㄈ《图书志》皆以先儒《异同》、《规过》、《序》、《例》等篇为瑾笔削，盖误矣。写本或讹舛，复用《正义》删修之，乃可读。惟篇首数序，瑾所自著者，既无参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误云。
※《春秋通例》
《崇文总目》：唐陆希声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图》
《崇文总目》：唐张杰撰。以《春秋》所载车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缋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总目》：唐张杰撰。摘《左氏》传文，申释其义。
※《春秋精义》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汇事於上，分抄杜氏、孔颖达言数家之说，参《释文》。
※《演左氏传谥族图》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学《世谱》增广之，贯穿系序，差无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