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卷一续2
●卷一
○周政盛衰通考
文、武所以创业，成、康所以守成，幽、厉所以失政，其治乱兴衰之故有非纪事之文所能尽者。故统其前後而考之，庶学者可以一目了然。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三亳、阪、尹。”（《书立政》）
△用人与知人
篇名《立政》，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政，待人而後立者也。虽有善政，非贤莫行。不得其人则政徒为具文；而甚者反足以扰民。是以尧惟务举舜，舜惟务举禹、稷、契、皋陶，自能庶绩咸熙，地平天成；纣以多罪逋逃为大夫卿士，则暴虐於百姓而奸宄於商邑。唐之府兵，明之卫所，皆古寓兵於农之意，法非不善也；未百年而已不可用。是以其後变为广骑，增之召募。其尤甚者，隋苏威作《五教》以教民，亦何尝非唐、虞“敬敷五教”之意；然其後民相率杀其令长，曰“犹能令我诵《五教》不？”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故政非人不能行也。然人非用之难，知之为难。非有克知灼见而惟资诸荐引推毂之人，则钻营大臣以求显擢者有之？贿赂近习以为内援者有之，广交游，通声气以猎虚名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信乎克知灼见为最要也！如此，然後“帝臣不蔽”而上契於天心，使之为民牧长而百姓被其泽。故曰：“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此文、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开八百年之业也。曰：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曰：天下无必善之法，惟在乎其人耳。自汉以来，岂无良法；惟不得其人则民受其害。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三代以下之治则恃法而不恃人。由是不务择人，惟期变法，是以其弊终不能革。何以言之？宋时，州县皆以民供役，大户往往有破家者。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为免役之法，民出钱而官自召役。历代因之，以为善矣。然吏胥遂横行於州县，鱼肉小民，而官又信任之，遂致事权旁出，狱讼颠倒，民有资产者咸与交欢以图自保，无赖者结以为援，而风俗遂大坏。明初，州县之赋皆使大户输之京师，其後大户亦多破家。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而令官自督赋，以为善矣。然追呼烦扰，官吏藉以侵渔，闾阎因之凋敝。此无他：得其人则法皆可行；不得其人则用此亦弊，用彼亦弊，虽岁改而月易之，无益也。故曰：善政非其人莫行也。昔宋王安石行新法，守令贤者多弃官去；邵尧夫以为不然，曰：“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是则政虽不善，得其人，民犹不至大受其害；况行利民之政而得贤守令以布之，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是以文、武惟以得人为最要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书立政》）“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同上）
△庶狱与大狱
按：文王之不兼於庶狱，非轻於视狱也，乃重於用人也；谓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何则？治狱犹用兵也。情伪百出，非可悬揣而遥制也，必亲察之而後知之。庶狱之繁，人君所不能遍察也，则择其人而使治之。然既委之人矣，又何由知其违而训之？盖古者上下之情常捅，民有冤情，皆得自诉於君，君召其人而亲鞫之，是以莫得施其朦蔽。而文王之耳目尤广，故违与不违皆知之。不然，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果何为乎！一事违而训之，则百事皆不敢偏徇；一人违而训之，则百人皆有所畏儆，此文王所以不必兼也。若士大夫之狱则不然。孟子曰：“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是古者诸侯之狱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陈生舆伯与争政，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於王庭；叔孙昭子朝而命吏，曰：“将与季氏讼，书词无颇。”是古者卿大夫之狱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与雍子争畜阝田，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杀叔鱼与雍子於朝；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是古者位相埒则不能治其狱，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狱也，明矣。自秦始重狱吏之权，无论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谋反诬服矣。唐高宗时，人告长孙无忌谋反，许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犹以元舅之故不忍杀，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诚不可以谋反贷死，顾无忌实未尝谋反，高宗何不亲鞫之乎？至明置锦衣狱，其祸尤烈。杨涟、左光斗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狱中，覆盆莫告，榜掠至无完肤，卒以狱毙。若此者，岂非人主不自理之过与！故曰庶狱者，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此文王之所以不必兼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大雅》）
△周多贤才之故
贤才之出，非偶然也。天地之气清明醇粹，然後所生之人达於事理，闲於道义，而不惑於利欲之私。此非涵育数十年不能也。上重德行则俗皆尚德行，上重才略则俗皆尚才略，而父师以此为教，子弟以此为学。此非培植数十年不能也。周自大王迁岐以後，修德行仁不下数十馀年，是以贤才辈出，卿大夫士莫非宅俊。虽由文王之克知灼见而立民长伯，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故《诗》推本言之。
“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御侮。”（《诗大雅》）
△文王用贤才之法
周之贤才固多，要亦文王用之各当其才，故诗人以“疏附”、“先後”、“奔奏”、“御侮”分别言之。盖才全德备者其人良少，惟能各当其才，斯能悉举其职。故周公曰：“无求备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以後，多循资格而不问其才具，往往一人之身氵存更十有馀职。此果能悉举其职乎？抑未必然也？读此诗，可以悟此理。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书立政》）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辑干戈；载弓失。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武王求懿德
武王克商之後，“干戈辑”而“弓矢”固已；何以言“求懿德”而“肆时夏”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由於贤人弃而不用。官不得其人，则强陵弱，众暴寡者听之，子不孝，弟不共者听之，淫荒无度，侈靡自恣者听之。岂惟听之而已，重赋敛而民膏为之竭，鬻讼狱而民冤不得伸。非懿德之人不能抚安而整饬之也。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必不肯希荣而干进，隐於畎亩者有之，遁於山林者有之。非咨於众，访於人，夙夜求之，不能得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周非无懿德也；然而天下之地广矣，天下之贤多矣，是以广求之而遍用之也。“肆”，陈也，布也。用贤者，非以博好士之名也；布之天下，然後民得被其泽也。以此观之，武王之伐商，非富天下也，正以贤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故不得已而伐商也。贤才用而百姓安，风俗厚而人心固，则亲贤乐利，垂裕後昆；是以永言保之，至八百年之久也。
【附论】“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中庸》）
△孔子答哀公问政之旨
哀公问政，孔子何为以“人存”“人亡”告之也？政必待人而後行，前固已备言之矣，况鲁，周公之旧，周公所行者即文、武之政，无事於别立章程也。但相沿日久，视为具文，实惠不逮於民，亦有苦其不便而改之者。举而行之，本非难事，但患无其人耳。无其人，则非惟具文之无益也，而复古亦足以滋弊。故曰“其人存则其政举”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极言非政之难而人之难，犹树必待地而生，但有地未有不生树者也。“蒲芦”者，树之尤易生者也，所以申明政之易举而惟患不得其人也；孔子所言，证以周公《立政》所言文、武之事，若合符节。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信乎，先圣後圣，其揆一也！
△《家语》误录“为政在人”以下
按：孔子答哀公之问当至此而止；下文乃作《中庸》者因为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是以“好学”三句，复冠以“子曰”之文。则此数十言者，非孔子之言明甚。伪撰《家语》者不能辨文义之首尾，乃误以为至“择善固执”句止。“朝聘以时，厚往薄来”，既非诸侯之事，孔子以告哀公何为？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录《孟子》之言，尤其显然而可见者。况《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洁，从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而“达道”、“达德”、“九经”之属亦与“人存政举”之意了不相涉。《家语》之误，显然可见。朱子《章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补而论之。
△蒲芦为草名
“蒲芦”，或以为蜾，或以为蒲苇。朱子《章句》从沈括，以为蒲苇，正与上文“地道敏树”文义相贯。近世学者偶见蜾裸之说，以为新奇，遂极力驳朱子之误。非惟上下文义不相呼应，即令果是，而於义理亦何足为得失乎！圣人此数言者，实为经世要务，得文、武之真传；乃皆碌碌无所发明，但斤斤於蒲苇、蜾裸之同异，徒劳笔舌，良可叹也！
又按：“蒲芦”文皆从草，本草名也。故《诗》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又云：“鱼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苇亦多云芦苇；又有芦草生於田中。以蒲芦为草，其说为得之。《尔雅》一书本不足据，九州之名与《书》不合；谓夏改载为岁，亦与《经》、《传》乖剌，其说岂尽可信！就令蒲芦果为虫名，亦安见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芦也，即果裸为虫名，亦未尝非草名也。《豳风》云：“果裸之实亦施於宇。”《毛传》云：“果裸，栝楼也。”盖虫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云：“栝楼叶如瓜叶形，蔓延，青黑色。”是果裸不但名虫，亦兼以名草矣。况於蒲芦文皆从草，而反专以名虫，断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据《尔雅》之一语，遽欲驳朱子之误也！
“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饣奔饣喜；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
△行潦之喻
细玩诗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兹以澄之，即可饣奔饣喜；犹贤人困於泥涂，擢而用之，即可以为君宣猷布化而百姓享其福；此君子所以为民之父母也。以行潦为喻者，谓随地有才，不必其大也；虽片长亦足录，止须一挹注之劳耳。传以“行潦”为喻“岂弟君子”，似尚未尽诗意。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於天子。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於庶人。”（同上）
△吉人之媚
此诗三四两章皆颂祷之词，曰“土宇厚”，曰“受命长”，曰“百神尔主”，曰“禄尔康”，何以忽继之以“冯翼孝德”，“吉士”“古人”也？盖国祚之修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人主虽甚贤圣，然以一人而御四方，其耳目必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右非其人，则下情不上闻；都邑之宰非其人，则君恩不下达：虽日下恤民之诏，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益也。故必有冯翼孝德，吉士吉人，相与辅君之德，宣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长者益长。“媚”者，爱而能遂其心之谓。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剥削百姓以肥身家，而国计民生遂置之於不问。“媚於天子”，其不附於权门可知。“媚於庶人”，其不黩於货贿可知。国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禄康也。
△《酌》与《卷阿》之作意
此二篇，《序》皆以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然玩其语意，似皆咏当日之实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盖守成之世，太平无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乐，不以人材为事，而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继述之，故诗人咏歌而叹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左传》文公元年）
△“贪人败类”
此何以言“贪人败类”也？大凡国家用人，才不能皆全，德不能悉备，所贵取其所长，恕其所短；惟贪人则断不可用。何者？人一动於贪心，则不复顾名义，论是非，较曲直，止知利吾身耳。昔有磁州知州，以其子掌簿籍；解官之日，会计仓库，书吏有亏缺至千金者，以二百金纳其子，则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亏缺中。贪之所致，虽父子亦不顾，复何有於君臣！更何有於士民！故使贪人主选举，则贿赂至者即为贤才，不至者即为庸劣，而庶僚皆不得其人；使贪人主讼狱，则关说至者讼即胜，不至者冤即不得伸，而百姓皆不得其平。以至万事，莫不皆然。由是，为都邑之宰者咸务剥取其民，以求为政者之拔擢，而士大夫咸趋於贪；为民者亦咸务侵陵懦弱之人而吞其财，而不畏上之加以罪，而民咸趋於贪。故曰“贪人败类”，言化国之庶官百姓使尽为贫人也。人心一动於贪，则法语不改，巽言亦不复绎，故曰“听言则对，诵言如醉”也。人心一动於贪。则贤奸易位，曲直莫不倒置，故曰“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甚至拒敌讨贼，胜败呼吸之际而亦贪其贿者，关守将之受沛公贿而不设备，陈良瑜之左右之受李自成贿而纵使出险，是也。何者？人惟不贪，贪即无所不至也。故唐刘晏理财，悉用士人，而不假手吏胥，知其贪也；宋太祖立法尚宽，垂训不得杀士大夫，而犯赃者法无少贷，深知贪之为患大也。历观前古，未有不以廉吏致治，以贪吏偾事者。无怪乎良夫预知王室之将卑也！按《国语》称“荣公专利”，而此诗言“贪人败类”，故朱子《诗传》疑贪人为即指荣公。然则厉王之世，皆由委任荣公，以致用人行政皆失其宜；周之所以由盛之衰，此诗正与《周语》所载互相发明也。
【附录】“鹤鸣於九皋，声闻於野。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於九皋，声闻於天。鱼在於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
△《鹤鸣篇》之喻
《鹤鸣》一篇纯用比喻，在《风雅》中别为一格。《毛传》以为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朱传》则以首二句为“言诚不可掩”，次二句为“言理无定在”，树檀三句“言爱当知其恶”，他山二句“言憎当知其善”：语殊隽妙。然以揆之诗词，考之时事，殊未见确切不易处。馀初未阅毛、郑旧说，但於吟诵之馀玩其词意，似为用人而发。因取毛、郑之说观之，乃知前人之见已有如是者。虽其说尚有未尽合者，要之谓为“求贤”，於文义为得之。盖此诗首二句言贤人不难知：“鹤鸣九皋”，以喻贤人处於草莽；“声闻於野”，以喻才德出众，人皆知之。《毛传》所谓“身隐而名著”者，是也。次二句言贤人不难得：“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以喻贤人随地有之，固有遁於空谷者，亦有隐於下位者。“树檀”，以喻旧臣有功德者；“”“谷”，以喻旧臣之子若孙。檀虽佳树，而其下不保无与谷，以喻夫世族之家不必皆贤，能继其祖父之遗德也。“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以喻庶族或草莽之中皆有贤材，不当轻弃之也。《笺》以“他山”为“喻异国”，亦通。盖周自中叶以後，卿大夫多世为之；其见於《经传》者，若尹氏、皇父、家伯、荣夷公、虢石父之属，皆世族也。王畿之人多矣，世族不过百之一二耳；必世族然後登高位，则人材之遗弃者多矣。且世族岂能皆贤。大抵人情涉历艰难则其识日开，坐享富贵则其心易荡。是以周公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曰：“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世族中之贤者能几人哉！故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深知夫世禄子孙之多不达於民情也。居高位者既多持禄养交，甚至有以贪著名者，由是庶僚化之，相习成风，以承顺为时，以逢迎为得计。虽有方正之士，然以其戆直也，莫肯举之，而亦莫能容之。岂知圣君贤相亦未尝不赖有戆直之人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石虽粗也，而玉之温润者转得藉之以成其美，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明夫世族之外，朴直之材，其可用者尚多也。如此，似与诗之词意相合，而於时事亦切。言婉意深，最耐学人咀嚼。且与此後数篇正相表里。《祈父》，檀下也。《白驹》之“伊人”，石在山，鱼在渊者也。“絷之维之”，声己闻於野矣。即“转於恤”之“爪牙”，亦未必非鱼之在渚者。但能举而用之，则“晨门”“荷篑”皆得效王官之职，庶政毕举，闾阎富而风俗醇，之异邦者自不复咏“黄鸟”，依昏姻者亦不复叹“采{艹遂}”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於恤，靡所止居？祈父，不聪？胡转予於恤，有母之尸饔？”（《诗小雅》）
△《祈父篇》与将士之困
“爪牙”，《传》以为军士。“转於恤”，《传》以为久役。吕氏引勾践、信陵事，以为独子当免征役，故以之责司马。余按：诗人既自以为王之爪牙，又以独子为词以求免役，於理殊属难通。郑氏以为宿卫之士，不当从军者，较为近理。然王事多难，义不当自顾其私；而敌王所忾，亦不得谓“转於恤”也。细玩其词，似所谓“爪牙”者即曲长屯将之属，所谓“转於恤”者乃削贫困之意。盖周道既衰，大臣养尊处优，多失之於贪惰。贪则惟事削，惰则不知顾恤，以致将士贫困，不能自给，故以此责司马之不聪耳。嗟夫，自贪人败类以来，大臣之贤者渐少而持禄养交者多；非但良人弗求弗迪也，即爪牙之士可以御侮者亦使之转於恤，无怪乎王室之不复振也！旧说以此为宣王时诗。当宣王之初，召公辅政，周室中兴，不当有此。意者其宣王末年之事乎？说已详前《宣王篇》中。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同上）
△《白驹篇》与贤人之去
此篇，惜贤人之去而欲留之之诗也。贤人何以去也？盖自周道渐衰，卿大夫皆世及，草野之贤才罕有登显位者，然即下僚亦稀进用。何者？人之贪爵禄者多工於钻营，人之有学守者多拙於进取；而大臣皆世禄子弟，席丰履厚，自二三贤臣外，罕有以报国安民为事者，不过贪贿赂，喜容悦而已。贪贿赂则馈遗者升，喜容悦则柔媚者进；虽王之爪牙犹使之转於恤，何有於草泽之逸贤，而尚肯访而求之，举而用之乎！即幸而用矣，而时方尚逢迎，贤人亦不能为；是以翩然而去，虽欲絷维以永朝夕，而白驹已入於空谷也。此篇次於《祈父》之後，疑亦宣王晚年诗也。
【附录】“黄鸟，黄鸟，无集於，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同上）
【附录】“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同上）
△幽王亡国与当时风俗
吾少读《书传》，至周、宣、幽之际而不能无疑也。宣王中兴之主，西攘诸戎，南却淮夷、荆楚，诸侯复宗周；宣王崩，幽王立，仅十一年而遂亡，何哉？近年以来，熟玩《小雅》诸篇而後知其故也。盖国家之所以久，不在声灵之赫耀，而在人心风俗之美；而其所以美者，惟赖大都小伯之得其人，抚字而整饬之。周衰以来，贤才罕得进用，白驹入於空谷，故庶官多不得其人；不得其人，则闾阎失所，风俗日敝。是以《白驹》之後，继之以此二篇：“啄粟”“啄粱”，以喻为土人所陵藉，与《硕鼠》之“食黍”意同；“采{艹遂}”、“采{艹}”，言贫无所得食，但采野菜以自给也。毛、郑以为夫弃其妻者，非是。《朱傅》之说得之。盖惟闾阎失所则民不安其居，是以或转徙於他邦，或依托於昏姻；风俗日敝则民不相顾恤，是以虽他邦亦莫我谷，虽昏姻亦不我畜也。故虽《车攻》之会诸侯，《庭燎》之勤政事，尚未改盛世之规摸，而里巷之间，民贫俗漓，已无蒂固根深之势。所幸朝无失政，故人得以苟安；一有蹉跌，即不复振。无怪乎十有馀年而遂有骊山之变也！
“蟊贼内讧，昏靡共，溃溃回，实靖夷我邦。”（《诗大雅》）
“彼疏斯卑，胡不自替？职兄斯引。”（同上）
△幽王亡国与其用人
幽王何以有骊山之变也？曰：宠褒姒也。固也；卫灵之无道不亚於周幽，南子之淫乱亦未必减於褒姒，何以能保其国而无患也？孔子尝言之矣，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然则幽王之失，皆由於用人之不当耳。幽王所用之人，若皇父、家伯、仲允之属，《十月》一诗言之详矣，《正录》中亦已载之矣。要其蠹国害民之实，则莫如《召篇》中“蟊贼”等语为最得其情，何者？“”，暗昧也。“”，谗谮也。“溃溃”，之状也。“回”，之由也。“溃溃”，则万事不理，惟其左右亲近之所欲为而莫之禁。“回”，则嫉贤恶异，有直道而行，不与为党者，必文致其罪而去之。如是，是蟊贼而已矣。蟊贼者，害苗之虫也。“靖”，安也。“夷”，平也。国之有民也，犹田之有禾也。田之蟊贼去而後禾得遂其长；民之蟊贼去而後人得安其生。而今乃以安民平政之任付之蟊贼，民亦何辜而罹此惨酷乎！“疏卑”，旧说以疏为粝，以卑为精；粟米之法，粝十卑九，故疏以喻小人，卑以喻君子。夫粝固粗矣，十而减一，岂得遂谓之精；且上文兼称疏卑，下文“胡不自替”专承疏而言，於文义亦不合。“职兄斯引”，旧说以为“使我心为此故怆引长”，亦似与上文意未甚融洽。盖疏卑皆粗米，皆所以喻小人。小人既无才德，不能治民，何以不自引退？皆由大臣，喜逢迎，贪贿赂，引之使布於庶位耳。大抵民之安危忧乐惟在亲民之官，《立政》所谓“大都，小伯”者也。然大都小伯何以能得其人？由大臣廉明之察而用之也。大臣，则所用之人皆庸碌贪鄙者，所以大都小伯非疏则卑，而民困日甚也。周自厉王始用贪人。宣王委任召伯、南仲、仲山甫等，然後王室复安；及末年而《祈父》、《白驹》之诗作，周道固已衰矣。迨幽王之世而遂惟之人是任，以致都邑之宰莫非忄佥邪，无怪乎其“饥馑流亡”而“日蹙国百里”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或以其酒，不以其浆。々佩遂，不以其长。”（《诗小雅》）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扌求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同上）
△《大东篇》之“私人之子”
此篇前言东人之困，後言百僚之非其人。二章“杼柚其空”，贫也。三章“哀我惮人”，劳也。东人之子贫且劳如此，而西人之子乃美好其衣服，至舟人之子亦以熊罴为袭，其情固难堪矣。乃至私人之子亦得百僚是试，此何故哉？盖私人者，工於媚惑，巧於夤缘，是以执政大臣爱之，拔擢其子，皆得滥膺名器。然私人之子何知？知纳取财贿耳；知夸即乡里耳。何以忠君报国？彼不知也；何以安民和众，彼不知也。酒不以为浆，遂不以为长，言其侈也。“载施之行”，“不可以簸扬，挹酒浆”，喻其不事事也。抑非但不事事而已，且贪莫甚焉。“载翕其舌”，“西柄之揭”，喻其吞噬之无厌也。盖惟其得财也易，故其用财也侈，竭东人终岁之入，不足以奉私人一夕之欢；惟其贪侈而不事事，是以东人至於贫且劳而莫之恤也。大抵盛世之俗多俭，衰世之俗多奢。《风》，周之所以王也，则首之以《七月》。《唐风》，晋之所以霸也，则冠之以《蟋蟀》。今《大东》一诗贪且侈如是，周道安得而不衰乎！奸人富则良民必贫，丰年耽於逸乐则荒岁必无以自赡，是以《召》之诗，癫以饥馑而民遂流亡也。嗟夫，民犹是文、武之民也，法犹是文、武之法也；何以昔日之“崇如墉，比如栉”者，至此日而“杼柚其空”也？昔日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者，至此日而“哀我惮人”也？昔日之狐狸为公子裘者，至此日而熊罴止足为舟人裘也？无他，得人与不得人之异耳。昔日之“立民长伯”者无非“三宅三俊，克知灼见”之人，此日之“百僚是试”者则多“私人之子”，是以如此。读《诗》者比而观之，周室盛衰之故昭然可见矣。
△本考作意
《三代考信录》共十有二卷，惟辨其虚实真伪，使圣王之事不至为传记所诬，未及详其政事之得失也。夏、商之政，不可详考，固已；若周，则典籍存於世者尚多，可以考而知之，故复作《周政通考》以究其盛衰之由。但《尚书》多武成之世所作，昭、穆以後缺然；惟《二雅》中衰周之诗较多！故今采之以补《尚书》之缺。传记之文有互相发明者，亦取而载之。综而观之，庶足以见其初终得失之梗概也。
○周政盛衰续考
△《续考》序意
政之得失在於用人，前篇言之详矣。然未尽也。治国之务，莫要於开言路。人主以一人而抚有四方，虽天之聪明，其势不能尽知，故以明目达聪为先务也。然非但人主然也；虽大臣，虽群臣，虽一县一邑之长，其才岂能靡不长，其事岂能靡不知，惟能受善言则政皆无失。所以孟子不以“有智虑，多闻识”为贵，而惟欲“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也。所患者，自以为智而不能受人言，则奸人得以迎合其心而转其意，甚至听谗而妄害贤人者有之；况於其政尚可问乎！故今於《周政通考》之後复附列之。
气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张为幻。”（《书无逸》）
△《无逸篇》末章义
“胥”，相也。上可以之教下，下可以之谏上，即官同爵同者，彼此皆可施之；夫是之谓“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也。此篇前章述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之事，而此独言“古之人”者，古人风俗淳厚，以此为常事，不必贤君而後能之，亦不必人君而後如是也。善言日进，耳目日广，下情无不上达，不但政事之无缺也，虽奸人巧於陷人者亦苦於无隙可乘，不复敢张为幻；非谓为之而必破也，而其人自不生心矣。
按：《无逸》一篇乃戒人主逸乐之意，篇末何故继之以此？盖君道以用人为要，其次即听言，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也。然人主一耽於逸乐，则群臣相竞於逢君，而忠言多苦於逆耳，故复继之以此，亦无逸之馀意也。
【补】“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於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左传》襄公四年）
△“宫箴王阙”
按：《传》称“命百官，官箴王阙”，则非但虞人有箴也。虞人之箴，因晋侯好田而魏绛述之，故遂传於後耳。举一隅以三隅反，则群臣之箴皆当类是。周公所谓“胥训告，胥教诲”者，此其一事也。然王安得多阙？所谓“箴王阙”者，乃不待王有阙而预箴之，所谓防患於未萌也，如是，王安得复有阙！王犹如此，则群臣之皆能受谏纳诲可知。周之所以治化隆而受命长也。
△辛甲时代
《杜注》以辛甲为武王臣。即武王臣，亦未必不逮事成、康。此箴或作於成、康之世，未可知也。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小雅》）
“先先征夫，每怀靡及。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同上）
△《鹿鸣》、《皇华》舆“胥训告”
此所谓“胥训告”云云也。嘉宾在坐，鼓吹以娱之，承筐以进之，惟欲其“示我周行”耳；好闻善言之心可谓切矣。《皇华》之征夫，驰驱道上，困顿之不暇，而犹事“周爰咨诹”，抑何其虚衷若谷也！即此二诗观之，可知当时风气犹以听纳忠言为事；盖距成、康之世尚不甚远也。
此公卿大夫也，然皆勤於询访若此，然则周公所谓“古之人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者，非专指天子而言可知矣。公卿大夫皆不敢自谓贤，而孜孜焉惟欲访之人以助其不逮，其政事安得有缺者！盛世景象，於此可见一斑。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诗大雅》）
△《板篇》之“笑”
周道渐衰，风气日变，卿士大夫莫不自以为智，自以为贤，虽有一二人尚知训告者，而其人且付之一笑。“同僚”之言犹不肯听，况於“刍荛”！政事安得不失正乎！
“营营青蝇，止於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於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诗小雅》）
△《青蝇篇》之“谗言”
此所谓“张为幻”也。闻训告而厌之，则闻怨詈而必怒之，故小人有以投其隙而谗言日盛也。“四国交乱”，周室之所以不振也。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诗小雅》）
△《正月篇》之“讹言”
旧说，以“讹言”为谗言。然谗言不当属之民，上文“谓山”两句亦无着落，当指民间谤ゥ而言。“惩”，戒也。盖政事失则百姓困，百姓困则谤ゥ兴，虽不必其悉实（是以谓之“讹言”），然不可以不戒。譬若谓之为山，容有卑而过称之者，然必高於平地；为冈为陵，然後人始以山目之。若之何其不之惩也？无他，卿士大夫皆自以为贤智故尔。自谓贤智，则虽“召故老，讯占梦”，而人知我之自矜也，必不肯直言以贾祸，不过“具曰予圣”而已；求其若古之人胥训告云云者，不可得矣。“乌之雌雄”，何由辨之！周道之所以日衰也。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同上）
△《巧言篇》之“信谗”
谗言何以能使人信也？盖有巧术存焉，其始为无心，微示其意，使听之者涵之於心；渐而增之累之，听之者遂信以为实。故孔子曰：“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向使其谮之初而即平心核其真伪，其实邪，则致之罪，──孟子所谓“见不可焉，然後去之；见可杀焉，然後杀之，”者也──其诬邪，则治言者之罪，此後谁复敢张为幻者！故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也。如非大过，则宁置之不问。虽有贤人，不保无一二事之小失，况於形迹疑似之间者乎！孔子所以言“赦小过”也。如是，则守正之士皆尽心於国而不佥壬之忌。故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也。
《正月》之五章与《板》之三章义同。《巧言》此章与《青蝇》诗义同。但一在厉王时，一在幽王时耳。《诗》中此类言语甚多，不可悉载。姑载四章，以见大凡。
【附录】“郑人游於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佐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与周公
欲人之议执政，即“胥训告”之意。子产此事，诚为政之要图。是以韩子为之作颂曰：“乡校不毁，郑国以理”也。此虽春秋时事，然足以发明周公之意，故附录之於此。
△两考与《正录》
《立政》、《无逸》两篇，乃周致治之要。《正录》由虽已论之，然其蕴未尽，故复有《周政通考》以畅《立政》之旨。而《无逸》篇末三章犹未之论及，故今复为《续考》以补之。但祭公《祈招》之诗，卫巫监谤之事，己详於《正录》中，故今但取诗词著之。
●卷二
○周室封建汇考
周之制度，《仪礼》、《周宫》所载，《正录》已辩之矣。封建职官之制，前篇亦详之矣。然尚有无所附丽而未及之者，故复缀以此篇。
【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孟子》）
△《周官》大司徒说之非
《周官大司徒》云：“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方四百里；诸伯方三百里；诸子方二百里；诸男方百里。”说者遂谓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未足为据。余按：《论语》云：“可以寄百里之命。”《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易》曰：“霞惊百里，不丧匕鬯。”《传》曰：“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经》、《传》皆以百里为侯服之常，非孟子一人之私言也。《周官》乃战国以後人所撰，故不知而妄为之说耳。说并见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于阝、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姬姓之封非一时事
按：周之封同姓，成专以为武王，富辰以为周公。以《经》、《传》考之，卫封於武王世，鲁与晋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尽合。而姬姓之国至於四十，晋、韩、邢、茅必在其内，武王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盖古人之文多举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与召公对举，则称周公焉；其实乃陆续所封，不可概谓之武王，尤不得专属之周公也。故今考其封之先後，次第列之，以见其非一时之事云。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後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於难则振救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周封同姓非蕃卫子孙计
自富辰称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其後秦废封建，二世而亡，及汉兴，大封同姓，刑白马而盟，约非刘氏不王，由是後之论者咸谓周之封建皆为蕃卫子孙之计；其久享天下，皆封建之功，贻谋之善也。以余考之，不然。禹之王，皆因唐、虞旧臣。汤虽崛起一方，而其贤臣多在异姓，故孟子曰：“汤立贤无方。”周则贤多出於懿亲。其於传记可考者，同姓则召公，近属则二虢，诸弟则周公、康叔、毕公、毛公。贤在亲则封在亲，故曰“选建明德”。其“亲亲”也，即“贤贤”也。禹自躬稼而有天下。汤虽起自诸侯，然其先世亦微弱。周自大王开基，而大伯、虞仲以长让幼矣。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见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後安享之，以为祖父之德而吾独享之，於心不自安，故分其禄而与诸父昆弟共之，故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盖不以祖父之禄私一身，非以天禄而独私其兄弟也。周之封建亲戚，岂但为蕃卫子孙计哉！且周亦非独封其亲戚也。《记》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封帝尧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然则同姓之封初不先於异姓，盖亦未必遂多於异姓也，特其後嗣有盛衰耳。周之封建但不遗於亲戚，非专择於亲戚而封之也，明矣。论者但见富辰此言，遂以後人自私之念度古圣人之心；不知富辰特欲襄王之睦郑以安王室，故不言其他而但言蕃屏，不言其封他国而但言其封亲戚；言固各有所重，非先王封建之本意即如是也。正如王子朝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不过以晋为王母弟，故专言之；岂武王、成王但封母弟而不封曹、滕、应、韩之庶弟乎！嗟夫，圣人之心，其湮没於不善读书之人者岂可胜道哉！故今录周之封建，先先代之裔，次功臣，次武王之封文昭，次周公之别封，次成王之封武穆，次蔡仲之绍封，而取成专、富辰、祝它、王子朝之言汇列於首，庶学者参伍求之而有以识圣人封建之盛心也。
右通论周之封建。
【补】“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备览】“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史记周本纪》）
△辨未下车而封国之说
《乐记》云：“武王克商，未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帝尧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未下车，命封黄帝之後於铸，帝尧之後於黎，帝舜之後於陈；下车命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立成汤之後於宋以奉桑林。”余按：此二书所载，与《史记》国名互异，古书散轶，不可考矣。惟所云“未下车而封”者，於事理殊未允。古者王畿之外莫非侯国，灭一国始封一国；今武王始克殷王城，安所取地而封之！封国，大典也，当先寻求其後，然後备礼而命之於庙中，又岂车中所能为者！而宋之封在成王世，尤不得属之克殷日也。盖此文特作者形容之词，正如《春秋传》所云“楚子伐宋，屦及於窒皇，剑及於寝门之外，车及於蒲胥之市”者：但极言其速耳，非真有此事也。故今但列《史记》之文於备览。
右先代後裔之封。
【补】“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於河。”（《左传》成公十一年）
【补】“太公之封於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孟子》）
【备览】“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
△辨太公争营丘之说
《史记》此文下云：“太公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余按：武王之封太公於齐，必先克其地也；克其地，必有人守之，莱人安能与争！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尝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故不录。
右功臣之封。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书康诰》）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纟青{艹伐}、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於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於殷墟。”（《左传》定公四年）
△引《蔡沈传》辨周公称成王命封卫之说
《书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伪孔传》因之，释“孟侯”三句云：“周公称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蔡氏《书传》驳之。今录於左。
【蔡九峰《康诰篇序传》】“《书序》以《康诰》为成王之书。今详本篇，康叔於成王为叔父，成王不应以‘弟’称之。说者谓‘周公以成王命诰，故曰弟’。然既谓之‘王若曰’，则为成王之言，周以公何遽自以弟称之也？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无一语以及武王，何邪？说者又谓‘寡兄勖’为称武王，尤为非义。‘寡兄’云者，自谦之词，寡德之称。苟语他人，犹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语，周公安得以武王为寡兄而告其弟乎！特序《书》者不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遂因误为成王之书。是知《书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诰》、《酒诰》、《梓材》篇次当在《金》之前。”
余按：《经》文明称“王若曰，朕其弟”其为武王诰之无疑。《蔡传》之说是也。分器锡邑容或有在成王世者，若受封则断断在武王之世矣。故今从《蔡传》，列之武王之世，封鲁之前。惟所云“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尚恐未然。盖不知何篇之简，而其篇已逸耳。说并见前《武王克商》、《周公吊二叔》两条下。
【附录】“曹叔振铎，文之昭也。”“滕侯曰：‘我周之怔也。’”（并《左传》）
按：“文昭”惟封卫见於《经》、《传》；曹、滕、成阝、霍诸国皆无可考。以此推之，可矣。右“文昭”之封。以上并武王世。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於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诗鲁颂》）
【补】“周公之封於鲁，为方百里也。”（《孟子》）
“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职事於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鲁、燕之封在成王世
《史记周本纪》云：“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是谓燕、鲁之封皆在武王世也。余按：周公於武王为弟，於成王为叔父，而《诗》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则是封鲁者成王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奄始灭，而《传》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则是封鲁者成王时事也。盖周初之制，亲戚功臣之受禄，内外皆有之。周、召、毕、郇在畿内者也；齐、卫、曹、滕，在畿外者也；不以内外分重轻也。周公既受禄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鲁！至成王之世，周公内辅政事，外定商、奄，制礼乐，靖四方，成王以为周公功大，无以为报，故别封伯禽於鲁而使其次子袭畿内之封。其後於召公，遂亦援以为例，而别封於燕耳。周衰，王室东迁，内诸侯渐微而外诸侯之势盛，由是後人不复知周公之先已受采於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当在蔡、卫、曹、滕之後，遂以为武王之世，齐、鲁同时而封，误矣。故今载伯禽之封於成王之世，而燕之封缺之。
右别封。
【补】“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左传》昭公元年）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左传》定公四年）
△引柳宗元文辨桐叶封唐之说
《吕氏春秋》、《说苑》并云：“成王与唐叔虞燕居，翦桐叶以为，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成王曰：‘与虞戏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晋。”《史记》所载略同，惟以为史佚事。唐柳子厚尝辨之。今录其文於左。
【柳子厚《桐叶封弟辨》】“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於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於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余按：邑姜，武王之元妃；成王，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崩，成王、唐叔之年固已长矣，（说兄《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不得以唐叔为小弱，成王亦必不至以封国大典为儿戏也。柳子之辨详矣。独其篇末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则是犹以此事为或有，但非周公之所为耳。史佚亦贤臣，讵宜有此事！即有此事，周公岂容不谏而听之乎！此必无之事，故今不载；而取柳子末数语删之。
右“武穆”之封。
【补】“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左传》定公四年）
△《伪书蔡仲之命》
《伪尚书》有《蔡仲之命篇》，乃本《左传》文而衍之者。其《序》之谬，前於《周公篇》中已辨之矣。其命词亦缀辑前人语言以成篇者。
故今但载《左传》原文。
右绍封。以上并成王世。
【补】“天於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孟子》）
△周代巡狩年数
《周官》称“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国。”《伪尚书》采其说，遂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於四岳。”余按：周时巡狩年数，《经传》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云：“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群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杜氏注云：“征谓巡守征行”，则是周亦以五年一巡狩也。且唐、虞五载一巡狩，周乃改为十有二年，亦未免失之於疏阔。大抵三代以上文多缺略，事难详考；传记各记所闻，互有同异，皆不足以为据。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记巡狩朝觐之大略；至於年数多寡，缺之不失为慎。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同上）
△周之弱不因封建
自汉以来，说者多谓周人弱於封建，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余按：《孟子》此文，王於诸侯，庆之让之，贬之削之，莫敢违王命者，是其予夺之权操之天子，何有於弱，亦岂但空名而已哉！但自平王东迁，王室微弱，号令始不行於天下耳。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周以前，自天子出者也；东迁以後，自诸侯出者也。岂得见其後之微，遂以概其前之盛乎！晋文、襄之世，进退臣僚皆惟君命是听；顷、定以後六卿专政，公室始卑。鲁僖、文之世，权亦在上；襄、昭以後，政始出於三桓。岂得谓文、襄、僖、文之世已失政哉！且自幽、厉淫暴，犬戎内侵，骊山之变，畿甸尽没於戎，使其时无诸侯，则天下皆骚动，非胜、广起於闾左，则刘、石兴自塞外，虽欲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且不可得，奈之何以封建故咎周也！且周之封国见於《经》、《传》者不过蓟、祝、陈、杞、苏、檀、齐、宋诸国，及兄弟之国十有五，同姓之国四十而已；其馀皆夏、商之旧国也。武王即不封建，此千数百馀国岂不能据地自雄者！若尽取而灭之，使先世帝王卿相之有功德於世者尽殄绝其祀而後已，是岂圣人之心也哉！大抵汉、唐文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时势，其所关者非小。故今考而辨之。
右朝觐巡狩之制。
周之封建先後不一时，其经制亦不能专系於一代，故不以载於《正录》而别述此篇，统纪其制而分类以记其事，庶易於考核也。
○周职官附考
周之官制，《诗》、《书》皆未详言。《周官》一书亦多附会。唯《孟子》文尚可得其梗概。今附载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
△卿与大夫
按：《春秋》於列国之卿皆书为“大夫”，则是卿乃上大夫，大夫则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东迁以後，卿日以尊，故但称为卿以别於他大夫，而此文与《王制》遂沿而称之耳。又按《春秋传》，卿之下有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别；疑皆後世所增，如鲁三卿之外复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晋六卿之外复有缺、赵穿等未有军行之卿者然。恐当以《孟子》此文为近是。
△乡官之不可废
三代之所以异於两汉者何在乎？两汉之所以异於唐、宋者何在乎？其事盖非一端，而设官其尤著者也。《周官》、《王制》虽皆出於後人之手，不无揣度附会之失，当日官制不可详考，然以《孟子》此文推之，诸侯之国大者仅及百里，而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佐治者要不下百数十人，故其耳目易周，精力亦无不逮；一人有善，得以赏之，一人有恶，得以罚之；是以豪猾无所用其武断，吏胥无所施其蒙蔽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野人少而君子多则不足於养，野人多而君子少则不足於治。是以先王量民数以设官，而不肯惜小费以致废大事也。两汉则不然。自令、丞、尉以外，止有乡三老、啬夫、游徼、亭长之属耳；较之三代，邈乎不相及矣。然犹有秩有禄，选其贤者充之，是以其人尚知自重，其耳目精力尚可勉强从事。以故其治尚为近古，风俗尚多浑厚。至隋，尽废乡官，一县之中止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其时承南北朝之汉，久乱之馀，户口稀少，犹之可也。至唐开元、天宝之际，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宁、元丰以後，户口之盛尤远过於前代，岂此数人者之所能遍理！无怪乎百姓之争日多而吏胥之权日重也！
【附论】“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中庸》）
△“官盛任使”
官何以当盛也？所以优大臣也，亦即所以熙庶绩也。何者？一国之政多矣，非数十人所能遍理；设官少则势不能兼顾，非惟政事之多废也，而吏胥皆得操其厚薄之权，仆从皆得肆其上下之手，其倒行逆施者亦不少矣。故宫必盛而後可任使也。有一事即设一官，则人有馀力而事有专责。有一官即择一人，则人知自爱而事无不举。为大臣者但能课其勤惰而总其成，而庶绩自咸熙矣。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土倍中土，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
△《孟子班爵禄章》不必拘
按：大国地方百里，倍次国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倍小国也。而小国之君十卿禄，以田计之，当食一万六千亩（以下食田亩数并见《集注》中所引徐氏说）。次国食二万四千亩，多於小国者仅三之一。大国食三万二千亩，多於次国者仅四之一。大国之田将何所置之乎？卿亦大夫也，故《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犹士之有上中下耳。大夫与士，则名分判然隔绝。而卿禄有四大夫三大夫者，大夫禄乃止倍於上士，何邪？窃谓读此章者但当求其大意，不必拘其细数；孟子固曰“其详不可得闻也”。然则孟子之所言特其略耳。尝考春秋以前诸侯之国，大约分为九区：内一区为乡遂，以为君禄；外八区为都鄙，以为大夫士之禄。犹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王畿方千里也；犹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而中为公田也。然则大国之君禄当倍次国，次国当倍小国；孟子特大略言之耳。大国小臣数多，则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小臣数少，则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大国次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亦必不止於倍；而卿禄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但籍已去，故其详不可考耳。天子之卿受地仅倍大夫，况诸侯之卿何至遂三之四之乎！盖春秋之世卿权益重，卿禄益厚，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说。其实皆当以渐而杀，非独卿与大夫然也。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倍为率；虽有增减，要不甚多。於此见先王之不以天禄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周衰，典籍散轶，後人虽有纂述而揣度附会者居多。幸《孟子》此章犹存，尚可得其大概。馀已详《经界考》中，兹不悉赘。
【附论】“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中庸》）
△重禄之效
禄何以当重也？所以恤群臣也，亦即所以责群臣也。何者？士既受官於朝，必将资以养其父母妻子也。位益尊则所费益广。禄不足以赡之，惟贤而有守者乃能洁己而安贫耳。若其守少不坚，则必有聚敛於百姓以自奉，侵蚀於国帑以自肥者；无怪乎民日困而国日贫也！故善治国者必与士以重禄，使无内顾之忧，交谪之患，则少知自爱者皆耻为聚敛之臣，耻为盗臣矣。而又择其贤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妇子宁者乎！有不仓廪实而府库充者乎！故骤观之若费而细察之实省。如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附录】“管子於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齐语》）
【附录】“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同上）
△《管子》乡官之制
此所谓乡官也；与前所载《孟子》“六等”之文互相发明。何者？治民必藉於人。敷十家而即为之“长”，数百家而即为之“帅”，则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难治，吏胥无所投其隙，奸豪无所肆其暴，诚良法善政也。桓公去古未远，先王之制犹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洽齐国，所以能霸诸侯而匡天下也。後世惟务省费，省费则必省官；日减日少，遂至於数万户而止付之一人。即有贤令长，亦不能以遍理；况贤者不可多得，非假手於吏胥则置民事於不问耳。假手吏胥，故吏胥横行；赋敛狱讼何一非吏胥操其权，倡赌盗贼何一非吏胥为之主！吏胥富，而闾阎日以瘁矣！置民事於不问，则强陵弱，众暴寡，良民日困，非凶悍无以自全，於是里巷之间相率习为豪强，争斗以自保其身家。无怪乎民日贫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轻视桓、文，羞言管仲；吾独以为不然。姑无论其他，唐、宋以来，名臣贤相史不绝书，有复古乡官之制者乎？有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则管仲未可轻也。惟汉诸葛武侯尝自比於管、乐，其後相业果为秦、汉以来第一人。亦何必为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异於王者，惟在假仁义以服人。其实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远，王政尚多存於世者；汉、唐以後，王政存者宁有几乎！若之何轻视桓、文也！《国语》之文虽难尽信，然此文於理与时势皆得之，必非妄者。观此，犹足见三代之遗制。故并录之。
【存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篇》）
△千室为最大邑
“千室”，大邑也。“百乘”，大家也。晋文公在齐有马二十乘，齐陈文子有马十乘；则百乘，家之最大者矣。圣人以千室百乘相对为言，然则千室亦邑之最大者。寻常之邑不过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尚多能尽其职。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彦，圣人始以千室许之；非他人所及也。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数万户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乌可得乎！
【存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
△“百室之邑”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为小，则邑之大者当亦不多也。此虽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即有人治之，则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观此言，犹可想见当时之美政也。
△儒者罕言乡官
乡官之制，乃三代圣人之大经大法，必不可废者。亦非但乡官也，百里之内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无废事。而後世皆举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井田封建虽属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若庶僚乡官，直举而措之耳？不知何以无人计及此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制而附及之。
○周遗迹补考
石鼓：
△引汪师韩文辨石鼓
岐阳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诗。唐韩退之以为周宣王时所作。宋欧阳永叔云：“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文》。遗近录远，不宜如此。况传记不载，不知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二君”谓韦与韩；韦诗详後汪上溯《石鼓说》中）其论当矣。而张氵昊《谷杂纪》则云：“石鼓经秦涉汉，其亦久矣。其间岂无好事者称道之；历时之久，书传不存，後人不知耳。苏勖《载记》云：‘石鼓，谓周宣王猎碣，共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唐章怀太子注《後汉书》云：‘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以二书言之，则安知秦、汉间无称道之者”。则又以韩公之说为是，欧公之疑为非。汪上湖先生《石鼓说》辨之颇详。今载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说》】“石鼓在陈仓野中，隋以前无所见闻。唐贞观中，苏勖始纪其事。郑馀庆徙置凤翔之夫子庙，而亡其一。宋仁宗皇佑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十数乃全。至徽宗大观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钦宗靖康末，金人辇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抚家。其家後改大兴府学。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庆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时宰，以大车十乘载於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各五鼓。按：韦苏州诗谓是文王时鼓（今本亦作宣王，无文王字），宣王时刻；韩文公直称宣王时作。逮宋程泰之，以《左传》昭公四年，椒举云‘成有岐阳之’，指是成王。欧阳公《集古录》乃有三疑。而郑夹氵祭以秦权秦斤证之，指为秦刻。沿及金源，元遗山《中州集》云：‘荏平马子卿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馀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金史》采其事入本传。郑、马二说，後人讥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窃叹马氏有卓识矣。所惜其文未见，曾不知其定为後周何时耳（此下节删一段）西魏之末，官法《周礼》，诰法《周书》，则诗袭《雅》、《颂》之文诚无足异。但史称‘周武帝崇尚俭朴，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猎岂肯夸耀其车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诏皇太子ど抚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获二白鹿以献；诏曰：‘在德不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无字），其称及鹿者有四，且有即一章而两言鹿者，合之则鹿字凡六见焉。有曰‘我鹿允异’，岂非瑞应意乎！文内‘与鲤’、‘杨柳’、‘灵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称‘天子’又称‘嗣王’者，宣帝穷奢极丽，车旗章服俱倍数前王，此词当是大象元二年间，天台侍从之臣追纪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称武帝，以‘嗣王’称宣帝──而宣帝每自称为‘天’，则当时又未必称以‘嗣王’也。文盖以‘天子’称宣帝，以‘嗣王’称静帝。虽宣帝於即位之始即传位皇太子衍，顾不称太上皇而自称天元皇帝，是以文内‘天子’‘嗣王’连言之，犹之《周书宣帝纪》内‘帝’与‘皇帝’连及也。静帝即位仅七岁，其三年为周大定元年，二月即禅位於隋。其时石鼓甫成，应即委弃。而篆文人识者少。唐贤徒见‘车攻’‘马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润色文章耳。其词其文，後人自有明於鉴察者；正不必依傍韩、苏，笃侩而不敢议也。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传，与余言一证其同异哉！”
余按：石鼓所刻诗词不载宣王一事，亦无宣王时一人名，不知唐人何由决知其为宣王？自东周以後，下迄於隋，书之存於世者多矣；石鼓果周宣王时物，必为世所宝贵，称道者当不知几许，何以称者皆不存，存者皆不称乎？汉都长安，距岐为近。班固，扶风人，郡中有此古物，尤不应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且苏勖与章怀太子皆唐人耳；以唐证唐，何足为据！自苏勖至韩退之，相距不二百年，而书传所载，称之者凡四人。自周宣王逮隋千有馀年，而反无一言之见於书传。然则此鼓之在汉、魏以後而不在周、秦以前明甚；欧阳子之疑是而氵昊之言非矣。是故韩、韦谓为宣王，苏子瞻“想当然”之说也；张氵昊言安知秦、汉无称道之者，秦桧“莫须有”之狱也。以“想当然”、“莫须有”折天下之狱，则狱靡不冤。以“想当然”“莫须有”断古书古物之真伪，则书与物靡不失实。然则即谓此鼓为尧、舜时所作，谓夏、商之时书传不存，安知无称道者，亦谁能穷其诬哉！汪公之辨详矣。此鼓果为宇文氏之物，余虽未尝详考，然断非周物则较然也。
又按：《谷杂纪》以为成王时物者乃韩元吉，而上湖以为程泰之；以为秦时刻者乃任汝弼，而上湖以为郑夹氵祭；所引互异。盖韩、程皆尝谓为成王，任、郑皆尝指为秦刻，论者各据所见之书言之，是以不符；不足以为异也。
里城：
△引《封演记》辨里城
汤阴城北有文王演易台，其地高於旁者丈馀，即唐人所称里城也。城中地故高，日久城颓，惟高原存焉，故人以台呼之。唐《封氏闻见记》尝辨其妄。今录於左。
【《封氏闻见记》一则】“相州汤阴县北有里城，周回可三百馀步；其中平实，高於城外丈馀。相传文王演《易》之所。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实。然则小城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家，以为保固耳。”
余按：汤阴之西为林县，其北为安阳，又北为磁州。距馀乡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馀里。其在山中者，山上多垒石为城寨。在平地者，其村外往往有高广如封氏所言者。其城或尚存，或已颓，或半颓。余数往来於诸县间，问之土人，皆云前代避乱之所。然则汤阴此台亦如是而已矣。封氏之言是也。盖筑城自保，势须据险，以高临下，有山则据山，无山则筑平地使高，筑城其上，方足以制仰攻，本理之常，无足异者。但临大道者少，人或不之见，见亦不为意。而汤阴之台东逼驿道，人皆知之。既莫考其所始，而其地近殷墟，故好事者遂以里之事附会之耳。余又尝居开州，即唐顿邱之南境也。城以南如汤阴此台者不下数十，盖即封氏所谓“古小城”者。其城率已颓，土人呼为“骨堆”。最大者，有霸王骨堆（盖以大得此名），韩信骨堆（盖“韩姓”之讹。）其村农相传云：“项羽与韩信相拒於此地，以筑骨堆大者为胜。”夫羽与信固未尝战於此，即至此亦岂有馀暇，筑台较其胜负乎！里之城，当亦类是。里巷流传之语固不可据以为实也。呜呼，汤阴有演《易》之台，则陈州亦当有修《春秋》之阁矣；涿州有张飞井，赵州有鲁班桥；甚矣邪说之入人深而不学无术者多喜事也！
△古迹相因而生
按：里之事本战国人所述。既相传为有此事矣，秦、汉以後因以演《易》附会之。既复相传有演《易》之事矣，魏、晋以後因又以古小城附会之。证据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说。市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说皆相因而生者乎！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世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并附辨之。
文、武、周公陵墓：
【备考】“毕在镐东南杜中。”（《史记周本纪》）
【备考】“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皇览》）
【备考】“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周陵之误指
按此诸说，则周文、武王陵在渭水南，长安之西南也。自唐以前，无异说者。至宋乾德四年，诏给守陵五户，春秋奉祀，始以咸阳县之西北秦惠文、悼武二王冢为周文、武王陵而祭之；沿误八百馀年。前人辨之详矣。今不复赘；但取《史记》诸家之言载之，以备後人考证云尔。
古物，古迹，其於事理，末矣。然或以伪乱真，或附会舛误，而人遂信以为实，其所关亦不细。故亦补而辨之。
●卷三
○周制度杂考
△“子”为未成诸侯之称
《春秋》所书列国之君，多有称某子者。滕侯杞伯，亦多称为“滕子”“杞子”（《春秋中，无“侯”“伯”兼称者；惟杞、薛尝一称为“侯”。然桓三年“公会杞侯於成阝”，据《公羊》乃“会纪侯”，二家文误。则隐十一年“薛侯来朝”，恐亦是文误耳）。说者谓周之列爵凡五，子爵在伯之下，男之上；其本侯伯而称子者，或以为时王所黜，或以为圣人所贬也。余按：列国之爵受之先王，传之先君；周道既衰，而孔子乃布衣之士，安能黜之贬之！若可以贬其爵，则亦可以进其爵；何以不闻有子而进称为公，进称为侯伯者？侯伯可贬，公亦可贬；既可贬为子，亦可贬为男；又何以不闻有公而贬为侯伯，侯伯而贬为男者乎？由是言之，谓为时王所黜，圣人所贬，恐皆未必然也。
余尝细考《经》、《传》之文，“子”之为称乃未成乎诸侯之名，与伯及男不同义也。故有天子之卿而称子者，《尚书》之微子、箕子，《春秋》之单子、刘子，是也。有诸侯在丧，未即位而称子者，葵丘之称宋子，温之称陈子，是也。有抚有一国，未成为君而称子者，叔武之称卫子，子仪之称郑子，是也。皆不成之为诸侯也。若其国而夷也，则亦称之为子，吴、楚、邾、莒、徐、沈、郯、潞之属是也。此盖古制如此。即本侯伯之爵而既杂於夷，则亦概以子称之。故《国语》云：“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然则吴本伯爵也。滕、杞之称为子，当亦如是。故《传》曰：“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又曰：“杞，夏馀也，而即东夷。”非贬之黜之，盖略之而等之诸夷也。
犹後世之於僭国，皆称之为“魏主”“吴主”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夫爵既有五矣，何以其等止分为四？公侯伯既各为一等矣，何以子男独同为一等乎？盖子也者，未成乎诸侯之称也；既未成为诸侯，则其班当随乎其最卑者，是以与男同一位也。说者不加细考，误以子与公侯伯为一例，遂谓贬黜其爵为子，则宋、卫、陈、郑之称子又何说焉？且非但国君有子之称也，其後大夫士亦称之。盖春秋之初，卿尚罕有称子者。间一有之（如卫石子、齐高子之类），亦但以为称，不以为谥也（若鲁共仲、成季、齐管敬仲、卫石骀仲之属，谥皆称以字；惟晋栾共叔，《国语》作栾共子，盖後人所追称）。卫自甯庄子、石祁子，始连谥称为子；
晋自赵成子、栾贞子以後，鲁自季文子、孟献子以後，而卿莫不以子系於谥矣。大夫虽尚未谥以子（如子服景伯、子家懿伯之类），然相称亦以子，若叔仲子、子服子、子家子之类是也。至春秋、战国间而子遂为通称。凡有名於时者，虽布衣之士率称为子，若庄子、惠子、鬼谷子之类是也。故《论语》颜渊之贤，子路之长，皆不称子（至孟子时，颜渊始称为子）；闵子骞、冉有间一称子；而曾子、有子则皆称以子。虽其门人所记，亦其时之先後然也。至孟子时，则高、夷、徐、陈、公都之属莫不称子矣。然则子也者，本未成乎诸侯者之称，渐而卿称之，渐而大夫称之，又渐而布衣之士亦称之者也。犹之乎“君”本国君之称，渐而卿大夫亦称君（《仪礼》，公士大夫皆称为君），至後世而朋友亦相称为君也。
说者不考称子之由，故其释“君子”也，以为有位者谓之君，有德者谓之子。岂知君子云者，本皆有位者之称（《诗》之“君子至止”“君子来朝”皆称诣侯之词），而後世以称有德者耳。犹称大德者为“大人”，不肖者为“小人”也（孟子云，“说大人则藐之”，罢云，“吾侪小人”，──冉有云，“小人何知”，皆以位言）。不详究其始末而但揣度附会以为说，以君与子分属之位与德，失之远矣！
△谥法由渐而起
《逸周书》中有《谥法篇》，传《史记》者取而冠之简端。其文云：“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於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云云）。”後世儒者咸信之而不疑。余按：谥法之所为制，意必将以劝善而惩恶也。善者谥以善，恶者谥以恶，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然後人知所以劝惩。今此篇中，经纬天地曰“文”，锡民爵位亦曰“文”，圣闻周达曰“昭”，容仪恭美亦曰“昭”；使睿圣之君与小才小善者同科，固已不足为劝。至於克定祸乱曰“武”，夸志多穷亦谓之“武”；乱而不损曰“灵”，死而志成亦谓之“灵”；美恶同词，圣狂一例，褒贬之义无存，劝惩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谥法，欲何为乎？“帝”也，“王”也，“公”“侯”之与“君”也，长民者之称，非谥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以此？
“钦”“明”者，史臣赞尧之词；“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成专引而释之，以见文王（《诗》本言王季，专以为文王）之德然耳；岂得皆谓之谥！齐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盖沿商以干名为号者；今乃以“丁”为谥。然则“乙”“癸”亦当为谥，何以又不之言？他如“正”、“直”“忠”、“爱”、“夸”、“惑”之类，春秋时从未有以之为谥者。则此篇为後人之所妄撰，明矣。且周既制此谥法，必先分别夫应谥之人，或通行於诸侯，或兼行於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卫康叔之後五世无谥；齐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铎皆四世无谥。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无谥。周公子伯禽亦无谥。晋唐叔子燮，父子皆无谥。周果制为谥法，何以诸国之君皆无谥乎？
盖谥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渐而起者。上古人情质朴，有名而已；其後渐尚文而有号焉。至汤拨乱反治，子孙追称之为“武王”，而谥於是乎始。然而子孙卿士未有敢拟之者。周之二王谥为文、武，盖亦仿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放亦谥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仿而行之。犹之乎商有三宗，西汉亦有三宗，至後汉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无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於天下，故其没也，成王特赐之谥。召公历相三朝，康王遂仿周公之例而亦谥之。然皆以为特典，非以为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诸侯谥者寥寥。数世之後，俗弥尚文，遂无有不谧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拟也。至周东迁以後，而卿大夫始渐有谥。尝以《春秋传》考之，晋自文公以前，惟栾共叔有谥（《国语》有韩定伯）；
狐偃、先轸有佐霸之功，而谥皆无闻。至襄公世，赵衰、栾枝始有谥，而先且居、胥臣之属仍以字称，则是亦以为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谥为常；先、三以罪诛，乃无谥。降於平顷，则虽栾盈之以作乱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靡不谥矣。鲁大夫有谥者，较他国为独多。然桓、庄以前，卿尚多无谥者。昭、定之间，则荣驾鹅、南宫说、子服、公父之伦，下大夫靡不谥者。郑大夫初皆无谥；至春秋之末，子思、子亦有谥。惟宋大夫始终无谥。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齐，彼此互异若是？然则谥之由渐而起，彰彰明矣。即“灵”“厉”之属，其初亦非恶谥而子孙臣庶公然加之也。盖贤者既奉以嘉名，而不贤者无可推崇，则亦依傍其性情行事而谥之。《书》云：“灵承於旅。”
《诗》云：“濯濯厥灵。”《论语》云：“子温而厉。”又云：“君子，听其言也厉。”灵与厉何尝即为不美之名；但相率以之谥暴主，而其後遂以为辱耳。犹之乎周有恭王，鲁有恭公，汉有顺帝，未尝不为美名；而自南北朝来，宋有顺帝，周与隋有恭帝，後世遂以恭顺为忌讳也。《周书》之作盖在战国、秦、汉之间，彼固取前世王侯卿大夫之行事而揣度言之，复杂取传记之文以附益之者。若之何後儒之不之察也！
△戎狄与蛮夷之不同
《戴记曲礼篇》称“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王制篇》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明堂位》篇亦云：“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皆以蛮夷戎狄分属四方。後世说者沿而不察，皆以为然。余按：《禹贡梁州章》云：“和夷续。”《绵》之诗云：“昆夷兑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是西亦有夷也。《诗韩奕》云：“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是北亦有蛮也。《春秋经传》：“公及戎盟於唐”，“公追戎於济西”，“齐侯伐山戎”，“无终子使孟乐如晋，请和诸戎”，“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是东与南北亦皆有戎也。
安在可以四方分哉！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故《禹贡》云：“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尧典》亦云：“蛮夷猾夏。”则是九州之外皆为蛮夷，初未尝分戎与狄也。盖夷犹裔也，裔犹边也；以在九州边上，故附见於九州，在冀、扬为岛夷，青为夷，莱夷、徐为淮夷，梁为和夷。谓之要服，则是犹有礼教存焉。故《春秋传》称“用夷礼”，是夷未尝无礼，但不及中原文物之盛耳。蛮则蠢然无知，故但谓之荒服。然则蛮夷以内外分，不以东南分；四方皆有夷，亦皆有蛮，不得专属之东南也。盖唐、虞都冀，北近南远，每服虽约以五百里，然北常狭，南常广，故蛮在南方为多。而记礼之家多齐、鲁之士，地近东夷，遂误以夷专属之东，而以蛮专属之南耳。
戎者，西方蛮夷之一，犹其有氐与羌也。狄者，北方蛮夷之一，犹其有追与貊也。其见於经传者，数者之外复有庸、蜀、{髟矛}、彭、微、卢、百濮、百越之属。然惟戎与狄为最盛，往往分居四方。故狄或居冀，或居雍，而戎或邻於秦，或邻於楚，或邻於晋，於齐，於鲁，於燕，犹氐、羌之盛於汉、晋间也。及战国之世而戎、狄渐微，是以其後无闻。不得以戎属之西，狄属之北，而与蛮夷分列而为四也。故《春秋》书“公会戎於潜”，“齐人狄人盟於邢”，“公伐戎”，“卫人侵狄”，“戎侵曹”，“狄伐郑”，“狄侵我西鄙”，“晋人败狄於箕”，如此者不啻数十事；而从未有直书“夷伐某国，蛮伐某国”，及“会夷，盟蛮，伐夷侵蛮”者（《传》称“晋武公伐夷”，此夷乃王畿采邑，非蛮夷之夷）。
而《春秋传》，吴、楚、邾、莒往往称为“蛮夷”，亦从未有称为戎狄者。然则是“戎狄”为国名而“蛮夷”乃其通称，彰彰明矣。大抵《戴记》诸篇，汉儒所撰，其说多本之《传》；然沿而误者常十之六七。故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於经，其次则参考於传；不得但据《戴记》之言，遂信以为实也。
△古人尚右
隋、唐以来，世皆以左为上。或谓古人亦上左者。或又因《檀弓》文“孔子有姊之丧，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左”，遂谓古人吉事以左为上，凶事以右为上者。余考之《春秋传》，皆上右者，惟楚人上左耳。桓王之伐郑也，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郑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皆先书右而後书左。其叙宋之六官，亦皆先右师，後左师。则是皆以右为上也。即晋之三军，亦上军在右而下军在左。何以知之？城濮之战，胥臣以下军之佐犯陈、蔡而楚右师溃；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而楚左师溃。必阝之战，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夫晋、楚之师相向而战，则楚之右，晋之左；楚之左，晋之右；而晋常以上军当楚左，下军当楚右，是上军在右而下军在左也。惟叙楚之军帅皆先左而後右。故季粱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必言“楚人上左”者，明诸侯之国皆上右也。然“右广，左广”，“右盂，左盂”，“右司马，左司马”，皆先右而後左，则是楚人且不尽上左矣。由是言之，三代以上固以上右为常。故《礼》：“宾由西阶，主人由阼阶。”西在右，东在左也。“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是上之则曰右之，下之则曰左之也。岂但《顾命》之陈宝，先“西序”，後“东序”，先“西房”，後“东房”必凶事乃上右乎哉！《戴记》之文本难取信，而《檀弓》中尤多乖谬。况所谓“尚右，尚左”者，乃手之所向，非身之所处，初非以此别上下者；乌得据此而以上下分吉凶乎！下至汉世，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既免，乃徙陈平为右丞相。诸吕诛後，平以周勃功大，复以右丞相让勃而自为左。则是此时犹以右为上也。况三代以上乎！曰：然则《乐记》之“分周公左，召公右”，《史记信陵君传》之“从车骑，虚左往迎侯生”，何也？曰：《传》曰：“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东在左，西在右，故谓“分周公左，召公右”耳，非以左右分上下也。《书》曰：“太保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是亦毕公分右，召公分左；然乃先言“太保”，後言“毕公”者，则是但以东西分左右，初未尝以左右分上下也。至於车中之位，尤与堂上不同。御者执辔，必居车中；持矛者必在右，乃便於事；惟左为散之地，故尊者常居之。今公子自御车，故虚其左以待侯生。此自车中事，宜与朝廷之班位，宾主之揖让无涉也。
△经无天子之尸
《大雅既醉篇》云：“公尸嘉告。”《凫篇》云：“公尸来燕来宁。”旧说皆以尸为天子之尸。《毛传》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诸侯也。”《郑笺》云；“诺侯有功德者，入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然则大夫之为诸侯尸者即称曰“大夫尸”，士为大夫尸者即称曰“士尸”乎？《朱传》盖已觉其不合，故改其说云：“周称‘王’而尸但曰‘公尸’，盖因其旧；如秦已称‘皇帝’而其男女犹称‘公子’‘公主’也。”然秦事不师古，故名多不正而言多不顺，岂得以之例周！且周固称“王子”“王孙”，何独於尸必称为“公尸”乎？此无他，以《大雅》中皆为天子祭祀之诗，故不得不委曲以为解耳。然馀细玩两诗，惟多颂祷之词，初无一语及天子，若《嘉乐》之诗者，何所见其必为天子之尸而非公卿之尸？《经》言“公尸”，吾知为公之尸而已。以《楚茨》、《信南山》例之，可矣；不必别为说以通之也。又按：《虞》、《夏》、《商》、《周》之书皆未有言祭之用尸者；《商颂》亦无之。《周颂》所称祭品、乐器、牛羊、钟鼓之属详且备矣，然独无一言及於尸。其见於《二雅》者，《凫》、《既醉》二篇皆云“公尸”，不云“王尸”；《楚茨》、《信南山》二篇则卿大夫祭祀之诗也。且玩其词意，皆不似成、康以前作。或以天子至尊，臣下不敢为之尸邪？抑尸本非圣人所制之礼，周末文胜，相习而成风邪？《仪礼》本非周公之书，亦无天子祭礼。《戴记》，後人所撰，尤不足据。学者缺所疑焉，可矣。
△“国、家、室”之称谓
天子，有天下者也。诸侯则以“国”称；卿大夫则以“家”称；士庶人则以“室”称。故曰“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称士庶人者也。曰“三家者以《雍》彻”，“三家未睦”，“因其十家九县”，皆称卿大夫者也。曰“七国同役而不同心”，曰“三国入函谷”，曰“六国连衡”，皆称诸侯者也。然下不得兼上，上得以兼下。故天子亦称“国”《诗》所谓“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子出征，以匡王国”是也；亦称“家”，《书》所谓“惟公勤劳王家”，“永不忘在王家”是也；亦称“室”，《诗》所谓“王室如毁”，《书》所谓“乃心罔不在王室”，《春秋传》所谓“王室实蠢蠢焉”是也。诸侯亦称“家”，《传》所谓“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是也；亦称“室”，《传》所谓“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是也。卿大夫亦称“室”，《传》所谓“三室如一”，“杀高厚於氵丽蓝而兼其室”是也。卿之庶子亦称“侧室”故《传》云“卿置侧室”，又曰“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胥也”。其後相沿，凡庶子皆称为“侧室”，汉文帝《赐南越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是也。文帝，高帝之庶子也。後人不求其故，但见此文遂以侧室为指薄後而称妾为侧室，失之远矣！
○《洪范》补说
“天锡禹九畴”之文见於《禹上篇》，又见於《武王下篇》，皆末及详疏其义。故今补之。
“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
△访箕之故
按武王“乱臣十人”莫非贤圣，乃复访於胜国遗贤者，何？盖圣人之心常自以为不足；好问好察舜、武王无以异也。此所以唐、虞而成成周之盛治也。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不知攸叙之故
圣人者，本天以出治者也，故武王一启口即曰“惟天阴骘下民。”周自太王以及文王，治极盛矣，武王缵三王之绪，岂容有所不知，而此乃云“不知彝伦攸叙”，何哉？圣人之心常自处於不知，圣人之志必欲追踪唐、虞而後已，盖闻箕子得九畴之传，故殷勤而访之也。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此原洪范之由。
△九畴不见《唐虞书》
九畴锡於唐、虞之世，《唐》、《虞》之书岂容无一言及之；而竟缺焉者，《禹谟》、《九共》等篇，书之缺者多也。此可知唐、虞之善政，後人不得见者盖亦不少。幸而武王有此一访，否则九畴之学将至箕子而绝，後人不复得见之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此举九畴之目。
△释九畴之目
“五行”者，九畴之一耳。水者，“五行”之一耳。然治水失宜，即五行皆失其正；五行失正，即九畴皆失其传。故九畴必先以五行；五行必先以水也。“五事”以下皆言“用”者：五行者，天地自然之气所生，故不言用；五事以下则皆人事之所当尽，故言用也。“五福”“六极”统於一畴者，祸福赏罚相济而行之，不可分为二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列五行之名。
△九畴先五行
何以首五行也？天地之大用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故九畴先以五行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此推五行之义。
△“土爰稼穑”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皆所以表五行之性；而土独系以“稼穑”者，何？稼穑者，养生之要务也，人非是不能生。故以此表土之用而云“稼穑作甘”也。
世所传五行之术，非《尚书》意。说详见《五行辨》中。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此列五事之名。
△五事与八政
何以次五事也？所以自淑其身者也。施於民者谓之“政”，故著於身者谓之“事”。身之未正，何以治民！故以五事先八政也。
“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此推五事之义。
△言从与思睿
“言”何以曰“从”也？顺理而成章之谓也。後世恣尚新奇，多求工於词藻，而或不必尽合於理；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思”何以曰“睿”也？人心之灵无所不通，苟能用之於正，则天地万物之理皆可以思而得之，故曰睿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日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八政章》有缺
此列八政之名，当为《八政章》之上。此下当有缺文，推八政之义。
△八政先食
次之以八政，何也？圣人之生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将使民各得其所者也。故以“政”继“事”也。民莫众於农；治国莫重於农事。农者，所以为食也。无贪则不能生。故称“农用八政”而先之以“食”也。此先王治民之要务。下文必有良法精意，可为万世法者，惜乎其皆缺也！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此列五纪之名，当为《五纪章》之上。”
△五纪协天道
次之以五纪，何也？圣人所以辅相天地之宜，而以人事协於天道，《尧典》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者也。故以五纪继八政也。
△错简之疑一
《庶徽章》後，自“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乃推“岁、月、日、星”之得失，与此文正相表里。疑即《五纪章》之下而错简於彼者。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於汝极，锡汝保极。”
此立皇极之纲。
“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於极，不罹於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时人斯其辜。於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推皇极之义。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此咏皇极之盛。
△错简之疑二
《三德章》後，自“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所言乃“会极”“归极”之义，与三德不相涉。且以韵读之，亦与“会极”“归极”相叶。疑在“归其有极”之下，亦咏皇极之盛，而错简於彼者。
“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於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此结皇极之旨。
△九畴尤重皇极
畴虽有九，然尤重者《皇极》一章。何者？圣人之治天下，非徒使之安享太平之福而已，诚欲正其心，使无邪慝也。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皇极》一章，所以一道德，同风俗，而使民皆归於仁也。盖圣人履中蹈和，固已立四方之标准；然天下之民智愚不齐，贤不肖互异，或任其情性之偏，或染於习俗之恶，“淫朋”、“比德”，所在有之，势不能归於一。是以圣人“敛时五福”以“敷锡厥庶民”；一人有善，我得而赏之，一人有恶，我得而罚之；於其“有猷、有为、有守”者则之锡福，而“无好德”者不得与焉。然後天下咸望圣人之“极”而会归之，淫朋比德无所施其巧。即有一二败类者，而为众所不容，亦渐化而之善，久之而遂习为固然，“荡荡”、“平平”，莫不“遵王之道”。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者，此也。是以成周之治几於唐、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岂不因於此哉！自周之衰，圣王不作，国异政，家殊俗，由是杨、墨之言得以大行於世，秦、汉以後，益不复以化民成俗为事，郡县乡亭莫不自为风气，乡曲之豪皆得而簧鼓煽惑之，而唐、虞、三代之盛遂不复可睹矣。然则此篇者，诚圣人经世之要务，学者所当尽心者也。故今表而出之。
△“敷福锡民”之义
按：此篇所谓王道也，敛五福以敷锡庶民，而使天下“会其有极”，“不罹於咎”，即孟子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也。必如是，始足为王道。儒者多谈王道而罕有论及此者，何欤？其後晋文定王以示民义，伐原以示民信，大以示民礼，其意亦本於此。然气量之大小，心术之纯杂，迥不相侔。学者比而观之，则王霸之分皎然可见矣。世儒多薄桓、文，至有谓汉在桓、武之间者。无论“无偏无党，遵道遵路”非汉所敢望，即“示信，示礼”汉事宁有类此者乎！非惟藐桓、文，亦浅之乎视武王矣！学者熟玩此篇，则知三代之治远非後世之所及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
此列三德之名。
△三德助建极
次之以三德，何也？所以助“建极”之事也。敛五福以锡民，可以会极而归极矣。然人之性情各有所偏，与其使畏威而寡罪，不若使就学而益明。故以此三者正之。
“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此推三德之义。
△三德归中正
“正直”，顺而导之也。“刚克”、“柔克”矫其偏而变化之也。胜其偏之谓“克”，孔子所谓“克已复礼”者也。“平康”则无所用於克，导其先路可矣。“疆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所以制其太过。“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所以补其不足。此先王之所以育人材，正风俗，而使咸归於中正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权不可下移
圣人之治天下，必合众人之智以为明；非但谋及卿士也，抑且谋及庶人。然其权则不可以下移，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顾明作威福者犹易制，而暗作威福者最难防。鲁季氏、齐陈氏，明作威福者也。晋荀寅求货不得，则不使晋救蔡；范鞅以杨之不献於己，则言於晋君，使执乐祁；荀跞纳祁胜之货，则使晋君灭祁氏、羊舌氏，而晋遂以不振：此皆暗作威福者也。是以圣贤之君必勤政择人以杜其源，明目达聪以遏其流，皆恐其权之下移也。权一下移，则非但害於家而凶於国也，而居高位者惟财贿之是贪，在下位者惟钻营之是尚，风俗自是大坏；人安得不“侧颇僻”，民安得不“僭忒”也！是则此数言者乃圣人御世之大纲。然与三德之义无涉。盖《皇极章》中文而错简於此者。说已见前《皇极章》中。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列稽疑之名。
△圣人重决疑
次之以稽疑，何也？所谓“与鬼神同其吉凶”者也。庸人皆自以为能知，故常无疑。贤人间有疑者。惟圣人常自以为不知，故决疑为要务，非但访於人也，又复质诸鬼神。此圣人之所以为明也。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於人，用静，吉；用作，凶。”
此推稽疑之义。
△圣人广搜博采
君从而龟筮从，吉；卿士从而龟筮从，亦吉；庶民从而龟筮从，亦吉。在上者之谋不必定胜於在下者也。是以圣人广搜博采，不以己所见遂以为然，人所见遂以为非。不然，谋及卿士，固已罕矣；乃复谋及庶人，谁屑为之！无怪乎圣人之能通於鬼神也！“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旧说以为占用三人，非也。此但言於占者之言当从其多者，不当从其少者耳；非限以三人也。
“八，庶征。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
此列庶征之名。
△修身之效
次之以庶征，何也？此圣人变理阴阳之事，所谓“与四时同其序”者也。肃、又、哲、谋、圣，修身事耳；貌、言、视、听，思之得其正耳：而其效乃至此。甚矣，五事之所关者大也！
“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又，时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此推庶征之义。
△休征与咎征
吾阅休征而不知其故也，观咎征始知之。豫则恒燠，急则恒寒，理固当然。然则肃之时雨，又之时，哲谋圣之时燠时寒时风，亦皆理势之自然矣。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此文疑系错简。说已见前《五纪章》中。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日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日恶；六曰弱。”
△《五福章》有缺
此列五福六极之名，当为《五福章》之上。此下当有缺文，推五福六极之义。
△建极之终
次之以五福六极，何也？所以终“建极”之事也。赏罚之权操之自上，然後能使人协於极，故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此文之下，盖叙所以敛之敷之之事，惜乎其文皆缺，不得而见之也！
△洛书非九畴
《伪孔传》云：“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於背，有数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自後说《尚书》者皆沿之。余按：洛之出书惟见於《易大传》，而亦不言其时，不详其事。其他《经》、《传》绝无言及此者。至西汉时，谶纬之学日炽，始以《河图》、《洛书》为说。《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礼纬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自是学者始传《河图》、《洛书》之数，以推祸福。然如所言，则《洛书》与《河图》皆伏羲画卦时事，与禹之九畴无涉也。其以《洛书》为即九畴者，刘歆耳。谶纬本异端之学，而歆尤穿凿附会，往往悖《经》戾《传》而不自知。
观其作符命以媚莽，其说宁有依据！然大儒皆遵之，不敢有异词。噫，其亦异矣！且世所传《洛书》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其中央；今九畴之数，为五者四，为三为七为八为十一者各一，无数者一，与所传《洛书》之数皆不合。何所见九畴之为《洛书》者？潜室陈氏以为“《洪范》‘一二三四五’之文即《洛书》‘一二三四五’之数；‘五行’即所履之‘一’；五福六极即所戴之‘九’。”然则何所见“一”之当为“五行”，“三”之当为“八政”，“八”之当为“庶征”？又何所见“三”之必非“三德”，“八”之必非“八政”，“一”之必非“皇极”，而“五”之必非“五行”乎？以全不相涉之数而强取而合之，毫无义理，而後儒皆信之。
间有一二疑之者，则斥之曰：“《彼不精洪范》之学耳！”然则孟子之辟杨、墨，韩子之辟佛、老，亦可谓之不精杨、墨、佛、老之学乎？且吾未见精此学者之果能言其所以然也。大抵唐、虞之世，年岁久远，文献无征，不可以强通之。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书》言“九畴”，吾知九畴而已。《书》言“天锡禹九畴”，吾知天锡禹九畴而己。九畴之为《洛书》，天锡之为神龟所负，吾不得而知也。世之学者不务求“五行”、“五事”之实以阐禹、箕子之蕴，而苦思劳虑以九畴牵合於世所传《洛书》之数，吾不知其为何心也！惟林氏以为“《洛书》之说不可深信，《洪范》发明彝伦之叙本非由数而起”，其识独为卓然；惜未得见其全文也。故今不载《洛书》之事。
大抵宋儒之说沿於汉、晋诸儒者十之九；然沿於他人者犹少而沿於刘歆、王肃者颇多，是诚不可解也。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盖凡学人，性情多好博览强记，不肯专取一事，平心殚力以求其首尾，故及其久也，遂忘其说之出於何人，衍於何书，而但习熟耳目，以为固然。是以每沿前人之误而不之觉；至有斥其人，鄙其学，而恒袭其说而不自知者。宋儒亦然，今人亦然，未可以此而笑彼也。
△本说作意
《周书》中义最精深而文复明畅易解者，无如《洪范》、《立政》、《无逸》三篇。前《正录》中已言之矣。《盛衰通考》，阐《立政》之蕴也。《续考》，发《无逸》末章之旨也。独《洪范》一篇未及详疏其义，故复为此以阐发之。篇中缺文错简颇多，前人罕有言者。姑据鄙见，摘出数则，以待精於《尚书》者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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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泗考信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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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颉刚按：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
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之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
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卷一
○颜子
【补】“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颜路受业无明文
史记以颜路、曾皙皆孔子弟子；考之《论语》，曾皙有《侍坐章》可据，颜路则无明文。然即使果孔子弟子，亦不可列於其子之後，又未便列於七十子之前。故今仿《正录》之体，冠於《颜子篇》首，以志毓德之由。曾皙仿此。
【补】“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同上）
△《史记》之年不足据
按：颜氏著於鲁者多，《史记》以为鲁人，近是。至言少孔子三十岁，则与《世家》所载伯鱼之年不合，必有一误。大概《史记》之年皆不足据，故今诸弟子皆不载其年。说详後《弟子通考》中。
“颜子当乱世，居於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孟子》）
【附论】“子曰：‘贤哉回也！一箪盒，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
【附论】“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篇》）
△御马之对为颜阖事
《韩诗外传》云：“颜渊侍鲁定公於台，东野毕御马於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颜渊曰：‘善则善矣，其马将佚。’俄而厩人以东野毕马佚闻”云云。余按：此事本出《吕览》，乃颜阖对庄公语，非颜渊与定公也。定公之时，颜子尚少，安能自达於君。马之佚不佚，小事耳；颜子亦非以此见长者。因其氏之同也，遂移之於颜渊，误矣。《新序》亦载此事，盖又缘《外传》而误者。然观《吕览》之文，亦非实事，乃为黄、老言者假设此事，借治马以喻其意，欲为政者之安静无为耳，故曰“礼烦则不庄，令苛则不听”也。《传》乃以为实事，且欲借此以增颜子之美，而不知其视贤圣太小也。故不载。
“子畏於匡，颜渊後。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同上）”
△辨食埃墨之说
《家语》云：“孔子厄於陈、蔡，七日不食。子贡窃告籴於野人，颜回炊之。有埃墨堕饭中，取而食之。子贡望见之，以为窃食也，入告孔子。子曰：‘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有埃墨堕饭中，回食之，不可祭也’”云云。余按：圣人以诚待人，况於颜渊，用舍行藏之所同也，乃诈称梦以钩距之，贤者犹不出此，况圣人乎！颜渊具体而微，而不能不以窃食见疑於子贡，子贡智足以知圣人，曰“赐也何敢望回”，而不能不以窃食疑颜渊，有是理与！此其师友之间相猜相试，初无异於今日屠沽驵侩之徒之所为；屠沽驵侩之徒或犹有耻为之者，而以加於圣贤，呜呼，此岂复有人心者哉！此事本之《吕览》，而词与此小异。然《吕览》之意不过明知人之难，目见者犹不足为信（详见《吕览任数篇》），於孔子、颜子以为言耳。《家语》遂以为真，谬矣。吾故曰：《家语》非孔氏遗书也，伪也。《家语》较之《世家》，其文尤陋，然世儒之信《家语》尤甚於《世家》。韩昌黎云：“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呜呼，果有是理乎！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篇》）
△後儒求心性於虚空之非
按：圣门之学莫要於求仁，圣门之人莫贤於颜子，乃孔子告颜子之同仁以此，则是天下之理更无有高於此远於此者也。後儒不求之此，乃好言心性，尤好求心性於虚空微渺之间，是以其论益精而其於行事益无所当，驯致良知顿悟之说因缘以起，而吾道之不流为禅学者几希矣。岂知理无精粗而功有深浅，浅之可以寡过而深之即足以极深研几颜子之“如有所立卓尔”固皆自“约我以礼”来也。吾愿世之学者笃信孔子之言而勿务为高远难征之说以自误也。
【附论】“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篇》）
【附论】“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篇》）
【附论】“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篇》）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诏》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篇》）
△三正不以天、地、人分
朱子《论语集注》云：“夏以寅为人正，商以丑为地正，周以子为天正。然时以作事，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故孔子尝曰‘吾得夏时焉。’”余按：上古之历本始於子，故历法必以冬至为历元，犹月之必始於朔，日之必始於半夜也。其後圣人修明历法，区画四时，考验中星晷影，而冬至乃在三冬之中，不可中分为二，且当闭藏之候，亦非发号施舍所宜，故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但三代之世三正并行，殷、周之历其先皆有所授，相沿已久，故汤、武革命皆因之不改，犹彻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刘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三正也。且孔子取夏时，固因其建寅，亦以其历之密。观《春秋经传》所载，失闰者不一而足，日食不於朔者亦多，可知周历之疏，不及夏也。第以为取其建寅，犹於圣人之意未尽也。
气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於罕篇》）
△颜子非後儒可拟
汉人称黄叔度为颜子，宋人亦以程伯淳拟颜子。余按：颜子所以几於圣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见，故孔子以夏时、殷辂、周冕、《韶》舞语之，非徒以蕴藉和平，气象雍容为胜人也。但其不幸早逝，未及有所建白。使见用於世，必能移风易俗，创制显庸，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即不见用於世，而著书立说，发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下，非他人所可望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胜人者何在。即程子资颖学纯，启迪後学，非不有功於圣道，然所建白皆寻常贤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尽其所长，而其持论教人亦未见其可仿孟子之二三也。然则二子者，不过以其蕴藉和平，气象雍容，故有此品题耳。宁颜子而仅如是已乎！盖汉末之流风渐尚气度，至於魏、晋遂专以风采度量权衡人物，以至万事不理而有刘、石之祸；宋亦颇有此风，是以亦有靖康之乱也。而宋以後儒者遂以周、程、张、朱媲之颜、曾、思、孟，其视颜、孟亦太浅矣。夫颜、孟，下孔子一等耳；三代以下吾未见有如孟子者也，则亦必无能有如颜子者也。而乃纷纷拟之，致圣贤之真不白於天下，故附论之如此。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谕语先进篇》）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同上）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同上）
【附论】“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
【附论】“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於罕篇》）
△王充辟孔、颜望阊门白马之说
王充《论语书虚篇》：“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止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盖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极，精华竭尽，故早夭死。世俗闻之，皆以为然。如实论之，殆虚言也。人目之视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难审。使颜渊处阊门之外望泰山之形，终不能见；况从泰山之上察白马之色，不能见明矣。非惟颜渊不能见，孔子亦不能见也。陆贾曰：‘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阊门之与泰山非直帷薄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举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绝伤而死，道理宜也。今颜渊用目望远，目睛不任，宜盲眇；发白齿落，非其致也。”
【附通论】“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篇》）“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篇》）“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系辞下传》）“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附通论】“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篇》）“曾子曰：‘以能问於不能，以多问於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於斯矣。’”（《论语泰伯篇》）
△颜子非诸弟子可及
《孟子书》中，公孙丑称“冉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自宋以来，多以颜、曾并称，皆若是班焉者。余按《论语》：“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哀公之问在孔子归鲁之後，後此四五年而孔子即卒，果有可与颜子抗行者，孔子必举以告哀公明矣；孔子之言如是，则是孔子早有论定，颜子非他人所可及矣。颜子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中有孔子以此等语言告他人者乎？然则非颜子不能及此矣。孔子称闵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称冉牛，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如是而已。至於颜子，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曰“回也其庶乎！”曰“於吾言无所不说”，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其称颜子至於如是，其与闵、冉必有间矣。曾子称孔子，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诚哉知圣人矣。然颜子称圣人，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曰“循循然善诱人”，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较之曾子，其於圣道之浅深亦必有辨矣。颜子卒，孔子曰：“天丧予！天丧予！”孟子曰：“然而无有乎尔。”盖颜子之造诣已深，假之以年，圣道不患其不昌明於世；不幸早没，故孔子以为“丧予”，孟子以为“无有”也。由是言之，颜子所至固非诸弟子所可班。故今於颜子独表而出之，非敢於古圣贤妄有所低昂於其间，诚笃信孔子之言而不敢以己见参之耳。
颜子之事与其问答之言，先後皆不可考；姑以事类约略次之如右。
○曾子《史记》：“曾参，字子舆。”
【补】“曾╀（《论语》作‘点’），字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说已详前《详子篇》中。
△辨曾皙风咏之答
《论语先进篇》有曾皙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言志之事。余按此章，孔子问以何事答知己，故子路等三人所言皆从政之事；“风、浴、咏归”，於知我不知我何涉焉？且先生问更端则起而对，礼也；，孔子方与诸弟子言而皙鼓瑟自如，不亦远於礼乎？至在孔子之前而称夫子，乃春秋时所无；《论语》中惟《阳货篇》有之，乃战国时人所撰，不足据。然则此章乃学老、庄者之所伪而後儒误采之者。朱子谓“曾点所言有万物得所之意，故孔子与之”，论虽巧而恐其未必实也。故今不载此文。
△辨曾皙倚门之歌
《檀弓》云：“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门而歌。”余按：孟子曰：“若琴张、曾暂、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又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亦曰：“狂者进取。”又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处章。”若大夫丧而倚其门而歌，无礼甚矣，孔子何取焉？且季武於卒於昭公七年，孔子仅十八岁，度曾皙是时当不过数岁，而安能倚其门而歌乎！此乃放诞之士，庄周之徒之所伪，故今不录。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
△一贯之诏非传道
先儒释此章者皆以“一贯”之诏为孔子传道於曾子。所谓一者，万理浑然，非忠恕也；曾子但借学者进修之目，欲人之易晓耳。余按：颜渊问仁，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贡问博施济众可谓仁乎，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言皆日用寻常平易切实之事，凡学者皆可以致力，虽大贤由之而未能尽，从未有高远深微，难以名状，使人无从致其力者。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果有秘密之传，一言以悟道，孔子何不以告颜子，而使之劳劳於博文约礼之中乎？盖曾子、子贡其资皆不逮颜子，而用力之勤则诸弟子莫有及者；但勤而未得其要，故以一贯诏之。此乃因所不及而教之。非以一贯为传道，亦非人人皆当闻一贯之旨而後为闻道也。孔子言一，不言一为何物，既曾子以为忠恕，则是一即忠恕也。谓一非忠恕，则是曾子欺门人也。且一既非忠恕，果何物乎？名之而不能名也，则曰“万理浑然”而已。万理浑然又何物乎？既终莫能名之，则又曲为之解，谓“圣人之一，不待尽，不待推者也；学者则尽而为忠，推而为恕者也。”夫不待尽而自忠，谓之非忠，可乎？不待推而自恕，谓之非恕，可乎？由是言之，孔子之所谓一，即忠恕也，曾子不予欺也。大抵儒者之论皆患在於过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虚无用之地。吾宁遵曾子之言使学者皆有所持循，不敢从宋儒之说使圣道渐入於杳冥。且一之为何物，门人不知，一之非忠恕，曾子不言；门人不知，曾子不言，而朱子生二千馀年之後，独能默默与圣人之心相契而有以知之，吾恐朱子之贤或尚未至於此。嗟夫，自以孔子之一贯为传道，而世之学者莫不喜捷得而惮勤求矣；自以一贯为非忠恕，而世之学者莫不谈虚理而遗实事矣！象山开其源，阳明扬其波，举天下聪明豪杰之才咸以禅理为宗门，顿悟为心法，至於明季而遂不可收拾。乃世之混同朱、陆与轩陆轾朱者辄谓象山高明而朱子平实。彼象山者，吾不知其高明何在，第恐朱子平实之中尚未免有一二之过於高深者存也。
【附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篇》）
△辨辞鲁致邑之说
《说苑》云：“曾子衣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子不受，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余按：君子之辞受准乎义而已，若以畏人骄人为词，浅矣。况国君所赐尤不可以苟辞苟受，而乃以俗情之施於平人者施之於君乎！且曾子於及门年最少，若能为君所重如此，必其中年後事，孔子安得复存。此乃战国以後杨氏之徒之所伪，故不录。
△辨辞齐聘之说
《说苑》称曾子从孔子於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余按：《史记》称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虽未必悉实，要观《论语》之文则曾乎於门人中年最少也。齐景公以哀之初年卒，曾子甫十馀岁，孔子以昭之末年至齐，曾子时犹未生，而何得以下卿礼聘之乎！大抵《韩诗外传》、《说苑》等书多本於战国时人之言而不知考其年世者，故今多不采。
“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孟子》）
【附论】“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同上）
△辨受父大杖之说
《说苑》云：“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苏；进曰：‘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云云。此说世多信之。余按：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记》曰：“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传曰：“父慈，子孝。”然则其子即不中不才，为之父者且不忍遽弃以伤其天性之亲；况曾子中且才者也，耘瓜而断其根，其细已甚，而曾皙圣门高弟，其旷达之怀必不至以小物介意，宁有因区区之事逞一朝之怒，遂不复顾其子之生死乎！孟子曰：“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其善体亲心如是，况於身，父母之遗体，乃毫不自贵重，甘奉此身以殉亲一时之怒，万一遂死；事过而亲怒平，而悔之无及，为子者何以能自安？《传》曰：“小人老而无子，知挤於沟壑矣。”曾子果死，异日酒肉之养谁奉之，况请所与而进所馀乎！然则即养口体者亦不敢轻於一死，况曾子之养志者哉！余谓曾皙之旷达，曾子之孝谨，其家庭之间必雍睦异常；但曾子既以孝名，後人言孝者因以事附曾之，故有“里名胜母，曾子不入”之语，而《孝经》一篇亦为孔子、曾子问答之言，犹之乎孔子称闵子之孝而後人遂以芦花之事附会之也，犹之乎今世言耿介者必附会以为包拯、海瑞，言推测者必附会以为诺葛孔明、刘伯温也。为此说者不过欲明“大杖则逃”之义，因借曾子以垂训於後世，而不知其诬古人也。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载之，而他附会之说概不列焉。
△辨心动归省之说
传记有云：“曾子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扌益其臂；曾子心动，弃薪驰归，问‘母无恙乎？’”或又云：“曾子在楚，心动，归问其母；母曰：‘思之指。’”余按：此二说亦一事而传闻异其词者。在楚道远，指事小，似不如前说之近理。然皆似因曾子之孝而附会之者，故今不录。
△辨曾母投杼之号
《新序》云：“曾参处郑，有与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一人又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杀人。’一人又来告，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按此乃战国策士假设之言，以见谗言之易入，以曾子之贤，故之耳。宁有贤如曾子，其母知之有素，而尚惑於人言者乎！《说苑》又有“邑名胜母，曾子不入”之语，亦系假设之言，因曾子之孝而之者。故今俱不录。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孟子》）
【附论】“公孙丑问曰：‘脍炙舆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同上）
△辨执丧过礼之说
《戴记檀弓篇》记“曾子谓子思曰：‘，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云云。余按，此亦因曾子之孝而附会之者。曾子能体亲心而彻必请，问必曰有，其独不能体亲心而自重其身乎！且即曾子果有此事，亦不必呼子思而告之也。故不录。
△辨重禄轻禄之说
《韩诗外传》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後，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又引曾子言云：“吾尝仕齐为吏，禄不过锺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後，吾尝南游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余按：此特因曾子以孝著，故言孝者必归之耳。亲存则不择官而仕，亲没则富贵如浮云，此君子之常，况於曾子，其理固应如是；然其事则必无之事也。曾子，孔门高弟，如欲辞尊居卑，固自易易，不必於齐於莒；而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乃战国之风气，春秋时固未有如是者。且楚僭王猾夏，曾子必不仕楚；而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亦非曾子之所为也。故今俱不录。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於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於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孟子》）
【附论】“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同上）
△辨速贫速朽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有子问於曾子曰：‘问丧於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余按：“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之语曾子果与子游同闻之，则桓司马、南宫敬叔之事曾子必与子游同见之，何容曾子不知而子游独知之？公明仪曰：“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又曰：“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忄交乎。”丧之不欲速贫，死之不欲速朽，此自天理人情之自然，以曾子之大贤必不为是不情之语明矣。盖自孔子没後，诸弟子之门人各私其师，故多自尊其师之说而讥他人，因而撰为此等语耳。今不录。
△辨蒸梨出妻之说
世传曾子以妻蒸梨不熟而出之，终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杀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冤於非乎！”或疑蒸梨过小，不至於出，为之解曰：“出妻，令其可嫁；盖有大过而出，以蒸梨为名尔。”余按：妻也者，上奉父母，下理内政，所关甚重。若少年时出妻而不复娶，中馈之何人？“有母尸饔”，胡不恤焉，而家政亦必至於废。若既老而出之，岂数十年皆无大过，独一日而忽有大过乎？且既奉吾亲以终天年矣，老而弃之？亦非君子之所以居心也。道之传也，孔子授曾子，曾子授子思，子思传之孟子，而三人皆以出妻闻，孟子之妻亦几於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有大过，抑为圣贤者必求全责备，一不当意即出之乎？周公曰“无求备於一人”，孔子谓“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然则於妻亦当如是。若为圣贤妻而必至於出，天下谁复敢为圣贤妻者！此皆必无之事，故今不载。说并见《正录考终篇》中。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篇》）
△辨疾革易箦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曾子寝疾病，童子曰：‘华而皖，大夫之箦与？’曾子曰：‘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於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余按《论语》：“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说，吾知免夫！’”曾子守身慎行，动必以正，自其平日之事，不应临没而尚有不得其正者。藉令童子不言，曾子不将不得正而毙乎？大夫之箦如非曾子之所当御，则当赐之时固必辞之；即辞之不获，平日亦必屏之而不用；如可御於生时，乌在病革之时遂必当易之乎！为是说者，不过欲明曾子之心安於正，虽病革而不肯苟焉，而岂知称其临没之贤而反无说以解於平日邪！故今不载。
△後学多宗曾子
按：《论语》於曾子不字之而子之，所记曾子言行亦多，疑皆曾子门人所记。盖曾子於孔门，年最少而学最纯，故孔子既没，後学多宗曾子者。圣道之显多由子贡，圣道之传多由曾子；子贡之功在当时，曾子之功在後世。故次曾子於颜子，次子贡於闵冉、仲弓，或以德贵，或以功著也。
△《大学》非曾子作
世多以《大学》为曾子所作。朱子分“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为《经》，为孔子之言，其馀为《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所记。余按：《诚意章》云“曾子曰”云云，果曾子所自作，不应自称曾子，又不应独冠此文以“曾子曰”，朱子之说近是。然即“大学之道”以下亦殊不类孔子之言。且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後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一人之手明甚，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凡文之体，因乎其时，故《论语》之文谨严，《孟子》之文舒畅，《左传》采之群书则文错出不均。《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传则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论语》：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大学》所言皆忠恕之事。“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忠也。“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恕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忠也。“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其不忠也。“有诸己而後求诸人，无诸己而後非诸人”，恕也。“所恶於上毋以使下，所恶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恕也。忠恕二言，大学之道尽矣。盖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衍之为《大学》者也。故今於《曾子篇》不载作《大学》之事而仍推其意如此。
《曾子》之事，先後亦难详考；姑取《论语》、《孟子》之文，约略次之如右。闵子以下并同，不复再举。
○闵子骞《史记》：“闵损，字子骞。”
△本书称名依《论语》
按《论语》於诸贤皆以字称，或冠以氏（如“闵子骞”，“冉伯牛”，“宰我”，“冉有”之类），或不冠以氏（如“子贡”，“子夏”之类）。惟曾子、有子皆称子而不以字。亦有称以名者（如“有若”，“宰予”，“宪问耻”，“求聚敛”之类），要系偶然，非通例也。今列诸贤，自颜子外皆用《论语》原称，不敢擅更，亦从古之义也。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篇》）
“季子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论语雍也篇》）
△辨菜色之说
《韩诗外传》云：“闵子骞始见於夫子，有菜色；後有刍豢之色。子贡问之，闵子”云云。余按：此亦形容之词，非真有是事。闵子天性恬静，虽事孔子不久，亦必不至於见羽盖龙而歆慕也。故不录。
【附论】“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篇》）
△辨芦花袍之说
世传闵子之母早亡，父娶後妻，更生二子。後妻爱其子而虐闵子，以芦花著其袍。闵子为父推车，寒不能前。父怒鞭之，衣破而芦花见。父怒，将出後妻。闵子泣止之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由是其母感而改之，均爱三子如一。余按：孔子曰：“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玩其语意，乃以父母昆弟之称其孝为易而人之称其孝为难，父母昆弟之言或不免因溺爱而溢美，故必人言佥同乃可为据，绝不类身处逆境者。若如世俗所传，则闵子之得称为孝，易反在人而难反在於母与弟，圣人不应作是颠倒语也。大抵三代以上，书缺实多，事难详考，後之好事者各自以其意附会之。然使其母果有是事，称之，可也；倘原无是事，则是欲称闵子之孝反至大伤闵子之心，其失不亦大乎！孔子称闵子之孝，吾知闵子之孝而已；闵子之所以为孝，吾不得而知也。吾不知闵子之所以为孝，无害於闵子之为孝也。故今不录是事。
○冉伯牛《史记》：“冉耕，字伯牛。”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篇》）
按：闵子与伯牛皆居德行之科。孔子之称闵子不一而足，而出处之节尤人所难能。惟伯牛无所表见，此或因其早亡，未及有所树立故耳。《孟子书》中亦称二子以为“具体而微”，故首列之。
○仲弓《史记》：“冉雍，字仲弓。”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篇》）
【附论】“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篇》）“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篇》）
【附论】“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篇》）
△辨父贱行恶之说
《论语》云：“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注云：“仲弓父贱而行恶，故夫子以此譬之。”余按：称其子之贤而彰其父之恶，揆诸人情似属非宜。且本文云“子谓仲弓曰”云云，安知非孔子与仲弓泛论用人之道，而遽因此一譬悬坐其父以行恶之名乎？窃谓读书凡遇此等语未有确据者，宁可缺其所疑，不可断以为是。万一不然，使古人受诬，其失岂不大乎！故今阙之。
按：孔子以南面许仲弓，固非治赋为宰者所可比，而问仁问政，孔子所答亦似非诸弟子所能及，故居德行之科而列颜、闵之次。惟尝仕於季氏，似未逮颜、闵者。然此或为禄而仕，不得已而为之，未可遽以是为疑也。故今仍从《论语》，列之伯牛之後。
○子贡《史记》：“端木赐，卫人，字子贡。”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篇》）
△“唯”“然”之应不能定参、赐之优劣
先儒谓曾子之闻一贯直应曰“唯”，而子贡曰“然，非与”，不能直应无疑，是其不逮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诏，门人皆当应之，必不默然无言；而独记曾子之“唯”者，为下文门人不解而问曾子张本耳。若子贡乃因孔子先以云云问之，故有“然，非与”之答；曾子则未曾有此一问而直告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试取《参乎章》删“曾子曰唯”四字，则下文门人之问无根；取《多学章》增“子贡曰唯”四字，则赘而无味矣。读古人书当细玩其前後文义，不得强取一二字句为其人优劣也。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篇》）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篇》）
按：子贡与孔子问答之言甚多，不胜其载。“多学”、“问政”及此二条皆有关於学识之高下，故择而载之。
【附论】“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篇》）
【附论】“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篇》）
△辨鬻财之说
汉司马迁作《货殖传》，称子贡“鬻财於曹、鲁之间”，且曰：“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余按：古者金粟皆谓之“货”；“殖”，犹生也；所谓“货殖”云者，不过留心於家人生产，酌盈剂虚，使不至困乏耳，非籴贱贩贵若商贾所为也。樊迟请学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贡学道而躬行商贾之事，孔子不知当如何斥之，何以其辞仅如是而已乎？且谓孔子之道之显为子贡先後之，可也；谓子贡以富故能显之，岂圣人之道亦必藉有财而後能行於世乎！此乃司马氏愤激之言；後人不察，遂以子贡为若商贾者然，谬矣。故不可以不辨。
“大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於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之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左传》哀公七年）
“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对曰：‘从司马。’王赐之甲剑铍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州仇奉从甲君而拜！’”（《左传》哀公十一年）
“公会吴於橐皋，吴子使大宰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左传》哀公十二年）
“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於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於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雠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说，乃舍卫侯。”（同上）
“冬，及齐平。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见公孙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子，周公之孙也。多飨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成曰：‘善战，吾不早闻命！’陈成子馆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愿事君如事卫君。’”景伯揖子赣而进之，对曰：‘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ん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成子病之，乃归成。公孙宿以其兵甲人於嬴。（《左传》哀公十五年）
△辨存鲁，乱齐，亡吴，强晋，霸越之说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於贡存鲁，乱齐，亡吴，强晋而霸越之事。余按：《论语》列子贡於言语之科，《孟子》书中亦称子贡善为说辞，不过其才长於专对，若春秋传中辞盟於吴之类耳，非若战国纵横之流巧言乱德以倾覆人国家者此也，乌有佐陈恒以篡齐，欺夫差使亡国者哉！此盖游说之士因子贡之善於辞舍而之，非圣贤所为，故今不载。
【存参】“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於诸侯者取金於府。於贡赎人於诸侯而还其金。”（《说苑》）
按：此事未必有，然於义无所害，且其事亦类子贡所为，姑列之存参。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後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後归。”（《孟子》）
子贡推尊孔子之言已载《正录》；惟此二条未载，
【附录】“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篇》）
【附录】“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邱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於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篇》）
子贡推尊孔子之言已载《正录》；惟此二条未载，今补於此。
【附论】“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左传》定公十五年）
【附论】“春，越子使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於骀上。二月，盟於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文子曰，‘他日请念。’”（《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按：《春秋传》所述子贡料事之明不一而足，然不关大得失，无庸尽载。惟受玉一事因孔子之戒子贡故载之；而并季孙之思子贡亦列於後。
按：《论语子张篇》，子贡之推尊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贡，其功不可没也，而“与回孰愈”之问亦似伯仲可见者，故次之於闵、冉、仲弓之後。
△子贡时势功业与曾子不同
朱子云：“曾子本是鲁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规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传。若子贡则甚敏，见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规矩，故其後无传。”余按：《史记》所载弟子年岁虽不足尽信，然大要不甚远。今以《论语》、《春秋传》、《戴记》之文考之，康子之问先由而赐而求，武伯之间先由而求而赤；《春秋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之事，而子贡尤多，曾子、游、夏皆无闻焉；《戴记》则多记孔子没後曾子、游、夏、子张之言而冉有、子贡罕所论著。盖圣门中子路最长，闵子、仲弓、冉有、子贡则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时既为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没後为时亦未必甚久；而子贡当孔子世已显名於诸侯，仕宦之日既多，讲学之日必少，是以不为後学所宗耳。若游、夏、子张、曾子则视诸子为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学者之日长，是以孔子在时无所表见，而名言绪论多见於孔子没後也。不然，闵子“具体而微”，仲弓“可使南面”，何以门人皆无闻焉，反不如“得一体”者独能传经於後世乎？由是言之，羽翼圣道於当时者颜、闵、子贡、由、求之力，而子贡为尤著；流传圣道於後世者游、夏、曾子、子张之功，而曾子为尤纯。时势不同，功业亦异，未可谓子贡之不如曾子也。故今因叙子贡之事而备论之。